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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雅贼全集：精装典藏版：全11册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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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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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布洛克作品年表

数汤匙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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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里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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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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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斯宾诺莎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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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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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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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是鲍嘉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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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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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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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机下手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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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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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贼的选择

劳伦斯·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1938—　　）

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还跨越大西洋，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

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爱伦·坡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钻石匕首奖均肯定了劳伦斯·布洛克的大师地位。此外，他还曾三获爱伦·坡奖，两获马耳他之鹰奖，四获夏姆斯奖（后两个奖项都是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

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包括四个系列：

马修·斯卡德系列：以一名戒酒无执照的私人侦探为主角；

雅贼系列：以一名中年小偷兼二手书店老板伯尼·罗登巴尔为主角；

伊凡·谭纳系列：以一名朝鲜战争期间遭炮击从此睡不着觉的侦探为主角；

奇波·哈里森系列：以一名肥胖、不离开办公室、自我陶醉的私人侦探为主角。

此外，布洛克还著有杀手约翰·保罗·凯勒系列。

劳伦斯·布洛克生于纽约布法罗，现居纽约，已婚，育有二女。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年表

1966《睡不着觉的密探》

1976《父之罪》《在死亡之中》

1977《谋杀与创造之时》《别无选择的贼》

1978《衣柜里的贼》

1979《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获尼禄·沃尔夫奖

1980《研究斯宾诺莎的贼》

1981《黑暗之刺》

1982《八百万种死法》

1983《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八百万种死法》获夏姆斯奖

1986《酒店关门之后》

1987《酒店关门之后》获马耳他之鹰奖

1989《刀锋之先》

1990《到坟场的车票》

　 　《刀锋之先》获夏姆斯奖

1991《屠宰场之舞》

1992《行过死荫之地》

　 　《到坟场的车票》获马耳他之鹰奖

　 　《屠宰场之舞》获夏姆斯奖、爱伦·坡奖

1993《恶魔预知死亡》

1994《一长串的死者》

　 　《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1995《自以为是鲍嘉的贼》

　 　《一长串的死者》获爱伦·坡奖

1997《向邪恶追索》《图书馆里的贼》

1998《每个人都死了》《杀手》

1999《麦田里的贼》《黑名单》

2001《死亡的渴望》

2003《小城》

2004《伺机下手的贼》

2005《繁花将尽》

2011《一滴烈酒》

2013《数汤匙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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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数汤匙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鲍斯威尔：我是说，他认为善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
约翰逊：先生，他要是口是心非，就是在说谎；我不认为骗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他确实认为善恶毫无区别，那等他离开屋子，我们就得好好数一数汤匙了。 [1]

[1] 引自《约翰逊传》，作者詹姆士·鲍斯威尔。十八世纪时汤匙多为金或银铸成，价值很高。约翰逊说要数勺子是暗指如果那人不分善恶，会将汤匙偷走。

1

五月的一个周二，早上十一点一刻，我稳坐在巴尼嘉书店收银台后边的凳子上。一边读着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的《羔羊颂》 [1] ，一边懒懒地瞄着店里那位穿牛仔裤和凉鞋的苗条姑娘。她卡其色的衬衫袖子上卷，由小扣子固定住，卷袖下有若隐若现的文身。因为露得太少，我看不出文身的图案，也懒得猜或者去推测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上是否还有更多文身。我更关心的是她肩上挂着的大宽袋子和引起她兴趣的那本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

读到“因为我在考虑我的猫，杰夫里”时，我向窗外望去，琢磨起我自己的猫，拉菲兹。窗台的一小角在晴天的时候才能被阳光照到，那里正是拉菲兹最喜欢的窝点，不论风雨晴天。有时它会用特有的姿势伸展身体，有时它的小爪子会在梦到老鼠的时候动一动。不过这一刻它什么也没做。

我的顾客从她的大包里取出手机。她将手上的书放下，在手机上忙着按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手机放回包里，拿着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微笑着朝我走来。

“我在到处找这本书，”她得意地说，“不过因为我不记得书名或作者所以一直没找到。”

“原来如此，我能明白你的难处。”

“不过当我看到这本，”她晃了晃手里的书，“忽然就灵光一现。”

“啊。”

“我翻了翻，结果就是这本。”

“如愿以偿。”

“就是啊，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而且还有更好的事。”

“什么？”

“这本书有电子版。是不是太完美了？我是说，这本书是一百多年前写的，又没有《哈克贝里·费恩》或者《白鲸》那种名气，你明白吧？”

羡慕死你了吧，弗兰克·诺里斯。

“那两本都很有名，所以有电子版也是理所当然。但是《陷阱》 [2] ？弗兰克·诺里斯？而且我在网上一搜，随手点点，书就是我的了。”

“就那么简单。”我应和着。

“是不是太棒了？而且你猜多少钱？”

“估计比你手上拿着的那本便宜。”

她看了一眼书页里用铅笔写的价格。“十五块。还算合理吧，毕竟这书怎么也是一百多年前写的了，还是精装版的。不过你猜我刚才在网上买它花了多少钱？”

“洗耳恭听。”

“两块九毛九。”

“真是不错。”我回答。

卡洛琳·凯瑟，在离我两个门店远的“贵宾狗工厂”给各种狗做美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多数时候也是我的午餐搭档。我们俩轮流从附近的餐厅买午饭带到另一个人那儿去吃。今天轮到她买饭到我这里来。在文身姑娘将可怜的弗兰克·诺里斯丢在收银台的一小时后，卡洛琳翩然而至，掏出今天的双人午餐。

“朱诺洛克？”我问。

“朱诺洛克。”她附和。

“我真想知道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

她咬了一口，咀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连这是什么肉都尝不出来，更别说是哪个部位的了。”

“几乎有可能是任何东西。”

“就是啊。”

“不管这是什么，”我说，“我不记得咱们吃过。”

“每次都不一样，”她回道，“而且每次都耐人寻味。”

“有时候甚至好吃得不得了。”我说，然后告诉她弗兰克·诺里斯和文身姑娘的事。

“也许是条龙。”

“你是说文身？还是咱们的午饭？”

“哪个都行。她用你的书店找到她想要的书，然后从亚马逊上买了电子版，还和你吹牛自己干得挺漂亮。”

“她倒是没让我觉得她在吹牛，”我说，“她就是跟我分享了她的胜利。”

“还狠狠地砸回你的脸上，伯尼。而你却好像毫不介意。”

“是嘛？”我考虑了一下。“哦，”我说，“我大概还真是不介意。你知道她听上去还是挺无辜的。‘你瞧我省了十二块，多棒啊！’”我耸耸肩。“至少我的书没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她会偷书。”

“在某种意义上，”她回道，“她是偷了。不过如果你都不在乎，我干吗为你生气。这饭真好吃，伯尼。”

“最好吃的。”

“台中二人组。我都不知道我念对了没有。”

“我至少能肯定你念对了后三个字。”

“最后三个字，”她回道，“永远不会变。”

餐厅在百老汇街和东十一街交会的一角，对面是饶舌酒鬼酒吧，餐厅的招牌设计没有变过，几乎和我的书店同龄。但是店主来自天南海北，煮的食物也不停地换，每一位（或两位）新店主都只将前半部分字刷上。塔什干二人组被瓜亚基尔二人组取代，然后又被金边二人组取代，等等。

我们渐渐对餐厅的改朝换代习以为常——餐厅的地点似乎风水不好——而且每当我们开始厌烦当下的口味时，就可以对下一任店主的食物翘首以待。而且，即使我们每隔几天就会去二人组餐厅，纽约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熟食店，比萨店，餐车店。

然后当坎大哈二人组弃甲而逃，台中二人组接手经营后，一切都变了。

“今天我要早点关门。”我告诉卡洛琳。

“就是今天吗？”

“就是今天，我原本想早点从城里回来到饶舌酒鬼找你，但感觉没什么意思。”

“尤其你还只喝巴黎水，是不是，伯尼？你想让我一起去？”

“还是不用了。”

“你确定？因为我早点关门也没问题。今天只有一只苏牧要吹干，主人下午三点来接它，最晚三点半。我可以陪你。”

“踩点那次你就跟着。”

“没什么大不了的，小菜一碟。”

“我觉得这次我还是单独行动的好。”

“两个人好歹有个照应。”

“我不想让监控摄像头拍到你第二次。一次没问题，两次就太可疑了。”

“我可以变装。”

“不行，变装的是我。”我说，“我这次的变装不需要身边跟着一个发型像同性恋的小女人。”

“好吧，至少小女人比矮子好听点。”她说，“而且我这个发型一点都不像同性恋，不过你的话我可以当作参考。那我就在附近转转怎么样？不行？好吧，伯尼，但我得带上手机，如果你需要我——”

“我会打电话的。不过概率不大。我偷了书就回来。”

“先查查亚马逊，”她说，“看看有没有电子版，省得白费工夫。”

[1] 《羔羊颂》克里斯托弗·斯马特所著的宗教诗歌。诗歌写于一七九五年至一七六三年。书名为拉丁语。创作时，斯马特被关在英国东伦敦的疯人院里。被关期间，斯马特感到无家可归的孤独，陪伴他的只有自己的猫杰夫里。这致使斯马特只能将精神寄托于上帝和诗歌。诗中对猫和上帝的关系多有描述，至今仍被爱猫者所乐道。该著作于一九三九年首次被发表。下文对此书有更多解释。

[2] 《陷阱》发表于一九〇三年。是以芝加哥一九〇〇年初麦子期货投机交易市场为背景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弗兰克·诺里斯不幸于一九〇二年意外去世，使三部曲成了无法完成的作品。

2

马丁·格里尔·高顿在一九四六年的某一天停止了给身边的人找麻烦。一场脑瘤让他一命呜呼，他大多数熟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都对此拍手称快。马丁当了三十多年强盗式资本家，又用同样长的时间金盆洗手，做了位积极的收藏家。他走的那天双手抱头，发出了一声乌鸦啼叫般的怒吼，然后便倒地不起。他倒在高顿堂大厅厚厚的奥布松地毯上，地毯下是大理石地板。从前这里是他的家，死后便成了他的灵堂。

高顿堂盘踞在离哥伦比亚基督医院半公里远的地方，救护车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可惜为时已晚。马丁·格里尔·高顿，一八八一年三月七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拉特罗博，头倒地的时候就几乎完全断了气。

五十年过去了，他的房子仍在。他的前半生拼命赚钱，后半生拼命地花。所有的钱都用在购买绘画和其他艺术品上，并建起高顿堂来保护他和他的宝贝。

至少当初是这样设想的，有生之年他也确实做到了。原本的住宅如今已成了一座博物馆，每周对外开放六天。外地人很少来这里，旅行指南也极少着墨，它离曼哈顿中区和上东区的博物馆一条街都很远。所以这里一直游客稀少。

来这里的人一定是另有缘由，如果你碰巧来到这边，大多数情况下也会是误打误撞到附近的修道院。“下次我再去高顿堂”你这样告诉自己，只是你永远不会去。

我和卡洛琳五天前第一次来到这里，那天是星期四。我们伫立在一幅戴着羽毛帽的男人的画像前，画框下面的铜片上注明了此作出自伦勃朗。我手中的旅行指南对此表示质疑，并引用了一个常被提起的事实：伦勃朗一生只画了两百幅肖像画，其中三百幅流落在欧洲，四百幅在美国。

“所以这画是假的。”卡洛琳说。

“如果是，”我说，“我们也只是听信这本旅行指南而已。我们可以去大都会美术馆看看真的伦勃朗，但我们之所以认为那儿的伦勃朗是真的也不过是因为它们悬挂的地点。而且为了看那些所谓的真迹，我们还得花上二十五美元门票，这里只要五美元，还没人和我们贴着挤。”

“我最讨厌被挤来挤去。伯尼，这画真是漂亮。你看一眼这人的脸就能感受到他整个人的气质。”

“确实。”

“他肯定是同性恋，你说呢？”

“因为羽毛帽子吗？”

“不，就是他整体散发出来的气质。我不知道自己的直觉靠不靠谱，尤其是对几百年前的人。我只是喜欢这幅画给我的感觉，谁在乎它是真是假？”

“反正我不在乎，”我说，“我干吗在乎？我又不准备偷它。”

那是上周四的事了，今天是周二，天阴沉沉的，不过天气预报说午夜后才会有雨，一直下到周三晚上。第七台的天气预报管这个叫特别天气报道，我一直不明白能让任何人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天气预报哪里特别了。

无所谓。高顿堂周三闭馆，所以无论下雨晴天我都不会去。我很喜欢闭馆前一天去参观。在这一天，他们很容易忽略我想要偷的东西。他们的伦勃朗，无论真假，和在墙上挂的、还有柱子上摆的各种展品一样，与我无关，是安全的。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晚一天去也没什么大碍。

所以早上我心怀不轨地离开家，兜里装着一个小圈，上面套着各种被司法机关视为盗贼专用的金属小物，事实上随身携带它们已经犯法了。但是随身带着超市塑料袋是不违法的，袋子里装着一个棒球帽，一件运动衫和一副墨镜。不过它们对我想要做的犯法的事都有用处。

下午三点，我将我的特价书桌搬进来，给拉菲兹换了新鲜的水，锁门离去。我又拿起超市袋子，当然，盗贼的金属工具仍在贼的兜里。

巴尼嘉书店在大学广场和百老汇之间的东十一街上，而高顿堂在华盛顿堡垒大道上。至于你把它归在华盛顿高地区还是内林区则要看是哪个房屋中介来烦你。从我的书店去高顿堂的最佳途径是乘直升机，你应该可以降落在博物馆的房顶上。不过我坐了L线地铁到十四街，然后倒A线一直坐到了第一百九十街。

车站距博物馆三个街区，我向反方向走了一条街找地方换行头。电话亭对超人来说可能可以用来换衣服，可是你上次见到一个电话亭是什么时候？当多米尼西亚小卖部的人说卫生间仅限顾客使用时，我掏出了一美元，买了份《西班牙日报》。他对我翻了个白眼，每个到美国的多米尼西亚人都能很快学会这个表情，向我指了指身后的一扇门。

我早上工作时穿的是卡其色裤子和GAP的T恤，T恤原本是黑色的，但多年的洗涤已使它变成了可人的深灰色。而我带来的是夏威夷大花衬衫，不过我认为这件衣服生产于孟加拉某地的血汗工厂，离夏威夷的威基基十万八千里远。衬衫上画着鹦鹉，你几乎可以猜到它们在说什么。

卫生间非常小，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比电话亭大。我把大花衬衫套在T恤上。这打扮不能算什么伪装，至少认识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我。“怎么啦，伯尼·罗登巴尔，”熟人会说，“你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干吗呢？”

不过我穿成这样不是想骗过认识的人，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碰到什么熟人。鹦鹉图案是给陌生人看的。衬衫本身引人注目，进而转移对衣服主人的注意力。

我戴上墨镜和棒球帽，帽子是蓝色的，带着橘黄色的纽约大都会队标。我出了小卖部，没有对店主看上一眼。如果他又对我翻了个白眼，我也不知道。我仍然提着超市塑料袋，但是袋子里只有我的报纸，而我的一美元已经花得挺值了。我向来时的方向走去高顿堂，路上扔掉了报纸和袋子。

买五美元门票时，我认出了几天前的售票员，并以为她也会认出我然后说，“哦，又是你啊。真喜欢你这衬衫，不过你那个拉拉发型的小女朋友呢？”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道了声谢，然后递给我门票收据。

我随便逛着，在不知真伪的伦勃朗画前再次驻足。博物馆比上次和卡洛琳来的时候还清静，但我有一种感觉，少数的游客似乎开始无意中留心到我。这件衬衫应该引人注目，但不应该让人长久留心。它应该起到的效果是让人看一眼，耸耸肩，然后看向别处——至少我心里是这么设想的。

也许他们看的并不是这件衬衫。是因为我在洋基热衷者聚集的地方戴了纽约大都会队的球帽吗？就算确实如此，我应该也只会在马路或学校的操场上被狠狠地瞪一眼，但不是在这座文化的殿堂里。

哦，谁知道。也许是墨镜。今天甚至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哪个小丑似的精神病会在博物馆里戴墨镜？怪不得伦勃朗肖像画里的嘲讽味儿看上去比我记忆中更浓了。

如果引人注目的是衬衫，棒球帽和墨镜则是为了帮我在安保摄像头前掩盖身份。它们帮我藏起脸，所以我看起来只是个无名路人，是任何人审查录像带时都无法辨认的路人甲。但是，如果事实上它们却引起了他人的注目……

在我左边，一个有些年纪的女人正努力把她的目光放在肖像画上，我可以感觉到她铁了心决定不看向我。如果每个纽约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今天不要与疯子有任何眼神接触。这个任务在当你看不到疯子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藏在黑色墨镜后面时——尤其具有挑战性。

视网膜色素变性症，这是我想出来的理由。我会说我得了这个病，遗传的，它会让你对光线异常敏感，而且最终会导致失明，所以我想用我所剩无几的光明看遍每一幅伦勃朗的画。

“哎哟，真是的。”我大声喊了一句，摘掉墨镜，心不在焉地甩了甩头。就在我把墨镜放回衬衫口袋的瞬间，身边的同伴明显放松了下来。她的眼睛从没离开过伦勃朗的那幅画，但她忽然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样看来我不是疯子，我只是心不在焉，她的世界又恢复了秩序。

上次来的时候我确定了博物馆洗手间的位置。现在我走到那里，但没有进去，我打开卫生间对面没有标记的那扇门，门后是下楼的楼梯。我有些犹豫地走下去，然后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一堆桌椅、盒子，还有文件柜，像迷宫一样。

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位年轻女子，她带着一目了然的神情。

“你在找洗手间，”她说，“你应该向左转，但是你却往右转了。”

“哦，对不起，”我说，“我太笨了。”

“没事，这事儿经常发生，”她说，“而且这是我们的错，没有在门上写清标记。我是指这扇门，我的意思是，卫生间的门已经标记了。上面写着‘洗手间’。”

“肯定已经标得很明显了，”我说，“但我就是没注意到。我看到对面那扇门，然后——”

“对面那扇门上没有任何标记，所以你以为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卫生间，我们也是因为不想宣扬，不然真该挂个牌子在这扇门上，你不觉得吗？但是牌子上应该说什么呢？”

“哦，也许该说‘此门不通往洗手间’吧？”

“或者是‘请回头’。”

天啊，她在和我调情。而且，在我看来，我在回应她。她身材玲珑、金发、有张漂亮的嘴巴和尖尖的下巴，脸上的书呆子眼镜只会让她看起来像最性感的博物馆管理员，不过这很可能是她工作的一部分。调情是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要看时间和地点，而且肯定不是现在。

“嗯，”我说，“我最好，呃……”

然后我转身逃跑了。

上次来卫生间的时候我都得排队等，但今天这里很清静，没有人排队。我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我把其他人锁在了卫生间外面。我伸手掏口袋，拿出我的偷盗工具。

然后我开始对窗子做手脚。

从街面向下走五或六级台阶就是高顿堂的一楼大厅，而高顿堂卫生间窗户顶部正对街外面的人行横道。窗子前面有不锈钢网防护罩，白天阳光可以照进来，同时又挡住了任何其他异物。十几个螺栓将防护罩固定在一起，并由一条复杂缠绕的电线将其接入博物馆的防盗报警系统中。

上星期四的那个下午，我有机会将它细细检查了一番，并用手机给窗户系统照了张相以免自己忘记。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首先是防盗报警系统。现在当然是没有开启的，而且一直到他们今天闭馆时都会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可以在没有任何防盗报警系统的情况下随便动它。我需要做的就只是断开两根电线，并将它们重新连接到别处，以便打开和关闭窗子，而又不会触动到电子感应器。这是复杂的程序，需要久经磨炼的老手轻轻地感触，但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接下来是窗前的防护罩。螺栓固定得很紧，但是有容纳一把螺丝刀的开槽，我已经知道我可以转动它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带螺丝刀，但是我有一枚硬币，而硬币的尺寸正好可以转动螺旋栓。即使用那枚硬币有限的杠杆力我也能将其转动，而现在我有正经的螺丝刀，拧开它们就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干到一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比其他螺栓稍微难拧一些的螺栓，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试图开门，却发现它被锁住了，门把手发出一道很大的声响。

“马上就好。”我说。

事实证明，我确实也不需要太久，因为我再使了一下劲儿就转动了这枚螺栓，余下的都很容易。我将这些卸下来的零件放进口袋里，最终打开了窗子的防护罩，转开窗户锁，打开很可能有好几年都没有被打开过的窗子。

我手撑在窗户上，这窗子不怎么想动，但我倾尽全力推在它身上，窗子就打开了，发出一阵噪音。如果开窗时有什么动静，别人也只是会觉得是我的肠胃在作怪，所以我才一直不出来。

把窗户打开后我不情不愿地又将它关上，这一次产生的噪音小得几乎完全听不到。我将防护罩放回它原本的位置，但没有将任何螺栓拧回去，而是用了几条一英寸左右宽的长方形胶带将防护罩固定，这些胶带足以防止罩子掉下来。不过稍微用点力气，手指就可以将防护罩推掉，可是谁会这么做呢？我看向手表，离闭馆时间正好还有十分钟。在他们把我们全部赶出高顿堂之前，可能会有另一个游客来用洗手间，或者一两个员工回家前需要再用一下洗手间，但是他们不太可能会发现我在窗户上做的这些小手脚。

我花了一点时间擦拭我可能碰到过的表面。我忘了带手套，但是即使我记得把手套带来，也不可能在把自己锁进洗手间前将它们戴上。手套会影响我手指的灵活性。而且指纹很容易用纸巾擦掉。

我做了个深呼吸，然后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但我想不明白是什么。盗窃工具？都在我右手的裤兜里，窗子的那堆螺栓？都在我左手的裤兜里，里面还有我的钱包。墨镜？在胸前的口袋里，棒球帽？在我头上。夏威夷鹦鹉衬衫？我正穿着它呢。

还有什么？西班牙语报纸？我已经把它扔了。

我打开了门。早先来敲门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急用洗手间，也或者找到了其他替代场所。总而言之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清空了，离闭馆只剩下几分钟。我又瞥了一眼那幅伦勃朗，把球帽从我的额头上向下拉了拉，戴上墨镜，低下头走出大门。

我故意以一种悠闲的步调走了一个街区，等待着几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发生，也许是一声叫喊，一只放在我胳膊肘上的手，一声尖锐的警察口哨声。我并没有真的期待会有什么事发生，但凡事总有万一。

什么也没发生。但我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

我又走了两个半街区才恍然大悟。该死的。

我自己忘了用洗手间。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已经去过两个洗手间，先是在多米尼西亚人的小卖部，然后在博物馆，我花时间在第一个地方买了一份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报纸，然后在第二个地方干了点儿犯法的事情，我在每个洗手间里都很忙，以至于根本没时间用两个洗手间做传统意义上该做的事情。而且那些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感觉到需要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但是现在我很需要上。

真是地狱啊。

我走了三个街区，找到了一家有着爱尔兰名字的酒吧，里面的客人大多是拉丁裔。酒吧里的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没有开声音。吧台的调酒师是个体形沉重的家伙，脸上留着胡子，看上去不怎么高兴，我的到来显然也没有提起他的精神。我还戴着墨镜，这可能也有关系，谁会高兴看到一个在黑咕隆咚的鬼地方还戴着墨镜的精神病？

也可能因为他是洋基的粉丝。

我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花钱买去洗手间的权利。我不能买啤酒喝，尤其是当该干的活儿只干了一半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这里也不是买巴黎水的地方。所以我说给我来杯可乐，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更阴暗了。趁着他往玻璃杯里装冰块的时候，我找到了我要去的地方。这次我没有其他的杂事分心，踏踏实实地做了我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回到吧台，付了可乐的钱，喝了一口就把它放下，向门口走去。

“嘿。”

我转过身来。

“这可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但我一直想戒了它呢。”我说完便毫不犹豫地逃出了这个鬼地方。

我乘了不同的地铁线回家，从百老汇街第七十二街步行到我在西区第七十街的公寓。回去的路上，我把纽约大都会队的棒球帽送给了在地铁里满眼羡慕地盯着它的小男孩，我也考虑过是否要甩掉身上的鹦鹉衬衫，但是穿着这件衣服回家似乎更简单，同时还可以留着墨镜在贴身口袋里。

我的门卫没有对我或我的衬衫看上第二眼。我走上楼，脱下鹦鹉衬衫和其余衣物，在淋浴下花了十五分钟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我有一种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的冲动——也许打给卡洛琳，或者我的客户。不过最终决定我还是不想在事情干到一半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们。再过几个小时，当我把今天一天的工作完成后，我就可以去打那通胜利的电话。

不过如果事情不如我愿，出了大差错，我恐怕那通电话就要打给我的律师沃利·亨普希尔了。

然后，我又想到我或许可以打电话给女朋友。当然前提是如果我有一个的话……

我走进客厅，看了看墙上的画，在白色的画板上有黑色的水平线和垂直线，线与线的交会形成了矩形方块，方块里面则填着各种原色。画看上去像是彼埃·蒙德里安 [1] 会画的东西，事实上也确实是蒙德里安画的。这幅画，至少值个公爵甚至是国王的赎金，就挂在我家的墙上。几年前，我被卷进一场乱事，整个过程异常复杂，我亲自监督了几幅蒙德里安伪作的诞生。尘埃落定时，那几幅伪作被辗转送到不同买主家的墙壁上，只剩一幅无人问津，我便把它带回了家。

而陪我回家的这幅才是真迹。

只是这画也就好到这个地步。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可能选择去卖掉它。这幅画没有任何来源证明，我也没有对它的合法拥有权，称不上什么合法交易。

当我非常罕见地有位女性访客的时候，她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幅仿作。有些来过的访客也会问我是否是我自己画着玩儿的。其中一位，比其他来做客的稍有些学问，对画上的龟裂纹很有研究。“看来有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把这画给做旧，”她说，“不过这画仿得颜色不太对，你不觉得吗，伯尼？蒙德里安的蓝色并没有那么强烈，而他的黄色也透着一点绿色。”

我告诉她，她观察入微，眼睛很尖。

你猜怎么着？我想我对这幅蒙德里安的真迹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没有人知道它是真的。真迹伪装成赝品，而这是我的小秘密，我想什么时候来看它都可以。

当然大部分时间我都对这幅画视而不见。我想我每天对挂在墙上的任何东西都一样不怎么注意。它们是视觉噪音，和背景噪音的效果一样。但是今天，在琢磨过那幅伦勃朗的真伪之后，我又细细地端详起我的蒙德里安，好似初见一般。

我倒在床上伸展开四肢，然后闭上眼睛。眯一觉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我的心思过于杂乱而无法沉沉睡去。事实上我的大脑像个轮子一样在不停地转，对此我并不觉得惊讶。毕竟，我就像一个中场休息的戏剧演员，仍然在十分入戏的状态，休息几分钟后便要重返舞台。淋浴也许会让我稍感放松，蒙德里安的画也许让我稍觉轻快，但是我正在进行一次盗窃，在完成这次行动之前，我不能完全放松心神。

我饿了吗？我想了想但是无法判断。那顿我不知内容的台湾午餐味道不错，也一直让我觉得还饱，但自午餐之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久到足以让我开始考虑晚餐的内容。

但是，我向来不太愿意撑着肚子闯入或者溜出某个作案现场。在我看来，饥饿的盗贼有着明显的优势。

虽然有的贼可以做得特别过分。但是至少有一次，我偷了一半停下来，到厨房里查看是否能够找到被主人藏在家里的应急现金。（你不会相信有多少人在厨房台面上的罐子里留下应急的现金零钱，也有人把零钱塞进冰箱装黄油的格子里）那一次我设法让自己相信装花生酱的罐子里有好几沓百元现金等着我，当我在那堆罐子里除了花生酱什么也没找到的时候，我就转而去找面包和果酱，花了一两分钟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又花了几分钟吃掉它。最后我把留下指纹的黄油刀洗干净，然后回到手头上偷盗的活儿。

高顿堂会有面包、花生酱和果冻吃吗？似乎不大可能。我自己的厨房里倒是有这些东西，但是那真是我想要的吗？

我真正想要的，我最后决定，是回到偷窃行动上。

我煮了一杯咖啡，打开电视，喝了几口，又把电视关掉，然后换好了衣服。我仍穿上卡其布裤子和运动鞋，但是换上了一件淡蓝色的翻领衬衫，并在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要不要加条领带？我考虑了两条备选，选了那条带着金色和绿色斜条纹的，然后又决定还是不戴领带的好。一件衬衫，一件外套，没有戴领带。活脱脱一位勤奋工作的小伙子，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衣领松开了，毫无疑问的是，原来系在脖子上的领带被他小心卷起来，妥帖地放在西装外套的口袋里，以免弄皱了。

我将咖啡喝完。

时间到了没有呢？求你了上帝，是时候去了吗？我决定是时候了，然后出发。

[1] 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理论家。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抽象画的先祖。他的代表作多由三原色红蓝黄，三原值白黑灰，以及两种指向线横与竖组成。此处所提到的故事详见《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4

高顿堂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这让我感到欣慰。夜晚的殿堂看起来和白天不太一样，所有室内灯都被关掉了，只有外面的一些小集光灯亮着，照在外墙的大理石上折射出微弱的闪光。

我走过大门口，等一辆过路的车开过去，然后沿着高顿堂外墙的西翼走了一段路。我已经在附近探过路，这条路线可以让我绕过任何监控摄像头照得到的范围。

我的口袋里没有装领带，因为我觉得用它来证明我借口的真实性有点儿没必要。我身上的各个口袋里仍装着作案工具：我的小螺丝刀，从博物馆窗户上卸下来的十二个两英寸大小的螺栓，我的小卷胶带，我的笔形手电筒，以及一副食品加工者和电视上的警察都喜欢用的薄乳胶手套。

抵达卫生间窗前时，我已经戴上了手套。我用一只戴手套的手遮住了手电筒的光。我把它只打开了一小会儿来确定我确实站在了卫生间的窗前，而不是其他没有被撬开的窗户。确认了以后，我才放下心来，双膝跪下轻轻推开了窗子。

窗子打开时又发出了噪音，我吓了一跳，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仔细地听着周围是否有什么回应的动静。当确认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时，我重拾起自己的呼吸，回到手头的活儿。我按下窗前的防护罩直到它变松动，然后双手抓牢，将其向前下方倾斜，直到防护罩轻轻地顶在下面的洗手池上。然后我爬了进来，双脚着地的时候，我保持了两分钟的绝对静止，专心聆听周遭有没有声音。

我听到远方的车水马龙，正当绝对静止的两分钟要结束时，我听到了一个男人遛狗的脚步声。这个男人的声音我听到过，所以知道他说话的时候是对着他的狗，我听到他说：“斯波特，你最喜欢留印儿的地方，快去。”

斯波特听话地跑过去尿尿留印儿，然后继续他们的散步。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就让窗户这么开着，然后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并回身将它重新关闭。关窗时窗子再次发出的噪音让我将牙关紧紧咬住。我重新将防护网放了回去，并掏出两个螺栓放入墙孔中固定，代替早先的方块形胶带，我给每个螺栓轻轻拧了小半圈。

我借着外面街上射入的几束微弱的灯光完成了这一切，随后打开卫生间的门，走到外面再次将门关上。之后我就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中。我拿手电筒的光短暂地晃了一下，它足以让我分清自己所在的方位，让我能找到去地下室的门。当然，就是洗手间对面的那扇。我转了转门把手，又使了点儿劲儿推，但是门没开，很显然，不知哪个讨厌鬼将它锁上了。

哦，那好吧。我迅速地在锁的前面跪下来。我不需要手电筒，甚至可能不需要我的盗窃工具，尤其是在我随身带了根发夹或是牙签的情况下。

我想这样一把锁应该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白天的时候，它可能会避免无厘头的访客把这扇门误当作卫生间打开，走下门后的楼梯。但是我白天的时候已经将门打开过，可见他们白天并不锁这个门，只是晚上下班后才锁。而这大半夜的他们想锁在外面的又是谁呢？贼吗？想什么呢，祝你好运，亲爱的。

我拿着手电筒走下了地下室的楼梯，然后环顾四周查看是否有我没想到的窗户。当我确定自己是在一个无窗的地下室后，我打开了两盏顶灯，让我的手电筒休息。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

啊，多好的感觉！

盗窃这个事儿我做了太久以至于我已经将它看作是一个职业，我认为我对待它的态度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再多的专业精神也无法超越偷盗本身带给我的兴奋和喜悦。当我发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到本没有权利到达的场所时，便会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所震撼。我在俄亥俄州的一个镇子长大，直到今天可以在纽约生活，所经过的路途漫长。但是现在我在高顿堂的地下室里感觉到的兴奋并不异于我第一次闯入俄亥俄州邻居家的感觉。又一次的，我用无法言语的兴奋做着我自己知道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无法对这种感觉做出任何理性的解释，所以只能放弃解释。因为就算尝试着去解释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天生就是当盗贼的料，我就是喜欢偷东西本身。

事实上，我对偷盗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想要延长整个过程。我想要驻留在我闯入的地方，呼吸陈旧的地下空气，然后兴高采烈地感受血液在我的血管中涌动的感觉。

地下室里有无穷无尽的宝贝，让人眼花缭乱。我的心跳加速，这里有古时的战衣，雕像，绘画，还有一把武士剑，和一卷中世纪的挂毯。更令人兴奋的是我看不到的、地下室里堆满的大收纳箱子、盒子和文件柜，里面不知都装着什么宝贝。

想要找到可以偷的东西并不难，但那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我这次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而达成该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我寻找目标的精力集中在这一件物品上。

对贼来讲，时间是根本。一个窃贼的时间，让我告诉你，永远是最重要的。你在敌方领土上度过的时间越短，你最后能安全回家的概率就越大。

即使如此，这次行动已经花了近一个小时。我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把它藏在哪里。找到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在博物馆烦琐而奇特的收藏系统中摸索出了他们的收藏模式，搞明白了在哪里打开正确的文件柜。在文件柜顶部的第二个抽屉背面，我发现了一个浅褐色的文件夹，上面的标签写着A.L.L.B。

我并没有从首字母开始寻找，但如果准备那么找，那这正是我要找的。《返老还童》 [1] ——对的，就是这个，我抽出了这个文件夹，打开它，翻了翻用无横格纸所书手稿的前四十多页，手稿原本是白色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经变黄了。

第一页及随后的几页里都是用蓝黑色墨水写的字。虽然我以前看过这个笔迹，但我还不能确认手稿的真伪，就好像我无法证实或证伪那幅伦勃朗的肖像是真是假一样，只不过在我这双未经训练的眼睛看来，手稿是真的。而我也没什么理由质疑它——很多人试图模仿伦勃朗的笔触，而模仿这位老兄笔迹的却少有人在。

我又长出了一口气，而这已不是今天的第一次。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屏息凝神。我随手翻了翻，除了第一页，每一页底部都有一个数字，每个数字都还在，一直到最后一页的43，就在“完结”一词的下面标着。“完结”二字用易于辨识的花体写成，下面是以同样的神韵写得更大一号的F.S.F。

就是它。

我解开纽扣，把文件夹放在衬衫里面，再把扣子扣好，重新套上我刚开始找手稿时脱掉的西装，关掉了照明用的顶灯，用手电筒的光导引我走上楼梯。

我其实真的不想花时间锁上地下室的门，星期四上午会有人惊讶地发现门被打开了吗？我在脑海里将这些都琢磨了一遍，最后还是锁上了门。

没什么原因。

这一次，我卸下两个螺栓，放回兜里，之后推开卫生间的窗子，用同窗边等宽的胶带将保护罩的顶部贴到窗框上，然后又加了一条等长的胶带以便稳固窗子。我把保护罩拉开，像虫子一样从窗口钻了出去，让保护罩滑回原位，最后关上窗户。

我走了一个街区，才发现还戴着手套，于是脱下来，藏进口袋里。我又走了一个街区，转过街角，然后又走过了第三个街区。一路上没有警车的警笛大作或警察的口哨声，也没有执法人员的手臂伸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将我带走。

呼，我长舒了一口气。

[1] 上面提到的A.L.L.B（“A Life Lived Backward”）是该书书名的英文字母缩写。

5

我通常在早上九点给巴尼嘉书店开门，而且大多是为了我的猫多于我的顾客。他们对书籍的渴望很少会在十点之前将他们送到我的门口，但我的猫会在一大早就喵喵叫着要吃的，还用自己的身体来蹭我的脚踝。

所以我决定每天早上九点开门，不过这也有例外。有时等我给拉菲兹喂食并换上清水后已经是九点半。如果拉菲兹是它所在物种的一名普通成员，我每天随时随刻就要面对一项不怎么受欢迎的杂事——清理并更换猫砂。但因为是拉菲兹，我要做的就只是走进洗手间，按下马桶冲洗按钮，因为它已经掌握了使用马桶的奇妙技巧，就像你和我一样。

不过训练它的人不是我，而是卡洛琳。在卡洛琳将它送给我好久之前它就已将此技练得完美无瑕。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拉菲兹是很好的伴侣，留着它也有不小的用处，绑书的旧皮革和粘书页的胶水都是老鼠的美食，而书店里所有被老鼠侵袭的迹象在拉菲兹于书店就职那天起便消失殆尽。

因为我在考虑我的猫，拉菲兹，我想起诗里的那句，然后伸手拿起我那本没读完的《羔羊颂》。克里斯托弗·斯马特是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与塞缪尔·约翰逊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是同时代的人。他毫无疑问是有才华的，但也是一位癫狂的疯子，对宗教的狂热令他恳求同伴与他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祈祷。“我很快便会和克特·斯马特 [1] 一起在街上祈祷，其余的伦敦人也一样。”约翰逊同意了斯马特的提议，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宽容了。斯马特成年后的多半时间都是在东伦敦贝德兰的一个疯人院里度过的，他每天都会写一行诗句。关于他的猫杰夫里的那些句子还算清晰易懂，有时甚至令人感动，但是其他的诗句却到了晦涩难懂的地步。

就让罗斯，罗斯的一家，与上帝的仆人奥巴迪亚一起欢呼，手里的鱼儿噼里啪啦…… [2]

唉，这让人从何与他论起？

“《返老还童》。”早上我的第一个客户说道。他手里拿着我从高顿堂偷来的手稿，读起手稿第一页的词句。“那是书原本的名字，你知道吗？”

“不是你说起，我还真不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典故真是太好了。”

“哦？”

我指向文件夹上的缩写。“不然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说，“我的话就会一直找TCCOBB。”

“据我所知，”他说，“《返老还童》除了在原来的手稿上就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你知道普林斯顿收集了他的所有手稿。一共八十九个档案箱和几十个超大容量的柜子。他们还拥有这个故事的打印稿。《本杰明·巴顿奇事》，是它现在的书名，也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在《科里尔》杂志上出现时所用的标题，那一年晚些时候它被列入了《爵士时代的故事》。”

“你怎么会知道——”

“原标题吗？是从一封作者写给一个年轻女子的信里知道的，年代久远，那名女子的身份已无人知晓。信里说‘我为我那天想到的点子琢磨出来了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故事很不错。所以暂时先将它命名为《返老还童》，因为这个故事需要名字。但是等我写好并打印出来以后，我会给它正正经经地起个名字。在我给别人看之前它必须有个更好的名字’。”

“他手写了这个故事然后又将它打了出来。”

“这显然是他的手稿，”他说，“你可以看出来，不是吗？上面的字体有不同的变化，说明它是分成几天写出来的，没准儿不止几天。刚开始他用蓝黑色的墨水，中途是黑色的，到最后又变回了蓝黑色。”

“但没有多少修正。”

“没有，就只有几处把不想要的词划掉，然后重新写句子。打印出的稿子到处是修改痕迹，有的词被划掉，有的词新加进来，还有手写的整个句子写在书页边上。我的猜测是，他将自己的手稿原封不动地抄在这个打印版上，或者找了一个打字员为他打上，然后开始对稿子进行调整，润色。”他把眼神从手稿上抬起来看向我，“但是，唯一能确定这个推测的方法是再次拜访普林斯顿的收藏品，然后我可以将这些手稿与他们收集的打印稿进行比较。可惜我不想费那么大的力气。这又不是《哈姆雷特》，你懂吧？”

“哦……”

“我们手上的这本，”他宣布，“是一位虚名过旺的作者一部非常渺小的作品。但我买它也不是为了去读，不是吗？就好像某人耗资七位数买了一张英属圭亚那的邮票也不是拿它来邮寄信件一样。”

“事实上，”我指出，“你还没有买。”

“天哪，我没有，可不是吗？我希望你不介意支票。”

“呃……”

“只是一个小笑话。”他说，然后打开了他的公文包。

我还没有向你描述过这个人，对吗？或者告诉你他的名字。

他初次来访我的书店时，用的名字是史密斯，但很明显他并不认为我会相信那是他的真名，无论是作为他的出生名还是法律承认的名字。“如果你坚持要问，”他说，“我也可以编出一个全名来，甚至再来个中间名的首字母，但是那对于你我的利益又有什么用处？所以史密斯就可以了。”

他比我矮了几英寸，也比我重一些。他的棕色头发浓淡适中，长度也适中，他太阳穴边缘的发根已有了灰色。他的嘴很小，嘴唇很薄，牙齿平坦。他的眼珠透着淡淡的蓝色，表情隐藏在牛角框眼镜后面，让人难以捉摸。

他在第一次拜访时穿了一件三件套的西装，灰白条纹的。他的领带，至少露在马甲外面的那部分是纯蓝色的。而他的白衬衫是单扣领口的。

但这一次，他的穿着不太正式，剪裁合身的牛仔裤配锈褐色花呢的诺福克外套。翻领上有一个扁平的黄铜色小圆盘扣，我回想起他的西装上似乎有一个类似的装饰。今天他的衬衫是深蓝色的，在喉咙处开着口，仍是单扣领口的样式。

他交给我一个信件大小的信封。信封的重量让人愉悦。

“十。”他说。

我接过信封，他又递给我另一个，和上一个一模一样。

“十。”

第三个信封稍薄，感觉也轻些。

“然后是五。”

“谢谢。”我说。

“你最好数一数。”

我拿起第三个信封的襟翼，确定里面装满了钞票，而且每张明显都是一百美元的票子。钞票是很厚的一沓，我愿意相信里面有五十张，就像我愿意相信其他信封里各有一百张百元钞票，而且所有钞票都是真的。

我告诉他，我过一会儿会去好好数数。

“你会想把这些加上，”他说着又给了我第四个信封，其厚度与第三个信封的厚度差不多相同。“五。”他说。

“哦？”

“奖金。”

“你很慷慨啊。”

“你这么认为吗？我不觉得。我给一个服务员的小费也是百分之二十，即使别人没有期待我也会这样做。而且我可能再也不会坐到她服务的桌子上，甚至不会回到同一家餐厅。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倒是别有用心。”

“哦？”

“事实上，罗登巴尔先生，我会在不久之后再次拜访。我们会有更多合作，你和我。”

[1] 这是当时的朋友对克里斯托弗的昵称。

[2] 关于斯马特是否真是疯子说法不一。此处引用的句子是认为他是疯子的人常提到的证据。有人猜测诗中的罗斯是海边一位渔夫的名字。而斯马特在旅行时看到了这位渔夫抓鱼的过程。

6

史密斯先生第一次出现是在两个星期以前，那次他穿着一身三件套西装，出现在午后。当然那天他算不上是我的第一个客户。那个荣誉属于毛克利。

我认识毛克利多年，不过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像我不知道史密斯的。这个名字（毛克利，而不是史密斯）来自《森林王子》 [1] ，但不要问我这个名字是吉卜林自己想的还是源于印度次大陆的某个地方。它只是辗转到了我的毛克利身上，而且似乎非常适合他。他有一种野猫般的品性，又不失温文尔雅。

我们相识的初期他会带书来卖给我。我刚开始不太愿意从他那里买书，以为那些书可能是他从其他商店里偷出来的，但后来我得知他是一名正经的淘书商，在跳蚤市场或私人卖场上讨价淘书，然后把买来的书再倒手卖给经销商和书店，比如我这里。

后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毛克利从供应商转变为客户。或者也许是他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巴尼嘉书店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下室。他现在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和一个eBay小店，我每次至少卖给他六到十本书，有时甚至几十本。起初我会给他一个批发折扣，但是不久我便取消了这个折扣，而且他似乎也并不介意，他付全价买书时并没提出过任何疑义。他甚至没有向我提过销售税，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搞到了一个转售许可，所以现在买书是可以完全免税的了。

多好。

他那天早上带着一个空的手提包进来，我认出包是以前他来卖给我书时装满书的那个。如今当他走出门的时候里面已经装满了，我的收银机里有我上一刻还没有的钱，所以为什么现在我的心情还是不好？

几个小时后，我在台中二人组拿了午饭来到卡洛琳的贵宾狗工厂，她问了同样的问题，“饭菜味道真不错，”她说，“但你看起来很糟糕。怎么了，伯尼？”

“毛克利。”我说。

“你以前很喜欢他，伯尼。”

“我现在也喜欢他，但是我无法忍受看到他。”

“他现在是你的常客。”

“可不是吗。”

“而且他全价买书。”

“然后他把所有的书都拿到网上加价卖给别人，某个在安特卫普或阿纳海姆有网上支付账户并渴望文学的傻帽儿。你知道我觉得他在做什么吗？我觉得他在检视我的存货，然后列出在他看来很好的书籍，在网上卖掉他还没买的书。”

“但是他的销售列表上不是还有书的照片和对应的描述吗？我觉得你担心过头了，伯尼。”

“也许吧。”

“我觉得他让你感到愧疚，因为你知道你也应该在网上卖书。”

“我不想那样做。”

“我知道。”

“我想要经营一家书店，”我说，“那种传统的书店，人们来寻找想看的东西，收藏家来寻找珍宝，我们彼此进行聪明人之间友好的对话。”

“而且偶尔，你还能遇到一个女孩。”

“非常偶尔才会，”我说，“但是，如果我确实遇到一位，她很有可能是喜欢阅读的。”

“我在卡比洞酒吧遇到的一些女孩就喜欢读书，”她说，“不过另一些就不行，而且我太肤浅所以也从不在乎。今天的饭真好吃，伯尼，你问过她是做什么的吗？”

“问了又如何？看看我们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弄清楚朱诺洛克是你不喜欢 [2] 的意思。”

“用了更长的时间说服她是她想错了。”

“她还是那样说，”我回道，“她就是觉得说出来好玩。‘朱诺洛克’，然后咯咯地笑。”

“她笑起来很可爱，不是吗？”

“好吧，她是很可爱。”

“你应该约她出来。”

“我？你为什么不约她？”

“我不认为她喜欢女孩。”

“你怎么知道？”

“如果她喜欢女的，在我给她的长久注视下什么语言障碍都能被克服，明眼人肯定能明白。”

“不过，她也一直朝着你笑。”

“她是朝着我们两个人笑，伯尼。当一个直女朝另一个女人咯咯笑起来，说明她觉得这人很有趣。而当她向一个男人笑时，说明她喜欢他。”

我不信她的话。台中二人组刚开业的时候，就只是一家普通的中餐外卖店，有着能让人看懂的菜单，比如左宗棠鸡和橙汁牛肉，还有芝麻酱凉面，等等。每一样都做得很好而且味道也不错，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们有着一组稳定的中国顾客群，而他们打包回家的菜和我们在菜单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给自己的同胞做了特殊菜品，”我向卡洛琳报道，“我真的很想尝一尝他们的特别菜，但是每当我问他们做的是什么菜，就怎么也问不清楚。”

“她说了什么吗？”

“朱诺洛克，”我说，“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不认为阿拉斯加有哪门子运河 [3] ，即使有——”

“也许这是某道中国菜的名字。只是你这未经训练的耳朵听起来像朱诺洛克。”

“但是，它怎么可能是每一道菜的名字？我指向这道菜，是朱诺洛克。我指着旁边的一个，她还是这么说。无论那菜是什么，无论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什么，我们都无法尝试。”

卡洛琳的脸色暗下来。“咱们走着瞧。”她说。

只有上帝知道卡洛琳第二天和她说了些什么，而且说实话我也很高兴自己不是停在墙上偷听这段特定对话的苍蝇。顺便说一下，台中二人组的厨房一尘不染，即使有苍蝇也不会在墙壁上停留太久。无论如何，不管卡洛琳那天说了些什么，她明确地表示，在没有拿到朱诺洛克名下的那些特殊菜品之前，她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倒是撬开了朱诺洛克的秘密。

从那天起，我们便点起那些菜大快朵颐，而我们也一直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甚至连菜里的成分都无从猜起。我或者卡洛琳去那里时就用手指出想要的菜，而台中二人组的小宝贝儿会把食物装好包递出去。有的时候她会低声说：“朱诺洛克！这个太辣了！”而我们依然坚持要吃，并忍下一整天。就像有一次，那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特别菜肴是一道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哪部分器官，被炖煮到在黑暗中发出荧荧红光。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以后，我们自己身上恐怕也辣得发光，而同时也感到味觉上的满足和对辣椒的上瘾，我们从此对台中二人组的景仰又上了一个新高度。

那也标志着我们对台中二人组试用期的完结。我们从此成为常客，而朱诺洛克便成了我或卡洛琳去那里买饭时对台中二人组的小可人儿的代号。

即使台中二人组的饭菜一流，也没能除去毛克利带来的阴霾，让我高兴起来。

“巴尼嘉书店有麻烦了，”我告诉卡洛琳，“我不能怪毛克利。世界在变化。客人为什么要来我的书店？你可以在十分钟内找到任何书，而且不用离开书桌。如果是一本电子书，你可以用点儿零花钱就将它买进，而且在几分钟内便可完成交易。如果是本已停印的书，你更用不着去十多个古董书店里翻找，就算你想找，这世上也没剩下几个我们这样的旧书店。你只需去abebooks.com上做个标题搜索，下一秒就有个在伊利诺伊州莫林市的某人有一本二手书，你可以用一块九毛八买走，还包邮。”

“那卖书的人能赚到什么钱吗？”

“谁？莫林市的那个人吗？我估计可以吧，如果他能大量卖出的话。他可能只需在家里工作，而且不用付房租。”

“你也不用付房租，伯尼。”

因为一次不太合法的冒险使我能够用现金购下我所在的楼。 [4] “我不需要付房租，”我同意道，“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不得不支付租金，我如今的收入肯定入不敷出。而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再卖书了，我也买不起。我的一个好客户最近不幸去世了。”

“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伯尼。”

“是个不错的老先生，纽约大学一位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光顾我的店。即使他找不到任何东西要买，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愉快的谈话。你知道，那种你可以在一家老式书店里侃侃而谈的对话。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一天下午，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

“真是太遗憾了。”

“是啊，显然他病了有一段时间了，而当一切该结束的时候终于结束倒是一种仁慈。不过他妻子打来电话是因为他告诉她，如果需要变卖书籍，应该来找我。他向她保证，我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书商，会给她一个合理的价格。”

“这一定让你感觉很不错。”

“是的，而且可以获得那个人的整套藏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从我那里买了很多好书，我可以想象他这些年来从其他地方也获得了不少好东西。这些日子我店里的存货不多，而你不能卖掉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藏书很期待，希望能用它们来填充我的书架。”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和他的妻子预约了时间，”我说，“我在钱包里放了一张空白的支票，但她一直道歉。她的孙子想出了在eBay上单独一本本出售爷爷的藏书的绝妙想法。他会列出所有书的名字，而她可以帮助小孙子把这些书好好打包起来交给成功的投标人，他甚至可以帮她把书扔到邮局里寄给那些人。而他们来分享自己赚来的钱。”

“她以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问她我是否可以看看这些书，”我说，“她几乎不能说不，老爷子的藏书完全符合我的想象。我告诉她，我只要不到两个小时就能给她一个估价，如果她接受我的提议，我会当场写出一张支票给她，并在几天之内将所有的书籍从该处搬走。而且我指出，虽然她和她孙子的策划令人钦佩，但是要在网上出售全部书籍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且这其中有很多书是永远都卖不出去的。”

“而且还不算运费，伯尼。还有记录账本的时间，以及客户退还书籍的费用，还有——”

“还有其余的。我把这些都告诉她了。”

“可她仍不相信你？”

“哦，她相信我。但是她现在怎么能改变主意，让她的孙子失望呢？”

“哦。”

“而且她现在还在乎什么钱呢？相比之下，什么能比得上让孙子每天下课过来玩的快乐呢？”

“他们两个并肩工作，把每本书放进厚皮邮件袋里。”

“附上错误的标签，这样客户抱怨时，他们可以玩得更尽兴。”

她皱着眉头：“伯尼，这个孙子是高中生吗？”

“我记得她说是斯都维森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你觉得他会愿意每天出现在奶奶家里多久呢？”

“嗯，我没有见到那个孩子，”我说，“也许他相信自己是新一代杰夫·柏泽斯，准备推出自己的亚马逊网上书店。但也许不是，当新奇感消失殆尽，他可能会失去网上创业的动力。”

“而她仍会有一屋子的书，所以她迟早会拿起电话打给你。”

我摇了摇头：“她会打电话，但是会打给别人。她会觉得给我打电话太尴尬，她会告诉自己，她已经对那位好心的罗登巴尔先生叨扰甚多。所以这事已经结束了。”

我吃完午餐后，向西走了两家店，再次把书店的门打开，把我卖特价书的桌子拖到街上，即使我心里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费这个力气。这么说来，我为什么在午餐时间还费劲将桌子搬回来呢？为什么不把它就留在人行道上呢？任何偷书的人都算是帮了我一个忙。

在一小时之内，自称史密斯先生的人就出现了，并给了我一个可接可不接的活儿。只是我为什么要拒绝呢？

[1] 英国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所著的儿童小说。写于一八九四年。里面的主人公毛克利是和狼一起在丛林长大的孩子。故事用毛克利和动物们在丛林中的种种遭遇和故事隐喻道德标准。

[2] 英文中朱诺洛克（Juneau Lock）和你不喜欢（You no like）发音相似。

[3] 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偏远的州府。只能由飞机或游船抵达。洛克在英语中有内陆运河的意思。

[4] 相关故事请见《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7

“这本书。”他说。

我看着他走进来，看着他找到经典小说区，然后把注意力转回了杰夫里·迪弗，他最近的林肯·莱姆小说系列被我从装满惊悚小说的纸箱里翻了出来。那位在轮椅上的英雄刚刚解决了一切疑点，并拯救了所有人，但还有四十多页才到结局。所以我正在全心等待作者的标志性剧情大逆转，比如最后才发现书中的一个大好人是最坏的人。一个迷人的人物可能会遇到一个可怕的结局，就当我认为书里的人物阿米莉娅·萨克斯真的死了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莱姆一直领先杀手一步，而一切也都会如他所料地变好，让人在回味无穷中等待系列中的下一本书。

我明白到底应该期待什么，而且我也知道迪弗会让我感到惊讶。所以我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别人来打断我的阅读，但同时我也欢迎这个打扰，因为这可以使书读起来更长些。

哦，没关系。

“菲茨杰拉德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我说，“《爵士时代的故事》，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于一九二二年出版。状态非常不错，这本书的前任主人只在书的扉页上签了个名。”

他看着，读出了名字：“韦尔玛·福克。”

“如果是威廉·福克纳 [1] ，”我说，“这本书就值钱了，可以要个高价。再理智的人都会忍不住想买。不过我应该指明，这是第一版，但并非首次印刷。我本打算用铅笔在价钱旁边做注解的。”

“你已经这样做了，就在福克小姐蜘蛛网似的签名下面。而且你说得很对。我刚刚检查了二百三十二页第六行，有个问题单词是‘and’。它在首版印刷时被错打成了‘an’。”

“您是位收藏家。”

“不足一提。”

“那么你应该知道如今真正的首版是多么难得。我看到有的首版印刷本要价将近一千美元，前提是你能找得到。”

“其实，”他说，“我倒是有一本。”

“一本一版一印的？”

“不过我倒是没有付出那么昂贵的价格。”

我指着他手里拿的这本书：“如果引起你注意的是书的防尘书衣，”我说，“这不是原版的。原版的防尘书衣真的很难找到。这一张是由马克·特里仿古防尘书衣印刷店 [2] 在旧金山做的仿品。书的前任主人，在本书离开了福克小姐颤巍巍的手多年后得到了它，并为它买了特里防尘书衣，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买不起原件。他说，这书配上这个封皮在他的书架上看起来好像也很不错。”

“我肯定它看上去很不错，”他说，然后清了清喉咙，“我倒是有一件原装防尘书衣。”

“你有？”

“是的。”

嗯，你干得不错，我想道，这么有钱你没事儿来我的店里晃什么？

“我有一本《人间天堂》的首印，”我说，“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不容易找到。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放在后面的保险箱里。如果你想看看——”

他摇摇头：“我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并不感兴趣。”

“你对菲茨杰拉德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真的。没有什么比因酗酒而早亡更能提高作家的声誉。加以漂亮的长相和早期的成功，还有一个在疯人院的美丽妻子，结果更是令人不可抗拒。”

“朱诺洛克。”我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好像不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

“美国小说中的杰作？不，远远不是。我对于盖茨比真正的困惑，是为什么如此多本来观察入微、判断有力的人士都对其表示欣赏。你知道为什么杰伊·盖茨比是这样一个谜题吗？那是因为菲茨杰拉德本人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说过这位老兄到底是谁。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一个暴发户似的男人，如果愿意你也可以称他为创业者，在赚钱发家的过程中他把手弄得有点儿脏。这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波士顿有一个有类似故事的人，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入主白宫。菲茨杰拉德不知道该怎样看待盖茨比，而文学殿堂里的各位权威决定为他的无知搭堂建塔，让其万世不朽。所以我不怎么看得上盖茨比，也看不上你的菲茨杰拉德先生。”

我选择用沉默代替支吾回答。

“除了首印的版本及其原装的防尘外套，我也拥有一本廉价的精装再版。它有一个不同的书名，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收藏。你知道书名吗？”

我不知道。

“《本杰明·巴顿奇事及其他故事》。也许你看到过一本。”

“就算我看到过，那也是几年前。”

“但你读过标题故事？”

我点了点头：“不过是很久以前。布拉德·皮特的电影出来时我倒是去看了。”

薄薄的嘴唇给了我一个微笑。“菲茨杰拉德的代理人将影片制作权出售给了一个名叫雷·斯塔克的制片人，”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去拍摄这个故事。他于二〇〇四年去世，制片权也随着遗产卖给其他人，四年后电影发行了，只保留了故事的标题和开头，剩下的全改了。这是对原稿的改进，但又几乎不得不是。你知道开头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不知道。

“是从马克·吐温的一句感慨得来的，他说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总在开端，最糟糕的部分总在结尾。因此，菲茨杰拉德认为他的主角应该是位老人，然后每年都会年轻一岁。菲茨杰拉德出生于一八九七年，当时他写这个故事时不过二十多岁。所以故事只反映出了一个毛头小子的洞察力和成熟程度也就毫不奇怪了。”

“你听起来——”

“蔑视这个故事？你是收藏家吗，罗登巴尔先生？”

“收藏家？”

“什么都算。书籍、硬币、邮票？芭比娃娃？”

“不，我哪种也不收藏。在我买这家书店前，我小打小闹地收集点儿书，但是你不能同时收集又买卖某样东西，所以我从前的收藏便成了我的书店存货的一部分。我在家里还有一堵书墙，但里面的书也只是为了阅读和参考。那些书本身倒是收集了不少灰尘，但这还不足以让它们成为收藏家的藏品。芭比娃娃又是从哪里来？”

“我记得是马特尔公司。我刚刚提到只是因为有些人会收藏，但是你我都不。”

“咱们意气相投。”

“确实。我收藏《本杰明·巴顿奇事》，罗登巴尔先生，但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奢侈的崇拜者，无论是对这个故事还是其作者。只说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可以吗？”

“当然。”

“我拥有我告诉过你的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书。这几年来，这个故事已经被编辑们广泛地选择收录了，当然我并没有试图把这些全都收藏起来，我只是选择了十几个我喜欢的来收集。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买下《爵士时代的故事》的几个月前，《科里尔》杂志发表了它。我敢说，《科里尔》这一期要比书的数量少多了，当然想要争取得到它的收藏家也少了很多。”

“我猜你就有这么一本。”

“我有两本，”他说，“我买了一本品相还好的杂志，只是封面有一些损坏。但里面的书页都还在，而詹姆斯·蒙哥马利·弗兰格画的本杰明作为一个老年婴儿的插图也在，那幅画真是既可怕又美好。顺便说一句，这两个词原本是同义的 [3] 。”

“我知道。”

“然后，我又找到一本品相特别好的，几乎可以算是完美无缺，而价格并不比我不得不付给封面上有咖啡污渍的那本贵多少。所以我买下了它，我不需要这么多本，所以我可以卖掉一本。但那也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也不需要钱。”

“那为什么不留着呢？”

“那正是我的想法，蒸汽机车的收藏家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没有足够大的空间保留重复的东西。但是一本旧杂志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

“的确是这样。”

“对我这样只收特定藏品的人，罗登巴尔先生，空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你能猜到问题是什么吗？”

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想便回答道：“找到你想要收藏的东西。”

“你也许的确不是一位收藏家，先生，但你对收藏家的难处有透彻的洞察力。当然，你是非常正确的。我听说，鲨鱼必须一直保持游动。如果停下来，它就会淹死。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我对鲨鱼不太了解。”

“你以前没听说过吗？关于它们需要保持向前游？没听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比以前又多知道了一件关于鲨鱼的事情。不过这个新的知识可能不准确。”

“但是可以作为谈资。”

“是的，咱们现在的谈话不是恰好佐证了这一点吗？而且，收藏家与鲨鱼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法想象的贪婪。如果一个人无法再收藏新作，他又如何才能保持对收藏的兴趣呢？而当收集的兴趣集中于一个简单的故事时，他又如何得以继续寻找新的材料来收集呢？”

确实是。他要怎么做呢？

他说：“于是他开始去寻找其他相关物品。你知道罗达·罗达吗？”

“这是我好几年来都没有再听到的名字。”

“你真的知道？”

“如果它们还在的话。我会告诉你，那要追溯到我在俄亥俄州的童年。我们家旁边的院子里有一棵特别大的老垂柳，它的根部会一直长到下水道里面。所以每到那时我妈妈会打电话给罗特·罗特的人，他们的卡车会来，然后开始干活儿。他们应该是在切开树根，好打通下水道，这样的话我们的下水道就不会堵塞，至少是直到柳树的根再次长出来对其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之前。”

我对着记忆摇了摇头。我还记得在他们卡车上的标志，它开动时发出的音乐铃声也强行进入了我的大脑。“铃声唱着‘麻烦走了，冲进下水道 ’，”我说，“要是真那样就好了。我不记得上次看到罗特·罗特卡车是什么时候了。我不认为你在纽约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车。”

他脸上的表情让我从回忆中醒来。

“但是你说的不是罗特·罗特的工人。”我说，“是吗？”

[1]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小说类，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作品受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写法的影响。代表作为《喧哗与骚动》。

[2] 马克·特里仿古防尘书衣印刷店（Mark Terry’s Facsimile Dust Jacket Printshop）创建于一九九五年。专门翻印一九七六年以前出版的精装书的防尘书衣。至二〇一六年九月，店里已收集有近五万本旧书的防尘书衣设计。

[3] 可怕（awful）一词在十四世纪时意为“美妙而有启发性的”，来自词根“awe”（惊叹），后演变为“可怕、糟糕”的意思，原义则由“awesome”一词继承。

8

“亚历山大·罗达·罗达，”我告诉卡洛琳，“出生于一八七二年，在摩拉维亚的一个读不出名字的镇里，现在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地。而他的家人搬到了奥西耶克——”

“又是读不出名字的镇子。”

“似乎在现在的克罗地亚，但曾经属于斯拉沃尼亚。不要问我后来斯拉沃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想知道。”

“他的名字原本是桑德尔·弗里德里希·罗森费尔德，但他改成了亚历山大·罗达·罗达。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肯定有他的理由，伯尼。”

“罗达是克罗地亚语里鹳的意思。”

“你看吧？我就知道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鹳在他奥西耶克的房子烟囱里筑巢。他大概是想记住它们。”

“肯定有两只，所以他想确保自己记得它们两个。”

“他成了一名作家，”我说，“二十岁时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他写戏剧、短篇和长篇小说，不过是用德语写的，据我所知，他从未用英文发表过任何作品。一九三八年，他移民到美国。”

“他可能想到改变名字也无法糊弄纳粹。”

“他本可以试着用新居住地的语言来写作，”我说，“亚瑟·科斯特 [1] 辗转到伦敦后就是那么做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罗达·罗达做出过这种转变，也有可能那时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写作。当时他已经写了快五十年，一九四五年在纽约去世。”

“一个叫罗达·罗达的男人，”她说，“最后归属于一个名叫纽约·纽约的城市。我可以明白他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会厌倦写作，但是我猜这也意味着我可能没有看过他写的任何东西。”

“哦，他写了一本名为《勃姆勒，舒姆勒和罗斯图姆勒》 [2] 的书，”我说，“我很喜欢它的发音，虽然我意识到这可能在翻译后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这不是他成为我们谈话的话题的原因。”

“哦？”

“四十九岁时，罗达·罗达发表了一篇名叫《帕多瓦凡得林安东尼斯》的短篇小说。”

“那么这就解释了一切，伯尼。”

“实际上，这确实解释了很多。这个故事与菲茨杰拉德的故事非常雷同，讲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生下来是老头的小宝宝越长越小，而罗达·罗达的这篇小说在《本杰明·巴顿奇事》发表在《科里尔》杂志的前一年就发表了。”

“你认为菲茨杰拉德偷了这个故事的创意？”

“我确定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听说过罗达·罗达。我认为这两个人或多或少在同一时间有了相同的想法，然后各自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并将其发表了。”

“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吧，伯尼。英雄所见略同。”

“普通人也一样。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每个人都认为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是第一个真正的侦探故事。”

“我敢打赌你会告诉我不是。”

“早在一八二七年，有个男人比坡早了好几年就写了一部这样的小说。他叫毛利茨·克里斯托弗·汉森，不幸的是他用挪威语写了那个故事，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后来写了一本短篇小说《工程师罗尔夫森谋杀案》，也一样没有被人注意到。”

“至少在挪威之外没有。”

“你看看在挪威之外的世界有多大啊。几乎是整个世界。但是回到罗达——”

“罗达·罗达，伯尼，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他为罗达。”

“史密斯先生设法得到了一本他写的故事，还付钱找了个人为他翻译。”

史密斯先生确实是这么做的。“你比我有优势，”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提到，“你明显知道我的名字，因为你已经用了四次，但我却不认识你。”他点点头，好像承认了我的观察属实，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史密斯，你可以叫我史密斯。”

“那么安东尼斯在小说里是和本杰明·巴顿一模一样的人物吗？”

“我也只是猜测，”我说，“但是我会说，标题暗指的是帕多瓦的圣安东尼 [3] ，那是当你不记得你把阅读眼镜落在哪儿的时候，会去转身求助祷告的老兄。”

“圣安东尼，圣安东尼，请你快来，我丢了东西，必须找到。”

“想象一下这在德语中应该是多么顺口。而我还有一个猜测，但是我太懒了，没有去网上查，不过我敢打赌，凡得林在德语里是弃儿 [4] 的意思，而罗达的故事里，那个年老的婴儿就出现在地方教会台阶上的一个篮子里。”

“就像在猫尾草篮子里的摩西 [5] 那样，”她说，“除非法老的女儿编出了那一块儿，嘿，等一下，伯尼！本杰明·巴顿不就是个弃儿吗？”

“那是在电影里，”我说，“但不是在小说里。菲茨杰拉德原本的设想中老婴儿是一位批发零件商，罗杰·巴顿的儿子。”

“哦。也许那个电影制作人读了罗达·罗达的故事，即使菲茨杰拉德没有读过。你说史密斯读了它吗？他说那本书怎么样？”

“他说德文写得也没多么惊艳，但比菲茨杰拉德写得好。”

“换句话说，虽然书仍旧平庸，但足以让他收藏起来。如果他根本不在乎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要收集呢？”

“他有他的理由，”我说，“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再说罗达，史密斯无法追溯原本发表该故事的杂志，但次年这篇故事被选进一本名为《七种心绪》的德语书中，于是他便弄到了这样一本书，以及维也纳出版商档案中所存的该书原稿，上面还有编辑的标注以及罗达·罗达自己的修正批注。”

“这一定是很稀罕的东西。”

“哦，它肯定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有人很在意亚历山大·罗达·罗达的话，甚至可能是很昂贵的。”

“不管怎样，也是一份手稿。那么本杰明·巴顿呢，伯尼？我敢打赌他想要菲茨杰拉德的原稿。”

我没有说什么，但我想我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她说：“故事有点儿长，我们得在这里再待会儿，不是吗，伯尼？”然后她举起手来，在空中画了个圈，这个手势引起了玛克辛的注意。我们在饶舌酒鬼酒吧，这里是我们下班后经常见面的地方，而玛克辛多年来一直为我们端送酒水，所以她已然娴熟地掌握了卡洛琳所有的手势信号。她抬起眉毛当作回应，于是卡洛琳伸出两根手指。玛克辛点了点头，然后就送过来新一轮酒。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卡洛琳那杯加冰，我的加苏打水。

我给卡洛琳讲起史密斯告诉我的故事。菲茨杰拉德的母校普林斯顿是聚集那位作家所有手稿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帮助无穷无尽的学者没完没了地写下关于他的论文。想要去看他的手稿需要有学历背景不错的人士给出推荐信才行，史密斯便找到了一位这样的人给他写信，然后乘坐火车前往普林斯顿站，又在那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校园。他预先给学校打了电话过去，一个戴着鼻环，态度有些傲慢的研究生把他带到桌子前，让他开始对手稿的查阅。

这个故事他们有两个版本，一个来自科里尔的档案，另一个来自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他们还藏有编辑审阅稿和最终的校样，以及关于这个故事的大量信件。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的代理人，一个名叫斯旺森的人，手中就有六打类似的简记。

而且他们允许史密斯把手稿和几封信复印了一下。

“不要开玩笑，”卡洛琳说，“我还以为他们不让这样做。”

我也对史密斯说了同样的话，但是他的回答是：“如果你想让一个研究生按规定行事，那么你真的应该付她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资。”

“他贿赂了她，是吗？”

“我觉得更正确的说法是他大大方方地补偿了她，因为她履行了一项不在自己工作描述范围之内的职责。”

“所以他现在有了复印件，”她说，“但原件还是在普林斯顿。”

“而且会一直留在那里。”

“哦？”

“他说得很明确。他说自己确实想将两本中的任何一本或两本一块儿据为己有，但他意识到它们应该待在大学里。大学对手稿的监护任务态度严谨，如果他像真正的收藏家那样渴望这份手稿，他就会同样非常尊重那些研究手稿的学者们，所以他觉得应该让他们的收藏保持原样。而他关于本杰明·巴顿的收藏品，包括罗达·罗达的那些材料，在他去世以后将会被送去普林斯顿。为此他已经在遗嘱里添上了一笔。”

“你说他几岁呢，伯尼？”

“我不知道。四十五？五十？差不多吧。”

“所以普林斯顿还得等上一段时间。”

“嗯，不过这事儿永远也说不好。但希望如此。”

她拿起酒喝了一口，当她把玻璃杯放下的时候，里面已经没剩下什么了，只有正在融化的冰块。她又看了看我半空或者是半满的杯子，怎么说要看你当时的心情，然后又给了玛克辛一个手势，举起一根手指，接着把手指向她自己。

“我们来听听剩下的故事。”她说。

当她的第三杯已经快喝完的时候，她说：“我一直很想去高顿堂，伯尼。”

“你从来没提到过。”

“嗯，它不在我待办事项列表的最上边，大概在列表第三页的某个地方，和我要减五磅体重以及读普鲁斯特在一起。但我确实想过这事儿。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史密斯？”

她翻了翻眼睛：“我是说高顿。”

“马丁·格里尔·高顿。”

“他就只是跑来跑去到处买东西吗？”

“他没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6] 那么有钱，”我说，“他也没有雇用代理人去欧洲各地帮他买下他们看到的一切值得收藏的东西，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小型收集，而且最终把在华盛顿高地区的一栋豪宅变成了东海岸版的圣西蒙。他买下了整栋宅子，连同那些他收集来的艺术品和文物。他也收藏了不少纸张和手稿，如果不是满卡车那么多也至少是整箱整箱的，那里面肯定有不少没什么价值的垃圾，但也有一些足够体面的东西，至少足以组成一个博物馆。”

“而且其中的手稿之一……”

“就是菲茨杰拉德本人所写的《本杰明·巴顿奇事》。”“我想，史密斯会很想要它。”

“确实如此。”

“他不能去贿赂在博物馆里的某个人给他复印一下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恐怕他只会要原版的。”

“他见过原版的稿子了吗？”

我摇摇头：“他们把它存放在地下室的档案里，而且只限员工进出。他可以辗转找人让他进去，但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他去过那里，他其实也不想读这玩意儿。他只是想拥有。”

“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你的书店找你。”

“恐怕是的，没错。”

“他不只是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副业。”

“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有时很难说哪个是副业，哪个是主业。但是，没错，他知道我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活动——溜门和撬锁。”

“但是你从来没有偷过博物馆。”

“没有。”

“而且如果你怀疑某本书是从图书馆偷来的，你甚至不会买进。”

“的确。”

“那这有什么不同吗？”

“手稿在那间博物馆里唯一的作用，”我说，“就是被丢在地下室里。我几乎想说‘收集灰尘’，但也必须得是被放在外边才能落上灰，可它是被放在一个没有人理睬的箱子里。它被博物馆列出并编入目录了，否则史密斯也不会知道它的存在，但那上边写的是菲茨杰拉德原来的标题，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那里没有谁会在乎这些。你知道手稿应该在哪里吗？应该在普林斯顿，与那个作者其余的材料一起，而唯一可以让它去那里的方法，就是让我的朋友史密斯拿到它，再把它留在自己的遗嘱里。”我皱着眉头，“什么事，卡洛琳？你坐在那里看起来像只聪明的老猫头鹰。”

“我喝太多威士忌了，”她说，“酒精释放了我内心的猫头鹰。但是我坐在这儿听你说呢，伯尼，如果你还没有说服自己去接下这个活儿，我会说你已经快了。”

“我想我会接下这个活儿的，不然我还要把这五千美元还给那个人。”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会接下，不然就——”

“我知道你说的话，伯尼。你是说他付了五千美元吗？”

“这只是预付款，”我说，“交货时我会得到剩下的。”

“剩下的是多少？”

“另外两万五。”

“加一块儿就是三万美元。”

“你数学还真是不错，”我说，“甚至在喝下三杯以后。我必须得承认这点。”

“伯尼，你觉得它值多少钱？”

“三万。”

“因为这是他自己出的价？那在公开市场上卖呢？”

“什么公开市场？这书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的合法财产。我想我可以去找出近几年来菲茨杰拉德的信件和手稿的交易状况，尽管我怀疑那些能有多少可比性。而且这种交易也不会很多。即使如此，我也不会找到太多信息。”

她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大部分是融化冰水的酒。

“三万美元，”她说，“那是很多钱啊。”

“不久前，”我指出，“某一家大银行与政府刚刚和解了一桩据说是在债券交易中的违规行为。”

“我也读到了一些相关的消息。也可能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

“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一方面支付了不止五亿美元。”

“如果他们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还要交这些钱呢？你一定会这么想。要我说，这才是很大一笔钱，但也只是那家银行当年利润的百分之十还不到。”

“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对于一个在东十一街开二手书店的男人来说……”

“那是很多钱。”

“但是要冒险，”她说，“从博物馆里偷走一份手稿并不像，呃……”

“从婴儿手里抢糖果那么简单？”

“或者从糖果店里抢。他们没有监控摄像头吗？”

“现如今，”我说，“糖果店也是有的，婴儿的棒棒糖还有保姆摄像头监控呢。我没有孩子是件好事儿。”

“是吗？”

“我有两种谋生方式，”我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去鼓励我的任何一个孩子进入其中任何一个职业。我们已经谈过卖书这行，而盗窃这行更糟。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而那只是开始。而且盗窃里的一些分支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一个贼可以靠偷酒店来过上体面的生活。那虽然是一种高度焦虑的行当，但它是令人兴奋的，因为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在门的另一边找到什么。”

“还有很多酒店，不是吗？”

“现在只要是每晚十五美元以上的房间，都会有那种在插槽中刷一下就可以开门的房卡。你要怎么去撬一个电子锁呢？”

“哦。”

“我不是说做不了。你租一个房间，然后等到不同的大堂职员值班时回去，告诉他你的钥匙没法用。这些卡很容易消磁，他会问你的姓名和房间号码，然后为你重新编程。‘我的名字是维克多·克托维兹，住在四一七室。’前台听了在电脑上点上几下以后，你就能以克托维兹先生的名义过去开门了。”

“这办法不错，伯尼。”

“而且也不费劲儿，除非那位大堂的前台记得你想要冒充的家伙有一把大胡子，至少重三百磅。”

“哎呀。”

“高顿堂也有真正的锁，”我说，“和最先进的防盗系统，连接到那里的各个角落。我想我明天会去那里。但只是从远处看看，在附近走走。然后几天之后，我再准备进去。”

“你怎么进去呢？”

“我付五美元买门票进去，”我说，“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会让监控摄像头把我拍下来，但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又一个来看艺术展的普通公民。”

“一个无人陪伴的公民。”

“如果你陪我去，我就不是无人陪伴了。”

她的眼睛亮起来：“我以前也当过你的帮手，伯尼。你记得吗？”

“就好像昨天的事儿一样。不过这次有所不同。我们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

“我们当然会，”她说，“我参与了犯罪的一环。我们是有目的性地去，即使只是看看画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去踩了几次点儿来考察博物馆附近的地形。然后星期四和卡洛琳一起，终于走进了这个地方。

我弄清了哪扇门通向地下室，并注意到它靠近洗手间。我去了洗手间，检查了窗户。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活儿是我可以做的。

“他们的安保措施还可以，”我在回市中心的路上告诉卡洛琳，“但并不完美。”

“你发现了一个漏洞。”

“我想是的。一个小漏洞，但我可以把它扩大。”

“那不是两个人的工作，对不对？我估计也不是。我只能参与一小部分，那也算可以了。我确实很想去那个博物馆。”

“这倒是提醒我了。”我说。

“这是什么，伯尼？”

“一个礼物，”我说，“现代图书馆出版的《在斯万家那边》 [7] 。既然现在去高顿堂已经不在你的列表上了，你可以开始读一读普鲁斯特。”

[1] 亚瑟·科斯特（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作家，散文家和记者，犹太裔。代表作《正午的黑暗》《第十三个部落》。

[2] 德语发音的直译，书名可译为《浪子，骗子和无业游民》。

[3] 圣安东尼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死在意大利的帕多瓦。是被推崇最多的圣人之一。掌管寻回丢失的东西。

[4] 英语（Foundling）与德语（Findling）里弃儿的拼写只差两个字母。

[5] 出自《圣经》故事。埃及法老下令杀死所有犹太裔男婴，摩西被母亲放入防水的草篮里求生，被法老的女儿在水中拾起养大。摩西最终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四百多年的奴役。最有名的典故是摩西分开红海让族人逃生。

[6]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传媒业大亨。在美国加州一号公路边的圣西蒙建了一座豪华城堡。修建过程历时二十八年，里面的装修极为奢华，以室内外的游泳池闻名。

[7] 法国诗人，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七卷长篇巨作《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作品以讲述非自愿想起的回忆为主题。

9

时光流逝。

时间就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日子如龟爬，有时却如白驹过隙，但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移动的手指在书写，而你又能得到什么？

和《十六吨》 [1] 里面唱的差不多，我得到的也不过是又老了一天，只不过我没有深陷债务。我好好地利用起史密斯先生的赏金，还了我欠的钱，把余下的留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将其中多出来的五千拿给了卡洛琳，她拒绝收下，说自己不过是陪我去了趟人们不常去的博物馆。

“而且你甚至为我掏钱买了五块的门票。”她说。

“是的，但是你刷了自己的公交卡。而且你算是罪犯的同谋，正如你之前指出的那样。参与了犯罪过程的一环，一个共犯。”

“参与了犯罪之前的过程，伯尼。我星期四不过是做了一个陪衬，而真正的犯罪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我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再多参与些才拿得起这五千。”

“那样的话……”

“什么？”

“那么，”我说，“我在想。高顿堂今天闭馆。但明天它开始营业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他们的宝贝之一失踪了？”

“他们永远不会注意到手稿的失踪。但迟早会有人需要移动洗手间窗户上的防护罩，然后发现它是被胶带固定在那里，而不是用螺丝拧上去的。”

我无须细说卡洛琳便已明白。“但是，如果你明早出现，花五美元的门票就可以去洗手间把螺丝拧回去。”她笑了起来，“只是你昨天已经去过那里，穿戴着你的纽约大都会队帽和你的鹦鹉衬衫。不过如果你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搭档来为你解决这件小小的事情，岂不是更安全？”

“我可以提供螺栓，”我说，“和螺丝刀。你要做的只是在洗手间里待五分钟。”

“任何在洗手间里花费不到五分钟的女人，”她说，“都是对她性别的背叛。”

“这活儿五分钟足以。而且把螺栓拧进去比把它们拔出来容易得多，而且也快得多，因为拔出来的时候有的螺栓会卡住。”

“所以螺栓们会很高兴回到它们原本所属的地方。好吧，伯尼。你说服我了，而且给我点儿事做也好坦荡荡地拿这五千块。虽然有你那本书当礼物就已经足够了。”

“关于那本书。”她一个星期左右以后说起。

“《在斯万家那边》？”

“我几天前开始读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拿着它上床了，”她说，“书的前两页还不错，然后我的闹钟就响了。”

“你看着看着睡着了。”

“嗯，那晚我喝了几轮，先是去了亨丽埃塔那里，后是卡比洞，所以看书时我脑子不太清醒。但是第二天晚上我是清醒着读的，而这一次我读到第三页就结结实实地败下阵来。”

“所以你一共看了五页，而且——”

“不，只有三页。我第一晚读了什么都没搞明白，所以第二晚我就又重新从第一页开始读。”

“原来如此。”

“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喝了几杯，所以我甚至没有试图去读什么。但是再之后那天晚上——”

“所以已是第四个晚上。”

“随你怎么说。是我和我姑姑阿米莉娅一起吃晚饭的晚上。我告诉过你，对吧？”

“那晚你把玛克辛吓坏了。我不得不承认，当你开口要苏打水而不是酒时，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还以为你打算出去入室抢劫。”

“阿米莉娅正在戒酒，”她说，“她总是告诉我，我和她在一起时喝点儿酒完全没有问题，她一点儿都不介意。”

“但你不相信她。”

“以前和她一起出去时，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是一杯霞多丽，也许她是不怎么介意，可是我介意得很。”

“你感觉到她对你喝酒的不赞同？”

“她一直瞪着我，喝酒也瞪，不喝也瞪，我可以感觉到她已经准备好随时把我数落一番。”

“是要挤对你吗？”

“他们戒酒有一些步骤，”她说，“其中一个是劝别人也戒酒，于是他们可以一起闷闷不乐，坐在教堂的地下室，对彼此倾诉过去有酒的日子是多么有趣。我坐在那里举着一杯可怜兮兮的霞多丽，我最想做的就是来一杯三倍龙舌兰马提尼，然后大喝特喝。”

“但你没有。”

“当然没有了。但是从那以后，每当我躲不开和阿米莉娅姑姑一起吃饭，我都会特意让自己身上什么味也没有，嘴里只含一块薄荷糖，然后让她看着我喝苏打水。伯尼，我刚才到底讲到哪儿了？”

“《在斯万家那边》的三页。”

“啊对。所以我回到家里，头脑很清楚，清楚得都透明了，而且时间也早，所以，我没在床上读那本书，而是坐在椅子上，把阅读灯调到刚刚好，一只猫坐在我腿上，另一只蜷缩在我脚下。我想到如果有一杯白兰地会使这幅画面更完整。不过我应该先读几页，然后再去给自己弄来一杯喝喝。”

“那你看了多少？”

“到第四页底部。接下来我只知道太阳正在窗前照着，而我的猫正告诉我到了喂食时间。我头脑特别冷静清醒，而且我竟然在椅子上睡了一晚，连衣服都没脱。”

“马塞尔再次正中红心。”

“这要是传出去，”她说，“做安眠药的药厂都得倒闭。这书更快更便宜，而且不会让你在半夜起床，突袭冰箱里的零食。”

在她读不下普鲁斯特的时候，我忙着不发展一段认真的关系。

说实话，我已经放弃了尝试。我和一个女人约会已有几个月了，我们到了彼此会在对方公寓里保留几件东西的地步，我渐渐开始想知道如果某天我们决定义无反顾，挑明了干脆住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有一天她宣布她的公司正式将她调到了他们的伦敦办公室。

“哇哦。”我说。

“我一直没给回复，”她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搬，这是很大的升迁，但如果我拒绝调动，反倒会降职。”

我当时可以说些什么。比如不要去。或者留下来，我们是会结婚的。又或者像其实我一直想住在伦敦试试。

但事实上我说的是：“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会想念你的，凯罗尔。”

“我也会想念你的，伯尼。而且，你知道，如果你来伦敦……”

“我一定会去叨扰你的。”

她迷惑地看着我，我解释说这是英式英语，是给你打电话的意思。而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缓解了一些她离开带来的痛苦。

我把我的东西从她的公寓里拿走了，第二天晚上她来到我的住处找回她的东西。我们看着对方，那一刻，我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把另一个带到卧室里，但是我们谁也没有。

于是这样便结束了。

我从来没有把凯罗尔当作真正的理想伴侣，只是对她喜爱到可以将她视作为此刻的理想伴侣而已。即使我们有彼此的陪伴，我也会偶尔看到周围的女性，然后在脑子里意淫一下，只是我从未采取任何行动。

所以你可能以为我会在凯罗尔离开后马上回到游戏中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事实在太麻烦了。有些女人在我看来很不错，有些女人让我觉得她们可能值得深入了解。她很可爱，我会对自己说。她看上去聪慧有趣，我会注意到。

然后，我便放下念头。

然后，六月某日的傍晚，天亮得有些不太真实，一位名叫珍妮的女人走进了我的书店。

[1] 美国著名乡村音乐人莫尔·特拉维斯(Merle Travis)创作的《十六吨》描述了当时肯塔基州的矿工生活，其中著名的句子有“你每天搬十六吨东西又得到了什么，不过是又老了一天还深陷债务”和“我死不起，我的灵魂已经卖给公司了”。

10

我的门顶上有一个小铃铛，虽然它不像监控摄像头和动态探测器那样高科技，但是当我有访客的时候，它会忠实地发出声响让我知道。当小铃铛宣布她的到来时，我抬起头来，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因为她值得。

事实上她简直惊为天人。她穿着天蓝色的名牌牛仔裤和一件贴身的绿色丝绸上衣，乡村歌曲的作家会告诉你，她的头发是图珀洛树般蜂蜜似的颜色，但他可能不会指出那头秀发做了个昂贵的造型。她唯一的缺陷是嘴唇和胸部有些丰满，我准备忽视那些。

几个月前，我会和她搭腔，但现在是现在，现在的我留守在柜台后的座位上，注意力转回到我眼下看的书，这是迈克尔·康纳利的一本小说，我上次错过了。在这本书里主人公哈里·博斯已经把洛杉矶警察甩在脑后，自己单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也正因如此，康纳利显然觉得他不得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而不是用康纳利的视角来叙述。我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觉得博斯并不这样想，回到警察部门令人欣慰的怀抱和第三人称的叙述也没准儿是对他的一种拯救。

然后她开始和我攀谈起来。

“真是一只可爱的猫！”

我抬起头，这第三眼没有看到任何额外的缺陷。“它是个尽职的员工，”我说，“也是非常好的伴侣。”

“但它没有尾巴，是吗？它是马恩岛猫吗？”

“它更愿意你这样认为。但是，它似乎并没有那个品种像兔子般跳来跳去的特征。所以它可能只不过是一只被摇椅碾掉了尾巴的流浪猫。”

“嗯，它还是很可爱的。它的名字是什么？”

“拉菲兹。”

“嗨，拉菲兹，我是珍妮。”

“我是伯尼。”

她转身面对我，那笑容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嗨，伯尼。”她说。

我们开始交谈。我不记得具体的谈话，或者说了些什么，我甚至不确定那些交谈有什么内容。我的意思是，无论我用了哪些词汇，我所表达的不过就是你很可爱，我敢打赌你的品位也不错，以及我想进一步认识你。而她那已经让人记不起细节的回复主旨则是，继续和我聊吧，因为也许我对你也有兴趣。

最后她说她真的应该看看书，因为我们是在一家书店里。我请她自便，并试图回到我自己的书中去，但是和我与这个可爱的精灵分享的纽约相比，博斯的洛杉矶似乎突然间变得平凡无趣。

打烊的时间要到了，可我又怎么能让她离开呢？所以我原地不动，试图对书里博斯的烦恼感兴趣，然后抬眼看向我的访客。

“我打个电话行吗？”

“当然。”我说，对这句打破沉默的话感到欣慰。我指了指柜台上的电话，她摇了摇头。

“我有手机，”她说，“但是我想到在书店可能应该像在火车安静席的车厢一样，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如果你介意，我可以去外面打。”

“你和我，”我指出，“是今天这班火车里唯一的乘客。”

于是她打了电话。“嗨，我是珍妮。”她对接电话的人说。后面的交谈我没有听到，只听到接下来她说的是，“哦，当然，我明白了。那么下次再说吧。”

她结束了通话，把手机放进了包里，说：“真是的。”

“让你失望了？”

“有那么一点点，”她说，“某人刚刚取消了和我约的晚餐。”

“真是一株奇葩，”我说，“没有任何正常人会错过和你共进晚餐的机会。不过，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巧合。”

“什么巧合？”

“不到一个小时前，”我说，“也有某人取消了和我约的晚餐。是我的会计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我的牙医打来电话要改约在下个星期五一样。”

“所以说结论是你并没有失望透顶应该没错吧？”

“一点都没，但我不得不面对独自用餐的悲惨未来了。”

“我懂了。”

“你真的懂了？因为我们似乎有这点共同之处，而在我看来，我们两个的问题在世上就只有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我深吸了口气，“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吗？”

“我很乐意。”她说。

我打电话到饶舌酒鬼，并让玛克辛转告卡洛琳她今晚要独自一人喝酒了。我把我的特价书桌拿进屋里来，然后钻进后面的房间，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和我穿去高顿堂的那件西装外套。

书店外，明亮的六月下午已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六月傍晚。我问珍妮，她是否喜欢意大利美食，她毫无悬念地说喜欢。你有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不喜欢呢？

我选择的地方在第五大道不远的东十街上。每当我和卡洛琳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事情就会一起去那里。餐厅很高档，这意味着桌布是白色的，桌与桌的间隔很好，装蜡烛的是银色的器皿，而不是玻璃瓶子，而这里的价格会让你很庆幸他们是收信用卡的。

食物当然也非常棒，只不过铺红色方格桌布的小店里食物也一样很棒。

我们从开胃菜开始。然后她点了煎鱼，而我吃了小牛肉，我们分了一盘意大利通心粉。我记得是叫螺旋面，但我可能记错了；就是那种像床垫的小弹簧一样形状的通心粉，配的酱汁浓厚而美味。

她说比起白葡萄酒她更喜欢红葡萄酒，无论有没有鱼，所以我点了一瓶巴多利诺，第一瓶见底后又要了瓶一模一样的。食物和葡萄酒本来就足以让我们保持彼此的兴趣，不过我们的谈话也很愉快。我们聊起了书籍、艺术、音乐，还讲到了纽约，其实我不记得当时聊的大多数东西。话题在聊的当时非常有趣，但远不如她的陪伴那么让人惬意。

当我给我们满上第二杯葡萄酒时，她用手扶住我，强调了一处谈话的内容。虽然动作随意，但以我多年来的了解，当一个女人主动碰你的手时，通常是一个好兆头。

她稍后又再做了一次，这次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

最后我们都不想要甜点，但都想喝浓缩咖啡。服务员可能觉得我们是迷人的一对，于是给我们倒了两杯免费的餐后甜品酒。我拿出史密斯先生给的两张印有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的票子，然后挥手免去找零，这做法更增加了我们的魅力。

在餐厅外她说：“我住在望台高地区 [1] ，那里环境很好，只是很难打到愿意拉我到那边的出租车。你说你住在西区大街。”

“而且出租车司机们会很高兴去那里。”

“那么好吧。”她说，我正好赶到路边拦了一辆及时出现的出租车。

[1] 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区。纽约出租车圈有不愿过东河从曼哈顿岛到布鲁克林的说法。

11

*　*　*

这算是老派风格，不是吗？三个星号，噢，看在上帝的分上，都这个时代了。

如果我够谨慎，我会对我在自己公寓卧室里做的事情闭口不言（而且这么说来，还要包括在客厅沙发上做的，还有不要忘了在淋浴室里做的），嗯，其实我只需一笔带过，或者用一两句话来总结。所以为什么要用星号呢？

我不得不说它们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它们的存在表示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记住那个晚上的时光，而且准备随时拿出来回味。

即使我并不打算和你分享记忆里的内容。

*　*　*

“伯尼，我要走了。”“你要走？为什么？”

我睁开了一只眼睛——实际上是睁开了双眼，然后看到她正穿了一半衣服。她的紧身上衣正覆盖在她腰部几英寸之上，手里拿着天蓝色的牛仔裤，准备穿上。

“已经很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过夜？”

“不，我不能。”

这样的回复并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她的声音非常不容置疑。

我坐了起来。“嗯，”我说，“今晚真是——”

“我知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我是故意要避免用真棒这个词来形容刚才的事，但这是事实，即使上帝来定义也不过如此。你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哦，伯尼……”

“因为我在想我可以租一辆车，我们可以逃到离城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比如特拉华州一些古老的石头旅馆，就是那些在《纽约客》里投放广告的地方之一，上面会告诉你那些小馆子是多么迷人。而且天气应该会像今天这样持续下去，所以肯定非常有利于在月光下漫步，但是如果天气不如所料，下起雨来，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待在房间里，而且不会觉得在房间里有多不自在，还有——”

她脸上的表情让我只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

“哦，伯尼，”她又说，“我想我应该等你睡熟以后再悄悄溜出去，不留只言片语。”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就是为了避免现在这样的谈话，”她说，“伯尼，我不会再见你了。”

“那实在是荒谬。”

“不，我恐怕正是如此。”

“你结婚了。”

“还没有。”

“还没有？那是什么意思？你订婚了吗？”

她摇摇头：“我打算要结婚。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规划，尽管我还没有遇到我未来的丈夫。伯尼，我二十八岁了。”

“所以？”

“所以我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想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有两个孩子。”

“只要两个？”

“也许三个。我觉得等我要了第二个，我就可以更好地判断我是否还想要第三个。”

“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回道，“但是——”

“但是如果我要去找一位丈夫，”她说，“我就不能浪费时间在一段没有任何希望的感情上面。”

事情发生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但是如果我不采取任何行动，她就会行动，走出我的大门，离开我的生活。

“谁说我们不能有一段有希望的感情？”

“伯尼，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结婚。”

“这不一定是真的。”我说。

“你结过婚吗？”

“没有，但是——”

“你当然没有。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已经过上了为你量身定制的生活，你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你的书店，你的猫，你迷人的小公寓——”

“伯尼·罗登巴尔，这是你的生活。”

“唔，不是吗？”

“这是我现在一直过的生活，”我说，“过一天算一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喜欢现在这样的安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婚姻就是我绝对排除的东西，而且如果我遇到了合适的人——”

“就此打住吧，伯尼。”

“好的。”

“我不是你的那杯茶，更重要的是，你也不是我的那杯。”

“我不是？”

“哦，对于一些女人来说，也许你是，但不是我的。我去你的书店是因为我的朋友克洛伊说她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你。”

“我不认识叫克洛伊的人。”

“她上个月有一次在你的商店里乱晃。没有买东西。”

“那真是把寻找范围给缩小了不少。”

“她很漂亮，有一头深色的头发，和我的身高差不多但是更瘦些。她说，当她把书放回书架并在亚马逊上买了本电子版时，你甚至没有感到不高兴。”

灵光一现。“她的上臂有文身。”

“就是她。我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文文身，但她的文身比大多数人的都好看。”

“我不知道文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当然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文身，但是我看不到全部，猜不出文的是什么。”

“是一条蜥蜴。”

“一条蜥蜴。”

“实际上是一只壁虎。它应该看起来像是要爬向她的肩膀。”

“然后爬到她耳边低语，”我说，“好卖给她汽车保险 [1] 。看，我让你笑了。这很重要，珍妮。克洛伊认为你可能会喜欢我，看起来她好像是对的。”

“哦，伯尼。”

哦，伯尼。说这句话时可以有很多种语调，而她选择的那个语调的意思是说，哦，伯尼，如果我等你睡着了再走，我们就不必这样对话了。

“和克洛伊谈过后，”她说，“我曾路过你的书店。那应该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左右，而你的店里空无一人，只有你自己。”

“只有我和我可爱的猫。”

“我就知道克洛伊为什么那么说了。”

“为什么说你可能会喜欢我吗？”

“她说你很可爱。”

“但我猜你没停下进店。”

“嗯，我正在赶去参加会议的路上，伯尼。我只是多走了两个街区绕道去你的书店偷偷看看你。”

“然后你想着，天啊，克洛伊是对的。”

“也对，也不对。我听到铃声响动。”

“你打开了书店的门？我以为——”

“不是那个门铃，呆瓜。是当你遇到一个男人，心动的铃声，因为那个男人——”

“很可爱。”

“对。而且那个铃声一直响着，即使我脑子里同时响着‘不是当丈夫的料’的警报声。”

“你怎么知道呢？我的意思是，警报器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响呢？”

“直觉，我学会了相信我的直觉。所以是的，我一直走了过去，没有进门。”

“然后今天下午你又走回来再次查看了。”

“我很确定你不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她说，“但是我正巧在附近，而且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确定。”

“你走进来，然后开始谈论我的猫。”

“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

“是的，你不是第一个想到它的人，但那确实让我们有了一个愉快的开始。而且你意识到我其实有可能是当丈夫的料。”

“没有。”

“但是——”

“我觉得你确实很可爱，”她说，“而且我早就这么认为了，继而又觉得你很性感。所以决定和你上床。”

“就这么决定了吗？”

“嗯，而且你不是也做了同样的决定吗？我看得出来你偷看我的样子。所以我让你请我吃饭——”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晚餐约会，”我说，“电话也只是个幌子。或者你甚至都没按下电话号码，我打赌你只是对着空电话瞎聊了一通。”

“不，事实上，我在跟克洛伊通话。”

“我想你告诉她你要和我睡觉了。”

“嗯，”她说，“我是对的，不是吗？但是我没想到会吃到这么美好的晚餐。当你提出意大利菜的时候，我以为我们会去汤普森街的某个小破馆子。”

“那看看我把你往哪里带。也许我最终仍是做丈夫的料，不是吗？”她摇摇头：“不是。”

“为什么不是？”

“我怎么能考虑嫁给一个冲动之下一顿饭就能挥霍二百美元的男人？”

“也许我是个有家底的绅士，”我建议道，“也许二百美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伯尼，别把这话往坏处想。你的书店没有任何生意，当你的租赁期满以后，你不会承担得起上涨的租金。”

“你还不知道，”我说，“那栋楼其实是归我的。”

“你还不知道我其实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呢。不，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当我扔出新娘花束时，你不会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这也让我大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和你上床。”

“否则你就不会吗？”

“不会，当然不会在第一次约会就做，傻瓜，也可能不在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但是，你和我只有这一次约会，所以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

“嗯，我们的确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说，“你是想把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压缩进几个小时。”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而且你在试图否定它，”我说，“但是你在床上的表现分明表示也许你觉得我们还是有些未来的。”

“你错得离谱。”

“我错了？”

“伯尼，如果我这么想，今晚就不会是这样的做法。我们今晚做了一些很狂野的事情。”

“确实如此。”

“有些事情，不是你应该对未来丈夫做的。即使是结婚以后，你也不会马上就做，至少一两年之内不会。”

“因为你不想让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当然不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晚上，而且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个人了——”

“那就让条条框框见鬼去吧，为什么不做呢？”

“正是如此。我很清楚我们一定不会结婚，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尝试一切。”

“我想我们也确实是那么做的。”

她脸上露出一种表情。“不过……”她说。

“不过什么？”

“不过还有一样是我从来没试过的。我只在哪里读到过，你可能会认为那很怪异，病态而且令人作呕。”

“那是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她说，“你会觉得我很怪异，病态而且令人作呕。但那又如何？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她把唇放在我的耳边，轻咬了一下我的耳垂，然后低声诉说。

“嗯，伯尼？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最好把上衣脱掉，”我说，“回到床上来。”

*　*　*

“你最好留在这里过夜，”我说，“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车带你到布鲁克林，上帝知道你也绝对不会想坐地铁。”

“哦，伯尼。”

“你不住在布鲁克林，是吗？”

“咱们在餐厅那里时，我就可以直接走路回家。我说了布鲁克林的谎话是为了可以来看你的公寓。”

“所以我就看不到你的？”

“哦，伯尼。”

她现在已经穿着妥当，画上口红，用我衣柜门上的镜子为自己的打扮做最后的检视。

“我不会问你的电话号码，”我说，“但是你知道如何与我取得联系。”

“但我是不会和你联系的。”

“狩猎丈夫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几个小时？”

“不是这样的，”她说，然后转身面对我，“有这一晚上就好。如果我再次见到你，而我们已经做了一切，那么再做什么都只会是令人沮丧的，不是吗？”她垂下眼睛，“或者如果不是令人沮丧，我可能会爱上你，伯尼。那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1] 美国一家汽车保险公司（盖科）与壁虎发音相同，但字母拼写略有不同。公司吉祥物是一只壁虎，在电视宣传广告上曾以英音及澳大利亚音演员配音。下文仍有提及。

12

“直女，”卡洛琳说，“我从来没理解过她们，而且我永远也理解不了。”

“阿门。”

“伯尼你觉得怎么样？被利用了还是被糟蹋了？”

“如果我有力气去感受的话，”我说，“没准儿会是那种感觉。反正前一部分是的。后一部分嘛，我真的不能称之为糟蹋。”

“是啊，受害者通常不会觉得自己的经历有那么美妙。这实在是一位花花公子的终极幻想，不是吗？她漂亮而且富有激情，做了一切你可以想得到的，还做了点儿你想象不到的，然后就走掉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

“可以变得更好。清晨四点钟，她可以变成比萨饼。”

“手里再拿着凤尾鱼。”

“没有凤尾鱼的比萨饼，”门口的声音说，“就像不带苍蝇的精油。”

我抬起头，而卡洛琳则闭上眼睛，我看到一个大个子穿着昂贵却不合身的西服出现在门口。他的名字是雷·基希曼，是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探员，多年来，他偶尔会充当我精油里的苍蝇。

“你好，雷。”我说。

“你好，伯尼。你好，卡洛琳。”

她短暂一顿，时间拿捏得刚好，表明自己对他的心不在焉，卡洛琳说：“你好，雷。”

“无论你们在吃什么，”他说，“我不得不说它闻起来比看起来好吃。从你们在用筷子吃来推断，我想应该是某种中国菜，我从来没有掌握用筷子的窍门。”

“那正好，”卡洛琳说。“反正我也没有多余的一双给你。”

“如果你给我一双，我还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提点儿建议，”她说，“不过无所谓。反正也没剩什么可吃的了。”

“而且我已经吃过了。”

“但你还是出现在了这里，雷。我打赌下一步你会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而来。”

“一个人尽力表现得比较友好，”他说，“可又有什么用处？他走进这里，他对拉拉女没有任何惹人厌的评语，他甚至没有说什么黄色笑话，尽管上帝知道这两样他都可以说上不少。可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一定是他潜意识里渴望被虐待，不然他为什么还要走进门来？”

他摇摇头：“你真是难搞，卡洛琳。伯尼，你昨晚在哪里？”

“昨晚？”

“是的。具体来说就是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早上的那段时间。”

“我晚餐吃得早了点儿，”我说，“然后待在自己的公寓里。”

“单独待着？”

“不，有人陪伴。”

“我猜是一位女士，”他说，“除非你已经开始向另一边报到了。”

“我的性取向还没有改变，”我向他保证，“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能会更简单。”

“她有名字吗？我怎么和她联系？”

“你联系不了她。”

“你有一个不在场证明，”他说，“但是你想自己留着不告诉我，这么做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她是谁，伯尼，是不是位已婚女士？你往别的男人的窝里卸货了？”

“这是我这么久以来听到的最糟糕的比喻，”我说，“不过无所谓。无论如何，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

“没有做你说的事。她没有结婚，至少目前还没有。反正我知道的也就只是她的名字，而且我感觉那可能甚至不是她的真名。我既没有她的电话也没有她的住址。”

“那你怎么能再见到她呢？”

“我见不到了，我也不在乎她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在场证明，而且我到底为什么需要那种东西呢？”

“因为它们很有用，”他说，“可以把盗贼挡在监狱外边。”

“我已经不做那行了，雷。”

“是、是，就算吧。但是如果你还做，有一个不在场证明的证人不会害你。”

“昨晚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嗯，我会说发生了几件事情。如果有人愿意相信的话，罗登巴尔夫人的儿子，伯纳德，幸运地和一个神秘的女子共度春宵。而且，我也只是碰碰运气，我猜凯瑟夫人的女儿卡洛琳又在哈得孙街的某个小黑馆子里喝到酩酊大醉。”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正事好说，雷，你待在这儿也就只比流口水稍有些样子。”

“谢谢，卡洛琳。现在我们来看看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昨晚纽约大都会队赢了，洋基队输了，也或许结果是反过来。哦，对了，还有人在东九十二街的某栋联排别墅里杀死了一位女士。”

“在盗窃期间被谋杀了。”

“猜得好，伯尼。咱们假设你这就是一个猜测，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回忆。”

“雷，你不会真的认为那是我做的吧。”

“不会，”他说，“当然不会。你得相信我一些，伯尼。咱们认识多久了？”

“很长时间了。”

“就是很长时间了，我不得不说我对你知道得不少，可能比你自以为我知道得还多些。我知道你仍是一个贼，无论你怎么上上下下地发誓自己已经变老实了。豹子改不了自己身上的条纹，就像贼改不了彻头彻尾的贼心。”

我叹了口气：“我想你可以随便相信你想要相信的。”

“没错，我想我会的，尤其是当我想相信的就是真相的时候。不过除了你骨子里就是贼以外，还一直以来都是一位绅士。”

“谢谢你，雷。你这么说真是不错。”

“别误会我，”他说，“你还是一个闯入别人家里，偷走他们东西的低等贼子。但同时你也是为数不多的雅贼之一。你不会相信都有些什么歪瓜裂枣进了你们这行。”

“我能想象得出。”

“不去好好钻研学习撬锁的艺术和科学，他们嫌麻烦直接踹开门，进屋也不是小心翼翼地不惊扰住户，而是直接把人叫醒，强迫人家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

“昨晚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杀了一位女士。你确定这是一个盗贼做的吗？”

他点了点头：“除非她自己把自己的房子弄了个乱七八糟。她是一个寡妇，丈夫过世后将这栋四层高的红墙别墅留给她。她的孩子们想让她搬到一间公寓里，她还在考虑这个提议，但是如果她搬了，房子里所有的艺术品和古董该放在哪里呢？”

“哦。”

“是啊。如果她还有命欣赏它们的话，那肯定是她想做的事儿。她当时在听歌剧，是一部很长的剧——”

“所有歌剧都不短。”卡洛琳说。

“好吧，看起来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件可以让彼此意见统一的事儿，卡洛琳，因为人们怎么能坐下来去听那玩意儿完全让我无法理解。不过这部歌剧很特别，是那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很喜欢的一部。”

“是瓦格纳的。”我建议道。

“就是那家伙。无论如何，我猜奥斯特迈尔夫人也就只能忍受那么多。”

“那是她的名字？奥斯特迈尔？”

“她姓奥斯特迈尔，名字叫海伦。听到一半她告诉她的朋友她觉得累，我猜那些没完没了的尖叫声让人在剧院里连睡都无法睡过去。于是她离开歌剧院，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其实她在原地不动会更好些。”

“我猜你没能找到出租车司机。”

“嗯，你总算猜错了一回，伯尼。司机自己来了，而且还记得载过她。他告诉我们，她从出租车许可证中读到他的名字，还猜出他来自海地，而且他的确是那里的人。年轻的时候，她告诉司机，自己和丈夫在海地度了一个多礼拜的假。司机说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

“他把她放在家门口，他是最后一个看到她活着的人。”

“除了那个在屋里等着她的家伙。菲利普说，他曾向她提出要把她护送到家门口，但她说自己没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路边徘徊了足够长的时间，确定她打开了门进去后才开车离去。”

我们都沉默了片刻。然后卡洛琳指出，已经没有几个富贵的老太太人好到可以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聊他的祖国了。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好人无辜被杀，”我说，“雷，她是怎么死的？”

“你看，我本是想好好地问你，伯尼。但是如果你没干，那你可能就无法想出答案。”

“难道你还不知道死因吗？”

“原因很清楚。就是有人破门而入。否则她还会有脉搏。”

“医学鉴定上的死因，雷，不要告诉我她就是停止了呼吸。”

“嗯，她好像就是那么死的，”他说，“至少我们能肯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几个警察接到电话，发现她躺在客厅的中间。当我到达那里时，法医检查室来了个姑娘在旁待命，她告诉我，在老太太身上找不到子弹孔、刺伤，或瘀伤的痕迹。”

“也许她心脏病发作了。”

“正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推断，”他说，“她进了屋子，然后发现里面被搞得天翻地覆，所以她很害怕，心跳骤增，无法呼吸。”

“基本上，”卡洛琳说，“你是说那可怜的女人是纯粹被吓死的。”

“如果这词儿的意思和它听上去一样像那么回事儿，那她的死因就是这个。不过如果心脏病真是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受点儿惊吓就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为什么人们还总是把心脏病怪到彼得·罗格 [1] 的牛排身上？”

“当他们拿到账单时，惊吓就来了，”我说，“而且是当你知道他们家只收现金不刷卡的时候。”

“所以死因有可能是她的心脏，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等着法医报告来说明。但你是懂法的，伯尼，以你撬门的密集度。即使她死于一只飞过她鼻子的蜜蜂，那个贼也会被判谋杀罪。”

“违法活动导致死亡时，肇事者就犯有谋杀罪。”

“一级谋杀，”他说，“警察学院里教了一个案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有个人在伪造支票上签字，笔里的墨水飞到收支票人的脸上，那家伙对墨水有过敏反应，当场死亡。而这个签假支票的人就因谋杀罪而判刑。利索吧！”

“现在不行啦，”卡洛琳说，“你必须要有一支墨水钢笔来犯这个罪，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重点不是案子的真假，而是法律到底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法律总是难以捉摸，”我说，“雷，如果你真的以为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哦，我知道跟你无关，伯尼。就算你真在那里，假设她付了出租车费，走进房子，而你在那里检查里面的贵重物品。”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她受到惊吓倒地不起，当人心脏病发作时，你还能做什么呢？”

“给她吃片阿司匹林，”我说，“然后打电话给九一一。”

“我想她甚至没有那个机会。所以说，伯尼。如果你去过那里——”

“而我没有去过。”

“我知道你没去过，但是如果你去了，你会亲自打电话给九一一的。我说得对吧！”

“嗯对，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那里，雷。”

“你瞧！这不就结案了。所以你不在现场。”

“但是你，”卡洛琳说，“还是来了这里。”

他点了点头：“我想我只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在圈儿里听到什么动静，伯尼。”

“事实上，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就在刚才，”我说，“在这里，从你那听来的。”

“哦。有那么一秒我还真以为——”

“我还能听到什么呢？我又不是在这个圈子里交了什么朋友。我被送进去过一回，雷，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特意嘱咐我避免与其他犯罪分子接触。”

“你从心底记得这个建议了。”

“字字句句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这做起来很简单。在进去之前，我就不认识什么同行，而在里面遇到的那些人并没有让我有跟他们保持联络的渴望。”

雷点点头：“如果你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窃贼，”他说，“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你是一个骗子。我刚才叫你什么来着，伯尼？”

“我想你说我是最后的雅贼。”

“一个正在消失的品种，”他说，“虽然我也不知道起先到底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还有拉菲兹。”卡洛琳说。

“拉菲兹那只猫？这是要开始讲毛茸茸的猫贼 [2] 的笑话了吗？”

“A.J.拉菲兹，”我说，“他是英国作家E.W.赫尔南所写的系列故事中的主人公，赫尔南与创造了福尔摩斯的亚瑟·柯南·道尔爵士是亲戚。在我看来，应该是他的妹夫。”

“就是其中一个与另一个的姊妹结婚了。”

“我想是这样，”我说，“但我也有可能说的不是这个人。我可以查查看。”

“以后吧，”他说，“等我离这里远远的时候。这跟你的猫有什么关系？”

“我的猫就被命名为A.J.拉菲兹。”我说，“他在上学的时候一直是个了不起的板球运动员，后来成了同样优秀的业余开锁人。换句话说，也是一个盗贼。”

“他是位英雄吗？”

“他谦和文雅风度翩翩，”我说，“经常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而且他像罗宾汉一样，只从富人身上偷东西。”

“不偷他们偷谁去？他们才是有东西可偷的人。什么样的贼会把时间浪费在偷穷人身上？”

“房东，”卡洛琳说，“还有商人和——”

“好吧，”他说，“你歇会儿吧，小个子。这个拉菲兹，伯尼，你这么欣赏他，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猫，他不是一个真人吧，是吗？”

“他是一个写得很不错的人物，雷。一百多年后，人们还在读关于他的故事。”

“但他只是一个人物，对吧？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实际上他有好几个故事。”

“一本书里的故事。”

“不止一本书。”

“所以，当我让你再叫出几个雅贼的名字时，”他说，“你最多能想出来的就是几个故事里的人物。这就结了，伯尼。你属于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一直都是。”

[1] 纽约布鲁克林著名的牛排店，是百年名店，也以坚持不刷卡，只收现金而闻名。

[2] 英语里将主人在家时入室抢劫的盗贼称为猫贼（cat burglar），和中文里的飞贼是一个意思。

13

卡洛琳在雷离开后几分钟也走了，我回去装成书商的样子。而后有几个人走进店来，其中几个人还真掏钱买了书，一个穿着阔版短裤的年轻人，身上套着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1] 的T恤，打开背包，为我提供了六本看起来全新的畅销书。

我说可以给他十美元买下这些书，无论他怎么讨价还价我也不让步。最终他如我所料地接受了那十美元。等他出门以后，我把新书摆上货架，并给每本定价为9.99美元。过后不到十分钟，我的一名常客走了进来，她在附近的牙医店为人洗牙，她像寻找眼镜蛇的猫鼬一样寻找S.J.罗珊 [2] 的新书。“哦，我爱死她了，”她说，“我一直在找她的新书。如果你这里没有，我就去买新书了。”

所以我想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和那位斯普林斯汀粉丝的交易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诚实度上来看，他拿到那些书的渠道和我说我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一样不靠谱。

然后我想起上次有人提起那位流言蜚语中的女王的情景，以及和她相关的故事。这让我回到了之前似乎怎么也甩不掉的心情中。

几个小时后，我在饶舌酒鬼已经喝了两轮，卡洛琳抓住了我正要向玛克辛举起的手腕。

“不了。”她说。

“不要吗？”

她举起自己的手，只是在空中做出签字的手势。从来没有人在饶舌酒鬼签过字，也许签赎金单倒是有可能，但结账的手语全世界都一样，然后玛克辛给我们拿了账单过来。“我来付钱，”卡洛琳说，“因为你要买一整瓶酒。”

“什么一整瓶？”

“在我们回到我那里的路上要买的第五瓶苏格兰威士忌。今晚你需要喝醉。”

“你说得对，”我说，“我通常不会喝醉的。我通常就喝一两杯，有时候会喝到有点晕乎乎，但很少放开喝到酩酊大醉。不过有的时候，我是需要喝到那个地步。”

“我知道。”

“今晚是需要喝到那样的晚上，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卡洛琳，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嗯，”她说，“总得有人这样做。”

卡洛琳住在阿伯巷，是曼哈顿西村那些隐蔽的小巷之一，游客们不会知道这里，出租车司机也找不到。我们到了她那里之后安顿下来，我开了威士忌酒瓶，而卡洛琳为阿奇和尤比拿出了猫粮。然后又为我们拿出了人吃的食物，用我们在路上顺手买的玉米片和坚果巧克力零食填满了两个碗。“因为我们必须吃点东西，”她说，“但是我们不需要非得费劲做些什么出来。”

我拿出一对装酒的玻璃杯，里面加上冰块，然后把威士忌倒进去，刚好可以覆盖冰块。这是教师牌的高地酿，是我要选的顶架上的纯麦威士忌下面那排架子上的酒。“那是买来一小口一小口品着喝的，”卡洛琳说着把酒从我那里拿走，然后又把它送回我手里，因为她个子太矮无法够到顶层架子把酒放回去，“而且今晚不是品酒的夜晚，伯尼。我倒不是说今晚就该牛饮，只不过我们不会想花太多时间来品味纯麦威士忌的浓香辣味。此外，你也不会想把史密斯先生的钱这么快挥霍一空。你也许需要这些钱来支持一段时间。”

“我已经在卖偷来的畅销书，”我提醒了她，“赚起钱来如变戏法一样简单。”

我们在各自的座位坐定，手中拿着酒杯，盛着冰块的冰桶触手可及。我举起了玻璃酒杯，却想不出可以为什么而干杯。

“为了快乐的日子。”她建议。

“你真是爱做梦。”我说，喝下了一口。

“也许我是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伯尼，”她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你脑门上刻着这些话呢。”

“真的吗？”

“好，差不多是吧。你为什么认为你应该结婚？为了和玛丽过一辈子完美的夜晚吗？”

“珍妮。”我说。

“对我来说，伯尼，她永远是罗马尼亚的玛丽，我会说玛丽是她真名的概率和珍妮一样大。”

“和你看上去像罗马尼亚人的概率也一样。”

“哦？我外公出生在布加勒斯特 [3] 。”

“真的吗？”

“不是，而且他的名字既不是玛丽。也不是珍妮。”

“你在逗我呢，”我说，“别这样。如果我想结婚，也不会是和玛丽。”

“是珍妮。”

“随你怎么称呼她。她不是我想要结婚的那种女人。”

“因为她第一次约会就和你睡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我说，“相信我，我们一刻都没睡着过。但不，那也不是原因。”

“那是为了什么？因为没有男人愿意娶一个肯为他做他一生都在梦想做的事情的女人吗？”

我皱着眉头。“两杯酒下肚之前，”我说，“我还能理解这句绕口的话的意思，我甚至可以考虑出应该如何回复。你看，我不是珍妮想要的人。她想要一个务实的有钱人。”

“吃早餐，穿布克兄弟 [4] 的那种。”

“这话我在哪里听过。”

“《红男绿女》 [5] 里的。”

“对呀。可我通常是吃早餐的，也有一件布克兄弟的西装外套。”

“你告诉我那是你从一家二手商店里买到的。”

“嗯，但它一开始不是在二手店里。拥有它的第一个主人是在布克兄弟门店买的。它还很新，样子也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要它了。”

“他在外有了奸情，所以老婆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丢掉了。”

“但愿如此。我总以为也许是他死了，比起来我更希望相信他还在外鬼混呢。我们刚才在说什么来着？”

“说什么重要吗？”

“不，”我说，“几乎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你知道，”我说，“你现在可以结婚了。而且是合法的了。”

“你记得兰蒂·梅辛格吗？她曾想和我结婚。”

“那是好几年前了啊。和现在比那时离合法远着呢。”

“呃，但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他们不会把你铐起来。他们只是不给你结婚证书。可是那时有很多同性恋婚礼，你和我就一起去参加了一个。”

“金吉和乔安娜的，”我说，回忆起来，“在西十三街和第七大道转角的那个教堂里。其中一个穿着一件长到地板的白色礼服。”

“那是金吉。”

“另一个穿着燕尾服。”

“不，那是在夏天，乔安娜穿着一件白色晚宴礼服外套。”

“她们美得轰动全场。然后就搬到某个地方去了。”

“莱茵贝克 [6] 。”

“不是说她们其中一个人想怀孕要孩子吗？我猜就是金吉吧。”

“是她。她们那时在找精子捐赠者，但是你对此不感兴趣。”

“我当时觉得好像太奇怪了，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许不是。”她说。

“哦？有个儿子可能是件好事，我可以欢欢喜喜地教他我的两个本事。”

“卖书和偷盗。”

“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后的雅贼。他可以沿着我的路走下去。”

“如果金吉生了个女孩呢？”

“谁说女人就不能卖书？斯特兰德书店 [7] 的主人就和他的女儿一起经营。”

“那你的另一份工作呢？”

“那又怎样？谁说一个女人不能入室偷盗？”

“所以她不会是最后的绅士雅贼，”她说，“她倒可以是第一个淑女雅贼。”

“为什么不呢？”我的酒杯已经不知不觉地空了，于是我又把它斟满，“金吉后来怎么样了？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

“她做了变性手术。”

“啊？”

“她和乔安娜分手之后，”她说，“她们卖掉了莱茵贝克的房子，然后两人都搬回了市里，只是到不同的公寓去了。金吉意识到她一直在压抑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超级女性化。她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男人。”

“所以她去动了手术。”

“激素治疗，咨询，最后是外科手术。”

“有效吗？”

“曾经是金吉的那个人，”她说，“现在是一个名叫吉姆的男人。事实上，你还和他遇上过。”

“我有吗？”

“在我的美容店里。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带了自己的矮鬃犬来做洗剪吹。”

“我记得那只狗，”我说，“哦，天啊——我也记得那个人。那真是金吉吗？”

“是吉姆。”

“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伯尼。也许他的过去没那么普通，但他现在就是那样。”

“那他去约会吗？我的意思是，他和谁约会呢？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他去找男孩还是女孩，那倒是一直没有改变。他被女性吸引。”

“哦，他必须是啊，”我说，“吉姆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你也碰巧知道乔安娜对这些有何感想吗？”

“她现在是约瑟夫了。”她说。

[1]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当代创作歌手。

[2] S.J.罗珊（S.J.Rozan）美国纽约当代女作家，建筑师。以写犯罪侦探小说，惊悚小说知名。

[3] 罗马尼亚首都。

[4] 美国中产阶级喜欢的时装牌子。

[5] 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于一九五〇年首映成为美国百老汇上演时间最久的一部戏。获剧作最高荣誉托尼奖的多项殊荣。

[6] 纽约州北部一个小镇。

[7] 纽约著名的二手书店。店里也卖折扣新书，已存在了九十年，被纽约市民和各地游客所珍爱。斯特兰德书店的名字来自于伦敦市中心的一条文豪会聚的大街——斯特兰德。创始人佛瑞德·巴斯在一九二七年开店时希望自己的书店像斯特兰德大街一样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作家。

14

“你几乎没怎么喝酒，卡洛琳。”

“我在喝呢。”

“你是在品，”我说，“我应该买下那瓶高级苏格兰威士忌。但是你劝我不要买。”

“我们现在喝得就挺好的。为什么要浪费那个钱？”

“也就只贵几美元而已，看看我们还跳过了晚餐，这不是又节省了不少吗？买它还是很值得的。还记得托斯丹·范伯伦 [1] 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吗？”

“什么，伯尼？”

“我希望你会记得的。”

“我甚至不记得他是谁。”

“嗯，”我说，“如果你能睁着眼睛看完《在斯万家那边》，范伯伦就是你的下一个阅读宝贝。如果你偶尔发现自己处在一条书牛横冲直撞的路上——”

“是犀牛。”

“谢谢。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只要把托斯丹·范伯伦的书打开，开始阅读一段，你绝对可以让那头横冲直撞的狮子停下来。”

“一分钟前，你还说是一头犀牛，伯尼。”

“我不想为了说它而让我的舌头打结。但是你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不是吗？把犀牛说成简化版的。只有两个简单的音节而不是四个。‘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就有什么了？比菩提·鲍菩提·波’ [2] ,你记得那首歌吗？”

“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了。范伯伦讨论了炫耀性消费，但你喝酒的方式更像是不显著消费。但不要以为你可以骗过我，卡洛琳。我明白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呢，伯尼？”

“你在扮演司机的角色。我们没有车，也不会去任何地方，但你做的事和这差不多，对不对？”

“好吧，我可能是喝得轻松了点儿，”她承认道。“即使如此，离可以开车的状态也太远了，这样也好，毕竟我从来没有学会过开车。”

“你想学吗？我可以教你的。”

“今晚不行，伯尼。”

“当然不是今晚，”我说，“今晚我是要喝酒的。”

卡洛琳说：“我曾为同性婚姻斗争过。我写过信给国会议员，某位可怜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阅读我的长篇大论还得予以回应。我还签了请愿书，去参加筹款活动。我还去游行了，伯尼。我讨厌游行，讨厌示威，讨厌所有这些废话，即使如此我还是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做了一切努力。”

“我知道。”

“当游行队伍经过纽约的街道时，我跑去街上跳舞了。如果当时我戴着帽子，我会把它抛到空中去。”

“那你应该和我说一声，我帽子多得是。”

“然后当最高法院做出正确的决定时，我又从头到尾庆祝了一遍。”

“我记得的。”

她向前斜过身，放低声音：“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你永远也不许向另一个活着的人重复的话。”

“没问题，”我说，“不过就算你现在说了我可能也记不住。”

“我害怕的是，”她说，“你会记得是我告诉你的，但你会忘记你应该把这些话留在自己心里。不过，我还是打算告诉你。我不太确定同性恋婚姻是一个好主意。”

“你是威士忌喝多了吧，”我说，“我觉得你比我以为你喝的要多不少啊。”

“哦，婚姻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有这个权利对我们而言当然是有利的。所有拥护它的论据都一如既往地真实正确。也许这对男同性恋者来说是不同的——但给女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

“伯尼，一个拉拉两次约会会带来什么？”

“搬家公司，”我说，“你很久以前就告诉过我这个笑话。”

“而且它依然好笑，”她说，“因为这是真的。我们有一种无法控制的筑巢本能。‘哦，你喜欢我吗？嗯，我也喜欢你。看我们多么有共同点！我看到你有一只猫。我也有一只猫！这不是很好吗？连我们的猫都彼此相爱！噢，让我们再来第三只猫吧，我们可以一起琢磨出一个超级可爱的名字！’”

“你说得夸张了。”

“也没夸张多少。‘哦，咱们一起住吧！两人可以分享一个衣柜，还可以互相穿上彼此的衣服。你不是特别喜欢L.L.宾尼这个牌子吗？’”

“那些格子衬衫。”我说。

“最糟糕的是它们永远也穿不坏。‘嘿，我有一个想法！让我们找个捐赠者和家用导精管，一起生个小孩儿。我们可以一起当妈妈，当同性恋床笫死神宣布我们的性生活就此结束时，至少孩子会给我们一些事情来做。或者也许我们应该有两个孩子，当我们爱上别人的时候就更容易做出分配。’”

“哦，别这样。这不公平。有很多女同性恋者能够彼此扶持共度一生。”

“我知道。”

“事实上，我并不确定异性恋的婚姻成功率就有多高。”

“那有什么好啊？伯尼，每一场婚姻都要以离婚或死亡做结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不，”我说，“而且我希望现在不用再想了。吉姆和约瑟夫怎么做的？我的意思是，当他们还是金吉和乔安娜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结婚了。我们还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目睹他们结婚。当他们决定分手时，他们都做了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伯尼。他们卖了莱茵贝克的房子，分了钱财，然后两个人在城里各自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哦，其实只有金吉找到了。乔安娜最后去了皇后区的某个地方安身。而且我猜乔安娜收养了那些猫，是因为吉姆现在有一只狗。”

“一只矮鬃犬。”

“而那狗碰巧是可以去参展作秀的级别，不过吉姆还没有疯狂到真去走那些啰里啰唆的形式参展。”

“搞了半天就是这些吗？”

“啊哈，这正是我想说的重点，伯尼。他们举办了一场美丽的教堂婚礼，并且作为妻子和妻子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然而时间推移，她们最终选择分手。但她们不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律师。可是如果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婚礼具有法律效应，那么当婚姻变得无法挽救时，你就必须离婚。”

“一个女同的离婚。”

“嗯，怎么说都行。一个女同的离婚在过去就是简单的大喊大叫，一哭二闹的过程，然后最终分手后，再决定由谁来享有租金稳定的公寓。”

“你们还是会那样做，不是吗？”

“但是要附加一点点东西。其实为什么婚姻律师同盟会是同性恋婚姻权利最大的支持者，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不是吗？”

“所有这些新添的业务，”我说，“所有那些为争取抚养权要打的官司。”

“也许让你一个人喝掉所有的酒是不太公平，”她说，然后自顾自地斟满了她的玻璃杯，“其实不光是分起手来更加复杂，同性婚姻权还给了同性恋们一些全新的理由来争吵，比如一个想要结婚，而另一个不想的时候。最后无非就是在婚礼前还是婚礼后分手的区别。”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的思路源源不断，“你知道吗？下一次我们再看《快乐的离婚者》 [3] ，那将会是一部被歪到全新角度的戏。”

苏格兰威士忌的炭烤味一旦喝到了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喝的紧迫感，酒精便进而变成了我们对话里的背景音乐。我们两人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以聊，我相信我记不起的话题和我记得起的一样生动有趣。

“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人会想结婚，”我说，然后这个话题再次出现，“你遇到了一个人，你爱上这个人，你们想要一起生活，或许再要一两个孩子。或许在郊外还要来一栋房子——”

“啊。”

“但也许不是，因为如果我想养一个孩子，我宁愿让他长在曼哈顿，就在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区里，这样我们才可以步行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展览。”

“因为那很重要，是吗？”

“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有了孩子后将如何离开这个城市，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知道一头牛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大张旗鼓地折腾起来，最后终于能搬到郊外了，可怜的小浑蛋却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恐龙的样子。”

“我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件事。伯尼，如果他们只是想要这种生活，为什么需要结婚呢？”

“他们不需要，”我同意道，“但同时我也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想结婚。但那不是应该在你遇到某个人，并与其坠入爱河之后再做的决定吗？珍妮将这些步骤全部都反过来弄。”

“罗马尼亚的珍妮。”

“她脑海里一直有这个画面。一栋大房子，两个孩子，还有她手指上挂着的一枚戒指。这就是她想要的，所以她正在寻找画面里那个可以站在她身边的男人。”

“然后把那枚戒指套在手指上，烤箱里烤着两个圆面包。”

“对我来讲那似乎是本末倒置的，”我说，“也可能不是。如果你先去坠入爱河然后再做其他的，结果到头来他不是真命天子可怎么办？”

“你全心扑在去看牛的身上，他却一直等着恐龙。”

“随便吧。这是需要仔细琢磨的事情。”

然后，一小会儿以后：

“伯尼，有趣的是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完全错过了重点。”

“我真的不认为她是罗马尼亚人。”

“就算她是伊特鲁里亚人我也无所谓，伯尼。她看着你的衣服，书店，还有你的公寓，一切都摆明了是低租金低级货。”

“那也没错，我的公寓租金确实很低。这栋楼本来就是租金管制区 [4] 范围内的。我是白痴才会搬走。”

“对啊。”

“书店的店面租金也一样低得不能再低了，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付任何租金。否则那会是天价的。”

“我知道，伯尼。”

“还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它是来自布克兄弟的西装。”

“只是它在二手商店里兜了一圈，伯尼。”

“可衣服标签上并没有这样说。你刚说她错过了重点。她错过了什么重点？”

“至少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你实际上确实有很好的前景。她觉得你为一顿晚餐花两百美元是不负责任的。其实你只不过是需要庆祝一笔不错的意外之财。书店里没什么人又怎样呢？你刚刚在几小时内就赚了三万五。”

“当然，可我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

“不多也不少，至少你没饿过肚子。你的公寓里也许没有高价的家具，但你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幅至少值七位数的画。”

“如果我可以卖掉它的话。”

“它值这个价，无论你是否可以出售。事实是，如果你想要出手的话，你就可以卖掉它。也许不是全价，而且也无法公开售出，但一定会有收藏家肯出钱买。他们买了也不是为了展示给任何人。就像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手稿一样。”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她在寻找的那个人，只是她太笨了没有发觉。我就是那首曲子中斯加斯湾的加拉哈德 [5] ，随时准备为她在韦斯特彻斯特 [6] 买下一栋豪宅，然后到邻居的家里偷东西好让她过上享受的生活。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在离家半小时左右的星星监狱 [7] 里。”

又过了一会儿：

“卡洛琳，我不想结婚。”

“我很高兴你跟我说了，伯尼。我刚才一直在为向你求婚做心理准备呢，你这么说刚好免了我很多尴尬。”

“你是认真的吗，卡洛琳？”

“哦，天啊，当然不是。”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想特别确认一下。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我希望不是比萨饼。这个时候做比萨的店都关了。”

“我想要一切都保持不变。”我说。

“我也是。”

“我想每天和你一起吃午饭，打烊后在饶舌酒鬼喝几杯。我希望玛克辛永远做着那个没有前途的破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一直为我拿酒喝。”

“她不敢走。她知道她要是敢辞职我会杀了她的。”

“我也不想在网上卖书。我想保留我的书店，即使大部分时间里就只有我和拉菲兹在。”

“还有带着电子书的女孩。”

“那个带着电子书的女孩，”我说，“帮我安排了多年来最为激情的一晚。”

“而当那晚结束时——”

“我感觉很糟糕，但它是值得的。而且我最终还是会释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还会有别的女孩。”

“是会有的，”我说，“而我会继续想着未来的某段感情是会有结果的，但其实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那才是我想要的。没有希望的浪漫一段接一段，一路上有很多美好的时光。”

“我也希望那样，伯尼。”

“有件事你想知道吗？即使我和她一起在床上——”

“珍妮。”

“珍妮，玛丽，随你便。即使我们如梦如仙，魂儿都跑到了外太空，在银河宇宙里，我的一部分也知道我迟早会想要摆脱她。”

“你要一直记住那个想法，伯尼。那个想法有个名字叫理智。”

“你愿意这么说也行。别说结婚了，我知道即使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在夏天结束之前就会结束。”

“那不是很快？”

“也许偶尔还会来个一夜情，看在旧情分的面上。这酒瓶子已经是空的了吗？”

“恐怕是空了。”

“嗯，也没关系。我想咱们也喝得够多了。我说到哪里了？”

“和珍妮玩完了，只剩一年一度的相聚。”

“《明年的今天》真是一部很棒的舞台剧，然后成了一部很棒的电影。这样的事情多久才会发生一次？”

“不常发生，”她说，“而它本质上，伯尼，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是最好的幻想。卡洛琳，我很高兴她离开了我的生活，真的。但如果可以和她再来一个晚上，我愿意付出很多。”

“有那么好，是吗？”

“是啊。真的是。”

她想了想，“我没有见过她，”她说，“但是听你说的让我觉得我对她已经了解了不少。我想她会找到她要找的那个人，然后结婚。”

“哦，她肯定会。”

“她会有两个孩子，甚至三个，但我猜她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便会停下来。然后他们就会离婚。”

“为什么呢？”

“谁在乎？因为这个或那个，她的婚姻最后以离婚收场的概率很高。”

“嗯，我不想让她不开心，卡洛琳。我和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希望她过得好。我不会坐在这里祈祷她的婚姻以失败告终。”

“但是，伯尼，她的婚姻有或没有你的祷告都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然后她就会搬回曼哈顿，人们都是这么做的，然后你和她会再有一次机会。”

“天啊。”

“假如说这整个过程需要七年时间。她会有多大，三十五岁？她到那时一定已是一个瑜伽普拉提外加私人教练型的姑娘，所以她的身材会非常好。当然，经历了那么多她会更有经验，所以上帝才知道她还会想在床上做什么样的事情……”

[1] 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对资本主义诙谐的描述而闻名。

[2] 灰姑娘中教母所唱的咒语歌。写于一九四九年，出自三位作曲家的合作。一九五〇年被迪士尼在灰姑娘的电影里第一次使用。也被称为《魔法歌》。

[3] 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首映的一部热闹的音乐剧。

[4] 纽约州特别的法律。由于纽约地价昂贵，为了保护低收入居民利益，自一九二〇年开始纽约州实行各阶段租金管制法。租金管制区的地租稍微便宜，而且每年上涨幅度也受限制，使类似区域的房子尤受欢迎。区域内居民流动性小，以保留享有低租金的权利。

[5] 出自《红男绿女》里的典故。斯加斯湾是音乐剧里的富人区，而加拉哈德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中传闻的骑士之一，被誉为最完美的骑士。

[6] 上纽约州，居民多为中产阶级。

[7] 纽约州看守最为严格的监狱，有执行电椅死刑的权力。名字来自土著美语的谐音，星克·星克。是监狱所在的土地的本名。

15

我在卡洛琳的沙发上醒来，有一只猫趴在我胸前。不要问我是哪一只。我现在的状态下，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是确定该物种为猫。

在厨房桌子上，卡洛琳留了一张字条，向我保证她会在上班的路上顺便喂拉菲兹。“如果你愿意就留下来，冰箱里有吃的随便拿，如果你能吃得下的话。”

我吃不下，在淋浴、换件衣服之前我也无法面对世界。她的字条用一瓶阿司匹林压着，出门前，我从里面拿了两片吞下。

洗完澡刮完胡子，我居然感到精神焕发。想起我最近一直想找理发店打理头发，于是我又去了理发店，出门的时候我的胃口也回来了。我在餐厅停下来吃饭，还喝了第二杯咖啡。我到市中心的时候差不多已是中午，开店上班。

拉菲兹向我发出我饿死了，快来喂我的讯号，过来蹭我的脚踝，这是它在猫学校学到的招数。“想都别想，”我对它说，“卡洛琳今天早上已经喂过你了，你以为我们彼此不通话吗？”

说到这里，我打电话给卡洛琳告诉她，我不过去吃午饭了，感谢她让我睡她家的沙发，还想着帮我喂猫。“你真是个好朋友，”我说，“希望昨天晚上我的状况不是太糟糕。”

“你挺好的，”她说，“也没有呕吐，你甚至没有和我特别伤春悲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本想把床让给你，自己睡沙发，我个子小睡在那里比较适合，但是你，呃——”

“那时已经直接呼呼大睡过去了。唔，我记得对吗？金吉和乔安娜？”

“是吉姆和约瑟夫。”

“他们还保持联系吗？”

“他们现在是好兄弟了，伯尼。他们一起去看球。”

“球赛啊。”

“你懂的。男人喜欢的东西。”

我开门的二十分钟里来了三位顾客，如果你把那两个进来打听怎么去斯特兰德书店的游客也算上，那么我有五位顾客。我打了几个销售电话，等他们清了账，拿起了我的书。可还没等我看完一页，就来了另一个人。

“嗯，你总算来啦，伯尼。”

“你这么想吗？”我低头看看我的手表，“下午好，雷。”

“我两个小时前就来这里了，”他说，“但你不在。你还在按盗贼的时间表生活吗？”

“卡洛琳和我昨晚喝多了，”我说，“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谈论变性手术。”

“是吗？你俩谁变，你还是她？”

“我们无法决定啊。”

“嗯，这你是要好好谈一谈。我猜等你喝完回家时已经很晚了。”

“你真是老奸巨猾，雷。”

“怎么说？”

“问个问题还设陷阱套话。你明明知道我昨晚没有回家，一直待到今天早上，这意味着你昨晚可能很想找我。为什么？”

“唉，昨晚我坐在电视机面前的时候突然有了个想法。我本想打电话给你的，但当时已经很晚了，而且我以为这个想法可能很愚蠢。”

“那它有没有阻止你来找我？”

“我今天早上醒来后，”他说，“这个想法还在我脑子里盘旋，只是我不觉得它有那么愚蠢了。所以我来你的地方找你，也许能赶在你吃早餐之前。”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也许八点或者八点十三分。我开车到你的住宅楼前，打电话给你，可只听到留言机留言。”

“那你有留言吗？”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去找门卫按你公寓的门铃，但没找着你。所以我只好和自己吃了个早餐，然后去了附近的区域，做点儿这个，做点儿那个，然后十点之后我来到店里，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开门了。”

“但我没有。”

“没有，你还真没有。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我的想法是否愚蠢，我仍认为它可能确实不太聪明，但我似乎无法把这个念头甩出我的脑子。”

“也许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会对你有帮助。”

“你是心理医生吗？我正要说呢。”

“对不起。”

“这与另一件我心里放不下的事情，也就是九十二街的奥斯特迈尔夫人的案件有关。”

“你不会真的认为是我——”

“天啊，不，伯尼。我知道那事儿和你无关。我就是觉得这案子里有什么地方显而易见，可我就是看不见想不出。”

“你想跟我说说吗，雷？”

他摇摇头，“我想做的是，”他说，“带你去看看。你是一个小偷，对吧？”

“曾经是。”

他看了我一眼：“你就是一个贼，伯尼，我想的是，你可以用盗贼的眼睛帮我看看情况。”

“我以什么身份去呢？我是什么啊，纽约警察局的某位平民顾问？”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么想。你就是给我帮个忙。这么多年以来，我看你好几次从好几个帽子里变出了好几只兔子，有不少坏蛋是因为你的迅速推理和出神入化的游走才能被定上谋杀罪锒铛入狱。被杀的是位好心的老夫人，她被杀只是因为她没有听完某个胖姑娘唱歌就离开了剧场，这没有天理。”

“是啊，是不对。”

“那你怎么说？我的车停在外边的消防栓旁边，咱们走肯尼迪高速开上去，很快。两小时内就能回到这里。”

“这两个小时我没有，”我说，“我刚刚开门，雷。我有生意要照看。”

“是啊，我可以看到这里的顾客多到人满为患。咱们的对话在他们不停的打扰下真是很难进行下去。”

“六点钟怎么样？我不去和卡洛琳喝酒了，和你一起去上东区检查。这样行不行？”

“其实，”他说，“那可能会更好。到时候我就有验尸结果了。倒不是说知道死因就能让找到凶手更容易些。”

“但是，”我说，“也不是件坏事。”

门上的铃声响起，书店的门随之打开，一位顾客走了进来。

“你看？”我说，“我告诉你什么来着？我是有生意要照看的，雷，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六点时跟你走。”

于是他离去，我等门在他身后关好以后才走向我的访客。

“下午好，史密斯先生，”我说，“有什么是我可以效劳的？”

16

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位于上东区的第九十二街，距离列克星敦大道只有几步远。房子是本地对红墙别墅定义的标范，红色并不仅局限于具有该颜色的外墙石板。这栋标准建筑门前入口处用的是石灰石，我不得不同意奥斯特迈尔的孩子们的看法：让一个独身女人来住这里是太大了点儿。

我随着雷走上通往楼层入口的石阶。黄色的犯罪现场胶带密封住了门，门前由纽约警察局的特用挂锁锁着。

雷撕下胶带，伸手到口袋里。“我知道这时候在你这种有才能的人面前不需要用这个，”他说，拿出一把钥匙，“但咱们得注意点邻里影响。”

房间里能闻到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这大概都是为了好闻才喷的。空气里藏着空气清新剂想要掩盖的味道，你不会错把那认成是香奈儿五号。我们穿过一个装满镜子的门廊进入大客厅，我的眼睛看向那位女士倒下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再用粉笔画出受害者的所在地，连电视上都不这样演了，不过其实画不画都差不多。

“椅子上，”我说，“是她穿的外套吗？”

“一定是吧，脱下外套顺手搭在椅子上。”

“是件好大衣，”我说，“暗绿色，裘毛领。她走进门口，本该脱下外套把它挂起来，但她却决定倒地死在地毯上。”

“大家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也许当她快死的时候外套已经脱到了她的手臂上，最后落在她旁边的地板上。”

“然后入侵者把它给移到椅子上了吗？也许。”我仔细看了一眼她倒下的地方。“特伦特·巴林地毯，”我说，“美国制，三十年代新艺术时期的风格。”

“你瞧，只有你会注意到这种事，伯尼。但是为什么要研究地毯呢？你知道这玩意儿有多重吗？偷个热炉子可能还更容易些。”

但其实，较小的东方地毯更便于携带。而且质量好的话，也有不错的买家市场，更容易找到买主。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必要指出这一点。

“很容易看出你发现她的地方，”我说，“因为地毯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书本，零碎小物，相框什么的。中间刚好有一个装尸体的空间。她的头是朝那边吗？她是俯卧还是仰面？”

“我永远记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她的脸朝上。”

是仰面，我想，但有多少人能把这词拼对？“是仰面，”我说，“面朝下的称为俯卧。”

“好像我这就能记得住了似的，伯尼。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我在一个三英寸高的雕刻旁边跪下来看，刻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男子，脸上挂着细细的胡子。他的身子靠在手拄的拐杖上。

“这是象牙的。”我说。

“你现在已经不能把这东西带回这个国家了。一切都是为了大象。”

“当这个小像刚被刻好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她还有一只大象脚做的伞架，雷。在那边的钢琴旁，你猜钢琴的琴键是不是象牙的？”

“反正黑色的不是。”

“象牙和乌木，”我说，“他们好多年前就停止用象牙做钢琴键了。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是否仍然使用乌木。你不用杀死大象就可以得到乌木，但我知道那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树种。”

“现在所有好东西都是濒危的，”他说，“除了没有人想要的垃圾。”

“纸牌，”我说，“到处都是。有没有人把它们数一数？不难相信有五十二张在这里。”

“假如她用一整套纸牌玩的话。”

“一个空的礼物盒，”我说，继续查看房间里的摆设，“盒盖子在那边。就是不知道盒子里有什么。”

“随你选，伯尼。里面可能是这地上的任何一个垃圾。也或者这只是一个她留着的空盒子。”

“看到那些包装纸没？我打赌它原本是在盒子里的。还有一尺长的蓝丝带。盒子是浅蓝色的，所以用深蓝色的丝带来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伯尼，那到底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谁知道？你把我带到这里查看现场，不是吗？所以我正在查看啊。现在我正在观察一个打火机，就是那种罗森牌纯银的打火机。罗森当年肯定卖出了上百万件。”

“我的父母就有一个。”

“我父母有两个。我记得我家原本有一个，然后有人又送了一个，我母亲不得不假装这是她一直想要的礼物。你一定要为你的客人准备好打火机，房间里还要布满烟灰缸，所有的桌子上都要有香烟，直到香烟慢慢受潮、发霉，而你的客人抽着自己带的烟。”

“我们家的烟可不会被放坏，伯尼。你可以猜猜是谁把它们都抽了。”

“你也可以猜猜是谁抽了我们家的。我记得当初你戒烟的时候，雷。你过得很是艰难。”

“是最难的时候。你抽烟吗？我一直试着想象你手里拿根烟的样子。”

“我被送进去的时候就戒了。”

“你不是说大学的时候。”

“不，不过也有人会把大学说成那样。”

“我想你也可以在里面接受教育。你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戒掉？你不认为在那时烟可以帮你消磨时间吗？还是说你买不起？”

我摇摇头：“它们太贵重了，舍不得抽。在我被关的地方，香烟就是货币。抽烟就好像在烧钞票。”

“现在也是一样的，你都不需要被关进哪里去。你看到如今一包烟已经卖到多少钱了吗？”

我们谈到了香烟的价格和一加仑天然气的成本，我感觉自己变得有点像我父亲，回忆起当年一美元九十五分可以让你在克雷普饭店的餐厅吃一顿四道菜的牛排晚餐。

“这些东西，”我说，朝地上挥挥手，“是怎么弄的？”

“那贼把东西从架子上拉下来。又把抽屉拉出来，搞了个天翻地覆。看见那边那个抽屉了吗？它是从最那边的桌子上抽出来的。”

“可是都没有什么损坏。”

“嗯？”

“看看这些陶瓷装饰品。每个都完好无损。这只小狗过去曾被打破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打坏的地方是怎么被修好的，那个晚上没有任何东西被损坏。而这些都是不堪一击的易碎物品。它们之中至少有一个落地而碎才比较正常。”

“这是一块非常柔软的地毯，伯尼。”

“或者它们也有可能被脚踩碎。奥斯特迈尔太太是怎么跨过这么多东西，而且没有踩到任何一件，直到地毯的中央才死掉的？”

“要我猜？大多数东西是在他杀了她之后才被抛出来的。”

“前提是如果是他把人杀了的话。”

“确实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承认道，“她心脏有问题，验尸结果上说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但是这一点我们还是知道的。”

“是的，因为她死了呀。他们说，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说辞，说是因为空心。”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清楚，”他说，“你知道心脏是一个泵，它会将血液压出你的动脉，然后再流转回来？”

“通过你的静脉。”

“对。就是。但如果静脉本身拉不动，那血液就不能按照原本的方式回到心脏。所以你就会有一颗空心。”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空心的发生呢？”

“比如静脉扩张太多了，”他说，“还是扩张得不够，我忘了是哪个。它们这样做的原因，还是不这样做的原因——”

“行了，无所谓。”

“这在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但就现在来讲，法医部最多能推断是因为休克。”

“发现入侵者的时候受到的惊吓吗？”

“不是，是一种特殊的休克，我就是记不起来那个词。就是他们在飞机上不给你花生的原因。”

“因为那种随意的善行会导致你空心？”

“不是，因为有的孩子过敏，那不是一件挺严重的大事吗？还是真不知道没有花生酱的人是怎么度过童年的。”

“花生过敏。”我说。

“或其他类型的过敏，这是有个特殊名字的，叫——”

“过敏性休克。”

“感谢上帝。正是我记不起来的那个词。就是如果你是对蜜蜂，或者对其他什么过敏的体质。”

“所以也许还真有只蜜蜂飞过了她的鼻子。”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

“如果是由某种过敏反应引起的过敏性休克，”我说，“也许她从来都没有看到入侵者。”

“怎么说？”

“就是说他进来了，找到了他想要的，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她回到家……不对，那样的话没有任何道理。”

“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弄得像被炸弹空袭了一样乱七八糟的呢？那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让我们假设她回到家，她的房子就像几个小时前她离开的那样。她走了进去，脱下外套，把它放下——”

“然后一只蜜蜂飞过她的鼻子。”

“或者某位空姐给了她一袋花生。咱们没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确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她倒地身亡。”

“独自一人死在自己的客厅里。”

“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门，走进她的房间。时间上是怎么样的，雷？在你们收到电话之前，她死了多久？”

“可能已经很久了，伯尼。我们只知道她什么时候回的家。”

“就是她离开剧院后，那个司机菲利普什么时候将她送到的。”

“哦，对了，那个司机。歌剧是九点十五分进行中场休息的，菲利普的行车记录报告上说他在九点二十八分将她接上车，十分钟后她下车到家。开车时一路直穿中央公园，那个时候路上没有什么堵车的问题可言。”

“所以，如果她走进来，还有时间脱掉外套，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挂进衣柜里——”

“也就是说十点一刻之后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是她的死亡时间。她的尸体是清晨两点刚过被她女儿发现的。”

“什么女儿？”

“老太太的女儿。不然还能是谁？这位女士有四个孩子，一样两个。多多少少吧。”

“啊？”

“好吧，就是其中一个儿子是同性恋，但是走进来发现母亲的是女儿之一。小女儿，叫迪尔德丽。”

“她没有住在这里，是吗？”

“没有，我没有告诉你只有这位老太太一人住在这里吗？他们都想让她搬出去。不过她的那个女儿住得也不太远。就在约克大街那边其中一栋高楼里。她在十二点之前试图打电话给她的母亲。”

“那么晚了？”

“嗯，她知道母亲会在歌剧院听戏，要到午夜才能结束。”

“难怪奥斯特迈尔夫人提前离开了。”

“是啊，要听鬼哭狼嚎那是久了点儿。所以如果歌剧在午夜结束，十二点半打电话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她那时应该在家，而且应该还没睡。”

“但没有人来接电话。”

“对，她等了十五分钟又打了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所以她试着给母亲的朋友打，就是和老太太一起去剧院的那个朋友。”

“然后她发现母亲应该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到家了。”

“‘哦，她早就回去了，我打赌她到家就直接睡觉了，根本就没有听到电话响。’母亲的朋友这样说。但这位女儿知道自己母亲的睡眠极轻。”

“所以她就自己过来看看。”

“她说她太担心了睡不着觉。于是她又打电话，并且让电话响了很长时间，随后她就赶来这里按了半天门铃，最后她干脆打开大门自己走了进去。”

“她有钥匙。”

“他们都有钥匙。她用的是自己的那把，我不认为她搞砸了犯罪现场。当然她触动了尸体，但她马上就知道母亲已经死了。”

“因为身体已经冷了。”

“好吧，反正是凉了。她用手机给九一一打电话，留在这里等警察过来。”

“我猜当你出现的时候，她还在这里。”

“啊哈。无论如何，这就是你要的时间顺序。在老太太到家和她女儿出现之间有四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来几个盗贼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想了想：“所以他进来了，而她已经死了。正好倒在地毯上，那她一定是他进屋看到的第一件事。为什么他不转身离开呢？”

“一定是真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伯尼。”

“我猜也是。”

“他急于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再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乱成这样。他没有时间把活儿干得整洁漂亮。”

“所以他就多耗了几分钟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空袭现场吗？”

“你不会想空手离开，不是吗？但是你也不想浪费时间到处去找。所以干脆就把抽屉都倒出来，把东西从桌子架子上都扫下来……”

“但什么都没有打破。然后呢？找到你来这里想要找的东西后就离开了吗？”

“或者根本没有找到，”他说，“但他还是离开了，因为被发现比没找到想找的东西更糟糕。”

“那你说他想找的是什么东西呢？”

“天哪，伯尼。我怎么会知道？”

“你跟那个女儿谈过话。”

“小女儿，迪尔德丽。那天晚上我找她谈了，昨天又找了其他几个孩子说话。一个儿子是餐饮生意的合伙人，他和他的伙伴住在切尔西。不是餐饮生意合作的伙伴，是生活里同居的伙伴。”

“好的。”

“他叫博伊德。我是说那个儿子。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伙伴。另一个儿子叫杰克逊，是一名税务律师，已婚，住在布鲁克林。我记得是公园坡地区。他在市里的金融中心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女儿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

“我也没问你，伯尼。我正绞尽脑汁地回忆呢。另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但她保留了她的姓氏。她和丈夫住在阿尔法百特城的一个街区，几年前你连走都不会走到那里去，现在那地方你根本住不起。她叫梅雷迪思。”

“看来绞尽脑汁还是有点儿用处的，”我说，“你一天都在到处跑。”

他摇摇头：“我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看看，也就只是看一眼，因为这里仍算是未结案的犯罪现场。顺便说一下，把你带到这里让我违反了至少十几项规定。”

“那是因为我千方百计求你带我来，而你实在无法拒绝。”

“嘿，这确实是我的主意，你在帮我的忙。但我依然违规了。”

“我不会把你供出去的，雷。”

“的确，我想我的秘密在你那儿是安全的。你问的那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小偷到底是来偷什么的。楼上卧室的墙上有个保险箱，她曾经把一些值钱的珠宝放在那里。虽然一般情况下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但丈夫去世后，老太太觉得来来回回去银行实在麻烦，所以就把珠宝留在了那里。”

“留在楼上保险箱里？”

“留在银行里。虽然谁也没有提到，但我觉得保险箱主要是丈夫用的。他在世时是搞房地产的，和盖房子的家伙们一起工作，所以有时候他手头必须得有足够的现金。”

“而保险箱就是他存放现金的地方。”

“嗯。他过世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早在税务局开始对其感兴趣之前就把现金拿走了。而保险箱还在那里，而且上着锁。”

“没有人知道密码组合？”

“其中一个人说在家里什么地方写了。我看了看，盗贼也许不知道这个保险箱，或者他进来后还没有来得及上楼就意外看到早归的老太太。保险箱外面挂了一幅画来遮掩它的位置。”

“因为谁会想到要去西班牙贵族肖像的背后寻找保险箱呢？”

“那画的是一个女人，”他说，“不要问我是不是西班牙的。就像这里这幅。不是那边那幅，伯尼。那边那幅画的是田野里的几头奶牛。”

黑白花的奶牛，还有一名赤脚挤奶娘在看着它们。“是荷斯坦。”我说。

“我猜他很有名，”他说，“如果连你也认识这位画家。”

“其实，”我说，“看起来更像是康斯太勃尔的画。荷斯坦是牛的品种名。”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其余的都是人的肖像，从他们的打扮来看，他们都死了好一段时间了。还有那边的那个人好像被塞得鼓鼓的。”

真的可能是康斯太勃尔的画吗？离得更近一些再看，我发现自己对艺术家倒是猜对了，但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幅高品质的印刷品，那种在博物馆礼品店里可以找到的高级复制品，用有品位的框架装上，随时可以在墙上挂起来。

我对着它研究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周围的墙壁，然后走过去仔细观察了那幅肖像画。像房间里的其他肖像画一样，他们是被室内装潢师称为先祖的人——尽管他们很少与拥有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关联。

“是被塞得鼓鼓的。”我同意道。

“也可能是做了防腐处理面色油亮。他与楼上的那位男爵夫人看上去很搭配。”

“那为什么她不来陪他作伴呢？”

“总要有幅画去挡住保险箱。我想这个盗贼可以把画拿下来再放回去，但是他费那个劲干吗？那个把楼下搞得乱七八糟像龙卷风过境的人？”

“那阵龙卷风，”我说，“是否往奥斯特迈尔夫人的身上吹了什么七零八碎的东西？”雷看起来很困惑，我又改了种问法，“当那位女士被发现倒在那里时，尸体上有没有客厅里散落的那些物件？”

“你们会想要让现场保持得完好无损，”我说，“但是在将尸体从现场移走之前，你必须先清理她身上落下的杂物。”

“就是说在移动她的时候她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被挪开了？”他皱着眉头，使劲回忆起来，“我记得没有，伯尼。如果有的话，也会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上。身上有东西会有什么不同意义吗？”

“这个年代还有什么事是有意义的呢？但是，如果他胡乱把东西抛在地上，可是却什么都没有打碎，也没有什么落在特伦特·巴林地毯中间的死者身上——”

“或者其中一只陶瓷小狗装饰掉到她身上又弹了下去。伯尼，应该就是那样。”

“你这么想吗？”

“我们可以试着做个实验，”他说，“你在地毯上躺平，我往你身上扔东西。”

“我们那样做不会破坏犯罪现场吗？”

“而且浪费时间，但是可能值得一试。尤其是可以往你身上扔那个银打火机。而你也可以在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地毯上躺一躺。”

“是特伦特·巴林地毯。雷，像这样的房子，一定是装了防盗报警器的。”

“进门的墙上有密码锁板。”

我看过去，不知道我怎么会错过它。我的眼睛一定是直奔犯罪现场的核心地带了。“是四位密码，对吧？四个一？”

“一二三四。”

“那将是我的第二选择。”

“所以，奥太太进门关掉了报警器，也或许她从来就没有把它打开过。据她的孩子们讲，她也不是总费那个力气去设报警器。”

“当她女儿走进屋里——”

“报警器没有被重置。”

“但也有可能报警器一开始就没有被打开，所以这不能说明什么，不是吗？老太太走进来，把外套放在椅子上。而他已经在这里了，她闻到他嘴里的花生味儿，以致心脏变空倒地不起。”

“这有可能发生吗？”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她走进来正好撞上他，为什么还要停下来脱外套呢？雷，很难从现有的物证来解释这一切。”

“就是说啊。”

“她走进屋里，而他已经来过并且已经走了。这个地方被搞得乱七八糟的，她说：‘这里简直是乱七八糟’，就像贝特·戴维斯【1】一样，她把外套抖下来，把地毯的中央清理干净，然后倒在那里死掉。不，这实在离谱。我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雷。”

“不，你做得很好，伯尼。不要现在停下来。”

“她回家了，一个人，没有人在这里。如果她曾经把报警器给设好，一二三四，她按了四位密码，解除了报警功能。走到这里以后，房间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她脱下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你会怎样放下一件外套呢？你不会铺得再平整一些吗？”我单膝跪下来检查外套，“是不寻常的纽扣。我觉得它们是瓷制的，还是某种特殊陶瓷。”

“你说是就是吧。”

“很华丽。我会说是新艺术运动风格的。但是其中一颗不见了？以前一共有十颗纽扣，五个在左边，五个在右边，现在有一颗失踪了。而它应该曾经在这里。”

“也许是在剧院时掉的。或者是掉在了出租车里。”

“那应该会有在那儿断掉的线头。但是没有线头，所以我猜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线索。扣子也可能是已经掉了好几个月了。她无法买新的来补上，因为她如今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相似的纽扣来匹配？”

“你知道，伯尼，当你和我到了她这个年纪——”

“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在这里或那里缺一些纽扣。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在一场搏斗中被扯了下来，但那应该有迹可循，比如线头，但是没有，所以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吧。她将外套放下，然后对某个东西产生了过敏反应。会是什么呢？”

“也许她在剧场休息时吃了一些东西。”

“吃什么呢，爆米花吗？那是听歌剧，不是看电影。”

“我打赌你可以在中场休息时买些小吃。也许她本来想买普通的巧克力豆，却买成了带花生的。”

“也许吧。如果我们能多了解一些关于过敏性休克的事，将会有所帮助。不管她是对什么东西过敏，症状来得极快。接下来她便倒在了地毯上。”

“再接下来她就死了。”

“发作起来有那么快吗？也许吧。她躺在那里，已经死了，一小时过去了。如果她是十点钟死的，歌剧应该在午夜结束——”

“那么窃贼可能会出现在十一点左右，因为那样他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地方翻个底朝天。”

“或者正相反，他走进来以后看到尸体。现在他变得很匆忙，于是他把这个地方弄乱，找到了，或者没有，不管他要找的到底是什么。”

我在外面弯下腰，终于把锁好好地看了一遍。然后我直起身来告诉雷，我们的入侵者是有钥匙的。

“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我说，“这是一把不错的锁，很难撬开，即使撬了也很可能会在钥匙孔周围留下划痕。你会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撬锁吗？我敢打赌他有这里的钥匙。”

“也许他把自己变得特别小，伯尼。”

“然后从钥匙孔钻过去？漫画中的塑料人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听起来好像是他会干的事儿，好吧。”

“他钻过去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又走进屋待了一会儿，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重新袭满我的嗅觉，连同它掩盖下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味道？不是你所期望的死亡和尸体腐败的气味，而是其他的某种味道。

“伯尼？”

“哦，对，”我说着转回身来，“他会想：‘讨厌，我不能拿走地毯，因为有人进去过，还留了一个死去的老太太在上面。我会把东西都翻出来，直到找到别的可以偷的东西去偷。’”

“你是真在意这个地毯，是吗？它真值钱到值得去偷的地步吗？”

“你自己来评评。多伊尔拍卖行曾卖过一条特伦特·巴林地毯，就很像现在这条，卖价叫到一万两千美元。而且那条地毯比这个还小些，是九乘十二的，这个至少有十二乘十五。”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且那是在四五年前，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大概的估价——”

“两万？”

“八九不离十。当然，你还需要两个工人和一辆大车来把它抬出去，还要有人把它从你的手上取走。所以我想我不会费那个力气。不，如果我要拿，会拿那个中国绅士的雕刻小像。”

“那块象牙的玩意儿？那很值钱吗？”

“也许吧，”我说，“那件东西雕刻的手艺很好，但是我对东方艺术饰品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大部分的价格都还算合理，坦白讲如果它能卖过几百美元都会让我感到惊讶。所以不，我会拿，只是因为我喜欢它。”

“你会把它拿走然后自己留着。”

“我会把它放在架子上摆着，不过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别把它弄脏。还要时常给它掸去灰尘。但是它很好看，所以我不会在乎，摆着也只是为了好看。”

雷手里正把犯罪现场的胶带贴回去，听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你想要吗，伯尼？你现在可以溜进去把它放在口袋里，我敢打赌，我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哦——”

“你刚刚给我帮了忙，”他说，“但这是非官方的，加上是我先打破了规则让你来这儿。所以局里也不能给你支付什么顾问费，那你为什么不拿走那个中国雕刻当作纪念品呢？”

“你想得很周到啊，雷。”

“嘿，这又不是花我的钱。”

“即使如此，我很感激。不过我想还是算了吧。”

他重新贴好了胶带，将挂锁滑落到位：“你确定吗，伯尼？”

我说是的，他便把挂锁扣上了。

[1] 贝特·戴维斯（Bette Davis，1908—1989）美国女演员，以愿意出演任何风格而知名，尤其是负面形象的人物，生前与导演、同事、工作室经常陷入纠纷。

17

十分钟后，我们在我公寓大楼的街对面停下车。“你不要那个象牙小玩意儿，”雷说，“现在你又不让我买你的晚餐。这样我总要欠着你的。”

“我实在不饿，雷。而且经过昨天和卡洛琳的一晚，我今晚真的想早点儿休息。”

“那么我大概必须得欠你一个人情了，伯尼。你帮了我一个忙，即使你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如果你仔细考虑之后——”

“我会告诉你的。”

上楼到我的公寓里，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打电话给卡洛琳告诉她情况，又花了十分钟冲了个澡，洗去做盗贼的感觉，我确实觉得自己破门入室了一回，即使是在雷的陪同下去的。

我换上了卡其布裤子、套上一件西装外套，这件是从布鲁明戴尔商场买的。（如果珍妮知道我有不止一件西装外套，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局吗？估计不会。）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我不得不检查电话号码，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打过这个电话。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而且留言设定在标准模式，告诉我请留下我的号码。

但我没有留，我把我的工具从它们的藏身之地掏出来，在我的臀部口袋里又放了一双塑胶薄手套，然后出门在大厅里等电梯。

当电梯来了的时候我没有进去，而是等门关上了以后，走去敲了赫施太太的门。没有人来应门。我可以听到她屋里的电视声，有时她会在电视前打瞌睡，而我并不想打搅到她。当我即将转身时，听到了里面细细碎碎的脚步声。

“谁啊？”

“是伯尼。”我说。

据我所知，赫施太太是楼里唯一知道我有第二职业的人。但她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这是我修来的好福气。对她而言，我家住在城西边，专门去城东边偷一偷那些富人，那又算什么坏事儿呢？此外，我对她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她把自己反锁在门外的时候。

“那么，”她又一次说道，然后把门打开了，“我想你不是来借杯鸡油的吧。”

“不是，但我想从你的窗户向外看看。”

“我的窗户外有什么好看的？”

“得等我看了才会知道。”

“啊。”她说着站到了一边。我自己的公寓在楼的后面，赫施太太的客厅在我公寓的对面，从她的窗户可以看到西端大道。只过了一会儿，我也可以看到了，从她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去。

“那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看到什么。”我说。

“这是好事吗？”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说，“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为他也没什么理由留下不走。我想我只是有些过于小心了。”

“我一直这么说，”她说，“你永远也无法确信，人再怎么谨慎也不算过分。你赶时间吗，伯纳德？有时间吃一块糕点吗？”

“我是希望可以，”我说，“不过我真的需要出去一下。咱们下回再吃行吗？”

“谁知道呢？也许我会自己吃掉。”

这一次电梯来的时候我进去了，但赫施太太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沿着大堂走到地下室去，然后从地下室后面服务人员出口处走出来，从那里下了台阶到后院儿，然后迂回走出大楼到外面的大街上。

人再怎么谨慎也不算过分。

18

他们最近在地铁改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把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系统更新进二十一世纪来。期待已久的二号线地铁正在施工进行中，而且估计未来三十年内它仍会是个进行时，而其他已经开通运行的线路需要的修补则比一位衰老的选美皇后的脸还多。

但是施工过程设想得很是周到，他们一般只在晚上十点后才开工，一些本地的地铁线会被停掉，而一些快车则会在慢车的轨道上运行，有些本来想省钱的人干脆改乘出租车，而其他要去帕克斯特站的人都聚在米德伍德站等车。

我到达百老汇街和第七十二街的交会口时刚刚过九点，所以我没什么可担心的。至少在我坐一号线到谢里丹广场下车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离卡洛琳住的阿伯巷公寓只有几分钟，但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去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她常去买醉的酒馆。实际上我在往特斯提奴德的方向走，就是珍妮和我吃得很好、价格很高的那家餐厅。我早餐以后没吃过东西，如果我是一只猫，我会对着主人的脚踝使劲磨蹭，可我也不是去吃饭的。

我要找的房子在餐厅的马路对面，距离第五大道约有二十码或三十码远。那也是一栋红墙别墅，最初是为了容纳一个家庭而建。但是现在这一栋楼里可以装得下四户人家，一层一户，半临街的地下室被一家卖东方古董的经销商占据。商店已经打烊了，只是我站在那里花了一点时间想了想，不知这位店主对九十二街的那尊象牙做的中国绅士会怎么出价。

我走过了红墙别墅，途经特斯提奴德餐厅来到大学广场，在那里我选了熟食店里的比萨饼。我点了一小块蒜蓉比萨，它散出来的香气（这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也带出了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这个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是装比萨饼的硬纸壳盒子。

有什么能比一个带比萨回家的男人更不会引起怀疑的呢？

红墙别墅的入口比街面高一些。你也不需要前门的钥匙，我左边的墙上安装了四个邮箱，每个邮箱上都有一个名牌和一个小按钮，以便楼里的主人在对讲机上确认你是不是坏人，然后放你进去。

第三个邮箱是瓦特诺家的，而在离开公寓之前，我那通电话正是打给梅尔维尔·瓦特诺的。如果史密斯先生可以被信任的话，瓦特诺夫妇——梅尔维尔和辛西娅现在正乘着名为海生号的游艇在北欧海域的某处追逐着自然奇观午夜太阳。他们还要在外旅行一个星期，他们黄色的拉布拉多被寄养在某个狗舍，费用几乎和他们在船上住的房间一样高，而他们位于三楼的公寓正空着。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事先打电话给他们来确认，也没有阻止我现在按他们公寓的门铃，然后稍等一会儿，再按下去。一个朋友，或许在他们出去旅行时答应帮他们看家，他或许会让所有来电都自动转到语音信箱，但他是否会害羞到连门铃都一起忽略掉？

仍旧没有人答复。大门的锁很容易搞定，即使我有这里的钥匙，我也不能把门打开得更快。我爬上两层楼梯，一只手抓住旁边的蛇形栏杆，另一只手里拿着比萨饼盒。我进入一楼的弄堂后就没有看到或听到过任何动静，这个时候刚好也没有人出现，所以我可能在自我伪装上白白浪费了几分钟，还有几美元，但是我喜欢一板一眼地做事情。

公寓的门有三重锁，都是不错的锁。有一个狐狸牌警察锁，是不能强行打开的那种，因为它连着一根坚固的钢管儿支撑在门上。你必须将锁转动起来才能移动那根钢管儿，但是如果你有合适的工具和天赋，即使没有钥匙也可以打开。

其他的两把锁分别是雷布森和普拉德。雷布森锁通常带有非常不错的机制，它的良好口碑不是白来的，我可以随时打开他们做过的任何一款模型。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和学习他们做的锁，我对他们的整套锁型都了如指掌，可以说熟得堪比他们的创始人老李·雷布森本人。

普拉德锁的广告宣传语是他们的锁可以防所有盗贼。也许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我在这些锁上花了一些时间，就站在瓦特诺三楼的家门口。其实我最喜欢在顶楼上作案，没有上楼或下楼的人可以看到我，但你必须能玩得转发到你手里的牌。我听到楼下一层的门被打开了，住在那里的女人和一名正要回家的男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男人家住在新泽西州的上蒙特克莱尔。我在楼梯上屏住呼吸，听到他走下楼梯，而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显示出她多用了些力气。

然后我打开了最后一把锁，拿起我的比萨盒，走了进去。

根据向我提供的信息，瓦特诺夫妇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看来的确如此，房间里最重的气味便是来自我的比萨饼，散发出油滋滋的蒜香气，但我还是可以闻出公寓里原有空气的味道，一种因气流长期静止不动、没有开窗通风而产生的味道。

我在进门后关上了门，当然还拉上了一把锁。我用手电筒闪了两下，找到通往台灯的路，然后打开台灯。无论透过客厅窗帘的光是什么样，都最好是温和而稳定的。因为拿着手电筒让里面的光跳跃闪烁更容易吸引路人的视线。

灯开后我的双手自由了。它们现在被套上了手套，所以我不必对拿起任何物品有所顾虑——如果我觉得有这个需要的话。不过我首先坐进阅读椅，以便分清我所在的位置和四周的样子。

我坐下的椅子是一个超大的软皮躺椅，我把它叫作阅读椅，因为这显然是它在此的核心理由。在另一个环境中，它也可能起到另一种作用；比如把它放在平面电视机前，周围摆满大学校队的各种旗子和套头足球衫，那么坐在它上面能做的唯一阅读，就是看体育新闻台在电视框底边打出来的简讯。

但是即使梅尔维尔·瓦特诺真的拥有一台电视机，他也一定是把它丢在了后面的卧室里。客厅壁炉两侧的所有墙壁都放满了书籍。从地板到天花板，装得满满当当，多出来的书则散落在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在小桌上的书挡之间，拿来当咖啡桌的旋转书柜里，如果没有合适的表面可以堆放书籍，便在桌旁边的地板上摞起来，或者在椅子旁边，又或者只是随便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这家的主人会不会是我的顾客呢？他几乎必须得是，因为一个对书有如此热情的人怎么可能住在离我的书店不过五分钟路程的地方而过门不入呢？

梅尔维尔·瓦特诺。直到几小时前我才从史密斯先生那里听到这个名字，而我对它毫无印象。这名字实在有它的独特之处（不像有的名字那样平凡无奇，比如史密斯），如果我听到过就必然会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位。所以如果他是我的顾客，他必然从来没有介绍过自己，也从没有用支票付过款。

然而，我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现金交易，而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没有机会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一张有主人照片的相框就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疑问，但是他的书占据了所有可以放相框的空间。

我要告诉你，离开这把椅子实在是很困难。我拉起它下边的操纵杠杆使其向下倾倒，脚下的脚凳立即向上弹起，连带着抬起我在上边的双脚。我的双眼不用想就自动闭起，我感到这一天经历的紧绷感瞬间都从我身上消失了，而且——

不行，如果每套盗贼工具箱里都有一本用户手册的话，那么里面写给你的第一个诀窍就是要在整个盗窃作案过程中保持头脑清醒。一个贼永远不该在作案过程中打盹。

于是我站了起来，开始干活儿。

如果你想隐藏一本书，或者即使你不想，再也没有比书架更合适的地方了。如果你认为藏在干草堆中的针头可能很难找，那么就再想象一下在干草堆里寻找一根干草的感觉。而且你要记得，并不是任何一根干草都行。你要找的是一根特别的干草，与其他干草不同，即使它们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

其实找书本可以不太困难，我不得不说，前提是如果这书本身不是置身在书丛里，而我本人也不是一名书商的话。可是现在我身陷书林，试图以最快的速度翻阅上百卷的图书，那种坐立难安的感觉就像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十岁孩子早上忘了来一剂利他林。就算那本书并非我要找的，我的良心也无法让我就此将它放下。我必须把每本书名和每个作者都读一下过一过脑子，然后回忆一下我对此书及其作者的了解，另外我还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曾经买卖过这本书，或者该作者的其他作品，以及它是否曾光临过我的书架，然后——

天啊。

我最渴望的，当然是被邀请来认真评估这套藏书。这意味着我可以拿起并检视抓住我视线的每一本书。拿这本《人鼠之间》为例，这是此书的第一版，而且扫一眼它的版权页就可以明了这本同时也是该书的首印版。但它是否是首次印刷版里的第一遍印版？这本书的印刷在印第一遍时就被中断了，原因是书里有个字还需要修改。就是在第一章中，描述书中人物莱尼的段落以一句比喻收尾：他的双手沉如钟摆。也许最早读书稿的编辑或评论家并不知道原文用的是钟摆这个词的复数，也许作者斯坦贝克自己又审了一遍原稿，然后认为这句话与莱尼的双手一般冗长沉重。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句话最后在印刷机重新启动之前被负责地删去了。

现如今该书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不如过去那般备受推崇（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收藏他的人也没那么多。而对于那些收藏他的人来讲，《人鼠之间》向来不难买到。他早期的小说《金杯》和《献给一位未知的神》相比之下就很少看得到，而那本《胜负未定》找起来也可以算是非常困难。但是这本《人鼠之间》遍地都是，即使收藏一本首版首印也贵不到哪里去，你也不用找银行增加房贷借钱来支付，而且买来的书的状况可以说是“毫无瑕疵”，还可以附带一个不错的防尘书衣。

而我手里的这本甚至没有防尘书衣，无论是好的还是一般的，而在其他方面，这本书的状况离毫无瑕疵也很远。它买来后就被派上了用场，践行它的本意——即书的主人实际上已经把它读过了。所以即使把它拿去卖，书的状况也不会被评得比“好”或者“可以”更高。

那我干吗还要翻看书的第一章，寻找沉重的双手？

书里没有那句，所以这不是首印版的第一遍印版。我把它放回我找到它的地方，我横竖都会这么做，无论可怜的莱尼的手是否如钟摆般沉重。

书籍的制作永无止境。《传道书》里的这一句说得正中我下怀。读这句话时你能感觉到作者写下它的时候叹了一口气。你不觉得看书也是一样的吗？

我真的花了这么久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不是真的。但我一直在分神，也一直努力地把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推开，继续检查我面前的所有书名。我依然不得不把每本书都扫视一遍，因为每当瓦特诺（或者瓦特诺太太）试图对书籍加以管理规整的时候，那些秩序似乎都不停地被打乱。

我寻找的书是非虚构类，所以当我看到一连好几本小说时，我以为我可以快速地扫过这里，但随后我又看到了梅特林克的经典非小说《蜜蜂的生活》，挤在伊夫林·沃的《一把尘土》和迈克尔·阿伦的《绿色帽子》之间。而常与《蜜蜂的生活》相提并论的《蚂蚁的生活》则在这一架的下边，与威廉·福克纳的两部早期小说放在一起。我相信梅尔维尔·瓦特诺先生会说，他知道每本书都放在哪里，而且要找哪一卷都不费吹灰之力，但此时此刻，他应该在挪威的特罗姆瑟和朗伊尔别恩 [1] 之间，所以必须由我自己来搞定这个。

终于，我看到了要找的书，并把它从架子上轻轻地拿下来。书的体积很小，大约只有六英寸高、四英寸宽，书皮是深蓝色的帆布，作者和书名则是用小金字烫印在书脊上。

我坐下来翻开标题首页。托马斯·贝尔德·库洛登，我读道。《我与殖民时期银器的历险记》。我翻过页来，看到这本小书正是由一家私人出版商印刷的。一家名为拉蒂莫尔的出版社于一八九八年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出版。

书只有两百页，但是印在铜版纸上，所以有一英寸左右厚。也正因为如此，把它拿下后便在墙上的书架留下了一英寸宽的空位，我花了一点时间在地板上找了一本相似厚度的书，再放回书架上去填补那个空位。

然后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找书的整个过程我都戴着手套，所以也没有指印需要抹去，而且我也没留下任何让人想要去查找指纹的理由。所以现在是我该拿着书回家的时候了。

但如何把书带出去呢？我有几条有大口袋的卡其裤，这本书可以进其中一条的大口袋里，可今晚我穿的裤子讲究些，如果口袋里放本书裤子会紧绷起来。我可以把书勒在我的腰带下，让我的西装外套罩上它，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也不想空手拿一本书在手里走出去。

每个人的厨房里都会有纸袋和塑料袋，我选择了一个格里斯特第 [2] 超市的购物袋。当我在厨房时，我几乎无法不去想自己早餐后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我打开冰箱，但是当然，它已在主人出发前就被清空了。

可恶。

然后我记起了我买的比萨饼。

离开时，我把库洛登的书放在超市塑料袋里，一只手臂下夹着一个空的比萨饼盒。出门时，我重新设置了狐狸牌警察锁的钢管，又花了些时间反向操作我开锁时做的事情，转动了每跟小管子并重新锁定了三把锁。我走下楼梯，在走廊里停下来，将手套摘下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出大门步入夜色。

走到街上后我先向左转，然后再在大学广场左转，往上城区走去。我把比萨饼盒扔进我碰到的第一个垃圾桶里，把手套扔进第二个垃圾桶里。到第十一街时，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再走半个街区，把偷来的书放在我的书店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一家书店更好地藏一本书？

但是我真的想在这个时候去打开我书店的门吗？我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我是书店合法的唯一经营者，但是我会愿意向心有疑虑的巡逻员证明这点吗？即使我既不年轻也不是黑人，巡逻员仍有权停下来审我、和我较劲儿。他又会不会问我手里的手电筒和盗贼工具是做什么的？

于是我一手拿着超市购物袋，举起另一只手，招来一辆出租车。

[1] 挪威北部地区。以可以看到极光和极昼闻名。

[2] 曼哈顿市中心常见的连锁超市之一。

19

“朱诺洛克！”

“就像我耳边的天籁之音。”我告诉她，不知这话她听起来会觉得是什么意思，倒不是我这时非得说些什么。无论今天的特色菜做的是什么，她都已经把它们盛进了两个饭盒，闻起来简直美味到犯规。

“特别辣，”她轻声说道，摇摇头，“朱诺洛克的辣。”

“我们喜欢辣的。”

她洋溢出一个笑容，把整个房间一起照亮了。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脸庞是完美的椭圆形，样貌精致细腻，就像瓷娃娃一般。她身上套着不显身材的大褂子，让我无从得知那下面是什么样的，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无知对我而言也许更好。

她真的非常可爱，卡洛琳已经向我保证，她对女孩绝对不感兴趣，所以那就剩下了男孩，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语言的阻碍，我可能真会做些努力。但是，我唯一做的就是为午餐付款，然后我们对彼此笑了笑，我想知道学习中文普通话到底能有多难。

还是说我应该学台湾话？全城各地都贴着学习普通话课程的广告，可是我记不起克雷格列表 [1] 上哪里标着教你如何在台北问路的课。不过不是说台湾人都知道怎么说普通话吗，就像苏格兰人都懂英语那样？

也许，想想看，比苏格兰人说的英语更容易让人明白一点儿……

“朱诺洛克，”卡洛琳说，“时间刚刚好，因为我快饿死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饿坏了，直到我闻到了食物的香气。为什么所有的朱诺洛克特色菜做得都不一样，但是闻起来却总是那么棒？”

“这是人生的奥秘之一。”我说。

“而且他们的花样层出不穷，不是吗？嗯，今天的闻起来也特别好吃。”

“比比萨的味道都好。”

“那你今天想比萨了吗？”

“它今天还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

“它可以随时进入你的脑海，”她说，“只要你别停下来而是径直走到台中二人组去，这比比萨好吃多了。不，比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吃它要分时间和地点。”

我们在沉默中吃了几分钟，因为太过专注于食物连谈话也免了，然后她问我为什么会提到比萨。

“因为昨天晚上，”我说，“你知道国家公园里的标语是怎么写的吗？‘只拿走照片，只留下脚印。’昨天晚上，我拜访了离这里只有几条街远的一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但是我留下了比萨的气味。”

“所以你没有拍照，”在我和她讲了昨晚的事情以后，她补充说，“你拿走了一本书，然后留下了一股味儿。”

“我更愿把那想成一种香气。”

“当那家的主人们回家的时候，伯尼，那个味道会变得太微弱而不会被注意到。或者他们会认为味道是从街上飘进来的。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光顾过他们家的情况下。但即使你在厨房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谢谢你的款待，我在你家公寓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他们又能否知道自己遭窃了呢？”

“除非他找不到这本书。”我说。

“你认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吗？殖民时期的银器对梅尔有很大的意义吗？”

我没有在公寓里看到任何银器，无论是殖民时期的还是其他什么时候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它。他的藏书涉猎广泛。有很多小说，还有很多历史故事。他有一本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有特里维廉的三卷《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欧曼的《诺曼征服之前的英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传记以及自然历史书——他有阿奇卡尔关于北美海龟和乌龟的著作，旁边放着《伯吉斯写给孩子的鸟类故事》。”

“我小时候也有那本！我还有一本关于动物的。”

“那是一个系列的，都是桑顿·伯吉斯所著。”

“我还记得书中各个角色的名字，伯尼。鹪鹩珍妮，麝鼠杰里。”

“水貂比利。”

“对，水貂比利！真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想起过水貂比利了。他是个过分的小浑蛋，不是吗？我当时很喜欢这些书。不知道后来它们都去了哪儿。”

“你母亲将它们卖去了旧货摊，”我说，“就像我的漫画书。”

“那一定是个精彩的旧货摊。充满童年回忆的书本填满整个房间。”

我们开始讨论在那个巨大的房间里还可以有什么书，卡洛琳猜测瓦特诺家的伯吉斯其实是他小时候看的那本，只是他的母亲没有将它处理掉。我说倒是真有可能，因为他还有一本《绿野仙踪》，这让卡洛琳漫天回想起弗兰克·鲍姆的幻想世界，以及她当年是如何渴望走进那个幻想世界里的。

“每当风速达到每小时四十英里，”她说，“我就燃起希望。我不断催促父母把我们家搬到堪萨斯州的某个房子里。”

“你去住房车恐怕机会更大。”我指出。

“我猜也是。伯尼，你拿的那本书，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

“库洛登。”

“它真的有什么价值吗？”

“它的价值在于，”我说，“极为罕见。它从未再版，互联网上的几个罕见书籍交易网站上都没有卖家。只有几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我还知道有一本不为人知的，在高顿堂地下室的某个盒子里压箱底。”

“同在的还有两段舒伯特未完成的交响曲。”

“还有《忽必烈汗》 [2] 剩余的部分，和狄更斯对《德鲁德疑案》 [3] 的破解。我看了一下库洛登的书。里面的文字并非通俗易懂，但我想书里写到了一些很有用的知识，如果你对美国在英属殖民时期关于银器的种种细节感兴趣的话。而且里面还展示了作者自己收藏的一大部分银制物品。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器物。只是一九〇一年作者去世后，这些物品大多四散得不知去向了。”

“也就是他的书出版之后不久啊。”

“只有三年时间。所以你问这本书是否有价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很难给它做价值评估。因为几乎没有卖家，但同时需求又有多少呢？它可能被放在我的特价桌上好几天，也没有人会对它多瞥一眼。也或者有两个都想要它的人可能会出现在同一场拍卖会上，并将其价格提高到四五位数。但事实上，它既不会出现在我桌子上，也不会出现在拍卖会上。”

“我猜史密斯先生会给它一个好归宿。”

“完全没有可能，”我说，“他要这本书做什么呢？”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巴尼嘉书店，盯着我练习书法的那张纸。然后我把它团了起来，团纸的声音引起了拉菲兹的注意。我把纸团扔给了拉菲兹，它向纸团扑上去拍打。

如果拉菲兹是一条狗，它会把纸团捡回来给我，我可以再次抛出去给它玩儿。但它是一只猫，所以它做了猫会做的事儿。它把纸团拍了几下，然后认定纸团是死物，也没法吃，于是玩了几下便把它留在一边，重新转回窗户下阳光明媚的地方打盹儿。

我走过去把纸团拾起来放进废纸篓里。然后转身回到柜台后面的长椅，拿起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我已致电到爱德温·利尔波德的住所，我要求和利尔波德先生通话。她问了我的名字，我早已事先准备好了一个，便告诉了她。

电话里吧嗒一声，我被留在线上，好似现实版的地狱边境里。至少电话里没有传来等待音乐，有的只是沉默，但只在几秒钟之后就结束了，她转回来问我要谈的话题和什么有关。

“我是一个书商，”我说，“刚刚收购了一本我认为利尔波德先生可能感兴趣的书。”

“请稍等。”又是吧嗒一声。

这次的等待时间比上次更长一些，随后电话里又传来一点动静，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速缓慢，带着老式纽约口音，是已经不常听到的口音，里面透着文化的底蕴和教养。它让我想起柴尔德·哈萨姆给纽约中央公园作的画、马车和德尔莫妮科 [4] 的牛排晚餐。

“我是爱德温·利尔波德，”他说，“我恐怕没有听过你的名字。”

“我是菲利普·莱德勒，”我说，“虽然你应该没什么理由知道我，利尔波德先生。我主动打这个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手上有一本书，而我有理由相信你可能会对它感兴趣。”

“米勒小姐也是这么说的。先生，我不是藏书家，虽然我确实有一个不大，但是极为专业的私人图书馆。不过你为什么不先把书名说来给我听听。”

“是库洛登写的，关于殖民时期的银器，”我说，“就是托马斯·贝尔德·库洛登。”

“是的，当然，”他说，“你说你手上有这本书？”

“书现在就在我面前。”

“《冒险与殖民时期的银器》。不，我说错了，是《我与殖民时期银器的历险记》。在哈特福德的三一学院图书馆里有这样一本。那是库洛登的母校，他赠送了一本给他们，而他们似乎也保留了它。他们不能被我说服把书卖给我，也不让我复印。他们说很乐意让我去他们那里仔细看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手上的那本保存得还好吗，莱德勒先生？”

“很好，只是没有防尘书衣，但是……”

“我认为它本来就没有，不是吗？一本为了私人发行而私人印刷的书？如果书连书店的里面都没机会看到，就不需要防尘书衣来防止它在店里被拿来拿去弄脏了。每一页都在吗？”

“是的。”

“那些盘子呢？珂罗版印的盘子，一共应该有二十四页。”

“它们都在这里。”我深吸了一口气，“上面还有题字。”

“总是有些缺陷的，”他说，“但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祝塞莉斯廷圣诞快乐——玛丽姑姑 ’，诸如此类的题字吧，我猜。”

“是致给赫斯特·R.罗布兰奇的，”我读道，“致我们彼此杰出的先祖，我们都对他亏欠诸多。底下的字母缩写是T.B.C.，我只能假定这是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且这题字是出自他的手，不过我无法验证后者。”

“那就必须是了，”他说，“赫斯特·R.罗布兰奇。中间的字母R是他杰出的先祖列维尔的缩写。除了库洛登还有谁能题这个字呢？他是在纪念我们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也是殖民时期美国最重要的银匠。虽然还有另一个人，我对其有更特殊的感情，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保罗·列维尔 [5] 的名声更加显赫。”

“我对银器一窍不通，”我说，“但列维尔我还是听说过的。‘一盏是陆路，两盏是水路 ’ [6] 什么的。”

“‘随时准备跨上快马，向米德尔塞克斯的每座村庄和农场发出警报 ’，你有没有为你手上的书想好报价，莱德勒先生？”

“我想要一千美元。”

“是一个好数，很完整。对没有听说过这本书的人来说，价格绝不便宜，但对于一本从没被人看到过的书来说，也并非不合理。我想看看书。”

“那当然。”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了解，但我从不离开我的住所。我希望我可以，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派米勒小姐去取，但是我真的能请你把一本珍贵的书交给她吗？当然，她可以给你一张支票，甚至是现金。如果这本书不尽如人意，我还可以将它归还给你。虽然我相信书正如你描述的那般，我也会很高兴将它买下。你觉得怎么样？”

太麻烦了，我想，而且不是我想要的。我说：“我把这本书拿过去，利尔波德先生。虽然今天下午我无法离开，但晚上我可以过来。你觉得九点钟如何？”

打完电话之后，我又看了看书上的题字。致赫斯特·R.罗布兰奇……

除了库洛登还有谁能题这个字呢？啊，我能，在我的线人史密斯的提示下，他为我写下了这句题语。我拿了一支书法笔，蘸了黑色印度墨水，用帕默尔字体把它抄下来。我小时候的老师鲁凯泽小姐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培养我的书法，她现在会不会为我感到骄傲呢？

鉴于如今的情况，她可能是不会的。

我拿起电话，又打给另一个人。“我今晚就去看他。”我说。

“哦，好呀。我们都不希望在这种事上拖延。虽说他也几乎完全不可能会出门，不是吗？他问了价格吗？”

“我告诉他一千块钱。”

“我认为他可以被劝说到再多付一点儿钱。不过不管多少也都和我无关，反正是他付钱，他给多少都是你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不是吗？”

他确实告诉我了，同时还告诉了我很多其他的……

[1] 美国最受欢迎的网上分类广告列表。在上面打广告免费。于一九九五年成立。

[2] 英国诗人萨米尔·泰勒·柯勒律治所著诗歌。据闻写于一七九七年的一天，在他梦醒的时刻，但由于有人敲门打扰而没有写完。后在拜伦的怂恿下该诗才在一八一六年发表。

[3]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狄更斯于一八七〇年逝世，所以也没能给故事写上结尾。

[4] 纽约曼哈顿著名的牛排馆。

[5] 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1734—1818），美国抵抗英国殖民地时的爱国者，银匠。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便是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午夜时分，乘快马去告诉美军英国军队将要来袭。自此拉开了英美对战的第一场仗的帷幕。

[6] 出自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所作的诗《保罗·列维尔骑马来》。列维尔安排的信号灯如果亮一盏，说明英国军队从陆地来，亮两盏则是从海上来。后文也出自同一首诗。

20

昨天下午史密斯先生来访，我记得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巴尼嘉书店。这一次，他穿着一件中灰色的法兰绒三扣西装，里面是红色的背心，看起来像是绸子的，但也可能是人造丝。他的领带也是灰的，颜色比西装的灰稍浅，上面带着红色的小圆点。下面的衬衫是白色绒面呢的料子，仍是单扣领口。

他问我是否知道关于使徒勺的事情。

“除非它们是圣彼得和保罗曾经吃粥用的勺子，”我说，“我毫无头绪。为什么问这个？”

“这解释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说，“但我不想在讲的时候被打断。大学广场那边有个咖啡店，在这个时间还比较安静。”

“那里总是很安静，”我说，“因为他们的食物很糟糕。”

“而且给的分量也不够？”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我已熟知的信封，“为了让你觉得值得，”他说，“用这个来弥补你一个小时营业时间的损失。”

如果里面的票子还是百元钞，就像他以前的信封一样，这个信封掂上去就像是个五千美元的。即使里面的钞票是一元的，这些也足以弥补我一个小时的营业收入。我没有检查信封里的内容就把它收起来了，将门上的小牌从营业翻成关闭，然后锁好门，但是让墙上的窗子开着，外面的特价桌也留在人行道上。这一个小时就让他们随便拿吧。我有什么好在乎的？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我们各自面前摆了一杯咖啡，傻乎乎的女服务员已在听力范围之外。他点点头，我问起他翻领处大约四分之三英寸大小的黄铜碟扣。

“这是一个纽扣。”他说，一边将扣子扯了一下给我看，扣子是缝在衣物上的。

“上面画的是什么？”我靠近了观看，“看起来像一个小房子。”

“是一个小木屋。我戴着它不是为了说明我是木屋共和党的拥护者。这是一个政治宣传纽扣。”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没有在一八四〇年参与投票，这个扣子是为了支持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竞选而做的，他是先知城战役 [1] 的英雄。”

“还有泰勒。”我说。

“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泰勒是他的竞选伙伴，很快便会成为他的继任者。哈里森上任的时候做了一个冗长的就职演说，演说的内容没有任何人记得住，唯一记得的就是它不一般的长度。那时候他们是在每年的三月做总统就职演说，而不是在一月份，但他演讲的那天华盛顿还是冷得像冬天一样，新总统于是得了感冒，最后一命呜呼。”

“我对这件逸事有印象。”

“他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他说，“辉格党 [2] 的支持者们在这上面大做了些文章。所以才会有这个图案的纽扣。”

“你以前也戴过类似的东西。”

“那不奇怪。我以前穿的是哪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这我还得好好想想。“之前你的西装是深灰色的，有白色条纹，”我说，“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第二次你穿着一件诺福克外套。”

“而且每件翻领上都有一个扣子。你是一个很有观察力的人，罗登巴尔先生。事实上它们都是不同的纽扣。”

“我想也是，因为每个纽扣都是缝上去的。”

“西装上的那枚纽扣，”他说，“与这枚尺寸相同。上面画的是戴羽毛冠的骑士。”我想起了高顿堂里挂着的那幅伦勃朗画的肖像，直到他接着补充说道，“那枚纽扣是用来支持一八八四年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的，他被格罗弗·克利夫兰在总统大选中以少票击败。他的支持者称他为‘羽毛骑士’。但克利夫兰的拥护者不以为然。‘布莱恩，布莱恩，詹姆斯·G.布莱恩，’ 他们嘲笑他，‘装模作样的缅因州骗子 ’ [3] 。”

“当时的政治真是仁慈，大家还都算温和。”

“那件诺福克外套，罗登巴尔先生，是以没什么其他建树的诺福克公爵之名来命名的，尽管我几乎可以肯定外套是他手下默默无闻的裁缝设计发明的。‘如果你能做一件带着腰带的外套就好了。’那位阁下也许就这么开了句玩笑话，所以没准设计灵感确实是源于他。你看到我穿的是原版，因为它上面的用来系腰带的扣子可以解开，等把皮带转到前面以后再重新扣上。”

“我一直以为中间的腰带只是用来做装饰的。”

“应该是的，”他说，“因为所有在前面系带的腰带看起来都很愚蠢。这位公爵似乎就是位纨绔子弟，在交易中也傻得不行，可他的外套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件经典。你不觉得这里有人生的一课吗？”

我说如果有也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我的诺福克外套上的纽扣也是黄铜的，比其他的扣子要大，几乎是哈里森那枚木屋扣子直径的两倍。你注意到上边的图案了吗？”

“我看不出上面是什么。”

“那颗扣子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虽然它不像硬币那样经常被转手，这么多年来恐怕还是有些磨损。不过如果你离近点儿，还是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上面的图像和刻字。图的中心是一只老鹰，双翅展开，头顶上有一颗星星，胸前是代表美国的盾牌。底下的刻字写着：‘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难忘的时代。’”

“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

“我们的第一任总统就任第一期开始的那天。我告诉过你这些奇珍异品其实是用来做政治宣传的吗？对于其他总统来讲，确实如此，但是华盛顿从来没有竞选过。确实是一个难忘的时代。那时的政治的确比较温和友善，虽然为时不长，华盛顿却是必然的总统。所以对这枚纽扣的正确描述应为就职纽扣。”

我说：“每当我听到政治纽扣时——”

“你就会想到他们如今发行的别针扣，每一个都色彩鲜艳，上面带着照片，背后折了别针，可以随便将其固定到位。其实自从麦金莱在一八九六年第一次与布莱恩的竞选之后，别针扣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政治服装纽扣也默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我还有一个印着一只熊的黄铜纽扣。你可以猜猜那是哪位候选人的扣子。”

“一只泰迪熊？西奥多·罗斯福？”

“很对，那上边要是一只负鼠呢？”

“负鼠是乔治·琼斯的昵称，那位乡村歌手，但我不记得他曾经参选过。”

史密斯说：“如果他参选了，我可能真会投票给他。不过负鼠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纽扣，有证据显示他的一些崇拜者将他叫作负鼠比利。”

“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我有一九三二年大选的一套西装纽扣，一共四枚，分别刻有赫伯特、马里恩·胡佛、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头像 [4] 。还有一个一九四八年刻有哈里·杜鲁门头像的衣服纽扣，而且……”他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皱了皱眉头，“我告诉你的太多了，远远超过你需要知道的。超过任何人需要知道的。”

“不过真是有趣。”

“每一个对什么着迷的人都会觉得他着迷的东西很有趣。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迷恋强加在别人身上。”

“可以缝在衣服上的政治宣传的纽扣，”我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你还收集其他类型的吗？别针扣？”

“别针纽扣。是的，当然，它们占我收藏品里的一大部分。我特别喜欢第三政党的纽扣。德比斯是我最喜欢的，尤金·维克多·德比斯。他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连续四届担任社会党的领导人。然后一九一六年一名叫本森的人接替了他，但在一九二〇年，德比斯又回来了。他不在位时被送去服刑，原因是他反对当时的美国参战，所以他的竞选纽扣上写着‘为了总统：罪犯第9563号’。而当时有一百多万选民投了他的票，没投给哈定和考克斯。”

有什么东西突然点醒了我。

“纽扣。”我说。

“是的，我似乎谈起它们就停不下来，是不是？我很抱歉。”

“本杰明·巴顿 [5]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让你去收集那个故事？你不太看得上书的作者，而且公然地蔑视这个故事本身，但是你付给我不少钱去把书的手稿从博物馆的地下室偷出来。能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故事里主人公的姓氏与纽扣同音。如果菲茨杰拉德决定给他起名为扎克·扎珀尔，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

“又或是布拉德·皮特，我这么猜。本杰明·巴顿这个名字读起来很顺口。”

“我怎么会想起扎克·扎珀尔这名字？无所谓。政治纽扣是你收集的唯一类型吗？我猜不是，对吗？”

他笑了：“我拥有各种纽扣，罗登巴尔先生。任何可能被称为纽扣的东西，我都很乐意去研究一下看我有没有兴趣收藏。你知道东伦敦有个珍珠帮吗？他们喜欢穿着全身绣满珍珠贝壳纽扣的衣服。如果这些纽扣是水钻，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猫王的模仿者。我就藏有一件一九八七年珍珠帮国王和王后穿的珍珠服。”

“那一年珍珠帮的扣子特别好吗？”

“只是件古董。你喜欢喜剧专辑吗，罗登巴尔先生？”

“你是指唱片专辑吗？”

“是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他说，“你可以花钱买下整个喜剧段子，可如果要看乔治·卡林或史蒂夫·马丁在电视上演出却一分都不用花。不过买下的话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了吧？我想人们会花钱买这些专辑是为了招待客人。这样就不用强迫彼此进行交谈，还能用别人的幽默和智慧来娱乐自己的客人。我自己也拥有一张喜剧专辑，你能猜到是谁的吗？”

我觉得他会告诉我的。

“是鲍勃·纽哈特的。那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休斯敦的现场表演中录制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华纳公司第一次发行它时，就直接成了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这么多年后再听仍然非常好笑。”

“那个段子几年前我也听过，”我说，“里面有段讲了某个有奇怪名字的军舰。”

“是美军鳕鱼号的巡航。还有一段是某个搞营销的向阿布纳·道布尔迪 [6] 解释为什么篮球不能在全美公众间普及。你还记得那张专辑的名字吗？”

我不记得了。

“纽哈特想把它叫作《自匈奴大帝以来最受欢迎的新喜剧演员》，但是华纳的人有个更喜欢的名字——《鲍勃·纽哈特被扣上的心灵》。”

“就是那个。我现在记起来了。”

“那场演出非常受欢迎，一举成名，所以即使现在也不难找到。可我收藏的那份有点儿特别。它当然是纽哈特亲笔签名的，但更令人满意的是专辑还签有致当时‘今晚节目’主持人杰克·帕尔的题字。”

“而且你总是穿着单扣领口的衬衫，”我意识到，“嗯，我只见过你三次，所以我不知道说‘总是’对不对，但是——”

“是的。”他说。

“纽扣，”我说，“可是为什么要收集纽扣呢？”

“啊，那永远是个不错的问题。但不是你现在应该问的。”

“那应该问什么呢？”

“要问的问题是两段式。”他说，“使徒的勺子是什么？它们又和我的收藏有什么关系？”

[1] 先知城战役也称蒂珀卡努战役，是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七日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哈里森战胜告终。

[2] 十九世纪在美国很活跃的政党。与英国的辉格党并无正式牵连。主张美国国会高于总统权力，推崇现代化，银行体制，以及保护经济以刺激制造业。在扩张奴隶制时政党内部出现极大分歧，最终导致政党解体。林肯也曾是其中一员。

[3] 指的是当时布莱恩接受太平洋联合铁路贿赂的丑闻。

[4] 都是美国总统，埃莉诺是罗斯福的夫人。

[5] 英语中的纽扣发音为巴顿。在作为姓氏时全部被翻译成音译巴顿。特此注明。

[6] 阿布纳·道布尔迪（Abner Doubleday，1819—1893），美国内战期间北部美利坚合众国将领。有传闻道布尔迪发明了篮球运动，但这并非属实。

21

你知道勺子是什么吧？

使徒勺就是柄尾上镶着十二使徒标记的勺子。由于“最后的晚餐” [1] 的图片保留下来的相对较少，所以每位使徒都是由特定的某种标识来确定其身份。X形的十字架代表圣安德鲁，朝圣者的行路杖代表大圣詹姆斯，斧头代表圣马修 [2] ，杯子（即忧伤杯）代表圣约翰，等等，一直到代表犹大的一袋子钱。圣彼得的标识是一把剑或钥匙，有时是一条鱼。小圣詹姆斯的勺子上是一根蒸洗棒 [3] ，但不要问我蒸洗棒长什么样，或是小圣詹姆斯对在两个詹姆斯之间被称为小的那个如何做想。

使徒勺起源于十五世纪初的欧洲，如果要送教子教女一件礼物，使徒勺是非常安全的选择。你只需要找当地的银匠把勺子制成孩子守护神的那把，便会是最好的教父母，一切顺利。

你看，如果你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请跳过此页。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闻，我不停打断史密斯先生来问问题，如果把我们的谈话逐字记录下来将会在此占用更多空间，而那是我不愿见到的。所以我也只是在这里总结一下，但如果你选择不读这里写下的珍贵词句，也不会伤害到我的感情。

虽然单把使徒勺可以作为送人的礼物，但它们通常是以十二或十三把为一组来生产，十三更为常见。第十三只勺子通常都比其他的勺子大些，是主勺，上面镶上了耶稣，通常是以十字架和天体球作为象征。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套十六世纪初期所制的使徒勺，第十三只勺子上的则是圣母玛利亚。

桌上餐具在那时比较受重视——虽然用它们来吃的大部分食物都不是很美味。稀有金属，通常是银子，但有时候是金子，在过去既能保值，又能代表身份和品位。那时候没有免税退休基金可以拿，也无法购买文艺复兴网站的股票，如果你聘请某人为你画像，那也是为了让你的后代知道你长什么样子，而不是希望所绘肖像会有什么增值的可能。

把一包金币放在身边太没有品位，还会带给手下的仆人们种种诱惑。所以你把你的财富展示在碗、盘子和摆设盘上，再有就是在你的叉子和勺子上，而其中一些便可能虔诚地装饰着圣人的图像和标志。

如果你富裕殷实到可以拥有一整套使徒勺，你很有可能会在你的遗言里特别提及它们。有位叫艾米·布伦特的便在她一五一六年的遗嘱里提到一套勺子，虽然我不能告诉你她将勺子留给了谁，或者那些勺子最后的下落。如果它们最后被收集在高顿堂的地下室里某个角落，我上次去并没有见过它们。

博蒙特和弗莱彻 [4] ——那个时代的考夫曼和哈特 [5] ，在至少一部戏剧中提到过这样的勺子，还有本·琼森、托马斯·米德尔顿，以及一位名叫莎士比亚的老兄在《亨利八世》里对此也有提及。（《亨利八世》第五幕，第三场，克兰默主教试图狡辩，不愿成为年轻伊丽莎白的教父，声称自己负担不起，“你可以保住你的勺子。”亨利告诉他。）

是不是觉得有太多关于勺子的事情，你其实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对吗？那么这样来看吧。如果我不得不听这些事，而且花了更长的时间，又在这里免去了更多的细节，我怎么能让你轻易逃过去呢？

[1] 此处“最后的晚餐”指的并非达·芬奇的画作而是《圣经·新约》中的典故。

[2] 圣马修在《圣经》中很少被提到。他最终被斧子砍头而死。

[3] 传闻小圣詹姆斯被一根蒸洗棒打死。

[4]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两位经常一起合作的戏剧家。

[5] 美国现代剧作家组合。两人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合作作品曾获普利策戏剧奖。

22

回到书店时，特价桌还在我离开时待的地方。没有人把它搬走。在我看来，书桌上的东西一点儿也没少。

书籍，我想。如今甚至没有贼愿意来偷。

事实上我发现，桌子比我离开时还多了一样东西。一张便条，用大写字母仔细地写在一张带横格的白纸上，纸边三个锯齿状的孔表明它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为什么你总是不开门？

嗯，我现在开门了，我想着。然后把便条带进店里。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我重新关上店门，和卡洛琳面对面坐在桌子旁边。

“你在喝巴黎水，”她说，“啊，倒是帮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不必问，因为你已经回答了。我问：你今晚要做什么，伯尼？回答：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是吗？”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想的确是的。但一方面，我只是应邀去拜访一位绅士，并趁机向他出售一本书。”

“但是既然你不是这本书的合法所有者——”

“是的，这就是犯罪。不过你也可以认为，即使我是合法拿到这本书的，这趟仍然是犯罪行为。”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伯尼？”

“嗯，我要去拜访的这个人。”

“利尔波德先生。”

“爱德温·利尔波德。他有一样史密斯先生想要的东西。”

“而且我猜让史密斯先生从他那里直接买过来实在是过于简单了。”

“那东西不外售。”

“但是亲爱的史密斯不能把你直接派到那里偷，就像当初他把你派到高顿堂地下室一样？”

“他不认为我能进得去。”

“他知道他在和谁打交道吗？只要有那个意愿，连诺克斯堡 [1] 都进得去的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

“我也很高兴用不着进去那里，”我说，“不过你对我的信心让人觉得备受鼓舞。”我喝了一口巴黎水，“爱德温·利尔波德有一套顶楼豪华公寓，位于第五大道和第八十五街角，就在那两栋二十四层高的大楼其中一套的顶层。”

“那几乎是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正对面，伯尼。从他那里一定有风景可看。”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可以俯瞰博物馆和中央公园全景。他对面中央公园西侧的那些楼有多高？他能看得到新泽西州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要看新泽西。但是，他有漂亮的景色可以看是件好事，因为这是他唯一能看到的了。”

“因为他不肯离开他的房子。”

“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知道，伯尼，现在的轮椅先进到刚好可以走完越野障碍比赛的赛道。他有专人为他工作，对吗？那个接电话的女人？”

“米勒小姐。”

“如果他要派她去拿书，为什么不让她把他推到公园去散步呢？”

“我不认为他是不能离开家。我觉得他更像是自己选择不出去的。”

“就像《录事巴托比》 [2] 那样？”

“我不愿意，”我说，“是的，像巴托比那样。”

“或者像尼禄·沃尔夫 [3] 一样。他永远不会为了工作离开他的房子，可若是某个地方有场他想看的兰花展他就会出门，不是有一本书写他为了个花展一路去了蒙特那州吗？”

“是蒙特那州吗？是吧，我相信是的。但我认为利尔波德先生的情况不同。”

“无论生意还是兴趣，他就是不出门。”

“对。”

“他有银器，就像沃尔夫有兰花一样，但是如果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一年一度的银器展览——”

“我们的利尔波德先生一定不会去的。”

“那么，那好吧，他拥有非常别致的窗外风景，住在一栋宽敞明亮的公寓里，有米勒小姐照顾他。有没有一位利尔波德太太？”

“从来没听说过。”

“那他有定期拜访他的孩子吗？”

“卡洛琳——”

“你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是吗？”她拿起桌上的苏格兰威士忌，端详着里面融化的冰块，喝了一口，“我想如果你永远不出门，我的意思是绝对不出门，心里有个执迷的东西也算是安慰。”

“对他来讲，就是美国早期的银器。”

“包括一把勺子，”她说，“来自埃德·麦克班恩 [4] 笔下的一个警察。”

在此不久以前：

“卡洛琳，你有没有听说过迈耶·迈耶斯？”

“当然啦。”

“真的吗？”

“你很惊讶吗？迈耶·迈耶，‘八十七分局’系列。一定得有五十本吧，没准儿更多也说不定，我记得他几乎出现在每一本中。还有其他角色，史蒂夫·凯瑞拉和伯特·克林什么的。埃德·麦克班恩这个系列写了五十年。”

“我在说迈耶·迈耶斯。”

“对呀，”她说，“只是你把名字弄错了。第二个迈耶没有‘斯’。是迈耶·迈耶。”

“不对，是——”

“拜托，”她说，“伯尼，你懂得不知道比我多多少，但这回我是对的，你错了，这事儿可真是不常见，而且我可以向你证明。迈耶·迈耶是完全的秃头，对吧？”

我只是看着她。

“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她继续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父亲。”我说。

“没错。他的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所以把他的名字和姓起成了同一个，当然所有孩子都因为这个取笑他，就像孩子们会做的那样。”

“于是那个孩子从小就受到了创伤，”我说，“然后他的头发全掉了。”

“而且再也没有长回来，但你还记得孩子们曾经对他说什么吗？”

“记得。”

“‘迈耶·迈耶，火烧犹太鳖’，你知道这听起来像什么吗？”

“骗子，骗子，火烧裤子？”

“就是。也可能这句话让那些小浑蛋受到了启发。我的意思是，小孩子也并不是全都有创意。但是，如果是你坚持的迈耶·迈耶斯，那么就成了‘迈耶·迈耶斯，火烧犹太斯’，这根本说不通。”

“是没什么意义。”我说。

“那你瞧——”她说完，皱着眉头，“我们不是在说同一个人。”

“对，不是。”

“我在谈论迈耶·迈耶，一个小说里虚构的警察人物，而你正在谈论另一个人。”

“迈耶·迈耶斯。”

“一位完全不是虚构的人物。”

“他是一名银匠，”我说，“一七二三年生于纽约老城。我也是今天直到史密斯先生告诉我有关他的事才知道这个人。”

更早一些时候，在大学广场一个食物非常糟糕的咖啡屋：

“迈耶·迈耶斯，罗登巴尔先生。毫无疑问，是美国殖民地最有成就的犹太银匠。事实上，他的庆典和宗教银器是十九世纪前犹太银匠中现存作品最多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

“而且他是一名爱国者。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富有的保守党派人士。只不过，他却支持革命。

“一七七六年，这关键的一年，迈耶斯将他的生意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诺沃克，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战乱之苦。三年后，英国军队却烧毁了这个城镇。于是迈耶斯失去了他的工具和房子，再次沿海岸北上到斯特拉特福德，直到一七八三年战争结束时才回到纽约。”

我后来得知，他的生意再也没能恢复以往的荣光。他的一些更重要的客户往往是富有的人，而富人很少愿意在革命的旗帜下奔忙。总的来说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就越不愿意将其（连同生命和荣誉）放在追求抽象的事物上，比如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寻觅。

塞缪尔·康奈尔就是这样一位保守党员。迈耶斯为康奈尔和他的妻子苏珊娜·马布森制作了一个托盘圈和一些瓶子架，不管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殖民时期生活所剩的唯一证据。康奈尔的财产在革命期间被收缴，反正到一七八一年他就死掉了，所以迈耶斯也不可能期望他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未来的工作和收入。

“但也并不是每个富有的殖民者都忠于英国国王乔治。”史密斯先生说，“利文斯顿家族很富有，同时也有着坚定的共和主义情怀。这其中就包括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

在饶舌酒鬼，卡洛琳已经喝了一杯酒，正要开始喝第二杯。我还在我的第一杯巴黎水上磨蹭，并刚刚开始准备重述我对利文斯顿的了解。

“我听说过他，伯尼。是利文斯通博士，对吧？他在非洲迷了路，而斯坦利·库布里克 [5] 找到了他。”

“那是戴维·利文斯通 [6] ，姓的最后带个字母E，还有亨利·莫顿·斯坦利，而且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后。”

“哦。”她说。

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我继续，出生于一七四八年，当时他的亲戚菲利浦·利文斯顿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二十八岁。他在一七七四年与莎莉·威尔斯结婚，他用加入美国革命来庆祝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他在军中的军衔为少校，并于一七七六年至一七七九年担任纽约军团的团长。

一七八三年，在康沃利斯 [7] 于约克镇投降两周之后，莎莉·利文斯顿去世了。她一生产下了四个孩子，留下亨利独自一人抚养这些孩子。在一七九三年，他与简·帕特森结婚，与她又生了四个孩子。他的一生在任何人看来都无可指摘——致力于诗歌创作，并且看着所有的孩子们长大。

“诗歌？他诗写得怎么样？”

“他写诗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我说，“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首，可他的其中一首诗却得到了很多关注。而且广为人知，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他的一首诗？一分钟之前，伯尼，我还把他和那个在非洲刚果走丢了的人混为一谈。是什么让你认为我会知道他写的诗？”

“我来引用诗的前两行，”我说，“你来告诉我你觉不觉得耳熟。‘在圣诞节前夜，整间屋里没有一人在吵—— ’”

“伯尼，事实上我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另有其人。他生前曾住在切尔西，那里有一栋楼上挂着个匾，如果你容我想一想，我还可以记得起他的名字。”

“我非常相信你可以。”

“穆尔，”她说，“他的名字，反正他名字里面带着这个，叫什么什么穆尔。”

“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

“就是他。他写了那首《在圣诞节前夜》，只不过我记得标题不是那个，而是别的。”

“是《圣尼古拉来访》。”

“没错。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想想，可以说是他发明了圣诞节。他的诗也给驯鹿命名来着。当然，他不知道鲁道夫 [8] ，但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从那首诗里出来的。”

“你说得都对，”我同意道，“只除了这首诗其实是出自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之手。驯鹿的名字来自亨利自家马厩里马的名字。你还记得《原色》那部书吗，那本很久前以匿名发表的政治小说？”

“我当然记得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我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也是那本书的作者。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谁写的。是乔·克莱恩。”

“你还记得是谁弄明白作者其实是乔·克莱恩的吗？”

“有个人分析了书里的文字，他分析的方式非常有趣。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是唐纳德·福斯特。”

“你这么说我就姑且相信吧，伯尼。”

“而正是这个唐纳德·福斯特用同样的方式对《圣尼古拉来访》的文本进行了分析，你猜怎么样？”

“最后他认定是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写的。”

“至少从分析上看确实是这样的。据他说，这首诗不可能出自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之手。”

我又和她说了一些，多于她所需要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怀疑。比如利文斯顿是如何喜欢写关于圣诞节和新年的诗，以及这首诗是如何在纽约北州的一张报纸上匿名发表，还有穆尔是如何读给他的孩子们，但后来却无法出示写这首诗的底稿，只解释说自己是如何在梦中梦到所有的诗句，醒来后就急急冲到他的办公桌把它们记录下来，而且，唉，无所谓。卡洛琳并不需要听到整个故事，你也一样。

“伯尼，”当我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她说道，“这些都非常有趣。”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某种程度上，”她说，“我确实这么觉得。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这些与使徒勺，还有迈耶·迈耶斯有什么关系？”

“利文斯顿这个人很有趣，”我说，“即使他没有写这首诗。他的兴趣广泛，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一种不溢于言表的冒险精神。他为人低调，所以人们不了解他。但我们知道，他同迈耶·迈耶斯相识，不仅是在私交还是在工作上。他的亲戚也曾委托迈耶斯做银器，他留给遗孀的遗产中就包括一只被穿洞的银碗，那几乎肯定是迈耶斯的作品。

“他知道使徒勺是什么。亨利在波基普西的邻居保存了一封一七九二年的信，上边记录的是关于‘亨利和简’的一次拜访，‘她大病初愈，正在恢复，他对圣犹达的勺子十分喜欢，让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提出将勺子送给他。但他是一位绅士所以没有接受这个馈赠，我对此倒是颇感欣慰，因为如果真把它送出去了我会感到难过的。’

“不久之后，亨利便去了纽约，其间还顺道拜访了迈耶·迈耶斯的商店。在那里，他授权定制了一套不寻常的银器：十五把使徒勺。每一把都代表使徒中的一位，只是将使徒勺的勺柄改用了当代的诠释，以代表美国最初的十三个殖民地。”

“我记得你说的是十五把汤匙，伯尼。”

“有一把代表佛蒙特州。各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时候它还是纽约的一部分，一年以后，也就是在一七七七年，它也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宣称自己是佛蒙特共和国，并发行了自己的硬币。在一七九三年，纽约承认了这个分裂，允许佛蒙特作为第十四个州加入美利坚联盟。随后一年，利文斯顿定制他的勺子时，对此事颇为感慨，所以将佛蒙特州也算作勺子的一把。”

“那是十四把。”

“第十五把是乔治·华盛顿。他本来可以被算在弗吉尼亚州的勺子上，但那便意味着把托马斯·杰斐逊 [9] 挤出去了。利文斯顿最后的理由是，华盛顿首先是大陆军司令，现在又成为美国总统，他不仅应该代表一个州，更应该代表整个国家。”

“所以他自己占了把勺子。就像耶稣一样。”

“我不知道迈耶·迈耶斯是否会这样认为，”我说，“或者是乔治·华盛顿本人。我想利文斯顿自己一定已经决定了每一个州由谁来代表，不过他也可能与迈耶·迈耶斯商讨过。那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和马里兰州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当然还有纽约的菲利浦·利文斯顿。亨利·利文斯顿曾是一名战士，所以他明显对军人很是钦佩，因此他选择了纳撒尼尔·格林来代表罗得岛州，还有弗朗西斯·马里恩来代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被称为沼泽狐狸，他的勺子在他的雕像脚下有一只狐狸，好似人类最好的朋友。”

“更像是人类最狡猾的朋友。”她说。

“至于佛蒙特州，哦，其实并没有任何佛蒙特州的人签署了《独立宣言》，所以代表它的便是另一个军事英雄——艾森·艾伦。”

“那这次迈耶·迈耶斯在他的脚下刻了什么呢，伯尼？情人沙发？还是一把靠背椅？”

“我不知道。他攻陷了提康德罗加堡 [10] ，所以也许是一支铅笔。”

“迈耶·迈耶斯，”她说，“你知道，当你第一次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确定我指的是埃德·麦克班恩书里的人物。”

“嗯，你能怪我吗？不过此时此刻，伯尼。迈耶·迈耶斯，对吧？”

“所以？”

“还有罗达·罗达？”

“哦。”

“我们就好像不断地跑进回声室里。我想也许我会去点唱机，点一首杜兰·杜兰 [11] 。或者回家看《玛丽·哈特曼，玛丽·哈特曼》 [12] 的重播。要么——”

“打住。”

“好的。你可能以为我要提到沃拉·沃拉 [13] ，不过我倒是一直没想过那个。迈耶·迈耶斯是做了使徒勺，对吧？一套十五个？”

我拿出了库洛登的书，翻到第十六篇插图。

“那是乔治，”她说，“他是我唯一有可能认出来的使徒。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忘了它叫什么，但这是土地测量员 [14] 使用的仪器。当他不忙于穿越特拉华州 [15] 时，他做了很多测量工作。”

“一把斧头会更好，伯尼。来砍樱桃树 [16] 。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形状的勺子。”

“迈耶斯走了复古路线，”我说，“勺身形如一滴泪，又长又直的勺把，他一定是受到了一两百年前典型使徒勺形状的启发。”

“我很喜欢这个风格，”她说，“我想你会在几小时内看到原版的勺子。”

我摇摇头：“除非我从利尔波德的住所往北走几个街区，到纽约市博物馆里去看。那把乔治的勺子自从利文斯顿的后裔去世以后，就被馈赠给了市博物馆。”

“我以为利尔波德先生有整套的。”

“差远了。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那把勺子最后流落到了巴尔的摩历史学会的收藏品中，而且——”

“伯尼，他们为什么总是称他为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

“我不知道。虽然我也有过类似的疑惑。你可以去查查看。”

“我可以，”她同意了，“但我估计不会去查。他在巴尔的摩，是吗？”

“嗯，他的勺子是。但是查尔斯本人的结局却不为人知。其他的勺子分散在各地，一些被收藏在公共场所，一些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两三把勺子已经不着痕迹地消失了。银价市场经常会有人为的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浮动产生就会有大量的银器收藏品被送去冶炼厂。从此再也无迹可寻。”

“如果有一把法官科雷特 [17] 的勺子，我敢打赌它就是被送去了。”

“原来的十五把，”我说，“我们的利尔波德先生有四把。”

“而你要去把它们都拿走。”

“只有一把，”我说，“带着纽扣的那一把。”

[1] 美国金条储蓄库址。在肯塔基州。

[2] 美国小说家赫曼·梅尔维尔所著的短篇小说。讲述纽约华尔街律师雇用了一位叫巴托比的抄写员，但是很快巴托比就什么也不做了。无论什么命令，巴托比的回复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不愿意”。

[3] 美国小说家雷克斯·斯托特笔下的“安乐椅”侦探。

[4] 埃德·麦克班恩（Ed McBain，1926—2005），美国当代犯罪小说鼻祖，他所著的“八十七分局”系列成为警察程序小说中的经典。下文仍有诸多提及。不在此赘述。

[5]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国著名导演，剧本作家，编辑，制作人，摄影师。卡洛琳在这里把他的名字和亨利·莫顿·斯坦利的名字弄混了。

[6] 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基督教会会员，先驱医学传教士，非洲探险家。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英雄人物。以出行非洲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著称。他在非洲被传走失，被威尔士美籍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日找到。当时被报道最为有名的对话即斯坦利向利文斯通询问，“利文斯通博士，我猜您就是？”

[7] 康沃利斯（Cornwallis，1738—1805），英国殖民美国期间，一七八三年带领英军向美法联军于约克镇投降，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北美最为恶劣的战争。

[8] 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是一九三九年由罗伯特·路易斯·梅（1905—1976）在一家广告文案公司工作时所创作，后该故事和驯鹿鲁道夫被广为流传。

[9]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生于弗吉尼亚州。

[10] 提康德罗加堡战役，发生在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该战役的规模本身不大，但很有战略意义，它导致南北英军的交流被中断，而最终被迫从波士顿撤出。提康德罗加铅笔由美国狄克逊文具公司生产，名字的由来便是提康德罗加堡。至今仍能买到。

[11] 英国中部一九七八年成立的一支新风潮通俗歌曲乐队。

[12]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工作日每日都播放的讽刺肥皂剧。

[13] 美国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

[14] 华盛顿从小受到测量员的教育，十七岁便已成为职业测量员并在职四年。

[15] 指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带领军队在一七七六年的圣诞节那天穿过冰冷的特拉华运河，突袭德裔英军。

[16] 引用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典故。传说华盛顿六岁时父亲送了他一把斧子作为礼物，而当他用斧子砍伤了樱桃树时，父亲很生气，追问是谁干的。华盛顿诚实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被传为佳话。故事的真实性说法不一。

[17] 指的是一九三〇年失踪的法官约瑟夫·科雷特。有猜测科雷特和受贿案有牵连，也有说法是他被当时纽约警察内部暗杀。一九三九年被法定宣称死亡。一九七九年他的失踪案正式结案。而他的失踪之谜一直未被解开。在通俗文化中曾有一度用“见法官科雷特去”来比喻什么东西失踪了。

23

那本书让我能够进入大楼。

这当然也是最初史密斯先生要我把它偷出来的原因。如果能进入瓦特诺公寓拿到它——而且那所公寓本身并不难进——它便能让我潜入这座更为严丝合缝的堡垒里面。

如果没有它，我进来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许多曼哈顿最富有的居民基本上都不怎么做防盗措施，因为他们居住的楼本身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爱德温·利尔波德便住在这样的一栋楼里，如果不是他前些时候将我的拜访通知了楼下的保安，我现在恐怕已经被轰出去了。

保安身着制服，站在外边，一脸严肃。我告诉他我的名字，还有我要拜访的利尔波德先生的名字，他便把我领到了楼里一位体型稍小，身着相似制服的前台面前，前台的风衣夹克并没有完全挡住他肩上吊带的凸起。

也许这位前台很高兴见到我。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的西装，我低调的领带，还有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点了点头，对照着来访客人名单又确认了一下，然后打电话给楼上的利尔波德先生，问他是否还愿意接见我，也许他现在已经不再欢迎我的到来。

“莱德勒先生，”他对着话筒宣布，然后听了一会儿，“非常好，先生。”他说，给了我一个微笑，虽然没让我觉得有多温暖。他说：“前面的那部电梯。”

我注意到大楼入口处的门上安了一个摄像头，还另有两架在前台桌子的上方和后面。从那位前台先生所在的位置，可以在桌子上同时监控几十个屏幕，这表明整栋楼里至少有这么多架闭路摄像机，无时无刻不在记录楼里所有公共空间角落的一举一动。

我在电梯里又发现了一个，而且还看到了它的操作人，是个下巴带着赘肉的老头儿，身上穿着相似的栗色制服，配有金色饰扣，与保安和前台一样。他启动电梯，我们距离天堂又靠近了两百英尺，然后把我丢在一个约十平方英尺大的走廊上。走廊的两面墙上都有挂画，画框都匹配成套。画的主题是乡村景色，而电梯的对面则是利尔波德豪宅的大门。

在我的身后，电梯操作员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不会在我被主人接进去之前离开，我把我的公文包转移到左手，然后用右手敲了敲门。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了我的名字。

“菲利普·莱德勒。”我说，然后看到了门锁的转动。

而且不止一把。两根钢管暴露在门的外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滑动螺栓，一把狐狸牌锁，至少和我在第十街见到的那把一样坚固。

这些锁让我吃了一惊。一般来讲，一栋居民楼越容易进，里面的公寓就越难进。由雷布森锁、普拉德锁以及狐狸牌锁三把大锁组成的瓦特诺公寓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任何有把黄油刀的人都可以走进大楼登堂入室，所以红墙楼的居民在自己的门上安了高强度的锁。

但是在这里，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楼下有持枪保安，还有一名像直布罗陀的巨石般一丝不苟的前台，你会以为里面的居民对锁的态度可能比较随便。如果根本没有什么人能进入这栋楼，为什么要费力气搞这些转来转去的锁和开它们的钥匙呢？

我的心本来会在看到这些锁的时候咯噔地沉下去，尤其是他让我进去以后又把那些锁逐个锁了回去。人再怎么谨慎也不算过分，赫施太太曾建议我，但她还没有见识过爱德温·利尔波德。这些锁本会打击我的士气，只不过我的士气早就已经在海平面之下了，我现在只是庆幸我带了那本书来，而且书价我们已经提前说好了。因为这一千美元是我所有努力唯一能得到的补偿。

他其实不需要这些锁。他甚至一把都不需要。他可以用一条线来锁他的门，或者干脆就把门开着。完全没有关系。

这里也许不是诺克斯堡，但也差不了多少。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从这栋楼里偷走任何东西的。

我们彼此自我介绍之后握了手，爱德温·利尔波德的握手礼结实有力，这令我有些惊讶。但是这个人外表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吃惊。迄今为止我对他的所有了解也不外乎他对古旧银器很有热情，对外界极度厌恶以致不愿离开自己的公寓，所以我脑海里想象的也是一个相应的苍白的小男人，他可能是肥胖的，可能是坐在轮椅上的，而且看上去好像刚从查尔斯·亚当斯 [1] 的动画中爬出来。

他和我的个子应该差不多，但是看上去比我高些，也许是因为他的身板比我好，事实上是比任何人都好。他的肩膀更宽阔，腰部更有型。他身上的定制西服很低调，但是袖口上的功能纽扣是那种史密斯先生会欣赏的扣子。

而且他的皮肤紧致，没有任何皱纹，显出深深的古铜色。我猜他或许可以站在露台上晒成这个颜色，但那露台必须得是迈阿密的露台。现在只是六月份，要晒成他现在的颜色，只能把纽约夏天所有的阳光都集中到他这里。

“我希望你能体谅这些愚蠢的大锁小锁。”他回身将所有的锁扣好并启动了克滕伯的防盗安全系统，然后扶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一张两人的小桌子边，又拿了一壶热咖啡和一碟饼干，“但是如果我不把最后一把锁锁定，并且启动安全系统，即使我坐得离门这么近，我向你保证，我也无法集中精神去想其他任何事情。你有什么恐惧症吗，莱德勒先生？”

“我想我没有什么恐惧症，”我说，“不过，我也不会说我无所畏惧。这世上总有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

“不舒服和完全不能控制很不一样。如果你有恐惧症，就会明白这两者的不同。你知道安多拉这个词吗？”

“在填字游戏里见过。我记得这个词的意思是市场。”

“来源于古希腊的露天市场，商人可以将他们的商品摆在外边。所以安多拉恐惧症的意思是对开放空间的恐惧。来尝一块这里的饼干，莱德勒先生。它们来自第二大道上的匈牙利面包店。”

“真好吃。”

从我的座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右手边的那座玻璃的三扇柜。柜子很高，距十英尺的天花板只有几英寸远，灯光照在架子上的银器上，反射出光来。我快速扫了一眼柜子，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在里面。

“我打电话给他们，”他正说起匈牙利面包店，“他们甚至愿意给我送到家里来。纽约对有开放空间恐惧症的人真是非常体贴的。人们几乎可以买任何东西，让他送货上门。”

“您有多久——”

“有多久像现在这样吗？我今年六十二岁，莱德勒先生。”

“您看上去很年轻。”

“是吗？我尽量保持身材。我今天早上跑了五英里。一个正常的人会穿过街道，在公园里跑步。我用跑步机跑。我用这个方法欺骗我的心血管系统，让它感觉不出室内室外的区别。”

他将其中一个房间装修成了健身房，除了跑步机还有各种其他器械，甚至整套自由力量练习机。他还装了一间桑拿房，而它没有占用太多的空间，也不费什么电。另外还有一张紫外线日光浴床，这便解释了他身上的古铜色。

“所有这些，”他说，“都是用来迎合一个令人遗憾的神经质缺陷。你问我这个样子有多久了。那年我三十岁，环游全世界，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探险家。我曾在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露营。你去过那里吗？”

令人惊奇的是，我没有。

“一个悲惨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辽阔，看起来好像有人决定开始铺路，但干到一半就放弃了。而我在那里，在繁星点点下睡觉，茫茫荒野中独自一人。而且我觉得非常自在，如果你能相信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只能说有什么起了变化。我原本计划去意大利，除却这个国家，那里几乎是我的第二个家。可那天早晨我醒来，便意识到我不想去。我取消了那次旅行，之后再也没离开过纽约。”

“原来如此。”

“你真的明白吗？因为我不明白。这是我长大的公寓，公寓是我父母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健在。我便搬回来和她一起住，她去世后我就住了下来。起初我在纽约城里的任何地方都很自在，但是我的世界逐渐变小。渐渐地，我只想在邻近的区域活动。直到有一天，我穿过大街，打算在公园里坐几分钟，可很快就转过身来回到了公寓。自那天以后，我再未穿过第五大道。”

他给自己倒了些咖啡。“我那时曾去看过一位心理医生，”他说，“但是我再也无法走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而他认为如果他来这里看我，只会让我的恐惧症加剧，所以那段医患关系便结束了。反正他也一直没做出什么有用的治疗。不过那时我还在琢磨这种恐惧症是否就到这个程度了。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不能离开大楼，但偶尔还是能下楼去取我的邮件。”

“但后来就不行了？”

“楼下的人非常好，愿意把邮件帮我送上来。不过现在当然是米勒小姐去做这件事。我不离开公寓，甚至不出走廊，当我打开门的时候，哦，你已经看到我用多快的速度又重新锁好了一切。”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位专家认为，空间恐惧症是人们放任自流导致的，就是说我可以强迫自己去面对我的恐惧，而不是接受它。听起来有点道理，不是吗？我可以说，这话的用处就好像告诉抑郁症患者你应该开心一点儿。我现在只觉得很庆幸我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我有整栋公寓可以走动。”

“那也算可以。”

“是的，我读到过患上这个病的人最终会变得无法离开卧室，甚至无法离开床。如果那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笑了起来，“我每天都要走一遍过场，在公寓的每个房间里走一遍。好像一只动物，到处宣布自己的领地。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觉得需要用尿标记领地。”

“那估计也可以。”

“是的，我也会这样说的。”他原本一直倾身向前，现在挺直了身板，“现在，”他说，“你肯定想改变主题。我相信你给我带了一本书。你是否可以让我看看它？”

[1] 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1912—1988）美国卡通画作家。以黑色幽默和丑陋的卡通人物绘画闻名。

24

我有点担心书上的题字。在我看来，实在有些多此一举。这本书是他一直想要的，他是否会因为书上有作者的题字签名而更加强烈地想要这本书？估计不会，但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签名看上去不像真的。它本来应该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签署的，可在我看来，它看起来更像是昨天刚签的。

他先扫了一眼书，点了点头，然后翻开页认真看起来。

有二十几页纸最让他关注。他仔细研究，时而皱起眉头，时而对着它们微笑，甚至与它们交谈，聊书里写的这件或那件作品。

“他确实考虑了列维尔的世界，”他说，“谁没有呢？而且他对我最喜欢的银匠的思考不止一星半点。”

我有一个预感，我会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

“一个名叫迈耶斯的人，”他说，“我估计你可能都没听说过他。”

随后他告诉了我关于迈耶·迈耶斯的一切，甚至比我原本知道的还要多一些。我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事实上我根本不需要展现太多的热情便让他很开心。

比如说，他告诉我，迈耶斯在一七五六年与一个叫本杰明·哈尔斯特德的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他们两个人是最先将合伙人的首字母联合起来作为商品标志的。随后加入合作关系的银匠都使用了他们的个人标记，但是迈耶斯和哈尔斯特德把他们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连在一起，做成了长方形的标志“H＆M”。

“我给你看看，”他说，然后把我带到刚才引起我注意的玻璃柜子前。柜子的各个部分都装了锁，是那种用一根发卡就可以打开的简便款。只不过他不需要什么发卡，他口袋里有一把开柜子各处的万能钥匙。他用它打开了其中一个竖条框的门，用手拿起一只六英寸大小的碗，然后又把它翻转过来给我看它下面的标志。标志就在那里，没错，印在碗底：一个约八分之三英寸长的长方形，里面用“＆”符号连接起两个合伙人的首字母。

“这是他们的创新。”他毕恭毕敬地说，好像哈尔斯特德和迈耶斯发明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然后首字母继续被发扬光大，”我听到自己说，“多年以后再次出现在哈得孙河下方穿行的火车上。”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H＆M地铁，”我说，“哦，他们现在把它改名叫作帕斯火车了，已经改了好些年了。不过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原本的标志。H＆M。”

“哈得孙和曼哈顿。”他说。

“是的，当然是，”我说，“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自今天起都会把它想成是哈尔斯特德和迈耶斯。”

我在干什么呢，聊得如此开心？

哦，为什么不呢？我来这里，原本是打算偷走一把属于爱德温·利尔波德的银勺，即使不是在今晚，也会是在随后的某一天，利用今天我拜访时对这栋楼的了解和发现。也许，我曾经想过，在我交出这本书并拿到了我的一千美元后，我可以在这栋楼里找到藏身的地方，然后等大家都沉沉睡去之后回到这所公寓，从银柜里偷走勺子。

或者我可以像在高顿堂里做的那样，制造一个后门入口进来。又或者——

那都无所谓了。我可以继续这样胡思乱想下去，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所有的可能性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这栋楼里的保安太多，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我所有的偷窃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所有这些锁、安保系统，还有这个人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刻都会待在公寓里的事实，这一切叠加起来，我从经验就知道那位史密斯先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这里带走任何一把银勺。

这个认知给我一种奇异的解脱感。如果我不能从这个富有魅力的怪人身上偷走任何东西，那么我至少可以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他的陪伴。我只是对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假名感到遗憾，现在每当他叫我莱德勒先生的时候，我都有想要纠正他的冲动。我的名字其实是罗登巴尔，我很想说，伯尼·罗登巴尔，我有一个你永远不能去拜访的书店，因为你无法离

开你的公寓，但是我一定可以为你提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书，帮你寻找任何你可能想要的书——

但是我怎么在不解释为什么罗登巴尔会变成莱德勒的情况下将这些说出口呢？无论我说什么都至少会变得和这位主人一样怪异。所以我让他继续称我为莱德勒先生，并暗自想象如果他问我别人是叫我菲利普还是菲尔时我该如何回答。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到彼此的名字。他一直是利尔波德先生，而我则一直被称呼为莱德勒先生。

只不过，事实证明，也挺不错的。

我在柜子边上站着，透过玻璃柜看向里面四把配套的使徒银勺，勺子是泪珠形的。我可以要求仔细看看它们吗？

“但是我已经把你留在这里太久了，”利尔波德说，然后捉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柄上有纽扣的勺子那里拉走，“一千美元。我记得正确吗？这是你提出的价格，对吧？”

“是的。你说是一个好数。”

“确实如此。你介意收支票吗？”

“呃——”

“那么就现金吧。”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掏出几张五十元和百元钞票，然后让我清点数额。我照做并且确认了。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莱德勒先生，你是怎么知道要打电话给我的？”

“嗯，”我说，“一名淘书的人带着这本书，还有十几本其他从二手店淘来的书。其余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我知道你会想要库洛登的这本，而且——”

“那正是我要问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我想要这本书的？”

是啊，我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我恐怕无法奉告。”我跟他说。

他点了点头，好像我已经确认了他的怀疑。“朗德垂。”他说，“那个人知道，你会打电话给他们也很正常。我只是很惊讶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而不是自己先买来这本书再拿给我。是那位年轻的杰夫，不是吗？”

“先生，我真的——”

“不能说，”他接下我的话，“而且你什么也没说，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会当作是你默认了。”他笑了起来：“纽-约历史学会的杰夫·朗德垂。真让人好奇，不是吗，他们为何执着于纽与约之间的那个连字符？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们也会大放厥词阐述保留连字符的理由。尽管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名字已经连续几个世纪都没再用那个连字符了。当你指出使用它有多不合逻辑的时候，他们就以传统为名寻求庇护。纽-约历史学会。他们在公园的另一边，你知道吗，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我以前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那栋楼。”

我一定表露出了困惑。现在又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去看看？四周没有任何建筑可以遮挡他的视野，也没有什么树可以长到足够高的地方碍事。

“是从我的露台上看过去，”他说，“但是当然，我连那里也不能去了。”

继而他告诉我那个用连字符的机构如何惦记着他的银器，并希望他死后会将其遗赠给他们。毫无疑问，杰夫将会在一两天之内打电话给他，并祝贺他终于收集了库洛登的这本书，而且是由于他们协会的努力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他们都想要他的银器，不管用不用连字符。纽-约历史学会，还有纽约市博物馆，又因为迈耶·迈耶斯是犹太人，所以犹太博物馆也在惦记这个。这些当然都是优秀的机构，里面都有不错的人，而且——

我已经放弃了继续听下去。从露台上？他的公寓真的有露台吗？他无法踏上去，那我可以吗？

我把注意力从公寓转移到下面的街道上，想象自己站在第五大道，从那个角度看向我现在的位置。我不记得来的时候注意到哪家公寓带一个露台，但我记得利尔波德的楼比他周围的楼都要高。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从邻近的屋顶跳到他的露台上。

我可以到达这栋楼的屋顶，然后从那里爬到露台上吗？爬楼恐怕还算是轻松的一部分。想要绕过所有的锁、报警器，和安全摄像头进入房间才是最困难的，也许根本不可能。

即使退一步说，我以某种方式把勺子偷出来了，我也会在一个露台上，另一侧的门被三重锁牢牢锁定，而且锁还连着那个烦人的克滕伯安全警报系统。所以把露台这个主意忘了吧，我诅咒那个先提起它的讨厌鬼。

“我还没有急着给我的遗嘱添加编号，”他滔滔不绝地说，与此同时，我把自己从关于露台的想象中拉回了现实，“毕竟相对来讲，我还是很年轻的男人，身体健康。我提到我今天早上跑步了吗？”

“五英里，我相信你是这么说的。”

“在我的跑步机上，人在机器上和在公园里一样可以锻炼身体。我是健康而年轻的，我和任何正常男人一样有身体需要。你可能一直在想这个。”

我没有，但现在他提到了，我更希望他没提，然后记起他两次捉住我的手臂。我希望他不会再这样做。

“我是一个有着正常欲望的正常男人，”他说道，“我时不时地需要一个女人的陪伴，而我的情况排除了我能出去寻找这种陪伴的可能。”

我松了一口气。倒不是他带着什么同性恋的气息，只是我最近才知道，我住在一个两位女同性恋可以在教堂举行婚礼后进行变性手术的世界。

“事实上是有相关服务的，”他说，“你可以访问一个网站，从那上边的一系列照片中进行选择，然后输入你的信用卡数据，你选择的那位年轻姑娘就会过来……”

这倒是水到渠成，我想。

“但是，这些交易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说。

我想当你没什么机会去外边的时候，你会充分利用一个被俘虏的听众。

“一旦米勒小姐来找我，就变得很尴尬。当我的私人助理在场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叫来专业服务的小姐。你还没有见过米勒小姐。”

“没有。”

“她住在这里，”他说，“她在亨特学院上课，所以来这里对她来说很方便，她的工作时间很灵活。但是，当她不在学校，或者不在外边帮我跑腿的时候，她很愿意待在这里。你可以明白我的问题吧。你能猜出解决方案吗？”

我应该可以，但是我宁愿他不告诉我。

“米勒小姐，”他说，“现在正在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学，但那并不是她追求的唯一课题。有一天，我抱怨肌肉酸痛，接下来我便被放倒在沙发上伸展开来，而她正在给我做按摩。原来她是个熟练的按摩师。”

“你多幸运啊。”

“第二天，我给了她一些现金，让她去买了一个可折叠的按摩床。现在每当我完成跑步机上的运动和重量练习后，米勒小姐就会给我做按摩。”他笑了起来，“你对‘美满结局’这个词熟悉吗？”

“每一个故事都应该有一个。”我说。

“每一次按摩也都应该有一个。那也不是真正肉体上的交易，你知道。只是用手工劳动来缓解身体上的冲动。而且我知道，如果米勒小姐不是一位有魅力的年轻女子，我是不会对按摩如此喜欢的。”

“嗯。”我说。

“按摩开始于我在俯卧位。然后她会让我翻个身，面朝上背躺着。”

“呃。”

“而这只是按摩，你知道。直到她把衣服脱到腰部。仍然只是按摩，但她的手法，以前是那么的坚定有力，现在却变得如此明显的柔和。我看着她的乳房，相当美丽，还有她的文身，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其余的。”

对。

25

“在所有的酒吧里，”卡洛琳·凯瑟说，“在所有纽约的街道里，你偏偏走进我的那个 [1] 。”

“它们都是你的，”我指出，“这是我今晚去的第五个地方，而每一处都是同一个故事。”

“还是一样的老故事，”她说，“爱与荣耀的战争。我们仍然在电影里，伯尼，你我这等小人物的希望和梦想都不足挂齿 [2] 。”她看着手里的玻璃杯，发现里面是空的，皱起眉头，“伯尼，你说的是哪个老故事？”

“我走进每扇门，所有眼睛都刷地转向我，空气里的紧张氛围浓厚到你可以用刀切下去。”

“或者是用一把银勺子，”她建议说，“如果你出生时嘴里就含着一把的话。”

“而在每处我都问：‘卡洛琳在这里吗？卡洛琳·凯瑟？’然后所有的紧张氛围都从房间散去了。‘哦，你刚刚错过，’总有人说，‘去公爵夫人那里试试，或者去宝拉的酒吧那里试试，或者去试试侧身相逢。’”

“那些俱乐部在几年前就都关门大吉了，伯尼。”

“嗯，它们是我的列表中唯一剩下的。我把每一家都走了一遍，就剩下现在这家，叫什么来着，米蒂利尼？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直到上一家我去的酒吧里一个女人告诉我如何找到这里。”

“可怜的宝贝儿。我敢打赌，你在每个地方都喝上了一杯。”

“我一杯都没有喝，”我说，“我在第五大道上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匈牙利饼干，之前我在饶舌酒鬼要了一瓶巴黎水。”

“就这些？”她转过身来，“桑迪，这是我的朋友伯尼。他人还好，不过他现在迫切地需要喝一杯。所以给他一杯我在喝的这个，然后再给我一杯——”她停下来，吸了一口气。“不，”她说，“给他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给我一杯黑咖啡。”

我开始慢慢喝起我的苏格兰威士忌，而卡洛琳在喝咖啡。在我们周围，不同年龄，不同雌激素水平的女人们在喝酒，聊天，哭，笑，跳舞，配对，分手，再接着喝酒。

然后我们开始聊了起来。

停下来时，我的威士忌已经喝完了，她的咖啡也一样。“我感觉好多了。”我说。

“而我感到清醒不少，”她说，“虽然交警可能不会这样认为。伯尼，很多人都有文身。”

“我知道。”

“如果你环顾这个房间，你会发现大量的文身。去吧，看看吧。”

“她们会以为我在盯着她们瞧。”

“所以呢？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有人会打你一顿。我在开玩笑，伯尼。”

“哈哈。”

“好吧，那我去看一圈，因为她们已经习惯了我盯着她们看。一堆文身，真的，伯尼。”

“我相信你。”

“而且我还没算上你看不到的。像罗莎莉大腿内侧飞舞的小蝴蝶，还有丹妮斯的青蛙，为什么她要在那个部位文一只青蛙一直让我无法理解，但是——”

“行啦行啦，”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真明白吗？就因为利尔波德先生的美满结局女王身上有文身，并不意味着她的名字就是克洛伊。”

“但是——”

“她不是你想的那个人，伯尼。在纽约所有街道的所有书店里，她都没有走进你的那间。她可能甚至没有电子书，如果她曾经听说过《陷阱》，我敢打赌，她会认为那是埃德加·爱伦·坡写的。”

“她在亨特学院学习美国文学和历史。”

“还在旭日东升的大房子里做按摩。米勒小姐的名字是什么？”

“是克洛伊。”

“是他告诉你的吗？”

“我没问。”

“为什么不问呢？”

“因为问起来会很尴尬。‘我私人助理的手活儿让我如住天堂。’‘哦，真的吗？她的名字是什么？’”

“嗯，那可能是有点儿尴尬。”

“可不是？”

“那又怎么样呢，伯尼？你已经知道整个晚上都要被浪费掉了，而且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仅仅尴尬又能怎么样呢？他就不给你匈牙利饼干了吗？”

“那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所有的饼干。”

“那不就结了，顺便问一句，匈牙利的饼干有什么不一般吗？”

“它们来自匈牙利面包店。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因为我不必问。我知道她的名字。”

“克洛伊。”

“而你知道这一点的原因，就是任何有文身的人都必须被命名为克洛伊。”

“如果文身在她的左臂，肘部上方。”

“世上有很多文身。”

“如果那个文身是一只壁虎。”

“哦。”她说。

“我没有问她的名字，”我说，“因为那会引起尴尬。但是我确实问了文身。我的朋友卡洛琳有文身，我告诉他。那是一条蛇，缠在手臂上。”

“你用了我的名字，伯尼？”

“那是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又有什么区别？他也不认识你。”

“他会的，一看到我的文身就知道了。伯尼，只不过我压根就没有文身。”

“我知道。”

“是吗？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地知道？我可以文像罗莎莉一样的蝴蝶，像丹妮斯那样的青蛙，你怎么会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

“是的，我应该是会的。所以你告诉他关于我的蛇，他告诉你关于克洛伊的壁虎。”

“对。”

“纽约市里不可能只有一只壁虎文身。”

“大概吧。”

“但我们都知道是她。”

“我是这么想，是的。”

“你见过她，伯尼。在书店里你打电话给利尔波德时，你还和她说过话。她的声音听起来熟悉吗？”

“没有，但是——”

“但是你那时也不是在寻找相似之处。你只是想和利尔波德谈谈。伯尼，你能想象你遇到的那个女人为利尔波德做那种服务吗？”

“栩栩如生。”

“她是那种类型的人吗？”

“她出现在巴尼嘉书店里，”我说，“从我的库存中挑选了一本书，然后开启了她的电子书，在亚马逊上订了一本电子版的，还满脸无辜地宣告自己的成就。然后，她将罗马尼亚的珍妮推到我身边，让那位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子带着我云雨了一番。所以是的，我会说她绝对是那种会好好利用她的手的类型，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老板高兴。如果她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工作，她可能会对大象做同样的事情。”

“我猜我其实是可以等到早上的，”我说，“但是我满脑子想到的都是，胜利就在眼前，等待我把它从失败的嘴巴里抢走。”

“所以你想和别人分享吧。”

“想和你分享，卡洛琳。”

“再去一个女同俱乐部，”她说，“你会和调酒师分享的。在她从亚马逊的嘴巴里抢走了弗兰克·诺里斯之后，你就像克洛伊本人，伯尼。”

我们离开了米蒂利尼，仍旧没看到罗莎莉的蝴蝶和丹妮斯的青蛙，走过几个街区到了阿伯巷，我告诉卡洛琳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我说，“比起克洛伊那次，胜利还没有被抢下来呢。”

“那就是可以用到克洛伊的地方。”

“我再也进不去利尔波德的那栋楼了。第一次为了进去，我不得不去偷一本书，而且书帮了我大忙。我离开他公寓的唯一方法就是乘坐有人看管的电梯，直到一楼大厅，电梯操作员目送我走到前台和门卫等待的地方。”

“这样一栋楼，”她说，“还真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我相信利尔波德的公寓有一个员工入口，可以让工人们运送垃圾什么的，但是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了解过利尔波德这个人之后，估计就算是那里，他可能也装了三四把锁。”

“还在周围挖了护城河，伯尼。”

“里面再加上鳄鱼才算完美，我也许在他付钱给我的时候有机会，我原期望他能把钱从墙上的保险箱里拿出来。”

“如果真是这样你会怎么做呢，伯尼？跑去藏在保险箱里？”

“保险箱会在另一个房间里，”我说，“他可能要拿下一幅画框才能看到保险箱，再去对一组复杂的密码。这就可以给我足够的时间来撬开玻璃柜上的锁。”

“然后偷走勺子。”

“甚至可能在他回来之前就将锁再锁回去。但也有可能不行，如果他在我事情办到一半时回来，会怎么样呢？”

“会不太好。”

“不太好，但是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现金，他要做的只是把手伸到口袋里。后来我以为他也许会想去上厕所。他喝了几杯咖啡，虽然他身材保持得很好，但他的膀胱和前列腺已经用了六十多年，所以我想他迟早都会想去撒尿。”

“那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吗？”

“我不知道。也许不够，但我根本没有机会知道。我想所有的那些美满结局都使他的管道保持了良好的状态。他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

“然后他和你聊起了米勒小姐。”

“米勒小姐，”我说，“还有她的那双灵巧的手。和她的文身——帮我认出了米勒小姐。她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卡洛琳。”

“很显然，她或多或少每天都做了，但是——”

“不是那个。我是说她可以偷勺子。她要做的只是搞到一把钥匙，她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把。当那双灵活轻柔的手没有被占用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偶尔会被用来抛光银器吗？”

“你要她为你偷勺子。”

“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简单？她打开柜子，拿走勺子，把它扔进自己的包里。”

“勺子可以在那里陪着电子书。”

“随你怎么说。然后下一次她去亨特上课时，我就等在教室的门口。”

“你可以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学吗？”

“要么在大学外的拐角处，要么在她想要的其他地方。”

“让她给你勺子。”

“对。但有一个问题，卡洛琳。我怎么才能找到她？”

“怎么找到她？”

“第一次，她出现在巴尼嘉书店，就是在街上时随便走了进来。但谁知道那是否会再发生呢？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个知道她的人。”

“珍妮。”

“珍妮。她会知道如何与克洛伊联系。我敢打赌，她把灵巧双手女士的号码设置成了快速拨号。但是我没有珍妮的号码或地址，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的姓，我很确定她给我的名字是假的。那么我该怎么找到她呢？”

“她说她住在离你的商店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

“我该怎么办，挨家挨户地去找？”

“也许雷可以帮忙，”她说，“你帮他看了奥斯特迈尔夫人的案子，不是吗？”

“我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

“但是你一直在努力。也许他可以让你和其中一名刑事画像专家坐下来，然后你可以向那个人形容她。”

“那个人听了我的描述会画出一张色情图片。”

“伯尼——”

“好吧，我和一位素描师坐下，画出来的图和珍妮的相像程度可以媲美大学炸弹客 [3] 的素描和他们实际抓来的人。”

“至少他们把帽衫画对了。无论如何，他们抓住了他，不是吗？”

“是他弟弟举报了他。”

“嗯，但他们最终还是抓住他了。而且你看到珍妮的时候可比任何看到大学炸弹客的人都清楚。”

“我把她好好地看了一遍，卡洛琳。”

“所以也许你的素描会更像。”

“然后怎么办呢？让雷拿着画去告知内部所有警察去找她吗？还是我们跑过去把它贴在路灯柱上？这女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我想了想最后一句话，“反正没做什么非法的事。考虑到人们私下做的违法的事情还不少——”

“伯尼。”

“抱歉。我不认为刑事画像是最好的办法。或许我可以贴个广告。”

“你的意思是像克雷格列表中失联的那一栏？”

“我想的是在《纽约时报》首页底部的一则个人启事。”

“他们现在还搞那些吗？我见过的唯一一则是告诉犹太妇女点燃沙伯布蜡烛。你会在广告里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你的名字是珍妮。我有一些需要问你的问题。请往书店里打电话。’”

“你会把电话号码也放上去吗？不，因为这样你才能只收到知道书店名字的人打来的电话。我想这可能会奏效。”

“我不知道。我用通灵对话板成功的概率没准儿更高。如果对方本来就等着报纸里来的消息，可能会有用，但还有谁会真的去读呢？”

“手头上有很多时间的人，伯尼。不是那种白天和晚上都忙着找老公的人。”

我站了起来。“我要回家了，”我说，“回家睡一觉再把这事儿想一想。肯定有更好的方法来找到她，卡洛琳。我们只是还没想到。”

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然后醒了过来。我在手机响了第一声的中途便接了电话。“我们都很蠢。”我说。

“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那么蠢，伯尼。你也就只喝了一杯。”

“那是双份威士忌。”

“我喝得更多，但是我也停下来改喝咖啡来着。而且我不觉得我们喝醉了。”

“不，我们就是笨蛋。”

“我可以明白我们其中的一个是那个犯蠢的人，但是——”

“哪一个？”

“任何一个。但如果是我们两个人，我记得法语里有个词形容这个状况。”

“愚蠢？”

“不，是一个短语。双愚，我想。你知道，就是当两个人都笨到一起去了的时候。”

“真的很笨，这一次。”

“笨蛋，无脑型笨蛋。我们不断提出的那些办法。”

“克雷格列表，”我说，“《纽约时报》。”

“和雷还有素描师坐下来。”

“走遍邻区附近贴告示。”

“笨。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她的名字——”

“克洛伊·米勒。”

“她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

“我甚至有她的电话号码。你知道还有一件什么事，卡洛琳？”

“什么事？”

“如果不是克洛伊，如果是其他某位年轻的女性，有一双柔软的手——”

“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定是她。”

“是的，”我同意了，“但是就算万一她不是我认识的克洛伊，那又怎么样呢？即使她的名字是玛德琳·米勒、蕾切尔·米勒，或者，我不知道——”

“珍妮·米勒？”

“无所谓。她仍然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并给银器抛光。她可以在那里随便走来走去。”

“身边还带着里面有勺子的包。那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我正要打呢，”我说，“我想先等一下，等我有机会先刷完牙。”

“恶……”她说，“你还没刷牙就跟我说话？伯尼，你真是恶心，我挂了。”

[1] 这里引用的是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一句台词。男主人公瑞克对咖啡馆的钢琴家，同时也是他好友的萨姆诉说女主人公偏偏走进自己的咖啡馆。

[2] 仍是电影里的台词。男主人公瑞克说：我们三个人的这些小问题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不足挂齿。

[3] 希欧多尔·约翰·泰德·卡辛斯基，美国数学家、罪犯，绰号“大学炸弹客”（The Unabomber）。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五年，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而举行了全国性的放炸弹行动，以邮包或放置炸弹的形式造成三死二十三伤。其弟在看到炸弹客匿名于《纽约时报》刊登的论文后，发现风格及信仰与哥哥相似，于是向当局提供线索并揭发。

26

“爱德温·利尔波德家宅。”

“克洛伊？”

她的停顿足以确定她的身份。当她没有告诉我是我打错了号码时，我就知道我找对人了。

“我叫伯尼·罗登巴尔，”我对着沉默说，“我们最近见过面。”

“我们见过？”

“在我的书店里。我在东十一街有一家书店，你进来找一本弗兰克·诺里斯的书。”

“我不认为我知道弗兰克·莫里斯。”

“哦——”

“等一下。弗兰克·诺里斯？那个作家？我现在记起来了。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伯尼·罗登巴尔。”

“不是，”她说，“我不是说那不是你的名字，你对自己的名字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哦——”

“但我好像一直就没问过你的名字。你的书店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图书巴舍？不对，不过我记得名字里带个‘巴’字。”

“巴尼嘉书店。”

“对，就是那个。”

“书店以前的业主在新泽西州一个叫巴尼嘉灯塔的地方有一处避暑的宅子。”

“所以？”

“所以就用了那个地名来做书店的名字。”

“哦，”她说，“那你是怎么得到我的名字的？”

“从你的一位朋友那里。”

“我的一位朋友？你能缩小一点范围吗？”

“她的名字是珍妮。”

“是吗？她会是谁呢，弗兰克·莫里斯的妹妹？我不认识任何叫珍妮的人。”

这通电话打得不算顺利。“那是她给我的名字，”我说，“但是她发现了我不是当丈夫的料。我有一种感觉，这不是她的真实姓名，但我又能怎么做呢，翻她的钱包找身份证吗？”

“等一下。”

“好的。”

“她的名字不是珍妮。”

“真让人震惊。”

“你看，如果你想与她取得联系，我恐怕不能帮你。”

“我不想。”

“因为如果她想找到你的话，她会给你她的号码，不是吗？”

“没有。你才是我想要联系的人。”

“我？你介意告诉我为什么找我吗？”

“嗯，为了谢谢你，是一方面。你的朋友和我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个小时，无论她的真实姓名可能是什么。”

“她也是这么说的。”她的声音柔和了下来。

“全都是因为你告诉她我很可爱。”

“是啊。事实上——”

“什么？”

“嗯，她对你也有很高的评价。”

“哦？”

“我一直想着如果我在你书店的附近我会过去打声招呼。但是我上上次到你那里时，你已经打烊了，而且——”

“我收到了你的便条。”

“什么便条？”

“放在我降价桌子上的那张。”

“我没有留下什么便条。我为什么会给你留言？”

“那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我说，“你看，克洛伊，我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我有话要和你说，但不能通过电话说，我有一个你不会想错过的机会。”

“一个机会？”

“一个有希望获得不少金钱奖励的机会。”

一个短暂的沉默：“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号码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的朋友说——”

“她唯一可以给你的电话是我的手机。她根本没有这个座机号码。”

“十分钟，”我说，“我就需要那么点儿时间。”

“你在城里边呢。我没时间过去——”

“你附近就行，你给我十分钟，我给你五千美元。”

“为什么给我五千美元？”

“因为你来听了。选一个你方便的地方，再选一个时间，我会到那里找你去。”

“哦，天哪，我没法思考。他刚刚下了跑步机。然后会去淋浴五分钟，接着就会要我去给他按摩。我得挂了。”

“我想你不是唯一的一个。”

“什么？”

“没关系。你说一下时间地点。”

“五千美元？就只是让我听着你说？”

“对的，就是这样。”

“今天下午两点三十分，可以吗？”

“可以的。在哪里？”

“我能想到的唯一地方是三个人。”

“我想我们是两个人。”

“天啊，你觉得我连数都不会数吗？是三个人，麦迪逊大道上的咖啡店。”

“对不起，我以为——”

她说：“两点半在三个人见。如果你三点半的时候出现在两个人那里，你就去见鬼吧。”

它是一只壁虎，好吧，一只和电视上一模一样的壁虎，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那种。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上衣，外面套着一件牛仔夹克，而当她滑到我对面的座位坐下时，也同时脱下了夹克。

她准时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已经等了近十分钟。“嗯，你在这里，”她说，“就像你承诺的那样。但你还承诺了别的。”

“哦，对。”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那是我客户递给我的最后一个，我没有打开的那个。今天早上我从书店里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检查了里面的内容，就像她现在做的那样，把钞票放在腿上，一张张仔细地数了数。我一边看着她胳膊上的小壁虎，一边盯着咖啡厅入口。

我相当肯定壁虎哪儿也不会去，我更关心谁有可能从门外走进来。不会是利尔波德，除非有人能给出立即治愈开放空间恐惧症的方法，而像克洛伊一样的女人却可能会准备文身以外的保护措施。

“这是五千美元。”她说。

“我是说话算话的男人。”

“嗯，你还有更多话要说吗？你说这些是听讲费。我想你已经足够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说话的时候，她手里握着那些钞票，放在膝盖上，把它们展开成扇形，然后又聚在一起。当侍者过来加冰茶时，她挪了挪包挡住那些现金。在侍者离去后，她的手又重新玩起钞票来。

我说完之后，她把钞票放回到信封里。她说：“假如我说不。你又会怎么样？”

“那我会失望的，但这不会是第一次。”

“然后呢？”

“我的客户会失望的，但是他必须学会承受生活中的失望。”

“我要把这五千退还给你吗？”

我摇摇头：“只要出现，你就赚到了这五千。”

“但是我可以赚更多。就为了把勺子。”

“没错，是这样的。但不是随便什么勺子，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的意思，我是指——”

“有四把勺子，”她耐心地说，“在玻璃柜里，与其余的那个叫什么的人做的其他银器一起。”

“迈耶·迈耶斯。”

“啊哈。代表来自特拉华州的恺撒·罗德尼勺子上是他骑着的马。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把钥匙，源于他用风筝做的那个实验。新泽西州的约翰·哈特是一只鹿头，带着鹿角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那只鹿是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双关语。哈特是公鹿的另一个名字。”

“我打赌就是这个原因，”她说，“因为第四把勺也是这样在人名上做文章。佐治亚州的巴顿·格威内特，巴顿与纽扣同音，哈，所以就是一枚小小的纽扣。那是你唯一想要的一把？你不在乎其他的勺子？”

“就是那一把。”

“如果我把它带给你，然后会发生什么？”

“你会得到两万美元。”

“这还不算你刚刚给我的钱。是再加两万，共两万五。”

“原来你对数学也很擅长。”

她纳闷地看了我一眼。“你看，”她说，“我基本上是只随波逐流的懒虫，是生活里的小人物，没什么大作为，明白吗？我去大学上课，每年念一门或两门，但永远不会获得学位。我不想要什么学位，因为那样做只会让我的资历过高。”

“在什么方面资历过高？”

“在任何事情上。我可以教瑜伽，只是我讨厌教课，我是瑞典按摩法、指压按摩法和科布伦茨反射按摩法的专业按摩治疗师，但我发现我讨厌碰触陌生人。你看到我在用你给我的钱做什么了吗？”

“在你把它们数完了以后？把它们当牌洗，看起来像是。”

“我在把玩它们，”她说，“我从来没有拿到这么多现金的可能。所以，如果我把玩它们，那么它就是用来玩儿的钱，我不必害怕它。我应该拿这些钱做什么呢？”

“想做什么都行。”

“比如把它们存在银行里？”

“如果你想的话。”

“但你不会。”

“嗯，因为某人某天可能会想知道它来自哪里。”

“明白了。所以我应该留着现金，把它们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

“我就是一直那么做的。”

她的眼睛眯起来了，我可以看到她在考虑要不要做。“昨天晚上来的是你，”她说，“我进门的时候他很激动，说是他买到了这本书。但是昨天晚上你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确实。”

“一个化名，我记得人们是这么说。”

“那是在你经常使用另一个名字的情况下，”我说，“我昨晚只能算是为那个场合临时假设了一个名字。”

“而她以为你只是一个靠低租金勉强过活的男人，守着家破书店还有一只猫。”

“珍妮。”

“是的，化名珍妮。‘你和他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她说。就好像她是要成大器的，而我不是，所以我有的是时间可以浪费在和我一样的失败者身上。”

“像我这样的失败者。”

“啊哈。像你，无名小卒，生活里的失败者。可是同时，你有这些现金，多到你知道不能把它们留在银行里。”

“我也不是天天财源广进。”

“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有法子赚一些。”

“嗯，一般来说是那样的。”

“你以老派的方式赚钱。你去偷。”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放松下来。“好的。”她说。

“好的？你的意思是你会做吗？”

她点点头：“不然我还要考虑多久啊？我今晚把勺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明天下午把它带到你的书店。两万美元？”

“我会把它们准备好。”

“太好了，”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呃，我的冰茶……”

无名小卒，生活里的失败者，告诉她，他会帮她付钱的。

27

为什么收集纽扣呢？

我尽可能地忍了好久，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问。

“为什么有人收集任何东西呢，罗登巴尔先生？我熟悉所有的理论，相信你也一样。在无序的宇宙中创造出有序的错觉。积累某种东西，以这种方式反映出自己值得吹捧的一面。给自己一个挑战，并向其进军。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邮票、硬币、书籍或小部件，拥有同类型中最好的那件，或者最稀有的那件，再或者以其他方式超越其他收藏家。

“很多男人晚年时开始收藏东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赚了些钱，想以一种享乐的方式来花钱。如果可以收藏一幅画为什么要再去买上一份股票呢？我的艺术作品集，普格拉什先生可以宣布，他可以朝他墙上挂的各幅画作挥挥手。等他的墙上挂不下了，他可以借给博物馆一些画。画框下的小黄铜板上会写：罗素·N.普格拉什收藏系列，然后普格拉什先生便可以沐浴在藏画换来的光辉和荣耀之下。”

“但是你很早就开始收藏了。”我猜。

“我天生就有这种冲动，”他说，“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爱好，像普通男孩那样。从银行取来一整卷的硬币，我会把它们按日期和造币厂分类。我还捡过街头的瓶盖，试着看看能找到多少种不同的瓶盖。”他叹了口气，“然后有一天，我姑姑给了我一小把纽扣。各种奇怪的纽扣，从大衣和连衣裙上掉下来的，我猜。就是那种在针线盒里摞成堆的纽扣，绝对不会被使用但也不会被丢掉。‘给你的纽扣，我的小巴顿。’”他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的名字，”他说，“实际上并不是史密斯。”

“真让人感到震惊。”

“我的名字其实是博腾·巴顿五世。”他看向不远处，陷入回忆，“我的太太祖父是第一个博腾·巴顿，他的名字是沿用了母亲的姓氏。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便把它传给他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我的曾祖父，他一辈子听着别人叫他小巴顿。他唯一的儿子是我的祖父博腾·巴顿三世，在小时候被叫作博提，之后是博特，当那位先生给这个世界添了一个男孩的时候，这个家庭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巴顿三世便跟着给下一代取名为四世。”

“就是你的父亲。”

“大家都叫他巴斯特。‘我是巴斯特布朗，我住在一只鞋子里。’ [1] 一句傻乎乎的标语，但是容易让人记住，也许这样它才能帮着卖鞋。我父亲比巴斯特厉害，但他以这个昵称为荣，所以这可能很适合他。无论如何，在他经历丰富的一生中，他娶了一位妻子，而她为他诞下了一名继承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可避免地被给予了同样的名字，你也许可以猜到我的昵称。

“‘他可爱得像个扣子’，一些女性亲戚们这么说我，就是这样。我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名字经历了五代博腾·巴顿才被叫了出来。我倒是很喜欢这个绰号，所以很高兴被人这么叫。”

于是姑姑的几颗纽扣便这样成了他终生的追求。在某时某刻，收集的硬币被花掉了，瓶盖也被扔掉了。亲朋好友被告知，要把他们所见的各种吸引人的，或者罕见的纽扣都攒来交给年轻的巴顿来收藏。

然后一件接着一件，到政治纽扣，到本杰明·巴顿。

还有巴顿·格威内特。

[1] 美国布朗鞋业的标题语。巴斯特和他的小狗原是卡通人物，在一九〇二年被创作出来。一九〇四年布朗鞋业的创始人买下其版权，用它来作为公司儿童鞋的吉祥物。

28

我最近似乎开始带有一种神鬼不惧的态度。去见克洛伊时，我把我的特价桌放在了书店外的人行道上。回到市中心的路上，我还想着它是否仍在那里。如果你把桌子上的书都扔掉，就会发现底下其实是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

只是桌子仍在原地，就在我把它放下的地方。还有就是，唉，那些书。桌上还有一张便条，和我上次收到的那张匹配，用大写字母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但这一次的便条更长：

你又不在！我翘班过来也没有找到你。有人给你留了两张钞票。还好我这个人很诚实，我把它们放在不会被风吹走的地方。去看看捷克共和国 [1] 。

啊？

我把便条又读了一遍，注意到最后一句里的国家名字，然后伸手拿起桌上那本破旧的《孤独星球：捷克斯洛伐克旅行指南》。旅游书的折旧率相当快，任何超过一两年的旅行指南都基本上毫无价值。不过，会有路人怪异到去拿一本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旅行指南吗？

显然不会。在旅行指南的封面里我找到了留言人提到的两张钞票，我本想把它们留在那里，以奖励将来某个怪人的一时冲动，后来又觉得一时冲动其实本身便是一种奖励，所以为两张钞票在我的钱包里找到了归宿。

进屋后，我又找出第一张便条与第二张对比。正在这时，门口的铃声响起，宣布访客的到来。“你得尽快把这个修一修，”雷·基希曼走进门的时候说道，“就像现在这样，每次我打开门，都会叮当一下。”

“这不只是针对你，”我跟他说，“无论谁走进来，它都会发出相同的声音。”

“我还一直以为我很特别呢，伯尼。你手上拿的是啥？”

“两张便条，”我说，“是相隔了几天写的，留在我的特价桌上。”

“看起来像是同一张纸。从哪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是吗？”

“用的也是同样的笔，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蓝色圆珠笔，细笔尖。这张是先写的。”

“是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注意看这些字母是不是显得更加厚实？感觉笔尖有点磨损了。”

“你说得真对，雷，我还没有注意到。”

“嗯，我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警探，伯尼。我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不过至于这张字条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我就无法告诉你了。”

“你不行吗？我打赌歇洛克·福尔摩斯可以。”

“是的，还有电视上那些美国重案组的天才。给他们十五分钟，他们可以从数据库中对比出基因样本，然后告诉你写便条的人的体重以及她早餐都吃了些什么。当然那只是在电视里这么演。”

“而我们则生活在现实世界里。”

“现实世界里的法医们今天早上终于查出了老太太的死因。”

“奥斯特迈尔太太。”

他点了点头。“那不是蜜蜂飞过她的鼻子导致的，”他说，“是花生。”

“花生飞过她的鼻子？”

“会飞的花生，”他说，“还真没有人想到过这个。可以算是一种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为什么她的血液检测里显示出花生残迹，但胃里却没有。”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要是能解释我们就在电视上了，伯尼。这可能是破案的一个线索，但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这只能说明犯罪实验室漏掉了什么细节。也许她的胃里实际上有花生，或者在她吃的沙拉酱里有花生油，还有可能是她吃的什么东西是和花生一起做的。”

“我猜没有人是完美的。”

“现实世界是没有。无论如何，是花生杀死了她。”

“我读了一些关于过敏性休克的事情，”我说，“纯属好奇。死于它的人居然不少，令我感到惊讶。有的人甚至并没有过敏反应的前科，或者并没有足够在意。也许你被蜜蜂叮了一下，起了一个红色的包，一两天后就消肿了。两年后，另一只蜜蜂又叮了你一下，你的心脏便停止跳动了。”

“不过，奥太太的确对花生过敏。她小时候对一大堆东西都有过敏反应，而花生是其中之一。长大后她就不再对那些过敏了，就像很多孩子一样。”

“那然后怎么样了？过敏又回来了吗？”

“两三年前回来了。她身上起了瓦楞状疱疹，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有趣的。‘哦，你有瓦楞吗？那是什么，屋顶瓦楞吗？你是要原木的还是要油过漆的？ ’只不过我的叔叔也得了这个，所以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一旦他康复以后就没事儿了。可是老太太好了以后又开始有过敏反应了。”

“对花生过敏。”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过花生是主要的。她的钱包里带着一个小注射器，以防她遇到什么过敏反应。我忘记注射器里面的东西叫什么了。”

“肾上腺素。”

“我想你的确读了点儿相关资料。是的，听起来就是那个。它还在她的钱包里，所以我想她从来没有机会使用它。”

“一定是过敏反应来得太快太凶了。”

“或者她没以为是过敏反应。‘我觉得有点儿闷，我得把外套脱下来，看看是不是深呼吸一下。’”

“而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

“已经太晚了，假设她确实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话。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吗，伯尼？”

“什么意思？”

“这不是一起他杀案。你已经弄清楚盗贼是在那个老太太死后才闯进屋的。如果死因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没什么能比花生更自然了。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盗贼进入现场之前，那你可以把关于谋杀罪的种种都忘到一边去了。”

“因为死亡和盗窃彼此没有任何关系。”

“对。”

“只是一个巧合，”我说，“入侵者在她多吃了几颗花生之后的一个小时就闯进门来。”

他皱着眉头。“巧得就好像电视剧情似的，”他说，“不是什么好迹象。”

“只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案子还是让我头痛。但这世上总会有一两次巧合，不然我们怎么会发明了这个词呢？”

[1] 英语里的捷克二字与“检查”同音。这里一语双关，是让他去查看的意思。

29

“就像独角兽，”卡洛琳在饶舌酒鬼说，“如果它们不存在，那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让我再看看那些便条。”

“有一瞬间，”我说，“我觉得第一张便条可能是出自克洛伊之手。只是那没什么道理，但我一直不能完全放弃这个猜想。”

“但是当你发现第二张便条时——”

“我就知道便条不是她写的，因为那张便条是我们一起坐在‘三个人’咖啡屋的桌子旁时留下的。”

“是在和我一起吃午饭之后的事情，”她说，“从台中二人组那里买的饭。你觉得独角兽怎么样？”

“挺不错的。”

“也许这是今天午餐里的神秘肉类。”

“独角兽肉？我希望不是。”

“我也这么想，我想尽量避免去吃濒危物种，更别说神话里的物种了。你认为这张便条是从克洛伊那里来的，是因为你希望它出自克洛伊之手。你脑子里无法抹去那双柔软至极的手。”

“不，”我说，“我收到第一张便条是在踏进爱德温·利尔波德的顶层公寓之前。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米勒小姐的美妙手指，也不知道它们与一只壁虎共享她的手臂。对了，顺便提一句，我看到了整个文身。如果必须要去文身，那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幸运的是，”她说，“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文。你可能一直在想她，伯尼。你在她买了弗兰克·诺里斯的电子书时第一次见到她，然后是珍妮提到她，这可能让你潜意识里有了想法。”

“我确实想知道她是否会再来书店。”我承认道。

“但是她没有，而现在她要为你偷一把勺子。就这样。”

“除非她半路上改主意了。”

“你认为她会吗？”

“不，”我说，“我觉得她认真考虑了这件事情也就二十秒左右，然后做出了决定。她会坚持做下去的。”

“她和那个人住在一起——”

“她住在他家里。这跟和他一起生活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有关系的，伯尼。”

“他是她的雇主。虽然她提供的服务之一有一些色情因素。”

“一点儿不假。”

“他叫她米勒小姐，”我说，“而她叫他利尔波德先生。她是一名有执照的按摩治疗师。”

“而且不喜欢碰触陌生人。”

“他不是陌生人，因为她每周七天都会见到这个人，但他也不算是一个情人。每天一次，他跳下跑步机，洗澡，然后躺在按摩桌上享受按摩。按摩是有治疗性的。”

“那她为什么要把上衣脱了呢？为了让按摩更有疗效吗？我的杯子是空的，我们的谈话让我口渴。”我想玛克辛一定是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她没有听到我召唤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给我添了一杯新饮料。“你一定会读心术，”我说，然后喝了一大口送来的饮料。接着我对卡洛琳说：“所以也许克洛伊本人喜欢露一露。也许她不想让衬衫上留下汗渍。还有可能她知道如果自己给他一些风景来看，这个按摩就不用花太久的时间。你为什么突然间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我不知道，”她说，想了想，“也许我是嫉妒，伯尼。”

“嫉妒她吗？”

“是嫉妒他，他的每日按摩和美满结局。”

“那也是你想要的吗？”

“不，”她说，“不是，根本不是，所以我很嫉妒。不是嫉妒他可以那样生活，而是嫉妒他想要那种生活。这个狗娘养的，我很高兴克洛伊会去偷他那把破勺子。”

再一杯酒下肚，她说：“我想知道是谁留的便条。”

“一个陌生人。某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且很明显永远也不会见面，因为这个人只有当我不在时才会来。”

“而且是两次。”

“可能不止两次。看看第一张便条。‘为什么你总不开门？’意思是每次她来，我都没开门，但是这一次她可以留下一张便条，因为我的桌子碰巧放在街上。”

“她看到你的桌子在外边，所以就过来了，可是你却没营业，她真的很生气。”

“好吧，反正至少也是有点失望。同样的事情在今天又发生了一次，所以她又留下了一张便条。”

她喝了一口酒。“我们一直在说‘她’，”她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位访客一定是女人呢？”

“我们不知道，不敢肯定。便条上的笔迹用的都是普通大写字母。没有任何显示作者性别的特征。”

“但肯定是一个女人写下来的，我们都知道。”

“是啊，”我说，“而且雷也做了同样的假设，我现在想想。他说的时候是用的‘她’，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她是一个女人，伯尼。如果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谁在乎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她是个女人。我们对她还知道些什么呢？”

“她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

“还有一支蓝色的圆珠笔。”

“而且她没有花时间一一打开夹着活页纸的环，而是直接把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

“何必呢？她是要把便条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笔记本里。她用大写字母写了两张便条。也许因为她的书法很糟糕。”

“你这么想吗？她的笔迹很整洁。”

“这倒是真的。你知道我读到过什么吗？如今很多孩子都没有学过连笔书法。他们一直都在用键盘敲字，所以当他们实际需要用圆珠笔或铅笔时，写大写的打印体就够了。”

“再见，帕默尔书写法，”我说，“那速记书法呢？”

“我猜如今是速记大写了。”

“F U CN RD THS, U CN GT FKD。 [1] ”我说，“你记得地铁上的那些广告吗？”

“我以为那个广告是想说如何找个好工作。可能他们做了各种不同的版本。”

“一定是那样的。还记得速度阅读法吗？”

“埃弗林·伍德，伯尼，阅读整本书的速度和翻书页的速度一样快。”

“我挺好奇有没有人把这两个课都上了。速读和速记。”

“也许是那个每天为亚马逊写二十个评论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

“你一定是读得太快了。一翻就全过去了。”

“我猜是吧。”

“或者他们把元音都去除了：如果你能读懂，你就能得到一篇好书评。”

“伯尼，我们这严重离题了。我们就知道她用大写字母写字。还有什么？”

“她很诚实。”

“因为她没有拿这两块钱。她不只很诚实，也很周到。”

“因为她把它们夹在书里，所以没有人会把它们拿走。”

“而且在便条中写上了‘捷克共和国’，所以你知道要找书看。”

“所以她也很聪明，而且会玩文字游戏。”

“你要给她留一张便条吗？”

“你认为我应该留吗？”

“这样才有礼貌，伯尼。而且，你也在想着她。还希望她很可爱。”

“别傻了，”我说，又喝了一些酒，其实杯里大部分已是融化的冰水。“我确实想到了留一张便条，”我承认道，“在我下次关店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把桌子整晚都放在外边。那样做的话就是在昭告天下我想让人把它直接拿走。”

“也或者你会收到一张乱丢垃圾的传票。所以你可以把便条贴在窗子上。”

“上面写：对不起，还是不开。”

“也许还是不要了。下次你把桌子放在外边时——”

“我会留张字条的。如果我能记得住的话。”

“所以那不是谋杀。”她说。

我们离开了饶舌酒鬼，而且一点不着急，朝阿伯巷的方向走着，这也是去往第七大道地铁的方向。

“说是自然死因。”我说。

“一个有钥匙的盗贼恰好就选择在那个时候出现。”

“无论盗贼是谁，”我说，“无论他在找什么，他的时间拿捏得分毫不差。把时间搞错的是老太太。如果她没有提前离开歌剧院的话——”

“她就还会活着吗？”

“也许会，”我说，“也许不会，这取决于她到底是如何把花生带进身体的。但是无论怎样，当贼开门的时候，她不应该在家里的地板上。”

“听起来好像你在责怪受害者，”她说，“但是你怎么能责怪任何一个半途放弃瓦格纳的人呢？”

“哦，我不知道。马克·吐温说他的音乐没有听起来那么糟糕。”

“我以为那是米克·贾格尔对巴里·马尼洛 [2] 说的。”

“也许你是对的。但还是有些事情让我觉得别扭。”

“关于克洛伊吗？你认为她有可能被抓住？”

“不，她不会被抓住。”

“或者是那个女人给你留的便条？”

“不，她要么会再来，要么不会，来不来都不重要。不，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她的死法。”

“花生老太太。”

“奥斯特迈尔太太。”

“哦对。那么，那当然会让你难受。你对她的死很介怀，这样一个好心的女人。你知道什么才可怕吗，伯尼？就是这整个事件居然挺搞笑的，虽然一个好心老太太死了。可为什么这事会让人觉得搞笑呢？”

“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首歌，”她说，“那首该死的歌，广告歌。我脑子里没完没了地响着那个调。”

“什么歌？”

“哦，就好像我是唯一一个，难道只有我脑子里在不停地回响那首广告歌吗？‘我希望我是一个奥斯克·迈尔香肠，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奥斯克·迈尔香肠，每个人都会爱上我。’ [3] 哦，伯尼。不要告诉我这首歌没有一直响在你的脑子里。”

“嗯，现在它在响了，”我没好气地说，“非常感谢你。”

[1] 纽约市地铁有则广告写作“F U CN RD THS, U CN GT A GD JB W HI PA”，意为“if you can read this, you can get a good job with high pay”（如果你能读懂，你就能找到高薪工作），此处伯尼变换了一下说法。

[2] 都是现代通俗音乐人。

[3]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首流行广告插曲，为熟食公司奥斯克·迈尔所作。公司的创始人奥斯克·迈尔是德国人。奥斯克·迈尔与受害者的名字奥斯特迈尔发音类似。

30

当你无法把一首歌从脑海里驱逐出去，当那歌是电梯音乐而你的大脑是电梯，当它像小数点，或是一只不好吃的墨西哥卷饼一样没完没了地出现，其实是有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的。这叫作你长了耳虫，而它迟早会消失。只是，在它消失前，哦，它会一直萦绕不去。

卡洛琳的奥斯克·迈尔广告歌在我的脑海里坚持不懈地回响着。纽约地铁拥挤而嘈杂，我知道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直到宾州火车站下了不少人以后，我才在乘客稀少的车厢里找到座位。我试图去读车上的广告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甚至连齐茨莫尔医生保证改善我肤色的广告也不能把奥斯克·迈尔香肠的段子从我脑海里扼杀掉。

我在第七十二街下车，我不能说这是完全的巧合，站在木瓜王的小摊前，点了两个热狗香肠来当晚餐。

我回到家听了会儿音乐，没有用，然后又试着看了会儿电视，也没有用。然后我拿起一本书来读，是比尔·布莱森写的他在澳大利亚的冒险记，我不断看到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在公寓里，就会大声朗读的段落。我接着又读了一会儿，时而被书逗笑，时而会意点头，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那只耳虫在我的潜意识中挖着洞。

我尝试记起其他广告歌，甚至包括我记得的最惹人烦的那种。这么做似乎很危险，万一用来治愈的歌比原本要驱逐出去的歌在脑子里留得更久呢？我试着去想百事可乐的广告曲，那仅仅只是童年时的记忆（百事可乐，让人满意，两大高杯，真是不少），我的脑海里很快就陷入了类似的拙劣模仿（基督教命，让人满意，十二使徒，真是不少）。然后思绪又绕回到那些使徒勺、巴顿·格威内特和克洛伊·米勒上，我思考了一会儿，担忧了一会儿，而这一切都在奥斯克·迈尔的曲子下进行，陪伴着我的各种沉思，比热伤风还难缠。

我脱下衣服去冲了个澡。带着布莱森的书和一杯洋甘菊茶钻进被窝，一边喝茶一边读书。当我合上书，关上灯时，我的耳虫仍在努力唱着。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掌握着宇宙的秘密，所以开始把每一个字都冥想咀嚼一番，想着想着，我便睡去了。

醒来时，耳虫终于消失了。

我十点左右打开了书店的门，在为拉菲兹做完例行家务后（即给它舀出猫粮，为它的水盘换上清水，还有冲掉马桶），把特价书桌拖到街上。当我回到店里时电话正响着。

打电话的是雷。“我十分钟前刚打了电话，”他说，“你没有接。”

“我那时还不在这里。”

“我也是这么猜的。你知道吗，昨天很晚的时候我差点儿打电话给你。”

“我那时也不在这里。”

“在家里。”

“嗯，如果你打到家里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打得晚了，我不能说我会欢迎你的来电。我昨晚为了不再听到一个嗡嗡作响的耳虫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这可算是个事儿，伯尼。人本应掌握自己的生命，结果我们遇到的不是皮肤病，就是飞过鼻子的蜜蜂，要么就是耳朵里长了虫子。你在哪里感染的虫子？”

“其实，”我说，“是卡洛琳给我的。”

“那个小个子？我倒不意外，瞧她去的那些地方和厮混的那些人。你看医生了吗？”

“我现在好多了，雷。”

“你确定？像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治好它又回来了——”

天啊。“我会采取措施，”我向他保证，“你说你昨天晚上想要打电话给我。是什么事呢？”

“我脑子里有个疙瘩，怎么也不能让我不去想它。”

“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疙瘩来自你提到的一件事儿。”

“哦？”

“或者是你没提到的。就是这个奥斯特迈尔的案子，它甚至已经不再被定为他杀案件，因为你不能起诉一颗花生。”

“如果是火腿三明治，”我说，“就大不相同了。我说什么了？”

“入侵者。”

“啊？”

“就是你上次去看得出的结论，”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上次的推论，因为它很有帮助，你说的是当盗贼闯进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

“嗯，对我来说现场看上去的确是这样，雷，但是——”

“不，现场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把它挑明了说出来。她回到家，倒地而死，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来了。那个入侵者。”

“所以？”

“就是你对他的叫法，伯尼。入侵者。”

“嗯，”我说，“他确实是入侵他宅，不是吗？”

“你从来没把他叫成一个贼。而且这也不是一个你以前从没听说过的词儿，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本人就是其中一位。”

“我是一直叫他入侵者吗？”

“一直都是。”

“而且一直都没把他说成是贼。”

“一次也没有，伯尼。”

我看了看拉菲兹，它一直在盯着某个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向这个东西扑过去。

“一定是我无意识中说的。”我说。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茬儿忘了呢？”

“那倒不是，因为它一定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雷，我想我只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盗贼。”

“因为他有钥匙。”

“有些时候，”我说，“我也是有钥匙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是不同的。”

“那些散落在尸体周围的小件物品。”

“银制打火机，象牙制的中国人小雕像，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

“所有这些，”我说，“都没有被破坏，好像是有人故意把它们安排成那样的。”

“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

“为了让整个事件看起来像一次盗窃，”我说，“然而任何人想把某个现场弄成像盗窃的唯一原因——”

“就是那其实不是一场盗窃。”

“对的。”

“她有四个孩子。”他说。

“他们肯定都有钥匙。”

“他们以前都住在那里，伯尼，怎么会没有自家房门的钥匙呢？”

“要是能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会很有趣。”

雷停顿了一下。“嗯，我得写个报告，”他说，“今天天儿这么好，我才不想说这些。我已经跟他们每个人都聊过一遍了。也许我会找他们再聊一聊。”

*　*　*

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起来。上一次我就以为电话可能是克洛伊打来的，这次我又是这样想。可这一次是毛克利。“我就是打来确认你今天是开门的，”他说，“我五分钟后过来找你可以吗？”

他在大约十分钟后才过来，也没有花更多时间在书店里，他用训练有素的眼睛扫了一遍我的书架，然后选了十本书，按上面的标价付了全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然后他离开了书店，电话铃第三次响起，这次是卡洛琳。

“巴尼嘉书店。”我说，她问我是怎么了。

“对不起，”我说，“我听上去态度不太好吗？我并不是故意的。我其实一直希望打电话来的是克洛伊，可每次接都不是她打的。”

“那正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伯尼。看看你是否有她的消息，但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也没说她会打电话过来，”我说，“她只是说她会来的，在下午的某个时候。”

“但是这件事一直在你的脑子里。”

“我很难不去想它，有那么多可能出错的地方。”

“我能想象。你看，这也是我打电话来的另一个原因。我知道今天本来轮到你去买午餐带到我这里，但为什么咱们今天不换一下呢？那样的话如果克洛伊打来电话，你就可以接到了。”

“或者如果她直接推门而入，”我说，“谢谢你，我很感激。”

“没问题。哦，那至于今天中午你想吃什么——”

“给我一个惊喜吧。”我说。

“朱诺洛克！”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我说，“真是个惊喜。”

“你看上去不像是很惊喜的样子，”她说，“但是也没有多失望。我本来都打算去其他什么地方买饭了，但是今天买饭时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克洛伊来访的画面。”

“我希望你的幻象是有预言意义的。”

“不，你不会那么希望的，伯尼，因为在我幻想的画面里，克洛伊戴着手铐，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警察。”

“哦。”

“然后他们把你也带走了，”她说，“而你最后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呢？来自熟食店软塌塌的卢本三明治？还是来自‘超现实豆腐’的一盘极素的汤水？”

“你做了很正确的决定，”我说，“直到你告诉我你眼前的幻象之前。”

“哦，那不是真正的画面，伯尼。只是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而已。顺便说一句，我们在台中二人组的小女朋友似乎很惊讶看到我。我想她一直记着每天我们是轮到谁去买饭。”

午餐几乎已经美味到可以让我暂时不去想克洛伊和那把银勺子，这句话可能会有一天成为某本儿童读物的书名，但也可能不会。如果她真的被警察铐在身边，我又要去做多少解释，比如我该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随身携带两万美元呢？

“如果一切顺利，”我告诉卡洛琳，“那么这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我答应给她两万——”

“再加上你已经给了她的五千。”

“对。为了这把勺子，巴顿会支付我五万美元。”

“所以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坐着拿钱。”

“好像是这样的，”我说，“当我仔细想想这事的时候。我已经去过利尔波德的公寓，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把勺子从那里偷出来。所以我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我突然之间想出了这个办法，她可以去做这件事，而且顶着全部的风险，然后我和她分钱。但我忘了自己的第一条原则。”

“不能和人合伙。”

“尤其不能和一个业余的人合伙，”我说，“特别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什么都没干过的人。现在就只有一件事让我还心存希望。”

“那是什么？”

“她的态度，”我说，“我想她可能天生就是块当小偷的料。”

在午饭期间电话又响了一次，我比平时更快地跑去接它。是一个女人想知道我几点关门，我告诉她我会开到五点半，她什么也没说就挂掉了。

我向卡洛琳报告了这次电话，她问我电话里的女人是否可能是克洛伊。

“听起来不像她，”我说，“而且她干吗不直接说，要这么神秘兮兮的呢？”

“也许利尔波德就站在她旁边，她不想在电话上泄露任何消息。”

“嗯，她是什么也没有泄露，”我说，“没对利尔波德，也没有对我。无论如何，克洛伊的声音比刚才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声音更深沉。今天我一共接了四个电话，这比我通常在一个星期内接到的都多。”

“整个宇宙都知道你在等一个电话，”她说，“而宇宙在全力以赴地满足你这个愿望。”

“你真的这么说了吗？你知道，如果不是今天这顿饭的味道同往常一样特别好，我真会以为你是在‘超现实豆腐’买的。”

31

午饭后，卡洛琳回到她的贵宾狗工厂去给一只凯里蓝狩猎犬做紧急美容。不到一小时，我又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错了号码，而另一个是名醉汉不肯相信我无法让市长来听电话。“我知道他就在你那里，”他说，“不过没关系，不用理那个目中无人的势利眼。让我和罗斯福聊会儿。”

其实我还是挺想听听他要说什么的，但我不想占着电话线。果不其然，几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则是我的那位客户。

“我希望我很快会有一些消息可以告诉你。”我对他说。

他当然会愿意听到一个更有用的答案，但此时此刻我也只能告诉他这么多。

通话后，我拿起一本书，读了两页，又把它放下来。然后走到一排书架前，把上面的书重新安排了一遍。我团了个纸球，把它扔给拉菲兹，它却对纸球毫无兴趣，不理不睬。

然后门开了，克洛伊就出现在那里。

*　*　*

“嗨。”她打了招呼。

“我还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来。”

“现在几点了？”她看了一眼手腕，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还是挺准时的。现在刚刚两点二十八分，所以我其实早了两分钟。”

“你确实是，”我说，“但你没有打电话。”

“我应该打吗？”

她穿着牛仔裤，只是颜色比在三个人咖啡的那条要浅一些，牛仔夹克想必是被留在了家里。她的上衣是法国蓝的男式衬衫，我的那位客户会欣赏这样的扣领。我虽然叫它男式衬衫，但衬衫明显是为女人剪裁的，所以它的纽扣应该在另一边。

而你认为那是谁的主意呢？“那么，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查克。对于男士来说，无论是衬衫还是外套，我们都应该把纽扣放在右侧，然后把扣眼放在左侧。而女人的嘛，你看，咱们就反过来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哎，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做让我觉得还不错，你懂吗？ ”

“那倒不是，”我说，“但是我以为你可能会打，虽然你没有非打不可的理由。我只是以为什么地方有可能出了问题。比如你改主意了，或者遇到了一些困难什么的。”

“比如被当场抓住，你的意思是说。”

“或者没有被抓住，但是他注意到勺子丢了一把。”

她点了点头，想了想。“首先，”她说，“我没有改变主意。我知道我不会的，不过这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担心。但我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改变主意。而且我也没有担心。我就是直接把勺子拿出来了，做了我承诺过的事情。”

“那勺子是在——”

她拍拍自己的手提包。在那里面装着一部存有弗兰克·诺里斯小说的电子阅读器，还有一把泪珠形勺斗的勺子。

“你把它带来了。”我说。

“是啊，这不是我们说好的吗？我会把勺子带过来，而你会付我钱？”她的眉毛拧到了一块，“你该不会睡了一宿就变卦了吧？你改价了？”

“不，不是，”我说，“钱我带来了，就在这里。”

这件事进行得太简单太顺利了，我想。整个过程实在太容易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他有没有注意到自己丢了一把勺子？原本应该有四把勺子的地方现在缺了一把，就只剩下三把？”

“哦，他是知道的。”她说。

“他知道？”

“当然，”她说，“我告诉他了。”

“你告诉他了。”

“是的，我拿了勺子以后马上就告诉他了。那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嗯，不能算是第一件事，但是也差不多。”

我是不是被算计了？她身上带着窃听器吗？外边有没有一辆白色的货车停在街对面，车侧面写着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马斯特斯 [1] 建筑公司的名字和地址？而车里面的人现在正听着我们的谈话而且笑得前仰后合？

“我在家里等着，直到听到他在跑步机上开始跑步，”她说，“然后我就去拿了钥匙，打开柜门，拿起勺子，再把柜门锁上，把勺子放在我的包里。嘿，希望我偷的是你想要的那把。格威内特，那个来自佐治亚州的签字人？勺把上面带着一枚纽扣？”

我点了点头，心想就让卡车里的那些警察们随便从我这个沉默的点头中瞎猜去吧。

“所以我已经都搞定了，”她继续说道，“他还在跑他的五英里，然后当他洗完了澡从洗手间里擦干了出来以后，我进去给他做按摩。按摩总是能让他心情愉快。”

“当然了。”

“然后我说，哦，我一直在想啊。你是不是借出了一把签名者的勺子？因为我查看了每日交易日志，但是我找不到关于这个勺子的交易记录。你看，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藏品借给某一个博物馆去展示，然后会在收藏的记录中做一个注释，然后附加上一封来自该机构的信件，诚挚感谢您让我们展示这件极为特别的物件，等等等等。”

“他说没有，四把勺子应该都在它们原本被放置的客厅的玻璃展示柜里。但是我最后一次去给它们抛光时，注意到那里只剩下三把了，我本打算向他提及这件事，但我老是忘记。所以我们一起走到玻璃柜前去检查。当然，那把巴顿·格威内特的勺子失踪了，他说这倒是有意思，他可以发誓前不久他还看到它们都在柜子里。我说没有，这勺子失踪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因为我注意到有一把失踪了，我一直想要提一下这事儿，但是我也并没有真正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估计是让某个历史协会的朋友把它借走了，或者在这个街区的某个博物馆，或者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独立厅的那位女士那里，她总是想要借我们这些与《独立宣言》签名人有关的东西。直到我准备离开去上课的时候，我们几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事实上一定是他让别人把勺子借走了，我们就只需要弄清楚到底是谁借走了它。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我对你无比崇拜。”

“是吗？我不知道这种事儿应该是怎样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最好是第一个注意到它失踪的人。不然如果他先发现丢了把勺子，你想他会第一个怀疑谁呢？”

“这么想非常合理。”

“加上我不想让他认为勺子是你拿走的，即使他并不知道你是谁。‘那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家伙，莱德曼先生。’他说莱德曼，但那不是你用的假名，是吗？”

“是莱德勒。”

“所以他连名字都记错了，那就更好了。‘一个不错的家伙，为我带来了我一直想要的库洛登的书。而且我确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他喝了那么多咖啡，”我记得，“他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卫生间。我离开那里的时候，他的后牙根一定都飘飘然了。”

“所以他知道不可能是你把它拿走的，但是现在他更知道勺子在你来过之前就已经失踪了。所以你洗干净了，莱德曼和莱德勒都没有任何嫌疑。”

“我会让他们两个都知道的，”我说，“这让他们的心里如释重负。”

“他会让我去写信，”她说，“给几个博物馆。然后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失踪，当它们自动出现时，他会意识到他可能把它放错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他会确信那把勺子肯定也是这样。接着他就会等着那把勺子在某天也自动出现。”

“而且，他对这些也不会有什么迫不及待想找到的感觉。”

“是的，又不是他需要用来搅拌燕麦粥的勺子。”她深吸了一口气。“嗯，”她说，“我想你会很想看看这把勺子。”

“是个很好的主意。”

“让我先把它从我的钱包里拿出来。”

她把勺子交给我，它被裹在一张纸巾里。我把纸巾剥开，里面的勺子不是本·富兰克林和他的钥匙，也不是恺撒·罗德尼和他的马。我把勺子重新包起来，顺手把它放进口袋里。

“呃。”她说。

“噢，对了，”我从钱箱里拿出信封，“你估计会想要把这些数一数。后面的空间会更隐蔽。”

于是她消失在我身后的小屋里。我再次看了一下勺子，用拇指在和那位佐治亚州绅士姓名同音的纽扣上摸了摸，赞叹勺子做工的精细。

然后，勺子又被放回到我的口袋里。我走到窗前，望向外面。没有白色的货车，也没有任何种类的货车。

也不是说我真的认为会有这么一辆。但谨慎一点也没错，不是吗？

“整整两万美元。”她说。

“我猜信封里面一分不少？”

她点点头。看上去非常平静，但眼中却激动不已：“再加上你已经给我的五千。”

“是的，咱们别把那个给忘了。”

“我会说。这相当于我一整年赚的薪水。”

“两万五千吗？”

“五千美元，”她说，“好吧，五千二百美元，更确切地说。我每周赚一百美元。”

我发现自己无意识中开始计算起一个美满结局的平均成本，这可能在我的脸上显示出来了。

“给我的钱是不多，”她说，“但是我想我比很多人都要幸运一些。我在第五大道上的一栋高楼里有令人羡慕的属于自己的房间，我的工作包吃，而且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只是这样的生活很难让我可以存得下钱，你明白吗？”

“我能想象。”

“我拿着这些钱，”她说，“想去欧洲。我已经草草算了一下，一万美元可以让我在欧洲住上一年的时间。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不可能在那里有什么真正的工作，但我在这里也谈不上有，不是吗？我可以找到赚钱的方法。比如我可以去教ESL，你知道它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缩写吗？我一直觉得这名字起得毫无道理可言，把英语称为第二语言，因为如果英语是你的第一语言，其实并没有人教你。你就只是从你父母那里自然学会的。”

“我从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

“或许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总会有什么事情，而且总是与学习有关，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在我开始为利尔波德先生工作之前，我对银器一无所知。现在看看我学到的关于银器的一切，还有相关的美国历史。”

“而现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欧洲历史。”

“我会在秋季学期参加一个课程。叫《一八一五年以来的欧洲》。换句话说，就是拿破仑以后的欧洲。然后我想我会回去学一些关于拿破仑的东西。”

“还没等你意识到呢，”我说，“你就会开始研究古罗马了。”

“那正是我要去的一系列的地方之一。罗马，我是说，如果是古罗马，我就需要一台时间机器才行。但如果只是现代罗马，明天我就可以走。”

“我不认为——”

“哦，我知道！我会一直待在我现在的地方，至少要到八月底。”

“那是个好主意。”

“而且我不会花一分钱，如果我在商店橱窗里看到一些东西，不买我就会死的那种，我还是会做我现在做的。”

“那是什么？”

“我不会买，”她说，“当然我也不会死，”她拍拍手提袋，“我会留着这些钱，直到时机成熟了再用。我还不傻。”

“我能看出来。”

“其实我是有点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直到昨天，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这样赚钱。”

“用偷的。”我说，这么说，一部分也是因为我想看看她是否会因为听到这个词而退缩。

“对呀。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就觉得屋里这些东西应该挺值钱的，而且把它们带出门去也并不难。但那又怎样呢？我的想法也就到此打住了，直到你来找我。”

“身着闪亮的盔甲。”

“是啊。嗯，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吧？你也会赚到钱，不是吗？”

“对，赚到与你大概相同的金额。而且没有担任何风险。”

“可如果我突然变胆小了，然后跑到警察那里把你给告发了呢？不，你还是承担了风险的。我们都担了风险，而且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我觉得这很不错。我还是欠你很多的，真的。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呃——”

“我希望有一些是我能做的，你知道吗？其实还真是有的。”她走到门口，挂上螺栓，把窗户上的标志从营业翻转到关门。“你这里也不是客人多到应接不暇，”她说，“我看到你身后的小屋里有一个沙发，而我是一名经过训练的职业按摩师。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为你做一次一生中最好的按摩呢？”

[1] 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小镇。比喻没有名气、不为人知的地方。

32

*　*　*

33

我对巴顿·格威内特到底了解多少？

比一个月前我知道的要多很多。那时候，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他是《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名人之一，而他很少签自己的名字，所以他的签名在五十六位签名人中最为罕见。而《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一直是签名收藏家圈子里的热门话题，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他们在上面的签名是这些人名望的来源，如果你能设法得到所有五十六个人的签名——

嗯，你看，你是拿不到的。至少没有巴顿·格威内特的签名就不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签名收藏起来那么昂贵。

这就是那时我知道的全部。而后来，我从我的客户还有我的好伙伴谷歌和维基百科那里获得了更多关于他的知识。一方面，我知道他一直诚实地用着他的本名。巴顿·格威内特于一七三五年出生于英格兰，父母都是威尔士人，而他母亲的姓氏是巴顿，这便成了他的名字。他在英国的格洛斯特郡上学，他的名字当时可能会让他被其他孩子们嘲笑，也可能没有。也许那里的孩子比俄亥俄州的孩子要和善些。

他后来成了一名商人，然后娶妻生子，举家移民到殖民地。先在查尔斯顿，后来又搬到佐治亚，在那里他买了土地，开始经营种植园。他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而且同另一个佐治亚人成了非常较劲的对手。那个人名叫拉克兰·麦金托什。

第一个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汉考克，我们都知道他如何勇敢地大笔一挥用花体签了自己的名字，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不需要戴着眼镜就能看到他的签名。而现在大家对这个签名都已熟知，只是这个人本身与那家保险公司的关系就像他和艾森·艾伦和家具店的关系一样少 [1] 。而你不知道的（或者至少是我不知道的）是，巴顿·格威内特是第二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

你可还记得拉克兰·麦金托什？格威内特与他一起竞选大陆军第一军团的任命，只是麦金托什击败了他。这让格威内特感觉很不爽，可能他不擅长面对失败。在一七七七年五月十六日，也就是他在宣言上签以不朽之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他凡人之躯的极限。他在与拉克兰·麦金托什的决斗之中败下阵来。三天后，也就是五月十九日，他因决斗的伤口不治而终。

或者也可能是十一天后，即五月二十七日。因为各种消息的来源，正如他们所说的，都不太一样。

“不管他是哪天死的，”我告诉我的客户，“他至少带着伤口撑了三天。”

“当时并不罕见，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认为的轻伤那时往往会导致种种无法预测的感染。”

“但他死前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不是吗？”

“至少在醒着的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这么问？”

“现在说这个已经太晚了，”我说，“但是我觉得当时稍微有一点远见的人可以给他一支笔和一沓索引卡片去让他多签几个名字。”

停顿的时间很长。“我想这倒是一个有趣的假设。”他的口气好像是在与一个忘了吃药的精神病在说话，小心翼翼的，“还有别的什么吗？”

“是的，事实上，”我的门铃再度响起，拉菲兹探起耳朵仔细听着，我抬头看向我的访客，然后突然改变了话题，“我确实有些好消息，霍金斯夫人。我想我正好有一册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检查一下，回头找到了就打电话告诉你。”

我挂了电话，然后抬头看向雷·基希曼。“现在我会去街角的斯特兰德，把这本书买下来，”我说，“然后明天我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她实在很有运气，书我找到了。”

“很高兴看到你在诚诚实实地过活，伯尼。你只要走到街的拐角处，而不是在整个城里满街跑。”

“你和奥斯特迈尔家的孩子们谈过了吧。”

“是的，不得不说，我看不出他们中有谁会和这个入侵者沾上边儿。”他从身后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梅雷迪思，那个大女儿，住在阿尔法百特城里。”

“和她丈夫一起。”

“对。他们两个一起开了家小剧院，就是那种被叫作外外百老汇 [2] 的剧院？”他皱着眉头，“这不是一个双重否定吗，伯尼？如果它是外外百老汇，那它还是百老汇吗？”

“我不这么认为。”

“嗯，你对这玩意儿比我了解得清楚。丈夫是一名制片人兼导演，而她是一个什么经理，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不知道是谁写的新剧的排练，新剧作者的名字要是我不问怎么拼是没有办法记下来的，所以我也没去费那个事儿。他们那天晚上都是从下午晚些时候就待在剧院，一直到次日清晨的一两点，整个排练组的演员都可以为他们作证，更别提那个写剧的作者了。”

“而住在切尔西的那个儿子正忙着在翠贝卡的一个聚会递开胃菜。”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和他聊过了？那应该是博伊德，而且晚餐聚会不是在翠贝卡，是在默里山。他和他的伙伴正在为一次公司聚会提供餐饮。他生意上的伙伴。”

“聚会开到很晚吗？”

“至少过了晚上十点，他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了。他的另一个伙伴把他接走了，他们去了一家俱乐部喝了几杯，然后一起去了健身房，把他们的背肌、胸肌和腹肌练了个够，最后一起坐在桑拿房里的长凳上休息，直到太阳升起。”

“比我强多了。”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伯尼。他的哥哥是布鲁克林公园坡的一名税务律师。”

“杰克逊。”

“你的记性真不赖。杰克逊·奥斯特迈尔。他到家的时候正是他的母亲背叛瓦格纳离开歌剧院的时候，但是他到了布鲁克林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待了一晚上。在此之前他就在办公室里工作来着，但并不像他跟妻子说得那么晚。”

“他有个女朋友吗？”

“他参加了个什么人体模特绘画班，而她是那里的模特。现在他支付这个模特在波尔洛姆山两居室的租金，而条件是他是唯一能够看到她赤裸裸的男人。”

“至少据他所知是这样的。”

“对。无论如何，她也在布鲁克林，离他就两个地铁站那么远。他在回家的路上在那个公寓里停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他经常做的事情，那天晚上也不例外。”

“我想这就剩下了迪尔德丽。”

“老太太的小女儿，”他说，“她有可能是那个入侵者，但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她在现场午夜两点多一点发现了尸体。而那天晚上她大约在午夜时分回到自己家，因为她在从家过来之前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给她母亲了。”

“那就是所有的四个孩子，”我说，“梅雷迪思，博伊德，杰克逊和迪尔德丽。”

“而且没有一个是入侵者。”他看着我，“但你并不感到惊讶，不是吗？你已经想到了至少这么多。那么为什么让我去浪费时间问他们呢？”

“假设他们都没有不在场证明，雷。假设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那天晚上潜入奥斯特迈尔的房子。谁有理由实施谋杀？”

“他们都有。因为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动机，而且是最好的动机。”

“是为了钱。”我猜。

“你说得没错，伯尼。你没注意到人对金钱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吗？乍一看，每个人都混得不错。但是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四个人每个都在极度缺钱的状态。”

“做餐饮那行的混得不顺利？”

“不顺利，他与合作伙伴不太对付。博伊德想买断对方那一半股份。我是指他生意上的那个伙伴，而不是——”

“不是和他一起生活的伙伴。我明白你的意思，雷。”

“好吧，这真是让人感到迷惑，这个词哪哪儿都是。同性恋婚姻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不再一直将他们称为伙伴。餐饮业务是他和他的生意伙伴，而桑拿房是他和他的丈夫。这听起来还是很奇怪，他和他的丈夫，但也许我可以习惯一下。”

“在未来的某一天。”

“不管怎么说，那是博伊德。接下来是梅雷迪思。那个外外百老汇剧院一直在亏损。”

“这真是让人吃惊的消息。”

“你准备好听另一则消息了吗？他们的房东想要提高租金。而且，当小宝宝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公寓会显得有点儿太小了。”

“她怀孕了吗？”

“要是那样你还可以想想办法，比如把孩子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几个月什么的。不是的，他们正在办理收养孩子的手续，但是那个收养机构说他们的公寓不够大。无论如何，主旨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足够的钱。”

“而杰克逊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朋友。”

“还有去私立学校念书的孩子，而且他去年的奖金并不怎么好，有另外两个人要拉他入伙，建立自己的公司单干。”

“那就剩迪尔德丽了？”

“她花钱如流水，而且没什么正经工作，有工作的时候她也没挣多少钱。在日托中心做兼职也不是什么可以迅速大富大贵的方法，她的每张信用卡都已经刷满了额度。”

“这四个人都需要钱，”我说，“或者是都想要钱，怎么说都行。而在第九十二街有这么一栋大房子，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住。”

“而且房子没有任何贷款。奥斯特迈尔先生多年前就还清了房子的贷款。”

“而他把房子和其他财产全都留给了奥斯特迈尔夫人吗？”

“用不着。他生前做的事情，都是那种需要把所有财产都放在妻子名下才最安全的事情。所以这些全都是她的，干净、痛快，而且清清楚楚。”

“这样的房子，以如今的市价可以卖——”

“至少是十，伯尼。甚至可能是十五。”

“百万。”

“嗯，是的。”

“保守点儿说能卖十二的话，分成四份——”

“对于一个在餐饮业混的人来说，足够把他伙伴的那部分买下来了。他的生意伙伴，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愿意，还能把他的丈夫买下来。有了三百万可以让律师既能支付女朋友的租金，也可以给上私立学校的孩子缴学费。”

“你还可以轻轻松松地自己开个日托中心。”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搬到一间大一些的公寓里，同时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剧院。”

他说：“所以这四个人每人都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杀人动机，但没有一个有可能实施。而且除了老太太死去以后有人闯入以外，之前什么也没被动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伯尼？你在注意听我说话吗？”

“对不起，”我说，“我在考虑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在琢磨到底谁是入侵者？”

“哦，谁是入侵者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我想弄清楚到底谁是凶手。”

“她死于花生过敏，伯尼。你记得吗？”

“我记得，”我说，“雷，别把你的笔记本收起来。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

[1] 两个人的签名都被商家用来做商标。约翰·汉考克的签名被用在一家保险公司上，而艾森·艾伦被用在一家家具连锁店上。

[2] 外外百老汇（off-off Broadway），也称超外百老汇，多为前卫或实验性戏剧。

34

门在他走出去后关上，门上的小铃铛又照常响了一下，我等了一会儿才回到电话旁边。幸亏我等了这一会儿，因为在我回到电话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雷又回来了，手上拿着一张小纸片。

“这个在你的桌子上，”他说，“我读了一遍，觉得这可能是一条线索。”

“所以是条线索吗？”

“是同样的蓝色圆珠笔写的，”他说，“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笔画的宽度？”

“我想这说明笔头被磨损了不少。”

“要是我来猜的话，”他说，“是写纸条的人真的下了很大的力气来写，只为了向你表明她有多么生气。你必须好好对待你的客户，伯尼，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合法的业务中讨生活的话。”

我说我会记住这一点。随后他再次离开书店，门上的小铃铛又响了一下，而我则去打了电话。

*　*　*

“我要向您道歉，”我告诉博腾·巴顿五世，“有人走进了书店，我不想让我们的谈话被听到。”

“我也是这么猜的。那么你有拿到，呃——”

“那本书。”我帮他选了个词。

“是的，咱们就把它叫作书吧。它现在在你手里了吗？”

“是的，不过我更希望它到你手里去。”

“我一会儿可以去拜访你的书店吗？”

“我觉得它有可能正在被监视着。”

“被你刚刚的访客监视着？他有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吗？”

“是的，”我说，“没错。为什么这一次不让我把书带给你呢？”

“带给我吗？”

“带到你的住所或者你愿意见面的地方。”

他考虑了一下，或者让人感觉是考虑了一下。“不，”他最后说，“不，我不想麻烦你出来。”

“我没问题，真的。”

“但对我来说是个问题，”他说，“我会像过去一样来找你。但不是到你的书店，不能在它被监视的情况下。我们最近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店。”

“是的，而且一起去一次就够了。让我想一想，”我说，然后考虑了一下，或者让人感觉是考虑了一下，“在十一街和百老汇交叉口的角落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会不识趣地看不该看的。虽然不是很高级，但足够舒服。它的名字是饶舌酒鬼酒吧。”

稍后，我打烊了，把书店的门锁好，去了离我两步远的贵宾狗工厂，坐在卡洛琳的笔记本电脑旁边。

“见鬼。”我说。

“没什么运气吗，伯尼？”

“没有。”

“伯尼，你现在的问题与这个可怜的女人相比不足挂齿。‘关门？你说什么，又关门？？？你的灯还在亮着，所以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有一本我需要的书！但是你永远不开门营业！所以我把捷克斯洛伐克拿走了！！！明天我会回来拿走《孤独的星球：亚特兰蒂斯指南》!!! ’你看看这些惊叹号，伯尼。”

“我知道。她可能希望我卖给她一本罗伯特·卢德姆 [1] 的小说。”

“《孤独的星球：亚特兰蒂斯指南》，她真的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指南拿走了吗？”

“反正有人拿走了它。”

“她还挺享受这个游戏的，伯尼。她对你总是不开门感到很沮丧，但同时她也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她什么时候留下的这张便条？不是在午饭时间吧。”

“是克洛伊过来的时候。”

“你锁门了？”

“是克洛伊锁的。她想在后面的小屋里花上几分钟。”

“哦？”

“以表示她对我的感激之情。”

“我会打赌她确实是需要表示表示。那她的表示里有一个美满结局吗？”

“卡洛琳，我正在试图集中精力。”

“总是这样，”她说，“当一个人刚刚排泄出身体里最宝贵的体液时。我应该让你自在一会儿。”

她于是让我自己自在去了，可是我却无法找到任何线索。最终我放弃了，用她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接下来两个奇迹连续发生了：第一是我记得雷的手机号码，第二是他居然接了电话。

“我有一个电话号码，”我说，“需要查致电人的地址。我知道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用反向搜寻来查找号码，我都试过了，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他让我把号码给他，我照做了。“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说，“你在卡洛琳那里对吧？”

天啊，难不成他真的在监视我？

“你怎么知道的，雷？”

他说：“这是一个当警探的秘诀。手机响了，我往屏幕上一看，上面写着贵宾狗工厂。”

“好吧。那你还想要号码吗？”

“那个也显示出来了。给我一分钟，我去查查你给我的那个号码。”

我等了更像是五分钟的时间，他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这是一个燃烧号，”他说，“你付现金买一个手机，用它打电话，直到买的分钟全部用完。然后就可以把它给烧了。燃烧的时候这玩意儿的味道可难闻了，所以你最好把它直接扔掉。电话号码没有名字，没有地址，至少不是我们可以查到的名字地址。”

我谢过雷后，结束了通话，卡洛琳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说，“我六点钟会在饶舌酒鬼见一个人。”

“那个收集纽扣的人？”

我点了点头。

“你需要我也过去吗？”

“并不完全是。”我说。

[1] 罗伯特·卢德姆（Robert Ludlum，1927—2001）美国犯罪小说家，一生写了二十七部小说，最有名的杰森·布恩三部曲被好莱坞拍成大片。

35

我深思熟虑地早到了七分钟，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正好可以从座位上看到门。我还没完全在椅子上坐稳，玛克辛就拿着她的托盘滑了过来，托盘上有两个玻璃杯，一个很高，另一个短些，里面都盛着琥珀色的液体，高杯子里的液体颜色更淡。

“卡洛琳今天不来。”我说。

“不来吗？”

“事实上，她可能过一会儿再来，”我说，“但她不会和我喝。”

玛克辛的脸阴沉了下来：“你们两个还好吗？”

“我们没事，”我说，“但是我今天有生意上的事儿要谈。一位先生会在几分钟后来见我。”

“明白了。”她说，然后准备把两个玻璃杯中更高的那只放在我面前，但是我挥了挥手说不用了。

“你今天要巴黎水，是吗？”

“对。”

“那你的朋友也是？”

“他自己会点的。”我说。

当我选择巴黎水而非苏格兰威士忌时，卡洛琳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并不认为玛克辛会有什么想法，除了让她觉得我这个有魅力的怪人更加奇怪以外。她把酒拿开，然后送上苏打水，再次转身离去，当我拿起苏打水杯的时候，我可以从玻璃杯的边缘看到我的客户。他很符合节气地穿了一件蓝色和白色的西服套装，随身还带了一个纤薄的公文包。

玛克辛出现时，他问我在喝什么，我告诉了他。他抬了抬眉毛，告诉她，他想要一杯非常干的马提尼，里面什么都不掺，就只用灰鹅牌伏特加，再往里放一根柠檬曲条做装饰。这比饶舌酒鬼的大多数客户对酒水的要求都更具体一些，我不知道他最后会得到什么，但最终出现的马提尼颜色还算是正确，而且确实是装在一只马提尼酒杯里。但那里面是便宜的伏特加还是灰鹅牌就不得而知了，我也不认为他注意到了什么差异。

我们的交易几乎没有占用任何时间。他仔仔细细地看着勺子，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检查上面的标记（首字母MM [1] 印在一个狭窄的长方框里），把他的拇指放在格威内特的低浮雕刻像和他的纽扣上，深吸了一口气，吹出了一个无声的口哨。

“看起来就像他本人一样。”他说。

巴顿·格威内特在那次签名的经典雕刻中是被描绘过的，但那位艺术家并没有目睹整个签名过程，而雕刻是在事件发生了很久以后才进行的。事实上，每个人的雕像本身都是艺术家照着那些签字人的肖像画临摹出来的。他可能看过一幅由J.昌塞林所作的格威内特肖像，但是这位画家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名字里的字母J可能代表的意思。他显然是一名查尔斯顿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画了几幅肖像画，之后便销声匿迹。

他为格威内特所作的肖像画也同样消失了很久，而且是在这个人因为罕见的签名使爱好者开始好奇他的长相之前。

那么我的这位不一般的客户怎么能说迈耶·迈耶斯刻得非常像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女人对耶稣的画像做出了同样的感叹。也许他对这个男人的兴趣强烈到让我手里的这把巴顿勺可以媲美真正的巴顿在他脑海里的样子。

当然，又或许有另一个更加让我喜欢的解释……

“胜利，”他说，“是一场悲剧。我现在明白亚历山大大帝当时的感觉了。”

“当亚伦·伯尔射杀他的时候？”

“亚历山大大帝，他环顾四周，意识到再没有任何土地可以去征服。这是每一个收藏家的命运，而且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你不可能没有再想收集的东西。”

“不，不是。人总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寻找、去获取。而纽扣，上帝啊。人类文明已经生产了几乎是无限数量的纽扣，而且总能找到新样式的扣子。”

“比如像你夹克上的那个——”

他用手摸了摸夹克上的小黄铜盘，中间有一只美国白头鹰。

他说：“这其实来自最近的一次交易。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认得出上面刻的字。上边的那行写的是哈里森，下面那行写的是莫顿。”

“那个用小木屋作代表的人？”

“是他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在一八八八年打破了格罗夫·克利夫兰连任两届的可能，在竞选时击败了他，尽管他自己也没有赢得多数投票。而莱威·P.莫顿是他的竞选伙伴。”

他又给我讲了更多关于莫顿的故事，他在一八九六年被他所在的政党提名，但是没有成为一位成功的竞选人。而且，你不会知道，这位老兄进行竞选活动的时候做了一个翻领的纽扣。我又说了一些鼓励他的话，让他再次回到亚历山大大帝身上。

“你想要的东西越多，”他说，“能够成功到手的把握就越小，而最终得到后的成就感就越大。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了你的目标，后面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你就已经被它定义在里面了。”他拍了拍装勺子的口袋。“我很高兴得到了这把勺子。但是我很抱歉，我对它已再无渴望了。想要就意味着缺乏，不是吗？一个人只能想要他没有的东西。我会很珍惜这把勺子，也应该珍惜它。但是我已没有对它的渴求了，也无法再去寻求，我不能为了得到它而上天入地。而且我很难不去怀疑我失去的和我获得的一样多。甚至可能是更多。”

“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会让你非常想要去追寻的。比如，格威内特的签名。”

他笑了起来。

“你已经有他的签名了吗？”

“而且不是在他临死前，在床上挣扎着签在索引卡片上的签名，像你刚才幻想的那样。几年前我很幸运地得到一份。我不会说得很详细，是从一个小博物馆的策展人那里，你也不必介意在哪个博物馆。你只需要知道那个博物馆没能为一位先生提供足够的退休金，我们为他做了私下安排。我珍惜它、宝贝它。但我不必再为了追逐着它而游走在任何时间和空间。”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坐在他身边陪着他。然后他在椅子上伸直了身子，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包里放满了信封，尺寸和形状与我从前在他那里收到的信封相似。而且这么想起来，和我已经交给克洛伊·米勒的那些信封也类似。我把手伸进去，打开了一个信封，然后证实里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得整整齐齐的。

他告诉我，他很愿意让我把钱数一数。“你知道，”我说，“就让我检查一个信封吧。”我快速地在酒吧里扫了一圈，“但我不需要观众。我会把它带到男洗手间里去数。不会耽搁很久。”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他说。

卡洛琳刚好出现在门口。我们的眼神快速相遇了一下，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滑出门外。我起身，把一个信封放在我的身边，朝前方的一个门走去。门外挂的是男士的标志，但我没有停下来。

我把自己锁在一个隔间里，花了点儿时间来数一数信封里的内容。一共五千美元。那个公文包里应该有跟这个一样的另外九个信封，那样的话数额就是正确的。但我不知道那些信封里各有多少钞票，而我现在感觉那并不重要。

数完了钱以后，我又等了几分钟，然后在离开之前，充分利用了下这间隔间原本的功能。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巴黎水在人的身体里消化得非常快，快到里面的气泡还没完全散掉就全都出去了。

当我回到我的桌子时，博腾·巴顿五世已经无影无踪。而他的公文包也不知去向。

[1] 是迈耶·迈耶斯名字的缩写。

36

我去要账单时，玛克辛告诉我，我的朋友已经帮我付过了。“还给了我很多小费，”她说，“是个非常有品位的人，不过我看到他穿的西装时就已经知道了。”

“他确实是西装革履不同凡响的人。”我说。

“嗯，”她说，“我必须说这是能看出来的。”

好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在十四街买了个手机，也是一部燃烧号的手机，可能和我那位客户手里的手机如出一辙。里面有一百分钟的通话时间，而我无法想象我会使用超过十分钟。

然后我回到家里，往我藏钱的地方塞了五千美元，今天早上这里还有两万美元。我无意识中思考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着洒出的牛奶哭泣。不然还能怎么办呢？然后我为自己做好了要忙碌一整晚非法活动的准备。

工具包、一次性手套、手电筒，还有胶带。

以及我自己的个人手机，我把它从铃声切换到振动状态。还有我的新手机，那部燃烧手机。应该没有人会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但是打错号码的可能总是有的，所以它也被设置在振动状态上。

还好。可是仍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的公寓外，晚高峰已经过去了，这让乘坐出租车看起来很合理，而且我并不担心会留下什么痕迹。出租车里的收音机上放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的广播，而司机本人正在用同样我听不懂的语言对着手机讲话，车里面的烟雾浓得足够溜冰，而里面的味道只有一些是属于烟草的。所以这位司机不会记得我们的会面，如果我深吸几口这车里的空气，我也不会记得。

我让他开车穿过公园，把我在第九十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放下来，在这里下车更多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有什么想要隐藏的。当我进到车里来时，他没有在他的行车记录上做什么记录，现在也一样不太可能这样做。我走过了两个街区，来到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面前，房子前面仍然围着很多犯罪现场的标识胶带。

我记得雷在我们早些拜访的时候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走上台阶，松开胶带，好像他是这个世界里最有权进去的人。警察有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我想如果我去学着冒充警察肯定会穿帮的，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至少尝试着让自己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淡定光环，或者是淡定的自信。

挂锁和我想象的一样容易，把它一打开，我就进了屋。我把挂锁放在身上，然后戴上手套，从门内把锁栓拉上，开始忙活起来。

我在房子里花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更长一点。我开锁进屋的时候是晚上七点十八分，而当我把锁在原来的地方重新挂上锁好，又贴好黄色的犯罪现场胶带时，时间是七点四十一分。我还戴着手套，但这很符合现场的情况。现在我已经勘查过了犯罪现场，我把它们用警察特有的方式从手上剥下来，塞回口袋里。

我想我看起来有点警察的样子，因为一个遛狗的人向我招了一下手，大概是让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遵纪守法的人。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一定是因为他持有什么可以改变情绪的物质，而且大概是来自某种植物，不然他为什么会冲我招手呢？

我保持镇定。只扫了他一眼便不再看他，我经常在雷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然后向另一个方向自信地走出去。

我在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里忙活时，我自己的手机一直在振动，但是我在房子里一直很匆忙，没有来得及去看是谁打来的。我在走到第三大道时拿出电话来查看。来电的是卡洛琳，我打电话回复给她。

“哈罗，”她说，“伯尼，我等了一辈子那么长时间来说这句话。”

“哦，求你了，”我说，“你每次接电话都是这么说。”

“啊？”

“‘哈罗’，你每次接电话都这么说。”

“我一直在这个街角等着，”她说，“虽然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我希望他会穿着一身珍珠纽扣的英式夹克，那样的话就好认得多了。”

“他穿着条纹薄纱西服套装。”

“一点儿不夸张。当一辆出租车在饶舌酒鬼面前大摇大摆地停住的时候，我猜就是他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客人都不会坐着出租车去喝酒。”

“而且大部分到那里的人，”我说，“能把自己弄到那儿都算是一个奇迹。”

“而且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路都走不直了。无论如何，当他走下出租车时，我就觉得是他，而他进酒吧前偷偷摸摸的样子让我更加确信就是他了。”

“然后你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就完全可以定论了。”

“倒也不是马上确定的。但是首先我招手叫了自己的出租车，让他在门口等着我。然后我看到你们两个，你冲我点了点头，我又出了门去，进了出租车。‘请你等一下。’我跟他说。司机就照做了，然后那个家伙穿着他的条纹薄纱西服套装，带着他的公文包走出来，往百老汇大道方向走去，我让司机尾随在他身后缓慢爬行，这样我们可以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但又不完全赶上他。我不得不说，跟踪某个穿着条纹薄纱西服套装的人真不算是件难事儿。套装在人群里非常显眼，而且当时街上甚至没有那么多的人。”

“这样跟起来更容易了。”

“是的。然后他走到路边，举起手来叫车，一辆出租车马上就开过来了，于是我终于有机会说出台词了。”

“跟上那辆出租车！”

“是啊。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位满头长卷发，戴着耳环的牙买加人，我猜他从小和我们看的是同样的电影，因为他认为跟踪车是件超酷的事情。‘现在不要把他跟丢了。’我说，他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没有跟丢吗？”

“当我们开到布鲁克林大桥前，他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怪。是那种‘我不过桥去布鲁克林’的老样子。我给他看了张五十元的钞票，然后告诉他我没想着要找钱，他就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进了布鲁克林也没走多远。你身上带着笔吗，伯尼？把这个地址写下来。”

我带着个记事本，上面已经写了不少笔记，我在那上面的列表中又添加了一个新地址。“我现在就在街对面，”她说，“在一家比萨店里，靠窗坐着，这样可以让我看到他的前门。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

“他还没有出来过？”

“至少没有从前门出来过。我让司机在外边多等了五分钟，以免他再次出现离开。这么一等让我又多花了十块钱。”

“这十块钱花得很值。”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他没出来，所以我让那个司机走了。我想他今晚不会再出门了。”

“我想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家里，看着他的勺子。你也可以回家了。”

“好吧，我离二号线也就三条短街那么远，然后一号线就在钱伯斯街对面的站台换车。我想我会在这里再待上十五或二十分钟。我的意思是，再吃一片比萨又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也认为一片比萨饼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我走进第二大道的一家比萨店吃了一些，然后继续向东行进。直到我穿过第一大道，一直东行到约克街的一半，我在那里向右转，来到迪尔德丽·奥斯特迈尔住的楼前。

她住的楼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城各处都拔地而起的白砖楼之一。除了最小的工作室以外，每户都带一个小露台，整栋建筑有着印第安纳波利斯郊区工业园区的感觉。她的公寓是17 J，如果能知道她是否在家对我会很有帮助。

我倒是有她的电话号码，但是号码开头是九一七，这就意味着它是一部手机。她似乎没有固定电话。我用我的燃烧手机给她打电话，只是为了看看是否能从通话中得到她在不在家的蛛丝马迹，可是我的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所以我能从这里得知的是，她有可能在家或者不在家。

不过，这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不是吗？我也可以简单地通过前台来询问她是否在家。前台找她不需要固定电话，他们可以直接在对讲机上呼叫她。如果她没有接，就说明她出门了。

但是无论用哪种方式，我都没戏。如果她在家，我该怎么办？告诉前台我改变主意不想去见她了？如果她出去了，我又怎么偷偷混过前台去她家里？而且和前台讲话时我已经让他们注意到了我。

好吧。B计划：

我走到角落里，把手机贴在耳边，装成打电话的样子自言自语。“是吗？”我说，“是的，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你这样想吗……我觉得这主意其实不错。”

诸如此类。

我留意着我打手机的时间，同时也看着路人，心理算计着各种可能性，直到我挑好了一个人，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手上提着商店里买来的日用品。“哦，嗨，”我说，“看来今天是不会下雨啦。”

她满怀戒备地看着我，试图从我的脸上看出我只是一个她记不起来的点头之交，还是一个在外边晃荡的精神病。

“对不起，”我说，“我们在大厅和电梯里总是朝对方点头微笑，但我不认为我们实际上介绍过彼此。我是唐·法伯。”

她放松了下来，告诉我她的名字，只是我没有听清楚，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聊了会儿天气，又讨论了一下这楼的大厅需要重新装修的事情，这让我顺利通过了前台服务区，进入无人看守的电梯。当电梯停在十二楼时，我们对彼此道了晚安，而我一个人独自乘电梯到了十七楼。

我刚才已经把可能性缩小到了两种：一是迪尔德丽在家，二是她不在家。那么，如果是第一种，她会为一位陌生人打开门，而陌生人会说自己坐电梯下错了楼，然后向她道歉。‘哦，天啊，我想去18J结果到17来了 ’他会说，然后为自己愚蠢的错误摇摇头，转身回到电梯里。

如果她不在家，她就不会打开门。但陌生人会的。

而事情正如后者的想象那样，我细心聆听，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我按了一下门铃，只听到铃声，又轻轻地敲了一下门，然后做了个深呼吸，把锁拿起来。

锁很容易撬开，是原楼配的那种。当你关上门时，它自己自动就在身后锁定了，而她也没有用钥匙来把里面的保险栓再转动一下。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她住在一栋有门卫的大楼里，所以她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或者会出门多久，所以此地不宜久留。我也确实没待多久，十五分钟后，我回到了一楼大厅，走出楼前我向前台示意，点了个头挥了挥手。

门外一个乘出租车的人正在下车，我抓住机会钻进车里离去。

37

铃铃铃！

“你好，博伊德？”

“不，对不起，我是史蒂芬。”

“啊，你好！我是艾略特。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我们见过面的，啊——”

“在卡比和苏珊婚礼前的聚会上吗？”

“没错！你是记得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

的确。“我猜博伊德现在在工作。”

“当然了。他哪一天不是这样忙呢。”

“哦，说得好，史蒂芬。我必须得记住这一点。我猜之后你们两个人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夜晚。”

“想都不要想，我晚上十一点会去屠夫的挂钩餐厅和他见面。”

“那里每周四总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可不是吗？但我有一种感觉，他估计会迟到几分钟。他经常会迟到。而另一方面，我总是会早几分钟到。”

“只早几分钟吗，史蒂芬？”

“现在几点了？已经都快九点了，我的天啊，时间真是过得飞快。”

“不管我们是否在这之中得到了乐趣。”

“太对了，艾略特。你猜怎么着，我现在好好想想，大约十点可以到那里。”

“十点？你知道吗，史蒂芬，那你还真有可能会在那儿看到我。”

“哦？那可好了，艾略特。”

我挂了电话，把燃烧手机放回口袋。“计划改了，”我告诉出租车司机，“去第四街和第一大道交会处那边。”

《牛皮癣》，约瑟普·斯普兰斯科韦茨的新作，在新莫尔纳剧场演习排练。一个身上穿着可能是夏威夷大花裙子，眼神混浊、戴着老奶奶眼镜的年轻女子告诉我，她不敢打扰导演尼尔斯·卡尔德，但是梅雷迪思·奥斯特迈尔可能会空出几分钟时间来。

我告诉她不需要打扰他们，我过一会儿再回来。

这对夫妇的公寓离剧院有五分钟路程，住在B大道东边第六街的一栋老式经济楼里。近几年这里的租金可能已经攀升上去，而且犯罪率也降了下来，但楼本身仍然有一种不正经的样子。在入口的大厅里，我按响了卡尔德的门铃，等了几分钟没有回答，然后又按了它周围的三四个按钮。一阵静默的噪音过后对讲机传出问话。我编了些说法回答，然后有人按了门口的门铃让我进去。

我有三层楼梯需要爬，一个穿着跨栏白背心和牛仔短裤的男人正站在门外等我。“我从剧院过来的，”我笑呵呵地冲他说，给他看我手上的钥匙，“卡尔德给了我这个，但是他忘记把进楼下大门的钥匙也给我了。”

“听起来像他会干的事儿。”他说，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而我又往上爬了两层楼梯。

我唯一做的就是把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是我自己在西区大街公寓的钥匙，离家这么远，我真的不能指望它能打开任何一把锁。

像大多数没有监控摄像头或门卫的居民楼一样，尼尔斯和梅雷迪思为加强防护自己的家做了一些努力。他们在门上贴了些大号标签还上了不小的锁。防护措施有三个，第一个是一张画着比比谁最像温斯顿·丘吉尔比赛冠军小狗的海报，上面还写着小心有狗攻击！第二个是上面写有史密斯和威森保护的标签，它看上去是从一张保险杠的贴纸上剪下来的。第三个则吹嘘公寓安了一个防盗报警器，并提醒我带武装的保安队会在报警器响起后过来巡查。这些可能会把动画片里的大笨狼吓得稀里哗啦的，对我来说却是毫无效果。

如果只贴一张可能会有轻微的阻吓作用，但是把这么多张贴在一起只会起一种逆向的负作用，让所有加起来的整体作用还不及其中任何一个单一贴饰。他们对锁也采取了类似的多多益善的策略，导致他们往被重重围困的可怜的门上加了六把锁，但他们也没花钱去买好牌子，比如雷布森、普拉德和麦迪可，而是跑去地摊儿上买来了现在这一堆便宜货。

不过，他们至少明智地使用了这些锁。如果他们把所有六个都锁上，我便可以简单地把这六把锁都解开，然后大功告成。但是他们做了所有资源丰富的纽约人都学会做的事情。他们只锁了三把锁，另外三把留着没动，当你作为一个盗贼在锁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把没上锁的锁又锁回去了。

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比将食人族和基督徒都带过非洲装满鳄鱼的河流还要简单，但也没简单太多。

一旦我进了他们的公寓，我不得不纳闷他们为什么要费力气在门上做这么多手脚。

如果我是为了钱财盗窃，我很难找到任何值得偷的东西。他们有一个衣柜，里面有个纸板箱装着不少被读了多次的夫妻互换杂志，里面的个人广告被圈点了很多，让人不得不认为他们对那些广告的兴趣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围。杂志里一对夫妇的照片下有两个不同笔迹记下的句子。“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他问过去，“噢，看上去真是美味啊！”是她的回答。

他们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一部看上去大约四五年前的苹果笔记本，笔记本的四五岁在电脑这行里不是相当于有几十岁老了吗？我想，如果愿意，我可能会在他们的旧电子邮件中搜到让人觉得好笑的阅读材料，但我没有去动它。

我一般喜欢在离开时让公寓保持原样，包括把锁都上好。但是当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是哪三把锁没有被锁上时，我又能怎么把它们都还原呢？如果我把它们都解开不锁上，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转动旋钮破门而入。而如果我随机锁上三把，我可能会锁上一把他们从来没上过锁的锁，而且他们可能早就把钥匙给弄丢了。

那么你总是要做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事情，不是吗？于是我把第一个锁锁上了，又随便锁了另一个，剩下的就都留下没锁上。

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手机的振动，于是错过了卡洛琳的电话。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在第六街叫到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我放在第九大道和第二十二街的拐角处。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史蒂芬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个酒吧，就在第九大道下一个街的对面，我可以过去看看他是否在那里，可是我怎么能认出他来呢？

更简单的方法是打我之前打过的号码，那个他与博伊德分享的座机电话。我拿出一个手机，但这是我个人的手机，而不是临时买的那个燃烧号，不知是什么直觉让我往电话上先看一眼检查一下，然后再把它放回口袋里，而就是这样才让我看到了卡洛琳的那通未接电话。

我回拨给卡洛琳，她在铃声响了一下的时候就接起了电话。“你终于回了，”她说，“我不能完全肯定，伯尼，但从外边看来，他仍然在他的住所里，而且他还醒着。”

“你知道这些是因为——”

“灯光。他客厅的灯还全都亮着，而其他的三层是漆黑一片。和之前一样。”

“你还在布鲁克林高地那边吗？”

“不，我在家里了，伯尼。”

“那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刚刚回到家，我知道，我说过再吃一张比萨就回家睡觉。”

“自我上次和你通过电话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你就一直在吃比萨。”

“我只吃了一片。”

“那很好，因为过量摄入比萨上的调味料可不是闹着玩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和她的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而唯一可以让她感觉好些的是吃比萨。”

“那倒不是，她本想去哪里喝上一杯。但是她看到我坐在窗前，不知为什么，她就是知道我是可以谈论这件事的人，我可以明白她的感受。”

“是因为你的发型，卡洛琳。”

“哦，据她说，是因为我的眼睛。你知道，我的眼睛透着理解和诚挚，还有同情，所有这些。”

“听起来是挺像你的眼睛的，好吧。”

“就算那只是胡说八道，”她说，“也是我不介意听到的那种胡说八道。所以我说，好吧，你坐下来，咱们一起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聊了起来。”

“而你还顺便看着街对面的房子。”

“断断续续地看着。里面的灯光没有变化，也没有人进出。然后她说和我谈完后她觉得好多了，而她至少能做的就是请我喝一杯，所以我们就去喝酒了。”

“喝了一杯。”

“其实是两杯。”

“然后你把她拖到了你在阿伯巷的家，里面的猫咪立刻就接受了她，这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好吧，要不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我肯定把你开膛破腹，把心剜出来。我们各自喝了两杯酒，然后她就回家了，而我折回去又看了眼他的房子。”

“灯还是没有改变，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们现在看起来比刚才更亮了。只不过天上的星星看起来也更明亮了，而且——”

“我都是怎么忍受你的？那个家里的灯光还是一样，里面的主人仍然醒着，这是我的猜测。”

我让卡洛琳在线上等我一下，用另一部手机往博伊德的公寓打了电话。留言机接起电话，里面传出钢琴演奏的《把小丑送进来》那首歌的前面一小段，接下来说话的不是史蒂芬的声音，所以我猜是博伊德的声音：“啊噢！我们出去了不在家，请给我们留言。”

为什么不呢？“我是艾略特，”我说，“我今天突然有事就不去了，我会再联系你们的。”

然后我走进了他们的公寓。公寓在临街的二楼，楼下是一家旅行社，有个西班牙名字。他们的公寓像你想象的那样整齐洁净。

太简单了。

38

很多很多年以前，布鲁克林的住址离现在对时髦的定义还远得很，而道奇篮球队也还没离开布鲁克林，地域警察对跨越布鲁克林大桥下的这部分高地给予了一些特殊对待。这部分的布鲁克林，被称为布鲁克林高地区，以其优雅的红墙楼和多条用水果命名的街道广为人知，备受喜爱。而布鲁克林的“大重生”工程更是让所有船只都可以直接开到布什威克港甚至外面的流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在高地区停泊的高级游艇。

卡洛琳一直在监视的红墙楼坐落在蔓越莓街和橙子街之间的柳树街上。当我从克拉克街地铁站出来时，只花了一两分钟时间便分清了东南西北，然后我迅速找到了我要去的地址，还看到了卡洛琳提到的那个在街区最尾端的比萨店。店里现在已经是一片黑暗而且大门紧锁，同样漆黑一片的是他的客厅……该把他的房子叫成什么呢？

纽扣大宅，我这么决定。忘了什么史密斯吧，也别介意什么博腾·巴顿，或是他们那家里的整整五代。

三楼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我独自站在阴影处待了一会儿，然后绕着街区又走了一圈，最后又回到阴影里站了一会儿。

也许他已经睡着了，我想。也许他觉得要留着灯才睡得踏实。我又等了一会儿，灯终于熄灭了。

我继续站在那里等着灯光再次亮起。但是没有亮，我看表查了一下时间。

凌晨两点三十三分。

我又等了几分钟，然后顺着我来的路回到克拉克街地铁站。我记得在地铁入口附近经过了一家小酒馆，里面很安静，而且昏暗，这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正经能喝酒的地方。不是每个酒吧都会持续开到凌晨四点，按法定时间打烊关门，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个小酒馆会。等我到达那里时，酒馆仍然开着。

小酒馆里有三名男子在吧台前分散着坐开。另一个人在桌子上看着报纸。我站在酒吧台前，点了冰水和威士忌，然后手里拿着两个玻璃杯找了个黑暗角落中的桌子坐下来。

如果我在那个时间点一杯巴黎水或者任何非酒精饮料，吧台的调酒师可能会打电话给警察局。所以这次买的威士忌是用来做伪装的，我确定没人在看的时候，把酒洒在了地板上。

然后我喝了几口水。又去用了洗手间，回来后坐下来，又喝了几口水。

很明显，我可以一直坐在那里到凌晨四点，买还是没买酒水都无所谓，但是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左右，我离开了小酒馆。里面的调酒师是唯一留意过我的人，只是等我支付了我的酒水钱后，他对我的注意力就终止了。而他正在看电视，没有调出任何声音，我离开时他连头也没有抬一下。

我直接回到了纽扣大宅。里面的灯仍然熄着。

想去做飞贼的人一定是得了失心疯。而且，据我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是疯子。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可信，那可能是由于普通大众对这个术语有着广泛的错误理解。媒体很容易将这个标签贴在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天赋和一丁点儿沉着冷静的盗贼身上。如果你能从防火逃生道上溜出去，或者在防盗锁上施展点儿小技巧，一些记者就肯定会给你扣上飞贼的名号。

大错特错。

正确地说，一名飞贼的手脚要像卡尔·桑德伯格 [1] 笔下的猫一样，轻得如雾中的小脚。他非法闯入的不是一个正好没人在的空荡荡的居所，而是有主人在的屋子。主人们可能正在一楼接待自己的客人，而飞贼则跑到二楼去偷他们的贵重首饰；主人们也有可能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而飞贼在楼下忙着打开他们的保险箱。

盗窃，你应该意识到，永远不会是没有风险的。事情总会有出错的时候，而且往往都会出错。当我非法置身于某户陌生人的家中时，我永远不会觉得毫无顾虑，最令我担心的不是我会不小心触动防盗报警系统，或者外边的路人奇怪为什么屋里的灯亮了，也不是担心警察会突然具有超级英雄的能力，比如激光透视眼和读心术。

我最担心的是碰到主人半途回家，把我当场抓住。

我会做任何事情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甚至可以为此完全放弃盗窃这份工作。（我甚至真的尝试过，但似乎并没有办法坚持住。）所以一般除非我能确定房子是空的，否则我不会轻易进入别人的房间或公寓，而且如果进了，我会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主人回来之前把事情办完。即使如此，即使我很喜欢非法闯进别人家里，我也尽可能地不去逗留。进屋，拿到你要的东西，走人。就这样。

那飞贼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有线电视台对某位飞贼的采访。他顶着一个光头，身上有太多的文身，眼睛里闪烁的光并不能让人对他能有什么信心，但是他说的话确实表明他有一颗非常冷静的头脑，逻辑很清晰。“是这样的，”他说，“至少我从来不用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会回家。因为，你看，他们已经在那里了。”

像所有的飞贼一样，这个飞贼显然是个疯子。但是他所说的话里有不可否认的真实性，而我在琢磨怎么进入纽扣大宅的时候也在考虑他说的话。这一次我不必又打电话又按门铃地去确保房子是空的，当然也不必用黄铜制的门环去敲门（而在此情此景，这只门环明显是定做的，因为，不然你到哪才会碰到一个形状为领子纽扣的门环呢？）。这房子不是空的，而我是知道的。

今天一晚上，我已经进入了一栋房子和三间公寓，任何一个盗贼在六个月内才会做完的工作我一晚上就把它们全都做了。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一些技巧、思考和计划，而直到此刻，我还都算幸运，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而这栋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一条漂亮的绿树成荫的大街上，我希望运气能再度照顾我一下。

但是，如果我现在回家，我今晚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毫无意义的……

坐落在柳树街的房子属于一位收藏家，他可以用某种不太正当或者干脆就完全非法的方式获得某些有价值的物品。这就意味着他无法为这些东西上保险，所以他甚至比一般的收藏家更加偏执。

所以他是装有一套防盗报警系统的，而且是个不错的报警系统，可以在所有的地面和客厅地板以及窗户上都看到明显的银色电线，连接着报警器。这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被绕过去的，这样可以让他把窗户打开通风透气，同时又不用费事去动报警器的开关，只是怎样绕过报警器的电线是我没有办法从所在的地方看清确认的。

他的锁也很不错。而且房子的入口处上方还有一个安全摄像头，上面的电子眼时时刻刻敏锐地注意着进出口处的所有动静。

让我再来看看吧。三楼的窗户上有没有安装防盗报警器呢？

据我看来是没有的，这给了我希望。

我不得不承认，是很渺小的希望。因为我没有办法到达三楼，除非我已经在房子里面了，那样我就可以使用楼梯。又或者，当然，我可以从房子外面的墙爬上去。如果我有这个远见的话，我会带上我的抗吸引力手套、鞋子还有它们底部的吸盘。我要告诉你，每次你都试图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最后你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东西落在家里。

那就无所谓了吧。

纽扣大宅（或者扣子小屋，如果你更喜欢装模作样的法国腔）是五体联排别墅里的第四家，每家虽然结构相同但彼此的装饰各有千秋。也可以算作是五体中的第二户，全取决于你选择从街的哪一边开始数，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些联排别墅坐落在一起，很紧凑，但后方有一条人行通道。我绕过垃圾桶来到一个旋风围栏前，这里便是五体联排别墅的后院。也许在建筑学里，房子大门的对面是有术语来描述的，无论那是什么，这一面的房子都带着防火逃生架梯。架梯的最后一节都在与地面平行离地一楼高的地方收尾。如果你的房子起火了，就必须使用这个逃生架逃跑，而当你到达架梯的最后一阶时，你本身的重量足以将它向地面推下，而当你落地时，你就会站在我现在的地方，一块混凝土地面上，抬头看着已经够不到的逃生架梯。

当然，除非我把垃圾桶拉过来，站在它的上边。围栏的这一边有好几个垃圾桶，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并把它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不，你可能会认为，我会把它放在了纽扣大宅逃生架梯的正下方，当然不是，我把它放在了连体别墅的另一端。如果把逃生梯降下来的噪音会把人从梦里吵醒，那我一定不会愿意吵醒我的客户。

也只能算是我的前客户，因为当他从饶舌酒鬼拿走许诺的四万五千美元的时候，他就已经丢了客户这个头衔。事实上，让我们称他为我昔日的客户吧；那听上去还挺不错的，不是吗？

我为了把拉梯子的噪音降到最低而耽搁了一些时间，当逃生梯完全延伸下来时，我停在原地不动，静止听了两分钟，看看能不能听到某些不受欢迎的声音，或者看到不受欢迎的灯光。

当我确认这两样都没发生时，我低声说了句“感谢圣狄司马斯”，然后从逃生梯一路跑上屋顶，走过几个邻居家来到纽扣大宅的屋顶。像其他几家的屋顶一样，这个屋顶上也有一个可以进入四楼的天窗门。你需要用一把钥匙来把它打开——或者用适当的工具和天赋。

开锁并没有难住我。把天窗提起来倒是费了把力气，尤其在需要保持无比安静的情况下更难。但不是完全做不到，而且最终它被我打开了。

然后我得以进屋。现在才是棘手的部分。

顶楼基本上是一个阁楼，只是这个阁楼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装修好了。在一些其他的小区，这个阁楼可能装得下三十个甚至四十个移民还有数量不定的鸡，但是在柳树街上，这个阁楼装的就只是与纽扣相关的收藏和各种纽扣本身，是它们的主人荒废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果。

有一只大行李箱，里面已经被各种纽扣填充到距其顶部只剩几英寸的位置。纽扣未被分类规整，全部堆积在一起，好像它们是从一个巨形烟囱滑槽中溢出来的一样。它们有各种尺寸和颜色，还有各种颜色的组合，有些是赛璐珞制的或是胶木制的，还有些是包着布的。但是，我必须指出，这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衬衫上的普通纽扣，我猜这都是些重复的、被剩下来的扣子，是当一个人没完没了地收藏所有的东西时积累下来的结果。

这个人显然既是位收藏家也是名囤积者。他不需要的收藏便被扔进这些行李箱里，因为只要是一颗纽扣，他便不能忍受与它分开。我突然明白了当这个人的衬衫穿破要被扔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衬衫被扔进垃圾桶之前，他会剪掉上面的纽扣，然后把这些纽扣扔进行李箱里收集起来。

扔进这里的一个箱子。或者那边的那个。也或者那边旁边的那个……

我一只手伸进纽扣堆，把手掬成杯状，盛满纽扣，然后让里面的纽扣从我的手中溢出去。我可以感觉到这个男人自己也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就像唐老鸭掉进它的钱箱里把金币捧起来把玩一样。

为什么不呢？我可以想到他如何走进阁楼来，捧起一手纽扣，再让它们从指间流出，从中筛选，让这个或那个纽扣抓住他的注意力。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你可以在这个箱子里玩会儿再跑到那个箱子里玩会儿，与世隔绝，任由外边的世界继续各种令人讨厌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而我只要把手伸进箱子里，筛选——

但不行。我还有工作要做。

从四楼下到二楼客厅用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更长一些。二楼的客厅正是卡洛琳监视的那一层，也是他花时间待着的一层，那里放着我要找的东西。但首先我不得不走过三楼，他正在睡觉的那层。老房子里的楼梯经常会吱呀作响，响到可以吵醒熟睡中的人。

但是能唤醒他的也不一定就只是噪音。他是一个年轻的家伙，身材保持得很好，也有活力，但我又怎么知道他前列腺的状况？也许对他来讲每晚起夜两次去洗手间是很平常的事情，也许他会在我正下楼时起一次夜。

如果他从洗手间里冲出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我，手里还拿着致命的武器，我又该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也许拥有那把拉克兰·麦金托什用来结束巴顿·格威内特生命的决斗手枪，并将它留在床边。如果他拿起枪对我瞄准射击，我就会中枪，倒地不起，三天，也许是十一天以后，便是我玩完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你吗？要做飞贼的一定是个疯子。

而等我下到二楼后，一切就变得轻松多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又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我能将这些事情在寂静中迅速做完。外面街上的人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手电筒偶尔眨出的光亮，但是在我承担的所有风险列表中，这是最不重要的风险之一。

我刚好要完成所有事情时，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我屏住呼吸，当我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时，才敢把气喘出来。然后便是更多的脚步声，最后一切归于沉寂。

他明显是回到了床上，但他会留在那里很久吗？即使他真的会，我又怎么可能绕过他按原路返回屋顶呢？

我没有往楼梯上走，而是往下走去，直到一楼，然后穿过房子来到它的后面。那里有一扇通往后院的门，我早些时候就想用它。那样我就用不着去搞那一套逃生梯子、爬屋顶、开天窗的动作了。但是我也知道那时候如果动这扇门可能会启动报警器，因为它应该被连接到了报警系统中，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在屋里，这就有天壤之别。我桥接了电线，把后门的警报从报警系统网络里取下来，而又没有打扰到系统的其余部分。然后我打开门锁，走到外面，反身将门锁上，环顾了一下四周。

天空已经开始有些发亮，这是有道理的。日历上说，我们距今年最短的夜晚已经不远了。而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今晚比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还要长，而且还要无趣得多。

[1] 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作家、编辑，曾三次获普利策奖，两次因为他的诗歌，一次是因他给林肯总统写的传记。他的著名诗歌《大雾》收录于他的获奖集《芝加哥》里，描绘了在雾里悄声无息的小猫的脚。

39

在我们的一次通话中，卡洛琳告诉我不要担心喂拉菲兹的事儿。“我会帮你照顾它的，”她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但是事情办完了你就尽快去睡觉吧，睡多久都可以。”

我早上七点钟到家睡觉，三个小时后便被电话铃声叫醒。我的回答仍然充满睡意，电话是雷打来的，他说：“啊，这不好，伯尼。我把你叫醒了，不是吗？”

“你帮了我一个忙，我并不想从防火逃生梯上跳下来。”

“啊？”

“是在梦里，”我说，“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梦，而我能想得出的逃脱方法是跳下去。双腿一迈走进空气里。”

“但你不能那么做，对吧？”

“是啊。为什么呢？”

“你是一个幸存者，伯尼。即使你在睡梦中。而且原来你是对的。”

“因为我没跳吗？”

“因为注射器还有几件其他的事情。等你醒得差不多时，你要不要给我回个电话，我全部说给你听？”

“我现在已经醒了，”我说，并且希望这是真的，“你都说来听听吧。”

“这些现在都能连在一起了，”我说，“而且昨天晚上我很忙。”

“做了一些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把我碰巧知道的一些事告诉你，但是不告诉你我是如何得来这些消息的怎么样？”

“那样就行了。”

当我讲完以后，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听了我的答复之后，发出了一个介于叹息和呻吟之间的声音。“这很复杂，”他说，“我知道我的祖母会把它叫作什么。”

“哦？”

“一场真正的集体操蛋，愿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梅雷迪思和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的面前使用这个词。”

“尼尔斯，”我说，“你说得对。他们是会想要加进来捞上一笔。”

“我最好能拿到几张搜捕证，”他说，“问题是我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这意味着我得去找个合适的法官。你准备好戴上你的另一顶帽子了吗，伯尼？你能用来变戏法拉出兔子的那顶？”

我有吗？“让咱们这么希望吧，”我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做？今天是星期五？”

“早上我看还是呢。”

“昨天是星期四，”我说，“但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整个星期。那就在今天吧，雷，赶在任何人逃到汉普顿之前。几点呢？晚上六点半？”

“咱们定在七点吧。”

“在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在犯罪现场叫上所有人？”

“不，”他想了一会儿说，“任何事都有可能出问题，而且我讨厌必须得去试着解释为什么我会决定在犯罪现场举行这个大会。你知道，如果你不介意——”

当然，为什么不呢？巴尼嘉书店，七点钟，让所有的嫌疑人都来吧。

管他呢，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到达书店时正好赶上午休时间。我把门打开，又打开灯，把特价书桌拿出来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告诉拉菲兹我很清楚它已经吃饱了，然后关掉了灯，出去锁上了门。我想为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客户留下一张字条，如果我能想出任何机智的回应，我可能还真会这样做。但是我想到刚刚做了那么多事情，还有每件事情的先后顺序，最后决定我的大脑还在混乱中，甚至没法留下一张空白纸条，更不用说在上面写什么东西了。

“朱诺洛克，”当我来到她的门口时，卡洛琳唱出来，“那些瓶子是什么？布朗博士的芹菜汽水？”

“从熟食店买来的，”我说，“我突然发现，辛辣的台湾菜可能和这个饮料很搭。”

“有人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她说，几分钟后她又说，“好吧，我很抱歉。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去买这个喝。”

“它味道很不错，配菜配得很有效，不是吗？”

“确实，”她说，“尽管它不应该这么有效。一种甜甜的饮料，味道像芹菜一样——”

“除了那味道是人造的。”

“是人造芹菜，”她同意道，“它不应该与冷切酱牛肉配在一起，但它们确实很配。”

“这几乎可以算是传统了。”

“嗯，这与朱诺洛克相配还被称为传统太奇怪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正要变成一种传统。好吧，你是一个天才，伯尼，特别是当你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现在快告诉我昨天晚上的事儿。”

“你知道什么事很好笑吗，伯尼？”

“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想起来用布朗博士的汽水来搭配朱诺洛克？”

“除此之外。我对所有这些人，迪尔德丽和博伊德，梅雷迪思和杰克逊都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但是实际上我连他们一个都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

“唉，对，可不是吗？但你至少去过他们每个人的家里。”

“除了杰克逊的家。”

“你没有去他那里吗？为什么要把他剔除出去？”

“他可能在公园坡的那个家。如果他和他的女朋友在波尔洛姆山那边，那么他的妻子和孩子就都在公园坡。他的办公室在金融中心，进入那个大楼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那里租间你自己的办公室。此外，杰克逊拿到了谋杀的免罪通行。”

“那真的是一场谋杀，是吗？”

“雷确认了。也有证据表明，虽然我不喜欢成为向陪审团提供证词的那个人。”

“杰克逊倒是洗脱了罪名。”

“他没有去杀任何人，”我说，“但他犯了其他的罪，而我不需要去他家或他的办公室把他犯罪的证据揪出来。”

“或者是他的爱巢？”她笑了起来，“我只是想用一下这个词。我多久才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一定是在布鲁克林高地那里找到了需要的东西。”

“我在那里找到了我所需的一切。”我跟她说。

午餐后我回到书店，但只是回去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又出去了，下午两点半，我坐在麦迪逊大道上一家咖啡店的桌子旁，看着眼前的壁虎文身。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克洛伊说，眯着眼睛看着巴顿·格威内特的勺子，“这勺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那家伙不想要了吗？”

“哦，他想要，”我说，“这勺子让他感觉自己像亚历山大大帝。”

“那他为什么不留着它呢？”

“良心上过意不去。”

“他的良心困扰着他？”

“不是他的，”我说，“无论如何，他不会留着它。”

她皱着眉头：“我想你会想要拿回你的钱。”

我摇摇头。

“你不想吗？”

“我们做了个交易，克洛伊。你给我勺子，我给你钱。完事了。”

“那现在我该拿它怎么办呢？”

“钱吗？去欧洲，如果你还想去的话。钱是你的。”

“我是说勺子。”她说。

“我会建议把它放回原处，”我说，“但他已经知道它失踪了。所以我想你必须把它放在某个地方，然后某一天装作发现了它。”

“必须把它放在一个他会认为是自己错放的地方。”

“怎么都行。”

“而我可以留着那些钱。”

“对。”

她想了想。“你知道吗，”她说，“到昨天为止，这事儿算是最好的一次交易了，而现在它竟然变得更好了。除非这里有什么陷阱是我不知道的，对吗？有什么陷阱吗？”

“什么也没有。”

“真是太棒了。”她说，然后把勺子放在钱包里，拿出一支钢笔，在餐巾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给你，”她说，“我的手机号码，这是能找到我的最好方式。如果，你知道，要是你又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偷的东西。”

我把餐巾折了起来，放进口袋里存好。

“即使我辞掉了工作，”她说，“那仍然是我的号码。”她笑了起来，“除非我人在欧洲。”

40

回到书店后，我打电话给雷，确认我们还是七点碰头。“有些人可能会提前几分钟，”他说，“也有人总是会迟到几分钟，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咱们可以按计划开始开会。”

“四个奥斯特迈尔家的孩子都会到。”我说。

“迪尔德丽、博伊德、梅雷迪思和杰克逊。博伊德会带他的伙伴。名字是史蒂芬，但不要问我他是哪个伙伴。”

“史蒂芬是他生活上的伴侣。”

“那就是带他过来，所以当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去火烧岛。梅雷迪思会把尼尔斯带过来，而迪尔德丽没有任何人可带，杰克逊会把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带过来，但他没有提出到底带哪一个。”

“那就是六个人。”

“再加上我们来自柳树街的神秘客人。我会亲自去带他过来的。”

“那就是七个人。加上你八个，我猜还会有一些其他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到场。”

“你是指警察吗？两个，也许三个。我找我觉得能靠得住一起办事儿的。”

“九，十，十一。加上卡洛琳，因为我不能把她落下。”

“十二个，再加上你自己，十三个。伯尼，我希望你不是特别迷信。”

“我不迷信，”我说，“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十四个吗？因为我不敢相信柳树街的那位不会把自己的律师也算进来。”

“他要律师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不是此次调查的目标。”

“哦？他是怎么看自己的？”

“他是一位活跃开明的公民，”他说，“帮助我来揭发一位臭名昭著的盗贼。”

“我明白了，”我说，“听起来也不假。”

“晚上七点整，”我告诉卡洛琳，然后和她说了一遍来客名单，“所以恐怕我们也没机会感谢上帝今天是个星期五了。”

“如果我们在五点半关门的话——”

“我想我可能就一直开着门，”我说，“雷说我们可能会有几只早到的鸟儿。”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说，“我就去用一小时来做一直拖着没做的除尘和清洁工作。然后六点半左右到你的书店，你觉得怎么样？”

“我会在这里的。”

“而且我们仍可以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是这一次，我们手里没有拿着酒杯庆祝。”

确保雷克斯·斯托特的安乐椅侦探尼禄·沃尔夫系列有货一直很困难。因为人们不断地发现这个系列多么有趣，继而来寻找他们还没有读过的他的其他作品。还有他多年的粉丝会经常来这里，希望能够补充上系列里某本被亲朋好友借走就再没还回来过的书。

我设法找到了一本该系列里读书俱乐部版的《还不如就死了》来作为谋杀案座谈会对房间和嫌疑犯布置的参考，上面写着沃尔夫如何在解决案件之前安排了一大堆嫌疑犯来座谈，将各种各样的人安置在各种椅子上。我没有一把红色的皮椅子，也没有一批黄色的椅子，实际上我所有的客人都得站着听，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小演说图表，试图排列好我将要演讲的文稿顺序。

这其实比你想的要花时间，因为每当书中沃尔夫的助手阿齐提及某句不着边的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我都要把书翻回到前面，努力找出这个人第一次出现时的场景。我没有找到那些，却发现了其他写得好的地方，然后意识到唯一明智的做法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自我上次读这个系列的书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我满心期待地准备再去把它读一遍。

我想门打开时我确实听到了铃声响起，我对它的注意力同对外面街道上传来一阵刹车声的注意力差不多。当门铃响后又随之而来其他的声音，我确实应该抬头去看一眼。否则那声音也只算是城市里嘈杂背景音乐的一部分。

“我不敢相信！”

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里透着惊讶与喜悦。好像很高兴找到一家老式书店，这点毫无疑问，也或者更令她特别高兴的是意外地找到一本她一直在寻找的书。如果不是因为我正在读的书特别引人入胜，我会抬头看她一眼。但是——

“我几乎要确定你永远也不会开门了。我还以为你琢磨出了我每日的行程表，所以能够确定在我过来这里时，你刚好可以关上门。但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不是吗，你怎么看？”

哦，天啊，是那位给我留下便条的女士。我从我的书上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年轻苗条的亚裔女郎站在那里，身穿黑色的休闲裤和一件蓝色的丝绸上衣。她把一个书包甩在肩上，脸上的表情在看到我后从高兴转为惊讶。

我怀疑自己的表情也一定经历了同样的转变。

然后我们的眼睛盯着彼此仔细看牢对方。与此同时，我们都开口说出了同样的话：

“朱诺洛克！”

41

“你会说英语。”我说。

“你也会。谁能猜得到呢？”

“但是——”

“天啊，这很尴尬。你看，当你生活在一个除了对大胸女人有迷恋，就是对亚裔女孩上瘾的文化中，你若想要生活变得简单些，就最好在交流的时候装成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

“我可以理解这么做的道理，”我说，仔细看着她，“但这只是你不说英语的其中一部分原因，不是吗？你在装的过程中也自得其乐不是吗。你喜欢愚弄人。”

“哎呀，”她说，“被看穿了。是啊，你说得对。那不太好是吧？”

“嗯，这可能是一个性格上的缺陷。”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

“但也是性格缺陷里比较可爱的一种。”

“你这么想吗？”她笑了起来，“它确实帮我打发了时间。而且我也没有太多娱乐方式。”

“你一定工作很长时间。”

“足够长的时间，长到让我无法在你每天极为短暂的工作时间内赶过来。事实上，我每天都要在餐厅工作，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偶尔月亮呈绿色的时候，我会乞求我的叔叔在中午生意不忙的时候放我半个小时假。你在微笑，有什么好笑的？”

“偶尔月亮呈绿色的时候。”我说。

“我说绿色了吗？我的意思是蓝色，我甚至知道这句谚语的来源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确实知道。“在一个月里，有两次满月就被称为蓝色的月亮。”

“而月亮很少会一个月圆两次。但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有什么典故吗？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随时上谷歌搜索。不管对或不对，我们总会得到一个答案。无论如何，不管月亮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我有空就会赶过来，而你却总是大门紧闭。”

“然后你开始留便条。”

“我没忍住。我这么做很让人讨厌，是吗？”

“更让人觉得着迷。”

“真的吗？”

“给人启发，甚至可以说。”

“其实，”她说，“那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就好像一种在线调情，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认识他，给你一百万年你也不会和他调情，但是如果是在线上，谁又会在乎呢？”

我们的眼神相遇，她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面对面地调情，然后脸红了起来。她迅速转开脸去。“哦，这倒让我想起来了。”她说着从我身边走开。跑到放了一堆书的架子上，然后抽了一本迪特尔·博赫尔森的《安东尼·德沃夏克：这位音乐家和他的音乐》回来。

“你不会相信我找这本书找了多久。”她说。

“你不会相信我拥有这本书拥有了多久。”

“真的吗？”

“我买下这家书店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书架上了。”

“我可以从外面看到它，”她说，“只是我永远不能进来把它买走。这价格还对吗？只要十美元？”

我摇摇头：“这是旧的价格。”

“这也是我担心的。你想要多少钱？”

“不要钱，”我说，“免费。”

“别这样，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这本书在我的存货里已经有些日子了，而你是第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想想我从你手中拿到的那些美味的食物，更不用说你为了买这本书经历的种种困难。真的，请把它放进你的包里吧。”

“嗯，如果你确定的话——”

我告诉她我很确定，她把那个男人和他的音乐放进自己的书包里。“谢谢你，”她说，“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伯尼，”我说，“伯尼·罗登巴尔。”

“我是凯蒂·黄。”

“你来自台中吗？”

“台北。”

“好吧，但叔叔是台中来的两个人之一吗？”

“二人组的两个人都是他，”她说，“再说为什么要改变餐馆的标志呢？他也来自台北，但他认为台中听起来更有异国情调。”

“他是对的。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

“在台湾的中间，台北的西南部。”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

“你上谷歌搜了吗？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的饭还是偏台中口味的。”

“特别是像左宗棠鸡和橙汁牛肉。”

“我是说真正的食物。”她说。

“朱诺洛克。”

“你会一直拿这个笑话来逗我吧，对不对？”

“你在我这里估计翻不了身了，哦，德沃夏克，嗯？”

“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自新大陆》，他就成了我最主要的男人。而买到这本的时机刚刚好，简直完美，因为我将在星期天下午演奏他的长笛和钢琴奏鸣曲。就是A小调的那首。”

“幸亏你仔细说明了一下。所以你是一名音乐家。”

“还不算，但是计划当一名。”

“一位刚露头角的音乐家。你在做公演吗？”

“那只是个学生练习演奏。我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我在餐厅度过全天时间，晚上一半的时间去学院上课，其余都是练习的时间。你想来吗？我的意思是说，这只是一个学生的练习演奏会，我们谁都还没有去参加爱乐乐团的试镜考试，但另一方面演奏的门票与博赫尔森先生的书价相同。”

“也是十块钱吗？”

“免费的。你可以带来那位，嗯——”

“她的名字叫卡洛琳，”我说，并决定回答这个并未被提起的问题，“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不是一对情侣。而且她，呃，喜欢女孩子。”

“你知道吗，我隐约察觉到了——”

“是因为她的发型。”

“但是你们一直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同时看到过你们两个，但我的意思是，你们总是轮流来，每次每人都是买两份食物，朱诺洛克还有其他的——”

“我知道。”

“呃，那你——”

“我也和卡洛琳一样，”我说，“就是说我们都喜欢女孩子。”

“我也有这种感觉。哦，天啊，我迟到了。我应该去排练的。我的朋友肯定要杀了我。”

“他是吹笛子的那个吗？”

“是弹钢琴的那个。我是吹笛子的，而大多数人说笛手时的发音都不正确，但你却是正确的发音，不是吗？这不知为什么让我感到高兴。”

“我也不知道。你的演奏在星期天的什么时候？”

“爱丽丝·塔利演奏厅下午三点钟。座位可以随便坐，所以你可能需要早一点到。你真的会来吗？”

“我不会错过的。”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对于吹木管乐器的女人有奇怪的迷恋。”

“真的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这是人生的奥秘之一。我很高兴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很高兴。但是我可能也有你刚提到的另一个癖好。”

“我希望是对亚洲女性，而不是对大胸。”

“比这个更具体些。是针对来自台北聪明可爱的女孩的。”

“可爱？我的虎妈听到你用这个词形容我会感到非常骄傲的。哦，糟糕，我真的要晚了——”

“我知道了。周日下午三点，爱丽丝·塔利演奏厅。然后我们去吃晚餐。”

“太棒了。但有一件事，伯尼——”

“只要不是中国菜——”

“哦，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了。”她说，然后飞身出门。

42

凯蒂离开时大概是六点十五分，如果她再多等五分钟，她就可以帮卡洛琳扶着门。卡洛琳弄来了两瓶博若莱红酒和一盘来自甜蜜苦痛奶酪餐厅的聚会拼盘。当我试图弄清楚该把各种东西放在哪里的时候，她拿下了挂在门上营业或关门的标牌，标牌上显示的文字一般取决于标牌到底是朝哪一个方向，她换上一块用手写的纸板，上面写着“私人聚会”。

“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类似节日的时刻，”她说，“至少当你把地毯从他们身下拉下来时，他们会往正确的方向倒去。我希望他们不介意用塑料杯喝酒。”

如果介意，他们至少很有礼貌地没有表示出来。在指定时间的十五分钟前，第一个到来的是位手上涂着明亮的红色指甲油的苗条长金发女郎。

“哦，我来得早了点儿，”她说，“我通常是那个早到的，而我要见的人通常会迟到。我是迪尔德丽·奥斯特迈尔。”

我见过她的照片所以认出了她，就像我认出了之后来访的客人一样，博伊德·奥斯特迈尔和史蒂芬·凯恩斯。他们身形高大，棕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他们的身上有着因长期运动隆起的肌肉，在切尔西健身房T恤和紧身莱威牛仔裤的包裹下非常有型。博伊德脸上有修剪完美的胡子，给拼盘里的奶酪投去专业的评审眼光，然后对其颇具吸引力的摆设表示赞叹。史蒂芬，没有胡子的那个，称赞葡萄酒选得很不错。

梅雷迪思·奥斯特迈尔和尼尔斯·卡尔德由一名穿着制服的巡逻员护送而来，巡逻员名叫莫顿·奥法隆，是个骨瘦如柴的家伙，脸上有尖耸的鼻子和带尖儿的下巴。梅雷迪思看上去更像是那种性感的大地母亲型，全身肉嘟嘟的，带着温暖。而她的丈夫则像一节弹簧般悠闲自在。我不难想象出他在一个小舞台上来回踱步并告诉演员们该如何做的样子。他往杯子里装满葡萄酒，但是没有要奶酪。而他的妻子梅雷迪思，则扮成斯普拉特夫人 [1] ，和他的选择完全反过来。

巡逻员奥法隆既没有要酒也没吃奶酪，但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观察到在场每个人的地方。可不久之后，他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谈话的人——另一名便衣警察（但不难让人看出他的职业）与杰克逊·奥斯特迈尔先后走进屋来。杰克逊看起来就像一个律师，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理发成本恐怕超过了警察穿的衣服，而他身上穿的定制西装恐怕比外边停的警车还贵。

我没有听到便衣警察的名字，我也不认为他告诉过我，但我听到奥法隆称他为汤姆。

卡洛琳晃悠到我的身边，视线在房间里扫动。“他们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人。”她说。

“确实是的，”我同意道，“而且他们都在交谈，就像人们在社交聚会场合上做的那样。你真是个天才，想到葡萄酒和奶酪拼盘。”

“唔，你总会需要一些东西来打破沉默，伯尼。如果不是用这个，你就得让梅雷迪思和尼尔斯请大家把每个人的钥匙都放进帽子里 [2] 。”

这个时候屋里的交谈声有着优雅的聚会韵调，当门再次打开时，屋里的声音足以淹没门口的铃铛声。不过，一定是有什么事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因为房间安静了下来，然后大家都把头转过去看向最新到来的人。

在雷·基希曼身旁的是一位身着三件套西装的中年男子。他的翻领上缝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一颗小黄铜片的纽扣，但是我不能看清楚上面的图案是什么样的，也无法猜测出它是为支持哪位候选人而做的。

“诸位，晚上好，”雷说，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我叫雷·基希曼，是纽约警察局的警探，但是就像我今天晚上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这次的聚会完全是非官方性质的。我想你们都彼此认识，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兄弟姐妹。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这里的这位绅士，他是我请来帮助我们大家的。”

众人的眼睛从雷转到他身边的男人身上。

“这位先生名叫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他说，梅雷迪思·奥斯特迈尔把奶酪拼盘传了过去，就在她的妹妹迪尔德丽拿过来两杯葡萄酒的时候。

“现在我会把事情交给我们今晚的主人，”雷说，“这位是伯尼·罗登巴尔，是我认识了多年的一个人，他除了拥有这家满是旧书的书店以外，还有一些可以把兔子和帽子区别开的真本领。伯尼，你觉得你可以开始了吗？”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了，而其中大部分眼神都有些迷茫。只有一个例外，那双眼睛今晚第一次直视着我。

不过，我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欢迎来到巴尼嘉书店，”我说，“我想你们一定都想知道我今晚为什么把你们召到这里来。”

“不久以前，”我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它触动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海伦·奥斯特迈尔，今天晚上在座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去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一场歌剧演出。中场休息时，她告诉一位朋友她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想要早些离去。

“她坐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但显然那天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花生有了接触，而她本人对花生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回家的时候，她没有好转，反而感觉更糟了。她试图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以抵制她已经开始经历的过敏性休克，但这一针来得太少太迟了，她微弱的心脏无法应付巨大的压力。她跌倒在地，躺在那里。”

迪尔德丽眼里含着眼泪不肯掉下来。史蒂芬则握住了博伊德的肩膀，安慰着他，尼尔斯对梅雷迪思也做了一样的动作。

“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说，“但这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海伦·奥斯特迈尔幼年时便患上了哮喘，而且对很多东西都过敏。随着她的成长，哮喘消退了，过敏症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它们又回来了，而且一路发展成心脏病。虽然她可能已经比预期的多活了好多年，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夺去生命。”

“至少它来得很快，”迪尔德丽说，“她没有受什么苦。”

“她直到最后都还精力充沛，”博伊德说，“而且她会很讨厌卧床不起，幸亏她没有去受那个罪。”

“博物馆新展、歌剧、话剧，”梅雷迪思说，“那些事情就是她的人生。如果没有它们，她就不会想继续下去。”

“她去世前还很康健，”杰克逊补充道，“她在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她对那个前景感到十分恐慌。当她的一个好朋友出现早期的老年痴呆症迹象时，她大受震动。”

“她告诉我，希望自己在变成那样之前就死掉。”博伊德说，而迪尔德丽附和道她也被告知了同样的事情。

“不过，”我说，“这还是一件让人感到难过的事。”

房间里传来一阵赞同的声音。

“而且，”我继续说，“这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哦，我是说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倒地不起——这些都是无法预防的。但在海伦·奥斯特迈尔倒地不久之后，有人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而且走过了她躺倒的地方。这个人有自己的钥匙，而且知道这个时候的房子应该是空的，因为管家已经在几个小时前离去，而奥斯特迈尔太太则应该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院里，至少还要一个小时以上才回来。”

“这也我想到的第一种可能，”迪尔德丽说，“当我发现她时，所有的东西都散落在她的身边，仿佛一个小偷一直在寻找什么。我猜是因为她走进门时看到了那个贼，而他就杀了她。或者如果他没有真的打她或刺伤她，看到他的震惊也可能会导致妈妈心脏病发作。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不是吗？”

“那也是我们想到的第一种可能，”雷对他们说，“在我们开始调查以后，就发现她身上没有任何遭受暴力的迹象。”

“让我们先来专注于入侵者，”我说，“我们对他有什么了解？”

“如果那个入侵者是男性的话，”梅雷迪思说，“我想那就排除了我和迪尔德丽。”

“的确是一位男性，”我同意了，“而且不是任何一位奥斯特迈尔家的孩子，或他们的伴侣之一。当然他也不是警察，那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了很多。入侵者使用过其他的名字，但他今晚在这里是以他出生的名字来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他的名字就是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我相信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我看了一眼现在看起来很迷惑的杰克逊。“我是史密斯先生的代表律师，”他说，“但我不确定在没有律师与客户的特权保护下，我还能说多少。”

“你是史密斯先生的税务代表。”

“没错。”

“那么你可以自由发言，”我说，“史密斯先生的税务情况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你们的专业关系也不在这方面。他不是在寻求你的专业建议，奥斯特迈尔先生。而是你正在寻求他的建议。”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杰克逊说，“但你可以在这里打住了。我想你已经发现了奥尔顿去过我母亲家的一些证据。那么，他的确是应我的邀请，在我的陪伴下去母亲家里的。而这发生在事件的两个星期之前。”

“那时你母亲在家吗？”

“不在，”他说，“我带他去家里的时候，她正在一家博物馆参加展览开幕会。但是我恐怕不记得是哪一家博物馆了。那有什么关系吗？”

“对我来说没有，”我说，“但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把自己的客户带到你母亲的家里去？”

他宁愿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选择，因为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盯着他看。他说：“奥尔顿对美国早期艺术了如指掌。我父亲多年来收集了很多肖像画。先祖们，我们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我想他们很有可能是某个人的祖先，只不过不是我们的。它们都只是买来做装饰的画，但我总是想着……”

“想知道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博伊德猜测。

“嗯，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画里的内容或者作画的艺术家，它们只是在我们长大时一直挂在墙上的严肃面孔。假设其中有一幅是由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或托马斯·艾金斯，或者其他一些重要的画家画的呢？”

“难道母亲会不知道吗？”

“她对这些比我们更重视吗？我只是觉得知道价钱会比较好。”

“如果其中一幅真是稀有珍品，”这是来自梅雷迪思的想法，“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服她去把画脱手卖掉。”

“她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东西，”迪尔德丽说，“‘等我走了，亲爱的，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你想要的东西做任何事情’，这就是她说的，你知道。”

“另一方面，”博伊德说，“我们这些敬爱的先祖之一，也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被默默地从房子里拿出去。”

“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杰克逊说，“而且如果那幅被拿出去的画真的被卖掉了，你们都会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大家冲他翻了翻眼睛，但他仍继续说，“但是无所谓，这些先祖的肖像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离无价之宝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即使拍卖，它们每幅也就只值一两千而已。”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的，杰克？”

“我列了一个清单，”他说，“所有画画的艺术家的名字，如果我可以在画上看出他们的名字的话，然后我用手机给它们拍了几张照片，向奥尔顿展示了这一切。他说这里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是如果他能亲自去查看一下，就可以确保我们不会漏掉某幅真正的宝贝。所以我就带他过去了——”

“而且是当你知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这件事烦她。我们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出来了。奥尔顿没有用很长时间就把他需要看的一切都看了。”

“啊，”我说，“史密斯先生，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就像我原先预期的，先生。美国的肖像，其中大多数是十八世纪所作，而画画的艺术家们也都是些无名小卒，或者说无名对他们来讲可能更好一些。有些画画得还算不错，其他的就没那么好了。这些对一位室内装潢师来说可能还有些意思，或者某位需要一两幅先祖像的人会感兴趣，但没有一幅具有真正的价值。”他笑了，“没有什么可以诱惑到一个小偷。”

“那么没有什么是你自己想要的。”

“很难有，”他说，“正如杰克逊所说，我对艺术有一点了解，特别是那个时期的画。但我自己并不收集。”

“但是你却回来了，”我说，“这一次没有奥斯特迈尔先生的陪伴，在你知道房子是空的那一小时里。”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又怎么能把门打开呢？”他盯住我的眼睛，“不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他说，“不需要钥匙就可以打开锁，但是——”

“我本是有钥匙的。”杰克逊突然说。

“那当然，”梅雷迪思说，“我们都有钥匙。你带史密斯先生去看画的时候，用的一定是你自己的那把。”

“然后我有几天找不到那把钥匙了，”杰克逊说，“先是找不到了，几天以后，它又回到了我的钥匙圈上，而几天前我还没有在那上面看到它。”他盯着史密斯，“奥尔顿，你到底为什么要拿走我的钥匙呢？”

“这太可笑了。”史密斯说。

“你把它拿走了，不是吗？然后你去复制了，再把它放回我的钥匙圈上。那期间我们进行了三次不必要的磋商，只是每一次我都是按时收费的，所以我很难做出什么反对，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需要见我那么多次。你想要我的钥匙。”

“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我不这么认为。”杰克逊的身板似乎挺得更直了，眉头也皱了起来，“你净找我说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说，“而悠闲的喋喋不休从来不是你的风格，可是突然之间，你却在我的收费时间询问我母亲平时都做些什么。天啊，奥尔顿，你竟然闯进了我母亲的房子！”

有人提起一些关于防盗报警器的事。“她并不总是把报警器开着。”博伊德说。杰克逊说，当他陪史密斯一起进去时，报警器就没有被打开。

“但是你注意到了墙上的键盘，”他对史密斯说，“你说你希望这个密码组合不会太难，要让我母亲能记得住。我还告诉过你那是什么！”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这番谈话，杰克逊。而且即便我们有过这个谈话，我也肯定没有记下什么数字组合。”

“那么这就很有趣了，”我说，“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我知道如果某人现在去你在柳树街的那栋房子的二楼会客厅里，他会在书桌右上角的抽屉里看到一个笔记本，然后他会发现那上面写的正是那四位数字的组合。”

“如果真有人那么做了，”史密斯说，瞪着我，“那也绝对无法说明什么，因为那四个数字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一二三四，一个非普通的序列，而且——”

他停了下来，房间里的大部分呼吸声也停了下来。我可以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如果他没有回想起那场谈话，也没有碰巧把这四个数字密码记下来，他怎么会这么巧就记起了那些数字密码的顺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来自一首一六三九年的英文儿童歌谣，里面杰克·斯普拉特先生只吃瘦肉，而他的夫人只吃肥肉，所以他们的盘子干干净净，是鼓励小朋友吃光饭的意思。

[2] 在互换夫妻的游戏里，通常会这样做来选择如何交换。

43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我说，“是贪婪，而各种贪婪几乎一致的特征就是它没有限度。也许你们听说过一个谚语故事，一位农民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贪婪的，他只想要和自家的土地挨着的那块地方。但贪婪是无法被喂饱的。你喂得越多，就越饿。

“对金钱的贪婪是我们最经常想到的一种。是贪婪让人们去玩彩票，那种无法满足的贪婪让彩票的赢家还会接着去玩。为什么一个人即使赢得了九位数的大奖，还要重新排队买彩票呢？因为，就像那个农夫，贪婪是没有限度的。它让人总想要更多。

“但是贪婪也有其他的形式。有时候，它像一种饥饿感，比如不停地需要更多的性伴侣和更强烈的性体验。”我非常小心地不去看梅雷迪思和尼尔斯，却犯了看向博伊德和史蒂芬的错误，后者红了脸。谁又能猜得到呢？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我说，但是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是一位收藏家，正是对某种东西特殊的痴迷，使他成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贪婪的人。”

“你说得够多了，”史密斯说，“我要走了。”

“不行，”雷说，“我不认为你可以走。”

“哦？那你要逮捕我吗？”

“还没有，”雷告诉他，“但你想我成全你吗？”

史密斯要反对，又改变了主意。“好吧，我也可以留下来听听。”他说。

“你是一个收藏家，”我说，“对某个主题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个主题就是纽扣。你收集纽扣，从服装纽扣，政治运动纽扣，到军服上的纽扣，以及其他各种纽扣。你也收集有关纽扣的书籍，以及人物名字为纽扣(巴顿）的书。”

“就像本杰明·巴顿一样，”史蒂芬说，扬起一个明亮的笑容，“我们还看过这部电影。”

“是布拉德·皮特出演的。”博伊德回忆说。

“就像本杰明·巴顿，”我同意道，“真实生活里名叫巴顿的人还真的没有很多，而他们其中一位还算有些名气。”

我等着在座的人提供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当没有人提的时候，我有意地看了看卡洛琳。

“比如像巴顿·格威内特。”她说。

“那个签名人，”尼尔斯·卡尔德说，“是很少听到他。”

“他的签名就更加难以获得。”我说，又和在座的分享了关于这个男人的一两件轶事，我在前文已经讲过很多，这里便不再和你赘述了。

“史密斯先生痴迷于纽扣，”我继续说下去，“并且很快就开始着迷于巴顿·格威内特的种种。他的收藏品包括十分罕见的关于这个人的书籍，以及这个人的出生地佐治亚州格威内特郡的原版郡徽设计手绘图。那幅手绘图现在就挂在他书房的墙上。”

有人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有异眼，”我说，“这是一个超能力，我学会了不去质疑它。我认识史密斯先生是起因于他觉得我可以帮助他去获取一把上面刻着巴顿·格威内特像的勺子。勺子是一位来自纽约的银匠所制，他名叫迈耶·迈耶斯，而且——”

“你是说迈耶·迈耶，”雷打断了我的话，“埃德·麦克班恩书里的角色。对我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他写关于警察的故事，而且写得很到位。警察是他书中的好人，即使是坏警察在他的笔下也都还说得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把这句话的措辞再润色一下，”我说，“它就可以用来当书开篇的引言了。‘这是我会读的那类书，因为即使是里面的坏警察，人物塑造也是好的——纽约警察局雷·基希曼’，这句话听上去很有味道。但那是迈耶·迈耶，我在这里讨论的另有其人。”

“是迈耶·迈耶斯。”卡洛琳很有帮助地说。

“他制作了巴顿·格威内特的银勺，而史密斯先生对它很是垂涎，就像他对许多其他的东西也很是垂涎一样。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帮他弄到勺子，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史密斯先生发出了一个声音。一声不屑的闷哼，你也许可以这样形容。

“所以你就是这样认识他的，”迪尔德丽说，“而且也解释了你为什么知道挂在他墙上的东西。”

“也可能是的，”我同意道，转向杰克逊，“当你给史密斯先生看你家里的画作清单时，里面有一位艺术家名叫昌塞林。”

“好像是这个名字，”杰克逊说，“画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但是不太好认。昌塞勒，昌塞林什么的。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首字母。”

“那应该是字母J。”

“你说是就是吧。”

“J.昌塞林，”我说，“除了他的姓氏和这个首字母以外，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而他为我们的朋友巴顿·格威内特绘制了他唯一的一幅为世人所知的肖像。这幅画在一个多世纪前便销声匿迹，落在了你们母亲在第九十二街的房子里，被挂在主卧室的墙上，一挂就是好多年。”

“但现在它不在那里了吗？”

“恐怕不在了。但是，如果你去拜访史密斯先生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你会发现那幅肖像，有着J.昌塞林的签名，被挂在一个备受珍视的地方。”

不知道是否可以将沉默适当地描述为沉思性的？如果可以，现在房间里的沉默就是那样的。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将它打破。“我确实在杰克逊的艺术家名单上看到了这个名字，”他说，“只是我并不相信那画是昌塞林的。那个签字更像是昌塞勒。不过，我想知道它会不会是昌塞林的另一幅画，甚至也许它会是格威内特的第二幅画像。”

“第二幅画像。”我说。

“因为我已经拥有他给巴顿·格威内特画的第一幅肖像，而且我拥有它已经很多年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应该小心不去透露我是怎么把画弄到手的。它的来历有些不太正当，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不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交易，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交易，但肯定也不能算得上有多道德。所以我确实很想亲自去看一下杰克逊的那幅画，可我看到了以后才知道，画根本就不是昌塞林的，而画中的人物当然也不是格威内特。如果你说那幅画已经不在它本来的地方，那么我也猜不出来它到底是去哪儿了，因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把它偷出去。”

“萨基 [1] 写过一个短篇故事，”我说，“名字叫《敞开的窗户》，你们有没有读过？”

他们都没有。嗯，我并不感到惊讶，这年头谁还读书呢？

“我提到它，”我说，“是因为那个故事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很有才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精彩的即兴创作。我不得不说，你和她不相上下。我对你发明了五代博腾·巴顿的整个故事印象深刻，但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想出那个故事。但刚才那段确实是即兴而成的，我不得不说我很佩服。”

而杰克逊显然也是，也许是他刚刚意识到他有可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你知道吗，”他说，“你在这里做的指责是很严重的。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是有家底的人。如果有他想收藏的东西，他可以写一张支票。他犯不着用偷盗的手段去获取。”

“或者他也可能会雇用一些不道德的盗贼去代替他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我说，“但即使如此他也还是违法了，只是没有弄脏他的手。但也许他发现他实际上想弄脏。而这一次他觉得正是时候。”

我让他们想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下面我来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史密斯先生看到这幅画，然后立即认出了它是什么，也就是昌塞林失踪多年的巴顿·格威内特肖像。他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它，但如何得到呢？他的律师需要钱，但这幅画不是他可以卖的，画属于律师的母亲，而老太太完全不希望放弃自己的任何财产，那和把她从老房子里搬出来一样困难，虽然那栋房子让她一个人住确实太大了。可老太太就是想要保持她周围的环境一成不变，而那是不是也包括她墙上的画呢？

“即便他能清除这个障碍，他又怎么能确定这张肖像画最后能落在他的手中呢？如果杰克逊·奥斯特迈尔知道自己拥有一幅什么画，他难道不会想要把它卖个最好的价格吗？而那不是就意味着肖像会被公之于众，还会在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行里被拍卖？买家将包括所有人，从佐治亚州历史学会的代表到一些来自阿联酋的石油大亨，都可能会希望在俄罗斯的某位巨商把它买下之前就抢走。

“史密斯先生可能是一位富有的人，但他的财富来源是很老式的。他继承了它，虽然这些财富可以为他提供奢侈的生活，甚至还更多一些，但他的财富并没有达到数十亿。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他可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他贪婪的本性。

“所以正是这幅画，他必须拥有的画，也许他觉得这是他的权利。毕竟是他发现了画，不是吗？他在清单中认出了昌塞林的名字，然后又在杰克逊母亲的家里看到了画上格威内特的脸。这不正是给了他对这幅画的一点儿精神所有权吗？”

我的目光与史密斯的锁在一起。“然后你是这么做的。你先告诉杰克逊他先祖的肖像值不了多少钱，无法解决任何人的财务问题，这样杰克逊就不会再惦记这幅画了。然后你把他母亲家的钥匙从他的钥匙圈上拿下来，将它拿去复制后又放回去。你通过和杰克逊谈话确定了他的母亲什么时候会离开家，房子届时会是空的。”

“你去拜访了那栋房子，但不是空手去的。如果你不想让人对你的拜访有任何察觉，就必须安排出肖像画没有被人动过的样子。这就意味着需要找到另一幅画来代替原本挂画的地方。画像原本在楼上的主卧室里，画后盖着墙壁上的保险箱。”

“所以你带来了一幅画。你可能去各种画廊和古董店里搜寻了一张和那幅肖像画镜框差不多大的肖像画。但是，那么做会花费你一两千美元，而且去找这样一幅画也费时费力，而你在自己的屋子周围看了一圈，然后选了一张，它是一幅博物馆的高仿画，裱它的画框很是高雅。由约翰·康斯太勃尔所作，生于一七七六年卒于一八三七年，画的是在草坪上的牛。”

“那些奶牛，”迪尔德丽说，“我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母亲时，用眼睛的余光刚好看到了它们。当时我就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它们有多奇怪。我当然没有注意过，因为它们以前根本就不在那里。”她皱着眉头，“但那些奶牛是被挂在西墙那里的，就在皮制顶面的圆形小桌上方。你不是说格威内特的画像在楼上吗？”

“挡着保险箱，”我说，“但那是你母亲睡觉的房间，而且他意识到，如果一幅乡村的景观画突然取代了一位先祖的画像，马上就会引起老太太的注意。

“所以他将楼下的一幅先祖肖像画像挪到楼上，去换出他心爱的巴顿·格威内特的画像。而那幅画放在楼上一点儿也不显得突兀，很合适。

“而康斯太勃尔的乡村奶牛画和客厅的装饰搭配得很好。只是画的大小出了纰漏。它比原本的先祖画像更高。墙壁的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暗，只除了曾被覆盖的地方，如果你现在认真地查看康斯太勃尔的那幅画，就会发现它身后有一块大小不一样的画框印记。”

“也许那也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迪尔德丽说。

“本来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注意到什么，”我说，“只是发生了你母亲的悲剧。由于她提前离开了歌剧院，比预期更早回到家，然后非常不幸的事就发生了。史密斯先生在一个小时左右以后出现，我相信他在使用钥匙开门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按响门铃。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在家，他可以说自己找错了地址，然后换到另外一个晚上再来拜访。”

“但房子的女主人不仅在家，这已经是很不方便了，而且她已经死了，这就更糟糕了。”

“特别是对那位女主人来说。”卡洛琳说。

“所以你按响了门铃，”我告诉史密斯，“也许你还按了两次，就是为了确保无误。当没有人来应门时，你就用钥匙开门走进了屋子，你首先看到的便是海伦·奥斯特迈尔躺在地毯上。”

有人抽泣了一声。是梅雷迪思，我想。

“一个专业的盗贼，”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会转身离开。只有一个业余的新手，心被贪婪蒙蔽，才会留下来继续偷盗。而你已经在屋里了，巴顿·格威内特的肖像就在楼上等着你，你怎么可能抵制这个诱惑呢？

“此外，如果这个女人死了，那么她的遗产就会被评估。某个精明的评估员会不会发现格威内特肖像的真正价值？而你能在金钱上赢得了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吗？你已经到这里了，已经在老太太的家里了，你怀里揣着用来替换的康斯太勃尔的画，而现在你甚至不必担心房子的女主人把你当场抓个正着。因为她已经在那里了，而且再也不会走到任何地方。

“所以你下定决心开始干活儿。你从墙上拽下一幅先祖画像，把康斯太勃尔挂在它的位置上。然后你把这张肖像带到楼上，把它和巴顿·格威内特的肖像互换了位置，然后回到客厅。”

“最后离开房子。”博伊德说。

“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我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难给史密斯先生做什么定论。我们可以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可以推断出有一个入侵者出现在现场，还有他做了什么和为什么，但我们怎么能确定那个入侵者一定是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而不是别人？”

“你不能确定，”史密斯说，“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一定是其他什么人也了解到了这幅画像。也许杰克逊把他家里的画作清单给其他感兴趣的人看过。”

“如果你只是拿到肖像就走了，你的说法是有可能成立的，”我说，“但你没有就此打住，不是吗？”

“请你再说一遍？”

“你还看到了别的东西，”我说，“而你抵挡不住诱惑。你不能让自己就这么离开那里而没有拿到它。”

迪尔德丽说：“我就知道有人到过家里。其实我以为是有人杀死了妈妈，我还在想他可能还偷走了什么。那么还有别的东西失踪了吗？”

“一枚纽扣。”我说。

[1] 萨基（Saki，1870—1916），英国著名讽刺短篇小说家，剧作家以文笔诙谐幽默著称。

44

“当奥斯特迈尔夫人从歌剧院回来的时候，”我说，“她穿着一件非常特别的外套。暗绿的颜色，在领口上镶有皮毛。”

“一件看上去很时髦的外套，”博伊德说，“如果是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那一件。我记得它是阿尔文·泰尼鲍姆牌的。”

“就是那件，”迪尔德丽说，“但是她把它脱下来了。搭在椅子上。”

“是的，”我同意道，“而且我想知道她怎么会那么做。除非是你把它挪了过去。”

迪尔德丽说她没有碰过那件外套：“但是你说得对，你不会脱下外套，就把它扔在椅子上。”

“她会挂起来的，”梅雷迪思说，“除非，你知道的，她正在过敏反应中。但那样的话大衣不就会落在地板上了吗？”

“我不知道，”杰克逊说，“你到底能从放外套的方式推断出多少事情来？如果她觉得头晕眼花，也可以把它扔在任何地方。”

“那件外套唯一让我注意到的只有一件事。”我说，“当我仔细查看的时候，我发现它缺了一枚纽扣。”

“一枚纽扣。”有人说。

“这件外套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纽扣，”我说，“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在我看来，而且它们似乎是出自蒂芙尼工作室之手。”

“就是他们做的，”梅雷迪思说，“她在麦迪逊大街上买了一套，我忘了具体在哪里，她从泰尼鲍姆订了大衣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要用蒂芙尼的纽扣。”

“她的品位总是那么好，”博伊德说，“你提到大衣缺了一枚纽扣？”

“衣服上一共有两排五对纽扣，”我说，“但是右排最下面的纽扣却没有了。我检查了一下，上面没有剩下一点线头来显示纽扣没丢以前的位置。”

史蒂芬建议说：“也许掉在歌剧院里了，你检查她的口袋了吗？如果是我掉了一枚纽扣，我会把它放在那件衣服的口袋里，这样的话等我稍后发现时，我才能记得把它再缝回去。”

“任何口袋里都没有纽扣，”我说，“雷，你在老太太的钱包里找到纽扣了吗？”

他不会找到的。迪尔德丽说这枚纽扣可能已经丢了好几周了，而当她的母亲发现它不见了的时候，她就决定把难看的线头拔下去。

“我想她会做得比这更多，”我说，“这个纽扣很难去买新的来替换，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她是一位非常挑剔的女士，不会让大衣一边挂着五枚纽扣，而另一边只有四枚。但这也只是猜测，我们只讨论事实会更容易些。”

“而事实是，那位来盗取巴顿·格威内特肖像画的男人在地板上看到这样一件外套，外套的主人把它扔在那里。而上面的纽扣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来它们是蒂芙尼工作室的杰作，所以他也想要一个。他很可能想要所有的十个，但此时此刻，只拥有一颗他也同样感到满足。

“而把一枚纽扣取下来是不会耽搁他太久的。用一把小刀或指甲锉就可以剪断缝纽扣的线。如果不这样做，用力把纽扣拽下来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会把剩下的线头清理干净来掩饰他所做的一切，再把外套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就算大功告成。”

“事实，”史密斯说，“讲事实而不是猜测。这是不是你说的？”

“和我说的差不了多少。”我说道。

“嗯，可是至今为止你讲的一切都只能算是猜测，而且所有的猜测都建立在一颗失踪的纽扣上面。就算是我拿走了这枚纽扣，它现在在哪里呢？”

“在你家里，”我说，“就是你布鲁克林高地的房子。在书桌抽屉里，如果我不得不去猜一猜的话。”

“你可以随便去找，”他说，“但你是不会在我家里发现这样的纽扣。”

我看了雷一眼。“等一下，”他说，然后拿出手机。按了一组数字，又对某人低声说了会儿话，在手机上点了一通。“啊，搞定啦，”他说，“搁在过去，你得让警察们满城地跑，拿着宝丽来相机照来照去，还得打破几条交通法规，才算完事儿。可现在只要在手机上点一点，你就都搞定了。”他举起手机，我的客人们都挤过去看他的屏幕。

“这张是挂在保险箱上的肖像，”杰克·奥斯特迈尔宣布，“我想这人应该就是巴顿·格威内特，虽然我们以前只知道他是别的什么人的先祖。”

“而它旁边的就是格威内特郡郡徽的手绘图，”雷说，“我把史密斯先生接过来之后，就马上从布鲁克林南局派出了几个人，他们带着搜捕证去了他的房子。其中一个人照了这张照片，刚刚给我发了过来。照得还不错，不是吗？”

史密斯说：“我已经解释了我是怎么获得巴顿·格威内特的肖像的。如果你对艺术有一点儿慧眼，杰克逊，你永远不会错把你给我看的那幅粗糙的破画当成这幅。而至于那颗推断中的纽扣——”

“对了，说到纽扣，”雷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看出来它是破烂 [1] 的。在我看来它还挺好的，”他点了一下，再次拿起手机，“这张对你来说怎么样？”

手机上的纽扣看起来很像是海伦·奥斯特迈尔那件暗绿色外套上的蒂芙尼纽扣，被放在抽屉里，旁边是一张笔记纸，纸上有人写了从一到四的一组数字。

史密斯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我一直希望他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再即兴编造一段借口，来解释这颗纽扣是怎么会出现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的，而且还离防盗报警器的密码组合这么近。但是他当然不能解释，因为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把偷来的纽扣藏到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它却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他书桌的抽屉里。

如果时间允许，他本可以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想清楚。这第二枚纽扣，由在他之后的某位入侵者从同一件外套上剪下来，并故意把它放在他的抽屉里，好让某个有搜查证的警察可以找到它。毕竟，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个小计谋迟早可以被他搞明白。

但是现在的他处于极度震惊之中。

雷向两个警察点了点头，他们朝史密斯逼近。便衣警察汤姆上前对着史密斯朗读了他的权利，而奥法隆则铐上了他的双手。

“入室盗窃把画偷走已经够坏的了，”雷说，“连死者外套上的纽扣都不放过，实在是低级，但是一个女人在你面前垂死挣扎你却站着无动于衷，我想不出比这更坏的事情了。”

“她那时候已经死了。”

“谢谢你这么说，”他说，“而且是在给你读了你的权利以后。不过，你是怎么确定她死了的呢？你有没有至少去把把她的脉？或者检查一下她的呼吸？再或者叫辆救护车，让急救人员可以有机会看看她还有没有剩下一口气让他们来救？不，你着急抱着画逃出那里。你有时间从她的大衣上剪掉一枚纽扣，但却没有时间打电话给九一一，试图拯救一个好女人的性命。”

两个警察带着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先后离去，关上门时房间里非常的安静。卡洛琳拿起最后一瓶葡萄酒，在全屋走了一圈，给空酒杯添上酒直到酒瓶空了为止。拼盘里还剩下很多奶酪。葡萄酒常常在奶酪被吃完以前就被喝光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尼尔斯·卡尔德想知道可以给史密斯定什么罪。“除了与盗窃相关的事情，”他说，“他没有给九一一打电话算是犯法吗？”

杰克逊也提出了一些可能定的罪。可以告他对垂死之人置之不理，这个罪名不限死者死因到底是什么，也不管他母亲当时确切的健康情况如何。他说：“当他在那里时，我们几乎无法确认她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而在场的史密斯也不能确定，所以我认为对垂死之人置之不理的指控可能是成立的。”

“告他是帮凶怎么样？”雷说。

“帮什么凶呢？”

“对某件事的帮凶。”他说。

“某件事？什么事？”

他耸耸肩：“你怎么想，伯尼？谋杀这件事听上去如何？”

“哦，对，”我说，“我正要讲到那里。”

[1] 英文里推理（Putative）和破烂（Putrid）这两个词发音类似。

45

“起初，”我说，“案件看起来好像是海伦·奥斯特迈尔惊到了闯进来的贼，也或者是闯进来的贼惊到了她。她的身上没有伤口，这就排除了凶杀案的嫌疑，但和贼撞见所受的惊吓可能引发了心脏病。”

杰克逊说：“恶意谋杀。”

“有可能，”我说，“直到有证据表明，这个盗贼是在她倒地身亡之后进去的。”

“除非当史密斯到达那里时，她还有呼吸。”博伊德说。

“我只是那么说来让他上钩，”雷告诉他们，“她那时已经死了。医学证据表明，她几乎是倒地时就死了。”

这句话足以使梅雷迪思颤了一下，迪尔德丽的脸上看起来也有点儿苍白。

“而死因，”我说，“是过敏性休克。”

“那就是自然原因，”杰克逊说，“所以不能算是谋杀。”

“如果是诱发过敏性休克的话是可以算的。”

“如何能诱发过敏性休克呢？”

“这很复杂，”我回答道，“但是要去解释一个女人如何能够对花生产生过敏反应却没有在她胃里找到任何过敏源的痕迹也一样复杂。一定是有些什么事情引起了她的反应。”

“他们现在已经停止在飞机上发放花生了，”梅雷迪思说，“因为就连花生的气味有时候也会引起过敏。”

“是可以的，”我说，“这里的情况便是如此。每一种气味都是细微的颗粒。我从迈克尔·康纳利小说中了解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闻到一些味道，你其实是把组成它的微小颗粒带入了你的系统。”

“真恶心。”史蒂芬说。

“但这确实可以解释，”博伊德说，“一定是有人在歌剧演出的时候撒出了花生，让她的衣服带上了这个味道。那就是为什么她会提早离开剧场。”

“你不认为是因为瓦格纳吗？让花生撒在你身上这事也许会发生在洋基体育场或大苹果马戏团，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这种事儿出在大都会剧院呢？无论如何，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不可能在林肯中心闻到花生的味道，却在半小时以后，一英里外的距离才会有什么反应。她是在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才闻到花生的味道的。”

“我不明白，”杰克逊说，“她是不会在家里放花生的。”

“对，她没有。是有人做了计划，确保她从歌剧院回到家时才会闻到花生的味道。而且那个味道一定非常浓烈，因为我第二天到现场时还能在空气中闻到。当时我觉得很迷惑，我知道肯定闻到了什么特别的气味，但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后来，当我得知她的死因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之前闻到的味道是什么。”

雷说：“那会杀死一个人吗，伯尼？只是闻了几颗花生？”

“可能不会，”我说，“但是会引起过敏反应，奥斯特迈尔夫人立刻感觉到了这种反应，就像她分辨出了能够造成这种反应的气味一样。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办。”

“她会给自己打一针，”他说，“就是那个叫什么注射剂的。”

“肾上腺素注射剂，”我说，“她的钱包里就有一支。那是一种被称为注射笔的注射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分成几次的剂量使用。我相信你在她的钱包里可以找到一支空的注射笔。”

“对。我们找到它后想到的第一个推测就是她在很久以前就用完了注射笔里的最后一剂，然后就忘记了要重新去开一剂替换。”

“但事实不是那样的，对吗？”

“对，”他说，“不是。”

“嗯，”杰克逊说，“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我正要说到那里，律师先生。你看，我带来的这位顾问向我提出了一两个假设。我就去核实了一下，找到法医鉴定人员再去检查一遍尸体。他们查出有证据显示在大腿有注射痕迹。所以她当时确实给自己打了一针。”

“但是如果笔是空的——”

“不是，”我说，“在她给自己注射的时候不是空的。后来当警察发现她的钱包时，注射笔里装的东西已经被清空了。但那是在她给自己注射完，被里面的物质害死了之后。”

“是什么东西？”

“花生油，”雷说，“肌肉注射花生油，这便解释了是什么导致她的血液中有花生过敏源，而胃里却没有。她试图用来救自己的东西却杀死了自己。笔是空的，但里面仍残留了花生油的痕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是谋杀，”我说，“通过空气传播的花生颗粒会导致因花生的味道而引起的过敏反应，这有可能只是意外。但是偷换肾上腺素注射笔里的物质，让本来应该救人的药成了杀人的武器，这很难被解释成意外。”

早些时候在房间里的唏嘘声此时又重新回来了一次，这一次又是杰克逊打破了：“如果有人故意破坏注射器把里面的东西换成花生油——”

“这很难说是意外之举。”

“当然不是意外。但是，即使是故意这样做也只能算是有预谋的谋杀。”

“对，这看上去也不是一时半会儿想出来的。”我同意道。

“而且也不是个可以由外人做出来的事情。”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在座的一批人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的眼神在彼此身上来回逡巡。

“那将是我们中的一个。”杰克逊说。

“哦，不止一个。”我说。

“四个孩子，”我说，“你们都需要钱。而你们的母亲独自一人住在一栋对她来说过大的房子里安享晚年，如果她同意搬出来，你们可以迅速把房子卖个很高的价格。但是不，她想要留在已经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里，直到生命终结。

“而且她的心脏状况很糟糕，她还能期待什么样的生活呢？也许她已经有精神不济的迹象。也许她已经开始健忘，有时会怎么也想不起一个名字，或者说出正确的词。”

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在点头表示赞同。

“这样看来，”我说，“让她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仁慈的行为。而且如果做得对的话，可以让她走得既快又温和，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海伦·奥斯特迈尔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她的死亡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

谋杀这个词引来了一两口吸气声。

“她独自一人，”我说，开始设置场景，“在她最喜欢的大都会歌剧院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回到舒适的家里。走进客厅，她看到一个蓝色的盒子，里面裹着礼物。也许上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送给你，妈妈！或者现在把我打开！”

“谁能抵制这样的惊喜呢？她打开盒子，拉开包装纸想看看它包的是什么。但里面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股强烈的花生酱气味扑面而来，她马上感觉到她熟悉的过敏反应要来了。

“幸运的是她知道该怎么办，她甩掉外套，把手伸进钱包，找到肾上腺素注射笔。把它打开，然后给自己打了一针。但是，这不但没有阻止过敏反应继续发作，反而让它迅速恶化转为过敏性休克。没有过多久，老太太就死了。”

“哦，天哪，”梅雷迪思说，“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想到——”

“不要说了，”博伊德告诉她，“这位先生只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所以你什么也不应该说，梅雷迪思。我们谁都不应该说什么。”

“其实，”迪尔德丽说，“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如果我们说了什么——”

“那是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的，”杰克逊说，“我没听到有人给我们朗诵米兰达警告 [1] 。也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念我们的权利。”

“你当然知道这些，”雷说，“你就是律师，所以知道你的权利，还有任何在电视机前看过十五分钟以上电视的人也是知道的。但是，由于这次仅仅是家庭成员和朋友，以及其他对此案感兴趣的各位的私人聚会，所以我不会给你念诵权利，不是今晚。”

“私人的，”杰克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承认我想听听你接下来要说的，罗登巴尔。我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听起来好像你在指责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人谋杀了我们的母亲。”

“是他们三个，”我说，“这其实是一次集体努力。梅雷迪思，你去了A大道的一家诊所开了张肾上腺素注射笔的药方，就是你母亲随身携带的那种。然后你又在下个街区的一家药店拿到了装着肾上腺素的注射笔。诊所给了你一张收据，药店也给了，而你把它们都保留了下来。”

“太好了。”尼尔斯说。

“不过有没有收据都无所谓，”我说，“现在一切都记录在案。就目前来看，你对两个地方的拜访都有安全摄像头的摄像。无论如何，你买了笔，把它交给你的兄弟博伊德。”

博伊德翻了翻眼睛。“毫无疑问，你可以找出安全摄像头，上面显示着梅雷迪思把笔拿给我。”

我摇摇头。“在这件事上我可以指出的，”我说，“是一瓶六盎司的‘大自然最棒的冷榨花生油’，上面的标签保证瓶里只装有机种植的花生，而且里面含有细微的花生颗粒以确保在最大限度上保留花生的原味。虽然瓶子上的标签原话不完全是这样写的，但是意思差不多，因为那样的措辞往往会留在人的脑海里。”

“我是一个厨师和一名餐饮筹备人。”他说，“我的厨房里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但这一瓶没有和其他的油存在一起，不是吗？它被藏在另一个橱柜里。而且，从瓶子上印的最佳食用期来看，它应该是最近刚刚购买的。”

“那你也不能证明那瓶油就是在注射器里发现的油。”

“事实上，”雷说，“我们大概是可以证明这点的。你的这个产品这么特别，好吧，花生油不会有DNA，但也可以找到几乎类似的证明。你让几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来查，他们肯定可以查到的。”

“你把梅雷迪思给你的注射笔里的肾上腺素倒出去，”我告诉博伊德，“然后往里面灌了花生油。接着你把它交给了与母亲吃午饭的梅雷迪思，”我转向梅雷迪思，“你们两个人在天天汤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拿到了你母亲的钱包，把里面的笔调了包。你给她留下了一支装有花生油的笔，拿走了那支含有肾上腺素的。你把换下来的那支怎么样了？”

“我不会回答你的。”

“我希望你回答一下，”博伊德说，“如果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不会听着这些话。”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梅雷迪思，你不是应该把那支装肾上腺素的笔拿给你妹妹吗？这样迪尔德丽就可以在她发现你母亲的尸体后再把笔换回来。”

梅雷迪思张了嘴巴愣在那里，找不出话说。尼尔斯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只是假设，”他说，“好吧？”

“可以，请讲。”

“假设，我们没有人告诉梅雷迪思，在她换了笔之后该怎么办。让我们假设她对刚刚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她无法忍受把笔留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她把笔扔进了地铁的垃圾桶里。”

“实际上是扔进了下水道里，亲爱的。”

“我还是在假设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假设，”我说，“博伊德，你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你在搅拌机中粉碎了几盎司的花生，并将它们拿去给了迪尔德丽。迪尔德丽，你把它们包裹在礼盒的包装薄纸中，然后把它们装进一个礼盒里，并用丝带把它绑好。你母亲离开家不久之后，你自己开门进去，把盒子放在咖啡桌上，这样当你母亲回家进门时，那将会是她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然后你就回家了。你知道歌剧大约会什么时候结束，还有你母亲应该到家的时间。你等到那个时候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如果她接了电话你又会怎么办呢？”

“她怎么可能接呢？”

“哦，谁说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呢？也许花生的气味不足以产生过敏反应呢？那样的话她就没有理由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她的状态很好，然后接起电话。”

“但是你不能通过电话听出她的声音来判断该怎么办。也许你不得不问她几个问题，‘妈妈，你看到咖啡桌上的蓝色礼盒了吗？你把它打开了吗？’”

“如果她没有打开，那么你可以做出选择。你会选择告诉她什么呢？是去立即打开礼盒？还是告诉她不要打开？”

“哦，天哪，”迪尔德丽说，“她没有接电话，她没法接电话，她已经——”

“死了，”我说，“我给你出了一个真正的美人还是老虎 [2] 的问题，不是吗？当然，你不能完全肯定她已经死了，你是不会知道的，除非你亲自过去，在那里发现她的尸体，所以在此之前你一定要等待足够的时间。你等了等，再打电话给你母亲的朋友，她们告诉你她早些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使你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更有可能是成功了，但你仍然不得不花时间，再拨打母亲的电话号码几次。然后，你回到早些时候你去放礼盒的房子里。

“那里有你的母亲，躺在地板上，她的额头摸起来已经冰凉。注射笔还在她的腿上吗？”

“在她旁边的地毯上。”

“如果梅雷迪思把原来的笔拿给了你，”我说，“你可以把它们对换掉。但她没有，所以你不得不对现场做些手脚，因为注射笔里的物质有很大概率会被人检查。而花生油仍然是半满的，因为注射笔注射一次只能分配出一小点儿剂量。”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把这支笔和原来那支一样也送到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不，她习惯随身带着一支注射笔，它的消失会引起怀疑。所以你把它带到厨房或洗手间里，拔掉柱塞，把里面的物质一剂一剂地注入水槽或者马桶里。”

“所以到底还是把它扔进了下水道，”史蒂芬·凯恩斯说，然后把手捂到嘴上。“对不起，”他说，“我就是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了。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有这种令人讨厌的习惯，我有对着演出说话的习惯。”

“然后你回到客厅，”我对迪尔德丽说，“把空的注射笔放回你找到的地方。然后你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没有注射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给了自己一针，谁又能知道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呢？特别是如果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场景。例如一场入室抢劫。”

“但是盗贼确实去了那里，”杰克逊说，“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偷了一幅画。你刚刚在几分钟前就确定了这个事实。”

“是的，”我说，“但是你妹妹怎么会知道呢？”

“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更像是被龙卷风席卷过的拖车营地。”雷说。

“确实如此，”我说，“任何人都会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盗贼导致现场这么混乱。当我们知道盗贼的身份时，事情就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史密斯有一把钥匙，他可以进出这栋房子而不必留下任何证据，而现场有一具女人的尸体，这就让他有更多的理由要对此次到访保密。那么他为什么会把客厅的东西四处分散在整个地方呢？”

“嗯，他不会，他也没有。但是，迪尔德丽却灵光一现，想到做出一场入室抢劫的假象刚好是对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完美的伪装，而一个盗贼则是完美的凶手。当她倒下去的时候，妈妈不会在地板上撞到她的头吗？这不也可能是盗贼袭击她的结果吗？”

“所以她开始布置。她把粉碎的花生冲掉，把空盒子和里面的包装纸扔在地板上，让它们成为混乱现场的一部分。她把一沓卡片撒向空中，让它们在房间里自由落下。她从桌面上和抽屉里拿出许多小件物品，散在地上。”

“她把空的注射笔放回母亲的钱包里，因为如果没有花生也没有花生油，母亲就没有机会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虽然笔里可能会含有花生油的痕迹，但谁会去费力测这个呢？”

“我们没有去测，”雷说，“直到有人向我提议去这么做。”

“而且，”我说，“还因为空气里的味道不大对劲儿。”

“你闻到了花生味。”卡洛琳说。

“我闻到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一下子认出来。不过，我确实感觉事有蹊跷，因为我知道现场的情景不是盗贼所为。它看起来更像是有人故意摆出来的。”

“摆出来的？”

“你想把整个房间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告诉迪尔德丽，“只不过你并没做到，那些脆弱的小物件都在地板上，没有任何破损。连小瓷狗都没有一点磕碰。一切就好像是什么人非常有条不紊地摆放的，即使所有小物件都不在它们原本的地方。”

他们都在看着迪尔德丽。

“那都是她的东西，”她说，“你们都知道母亲对她那些东西的感情。我不能把它们都扔到地上去，不能摔破。”她收紧了下巴，“我就是做不到。”她说。

[1]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被指控时保持沉默的权利。源自一九六三年的一起强暴案。案中嫌疑人未被阐述任何权利而签下招供书。

[2] 一八八二年刊登在美国《世纪》杂志上的一个小故事。有位残忍的国王，喜欢把罪犯带到两扇门前，一个后面是老虎，一个后面是美人。犯人要选。选老虎会被吃掉，选美人可以马上圆房。国王的女儿爱恋的人因各种机缘成了罪犯，门后的美人是国王的女儿一直忌恨的对象。当小伙儿要去选的时候，公主给了他开门的暗示。但是故事没有讲明暗示的是哪扇门。比喻没有结果，两边都有可能，不知怎么办的事情。

46

星期一的早上由毛克利的到访拉开序幕，当他找不到博赫尔森写的那本《德沃夏克传记》时，他感到很失望，不敢相信我居然卖掉了。

除此以外，他还找到了其他想买的东西，我的其余客户也是这样。然后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带来了两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科幻小说。我问她心里是否有个想要的价格。

“你想给我多少。”她说。这可能不是开始谈判的最好办法，但她的愤怒比对金钱的向往更为强烈。和她同居的情人离开了她，而且这些书都是他的。

“我反正是绝对不会看这些的，”她说，“我要在他为这些书回来之前把它们卖掉。谁会在乎A.E.范·沃格特 [1] ？”

有人会的。相当多的书是精装书，即使是平装书也有很多是已经绝版的版本或是品相很好的印刷版。我给它们定了价并放了几本到书架上，把剩下的暂时放在一边，然后看到一位眼神悲伤的小个子男人在减价桌上找到了一本书，他想知道我的两美元价格能不能砍。我告诉他给我一美元就行，他这么做了，拿走了书。走的时候他仍看起来很伤心。也许这个贪便宜的家伙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应该砍到五十美分。

然后卡洛琳带来了我们的午餐。

“朱诺洛克！”她没有必要说出来，因为饭菜的香气已经充满了书店，毫无疑问，“我必须告诉你，伯尼。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午餐，”她说，“你昨天去了音乐会，不是吗？在茱莉亚音乐学院？”

“噢，其实是在爱丽丝·塔利演奏厅。音乐会很不错。演奏了很多名家之作，德沃夏克、巴赫、波凯里尼，以及一些我不太清楚名字的现代作曲家。我记得他是爱沙尼亚人。”

“那他应该还是爱沙尼亚人，伯尼。你之后带她去吃晚饭了吗？”

“去了卢森堡咖啡厅。”

“那不是挺好吗？而且绝对不是中国菜。”

“对你这两句话我都可以给予肯定的答复。”

“那么，”她说，“你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吗？”

“是很愉快。”

“那凯蒂呢？她觉得开心吗？”

“嗯，我想是这样，”我说，“不过你最好去问她。”

“我不会问她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当她在工作的时候，伯尼。即使问了我也不会明白她对我说的话。我会告诉你，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我发誓，她还是原来那副样子，挂着同样的微笑，说着很简陋的英语咯咯笑。所以我就明白了那个暗示，就像我一直很能明白别人的暗示那样，这倒是卸下了我心里的一个负担，因为我原本担心我们要开始找别的地方买午饭了。”

“那只是一个约会。”我说。

“我知道。”

“甚至都不能算是约会。我去看了一场她参与表演的演出，之后我们一起吃了晚餐。”

“在卢森堡咖啡厅。”

“对。”

“不是那种你必须打扮才能进的正式餐厅，但在上西区算得上是时髦的地方。”

“嗯，”我说，“我不是要改变话题——”

“当人们要改变话题时，他们都会这么说。”

“不是要改变话题，”我说，“但是雷和我联系了。”

“然后呢？”

“你还记得杰克逊最后有多好笑吗？一方面，他不能相信其他三人做了那些事。与此同时，他对这三个人把他剔除在外感到很困扰。”

“嗯，博伊德告诉他，因为他是一名执法官员。他们害怕会损害他的诚信。”

“这年头诚信真是少见了，”我说，“因为他原本打算背着他们把先祖的肖像都卖掉。无论如何，雷随着他们四个人一起出去了。”

“尼尔斯和史蒂芬呢？”

“他们可能跟着去了，也可能回家了，我不知道是怎样。也不觉得需要知道。就像杰克逊指出的，没有任何人的证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雷说，也有办法让这事永远不要闹到法庭上去，我不知道他们之后都说了些什么，但你可以猜到。”

她放下筷子：“我不敢相信。所有的这些都被扫到地毯下藏起来了？”

“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地毯。我们正在谈论是一块特伦特·巴林地毯。”

“天啊，伯尼！他们中的三个人策划了一场阴谋，并执行了，一位非常好的女士——”

“对海地的司机很好的女士，至少。”

“那女人死了，伯尼。他们杀了她。”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然后他们一个也不会受到惩罚吗？”

“看上去是这样的，”我说，“但这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在我看来似乎很简单。”

“嗯，也许是很简单，”我说，“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想象你是一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而这个案子落在你的桌子上。”

“嗯，好的，”她说，“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对陪审团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办的案子。”

“陪审团？首先，你必须说服你的老板起诉一个他会告诉你不可能赢的案子。然后你必须说服一个大陪审团去给他们定罪。然后，你必须向十二个人解释——而这十二个人没有一个足够聪明，可以履行陪审的责任——在第九十二街的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卡洛琳，我刚才在跟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打交道，就连他们自己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仍感到困惑。”

“可他们正是真正做了那些事的人，伯尼。”

“对，”我说，“所以就结案了。事情是他们干的，我们知道是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只是除了那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兄弟杰克逊，还有几个并不完全微不足道的关联人，你和我，还有雷·基希曼，还有谁知道呢？那两个警察是不知道的，因为在我们聊到谋杀案之前，他们和史密斯一起走出去了。史密斯也不知道，因为直到他被带走时，我们一直都把老太太的死因归咎于自然死亡。”

“所以他们可以逃开法律的制裁。”

“在雷的帮助下。”我说。

“他这么做估计会得到一定的补偿。”

“这似乎是公平的，你会这么说吧？”

“嗯，他也确实花了些时间在这上面，”她说，“而且让犯罪实验室去做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办法逮捕任何人，我想，往他口袋里多装些美元也不算过分。但他们不是都很穷吗？那不正是他们当初决定这么做的原因？”

“他们不会永远穷下去。雷愿意等到能拿到他的那份的时候。”

“这么说他还是有两下子的，”她说，“但你说他最终没能逮捕任何人。那个巴顿呢？”

“史密斯。”

“奥尔顿·阿尔顿本人。他被捕了，不是吗？”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说，“但是雷开会前挑了他可以合作的警员。事实证明，史密斯先生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中有一些现金。如果我不得不猜一下的话，我会说他有四万五千美元的现金。”

“那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吗，伯尼？”

“好吧——”

“因为那笔钱的数目刚好是史密斯放在他公文包里要给你的数，而他却把它从饶舌酒鬼中拿走了。有些过于巧合了，不是吗？”

“我在他的书房里找了找。我的猜测是，他一回到家，就会把它放在保险柜里。而我没有在客厅的那层找到保险箱，即使找到了，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打开，尤其不能在他睡在我头顶上仅几英尺的地方。”

“你认为他们是怎么分赃的呢，伯尼？每人一万五？”

“我不会去瞎猜，”我说，“而史密斯的事算是另一种类似情况，没有机构会想要把这个案子送上法庭。你不可能真的把史密斯定罪。最多也就是让他感到尴尬，而且在此过程中让很多其他人感到尴尬。比如杰克逊·奥斯特迈尔，当然还有某位在东十一街书店买书的人。”

她点了点头。“所以这一切就只是让史密斯破费了一些，”她说，“而且是他本该同意支付在勺子上的钱。伯尼，他为什么要带着钱跑掉呢？他本来也是愿意花这个价钱去得到那把勺子的，为什么等你去洗手间时，他却改了主意，卷款而逃了呢？”

“因为他可以那么做。”

“仅此而已？”

“他已经有了勺子，”我说，“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数着百元钞票，在我数到五十张之前他就早早溜掉了。他已经用过我两次，从高顿堂偷走本杰明·巴顿的手稿，再从爱德温·利尔波德那里偷走勺子，他也不会再用我做任何其他事情了，那干吗要让我拿走四万五却没有什么后续的必要呢？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一旦他出门，就可以永永远远地离开我的生活，而我也不用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而他不知道我一直在门外等着说‘跟上那辆出租车！’”

“他怎么可能知道？他以为我相信了他讲的关于博腾·巴顿的故事。而事实上我确实信了，直到我用谷歌去查了查他的名字背景。你不可能是博腾·巴顿的第五代传人而不在网络上留下任何痕迹。电话簿里当然也从来没有记录过这个人，还有汽车管理登记部、人口统计局都没有。也许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但我也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所说的，这足以让我留个心眼儿跟踪他。”

“而我就像一个毛刺一样挂在他身后，”她自豪地说，“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洗手间的话——”

“他可能会很愿意为勺子付全价。”

“但是你给了他一个骗你的机会。”

“我是给了他机会，对吧？”

“因为你知道他会那么做的。”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伯尼？难道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用现金来买通雷？”

“不是。”

“所以？”

“这听起来可能很愚蠢，”我说，“但是既然你问了。史密斯和我做了一个交易。我们已经一起做了‘菲茨杰拉德手稿’的那个案子，而且合作得很好。我们共同谋划了一场罪行，所以已经离守法的边缘很远了，但鉴于我们彼此的真实面目，那也算是一场有道德的交易。”

“好吧，我猜我还是能跟上你说的。”

“同时，我知道他在东九十二街做了什么。我想揭发他，但是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道德权利那样做呢？”

“所以你把他骗进了你四万五千美元的陷阱，而他也上钩了，而现在你就有借口去找他算账了。”

“还有借口从他那里偷回勺子。那件事儿也让我心里别扭。”

“把勺子偷回去？”

我摇摇头：“是最初就不该把勺子偷走。爱德温·利尔波德是一个不赖的家伙。确实很疯狂，但他是一位绅士。如果我没有见过他，我可以眼都不眨地从他那里偷走勺子，但我们坐在一起，喝了咖啡，愉快地聊了一晚上，我很喜欢他。”

“而你怎么可以去偷你喜欢的人的东西呢？”

“嗯，也可以把这些事情解释得合理些，”我说，“如果我不想去偷他的勺子，我一开始也不会认识他。所以任何关于友谊的感觉都是幻想，都只是一次预谋偷盗的结果。”

“我想我明白了。”

“我也曾试图告诉自己，他是一个肮脏的老头儿，在一个年轻女孩身上占便宜。但事实上，他是她所有工作中最好的老板，她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每天给他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有些美满结局，所以那又有什么问题呢？无论如何，当我有机会把勺子放回它原本的地方，我就把它拿走了。”

“而克洛伊可以把钱留着。”

“嗯，当然可以。她做了她该做的那一部分。”

“哇，”她说，“我最好回到店里去，有人在几分钟后会带来一只荷兰毛狮犬。我还有一些想知道的事情，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是什么。”

“别担心，”我说，“早晚会想起来的。”

[1] A.E.范·沃格特（A.E.Van Vogt，1912—2000）加拿大科幻小说家。著作非常受欢迎，被喻为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

47

而她也确实想起来了，几个小时以后，在饶舌酒鬼里。

“我在想，”她说，“就让史密斯这么轻易地逃脱任何惩罚，似乎有点儿不对劲。”

“你这么认为吗？”

“他不得不出钱贿赂把自己洗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太大损失，因为这本就是他应该支付给你的勺子钱。”

“但他最终也没有拿到勺子。”我指出。

“哦。对，但是——”

“当然，他也没有得到昌塞林给巴顿·格威内特所作的那幅肖像画。它被重新挂在了九十二街的墙上。”

“它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想奥斯特迈尔的继承人最终会卖掉它，”我说，“而且，因为有一个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想要得到它，我可以猜得出它最终会落在哪里。”

“史密斯会买吗？”

“为什么不呢？但这次他要花钱来买。画在他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而他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但他也没能留住，就像他没能留住勺子一样。或者手稿。”

“本杰明·巴顿的那篇手稿？你偷走了它。”

“我把它从他那里偷回来了。手稿就被放在他的书房里，我离开的时候把它一起带回了家。”

“现在手稿在哪里呢？你的公寓还是书店里？”

“都不是，”我说，“我把它放在一个邮包里寄出去了。”

“你在开玩笑吧。你把它送回了高顿堂？”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好让那些人再次把它遗忘在地下室里或者再把它弄丢吗？我把它寄给了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

“大学，”我说，“新泽西州。”

“我知道，伯尼。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嗯，那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吗？和菲茨杰拉德其余的手稿一起，学者们可以在那里研究它们，虽然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做是我从未真正理解过的。然而，那才是手稿的好归宿，所以我就把它寄出去了。”

“就只寄了手稿吗？”

“我还加了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我已故的父亲，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把这份手稿留在了他的遗产之中。我知道他会希望由你们来保管它。’”

她想了想，深呼吸了一下，然后举起手来招呼玛克辛。

“那朱诺洛克呢？”她稍后说，“虽然这不是她的名字，但我们就是这么叫她的，我们也许应该改口不再这么叫她了。她的名字是凯蒂，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

“黄，”我说，拼了一下，“不要和王或宏混淆，就像你和我一样，所有的圆眼睛外国佬都搞不清楚发音。不过中国人念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拼写。”

“我估计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伯尼。如果我就叫她凯蒂呢？”

“那就行了。”

“所以你们在一起很愉快？”

“嗯。”

“爱丽丝·塔利演奏厅，卢森堡咖啡厅，都离你不远。距离你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的路程。”

“对。”

“呃，然后你就回到你的地方了吗？”

“是的。”

“真的啊？”

“而她回了她自己的家。”

“哦。”

“这只是第一次约会，卡洛琳。”

“对。你会再见到她吗？”

“星期六晚上。”我说。

“在那之前呢？”

“嗯，我明天会去那里拿午饭，大概星期四也会去，这样就不得不见到她。但是如果你的意思是在她没有工作的时候见面，那就要等到星期六了。她工作时间很长，她在茱莉亚学院课业繁重，其余的时间都在练习她的音乐。”

“长笛。”

“对。”

“但你喜欢她，对吧？”

“很喜欢，”我说，“我们也许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不会有太多见面的机会。”

“这是一件好事，伯尼。还记得和我约会的那个已婚女人吗？不是同性恋结婚，是异性结婚的那个。”

“她住在罗恩科马 [1] 。”

“在马马罗内克 [2] ，”她说，“但是罗恩科马离得也够近了。她每个月几乎也不能出来一次，她很疯狂，而且我们也不合适，那甚至不是真正的同性恋爱，但我们之间这种关系持续了两年半。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甚至不喜欢她。但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有过一两段专一的恋情。”

“专一的恋情？”

“嗯，当然如果你算上偷情的话就不是专一了，所以当她来到城里时，我都会和她在一起。如果她一直保持婚姻状态，我可能每个月会和她做一次。”

“她和丈夫分手了？”

“是的。‘嗨，’她说。‘再见，’我说。我的意思是，不然我还能做什么？伯尼，凯蒂听起来非常适合你。很少见得到，而且她也没有和任何人偷情。”她举起玻璃杯，“我为你高兴。”

当我们面前摆上了一轮酒时：

“伯尼，我在想。”

“啊哦。”

“不，我是认真的。你在短时间内做了很多非法的事情。但是你真正做的并不是偷窃。”

“不是吗？”

“你是在侦查，伯尼。你帮助了一名执法人员。你帮他解决犯罪案件。”

“嗯。”我说。

“而且你对这个很擅长。一直很擅长这个，但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你把自己带进了麻烦里，唯一逃出来的办法就是去抓住真正的杀手。”

“好吧。”

“这一次，”她说，“你和雷在一起合作得很不错。很多时候他还是怀疑你，这是一种敌对关系，但是这次他知道你没有参与，而是因为你的特长来寻求你的帮助。”

“哦。”

“所以这就是我在想的。”

我举起一只手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

“你在想我可以改头换面，”我说，“不再去溜门撬锁闯进别人的房子和公寓，不要偷东西。你在想，我可以成为一个私人侦探，或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位非官方顾问，并且把我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为一个蹩脚的书店谋生，而另一半为警察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犯罪案件。这就是你在想的，不是吗？”

“嗯，是的，”她说，气馁了下来，“伯尼，那又有什么坏处呢？你很擅长，也会喜欢。而且是合法的，我仍然可以成为你的铁杆儿帮手。不行吗？”

我喝了一口酒：“我只有一个名字要对你说，卡洛琳。伯爵德雷克。”

“伯爵德雷克。”

“正是他。”

“伯爵德雷克究竟是谁？”

“他是书里的一个人物，”我说，“一个名叫丹·马洛的人写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他第一次出现是在一本名为《游戏的名称是死亡》的书中。德雷克是一个抢劫犯，一个可以闯银行和开装甲车的人，是一名结结实实的重量级犯罪分子。”

“像帕克一样，”她说，“就是理查德·斯塔克写的那套书。”

“就像那样，”我说，“虽然没有人能媲美帕克，但德雷克也相当不错了。”

“所以？”

“然后，一两本书以后，那个浑蛋就洗心革面了。他去为某个政府机构，中央情报局或什么的工作，成了遵纪守法的那种人。”

“然后呢？”

“从那时起，”我说，“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去读另一个关于伯爵德雷克的故事了，因为如果他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谁会去在乎他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伯尼——”

“我是一个贼，”我说，“我要一直当一个贼，也许我当贼也没什么钱，但光靠卖书也赚不了很多钱，哦，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我知道我是谁，会做什么。”

“好的，”她说，“不过也用不着这么教训我。”

“抱歉。”

“我明白，”她说，“我真的明白。我只是想——好吧，不用介意我的想法。”

“没问题，”我说，拿起我的酒杯。“此外，”我说，“我也不是完全空手而归。”

“你没有？那你拿了什么回来？”

“嗯，这个，”我说，然后伸手掏进口袋里，“我在周一晚上的第一站，就是九十二街奥斯特迈尔的房子里拿出来的。”

“你是提到过这个，”她说，手里拿着它，“这是象牙的，不是吗？在我看来，它有些年月了，但我又知道什么呢？这个雕刻真是精致，伯尼。我可以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它。”

“雷第一次告诉我让我随便拿点儿什么，反正也没有人会察觉。第二次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决定听他的话，把这个带走。你喜欢它吗？”

“嗯，很喜欢。”

“太好了，”我说，“因为我是为你拿的。我想这个小家伙在你的书架上看起来应该很不错。”

“伯尼，我不能收下——”

“你当然可以。而且最好收下，因为这是我把它拿走的唯一理由。因为我可以把它交给你。”

她盯着我看。“嗯，谢谢你，”她说，“但是做得太多了，伯尼。你累得苦哈哈的，最后却没有为自己拿到任何东西。”

“只有你是那样想的。”

“哦？除了成就感之外，你得到了什么？”

我笑了：“一件非常值钱的东西，哦，至少值六位数。”

“你在开玩笑吧。”

“一封信的手稿，”我说，“写于一七七七年，是关于制定佐治亚州法原始草案的一封信。只有一个十几行长的段落。你能不能猜到是谁撰写并签名的？”

“这只能是那个人。这信是属于史密斯的那封吗？”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算是属于他。他贿赂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从来没有合法的来历。我相信他知道是谁偷了它，但我看不出他能对此做什么。”

“而它值——”

“一大笔钱，”我说，“如果我可以出售的话，但我当然不能。而且你猜怎么着？”

“那对你来说反正无所谓。”

“没错，”我说，“我就喜欢拥有它。而且它被裱在很漂亮的相框里，我有一个可以放置它的完美的地方，就在我的蒙德里安画作旁边。”

“你说得对，”她说，“它在那里看起来会超级棒。”

[1] 纽约州长岛上的一个小镇子。

[2] 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子。

版权信息

书名：衣柜里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玛丽·帕特，
她打开了正确的门

先生，以写作为生之人须有公爵的自信，朝臣的智慧，以及盗贼的胆量。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1

“格拉梅西公园，”亨丽埃塔·泰勒小姐说，“是狂涛怒海里的一片绿洲，是莎士比亚警告过我们的人世祸殃中的避风港。”她的嘴唇间透出一声叹息，是那种思考过狂涛怒海里的一片绿洲后的叹息。“年轻人，”她说，“如果没有这片上苍赐福的绿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哪。”

上苍赐福的绿洲是一座位于曼哈顿东二十几街的私人公园。公园有栅栏围绕，那是七八英尺高的黑色铸铁栅栏。锁上的大门谢绝没有法定权利的人士入内。只有那些住在公园周围，而且付了公园年度维护费的人，才能分配到可以打开铁门的钥匙。

此刻和我并排坐在绿色长凳上的亨丽埃塔·泰勒小姐便有这样一把钥匙。我们坐在一起的大约十五分钟里，她已经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还有她大半生的历史。假以时间，我很肯定她会告诉我她出生后发生在纽约的所有事情——而据我推算，应该是在拿破仑滑铁卢惨败后的一两年。亨丽埃塔小姐是个讨人喜爱的老太太——她的确是，而且她还戴了顶有面纱的可爱的小帽子。我奶奶以前就老爱戴有面纱的小帽子，这玩意儿时下已不多见。

“没有狗，”亨丽埃塔小姐正在说，“公园不允许狗进来，我实在太高兴了。城里就剩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边走边看着脚底下的人行道了。狗真是讨人厌的动物，随处拉撒脏东西。猫就讲究多了，不是吗？倒也不是说我希望脚下就有一只。我一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非把动物引到家里不可，我可连皮大衣都不想要。那种东西就应该留在林子里，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嘛。”我很确定亨丽埃塔小姐不会对陌生人这样讲话。不过陌生人就和狗一样，在格拉梅西公园里是找不到的。能在公园就表示我这个人正直可敬，表示我有高薪职业或者稳定收入，表示我是“我们”的一员，而非“他们”。我的衣服当然也是刻意挑选的，以强化这个形象。西装是深灰和浅灰格纹的热带毛纱料。衬衫是浅蓝色的，配上附有纽扣的中号领子。领带的底色是海军蓝，上面划过银色和天蓝色的条纹。我脚边的公文包是可可色的超级亮皮轻便款式，花了某人很大一笔钱。

总的看来，我像是在无聊的办公室里忙完一天，然后跑到公园透透气的单身汉。也许我先前在哪儿喝过一杯马提尼提了提神。这会儿我是在温煦的九月傍晚透透气，准备待会儿快步回家，回到我那设备齐全的公寓，往微波炉里扔一份速食晚餐，喝上一两罐啤酒，然后在电视上观赏大都会队险胜客队。

嗯，倒也不全是这样，亨丽埃塔小姐。

没有忙碌的一天，没有无聊的办公室；没有马提尼，因为准备上工前我连瓶塞的味道都不让自己闻一下。我寒酸的公寓里既没有微波炉，也没有速食晚餐，而且自从大都会队把西弗卖给别的队以后，我就不再看他们比赛了。我的公寓在上西区，离格拉梅西公园几英里之遥，我也没为超级亮皮公文包付出半分钱，那是几个月前我擅自拿走一位出门在外的绅士的钱币收藏时顺手牵羊得来的。我很确定这个公文包花了他很大一笔钱，而且上帝也知道，我拎着它踏着华尔兹步出门时，那里面可是塞满了钱币。

怎么，我连进公园的钥匙都没有？我是用了灵巧的德国回炉钢片。大门上的锁好开得惊人。奇怪，怎么就没有其他人偷偷开门进来，享受一个小时没有狗、没有陌生人的清静时光。

“绕着公园一个劲地跑，”亨丽埃塔小姐说，“这会儿那边就有一个。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她说的那个家伙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纪，三十四五岁，不过头发掉了大半，也许就是跑步跑掉的。他这会儿正在跑，或者是慢跑，总之是在动。

“这种人你早也看到晚也看到，冬天夏天都跑个没完。冷天他们就穿那样的一套，我想是所谓运动服吧。灰蒙蒙的，一点都不好看。今晚暖和些他们就穿棉质短裤。你说那样健康吗？”

“要不他们干吗要跑？”

亨丽埃塔小姐点点头。“不过我没法相信这对人有益，”她说，“看起来不舒服。你不干这种事的，对吧？”

“每隔一阵我是会想到要起来动一动。不过我通常都是吃两颗阿司匹林躺下来，这个念头一会儿就飞走了。”

“明智之举。不说别的，看起来就可笑嘛，那么可笑的事怎么可能对人有益。”她的嘴唇间又一次溜出叹息，“幸好至少他们只能在公园外面跑，不能在公园里面。对这点我们要心存感激。”

“就像狗一样。”她看着我，眼睛在面纱后发光。

“怎么，对啊，”她说，“就是像狗一样。”

七点三十分，亨丽埃塔小姐微微打起瞌睡来，慢跑的人也跑到别处去了。说得更确切些，一名留了淡金色及肩长发、穿着印花上衣和小麦色牛仔裤的女子走下了西区格拉梅西公园十七号前面的石阶，看了看手表，然后朝二十一街的转角走去。十五分钟过去了，她还没回来。除非这幢建筑里有两名符合上述描述的女人，否则她应该就是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著名牙医克雷格·谢尔德里克未来的前妻。要是她已经出了她的公寓，那就轮到我进去了。

我走出公园——这不需要钥匙或德国回炉钢片就能办到——穿过街道，手里提着公文包，爬上十七号的台阶。楼有四层高，是希腊复兴派建筑中的代表作，建于十九世纪初。依我看，原先四层楼只住一户人家，全家的杂物和旧报纸都堆在地下室。可是由于生活水准日益下降——这话我敢说亨丽埃塔小姐也同意——现在每层都住着不同的人家。我研究了一下玄关处的四个门铃，略过标着亚门、波洛克和拉芬威尔的那几个——这三个名字合起来，倒挺像专门设计工业园区的建筑师事务所——按了标着谢尔德里克的铃，走进去。

用的是钥匙。“那婊子换了锁，”克雷格告诉我，“不过她要是换掉楼下那把锁，邻居肯定会骂死她。”这把钥匙是省了我几分钟时间，因为那锁还挺像个样。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向电梯。不过电梯里有人，梯笼正朝我降下。我可不太想看到亚门或波洛克——拉芬威尔住在一楼——然后又想到电梯里面有可能就是他，他刚上屋顶花园浇完水，这会儿正要回到楼下。也罢，我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到了楼梯处，爬上两段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门前。我按了两下门铃，听着里面的叮当声，又敲了几下门——完全是为了保险起见。然后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之后便移开耳朵准备开工。

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门有两道——而非一道——新锁，都是雷布森牌。雷布森是没话说的好锁，而且其中一道还附加了他们新出的防盗滚筒装置。这玩意儿不像他们广告里说的那样防盗，不过也不是一盘碎猪肝，所以我还是花了一番工夫才解决它。要不是我家里有一对跟它一样的锁，时间怕要耗得更久。一道在客厅，我可以边听唱片边练习闭着眼开锁，另一道就在我家的前门上，好防范没我用功的小偷入侵。

我开了锁走进去，当然这回是睁着眼的。在把身后的门关上以前，我先把公寓巡视了一番。以前有那么一次，就因为我懒，结果后来才发现那公寓里有具尸体，那情形可真让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经验确实是好老师，因为我们真的会记住它的教训。

没有死人，而且除了我以外也没有活人。我退回去把两道锁都锁上，砰的一声把公文包丢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玫瑰木鸳鸯椅上，两手滑进绷得紧紧的纯橡胶手套，然后开始行动。

我玩的这游戏名叫寻宝。“我可真想亲眼看着你把那地方剥得只剩光秃秃的四面墙。”克雷格这么说过，而我现在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他的心愿。看来这里不只有四面墙——我走进客厅、设备齐全的餐厅、一间大卧室、一间装潢成兼做电视房的小卧室，外加一间厨房。厨房里有一面假砖墙和一面真砖墙，以及众多挂在铁钩上的铜制深锅和浅锅。厨房是我的最爱。卧室很俗气，偏偏又装饰成一副洁白无瑕的样子。小卧室到处是棱角，刻板乏味，客厅则是个大杂烩，展示了几世纪以来各种品位糟糕的典型。我就从厨房开始，在冰箱门的奶油隔板上找到了六百美元。

说起找东西，翻冰箱应该错不了。会把钱放在厨房的人可真多得吓人，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把钱塞进冰箱。冷钱，我想着。不过我捞到六百靠的可不是平均数游戏。我有内线消息。

“那女人的钱都放在冰箱里，”克雷格告诉过我，“通常总有几百放在奶油隔板上。面包 [1] 和奶油放在一起。”

“聪明。”

“可不是吗，她以前总把大麻藏在茶罐里。要是她住在有草坪的房子里，八成会把那玩意和草种放在一块儿。”

我没检查茶罐，所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茶。我把现金放进皮夹，回到客厅试试书桌。右边最上层抽屉里也有钱，最多两百，都是五美元、十美元和二十美元面额的。没什么好兴奋的，不过我还是兴奋起来了，因为只要把自己放进别人的住处，我就会浑身发痒，而且一旦占到别人的财产并据为己有，这种兴奋劲儿就会冒出来。我知道这样非常不道德，有时也会心生悔意，不过这无法解决。我名叫伯尼·罗登巴尔，我是小偷，我爱偷东西——爱就是爱。

钱进了我的口袋就变成了我的，于是我便开始摸那张小桌子的其他抽屉，连着几个都没藏什么好货色。然后我打开另外一个，里面赫然放着三个想必装有上等手表的匣子。第一个是空的。第二、第三个不是。其中一块是欧米茄表，另一块是百达翡丽表，都精美至极。我盖上匣子，把手表送进它们的归宿地——我的公文包。

手表是上等货色，除此之外在客厅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了，不过这已经比我预期的多了。因为客厅和厨房一样只是热身的地方。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独居——虽然她经常有访客留宿——又拥有大量高价珠宝，而女人总爱把珠宝放在卧室里。她们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这样穿衣服的时候戴起来方便，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她们在黄金和钻石中间睡得更香甜，更有安全感。

“以前我都快被逼疯了，”克雷格说，“有时她东西不收好，全放在外面。要不就把手镯、项链随手丢进床头柜的顶层抽屉。她的床头柜在床的左边，不过现在既然都归她所有，你就两个都瞧瞧吧。”说得也是，“我以前总是求她把那些东西放进保险箱。她嫌麻烦，就是不听我的话。”

“希望她最近还没开始听。”

“克里斯特尔不会。她谁的话也不听。”

我把公文包拎进卧室，大致瞧了瞧：耳环、戒指、手镯、项链、胸针、坠子、手表、时尚珠宝、古董珠宝。不差的货色、挺好的货色都有，还有几样以我颇为专业的眼光看来还真是好极了。牙医除了收支票之外，还会收到一定数额的现金。这种事虽然好像难以置信，不过那些现金确实有一部分是会瞒过国税局的，有些则悄悄被转换成珠宝，而现在珠宝又有可能同样悄悄地被转换回现金。换回来的钱会比之前砸出去的少，原因是虽然同样身为顾客，收赃货的比起牙医可要谨慎多了。不过数额加起来还是挺惹眼——如果你考虑到那是无本生意，起初不过就是一堆烂牙和根管治疗罢了。

我找得非常仔细，不想错失任何东西。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表面上是把公寓整理得很干净，不过她抽屉的内部都难以见人，里面有些小饰品和珠子被迫与皱成一团的裤袜以及半满的化妆品瓶子做伴。

所以我就好整以暇地慢慢来，我的手指越轻巧，公文包就越沉重。时间还很充裕。她七点一刻离开，恐怕直到半夜都回不来——假如她要在天亮前回家的话。照克雷格所说，她的标准行为模式是先在附近几家小酒吧喝上一两杯，再顺便找个地方吃饭，接下来几小时便奉献在认真饮酒外加更认真地勾搭男人上。当然有某些夜晚她会订好计划：高级餐厅的晚餐、约人看戏什么的，不过从她刚才出门的打扮来看，今天应该是要随性娱乐一晚。

这就表示她会带个陌生人回家，或者到陌生人家去。不管怎样，她重返家门时我应该早已离开。要是他们决定去男方家里，珠宝可能在她发现失踪以前就已经被销了赃。要是她把男人带回家，他们又烂醉到没注意丢了东西，然后他又在她醒前先走，她说不定会把这笔账算在他头上。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惹祸上身，而且就算我给了克雷格他的那份，还是会剩下好几千可以让我轻轻松松花上八九个月。当然公文包里是什么还很难说，而且要把珠宝变成现金路途还很漫长，不过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尼前途光明可是毫无疑问的。

我记得脑子里闪过那个念头。之后不久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把我关进卧室衣橱时，想起当时的情形还真是个颇大的安慰呢。

[1] “面包”的英文是bread，这个词也有“金钱”的意思。

2

问题的起因，当然，就是帕金森定律中的一条：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小偷，手头的工作总会慢慢做，拖到限期才完工。我知道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待在外面的时间会很长，于是便打算花几个小时来搜刮她的财物。我一向知道小偷应该遵守流传已久的花花公子哲学——也就是进去、出来——可是从容运用手头的时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要是你匆忙行事，便有可能错失财物，说不定还会把犯罪证据留在现场。再说翻找他人物品还真是刺激十足，能够借此假装——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进入那个人的生活。其中的刺激是小偷生涯吸引我的原因之一。这点我承认，但就是改不了。

于是我逗留下去。如果真的有心，我可以在二十分钟内效率奇高地翻遍谢尔德里克的住处。不过我是在慢慢利用这宝贵的时间。

我七点五十七分打开谢尔德里克的第二道锁——悄悄推开门时我恰好注意了一下时间。九点十四分我合上公文包，扣上弹簧搭钩。我拎起箱子，感觉到重量的增加，心里颇为欣慰。我是以克拉而非盎司计算重量的。

然后我又放下箱子，再度凝神细看这块领地，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比我年轻的人或许会说我是在感应磁场。我可能会对自己这样说，不过不会很大声。这么说吧，我待在了我不应该待的地方，而且又没人知道，我想延缓由此产生的那种甜丝丝的感觉。连克雷格都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告诉他我要过一两天才会过来，不过今晚是如此怡人，又是如此适合闯入民宅……

我在卧室里欣赏着一张淡彩人像画，上面那位年轻女子梳着高雅的发髻，穿着高雅的长裙，脖子上那块翡翠看来比我从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那里偷到的所有东西都要高级。画像看起来是十九世纪初的作品，那女人似乎是法国人，不过她有可能只是练就了让自己看起来有法国气质的本事。她的表情中有什么东西颇为引人注目。我想那是因为她多次遭受磨难——主要是男人造成的——随时会感到失望却只能认命，不过心中还是愤愤难平。此时我刚刚失去旧爱，又还没找到新欢，我用眼睛告诉她我可以让她的生命充满欢乐和满足，但她那对浅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我由此明白，她很确信我会跟其他男人一样始乱终弃。我想她或许是对的。

然后我听到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

幸好有两道锁，而且我进门后又都重新锁上了。其实我可以干脆再拉上门闩，让门不能从外面打开，不过这种事我早就不干了，因为那样反而会让人知道里面有贼，最后招来一两名警察上门。我全身僵硬，心脏上升到离我的扁桃腺只有一两英寸的地方，身上各种除汗剂广告提醒过的点线面全部湿透。钥匙在锁里转动，弹簧拉开，有人说了些我听不清的话——对着另一个人或空气——然后另一把钥匙也进入了另一道锁。我不再僵硬，开始移动身体。

卧室有扇窗户——和任何普通的卧室一样，不过窗户上装了台空调，所以不可能很快打开。另外还有扇小窗户，虽说足够我钻过去，可不知哪个扫兴的家伙在上面装了一道铁栏杆，防止可恶的小偷爬进来。这下倒也防止了可恶的小偷钻出去，不过扫兴鬼当初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放弃了窗户，然后扫了一眼铺着蕾丝床罩的床，想把自己塞到床底下。不过弹簧垫和地毯之间实在没有多少空间。也许可以硬塞进去，不过我会很不舒服。再说藏到床下实在有损尊严，这是老掉牙的手法。

按理说藏进卧室的衣柜也同样无聊，不过要舒服得多。钥匙还在第二道雷布森锁里转动，我已经倏地冲进了衣柜。先前我打开过它，还一一摸了里面的衣服，检查过帽盒，希望装的不只是帽子。奇怪的是当时竟然上了锁，钥匙就挂在锁上等着我去转动。真不知道目的何在，可偏偏就有人爱玩这一套。可能是因为他们若是把钥匙放在别处，每次换鞋的时候，光找钥匙就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我猜锁上门又把钥匙留在锁里多少是一种心理安慰。之前我没从她的衣柜得到任何东西。即使她有毛皮大衣也已经藏起来了，而且我不喜欢偷毛皮，也没打算摸走她的意大利名牌皮鞋。

总而言之，当时我懒得再锁上柜门，这会儿也就省了开锁的麻烦。我闪了进去，从身后拉上柜门并关好，滑进两套微微散发着香水味的礼服之间，然后将它们整理好，深呼吸一下，不过远远无法满足我疼痛的肺部。我仔细倾听，前门打开，有两个人进来了。

要知道是两个人并不难，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在说话，只是听不清内容。从声音判断，应该是一男一女，于是我假设女人是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她穿着小麦色牛仔裤和印花布上衣。男的是谁我完全不知道。我只感觉此人手脚很快，三两下就把她像赶小鸡一样带了过来。也许此人已婚。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赶时间，以及为什么他们来了这里而不是去他家。

冰块撞击声，液体倾倒声。柜子里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还夹杂着娇兰一千零一夜和陈旧汗水的味道，我身处其间，悲伤地想起那两杯我没喝的餐前马提尼。我工作前绝不喝酒，以免影响效率，这会儿我想想这项原则，再想想我的效率，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愚蠢过。

我不但没喝餐前酒，连那顿饭都没吃，我原本想的是把那种愉悦推迟到我能以庆贺的心情享用盛宴的时候。我打好了如意算盘：事后去格林尼治村科内尼亚街一家我熟悉的小店，先来两杯马提尼，之后当然就是他们的招牌菜冷芦笋汤，接着是搭配蘑菇的牛胸肉——哦，天哪，那些牛胸肉，然后是菠菜拌芝麻沙拉配橘子片，啊，对了，或许再来半瓶好酒搭配牛胸肉。白葡萄酒，当然，可哪种好呢？这事得仔细斟酌。

接下来上咖啡，很多很多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精。当然还有餐后白兰地配咖啡。甜点就算了，没必要太奢侈。就算你没执迷到绕着格拉梅西公园慢跑，至少也得盯紧腰围。那就不要甜点了，不过也许可以再来一杯白兰地，为的是去掉咖啡的苦涩，还有庆贺任务顺利完成。

任务完成得可真够顺利的。

客厅里，冰块继续在玻璃杯里叮当作响。我听到了笑声。不知是收音机还是唱片机里传出歌声。更多的冰块撞击声，更多的笑声，气氛更加轻松了。

我站在衣柜里，发现自己的思绪不可救药地转向酒类。我想到马提尼——像克朗代克河 [1] 的水一样冰冷，三盎司晶莹清澈的坦卡里金酒加上滋味像接吻一样美妙又稍纵即逝的诺利·普拉苦艾酒，螺旋状的柠檬皮像彩带一样浮在上面，高脚杯冷冻得恰到好处。然后我的思绪移向葡萄酒。到底什么酒最合适呢？

“美丽啊，美丽的夜晚。”女人唱着，“可你知道吗，我有一点热，小宝贝。”

热？我可想不出原因。公寓里有两台空调，一台在卧室，一台在客厅，她出门时两台都开着，所以室内挺舒服的。我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在发热流汗，不过身体的其他部分一直都是清凉干爽的。

直到现在，我是说。卧室的空调对衣柜里的空气没有发挥能让人感觉到的作用，也就是说，这里面的空气没有受到调节。我的双手受害最深，我剥掉手套，塞进口袋。此时指纹是我最不必担心的问题。最为迫切的问题也许是窒息，至少目前看来有这个可能，其次则是忧虑、被捕、坐牢，一个接一个，令人沮丧。

我吸了口气，再呼口气，心里想，也许——只是也许——我可以逃过这一劫。也许克里斯特尔和她的绅士朋友会忘情得看不出珠宝失踪。也许他们只是过来办他们要办的事，之后就会离开，或者陷入昏迷状态，那我就可以逃出衣柜、逃出公寓，带着赃物返回我的地盘并且……

妈的！

这下可好，带着赃物！偷来的东西全都整整齐齐地放在公文包里，根本不在我手上——也不在手边。它这会儿在离我较远的床的那一头，就在墙上那幅失意女士的淡彩画像下面。克里斯特尔即使没注意到珠宝失踪，也很可能发现了那箱子的存在，那就意味着有人闯进了她家，而且工作到一半被她打断了。她会立刻打九一一，于是警车呼啸而来，某个聪明的执法者便打开衣柜，而我，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那时便会身陷窘境，接着锒铛入狱。

妈的！

“来个更舒服点的。”女人说道。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因为他们已经向卧室走来——这点倒是没让我觉得意外。他们进入卧室，办了来这里要办的事，不过这个话题我就说到这儿，不再赘言。因为仅仅是那声音就让我不胜其烦，各位可别想让我复述事件的过程。

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注意他们。我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搭配牛胸肉的白葡萄酒上。我觉得法国的酒不行，虽然那道牛胸肉就是法国菜。德国酒也许会更带劲一些。莱茵河白葡萄酒？当然可以，可是我又转念一想，觉得上好的莫泽尔酒也许更地道。我想起不久前和一名女子共享了一瓶匹兹伯特金葡萄园的酒，只是我们最终共享的也仅此而已了。当然，这酒配牛胸肉并无不可。太甜的绝对不行。不过这道菜式需要配的酒还真得带点缭绕不去的甜意，还有果香味……

对了！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七五年的德国博斯顿白葡萄酒，带着丰盈可爱的花香味，新鲜的气息简直就像咬了一口史密斯奶奶苹果 [2] ，还有一丝辣味，那热流刺激着你的舌头。没人能保证我选的餐厅一定有这种酒，同样也没人能保证我一定能吃到晚餐，而不是被送到阿提卡服上五到十年的刑，所以我干脆就天马行空地发挥想象力。有人说，喝酒应该只喝半瓶，这简直是胡说。值得喝的酒当然应该喝一瓶。

晚餐得考虑全面，于是我就开始猜测当天的蔬菜品种。得有绿色花椰菜，嚼劲十足的蒸绿色花椰菜，配上荷兰沙拉酱，不复杂——只要浇上一点甜奶油就行了。或者，三分熟的秋葵加一点番茄和紫苏调味，再撒上磨过的帕米山乳酪。

我的思绪又很理性地跳到了餐后白兰地上。上等白兰地，我想着，任何高品质的白兰地都行。我回味着过去在各种场合、在比目前舒服得多的时候，幸福地享用过的各种上好白兰地。

我想着，一杯酒应该会有帮助。也许没法真正帮上忙，不过至少看起来有好处，现在要是有酒就好了。装备齐全的小偷就该在屁股口袋里塞一瓶酒。方形酒瓶。也许需要保温型的，能让马提尼保持冰凉。

凡事都有尽头。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和她的新朋友做爱却仿佛没有尽头——虽然他们也许不这么觉得。结果以时间计算，持续了二十三分钟。我不能说出克里斯特尔的钥匙在锁里转动的确切时间，因为当时我的脑子里还有更重要的事。不过那之后不久我瞄了一眼手表，九点三十八分。他们俩进入卧室时我又瞄了一眼，十点零二分。表演进行当中我时不时又看看，等压轴戏轰隆一声结束时，我的荧光表告诉我当时是十点二十五分。

很长的一段沉默，然后便传来合唱：“哦，你真厉害”，“棒透了”以及“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做”，总之是眼下人们都会说的一些话。现在大家都不说什么“我爱你”之类的了。然后男人说：“天哪，比我想象的要晚。已经超过十点半了，我得走了。”

“赶回家去找你的那个什么人吧？”

“我可不信你会忘了她的名字。”

“还是忘掉的好。亲爱的，有时候我还真的可以把她彻底忘个干净呢。”

“你好像在吃醋。”

“我当然在吃醋，宝贝。难道你觉得奇怪吗？”

“哦，行了，克里斯特尔，你可没真的吃醋。”

“没有？”

“不可能的。”

“你以为我只是演戏？也许你是对的。我也说不上来。你的领带歪了。”

“哦，谢谢。”

他们就这样聊着，没说什么我迫切需要听的。要我全神贯注听他们说话还真困难，这不只是因为说的内容比瑞典电影还枯燥，还因为我一直在等着他们之中谁会恰好一脚踢到公文包，大声地问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不过这种事没有发生。他们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然后她就送他到门口，让他出去，在他身后把门关上，接着我似乎听到她哗啦一声拉上了门闩。我心想，真是很小心啊，不过这会儿贼已经在你家的衣柜里了。

接下来好一会儿我都没听到任何声音，然后电话铃响了两声，话筒被拿起，不过我听不清谈话。又是一阵沉默，忽然传来大发脾气的声音。“你他妈的杂种！”克里斯特尔如雷鸣般吼道。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刚刚和她上床的伴侣、她的前夫、打电话给她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而且我也不在乎。她只喊了一声，紧接着传来砰的一响，也许她猛地朝墙上摔了什么东西。然后又恢复了平静。

克里斯特尔沉默下来，从客厅返回卧室。可能在来卧室的路上她又续了杯，因为我听到了冰块撞击声。不过折腾到现在，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喝了。我只想回家。

之后我听到的是水流声。客厅旁的过道里有个厕所，卧室旁边则有间浴室，里面有淋浴间，我听到的就是这声音。克里斯特尔打算冲掉做爱的残迹。男人走了，克里斯特尔在淋浴，我现在应该溜出衣柜，拿起公文包离开。

我正要行动时，水声突然变大了。我缩回一排礼服和各种衣物后面，只听见脚步声朝我走来，然后钥匙转动，利落地把我锁在了柜子里。

这当然不是她的本意，她是想开锁的。她之前把衣柜锁上了，所以自然认为现在仍然是锁着的，于是转动钥匙，然后——

“奇怪。”她大声说道。然后停下来，再把钥匙往反方向转动，这次她开了柜门，伸手进来从衣架上拿下一件柠檬绿的毛巾浴袍。

这期间我连气都没喘。倒不是怕她发现，而是因为心脏卡住了气管，我无法呼吸。

克里斯特尔就站在那里。淡金色头发塞在珊瑚色的浴帽里。我看到她，可她没看到我，这样也好。一眨眼的工夫——如果有谁眨了眼的话——她又关上了衣柜门。

而且锁上了。太好了。她还真是爱惜衣柜。有的人只要离开房间五分钟就要关灯。克里斯特尔是不锁衣柜就不离开。我听着她的脚步声又回到浴室，听着浴室门关上，听着她在按摩式莲蓬头下安顿好——这可不是猜测；我探头看过，她的确装了那种时髦玩意儿。

我没再听下去，而是扒开衣物，转动门把推了推，门当然纹丝不动。我简直要哭出来了。

真是一出不可思议的错中错喜剧。活生生的闹剧。

我用指尖轻抚门锁。的确可笑。其实用力一脚就能把门踢开，不过我可不想制造那种噪声。我得找个更温和的方式出去，第一步就是要把那该死的钥匙从锁里弄出来。

这很简单。我从克里斯特尔一件衣服的包装袋上撕下一张纸，然后用手和膝盖趴在吱嘎作响的衣柜地板上，把纸从门下的细缝里推出去，恰好塞在锁孔下面。接着我用一块小钢片在那该死的锁孔里面捣鼓，直到钥匙咔啦一下松开，掉在地板上。

我再一次趴在地板上去扯那张纸。轻轻地扯，因为用力的后果会像扯桌布一样——桌布扯出来了，可所有的碗盘还在原位。我不只想要纸，还要纸上的钥匙。如果钥匙离你的手掌只有几英寸，何必撬锁呢？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别急，这就对了——

这时，门铃响起来了。

妈的，我真想吐口水。该死的门铃制造出的声音连母鸡听了都会停止下蛋。我僵在那里，热切地祷告，希望克里斯特尔在淋浴中听不到门铃声，可是显然我的祷告还不够热切。那玩意儿又响起来了，真是漫长而恐怖的刺耳声音，克里斯特尔关上了水龙头。

我待在原地，继续扯动那张纸。我可不希望她回到衣柜前面时看见钥匙躺在地板上。钥匙离开门缝进入我的视线，此时浴室门打开，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我没动，像祷告一样伏在地上。即使她注意到钥匙不见了，呃，至少她也没办法打开柜门，因为钥匙在我手里。这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这样告诉自己。

不过，她经过衣柜时没有放慢脚步。一阵风扫过，估计她穿着那件柠檬绿的毛巾浴袍。我猜她是按对讲器打开了楼下的大门。我等着，估计她也在等着，接着便传来门铃声。她打开了门。

这时我站起身，躲在那排衣服后面，竖起耳朵听着，但要弄清外面发生的事非常困难。门打开了，我听到克里斯特尔在说什么。声音很模糊，不过我还是听到了“干什么？你想怎么样？”之类的话。我觉得她的声音有点惊慌，或者至少非常不安，但也有可能是我描述得太夸张。

接着我听见她大声叫道：“不，不要！”这次真的很惊恐。然后她尖叫起来，但声音很短促，像放唱片时唱针被人移开了一样，忽然就断了。

然后是砰的一声。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在这里，一动不动地站在衣柜里，像全世界最谨慎的同性恋。过了一会儿，我想起应该用手中的钥匙开锁，可这时我又听到外面有人移动。是脚步声，和克里斯特尔的不同。我说不出是轻一些还是重一些，但肯定不一样。刚才一直在听克里斯特尔的脚步声，因此我已经很熟悉了。

脚步声近了，来到卧室，然后开始在卧室里四处移动，开抽屉、移家具，还转了一下衣柜门的把手，不过门当然还是锁着的。不管外面是谁，显然不善于开锁。衣柜被放弃，我又安全了。

他在继续移动。过了一段时间——当然不是永恒，脚步声又经过衣柜，回到客厅。公寓的门打开又关上——我已经能辨认出那个声音了。

我看看表，差十一分十一点，心想这比十点四十九分好记。我瞧瞧手中的钥匙，把它插入锁孔转动，开门前犹豫了一下，心里很清楚外面会是什么场景，我可没急着想看。

话说回来，我在衣柜里也实在待腻了。

我走了出来。客厅里的情景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躺在地上，一条腿弯着，脚塞在另一条大腿下面。黄头发塞在浴帽里。绿色的浴袍被拉开，美丽的身体展露无遗。

她的右颧骨上有一道难看的紫色伤痕。一道类似抓伤的红色印记从她的左眼下方延伸到下巴左侧。

还有，一个发亮的钢制工具插在她耸立的双乳之间，直入心脏。

我试了试她的脉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不过电视上的人总是这样做，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因此花了很长时间在她的手腕上摸来摸去，最后我说了声“去他妈的”，宣告放弃。

我没有觉得头晕，只是膝盖软了一下，不过那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一切恢复正常。我感觉糟糕是因为死亡本身就很糟糕，而命案尤其恐怖。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阻止这事，可他妈的我哪里知道该做什么！

凡事都有先后顺序。她死了，对此我无能为力，而我身为小偷，当然不希望被人发现置身于比失窃案更严重的犯罪现场。我得把所有可能留下我指纹的地方擦干净，我得拿回公文包，尽快离开。

我不用擦克里斯特尔的手腕，皮肤上不会留下指纹，虽然很多愚蠢的电视节目都不知道这一点。需要擦的是我脱下橡胶手套以后——顺便说一下，现在我又戴上了——摸过的地方。于是我从浴室拿块布擦了衣柜内侧的门和衣柜的地板，此外我实在想不出还可能碰过什么，不过还是顺手抹了抹衣柜外侧的门把手，以策安全。

当然凶手也碰过那个把手，所以我可能是在擦他的指纹。不过话说回来，他当时或许戴了手套。

这与我无关。

擦完后，我回到浴室把抹布挂回钩子上，然后回到卧室想再看一眼失意的淡彩画女士。我朝她抛了个媚眼，然后目光向下移，找我的公文包。

没有。

不管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是谁杀的，这人拿走了她的珠宝。

[1] 克朗代克河（Klondike），位于加拿大西北部，是育空河的支流。

[2] 史密斯奶奶苹果（Granny Smith apple），美国著名的苹果品牌，得名于创立者玛丽·安·史密斯夫人。

3

此事屡试不爽。我一开口就惹祸上身。不过眼前情况特殊，毕竟，我只是在听命行事。

“张开，伯尼。张大点，嗯？这就对了。很好，很好。太美了。”

美？呃，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想大概没错。如果克雷格·谢尔德里克愿意相信张嘴露出一口牙很美，那是他的特权，我祝他健康快乐。我想，这口牙齿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牙。二十多年前，有个面带微笑的牙齿矫正医生给它们上了牙套，弄得我整天用小橡皮筋攻击我的同学，不过至少它们现在都没长歪。而且自从我戒了烟，又改用增白牙膏以后，我看起来已经不像《黄牙诅咒》里的角色了。不过我所有的臼齿和尖齿都是又填又补，一颗智齿也成了回忆，而且左上排的犬齿做了根管治疗。对我这么一个牙科老病号来说，牙齿或许还算能见人，而且多年来也没给我添什么麻烦，但要说它们美，也未免太夸张了。

不锈钢探针碰到一根神经。我扭了一下，像嘴里塞满手指一样发出哼哼声。探针再度无情地碰了碰那根神经。

“有感觉？”

“嗯哼。”

“有点蛀牙，伯尼。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现在就得处理。这就是每年洁牙三到四次的重要性。你过来，我们拍一套X光片，检查一下口腔，抠抠臼齿，这样在小洞变成大洞前就能抓住它们。我说得对不对，嗯？”

“嗯哼。”

“那么多人都害怕照X光。嗯，如果你怀了孕，我想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可你没怀孕对吧，伯尼？”他说着笑了起来。我可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如果你是牙医，讲了个笑话就只能自己笑，这也许并不容易，可是在我看来，反正你在粗暴地发挥自己的机智时，也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病人没办法笑，你也不用把他的沉默理解为是在指责你。

“呃，我们马上处理，然后就让吉莉安清洁口腔。右下腭第一颗臼齿，这个好办，我们可以用药物局部麻醉止痛，当然不会让你的半边脑袋都失去知觉。这是个需要耐心的行业，有的医生会让你的舌头麻上六七个小时。算你走运，伯尼，为你看病的是天下最好的牙医，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他咯咯地笑着说，“只是，当然要付账单。”说完他大笑起来。

“嗯哼。”

“再张大些。很好。美啊。”他的手指尝起来像是煮过一样，这会儿正熟练地往我嘴里塞棉花团。然后他又拿起一根连着长橡胶管的塑料弯管插到我的舌根下面，开始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

“这位是口渴先生，”他解释道，“我跟孩子们都这么说。口渴先生这就要吸掉你们所有的口水，免得坏了我的好事。当然我跟孩子们说话不会这么粗鲁。”

“嗯哼。”

“总之，我对孩子们说，口渴先生在此，等我要用麻醉剂击昏他们时，会说他们马上就可以登上谢尔德里克大夫的火箭船遨游太空。因为他们的头就要开始发晕了。”

“嗯哼。”

“现在我们把那块牙龈弄干，”他说着扒开我的下嘴唇，用棉花球吸干牙龈上的口水，“现在我们会给你一点氨基苯甲酸乙酯，这是局部麻醉，免得我们拿针往你天真无邪的牙龈里灌上一夸脱的麻醉剂，这样你会失去知觉的。”他又咯咯地笑着，“开玩笑，伯尼。不会这样的，如果你技术高超得足以把针头插进正确的位置，就不用给你的病人用一堆那种玩意儿。哎哟，要知道感恩哪，给你看病的可是天下最好的牙医。”

天下最好的牙医帮我无痛注射麻醉剂，准备好他的高速钻孔机，然后展开他在这场永无止境的蛀牙对抗战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不痛。真正让我痛的不是肉体遭遇，而是他不断对我说的话。

不过开始时不是这样的。起初一切都很好。

“让我告诉你，伯尼，有我当你的牙医算你走运。但这跟我的运气比起来可就逊色多喽。你知道为什么吗？说来我能当上牙医还真是走运。”

“嗯哼。”

“不只是因为这个职业能让我丰衣足食。妈的，对这点我可没有罪恶感。我的钱是辛苦赚来的，收费又合理。付出几分服务就该得到几分回报嘛。当牙医还有别的回报。你知道，我认识的牙医大半最初都是想当医生，但我可不敢说他们真的想行医。我看一半的原因是他们父母觉得当医生才有出息。有钱，有声望，而且还是在帮助人。能拯救苍生，还有钱有地位，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嗯哼。”

“大声点，伯尼，我听不到。”他咯咯笑，“当然，这是开玩笑的。看看我们弄得怎么样了，你觉得疼吗？”

“嗯哼。”

“当然不疼。天下最好的牙医再创佳绩。话说回来，所有那些想当医生的人全跑到牙科学院去了，也许是因为医学院不要他们——很多高才生都落选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看了那些教育和培训计划：四年医学院的学习，两年实习，之后是当住院医生。如果你年纪还小，这些听起来似乎要用掉一辈子的时间。到了我们这种年龄，时间观念自然不同，可这时候就太迟了，对不对？”

我想我和他年龄相仿，三十出头，四十不到。四十岁还没有近在眼前，不至于觉得恐慌。他是个大个子，比我高，或许有六英尺二英寸到六英尺三英寸。一头棕发，夹杂着红色点缀，发型比较短且刻意打理得蓬乱。他的表情坦荡而诚实，脸形又长又窄，凸显出温和的棕色眼睛和下弯的长鼻子，满脸散落着雀斑。一两年前他蓄了男用香水广告里模特儿的那种颇有男子气概的小胡子，颜色比他的头发更红，虽然还没糟糕得让我想建议他刮掉，可如果他能这样做，我觉得会更好。胡子下面是饱满的嘴唇，里面闪现出你能想象出的最好的牙齿。

“总之现在就是有很多内心暗自希望自己是医生的牙医，有些还根本不保密。另外有人念牙科是因为……妈的，不想领救济金就得找点事做，再说这行看来挺不错——工作时间自己决定，收入稳定，没有上司管你，有点声望，等等。我就是这帮人中的一个，伯尼，不过我身上又发生了些奇妙的事。知道是什么吗？”

“嗯哼？”

“我爱上了我的工作。是的，就是这样。我首先认识到牙科是应该解决问题的。当然不是生死问题，我告诉你，对此我无所谓。我他妈的当然不希望病人死在我手里。那种事还是让医生去领教吧。我宁可处理比较小的生命问题，比如这颗牙能治好吗？不管谁来，我先查看一番，然后拍张X光片，有问题就当场处理。”

这回我没发出“嗯哼”声。他正滔滔不绝地说得兴起，不需要我再给任何鼓励。

“我他妈的就那么走运才会干上这行，伯尼。我记得我和最好的朋友都曾经绞尽脑汁地想，不知道这辈子做什么好。我选了牙科，他进了药剂系。他的教育过程看来比较容易，潜在收入当然也高得多。有自己的店，发展起来再开分店，妈的，成了生意人，赚大了。有一阵我还在想也许我应该干他那行，可只想过那么一段时间。天哪，你能想象我站在柜台后面卖卫生棉和通便药吗？我没法当生意人，伯尼。我会干得很糟糕的。喂，嘴巴张大点，嗯？太好了，美啊。我会做得一塌糊涂，无聊到发疯。我在什么地方看过，药剂师比其他行业的人活动量要大。是加州做的研究，不知道是真是假。哪有女人会想干药剂师啊，你说呢？”

他的思绪继续向前，而我的心思已经飘到了别处。如果必须有一个听众，那就是我了，我得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着，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用不着聚精会神。

然后他又说：“所以我他妈的自然不想当药剂师，我还发誓，除了自己我什么都不当。有点自满，是吧？不过很正确。”

“嗯哼。”

“但我也很正常，伯尼。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也有幻想。我想过万一牙科不适合我的话，我会干什么。只是假设性的问题。就因为纯属假设，而且我也知道那只是假设，所以就放大胆子胡思乱想啦。我可以选个更需要冒险、更富挑战的行业，虽然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儿。”

“嗯哼。”

“比如，我曾幻想自己是职业运动员。我经常打壁球，也打网球，而且技术不算很差。事实上，近来我在壁球场上的表现还挺不错呢，只不过和职业竞赛还是差距太大，所以我连想象一下那种角色都不行。现实就是有这种问题，总是给最美的幻想浇冷水。”

“嗯哼。”

“因此，我现在想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行当，而且还能在幻想中享受它，因为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嗯哼。”

“刺激、危险而且曲折离奇，说不定我根本没有那种职业所需的能力和性格，因为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性格我都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收入颇丰，工作时间短，又有弹性。而且是独来独往。”

“嗯哼？”这下他可挑起我的兴趣了。听来是我可能感兴趣的类型。

“我想到的是犯罪，”他继续说，“但不是用枪指着人，或者弄得自己被枪指。事实上，我设想的犯罪生涯是完全不用跟人接触的。独自工作，不参加帮派。”他发出咯咯的笑声，“我已经缩小范围了，伯尼。如果我从头再来，而且根本干不了牙医的话，我会当个小偷。”

沉默。

“和你一样，伯尼。”

更多的沉默。寂静。

这话当然让我震惊。我装聋作哑的技术一向高超，可眼下这个克雷格·谢尔德里克，放松先生兼天下最好的牙医，前一秒还在轻声细语地说着他多么热爱他的工作，后一秒却猛然间往我张开的嘴里丢了块砖头，而且再多的麻醉药也无法去除这股震动。

你知道，我向来都尽量把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分开。我从来不跟有案底的歹徒来往——只除了那几次被国家请去做客的时候 [1] ，我自由选择交往对象的权利遭到了严重侵犯。我的朋友或许会从办公室顺手摸点文具回家，或买台来历不明的彩色电视机。不用说，他们几乎都会在所得税申报单上做点手脚。可是他们讨生活靠的不是进入公寓偷东西，或者抢劫酒铺和加油站，或者开那些什么空头支票。他们的道德水准也许不比我高，但他们受尊敬的程度绝对远远在我之上。

而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说起受尊敬，我可跟普通人一样。我不经常谈我的工作，而且我跟别人通常都是泛泛之交，所以不谈并不奇怪。在一般人看来，我是在做投资，倚仗一笔虽然不多但显然还算足够的私人收入维生，要么就是在进出口行业做点枯燥但收入尚可的工作，总之差不多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会扮演某个精彩的角色，讨好一些年轻的异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老好人伯尼，口袋里总有几个钱，可又从来不会乱花，而且你打扑克五缺一或者玩桥牌四缺一时找我，我都有空。他们会觉得也许我是卖保险之类的人，不过感谢上帝，我可没找他们推销过。

现在我的牙医显然知道了我是个小偷。身份曝光，这倒不可怕——我住的公寓大楼里有人知道，另外城里也有几个人了解内情。但这件事还是挺吓人的，并且他对我吐露真相的方式也让我很惊讶。

“还是没受住诱惑。”克雷格·谢尔德里克说，“哎呀，我知道你的下门牙差点掉在我的油布上。我也不是故意要吓唬你的，可我忍不住。唉，伯尼，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差不多一年前，他们想给你安上谋杀罪名的时候，你的名字上了报，我刚好看到了。罗登巴尔可不是全世界最普通的姓，再说他们还登了你的地址，这些我当然都记下来了，所以看来没错，就是你。那之后你来过几次，我从来没提，因为当时没有必要。”

“嗯哼。”

“没错——可现在有了。伯尼，你想不想大赚一笔？我想不同的贼偷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个不爱珠宝的。我说的可不是J.C.Penny [2] 专柜卖的垃圾，而是真的珠宝——钻石、翡翠、红宝石，还有很多14K和18K的黄金，是所有的小偷都急不可待要塞进自己包里的好货。”

我想告诉他，不要想当然地使用所谓的小偷专用术语。可我只说了声“嗯哼”。

“错不了的，伯尼。不过嘴巴还要张大点，嗯？送上门的好事。仔细听我说，你记得克里斯特尔吧？她替我工作过，可那是你来以前。我犯下大错，娶了她，放弃了工作卖力的护理师，换来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婆。她也很卖力——卖力地分掉我一半的家产。我知道我跟你说过那女人给我惹的麻烦。无论是谁，只要他的耳朵乖乖待着不动，我都会把这故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哪只耳朵逃得过？如果它刚好和某张嘴巴共用一个头，而口渴先生又正在拼命吸那张嘴里的唾液的话。

“我帮她买了全世界所有的珠宝，”他继续说道，“她说这种投资最好，我就信了。我这人不会理财，伯尼。天生不是这块料。总之她告诉我说应该投资珠宝，说得天花乱坠，而我手头又有些没申报的现金，也不能用于投资股票和债券，总得买些能付现又不必留下记录的东西。要是你打算那样理财，买珠宝倒是挺划算的，相信我。”

“嗯哼。”

“问题就在于我们后来离了婚。她拿到了所有的珠宝，我连上法庭申诉都不行，因为国税局说不定会询问我当初哪里来的钱购买那些珠宝。我也没抱怨，伯尼。钱，我赚了不少。可这会儿那女人一下子得到了价值好几十万美元的珠宝在享受，而且房子也归她，外加格拉梅西公园的公寓和一把进入那该死的公园的钥匙。我只拿到了自己的衣服和牙科设备，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我每个月还要付她一大笔赡养费，直到她归西或再嫁——哪件事先发生都可以，我个人自然希望她早死，而且最好昨天就已经死了。不过她很健康，又聪明地不会再嫁。除非她沉迷于喝酒做爱早早把自己折腾死，否则我这辈子就别想脱离苦海。”

我没离婚，因为我根本就没结过婚。不过，我认识的每个人似乎不是已经离婚、分居，就是在考虑离开家。有时候他们也会抱怨赡养费和孩子的教育费，我都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不过大多数时候我想的都是“谢天谢地”。

“你要把她抢个精光太容易了。”他继续说，然后便告诉我可以怎样展开行动，以及她什么时间最有可能不在家，等等。他讲了很多细节，比我需要知道的还多，不过他只要停嘴喘口气或认真处理我的臼齿时，我就会“嗯哼”一声以示回应。钻牙完成后，他让我漱口，然后开始补牙，这其中我只听到他不停地说这笔买卖有多容易，利润又有多大，不过他强调得最多的还是她有多下贱，恶人就该有恶报。说她坏，我想他是在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显然他认为偷坏人的东西，我会更乐意。其实这对我没什么区别，再说我的理想是偷对我完全陌生的人的东西。想干好这行，就得尽量不带感情色彩。

他还在诉说。这位天下最好的牙医克雷格·谢尔德里克先生不停地讲着，而手上繁复的补牙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终于，他的谈话结束，我的牙齿也补好了，口渴先生和现在已经湿漉漉的棉花团全都消失了，接着是几次漱口和吐水，最后再把嘴张大点，让伟人检查一下他的手工杰作。我往后一靠，他站在我旁边——我卷起好奇的舌尖碰了碰整修后的牙齿，他则两手交握，等着问我那迫切的问题。

“怎么样，伯尼？一言为定？”

“不行，”我说，“绝对不行。绝无可能。”

我不是在闪烁其词。我他妈的非常认真。

你知道，我喜欢自己找活干。有很多贼喜欢靠内线消息工作，而且上帝知道，这类消息也不少。销赃的人是主要消息来源，他们时常联络小偷，不只是想得到某些特定的物品，还会把东西的特征和所在地等信息全部提供给对方参考。走这条路极其容易，许多小偷都喜欢。

所以牢里才会塞满这号人物。

原因在于，你跟销赃人打交道，又知道多少内情呢？收赃物的人与众不同，而且无疑其中绝大部分都老奸巨猾。我要是有女儿的话，绝对不允许她嫁给那种人。他们显然是在违法，可犯的罪通常不会让他们坐监受罚，部分原因是很难找到证据定他们的罪，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人通常非常狡猾，懂得两面做人从中得利。他有可能买通警察，而如果拿现金或皮草贿赂不成的话，他或许会转而以出卖罪犯作为条件。我可没说接销赃人派给你的活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不过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如果你想干的某桩活儿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么又有谁会去通风报信？如果惹祸上身，不是你自己不小心，就是时运不济。

当然我不担心克雷格会设计害我。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是他太爱说话，有事没事就对那些动弹不得的耳朵说个不停，天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谈起他跟老好人伯尼·罗登巴尔为了对付克里斯特尔干的那件高明的事呢？

嗯哼。

那我又怎么会在某人停止克里斯特尔心脏运动的时候，跑到她的公寓凑热闹呢？

问得好。

是贪心，我想。也许还有部分原因是傲慢。七宗罪中的两宗，加在一起会要了我的命。格拉梅西公园公寓的事做起来似乎只要冒极小的风险、不需要克服特别的安保设施，便能有很大的斩获。这种容易闯的空门数不胜数，可是往往不会有比彩色电视更方便携带的值钱东西。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住处是块上等肥肉，唯一的顾虑是克雷格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但我的银行存款是如此这般——也就是说非常少，这个顾虑就逐渐缩小得看不见了。

傲慢在此扮演了奇怪的角色。克雷格不厌其烦地说当小偷有多酷，如何充满冒险，而这一堆废话最终都归结为“就像你一样，伯尼”，这当然不是没有效果的。我还真觉得自己的职业非常伟大、高超且充满危险和惊奇。所以我才会按捺不住地老是要偷偷溜到别人的住处——再说我唯一受过的训练就是假造车牌，而要发展这项事业就只能待在铁窗后面。

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虽然这已经是事后。我可能一直就知道自己会接下这个活儿。我表现得不情不愿，可能是不希望天下最好的牙医从中捞取大笔佣金。也许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想法，不过无论如何，结果倒是很合我的心意。我不知道克雷格原本的目标是多少，反正在说服我改变主意的过程中，他的抽成逐渐变成了我销赃所得的五分之一。可话说回来，这也是公平之至，因为克雷格其实只需要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根本不用担心正义伸张时被杀或被捕。不过他是业余人士，对这类事情中的分成比例通常没有什么概念，要是我一开始就很热心的话，他完全可以要到一半。

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总之他降到两成时，我强忍住没问他底线到底是多少——显然他主要是希望她失去珠宝，对于分成并不怎么在意。所以我便举了白旗，同意蹚这浑水。

“太好了！”他说，“棒极了。你绝对不会后悔的，伯尼。”

就算在当时，我也希望他没说这话。

我仍坐在牙科椅子上。克雷格走开了，显然是去洗手，准备接待下一位病人。没多久，吉莉安便过来了。她让我再度往后靠在椅背上，在我的牙齿和牙龈上又抠又挖：除牙垢、去牙结石，以及洁牙过程中让人难受的各种项目。

吉莉安不太讲话，这倒没什么。也不是我不爱听她说话，但此时我的耳朵需要休息一下，我的脑子也还有事情要想。开始时我的思绪都集中在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公寓上，以及我该如何进行大扫荡。我不太确定是否应该答应，于是就不断地掐手臂，树立信心和决心，并告诉自己这和在路上捡钱没什么不同。

这些想法无疑颇为有用，不过它们最终还是让位给眼前正在挖探我蛀牙的妙龄美女——说起这事，实际情形其实没有听起来的那么诱人。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牙科护理师产生美妙的性幻想，反正一直无法避免。也许和制服有关。护士、空姐、领座员、修女——男人的脑子里就是会不断地编织这种缠人的蜘蛛网。

不过即使吉莉安·帕尔是洗衣妇或清扫街道的女工，我也同样会招架不住。这女孩纤瘦娇小，暗色的直发剪得像一个盖在头上的碗，显然是出自内行人之手。她拥有那种令人想起英伦三岛的迷人气色，仿佛被玫瑰红色的光芒照亮的白色陶瓷。她的手和她雇主的不同，很小，手指纤细，闻起来不像煮过的，而是芬芳扑鼻。

她洁牙时习惯靠着病人。这点我不反对。老实说，还相当情愿。

所以清洗过程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完事之后，我的牙齿耀眼地展现出只有洁牙后几小时内才可能有的亮度，然后我们便应酬性地说了几句客套话。她似乎已经是第一千次在教我如何正确刷牙——而且每个该死的牙科护理师教的都不一样，每一个又都会发誓只有他是对的——之后便对我眨了眨眼，说道：“很高兴见到你，罗登巴尔先生。”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吉莉安。”

“听说你要帮克雷格去偷克里斯特尔的珠宝，我很高

兴。”

“嗯哼。”

我觉得我应该当时就回绝。时机正对——飞机还在空中，降落伞又在手上。

不过我没有。

事情的发展令我不悦。我守口如瓶的牙医竟然在五分钟之内就破坏了保密系统。想来吉莉安是他信任的知己，而且她很可能在谢尔德里克夫妇俩针锋相对时倾听过克雷格很多的真情告白。鉴于她显而易见的魅力和克雷格喜欢与助手有染的历史，之前我就有过这样的假设。

不过这种假设于事大补小补都无——我祖母肯定不能忍受这样的成语，她使用成语非常严格，就算效果更好也不允许做任何改动。就我个人而言，偷窃计划有一个人知道已经很糟糕了；如果被两个人知道，那真是糟糕十倍，就算那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一样。妈的，要是他们睡在一起也许更糟。哪天他们分手了，难保其中一个不会心存报复，把什么事都抖出来。

我花了点时间和克雷格谈了一下，耳提面命地说他如果给那条不安分的舌头打一针麻醉剂，肯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他道了歉，答应以后会保持适度沉默，这事我便就此搁下不提。我可不想打退堂鼓，我要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让这架该死的飞机安全抵达终点。

贪婪和傲慢。这两样东西每次都会把你置于死地。

那天是星期四。之后我出城到汉普顿过周末，在一条捕蓝鱼的小船上度过半天，试图将皮肤晒成古铜色，接着到各处酒吧转了转，投宿在一家名叫狩猎客栈的著名老店。人们说淡季到这里来玩要过瘾得多，我深有同感。时间就这么过着，我还结识了一群迷人的年轻女性。回到我所属的曼哈顿时，已经又多耗掉了一些银行存款，此时我几乎为自己要去偷克里斯特尔的住处这件事而感到庆幸。但也没有因此欣喜若狂，不过嘛，嗯，还算能笑得出来。

星期二和星期三观察地形。星期三晚上打电话到东区六十三街的单身汉公寓集中地给克雷格，再次询问了克里斯特尔的每日行程。我告诉他——不是没有目的——看来星期六晚上是最佳行动时间。

我可没打算等到星期六。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晚上，我就跟亨丽埃塔·泰勒小姐聊了起来，而且攻陷了克里斯特尔的摇篮。

而且被困在她的衣柜里，在她没有生命迹象的手腕上摸索脉搏。

[1] 这里指坐牢。

[2] 美国最大的百货连锁商店。

4

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我正在往一片全麦吐司上抹大黄果酱。这种果酱是从苏格兰高价进口的，我买下它，是因为东西只要装在八角形的罐子里，并且贴了高级标签，我就认定那是好货。虽然这算盘好像打错了，我还是觉得有义务吃光。我把酱抹得很均匀，然后准备把吐司对切成三角形，这时电话响了。

我拿起话筒，吉莉安·帕尔说道：“罗登巴尔先生吗？我是吉莉安，克雷格医生诊所的，你还记得吗？”

“哦，你好！”我说，“真是个美丽的早晨，对吧？诊所怎么样？”

一阵丧礼上才有的沉默。然后她问：“你没听新闻？”

“新闻？”

“我不知道报纸上有没有登。我还没来得及看报。我睡过头了，买了咖啡和丹麦酥就赶到诊所。克雷格九点半有个预约，他向来准时，今天却没露面。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可没人接，我想他也许还在路上，然后我就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新闻。”

“天哪，”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吉莉安？”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便开始连珠炮似的说道：“他被捕了，伯尼。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不过千真万确。昨晚有人杀了克里斯特尔，好像是用刀刺死的。半夜里警察就逮捕了克雷格，说他杀了克里斯特尔。你都不知道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说，把话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手来把吐司切成四份。我可不希望它变冷。如果非要吃大黄果酱不可，至少吐司得是热的才行。“《纽约时报》没登。”我补充道。其实我还可以顺口说一句《新闻周刊》也没有登，倒是收音机和电视里报个不停。但为了某种特殊原因，我忍住没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伯尼。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咬了口吐司，边想边嚼着：“我想你首先应该关闭诊所，取消他今天所有的预约。”

“哦，我已经做了。你知道玛丽安吧？我们的接待员。她现在正在打电话。她打完电话我就让她回家，可之后——”

“然后你自己也应该回家。”

“也许。不过总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吧。”

我咽下更多吐司，啜饮了更多咖啡。大黄果酱好像开始对我的胃口了，可是我不敢说吃完这罐后我还会立刻再去买一罐来，不过我的确开始喜欢了。只是配咖啡不太好吃。一壶浓浓的英式早茶，嗯，应该会不错。下次记得。

“我不相信克雷格会杀她。”她说，“她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他恨她，可他不会去杀人。就算克里斯特尔这样的坏女人他也不会杀。”

拉丁语里有句话怎么说的？意思是人都死了，就不要说他的坏话了，我努力想着，但立刻就放弃了。死都死了，就这样吧。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如果我能和他谈谈就好了，伯尼。”

“你还没有他的消息？”

“什么都没有。”

“他们几点逮捕他的？”

“收音机里没说。只说他被捕并接受讯问了。如果只是问话，他们应该不会逮捕他吧？”

“也许不会。”我没再说话，嚼着涂满大黄果酱的吐司思考起来，“克里斯特尔是几点被杀的？他们提到这个没有？”

“据说尸体是半夜过后不久被人发现的。”

“唔，那他们什么时候抓的克雷格就很难说了。他们也许暂时不会起诉，只是讯问。他有可能坚持要他们起诉，不过他也许不会想到这招。而且他有可能懒得坚持，没有叫律师来场陪同。但事情发展到现在，他应该早就通知了律师。他应该没有刑事律师，但他的私人律师应该会把这案子委托给别人，所以我敢说他现在十之八九已经有个顾问了。”我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多年来我用过好几个代表律师，最后才定了赫比·泰尼鲍姆。他和我一向坦诚相待，我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而他也相信我有办法付钱——就算我无法预付订金。他也知道如何找到能通融的法官，如何跟检察官谈条件。但不知怎的，我很怀疑克雷格·谢尔德里克会愿意请他。

“你可以联络克雷格的律师，”我补充道，“问问他事情进展如何。”

“我不知道他的律师是谁。”

“也许他会和你联络，譬如让你取消所有预约之类的。他总不至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刚好听到了新闻。”

“那他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已经十点半了。”

因为你在用电话，我想说。不过我只是吞着食物，然后说：“他们可能是天亮后才逮捕他的。不要慌，吉莉安。他被捕了，但现在绝对安全。如果律师到今天下午还没跟你联络，你就打几个电话打听克雷格在哪里。他们说不定会让你见他，或者至少也会告诉你他律师的名字，你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别指望克雷格打电话给你。他们会让他打给律师，通常电话特权的范围就这么大。”除非你贿赂警卫，但他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吉莉安。律师会打电话给你，或者你也能联络到他，总之一定会有结果。如果克雷格是无辜的——”

“他当然是无辜的！”

“——那事情应该很快就可以圆满解决。妻子被杀，他们通常会讯问丈夫。克里斯特尔的生活很不检点，我听说——”

“她是个荡妇！”

“——所以有可能不少男人都有很好的动机和机会去杀她，而且没准她还把陌生人带回家——”

“就像《寻找顾巴先生》 [1] 一样！”

“——所以说嘛，这案子的嫌疑人肯定和爱尔德里奇街的蟑螂一样多，天下最好的牙医应该马上就可以回来钻牙补洞了……”

“哦，希望如此！”她吸口气，“他就不能保释吗？大家不是都保释的吗？”

“罪名是一级谋杀的话可不行。犯了一级谋杀罪的人不能保释。”

“好像不太公平。”

“人间很少有公平的事。”更多的吐司和咖啡，“我看你就坐着别动，吉莉安。在诊所或在你的公寓里，反正哪儿舒服你就待在哪儿。”

“我害怕，伯尼。”

“害怕？”

“我不知道我怕什么、为什么怕，可我真的很害怕。伯尼？”

“什么？”

“你能过来吗？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疯狂，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犹豫起来，当然部分原因是我的舌头上还有没咽下的食物。然后她说：“算了，当我没说吧。我知道你忙，这是强人所难，而且——”

“我马上就到。”

有件事得弄清楚。我答应到克雷格位于中央公园南区的诊所，可不是因为我兴致勃勃地想把头探进狮子口，或者钻进这头野兽对我大张的另一个入口。而且，我跑这趟也不是因为我忍不住回想起吉莉安洁牙时靠着我的曼妙感觉，或者她的手指尝起来有多香甜。

表面看来，我和此案保持距离好像于我有利。毕竟我是小偷，按说大有嫌疑。而且我和克雷格·谢尔德里克的关系不过是医生和病人，属于泛泛之交，而以我和吉莉安目前的交情来看，她碰到难处要寻找安慰，说什么也不应该轮到我。而且直到今天早上之前她还只叫过我罗登巴尔先生，看来我似乎应该保持低调。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事情总有两面——不管是谁刺中了克里斯特尔的心脏，这人还带走了那箱珠宝。我其实已经把那堆珠宝当成了我的，而且这个想法至今未变，所以我当然要把它们追讨回来。

话说回来，我要的可不只是珠宝。你也许还记得，这些贵重物品是放在我拎进公寓的公文包里的。按说肯定没人能把它和我联系在一起——毕竟当初那也是我偷来的。但那该死的东西里面有没有印满我的指纹就不好说了。外面是超级亮皮——和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手腕一样不会留下指纹，但里面是某种胶皮或人造皮革，不是没有可能印上指纹，再说里面还有金属镶边，所以我不难生动地想象出警察踢开我的门，逼问我装满克里斯特尔珠宝、印着我指纹的箱子怎么会跑到杀人嫌疑犯的家里去。

他们如果抓到他，我就可能有麻烦了。而如果没有抓到他，这人就会白白拿了我的赃物。要是天下最好的牙医还真的犯下了天下最愚蠢的命案，从而导致他们没有别人可抓，呃，那我也前景堪忧。因为这样一来，克雷格就会把我装在盘子上端出去。“我向他提到她有很多珠宝，而且喜欢四处乱放，你知道，他听了好像挺有兴趣。后来我才想起在哪里看到过他是个贼，还曾经牵扯过命案，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洗劫可怜的克里斯特尔的公寓……”

这个剧本我都可以帮他写了，而且从他一个星期前引我上钩的手法来看，他念这段台词的功力大概也不会差。也许这还不足以把他救出火坑，但肯定会把我拖进热锅和他一起受煎熬。

事实上，就算他是无辜的，也可能会使出这招。如果没有其他嫌疑人出现，他就会惊慌。他也可能像我对他一样，对我心存怀疑，或者根本就认定是我提前两天洗劫了克里斯特尔的公寓（这倒没错），然后一时慌了手脚错手杀了她。而且他可能只是认为我们的交易迟早都会曝光，就觉得最好提前撇清嫌疑。

总之，有很多可能性会让我惹祸上身。

再说我又挺喜欢克雷格·谢尔德里克的。如果当上了天下最好的牙医的病人，你是不会随便放弃的，不会在街上随便找个窗口挂了无痛拔牙广告的小丑。克雷格一直很好地照顾我的嘴巴，我希望他能继续下去。

还有，吉莉安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士。听她叫我伯尼比叫我罗登巴尔先生——我总觉得这个称呼过于正式——要受用多了。再说她的手指又发出那种好闻的香味，而且假设这味道是发自全身而不仅仅是手指好像也挺合理。当然，吉莉安是克雷格的情人，但我无所谓，我本来也无意色迷迷地去破坏别人的关系。我不是这种人。我只偷现金和没有生命的东西。同样，喜欢亲近某位年轻女性并不代表就是对她有所企图。再说如果克雷格真的被证明有罪，吉莉安就会同时失去工作和爱人，而我也没有了牙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能相互安慰呢？

美梦编织得太虚无缥缈了。现在有个恶贯满盈的杂种不肯放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一条活路。他甚至一不做二不休，还把我偷的珠宝也顺走了。

我要找他算账。

[1] 《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美国电影，一九七七年出品。影片描述的是一名背部有残缺的女教师，晚上到酒吧找寻性伙伴，不料惹祸上身，最后引起了一场暴烈的大屠杀。

5

“你真厉害，伯尼。”

我得承认我曾经在梦里希望吉莉安对我说这几个字，而且语调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这样，但听到这话时我还没挂断电话。在梦里，我听这话时是平躺着的，可这会儿我直直站立着，正把话筒放回接待小姐玛丽安桌上的话机上。玛丽安今天已经没事了，而克雷格·谢尔德里克可不是。他还在铁窗后面——刚才那个电话确定的就是这一点。

另外几个电话透露了其他几件事情。克雷格的律师叫卡尔森·弗瑞尔，事务所在城里。弗瑞尔已经请到了一位名叫埃洛尔·布兰肯施普的刑事律师在这桩特殊案件中代表克雷格——这是弗瑞尔事务所工作人员的用词。电话簿上的登记内容显示布兰肯施普的事务所位于麦迪逊大道三十几号。我试了电话，没人接。如果他家有电话，想来不是在曼哈顿之外，就是没有登记。我放弃了。看来他或许在法庭，他的秘书则决定延长午休时间以示庆祝。

克雷格今天早上六点半左右在他上东区的家中被捕。这种时刻往往没什么好事，而遭警方逮捕自然不能算是好事。他们让他刮了胡子，把睡衣换成外出服。我希望他懂得要穿便鞋，问题是有多少正直的公民能想到这一点？入狱后他们倒也不一定会把你的鞋带扯掉，不过隔三岔五的总有个傻瓜企图把自己勒死，搞得你只好拖着鞋子啪啦啪啦地走。

不过，在他要担心的事情中，这件也许排在最后。

这会儿他身处市中心中央大道一幢充满敌意的建筑中，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我看他可高兴不起来。我也不知道那里有谁高兴过。我打听过能否探视，对方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他觉得或许可以，但我为什么不亲自造访确认一下？不管最后判决如何，要我重访那个阴森森的机构可是门儿都没有。我过去拜访过几次，那种经历可没让我急着想回去重温旧梦。

“你真厉害，伯尼。”

事实上，她并没有再说这话，是我自己重复了一遍，以便将故事贯穿起来。我的回答是：别傻了，我没那么厉害，而且就算我偶尔在其他领域有过还算精彩的成果，在她面前我可还没有过什么优异的表现。暂时还没有。

“你自己也可以打那些电话，查出同样的信息，”我说，“你只不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罢了。”

“我连该怎么做都不知道。”

“你可以想出来的。”

“而且我一打电话牙齿就打战。我有时候真是紧张得要命。我不太会跟人谈话。我有时帮病人洁牙好像太安静了。他们没法说话，而我又怎么都无法开口。”

“相信我，有克雷格那张马达嘴，你的沉默简直是天赐的福音。”

她咯咯地笑起来，笑得非常迷人，这和早晨的太阳选择从东方升起一样，我一点也不惊讶。“他的话是很多，”她点头同意，仿佛终于狠下心来承认独立钟 [1] 上有道裂缝，“但他只对病人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很害羞、很安静。”

“呃，他当然不至于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独自一人，谁不安静？”

她想了想，然后脸红了，红得很好看——我还以为这项艺术已经绝迹了呢：“我是说他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安静。”

“我明白你的意思。”

“哦。”

“我在耍嘴皮。抱歉。”

“哦，没关系。我只是——今天早上脑子不太灵光。我在想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能去看克雷格吗？”

“不知道他能不能见访客。你可以过去看看，但最好事先多了解一点内情。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证据指控克雷格，那么做下一步打算也会更方便。”

“你觉得他们胜诉的可能性大吗？”

我耸耸肩：“这很难说。如果昨晚他有不在场证明的话，对他就有利，但如果是这样，这会儿他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我……呃，我看他昨晚没跟你在一起吧？”

她又脸红起来了，这也很难免。“没有，”她说，“我们昨晚一起吃的晚饭，之后因为有事就各走各的了。我们大约是九点分开的，各自回家。”

“嗯哼。”

“哦！”她的脸色忽然亮了起来，“上床前我和他通过电话。我记得当时在播约翰尼·卡尔森的节目。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互道晚安，但他那时在家。这算是不在场证明吗？”

“是你打给他的？”

“他打给我的。”

“那可算不上什么证明。只有他知道是从哪儿打给你的。警方可不认为杀人凶手会在意对一个漂亮小姐撒谎。”

她又开口说话了，然后在下嘴唇上咬出一个猩红的小印子。嘴唇颜色诱人，令人垂涎。要是让我咬一口，我是不会反对的。

“伯尼？你该不会认为是他杀的人吧？”

“我很确定他没有。”

“为什么？”

我是有理由，但最好还是保密。“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我说，这话显然正合她意。她开始讲述天下最好的牙医克雷格·谢尔德里克这个话题，把他说成了一个我还真想会一会的人物。

我决定改变话题。“我们知道他无辜，对他的帮助并不大，”这是一种转变的方法，“得警察知道他无辜才行，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他们知道还有别人有嫌疑。而除非你上了东方快车，否则一具尸体通常只对应一个凶手 [2] 。”

“你是说我们应该自己动手办案？”

是吗？“呃，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我边说边找退路，“但我希望能多了解内情。我想知道案发时间，也想知道克里斯特尔近来和哪些男人交往，而她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又在哪里。另外我也想知道谁有强烈的动机。克雷格的动机是不少，这事你知、我知、警察知，可是像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那样交游广泛的女人，肯定有几个敌人。说不定是她哪个情人的太太或女友打翻了醋坛子。总之可能性多得数不清，天知道该从哪儿开始。”

她看着我：“幸好我打了电话给你，伯尼。”

“呃，天知道我能帮上多——”

“我真庆幸。”她的眼睛发亮，接着她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眼睛眯起。“我刚刚想到一件事，”她说，“你原本打算周六晚上到克里斯特尔的公寓行窃的，对吧？设想一下，要是凶手选了那个时间动手，结果会怎样？”

我们就不要想象这种事情了吧，吉莉安。“但克里斯特尔昨晚在家，”我提醒她，小心翼翼地帮她换挡，把她引向安全的方向，“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在那时去的。”

“哦，对啊。我只是想到——”

不管她想到了什么，她没有机会把那句话说完，所以也永远不会留下记录。这时传来清脆的砰砰声，有人在用力敲打外面大门的毛玻璃。“开门，”是颇具权威的职业化的声音，而且还做了补充说明——依我看有些多余——“警察。”

吉莉安脸色煞白。

我呢，则做了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事——毫不犹豫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拉过来，和她热烈拥吻。

敲门声还没停。

呃，去他的。我们的热吻还没结束。

[1] 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鸣此钟宣布美国独立，一八三五年被损坏。

[2]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一具尸体有多个凶手。

6

我不知道吉莉安有没有不知所措，但她显然有些困惑。她的脸上有欣喜和惊讶，而且显然很震惊。我提过她的眼睛吗？它们是褪了色的干净的牛仔蓝，很大，之前我都没注意过它们这么大。

砰砰砰。

“伯尼！”

“是警察，开门。”

我还搂着她的肩膀。“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急切地耳语道，“你不是克雷格的女朋友，是我的，所以才会叫我过来。我们刚才只是和平常一样亲热了一下。”

她的嘴巴张成O形，眼睛里闪出恍然大悟后的光芒，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指着门时，她已经在向那儿移动了。我迅速从玛丽安桌上的盒子里抓起一张舒洁面巾纸。门打开，走进来一对便衣警察时，我已经在擦吉莉安猩红的唇印了。

“很抱歉打扰了。”高一些的那位说道。他的肩膀比一般人要宽，双眼分得很开，仿佛在子宫里时想过要变成双胞胎，可又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他的语气听起来完全没有抱歉的意思。

“我们是警察。”另一位说道。七月大停电时有人说过“外面一片漆黑，对吧”，那是我听过最没有必要的废话，这句“我们是警察”紧跟其后，排名第二。

首先，他们在锁着的门外就讲得很清楚了。更何况他们看起来就是这种角色。矮的那个偏瘦，一头黑色鬈发，小小的黑色八字胡修得很不专业，没有一个好莱坞导演选角时会找他扮演警察。他更像是会在倒数第二幕去告密的黑帮分子。不过他站在你面前，看起来就像警察，宽肩膀的那个也一样。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姿态，或许是因为面部表情，或许是因为他们刻意表现出的内在自我，反正所有的警察看起来都像警察。

这一对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大块头的“花岗岩”姓托德拉斯，贼眉鼠眼的小个子姓奈斯旺德。托德拉斯是警探，奈斯旺德是巡警，他们就算有名字，那也得保密。我们也提供了名字，连名带姓，然后托德拉斯就要吉莉安拼出她的名字。她一边拼，奈斯旺德一边记录到一本卷了角的笔记本上。托德拉斯问吉莉安的昵称，吉莉安说她没有。

“呃，只是例行公事。”托德拉斯说道。在这两人组里他好像很自然就是领头的，清出一条路让鼠头鼠脑的奈斯旺德钻过去。“想来你已经听说你老板的事了，帕尔小姐。”

“收音机里报道了。”

“呃，嗯，恐怕他会有一阵都抽不出空来了。嗯，诊所你已经关了。打电话取消他的预约了吗？”

“今天的全都取消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也许你应该把这个月的都取消。”奈斯旺德建议。

“或者今年的。”

“对。看来他这次是闯下了大祸。”

“也许你最好就此结束营业。”托德拉斯说道。

“也许是该这么办。”

“另外找个雇主。”

“找个觉得离婚就行，大可不必杀人的老板。”

“或者找个杀了前妻又可以逍遥法外的。”

“对，就是这样。”

“没错。”

这两人一来一往的，真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好像在排演相声，正式上演前找个小房间练习练习。我们算是暖场的观众，被他们充分利用起来。

吉莉安好像不觉得他们很滑稽。她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下嘴唇上的唇膏比平时要淡一些。她的眼睛雾蒙蒙的。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想着，并努力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她。克雷格只是你的老板。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叫他克雷格。

“难以置信。”她说。

“相信吧，帕尔小姐。”

“没错。”奈斯旺德的声音传来。

“可他不会做那种事。”

“这很难讲。”托德拉斯说。

“他们每次都会把你骗得团团转。”

“可谢尔德里克医生没有杀任何人！”

“他是没有杀任何人。”奈斯旺德说。

“他杀了某个特定的人。”托德拉斯说。

“也就是他老婆。”

“这可很特定。”

吉莉安皱起眉头，嘴唇又抖起来。我还真佩服她使用的嘴唇发抖这项技术。也许是真的，也许她根本不自觉，不过放在整出戏里看，效果甚佳。也许不像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一样抢戏，但也充分传达了她的意思。

“在他手下做事很好。”她说。

“为他工作很久了吗，帕尔小姐？”

“挺久了。我就是这样遇到伯尼的——就是罗登巴尔先生。”

“你和罗登巴尔先生是通过医生在这儿认识的？”

她点点头：“他是这里的病人。我们在这儿认识，开始约会。”

“所以今早你预约了看牙，对吧，罗登巴尔先生？”

不对。很诱人的回答，也许吧，不过是错的，而且他们一查预约登记簿就会知道真相。既然撒个小谎可以瞒过去，那又何必动用弥天大谎呢？

“没有，”我说，“帕尔小姐打电话给我，我刚好没事，可以过来陪陪她。她非常焦虑，不想独自待在这里。”

他们互相点点头，然后奈斯旺德做了笔记。或许记的是时间和温度吧。

“我看你当他的病人也有一段时间了，罗登巴尔先生。”

“两年。”

“见过他前妻吗？”

呃，我们从来没被正式引见过。“没有，”我说，“我想没有。”

“婚前她是他的护士，对吧？”

“他的护理师。”吉莉安纠正道。两人瞪眼看她。我说据我了解，谢尔德里克太太嫁给他时便辞掉了工作，而我开始找他看牙时，她已经不在诊所上班了。

“挺好的交易。”奈斯旺德说，“嫁给老板，这可比娶了老板的女儿还划算。”

“除非老板把你宰了。”托德拉斯说了另一种可能性。

我们的谈话便以这种风格继续进行着。我偶尔会插几个试探性的问题，好让他们一路表演下去，另一方面也借机打探到一点信息。

信息：法医判定死亡时间是在午夜到凌晨一点之间。你知我知，克里斯特尔死在十点四十九分，也就是差十一分十一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提供这条信息。

信息：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看不出任何东西被移出了公寓。结合所有事实来看，凶手应该是在克里斯特尔同意的情况下进门的。她的穿着颇为随意，连浴帽都戴在头上，因此可以假设凶手至少应该是她的熟人。

这我同意。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当然，因为我打开锁里的制动栓时，通常不会留下痕迹。看不出遭人洗劫，只是因为东西没被翻乱，抽屉没被拉开，没有业余小偷或匆匆离去的惯偷会留下的蛛丝马迹。不管是谁杀了克里斯特尔，他原本可以把公寓搞得像一群地狱天使来这里住了个把月一样，但在我的帮助下，他做事变得异常容易——他上门前我已经搜罗好所有的赃物并帮他打包完毕了。天哪，真是气死人！

信息：克雷格无法说清楚他老婆被人杀死时，他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曾经提起和吉莉安共进晚餐，那么消息并没有传到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的耳朵里。吉莉安是老板的女朋友，而我只是个和善的普通小偷，这事他们最终肯定会发现，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早晚会惹上麻烦，这个念头已经成为我的肉中刺、心中虑。不过谢天谢地，眼下还没事。与此同时，克雷格当时告诉他们说那天他自己在家里静静地度过了一晚。很多人的很多晚上都是在家里静静度过的，但就是那种晚上最难查证。

信息：有人——我想是某个邻居——声称命案发生前后，看到一个符合克雷格外貌特征的人离开格拉梅西公寓。我没问出那人具体是什么时间被人看到的，他当时是离开那幢建筑还是那套公寓，是谁看到了他，目击者对时间和对象的认定到底有多大把握。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和克里斯特尔上床的男人、杀人凶手，甚至伯尼·罗登巴尔本人从洗劫一空的屋子匆匆逃逸。

克雷格也有可能是凶手。我只知道凶手有两条腿，而且沉默寡言。如果贾利·库珀 [1] 还活着，说不定就是他。或许是马塞尔·马尔索 [2] 。或许是克雷格，一反常态地没开金口。

“我们可以进办公室看看吧？”托德拉斯说。吉莉安解释说我们现在就在办公室里，他说：“呃，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指他平常工作的地方。”

“嗯？”

“有一张往后倒的椅子。”奈斯旺德说。

“可以看到所有的钻子。”

“还有工具，那些顶上装了可爱小镜子的棒子，还有从人家牙龈底下挖出牙垢的那些东西。”

“哦，对。”托德拉斯说着，似乎在回忆什么，笑了起来。他的牙齿又大又白又整齐，就像好国王温瑟拉斯 [3] 往宫外探头时看到的白雪——这句儿歌可能背得不对，但你一定懂我的意思。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如同车头灯一样，在他笑起来的嘴巴上方闪闪发亮。“还有那个把你的所有口水都呼噜呼噜吸光的玩意儿。可别忘了那个东西。”

“那是口渴先生。”

“嗯？”

吉莉安把我们领到克雷格做手工、解决众人问题，然后把他们送出门去和坚硬的牛排或牛轧巧克力对抗的地方。两名警察滑稽地把椅子前倾后斜，还模仿科隆克特医生 [4] 拿着钻子相互比画，但很快他们便拉下脸来，打开装着钢制工具的抽屉橱柜开始办正事。

“这些东西真有趣啊，”小个子奈斯旺德说道，伸直手臂拿过一把吓人的小凿子，“这玩意儿叫什么名字？”

吉莉安告诉他，那是从牙齿上刮牙垢的凿子。他点点头，说这事想必挺重要。她说重要极了，否则会发炎，骨头会被腐蚀，得牙周病，最后满嘴不剩一颗牙。“大家都认为蛀牙才是严重的，”她解释道，“其实就算牙齿再好，牙龈有问题，牙齿也会保不住。”

“这些牙可真美，”托德拉斯真诚地说，“可是恐怕你的牙龈得下台了。”

这话惹得我们笑成一团。奈斯旺德和托德拉斯轮流举起各种工具想认识它们。这是凿子，那是牙科手术刀，还有好多数不胜数的玩意儿，幸好仁慈的上帝让我根本想不起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所有这些东西，”托德拉斯说道，“都有个基本共同点，对吧？比如它们都成套，只不过没有装在同一个盒子里，以便让人知道它们全都在。现在它们只是被排放在抽屉里而已。医生是成套买的吗？”

“没错，是可以成套买。”

“他是这样做的吗？”

吉莉安耸了耸肩：“不一定。我来这上班之前很多年他就开了这家诊所。当然有些工具可以单独买到，虽然这些都是高级钢制品，可意外总是难免，凿子会掉在地上折弯，手术刀会起凹痕。每种用具我们手边都有几套备份，因为看牙一定要有合手的工具。我是护理师，不用处理文书，但我知道我们偶尔会重买些零散的工具。”

“可它们全都一样。”奈斯旺德说道。

“哦，也许看起来是吧，但凿子弯曲的角度会有细微的差别，要不就是——”

她停下来是因为他在摇头，不过说话的是托德拉斯。“它们的柄全是六面体，”他说，“是同一家厂商做的。”

“哦。对，没错。”

“哪家厂商，帕尔小姐？你知道吗？”

“赛尼克眼科与牙科用品供应商。”

“你能拼一下吗，帕尔小姐？”她拼出来，奈斯旺德做了笔记，他套上笔帽，然后翻过一页。与此同时，托德拉斯则从口袋伸出大手，摊开手掌露出一把牙科用具，它看起来和吉莉安说的手术刀很像。以前我也有把类似的刀，但品质没那么好，那是我小时候一组美工刀里的，我以前用它在木头上削出过一只可怜巴巴的没有翅膀的小鸟。

“这你认得吗，帕尔小姐？”

“是牙科手术刀啊。怎么了？”

“你们的？”

“不知道，有可能。”

“医生有几把这种型号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应该不少。”

“他离开诊所时带走过吗？”

“为什么要带走？”

他们再度交换目光，颇具意味。

“我们在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公寓找到了这把。”奈斯旺德说。

“事实上是别的警察找到的。他说‘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警方。”

“事实上是在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身上找到的。”

“事实上就插在她的心脏里。”

“事实上，”托德拉斯——或许是奈斯旺德——说，“这就叫罪证确凿，真相大白，对吧？依我看，你的老板是怎么也无法脱身了。”

吉莉安大受刺激。不过我听了却毫无反应，因为当初我像个白痴一样摸着克里斯特尔的手腕把脉时，就看到了那个六面体的刀柄竖在她的双峰之间。我知道最终他们会查出那是克雷格的工具，或者是几乎可以乱真的复制品，而且我也考虑过是否要把它带走。

不过，不这样做的理由非常充足。其中最有力的一个，是以我的走运程度，我很可能在把凶器塞进口袋后便会和警察撞个正着。让人逮住你携带偷窃工具已经够糟糕的了，要是你还身怀凶器，那恐怕就真要完蛋了。

再说，依我的看法，手术刀恰恰证明了克雷格是无辜的，有人成功设下了天下第一愚蠢的嫁祸之计。克雷格知道手术刀一定会让警察立刻将矛头指向他，那他为什么又要用它去杀他老婆呢？而且，如果他的品位和智慧真让他沦落到去动用手术刀，那么杀人后为什么不拿走凶器，而是让它竖在他老婆身上呢？无论警察根据哪条线索办案，迟早都会找到他身上，可我如果拿走了手术刀，之后精明的法医鉴定结果却证明伤口是牙科手术刀造成的，呃，那克雷格可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所以我把它留在原处没动，现在则是在尽最大努力假装我是头一回看到此物。“哇，”我张大嘴巴说道，“这是凶器？”

“正是。”

“直直插进她的心脏。”奈斯旺德补充道，“没错，就是凶器。”

“一定是当场死亡。”

“根本没流什么血。干净利落，痛痛快快，不着痕迹。”

“哇。”我说。

吉莉安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真希望她不要反应过度。想到老板犯下的命案，她当然应该震惊，可如果他们只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震惊程度也应该有限。

“我实在无法相信。”她说，伸手想去碰手术刀，结果又缩了回去，指尖差一点触到发亮的金属。托德拉斯大笑起来，把手术刀放回口袋，奈斯旺德则从他外套衬里的口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开始在一大托盘的工具里翻拣手术刀。他装了四五把到那个信封里，舔舔封盖，粘上，在上面写了什么。

吉莉安问他在干什么。“证据。”他说。

“检察官在法庭上会说明医生有和凶器大小形状一样的手术刀。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帕尔小姐？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你可以认出的凹痕或刮痕之类的？”

“刚才那把刀我看过了，认不出来——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它们全都一个样。”

“你仔细看看，也许会注意到什么。托德拉斯，你让咱们的帕尔小姐再看一眼吧，嗯？”

吉莉安并不想看。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看了，然后宣称看不出有特别眼熟之处，说它看起来跟诊所用的完全一样。不过，她补充说全国的牙医都用赛尼克的产品，非常普遍。如果他们调查纽约各个牙科诊所，应该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把。

奈斯旺德说他相信的确如此，但只有一个牙医有明确的动机要杀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

“可他很喜欢她啊，”她说，“他希望可以跟她复合。我看他一直都爱着她。”

两个警察互相看了一眼，这我可不怪他们。真不明白她怎么会提起这个话题，不过警察还是恪守职责，打算盘问清楚，问她克雷格想要破镜重圆是怎么回事。她信口胡编了一通，还算能自圆其说，可令她沮丧的是，托德拉斯认为这样看来克雷格又多了一个杀人动机。“他想复合，”他说，“而她不屑一顾，于是他因爱生恨，杀了她。”

“‘男人杀掉心爱之人，’”奈斯旺德引经据典，“‘各位细听此言。懦夫杀之以吻。勇士杀之以剑。牙医则杀之以手术刀。’”

“完美。”托德拉斯说。

“奥斯卡·王尔德。”

“说得好。”

“除了牙医用手术刀杀人的那部分，奥斯卡·王尔德没说过那句话。”

“我说嘛。”

“是我自己加的。”

“就是嘛。”

“似乎很合韵。”

“可不是嘛。”

我觉得吉莉安快要尖叫起来了，她的双手扭绞成小小的拳头。撑住，我想告诉她，因为插科打诨会让他们分心，忘记要紧的事，而且很快他们就会离开，走出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演自己的戏码。

可是她似乎没在听。

“等一等！”

他们扭过头瞪着她。

“你们等一等！我怎么知道那玩意儿真是你们带来的？那把手术刀！我根本没看到你们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说不定是你们趁我看别处的时候，从托盘里拿的。说不定人家说警察腐化全是真的。陷害民众、伪造证据，还有——”

他们还在瞪着她，而她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没了词儿。依我说，没关系。我希望——这不是我年轻生命里第一次这么想了——有个方法可以停止记录生命的宇宙录音机，倒一下带，把之前那段抹掉。

但这不可能——这一点奥马尔·凯亚姆 [5] 早在录音机发明以前就解释过了。移动的手指写下了一切，而亲爱的小吉莉安则放手给了我们那根移动的手指。

“这把牙科手术刀，”托德拉斯说着又拿起来给我们看，“事实上并不是在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胸膛上找到的那把。我们有证物守则之类的规定，凶器不能随便带走。让那位女士送命的手术刀这会儿正贴着标签躺在化验室里，由穿着白色制服的人检查血型，做他们该做的事。”

吉莉安没出声。

“我的搭档给你看的手术刀，”奈斯旺德插话道，“是我们在来这儿的路上，顺便到赛尼克眼科和牙科用品供应商那儿买的。这把和凶器一模一样，我们随身带着进行调查会很方便。所以我的搭档可以把它放进口袋，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这不是证物，他也不可能用它伪造什么。”

托德拉斯大笑起来，手术刀再次消失。“纯属好奇，”他说，“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昨晚你是怎么过的，帕尔小姐。”

“我怎么——”

“你昨晚做了什么？除非你不记得了。”

“昨晚……”吉莉安说道。她眨着眼睛，咬咬嘴唇，恳求似的看着我。“我吃了晚餐。”她说。

“一个人吃的？”

“和我一起，”我说，“这你也要记录？为什么？吉莉安没有嫌疑吧？我还以为你们已经确定谢尔德里克医生是头号嫌疑人了呢。”

“没错。”托德拉斯说。“只是例行公事。”奈斯旺德补充说，他那张黄鼠狼一样的脸显得更狡猾了，“所以你们是共进晚餐的？”

“是的。亲爱的，那家餐馆叫什么名字来着？”

“贝福地。可是——

“贝福地。是的。我们应该是在那儿待到了九点，九点左右吧。”

“然后你们就回家静静地度过了一晚？”

“吉莉安回家去了，”我说，“我到麦迪逊花园看了拳击比赛。我到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不过我看了三四个回合，还有主赛。吉莉安不爱看。”

“我不喜欢暴力。”吉莉安说。

托德拉斯好像动都没动就向我靠近了。“这样看来，”他说，“你是可以证明你去看过拳击比赛了？”

“证明？我为什么要证明？”

“哦，只是例行公事，罗登巴尔先生。你是和朋友去的吗？”

“不，我一个人去的。”

“是吗？可你总会遇到个熟人吧？”我想了想，“呃，赛场里那些老看客是在：皮条客、毒贩和观众。但我只是个拳击迷，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只不过看到他们就知道罢了。”

“嗯哼。”

“我还和旁边那人聊了几句，说的都是拳击手之类的话题，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天知道我还能不能认出他来。”

“嗯哼。”

“对了，我为什么要证明我在哪里？”

“例行公事，”奈斯旺德说，“这么说来你无法——”

“哦，”我很聪明地说，“哎呀，还真不知道票根在不在呢，好像没有扔掉啊。”我看看吉莉安，“昨晚我是穿的这件外套吗？应该没错。我可能把票根扔到垃圾桶里去了，要不就是上床前清理了口袋。可能在我公寓的废纸篓里。该不会——哦，有个东西。”

然后，魔法般地，我掏出了一张昨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看拳击比赛的橘色票根给奈斯旺德看。他阴沉着脸看了一眼，然后把它交给托德拉斯，而托德拉斯看了似乎也不太高兴——虽然他脸上带着笑。

票根平息了眼前的事情。他们知道凶手已经关在了牢里，也没怀疑我们，可是吉莉安惹怒了他们，肯定会受到一点报复。他们回到原先较为温和的询问方式，打算在继续进行前先把笔记本上的资料总结一下。现在我可以放松下来了，只是在他们真的离开以前，还不能彻底放松。就在他们看样子要走的时候，托德拉斯举起一只大手在他的大脑瓜顶上不停地挠着。

“罗登巴尔，”他说，“伯尼·罗登巴尔。见鬼，我在哪儿听过这名字？”

“哦？”我说，“不知道啊。”

“你做哪一行的，伯尼？”

警铃响起。他们开始叫你名字的时候，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把你定位成了一个罪犯。只要你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公民，就一定是罗登巴尔先生，可他们叫你伯尼的话，眼睛就得擦亮一点了。我看托德拉斯连自己在说什么都没搞清楚，不过我可听得真切，看来这层冰稀薄起来了。

“我做投资。”我说，“共同基金，开放式房地产信托基金。不过真正的重点是房地产规划。”

“对了。罗登巴尔，罗登巴尔。我知道这名字啊。”

“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说，“除非你是在布朗克斯长大。”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口音啊，我心想。不管是谁，只要他听起来像《拉芙妮与雪莉》 [6] 里的佩妮·马歇尔，那他就肯定在那里长大。不过我说的是：“哪个中学？”

“什么？”

“哪个学校？”

“詹姆斯·门罗高中。怎么了？”

“就是嘛。高一英语课。你不记得罗登巴尔小姐了吗？说不定就是她教你念的奥斯卡·王尔德呢。”

“她是英语老师？”

“没错。她过世了——哦，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小小的老太太，铁灰色头发，姿态优雅。”

“你亲戚？”

“我父亲的姐姐，佩格姑姑。不过学生只知道她是玛格丽特·罗登巴尔小姐。”

“玛格丽特·罗登巴尔。”

“没错。”

他打开记事本，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打算写下我姑姑的名字，但他只是耸耸宽大的肩膀，收起本子。“应该就是，”他说，“这个姓挺特别的，你知道。就在脑子里，随时会跳出来。也许我不在她的班上，但我就是记得这名字。”

“很可能。”

“我会想起来的。”他说着为奈斯旺德拉开门，“记忆这东西很奇怪，只要放着它不管，你早晚会想起来的。”

[1] 贾利·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西部片明星，常演不爱说话的角色。

[2] 马塞尔·马尔索（Marcel Marceau，1923—2007），法国默剧演员。

[3] 好国王温瑟拉斯（Good King Wenceslas），一首圣诞歌曲里的主角，圣诞节时他会出来给穷人发救济品。

[4] 科隆克特医生（Dr. Kronkheit），美国歌舞喜剧片里的角色。

[5] 奥马尔·凯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波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鲁拜集》的作者。

[6] 《拉芙妮与雪莉》（Laverne and Shirley），美国的一部电视情景喜剧。

7

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走后十或十五分钟，吉莉安和我一起离开诊所。我们在第七大道拐角一家咖啡店加入了吃午餐的人潮。我们点了咖啡和烤乳酪三明治，结果我不但吃了自己的，还吃掉了她的半个三明治。

“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我边吃边问，“我们对她的了解有多少？”

“她死了。”

“除此之外。她是克雷格的前妻，有人杀了她，其他的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伯尼？”

“呃，她遇害总有个理由，”我说，“如果我们知道，也许就有可能想出是谁干的。”

“我们要查出凶手？”

我耸耸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吉莉安很兴奋，蓝眼睛都跳起舞来。她觉得我们像尼克和诺拉·查尔斯一样，或者是诺斯夫妇 [1] ——这两对侦探她根本分不清楚。她想知道我们该从哪里入手，于是我便把话题转回克里斯特尔身上。

“她是个荡妇，伯尼。谁都有可能杀她。”

“我们只知道克雷格说她是个荡妇。男人讲到前妻，标准都很苛刻。”

“她老在酒吧鬼混，勾引男人。说不定其中一个就是杀人狂。”

“而他的口袋里又刚好有把牙科手术刀？”

“哦。”她拿起杯子，斯文地啜了一口，“也许她勾引的男人是牙医，而且——但我觉得大多数牙医应该不会口袋里放着把手术刀四处走。”

“只有下班后摇身一变，成为杀人狂的那些才会。而且就算杀她的是牙医，他也不会把手术刀留在她身上。所以，是有人刻意从诊所偷走手术刀，嫁祸给克雷格。这就说明凶手不是生人，凶案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策划的。凶手有杀人动机——此人在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表示，我们得了解一下她的生活。”

“怎么了解？”

“问得好。还要咖啡吗？”

“不了。伯尼，也许她记日记。现在的女人还记日记吗？”

“这我怎么知道？”

“或许有沓情书，里面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看出她的约会对象是谁。要是你能偷偷溜进她的公寓——怎么了？”

“太迟了。”

“嗯？”

“偷偷溜进公寓的时机，”我说，“得是有人在里面遇害之前。只要出了人命，警察马上就变得很有效率。他们会给门窗贴上封条，有时还会派人看守。再说他们已经搜过了凶手没偷走的东西，所以要是有日记或信件，而凶手又没有足够的冷静把它们带走——”譬如一箱珠宝，我恨恨地想着，“那警察应该也已经拿走了。总之，我估计本来就没什么日记或情书好拿。”

“为什么没有？”

“我看克里斯特尔不是那种类型的女人。”

“可你又怎么知道她是哪种类型？你连见都没见过她。”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抓住女服务员的视线，像平时一样在空中做了一个签字的手势。我还真纳闷——不是第一次了——当初是哪个顾客发明了这个手势，而当初那位看到手势的服务员又是怎么想的？先生，您是要我姑妈的笔吗？是吗？

我说：“她总有家人吧？你可以跟他们联络，假装是她的大学同学。”

“哪所大学？”

“不记得了，不过新闻报道应该说了。”

“我年纪比她小，不可能和她是大学同学。”

“行了，又没人会问你的年龄。他们恐怕正伤心呢。总之，这事你也许可以通过电话解决。我是在想，你可以从中打听一下她的过去，看看会不会冒出几个男人的名字。重点是她可能有过不止一个男朋友，那样一来我们也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

她想了想。服务员拿了账单过来，我掏出钱包付账。吉莉安正皱着眉头专心思考，似乎没有要和我对半分的意思。呃，好吧，毕竟她的三明治我吃了一半。

“嗯，”她说，“我试试看。”

“打几个电话，看对方有什么反应。当然不要说出你的真名。还有，你最好尽量待在家里，免得克雷格找不到你。我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打电话，但他的律师说不定会找你。”

“那我怎么跟你联络呢，伯尼？”

“我可能不好找。电话簿上可以查到，伯尼·罗登巴尔，西区七十一街，但我多半都在外面。这样吧，我打给你。你的电话登记了吗？”

没有。她在钱包里翻了一阵，把她的电话和地址写在了一张美容师预约卡的背面。卡片约的时间是九天前，美容师叫凯斯。不知道她有没有赴约。

“那你呢，伯尼？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找个人。”

“谁？”

“不知道。不过找到的时候我自然就清楚了。”

“女人吗？到时候你怎么知道是她？”

“她会在一家轻浮的酒吧，”我说，“认真地喝酒。”

酒吧的名字叫恢复室。鸡尾酒餐巾上印满了护士漫画。我唯一记得的那条上面印了个屁股肥圆的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她在问一位色迷迷的外科医生肛门温度计该怎么处置。墙上贴了张单子，列出一堆怪异的鸡尾酒名称，例如气泡醚、静脉特别注射、验尸工作，价格都是两三美元。此外墙上还杂乱地陈列了和医院有关的各种道具——红十字夹板、口罩等。

虽然如此，这里似乎并没有吸引到医护人士。酒吧位于与格拉梅西公园相隔几条街的欧文广场上，在一幢红砖建筑的一楼，往东是贝尔维医院，但距离太远，医院的员工都不愿意来，这儿的顾客似乎主要是附近的居民或上班族。酒吧的确很轻浮。再轻一些，就能飘上天去了。

话说回来，弗兰奇喝酒的确很认真，足以让恢复室落在阴沉的现实里不会飘走。喝史汀格鸡尾酒 [2] 是一种认真的选择。而在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喝两杯，则是更加认真的事。

我到达恢复室前先去了几个地方。第一站是我的住处，然后便乘出租车到东二十几街，开始各处走访。列克星敦大道一家美食小店卖给了我一小瓶进口橄榄油，我躲在转角处小心地打开盖子，倒转瓶身，咕噜噜全灌了下去。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秘方：准备整晚大喝一顿前，要先在胃里裹一层。哎呀，那味道可不是我尝过最美妙的，总之吞下以后，我便开始游走于各家酒吧，先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几家，再到第三大道，然后沿原路折回，最终到了恢复室。在这过程中，我每到一家就喝一杯白葡萄酒加汽水，而且一直待到确定没人想谈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才走。我碰到两个跃跃欲试想聊棒球的家伙和一个想聊得州的笨蛋，不过我能搜刮到的对话就那么多。

直到我碰上弗兰奇。她个子很高，黑色鬈发，阴郁的脸上五官线条很硬。她坐在恢复室的吧台上啜饮着白兰地鸡尾酒，嘴上叼了根弗吉尼亚薄荷烟，正荒腔走板地哼着《给我的宝贝》。她和我年龄相当，但我觉得入夜后她就会老很多。史汀格鸡尾酒是有这效果。

不知怎么的，我立刻就知道了。这里看来就像是克里斯特尔会来的地方，而弗兰奇则看起来与克里斯特尔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我走到吧台前，向一个愁眉苦脸、貌似宿醉的酒保点了白葡萄酒加汽水，然后问弗兰奇她旁边的位子是否有人坐。此举颇为唐突，因为吧台前当时只有另外两名顾客——两个销售员在吧台的另一端掰手腕。但她并不在意。

“欢迎加入，老兄，”她说，“你愿意在我旁边坐多久都行，只要你不是该死的牙医。”

啊哈！

她说：“她啊，我可以告诉你，伯尼。她是我们这个该死的世界里的珍宝，她就是这么个人。唉，妈的，你认识她，对吧？”

“多年前。”

“多年前，对啊。在她结婚之前，在她嫁给那个拔牙凶手之前。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找他们那帮杂种了。就算每颗牙都在我的脑袋里烂掉，我也不找他们。妈的，谁在乎，对吧？”

“对，弗兰奇。”

“反正我又不用嚼什么东西。去他的食物。不能喝的东西我要来干吗，对吧？”

“对。”

“克里斯特尔是个淑女。确实是。那女人他妈的是个淑女，对吧？”

“当然。”

“他妈的太对了。”她朝酒保弯了弯手指。“罗吉，”她说，“罗吉亲爱的，再来一杯。只要白兰地，外加点薄荷酒让它凉一凉，好吧？因为这玩意儿尝起来开始有点像漱口水了，我可不愿意想到牙医。听到没有？”

“听到了，”罗吉说着把她的杯子拿开，取出一只干净的，“白兰地对吧？白兰地加冰块？”

“白兰地不加冰块。冰块伤胃，还会使你的血管收缩，静脉动脉都逃不掉。还有，薄荷酒喝多了会得糖尿病。我是该跟史汀格鸡尾酒保持距离，可我注定要败在它手上。伯尼，你可不能整晚喝那些白葡萄酒加汽水。”

“不能吗？”

“首先，汽水对身体不好。气泡会跑进你的静脉，让你呼吸不畅，就跟没进过减压室的隧道工人一样惨。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可没听说过，弗兰奇。”

“呃，现在你知道啦。还有，葡萄酒会使你的血液腐坏。那可是葡萄酿的，葡萄的酵素就是杀手。”

“白兰地也是葡萄酿的。”

她瞪了我一眼。“是啊，”她说，“可这酒蒸馏过，杂质都去掉了。”

“哦。”

“趁这白葡萄酒加汽水还没破坏你的健康以前，赶紧停了。喝别的吧。”

“也许应该喝杯水。”

她看起来非常惊恐：“水？我们城里的水？你见过纽约市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东西的放大照片吗？天哪，纽约的水里有虫子，用那些该死的显微镜能看得到。你喝没有酒精的水，那是自找麻烦。”

“哦。”

“让我好好看看你，伯尼。”她蒙着一层绿色的淡棕色眼睛努力想聚焦在我的眼睛上。“苏格兰威士忌，”她很有把握地说，“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罗吉宝贝儿，给咱们的伯尼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

“不太好吧，弗兰奇。”

“天哪，”她说，“闭嘴，给我喝了。你想喝杯有虫子的水来纪念克里斯特尔吗？你是怎么回事，疯了吧？给我闭嘴，喝掉你的威士忌。”

“就说这儿的丹尼斯吧，”弗兰奇说，“他很迷恋克里斯特尔。对吧，丹尼斯？”

“她是个一等一的好女人。”丹尼斯说。

“大家都爱她，对吧？”

“一进门就满室生辉，”丹尼斯说，“没话说的。这会儿她却死了，真他妈的可恨，是吧？她丈夫干的，对吧？”

“牙医丈夫。”

“他怎么对付她的，一枪打死？”

“用刀刺她。”

“真他妈的可恨。”

我们在弗兰奇的坚持下离开了恢复室，绕过街角来到了更小、光线也没那么亮的乔安酒馆，喝了一两杯之后，遇到了丹尼斯——此人身材粗壮，在第三大道开了一家停车场。丹尼斯喝爱尔兰威士忌，搭配啤酒，弗兰奇还是忠心耿耿地在喝纯白兰地，我则遵照嘱咐，一口口舔着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我可没觉得这种做法有多明智，但每喝一杯，感觉就更合理一些。我还不断提醒自己之前吞下了一小瓶橄榄油。我想象着这种油包住了我的胃壁，而威士忌无法渗入。一杯杯酒滑下我的喉咙，碰上油乎乎的胃，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胃部进入小肠。

不过，还是感觉有一点点酒精真的跑到血管里去了……

“再来一杯，”丹尼斯高兴地说，“你自己也来一杯，吉姆。还有，再给咱们的弗兰奇一杯白兰地，再给我的朋友伯尼一杯威士忌。”

“哦，我不——”

“哎呀，我请客，伯尼。丹尼斯请客，大家都要喝。”

于是丹尼斯就请客了，大家也都喝了。

***

在汉牙酒馆，弗兰奇说：“伯尼，我介绍查理和希尔达给你认识。这是伯尼。”

“我叫杰克。”查理说，“弗兰奇，你总是告诉人家我叫查理。你他妈的很清楚我叫杰克。”

“妈的，”弗兰奇说，“还不都一样，对吧？”

希尔达说：“很高兴见到你，伯尼。你跟其他人一样，也是卖保险的？”

“他可不是该死的牙医。”弗兰奇说。

“我是贼。”喝了六杯或七杯威士忌加冰块之后说道。

“是什么？”

“飞贼。”

“真的。”有人说。杰克还是查理吧，我想。或许是丹尼斯。

“你都拿它们怎么办？”希尔达问。

“拿谁怎么办？”

“猫啊 [3] 。”

“他拿它们当人质。”

“有钱赚吗？”

“天哪，你们看看，谁在问小猫咪 [4] 能不能赚到钱。”

“哦，你真坏，”希尔达说，显然是被逗乐了，“你这个坏男人。”

“好了，说正经的，”查理或杰克说道，“你做哪一行的，伯尼？”

“投资。”我说。

“很好。”

“感谢上帝，我的前夫是个会计，”希尔达说，“我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这种话，天啊，听听我都说了些什么。但你至少不用担心会计会把你宰掉。”

“很难说。”丹尼斯说，“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会一毛一块地把你榨干。”

“至少他们不会用刀刺啊。”

“刺死还好些。要死就死得快一点嘛。人们看着我的停车场，只看到每天有钱进去，哪里知道我一天到晚在劳神。我雇的小伙子刮坏了人家的挡泥板，那投诉可是没完没了啊，相信我。就没有人能体会得到开停车场精神压力有多大。”

希尔达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大家都以为你日子过得好，”她说，“其实也没那么好，丹尼斯。”

“他妈的太对了。而且他们不明白咱们为什么要喝酒。做我们这种生意的，家里还有个那样的老婆，他们不理解我们下班以后为什么还需要放松。”

“你他妈的是好男人，丹尼斯。”

我说我要去打个电话，可到了电话旁边我已经忘了想打给谁，于是走到男厕所。小便池的墙壁上写了很多女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但没看到克里斯特尔的。我想打其中一个号码看看结果如何，可又觉得这种念头是醉汉才会有的，于是便放弃了。

我回到吧台时，查理或杰克正在点下一轮酒。“差点把你忘了，”他对我说，“威士忌加冰块，对吧？”

“呃……”我说。

“喂，伯尼，”弗兰奇说，“你还好吗？脸色有点发绿啊。”

“橄榄油的原因。”

“嗯？”

“没事。”我说着伸手去拿我的那杯。

[1] 尼克和诺拉是达希尔·哈米特小说《瘦子》中的夫妻侦探，诺斯夫妇则是弗朗西斯和理查德·布克利奇合著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搭档。

[2] 史汀格鸡尾酒是用白兰地和薄荷甜酒调制而成的鸡尾酒。

[3] 前文中伯尼说“飞贼”时用的是“cat burglar”一词，cat是“猫”的意思。

[4] 此处的原文为pussy，也有“性感女人”的意思。

8

无数的酒吧，无数的谈话，无数的人……在我的意识里不停穿梭、进进出出。而说到我的意识，它也在自己内部穿梭来去。我不断地在层层灰色地带进出，仿佛开着车穿越重重迷雾一般。

接着我突然走在路上了，整个晚上我这是头一回独自一人。我终于丢下了从在恢复室起就跟我在一起的弗兰奇。我走着走着，发现正前方便是格拉梅西公园。我走到铁门处，两手攀上去，倒也不完全是为了支撑，但仔细想想，这个主意也不差。

公园里空空如也——至少我眼见的范围内是这样。我想到要撬锁进去。我没带老虎钳之类的笨重东西，但通常随身携带的那串凿子探针足以让我进入园内，远离狗和陌生人。我可以挺直身子躺在一张舒服的绿色长椅上，合起眼睛，数数威士忌里漂着的冰块，然后不用多久就会……会怎样？

被捕，非常有可能。流浪汉昏迷在格拉梅西公园里，警察可不会喜欢，他们会皱眉头的。

我仍然紧紧抓着铁门——门仿佛在晃动，虽然我知道其实没有。一个慢跑的人经过——或者是一个跑步的人慢慢跑过，怎么说都行。也许他就是我和那位叫什么来着的小姐交谈时，在公园外面跑步或慢跑而过的那位先生。泰勒？蒂勒？不管了。是不是同一个慢跑的人也无所谓。她是怎么形容慢跑来着？“那么可笑的事怎么可能对人有益。”

我想了想这话，觉得自己可能看起来也挺可笑的——像现在这样牢牢抓着铁门不放。正想着，那个慢跑的人又绕了回来，帆布包着的双脚在水泥地上嗒嗒作响，远去了。围着公园跑一圈好像没花他多少时间，对吧？或许又换了个人慢跑？又或者是我的时间概念出了错？

我看着他慢慢跑远。“继续跑，”我说，声音也许很大，也许不大，这一点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只要别在街上跑，不要吓着马儿。”

然后我就坐在出租车里了，想来一定是给了司机我的地址，因为接下来我们就在西端大道离我公寓一条街的红绿灯前等绿灯了。“就到这儿吧，”我告诉司机，“剩下的路我自己走，我需要新鲜空气。”

“是啊，”他说，“我看你是需要。”

我付了钱，给了小费，看着他开走，脑子一边努力转着，想找句厉害的话顶回去。我终于决定最好就大叫一声：“是吗？”可是我告诉自己他已经开到了好几条街外，不太可能夸赞我顶嘴的工夫一流。我给肺部充了好几次还算新鲜的空气，朝北走了一个街区。

我感觉很糟糕，满肚子都是我原本没想要灌的黄汤，脑子麻木，身体发抖，精神萎靡。但我正朝着我的地盘迈进，回家还真让人觉得安慰——虽然这个家只是两间要价过高、住得让人心生寂寞的房间。可是在这里，至少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可以站在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会处环顾四周，认出我熟悉的事物。

比如，我认出了转角处的咖啡店。我认出了那条呆呆的大狗丹，还有那个不知道是在遛那条狗，还是被那条狗遛的瘦瘦的年轻人。

在街对面，我认出了邻居赫施太太，必不可少的香烟在她的嘴角冒烟，此刻她正经过门卫，手里拿着在熟食店买的三明治和从七十二街那家书报摊买来的《每日新闻》。然后我认出了门卫——疯子菲利克斯，此人一辈子都想努力达到他那身红棕色制服和他巨大八字胡所要求的双重标准。我又认出了正在和菲利克斯热切交谈的雷·基希曼——贫穷但不安分的警察，曾和我多次相遇。在入口附近，我认出一对年轻人，他们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吸巴拿马大麻，神志不清。在马路的斜对面——

慢着！

我又看了一眼雷·基希曼。没错，是他，熟悉的雷，可他这会儿在大厅跟门卫讲话，是有什么事吗？

我脑子里的蜘蛛网开始被拨开。我并没有完全清醒，但感觉也差不多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想理出个头绪，然后觉得这事应该等到我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担心。这会儿我可没空。

我穿过人行道往回躲进阴影，回头看了一眼，确定雷没有注意到我，然后便往东沿着七十一街走，一路上紧贴着路边的建筑，不时扭头查看附近有没有其他警察。我提醒自己频频回望只会让人生疑，但我还是不断地回头看。我就这么走着，最后一脚踩到了那条大摇大摆的大狗丹或他的同伴留在人行道上的纪念品。我说了个恰好可以描述我刚踩上的那东西的脏字，把鞋擦干净，继续朝百老汇大街走去。然后一辆出租车开来，我便招了招手。

“上哪儿？”

“不知道，”我说，“先往市中心开一段，然后我会想起来的。”他嘀咕着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专心听。我掏出钱包，找到她给我的那张小卡片。

“我跟凯斯有约，”我说，“可这又怎样？已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

“你还好吗，老兄？”

“不好。”我说。我把卡片翻过来，皱着眉头看上面的字。“RH7-1802，”我念出声来，“我们试试这里，行吧？送我上那儿去。”

“老兄？”

“嗯？”

“那是电话号码。”

“是吗？”

“RH7代表电话交换局Rhinelander7。我的电话号码全是数字，但有些人的是字母加数字。我个人觉得加上字母听起来比较优雅。”

“我同意。”

“可我没办法把你开到电话号码那里去。”

“这下面就是地址，”我眨眨眼睛说道，“就在下面。”那些字母在我的眼睛下面晃来晃去。

“念给我听好吗？”

“等一下，”我说，“我正有这个打算。”

她住在东八十四街一幢整修过的红砖建筑里，和哈得孙河只隔两个路口。我找到她家的门铃按了按，没期待会发生什么，正准备动手自己进去，忽然听到她从对讲机里问我是谁。我告诉了她，她便哔的一声按了按钮打开门。我爬了三段楼梯，便看到她在门口等我，身上穿了件蓝色的丝绒睡袍，皱着眉头。

她说：“伯尼？你还好吗？”

“不好。”

“你看起来好像——你说了你不好吗？怎么回事？”

“我醉了。”我说。她让到一边，我走过去进了一间小小的套房。沙发已经摊成了床铺，显然她刚从那上面起来。

“你醉了？”

“醉了。”我说，“我喝过橄榄油、白葡萄酒、汽水，还有威士忌加冰块。汽水让我呼吸不畅，冰块损坏了我的肠胃。”

“冰块——”

“损坏了我的肠胃。而且还会使血管收缩，包括动脉和静脉。薄荷酒会让你得糖尿病，但我没碰那东西。”我解下领带，卷起来放进口袋，又脱下外套，瞄准一张椅子扔过去。“我不知道橄榄油会怎么样，”我说，“但我觉得那办法效果不太好。”

“你在干什么？”

“我在脱衣服。”我说，“我看起来像在干什么？我查到很多克里斯特尔的事，只希望明天早上起来时还能记得一些。这会儿我当然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在脱裤子。”

“没错。哦，天哪，我最好先把鞋子脱掉。平常我都不会弄错顺序的，可我今晚脑子混乱。葡萄酒是葡萄酿的，会让血液中毒。白兰地蒸馏过，所以没有杂质。”

“伯尼，你的鞋子——”

“我知道，”我说，“我家公寓楼的大厅里有个警察，我的鞋上有更糟糕的东西。这些我全都知道。”

“伯尼——”

我上了床。只有一个枕头。我拿过来把头放在上面，拉起床罩蒙住脑袋，然后闭上眼睛把世界关在外面。

9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睡眠，又加上四颗阿司匹林和三杯咖啡，迷雾开始飘走。我抬眼看向吉莉安，她坐在一张躺椅上，膝上放着一只咖啡杯，努力保持着平衡。“抱歉。”我说，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没事的，伯尼。”

“半夜三更闯到你家。脱掉衣服跳上你的床。什么事这么好笑？”

“你把这说得像是强奸一样。你只是喝了太多的酒，再说了，你也需要找个地方休息。”

“我可以上旅馆，如果我的脑袋还能想到那里的话。”

“要找到愿意租个房间给你的旅馆可能不太容易。”

我垂下眼皮：“我看起来一定糟糕透了。”

“哦，的确不是你的最佳状态。对了，我清理了你的鞋子。”

“天哪，又多了一件要向你道歉的事。怎么会有人想在城里养狗？”

“免得小偷溜进他们的公寓。”

“真是个好理由。”我又喝了些咖啡，拍拍前胸口袋想找香烟。几年前我戒烟了，但偶尔还是想找一包。积习难改。“对了，你……呃，你昨晚在哪儿睡的？”

“椅子上。”

“真是抱歉。”

“行了，伯尼。”她微微一笑。对一个整晚睡在躺椅上的人来说，她可真算是精神抖擞。这时她套了一条牛仔裤，上身穿着粉蓝色毛衣，看上去很是美妙。我还穿着昨晚那套衣服，不过没戴领带，也没穿外套。她说：“你说你查到了克里斯特尔的一些事情。昨天晚上。”

“哦。对。”

“可你当时好像不记得内容。”

“哦？”

“嗯。也许是你太累了，无法思考。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花了几分钟。我得先往后靠着坐好，闭上眼睛找找我的记忆，最终印象还是回来了。“三个男人。”我说，“大部分信息来源于一个叫弗兰奇的女人，显然她跟克里斯特尔是喝酒的好搭档。我遇到弗兰奇时她已经醉了，夜色越来越深，可她也没因此醒过来，不过我想她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她说，克里斯特尔不过就是喜欢享乐。她对人生要求不高，不过就是几杯黄汤几场欢笑，还有从古至今颠倒众生的真爱。”

“外加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珠宝。”

“弗兰奇没提起珠宝。也许克里斯特尔在各家酒吧游走的时候不戴首饰。总之，我得到的印象是，克里斯特尔没有勾搭生人的习惯。她上酒吧主要是喝酒聊天。偶尔她会喝个半醉，晚上带个新认识的朋友回家，但她的原则是交往对象不超过三个男人。”

“其中一个杀了她？”

我耸耸肩。“这个假设挺合理。总之，她的生命里有三个男人。”我拿起当天的《每日新闻》，用手指点了点我们刚才读的报道。法医说的话我原本就知道，“她被杀当晚有人和她亲热过。如果不是凶手，便另有其人。而那时还不算太晚，她应该还没烂醉，所以不太可能拖个陌生人回家。”

“难说，伯尼。照克雷格的说法，她人尽可夫，这位弗兰奇看来不是太清楚。”

“呃，克雷格有偏见。因为他得付赡养费。”

“也是。你知道那三个男人是谁吗？”

我点点头：“麻烦就在这里。我盘问弗兰奇有点棘手，因为不能让她看出我对这事有兴趣，否则她就会追问原因。后来夜色越来越深，我也醉了，没有好好扮演完检察官的角色。再说我也不能确定弗兰奇对克里斯特尔的男朋友到底知道多少。我估计有两个已婚。”

“现在谁不是呢？”

“真的？我还以为大家都离婚了呢。不过克里斯特尔的三个男朋友中有两个已婚。”包括我在她的衣柜里奄奄一息时和她滚在一起的那个，那人还得赶回家见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女人。“他们其中一个是律师。弗兰奇提到他时，叫他法律猎犬，还叫他史努比。我想他的名字也许叫约翰尼。”

“也许？”

“是啊。弗兰奇有两次提到他时都模仿爱德·麦克马洪说‘现在——是约翰尼上场！’ [1] 所以我猜他叫这个名字。”

“名叫约翰尼的已婚律师。”

“没错。”

“这下范围小多了。”

“可不是嘛。第二个已婚男朋友容易查一些。这人是个画家，叫格拉堡。”

“这是他的姓？”

“可能吧。我想应该有个名字搭配。除非他太有艺术气质，标新立异地省略了名字。弗兰奇讲到格拉堡时挺模糊的。”

“在我听来，她好像讲什么都挺模糊的。”

“呃，没错。我估计她从来没见过格拉堡。至少我的印象如此。法律猎犬她倒是经常看到，因为克里斯特尔习惯和他一起在酒吧喝酒。弗兰奇好像觉得他挺逗的，不过我不知道她是笑他，还是和他一起笑。可我有个感觉，她知道的关于格拉堡的事都是从克里斯特尔那里听来的，而这加起来恐怕也没多少。”

“第三个男人呢？”

“这也容易。也许是因为他未婚，至少我觉得他没有结婚，他没什么要隐藏的。总之弗兰奇认识他。他名叫秃比，在蜘蛛酒吧当酒保。我昨晚也去过那里。”

“那你碰到他了？”

“没有。我们上那儿找他，可是他和劳埃德换了班。”

“劳埃德是谁？”

“昨晚在蜘蛛酒吧当酒保的家伙。我跟你说，他调酒还真有一套。秃比姓什么我不知道，不过真要说起来，弗兰奇和其他人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昨晚碰到的那些人没一个有姓氏的。但我觉得要找秃比应该不难——只要他没辞职。”

“奇怪，他昨晚怎么没上班？”

“这倒问住我了。也许当酒保的都经常跟别人换班吧。也许有个什么电视节目秃比不想错过，也许他连夜把蜘蛛酒吧T恤制服上克里斯特尔的血洗掉了。我开玩笑的，因为那上面根本没有血。”

“你怎么知道的，伯尼？”

聪明。“她被刺中的是心脏，”我说，“不会流太多血。”

“哦。”

“总之我们现在只有这些信息，”我把谈话内容转回正题，“法律猎犬，艺术家格拉堡，还有酒保秃比。我想我们目前得专心对付这三个人。”

“怎么对付？”

“唔，我们可以查他们的身份。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呢？”

然后我就要查查珠宝在谁手上，但这话不能告诉吉莉安。她对我那个装满被窃两回的宝物的超级亮皮公文包毫无所知，她也不知道克里斯特尔送死时，B.G.罗登巴尔就在现场。

“然后，”我说，“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之中是否有人有理由杀死克里斯特尔，谁跟克雷格有关系，毕竟凶手应该不是因为附近五金行的标枪卖完了，就碰巧拿了把牙科手术刀去行凶。要是最终发现格拉堡有副克雷格帮他装上的牙套，或者——天哪，今天我真够笨的。你看到的是我的最糟状态，吉莉安。昨晚喝醉了，今天早上又宿醉。但我发誓我真的还有脑子，虽然不大，多年来却也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你在说什么啊？”

“你的档案。呃，事实上是克雷格的档案。秃比、格拉堡和法律猎犬。克雷格看过的病人全都留有记录，对吧？格拉堡要是找他看过病，那就容易了——除非弗兰奇弄错了他的姓氏。秃比嘛，我们得先查出他的本名，不然会难办些。但要查应该不难，然后你就可以看看他和克雷格有没有关系。至于律师约翰尼，呃，倒是个问题。我看你们的病人恐怕不会按职业分类吧？”

她摇摇头：“表格上有公司地址栏，但自由职业者通常不会写明从事哪种行业。好，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办？”

“我可以查阅档案，把所有看起来不像律师的约翰尼抽出来，再将剩下的跟电话簿律师栏里的一一比对。当然不是所有律师的电话都会登记。我看大部分都没有。你说这样查到底值不值得？”

“听起来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工作量挺大。”

“我知道。”

“但总是有人会在大海里打捞，而且还真能捞出针来。要是你愿意花这时间——”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做。这样我至少觉得自己能帮上忙。”

“你窝藏逃犯，”我说，“你可做了这件事。”

“你真觉得你是逃犯？你在你们公寓大厅认出了一个警察，但他又不一定是在等你。他有可能是在查其他哪个房客。”

“比如赫施太太。也许他是去逮她的，因为她在电梯里抽烟。”

“可是伯尼，他根本就不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警察啊。怎么会换成他去找你呢？如果是原先那两个，我还可以理解——我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

“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托德拉斯是满脸阴笑的大块花岗岩，奈斯旺德是滑稽的黄鼠狼。”

“呃，如果等你的是他们，那你的担心还有些道理。如果不是，你就别——外面是谁啊？”

门铃又响起来了——真巧。

我说：“昨晚我大约一点到的，差不多一个小时前离开了。我是小偷的事你完全不知道。我从没真正谈过我的职业，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没多久。除了我，你还跟别人约会，只是你都瞒着我。”

“伯尼，我——”

“注意听。等一下你就可以应门了。他们在楼下，不会立刻破门而入。你是克雷格的女朋友——这点你或许应该主动说出来——可你想多玩玩、多看看，但克雷格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们俩同时约会。现在去拿对讲机。纽约警察拖着他们的屁股爬过三段楼梯上来以前，我会有时间脱逃。”

她走向墙壁，按铃启动对讲机。“喂？”她说，“哪位？”

“警察。”

她看着我。我点点头，她便按下按钮让他们进来。我走到门口开门，一步跨到走廊里。“就事论事，”我说，“你窝藏了逃犯，但你不知情，所以错不在你。而且也没人告诉过我，我已经是个逃犯。在职业的问题上，我没跟警察说实话，但那又有何不可？——毕竟我不希望你知道。我想我们俩都不会有事。我会再跟你联络，不是这儿就是诊所。别忘了查档案。”

“伯尼——”

“没时间了。”我说完向她传了个飞吻，便一溜烟跑了。

在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爬那三段楼梯时，我有充分的时间往上爬一段。我在最上面那级台阶上游荡，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走向吉莉安的门口。他们敲了门。门打开，他们走进去，然后门又关上了。我给他们一分钟安顿下来，然后便下了一段楼梯，站在门边竖着耳朵听。我听到人声，可是分辨不出内容。不过我听得出有两个人，而且刚才在楼梯上也听到了两对脚步声，这会儿我可不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个忽然发神经把门拉开。我又走下三段楼梯，从口袋里掏出领带，发现它已经皱成一团，便又塞回原处。

太阳好像亮得有点过分。我朝它眨眨眼，一时拿不定主意，然后有个声音说道：“这不是我的老朋友伯尼吗？”

雷·基希曼——能用金钱买到的最好的警察——宽厚的背部靠着一辆蓝白相间的警察巡逻车挡泥板站在那里，宽大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那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自满的微笑。

我说：“哦，天哪，是雷啊。好久不见。”

“可不是嘛，有几百年了吧？”他拉开副驾驶那边的门，朝座位点点头。“上车吧，”他说，“这么美丽的早晨咱们可得兜兜风。这种日子不应该待在室内——譬如牢房里。上车吧，伯尼。”

我上了车。

[1] 麦克马洪是美国主持人约翰尼·卡尔森的老牌节目《今夜秀》里的喜剧搭档，通常节目一开始都是由麦克马洪大声说出这句台词，引出卡尔森上场。

10

纽约的每个街区，在沿着人行道的地方都有几个消防栓。安装的目的是方便警察，让他们不必绕着街区苦苦寻找停车位。雷从其中一个消防栓旁把车开出来，说我刚才错过了他的两个朋友。“两个穿便衣的家伙，”他说，“至于我嘛，制服穿得还挺高兴的。这两位——你们肯定只是错过了一点点。说不定他们乘电梯上去的时候，你正走楼梯下来。”

“这儿没有电梯。”

“是吗？那你没碰到他们可真是不走运，伯尼。不过我想你昨天应该见过他们。这会儿他们没碰上你，待会儿下来又会发现我也开溜了。倒不是说我不见了他们会有多难过。他们是自己来的，开着他们自己蓝白色的车，我只是尾随其后，而且知道他们想要我滚蛋。随便找个警察，帮他套上西装，嘿，他就神气活现起来了，懂我的意思吗？忽然他就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是一般的警察了。来根烟吗，伯尼？”

“我几年前戒了。”

“这是好事啊。有毅力。如果我有毅力也会戒的。你说什么你姑姑在布朗克斯教书，这又是什么瞎话？”

“呃，你也知道？”

“对啊。我是知道。”

“我想给那女孩留个好印象。我最近才认识她，其中有个警察大概知道我的名字，我可不希望她发现我有前科。”

“前科。”

“对。”

“可那些都过去了嘛——既然说是前科。现在你是堂堂正正的好公民啦。”

“对。”

“嗯哼。”他猛吸一口烟。我放下我这边的窗户，让烟散出去，请进纽约的空气——毫无意义的举动，烟和空气半斤八两。他说：“你怎么跟这个叫谢尔德里克的家伙扯上关系的？”

“他是我的牙医。”

“我有个牙医，说是一年要去他那里两次。反正两次对我而言已经够够的了。我可不会整天在他的诊所里晃荡，也不会打护士的主意。”

“是护理师。”

“都一样。你喜欢拳击吗，伯尼？”

“一有时间我就会去麦迪逊花园看比赛。”

“咱们这儿以前还真是拳击比赛之城。记得那时候圣尼克竞技场每星期三都有表演吗？另外皇后区的太阳花园也有固定的比赛。你以前都去过吗？”

“我想我是去过两三次。好几年前了，不是吗？”

“哦，好几个好几年啦。”他说，“我喜欢你的做法，居然拿出票根给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看。天哪，恰好就在身上，我真是太喜欢了。”

“我穿着同一件外套，没换。”

“我知道。如果我想制造不在场证明，就会把票根放在另一件外套里。我会把他们带回公寓，在衣柜里找上半天才拿出票根。这样效果更好，没那么明显，你知道吗？”

“呃，我没有制造不在场证明，雷。我只是刚好去看了那晚的拳击比赛。”

“嗯哼。不过如果你只是在回家路上恰好捡了一张丢掉的票根，嗯，那就很有意思了，对吧？那就表示你想在一般民众知道有件需要有不在场证明的案子发生以前，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这可能也意味着谢尔德里克太太活生生给人做掉一事你都知道，而你为什么会知道呢？这事仔细想想还真有趣，对吧？”

“太棒了，”我说，“唯一比没有不在场证明更糟糕的事就是偏偏有证明。”

“我知道，这事还真够倒霉的。在警察局里待上几年就容易变得疑神疑鬼。什么事都不能只看表面。瞧瞧，你也不过就是有一张拳击比赛的票根，可我就觉得是天大的事儿一样，硬要往你身上贴个标签说你有罪。”

“我还以为已经定案了呢。我还以为你们认定了是她丈夫干的。”

“命案吗？对啊，看来他们好像就打算那么办。男人杀掉前妻，把他自用的手术刀留在她的胸口，简直像签名一样，对吧？换了我办这案子，说不定会觉得这也未免太顺当了，而那票根在你的口袋里也太巧了一些。可这不是我的案子，何况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对凶杀案这么高深的东西又懂得什么呢？这种事的精妙之处，你得穿上三件套的西装才能弄清楚，所以我就明哲保身，选择不闻不问，让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先生们去办吧。我只管自己的事，伯尼。”

“那么冒昧问一下，你的事究竟又是什么呢，雷？”

“这个问题问得好。”前方绿灯亮了，他打了个右转弯，粗大的手轻轻扶着方向盘。“跟你说啊，”他说，“我在警察局待了这么多年，身上仍然穿着制服，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原因就是我这人从不拐弯抹角。那么明显的事偏偏是我第一个注意到。我知道票根恰好在某人的口袋里，首先就想到这是伪造的不在场证明。然后我再看看当事人，这家伙一辈子都在摸人家屋里的东西，我就想到发生过窃案。咱们这儿有个小偷，费了点力给自己找了个不在场证明，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那个刚杀了他前妻的牙医的诊所里看到这个小偷，而第三天早上，小偷又蹑手蹑脚地溜出牙医护士的卧室。这样一来，我可不知道拐弯抹角的便衣警察会怎么想，不过咱们这儿的雷，可是能直接把握住案情。”

我们的前面，一辆UPS快递公司的卡车堵住车流，周围的一些司机开始按喇叭发泄不满。不过雷可不急着赶路。

我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哦，得了吧，伯尼。现在这儿就只有你、我，和交通堵塞，所以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照我看来，你是想好了谢尔德里克那女人家里容易下手。也许你是在钻牙的时候，竖起耳朵听到了什么，或者是从跟你谈恋爱的护士那里探到了什么消息，不管是哪种方式，反正你决定上格拉梅西公园撬几道锁，看看能得到什么。说来谢尔德里克上门找她的时候，你也许已经进去又出来了，可那样的话，你又怎么知道你需要不在场证明？这不对。你就听听我对这事的看法。你到了那里打开门，发现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你花了点时间在口袋里塞满珠宝，然后赶紧溜走，而在回家的路上你在麦迪逊花园歇了脚，顺便从地上捡来一张票根。第二天一早，你便直奔谢尔德里克的诊所弄清情况，确定你脖子上的脑袋还能保得住。”

“你怎么能认定有东西被偷了？”

“死掉的那女人的珠宝比卡地亚专卖店橱窗里的还多，可她的公寓里现在只剩下糖果饼干盒子里的赠品了。东西总不可能自己长腿跑了吧。”

“也许她放在银行金库里了。”

“没有人会把珠宝全放在银行金库里。”

“也许谢尔德里克拿走了。”

“当然。他记得要把那地方翻个底朝天，带走所有的珠宝，可他实在心不在焉，那叫什么来着……手术刀，倒是留在了她的心脏里。我看这事不对。”

“也许是警察拿走了。”

“办案警察？”他朝我咂咂嘴，“伯尼，你真让我惊讶。你觉得两个调查命案的家伙愿意放下工作去抢劫死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听说过。”

“你是认真的吗？我很痛恨这种事。不过这次可没发生，因为他们踢开谢尔德里克前妻的家门时，楼下的邻居都在旁边。有人在看，没有机会下手。我很惊讶，这种事你竟然不知道？”

“呃，如果得跨过死人去拿珠宝，小偷也下不了手，雷。我也很惊讶，这种事你竟然不知道？”

“也许吧。”

“不只是也许。”

他固执地摇摇头。“不对，”他说，“这事我只能说是也许。你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吗？你可有天大的贼胆哪，伯尼。我还记得当初我和那该死的罗伦·克莱默在东六十几街撞上你的时候，你多冷静啊，卧室里躺着个人，可你看上去却像公寓里没人一样。” [1]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卧室里有个人。记得吗？”

他耸耸肩：“知不知道都一样。你有贼胆，随你怎么说都没用。要不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不在场证明？”

“也许我真去看了拳击比赛，雷。这一点你想过没有？”

“没看多久。”

“也许我是找了不在场证明——可我真的没有，因为我的确去了赛场——”

“行了，行了。”

“我在干别的活儿。我可没迷上珠宝。那玩意儿要出手可是越来越难了，销赃的人也越来越难对付，这你也知道。也许我是摸走了谁家的钱币收藏，顺便找了个不在场证明以防万一，因为我知道收藏的钱币长腿走路以后，你们这伙人肯定会来敲我的门。”

“我可没听说过当晚什么地方有钱币收藏被人摸走。”

“也许屋主出城去了。也许他还不知道已经丢了。”

“还有，也许是你抢了哪个小孩的存钱罐，他还在忙着哭，没来得及报警。”

“也许吧。”

“也许大便还不臭呢，伯尼。我看是你拿了谢尔德里克老婆的珠宝。”

“没有。”

“你当然只能这么说，可我不一定相信。”

“我说的是实话。”

“对啊，当然。你和谢尔德里克的护士共度一晚，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待。你的话我全信，伯尼，所以我才能现在还穿着蓝色制服。”

我没吱声，他也没再说话。我们在四周绕了绕。UPS的卡车早已不再挡路，我们就在车流里漂着，偶尔转个弯，在曼哈顿城区悠闲地绕着街道乱逛。如果你只注意到天气，说不定会把这天错当成一个美好的秋日。

我说：“雷？”

“嗯，伯尼？”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总是有的。有这样一本书，叫《赢家守则》，《邮报》上摘录过很长一段。整本书从头到尾都在教人如何自私自利，其他人的死活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想想居然还有人需要买书来学习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事。”

“你想要什么，雷？”

“来根烟吧，伯尼。哦，妈的，你跟我说过你戒了。我抽根烟你介意吗？”

“我可以忍受。”

他点上一根烟。“那些珠宝，”他说，“你从她的公寓拿走的珠宝。”

“我没拿。”

“好，那我们就假设你拿了，行吗？”

“行。”

“那么，”他说，“我从不贪心，伯尼。我只要一半。”

[1] 相关故事请见《别无选择的贼》。

11

蜘蛛酒吧里阴暗空荡。椅子放在桌上，凳子倒立在吧台上。窗口的一份菜单上说明他们周一至周五供应午餐，但今天是周六，他们要到下午三四点才会把灯打开。我一直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沿着马路往上城走了一两个街区，到了一个很小的酒馆，里面的酒保在对着女性顾客挤眉弄眼，满口“亲爱的”“宝贝”和“甜心”之类的话。她们全都咽了下去。我则咽下三明治、奶油乳酪枣子核桃面包，喝了两杯不怎么样的咖啡。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我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着曼哈顿电话簿，找到了八个格拉堡，另外还有两个格拉波。我向出纳换来一堆一角硬币，把十个号码全打了一遍。其中六个没人接，另外四个根本不知道有个叫格拉堡的画家。有一个说她丈夫的哥哥是油漆工 [1] ，室内室外都漆，不过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果园城。“在水牛城的近郊，”她说，“总之他没改过名字，还是叫格拉堡斯基。可我估计这对你没什么帮助。”

我告诉她我也看不出会有帮助，但还是向她道了谢。我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了什么，便又回去看电话簿，然后开始给各个格拉堡斯基打电话。如果有用就好了，可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只是花掉了许多硬币。我打给所有的格拉堡斯基，一共十七个，接电话的有十四五个吧，而且其中当然没有一个会漆或者会画，不管是图画还是房子，连会给图画书上色或涂鸦的都没有。这条死胡同算是走完了。

离此地最近的银行在一个街区外的第三大道。我换了一堆一角硬币——五美元换到五十个，这可是仅剩的几桩好买卖之一了——然后全带到另一家旅馆的大厅。沿路我经过了好几个室外电话亭，但里面都没有电话簿。原因不明。我打电话到蜘蛛酒吧，确定他们还没有开门。我拖出分类电话簿，找到法律代理人那一栏。上面说，“请查律师栏”，我照办了，不过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律师”有十八页，而且很多都叫约翰尼，但这又怎样？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打电话过去。我随手翻阅着，希望能突然出现什么抓住我的视线。我看到一个叫“卡尔森、吉德和迪尔”的事务所，然后便跳到字母V。我打电话给克雷格的私人律师卡尔森·弗瑞尔 [2] ，找到他本人接听。自从把克雷格介绍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后，他就再没收到关于此案的任何消息。他想知道我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自己也是牙医，与克雷格私交甚好。我没费事就编了个名字，而他也没有追问。

我再打电话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他不在，对方问我是否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艺术家的目录下有满满两页。没有格拉堡。我又找艺术画廊部分，看看他是否自己开了画廊。其实就算开了，登记的名字也不会是格拉堡。

我投资一角，打电话到位于SOHO西边百老汇的窄廊画室。我正打算放弃另找别人时，一个声音略微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我说：“也许你能帮得上忙。我大约在一个月前看到一幅画，一直忘不了，问题是我对那位画家一无所知。”

“哦。我先点根烟。嗯，好了。你刚才说你在我们画廊看到一幅画？”

“不是。”

“不是？那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在哪儿呢？“在一间公寓。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是一年前在华盛顿广场户外艺术展上买的，也可能是两年前。印象有点模糊了。”

“嗯，我了解。”

她了解？厉害。“我只知道艺术家的名字，”我说，“格拉堡。”

“格拉堡。”

“格拉堡。”我表示同意，还拼了出来。

“这是名还是姓？”

“签在画布最底下的字，”我说，“天知道是什么，有可能是他家猫的名字，不过我猜是他的姓。”

“你想找他？”

“对。对艺术我是一窍不通——”

“但我敢打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有时候吧。我喜欢的绘画作品不是很多，但这幅我喜欢，而且想忘都忘不了。持有人说他不想卖，于是我就想到也许可以找到画家，看看他还画了什么，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不在电话簿里——我是说格拉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络上他。”

“所以你就打电话过来。”

“对。”

“真希望你不是这么早打来。不，不用道歉，反正我也该起床了。你是不是对着电话簿，把上面每家画廊的电话都打过了？看来你是电话公司的股东啊。”

“不是，我——”

“要不然就是你很有钱。你有钱吗？”

“也不是特别有钱。”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或者比较有钱也行，我就可以给你看很多看不完的漂亮作品——虽然画它们的不是格拉堡先生，或者格拉堡女士。你何不干脆过来这儿瞧瞧呢？”

“呃……”

“恐怕我们的收藏里没有格拉堡。不过有很多丹妮丝·拉斐尔森的油画和丙烯作品，还有她的一些素描。你也许从没听说过她。”

“呃，我——”

“但这会儿你可是在跟她说话。印象深刻吧？”

“当然。”

“真的吗？我可想象不出为什么。我想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叫格拉堡的画家。你知道咱们城里有几百万个艺术家吗？也不是真的有几百万，不过加起来也有好几吨了。你真的打电话给所有的画廊了吗？”

“没有。”我说，在她打断我之前，又补充道，“事实上，第一个就是打给你的。”

“真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荣幸呢？”

“我比较喜欢你们的名字。窄廊画室。”

“我选这名字是因为这个阁楼形状诡异，越往后面走就越窄。我正开始后悔没把它取名叫丹妮丝·拉斐尔森画廊呢，反正这也算是免费广告嘛，不过叫它窄廊画室终究还是有了回报。我赚到了一个电话。格拉堡都画些什么？”

妈的，我怎么知道？“算是现代派吧。”我说。

“天哪，这可没想到。我还以为他是十六世纪法兰德斯绘画大师呢。”

“呃，抽象画，”我说，“几何图形之类。”

“粗线条的？”

这是什么意思？“对。”我说。

“天哪，现在大家都画这个。别问我为什么。你真的喜欢那玩意儿？我是说，那种画除了有趣的形状和颜色，还剩下什么呢？在我看来，那是候诊室用的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我困惑地说。

“我是说你可以把这种画挂在候诊室或旅馆大厅里，效果很不错，不会让任何人不高兴，能跟装潢搭配，可它是个什么？倒也不是说它不写实，我是指就艺术而言，那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我是说你如果想把它挂在牙医诊所的话，那效果一定很棒。说不定你就是牙医呢，那就算我刚才说错话了吧。你是牙医吗？”

“天啊，不是。”

“你听起来好像跟牙医完全相反，天哪，我在说什么啊？没准你专门打掉人家的牙齿。我今天早上有点神志不清，或者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哦，真的是下午了，对吧？”

“从刚才开始算是了。”

“GAG。”

“你说什么？”

“要找到你的格拉堡只有这个办法——虽然我真觉得你犯不着费这工夫。照我看，你该做的就是买下独一无二的丹妮丝的美丽画作，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试试GAG。这是首字母缩写，指的是哥谭艺术家协会 [3] 。他们是一家提供信息的服务社，你到那里去查查吧。每个人的作品在那里都有存档，资料按照艺术家的名字编成了索引，而且他们可以告诉你哪家画廊负责哪个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他没找画廊代理，他们也可以告诉你怎么跟他取得直接联系。办公室在城中区，我想是东五十几街。哥谭艺术家协会。”

“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真的？这可太突然了，先生。我只知道你不是牙医，这对你有利，真的。我敢打赌你结婚了。”

“我敢打赌你错了。”

“是吗？那便是和别人同居，嗯？”

“没有。”

“你体重三百磅，身高四英尺六英寸，而且身上长疣。”

“呃，最后一条你可说错了。”

“很好，因为疣会让我浑身发毛。你叫什么名字？”

警察会盘问到这位女士头上吗？不会。“伯尼，”我说，“伯尼·罗登巴尔。”

“天哪，要是我嫁给你，我名字的缩写都不用改呢。我所有绣了R [4] 的上衣都可以留着。可是我们还没见过面呢。我们在电话上共享了这个神奇时刻，但我们永远不会面对面。伤感，不过无所谓。你对我说了你爱我，这可比我昨天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棒。哥谭艺术家协会。记住了？”

“记住了。再见，丹妮丝。”

哥谭艺术家协会位于东五十四街，在公园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说得本人亲自去，于是我便乘公共汽车往上城去，然后步行到他们的办事处。他们在一家日本餐厅楼上，我得走两段楼梯。

我对丹妮丝是即兴表演，一边说一边编故事，但现在我是有备而来，毫不迟疑地对着一个长得像猫头鹰的小伙子滔滔不绝。他拿来一台幻灯机和几张柯达幻灯片。“我们只有这一个格拉堡，”他说，“你看像不像你记得的那幅画。”

看起来根本不像我描述给丹妮丝听的画，而且我差点脱口而出，说我刚想起那幅画根本就不存在。原来格拉堡酷爱大胆地泼洒颜色和形状不规则的色块，根据的原则对这位艺术家来说无疑颇具深意。不是我通常会喜欢的东西，不过我看到的是缩小复印的版本，如果目睹原作，也许我会折服。

得装得像真的一样。“格拉堡，”我的口气很肯定，“我看的画跟这些挺像。一定是同一个艺术家。”

我无法得到地址或者电话号码。艺术家如果有画廊代理的话，他们就只会透露这一点，而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是由格林街的柯特诺画廊负责代理的。这个画廊也在SOHO，离丹妮丝·拉斐尔森那儿很可能只有几步之遥。但也可能还要远一些，我对格林尼治村以南的地理状况知之甚少。

我找到付费电话——在中央公园东边五十五街的威治沃斯饭店——打到柯特诺画廊，没人接；打到吉莉安的公寓，没人接；打到克雷格的诊所，还是没人接。我打到四一一，问查号台小姐曼哈顿是否登记有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的电话。她说没有。我谢过她，她说不客气。我想到再打给丹妮丝，告诉她我终于联络到了我的格拉堡，并谢谢她的建议，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然后我又打到柯特诺、吉莉安家，还有克雷格的诊所，还是全都没有回音。没人在家。我拨了我自己的号码，证实了我也不在家。全世界的人都外出吃午餐去了。

雷·基希曼已经说了他要克里斯特尔的一半珠宝，而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偷的。他把事情想错了，可是也非常接近事实。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知道我说的姑姑的事全是胡编的，也知道我是小偷。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案子牵扯到许多珠宝，也完全猜不出他们跟吉莉安说了些什么，而吉莉安又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克雷格的情况我也没弄明白。他可能还在牢里，而如果布兰肯施普知道要为客户着想的话，应该已经告诉过他不许开口。问题是有几个律师会替客户着想呢？克雷格随时可能决定揭了伯尼这个贼的老底，到时我该怎么办呢？我和命案只隔着一张票根，可要说它是什么牢不可破的盾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四处游走。这是个还算得上美丽的秋日。烟雾稍稍遮蔽了太阳，不过天色依然美丽明亮，是那种你坐牢期间偶尔得以在运动场上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才会懂得欣赏的天气。

妈的，是谁杀了那女人？W.I.格拉堡？秃比？律师约翰尼？凶手和情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凶手杀她是因为忌妒她的爱人，还是另外有个我完全没想到的理由？而珠宝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克雷格呢？另外，最令人恼火的，我又是什么角色？

我不断进出电话亭，再一次打到柯特诺画廊时，响两下后有个女人接了电话。她听起来比丹妮丝·拉斐尔森年纪大，说话也没那么风趣。我说我得知她代理沃特·格拉堡的作品，而我是他的老朋友，想联络他。

“哦，我们以前是有他的一些作品，不过我想不起来有哪幅成交过。他本打算凑足A级画作办个展览，可是一直没成功。你怎么知道应该打给我们？”

“哥谭艺术家协会。”

“哦，GAG，”她说，“他们还把我们列为沃特的代理画廊吗？真想不到。他从没真正吸引过什么顾客，你知道，然后他又去搞平面设计，并开始对版画技巧产生极大的兴趣。最后他就不再画画了，我觉得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握颜色，可是他却开始陷入细节处理和自我局限。你也是艺术家？”

“只是他的老朋友。”

“那么这些话你也不用听了。你只是想知道他家在哪儿。稍等。”我等着，过一会儿总机便提醒我再投五分钱进去。我往投币孔里丢了一角，告诉她不用找钱，她连谢谢都没说一声，然后柯特诺画廊的那个女人便念出一个国王街的地址。我想不起国王街在哪儿。

“国王街？”

“哦，我打赌你是外地人，对吧？”

“没错。”

“国王街在SOHO，不过接近边缘了。离So of Ho一个街区远。”她机械地笑起来，仿佛经常玩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都玩腻了，“我是说South of Houston [5] 。”

“哦。”我说。这会儿我想起国王街在哪里了，可是她又继续解释我该怎么乘地铁上那儿，诸如此类的废话，没一句是我需要听的。

“这是我知道的最新的地址，”她说，“但我不敢说他还在那里，不过我们的通讯地址列表里一直有他，画廊开幕的时候会寄邀请卡过去。信都没被退回来过，所以如果你写给他，邮局应该会帮忙转寄，只是……”

她不停地说。说什么档案里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但我可以查电话簿，当然如果我已经查过的话就不必了，而且也许他有电话但没登记。当然，如果我找到国王街的那个地址，而他又不在的话，就问管理员，绝对错不了，他们偶尔还能帮得上忙……总之全是些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想出来的白痴建议。

总机又插话进来要我投币。它们是无底洞。我正准备再塞硬币到投币孔里，突然恢复理智挂断了电话。

我手里拿着那个硬币，又把它放进口袋。然后，好像是下意识地，我开始拨电话。我打到吉莉安的公寓，是一个男人接听的，我对他说：“抱歉，打错了。”然后便挂了电话。我皱起眉头，核对了钱包里那张卡片上的号码，再次皱眉，又摸出一个硬币——现在我的储蓄还很多——然后再拨一次。

“喂？”

同样的声音，我多年来常听到的声音，不过平时说的不是“喂”，而是“请再张大一点”。

克雷格·谢尔德里克的声音。

“喂？哪一位？”

这儿除了我们小偷没有旁人，我想，那么你又在那里做什么呢？

[1] 英文里“油漆工”和“画家”均是“painter”。

[2] “弗瑞尔”的英文是Verrill，所以归在字母V目录下。

[3] 哥谭艺术家协会，原文为Gotham Artists’Guild，因此首字母缩写是GAG。Gotham是纽约市的别称。

[4] 拉斐尔森（Raphealson）和罗登巴尔（Rhodenbarr）的首字母都是R。

[5] Houston指休斯敦街，SOHO命名的由来是这个区位于休斯敦街以南。

12

从格林尼治村南端再往下一点，由迈道格街向西朝哈得孙河延伸，便是国王街了。SOHO是由商业区改造成的艺术家聚居地，但格拉堡住的国王街的这一段长久以来基本上都是住宅区。这个街区上大都是面貌崭新的四层或五层楼高的棕色石造房屋。随处可见由老旧的商业建筑新近改造成的艺术家的住宅，让我想起自己目前置身于休斯敦街以南。

格拉堡住的房子是其中之一。它距离第六大道几个门面，是幢正方形的暗红色砖造建筑，有四层楼高，但每层天花板都比较高，所以屋顶和它两旁的五层楼棕色石造建筑齐平。每一层都有从地面顶到天花板的工业厂房大窗户，而且横贯整个建筑，这对艺术家和暴露狂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

还有个优点是二楼那片名副其实的丛林，热带感十足的一大片绿色实在耀眼夺目。植物吸收着午后的阳光。这幢建筑位于国王街靠上城的那端，所以窗户朝南，这对植物来说或许很好，可是对偏爱北面光线的艺术家可就不那么合适了。一楼、三楼和顶楼都用窗帘挡住了南面的阳光，以免作品被毁掉。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房客们都在睡觉，或是出门在外，或是在看家庭电影……

我打开门，站在面对另一扇门的小通道里，而那扇门上了锁。锁看起来颇为牢靠。透过门上嵌着的一扇窗户——玻璃上罩着铁丝网，还真不是开玩笑的——我可以看到一截楼梯，一座大型运货电梯，以及一扇想来是通向一楼的门。安装这扇门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自从一楼被设为商店，房子正面就另有出入口。估计一楼的住户是经由他们自己前门的投递口取信，因为我站的小通道上只有三个信箱，下面分别安装了电铃，中间的信箱上贴着格拉堡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在一条不透明胶带上用软芯铅笔以印刷体写上名字，传达信息的目的是达到了。

看来他的住处位于三层正中，要上去的话得上两段楼梯。我朝门铃伸出手，又犹豫起来，真希望有他的电话号码。毕竟我还有一口袋的硬币。如果能打个电话过去，就能知道要不要开他的门。见鬼，如果我打过去，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也许会是他太太接，也许是克雷格·谢尔德里克接，他这阵子好像什么电话都接……

不过我不愿意想这个。我乘出租车到市中心就是想完全抛开克雷格，不愿去想他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吉莉安的公寓里。如果我开始想那件事，就会纳闷他怎么没在牢里，而是在吉莉安家里，以及警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杀人嫌疑人保释出狱，四处逍遥的。我甚至会想警察为什么会撤销克雷格的罪名，而他们又是在找谁取代他。

天哪，谁会愿意想这种事啊！

我按下格拉堡的门铃。没反应。再按一次。再次没有反应。我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道锁，碰碰裤子口袋里那串精巧的工具。锁不会让我害怕，可我怎么知道他家没人？格拉堡是艺术家，他们这帮人的作息原本就异于常人，而且这家伙没有登记电话，也许根本就没装电话。说不定他还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如果碰上他正好在睡觉或工作的话，没准他只会说一声“去他的”，就让门铃一直响着；如果我大摇大摆地进去，他受到这种骚扰，难保不会像一只被打断冬眠的狗熊一样发威。

“需要帮忙吗？”

后面的门什么时候开了我都不知道。我让自己深吸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把我的五官重新组合成从理论上讲还算愉悦的笑容。“只是在找人。”我说。

“谁？”

“但他好像不在家，所以我想——”

“你找谁？”

我怎么没注意到其他两个住户的名字呢？不知怎么的，我好像知道这人是谁。虽然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眼前这片笼罩过来的阴影就是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但我愿意用口袋里所有的一角硬币打赌，他就是。

他真的是笼罩过来的。他的个子异乎寻常的高，足有六英尺六英寸——虽然在职业篮球场上只能当个后卫，但在人生球场上他肯定是前锋。剪成汤碗形状的金色直发盖在宽广的前额上，颧骨高耸，两颊下陷。鼻梁被打断过一次，我很同情干那事的蠢货，因为格拉堡看起来懂得如何以牙还牙。

“呃，格拉堡先生，”我说，“我在找一位格拉堡先生。”

“哦，是的。我就是。”

我可以想象到他攻向画布，将一把三英寸的刷子浸在一夸脱刷门的油漆里的情景。他双手巨大——小小的牙科手术刀放在里面根本看不到。如果这人想杀克里斯特尔，那么仅仅这双手就比它有可能握着的任何武器都要致命。

我说：“奇怪，我以为年纪还要大一些。”

“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威廉·C.格拉堡先生吗？”

他摇摇头。“沃特。沃特·I.格拉堡。”

“真奇怪。”我说。本该有个笔记本拿出来翻一翻，或者有张纸什么的。我从钱包里掏出吉莉安的那张美容预约卡，放到格拉堡看不到的角度。“威廉·格拉堡，”我说，“也许他们弄错了。”

他没说话。

“肯定是他们弄错了。”我说着又看了看卡片，“格拉堡先生，你有个姐姐，对吗？”

“我是有姐姐。两个。”

“你有个姐姐叫克拉拉·格拉堡·乌尔里奇，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而且——”

“没有。”

“嗯？什么？”

“看来你真的找错人了。我有两个姐姐，分别叫丽塔和弗洛伦丝。丽塔是修女，弗洛伦丝住在加州。这个克拉拉是干什么的？”

“呃，克拉拉·格拉堡·乌尔里奇已经去世了，几个月前的事，而且……”

他摆了摆一只巨掌，把克拉拉·格拉堡永远排拒在外。“这我没必要知道，”他说，“你找错人了。我是沃特·I.格拉堡，而你找的是威廉。”

“威廉·C.格拉堡”

“嗯，总之不是我。”

“呃，抱歉打扰你了，格拉堡先生。”我往门口走。他侧身让我过去，但一只手却落在了门把上，放在那儿不动。

“等等。”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难道这大块头突然想起了失散多年的姐姐？哦，天哪，他不会是决定要分一点那笔无中生有的遗产吧？

“这个地址。”他说。

“怎么了？”

“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的公司提供的。”

“公司？什么公司？”

“卡尔森、吉德和迪尔事务所。”

“是干什么的？”

“律师事务所。”

“你是律师？不，你不是律师。”

“的确不是，我是法律调查员，帮律师工作。”

“这个地址没有在任何地方登记，他们怎么会有的？”

“有市区地址簿，格拉堡先生。就算你没有电话，所有住户的——”

“这地方我只是转租。登记的住户不是我，不管什么地址簿上都没有我的名字。”他的头往前一伸，炽热的双眼向我俯来。

“GAG。”我说。

“嗯？”

“哥谭艺术家协会。”

“他们给了你这个地址？”

“公司向他们要到的。我这才想起来。哥谭艺术家协会。”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说，眼睛睁得很大，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那时我还在画画，专攻色彩。大号的画布。我的视野广，灵感多——”他中断了这段回忆，“你帮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可星期六却跑到这里来？”

“我的工作时间很有弹性，格拉堡先生，不用朝九晚五。”

“这样啊。”

“呃，那你忙吧，我就不打搅了。”

我抬脚想往门口走去。他的手却留在门把上一动不动。

“格拉堡先生——”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

天哪，我怎么会让自己蹚这个浑水？要怎么样才能脱身？我开始重放录音带般说我是法律调查员，重复事务所的名称，这些话全都像团烟雾一样荡在空中。我为自己取了个名字，类似约翰·多尔之类，可又不像这个名字这么有原创性。然后我又看了看美容预约卡，好像上面有什么会给我灵感，这时他伸出一只手。

“让我看看。”

那上面并没有我谎称的信息，只有吉莉安的电话、地址和另一面上与凯斯的预约。而他的大手就在那里，要求我把卡片给他。

我正要把卡片递过去，忽然停住了，发出恐怖的呻吟，然后双手猛地合起，连同卡片一起贴住胸膛。

“你到底——”

“空气！”我声音嘶哑地说，“空气！我快死了！”

“他妈的这是——”

“我的心脏！”

“听着——”

“我的药！”

“药？我没——”

“空气！”

他把门拉开。我往外踏出一步，弯下身咳嗽，然后再踏出一步，直起身像个无赖一样飞快地跑了。

13

幸好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没有晚上绕着格拉梅西公园跑步的习惯。如果后面追着的是长跑选手，我肯定没有机会。我看他当时连试都没试。我比他早跨出几步，他完全没料到我要逃跑。我虽然没停下来看他是否跳上人行道追我，却听到他在叫“喂！”还有“妈的，干什么啊？”还有“你要上哪儿去？妈的！”声音在我后面变小，而且是迅速变小，说明我像个贼一样很专业地逃跑时，他只不过是站在原地大吼。

不幸的是我也没有慢跑的习惯，所以靠着被激发出来的肾上腺素跑过两个路口后，我一手用力抓住胸口，一手抱住灯柱。我的心脏怦怦狂跳得显然很不健康，同时我也喘不过气来，不过那位昔日的绘画大师也不见踪影，这就意味着我没有危险。两个警察在为命案找我，还有一个开口要我并没有偷到的珠宝的一半，但至少我目前不会被一个疯狂的艺术家活活打死，这也算是小有成就。

恢复正常的呼吸后，我顺着路走到春天街的一家酒吧。这家店没什么艺术气息，坐在那儿喝烈酒或啤酒戴着布帽子的老人也没什么气质。它可能在SOHO全面整修以前很久就开始营业了，多年下来累积了一种温馨的气氛，以及由发霉的啤酒、有问题的水管和湿漉漉的狗融合而成的家庭的味道。隔着几张凳子，两位绅士正在追忆鲍比·汤普森那个全垒打如何为巨人队赢得了一九五一年的锦标赛。他们当时属于纽约巨人队，对这两位饮酒的同伴来说，那就好像发生在前天一样。

“是拉尔夫·布兰卡投的球。鲍比·汤普森猛击过去。我总是在想，当时拉尔夫·布兰卡到底作何感想。”

“他从此名垂千古啊。”另一个说道，“要不是他投了那一球，你怎么会记得拉尔夫·布兰卡？”

“瞎说。”

“你不会记得。”

“我会忘掉拉尔夫·布兰卡？瞎说。”

啤酒喝光后，我走到后面的电话那里试着拨吉莉安的号码。铃响时，我在思索如果是克雷格来接我应该跟他说什么，不过他没接，而且也没有别人接。铃响过八声或十声后，我收回了那一角硬币，向查号台要到了克雷格家的电话号码。铃响了三下后他接了。

“嘿，”我说，“我牙疼。请找吉莉安，好吗？”

很长一段沉默。应该正在努力思考吧。然后他说：“哎哟，伯尼，你可真冷静。”

“冷静得像根黄瓜。”

“你可真不简单，伯尼。在哪儿打的电话？哦，算了，不用说了。我不想知道。”

“你就不想要点信息？”

“你这是在学谁说话？”

“彼得·洛。我知道学得不是很像。但鲍嘉我可学得太像了，亲爱的，不过我学彼得·洛就比较业余 [1] 。我要跟吉莉安讲话。”

“她不在这里。”

“她在哪里？”

“家里，应该。我怎么会知道？”

“你之前在她那儿。”

“你怎么知——哦，打错电话的那个人就是你。听着，伯尼，我看我们还是别通电话的好。”

“你觉得电话有人监听，是吗，亲爱的？”

“天哪，够了。”

“这段鲍嘉的戏我模仿得不差啊。”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好吗？我坐了牢，被警察骚扰，我的私生活全摊在该死的报纸上任人观赏，我前妻死了，而且——”

“呃，兆头不好，对吧？”

“嗯？”

“你祈祷克里斯特尔快点死，结果她还真——”

“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我有盗贼的胆量。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出来的？”

“几个小时以前。”

“布兰肯施普是怎么办到的？”

“布兰肯施普根本就没有经验，他只知道让我老实坐在那里。于是我就坐着。也许他们给我剃光头发，安上电极棒的时候我还那样坐着，一直到他们按下按钮让我受死，到时说不定我还更老实呢。”

“现在已经不兴这套了。”

“凭我的运气，这一套说不定又要流行起来。我把布兰肯施普甩了。那白痴就是不信我没有罪。他要是觉得我有罪，我要他还有什么用？”

“多年来我的律师对我用处可大了，”我说，“可他一直都觉得我有罪。”

“但你的确有罪，不是吗？”

“那又怎样？”

“可我是无辜的啊，伯尼。我甩掉了布兰肯施普，找到我原来的私人律师。他不是刑事律师，但他知道我的为人。他能弄清楚屁眼和地上的洞是不同的，而且他也愿意听我把话说完，还告诉我要怎样向警察稍稍透露一点信息。所以今天早上十点他们就打开了牢房的锁，又把我当人看了。这变化感觉不错。被关起来的滋味可不好受。”

“这还用说。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跟谁？”

“警察啊。你说了什么让他们给你松了手铐？”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只不过松了一点口。”

“松口讲了什么？”

又一次停顿，但没有第一次长。这次不是思考，更像是——呃——想回避问题。然后他说：“吉莉安说反正你有不在场证明。你在看拳击比赛。”

“妈的，你这个浑蛋，克雷格。”

“我只跟他们提了珠宝，没别的。还有我们的那段谈话。”

“你跟他们说了你说服了我偷她的珠宝？”

“没有，伯尼。”他语气谨慎，仿佛是说给正在窃听的耳朵听的，“我只说了我提到克里斯特尔的珠宝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你听了好像还挺有兴趣，可当时我当然不知道你是小偷，而且——”

“你这个狗娘养的，克雷格。”

“你真的发火了，是吧？天哪，伯尼，你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等等。喂，等等。”

“克雷格——”

“果然是你干的。”他说。也许他真的信了，也许他还在朝窃听的耳朵说话，也许他是想证明把我的名字透露给警方是对的。“你星期四晚上去了。她打断了你的工作，你情急之下杀了她。”

“这话毫无道理，克雷格。”

“可你怎么会用我的手术刀？你怎么刚好就有一把在口袋里？”他边说边想，我估计他还不太擅长这种程序，“等等。喂，等等！整个案子你预先都计划好了，让我来背偷东西和杀人的罪名。想必你一直都在勾引吉莉安，没错，你除掉我，是为了把机会留给自己。就是这么回事。”

“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最好开始相信吧。天哪，伯尼。然后你还胆敢打电话来说要跟她讲话。你可真了不起，我只有这句话可说了。”

“我有盗贼的胆量。”

“这话你再说一遍也不嫌多。”

“我也不是特别想。克雷格，我——”

“我看我们还是别通电话了。”

“你得讲点道理，克雷格，我——”

咔嗒！

他挂了电话。他先是把我交给警察，这会儿索性挂了我的电话。我抓着死去的话筒站在那里，摇头感叹人对人竟然会如此无情。然后我又投进一角硬币再打给他。响了八下没人接。我切断连接，把一角硬币塞回投币孔，再拨一次。这回是忙音。

吉莉安的电话打了两次都没人接，我开始纳闷是不是颠倒了两个数字。我翻看钱包想找她给我的卡片，可是自从和格拉堡对峙之后我就没把它放回去。我检查口袋。糟糕——不见了。她说过这号码没登记。我试了查号台，结果当然是没查到。我再拨一次我记住的号码，还是没人接，然后我抬起头改拨克雷格诊所的号码，铃响时还自问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时间，而就在我打算提供答案时，她拿起了话筒。

她说：“哦，感谢上帝！你的电话我打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在家。”

“我知道。听着，全乱了。克雷格已经出狱，他们放了他。”

“我知道。”

“是这样的，他把你的名字说了出去，说你有可能拿走了克里斯特尔的珠宝什么的。他跟警察说话就好像在化妆一样。”

“我敢打赌绝对是。”

“所以今天早上那些警察才会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他就要被放出来了，才赶在那之前来找我询问。这都是我猜的。而且他们在找你。我照你的话跟他们说了，至少我已经尽量不出错了。我太紧张了。”

“我可以想象。”

“还好你去了看拳击比赛，还有证据。我看他们是想把命案栽到你头上。”

我咽了口口水。“是啊，”我说，“还好我有不在场证明。”

“克雷格说他们在找克里斯特尔遇害那晚看到你在她家附近的目击者。可你那晚根本不在，他们哪里找得到人呢？我告诉他，他那样说你实在不应该，可他说他的律师告诉他，他想出狱就只有这法子。”

“卡尔森·弗瑞尔。”

“对，他说另外那个律师根本就没帮上忙。”

“哈，感谢上帝有老卡尔森·弗瑞尔鼎力相助。”

“他不老。而且说实话我也不太感谢他。”

“我也一样，吉莉安。”

“我觉得这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团糟。我是说，当初你想帮他的忙，可是看看他现在是怎么回报你的！我想跟他说你在找真凶，可我看他根本就没注意听。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为这事吵了一架，结果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哦，其实他没被气跑，是我赶他走的。”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恶劣，伯尼。”

“我也是，吉莉安。”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查看档案，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在浪费时间。档案里根本找不到叫格拉堡的病人。”

“嗯，我找到格拉堡了。他画画说不定还行，可跑步完全是个外行。”

“要是你已经问到了秃比的名字，我现在就可以查档案找他。我没查到有谁登记了在蜘蛛酒吧工作。那地方是叫这个名字吧？”

“没错。”

“不过我没有每张卡都看。另外我也在找叫约翰尼的人，查了他们是不是律师，不过似乎没什么指望。”

“算了，”我说，“反正要解决这事得用别的方法。听着，我想查查秃比，但有几件事得先弄清楚。你今晚会在哪里？”

“家里。怎么了？”

“一个人吗？”

“据我所知是的。克雷格不会过来——如果你是这意思的话。我还真是懒得提他。”

“那我过去怎么样？”

停顿一下——既不是在思考也不是在逃避，姑且称之为吊人胃口吧。“听着不错，”她说，“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你不会……呃……”

“喝醉？今晚我打算和橄榄油保持距离。”

“其实我觉得你不如跟弗兰奇保持距离。”

“好主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其他事情要耽搁多久。我应该先打个电话给你吗？嗯，我会先打电话。你那张写着号码的卡片被我弄丢了。等我拿支笔，好了。你那边是多少？”

“RH7-1802。”

“买下路易斯安那的前一年 [2] 。我先前拨了这号码，可是没人接。哦，当然没人，你在诊所。事实上你还在那儿，对吧？”

“伯尼——”

“我有点疯狂，但据说我的神经是钢铁做的，这可不容小觑。而且看起来我恐怕真得用上。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伯尼，小心。”

[1] 彼得·洛在根据哈米特的小说《马耳他之鹰》改编的同名电影中饰演一个地中海人，亨佛莱·鲍嘉则饰演侦探萨姆·斯佩德。

[2] 美国于一八○三年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从法国手中买下东起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的大片土地，包括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

14

“天哪，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嘛。”丹尼斯说，“星期六的晚上，可你瞧这儿全是木头人。星期一到星期五真是太棒了，可一到周末，酒友们全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他们周末不需要努力工作，所以也不需要下班后的放松，你懂我的意思吗？可经营停车场不同，这可不是一周工作五天就行的。你要是开了家停车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忙得团团转，哪里还会想把星期六晚上耗在老婆孩子身上啊。你不做停车场的生意。你说过你是干哪行的，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是怎么跟他说的？我说过我是小偷，可是还说了别的吗？“投资。”我说。

“哦，对。天哪，你相信吗，我忘了你的名字。就在嘴边，可偏偏说不出来。”

“我叫肯尼。肯尼·哈里斯。”

“对，对，当然。我正是要说这名字。我叫丹尼斯，做停车场生意。有件事我不会忘，我打赌我记得你喝什么酒。喂，秃比，挪一挪你的屁股，嗯？我再来一杯一样的，另外给我这位朋友肯尼一杯威士忌加冰块。我说得对不对，肯尼？”

“对也不对，丹尼斯。”

“怎么说？”

我对秃比说：“先来杯黑咖啡吧。我再度大醉前得先醒醒脑。”

我不需要醒脑。我除了在春天街喝过一杯啤酒外，一整天没碰过酒精，而且那还是几小时之前的事。不过我得保持清醒倒是真的，因为我工作时一向如此，而今晚我可以说是在工作。这会儿我跟我的老朋友丹尼斯站在蜘蛛酒吧的吧台前，老好人秃比正在调酒。小偷刚点了一杯黑咖啡。

“我看你八成在别的地方喝过了，嗯，肯尼？”

谁是肯尼？哦，对。是我。“我是晃过几个地方，丹尼斯。”

“有没有在哪儿看到弗兰奇？”

“没有。今晚没有。”

“按理说饭后她应该会上这儿来。她偶尔会在乔安酒馆或哪家廉价酒吧坐下来不走，不过她通常都靠得住，懂我的意思吗？而且她又不在家。我几分钟前才打电话给她，没人接。”

“她会来的。”秃比说。得这绰号应该是因为他的头。他年纪不大，才三十出头，但乍看上去，光秃秃的脑袋让他看起来老了好几岁。他突出的发亮头顶四周有一圈暗棕色的头发。他的眉毛浓密，下巴翘起，鼻子像颗纽扣，眼睛是温暖的棕色，水汪汪的。他身材瘦削，穿着蜘蛛酒吧的T恤制服还挺好看的。那件T恤是亮红的底色，上面印着银格黑底的蜘蛛网，角落里立着一只虎视眈眈的蜘蛛，手臂伸开，欢迎一位怯生生的苍蝇小姐。“这个法兰西丝啊，她就是得先四处逛逛。”他说，“待着别走，天亮前肯定能见到她。”

他往吧台另一头走去。“她会来，也可能不来。”丹尼斯说，“但至少你在这儿，就有人可以和我一起喝酒。我最讨厌一个人喝闷酒了。独自喝就只是酒鬼，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嘛，有没有酒无所谓。我来这儿要找的是伴儿。”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我看弗兰奇这阵子还真的是在借酒消愁。”

“你是说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遇害的那个？”

“没错。”

“是啊，可怕的事。几小时前我跟她通过电话，她听起来糟透了。”

“沮丧？”

他想了想。“应该是情绪不稳。”他说，“她说他们放了那个丈夫，是个兽医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牙医。”

“呃，差不多。她说她得付诸行动。我不知道，说不定她已经喝了几杯。你知道她那人。”

“当然。”

“女人跟你我不一样，沉不住气。生理原因，肯尼。”

不管这是不是提示，我立刻付诸行动，朝秃比挥挥手，让他给丹尼斯续上了酒，给我续上了咖啡。酒保走开后我说：“这个秃比，一分钟前还叫她法兰西丝呢。”

“呃，那是她的名字，肯尼。法兰西丝·艾克曼。”

“大伙都叫她弗兰奇。”

“那又怎样？”

“你知道的，我只是在想，”我的手在空中胡乱画了个圈，“你知不知道秃比叫什么名字？”

“见鬼，我想想。我以前知道的。我以前肯定知道。”

“除非他父母就叫他秃比，可哪有这样叫小孩的呢？”

“不对，他们不会给他取那种名字。他小时候肯定有头发。他妈妈生下他的时候，他的头发肯定比现在多。”

“我们在这儿跟他买了这么多酒，可谁都不知道那家伙的名字，丹尼斯。”

“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肯尼。”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妈的，”他说，“喝完了我们再跟他叫一轮酒，问问他到底是谁，或者他以为他是谁，怎么样？”

结果喝了不止一轮，而是好几轮，等我们弄清楚秃比名叫托马斯，姓科克伦，就住在附近的时候，我已经喝下了不知多少咖啡。往男厕所的路上，我去查看电话簿里秃比的资料。有个叫托马斯·科克伦的，住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东二十八街。我试了那个电话，没人接。我回头看了看，没发现有人注意我，便撕下那页以供日后参考。

回到吧台，丹尼斯说：“她可有个朋友？”

“嗯？”

“我猜你是在跟女人通话，所以问你她有没有朋友。”

“哦。她没敌人就是了。”

“嘿，这话说得好，肯尼。我敢打赌他小时候大家都叫他软木头 [1] 。”

“谁？”

“秃比啊。姓科克伦，大伙当然会叫他软木头，对吧？”

“应该是吧。”

“妈的，”丹尼斯说，“喝完了咱们去问问那家伙。喂，软木头！你给我过来，你这混球！”

我把一只手放到丹尼斯的肩上。“现在我不奉陪了，”我说，把几张钞票推过吧台给秃比，“我得去找个人。”

“是啊，而且她没敌人哦。说来，如果她有朋友的话，回头带她过来如何？我还要在这儿坐一会儿。说不定弗兰奇也会过来喝两杯，总之我会在这儿。”

“那也许就待会儿再见了，丹尼斯。”

“我就在这儿，”他说，“还能上哪儿去？”

[1] 在英文中，“软木头”（Corky）和“科克伦”（Corcoran）的读音相近。

15

秃比·科克伦住的房子是战前建造的十二层高楼，大厅是装饰派艺术的设计风格，门卫自以为是圣彼得 [1] 。我躲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一一确定每个朝拜者都有位货真价实的房客在热情等待。我考虑过要以他不认识的房客的身份蒙混过去，可是从他那样子来看，此事并不容易，而且我也不确定我的自信程度足以应付这种琐事。

这幢楼的右边是一座五层的棕石建筑。左边的楼则是幢十四层高的住宅——纽约房地产业有各种奇怪的迷信，所以想来它其实只比秃比住的这幢高一层而已。这幢建筑也有门卫，但不像秃比那幢楼的那位上过访客确认课程，所以我就算穿件条纹囚衣走过去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首先我得知道秃比公寓的门牌号，所以我假称是他的访客，看着门卫按下某个对讲机的按钮。没人接听之后，我确认了两件事：秃比住在8H，而且他家没人。我走到远处的路口，再折回一段距离，轻轻松松地走过隔壁那幢建筑的门卫，点头微笑，还说了句“挺不错的晚上，嗯？”他表示同意，但还是看着他的报纸，没抬头。

我乘电梯到顶楼，爬一段楼梯上到屋顶。曼哈顿有些屋顶是天文学爱好者的聚集地，有的则成了求爱中情侣的爱巢，另外有些则沦为屋顶花园。这个屋顶——感谢上帝——是空的，我走到边缘，在黑暗中俯视着十二英尺左右的距离，从这个距离掉落下去显得比走下去长得多，情况还有可能更糟糕，比如屋顶之间还有间隙。可如果这样，我原本就不会上来。

我一定是浪费了几秒钟鼓足勇气。这种事其实我以前也不是没干过，而且在别无他法的时候，如果你连恐高症都无法克服，唉，你还是别当小偷了。我爬上来又跳下去了，落地时双脚微感疼痛，但没扭着脚踝。我弯了几次膝盖，确定腿还能用，吐出一口我没意识到一直憋着的气，然后抬脚走向通往大楼的门。

门从里面反锁，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最不在话下的问题。

秃比的锁也不是问题。我走到他家门口时，刚好有个中年男子从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冒出来，朝我这个方向走来。我敢发誓我在药品广告里见过此人向他的药剂师询问什么——呃——有关便秘的常识。我敲敲秃比的门，皱着眉头说：“对啊，是我，老弟。这门你是开还是不开？”

里面传来的是寂静，当然。

“哦，好，”我说，“可你快一点，嗯？”我看着渐渐走近的绅士，迎着他的目光，无可奈何地转了转眼睛。“在洗澡，”我抱怨道，“所以我得站在这儿，等他擦干穿上衣服什么的。”

他同情地点点头，匆匆走过，无疑是希望我剩下的怨言别再说出来了。等他绕过转角，我拉出那串工具，花的时间还不够宣布我在做这件事。他用的那种弹簧锁是关门后自动锁上的，而且他也没费事再用钥匙锁一道，所以我只需要用一根弹簧钢丝就能把那玩意儿拨开，然后推开门就行了。

我侧身溜进去，关上门，把门锁得比秃比更加严密，然后摸到电灯开关。我没戴橡胶手套，这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没打算偷什么。我不过想找些证据，一找着就离开，想办法让警察上门。或许能有个不那么直接的报警方法。

当然，我要真走运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到那箱珠宝。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我的超级亮皮箱连同里面绝大部分的东西奔向自由，留下几个高级且显眼的物件，藏在这里让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有空的时候慢慢搜查。不过看来——如果秃比是凶手兼小偷的话——珠宝极有可能藏在我不可能找到的地方，而不是留在连门都没锁紧的公寓里面。

我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些事情，双手已在忙着四处翻找。地方不大，工程相对而言并不复杂。秃比的单居室公寓比吉莉安的住处大不了多少，家具却少得多。有张没刷漆的桦木床——床下有储藏柜、一组把手各异的桃花心木衣柜——显然是二手货、一把舒服的椅子，还有一对直背餐椅。炉子、冰箱和水槽在房子的后部，用一个珠帘屏风和房内其他部分隔开，但几乎没有什么隔绝效果。

这地方颇为脏乱。酒保工作时必须保持整洁，我曾经一度花了不少时间盯着他们擦亮玻璃杯，然后摆放整齐，本以为他们生来一丝不苟。但秃比的公寓改变了我的这个观念。他的房子里到处是脏衣服，而且床也没铺，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清洁女工几个月前去世了，他还没找到人来代替。

我继续翻找，先检查厨房。冰箱里没有冷钱，只有发霉的食品；烤箱中没有烫手的珠宝，全是长年积累的油污和残渣。我尽快转移到了其他区域。

床下的抽屉里有一堆衣服，大都是各种不怎么体面的牛仔裤和T恤，其中有几件红色的蜘蛛酒吧制服，其他的则印着宣传一些机构的名称、口号，或表现生活方式的图案。有个抽屉里藏着各种避孕工具以及成人商店可以买到的情趣商品，如电动按摩棒、刺激器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的一些橡胶和皮制物品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没有珠宝。没有赛尼克眼科和牙科用品供应商的牙科用具。没有价值非凡的物品。我之前想，就算秃比和命案无关，我跑这趟多少也能赚个出差费。毕竟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说不定我得花钱请个律师或者买张机票逃到火地岛，再说我只要没用钥匙开门，就希望我花的工夫能有所回报。我可不是业余的，我撬锁可不只是为了兴趣。

没指望了。他有台便携式电视机，梳妆台上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个拍立得照相机，如果进来的是个瘾君子，想找点东西换袋白面的话，这些玩意儿倒有可能让他满心欢喜，但我可不至于降格以求。梳妆台顶层右边的抽屉有些现金，应该是他以前得来的小费，于是我拿来冲抵我在酒吧的花费——给他的小费也算在里面。事实上我还小赚了一点。那里面的一美元、五美元和十美元的钞票加起来有一两百，我全都抓起来，在桌上理整齐，塞进屁股口袋。当然了，也没多少，但经过我眼睛的钞票就应该变成我的。还有零钱，而且很多，可我把它们留在原处没动，然后关上了抽屉。做人要有原则，要不你会沦落到何种地步？

好了。我完全可以把这小伙子公寓里所有的零碎一一翻出来，但又何必呢？我打开他的衣柜，在夹克和外套之间埋头摸索。上面一格架子上出现的东西让我的心翻腾起来，或者说少跳了一下，也可以说是停止跳动，或者——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公文包。

不是我的。不是超级亮皮而是人造革——发光的黑色假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第二项发现让我失望的程度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珠宝就要到手了，而且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命案就要真相大白，可那神奇的一刻转瞬即逝，我又回到了原地。

虽说如此，我当然还是把箱子拿下来打开了。

我惊讶地发现里面满满的都是钱。

[1] 圣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16

纸钞用暗黄色的纸条从中间捆成一沓一沓的，每沓约一英寸厚，侧着排在箱子里，所以我看不出面额到底是一美元还是一百美元。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瞪着眼睛纳闷，然后便拿出其中一沓翻了翻。全是二十美元面额的，而我手上应该有五十张，所以一沓就有一千美元。

我抽出其他几沓看了看。全都是面额二十美元的新钞票。我这会儿手上有——多少？十万？二十五万？

绑票赎金？贩毒进账？这类交易通常会用旧钞。股票内线交易？房地产交易——全部付现而不是入账？

这些交易怎么会和秃比·科克伦扯上关系的呢？他是个酒保，住在一间乱七八糟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而且连门都懒得多上一道锁。

我又仔细看看钱，然后从其中一沓中抽出十张，和我钱包里的钞票放在一起。我把其他钱塞回原处，合上箱子，按下搭扣。

我把他的小费放了回去。他的资金已经和我的混在了一起，算不清我拿了多少，但我看他也不会知道。我把面额不等，加起来大约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回梳妆台左上方的抽屉里，想了想后又补上一张他自己的二十美元新钞。我又往抽屉的后部放了一张，只有想搜查的人才会找到。我把第三张钞票放在衣柜架子的后面，把第四张塞进立在衣柜后方的破旧牛仔靴里。

漂亮。

我熄了灯，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电梯把我送到楼下大厅，门卫跟我说了声晚安。我朝他微微点了点头。之前那一跳还在让我的脚底发疼，这都怪他。

我刚踏上街道就来了一辆出租车。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顺利。

纽约各处都有寄物柜，比如地铁站、火车站之类的地方。我用了第八大道港务局公共汽车总站的那个。我打开柜门，把公文包往里面一扔，往投币孔塞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然后关上门，转动钥匙抽出来带走。之前拿着那么多现金到处走感觉很奇怪，这会儿把钱就这样扔在公共场所感觉更怪。

不过要是拎着钱跑到SOHO，那也很不正常。

上帝知道，我真不想上那儿去。前不久我才假装心脏病发作从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那里逃脱，这会儿我又爬回那伤心地，把头伸进狮子嘴里。

但我告诉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危险。要是他在家，我按铃他就会回应，那我转身逃跑就行了。但他不会在家，现在是周六晚上，而他又是艺术家，这时候他们那种人都会出门去喝酒。他应该正在什么人的家里狂欢，或者在布鲁街的酒吧喝酒，或者是跟某位异性共饮一杯加州葡萄酒。

只是他的女朋友克里斯特尔死了，也许他正一人独饮向她致哀，坐在自己家里咽下一杯杯廉价麦酒。我按门铃他也不理，就那样缩在角落里流泪，直到我撬开他的锁，像苍蝇一般溜进他的客厅……

令人不快的想法。

我按了他的门铃，没有回应，这时脑子里那个不愉快的想法仍然挥之不去。楼下的门锁他妈的偏偏很好，而门和门柱相接处的金属条又使我无法把弹簧栓推开，但天下没有任何一道锁有厂商说得那么好。我这里捣鼓一通，那里拨弄一下，最后钻针落下，制动栓也应声倒下。

我往上走了两段楼梯。二楼的住户养了一屋子植物，房间里还传出柔和的摇滚乐，而且客人不少，音乐声中夹杂着嗡嗡不断的谈话声。我经过那扇门时闻到了刺鼻的大麻味，音乐和谈话声中有烟雾缭绕。我又上了一段楼梯，站在格拉堡的门口倾听，但只听到了楼下那间公寓的音乐声。我双手双膝着地趴着，门下没有灯光。也许他在楼下，在缭绕的烟雾中享受着，和着老鹰乐团的歌跺脚起舞，告诉人们他那天下午如何在大厅里抓住了一个疯子。

与此同时，这个疯子正鼓起勇气要打开他的门。格拉堡家的门厚实坚固，上面装着的狐狸牌警用锁牢牢地扣着。这种锁的特色是有根大型铁杆扣在门的下方，套进固定在地上的金属板里。装上这种锁的门你可别想踢开。这类保护措施大概是住宅中数一数二的。

啊，不过再厉害的锁也敌不上防盗滚筒。格拉堡装的是还算普通的五针雷布森锁，外缘有凸缘轮轴固定在门上，以防小偷把锁整个儿撬开。我为什么要硬撬呢？我用探针摸索，用手指跟它轻声交谈。它是单纯的少女，我是唐璜，你说谁是赢家？

格拉堡的起居室兼工作室大得惊人，隔成卧室、厨房、客厅和工作室的是无比宽广的空间。客厅里放着十几个深棕色的丝绒沙发组合，还有两张白色塑料贴面的帕森思矮桌 [1] 。作为卧室的区域有一张特大号的床，上面盖了张羊皮。床的后面是砖墙，刷的是比捆着二十美元钞票的牛皮纸还要鲜艳的奶油棕色。墙上挂着盾牌、两把交叉的矛，还有几副原始面具。这些装饰看似来自大洋洲、新几内亚或新爱尔兰岛，挂到我自己的墙上我倒不会介意。把它们送进苏富比拍卖会赚上一笔，我也不会介意。

厨房很漂亮——大号的炉子、门上装有自动制冰器的冰箱、独立的冷冻柜、两个不锈钢水槽、一台洗碗机、洗衣兼烘干机。铜制和不锈钢锅盘从高处的铸铁架上垂下。

工作区也同样漂亮。两张长长的窄桌，一张高度及胸，一张是标准规格。椅子和凳子各一对。版画复制设备。制陶火窑。钢架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上面整齐地摆满一排排油漆、化学用品和各种尺寸的工具。一台手摇印刷机。几盒百分之百碎布浆制成的文件纸。

我打开他的门时应该是十点十五分左右，所以我想粗略勘察公寓大约花了二十分钟。

有几件东西我没找到。人——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公文包——不管是亮皮的、人造皮的还是其他皮的；珠宝——不包括不成对的袖扣和几个领带夹；现金——我在床头柜上找到（而且留着没动）的一把零钱不算；格拉堡或随便什么人的画；除了床上那些大洋洲作品外的任何艺术品。

我找到的东西如下：两块精心雕刻过的铜板，约莫二乘六英寸，架在四分之三英寸厚的松木板上；一把看似可以插进保险箱的钥匙；一个立在书桌上的笔筒，外包浮雕红皮，里面没有笔，只放了各种上好的外科钢制用具，每一把都有六角形的柄。

我离开沃特·格拉堡的住处时，没拿走任何一件原先不在我身上的东西。我是把他的一两样财产从原来的位置移到了屋内的别处，我还胡乱塞了几张簇新的二十美元钞票。

不过我没偷东西。我承认，有那么一会儿，我是动了念头想拿下那张面具戴上，从墙上攫走盾牌和矛，然后迅速穿过SOHO的街道，发出狂野的大洋洲的号叫。这股冲动很容易压住，我把面具、矛和盾牌留在原处。它们是不错，而且绝对价值不菲，但要是你刚在别处偷了二十五万左右的现金，这种小规模犯罪看来的确有点煞风景。

出租车停在吉莉安的公寓前时，我一眼便看到了停在消防栓旁边的蓝白巡逻车。“往前开，”我说，“到转角去。”

“我已经竖起出租的金属牌了，”司机抱怨道，“这得冒被开罚单的危险哪。”

“不冒险，活着干吗？”

“是哟，你说得容易，朋友。冒险的又不是你。”

没错。我目送他嘀咕着把车开走，他本可以拿到更丰厚的小费的。我转身往吉莉安住的那幢房子走去，一路紧贴着建筑，睁大眼睛注意有没有其他警车——不管有无标记。我没看到可疑车辆，也没注意到哪个形似警察的生物在阴影里潜行。我自己就潜行在阴影里面。就这样过了十分钟之后，一对眼熟的人影从吉莉安的门口冒出来。是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看他们连续工作了这么久真是感觉不错。我很高兴他们的时间表排得和我一样紧凑。

他们开车离开后，我在原地待了五分钟，以防他们灵机一动绕过街区回来。没见他们的影子，我又考虑到要上转角的电话亭打电话确定那里已经安全。我不想如此费事，于是到玄关处按下吉莉安家的按钮。

对讲机失真的声音也藏不住她的焦虑。她说：“喂？哪位？”

“伯尼。”

“哦。我不——”

“你一个人吗，吉莉安？”

“警察刚来过。”

“我知道。我就是等到他们离开才来的。”

“他们说你杀了克里斯特尔。他们说你很危险。你根本没去看拳击比赛。当时你在她的公寓里，杀了她……”

这些可全是在对讲机上讲的。“我能上去吗，吉莉安？”

“我不知道。”

我要撬你他妈的锁，我想着，我要喘着粗气踢开你的门。可我只是说：“今晚我收获很大，吉莉安。我知道是谁杀了她。让我上去，我会全都跟你讲清楚。”

她没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纳闷她究竟有没有听到。也许她已经关上了对讲机的钮。也许此时她正在打九一一，不一会儿行动迅速又有效率的纽约警察就要举着枪抵达了。也许——

按钮嗡嗡响起，我把门打开。

她穿了件毛料裙，暗绿和蓝色的格子呢，上身是一件海军蓝毛衣。她的紧身袜也是海军蓝的，小小的脚上套了双尖头鹿皮便鞋，跟她小精灵一样的气质很配。她为我倒了杯咖啡，道歉说在对讲机上为难我了。

“我神经紧张，天哪，”她说，“今晚我有一群访客。”

“警察吗？”

“他们是最后到的。呃，这你知道啊，你看着他们走的。起先来了另外一个警察——”

“雷·基希曼？”

“没错。他说他想要我传话给你。我说我不会有你的消息，可是他很暧昧地朝我眨了眨眼。要说我脸红了，我也不会惊讶。就是那样的眨眼。”

“他就是那种警察。传什么话？”

“说要你跟他联络。他说你还真有贼胆，你回到作案现场就是明证。他还说什么他确定你上那儿拿到了你要的东西，他想亲眼看看。我告诉他我不太懂他的意思，他说你会懂，还说重点是你应该跟他联络。”

“‘回到作案现场’，这又是什么意思？”

“后来听另外两位警察提起我才弄明白。他们还说了别的。基希曼走后是克雷格。”

“我以为你跟他说了不要再来。”

“我是说过，可他还是跑来了，而且让他进门总比让他搞得鸡犬不宁要好。我跟他说了他不能久待。”

“他想干吗？”

她做了个鬼脸：“他太可怕了。他真的以为是你杀了克里斯特尔。他说这点警方很确定，还怪自己不该让你去偷珠宝。他上门为的就是讲明这一点——否认你俩有过安排。他说要是警察逮住你，你说不定会胡言乱语，到时候即使他的话和你的矛盾，受人尊敬的牙医当然比有过前科的小偷要容易取信于人——”

“当然。”

“——可是他说我得发誓，说你的话是一派胡言，要不他就有可能惹上麻烦。我说我不相信你会杀人，他马上大发脾气，指控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对他不利，所以我也发起火来。真不知道以前我是看上了他哪一点，上帝啊，我真的不知道。”

“他有一口好牙。”

“他走了以后，我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电视，他的律师又来了。”

“弗瑞尔？”

“对。我看他来主要是想给克雷格当后盾。克雷格告诉弗瑞尔，他跟你有过计划，所以他当然不希望这事曝光。他想让我知道隐瞒这件事有多重要。我看他是步步为营，想贿赂我，但他倒没有真的直接说出来。”

“有趣。”

“他还真狡猾，而且表现得很权威，说得好像我将到手的好处不会是装满现金的信封，而是免税信托基金什么的。也不是真的就那样，我是说他的那种态度。他说能肯定是你杀了克里斯特尔，还说警察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他没说。”她看向别处，咽了口口水，“你没杀她吧，伯尼？”

“当然没有。”

“可你也只能这样说了，对吧？”

“我不知道如果我杀了她的话，我会怎样说。我没杀过人，所以这问题从来没有必要问。吉莉安，我干吗要杀她呢？如果她进门逮到我在偷东西，我只要在警察赶到以前逃走就行了。必要的话，也许我会推她一把好脱身——”

“是这样的吗？”

“不是，因为她没逮到我。但如果她逮到我，而我又真的推了她一把，她又真的狠狠摔了一跤的话——呃，我确实知道那会伤到人。结果没发展到那一步，不过应该是有那种可能性的。但我绝不可能拿着一把根本没带在身上的手术刀去戳她的心脏。”

“我就是这么跟自己讲的。”

“嗯，那就对了。”她睁大眼睛，下唇发颤。她姿态优美地咬咬下唇，“那两个警察是在弗瑞尔先生走后四十五分钟到的。他们说你昨晚又闯进了克里斯特尔的公寓。警察在上面贴了封条，可是被撕掉了。他们说是你干的。”

“又有人闯进了克里斯特尔的住处？”我皱起眉头，想弄清楚情况，“我为什么要那样干？”

“他们说你一定是忘了个东西没拿。要不就是想毁掉证据。”基希曼讲的就是这个了，他以为我又去了一趟拿珠宝。“总之，”我说，“昨晚我可是在你这里。”

“你大可以在来这儿的路上顺道过去啊。”

“昨晚我不可能顺道上哪儿去。我连路都看不清，如果你记得的话。”

她避开我的视线。“还有前天晚上，”她说，“他们说有目击者看到你在克里斯特尔被害那段时间离开那幢建筑。而且他们还找到一个女人，她说当晚更早以前还真的在格拉梅西公园和你讲过话。”

“妈的。亨丽埃塔·泰勒。”

“什么？”

“一个可爱的小老太婆，最恨狗和陌生人。真奇怪她还记得我，而且跟管法律的人讲过话。我还以为讨厌狗和陌生人的人大概也不全都是坏人。怎么了？”

“这么说你是在那里了！”

“我可没杀人，吉莉安。当晚我犯的唯一罪行就是盗窃，在我忙着偷东西的时候有人杀掉了克里斯特尔。”

“你当时是在——”

“现场。在她的公寓里。”

“那你看到——”

“我从衣柜里看着衣柜的门，我只看到了那个。”

“我不懂。”

“我不怪你。我没看到是谁杀了她，但经过今晚的一阵忙乱，现在我知道是谁干的了。全都解释得通，连凶手第二次闯进她家都有了解释。”我身体往前倾，“你能帮我煮一壶热腾腾的咖啡吗？因为说来话长。”

[1] 帕森思是美国一家工艺学校，这种矮桌的特色是桌腿与桌沿齐平，质地轻，呈长方形。

17

我重塑盗窃和凶杀案现场时，她睁大眼睛听着。当我讲到去秃比·科克伦简陋的住处走访时，她的眼睛里满是赞叹和崇拜。我可能稍微有点夸大其词。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的过程，我好像稍做了一点渲染，有可能在两幢建筑之间增加了几码的间隙。讲故事的人有权渲染，你们也知道。

等我讲到公文包时，她惊呼了一声。听到是假皮而不是超级亮皮时，她叹了口气。等我讲到打开箱子发现那些现金时，她倒吸一口气。“那么多钱，”她说，“现在在哪儿？你没带在身上吧？”

“放在安全的地方。要不我的五十美分算是白花了。”

“嗯？”

“这个不重要。我把公文包藏起来了，但抽了几张钞票出来，因为我觉得也许能派上用场。”我掏出钱包，“还有两张。看到没有？”

“怎么样呢？”

“挺不错的吧？”

“二十美元的纸币。有什么特别的？”

“嗯，要是看到整箱全是这玩意儿，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吧？”

“也许，可是——”

“看看它们的号码，吉莉安。”

“又怎样呢？是连续的号码啊。等等，不是连续号码，对吧？”

“没错。”

“它们……伯尼，这两张号码一样。”

“真的吗？天哪，这可不同寻常，对吧？”

“伯尼——”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雪花，每个人的指纹也不同，而我现在从钱包里掏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它们的号码竟然完全一样。发人深省，对吧？”

“它们是——”

“假钞？对，恐怕就是这样。好一张纸，不是吗？那么多钱，可其实只是绿色的纸。再仔细瞧瞧，吉莉安，你会看到很多瑕疵。安迪·杰克逊 [1] 的肖像比起我见过的大部分假钞印得都要好，可是如果你真的盯着这钞票看，会发现不太对劲。”

“在印章周围——”

“对，针点不够清楚。你把纸钞翻过来，还会发现其他问题。但如果你把它们磨旧，揉皱，制造些折痕，再放在咖啡里煮一煮去掉簇新的感觉——呃，每一行都有诀窍，我可不敢夸口说我知道假钞制造者新近又想出了什么花招。光顾着赶在锁匠前面就够我忙的了。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你手上拿的钞票十之八九可以通过银行审核。号码是唯一明显的问题。要是人家找零给你这么一张，你会多看它一眼吗？”

“不会。”

“没有人会。我一看出钞票是假的，就马上再回到了格拉堡的住处。刚踏进他家的门，我就知道来对了。此人搞艺术一事无成，改行弄起版画，结果也没成大器，可这会儿他却住在大部分纽约人看了都会眼红的loft [2] 里面，空间大得用不完，墙上挂了价值好几千美元的工艺品。我四处翻找，发现他家里的油墨和纸的储备足以印出比铸印局产量还多的钱。等我真的找到印版的时候，即使之前有什么疑虑也无影无踪了。他的印工很精致，那真是高品质的刻印。”

“格拉堡制造假钞？”

“可不是吗。我本来就纳闷当初他在过道里堵住我时，怎么疑心那么重。我装成在找另一个格拉堡的愚蠢侦探，戏演得还不错，可他却没完没了地盘问。我是谁？怎么拿到他的地址的？我怎么星期六还在工作？他问问题的速度比我编答案还快，所以我只好拔腿就跑，可如果他没什么事隐瞒的话，为什么疑心那么重？对，他显然是在制造假钞。我不能肯定印版是他自己做的，不过这会儿却在他手上。而且印制也是他自己动手干的。”

“然后他把钱交给秃比·科克伦？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进行。”

“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猜一猜。假设是克里斯特尔把秃比和格拉堡拉到一起的。格拉堡是她的男朋友，也许她带他去过几次酒吧。她既然带她那位法律猎犬去过，跟格拉堡也同样可以，不是吗？

“总之是格拉堡和科克伦策划的。也许是由格拉堡制造二十美元面值的假钞，然后秃比负责找到渠道把伪钞换成真钞。这其中可能也有相互欺骗的成分。比如秃比多拿了几张二十美元面额的假钞，格拉堡也没办法。也说不定克里斯特尔这样那样地把他出卖了，钱最后到了她手上。”

“怎么做的？”

我耸耸肩：“这可问住我了，但这事有可能发生。要不就是这笔假钞生意进行顺利，可是格拉堡发现她不过是在利用他，背着他勾搭上别人，为了假钞生意才没甩掉他。也许他得知她和秃比上床，也许他发现了她的另外那个男朋友，于是他就醋意大发，疯狂地抓起牙科手术刀找她算账。”

“他上哪儿找牙科手术刀？”

“赛尼克眼科和牙科用品供应商，跟克雷格一样。”

“可他为什么——”

“他那儿有一整套。各种钻针、凿子和手术刀，而且依我看，除非其他制造商也给他们的工具装了六角形的柄，否则那些玩意儿应该全都是赛尼克出产的。用它们刻印、切割油布块、雕刻木头，处理各种细节都挺方便。他要不是抓了一把特意用来当凶器，就是当时刚好口袋里有一把。”

“可是那就很奇怪了，不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他把克里斯特尔请到他的住处，她看到了那些工具，提起克雷格的诊所里也有同样的东西。毕竟她在嫁给他之前是诊所的护理师。说起来，这也许就可以解释格拉堡用的工具怎么会刚好和克雷格的一样了。也许以前他用的不同，美术刀，或者天知道什么鬼玩意儿，可克里斯特尔告诉他，他应该换套牙科用具，因为那种钢的品质一流，诸如此类的理由，总之，要是他知道克雷格用的是赛尼克产品，他就可以带把手术刀过去，陷害克雷格。他没有理由扔掉他自己的赛尼克产品，因为没有证据可以把他与克里斯特尔联系起来，而且只要克雷格被安上了谋杀罪，警察也没有理由继续调查。”

“所以他把手术刀带在身上，为的就是当凶器？”

“一定是。”

“然后他跑到酒吧找她，并且先跟她上床？”

“那就很邪恶了，是不是？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感觉他不会那样工于心计。印象中他那人挺直截了当，是强硬而沉默的人。也许她当天晚上在酒吧遇到了法律猎犬，然后把他带回家。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太记得了，因为当时我下定决心不去理会，但那人绝对不是格拉堡。至少我不觉得是。

“所以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假设格拉堡在监视她的家，也许他是从她碰到律师或哪个男人的酒吧跟踪她回到家。也不一定就是律师。其实我们可以先放下律师不管，因为我看他跟案情没什么关系。其实弗兰奇·艾克曼提到有三个男人是克里斯特尔的朋友，这并不表示他们三个全都和命案有关。现在有两个人介入就已经够让人震惊的了。”

“总之，”吉莉安催促道，“她带了个男人回家，格拉堡在外面看着。”

“没错，然后那人走了。格拉堡看到他离开。他等了一两分钟，等那个人消失了，就去按她的门铃，克里斯特尔让他进去。他发挥了强硬沉默的特点，直截了当地把手术刀插进她的心脏。”

吉莉安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小小的手放在海军蓝毛衣的左边。她像在电视里看电影一样紧紧跟上情节的发展。

“然后他走到卧室，”我继续说，“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我的公文包，竖在法国女人肖像下面的墙上。他走过去，然后——”

“什么法国女人？”

“这不重要。克里斯特尔的墙上有一幅画，不过他没看到，因为他只会盯着公文包。你知道，在他看来公文包就是公文包。他以为里面塞满了假钞，这会儿他可有机会偷回去了。”

“可那些钱都在黑色塑胶箱里面，对吧？”

“黑色人造皮箱里，没错。可是格拉堡怎么会知道？”

“难道他当初不就是装在那里面的？”

“也许吧，可我们又怎么知道？说不定他给克里斯特尔的钱是放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的购物袋里。我闯空门的时候通常就用那个。看起来有归属感，拎着装满别人财产的购物袋踏着大步走过去。也许他原本就知道有人把钱放到了公文包里，而眼下就有那么一个，里面正是他要找的东西。自然而然他会抓了就跑，里面是什么回头再说。”

“之后他打开箱子——”

“说不定让他很困惑。有那么一会儿，他八成以为克里斯特尔是什么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有办法把纸变成黄金钻石。等他想明白了，当然得回去拿钱。这样第二次闯进那里就解释得通了，那是在警察给公寓贴上封条之后。格拉堡回去拿钱，他撕掉封条，四处搜索，结果空手而回。因为假钞全打包收好放在秃比·科克伦的公寓里，稳稳坐在衣柜的一个架子上。”

吉莉安点点头，然后皱起眉头：“可珠宝呢？”

“我想格拉堡是留着了。一般人拿到珠宝自会留下，不会等着垃圾车来收。我在他的住处没看到珠宝，可那也不一定表示什么。珠宝是证物，他不会随手乱放，因为它们会把他扯进命案。”

“手术刀他可没丢。”

“那不一样。珠宝出现在那儿无法解释，这点他当然清楚。他一定是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也许就塞在国王街某处。要把珠宝藏在地板底下或沙发里不是难事，一般的搜查不会找到。不过说来我倒是在别处翻到了一把保险箱钥匙。珠宝有可能已经放进银行了。他也许是赶在星期五银行关门前存进保险箱了，也说不定他自己已经销赃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他制造假钞，有可能认识什么人知道谁做销赃生意。在咱们城里找家代为销赃的商店，不会比足球赛下注、买把枪或者弄到毒品更难。不过其实珠宝的下落没必要再猜了。不利于格拉堡的证据已经足以让他坐上几年牢。”

“你是说手术刀？”

“好戏还在后面，”我说，“我在他的住处把东西移来移去——以防他下决心扔掉证物。我把几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在只有搜查时才能找到的地方。几把牙科用具也一样。要是他紧张起来扔了工具，还会剩几把他自己找不着，可警察来搜便很快就会发现。而且我把印版也藏起来了。如果他想找又找不到的话，八成会着急，不过我藏东西很有一套，他绝不会以为是小偷来过了。出门时我还把门锁重新锁上了，这种服务可没几个小偷会提供。我是空手离开他的公寓的，你知道。事实上我走出那里时身上还少了点东西，因为我把那几张二十美元的假钞栽在了他的头上。要是我老干这种事，恐怕每个月支付房租都有问题。”

她咯咯地笑起来：“我妈以前常说，小偷上门都会留下东西。但真会这么做的人，你可是我听过的唯一一个。”

“呃，不过我可不打算养成习惯。”

“你这辈子都在当小偷吗，伯尼？”

“呃，倒也不是一辈子。我刚开始只是个小孩，就跟其他人一样。哦，对了，我很爱你咯咯笑的样子，跟你很配。我想我是从长大以后才开始当小偷的。”

“我看你可一直都没长大，伯尼。”

“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吉莉安。”

然后我便开始讲我自己，还有我疯狂的犯罪生涯，比如当初是怎么开始偷溜进别人的房子，纯粹只为那种刺激，而之后不久便觉得，既然你人都在里面了，干脆放手去偷，感觉会更刺激。我讲她听，不知不觉我们已喝完咖啡，她打开一瓶宝贵的意大利苏韦瓦白葡萄酒。我们捧着高脚杯喝下冰凉的酒液，并肩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又接着说下去，真希望沙发可以变个魔术塌陷成床。吉莉安，她真可爱，而且她又是那么专心地在听，头发闻起来有一股早春花朵的味道。

酒瓶快空时她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伯尼？既然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想个办法把消息透露给警方。我想通过雷·基希曼去说故事。这不是他的案子，不过他老兄只要闻到钱味，什么规定在他手上都可以像拐杖糖一样扭来扭去。天知道他打算怎么从这案子里挤出钱来。要是珠宝露了面，警方可会没收了当证据。不过只要有一块钱能抠，他就能抠得到，再说那是他家的事，不是我的。”

“我知道，他要你打电话给他。”

“嗯哼。不过现在不行。这会儿可是三更半夜。”

“几点了？哦，真是半夜了。我都没发现已经这么晚了。”

“我得找个地方待着。只怕我自己的公寓暂时不行。他们也许还没派人监视，不过这会儿他们拿着通缉令要抓我，我可不想冒这个险。我可以睡到旅馆去。”

“别说笑了。”

“你觉得那样可能有危险？我看你说得没错。这个时间旅馆没多少人投宿，而且会让人生疑。呃，总有个办法我可以试试。就找个空屋子吧，住户全去度假了，我可以让自己宾至如归。这招金发姑娘 [3] 就用得挺顺手。”

“别说笑了。你昨晚待在我这里，现在也可以。我不希望你去冒险被捕。”

“呃，克雷格有可能——”

“别说笑了。克雷格不会过来，要是他真来，我也不会让他进门。你知道吗？我很生克雷格的气。我觉得他太不像话，他或许是挺棒的牙医，但我可不敢说他人有多好。”

“呃，你真好，”我说，“不过这次我睡椅子。”

“别说笑了。”

“呃，你总不能坐在那玩意儿上面吧，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可不敢再要你放弃床位。”

“别说笑了。”

“嗯？我不——”

“伯尼？”她透过长长的睫毛抬眼看我，“伯尼，别说笑了。”

“哦，”我说，然后深深地看进她的眼睛，闻到了她头发上的香味，“哦。”

[1] 安迪·杰克逊（Andy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

[2] loft的原意是“在屋顶之下、存放东西的阁楼”。但现在所指称的是那些“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这个含义诞生于纽约SOHO区。

[3] 金发姑娘（Goldilocks），美国童话书里擅自闯入熊屋的小姑娘。

18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应该是十点左右。这个街区有几家教堂，不同教派轮流敲钟，钟声不断。之后两个小时我们就躺在床上，时而听听教堂的钟声，时而置之不理。星期天的上午便这样度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终于，她穿上睡袍下床开始煮咖啡，我则动手穿上好像总穿在身上的同一套衣服。然后我开始打电话。

雷·基希曼的太太说他出门了。在工作，她说。我想留言吗？不想。

我又打到警察局试试。接电话的人告诉我他今天休假，说不定正在家里跷着脚，手捧冰啤酒在看电视比赛。还有什么人我要找吗？没有。我想留言吗？不想。

我敢回家吗？我想冲个澡，可是如果我得再穿同一套衣服的话，那又何必费事？再说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法出门去买衬衫、袜子和内衣。 [1]

我再次拿起听筒，拨我自己的号码。

忙音。

呃，这不代表什么。可能在我拨电话的几秒钟前有人打给我，他听到的是接话铃声，我则听到忙音信号。于是我挂上电话给他一分钟玩这种游戏，然后又拨自己的号码。还是忙音。

呃，这也不一定就能证明什么。也许我的哪个访客擂门太重，把电话听筒震了下来，也许西区全部的电话都有故障。也许——

“伯尼？有什么不对吗？”

“嗯，”我说，“电话簿在哪儿？”

我查了赫施太太的名字，拨了她的号码。她接听时我听到背景里有电视杂音，然后是她那副老烟枪的嗓音。我说：“赫施太太，我是伯尼·罗登巴尔。你的邻居，住在你家对面，记得吗？”

“那个小偷。”

“呃，对。赫施太太——”

“也是名人。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吧。不是你本人，是他们手头上一张你的照片。八成是牢里照的，头发很短。”

我知道她指的是哪一张。

“这会儿咱们大楼里挤满了警察。他们查问你的事，问我知不知道你是小偷。我说我只知道你是好邻居。我该告诉他们什么吗？你这年轻人挺好的，干干净净，打扮正派，我只知道这些。你工作很辛苦，对吧？你是在讨生活，对吧？”

“对。”

“不是领救济金的流浪汉。你偷那些住在东区的有钱人，我在乎吗？他们帮我做过什么？你是好邻居。你不抢我们大楼，对不对？”

“对。”

“可现在你的公寓里有警察，走廊里也有。在拍照、按门铃什么的，忙个不停。”

“赫施太太，警察中有没有一个——”

“等等，我得点支烟。好了。”

“有没有一个叫基希曼的警察？”

“樱桃。”

“樱桃？”

“基希在德文里是樱桃的意思。他跟我说他是基希曼，我马上想到的是‘樱桃人’。他还可以再减三十磅，我保证他不会想念那些体重。”

“他在那里？”

“先前我这儿来过两个，问了我几百万个问题，然后这位基希曼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另外又加了一百个。罗登巴尔先生，你不是凶手对吧？”

“当然不是。”

“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跟我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一直说你没问题嘛。你没杀掉格拉梅西公园的那只鸡吧？”

“没有，当然没有。”

“很好。而且你也没有——”

“你刚才叫她什么？”

“鸡。”

“什么意思？”

“妓女，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你也没杀那男人，对吧？”

什么男人？“没有，当然没有，”我说，“赫施太太，麻烦你帮个忙好吗？请不要惊动别人，把雷·基希曼先生找来听电话好吗？你可以说你刚想起了关于我的一件事，想个办法把他请进你的公寓，不要让其他警察知道。”

她说可以，便走开了，而且没花多长时间。很快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谨慎、小心地说：“喂？”

“雷吗？”

“不要报名字。”

“不说名字？”

“你他妈的在哪儿？”

“电话上。”

“你最好告诉我你人在哪儿。你和我，最好马上见面。这次你可真是栽进粪坑了，伯尼。”

“我以为你刚才说了不要报名字。”

“忘了我的话吧。你还真可爱，又闯了一回女人的公寓，赃物得手。但你应该马上跟我联络的，伯尼，这会儿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帮你了。”

“你可以把凶手关起来，雷。”

“没错，我是可以，可我根本没想过你会是凶手，伯尼。我太惊讶了。”

“我才惊讶呢，雷。至于珠宝的事——”

“是啊，嗯，我们找到了，伯尼。”

“什么？”

“就在你放的地方。如果只有我在，那情况就会不同，可我光是跟着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一起赶来就快跑断腿了，想冲在他们前面根本不可能，结果找到东西的是奈斯旺德。一只钻石手镯，一个翡翠玩意儿，还有珍珠。美啊。”

“只有三样？”

“对。”他沉默了一下，似乎在思考，“还有更多吗？你把其他的藏在别处了吧，伯尼？”

“是有人栽赃给我的，雷。”

“显然。有人发放珠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已经有人在提前感受节日气氛了。”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连珠炮般地说道：“雷，我根本没偷。是栽赃到我头上的。偷珠宝的人就是杀掉克里斯特尔的凶手，而且他还在我的公寓里栽赃……至少我猜你就是在那儿找到的——”

“我没找到，是奈斯旺德找到的。没办法了，因为那杂种清高得很。而且你可以用你的屁股打赌，珠宝就在你的公寓里，伯尼，因为是你把它们放在那儿的。”

我没再纠缠这事：“干这件事的人是连偷带杀，他的名字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过。”

“那就说来听听吧。”

“他很危险，雷。他是杀人凶手。”

“你刚才说要告诉我名字的，是不是？”

“格拉堡。”

“是个我没听过的人，你刚才这么说。”

“沃特·I.格拉堡。I代表的是依格纳修斯——如果你认为重要的话。我看不重要。”

“奇怪。”

“事情挺复杂的，雷。情节非常曲折。我想我们得找个地方见面，就咱们俩，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我还真觉得你可以呢。”

“嗯？”

“咱们最好找个地方见面，这话太对了。伯尼，你知道你这是怎么了吗？事情发展到今天，你发疯了。我想是第二起命案让你变成这样的。”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没想过你会是凶手，”他继续说，“可就凭你现在的状态，我想你是下得了手的。发生在你公寓里的第二桩命案和其他一些事情，使你变得疯狂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还说我没听说过他呢。格拉堡，看在老天的分上，还说他危险。现在这个可怜的杂种死在你公寓的地板上，心脏里插着一把牙医用的玩意儿，你还跟我说他危险，天哪，伯尼。危险的是你。现在你告诉我你人在哪儿，我好把你安全妥当地接过来，免得有谁玩枪玩得高兴，把你杀了，你说怎样？这办法最好，相信我。你自己找个律师，七年就可以出来，最多也就十二到十五年。还不是非常糟糕，对吧？”

他还在急切诚恳地说着，我已经挂上了电话。

[1] 纽约的商店大多数星期天都不开门。

19

“我让他开始不安了，”我告诉吉莉安，“他开始惊慌。他知道我就要把他揪出来了，吓坏了。”

“你在说谁，伯尼？”

“呃，问得好。要是我知道他是谁，我的身心都会健康得多。”

“你说了是格拉堡杀死她的。”

“我知道。”

“不过要是格拉堡杀了她，那又是谁杀了格拉堡？”

“格拉堡没有杀她。”

“可你的假说很完美啊。制造假钞、牙科手术刀，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

“我知道。”

“如果格拉堡没杀她的话——”

“是别人干的。而且他还杀了格拉堡，然后嫁祸于我，至于我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公寓杀掉那只大猩猩，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不管那人是谁，他还把克里斯特尔的一些珠宝放到了我的公寓里，以把我拖进命案，尽管我早就是嫌疑人了。我可真聪明，是不是？用臭名昭著的牙科手术刀杀了格拉堡，还在尸体底下放上克里斯特尔的手镯。”

“他们是在那儿找到手镯的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找到的？是奈斯旺德找到的——谁知道是什么东西——钻石，翡翠，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把东西打包让别人偷走后，就没再见过。我他妈的怎么知道它们在哪儿？我连它们是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了。”

“你用不着对我发火，伯尼。”

“对不起，”我说，“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没法静下来细想。这事简直糟糕透顶，全是间接证据，根本说不通，可我看也足够定我的罪了。”

“可是你没干啊，”她说，然后稍稍眯起眼睛，“你说你没干。”

“我是没有。可你要是把十二个陪审员请到法庭，让他们看到所有证据，我就站在那儿说我没干，他们会因为手法太愚蠢就相信我吗？呃，我知道我的律师会怎么说。他会要我谈条件。”

“什么意思？”

“他会安排我自首，承认有罪以求减刑。检察官会很高兴，这样可以不用审判，十拿九稳地把我定罪。然后我会上诉要求把罪名改成过失杀人或行窃时意外致死，最后我就可以混个……我不知道，也许五到十年徒刑之类的。我有可能三年后就被放出来了。”我皱皱眉，“当然，现在格拉堡又死了，情况可能不同了。放着两具尸体，他们说不定会坚持判我二级谋杀，那么就算我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至少也得五年见不着天日。”

“可你是无辜的，律师怎么可以要你承认有罪？”

“他什么都不能要我做，不过他可以给我建议。”

“所以克雷格才会换律师。那个布兰肯施普一开始就当他有罪，可弗瑞尔先生不这样。”

“所以现在克雷格出来了。”

“嗯。”

“就算我找到相信我的律师，但对我不利的证据那么多，只有疯子才会陪我上庭。”

她开始说什么，不过我没在听。我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我追踪着它——像一条在追自己尾巴的狗。

我拿起电话簿。弗兰奇姓什么？艾克曼，法兰西丝·艾克曼。没错。我找到她的名字，登记为艾克曼·F.，地址是东二十七街，离所有她钟爱的酒吧只有几个路口。我拨了她的号码，听着电话铃在响。

“你打给谁，伯尼？”

我挂断电话，又找秃比·科克伦的号码，开始拨。没人接。

我又试了一次弗兰奇的号码。还是没人接。

“伯尼？”

“我成了瓮中之鳖。”我说。

“我知道。”

“我看我得去自首。”

“可如果你是无辜——”

“我是谋杀案的通缉犯，吉莉安。说不定我真得自诉有罪以求减刑。虽然想到这一点就不舒服，但看来也由不得我了。说不定我运气足够好，审判的时候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证据冒出来。也许我可以雇个私家侦探专门调查这个案子，我这业余的没什么运气。不过我要是再继续四处招摇的话，难保什么时候就会被警察一枪打死。再说尸体一天比一天多，我可受不了。如果我一天前自首的话，格拉堡命案就没法嫁祸给我了。”

“你打算怎么办？到警察总局去？”

我摇摇头：“基希曼要我向他报到。他说那样我会比较安全。他是希望逮到我可以居功。我是希望自首的时候有律师在场。他们可以让你七十二小时都不跟人接触，不用正式拘押，只是来来回回地把你从一个管区送到另一个管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这个待遇，但我可不想冒险。”

“那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律师？”

“我正在想。我的律师代表我出面一直表现不错，因为我都是有罪的，可他代表无辜的人出面又有什么用呢？克雷格的那个埃洛尔·布兰肯施普也是这样。”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说，“我要你打电话给克雷格。让他找到他的律师，那个叫什么的……弗瑞尔吧，我要他们俩和我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弗瑞尔先生的办公室？”

“在克雷格那儿吧。这个地点大家都知道。中央公园南区，也比较方便。现在是十二点半，见面时间就定在四点吧，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有几件事要办。”

“你要克雷格也在场？”

我点点头：“当然，要是他不露面的话，告诉他我会把他扔去喂狼。他设计要我去偷克里斯特尔的珠宝。说白了，我就这么一张王牌。他绝对不希望我告诉警察我们有过什么样的安排，要我闭嘴可得付出代价。我希望弗瑞尔站在我这边。我希望由他安排我向警察自首，我也希望得到金钱可以买到的最佳辩护。也许弗瑞尔最终会雇个刑事律师帮忙，也许他会运用私家侦探。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进行，这些事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安排。你告诉克雷格，要是他们俩没按计划出现的话，我就揭他的底。”

“四点在他的诊所？”

“没错。”我伸手拿起外套。“我还有事要办，”我说，“得去几个地方。确保他们准时到达，吉莉安。”我走到门口，扭头看着她。“你也过去，”我说，“说不定会很有趣。”

“你说真的？”

我点点头。“我对克雷格是个威胁，”我告诉她，“这是我的王牌，我不会轻易放过。他和弗瑞尔为了让我自首，可能什么都会答应。等我按他们的意思到警察局投案后，他们完全可能食言，不管我的死活。我要你到场做证。”

我忙了整个下午，打了几个电话，乘了几次出租车，找过几个人谈话。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注意是否有警察的踪迹，偶尔会看到一两个。城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走路的开车的，穿制服不穿制服的。好在我看到的没一个在找我——如果遇到在找我的，也是我先看到他们。

三点过几分，我发现了我在找的人。他在第三大道的一家沙龙里，胳膊肘撑着吧台，脚踩在铜杆上，看到我跨进前门，立刻对我睁大了眼睛，并露出笑容。

“威士忌加冰块，”他说，“挪屁股过来喝一杯吧。”

“最近怎么样，丹尼斯？”

“和平时差不多。也只能这么说了。你呢，肯尼？”

我平平地伸出手，掌心向下，像上下颠动机翼的飞机一样摆摆手。“马马虎虎。”我说。

“可不就是嘛。喂，艾斯，给我们的肯尼来一杯。威士忌加冰块，对吧？”

艾斯穿着一件无袖汗衫，脸上挂着茫然的表情。他看来像个已经放弃回到船上的迷途水手，走一步算一步。他帮我倒了杯酒，又为丹尼斯续了杯，然后回到电视机前。丹尼斯举起杯子说：“你是弗兰奇的朋友，对吧？好，这杯就敬弗兰奇，上帝爱她。”

我啜一口酒。“真巧，”我说，“我正想找她呢，丹尼斯。”

“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他皱皱眉头，“昨晚我见到你了不是吗？当然是，你在喝咖啡。我们谈到秃比，而且我在等弗兰奇过来。”

“没错。”

“她一直没来。你没听说吗，肯尼？我看是没有。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肯尼。酒加上药。有个朋友她一直放不开，名叫克里斯特尔。你知道克里斯特尔，对吧？”我点点头，“呃，她喝了些酒，又吞下几颗安眠药。谁敢说她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对不对？有谁敢说？”

“至少不是我们。”

“就是这样。妈的，多好的女人啊，可偏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意外还是刻意的，谁知道呢，我只能说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

我们敬了这句一杯。我一直在找弗兰奇，找过她的住处，找过附近几家酒吧。我没听说她出了事，但我听到这消息并不觉得意外。也许是不小心，也许是自杀，或者两者都不是，是有人帮了她的忙——就像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和沃特·格拉堡也有人帮了忙一样。

他说：“我昨晚有个……呃……你知道，那个叫……叫预感的东西。我整晚跟秃比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时不时地去试试她的号码。我在那儿等她，一直到秃比把店打烊。也许我该上她家去，做点什么才对。”

“秃比几点关门的，丹尼斯？”

“谁知道呢？两三点吧。谁会注意呢？你为什么要问？”

“他回到了住处，可没待多久，收拾好行李就走了。”

“是吗？那又怎样？”

“也许他是乘飞机走了，”我说，“也许他碰到个人，出了麻烦。”

“我听得可是糊里糊涂，肯尼。弗兰奇出事跟秃比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我说：“嗯，我这就告诉你，丹尼斯。说来复杂。”

20

我提前十分钟到了中央公园南区的诊所。我大约两点半和吉莉安通过电话，她告诉我约见克雷格和律师的事已经说妥了，不过我到的时候他们还没来，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而且我有预感他们根本不会到。我在走廊上的毛玻璃门边站定不动，我的表上显示三点五十八分的时候电梯门打开，他们三个全出现了——克雷格、吉莉安和一个高高瘦瘦、身穿黑色三件套细纹西装的男子。知道他就是卡尔森·弗瑞尔，我倒也不吃惊。

克雷格为我们做了介绍。律师握手很有力，还对我露出了很多牙齿。牙齿不错，不过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毕竟他是天下最好的牙医的律师。我们站在那里，弗瑞尔和我握手。克雷格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而且一个劲地清喉咙。吉莉安在一边翻弄皮包，直到找出钥匙把诊所的门打开。她扭开顶灯的开关，打开接待员玛丽安桌上的灯，然后便坐上玛丽安的椅子。转身关门前，我示意克雷格和弗瑞尔坐到沙发上。

先是一阵大家都有些紧张的闲谈，克雷格提供了有关天气的谈资，弗瑞尔说他希望我没等太久。我说只等了几分钟。

然后弗瑞尔说道：“呃，或许我们该进入正题了，罗登巴尔先生。据我了解，你提出了某种交易。你威胁说除非我的客户代付你的辩护费，否则你就要跟警察提到据称他跟他前妻公寓被窃有关的事。”

“真有你的。”我说。

“请问你说什么？”

“劈头盖脸就说出这种话，可真不简单，不过我们就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吗？克雷格安排我去偷克里斯特尔的住处。在这儿的全是朋友，大家也都清楚，你又何必说什么据称之类的话？”

克雷格说：“伯尼，这事咱们就照卡尔森的办法做，嗯？”

弗瑞尔看了看克雷格，看来对克雷格的支持并不十分领情，宁可他别说话。他说：“类似这样的事我可一样也不打算承认，罗登巴尔先生。但你的立场我倒是想了解清楚。我和帕尔小姐谈过，也和谢尔德里克先生谈过，我想我或许可以帮得上你。我没有刑事辩护的经验，也不知道要怎么准备这类辩护，不过如果你有意自首，我们是可以安排自诉有罪——”

“可我是无辜的，弗瑞尔先生。”

“据我了解——”

我微笑起来，展露出一些属于我的好牙。我说：“两件命案都嫁祸在我头上，弗瑞尔先生。有个非常聪明的凶手设计要我背上黑锅。他不只聪明，还会随机应变。最初他是设计要你的客户扛下罪名，然后他发现把罪名转给我会更有效率。他干得不错，不过我想如果由我解释一下我归纳出的事情真相，你也许可以帮我想到出路。”

“帕尔小姐说你怀疑艺术家是凶手。结果他却死在了你的公寓里。”

我点点头：“我早该知道他没杀克里斯特尔。他有可能把她勒死或用力打死，用刀扎可不是他的风格。所以，还有第三个人，两件命案都是他干的。”

“第三个人？”

“克里斯特尔的生命里有三个男人。艺术家格拉堡，在这附近一家沙龙工作的酒保秃比·科克伦，还有法律猎犬。”

“谁？”

“你的一个同行。一个叫约翰尼的律师，他有时会和克里斯特尔去附近的酒吧。大家对他的了解就只有这么多。”

“那也许我们该把他忘掉。”

“我不同意。我觉得她是死在了他的手里。”

“哦？”弗瑞尔的眉毛爬上他高高的前额，“那也许知道他的身份会有所帮助。”

“没错，”我表示同意，“不过要查出来可不容易。一个叫弗兰奇的女人告诉我有他这么一个人。她总是喜欢模仿爱德·麦克马洪说‘现在——是约翰尼上场’。但她昨晚喝了太多金酒，又吞了一整瓶安眠药，死了。”

克雷格说：“那你打算怎么查出这位约翰尼是谁呢，伯尼？”

“这是个问题。”

“也许他和这件事根本毫无关系。说不定他只是克里斯特尔的朋友。她有很多朋友。”

“而且至少有一个敌人，”我说，“可别忘了她是某项交易的中间人，而杀她的人绝对有充分的理由。你有你的理由，克雷格，不过你没杀她。你是被人陷害的。”

“对。”

“我也有理由——免得因为偷窃被捕，但我也没杀她。不过这位约翰尼有个真正的理由。”

“请问是什么理由？”

“格拉堡制造假钞，”我解释道，“他原本是个画家，后来改刻版画，最后决定忘了艺术，一心赚钱。以他的才华，他显然认为赚钱的捷径就是印钞票，于是他就做了。

“他做得不错。我看过他成品的样本，可以和政府印的玩意儿媲美。我也看过他在家工作的地方，对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家来说，那日子过得还真他妈的好。我没法证明，但我有预感他是几年前做了那些假钞模板，钞票全都自己用出去了，到酒吧、烟铺之类的地方一次花一张。记得吧，这人是艺术家，不是职业罪犯，在帮派里没有熟人，对如何出手大笔的假钞完全没有概念。他只是用他的手摇印刷机一次印上几张，然后一张张花掉。等他换够了真钞，就上街给自己买些好家具。这只是个人小作坊，如果他不是太贪婪的话，还真可以一直混下去。”

“你说这些跟——”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吧？你耐心听。我敢肯定格拉堡跑了不少地方，在每家酒吧待的时间都长到足以把二十美元假钞换成真币，然后再到下一家去如法炮制。如此这般，有一天他遇到了克里斯特尔，他们便成了酒友。也许是他想炫耀，也许是她问对了问题，总之结果她知道了他做假钞的事。

“当时她和秃比·科克伦已经在断断续续地交往。他是酒保，但见多识广，也许知道东西能够怎么买卖。也许是她的主意，也许是秃比的，但我看提出来的应该是律师。”

“提出什么？”吉莉安不明白。

“整套计划。格拉堡印那东西，本来是一次一张慢慢出手，可是如果成批销售能让他一两年都不愁吃穿的话，又何乐不为呢？按整批算的话，一美元的假币至少可以换两毛。如果他谈成一笔二十五万的交易，马上就有五万美元的进账，也省得他在城里各处酒吧买酒喝坏他的肝。

“总之是律师的计划。他让克里斯特尔给秃比看一些二十美元假钞的样本，然后秃比就可以找个愿意为那笔假钞付……比如说付五万美元的人。克里斯特尔也许是中间人。由她从秃比手里拿到真钞，从格拉堡手里拿到假钞，然后她再把真的转给格拉堡，把假的转给秃比，这样他们其实根本不必见面。格拉堡极端注重隐私。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这种不必让自己曝光的交易他一定会欣然接受。”

“是律师的计划，伯尼？那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我朝克雷格点点头：“嗯。”

“对他有什么好处？”

“全部归他。”

“怎么说？”

“全部归他，”我说，“五万的现金。他并不打算把这钱交给格拉堡。还有那二十五万假钞也到不了秃比手上。他要他们都先送货。这两人都跟克里斯特尔上床，所以都自认为信得过她。也许克里斯特尔知道律师打算两头通吃，也许不知道。不过她跟秃比拿到钱后是转交给律师，而格拉堡送上假钞时，她则告诉他得过一两天才能拿钱，这样律师只要干掉她，就万无一失了。”

“你怎么想出来的，罗登巴尔先生？”

“当时他已经拿到了秃比·科克伦的钱，弗瑞尔先生。之后他只要杀掉克里斯特尔，把假钞拿走，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他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人知道。对于双方来说，克里斯特尔是中间人，由她负责交易。她死了，他们又能怎样？最多是两边都觉得是另外一方在捣鬼。也许他们会自相残杀，但律师对此可无所谓。他已经脱身并拿到了现金，自己可以为假钞找个买主。要是他能拿到市价，那就又多赚五万，所以整套计划可以使他总共捞到大约十万美元。会为这个数额行凶的人这世界上可不是没有。律师也不例外。”

弗瑞尔温和地笑笑。“这一行有些成员，”他说，“是不具备他们该有的道德。”

“不用道歉，”我说，“人非圣贤。如果你花时间努力去找的话，说不定还会碰上不道德的小偷。”我走到窗前，俯视公园和在五十九街排队等候的双人座马车。太阳此刻被挡在了云层后面，整个下午它都在云层里进进出出。我说：“我到克里斯特尔的公寓找珠宝是星期四的晚上。结果她和一个朋友滚在床上，我则被锁在了衣柜里。然后那位朋友走了。我忙着开锁逃出衣柜的时候，克里斯特尔在淋浴。接着门铃打断了她洗澡。她跑去应门，之后律师便进到屋里往她的心脏戳了那把牙科手术刀。

“他丢下她来到卧室。他的目的不只是杀她，他想拿走她保管的假钞——理论上应该归秃比处理的东西。她告诉过他格拉堡把钱装在公文包里送过来了，他走进卧室看到一个公文包靠墙而立。

“当然，不是同一个公文包。装假钞的那个也许和我一起关在衣柜里。我看克里斯特尔八成是把它藏在里面了，要不她为什么条件反射一样把我锁在里面？连珠宝都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衣柜里一定有个她不习惯放在身边的东西，否则她不会总想着要把门锁上。

“总之，律师抓起公文包就走。等他回家打开，才发现里面是一堆用内衣包着的珠宝。这不是他要的货，而且也太烫手，无法轻易销赃，但至少他手上已经有了五万美元的现金，而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等事情过去，他可以把珠宝拿出来，也许还能再赚上五万美元。

“说不定他还计划要回去再碰一次运气找找假钞。不过秃比·科克伦没给他机会。克里斯特尔遇害的第二天，秃比和另一位酒保调班，撕掉警察贴在克里斯特尔门上的封条又一次搜索公寓。也许他知道该上哪里找，也许她说过类似‘不用担心，全在我衣柜里的一个架子上面’的话。总之他闯空门找到了假钞拿回家，藏到他衣柜的架子上。”

“你怎么知道的，罗登巴尔先生？”

“很简单。我就是在那儿找到钱的。”

“你就是在那儿——”

“找到满满一箱面额二十美元的假钞。要不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回事？钱我没动，以免打草惊蛇。”

吉莉安知道并非如此。我跟她说过我把二十美元面额的假钞藏在公交车站的寄物柜里，希望她不会挑这个时候想起这事。不过此刻她另有心事。

“手术刀，”她说，“律师拿了我们一把牙科手术刀杀掉克里斯特尔。”

“没错。”

“那他一定来看过牙。”

“一个叫约翰尼的律师，”克雷格说，“咱们有哪个病人是律师？”他皱着眉搔搔头。“律师应该不少，”他说，“而约翰尼也不是那么少见的名字，但——”

“不一定就是病人。”我说，“这样想吧，克里斯特尔去过格拉堡位于国王街的住处。她看到了他用来刻印的牙科用具，认出它们和克雷格用的是同一种东西。这纯属巧合，而她也恰好跟律师提起。所以他选择凶器易如反掌。他干脆就用其中一种。凶器会把罪名指向克雷格，而克雷格如果逃过此劫，他总是还有办法把警方的注意力转到格拉堡身上。”

我边讲边踱步。这会儿我晃过去坐在接待员玛丽安的书桌边缘。“他的计划挺不错，”我说，“只有一个疏忽，那就是我。”

“你，伯尼？”

“没错，”我告诉克雷格，“我。警察把你关进牢里，而你为了自保就决定把你的老友伯尼卖给他们。”

“伯尼，我有什么选择？”我看着他。“而且，”他说，“我知道我没杀克里斯特尔，可如果你当时在她的公寓，再加上有我的一把手术刀，妈的，我就感觉很像是你想嫁祸给我，而且——”

“算了，”我说，“你想找条出路，才出此下策。总之，秃比闯进公寓拿走了假钞，由此看来此案显然不是单纯的杀害前妻。律师这下发现他得赶紧行动。还有些细节没处理好，他得着手解决，因为警方要是真的查起克里斯特尔的背景，他在整件事情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而且他也很担心格拉堡。也许他们俩见过面，也许格拉堡知道律师和克里斯特尔的关系，也许律师无法确定克里斯特尔到底透露过多少实情。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想，格拉堡都是个威胁。而我看到格拉堡时，他自己也相当紧张。也许他和律师联络过。总之他得消失，所以律师决定干脆把格拉堡也做掉，两个案子都丢给我来承担。他想了个法子把艺术家骗进我的公寓，故技重施，拿了把天杀的手术刀杀人，然后把克里斯特尔的几件珠宝扔在那里好让警察顺利结案。至于说我为什么要杀掉格拉堡，为什么用手术刀在我自己的公寓犯案，又为什么会任凭克里斯特尔的珠宝留在那里，这些都可以不管。也许无法完全解释得通，但警察绝对会因此通缉我，结果他就真的达到了目的。”我吸口气，视线从他们身上滑过——吉莉安、克雷格，还有卡尔森·弗瑞尔。“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我说，“所以我们才聚在这里。”

沉默越来越厚重。弗瑞尔最后打破了沉寂。他清清喉咙。“你是看出了问题，”他说，“你针对律师提出的指控颇有道理。不过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而且我看要查出他的下落也没那么容易。你提到一个女人——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朋友？”

“弗兰奇·艾克曼。”

“可你说她自杀了。”

“她是把酒和头痛药混合吃下去才死的。有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杀。克里斯特尔的事总让她放不开，心里有个结。也许她直接联络过律师，而他可能给了她酒和药，算是他处理某些细节的一环吧。”

“听起来有点离奇，不是吗？”

“有点，”我承认，“可总之她死了。”

“没错。所以可以指认律师的唯一机会看来也跟着她走了。再说那个酒保。科克伦是吧？这名字没错？”

“秃比·科克伦。”

“假钞在他手里？”

“我上次看到的时候是在他那儿，不过那是昨天傍晚的事了。我想这会儿应该还在他手里，而且他跟钱大概都已经远走高飞了。他昨晚打烊后就回家拿了公文包出了城。照我看他应该不会回来了。或许接连发生的凶案把他吓坏了，或许他是一直都盘算着要出卖黑帮同伙。他靠小费和客人剩的零头讨生活，也许看到那一大笔钱就昏了头，可别忘了，那钱看起来还足足有二十五万——虽然最终只值五分之一。我敢打赌秃比是坐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乘飞机去往某个温暖的地方，而且要是从现在到明年春天以前有众多假钞出现在西印度群岛，我可不会惊讶。”

弗瑞尔点点头，又皱起眉头。“说起来你也没什么可做的，”他慢慢地说，“你没有线索可以查出这个律师的身份，而且你不知道他是谁。”

“呃，这可不完全对。”

“哦？”

“我知道他是谁。”

“真的？”

“而且我有些证据。”

“是吗？”

我从书桌后站起身，打开毛玻璃门，示意丹尼斯进来。“这是丹尼斯，”我宣布，“他和克里斯特尔挺熟，也是弗兰奇·艾克曼的好友。”

“那女人真他妈好得没话说。”丹尼斯说道。

“丹尼斯，这位是吉莉安·帕尔。这是克雷格·谢尔德里克医生，还有卡尔森·弗瑞尔先生。”

“十分荣幸，”他对吉莉安说，“十分荣幸，医生。”他对克雷格说。然后他朝着弗瑞尔微微一笑。

他对我——还有大家——说道：“就是他。”

“嗯？”

“就是他，”他再说一次，这会儿指向卡尔森·弗瑞尔，“他就是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男朋友。他就是法律猎犬——约翰尼。”

弗瑞尔打破沉默。不过他是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到的，他先是从椅子上站起，整个人站得笔直，开口说的话颇有些反高潮的效果。

“可笑之至。”他说。

我说的话也并不比他的好。“命案，”我说，“永远都很可笑。”说完后我并未因此感到自豪，但我确实是那样说的。

“可笑，罗登巴尔。这白痴是谁，你从哪儿把他找来的？”

“他叫丹尼斯，经营一家停车场。”

“我不只是经营，那地方也是我的。”

“那地方也是他的。”我说。

“我看他是喝了酒，而你是头脑有问题，罗登巴尔。你先是耍了手段要我为你辩护，这会儿又指控我杀人。”

“没错，前后不太一致。”我承认，“看来我是不想要你为我辩护。其实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辩护。你只需要承认犯下两件命案，警方就会撤销对我的起诉。”

“你根本就是疯了。”

“是该疯了——瞧我这个星期是怎么过的。不过我没有。”

“你就是疯了。首先，我的名字不叫约翰尼，还是你没想到这一点？”

“之前这是个问题。”我承认，“当初怀疑到你时，我还在想也许你名叫约翰尼·卡尔森·弗瑞尔，只是省掉了约翰尼没用。但没这么好运。卡尔森的确是你的名字，而你的中间名则叫沃尔福德。卡尔森·沃尔福德·弗瑞尔，你所有的名字都可以当作姓来用。而你正是那个弗兰奇·艾克曼挂在嘴上的人。要是仔细想的话，事情其实很清楚。”

“我不明白，伯尼，”吉莉安看来确实很困惑，“要是他名叫卡尔森——”

我说：“现在——是约翰尼上场！约翰尼姓什么，吉莉安？”

“哦！”

“是的。叫约翰尼的人有几百万，不是少见得会让弗兰奇每次看到叫这名字的人都套用爱德·麦克马洪的例行搞笑段子。不过卡尔森就另当别论了。用卡尔森作为名字而不是姓氏并不常见，也许弗兰奇就是因此才会觉得有趣。”

“可笑，”弗瑞尔说，“本人已婚，行为一向检点。我爱我太太，对她忠心不二。我跟克里斯特尔没有半点关系。”

“你没那么检点，”吉莉安说，“你会调情。”

“胡说。”

“昨晚你想跟我打情骂俏。你就是有那个意思。不过我没兴趣，所以你才放弃了。”

“荒谬。”

“你多年前就认识克里斯特尔，”我说，“她嫁给克雷格时你就认识她。这话没错吧？”

克雷格证实了这一点。“离婚时卡尔森代我出面，”他说，“哦，说不定在赡养费的问题上弄走我一大笔钱的原因就在这里。也许我的心腹律师已经跟我老婆联手，两人合伙狠敲了我一记竹杠。”天下最好的牙医开始仔细推敲这个可能性，脸上顿时换了一副表情，仿佛五官重新排列过了一样。杀人是一回事，他似乎在想，但骗朋友的赡养费实在太下三烂了。“你这狗娘养的。”他说。

“克雷格，你不能相信——”

“真希望你现在就坐在病人椅上。我要把你的牙齿钻到只剩牙龈。”

“克雷格——”

“以后几年你可以免费看牙，弗瑞尔先生。”我说，“牢里的牙医技术高超，你准备好好享用吧。”

他扭头看向我，如果那不能算是凶手的眼睛，世上就没有眼见为实这句话了：“全是推测，其他什么都没有。你根本没有半点证据。”

“电影里的坏人说的都是这句台词，”我说，“只要他们问起证据，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有罪。”

“你们一个是胡言乱语前科累累的小偷，一个是喝醉酒的停车场伙计，都是信口开河。”

“见鬼，什么停车场伙计啊！我不帮人停车。我是老板。”

“至于具体实证你们根本就——”

“说到证据可就有趣了，”我说，“通常如果你知道要找什么，证据就会出现。等警察开始把你的照片四处给人看了之后，见过你和克里斯特尔一同进出的人可会比你想的多得多。昨晚你想办法经过我的门卫，那事说来倒不是天下第一难事，不过他或者大楼里的其他人说不定还记得你。再说还有珠宝的问题。你没把克里斯特尔所有的宝物都栽到我的住处，因为你太过贪心。其他的都上哪儿去了？你的公寓？保险箱？”

“他们找不到珠宝的。”

“你听起来很自信。我猜你是找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

“我根本没拿珠宝。天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还有假钞呢？光那玩意儿就可以把你送上绞架。”

“什么假钞？”

“面额二十美元的。”

“哦，你是说那些行踪不定的二十美元假钞吗？”他挑起一边的眉毛看着我，“我还以为大家都有共识，那行踪同样不定的秃比已经拎着钱往南跑了。”

“想必如此。不过我有预感格拉堡事先抽掉了一批样本，因为我还真他妈的可以感觉到，你的办公室里藏有价值两千美元的假钞。”

“我的办公室？”

“维赛街啊。市中心一到星期天就像死城一样，真是好笑。就像氢弹把所有人类都解决了，只剩建筑还立在那里。我有强烈的预感，这会儿有一大沓二十美元面值的假钞就在你书桌正中的抽屉里，而且我敢打赌它们跟沃特·格拉堡住处的那些印版吻合。”

他向我走近一步，又缩了回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嗯哼。说对了，你那儿还挺不错的。不像克雷格这儿可以看到公园，当然，从那扇唯一的窗口还是可以看到一点港口风景，不错。”

“你把假钞放在那里了？”

“别傻了。秃比把钱带到南部去了，我怎么会有？”

“我真该把你杀了，罗登巴尔。当初我要是知道你躲在衣柜里的话，当场就会把事情解决。我可以制造出你和克里斯特尔自相残杀的现场。你用刀刺她，她开枪打你，诸如此类。应该办得到。”

“然后你还可以把衣柜里面的大笔假钞顺便拎走，能省掉你不少的麻烦。”

他根本就没在听：“我得除掉格拉堡。我跟他见过面。再说她有可能跟他谈过。秃比只是痛饮过一晚后偶尔会带她回家的人，不过她跟格拉堡可是真有一段。他有可能知道我的名字，甚至还能猜出我涉案了。”

“所以你约他到我的公寓里见面？”

“他以为他要见的是你。我有他的电话号码——确实没登记，不过他给过克里斯特尔。我打给他，要他到你的公寓去。我告诉他我有他的假钞，打算还给他。要通过你的门卫不难。”

“向来不难。你怎么进到我的公寓的？”

“我把门踢开。和电视上演的一样。”

我的防盗锁可真是不堪一击。哪天我得买个格拉堡用的那种狐狸牌警察锁，虽说那锁其实并没有保护格拉堡——

“格拉堡到达时，门卫按铃到楼上，我要他请访客上来。门卫理所当然地假定我就是你。”

“当然。”

“格拉堡说我看起来不像小偷。可他一点也没有怀疑，”他考虑了一会儿，“杀他比杀克里斯特尔还容易。他又高又壮，不过干掉他并不难。”

“据说这种事都是一回生二回熟。”

“我本希望你随后会到。那我就可以布置得像是你们动手互相残杀。可是你没回家。”

“没有。”我说。我正要开口说当时我在吉莉安处，突然想起克雷格在场。“我担心警察会监视我那儿，”我说，“所以住到旅馆去了。”

“反正我也没等那么久。他的尸体躺在房间中央，让我浑身发毛。”

“明白。”

“于是我离开了。门卫没注意到我的来去，而且我没留下指纹。我看其实无所谓，就那么点假钞栽在我的书桌里。我是深受尊敬的律师。到时候我们对质，你说警察会信谁？”

“那这些人呢，弗瑞尔？”

“你是说停车场来的酒鬼？”

“他妈的那是我的地，”丹尼斯说，“不是路边小摊。说起停车场，那可是有价地产哟。”

“我看克雷格不会想把刚才说出来的事全告诉警察，”弗瑞尔说道，“而且我相信帕尔小姐应该懂得哪一方对她有利。”

“没用的，弗瑞尔。”

“当然有用。”

“没用。”我提高声音，“雷，这样够了吧？露个脸抓住这狗娘养的，我们大伙儿也好回家。”

通向里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雷·基希曼踏出房门。“这位是雷·基希曼，”我告诉他们，“他是警察。我接丹尼斯前先让雷进到里面。我知道这样不太礼貌，克雷格，不过我是积习难改。雷，这位名叫克雷格·谢尔德里克。吉莉安你见过。这位叫卡尔森·弗瑞尔，是凶手。这边这位叫丹尼斯。丹尼斯，我还不知道你的姓。”

“赫加蒂，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道歉。我自己也把你的名字弄错了，一直叫你肯尼。”

“错误难免。”

“天哪，”雷对我说，“你真是干冰发明以来最酷的玩意儿了。”

“我有盗贼的胆量。”

“你说中了，小子。”

“不，事实上是你说中的。你要不要向这位卡尔森宣读他的权利？”

“盗贼的胆量。”

他要那样想，我没意见，不过我们不都很酷吗？丹尼斯不用说是酷得可以结冰，他一辈子没见过弗瑞尔，还可以那样完美地指认出他。要不是我把在场的人一一介绍给他，他说不定会把克雷格当成行踪不定的法律猎犬。

而且我也没那么肯定自己真有他说的那样气定神闲。雷对着弗瑞尔低声说他有权保持沉默时，弗瑞尔从他的外套口袋抽出一把手术刀，我得承认这情景让我浑身发抖。雷只顾着念这样那样的权利，根本没看见发生了什么，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浑身僵硬。然后卡尔森发出绝望的低声吼叫，一刀往自己的心脏直戳过去。接着我才又恢复很酷的样子。

21

“老生常谈了，”我告诉吉莉安，“他花的比赚的还多，在股票市场输了些钱，债务缠身，然后又从他处理的几个地产案盗用款项。他需要钱。人为了钱会干出什么事来，只怕你听了会被吓坏的。也许计划刚开始时他只想捞上几千美元佣金。然后他发现有办法可以全部到手。再说此时克里斯特尔可能已经不是资产而是负债。他们的关系拖了好几年，这会儿有个法子可以一了百了，又能顺手捞上好几万。”

“但他看起来颇受尊敬。”

“也许他没杀弗兰奇·艾克曼。他没提，现在要问也太晚了。我想她昨晚也许给他打过电话，不过她的死不是意外就是自杀。如果是他动的手，会用手术刀解决的。”

她抖了一下：“他做那件事时，我正好在看他呢。”

“我也是。除了雷，其他人也是。”

“我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他动手，猛戳自己的胸膛。”

这事也扰乱了我的心绪，但我得保持形象，不能表现出来。“他挺体贴的，”我轻松愉快地说，“帮本州省下了审判的钱和供他吃住好几年的花费。而且他给了克雷格机会躲开镁光灯，雷·基希曼也因为他多发了一笔小财。”

挺干净利落的，不是吗？几千美元换了主人，由克雷格转给了雷，此案的某些细节因此永远不会列入档案。没发生过窃案，举例来说。我也没去过格拉梅西公园的公寓。真凶已经被贴上了凶手的标签，不会有人有理由抱怨，所以要把碍眼的细节扫到地毯下自然也很容易。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啜了口酒。此时夜幕低垂，我在吉莉安那里，而且不用担心警察突检。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迟早要从我嘴里收集口供，不过眼下我还有别的事要想。

我动了一下，搂住吉莉安。

她的身体缩了缩。

我伸伸懒腰，故意打个哈欠。“嗯，”我说，“洗个澡应该不错，不是吗？我一直没有机会换掉衣服，而且——”

“伯尼？”

“什么？”

“我……呃，你知道，问题是克雷格马上要过来。”

“哦。”

“他说他大概九点半到。”

“原来如此。”

她扭头看着我，圆圆的眼睛里带着悲伤。“呃，我总得实际点，”她说，“不是吗？”

“当然。”

“原来我生他的气是因为他做的事，伯尼。唉，没错，有些人面对压力是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处理，而且不同的人可以面对的压力也不同。克雷格是牙医。”

“世界上最好的牙医。”

“他在病人身上进行复杂的操作时，意志坚决，沉着冷静。可是他不习惯被逮捕又被扔进牢里。”

“很少有人会习惯。”

“总之，他对我很有诚意。”

“是。”

“而且他人很好，又在专业上占有一席之地。他颇受尊敬。”

“卡尔森·弗瑞尔也曾经颇受尊敬。”

“而且他稳当可靠，这点很重要。伯尼，你是小偷。”

“没错。”

“你不存钱。你不断地工作。你随时都有可能坐牢。”

“对此我无话可说。”

“反正你也许根本不打算结婚。”

“没错，”我说，“我没这打算。”

“所以我要是为……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放弃克雷格那么可靠的人，那我就是疯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不容置疑，吉莉安。”

她的下唇抖起来：“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伯尼——”

此刻我应该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亲吻。的确是时候了，但我只是把酒杯放到咖啡桌上，站起身来。“时间不早了，”我说，“信不信由你，我很累。忙了一天，四处奔波。你也该梳洗一下，待会儿口渴先生来时你也好展示出最漂亮的模样。我呢，想回家去，往我的门上再挂两道新锁，然后洗个澡。”

“伯尼，我们还是……唉，还是会见面的，对不对？”

“不，”我说，“不行，我看是不可能了，吉莉安。”

“伯尼，我这是犯了大错吗？”

我认真思索了一下，提供的答案非常诚实。“不，”我说，“你没有。”

我坐在出租车里穿过中央公园，有那么一会儿觉得自己就像西德尼·卡顿 [1] 。我做了件天大的好事，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总之就是那些说什么为朋友牺牲生命有多高贵的鬼话。

还真是鬼话。因为天下最好的牙医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朋友，再说我又放弃了什么？她长得可爱漂亮，还会煮好喝的咖啡，可是很多女人都可爱漂亮，而且做的是比磨亮牙齿还要有趣的事。再说我还没碰到有谁煮咖啡比我高明，因为我有个滤壶，还有调配好的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咖啡豆。

要说我跟西德尼·卡顿相像，那应该就是我展露了一点安静沉稳的气质。卡尔森·弗瑞尔也是如此——因为他没跳下窗户，死得干净利落。其实我把那个女人的生活搅得极其复杂。

譬如，我原本可以告诉她，我躲在克里斯特尔的衣柜里时跟她在一起的那位激情恋人是谁。我可以说那正是克雷格本人，而那位他说他得赶回去找的不知道叫什么的女人恰恰就是吉莉安，我没听出声音是因为有衣柜挡住。我不知道真相如何。不过这种说法倒是可以解释克雷格某些怪异的行为，何况当时我是刻意不听外面的声音，所以就算克雷格在场或许我也听不出来。但我没追问这问题，当时没有，之后也没有。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那人是否就是他。

不过要是我把这个想法推演下去，他们的关系肯定会完蛋。

可又为什么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呢？

其实我也可以告诉她，干小偷不是表面看来那样没有前途，而且这案子虽然弄得鸡飞狗跳，但我可没有两手空空白干一场。我拿到了那价值二十五万的假钞：除了其中两千放在了弗瑞尔的抽屉里，其他的倒还都安安稳稳地躺在港务局公交车总站的寄物柜里。我先前全是在胡扯，钱当然并没有跟着秃比流向别处。秃比发现钱不见踪影，便马上跑出了城，因为他知道黑帮老大都在等他交出五万现金或五倍于这个数字的假钞，否则他就别在纽约混了。

总之我可以找个认识某人的某人谈笔生意，要是弄不到两三万，嘿，那就真是见鬼了。当然我永远都可以照格拉堡的方式去做，自己一张张地用，不过这么做就不需要贼的胆量了。你得兼具骗子的厚颜无耻和圣徒的耐性——那可真是他妈的要命组合。

同样，我也可以告诉她克里斯特尔的珠宝藏在某个地方，告诉她弗瑞尔不可能已经变卖宝物，而且他当然不会藏在警察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的地方。等风头稍过，我有可能一展身手揪出它们。所以干小偷的虽然没有未来，而且天知道，也没有退休金、福利金，只是未来固然没有，现在倒是挺好，而且过了几天算得上挺苦的日子，我得到的报偿可还不错。

所以我是可以试试，改变她的心意。只不过有可能我真的这样讲了一遍，最后却发现她根本不值，所以还是让她见鬼去吧。

世上女人多得是。

比如和我通过电话的那个。窄廊画室。她叫什么来着？丹妮丝。丹妮丝·拉斐尔森。在电话上她可真是有趣，而有趣显然不是吉莉安的长处。娇俏的女人固然不错，可你干过几回脏事以后，能放松心情大笑几回不也很好吗？

当然有可能结果发现她是禽兽。要不也许面对面产生的化学反应和打电话完全不同。反正再过个两三天我会去看些画，要是有感觉，我就自我介绍，成了固然好，不成也无所谓。

世上女人多得是。

可我要上哪儿再找个牙医呢？

[1] 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中的人物，法国大革命中，他代替朋友上了断头台。

版权信息

书名：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谢丽尔·莫里森

如果挨家挨户地搜寻，你们一定要结伴而行——

这会使收获减半，但是更安全——

一个男人被困在弯弯曲曲的楼梯上，

一个女人走过来，从后面抓住他。

毫无疑问，你应该把他们彻底搜个遍。

似乎什么也没有。

（号角：嘟！嘟！）

挂起钩子之前，你应该到房顶上看一眼，

他们把赃物藏在瓦片下面。

（合诵）哦，赃物！

真的是赃物！

这就是令男孩们奋起开枪的原因！

对人对狗都一样。

如果你让他们再来，

就把他们推走！哦！哦！

赃物！

哦！撕碎他，小狗！哦！哦！

赃物！赃物！赃物！

——鲁德亚德·吉卜林 [1] ，《赃物》

[1]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

我猜他应该是二十出头。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年龄，因为他脸上实在缺乏能让人深究的线索。红棕色的胡须似乎是从眼睛下面开始长的，一副牛角边的酒瓶底眼镜则遮住了那对眼睛。他穿着一件卡其布军用衬衫，没扣扣子，里面的T恤上印着今年最流行的啤酒品牌，那是在南达科他州用有机水酿制而成的。裤子是棕色灯芯绒的，脚上穿着镶了一条金边的蓝色跑鞋。双手的指甲没有经过仔细修剪，一手提着一个布兰尼夫航空公司的袋子，一手拿着一本“人人文库”版的《威廉·柯珀诗集》。

他把书放在收银机旁边，手伸进袋子里，找到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然后把它们和书一起放在柜台上。

“啊，可怜的柯珀。”我说着拿起这本书。它的装订已经松脱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把它放在特卖区的原因。“我最喜欢的一首是《退休的猫》，我确定是在这一本里。”在我翻看目录的时候，他用两只脚轮流支撑着体重，“在这里，第一百五十页。你知道这首诗吗？”

“我不知道。”

“你会喜欢它的。折扣书一本四十美分，或者是三本一美元，那样更划算。你只要这一本吗？”

“是的。”他把那两个硬币向我这边推了一英寸左右，“就这本。”

“好的。”我说。我看着他的脸，能看到的只有他的眉毛，不过从这对眉毛来看，它们的主人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困扰，我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四十美分买柯珀，三十美分买奥尔巴尼州长，可别忘了他，那样一共是多少？”我笑着俯身越过柜台，一口珍珠白的牙对他闪闪发亮。“算算应该是三十二块七毛吧？”我说。

“嗯？”

“那本拜伦的书，纯羊皮，有大理石纹衬页的那一本，我想它的标价是十五美元吧。还有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初版，特价十二美元。你拿的那本小说只要三美元左右，我猜你只是想读这本书，因为它根本卖不到什么钱。”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从柜台里面走出来，站在他和门之间。虽然他看起来不像要往外冲，但他穿着跑鞋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忽然来这一手。做贼的多半有他们的奇招。

“在航空袋里面。”我说，“我想你愿意为你拿的书付钱吧。”

“这个？”他低头看着航空袋，仿佛现在才惊讶地发现它正挂在自己的手指上，“这里装的只是我的运动用品。你知道的，运动袜、毛巾什么的。”

“请你打开它。”

他的前额已经渗出汗来，但还是企图以强硬的方式摆脱困境。“你不能让我这么做，”他说，“你没有权利。”

“我可以叫警察来。他也不能让你打开，但是他可以带你回警察局，把你登记在案，然后他就可以打开袋子了，你希望那样吗？打开袋子。”

他把袋子打开。里面有运动袜、毛巾、柠檬黄的运动短裤，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三本书，以及一本斯坦贝克的精美初版书《啼笑姻缘路》，外面还包着一张半透明的书皮。标价是十七点五美元，看起来是有点贵。

“那本不是在这里拿的。”他说。

“你有这本书的收据吗？”

“没有，不过……”

我草草地在纸上算了一下，然后又对他微笑。“全部就算五十美元吧，”我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斯坦贝克的那本你也算进去了？”

“嗯。”

“但那是我从别处带来的。”

“五十美元。”我说。

“听好，我不想买这些书。”他的眼睛上翻，看着天花板，“哦，天哪，我为什么要进来这里？听着，我不想惹麻烦。”

“我也不想。”

“我一点也不想买东西。听着，你就把书留下来，把斯坦贝克也留下来吧，真他妈的。只要让我离开这里就行了，好吗？”

“我认为你应该买这些书。”

“我没有钱。我只有五十美分。听着，把这五十美分也留着，好吗？把短裤、毛巾、运动袜都留着，好吗？只要让我离开这鬼地方，好吗？”

“你没有钱？”

“没有，一无所有。只有这五十美分。瞧——”

“给我看你的钱包。”

“你要干——我没有钱包。”

“就在裤兜里，拿出来给我。”

“我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我打了个响指：“钱包。”

那是一个相当好的有黑色按扣的折叠式钱包，里面有一个令人脸红的安全套，让我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岁月。放钱的那一层里有将近一百美元。我数着那些五美元十美元的钞票，拿走了五十美元，剩下的则放回去，然后把钱包还给了它的主人。

“那是我的钱。”他说。

“你刚用你的钱买了书，”我告诉他，“要收据吗？”

“我连书都不想要，妈的。”厚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开始泪汪汪的，“我要那些书到底有什么用？”

“我是想读它们的。你是打算把它们怎么办？”

他盯着自己的跑鞋：“我本来想把它们卖掉。”

“卖给谁？”

“我不知道，某个商店吧。”

“你要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十五或二十美元。”

“最终你会以十美元成交。”

“我想也是。”

“很好，”我说着从手里他的钱中抽出一张十美元纸币塞进他的掌心，“卖给我吧。”

“呃？”

“省得你一家一家地跑。好书对我来说挺有用的，而它们正是我会卖的那种书，所以，何不就以十美元卖给我呢？”

“这真是疯了。”他说。

“你要书还是要钱？全看你了。”

“我不要书。”

“你要钱吗？”

“我想是的。”

我把书拿过来堆在柜台上。“把钱放进钱包，”我说，“在你把它弄丢之前。”

“这真是我遇到过的最疯狂的事了。你为了一堆我不要的书收了我五十美元，现在你又还给我十美元。我损失了四十美元呢，上帝啊。”

“谁叫你买高卖低。绝大部分人是与你反向操作的。”

“我应该叫警察，我才是那个被抢劫的人呢。”

我把他的运动用品塞进布兰尼夫袋子里，拉上拉链，交给他。然后我伸出食指点着他毛茸茸的下巴。

“给你一个建议。”

“呃？”

“别做这一行。”

他看着我。

“找别的工作吧，别再顺手牵羊了。你的技巧又不熟练，而且我觉得这种生活与你的本性并不相符。你在念大学吗？”

“我休学了。”

“为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但你为什么不试试再回去念？拿个学位，找个适合你的职业。你不适合当职业小偷。”

“职业的——”他的眼睛又往上翻，“天哪，我拿了几本书，并不代表我就以此为生啊。”

“任何偷了东西去卖的人就是职业罪犯，”我告诉他，“你只是没有以很专业的态度去执行，就是这样。但我是认真的，别干这一行。”我用一只手轻轻握住他的手腕。“不要把我的话想歪了，”我说，“真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贼，你太笨了。”

2

他离开之后，我把那四十美元塞到我的钱包里，现在它已经是我的四十美元了。我把斯坦贝克的价格标成十五美元，然后把它和其他书一起放在书架上，同时又把几本摆错的书放回它们应该在的地方。

顾客来来去去。我卖掉了几本折扣书，还卖掉了一部文化遗产俱乐部出版的维吉尔的盒装版《牧歌集》（盒子因泡水而有点损坏，书脊还有些磨损，标价是八点五美元）。买维吉尔的那个女人自己就有些陈腐过时的气息，她身材粗壮，留着一头橘色鬈发。我以前见过她，但这是她第一次买了东西，事情有进展。

我看着她将维吉尔带回家，然后悠闲地坐到柜台后面，拿起一本格罗赛特和唐来普出版社 [1] 再版的《三个士兵》 [2] 。我最近正在读我仅有的几本吉卜林的小说，有的我几年前读过，不过《三个士兵》倒是头一回看。正当我沉醉在奥瑟瑞斯、利罗伊德和马尔瓦尼的角色中时，门上悬着的小铃铛叮咚作响，有客人来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男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他有着一张宽阔、诚实的面孔，不过在我从事的新行业里，你很快就会知道不要从一本书的封面去判断书的内容，同样，人也不可貌相。我的访客叫雷·基希曼，是金钱能买到的最棒的警察，有钱的话可以买下他一个星期七天。

“嘿，伯尼，”他说着把一个胳膊肘撑在柜台上，“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吗？”

“嘿，雷。”

“想读吗？”我把书拿给他看。

“垃圾，”他说，“你有一书店的书，应该读点高尚的。”

“什么是高尚的？”

“哦，约瑟夫·温鲍 [3] ，艾德·麦克班恩 [4] ，那些正正经经的小说。”

“我会记住的。”

“生意怎么样？”

“还不错，雷。”

“你只要坐在这儿，买书，卖书，就能生活了，对吗？”

“这就是在美国生活的方式。”

“是啊，对你来说是相当大的改变，不是吗？”

“嗯，我喜欢有工作的日子，雷。”

“我是说，职业生涯大转变啊，从小偷变成书店老板。你知道那听起来像什么？一本书的名字。你应该写一本书，就叫《从小偷变成书店老板》。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伯尼？”

我介意又能怎样？“不。”我说。

“对书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一直读很多的书。”

“你是说在牢里。”

“在外面也一样，从小到大一直这样。你知道艾米莉·迪金森 [5] 是怎么说的吗？‘没有一艘战舰能比得过一本书’。”

“说得不错。你不会就这样到处买书，然后就开了一家书店吧？”

“店早就存在了。多年来我一直是这里的顾客，而我知道店主想把店卖了去佛罗里达。”

“这么说他现在正泡在阳光里。”

“事实上，我听说他在圣彼得堡开了另一家店。就是闲不下来。”

“哦，这样对他有好处。你是怎么白手起家买下这地方的，伯尼？”

“我弄到了一些钱。”

“是啊，某个亲戚死了，诸如此类的。”

“差不多是这样。”

“没错。我记得冬天时你有一个月不见踪影。是一月份，对不对？”

“还有二月的一段时间。”

“你是到佛罗里达去做你的拿手勾当了，而且收获颇丰，成功地搞到了不少珠宝。我想你是在那时决定将自己的人生改头换面，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尼要改邪归正了。”

“这就是你的推测，雷？”

“是啊。”

我思考了一分钟，然后说：“不是在佛罗里达。”

“拿骚，还是圣托马斯？管它呢。”

“事实上，是在加州，橘郡。”

“没什么区别。”

“而且不是珠宝，是钱币收藏。”

“你总是到处搜集钱币。”

“嗯，它们是不错的投资。”

“有你在外面乱晃可就不是了，你看起来倒像是个专偷钱币的强盗，嗯？”

“应该说我有先见之明。”

“而且买了这个地方。”

“是的。利泽尔先生要价不高，他的存货价格公道，而且还附赠装潢家具以及他的祝福。”

“巴尼嘉书店，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保留了原来的名字。我不想忽然冒出个新招牌来。利泽尔先生在泽西海滩的巴尼嘉灯塔那儿有一幢别墅。这招牌上还有个灯塔呢。”

“我没注意。你可以称它为小偷书店。‘这些书都是偷来的’——可以做你的宣传语。不错吧？”

“早晚我会这么做的。”

“嘿，你要发火了吗？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个相当好的掩护，伯尼。真的。”

“这不是个掩护。这是我的职业。”

“嗯哼？”

“这是我的谋生之道，雷，是我唯一的谋生之道。我在卖书。”

“当然。”

“我是很认真的。”

“认真，是的。”

“我真的是。”

“是啊，是啊。听着，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有一天我正好想起你。我老婆最近有点让我受不了，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这样忙着安定下来，或许下一步就是要结婚了。没什么东西比婚姻更能让男人安定下来了。她想要的东西是……现在才不过十月，她就预期今年的冬天会很漫长。你没见过我老婆吧，对吗？”

“我在电话里跟她说过一次话。”

“‘叶子红得真早，雷。那表示今年冬天会很冷。’她这么对我说。就算叶子的颜色变得晚，那也表示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她喜欢冷天？”

“她喜欢天气冷而她暖和。她想要一件皮草。”

“哦。”

“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穿十六号衣服。有时减肥后可以穿十二号，有时吃了太多的意大利面胖得要穿十八号。皮草，我想它们不需要像手套那么合身吧，是不是？”

“我对皮草没什么研究。”

“她想要的是貂皮。不是什么野生皮毛或濒临绝种的动物，因为她对这个话题也挺热衷的。貂，可是被饲养在牧场里的，所以没有残酷的捕兽夹，也没有什么濒临绝种的问题。他们只是用瓦斯杀死它们，剥下它们的皮。”

“对貂来说可真好啊，一定就像看牙医一样。”

“至于颜色，我想她一定不会要太鲜亮的。随便哪个时髦的颜色就行。白金色或香槟色，但不要老式的深棕色。”

我点点头，设法在脑子里拼凑出基希曼太太身上挂着皮草的样子。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所以脑海里出现了类似臃肿的伊迪丝·邦可 [6] 那样的形象。

“哦，”我突然说道，“你告诉我这些一定是有原因的。”

“嗯，我是想，伯尼……”

“我洗手不干了，雷。”

“我的想法是，也许你在干某件事的时候会碰到一件皮草，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想你和我，像以前那样，我们以前做过很多次了，我们两个，还有——”

“我再也不是贼了，雷。”

“我不会让你白干的，伯尼。可以谈谈条件。”

“我再也不偷了，雷。”

“别开玩笑了，伯尼。”

“我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没有人会永远年轻，我直到最近才真正感受到这一点。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然而当你越来越老，什么都会让你害怕。我不想再进去了，雷。我不喜欢监狱。”

“现在的监狱都像乡村俱乐部。”

“那么最近几年他们把里面改头换面了，我发誓我不喜欢那里。你在里面碰到的人或许阶层比较高吧。”

“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在监狱图书馆里找到一份好差事。”

“可到了晚上他们还是会把你关进去。”

“这么说你改邪归正了，是吗？”

“是的。”

“我在这儿多久了？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客人进来。”

“也许是你的制服让他们不敢进来。”

“也许生意不如你想象得好吧。你做这行多久了？六个月？”

“将近七个月。”

“我打赌你赚的还不够付租金。”

“生意还可以。”我把《三个士兵》我看到的那一页做上记号，然后把书合起来，放到柜台后面的书架上，“我在今天下午的一个客人身上赚到了四十美元，我发誓那比偷东西好赚多了。”

“别忘了以前，当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的时候，你可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赚两万美元哦。”

“然后我去坐牢而别人却不用。”

“四十美元，就能让你金盆洗手？”

“光明正大赚来的钱和另外一种钱是不同的。”

“是的，区别在于一万九千九百六十美元。伯尼，你在这里赚的是蝇头小利。说实话，你没法靠这个过日子。”

“我从没偷过那么多，雷。我的生活水准也没那么高。我在上西区有间小公寓，晚上在酒吧坐坐，洗衣服用地下室的洗衣机。再有家书店，生活挺稳定的。帮我一个忙吧？”

他帮我把放折扣书的桌子从人行道上搬进来，然后说：“瞧，警察和小偷一起工作，真该有人拍张照片。这些东西你卖多少钱？四十美分，三本一美元？就是它们让你衣食无虞，嗯？”

“我买东西挺节制的。”

“听着，伯尼，你不愿帮我弄皮草的真正原因是——”

“警察。”我说。

“警察怎么了？”

“我重新做人了，你却拒绝相信。而你们警察却声嘶力竭地喊着要我们改邪归正——”

“我什么时候教你改邪归正来着？你是一流的贼。我为什么要你改变？”

在我将一本本精装版侦探小说装进购物袋，开始准备打烊时，他终于放弃了。他和我谈起他的搭档，一个模样好看，说话和蔼可亲的年轻人，喜欢赌马，还有一点点安非他命的瘾。

“他总是输，一输就满口脏话，”雷抱怨道，“不过从上星期开始，他用X光般的眼光挑马，现在他总是赢。不过我发誓我更喜欢他赌输时的样子。”

“他不可能永远那么幸运，雷。”

“我也一直是这样告诉自己的。那是什么，窗子上有铁栏杆？你还真不冒险，是不是？”

我把铁门拉下，锁好。“它们既然已经在那儿了，”我坚定地说，“不用似乎有点蠢。”

“没必要弄得让其他贼更容易得手，不是吗？贼没一个老实的，人们不都这样说吗？如果你忘了钥匙怎么办呢，伯尼？”

他没得到答案，我想他也不期望得到答案。他咯咯地笑着，重重地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我想你会叫个锁匠，”他说，“你不能自己开锁，已经不是贼了嘛。你只是个卖书的家伙。”

巴尼嘉书店位于东十一街，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我把店门关好之后，提着购物袋往东走过两家店，来到一间叫作“贵宾狗工厂”的狗美容院。卡洛琳·凯瑟正在给修容桌上一只怯生生的小约克夏犬修指甲。她说：“已经休息了吗？等我把菲力普王子弄完就可以走了。如果不赶快喝一杯，我就要像吉娃娃一样叫唤了。”

我舒服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卡洛琳为这只小狗的脚做最后的修饰，然后把它塞回笼子里。她的双手忙碌着，嘴里却喋喋不休地抱怨她的情人。兰蒂前几天晚上都迟归，不但醉醺醺的，还乱发脾气，卡洛琳感到非常厌恶。

“我想是结束关系的时候了，”她告诉我，“但问题是，结束关系我会是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会是什么，因为我无法触碰到我的感情，而我发现如果触碰不到，那么也许我根本就无法感觉到它们，所以，让我们找个有酒卖的地方，因为我现在只想让自己好受一点。你今天过得如何，伯尼？”

“有一点漫长。”

“是啊，你看起来的确很疲倦。我们走吧，我恨透了这地方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像搽了‘湿狗’牌香水。”

我们绕过街角来到一家相当普通的酒吧，名字叫作“饶舌酒鬼”。点唱机里放的多半是乡村歌曲，当我们把高脚椅往后移，坐在又长又暗的吧台边时，芭芭拉·曼德雷尔 [7] 正在唱一首关于外遇的歌。卡洛琳点了一杯伏特加马提尼加冰块，我则点了一杯苏打水加柠檬汁。酒保会意地点点头，卡洛琳却困惑地看着我。

“现在是十月啊。”她说。

“那又怎么样呢？”

“斋戒期不是在春天吗？”

“是的。”

“医生嘱咐还是什么？让衰老的肝脏休息一下？”

“只不过今晚不想喝酒而已。”

“很好的理由，又想犯罪了？嘿，我有没有说错？”

于是我把话题转到雷·基希曼和他酷爱皮草的老婆身上，这回轮到卡洛琳不断发出表示同情的声音了。我们一直很善于轮流为对方扮演这种角色。她年近三十，有着深褐色的荷兰式短发，和一对清澈得令人赞叹的蓝眼睛。如果穿高跟鞋的话，她有五英尺一英寸，不过她从来不穿。她的身材就像消防栓一样，这样的五短身材干她那一行还挺危险的。

我是在接手这家书店时遇到她的。我不太了解兰蒂，因为我不常见到她。贵宾狗工厂是卡洛琳的独资企业，兰蒂是个空中小姐，或者说在她因为咬了一名乘客而被贬为地勤之前，是个空中小姐。她比卡洛琳高，比卡洛琳瘦，也比卡洛琳年轻一两岁，举止有些轻佻。兰蒂和我算是朋友，我想，但卡洛琳是我的精神伴侣。

我的精神伴侣同情地笑道：“警察真是个麻烦，”她说，“兰蒂曾经和一个警察交往过，我告诉过你吗？”

“我想没有吧。”

“她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在她准备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之前，有三个月的恐慌期。我想那是心理上的抗拒机制在起作用。那时她跟十几个男人上床。有一次这个警察不举，她嘲笑他，这警察就拿枪抵着她的头，她还以为他要杀了她呢。真该有人杀了她，我干吗又他妈的提起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你问住我了。”

“你今晚有约吗？你还在跟画廊那女人约会吗？”

“我们决定各奔东西了。”

“那个疯狂的诗人呢？”

“我们从来不算真正在交往。”

“那么你今晚来我家吃饭吧？我的炖锅里有一些诱人的好东西。是我在今天早上还没觉得自己有多生气之前放进去的。佛兰德红烩牛肉加啤酒、小洋葱、蘑菇还有一堆好东西一起炖着。我还有不少好酒佐餐呢，如果你还是不肯喝酒的话，我也有几瓶巴黎水。”

我啜了一口我的苏打水。“我很想去，”我说，“但今晚不行。”

“有事吗？”

“我累坏了。我要直接回家，而我要做的最激烈的活动，就是向上帝的圣约翰祷告。”

“我应该知道这个人吗？”

“他是书店业的守护神。”

“是吗？那谁是狗美容业的守护神？”

“我知道才见鬼呢。”

“我希望我们也有一个守护神，我一直不断地被咬、被抓、被浇上尿，我应该有一个可以投诉的地方。既然这样，我想是不是也该有个女同性恋的守护神。还有那些在修道院中隐居的修女，真他妈的该有一个。说真的，你觉得有吗？”

我耸耸肩：“也许哪天会发现吧。我之所以知道圣约翰是因为利泽尔先生在书店后面的房间里挂了一张他的画像。不过一定有一本讲守护神的书。说不定店里就有一本。”

“拥有那家店一定很棒，就像住在图书馆里。”

“有点。”

“待在贵宾狗工厂就像住在狗舍里。你要走了吗？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伯尼。”

“谢谢，我明天会找找，看有没有萨福 [8] 的作品。”

“如果你有空的话。嘿，有没有小偷的守护神？”

“我也会找找看。”

我换了三次地铁来到百老汇大道和八十六街街口，再步行到下一条街的“侦探小说”书店。在那儿，我把整个购物袋里的书全卖给了卡洛·布莱梅。她收购我所有的经典侦探小说，把这些书卖给她，要比等人来我的架子上挑划算多了。

她说：“陈查理，菲洛·凡斯 [9] ——太棒了，伯尼。我有一堆客人等着要这些书呢。请你喝一杯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要请我喝酒。我跟她说下次一定让她请，离开她那里的时候却刚好错过开往西端大道的那班公交车，于是我只得步行过市区里的十六条街，走回我的公寓。这是一个凉爽的秋日午后，我发觉走路也挺不错的。待在书店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缺乏运动。

我的信箱里有封信，我把它拿上楼扔进废纸篓。电话铃响时我衣服刚脱了一半。是一个我认识的女人，她在切尔西经营一家托儿所。有个孩子的父母送了她两张芭蕾舞票，那不是很棒吗？我表示同意，但接着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我累垮了，”我说，“我还想不吃晚餐就直接上床呢。我正准备把话筒拿起来不接电话了。”

“那么，喝杯咖啡吧。就是那个人跳的，叫什么来着，你知道，那个俄国人。”

“他们全都是俄国人，我会看到一半就睡着了，抱歉。”

她祝我做个好梦，然后挂了电话。我把电话拿了起来。我本来可以享受卡洛琳的炖牛肉，或者看俄国人在舞台上跳跃旋转，我不想让电话再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电话先传出了表示没挂好的刺耳声音，然后赌气似的陷入一片沉默。我把衣服脱了，关灯，钻到被窝里，平躺着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闭上眼睛，缓慢而有节奏地呼吸着，任我的意识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地乱窜。我做了梦，也或许是白日梦，当闹钟在九点钟铃声大作时，我正处于一种打盹的状态。我起身下床，快速冲了澡，刮了胡子，穿上干净衣服，给自己沏了杯好茶。九点一刻，我把话筒放回电话座上，九点二十分的时候它便响了起来。

我拿起话筒说喂。打电话来的人说：“一切照计划进行。”

“很好。”

“你那边也一切正常吗？”

“是的。”

“很好。”他说，电话就挂断了。没有报姓名，没有客套话。我对着话筒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挂上，随后又觉得像先前那样也好，于是又把话筒拿了起来。电话呻吟了一阵，但在我喝完茶后它就安静了。

我将全身的衣服进行了最后的整理。我穿的是三件套的海军蓝细条纹西装，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同样是海军蓝的领带上有着绿金两色的细条斜纹。我的鞋面是黑色的小牛皮，鞋尖则包着鹿皮，鞋底是厚厚的皱纹胶。穿上它们，我在公寓里到处走动，收拾东西，进行最后的行动准备时，可以不出一点声音。

我的鞋很安静，然而我的胃却咕噜咕噜地叫。在九小时前吃完午餐之后，我什么东西都没吃过。不过我不想吃，也不想喝一杯。

现在不。

我检查一遍，确定东西都带齐了。我走出去，把门上了两道锁，然后乘电梯不经大厅直下地下室，从运货的门出去，避免和门卫照面。

空气有些凛冽。虽不至于到要穿皮草的程度，却也该穿大衣了。我的大衣就挂在胳膊上，于是花了点时间穿上。

小偷有没有守护神？如果有的话，我还不知道它的姓名。我向专管这行的人简短地喃喃祷告了一番，然后出发，重新展开我的犯罪生涯。

[1] 格罗赛特和唐来普出版社（Grosset＆Dunlap），一家美国图书出版社，成立于一八九八年。

[2] 《三个士兵》（Soldiers Three），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

[3] 约瑟夫·温鲍（Joseph Wambaugh，1937—），美国警察程序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作家。

[4] 艾德·麦克班恩（Ed McBain，1926—2005），美国警察程序小说作家。

[5]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

[6] 伊迪丝·邦可（Edith Bunker），美国情景喜剧All the Family中的人物。

[7] 芭芭拉·曼德雷尔（Barbara Mandrell，1948—），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8] 萨福（St.Sappho），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女诗人。生平不详，著有诗集九卷，现仅存一首完篇、三首几近完篇的诗作。传统上认为她是同性恋者，西方语言中“女同性恋者”一词即源自其居住地莱斯博斯岛。

[9] 范·达因侦探小说中的侦探。

3

皇后大桥过了一半的时候，我无意间瞥了一眼油表。指针一路往左，降到了大大的E下面，而我眼前的桥突然看起来还有似乎一英里那么长。我几乎可以看到自己困在东河上的样子。四周喇叭声不绝于耳，而当喇叭声大作时，警察还会远吗？他们起初一定还能体谅，因为开车的人难免会碰上这种事，不过一旦他们知道我开的是部偷来的车，同情心便会烟消云散。而他们会充满疑问，为什么我在偷车的时候不看看油还剩多少？

我其实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保持在目前行驶的车道里，脚轻轻踩在油门上，试图回想环保公益广告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的那几种节约汽油的方法。不要快速起步，不要踩刹车，在冬天的早晨不要花太长的时间热车……都是很中肯的建议，但我还是不明白要怎么运用。我紧紧抓住方向盘，等待着引擎熄火、天塌下来的那一刻。

不过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发现过了桥的下一个路口就有加油站，我让服务员替我加满了油。这是一辆老旧的庞帝克，它的引擎可能根本没听过“石油危机”这个词。我坐在那里眼看着它吞下二十二加仑高级汽油。我在想这个油箱的容量应该是多少呢？二十加仑，我确定，这个加油站不诚实啊。真是个狗咬狗的世界。

账单来了，十五美元多一点。我给了那小伙子二十美元，而他则报以一个微笑并指着加油机旁柱子上的提示：“晚上八点以后恕不找零，或请使用信用卡。共同打击犯罪。”我不清楚这标语是否防范了什么，但他们肯定能从中获得好处。

我有几张信用卡，甚至还用它们来开过门，虽然这听起来不像你在电视上看过的把戏那样可信。不过我不想留下曾经出现在皇后区的记录，我也不希望有人记下这辆庞帝克的车号。所以我给了这臭小子现金，把该找我的零钱赏给了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贪婪的微笑。我往东驶向皇后大道时，一路不满地嘟囔着。

不是钱的问题。真正令我感到困扰的是自己刚才愚蠢地开着一辆油箱已空的车子到处转。事实上，我不常偷车。我甚至不常开车，我租车到乡下度周末的时候，租车公司的人总是把油箱加满了给我。在我想到油的问题的时候，我往往已经在去往佛蒙特州的路上了。

今晚我并非要去佛蒙特州，只不过是去林园山庄罢了，乘地铁去其实也很方便。前几天我就乘地铁去那儿做了事前的基本调查。不过回程时我可不想再搭地铁，当我胳膊下夹满别人的东西时，我会尽量避免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而且当我在七十四街发现这辆庞帝克的时候，它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首先，通用汽车出品的车子对我来说是最容易打开，也是最容易发动的。而这辆还有着新泽西的车牌，所以不会有人对我起疑心。最后，车主还不太可能去报失窃，因为他把车停在消防栓旁边，所以他会以为车是被警察拖走的。

杰西·亚克莱特住在林园山庄花园。林园山庄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社区，地点位于皇后区中央，法拉盛以南。四分之三的住户家中至少有一名女人不是待在减肥互助会里就是在打麻将。不过林园山庄是令人尊敬有加的中产阶级中的上层人士聚居地。这儿的每一幢房子都有三层楼高，有着用青花砖装饰的瓦顶。每一块草皮都经过精心修剪，所有的灌木丛都井然有序地裁成一般高。社区管理委员会拥有并负责维护这里的街道，他们还规定社区住户以外的车辆不得在路边停靠。

从邻近较差社区开来的车常常会侵入林园山庄安静的街道，车上的人一个箭步冲上去击倒女人，夺走她手中的鳄鱼皮包。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有警车在街上来回巡逻，将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这里虽不是比弗利山庄——在那儿每个行人都会变得紧张多疑——不过安全措施也算相当严密。

铜木弯道那儿的警卫就更严密了，这是一个优雅的半圆形社区，石材和砖头搭建的豪宅坐落在宽广的林地间。铜木弯道的住户包括一名航运业的继承人，两位黑道上的大哥级人物，连锁殡葬社的老板，还有二三十个有钱人。有一辆私人警车专门负责巡逻铜木弯道以及其他四条相邻的、同样高级的街道——铁木街、银木街、白铁木街和钱斯瑞道。

如果说林园山庄是皇后区柔软的小腹，那么铜木弯道就是她肚脐眼上的那粒红宝石。

找这颗红宝石对我来说毫不费力。上一次来这里时，我走遍了整个社区，腋下夹着一本袖珍地图和记事板——拿着记事板的人永远不会令人感觉突兀。那时我发现了铜木弯道，现在我又见到了它。我开着庞帝克缓缓经过杰西·亚克莱特的宅邸，那是一幢耀眼的都铎式建筑。在三层楼每一层的直棂窗上，都闪着耀眼的光芒。

在铜木弯道的尽头，我急转至贝尔纳普巷，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长度约为从这个街口到下一个街口的距离。在这里看不到穿梭于铜木街、铁木街、银木街、白铁木街和钱斯瑞道的警车。我把车停在几棵大橡树间的路旁熄了火，把连接点火电门上的电线拔掉。

要停在这条街上你得有贴在车前玻璃上的标签，不过那是为了让白天的通勤族别把这儿停得拥挤不堪而设的规定。晚上没有车子会被拖走。我把车停在那里，步行回到铜木弯道。如果有巡逻车在穿梭的话，我可是一辆都没看到，我也没看到有任何人在走动。

亚克莱特的房子前面的那三盏灯依然亮着。我毫不犹豫地走过房前的车道，用我的笔式手电筒照进车库的窗子。一部簇新的捷豹跑车静静地伏在车库的一边，另一边则是空荡荡的。

很好。

我走向边门。门柱上的门铃下方有块一英寸见方的金属板，上面有个钥匙孔。孔里面闪着红灯，这表示警报系统是开着的。如果我是亚克莱特先生，有门锁的钥匙，就可以把钥匙插进孔里，解除警报。相反，如果我插了任何不适当的东西在里面，就会警铃大作，而最近的警察局也会收到信号。

很好。

我按了门铃。车不在，警报器开着，但世事难料，而像我这样一个穿着吊带裤还要系皮带的小偷，是最不可能阴沟里翻船的。只是以防万一。我曾经来这里按过同样的门铃，当时我拿着我的记事板前来拜访，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下水道问卷调查问了些毫无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听到门铃的四个音符回荡在这个巨大的老宅里。我将耳朵贴在那扇厚重的门上仔细倾听，当门铃的回声完全停止时，依旧阒然无声。没有脚步声，没有任何有人在的迹象。我按了一次又一次，什么声音也没听到。

很好。

我再次走到这幢房子的后面。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站着。这是个相当令人愉快的夜晚，空气一如既往的清新纯净。我站的地方看不见月亮，不过头顶上却可见疏朗的繁星。然而真正令我感动的却是那种寂静。皇后大道离这儿仅仅几个路口，不过我听不到任何车水马龙的嘈杂声。我想或许是树把那些噪音阻隔在外面了。

我感觉自己仿佛离纽约有数百英里之遥。亚克莱特的家则像哥特小说中的古宅，坐落在朔风阵阵的荒野中兀自沉思着。

我可没时间沉思。我戴上橡胶手套——紧贴皮肤的，在手掌处挖了个洞以求舒适——走过去查看厨房的门。

感谢世上有警报器和防盗锁这种东西，它们让业余者却步，也为一般人带来安全感。如果没有它们，大家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此外，它们还让小偷这个行业更具有挑战性——就像我一直认为的那样。如果任何不登大雅之堂的蠢材都可以干这一行，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亚克莱特家用的是一流的警报器——费舍系统的NCN-30型。根据我的判断，一楼的所有门窗应该都接上了警报器。较高的窗子可能连接了也可能没有——大部分人不会这么麻烦，不过我可不想爬到墙上去检查，重接警报系统的线路要比这简单得多。

让警铃失效有好几种方法。其中一个粗鲁而直接的方法是切断这个房子的总电源。这种做法太粗糙——而且这对费舍系统的NCN-30型警报器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有反失效装置，一旦电源被切断，就会触动警铃。（如果电力因其他意外而突然中断，其结果一定十分有趣。）

啊，好了。我的方法是带一些电线，把它们连接在原有的线路上，然后再把末端用绝缘胶带整齐地贴住。完工之后，警铃的功能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只是厨房的门不再受到它的保护。一整队的骑兵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过这道门，免受NCN-30的干扰。这件工作绝不是一般的小偷做得到的，不过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这难道不是件很幸运的事吗？

处理完警报器之后，我把注意力转到厚重的橡木门上，这可是另一项挑战。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主锁，不过另外还有两个，一个西格尔锁，一个雷布森锁。我一手拿着小手电筒，一手拿着开锁工具准备开锁。我再度把耳朵贴在厚木头上。（它就像贝壳，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森林的声音。）当最后一根制栓也被拨开之后，我转动门把，先往面前拉，再往前推，什么都没有发生。

门里面还有一个门闩，我将手电筒的光束沿着门缝往里面照，寻找它的位置，然后拿出了随身的小工具，将一把小钢锯滑进门与门柱之间来回磨动，直到门闩被锯断为止。我试着再度开门，天哪，里面竟然还有一条门链，在门开至三英寸的时候就被拉住了。我可以再把这条门链锯断，但何必这么麻烦？把我的手伸进去，直接把链子解下来岂不是方便得多？

我径直把门打开，成功地非法进入，这种方式能让任何一个狡诈的会计师都引以为荣。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站着，全身上下闪着光芒。然后我把门关上，锁好。对于被我锯断的门闩，我是毫无办法了，不过我的确花了点时间把门链挂了回去。

接着，我便开始了寻宝之旅。

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比。

把我对雷·基希曼说的话都忘了吧。没错，我是渐渐老了。没错，我是怕被恶犬咬，被怒不可遏的屋主射杀，被有关当局关在锁怎么也打不开的监狱里。是的，这些都没错，但那又如何？当我身处某人的住所，他所有的奇珍异宝像桌子上的盛宴一样在我眼前排开时，这些都变得毫不重要。天哪，我没那么老！我没那么胆小！

我并非以此为荣。我可以一口气说出很多当代绿林好汉的故事，但又怎么样呢？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不崇拜罪犯，对我来说坐牢最苦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我喜欢做一个诚实的人群中的诚实人，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诚实的事业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有一个道德的职业可以取代偷窃，但是没有。我是天生的贼，而且乐此不疲。

我走过管家的备餐室和铺着砖块地板的大厨房，穿过通向起居室的走廊。我从街上看到的灯光此时此刻正温暖地照着房间。一个蒂芙尼的铅框玻璃台灯，它本身就是个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上次在麦迪逊街一家古董店看到过同样的灯，标价一千五百美元，而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不过我大老远跑到皇后区来并不是要偷家具的。我来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而且根本不需要到起居室。我不需要列一份可偷物品的清单，但老毛病总是改不了，几乎无法避免。

这盏灯让我工作起来更加容易，省掉了用手电筒的麻烦。这灯有定时器，所以白天会自动熄灭，在黄昏时会自发地亮起来守夜，勇敢地直亮到天明，仿佛在向路人宣告没人在家。

他们真是体贴，我想，为小偷留一盏灯。

这盏灯蹲坐在一张有法式装饰的小桌上。桌边的六个抽屉中有四个是假的，而在两个真抽屉当中的一个里面放了一只百达翡丽怀表，表壳上刻着狩猎图。

我把抽屉关上，没碰那只怀表。

餐厅也挺值得一看。餐具架上放着如假包换的银器，包括两整套纯银餐具，以及一堆真正的乔治安餐盘组合。更别提那满眼的上好瓷器和水晶了。

我没有碰任何东西。

书房也在一楼，这是我个人非常愿意拜访的房间。它大约有十二英尺见方，华丽的克尔曼地毯盖住了大部分的浅黄色木质镶花地板。定做的英式橡木书架占满了两面墙。在房间中央，有一个专业用的台球桌，上面悬着水果花色的蒂芙尼罩帘。房间远远的另一头，挂着两副镀金的椭圆形画框，画里亚克莱特的祖先正对这屋里的一切庄严地表示着赞许。

墙上还有一对架子，其中一个放着桌球杆，另外一个上了锁的则展示着来复枪和霰弹枪。几张过于饱满的皮沙发。一个精致的吧台，上面放着镌刻有飞鸟的水晶杯。这儿的存酒多得足以浮起一艘游艇，另外还有水晶瓶装着的雪利酒、波特酒和白兰地，在房间各处以相当方便的间距随意摆放着。一个桃花心木做的烟具台，上面放着几打木质烟斗和两盒海泡石烟管。一个哈瓦那杉木小柜。整个房间都是铜、木头和皮革，我真希望用钉子把门钉死，然后斟上一杯昂贵的雅马邑白兰地，永远待在这里。

我转而审视着书架。它们非常庞大，却并不乏珍藏。好几部法国革命前凡尔赛无名食客的皮质全套传记，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其中许多我都只在大的图书交易商目录或者拍卖艺廊里见过。我还发现了一本斯莫利特 [1] 的珍贵初版小说《劳伦斯·格里夫斯爵士的冒险》，还有一些装订精美的书，以及限量发行或私人收藏的出版物，它们随意地排放着，看不出有特定的次序。

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下来，书皮是绿色的，不比一本普通的平装书大多少。我把它打开，读了读扉页上的题字，又快速地翻了翻，然后合上，放回书架。

我和来的时候一样空着手离开了书房。

楼梯很暗。我打开手电筒，上上下下来回了三次。有一级楼梯板吱嘎作响，我让自己清楚地记住是在哪。从上面数过来第四级。

其他楼梯板都非常令人满意地安静。

主卧室里放着一张双人床，床的两边各有一个床头柜。房间里有各属男女主人的衣柜。他的衣柜里挂着布克兄弟出品的西装，摆着西班牙科尔多瓦皮鞋。我特别喜欢其中海军蓝、有着浅色条纹的那一套。那和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大同小异。她的衣橱则满是洋装和皮草，其中有一件是会让雷的太太垂涎欲滴的那一种。化妆台——法国乡村式的，白色珐琅质包着金边——的抽屉里有一大堆珠宝。一只宴会戴的戒指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设计不俗的小东西由许多小珍珠围着一颗橄榄仁形的大红宝石构成。

其中一个床头柜的最上一格抽屉里有一些现金，几百块钱，都是十块二十块的纸币。在另一个床头柜里我发现了一本存折——艾尔弗丽达·格兰瑟姆·亚克莱特的账户里有一千八百美元。

这些东西我都没拿。我没有拿五斗柜上的法巴芝宝石蛋，没有拿白金袖扣和领带夹，或者任何一只腕表，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拿。

在对杰西·亚克莱特家的搜索中，我在二楼的后部发现了一堆存折。有七本，用橡皮筋捆在一起，与他的邮票、账簿和其他杂物一起放在书桌右上角的抽屉里。每个账户里都有相当可观的存款，我迅速算了一下，总共有六万多美元。

我承认，我有点心动。

我认识一个家伙，他有一次在默里山闯进一间公寓，当他正忙着把珠宝和银器装满一只枕套时，突然发现了一本有着五位数存款的存折。这个聪明的家伙立刻把枕套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一放回原处。他把这些东西摆得好像从未被动过似的，然后除了这本宝贵的存折之外，他什么也没拿。这样，住户就不会知道他们遭过小偷了，也就不会想起这本存折，然后他就可以在他们起疑之前，把钱提光。

啊，真是天衣无缝。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银行柜台，拿出存折提钱。提的金额并不多——他只不过是先尝试一下——不过银行办事员恰巧认识那位存户，而这个家伙能记起的下一件事，就是在丹尼莫洛服刑了，我就是在那儿遇到他的。

存折不值一提。

两大把的克鲁格金币 [2] 也不值一提，那是南非人特意为有意投资黄金的人打造的玩意儿。我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呢？不过它们在抽屉里和一把手枪躺在一起，而我讨厌枪的程度跟我喜欢黄金的程度不相上下。放在书房里的东西通常是用来展示的，至少大部分时候是。不过这一件却是用来射杀小偷的。

克鲁格金币不值一提，同样，一个与肩同高的玻璃柜也不值一提，尽管里面放满了贝姆 [3] 水晶鸟、新艺术 [4] 花瓶以及轻如薄纸般的玻璃制品。我看到一个莱俪烟灰缸，和我祖母咖啡桌上的那个一模一样，我还看到一个道姆·南希花瓶，上面镶着百分之百的真宝石，还看到一大堆巴卡拉、米勒弗利等名牌家居饰品，还有……

我有点受不了诱惑了。随便扫一眼都能看到不下十件东西是我想偷的。一眼望去，所有的平面上都摆放着铜雕，件件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一般的公牛、狮子、马之外，我注意到有一件是一只骆驼跪在一名外籍兵团的士兵旁边。这名士兵头上戴着扁帽，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仿佛对于有关军团病 [5] 的笑话已经厌烦到了极点。

有几本集邮簿。一本里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邮票，看来不值什么钱，不过另一本却是苏格兰为荷比卢三国联盟所出的特辑，我快速翻了一下，里面几乎是满的。

还有钱币收藏。最要命的就是这个，他还搜集钱币！没有放在簿子里，不过是一打黑色的硬纸盒，每个约两英寸高，两英寸宽，十英寸长。每个盒子里都塞满了成对装在纸袋里的钱币。我本来没时间去细看的，但又忍不住。我随便打开一盒，发现里面满是刻有巴伯头像的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硬币，全都是绝版货。另外一盒装着《谢尔顿杂志》曾经点名介绍过的无与伦比的一美分大硬币 [6] 。

我怎么可能弃它们而去？

我离开它们，什么也没拿。

听见门口车道上传来车声时，我正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用我的笔式手电筒往墙上照，欣赏着一幅法国画家鲁奥 [7] 用铅笔签了名的、非常棒的石版画。我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三分。我听着车库的自动门缓缓升起，然后汽车的引擎声停止。当车库的门缓缓下降时，我不再倾听楼下的动静，而是转身走过长廊，登上通往三楼的楼梯。就在我上到三楼蹲伏在地板上的时候，杰西·亚克莱特的钥匙正好插入这个房子侧门的锁孔里。他先关掉了警报器，然后打开门，接着我仿佛可以听到他和艾尔弗丽达进屋之后，他是如何把那半打锁一一锁上的。

低沉的对话声，我隔了两层楼几乎听不到。我用戴着橡胶手套的食指擦去前额的汗。当然，这仍在计划之中。我稍早之前甚至还检查过阁楼的楼梯板，以确定它们不会吱嘎作响。

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样。做小偷这一行必须把什么状况都预先想好，我通常都是在宝贵的独立状态下工作。如果屋主在我工作的时候回来，我通常会立刻离开。

不过这一次我要待得久一点。

在两层楼之下，一只茶壶的哨音响了一会儿，便像叹了口气似的没了精神，想必是被人提离了炉火。我曾一度以为那是警笛的声音。太紧张了，我想，深呼吸一口，向小偷的保护神祈求一剂安神药。也许我对基希曼讲的话不无道理。也许我干这一行已经年纪太大了，也许我没有那处变不惊的天分，也许……

蜷伏的姿势相当不舒服，我的脚麻了。阁楼为这整幢房子画下了一个最完美的句点。它的中央走道里铺着褪色的栗色地毯。我往屋子正面的方向走去，那儿有一盏连接着定时装置的铜座立灯，透过拉下帘子的窗户，向外透散着四十瓦的光芒。这是一间用人房——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虽然这家人已经不再雇用住在家里的仆役了。

一张沙发床靠墙伸展着。我躺了上去，拉起一条绿金相间的阿富汗毛毯将自己盖住，闭上眼睛。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听不到什么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还有几次我想象自己听到了书房里球台上有球碰撞的声音。也许是我的想象力自动把空白之处填补了起来。在一个从戏院归来的晚上，亚克莱特家的例行公事往往是非常容易预测的。十一点半左右到家，到早餐台前喝点咖啡，吃些甜点，然后艾尔弗丽达会带着一本字谜书上楼，而杰西则会打上一两杆，啜饮两口某个水晶瓶里的酒，读两页某本有着皮革封面的古典巨著，然后快步上楼，和卧室里的老婆躺在一起。

他会不会在楼下做一番最后的查看，确保每个门都锁好了呢？他会不会刚好检查到厨房的门闩，然后刚好发现有个聪明的家伙把它给锯断了呢？我甚至还有更可怕的想法，他会不会正拿起电话，叫当地的警察过来呢？

我本来可以去看芭蕾的，看俄国人学羚羊跳舞；我本来可以和卡洛琳一起回家，吃佛兰德炖肉喝荷兰啤酒的；或者我本来可以在家睡在我的小床上的。

我待在我所在的地方，然后等待。

一点半的时候我站了起来。整整半小时，我没听见房里有任何声音。我蹑手蹑脚地走向楼梯，经过主卧室门口，希望房子的主人们在里面睡得死死的。我走下楼梯，踏着我的防滑鞋底，以前所未有的小心走着每一步，穿过二楼的走廊，继续走下阶梯到一楼去。我不必费太大的工夫去注意避开上面数来第四个阶梯，因为在过去二十分钟里那是我最关注的主题。

一楼的灯又熄了，只有起居室那盏蜻蜓灯还不屈不挠地亮着。我不必打开手电筒就可以找到去书房的路，不过进去以后，我还是让它的光束四处随意照着。

亚克莱特晚上来过这里。他把一根球杆留在了球台上，旁边还散放着几颗球。一张大椅子旁的皮面桌子上，站着一只喝白兰地用的窄口小杯。杯子是空的，不过快速地闻一下还是能知道刚刚它才盛装过干邑——非常好的干邑，从酒香就可以知道。

酒杯旁有一本《谢里丹戏剧集》 [8] 用红色的皮包着——睡前读物。

我到书架那边去。亚克莱特有没有把阅读他的绿皮小书当作每晚睡前的例行公事呢？我看不出来，因为它还是好端端地在我今晚稍早发现它的地方。不过这可是他的宝藏。他也许看过它。

我把书从书架上取下，设法塞到外套口袋里，又悄悄挪动它旁边的书，填满那本书原来所在的空间。

然后我离开了书房。

他进入屋子的时候关掉了警报器，在他和艾尔弗丽达进入屋子以后立刻又打开了。这个警报系统仍旧护卫着整幢房子，当然，除了厨房的门。现在我就从那唯一的出入口离开，顺手把门带上，并且用开锁工具再将我挑开的三把锁一一锁上。我不得不让门链挂在那儿，对那被我锯断了的门闩也一筹莫展。没有人是完美的。

不过，对于不完美我总是耿耿于怀，尤其是在我重新接回警报系统，让厨房门再度变得不可侵犯的时候。我内心的感情一直在催促我，叫我趁早离开亚克莱特的家，不过我还是多花了几分钟，让电线只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绝缘胶带，暗示着这条电线曾经被人动过。

这是完美主义吗？我倒称之为固执地追求卓越。

警车转弯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到了铜木弯道的尾端。我试图挤出一丝微笑，敷衍地点了个头，但没有停下脚步。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为什么不呢？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穿着得体、举止规范的绅士，看起来就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他们没有看到露出手掌的橡胶手套。在我离开亚克莱特家的车道之前，就将它们塞进口袋了。

庞帝克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把点火线接回去然后上路，不一会儿回到了西七十四街。偷停在消防栓旁边的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它放回你发现它的地方。我正是这么做的，当我把车停在消防栓旁的时候，还有一只花斑拳师狗正举起一只腿朝它尿尿。我把点火线拔掉，走出车外，在我把车门关起来之前还小心地把门锁的按钮给按下。

花斑拳师狗那同样全身是斑的主人，一手拿着皮带，一手拿着一沓纸巾，警告我这么做会被开罚单或拖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于是我径自走开，没有给他任何答案。

“疯狂，”他对狗说，“这里的人都疯了，麦克斯。”

我无法辩驳。

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小口地吃着乳酪，嚼着饼干，啜着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喝的苏格兰威士忌。我全身放松，容光焕发地享受着事事都在计划之内的宝贵时刻。所有的紧张、不适和焦虑——这样的时光补偿了一切。

稍早时候，当我伸展在那张巨大的沙发床上时，还无法阻止自己去想亚克莱特家里的那些宝藏。现金、珠宝、邮票、钱币、艺术品。我还幻想着要把厢型车开到草坪，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从地板上的东方地毯到头顶上的水晶灯。我认为，那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个想有所选择的人会碰到麻烦。他会不知道该从何偷起。

而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把书拿起来，小心地不让威士忌滴到它上面，虽然多年来已经有别人滴了这样那样的东西在它上面。它原本看起来没这么糟，现在我可以好好看看了，却让我发现了原本没有看到的缺陷。封面上有水渍，还有几页已经变色了。过去这半个世纪并没有善待这本小书，而没有任何书商会给这本书比“尚可”更高的评价。

我翻阅着，东一篇西一篇地随意读着里面的诗句。作者的节奏似乎从未失误过，而他的押韵也灵巧地从未失去规范，但我觉得那些全都是歪诗。

为了这玩意儿我放弃了克鲁格金币，放弃了有巴伯头像的钱币珍藏，放弃了法柏芝宝石蛋，放弃了道姆·南希花瓶。为了这玩意儿我把珍珠和红宝石戒指放回了它们的丝绒小盒里。

威尔金先生应该以我为荣。

[1] 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诗人、作家。

[2] 克鲁格金币（Krugerrand）是一种著名的南非金币。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地。为了促销其出产的黄金，南非在一九六七年发行克鲁格金币，此后风行世界。克鲁格金币正面有南非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保罗·克鲁格的侧面像，故得名“克鲁格”金币。

[3] 指欧洲首席水晶设计师贝姆（Michael Boehm）设计的水晶制品。

[4] 新艺术（Art Nouveau），是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种建筑、美术及实用艺术的风格。

[5] 指一种大叶性肺炎。

[6] 一美分大硬币（Large Cents），面值为一美分的硬币，直径在二十七至二十九毫米之间，首次发行于一七九三年。

[7] 鲁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法国画家，创作木刻、彩色石版画和铜版画，在他的油画中也有版画的影响，粗犷而有力度。他的画风有时被列入野兽派，但表现派对他来说更为适合。

[8] 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英国喜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4

我和鲁德亚德·威尔金初次见面，是在这次闯空门之前两个星期，周三或周四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纽约洋基队刚刚输掉世界大赛的头两场比赛，前一天晚上，我才看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老练地在满垒的情况下将拉吉·杰克逊三振出局。这是个潮湿的上午，空中飘着细雨，显然很潮湿。

还没有一个客人上门，我也不怎么在乎。我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本平装书。我不卖平装书，进的平装书通常会批给第三大道和十六街拐角处的那个家伙，他只卖平装书。

不过，有时候我会在批出去之前先拿来看看。当时我看的那一本是理查德·斯塔克 [1] 的帕克系列。帕克是个职业小偷，系列里的每一本形式上都颇为相似——帕克找来了他的狐朋狗友，然后去诸如南卡罗莱纳或斯巴坦堡之类的地方，购买枪支和卡车，找一个牙医先弄点钱，作为行动的经费，接着他和他的弟兄便开始部署，于是下面一定会出些严重的乱子。如果没出乱子的话，所有的书在七十页左右的时候就会结束，而帕克一定也早就在加勒比海买下私人小岛了。

我上次坐牢时，所有的狱友都是帕克迷。只要找到帕克的书，他们一定争相阅读。即使阅读能力很差，必须把每个字都朗读出来才能明白其中意思，也无损他们的热情。我敢说，那些头发斑白的老狱友无不在狱中互相传诵小说中的段落，特别是帕克切掉某人手脚的情节。一个专偷保险箱的窃贼最喜欢引述帕克如何将一个卑鄙的工友打断三根骨头，然后丢到沼泽里的情节。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用的形容词，“故意”打断三根“重要的”骨头。

店门口的小铃铛响起，告诉我有个伴儿来了，这时我正看到帕克在缅因州普雷斯克岛吃晚饭，紧急拨电话给妙手马凯。当这位访客走向我的时候，我把平装书藏了起来。毕竟，旧书商也得维护一下形象，我们是不应该读这种垃圾的。

他是个身材壮硕的人，脸色通红，下颌很宽，像只牛头犬。头顶上薄薄一层红发平整地向后梳，铺在光滑的鲑肉色头皮上。他穿着一件炭棕色的斜纹软呢夹克，采用箭尾形缝制法，两边的胳膊肘部位钉着麂皮补丁。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毛背心，黄褐色的立领棉质衬衫，一条深咖啡色的领带。他的长裤是淡黄褐色斜纹布料的，皮鞋有棕色的翼尾装饰。他的鼻子又长又窄，胡须带点灰白，眉毛杂乱地纠结成好几股，眉毛下面的眼睛——咖啡色的，和他的装扮很般配——锐利冷酷，还有血丝。

他问利泽尔先生什么时候来，我向他解释了书店老板换人的事情。他说：“啊，难怪他没有再跟我联络了。我收藏书，以前有我可能感兴趣的书他都会告诉我。”

“你收藏哪一类书？”

“大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但有时口味会变，你知道的。我偏爱艺术气息十足的韵文。托马斯·胡德 [2] 、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 [3] 、威廉·麦克沃斯·布列德 [4] ，当然，吉卜林也是我的最爱。”

我说我所有的书都在架子上，他便自己走过去查看。我把帕克那本书从柜台下拿出来，继续神游帕克的犯罪现场。当这位穿斜纹软呢夹克的顾客再度来到柜台前的时候，我正读到帕克的两个亲信准备背叛他。顾客来到柜台前，手里拿着一本布面小书。那本书里收集了奥斯汀·道布森 [5] 的诗，定价是六美元或七美元，大致上不出那个范围。他付了现金，我帮他把书包起来。

“你如果碰到我喜欢的书，不妨打电话给我。”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个地址，在东三十几街那一带，另外有个电话号码，还要通过默里山八号转分机。名片上看不出这个人是干吗的。

我的视线从名片移到他脸上，说：“你收集吉卜林的书。”

“也收集别的，不过我的确收集吉卜林。”

“你跟吉卜林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他笑起来：“因为名字吗？你这么想并不奇怪。不过不是这样的，我跟吉卜林家族没有关系，鲁德亚德不是姓氏，你要知道。它是个湖的名字。”

“哦？”

“在斯塔福郡。吉卜林的父母在鲁德亚德湖畔的一次野餐中初遇。于是当他们的儿子诞生时，便以这个湖作为他的名字。其实他的教名是约瑟夫，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名字，小时候大家都叫他鲁迪。”

“你的教名是……”

“詹姆斯，但我也不用这个教名。我的全名是詹姆斯·鲁德亚德·威尔金。吉卜林死的时候我八岁，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三六年，就在英王乔治五世驾崩之后两天。我们家充满了哀戚的气氛，你可以想象。我父亲极度崇拜吉卜林。他甚至给他唯一的儿子取了跟吉卜林一样的名字，不是吗？我名字的出处是吉卜林，可不是斯塔福郡的那个湖哦。‘先是老国王，现在帝国的诗人也死了，’我父亲说，‘记住我的话，鲁迪，不出两年欧洲必有战事。’当然他的预言有一年的误差，希特勒入侵波兰和吉卜林去世应该也扯不上关系，但在老人家心里这些事情都能连在一起。”他边说笑，粗大的眉毛抖个不停，“你对吉卜林有兴趣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小时候读过他的作品。”

“你可以再读一次，他的东西最近又流行起来了，之前实在被忽略得太久了。你最近看过《基姆》或《消逝的光》吗？还是——不过看书对开书店的人来说，可能不算休闲活动吧？一天工作下来，可能看到书本都会反胃。”

“哦，我还是很喜欢看书的，说不定会再读读吉卜林的东西。”

“我认为你应该看，你的书架上就有，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他机警的棕色眼睛打量了我一下，“我说，老板，你今天有没有可能和我一起吃午饭？我有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事要告诉你。”

“听起来不错。”

“那么到我的俱乐部来吧，你知道马缰俱乐部吗？十二点半怎么样？”

我告诉他，我知道马缰俱乐部在哪里，十二点半没问题。

他其实已经说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

马缰俱乐部跟他很般配，包括他的衣着还有那股暧昧内敛的绅士味道。俱乐部位于麦迪逊大道和第三十街的拐角处，大部分摆设是英国文艺复兴式的橡木家具，墙上还有数不清的动物头部标本，委实叫人不舒服。

我们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用餐，头上有个水牛头标本，它的玻璃眼珠盯着我们，据说它是老罗斯福总统射杀的，原因是什么我猜不到。午餐吃的是硬如牛皮的烤肉、解冻的豌豆和软趴趴的薯条。把这些糟糕的食物端上桌的是个眼睛分泌物过多的家伙，走路的样子仿佛他的双脚疼痛不已。脸上的表情跟墙上那头牛一样哀戚。

威尔金和我用餐时一直在谈书，我们都没有要甜点。那个哀伤的侍者给我们上了一大壶咖啡，就像火车上用的那种银色咖啡壶。咖啡的味道比老餐车上的还要好，又浓又香，还带点酒味。

我们的桌子靠着一扇窗户，我轻啜着咖啡，望着外面的麦迪逊大道。拐角处那个卖冰淇淋的小贩生意很清淡，再过几天他就要撤摊了，摊位会让给一个卖脆饼干和栗子的小贩，这种商机的转换跟季节的变化一样无情。从这扇窗户看不到叶子变色，但是街边小贩的变化，同样可以让你感受到时光流逝。

威尔金清了清喉咙，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说：“我跟你说过我也收集亨利·莱德·哈格德 [6] 的作品吧？”

“我记得你提起过他。”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投注在南非的感情，如同吉卜林投注在印度的感情一样。《所罗门王的宝藏》——你一定知道他的作品。”

“略知一二。”

“他和吉卜林成了好朋友，你知道。他们俩都跟伦敦中心区的文人合不来，也都活得够长，看见自己的文学名声由盛而衰。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就像极右派的基督徒看待毫无信用的帝国主义一样。你知道J.K.斯蒂芬 [7] 的诗吗？”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只见他开始背诵一首诗：

是否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季节

让我们远离诅咒

不再读到毫无意义的散文

或音律刺耳的诗歌

当世界停止质疑那些

愚者中的天才

或后生小辈的诡谬

就无法超越前人的成就

当人类应该再生

于百家争鸣

当墨水瓶应该颤抖

化为无数字迹

当那儿站着噤声的年轻人

沉默，并且因被迫噤声而无聊着

当吉卜林不再是吉卜林

当哈格德不再是哈格德

他又把我们的咖啡杯添满。“写得挺糟糕，不是吗？有很多这样的诗。不过，这使他们两个走得更近。哈格德待在吉卜林家的时间和待在自己家的时间一样多。事实上他还和吉卜林一起进行研究，他们两个人分别坐在长桌的两端，反复辩论自己的观念，然后快速地把它们记下来。”

“真有趣。”我说。

“可不是吗？在一九一八年停战后不久，这两个人组织了一个自由联盟，这是一个类似从事反共运动的组织，不过从未真正活动过。有一首拙劣的诗颇能体现自由联盟对时事的看法。你知道那首诗吗？”

“我想我不知道。”

“它的韵押得很巧妙，我想我提过我对优美韵文的崇拜。”

“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是无赖，”

吉卜林告诉哈格德。

“喝酒喝个不停。”

哈格德告诉吉卜林。

“然而所有其他人都觉得，”

鲁德亚德告诉莱德。

“他们的领土一片杀伐。”

莱德告诉鲁德亚德。

“很工整，不是吗？我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不过现在还是算了吧。”

我真是感激涕零。我几乎要以为，他把我带到这儿只是为了背诗给我听。不过，至少咖啡还不错。

接着他说：“自由联盟解散后，吉卜林历经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得了胃炎，他当时还以为那是癌症。最后变成了十二指肠溃疡，他渐渐变得抑郁，而这也影响到了他的思想。

“他开始执着于一种奇特的想法，认为大英帝国正被一群猥琐的国际犹太资本家以及犹太中产阶级威胁着。这两股莫须有的力量试图离间帝国在海外的属地，让他们脱离大英帝国，以便摧毁基督教。吉卜林不是那种没有道德的人，对那种人来说，反犹太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反犹太并不是他长久以来的信念，也不曾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作品。

“不过他的确写过一篇以反犹太为主题的、相当怪异的著作。那是一篇叙事诗，有点像民歌，大约有三千两百行，诗名是《拯救巴克罗堡》。字里行间写的是勇敢的英军如何拯救印度，让他们免于被犹太煽动者挑起的革命所迫害。而且很显然，拯救巴克罗堡不仅仅在这场战争中是关键性的一役，在吉卜林的心目中，它也是有如圣经中末世大决战一般重要。善与恶的力量彼此对抗，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

“你记得《三个士兵》吗？奥瑟瑞斯、利罗伊德和马尔瓦尼？吉卜林让他们成为巴克罗堡一役中的英雄，护教成功并拯救了英王乔治。哦，书中有一些相当刺激的战争场面，有一个‘两个勇者面对面站着’的画面，令人想起《东方与西方之歌》，不过可怜的吉卜林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似乎大大地乱了章法。设定荒诞，结构脆弱，不时有可怕且相当失败的自嘲诗句。他常常游走在自嘲诗的边缘，不过这回他失足了。

“也许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犹太阴谋论风靡了出版界。不过，他并没有让伦敦的出版商出版《拯救巴克罗堡》。也许他终究有一天会那么做，不过当时他决定只小规模地私人出版这首诗作，以保护他的著作权。”

“啊。”

“真叫人吃惊啊，先生。吉卜林在坦布里奇威尔斯找了一家叫作史密斯维克父子的出版商。我从没听过史密斯维克在这之前出版过任何书。不过他们却出版了这一本，只印了一百五十册。那不是什么精美的版本，因为史密斯维克的能力有限。不过他们完成了任务，而这书也因此变得珍贵起来。”

“一定的，才一百五十本……”

威尔金咧嘴笑了：“那只是印制的数目，你想会有多少本存留至今呢？”

“我不知道，《拯救巴克罗堡》？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书名。”

“我并不惊讶。”

“五十本？七十五本？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保留下来。”

咖啡壶空了。威尔金皱起眉头按了墙上的服务铃。在侍者一跛一跛地拿着一壶新鲜的咖啡到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他继续刚才的话题：“吉卜林一九二三年写了这首诗。他原本希望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将诗分赠给好友，不过当史密斯维克印好准备寄送的时候，假期早已经过了。所以吉卜林决定把书保留到下一年的圣诞节。不过在这一年当中，他突然体悟到，这首诗不过是以犹太人为对象的谩骂，是毫无文学价值的狗屁文章。

“根据他的习惯，他会给他的妻子嘉莉一本自己签过名、题过字的书。他把它要了回来。在那年初春的时候，他还给了他萨里郡的邻居，隆斯代尔先生一本作为生日礼物，他也想办法把它要了回来，并答应以他的其他几本书作为交换。这两本以及其他还捆绑得好好的书，加上作者原来的手稿和付印前史密斯维克排好的铅字稿，全部都化成了烟，从贝特曼的烟囱冉冉升空而去。”

“贝特曼？”

“贝特曼是吉卜林房子的名字。有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是吉卜林写给伦敦友人的，写信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二四年的夏末秋初。信中吉卜林表示，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犹太教徒却错把儿子献祭给了回教的神。‘不过这是个丑笨的孩子，这是我生出的坏儿子，当我将他丢入火中时，我还有一丝的快感。’”威尔金满意地叹了口气，啜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上。“而那，”他说，“就是《拯救巴克罗堡》的下场。”

“除了那本没被销毁的。”

“没错，罗登巴尔先生。莱德·哈格德的那一本还在。吉卜林，当然，在他从史密斯维克那儿收到书之后，立刻就拿了一本给他最好的朋友。是他在回收书的时候忘了这一本吗？我不认为。

“哈格德健康状况不佳。吉卜林将这本书献给哈格德，还在给哈格德的那一本上加了个人题字，那是一段将近一百字的短文，文中推崇哈格德与作者有着相近的灵魂，对犹太人引起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危险有着相同的看法，大概是这一类的文字。我相信得州大学的收藏里会有一封哈格德写给吉卜林的信，表示自己收到了这项赠礼，并赞赏了那首诗。于是，吉卜林也许觉得不好意思把书要回来了。总之，那本书一直在哈格德那里，直到他几年后逝世为止。”

“然后那本书又如何了呢？”

“它和哈格德其他的书一起被卖掉，看起来没人立刻注意到这本书。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毫无疑问，它和吉卜林的其他著作一起被卖掉了，而且没卖几个钱，这我可以确定。直到吉卜林死后——大家都不知道有那本书，只知道吉卜林曾经写过一首反犹的诗。在英德爆发战争时，英国法西斯联盟想要传播这首诗，据传当时尤妮蒂·米特福德 [8] 小姐已经将哈格德手上的那一本弄到手了。

“然后就全无消息，直到战争结束，哈格德的那一本出现在一位男爵手上，他私下把它给卖了。在这本书以庞桑比勋爵十二世为出售者的名义，列入清单出现在特拉比松拍卖会上之前，应该已经转过几手了。”

“你说它被列在目录里？”

他很快地点了点头：“列入清单，编进目录，然后又退出拍卖。六个星期前我搭乘弗雷迪·雷克斯的专机直飞伦敦，就是要竞标这本书。我知道竞争会相当激烈。有一位吉卜林的收藏者是相当疯狂的，你知道吗，而且据传他也志在必得。得州大学有一所财源丰沛的图书馆，他们的吉卜林收藏也相当可观。我想其他机构也会有人想买这本书。”

“你觉得你能击败他们吗？”

“我希望一试。我不知道我自己准备出多少钱，当然，我也无从得知叫价会高到什么程度。一到伦敦，我就听说有一名阿拉伯人也想要，还有传闻说有一位印度王子或亲王之类的，派出代表要出天价买下这本吉卜林的巨著。我能拼得过那些人吗？我不知道。《拯救巴克罗堡》的确有趣而且独特，但它的印刷数量不足以让公众觉得它重要，真的，而作品本身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相当低劣。”他皱起眉头，两道眉毛微微颤动，“不过，我仍然愿意在公开拍卖中奋力一搏。”

“然而它却退出拍卖了。”

“拥有者在拍卖前突然退出。特拉比松的那位绅士对大家深感抱歉，他个人的愤怒也可以理解。毕竟，他和拥有者的协议是不允许私下交易的。但他又能怎么办？买方拿到了书，而卖方拿到了钱，事情就是这样了。”

“为什么私下交易？”

“税，罗登巴尔先生。税——遗产税、国内税等，税法把大家都要榨干了，不是吗？一大笔没有记录的钱岂不是很美妙？手拿现金在台面下交易，卖主还可以发誓说书还在他家里被奉为传家之宝，或在一次淹水中损毁，随便他怎么讲。没人会相信，但那又怎样？”

“谁买了那本书？”

“特拉比松的老好人们不知道，当然。卖方不会说的——他们的公开说法就是书根本就没卖。”他把胳膊肘撑在桌上，双手的指尖互相轻触，“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查，《拯救巴克罗堡》卖给了杰西·亚克莱特，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狡猾的艺术玩家。”

“也是个收藏家吧？我想。”

“一个买家，先生，不是收藏家。一个粗鄙、丑陋的人，故意要让自己的周围布满精致的东西，好多少遮掩他内在的丑陋。他有一个大书房，罗登巴尔先生，因为这么做可以符合他希望呈现出来的形象。他有很多书，其中有些颇负盛名，只因为书是书房应该有的东西。但他并不能算是一个收藏家，而且他根本就没在收藏吉卜林。”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那本书？因为我想要它，罗登巴尔先生，就是这么简单。”

“哦。”

“你记得旋转珍妮 [9] 吗？”

“那是一种流行舞步？对不对？”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是一种机器，”他说，“第一部可以制造棉线的机器。理查德·亚克莱特爵士在一七六九年取得专利，并开始了英国的纺织工业。”

“哦，是的，”我说，“工业革命什么的。”

“工业革命，”他同意，“杰西·亚克莱特宣称他是理查德爵士的后人。对此我表示怀疑，他姓氏的意思是方舟制造者，所以也许他下次会雇一名族谱学者，把他们家自诺亚以来的族谱都写清楚。”

“他买那本书是为了不让你拥有它？”

“我有一次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回看来是他要对我报复。”

“他不会卖？”

“当然不会。”

“而世上也没有另外一本。”

“半个世纪以来从没出现过第二本。”

“而你现在还想要那本书？”

“想得要命。”

“你今早突然出现在巴尼嘉书店还真是幸运啊。”

他瞪着我。

“你直呼我的名字，在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的时候。你到店里来找的是我而非利泽尔先生。不是因为我卖二手书，而是因为我以前是小偷。你认为我现在仍然是个小偷。”

“我——”

“你不相信人会变。你跟警察一样坏。‘一日为贼，终身为贼’——那就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错了。”他说着垂下了双眼。

“不，”我说，“你是对的。”

[1] 理查德·斯塔克是Donald E. Westlake（1933—2008）的别名，美国犯罪小说作家，曾三次获得爱伦·坡奖。

[2] 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英国幽默作家、诗人。

[3] 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

[4] 威廉·麦克沃斯·布列德（William Mackworth Praed，1802—1839），英国幽默诗人。

[5] 奥斯汀·道布森（Austin Dobson，1840—1921），英国诗人、随笔作家。

[6] 亨利·莱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小说家。

[7] J. K. 斯蒂芬（James Kenneth Stephen，1859—1892），英国诗人。

[8] 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1914—1948），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之一，她是纳粹和希特勒的重要资助者。

[9] 旋转珍妮（Spinning Jenny），正确的译法应为“珍妮纺织机”，此处直译为突出伯尼的误读。

5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床的，但由于某种奇迹，我居然及时起床并在十点半之前开始营业。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我拨了鲁德亚德·威尔金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我让电话铃响了整整一分钟才挂掉，然后我拨查号台问马缰俱乐部的电话。查号台是要付费的，而我自己查电话簿可能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前一天晚上赚了大钱，所以很乐意分享我的财富。

马缰俱乐部的侍者说，他认为威尔金先生不在那儿，不过他会传呼他试试看。时间匆匆过去，侍者终于回来，以相当悲伤的语气说，威尔金先生并未回应他们的传呼，并问我要不要留言。我决定不要。

有几个客人进来店里翻书看。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像偷书贼，当他走向传记和文学类的书架时，我一直盯着他看。最后令我惊讶的是，他花了几块钱买了本麦考利 [1] 的历史文集。

十二点刚过，卡洛琳出现在店里，她把一个纸袋放在柜台上。“全麦面包做的中东烧饼，”她宣布，“我现在的心情想要来点特别的。你喜欢中东烧饼吗？”

“当然。”

“那地方在百老汇大街和第十二街的拐角处。我看不出来老板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

“那有关系吗？”

“我讨厌说错话。我本来想说愿阿拉保佑你，但万一那是他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可怎么办呢？所以我拿了找给我的钱就赶紧走了。”

“最安全的选择。”

“嗯。你昨晚错过了一顿很棒的晚餐。我吃了一半炖肉，然后把另外一半冻起来，开始看一个讲三个拉拉队员的喜剧影集。我把声音给关了，但看来效果也差不了多少。看完我早早上床，睡了一个舒服觉，现在感觉棒极了。”

“看得出来。”

“反倒是你，看起来糟透了。喝苏打水会对人造成这样的影响吗？”

“显然是的。”

“也许你睡得太多了。有时候就是会这样。”

“有人是这么说的。”

电话响了，我走到后面的小办公室接电话，心想是不是威尔金打来的。结果是个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女人，她想知道罗丝玛丽·罗杰斯 [2] 的新书进了没有。我告诉她我只买卖二手书，并且建议她打电话给布兰坦诺书店。她问我他们的电话号码，就在伸手去拿电话簿时，我突然回过神来，我在干什么啊，接着便挂了她的电话。

我继续吃我的中东烧饼。卡洛琳说：“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电话响时你是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过去的。咖啡可以吗？”

“很好。”

“烧饼呢？”

“美味极了。”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由我买午餐到贵宾狗工厂去和她一起吃。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由卡洛琳买午餐到书店来。星期五我们到外面吃，掷硬币决定由谁付钱。当然了，如果有生意上的应酬的话，这个规矩还是可以在最后一刻取消的，比如我前一天就是和威尔金一起吃的饭。

“哦，”我说着吞下一大口烧饼，“我并没有浪费早上的光阴。”

“我没说你浪费了。”

“我做了一些研究，关于守护神。”

“哦，是吗？我的守护神是谁？”

“我想你没有什么守护神。”

“为什么他妈的没有？”

“我不知道，我查了很多本书，找到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名单。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单存在。”我翻了一下，找到我稍早时候在记事本上做的笔记，“我告诉过你圣约翰的事，对不对？”

“对，不过我忘了。管什么店的？”

“书店的守护神。他于一四九五年生于葡萄牙。先是当牧羊人，后来变成了一个酒鬼和赌徒。”

“挺不错的嘛。然后他开始只喝苏打水，变成了圣人。”

“书上并没说苏打水的事。四十岁的时候他历经了中年危机，并搬到格拉那达。一五三八年他开了一家店——”

“卖书？”

“我想应该是，不过那个时候有书店吗？只有流动书摊吧。总之，两年后他创立了兄弟医护团，十年之后过世，他的照片现在就挂在我的书桌前，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

“不是很想。这就是你全部的发现吗？”

“不止这些。”我看了一下笔记，“你问是不是有小偷的守护神。那么，圣狄司马斯 [3] 是贼的守护神。他是义贼。”

“是啊，我记得他。”

“他也是囚犯的守护神，还有圣约瑟夫·卡法索。贼和囚犯的确有重叠的部分，不过没你想象的那么多。”

“囚犯需要多一个保护神，因为他们麻烦大了。”

“很合理。小偷就是贼，他们说的和做的是同一码事。而且好像并没有专门给小偷的守护神，不过倒是有一个圣唐斯坦。”

“他是谁？”

“锁匠的守护神。小偷和锁匠干的基本上也是同一码事，所以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干吗不向唐斯坦祷告？当然，如果情况真的十万火急，小偷还可以跟圣裘泰迪厄斯或圣乔治祷告。”

“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家伙是绝望者的守护神。在我当小偷的日子里，有时候的确用得上他们。不过，我对遗失东西者的保护神，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就所知不多了。”

“所以如果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

“没错，嘿，你在笑。那表示我得感谢圣维特斯。”

“舞者的守护神？”

“喜剧演员。舞者有别的守护神，但别问我是谁。”

“狗美容师呢？”

“我必须查找更多的资料。”

“女同性恋者呢？你真的找不到任何关于女同性恋的神的内容吗？”

“唔，我的确想到了一个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神。”

“女同性恋有一个男守护神？”

“他也许不是神。”

“你别吊我的胃口了，他是谁？”

“那个荷兰小男孩啊。”

“什么荷兰小男孩？”

“你知道的，那个把手指插到——”

“没人喜欢低级笑话，伯尼。圣维特斯也不会喜欢。”

这个下午时间过得飞快，我们没有再多谈守护神的事。我把一沓小开本的折扣书放到架子上，把一套很棒的特罗洛普 [4] 的书卖给了一个到处找它的家伙。他开了一张六十美元的支票给我，然后就把书夹在腋下走了。

我一有空便打电话给威尔金，不过没有一次找到他。由于他一直没有回应马缰俱乐部的传呼，所以我在那儿留话，让他回电话给哈格德先生。我认为这样做颇为巧妙。

电话在四点钟的时候响了。我接起来：“巴尼嘉书店。”有那么一会儿没有任何人答话。我听到对方重重的喘息声，管他呢，我说：“找哈格德先生？”

“什么先生？”

是威尔金，当然。他没有听到我的留言，因为他整天都不在家也不在俱乐部。

他说话好像很吃力，每句话之间会奇怪地停顿一下。我想，应该是在午餐时多喝了几杯马提尼吧。

“你今晚可以跟我碰面吗，罗登巴尔先生？”

“在你的俱乐部？”

“不，那儿不方便。我把我的地址给你。”

“我有啊。”

“你怎么会有？”

“你给过我你的名片啊。”我提醒他，并且把上面的地址读给他听。

“今晚不在那里，”他简短地说。他听起来就像有人在他舌头里用自行车充气筒打了气一样。他接着念了地址，在第一大道与第二大道之间的东六十六街。

“门牌号码是3-D，”他说，“按两次铃。”

“像邮差一样。” [5]

“什么？”

“我应该几点到？”

他想了一下：“六点半，我想。”

“很好。”

“你会带来的，呃，货？”

“如果你有，呃，现金。”

“绝对不会有问题。”

有点怪，我想，挂上电话。我是那个只睡了四个小时的人，而他听起来却累得半死。

我不知道那个锡克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就那么冷不丁地出现了，在各个书架上东翻西翻。他是个瘦高个儿，满腮的黑须，头上包着头巾。我注意到他了，当然，因为这种事情总是引人注目，不过我并没有一直盯着他看。纽约毕竟是纽约，不过是个锡克教徒，又不是火星人。

快五点的时候店里已经没人了。我用手背挡住了一个呵欠，正考虑要不要提早打烊。就在那时，锡克人突然从书堆里跑出来，站在柜台前面。在那之前我没看到他，还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这本书。”他说，他把书举着让我能看清楚，书在他巨大的棕色手掌里显得很小。那是一本便宜的平装《森林王子》，我们鲁德亚德·吉卜林老兄的作品。

“啊，是的，”我说，“毛克利，狼养大的孩子。”

他比我想象得还高。我看着他突然想起《孤女安妮》中的某个角色，我忘了他的名字。他穿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一条素面的枣红色领带，头巾是白色的。

“你知道这个人？”

旁遮普，我想起来了。在《孤女安妮》中，他是个纨绔子弟。跟他混在一起的人有爱斯普，还有……

“吉卜林？”我说。

“你知道他？”

“他已经去世了，”我说，“死于一九三六年。”谢谢你了，威尔金，多亏了你的历史课。

那个人笑了。他的牙齿非常大，十分整齐，而且洁白更胜过他身上的衬衫。他长相普通，大而忧郁的眼睛是过时皮草的那种黄棕色，就是雷·基希曼的老婆在圣诞节时不想要的那一种。

“你知道他写的书？”他说。

“是的。”

“你还有其他的书吧，是不是？除了那些在架子上的。”

我脑袋里的某处敲起了警钟。“我的货都在书架上了。”我小心翼翼地说。

“还有一本书。一本私人的书，也许。”

“恐怕没有。”

他脸上的微笑慢慢消失，直到充满笑意的唇线完全消失在黑色的胡须当中。锡克人把他的一只手伸进西装口袋，当手再伸出来的时候，握着一把手枪。他的身体正好挡住路人的视线，而手中的枪则正对着我的胸膛。

那是一支非常小的枪，一支镀镍的自动手枪。有人做那种大小的假枪，是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儿，不过我有种感觉，这一支并不是打火机之类拿来开玩笑的东西。

那情形看起来原本应该十分可笑，一把这么小的枪握在这么大的手里，不过让我告诉你，枪，当它们指着我的时候，永远不会是可笑的。

“行了，”他耐心地说，“让我们理性点，你知道我要什么。”

[1]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

[2] 罗丝玛丽·罗杰斯（Rosemary Rogers，1932—），美国历史浪漫小说作家。

[3] 圣狄司马斯（St.Dismas），在《路加福音》中，圣狄司马斯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悔过了的贼。

[4]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

[5] 此处调侃詹姆斯·凯恩的著名犯罪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

6

我想直视他的眼睛，但我的视线无法离开那把手枪。

“是有本书。”我说。

“是的。”

“我放在柜台后面，瞧，因为我个人很喜欢——”

“是的。”

“不过既然你是吉卜林的书迷，而且对他的狂热又这么明显——”

“请给我书。”

在我把书放在柜台上的那一瞬间，他空着的那只手就抄起了它。现在微笑又回到了他的脸上，笑得比之前更灿烂。他试图把书放到他的西装口袋里，但是放不进去。他把书再放回柜台，伸手从西装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信封。他的枪还指着我，真希望他别这样做。

“如果你不想找麻烦的话，”他说着利落地把信封摔在我面前的柜台上，“你是个讲道理的人。”

“讲道理。”我说。

“不报警，没有麻烦。”他咧嘴而笑，“讲道理。”

“像布鲁图 [1] 。”

“你说什么？”

“不，他是光荣的，不是吗？而我是讲道理的。”书躺在柜台上对我尖叫。“这本书，”我说，我的手挥弄着书本上方的空气，“你在我们国家里是个陌生人，我不能让你——”

他伸手抓起书往后退，白牙凶恶地闪闪发光。当他走到门边时把枪收进口袋里，迅速地闪出店外，朝着十一街往西的方向匆匆走远了。

离开了却令人记忆犹新。

我朝着他离开的方向瞪了一会儿。然后我叹了口气，最后拿起信封，在手中掂掂它的重量，仿佛在看要贴上多少钱的邮票。那是一个类似医生用来寄账单的标准信封——除了左上角没有回邮地址。只是个空白信封，便宜文具店里卖的那一种。

鲁德亚德·威尔金答应给我一万五千美元买这本他渴望已久的书。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小小的信封里会有一万五千美元。

我打开它。五十美元的纸币，旧钞，不连号的。

有十张。

五百美元。

一笔令人十分不快的买卖。

我把放折扣书的桌子从街上拖了进来。我连一分钟的生意都不想多做，不想去卖那三本一块钱的旧书。我把打烊的牌子挂在窗户上，准备关门，把收银机里的一些钱装到皮夹里，填了一张存款单，好把我卖特罗洛普那套书所得的支票存进去。

我把那十张五十美元钞票对折，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顺手拿出一本棕色封皮的书，走出店门，开始我每晚例行的锁门工作。

有几分钟我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顺着百老汇大街往北走，然后再朝东顺着第十三街走，再朝上城的第三街走。十四街和第三街的街角聚集着各式各样沉溺于合法与非法玩意儿的人。嗑药的在过瘾，酒鬼们分饮着酒，一个吃止痛药上瘾的人正体贴地用他的手腕猛敲着砖墙。我整了整我的领带——在我离开书店之前我打上了领带——继续往前走，忍住不用手去拍拍我的裤子口袋以确定钱还在。

五百美元。

五百美元和一万五千美元的确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何况后者代表的是一个晚上辛勤工作的丰厚酬劳，而前者却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微薄补偿。所以付五百美元买《拯救巴克罗堡》就和一分钱都不付没什么两样。

然而，五百美元对格罗赛特和唐来普再版的《三个士兵》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价钱。而那正是我那包着头巾、留着胡子的访客，用枪指着我时拿走的那本书。我相当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他要的书，不过，人嘛，常常事与愿违，不是吗？

我把那本书相当合理地标了一块九毛五的价钱。哈格德版的《拯救巴克罗堡》则好端端地用棕色的牛皮纸包着，夹在我的臂弯下，鲁德亚德·威尔金看到它一定很高兴吧？

事情发展得还真滑稽。

[1] 布鲁图（Brutus，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暗杀恺撒的人之一。

7

当然，时间还早。我和威尔金先生约的是六点半，而我却在五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关了店门，因为我不想在店里逗留，以免锡克人发现上当了又折回来。

我在墙上挂了个牌子声明货物出门，概不退还，不过我觉得他会希望我对他例外。我安步当车地慢慢走向上城，抵达六十六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的时候，还早了二十分钟。街角的一间酒吧看起来很诱人，于是我接受了它的诱惑。

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不过现在不算真正在工作，而且在看过锡克人的自动手枪之后，我觉得需要喝点什么。事实上，我在来上城的路上，已经在第三街的一家酒吧喝了点掺酒精的饮料。现在我想要点比较正式的东西，一杯用冷冻过的高脚杯盛着的干罗布·罗伊鸡尾酒。

我小口啜饮着，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屈指算着。

第一，只有鲁德亚德·威尔金知道我会去林园山庄亚克莱特家偷这本书。

第二，威尔金知道我得手应该是在四点。他知道我要去那里，但“他所知道的”离真相还差得很远，而且在他打电话给我之前，他不能确定我的皇后区之行有没有空手而归。更何况，就连亚克莱特自己都还不知道书丢了呢。

第三，锡克人的出现不是一个怪异的巧合——虽然我得承认无巧不成书。但那绝对不是。锡克人在店里找上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偷了亚克莱特那本《拯救巴克罗堡》。

思考真是累人，我看了看表，又喝了一口。

假设：锡克人没有特异功能。他知道我有这本书是威尔金告诉他的。

前提：鲁德亚德·威尔金跟那个小气鬼一样都不愿意付一万五千美元。因此一旦确定我拿到书之后，他就派他那忠诚的仆人来替他拿这本书，还让他给我五百美元，摸摸我的头。

想到这个假设的时候，我不禁咬牙切齿，握紧了拳头。我又喝了一点罗布·罗伊，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反证：这假设不合理啊。如果威尔金要抢我的话，干吗派人来店里？他已经和我约在东六十六街见面了，在那儿他可以轻松地安排一场能够乱真的偷袭。

另一种假设：这锡克人是别人的忠仆。威尔金不是说过在伦敦的拍卖会上有好几路人马都想要这本书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跟踪书的下落而到了纽约，计划要从亚克莱特手中夺取这本书，结果却发现一个叫罗登巴尔的家伙从他眼皮底下把书给拿走了？

这种假设看来比较合理，不过还有一两个疑点无法解开。我发现我此刻正在想，那个锡克人看到《三个士兵》时会有什么反应。越快把书交给威尔金，拿到那一万五千美元，我就越容易应付他。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哪里度个短假，花掉一点我的酬劳，给他时间冷静下来或离开纽约，或者，两者皆是。

我站起身。

然后又坐下。

我有没有一点怕威尔金呢？我相信他不是锡克人的主子，如果我错了呢？或者他没有派锡克人来，事实上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锡克人的事，但如果他对于付不付我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呢？有没有可能，我被他优雅的举止和马缰俱乐部的高档环境所蒙蔽了呢？根据我的观察，有钱人跟普通人一样不喜欢付钱。而我却在这里，在他的地盘上和他见面，把书带给他，就像一条忠实的狗，嘴里叼着晚报。天哪，我甚至无法证实威尔金真的有一万五千美元，更何况他到底会不会把钱给我呢！

我走进男洗手间，手上拿着书。当我出来时，却双手空空。我把书塞进皮带和后背之间的腰凹处，即使敞开外套也看不见。

我把酒喝完，很想再喝一杯，不过还是等我把交易办完吧。

事有轻重缓急。

位于六十六街的这幢房子有着雅致的棕色石墙，在会客厅里有一扇放满了盆栽的凸窗。两侧都是比较高的建筑，只有这幢有着棕色石墙的老房子兀自立在中间。我爬了一半的阶梯，研究着一排门铃。

波洛克。3-D。

我按了两下铃。没反应，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我的表。六点二十九分，我的表很准。我把手指放在门铃上，试探性地再按了一下，顿时，开门的铃声就响了，我把门推开。

在大厅那一层有两间公寓，两侧的三层楼上各有四间公寓。（地下室有自己的入口。）我爬了两层铺着地毯的楼梯，期望又害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D号在这幢建筑的后方。3-D的门虚掩着。我用手指叩了叩门，立刻就有一位宽肩膀的女人把门拉开。她穿着一条素灰色格子呢裙，上身是一件钉着铜扣的海军领休闲衫。她深棕色的头发非常短，而且剪得参差不齐，看来帮她剪头发的人不是她喝醉的朋友，就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美容师。

她说：“罗登巴尔先生吗？请进。”

“我是来见——”

“鲁德亚德·威尔金，我知道。他很快就到，他几分钟前打电话来说他有事耽搁了一会儿。”她突然微笑道，“放心，我会让你宾至如归的。我叫玛德琳·波洛克。”

我握住她伸过来的手。“伯尼·罗登巴尔，”我说，“不过你已经知道了。”

“早已听说过你了。要不要坐一下？我帮你弄杯喝的？”

“现在不要。”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要喝的。我坐在一张装饰着绿色合成软皮的扶手椅上。这间起居室虽然小，但看上去相当舒适。除了这张扶手椅之外，还有一张维多利亚式紫檀木的双人沙发，以及一张罩着花布的躺椅。双人座沙发上方挂着一幅下笔大胆的抽象油画，让这些家具显得更加完美。这房间很不错，我这样告诉她。

“谢谢，你真的不要来一小杯雪利酒吗？”

“等一会儿吧。”

收音机里传来古典音乐，一首木管乐器演奏的，听起来像是维瓦尔第的作品。玛德琳·波洛克穿过房间，调整了音量。我对她有种熟悉的感觉，却想不出是为什么。

“鲁德亚德很快就会到了。”她又说了一遍。

“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鲁德亚德？好多年了。”

我试图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夫妻。他们不像斯蒂夫和伊迪 [1] 、鲍伯和卡罗尔、泰德和爱丽丝 [2] 那样一看就是夫妻，但也不至于离谱到让人无法想象。他比她大很多，当然。她看起来约莫三十出头，不过我实在不太会猜别人的年纪。

我在哪儿见过她吗？

就在我几乎要开口问的时候，她的双手对拍了一下，仿佛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咖啡。”她说。

“你说什么？”

“来杯咖啡，刚煮好的。喝点吧，好吗？”

我刚才拒绝喝酒，因为我想保持清醒。不过这个理由倒正适合让我喝杯咖啡。我告诉她要多少糖和奶精之后，她就去准备了。我舒适地坐在扶手椅里，听着音乐，想着如果我会吹奏巴松笛该有多好。我曾问过巴松笛的价钱，贵得要命。而且我知道巴松笛很难学，再加上我又不会看乐谱，所以我想我不会真的去买一支巴松笛还去上课。不过每当我在协奏曲或室内乐中听到巴松笛的乐音时，就想如果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一支巴松笛而且还会吹奏，该有多好。

在幻想中事情总是容易得多，所有麻烦的部分都可以省略。

“罗登巴尔先生？”

我从她手中接过咖啡。咖啡装在一个厚实的陶质马克杯里，杯子上画着几何图案。我闻了闻咖啡，做出一副觉得它很香的样子。

“希望你喜欢，”她说，“这是路易斯安那混合咖啡，我最近在喝。里面加了菊苣。”

“我喜欢菊苣。”

“哦，我也是。”她说。听起来仿佛共同的嗜好可以让我们一起干点什么大事业似的。木管五重奏结束了——的确是维瓦尔第的作品，播音员是这么说的，接下来要放的是海顿的交响乐。

我啜了一口咖啡。她问咖啡好不好，我告诉她非常好，虽然我并不这么觉得。在糖和奶精的掩饰之下，还是尝得出来咖啡豆放久了的味道。我想菊苣可能是那种我以为自己喜欢，其实恰恰相反的东西之一。

“鲁德亚德说你带了东西给他，罗登巴尔先生。”

“是的。”

“他看来非常急着想要。你当然带来了吧？”

我喝了更多咖啡，觉得其实没那么难喝。海顿的交响乐一波波涌来，在这间斗室里传出阵阵回音。

“罗登巴尔先生。”

“音乐很棒。”我说。

“书带来了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微笑着。我感觉得到那是一个迟钝的傻笑，但我没别的办法。

“罗登巴尔先生？”

“你非常漂亮。”

“书呢，罗登巴尔先生？”

“我在哪里见过你，你看起来很眼熟。”我把咖啡洒在了身上，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堪。我不应该喝那杯罗布·罗伊的，我想，然后玛德琳·波洛克把我手上的杯子拿走，轻轻地放在茶几的玻璃桌面上。

“我总是撞到这类东西，”我承认，“玻璃桌，总是看不到。直接撞上它们。你的头发是橘色的。”

“闭上你的眼睛，罗登巴尔先生。”

我的眼睛沉重地闭上。我努力撑开一点点打量着她。她有一头乱糟糟的橘色鬈发，但当我定睛看时，橘发又消失了，她的头发又变成了深色短发。我眨了眨眼，想要再把它变成橘色的，但还是没变。

“那咖啡，”我说，心里顿时明白了，“咖啡里掺了东西。”

“坐好，放松，罗登巴尔先生。”

“你下药。”我双手握紧椅子的扶手，试图要站起来。可我甚至连背都挺不起来。我的手臂软弱无力，而我的腿则仿佛消失不见了一样。

“橘色头发。”我说。

“闭上眼睛，罗登巴尔先生。”

“得站起来——”

“坐着休息一下。你非常疲倦。”

天哪，她说的是事实。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力地摇头，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但那是个错误——这个动作使我的后脑勺就像点了一串鞭炮似的。海顿的音乐时而低回时而高昂。眼睛又闭上了，我费力地睁开它们，看到她倾身向我，告诉我我是多么的困。

我让我的眼睛睁着。即使如此，我的视线也已经从边缘开始变暗了。然后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黑色，最后这些黑块聚拢在一起，直到变成一整片黑暗。我只好放弃挣扎，顺其自然，沉沉地陷入椅子里面。

我梦到了土耳其大地震，房子在我四周倒下，圆圆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我拼命想从梦里醒来，就像在水底的泳者挣扎着要浮出水面。土耳其地震是收音机里整点新闻的部分内容。还有比利时国会大选社民党颇有斩获；好莱坞演员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致死；总统可能会否决这个或那个。

一声听起来就在耳边的电铃声打破了单调的新闻报道。我试图睁开眼睛。我头痛欲裂，嘴巴里的味道就像睡着的时候含了个塞住维生素药瓶的海绵一样。铃声又响了一下，我心想，为什么没有人应门呢？

我再度睁开眼睛。显然，我在不知不觉间又睡着了。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这回正请我订一本野外旅游杂志。我不想订，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气拒绝。门铃还在响着。真希望玛德琳·波洛克可以从维多利亚式双人沙发里站起来，去开个门或者叫他们别再按铃了。

收音机又开始播音乐了。有小提琴，让人很舒服。我再度睁开眼睛。门铃声停了，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还坐在扶手椅里，左手放在我大腿上，像只死掉的小动物。我的右手垂挂在椅子的一侧，手里拿着样东西。

我再度睁开眼睛，摇了一下头。里面好像松脱了一样咔啦咔啦地响。有人在敲门。我希望那个叫波洛克的女人去应一下门，但我看她好像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敲门声越来越重了，我再睁开眼睛，这次我试图伸展四肢，希望碰到什么东西好让我抓回一点真正的意识。我猛吸一口气，迅速地眨眨眼，终于想起来我在哪儿，还有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抬起我的左手伸向腰后。《拯救巴克罗堡》不翼而飞。

显然是这样。

“里面的人开门！”

咚、咚、咚，我觉得自己好像《麦克白》里喝醉的挑夫。我叫他们等一下，伸手去检查裤子口袋里那个锡克人给的五百美元还在不在，但我的左手伸不到我右后方的口袋。我为什么要用左手呢？哦，当然。因为我右手拿着个沉甸甸的东西。

“警察！快开门！”

门被擂得更剧烈了。我举起我的右手，那是一把枪。我愚蠢地瞪着它，然后举到眼前去闻枪口。我闻到那特殊的枪油、火药粉和焦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是一件刚发射过的武器。

我再看了一眼那双人沙发，希望它是空的，希望我之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但是玛德琳·波洛克还在那里，她动也不动，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可能动，就算我要扶她一把也没有可能。

她的前额正中被射了一枪，就在这可怕的小姑娘蓄着一个小发卷的地方，我很清楚是哪把枪干了这件事。

[1] 美国流行歌曲双人演唱组合。

[2] 美国电影《两对鸳鸯床》中的角色。

8

我迅速起身——太迅速了——血液冲向双脚，或者冲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冲向的地方，让我几乎又跌坐回去。但我努力维持平衡，想让脑子清楚一点。

收音机仍在响着。我想去把它关掉，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警察还在不断地敲门，并且每两秒钟就撞一下。门随时会被他们撞开，冲进来一堆警察。

我可不想到那个时候还站在这里。

我手上还拿着那把该死的枪。我扔了它，又捡起来，擦掉上面的指纹又再扔掉。我经过收音机，穿过一条短短的走道，两旁分别是浴室、衣橱以及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走廊的尽头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四个角有柱子的床，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产的荷兰式装毯子的五斗柜。距离床较远的那面墙壁上有一扇窗户，外面就是防火梯，我把它打开。

新鲜的空气，凛冽而新鲜的空气。在我的两片肺酣然畅饮之后，感觉脑袋里的蜘蛛网也散去了一些。我爬出窗子，攀到防火梯上，接着把身后的窗子关好。就在窗子关上的那一刻，我隐约听到警察撞开了公寓的门。

现在怎么办？

我往下看，一阵晕眩袭来。我想到那些药瓶上面的标签，警告人们服用后别开车或操作机器什么的。如果觉得头晕，就离摇摇晃晃的防火梯远一点。

我又看了一眼。在我的下面，这道防火梯最终通向一块三面有墙的空地。我可以进到地下室，但我想楼下一定也有警察守着，很有可能是个不想爬两层楼上来的胖子。

于是我开始往上爬，经过四楼，上到屋顶。有人在这里搭了间红木暖房，里面种了许多不同的树和灌木。这里真是非常雅致，但是却有一个问题——我无路可逃。相邻的建筑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幢高一百多英尺，而且如果要从这幢公寓的楼梯下去的话，那扇厚重的安全门又非得有钥匙才能打得开。

如果我带着家伙这根本不成问题，但谁料得到我会需要它们呢？

我又爬下防火梯。到四楼的时候我停了下来，如果我不想冒险去和守在一楼的人硬碰硬，至少还可以闯入地下室，躲在锅炉房里面先避避风头。但真的要那么做吗？真的要急急忙忙地穿过波洛克公寓的窗口，路过很可能早就在那里守候的警察吗？

我花了一点时间察看了一下四楼的这两间公寓。右边的这间——4-D，我想，就在波洛克家的正上方——窗帘是拉着的。我把耳朵贴在玻璃窗上，听到电视机里传来的《欢乐家庭》的声音。至于左边的4-C，窗帘拉下了不过几码，但我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声音，从窗边也看不见任何亮光。

窗子当然是锁着的。

如果我有划玻璃的刀，就可以在玻璃面上适当的地方划一个圆，然后把手伸进去打开窗子的锁。如果我有胶带，我可以打破任何一块我想打破的玻璃，而弄出的声音可以不比折断干燥的小树枝大多少。如果我有……

如果愿望都能实现，贼早就发财了。我闭起眼睛踢向一块玻璃，直到玻璃碎裂的声音停止。我把耳朵凑向我踢开的地方听了一会儿，然后把锁打开，把窗子抬起来，把脚跨进去。

几分钟后，我用比刚才传统得多的方式离开这间公寓。我打开门，脚步轻快地下了一层阶梯。在三楼时我碰到了几个穿制服的巡警。3-D的房门现在是开着的，警察在里面忙活，不过站在走廊里的两个人却没什么事做。

我问其中一个发生了什么事，他撇了撇嘴说，不过是例行公事。我点点头，表示安心，然后下了另外两层楼梯，走了出去。

我想回家。无论家是不是最温暖的地方，都是小偷存放工具的地方。而一名小偷，就像一名工人一样，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在身边，我感觉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我不知道警察查到我身上了没有，他们不会花太长时间的，这一点我很肯定，不过我相信在他们开始找之前，我还是可以自由进出我的公寓。我的工具在那里，我的现金也在那里，而且我要逃离这个陷阱，我要带好装备，面对未来即将展开的一切。

因为在我看来，未来的一切似乎不太妙。玛德琳·波洛克头上七孔多了一孔，而在那间公寓里，毫无疑问到处都有我的指纹——我喝过的杯子上有，玻璃桌面上有，还有天知道什么鬼地方有。那位把枪塞进我手里的犯罪天才一定非常清楚这一点。

警察一定会问我一大堆问题，却一点也不想听我的解释。而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很多难解的疑问。

谁是玛德琳·波洛克？她在这件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为什么要对我下迷药？杀她的凶手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杀她？

鲁德亚德·威尔金呢？

还有，锡克人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后一个问题和前面那些一样难以回答，不过它让我明白，我不能回家。现在那个锡克人还有那个派他来的人一定知道他们被耍了，因此我必须避开任何他们认为可以找到我的地方。店里不能去，当然，也不能回家，因为任何人只要翻一下曼哈顿的电话簿，就可以查到我的住址。

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去市中心的第二大道。司机是一名年轻的西班牙裔人士，有着一双相当警觉的眼睛。在他问我要去哪儿的时候，那双眼睛仿佛要把我登记下来似的。

“格林尼治村。”我说。

“哪一片？”

“谢里丹广场。”

他很快地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出发了。

卡洛琳·凯瑟的公寓在阿伯巷，格林尼治村到处都是这种龙蛇杂混的巷子，只有下车的地方对了，我才有办法找得到她家。谢里丹广场是错误的下车地点，所以我必须往北走到格林尼治大道，然后往西，再往南，才会看到那条巷子。我不记得她住的公寓是哪一幢了，于是我连续走到好几幢房子的门厅前查看，直到看见标示着她名字的邮箱。我按响了她的门铃。

没有人。我应该先打电话的，不过我没带着她的号码，而她又没把电话登记在电话簿上。想要从查号台查到没登记的号码简直比让骆驼穿针眼还难，即使问登了记的电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按了几个楼上住户的电铃，直到有人开门让我进去。卡洛琳住在一楼，我看了一眼她门上的锁，转了一下，便离开了。

我去哈得孙的几家五金店看了一下，全都关门了。锁匠倒是有，可难道我要让他把小偷作案工具卖给我？我根本就没向他开口，然后在一家药房买了一些胶带、曲别针和发夹，以及一些修指甲的工具。在烟草店我还买了一组抽烟斗的人用的工具，里面有许多种用来塞烟丝、清烟管的小玩意儿，让你不至于亏待了你的烟斗。它们看起来是用相当高级的钢做的。

我再回到卡洛琳的公寓，再一次打扰她楼上的住户，直到有人再开门放我进去。我走到她的门前忙碌起来。

如果是用我的那串开锁工具的话，这整个过程要不了五分钟。但是用这些从药房弄来的替代品，得花上十分钟，在此期间有两个人进来，有一个人离开。如果他们之中有任何人看到我的话，一定是太讲礼貌了，不愿意弄得众人皆知。我从容地完成工作，进入她的屋子。

挺舒适的。非常有格林尼治气质，真的。这是一个大约十五英尺见方的房间，后面连着一间小型厕所，小得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膝盖都会顶到门。浴缸是一件有四个爪的古董，放在厨房里，和水槽、炉子、冰箱在一起。卡洛琳将一块三夹板切成和它一般大小，盖在上面，这样她就可以在那儿切菜。墙壁漆成深蓝色，窗棂和暴露于墙外的水管则漆成亮黄色。

我上了厕所，点火去煮剩在炉子上的咖啡——用的是火柴，点火器不管用了，然后让一只猫检查我的身份。它是一只缅甸猫，没什么东西可以吓住它。它的同伴是一只眼神机警的俄国蓝猫，这时正躺在双人床上，跟一条百衲棉被纠缠着。我搔着缅甸猫的耳后，它发出那种猫特有的怪叫声，还用头去摩蹭我的脚踝。我想我已通过检查了。

咖啡好了。我倒了一杯，尝了尝，突然想到了玛德琳·波洛克给我的那杯下了药的咖啡。我把它倒掉，又烧了些水沏茶，水槽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加州白兰地，我强迫自己只倒了一小口在茶里。

我到波洛克家赴约的时候是六点半，我从那里逃出来的时候正在播七点新闻。然而直到我坐在卡洛琳的藤椅上，把脚跷起来，第二杯掺了白兰地的茶喝了一半，那只俄国蓝猫卧在我大腿上无聊地开始打呼噜，我才再次看了表。时间是九点十八分。

我把猫移动一下，以便去将卡洛琳的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再靠进椅子里。猫也站起来，在我腿上重新占领它的地盘，然后和我一起听着土耳其大地震和总统行使否决权的新闻。还有个愤懑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华盛顿岗绑架了几个人质，而那个身在现场的记者有点不知所云，让我越发搞不清楚状况。我耐心地抚摸着俄国蓝猫，而它的缅甸同伴则坐在书橱顶上哀怨地叫着。

快十一点的时候，我终于听到卡洛琳的钥匙插进锁孔里的声音。那时收音机已经被我转到了一个爵士乐频道，两只猫都在我腿上。她把锁转开的时候我待在原位不动，她开门后我说：“是我，卡洛琳，别紧张。”

“我干吗要紧张？”她走进来，关上门，锁上，“待了很久吗？我刚才在公爵夫人酒吧，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让男人进去。”她脱掉外套，把它挂在门把上，走向咖啡壶，然后蓦地转身瞪着我。“嘿，”她说，“我们是不是有约而我却忘了？”

“不是。”

“兰蒂让你进来的？我以为她去巴斯海滩探望她那个讨厌的姑妈了。她在这儿干吗？然后她是去了布鲁克林还是哪里？”

“我没见到兰蒂。”

“那你怎么进来的，伯尼？”

“可以说是我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进来的。”

“是啊，但你从哪儿拿到的钥匙？”她对我皱着眉头，然后脸上突然一亮，“哦，”她说，“我知道了。其他人需要钥匙，但你就像鬼马小精灵一样，穿墙而过。”

“也不是。”

猫离开了我的大腿，热情地蹭着她的脚踝，渴望获得食物。她没有理睬。

她说：“伯尼？”

“收音机。”

“呃？”

“它会回答一部分的问题。”

她听了一会儿，充满疑问地抬起头，“听来像蒙克 [1] ，”她说，“不过我不确定，这不像蒙克的曲风那么多变，而且他很多地方是用左手弹的。”

“这是吉米·罗尔斯，不过我不是这个意思。等音乐放完，卡洛琳。”

乐曲放完后，我们听了一段粗制滥造的广告，是关于乘船去巴哈马进行爵士之旅的，而我还得向她解释我指的也不是那个。然后播放的是十一点新闻，也该是时候了。土耳其地震、微不足道的阿尔巴尼亚人、总统可能会行使否决权，然后终于到了这一条特别的新闻：一名有窃盗前科，名叫伯纳德·罗登巴尔的男子，涉嫌与玛德琳·波洛克谋杀案有关。玛德琳·波洛克在她位于东六十六街的公寓中被枪杀身亡。

播音员接着播报其他新闻。卡洛琳在他的下一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把收音机给关了，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到厨房那儿去喂她的猫。“今天吃鸡肉和鸡肝，”她告诉它们，“你们向来最爱吃的，小家伙。”

她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手放在臀上，看着那两个小淘气吃东西。然后她走过来，坐在床沿。

“我早该知道那是吉米·罗尔斯的，”她说，“我以前常去布莱德利俱乐部听他弹琴。最近没去是因为兰蒂讨厌爵士乐，不过如果我们分手——我想我们快了，妈的——我会常去爵士俱乐部的。这么说，有坏事发生了，对吗？”

“是的。”

“玛德琳·朵拉克？奇怪的名字。”

“波洛克。”

“还是很奇怪。她是谁，伯尼？”

“你问住我了，我们今天下午才第一次见面。”

“你杀了她？”

“没有。”

她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用胳膊肘顶着膝盖，双手像杯子一样撑着她的下巴。“准备好了，”她宣布，“你说，我听。”

“好，”我说，“说来话长。”

[1] 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国爵士钢琴家和作曲家。

9

这真的是说来话长，她耐心地听完了整个故事，只有去拿白兰地瓶子的时候离开过床边一次。我说完之后，她开了一瓶新的白兰地，为我们俩都倒了一大杯。我已经放弃用茶去稀释酒了，而她根本就没这么做过。

“来，敬犯罪一杯，”她说，高举着她的杯子，“难怪我上次那么说的时候你差点洒了你的苏打水。你当时正准备去干一场呢。那就是你不喝酒的原因，嗯？”

“我工作时绝不喝酒。”

“喝酒时绝不工作，我跟你一样。我可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呢，伯尼。我真的相信你以前是个小偷，不过现在你不是洗手不干，改卖书了吗？你告诉警察的那些话——”

“那些话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真的。书店也许赚不到钱，也许赚得到。不过我不太会算账。我买书卖书，也许能赚一些，甚至可以支付租金、电费和电话费等费用。如果我再努力一点，也许我真的能赚那么多。如果我兢兢业业，如果我把平装书上架而不是堆在一起廉价批发，如果我每天仔细阅读那些求购旧书的广告并到处寄发价目表。”

“而你却决定出去闯空门。”

“只是偶尔。”

“特殊情况。”

“是的。”

“让收支平衡。”

“嗯。”

她皱着眉头思考，然后挠了挠头，喝了一小口白兰地。“我想，”她说，“你来这儿是因为对你来说这里比较安全，是吗？”

“是的。”

“嗯，酷。我们是朋友，对不对？我知道这表示我在窝藏逃犯，不过我不在乎。朋友不就是要互相帮助嘛？”

“你是万里挑一的朋友，卡洛琳。”

“完全正确。听着，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不过我的确有些问题要问，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就算了。”

“你问什么都可以。”

“南达科他州的首府是哪里？不，认真点，朋友。你为什么要拖到亚克莱特回家？为什么不像兔子一样快去快回？我一直以为小偷都是尽量避免碰到人的。”

我点点头：“那是威尔金的主意。他希望不要让亚克莱特发现书被偷了。如果我不偷其他东西，不弄乱房间，如果亚克莱特睡前打桌球的时候书还在那儿的话，那么在他发现书被偷之前至少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威尔金当然知道他是嫌疑最大的人，因为他是那么的想得到这本书，而且他正好与亚克莱特较上劲了，即使有不在场证明也没什么用，因为亚克莱特知道他会派别人去偷。”

“他正是这么做的。”

“他正是这么做的，”我同意，“不过亚克莱特发现书被偷的时间越晚，他就越难查出书是怎么丢的，是什么时候丢的。而威尔金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把它藏到一个再也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

“那就是为什么你只拿书而没碰其他东西。”

“是的。”

“好吧，这部分弄清了。但威尔金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你认为是他杀了她吗？”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不是？他安排这场会面，他让她对你下药，然后在你昏迷的时候杀了她。”

“为什么？”

“陷害你啊。把你从这件事中排除出去。”

“那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我不知道。”她苦恼地啃着食指的关节，“这个亲爱的波洛克不可能凭空冒出来。威尔金叫你去她那儿，她在你的咖啡里下药，她一定也要这本书，因为她在你昏昏睡去之前就问你要了。你昏迷后她就搜你的身，然后把书拿走。”

“或者是杀她的人干的。”

“你没听到枪声？”

“完全没有。也许他用了消音器，但如果他用了消音器的话，那就说明他是有计划的。而他也拿走了书和锡克人给我的五百美元。”我耸耸肩，“我一直觉得再版的《三个士兵》卖五百块是太贵了点，钱怎么来的就怎么去吧。”

“话是这么说。也许是锡克人杀了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也许他们是一伙的，最后他却出卖了她。”她优雅地耸耸肩，“我不知道，伯尼，我只是随便想想。不过她一定和威尔金有牵连，你不认为吗？”

“我也这么想。确实是他将我引到她的公寓，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为什么他不干脆买下这本书呢？”

“也许他负担不起。不过你是对的，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的方式。他已经先付过你订金了，对不对？他还欠你多少？”

我什么都没说。

“伯尼？”

我叹了口气。“就在昨天，”我说，“我还告诉一个顺手牵羊的人，说他太笨了不够资格当贼。原来他并不是唯一的笨贼。”

“你没有——”

“我没有拿一分钱订金。”

“哦。”

我耸耸肩，叹口气，喝了点酒。“他是马缰俱乐部的会员，”我说，“有一点英国腔，穿着非常讲究。”

“所以呢？”

“所以我被他的外表蒙蔽了，就是这样。他以高超的手腕完全回避了订金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可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捞，天哪，卡洛琳，我甚至还先投资了汽油钱和过桥费。我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笨蛋。”

“威尔金骗了你。他设了一个局，让她解决你，然后他杀了她，让你当替罪羊。”

我考虑着这种可能性。“不是这样。”我说。

“不是这样？”

“我认为不是这样。干吗要利用她呢？他自己对付我跟让她对付我一样轻而易举。还有，我跟他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他安排我在她的公寓会面，当时他说话有点词不达意，我还以为他喝了酒。”

“所以呢？”

“所以我敢打赌他们也给他下了药。”

“就像他们迷晕你一样？”

“也不一定。是不同的药，不然那可怜的王八蛋是没办法说话的。我不知道她给我吃的是什么，肯定是药效很强的玩意儿。它让我产生幻觉。”

“像迷幻药？”

“我没吃过迷幻药。”

“我也没吃过。”

“而且这种幻觉也不是那种墙上会出现活生生的动物之类的。而是在我昏迷之前意识整个被扭曲了。比如，我听到的音乐声忽大忽小，她的脸仿佛融化了似的，但那只是发生在我昏倒的前一刻。”

“你还说她的头发之类的。”

“对，她的头发总变成橘色的。但其实非常短，是深棕色的，不过我的脑海里不断闪过她头发变成橘色的画面。然后我眨眨眼，她的头发又变成了深色的短发。哦，天哪。”

“怎么了，伯尼？”

“我知道在哪儿见过她的了。她确实有橘色的鬈发。肯定是假发。”

“你指深色短发？”

“我指橘色头发。她来过我的店里，而且戴着橘色的假发。很确定那是同一个女人，宽肩、壮硕，有着线条很硬的方下巴——我相当确定那是她。她一定来过店里三四次。”

“和鲁德亚德·威尔金一起来的？”

“不，他只来过一次。然后我们当天就一起在马缰俱乐部吃午饭了，之后我们又在俱乐部喝过一次酒，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她来过店里——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她的，不过一定是上个星期。然后昨天她买了一本维吉尔的《牧歌集》，文化遗产俱乐部出版的。就是她，绝对没错。”

“她那时在干什么？”

“查探情况，我想。和我带着记事板去林园山庄的目的一样——勘查。怎么样，我可以打开收音机吗？”

“干什么？”

“午夜新闻。”

“已经午夜了吗？当然可以，打开吧。”

我把猫移走，打开收音机。我坐下后猫又跳回我的大腿上继续呼噜呼噜地睡觉。新闻和十一点报的大同小异，只除了阿尔巴尼亚人在未伤及任何人质的情况下缴械投降了。他之所以发狂显然是因为他得知他的情人劈腿了，这使他成为了另一个男人的情人的情人，诸如此类的。玛德琳·波洛克仍然死亡，而警方也仍然在通缉伯纳德·罗登巴尔。

我再把猫移开，关掉收音机，然后又坐回去。卡洛琳问我被警察通缉的感觉如何，我跟她说糟透了。

“他们怎么知道是你的，伯尼？指纹吗？”

“或是皮夹。”

“什么皮夹？”

“我的皮夹呀。那个搜我身的人拿到的——玛德琳·波洛克或是那个凶手。他们拿了书、五百美元和皮夹。也许有人把它藏在了警察一定找得到的地方。”

“警察到的时候你不是应该还昏迷不醒吗？”

“也许皮夹是为了以防万一。也许凶手是无意间拿了皮夹，而其中却有可让我获罪的东西，比如威尔金给我的名片或我自己写的小纸条。”我耸耸肩，“我想现在皮夹可能在任何地方，我想我应该在我的万事达卡被盗刷一大堆飞机票之前先想办法止付，那应该是我首先要做的几件事之一。”

“可以理解。”她又把下巴支在手上，身体前倾，一双蓝眼睛盯着我，“那你最先要做的是什么？”

“呃？”

“首先要做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呢？”

“问住我了。”

“在你思考的时候再喝一杯如何？”

我摇摇头：“我喝得够多了。”

“我早在两三杯之前就喝够了，不过我不想让那种小事阻止我继续喝下去。”她拿起瓶子为自己倒了一杯，“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喝够了，于是就不喝了？”

“当然。”

“真令人佩服，”她说，她啜着白兰地，透过杯缘看着我，“你觉得除了那个姓波洛克的女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在那间公寓里吗？”

“没有吧，不过在她死之前我根本没穿过客厅往前走。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在那里等威尔金来。”

“凶手可能在另一个房间里。”

“确实有可能。”

“或者她的确是一个人，她将你迷昏后拿走了书、钱和皮夹，然后她正要出门的时候走进来了一个拿枪的人。”

“没错。”

“谁？锡克人？威尔金？”

“我不知道，卡洛琳。”

“她为什么戴假发？我是说，她又不是你认识的什么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伪装自己呢？”

“又问住我了。”

“锡克人呢？他是不是也是假扮的？也许锡克人就是鲁德亚德·威尔金。”

“他有胡须还包着头巾。”

“胡子可能是假的啊，头巾可以戴上也可以拿下啊。”

“锡克人比较高大，至少六英尺四，也许更高。”

“你没听过增高鞋吗？”

“威尔金不是锡克人，”我说，“相信我。”

“我一直都相信你。不过说另一个问题，你怎么洗清你的冤屈？去报警吗？”

“那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事。他们会以一级谋杀罪逮捕我。我可以抗辩以获得较轻的罪，或者赌我的律师有办法搅乱陪审团，不过代价是我的未来二三十年都可以免费吃公家的、住公家的。我可不想那样。”

“我明白，天哪，你难道不能——”

“我难道不能怎样？”

“告诉他们你刚刚告诉我的事情？别管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好吗？都是白兰地的作用。他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除了一个剃狗毛的女同性恋之外，没人会相信你的故事。伯尼，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的，但那他妈的是什么？”

“找到真凶。”

“哦，当然，”她说着用手拍了下前额，“我为什么没想到？只要找到真凶，解开这个谜，把偷走的书拿回来，不就都解决了？就像电视上演的，对吗？在最后一段广告前，一切事情都会解决。”

“还有下集预告，”我说，“别忘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后来卡洛琳开始接连地打着呵欠，我也被她感染了。我们于是同意我们俩都该睡一会儿。我们现在一事无成，而我们的头脑已经累得无法正常运转了。

“你留在这里，”她说，“你睡床。”

“别傻了，我睡沙发。”

“你才别傻了，你有六英尺长，这张床也是。我身高五英尺，而沙发刚好五英尺。幸好锡克人没来，否则没适合他睡的地方。”

“我想——”

“行了，沙发非常舒服，我经常睡呢。每当我跟兰蒂爆发中度争吵时，我就窝在那儿睡。”

“什么是中度争吵？”

“就是不至于让她回到自己公寓的那种。”

“我不知道她还有自己的公寓，我以为你们同居在一起。”

“我们是的啊，不过她在莫顿街还有一个落脚处。比这个还小，你能相信吗？谢天谢地她还有个自己的地方，这样我们分手时她就可以立刻搬回去。”

“也许你今晚应该待在那里，卡洛琳。”她正要说什么，但我又接着说下去，“如果你待在她那里，你就可以置身事外。但如果你在这里，那么你就毫无疑问是窝藏逃犯，那——”

“我愿意冒这个险，伯尼。”

“那么——”

“另外，兰蒂也有可能没去巴斯海滩。她也许在家。”

“你难道不能跟她住吗？”

“如果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话就不能。”

“哦。”

“是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你睡床，我睡沙发，行不？”

“行。”

我帮她把沙发铺好。她走进厕所，出来的时候穿了件丹顿博士牌的睡衣，紧皱着眉仿佛警告我不可以笑她。我没有笑。

我在厨房水槽洗了把脸，关了灯，脱得只剩下内衣，然后钻进被子里。有一阵子两个人谁都没开口。

然后她说：“伯尼？”

“嗯？”

“我不知道你对女同性恋者了解多少，不过你也许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双性恋。大部分时候是同性恋但偶尔也会想跟男人上床。”

“呃，我知道。”

“我不是那样的哦。”

“我不认为你是，卡洛琳。”

“我是绝对的同性恋。”

“我也这样认为。”

“我知道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我的经验是许多毋庸置疑的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我明白。”

又是一阵沉默。

“伯尼？她拿走了五百块钱和皮夹，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皮夹里另外还有两百块钱呢，她给我喝的那杯咖啡还真贵啊。”

“你怎么付的出租车钱？”

“呃？”

“去城里的出租车啊。还有你拿什么买药房里的那些用具来开我的锁？你用什么买的？”

“哦。”我说。

“你在鞋子里放钱以防万一吗？”

“嗯，不是，”我说，“那听起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不是这样的，卡洛琳。”

“那么？”

“我跟你说过防火梯的事儿，不是吗？我是如何爬上屋顶结果无路可逃，然后又爬下去进到四楼的一间公寓？”

“你是这么说过。”

“嗯，呃，既然我已经在那儿了，我，呃，就花了几分钟四处看了一下。开了几个抽屉。”

“在四楼的公寓里？”

“是的，一个五斗柜的抽屉里有一些零钱，不过厨房的一个茶罐里倒还另有一些。如果你知道有多少人把钱藏在厨房里，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你拿了钱？”

“当然，我拿了六十多块。不够我退休的，不过搭出租车和买药房里的那些东西是足够了。”

“六十块钱。”

“好像六十五块吧。还有一个手镯。”

“手镯？”

“无法抗拒，”我说，“那儿还有其他珠宝，不过都没引起我的注意，然而这个手镯——嗯，我早上再拿给你看。”

“你早上会给我看。”

“当然，记得提醒我。”

“天哪！”

“怎么了？”

“你真的偷了东西。”

“唔，我是个小偷啊，卡洛琳。”

“我还得花点时间适应呢。你是个小偷，你在别人家里偷东西。那就是小偷干的事，他们偷东西。”

“通常是这样。”

“你把钱拿走是因为你需要它们。你自己的钱不见了而你必须躲开警察，那些钱又正好在那儿，所以你就拿了。”

“是的。”

“而你拿了手镯是因为——你为什么要拿手镯，伯尼？”

“嗯——”

“因为它也刚好在那儿，就像珠穆朗玛峰。但它是手镯不是座山啊，你不是攀登它而是偷它。”

“卡洛琳——”

“没关系，伯尼。你很诚实，我会习惯的。你早上会给我看手镯？”

“如果你现在就想看的话也可以。”

“不，早上看也不晚，伯尼。伯尼？”

“干吗？”

“晚安，伯尼。”

“晚安，卡洛琳。”

10

这是个喋喋不休的晨间节目，所报道的天气和交通信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需要。我得知迪根少校高速公路现在十分拥堵，降水概率是百分之三十。

“天气预报真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对卡洛琳说，“你注意到了吗？他们再也不告诉你天气到底会如何，只告诉你概率。”

“我注意到了。”

“那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出错，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说。如果他们说降雪概率是百分之五，结果雪埋掉了屁股，他们也算预测到了。他们已经把天气预报变成了某种和老天爷玩的赌博游戏了。”

“还有一个松糕，伯尼。”

“谢谢。”我拿起来，涂上奶油，“这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我说，“彩票，非法赌博，大西洋城的赌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百分之三十的降水概率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带三分之一把伞？”

“新闻来了，伯尼。”

我吃掉松糕，边喝咖啡边听新闻。我对天气预报的愤怒并不持久。我感觉很舒服。我睡得很好，完全没被打扰，而且卡洛琳的咖啡既没掺菊苣，也没掺迷药，让我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于是我睁大眼睛坐着，听我自己是如何从防火梯进入六十六街的房子，先光顾了四楼亚瑟·布林夫妇的公寓，在那儿偷了数额不明的钱，一个钻石手镯，一块伯爵手表，几件不同款式的珠宝，还有一件俄罗斯黑貂长大衣。然后我下到3-D，由于被玛德琳·波洛克撞见我在偷东西，因此被我用一支口径点三二的自动手枪射杀。我丢下手枪，带着赃物，在警察抵达前从防火梯逃逸。

播音员开始播另一条新闻的时候，我把收音机关了。卡洛琳的脸上有着好笑的表情。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拿出那个手镯，把它扔到卡洛琳面前的桌上。她把它拿在手中转动，钻石的光在闪耀。

“漂亮，”她说，“值多少钱？”

“我大概可以用它换几百块钱，最近经过设计的钻饰蛮流行的，不过我是因为喜欢它的样子才拿的。”

“嗯，大衣是什么样子？”

“我根本连衣橱都没打开看过。哦，你以为——”我摇头，“国家道德沦丧的又一证据。”我说，“我只拿了现金和手镯，卡洛琳。至于其他东西，我看是布林夫妇想从保险公司那里捞一笔。”

“你是说——”

“我是说他们认为既然这些年来参保了窃盗险并一直付保险费，现在终于被偷了，所以为何不好好利用一下？一件大衣，一块手表，几件珠宝，还有，他们申报的现金损失一定比真正被偷的钱多，即使保险公司压低一点，他们最后还可以至少拿到四五千。”

“天哪，”她说，“全世界都是骗子。”

“也不尽然，”我说，“不过有时看来的确是这样。”

她洗盘子的时候我把床铺好，然后坐下来喝最后一点咖啡，并试图思考该怎么着手。看来有两条线索可以追查，玛德琳·波洛克和鲁德亚德·威尔金。

“如果我们知道他在哪儿，”我说，“也许就可以查到些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她在哪儿了。”

“但我们不知道她是谁，或她本来是谁。真希望我的皮夹没丢，里面有他的名片，地址是在东三十几街，不过我不记得到底是哪条街第几号。”

“这可不好办。”

“也许我还能记得电话号码，我昨天打了好几遍呢。”我拿起电话，拨了前三位数字，希望后面几个号码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了，把话筒放了回去。电话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查号台当然也没有。不过电话簿上有一个麦·波洛克，我无意识地拨了列在它后面的号码，让它响了几下就挂掉了。

“也许我们该从锡克人开始。”卡洛琳建议。

“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也是。”

“报纸上应该有关于她的消息，收音机只能告诉你最简单的东西，但《纽约时报》上一定有更多的信息。比如她在哪儿工作，结婚了没有之类。”

“威尔金是马缰俱乐部的会员。”

“是的。”

“这么说我们两个都有事可做啦，伯尼。我一会儿就回来。”大约十分钟后她带了两份报纸回来。她读《每日新闻》，我读《纽约时报》，然后再交换。

“没什么线索。”我说。

“不过还是有一点。你要负责谁，威尔金还是波洛克？”

“你不需要去帮狗剪脚指甲吗？”

“我负责威尔金，你负责波洛克，伯尼，这样好吗？”

“好。”

“我想我会去他的俱乐部，也许可以查到一点东西。”“也许。”

“你呢？你不会离开这间公寓，是吗？”

我摇摇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电话查到些什么。”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也许我还会祷告。”

“向谁祷告？圣狄司马斯？”

“可以。”

“或是失物的守护神，因为我们要把那本书找回来。”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 [1] 。”

“对。”

“事实上，”我说，“我还想到了圣雷蒙德·诺纳特斯，被栽赃者的守护神。”

她看着我：“这是你编的吧。”

“我是被栽赃的。”

“这不是你编的？”

“不是。”

“真的有——”

“真的有。”

“好吧，管他呢，”她说，“祷告吧。”

她离开公寓后几分钟，电话响了。响了五分钟之后终于停止。我拿起《纽约时报》的时候它又响了十二次。我曾在哪儿看过，说电话铃响十二次的时间大约是一分钟。我告诉你，感觉上可比一分钟长多了。

我继续读《纽约时报》。报道说玛德琳·波洛克四十二岁，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每日新闻》也说了她的年龄，但并没有透露她的职业。我试图想象她拿着一本记事簿，用略带维也纳腔的口音，问我做了些什么梦。她在哪儿有间办公室吗？那张维多利亚双人沙发和传统分析师的躺椅可有很大的差别呢。

也许威尔金是她的病人，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是如何的想得到《拯救巴克罗堡》那本书，于是她将他催眠，叫他打电话给我，后来他醒过来将她杀了，把书拿回去，然后……

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接通了某个跑纽约市新闻的记者。我说我是克里夫兰一家报社的记者，叫亚特·马特洛维奇，我们认为波洛克女士可能以前是克里夫兰的居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资料而没有登在报上的。

他们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没有任何关于亲戚的消息，至于她十四个月前租下六十六街公寓之前住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更无从得知她之前是否住在克里夫兰，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搬去俄亥俄州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打到《每日新闻》的电话也毫无所获。接电话的男人说，他不知道《纽约时报》从哪儿知道波洛克是心理医师的，他怎么有个印象觉得她是某人的情妇，不过他们并没有去深入挖掘这条新闻，因为她不过是被闯空门败露后愤而行凶的惯偷所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他说，“我们登出这条新闻是因为它发生在上东区。你知道，那里是高级住宅区，我不知道该说它相当于克里夫兰的哪里。”

我也不知道，于是放下不提。

“这个罗登巴尔，”《每日新闻》的那家伙继续说道，“他们明后天就会把他抓到，然后这新闻就告一段落了。没有感情纠纷，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他只是个贼。”

“只是个贼。”我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这次他杀了人。这回他们可饶不了他，他的名字以前就在报上出现过，行窃的时候被牵扯到凶杀案里。到目前为止他总是能顺利脱身，不过这次他可逃不了喽。”

“别那么肯定。”我说。

“嗯？”

“我的意思是世事难料，”我马上说，“现在罪犯钻司法漏洞的技巧可是越来越高明了。”

“天哪，”他说，“你的口气好像是在写我们的社论。”

我刚把电话挂上，它又响了起来。我拿起一壶刚煮好的咖啡，电话铃声停了。我走过去，正要再拨一个电话时，它又响了。我等它停止，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警方。这次我是《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菲尔·厄班尼克，在克里夫兰那头一无所获，所以打电话到纽约来碰碰运气。结果一个警察把我推给另一个警察，拿着电话等了很久，就在我几乎认定他们除了玛德琳·波洛克已经死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时候，最后一个和我谈话的警察让我确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毫无疑问，”他说，“是罗登巴尔杀了她。一枪毙命，近距离，正中前额。法医报告说是立刻死亡，其实即使不是医生也可以确定这一点。他在两幢公寓都留下了指纹。”

“他真是太不小心了。”我说。

“越老越马虎，少了那种细致。他以前是那种作案时一定戴着橡皮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纹的人。”

“你认识他？”

“不，可我看过他的档案。你会发现他十分狡猾，还有他总是与暴力保持距离。不过这次他却马虎得不仅留下了指纹，还杀了个女人。你知道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吗？我猜是毒品。”

“他吸毒吗？”

“我猜他肯定是吸得神志不清了。吸毒之后兴奋起来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枪是怎么回事？是他的吗？”

“也许是他在那儿发现的。我们还没去查枪的来源，也许是那个姓波洛克的女人用来防身的。枪没登记，但那能代表什么？也许那是他从楼上偷来的。楼上那对夫妇说不是他们的，不过如果那是没登记的武器，他们自然不会承认。话说回来，你对枪有什么看法？”

“只是随便聊聊。”

“你刚才说明尼阿波利斯？”

“是的，”我镇定地说，“那么，我想这些已经足以让这则新闻充满家乡气息了。我可以说嫌疑人即将被逮捕归案了吗？”

“哦，我们会抓到他的，”他向我保证，“像罗登巴尔这样的坏蛋是习惯的产物，他就那么几招，我们会抓到他的，那是迟早的事。”

她开门的时候我站在门后。她走进来叫着我的名字。

“在你后面。”我小声地说。她把手捂在胸口，仿佛要按住心脏别让它跳出来似的。

“天哪，”她说，“别这样。”

“对不起，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你。”

“还会有谁？”

“也许是兰蒂。”

“兰蒂。”她愤愤地说。那两只猫出现了，在她脚踝边跑来跑去，“兰蒂，我想她连电话都不会打吧，她打来过吗？”

“也许有，电话响过很多次，但我都没接。”

“我知道你没接。我自己打过两次，没人接，但我知道你并没有把电话拿起来。不过我后来又想，也许你得了幽闭恐惧症，出去散步了呢？然后我回家，没看到你，可你却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别再那样做了，嗯？”

“我不会了。”

“今天可忙了，现在几点？快两点了？我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了一些东西……这是什么？”

“我要你帮我打一个电话。”

她接过我给她的一张纸条，看着我说：“你难道不想先听听看我发现了什么？”

“等一下，我要你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在他们下班前登一则广告。”

“什么广告？”

“我刚刚给你的，登在私人广告栏。”

“你的字真够潦草的，应该去当医生，有人告诉过你吗？‘欢迎参加吉卜林社巴克罗堡之旅，意者请致电九八九五四四〇。’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没错。”

“你要把我的电话登在报上？”

“不可以吗？”

“有人看到后会到这里来。”

“怎么来？爬电话线过来吗？电话又没登记。”

“不，这部电话是登了记的。这个地方是向二房东租的，伯尼，所以电话登记的还是内森·阿拉诺的名字。我就是向这家伙租的房子。这就像有了不登记电话的好处却不用付出额外的代价一样，每当我接到要找内森·阿拉诺的电话时，我就知道是有讨厌鬼叫我订什么我不想要的鬼东西了。总之，这部电话是登了记的。”

“所以呢？”

“所以地址就在电话簿上。内森·阿拉诺，阿伯巷六十四号，还有电话号码。”

“所以有人会看到广告，然后查遍整个电话簿上的号码，直到找到这一个，是吗，卡洛琳？”

“哦，从号码查不到地址？”

“查不到。”

“哦，我希望没有人真的去查整本电话簿的号码，因为阿拉诺 [2] 可是在最前面。”

“也许他们会从后面开始。”

“希望如此。这广告——”

“好像很多人都很想弄到这本书，”我解释道，“各路人马，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手上没有这本书，所以如果我给他们一个印象，表示书在我手上，也许某个人或某些人就会跟我联络，而我也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有道理。那你为何不自己去登这则广告？怕《纽约时报》分类广告部的人认出你的声音？”

“不是。”

“那么他们会说：‘啊哈，是伯纳德·罗登巴尔，那个小偷，让我们通过电话线把他抓起来。’天哪，伯尼，你认为我对电话号码太过偏执，而你自己却不敢打电话？”

“他们会打过来。”我说。

“嗯？”

“如果你刊登的是一则有电话号码的广告，为了证实不是有人在开玩笑，他们会打一个电话过来。刚才电话一直响，而我却没有接，我想到《纽约时报》一定会打电话来确认，但我怎么知道电话是不是他们打的？偏执，或许吧，但看起来等你回来打这个电话似乎要简单得多，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你会帮我登这则广告的，是不是？”

“当然。”她说，电话铃响了，她伸手去接电话。

“喂？”然后她接着说，“听着，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你在哪儿，我过一会儿打给你。”停顿。“有人在？不，当然不是。”停顿。“我那时在店里。哦，好，我整天进进出出。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停顿。“妈的，我不能再聊了——”她把话筒从耳旁移开，恳求似的看着我，“她挂断了。”她说。

“兰蒂？”

“还会有谁？她以为我旁边有人。”

“是有啊。”

“是啊，不过她以为你是个女人。”

“一定是我的声音太尖了。”

“嗯？你什么都没说啊。哦，我知道了，你在开玩笑。”

“本来就是个玩笑。”

“是啊。”她看着话筒，摇摇头，挂上了它。“她早上一直打电话过来，”她说，“还打到店里，我不在，很显然的，现在她以为——”她嘴角的弧线慢慢上扬，最后终于灿烂地展了开来。“怎么样，那女人吃醋喽。”

“那样好吗？”

“太完美了。”电话又响了，是兰蒂。我尽量不去注意她们的对话。卡洛琳的最后一句话是：“哦，你有权知道谁在我这里？很好，让我告诉你谁在我这里。我那住在巴斯海滩的姑妈来了。你以为你是全曼哈顿唯一有住在巴斯海滩的神秘姑妈的女人吗？”

她挂断电话，容光焕发。“给我那个广告，”她说，“快，在她再打来之前。你不会相信她吃醋吃得多厉害。”

她登了广告，回了对方打来查证的电话。然后她开始准备午餐，先把面包、乳酪摆在桌子上，再打开几瓶果酱，这时电话又响了。“兰蒂，”她说，“我不接。”

“很好。”

“你整个早上就在听这个，嗯？电话铃就那样响着？”

“也许有十次八次吧。就那么多。”

“关于玛德琳·波洛克有什么发现？”

我告诉她我打的那几个电话。

“没什么嘛。”她说。

“几乎是一无所获。”

“我知道了一点有关你朋友威尔金的事，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他不是马缰俱乐部的会员。”

“行了，我在那儿和他吃的饭。”

“是吗？纽约的马缰俱乐部和伦敦一个叫庞德克斯特氏的俱乐部有合作关系，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也没听过。马缰俱乐部的人提到那个名字就像日常用语般的熟悉。他们和伦敦的三个俱乐部有互通会员的制度，他告诉我。白氏、庞德克斯特氏，还有海豚。三个我都没听过。”

“我想我听过白氏。”

“无论如何，那是威尔金得以享有会员权利的原因。不过我以为他是美国人。”

“我想他是。他有点英国腔，但我觉得那是故意装出来的，也许是在补习班里学来的。”我回想起我们的对话。“不，”我说，“他肯定是美国人。他曾提过飞去伦敦参加拍卖会，提到英国人的时候还说他们是‘湖对岸的表兄弟’。”

“真的？”

“真的。他应该是美国人，但却属于一个伦敦的俱乐部，并且用伦敦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来享用马缰俱乐部里的权利。我想那是可能的。”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

“那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他是个冒牌货。”

“他是个骗得我晕头转向的冒牌货，对，就是这么个人。天哪，我越想就越觉得他是个冒牌货。我竟然被他骗得去偷书，连一分钱订金都没收。突然之间他所说的一切在我眼前土崩瓦解。去他的哈格德和吉卜林，还有那些他引用的诗句。”

“你觉得那全是他编造出来的吗？”

“不，不过——”

“别烦我，尤比。你根本就不喜欢贾尔斯伯格。”尤比是尤比奎图斯（Ubiquitous）的简称，意思是无所不在，这是那只俄国蓝猫的名字。贾尔斯伯格是我们正在咀嚼的奶酪的名字。（不是那只缅甸猫，如果你有疑问的话。缅甸猫的名字叫阿齐。）

她对我说：“也许那本书根本就不存在，伯尼。”

“我亲手拿过，卡洛琳。”

“哦，是的。”

“之前我也这样想过，盘算过各种可能性。譬如说那不是一本真的书，而是内页被挖空，里面放了海洛因什么的。”

“是啊，那也是不错的想法。”

“可那是个愚蠢的想法，因为我确确实实翻过那本书，还读过里面的片段，那确实是一本货真价实的旧版书，我甚至还想过这会不会是赝品。”

“赝品？”

“当然，如果吉卜林毁掉了《拯救巴克罗堡》的最后一本，如果根本没有所谓的莱德·哈格德留下来的那一本，或者的确是有这么一本，但已经永远消失了。”她鼓励般地不断点头，“那么，”我继续，“如果有人坐下来伪造文字。那将是个浩大的工程，写那么长的叙事诗，但吉卜林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模仿的作家。有些诗人的确可以在写问候卡的工作之余，写出那样的作品。”

“那又如何？”

“如果你拿原始手稿去卖很容易让人起疑，但如果是印刷的——”我摇摇头，“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可以用印刷的方式弄出一本书来，你也可以把它装订好然后用各种方法把它弄得很旧，你也可以伪造给莱德·哈格德的题字，以掩人耳目。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听起来很复杂。”

“是的，太复杂而且太昂贵了。就像那些三流电影里的坏蛋，为了偷十万块的东西，所做的精细准备工作和购置设备就花了一百万。任何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制造出一本书，并且只卖一万五千美元的坏蛋，一定是疯了。”

“也许它比那个价码更值钱。一万五千只是你和威尔金谈的价格。”

“那倒是。一万五千这个数字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到目前为止我连闻都没闻到，不是吗？”我叹了口气。充满了渴望的味道吧，我想。“不，”我说，“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不是旧书。我每天都要看几千本旧书，旧书和新书是不一样的，妈的。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书纸就是不一样。当然，他们可以用旧书的纸，但还是没必要这么麻烦。那是本真正的书，卡洛琳，我可以确定。”

“说到你每天都看的旧书。”

“怎么了？”

“有人在监视你的店。刚才我到店里去了一下，我必须给一只狗做清洗，因为联络不上它的主人取消接狗的时间。我看到有人坐在你的店对街的一辆车里，我第二次经过那儿的时候他还在。”

“你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

“没有，我也没记下车牌号码，我应该那么做的，不是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是警察，”我说，“在监视。”

“哦。”

“也许我的公寓也被监视了。”

“哦，他们都是那样做的吗？”

“电视上是那么演的。稍早之前跟我谈话的警察说，如果我回到我的老巢，他们就会抓住我。我想告诉他我没有什么老巢，但我想他指的是我的店和公寓。”

“或是这里。”

“嗯？”

“我们是朋友，你常到这里来，如果他们和足够多的人谈过，他们就会找到这里来，是不是？”

“希望不会。”我说，这时电话响了。我们两个互看了一会儿，一点儿也不快乐，两人一语不发，直到电话铃声停止。

[1] 圣安东尼（Anthony of Padua，1195—1231），圣安东尼是出生于葡萄牙的圣人，以助人寻找失物而著名。很多天主教徒如果遇到失窃，都会向他救助。

[2] 阿拉诺的英文是Aranow，按字母顺序应该在号码簿的前面。

11

六点十五分，我坐在位于七十街和西端大道拐角处一家叫作“赤焰”酒馆的吧台上。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和一个梅子牛角面包，而我对它们都没什么兴趣。另外还有两个客人，一对十几岁的情侣坐在后面的包厢里，他们只对彼此有兴趣。柜台后面的侍者对什么事都没兴趣；他站在咖啡壶旁边嚼着薄荷味道的牙线棒，凝视着对面的墙，那儿有一幅浮雕，画面上是一群有着橄榄色皮肤的年轻人在希腊山坡上追逐着羊群。他不时地摇摇头，显然怀疑自己在这里干什么。

我一直看着窗外，心里也有相同的问题。从我坐的地方往上城方向看去，大约一个街口远的地方就是我家。稍早前我在人行道上已经近距离看过一遍了，但还没有近到足以让我看清楚附近有没有警察在监视。理论上应该没什么关系，不过理论上大黄蜂应该不会飞，所以你对理论还能有什么信心呢？

那对情侣中的一个咯咯地笑了起来。侍者打了个呵欠，抓抓痒。我朝窗外看了第四十一次，看到卡洛琳在半条街外，在西端大道上朝南走来，一手提着我的小手提箱。我把钱放在柜台上，走出去和她碰头。

她神采飞扬。“小事一桩，”她说，“没什么嘛，伯尼，干小偷很简单呢。”

“你有我的钥匙，卡洛琳。”

“它们的确有帮助，毫无疑问。不过，我还是得把对的钥匙插进锁孔啊。”

“你轻而易举地就进到屋里了？”

她摇摇头：“赫施太太实在太完美了。门卫透过对讲机跟她讲话，她让我上去，然后在电梯里和我碰面。”

我稍早的时候打电话给赫施太太安排了这一切。她是一名寡妇，就住在我的对门，她看来像是那种可以将朋友和邻居情谊看得比偷窃这个缺点更为重要的人。

“她不需要见你。”我说。

“她想确定我找对了门。不过我认为她其实是想要看清楚我长什么样子。她有点担心你，伯尼。”

“妈的，我也有点担心我自己。”

“她认为你已经改邪归正了，有个书店什么的。昨晚当她在新闻里听到了波洛克谋杀案之后便开始担心。不过她认为你没有杀任何人。”

“她真好。”

“我想她喜欢我。她请我进去喝咖啡，不过我告诉她现在不是时候。”

“她煮的咖啡很棒。”

“她也是这么说的，还说你非常喜欢她煮的咖啡，说你需要的就是一个全天候为你煮咖啡的人。我感觉她好像认为住在西区却在东区偷东西是罗宾汉似的侠盗行为，但年轻人到了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还是应该要考虑结婚安定下来。”

“你们俩处得还真好。”

“唔，我们只聊了几分钟，然后我就闯进你的公寓了。”她提了提箱子，“我想我什么都拿了。闯空门的工具，小型手电筒，所有你提到的东西。还有衬衫、袜子和内衣。装衬衫的抽屉里还有一些现金。”

“有现金？我想是有一些。我总会在那儿放几块钱。”

“三十八块。”

“那就是吧。”

“我拿了。”

“哦，”我说，“嗯，我认为拿不拿没什么差别，不过拿了倒也不错。”

她耸耸肩。“你说你总是会把现金拿走，”她说，“所以我就拿了。”

“那是条不错的原则。你知道吗？我们绝对不要搭出租车。”

“下雨的时候绝不要。我们可以搭地铁吗？不，不能招摇过市。有没有公交车可以到七十九街？”

“当你因谋杀罪被通缉时，搭公交车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实在太公开了。”

“我想我们迟早得搭出租车。”

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挽着她的手臂，“管他呢，”我说，“我们开车。”

那辆庞帝克还在我当初停放的地方。有时拖吊部门的效率不会那么高，这回这辆庞帝克的车主就是他们怠惰的受益者。我把靠人行道那边的门弄开，让卡洛琳进去，她坐进去帮我开另一边的门时，我顺手把压在雨刷下面的罚单拿了下来。

“瞧，”有一个人说，“你被开罚单了吧，我不是告诉过你会被开罚单的吗？”

我一开始没认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看到了他手上绳子尾端的拳师狗。

“早晚会的，”他告诉我，“他们要是把车拖走，你怎么办？”

“再弄一辆车。”我说。

他摇摇头，不耐烦地扯着拘绳。“行了，麦克斯，”他说，“有些人就是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我坐进车里，直接用电线发动引擎。卡洛琳看着整个过程惊讶不已。直到我驶离路边之后她才开口问我，那个人是谁，想干什么。

“他想帮助我，”我说，“不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不过那只狗还好，它的名字叫麦克斯，我是说狗的名字。”

“它看来还好啊，”她说，“不过它应该会很难洗。”

我把庞帝克留在一个汽车站附近，然后准备离开。卡洛琳说车可能会被拖走，我说就算被拖走也没关系。我从手提箱里拿出了工具和零件，然后把箱子和箱子里的衣服留在那辆庞帝克的后座。

“如果他们拖了那辆车，”她说，“如果他们从洗衣店的标签得知衣服是谁的，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你在这里，那——”

“你电视看得太多了，”我说，“车子被拖后，他们会把它放在哈得孙码头那儿等车主去认领，但不会去检查车里有什么。就算后备箱里有具尸体他们也不会知道。”

“我真希望你没说这话。”她说。

“后备箱里没有东西。”

“你怎么能确定？”

我们转过街角。似乎没有人在盯着这幢有着棕色石墙的雅致公寓。一个女人站在会客厅的角窗前，用一只长嘴浇花壶浇着盆栽。浇花壶是闪亮的铜做的，一盆盆的植物绿油油的，整个场面洋溢着中上阶层居家的静谧。而我站在外面看着这一切，而且被雨水渐渐淋湿，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小说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街头儿童。

我往上看，三楼和四楼的窗户透出灯光，不过并看不出什么。让我感兴趣的是后面的公寓。

我们走进门厅。“你不需要跟进来。”我说。

“按门铃，伯尼。”

“我是认真的，你可以在车里等。”

“真是妙极了，我坐在一辆停在车站的赃车里会安全吗？我为什么不在地铁里等？我还可以搭地铁逃之夭夭呢。”

“你可以在街角的酒吧里等半个小时。万一我们走进一间全是警察的公寓该怎么办？”

“按铃吧，伯尼。”

“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惹上麻烦。”

“我也不愿意，不过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配合啊，不是吗？我分散其中两个人的注意力，让你在楼下从容办事。以前我们就这样干过，伯尼，那时行得通，现在也一样。如果你对什么是危险、什么不危险如此在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花六个小时站在大厅里争辩可能也挺危险的，所以，何不就按铃让我们继续呢？”

于是，我按了波洛克家的门铃。我按了三次，等了半分钟，然后又轻轻地，很正常地按了一次。我其实并不希望有人应门，果然没人应门，值得高兴。我的手指从波洛克家的门铃移到布林家的门铃。我按了一声长两声短，“哔”的开门声仿佛紧接着就响了。我一推，门就开了。

“讨厌。”卡洛琳说，我看着她。“唔，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看到你如何撬开这扇门呢，”她说，“不过如此。”

我们上了楼梯，在三楼可以窥见3-D房门的地方停下来。正如我预料的，警方在门上贴了封条，门被看上去很官方的东西贴住了。我可以用童子军刀划开，但我没办法不因此而毁了这个封条，让大家知道我来过了。

于是，我们再往上爬一层楼。4-C的门关着，卡洛琳和我对视了一眼，然后我伸出一只手去敲门。

门开了，亚瑟·布林一只手扶在门把上，另一只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进来，进来，”他着急地说，“别一直站在外面。”他匆匆把门关上，急得差一点打到卡洛琳，他把门给关上、锁好，拴上了门链。“你可以放心了，吉特，”他叫道，“是那个小偷。”

他们是一对可爱的夫妇。都是五英尺六英寸高，都胖嘟嘟的像熊猫。两人都有着卷曲的深褐色头发——虽然布林先生前额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她穿普通人造纤维质地的深绿色裤装，他穿着灰色细格子呢的背心和长裤。他那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没扣，领带因为想舒服点而松开了。她倒了咖啡，并且将苏格兰小面包推到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看到我们就放心多了。

“因为我告诉吉特，万一这是个陷阱呢？万一是保险公司在试探我们呢？毕竟，坦白地说，罗登巴尔先生，谁听说过这种事情？一个小偷打电话来，说你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偷，如果你们跟我合作，我就不会向保险公司的人揭发你们虚报失物的恶行。我以为像你这种惹上一身麻烦的小偷，正在因为杀了一个女人或其他什么鬼事情而被通缉，是不会找上门来大声嚷嚷说你根本没偷皮草或手表什么的。”

“而且我想，”吉特说，“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他想要杀人灭口，’我这么告诉亚瑟，‘记住，他已经杀了一个了。’”

“我说我们看到什么了吗？我告诉她，说别想那么多。希望真的只是那个小偷，而不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你不介意来点小面包吧，小姐？”

“非常好吃，”卡洛琳说，“伯尼从没杀过任何人，布林太太。”

“叫我吉特，亲爱的。”

“他从来没杀过人，吉特。”

“我相信你，亲爱的。见到他，看到你们两个，我是百分之百地安心了。”

“他被陷害了，吉特，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要找出杀了玛德琳·波洛克的真凶。”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亚瑟·布林说，“相信我，我会告诉你的，但我们知道什么呢？”

“你们跟她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你们一定知道一些她的事情。”

布林夫妇对视了一眼，然后几乎同时耸了一下肩。“她不是住在我们正下方，”吉特解释说，“所以即使她举办喧闹的宴会，整晚放音乐什么的我们也不会知道。”

“就像姆波卡先生。”亚瑟说。

“住在3-C的，”吉特说，“他是非洲人，唔，在联合国工作。有人说他是个翻译。”

“他会打鼓。”亚瑟说。

“我们不知道呢，亚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打鼓还是在放打鼓的唱片。”

“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们没跟他讨论过这件事，因为我们想那可能和他的宗教有关，所以我们不想干涉。”

“还有吉特认为他是食人族，所以不敢跟他讲话。”

“我没有以为他是食人族，”吉特抗议，“谁说我以为他是食人族来着？”

我清了清嗓子。“也许你们两位可以和卡洛琳谈谈波洛克小姐，”我建议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离开一会儿。”

“你要用洗手间吗？”

“逃生梯。”

布林先生对我皱了一下他的眉，然后又放松下来，使劲地点点头。“哦，是的，”他说，“一开始我还以为——算了，管他是什么，逃生梯，当然，就在卧室里面。你知道怎么走，对不对？昨天你还在这儿呢。我们心里有点发毛，你知道吗？想到曾经有别人闯到你的公寓里。当然现在不会了，因为我们认识了你，你和卡洛琳在这里。不过在我们刚发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定很沮丧。”

“正是如此，沮丧，吉特叫管理员来修那块玻璃，不过叫他做任何事情都好像拔牙一样困难。通常只有在圣诞节前才叫得动他，所以我们得赶紧自己想办法了。我现在是用垫衬衫的硬纸板粘在上面的，好让风雨吹打不进来。”

“很抱歉，我必须打破玻璃。”

“没事，难免的。”

我把窗子打开，抬起，跨出去爬到逃生梯上。雨比刚才大了一些，外面很冷，风又大。布林先生在我身后把窗子又关了起来。在他正要把窗子锁上时，我伸出食指叩了叩玻璃。他发现自己错了，于是不再锁窗，微笑着摇摇头，仿佛对自己的健忘十分无奈。他自顾自地咯咯笑了起来，而我则顺着钢梯往下走去。

这次我可是装备齐全。我拿着划玻璃的刀和一卷胶带，靠着它们，我悄无声息地顺利取下一块波洛克家的窗玻璃。然后我旋转把手，抬起窗子，进到屋里。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吉特说，“听，你听到了没？”

“鼓声。”

她点点头。“那就是姆波卡。你听得出来是他在打鼓还是放唱片？我听不出来。”

“你在楼下的时候他也在打，”卡洛琳说，“我个人认为是他在打鼓。”

我说我也听不出来，而且我在波洛克家没办法听见他的鼓声。

“这里的墙隔音很好，”亚瑟说，“只有透过地板或天花板才听得见。从这一点上说，这里算是相当实在的建筑。”

“大部分时候我并不在意鼓声，”吉特说，“我会放些与鼓声节奏协调的音乐，只有在半夜的时候我会受不了，不过我并不想抗议。”

“他认为或许那时正是非洲的下午。”

我们费了一番工夫才离开那里。他们不断给我们小面包和咖啡，十分认真地问一些有关小偷这一行的细节问题。最后我们终于设法突围往门边走。一路上我们连声互道再见，走到门廊时，吉特突然迟疑了一下，亚瑟随即抓住了我的袖子。

“那么，伯尼，”他说，“我们表现得还好吗？”

“当然，亚瑟。”

“保险公司那方面……”

“别担心，皮草、手表，和其他东西，我会支持你的说法。”

“那我就放心了，”他说，“我一定是疯了，才多报失了那么多东西，不过如果我现在进行更正的话，岂不是疯了？毕竟我们交了那么多年的保险费是干什么的，对不对？”

“对极了，亚瑟。”

“事情是这样的，我很不愿意提，不过刚才你在楼下的时候，吉特想到了那只镯子。”

“怎么了，亚瑟？”

“你拿的那只镯子，是吉特的。我想它值不了多少钱。”

“几百块。”

“有那么多吗？我想不值那么多。那是她母亲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想我们拿回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哦，”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唔，亚瑟，我现在有点麻烦。”

“可以想象。”

“不过等事情都解决之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好好商量。”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极了，”他说，“慢慢来，一点都不急。”

12

那辆庞帝克既没被拖也没被开罚单，就在汽车站那儿等着我们呢。手提箱一动不动地挤在后座的地上。卡洛琳惊讶不已，不过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那辆车仿佛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励信心。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卡洛琳告诉了我吉特跟她讲的话。我在楼下玛德琳·波洛克的公寓里时，吉特叫卡洛琳到厨房里去，说是要抄食谱给她，其实是要说一些见不得人的八卦。她神秘兮兮地说，那位死掉的玛德琳·波洛克不是什么好女人。

“吉特说得很暧昧，”卡洛琳说，“我不知道那个波洛克到底是不是妓女，不过我得到的印象是，她的生活似乎绕着男人转。吉特每次碰到她都看见她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我想她的房租就是那样付的吧。”

“并不令人意外。”

“哦，不过我倒是挺惊讶的，”她说，“我没见过波洛克，不过根据你的形容，她应该不是个偷偷摸摸的人。你口中的她好像可以在老电影里扮演坏心肠的狱卒似的。”

“那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她可以演《飞越疯人院》里的护士。”

“伯尼，我承认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会去找她，因为我从来没关心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她听起来不像是靠身体付房租的人。”

“你没看过她的抽屉和衣橱。”

“哦？”

一辆出租车忽然停在我们前面。我把方向盘往右打，敏捷地绕过它。毫无疑问，我想，这辆庞帝克和我是绝配。

“很多性感内衣。”我说。

“哦？”

“少得不能再少的布料。枣红色薄纱和黑色蕾丝边，罩杯的布还可以掀开。”

“男人会为之疯狂吧？”

“可以想见。还有一些吊带袜、几件紧身束腹，不过得是工程系的毕业生才搞得清楚那是用来干吗的。”

“紧身束腹？”

“还有几双跟鞋有六英寸高的长靴，一大堆皮质品，还有装饰着金属扣的各式手环和脚链。”

“开始有眉目了。”

“真的吗？还有呢，那活色生香的小衣橱里放着贴身黑色橡胶皮衣，一整套的皮鞭和铁链，或者委婉地说，有一抽屉类似军事用品的东西。”

她的手捻了一下想象中的小胡子，“这个波洛克，”她说，“喜欢玩SM。”

“是个名副其实的SM女王，”我说，“看到这些怪异的事，还真是越来越吸引我了。”

“我很惊讶这些事没上报，‘东区施虐女王杀人事件’——这应该是《每日新闻》随便哪一天第三版上的好标题。”

“我想过那个问题，但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啊，卡洛琳。我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布置得很有品位的公寓。记住，警方认为这是一桩极其简单的案子，一个女人在她的公寓里，因为碰巧撞见正在行窃的贼，所以被射杀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搜她的公寓。而且她的确是住在那里的，那不是她的办公室。她衣柜里也有正常的衣服，厨房的碗橱里放着盘子，浴室镜子后的柜子里放着牙线。”

“有没有找到现金？有珠宝吗？”

“厨房里有个罐子是她平常放零钱用的。在卧室的一个抽屉里随意放着一些珠宝，不过看起来都不值几个钱。我什么都没偷，如果那是你问这个问题的重点的话。”

“我只是好奇。”

我们的身后传来警笛声，我靠向路边让他们先走。一辆蓝白相间的巡逻车与我们擦身而过，疯狂地哀鸣着，同时飞快地闯过一个红灯。我在这个红灯处停下来，就在我们等它变绿的时候，两个巡警就在我们面前穿过马路。留八字胡的那位正耍着他的警棍。有那么一会儿他转过身来正好看着我们，卡洛琳紧紧抓住我的手臂，直到他和他的搭档过了马路为止。

“天哪。”她说。

“别担心。”

“我几乎可以在他的脑袋上看到一个灯泡的图案了，就像漫画里一样。你确定他没认出你？”

“确定。不然他会走到车子这边来瞧个仔细。”

“如果那样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闯红灯吧，也许。”

“天哪。”

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话题。“我想要给你一个礼物，”我说，“一件皮草，非常时髦的。”

“我不喜欢皮草。”

“这件真的很棒，上面的牌子还是阿尔文·泰尼鲍姆的。”

“这么棒啊？”

“他是最好的皮草设计师，我对皮草不怎么了解，不过我知道什么是好牌子。这件非常漂亮，我想是加拿大猞猁的毛吧。怎么了？”

“那是一种猫，伯尼。别告诉我它有多漂亮了，猞猁跟山猫差不多，穿一件猞猁的毛皮做的外套，就好像拥有一个人皮做的灯罩一样。它们到底美不美已经不是重点了。”

又一阵警笛声在远处呜呜叫着，那是救护车的声音。近来救护车警笛的声音变得像战争片中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一样。

这个想法和卡洛琳人皮灯罩的画面混在一起之后，使我不得不再换一个话题。“假发在那里，”我急忙说，“橘色的，她戴去书店的那一顶。所以并不是迷药把我弄恍惚了，的确是她买了维吉尔的《牧歌集》。”

“她一定是怕有人认出她来。”

我点头：“她可能是先戴着假发来买书，免得我在下一次的会面中认出她，不过那不太合理。我认为她是怕威尔金认出她来。他们一定互相认识，因为是他叫我到她的公寓去的，不过我希望能有更实际的证据去证实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譬如？”

“照片，譬如说，我本来希望找到一堆能讲故事的照片。有一衣橱皮鞭和铁链的人应该很会用拍立得照相，可是我一张都找不到。”

“就算有照片，那个凶手也可能已经拿走了。”

“可能。”

“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照片，如果她一次只跟一个人做，那么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负责拍照啊。你看到照相机了吗？”

“一台都没有。”

“那么也许根本就没有照片。”

“也许没有。”

我转向十四街，朝西开去。卡洛琳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在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她正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心事重重。

“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她说。

“我知道怎么开锁，仅此而已。”

“还有别的。”

“只是你的想象罢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你原本非常紧张，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了。”

“只是自信，以及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告诉她，“别担心，我会没事的。”

在她公寓附近有一个合法的停车位，至少早上七点之前是合法的。我把庞帝克停进去，拿了手提箱上楼。

猫咪在门口迎接我们。“好孩子，”卡洛琳说着伸手去摸它们的头，“有人打电话来吗？你们有没有照我教你们的记下来啊？伯尼，如果现在不适合喝酒，那么卖酒的广告可就误导我们太多年了，你要喝点吗？”

“当然。”

“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加苏打？”

“要，要，不要。”

她准备酒的时候我打开手提箱，然后坐下来好好地放松自己，喝了好几盎司的威士忌。我等着让酒精松弛我绷紧的神经，不过还来不及起作用我就突然站了起来。

卡洛琳对我扬起了眉毛。

“车。”我说。

“怎么了？”

“我想把它放回我发现它的地方。”

“别开玩笑了。”

“那辆车帮了我不少忙，卡洛琳，我要还这个人情。”

我站在门口，把手伸到背后的外套下面。在我裤腰和后腰之间夹了一本书，我把它抽出来放在桌上。卡洛琳看看它又看看我。

“我不在的时候给你读的。”我说。

“那是什么？”

“唔，”我说，“不是维吉尔的《牧歌集》。”

13

把车放回去让我感觉十分舒服，千万别不在乎自己的幸运物啊，我对自己说。我想到有的球员在球队一路赢球的时候，不愿意换掉他比赛中穿的球袜。我想，不过现在正是我该换袜子的时候了，不管我是不是正在走运。该冲个澡了，换洗衣物也准备好了。

我在第十大道上往上城开，左手放在方向盘上，右手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手指悠闲地敲打着。在四十街附近的时候我瞄了一眼油表，剩下不到半缸油了。我觉得我应该为这辆车的车主做件好事，于是我转到第十一大道，在五十一街的转角口发现了一家加油站。我叫人把油箱加满，并且检查他们有没有偷斤短两。结果我发现他们想少给我一夸脱，又让他们给补齐了。

我的停车位还在七十四街等我，不过这回没看到麦克斯和它的主人。我把点火线拆开，熄了火，把车锁上，再快步走到西端大道搭上一辆往南的出租车。天空还下着毛毛细雨，不过我没等多久就叫到了车，而且还是一辆大的切克，有让我伸腿休息的空间。

事情开始越来越顺了，我可以感觉得到。

出于习惯，我在离阿伯巷几个路口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剩下的路程步行。我按了铃，卡洛琳帮我开了大门，然后在她公寓门口迎接我。她双手放在臀部，眼睛盯着我看，“你真是充满了惊喜。”她说。

“那是我魅力的一部分。”

“老实告诉你，我从来不怎么喜欢诗。以前我有一个爱人总以为她是埃德娜·文森特·米莱 [1] ，然后我就对这玩意儿倒足了胃口。你在哪儿找到这本书的？”

“波洛克的公寓。”

“真的吗？伯尼，我还以为是从杰弗逊市场图书馆里借出来的呢。在公寓的什么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吗？”

“不，在衣橱某一层的一个鞋盒子里。”

“对你来说是个惊喜吧？”

“可以这么说，我本来以为会找到一双名牌皮鞋，结果你瞧我找到了什么？”

“《拯救巴克罗堡》，我没怎么读，只翻了前面三四页，不过并没有越来越好看的感觉。”

“你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书会在那儿，伯尼？”

我走到厨房去帮我们俩弄喝的，给了卡洛琳一杯，并且向她承认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书会在那儿，而且根本不抱什么希望。“当你不知道你在找什么的时候，”我说，“你就像在探险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

“当你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开始相信你过的是多姿多彩的人生了，一开始你登一则广告宣称你有这本书，然后你打开一个鞋盒，书就在那儿。为什么凶手要把书藏在那儿？”

“不是他干的，他没有拿到那本书。”

“是波洛克藏的？”

“一定是，她下药迷昏我，搜我的身，把书拿走，然后塞到衣橱里，在凶手出现在门口前及时把它藏好。当时在公寓里的一定只有她和我两个人，不然他就会看到她把书藏在了哪里。她让他进来，他杀了她，然后把枪放在我手上，走出门去。”

“没有拿书。”

“是的。”

“为什么他杀了她却没有拿书？”

“也许他跟这书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为别的理由杀了她。”

“而他刚好闯入了那样的场景，所以决定陷害你，因为你恰巧在那儿。”

“我还没完全想清楚，卡洛琳。”

“看得出来。”

“也许他先杀了她，然后开始找书却找不到。不过那公寓看起来不像被搜过的样子，还是那么整齐，只不过沙发椅上有具尸体。我是说，至少在我醒过来的那一刻是有的。今晚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庞帝克的后备箱里有没有呢？”

我看了她一眼：“不过他们留下了粉笔做的记号，在沙发上和地板上，画出尸体的位置，看着让人心里有点发毛。”我拿起书和酒，走向椅子。阿齐蜷在椅子上。我把书和酒放下，把它移开，自己坐下，它则跃上我的大腿，在我拿起书翻阅的时候，兴味盎然地盯着瞧。

“我发誓它会看书，”卡洛琳说，“尤比对书没什么兴趣，不过阿齐喜欢蹲在我肩上跟我一起看书，或在我怀里一起看，你可以想象一下。”

“猫应该会喜欢吉卜林，”我说，“记得《如此故事》吗？‘我是一只踽踽独行的猫，所有的地方对我来说都如此相似。’”

阿齐发出像锯子般的嚎叫。

“当我初见你时，”我说，“我以为你是养狗的人。”

“我喜欢逗狗，但却不想养它们。你为什么觉得我是一个养狗的人？”

“嗯，因为你的店啊。”

“贵宾狗工厂？”

“是的。”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伯尼？我不能开一家猫美容店，天哪。猫咪会自己打理自己。”

“有道理。”

我又花了些时间读了几页那本书，觉得很古怪。我翻回书前空白页的地方，读吉卜林致莱德·哈格德的题字。我想象着吉卜林坐在他英国萨里郡家中的书桌前，把笔沾上墨水，俯身在书上题下给挚友的话。我合上书，将它在我手上翻来翻去。

“有什么不对吗？”

我摇摇头，把书放在一边，移开阿齐，站起身来。“我跟猫一样，”我宣布，“现在我要好好打理自己了，我要去冲个澡。”

一会儿之后我又坐回椅子里，这时我已穿上干净的衣服，用自己的刮胡刀好好地刮了下胡子。

“我可以买份报纸，”卡洛琳提议，“已经过十一点了，《纽约时报》应该已经出来了。最早的一版。”

我们刚才已经听过收音机了，没有任何对波洛克谋杀案的报道。我说报纸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消息。

“我们登的广告会出来，伯尼，在私人广告栏。”

“这个时候在营业的最近的报摊在哪里？”

“格林尼治大道上有一个，不过他们不卖第一版的《纽约时报》，因为他们一两点就关门了。十四街和第八街地铁入口处有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报摊。”

“太远了。”

“我不介意走一走。”

“还在下雨，而且实在太远了，我们为什么非要看到广告不可？”

“确定它登出来了吧，我想。”

“用不着，不管是不是有人看到它，不管电话会不会响，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坐着等待事情发生。”

“我想也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渴望，“只是我们似乎该主动做点什么。”

“今晚我做的事已经够多了。”

“我想你是对的。”

“说实话，坐在这儿不动让我觉得挺幸福的。我想坐在这儿，感觉很清爽。我还想也许待会儿再喝一杯酒，然后就上床睡觉。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看《纽约时报》的私人广告栏，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人抢着看早晨版的报纸，看有什么人失踪了，或有什么医学实验在找志愿者之类的。”

“那倒是。”

“恐怕是这样的。电话可得等上好一阵才会响呢，卡洛琳。”

没想到电话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人去接电话而它响个不停。“你去接。”她说。

“为什么是我？”

“因为是要问广告的事。”

“不是要问广告的事。”

“当然是广告的事，不然会是什么？”

“也许是打错电话了。”

“伯尼，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我起身去接电话。有一秒钟我什么话都没有说，然后才开口：“喂？”

没有声音。

我又“喂”了几次，每次都用同样冷淡的音调，结果倒是阿齐给了我一些回应。我瞪着话筒看了一会儿，说了最后一声“喂”，然后说“再见”，挂上了电话。

“有趣的对话。”卡洛琳说。

“幸好是我接的电话，效果截然不同。”

“有人想知道是谁登的广告，现在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了，于是知道是你。”

“你在片刻的沉默中听出不少玄机嘛。”

“也许还是应该由我来接电话。”

“也许刚才是打错了，或者是变态，我没听到沉重的呼吸声，不过也许他是个新手。”

她正想说些什么，却突然像烤面包机里的面包一样跳了起来。“我还要再喝一杯，”她说，“你要不要？”

“一小杯就行了。”

“他们知道是你，伯尼，现在如果他们从电话号码弄到地址——”

“他们没办法弄到。”

“如果他们是警察呢？警察会叫电话公司跟他们合作的，不是吗？”

“也许，但警察对吉卜林的那本书知道多少？”

“我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她递给我一杯酒。分量比我想象中的多了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反对。她的紧张会传染，使我不得不借助药物治疗。我的药便是威士忌，喝完了就上床睡觉。

“也许正如我刚才接电话时所说的，”我说，“不过是打错了电话而已。”

“没错。”

“据我所知，那广告在晨间版可能根本就来不及登呢。”

“我可以跑到十四街去看一下——”

“别傻了。”我再度拿起书，发现自己下意识地翻着扉页，想起稍早我也做过一样的动作，坐在我自己的公寓里，手上拿着类似的酒，脸上因为顺利偷到东西而泛着得意的红晕。现在，我又偷了这玩意儿一次，但却再也感觉不到那种令人发昏的兴奋了。

有什么东西在啮咬着我。在意识边缘有一点模糊的想法……

我把酒喝完，什么都不再想。

在那个电话的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上了床。不过我睡床，卡洛琳还是睡沙发。有闹铃装置的收音机播出背景音效似的情调音乐，并且定好在三十分钟之后转成曼托瓦尼的音乐。

当我听到似有若无的脚步声接近门口时，已经快要睡着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毕竟卡洛琳住的是一楼，整晚都有不同的脚步声逼近门口，只是经过而已，随即便走上楼去。这回脚步声停在门口，就在那个念头进入我脑海时，我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坐起来，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坐在我身旁的猫兴奋地打着哆嗦。当另一把钥匙插进另一个锁里时，卡洛琳在沙发上紧张地急忙小声叫着我的名字。

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站在地上了。一只手伸向开关打开了我们头顶上的灯，我们站在那里眨着眼。

“我在做梦，”兰蒂说，“这不是真的。”

及肩的栗色头发，高而宽阔的额头，一张鹅蛋脸。大眼睛，现在比平常更大，一张嘴现在呈O形。

“天哪，”卡洛琳说，“兰蒂，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然不是，你们两个正在玩纸牌，你们把灯关掉以免打扰到猫。你还会在什么时候穿着你的名牌睡衣，卡洛琳？伯尼喜欢那张坐卧两用椅吗？”

“你完全搞错了。”

“我知道，我这样妄下判断实在太糟糕了，至少你们都穿得好好的。伯尼，可怜的东西，你穿着短内裤会不会冷得发抖啊？你们两个何不搂在一起取暖呢，卡洛琳？我一点都不在乎。”

“兰蒂，你不明白……”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我一直以为你对自己很了解。这个年纪还有性倾向认同危机是不是太老了点？”

“该死的，兰蒂——”

“真的是该死，的的确确是该死。我在电话里听出那是伯尼的声音，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挂掉电话之后我告诉我自己你们两个也许是清白的，你们是朋友啊，我还问我自己干吗那么偏执。但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卡洛琳，偏执归偏执，但这并不表示没有可能。”

“你听我说好吗？”

“不，你听我说，你这浑蛋。我当时这么想，自己去看看吧，米兰达，你有钥匙，过去看看，加入他们，你就知道自己原本有多傻了。或许更幸运的是，卡洛琳一个人在家，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说说笑笑，重修旧好，结果，你真是该死，卡洛琳。这是你的钥匙，该死的。我再也不会破坏你们的好事了，放心吧。”

“兰蒂，我——”

“我说过了，这是你的钥匙，我想你那儿还有我的钥匙吧，卡洛琳，请还给我。现在就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试图解释些什么，但却毫无用处。她什么都不想听。她把钥匙还给卡洛琳，把她自己的钥匙塞进口袋里，就像一阵风暴般地走了，摔门的力量足以震动厨房餐桌上的碟子。她怒气冲冲地走下大厅，在走出这幢建筑物之后用力地关上大门。

卡洛琳和我只是站在那儿对看着。尤比已经躲到床下面了，阿齐站在沙发椅上试探性地喵了一声。几分钟后卡洛琳走到门边把门给锁上。

[1] 埃德娜·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抒情诗人、剧作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

14

私人广告在《纽约时报》第二沓的倒数第二版，和航运新闻以及其他较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起。我们的排在第三个，前面是一个父亲请求他十四岁的孩子回家的声明。

我读了三四次，认为这广告足以传达我要传达的信息了。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还早嘛。卡洛琳天一亮就醒了，喂完猫之后她便立刻跑去买了一份报纸。会对这则广告有兴趣的家伙此刻恐怕还在床上呢。就算他们像我和卡洛琳一样，已经喝过咖啡，暖了身子，在他们看到广告栏以前，还得费力地读完整份报纸呢。没错，今天是星期六。周一到周五的《纽约时报》近年来增加了深度报道，让自己虚胖得像只准备冬眠的熊一样，不过周六的《纽约时报》仍然保持着时髦的苗条。话说回来，有很多人星期六不看《纽约时报》，好让自己能够承受星期天报纸的大量资讯，所以我们的潜在客户可能根本不会看到报纸。这则广告预计要登一个星期，不过现在我仔细瞧瞧，有几行字被登到后面一页去了，其实我对这整件事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它，我决定了，也许应该尽快弄一个备用计划出来。

“哦，哇，我很高兴我去买了报纸，伯尼。”

“我也是，”我说，“我只是希望不要一直麻烦你。”

她指着第一沓报纸上的某个东西，“你最好读一下这个。”她说。

我拿过来看，在最后一部分的某一页上，在一堆带着淡淡国际味道的零碎国际新闻中，有几行字印着这么一个消息。我读道：涉及周四玛德琳·波洛克血案的通缉犯伯纳德·罗登巴尔，前晚差一点被逮捕。他在试图闯入东十一街的巴尼嘉书店时，被一名机警的警员发现，罗登巴尔掏出一把手枪和这名警员展开枪战。该名警员的脚受了枪伤，被送往圣文森特医院急救，目前已经出院。这名原本是小偷却成了枪击犯的罗登巴尔先生，也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在枪战后徒步逃走，显然并未受伤。

文章最后还自作聪明似的说，罗登巴尔为了重返书店，特别伪装了一番，包上头巾戴上假胡子。“不过他骗不了我，”巡警弗朗西斯·洛克兰表示，“我们受过训练，可以看穿伪装。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是照片上那个人。”

“锡克人，”我告诉卡洛琳，“好吧，至少他没拿到书，不然他不会闯入店里去找。我怀疑你昨天看到在店门口监视的人会不会就是他。”

“也许。”

“小报也许有更多的现场描述。他们喜欢讽刺性的东西，还有什么比小偷闯自己的空门来得讽刺呢？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讽刺。”

“你想说什么？”

“唔，警察如果当场逮到锡克人，或许不能就此证明人不是我杀的，但至少他们不会把这个案子也算到我头上。要不那锡克人的枪法就别那么准，还让我背负一个袭击警察的罪名。让警察受伤可比杀一个老百姓还严重呢，至少警察们这么认为。或者，如果他必须开枪射击的话，何不干脆就把洛克兰先生射死算了，那样他就不能指认说是我干的了。”

“你不是真的想要那警察死吧，伯尼。”

“不，幸运的是他还能活着告诉他的同伴是谁射他的，不然我就变成杀警察的凶手了。如果兰蒂看到这篇报道怎么办？她一定没看过第一篇，要不然就是没把我和那件事联系在一块儿，因为她昨晚看来并没有想到你在窝藏逃犯，她满脑子就只有遭到背叛这件事。”

“她从不看《纽约时报》。”

“其他报纸也会登的。”

“也许她也不看其他报纸。我甚至不确定她知不知道你姓什么。”

“她一定知道。”

“也许。”

“她会报警吗？”

“她是好人，伯尼，她不是会告密的人。”

“她是个会吃醋的人，她以为——”

“我知道她以为什么，她一定是疯了才会那样想，不过我知道她想什么。”

“她可能会给警察写一封匿名信，她会告诉自己那是为你好，卡洛琳。”

“妈的，”她啃着大拇指，“你觉得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我不知道。”

“可是电话在这里，号码登在报纸上，如果我们到别的地方，怎么接电话呢？”

“谁会打电话来呢，请问？”

“鲁德亚德·威尔金。”

“他在星期四晚上杀了玛德琳·波洛克，我敢打赌他早就上了出租车直奔肯尼迪机场，在午夜之前就出境了。”

“连书都不要了？”

我耸耸肩。

“锡克人可能会打来啊，他的五百块钱到哪儿去了？”

“你认为他会打电话来问我这个问题？”

“不，是我在问，伯尼。波洛克对你下药的时候那些钱在你身上，对吗？”

“是的。”

“你醒来的时候它们就不见了。”

“是的。”

“那么它们到哪儿去了？”

“她拿走了。哦，她拿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钱跑到哪儿去了？你昨晚翻过一遍她的东西，钱没有藏在书里，对吗？”

“没有任何地方藏着钱，至少我看过的地方都没有。我想是凶手拿走了吧。”

“他为什么不把钱留下？”

“为什么要留下？那毕竟是钱啊，卡洛琳。”

“报纸上常常登一些凶杀案，上面总是说警方排除强盗杀人的可能，因为受害者身上有大量现金什么的。”

“那是帮派犯罪。他们希望人们知道他们杀某一个人的理由。他们甚至还会把钱放在受害者身上，好让警方排除强盗杀人的可能。不管是凶手拿走了钱，还是波洛克把钱藏在一个我没找着的地方，甚至或者某个警察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拿走了钱都有可能。以前发生过这种事的。”

“真的？”

“哦，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无数这样的故事，但那有什么意义？我会被电话铃声吵个不停。”

我转身走向那个东西，如果它听得懂暗示的话，应该会有所动静吧。它还是一声不响，就这样过了大约半个钟头。

不过一旦它开始响，我想它可就停不了了。

丁零零！

“喂？”

“啊，喂。我刚才看到你登在报上的广告。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解释得对不对。”

“你怎么解释？”

“你是不是有东西要卖？”

“没错。”

“《拯救巴克罗堡》？”

“是的。”

“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我是在跟谁通话？”

“那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啊，陷入僵局了，让我想想看。”

不是很标准的英语腔，有点亚洲还是非洲的口音。不该卷舌的时候反而卷舌。受过高等教育，语气温和。总之，声音悦耳。

“很好，先生。我相信你已经见过我的使者了。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你最近在一项买卖上多收了他的钱。他付了五百块钱买一本价值一块九毛五的书。”

“那不是我的错，他没等找钱就跑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颇为欣赏的咯咯笑声：“那么你正是我猜的那个人。很好，你很有胆识，先生。警方正因为你涉及一名女子的谋杀案在追捕你，而你却还坚持在卖你的书。还是跟以前一样做生意吗？”

“我现在需要钱。”

“逃亡海外吧，我想。你手上有书吗？真的像我们说的那样，书在你手上吗？”

“是的，我相信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在我们更进一步之前，先生，也许你应该向我证明书真的在你手上。”

“我想我可以把书靠近话筒，不过除非你有超自然的能力……”

“翻开第四十二页，先生，读第一节诗给我听。”

“哦，等一下。‘若你要去巴克罗堡/在那月缺之时/狐狼咆叫群猴哭嚎/像个疯妇……你是要我念这个吗？”

对方半天没说话。“我要那一本，先生。我想买。”

“很好，我也想卖。”

“多少钱？”

“我还没定价钱呢。”

“如果这样的话……”

“这是一桩挺微妙的交易，我必须保护自己。我是名逃犯，如你所言，那使我非常容易受伤。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跟谁交易。”

“一个拜访你们国土的过客，吉卜林先生的忠诚书迷，我的名字实在无关紧要。”

“我怎么和你联络？”

“那比我的名字更不重要。我可以和你联络啊，先生，打这个电话不就得了？”

“不，我不会在这儿了。这里不安全。给我一个可以在今天下午五点找得到你的号码。”

“电话号码？”

“是的。”

“我做不到。”

“任何电话都可以，只要你五点钟在它旁边。”

“啊，我再给你电话，先生，十分钟之内。”

丁零零！

“喂？”

“先生，你手上有纸笔吗？”

“请说。”

“今天下午五点我会在这个电话号码旁边，RH4-5198。”

“RH4-5198。下午五点。”

丁零零！丁零零！

“喂？”

“喂？”

“喂。”

“呃，你可不可以说些比一个简单的‘喂’更明确一点的东西……”

“你想要我说什么？”

“很好，我正希望接电话的人是你呢。我不会大声说出你的名字，相信你也不会叫我的名字。”

“除非我打电话到你的俱乐部让侍者去呼叫你。”

“别那样。”

“他们说你根本不是会员。太了不起了，不是吗？”

“也许我是没有全部对你坦白，小子，不过我可以解释。”

“我相信。”

“那个物品，从你的广告看来，是不是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呢？”

“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它就在我面前呢。”

“太棒了。”

“‘若你要去巴克罗堡/在那月缺之时/狐狼咆叫群猴哭嚎……’”

“看在老天分上，别念给我听。还是你在背诵书里的佳句呢？”

“不，我是在念。”

“哦，为了证明书在你手上？不太需要吧，小子。你不可能杀了那女人还把书给丢了，不是吗？现在你要怎么进行这场交易呢？”

“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面。”

“可以啊，当然我们两个都不希望引起警方的注意，我想……”

“给我一个在六点钟可以找得到你的电话。”

“为什么不是我打电话给你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

“知道了，嗯，我的孩子，我可不想冒身份曝光的险，我想我最好不要把这个号码给你。”

“那么，其他任何号码都可以。”

“什么意思？”

“选一部公用电话，告诉我号码，然后六点钟在那里等着。”

“呃，我再打给你。”

丁零零！

“喂？”

“切尔西2-9419。”

“很好。”

“六点。”

“很好。”

丁零零！

“喂？”

“喂，你们登了一条广告——”

“巴克罗堡之旅，是的。”

“我可以坦白地说吗？我们谈的是一本书，对不对？”

“是的。”

“你想买？”

“我要卖。”

一阵沉默。“明白了。你有一本，你手上确实有一本。”

“‘……狐狼咆叫群猴哭嚎，像个疯妇……’”

“你说什么？”

“我在念四十二页的最上面一节。”

“这没什么必要。”又一阵沉默，“这真令人困惑，也许我应该告诉你我的名字。”

“那会很好。”

“我叫德马雷斯特，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我想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吧。我为一个富有的收藏家担任经纪人，他的名字你或许听过，不过我无权告诉你。最近有人说要卖他这本书，但是后来交易又突然取消了。我想知道是不是同一本书？”

“我不知道。”

“这本书宣称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据我们所知，世上现存的只有这一本。”

“那么一定就是同一本喽。”

“看来应该是这样。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我对我的隐私非常重视，德马雷斯特先生，跟你的老板一样。”

“了解。我必须问问他，当然，不过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价钱？”

“还没定。”

“有其他人也想买？”

“是有几个。”

“我想看看这本书，在你把它卖给任何其他人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见个面——”

“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德马雷斯特先生。今天下午我可以在哪儿找到你？四点左右，你会在某个电话附近吗？”

“我可以安排。”

“可以给我电话号码吗？”

“没什么不可以的，记下来吧。Worth 4-1114。你是说四点钟吗？希望那时接到你的消息。”

“我想就这样了，”我简要地向卡洛琳转述了我和德马雷斯特的谈话之后说，“应该不会再有其他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这只是我强烈的预感。第一个打电话的是个外国人，他就是派那个锡克人来骚扰我的人。锡克人是星期四下午来的，所以他至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书在我手上，不过他却叫我在电话上把书念给他听。”

“那证明了什么？”

“你问住我了。现在我只是在搜集资料而已，要解释还为时过早。第二个电话是威尔金打的，他对‘狐狼哭嚎群猴咆叫’倒没什么兴趣。”

“我觉得应该是倒过来。”

“猴子和狐狼对威尔金没什么兴趣？”

“是狐狼咆叫群猴哭嚎，虽然两者差别不大，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伯尼？”

“好问题。威尔金似乎认定是我杀了玛德琳·波洛克，所以他对我持有那本书并不惊讶。那也意味着他并没有杀她。要不然，就是他假装相信我杀了她，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会怎样？”

“我知道就行了。还有德马雷斯特先生，他倒是有些意思。他对自己的名字毫不隐瞒，无须劝诱就把电话号码给了我，你认为那代表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为自己加了些咖啡，“谋杀案把整个事情弄拧了。如果不是有人杀了玛德琳·波洛克，根本一点问题也没有。警察也就不会一直把我和这桩案子连在一起。我只要把书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然后就可以跑到巴哈马度两星期的假。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杀了她，卡洛琳。”

“刚才打电话来的其中一个？”

“嗯。”我看了看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说，“我得每隔一小时分别给他们打一个电话，从四点钟的德马雷斯特开始。我们现在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准备。”

“准备什么？”

“一个陷阱，不过麻烦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陷阱是为谁而设的，而诱饵又该用什么。我们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在我压力太大时常做的事，”我说，“贿赂警察。”

15

当他来接电话的时候，我对打扰他表示抱歉。“你太太不想打扰你，”我说，“不过我告诉她事关重大。”

“嗯，我赌维克森林队赢，可是他们现在只拿了十分，”他说，“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看着我的二十块钱付诸东流。”

“他们在跟谁比赛？”

“佐治亚大学。牛头犬队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恶犬式防御。这表示他们正咬着维克森林队的屁股不放呢。”接下来是一段不算短且意味深长的停顿。“你到底是谁？”他问。

“只是一个需要帮忙的老朋友，也是老敌人。”

“天哪，是你。小子，我以前也看你惹过麻烦，不过我发誓你这一次麻烦可大了，你这是从哪儿打来的？”

“绝望的沼泽。我需要你的帮助，雷。”

“天哪，当然。你可找对人了，你要我安排自首，对不对？这可是你在干掉波洛克那女人之后做的第一件聪明事。你待在外面迟早会被盯上，你难道想挨枪子儿吗？他们会说你有对警察开枪的记录，伯尼。”他咂了咂舌，“那可不太妙，你知道的，对警察开枪，局里可不乐意见到。”

“不是我开的枪。”

“行了，小子，他在那里，对不对？他看见你了。”

“他看见了一个蓄着胡须、头上包着头巾的小丑。我从未对他开枪，也没有射杀那个女人。”

“你只是在卖书而已，你告诉过我，记得吗？还有你早就金盆洗手了什么的。听着，你会没事的。我会安排自首，别以为我不感激你。这可让我出风头了，肯定的，同时也救了你自己。你可以弄个好律师，谁知道呢，也许你在法庭上可以彻底翻案。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在牢里待个几年，你以前也不是没待过。”

“雷，我从来没有——”

“不过有一件事不太妙，洛克兰这小子太嫩，你知道吗？如果你开枪打到的是个老手，他也许收几个钱就可以在法庭上翻供，胡诌些证词。当然，如果是老手的话，也许就会在你射中他的脚之前射中你吧，所以我想在那一点上你算是扯平了，伯尼。”

我们这样持续了几回合，我不断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他则不断告诉我可以申请辩护，也许还可以靠着下课后在黑板上写一百遍“我再也不偷窃”而得以脱身。最后我终于单刀直入，直接告诉他我有一件事要请他帮忙。

“哦？”

“我有三个电话号码。我要你帮我查出它们在哪里。”

“你疯啦，伯尼？你知道追踪电话有多复杂吗？你必须先设定好，你必须在电话公司用另外一条线接到某部电话上，然后必须维持几分钟的通话以便锁定地点，即使那样他们有时还是追踪不到呢，然后如果你——”

“我已经知道这三个号码了，雷。”

“哦？”

“我知道电话号码，现在想知道电话的所在地。就好像我已经成功地追踪到电话了，而我想知道他们的地点在哪儿。”

“哦。”

“你可以做到的，对不对？”

他考虑了一下。“当然，”他说，“不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我不知道，”把我的非常好的理由讨论了几分钟之后，他说，“看来我得赌一把了。”

“赌什么？你不过就是打个电话而已。”

“我现在是在跟一个逍遥法外的逃犯合作，万一传到了别人耳朵里似乎不太好。”

“谁会听说？”

“世事难料。还有一个问题，你究竟要怎么把东西给我？听起来是不错，但你要怎么给我呢？如果有哪个射击训练总拿高分的新手把你干掉了，伯尼，那么我的处境又将如何？”

“你就没事儿啦。想想看那时我的处境。”

“所以我说你应该自首。”

“没有人会射杀我的，”我说，也许听起来比我内心的实际状态更加自信，“我会设法送给你我承诺的东西，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嗯……”

“雷，你只需要打一两个电话，这难道不值得一试吗？看在老天的分上，如果维克森林队值得投资二十块钱的话——”

“别提醒我，我的钱正在哗哗地流走，我都没法再看下去了。”

“瞧我给你的胜算有多少，维克森林队给你的不过是十分而已。”

“是啊。”我似乎听到了他脑袋里的齿轮运转的声音，“你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有过这段谈话。”

“你对我清楚得很，雷。”

“是啊，你还算信得过。好吧，给我号码。”

我告诉他号码，他又重复了一遍。

“很好，”他说，“现在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回电话给你。”

“当然，”我说，“号码在这里。”我正要念出电话上面贴着的号码时，卡洛琳抓住我的手臂，给我看她那张充满警觉的脸。“呃，我想还是不要吧，”我跟雷说，“如果你可以这么容易查出某一部电话的位置——”

“伯尼，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避开那个话题。“此外，”我说，“反正我正要出门，最好还是我再打给你。你需要多长时间？”

“看电话公司的配合程度。”

“半个小时？”

“差不多，”他说，“应该可以，半个小时之后再打来试试，伯尼。”

我挂了电话。卡洛琳和那两只猫都充满期待地看着我。“照相机。”我说。

“嗯？”

“我们有半小时时间去弄台照相机。应该说是拍立得，除非你认识哪个有暗房的家伙，而且谁想花时间冲洗照片呢？我们需要拍立得。我想你大概不会有吧？”

“我没有。”

“你能借得到吗？我可不想跑出去买一台。中区的商店通常会很挤，而且我也不知道格林尼治村哪里卖照相机。十四街倒有家店在卖，但是他们卖的东西通常在回家的路上就散架了。第三大道有家当铺，不过我正在被通缉，去那儿不太合适。当然，你倒是可以去买一台。”

“如果我知道要买什么的话。我最恨买回家以后发现根本不能用。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一台照相机呢？”

“照几张照片啊。”

“我从没想到要拍照。太可惜了，兰蒂就不同了。她就有一台新型的拍立得，按下快门之后手还没松开，照片就洗出来了。”

“兰蒂有拍立得？”

“没错。我上个星期不是给你看过猫咪的照片吗？”

“好像是。”

“嗯，那就是她拍的呀。不过我没法向她借，她现在相信我们两个有一腿，也许她会认为我们要用来互拍猥亵照片什么的，而且她可能根本不在家。”

“打电话给她试试看。”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想跟她讲话。”

“如果她接就立刻挂掉。”

“那我们干吗要打呢？”

“因为如果她不在家，”我说，“我们就可以去拿照相机了。”

“妙极了，”她伸手过去拿电话，然后又叹了口气，把手放下，“你忘了一件事，记得昨晚吗？我把钥匙还她了。”

“所以呢？”

“嗯？”

“要钥匙干吗？”

她看着我，笑着，摇摇头。“真是拿你没办法。”她说着，伸手去拿电话。

兰蒂住在莫顿街上一幢方形的砖结构公寓五楼的一个小套房里，这幢公寓位于第七大道和哈得孙大道之间。纽约的建筑法规里规定，七层以上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电梯，而这幢公寓刚好是六层楼，所以我们只好爬楼梯了。

这里的锁非常好开。即使我身上只有杂货店里弄来的那些工具也不用花太久，更何况我现在身上带的是专业用具。我探入那些锁就像德军攻入卢森堡那样容易。当最后一道锁咔啦一声打开的时候，我抬头看着卡洛琳。她的嘴张得大大的，蓝眼睛也睁得比我从前看过的任何时候都大。

“天哪，”她说，“我用钥匙开门花的时间都要比这个久。”

“嗯，这些是便宜锁，而我有一点表演欲，想让你印象深刻。”

“你成功了，我的确印象深刻。”

我们进去又出来的速度快到可以跟卡通上的那只墨西哥老鼠相比。照相机就在卡洛琳猜测的地方——五斗柜的最下面一层抽屉里。它放在一个有背带的箱子里，旁边一个有拉链的底片盒里还放着不少底片。卡洛琳提起箱子背在肩上，我把门重新锁上，然后回家。

我告诉雷我会在半个小时以内打电话给他，结果晚了几分钟。这次是他自己接的电话。“你的朋友到处乱跑哦。”

“呃？”

“这三部电话号码所在的区域泛围非常广。第一个号码是七十五街和麦迪逊大道转角口的一部公用电话。切尔西的那部也是公用电话，位于格里斯汉饭店大厅。那是在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二十三街。”

“等等，”我说，一边急急忙忙地把地点抄在纸上，“好，最后那一部呢？”

“在市中心，我是指真正的市中心，在华尔街附近，松树街十二号。”

“又是一部饭店里的电话？”

“不，是一间在十四层楼的办公室，一家叫作汤顿贸易的公司。伯尼，回头谈谈大衣吧，你说是养殖的貂皮，是不是？”

“是的。”

“你说是哪种颜色？”

“银蓝色。”

“而且时髦得要命？你确定？”

“是的，绝不会错，雷。它上面有阿尔文·泰尼鲍姆的标签，绝对是高级货。”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在圣诞节前绝对可以到手，雷，没问题的。”

“你这王八蛋，你给我什么啊，你根本还没得手。”

“当然没有，我退休了，雷。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更何况我要一件热死人的大衣干什么？”

“那么你哪来的大衣？”

“我会去弄一件给你，雷。等我从眼前的麻烦里脱身之后。”

“如果你没法脱身呢，伯尼？那怎么办？”

“唔，你最好希望我能脱身，”我说，“不然你的大衣就要像你押维克森林队的二十块钱一样，付诸东流了。”

16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城拿那辆庞帝克。卡洛琳利用我把它再开回市中心的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了一下怎么使用这台拍立得。她还特意在我开门下车的时候拍了张照片以作证明。照片立刻弹出，在我眼前显出影像。我看起来像是大吃一惊，好像偷偷摸摸在干什么似的。我跟卡洛琳说我可不会拿这张去放大。

“跟猫比起来，你是个不错的模特儿呢，”她说，“尤比都不肯坐着不动，而阿齐总是斗鸡眼。”

“阿齐总是斗鸡眼？”

“缅甸猫就是那个样子。要替我拍照吗？”

“好啊。”

她穿着件煤灰色的高领毛衣，和一条灰蓝色的灯芯绒牛仔裤。为了拍照，她特意加了一件钉着铜扣的休闲外套，最后再斜斜地戴上一顶贝雷帽。打扮好之后，她坐在桌边，交叠双腿，对着镜头咧嘴而笑，像个可爱的流浪儿。

兰蒂的拍立得照得很好。我们一起查看照片的效果。“少了点什么，”卡洛琳说，“一支雪茄。”

“你又不抽雪茄。”

“摆个姿势啊，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雌雄大盗。”

“你是像雌的还是像雄的那一个？”

“哦，真好笑。没有比黄色笑话更能缓和情绪的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想是的。你带了布林家的手镯吗？”

“在我口袋里。”

“相机摸熟了吗？”

“就像操作电梯那么简单。”

“那我们走吧。”

走到人行道上的时候我说：“呃，卡洛琳，也许你无法让人联想起费·唐娜薇 [1] ，不过你今天看起来真是美极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而且跟你相处也十分愉快。”

“这算什么？军队出发前的训话？”

“差不多吧，我想。”

“喂，小心点好不好？我可能会泪湿双眼，弄糊了睫毛膏。还好我不擦睫毛膏。赶紧开你的老爷车吧，伯尼。”

每到周末，纽约的金融区就仿佛有人体贴地用专门杀人却不伤及建筑的炸弹攻击过了一样。窄窄的街道，高耸的建筑，没什么人活动。所有的商店都关着，所有的人都躲在家里看足球赛。

我把庞帝克停在拿骚街一个无人看管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往松树街去。十二号是一幢高高地俯视着街道两旁建筑的大楼。一名警卫坐在大厅的柜台前，登记那些为了赚钱而牺牲假期的员工的姓名。

我们远远地站在松树街对面有八到十分钟之久，这段时间里那名警卫无事可做，也没有人出入。我往上看，数了数，正面总共有九个窗户的灯是亮着的。我试着找出是否有一个亮灯的窗户在十四楼，不过似乎有些困难，从我这个角度无法辨识哪一层是十四楼，因为我根本无从得知这幢大楼是否有十三楼。

我也没在大楼附近看到公用电话亭。我转过街角，经过一个街区走到威廉街，在四点零二分的时候拨了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给我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两声之后他拿起了话筒，但是不出一声，直到我先说了一句“喂”。如果前一晚我也像他一样自制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向兰蒂借相机而不必闯空门了。

“我手上有书，”我告诉他，“而我需要现金，我得出城，如果你想买，我可以出个价。”

“我会付你一个好价钱，如果我能确定这玩意儿是真的。”

“如果我今晚拿给你看呢？如果你决定要的话，我们就可以谈价钱。”

“今晚？”

“在巴尼嘉书店。东十一街的一家店。”

“我知道在哪儿，今天的早报有条新闻——”

“我知道。”

“你觉得这样真的安全吗？在店里碰面？”

“我觉得安全。没有警察在监视，如果你是担心那个的话。我今天下午去看过了。”我是驾着庞帝克慢慢地从那儿开过去看的。“十一点，”我说，“到时候见。”

我挂断电话，走回松树街与威廉街的拐角处，在那儿我可以看到十二号的大门，虽然并不十分清楚。我让卡洛琳留在马路正对面一家提供裱画服务的版画店里，不知道她这会儿是否还在。

我在那里等了约五分钟，然后看到一个人从大楼里走出来，朝拿骚街走去。他一离开我的视线范围，我就看到卡洛琳从版画店里走出来向我招手。

我冲回电话亭，拨了Worth 4-1114。我让它整整响了十二下，然后挂上电话取回我的硬币，再跑回卡洛琳在等着的地方。“没人接，”我告诉她，“他离开办公室了。”

“那我们拍到他的照片了。”

“只有一个人？”

“嗯，有人在他之前离开，但那时你还没走到电话亭呢，所以我就没拍。然后又有一个人走出来，我给他拍了照之后就向你招手，后来就再也没人走出来了。现在又有人了，是个女人，要拍她吗？”

“她正在登记出来。德马雷斯特不用的，他只要向警卫挥挥手就走出来了。”

“那并不代表什么。我以前也干过那种事，故意对门卫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他们认识你，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肯定认识你。”

“这是他的照片。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长镜头什么的。幸好这条街很窄，不然你可能什么都看不到。”

我仔细看着照片，虽然没有巴克拉克 [2] 的人像照那样的清晰度，不过光线很好，而且德马雷斯特的脸照得清清楚楚。他是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灰色的头发留着像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似的平头。

他的脸似乎有点眼熟，不过我想不起来原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在开车去上城的途中，卡洛琳对着后视镜调整贝雷帽的角度，花了好几分钟她才心满意足。

“真好笑。”她说。

“帮德马雷斯特照相？”

“帮别人照相有什么好笑的？甚至也不怎么紧张，我看到他从对街走过来，正对着我跟相机，不过他一点都没注意到。我只要在暗处悄悄按下快门。不是，我说的是昨晚。”

“哦。”

“当兰蒂出现的时候，卧室里的场面。我发誓，要不是她不让我们插话，她也不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嗯，从她的角度——”

“这件事无论从谁的角度来看都荒谬不已，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承认。”

“什么事？”

“她生气的时候实在很可爱。”

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家叫桑弗德的鸡尾酒吧。它和它的左邻右舍一样优雅，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所有的陈设都是用黑木和铬钢搭配的。我们坐的桌子是直径十八英寸的黑色圆桌。我们坐的椅子是黑色的半球形，基座则是铬钢做的。我喝的是巴黎水加冰加柠檬。卡洛琳要了杯马提尼。

“我知道你工作的时候不喝酒，”她说，“但这不算喝酒。”

“那这算什么？”

“治疗。而且时机正好，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幻觉。你能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吗？”

“我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男人，留着胡子，戴着头巾，正在麦迪逊大道上向南走去。”

“这是不是表示我们俩都产生幻觉了？”

我摇摇头。“这家伙是个锡克人，”我说，“要不他就是个恶名昭彰的盗贼兼枪击犯，聪明地伪装成那副凶狠的模样。”

“他在干什么？”

他走进了一个电话亭。那电话亭正好位于鸡尾酒吧所在的这个街口，距离我们不过几码之遥，从窗户里我们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我不能肯定他就是那天用枪指着我的那个锡克人，不过当然他也有可能就是。

“他是打电话给你的那个人吗？”

“我想不是。”

“那他在电话亭里干什么？不过，反正他早了十分钟。”

“也许他的表快了。”

“他就那样坐在那儿吗？等等，他打电话给谁？”

“我不知道，如果那是电话祷告专线，他也许会告诉你电话号码。”

“那不是电话祷告专线，他在说话。”

“也许那是电话诵经，而他正在跟着录音念经。”

“他挂断了。”

“他是挂断了。”我说。

“他走了。”

不过没走远。他走到对街，站在一家精品店门口。他跟世贸大楼一样引人注目。

“他负责把风，”我说，“我想他只是要确定是否安全，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向稍早和我通电话的人报告。也许他刚刚说的话就是‘一切正常’——不过我很怀疑。现在来的就是那个人了，我想。”

“他从哪儿来？”

“卡莱饭店吧，也许。那儿距离这里不过一条街。如果你是那种会雇用包着头巾的锡克人的人，你会待在哪里呢？华道夫饭店，唔，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雪利—荷兰饭店，也有可能，如果你是电影制片人，而锡克人是尤尔·伯连纳 [3] 假扮的话。也许是皮埃尔饭店，只是也许，如果——”

“就是他，没错，他进电话亭了。”

“他进去了。”

“现在怎么办？”

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看看我的表。“是时候了，”我说，“失陪一下，我得打个电话。”

这个电话真长，接线员好几次插话进来叫我再投币，而我们的谈话却是不太欢迎别人打扰的。我几乎想要放下话筒，走几十码去敲电话亭的门，这样还能节约几个硬币。不过那样实在太蠢了。

我终于挂上了电话，接线员几乎是立刻就拨电话回来要我再投一毛钱。我投了币，然后站在那儿算了算，差点想把电话的钱箱打开，把我刚才花的钱弄回来。我从未试过撬电话箱，因为偷公共电话没什么意思，不过，到底有多难呢？我盯着钱箱的钥匙孔看了差不多整整一分钟才回过神来。

卡洛琳会喜欢这个主意的，我想，于是赶快回到吧台那边想要告诉她。她不在那里。我坐了一会儿。我的巴黎水里面的冰块全融化了，那些刚才还急急地往上冲的二氧化碳气泡也变得疲乏无力。我向窗外看去，街角的电话亭是空的，对街商店门口也看不到锡克人。

她是不是去洗手间了？如果真是如此，她身上应该带着相机。我又等了一分钟，看她会不会从洗手间出来，然后在小桌上放了一张五块的纸币，用玻璃杯压好，离开了那里。

我又看了一眼锡克人刚才所在的位置，不过仍然没看到他。我过了马路，沿着麦迪逊大道向北，朝卡莱饭店走去。伯比·肖特 [4] 刚度完他的夏日假期，我想起来好像读过这样的报道，而汤米·福拉纳根和艾拉·菲茨杰拉德这对多年的搭档将在贝梅尔曼酒吧表演。我突然意识到，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度过纽约之夜吗？我最近都没怎么出来走动，不过一切还不算太晚，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要再到这个华丽动人的地区来。

当然，如果这团混乱没法解决，我可能得在里面待上好几年才能出来。

正当我在思索这个严肃的问题时，左边的门口突然传出了一个声音。“嘿，”这声音说，“老兄，要买台高级相机吗？”是她，脸上挂着自负的微笑。“你找到我了。”她说。

“我既聪明又睿智。”

“而且比热伤风还难摆脱。”

“没错。我以为你在厕所，不过等不到你，我就开始行动了。”

“我也是。你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我试着拍他的照片——从我们坐的地方。结果一直反光，你甚至看不清楚电话亭里是不是有人。”

“所以你就走出去迎他。”

“是的。我想他打完电话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找到这个地方等着。他可能又打了几个电话，要不就是你们讲了很久。”

“我们讲了很久。”

“然后他终于出现了，他根本没注意到我。他几乎是贴着我身边走过去的。看这个。”

“效果真不错。”

“那还不算什么。底片就那样弹出来了，我看着它显像，真是太神奇了，然后我把它撕下来，放在我的口袋里，接着我一个箭步跨出门廊，准备回去找你，结果你知道我碰到了谁？”

“鲁德亚德·威尔金。”

“他在这附近吗？你看到他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那样说？”

“只是猜测，我再想想，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

“不是，你是怎么回事儿啊，伯尼？是锡克人。”

“我下一个就要猜他了。”

“唔，那你就对了。我那发烫的小手拿着相机跨出去的时候差点跟他撞个满怀。他俯视着我，我仰望着他，告诉你，伯尼，我得用凳子站着才能跟他讲话。”

“然后呢？”

“想不到我竟然如此聪明，真是灵光乍现。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说：‘哦，哇，包着头巾呢！你是印度来的吗？先生。你在联合国工作吗？天哪，你可不可以摆个姿势让我帮你拍张照片？’”

“结果怎么样？”

“棒透了，你自己看。”

“你越来越会用这台相机了。”

“他对这个相机的印象比你还深刻。星期一一早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买一台拍立得。我得拍两张照片，想不到吧，因为他想要一张留作纪念。翻过来，伯尼，看后面的字。”

相当优雅的笔迹，龙飞凤舞，还有很多不必要的圈圈和旋涡——给我的小公主＼献上诚挚的敬意＼你的忠仆＼阿特曼·辛。

“那是他的名字，”她解释道，“阿特曼·辛。”

“我知道。”

“真聪明。跟你通电话的是阿特曼·辛的老板，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吧。他老板的名字是——嗯，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他的头衔是兰奇普王子。不过我想你也知道，是吗？”

“不，”我轻声地说，“我不知道。”

“他们住在卡莱饭店，你猜对了。那位王子在旅行的时候喜欢随身带着侍从。尤其是女人。我有种感觉，如果我每一步都走对的话，很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呢。”

“真不知道你肚脐上塞颗红宝石是什么样子。”

“会有点太女性化了，你觉得呢？不论如何，阿特曼·辛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我也是。”我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你做得太漂亮了，卡洛琳，令我印象深刻。”

“我也是，”她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不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不是那杯马提尼，我绝对办不到。”

在我们开车往东南方向走的时候，她说：“刚才真刺激，跟阿特曼·辛玩那种把戏。一开始我很害怕，然后我几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害怕，因为我已经完全投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知道你的意思，我在别人屋里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

“是啊，真过瘾。在兰蒂家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当小偷会那么惊心动魄。现在我终于了解真的有人可能只是为了那种刺激的感觉而去当小偷，金钱倒是其次。”

“当你是个职业老手时，金钱绝对不会是其次的。”

“我想不会是。她真的吃醋了，是不是？”

“兰蒂？”

“是啊。嘿，这事儿全部结束之后，也许你可以教我几手。”

“譬如？”

“譬如不用钥匙开锁。如果你认为我学得会的话。”

“嗯，不少人都能学会。我想开锁这事儿是有诀窍的，只看你能不能掌握而已。不过除此之外我倒还有好些事可以教你。”

“不用钥匙发动汽车如何？”

“用电线点火？那太简单了，你十分钟就学会了。”

“不过，我不会开车。”

“那还真的不用学这把戏了呢。”

“是啊，不过我还是有点想学，好玩嘛。嘿，伯尼？”

“干吗？”

她的小拳头轻轻地捶了一下我的上臂。“我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她说，“不过我玩得很愉快。我想告诉你这一点。”

在五点五十分时我们把车停好——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合法的——距离西二十三街上的格里斯汉饭店约半条街。现在天色暗得极快。卡洛琳摇下车窗很快地拍了一张过往的陌生人的照片。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拍得还不坏，不过昏暗的光线却使得影像失真。

“我就怕这样，”我告诉她，“我约了王子五点，威尔金六点，然后当我跟德马雷斯特谈话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跟他约七点的。后来我改成了四点，因为我突然想起我们需要光线。”

“相机有闪光灯。”

“那样有点太明显了，你不觉得吗？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我们在光线还足够的时候逮到了德马雷斯特。至于威尔金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们未必能将他哄出饭店。”

“你认为他住在那家饭店里？”

“当然有这个可能。我曾经打过电话到那儿，不过你猜我是找谁？”

“你该不会认为他会用他的真名登记吧？”

“首先，我认为他不会。其次，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绝不是鲁德亚德·威尔金。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被以吉卜林的名字命名，所以终其一生都在搜集他的书，不过我觉得他只对我讲过这个故事。”

“他的名字不是鲁德亚德·威尔金？”

“不是，而且他也不收藏书。”

“那他要那些书干吗？”

“我猜是卖。我想——”我看了看表，“——我想他现在正坐在格里斯汉饭店大厅的某个电话亭里，”我接着说，“正在等我的电话。我该打给他了。”

“我想我该帮他拍照了。”

“手法细腻点，嗯？”

“那是我的拿手绝活。”

我试的第一个电话坏了。街斜对面有另一部电话，不过正好有人在用。最后我在布拉尼玫瑰酒吧里面的墙上找到一部电话。这个酒吧和桑弗德比起来就差多了，不像格里斯汉饭店和卡莱饭店那么类似。酒吧后面贴着手写海报，上面标示着好几种品牌的双份威士忌都在特价优惠中。

我拨了威尔金给我的电话号码。他刚才一定是把手放在话筒上，因为电话刚响他就接了起来。

我们的谈话比刚才和王子的谈话简短些，其实本来还可以再短些的，因为中间有一段我听不太清楚；电视播报员正在报足球比分，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引发了大声的争辩，好像跟诺特丹队有关。不过吼叫声渐渐平息，我和威尔金又开始交谈。

我为刚才的干扰道歉。

“没关系的，小子。”他安慰我，“我所在的地方也挺麻烦的。一个像是欧亚混血的小鬼蜷在一张长凳上，看起来就像嗑了药昏迷过去了似的；一个目光凶狠的老女人把手伸进购物袋里掏着，喃喃自语；还有另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女人正在忙着帮每个人拍照。哦，天哪，她朝这儿走过来了。”

“听起来她似乎没什么恶意。”我说。

“你只好这么希望了。我会给她一个迷人的微笑打发她走。”

几分钟后我回到庞帝克上仔细瞧着鲁德亚德·威尔金的特写。他露出了整排的牙齿，看来相当洁白闪亮。

“很细腻。”我对卡洛琳说。

“有时要细腻，”她说，“有时得大胆。有时要用剑，有时得用棒。有时要迂回曲折，有时却得正中红心。”

“在布拉尼玫瑰里有一个诺特丹队的球迷会为刚才的得分或失分跟你争论不休。在我走出去的那一刻我还真想喝一杯，不过我感觉他们的巴黎水好像卖完了。”

“你现在要去那里吗？”

“没时间。”

“威尔金说什么？”

在我们再往上东区开的时候，我把我们的谈话像《读者文摘》似的摘录给她。我讲完之后她对我皱着眉，一手还抓着头。“真他妈的搞不懂，”她抱怨道，“我不知道谁在说谎，谁在说实话。”

“就当每个人都在说谎吧。那么偶尔出现的惊喜就会令人相当愉快了。我把你送到布林家，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当然，不过你不进来吗？”

“没必要，而且还有太多事要做。你知道在拜访完布林夫妇之后要做什么吗？”

“好好喝一杯。”

“在那之后？”

“我想是的。要不要再帮我复习一遍呢？”

我再帮她复习了一次，并和她讨论了一些重点，然后我在东六十六街的路旁并排停车，停在一辆捷豹轿车旁，那辆车有外交使节的车牌，右前方的保险杆相当丢脸地凹了下去。它就停在消防栓旁，而它的主人，由于安全地躲在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伞之下，所以根本不必担心被开罚单或拖吊什么的。

“我们到了，”我说，“照片在你那儿吗？”

“全都在，甚至还有阿特曼·辛的。”

“你最好也带着相机。没道理把它留在车上。布林家的手镯呢？带在身上吗？”

她把手镯从口袋里拿出来，将它套到手腕上。“我对珠宝并不热衷，”她说，“但它真漂亮，不是吗？伯尼，你好像忘了一件事。你必须跟我一起进去，如果你要去波洛克的公寓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波洛克的公寓？”

“去偷猞猁毛皮大衣啊。”

“我为什么要偷猞猁毛皮大衣？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在表演杂耍似的了。我为什么——”

“你不是答应了那个警察吗？”

“哦，我正奇怪你怎么会那么想呢。不，雷想要给他老婆的是一件貂皮长大衣，而玛德琳·波洛克衣橱里挂的是一件及腰的猞猁毛外套。基希曼太太可不想要任何野生毛皮。”

“这对她有好处。我没听清楚你们的谈话，我想。你要到别处偷貂皮大衣。”

“时机成熟的话。”

“我懂了。我听到你说了那个皮草店的名字，所以就搞混了。”

“阿尔文·泰尼鲍姆。”我说。

“没错，就是它。”

“阿尔文·泰尼鲍姆。”

“你刚才说过了。”

“阿尔文·泰尼鲍姆。”

“伯尼？你还好吗？”

“天哪，”我说，看了看手表，“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去不完的地方，时间总是不够，卡洛琳。你有没有注意到？时间总是不够。”

“伯尼……”

我探过身子帮她开了她那边的车门。“好好应付布林夫妇，”我说，“待会儿来接你。”

[1] 费·唐娜薇（Faye Dunaway，1941—），美国女演员。

[2] 巴克拉克（Bachrach），美国著名的人像照相馆。

[3] 尤尔·伯连纳（Yul Brynner，1915—1985），美国影星，拥有瑞士、蒙古和俄罗斯血统。

[4] 伯比·肖特（Bobby Short，1924—2005），美国歌舞演员、钢琴家。

17

我在第二大道人行道上的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雷·基希曼。牛头犬队的分数已经遥遥领先一倍以上，他唉声叹气地告诉我。“往好处想，”我说，“你明天就扳回来了。”

“明天我赌巨人队，他们从不和人缠斗，都是一开始就遥遥领先。”

“我很想聊天，”我说，“不过我时间很紧。有几件事情想你帮我查一查。”

“你以为我是谁？万事通吗？一件大衣想换不少东西嘛。”

“是貂皮大衣，雷。想想看女人为了它愿意做多少事情。”

“真有意思。”

“我们谈的不只是一件大衣而已，你还可以得到一条相配的围巾。”

“真的吗？”

“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笔吗？”他去拿笔，我告诉了他我希望他帮忙查的事情，“别离电话太远好吗，雷？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很好，”他说，“我真是迫不及待。”

我回到车上。刚才我并没有熄火，现在我换到一挡，开始顺着第二大道往市中心的方向开。到二十三街的时候向右转，我用余光瞄了格里斯汉饭店一眼，然后在第六大道右转，继续开，到二十九街左转，最后停在第七大道的一个收费停车位上。这回我熄了火，把那根点火用的电线拆了下来。

我现在身处毛皮交易的中心，这儿的好几条街连接成了生态保护者的噩梦。数以百计的小商家齐聚一堂：卖兽皮、兽毛的人，各种长短大衣、手提袋和其他配件的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做皮料整边的、卖周边产品的，还有卖蝴蝶结、扣子之类东西的人。

我要找的地方是第二大道较偏远处的一幢四层建筑，它有几扇门面向二十九街。阿尔文·泰尼鲍姆占了第三和第四层。

一楼是一家周末不开门的咖啡店。在它右边有个通向走廊的门，走到尽头就是电梯和逃生梯。这扇门是锁着的，然而它的锁看起来并不怎么唬人。

不过，那只狗倒是挺吓人的。它是一只杜宾狗，养了就是训练作为攻击用的，它在走廊里来回走着，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豹。我接近门的时候，它停下来紧盯着我。我把一只手放在门把上，它便脱离了好奇阶段，蜷起身子准备随时扑上来。我缩回手，不过这并没有缓解多少它的敌意。

我真希望卡洛琳在这儿。她可以帮这王八蛋洗个澡，顺便剪掉它的指甲，再把它的牙齿锉掉一点。

我向来不和看门狗周旋。我想到的唯一能摆脱它的方法，就是在我的手臂上涂上毒药，然后让它咬我一口。我给了它一个道别的微笑，而它则在喉咙里低低地吼着，我改变主意，闯进了咖啡店。

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有铁栅门，就像巴尼嘉书店一样——不过比起跟野生动物缠斗，这我可在行多了。铁门上有个挂锁，我把它挑开；门上有一个耶鲁锁，我也把它挑开了。没有警报器在响。在关门前我把铁门拉上。如果有人仔细察看会发现铁门没锁，不过远远的是看不出什么的。

餐厅有个边门通往电梯，不幸的是从那儿走也会碰到狗，所以大大降低了它的实用性。于是我回头穿过厨房，打开后门。这扇门通往一个不怎么通风的通风井。我站在垃圾桶上，勉强能够着逃生梯的最下面一阶。我用手臂吊起自己的身子往楼上爬去。

幸好我注意到二楼有一个窗户没锁，要不然我会就这么一直爬上三楼。这真是个令人无法抗拒的邀请。我开窗进去，穿过一捆捆毛皮排列而成的迷宫，爬上楼梯，置身在阿尔文·泰尼鲍姆父子的心血当中。

没过几分钟我就开始顺着原路回去，下了一层楼梯，在一捆捆染过色的毛皮中穿梭，再下了逃生梯，踩到垃圾桶上，最后敏捷地跳到地上。我在咖啡店的厨房待了一会儿，帮我自己拿了份蛋糕。这虽然不是我最想吃的那一种，不过我饿坏了，聊胜于无。

我没有费事去把门上的锁再反锁好。有弹簧锁就够了，不过我把铁门给拉上了，把挂锁也锁了回去。

在回去找庞帝克之前，我走去跟那条狗说再见。我向它挥手，它则对我怒目而视。从它的表情看来，我可以发誓，它完全知道我刚才干了什么好事。

接电话的是基希曼太太。我问是否可以请她丈夫接电话的时候，她说“稍等”，然后就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也不用手遮一下话筒。当雷接过电话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的耳朵都快聋了。

“怎么了？”

“你太太对着我吼。”

“我帮不了你，伯尼，”他说，“那么你还好吧？”

“我想是的。你查出什么了吗？”

“我查到凶器的资料。波洛克是被‘恶魔狗’射杀的。”

“我刚吃了一个。”

“呃？”

“事实上，我吃的是海绵蛋糕，但‘恶魔狗’不是热狗之类的东西吗？”

他叹了口气。“‘恶魔狗’是马利公司制造的自动手枪。他们有一系列用狗命名的手枪。‘恶魔狗’是点三二自动手枪，‘惠比特’是点二五自动手枪，‘獒犬’是点三八左轮手枪，他们还做点四四的大枪，不过我记不起来叫什么了。按比例算来应该是像爱尔兰狼犬或大丹狗之类的吧，不过没有枪用这两个名字。”

“真是一大群狗，”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从牛头犬队的比赛到马利的‘恶魔狗’到走廊里的杜宾狗——”

“什么走廊里的杜宾狗？哪个走廊？”

“算了，那是一支点三二自动手枪？”

“是的，登记证已经找不到了。也许是波洛克的枪，也许是凶手带来的。”

“看上去什么样子？”

“枪吗？我没见过，伯尼。我只是打电话问的，没有到证物室亲眼去看。我以前见过‘恶魔狗’，因为是自动手枪，所以很厚实，但不太大，可以装五发子弹。我见过的是蓝色的钢做的，不过外表可以随便变变花样，给它镀上镍或在枪柄上镶珍珠，只要你愿意付钱就可以。”

我闭上眼睛，试图回想那支被放在我手中的枪的样子。蓝色的钢，没错。听起来应该就是那一把。

“枪身不大，伯尼。枪管约两英寸长。发射的时候没什么后坐力。”

“除非你需要它。”

“呃？”

“没什么。”我皱起眉头。它看来比较大，如果跟那天锡克人手上的那把小小的镀镍家伙比起来的话。

那倒提醒了我。

“弗朗西斯·洛克兰，”我说，“就是那个在我书店门外受伤的警察，是被哪一种枪射伤的，你查到了吗？”

“你还是坚持你不在现场，嗯？”

“妈的，雷——”

“好了，好了。他不是被马利的‘恶魔狗’射伤的，伯尼，因为凶手将那把枪留在了波洛克家的地板上。那是你要问的吗？”

“当然不是。”

“哦，你害我花了一分钟说那件事。洛克兰是被——嗯，很难说他是被哪一种枪射的。”

“没有发现任何碎片吗？”

“没有，子弹已经粉碎了。”

“那还是会发现一些碎片啊。”

他清了清喉咙。“以下我所说的话以后我概不负责，”他说，“虽然就我所听到的，没人这么对我说过，但把各种说法拼凑起来——”

“洛克兰自己射伤了自己。”

“我看起来是这样，伯尼。他是个年轻小伙子，你知道，非常紧张而且……”

“他伤得重不重？”

“他没了根脚趾，不过不是最重要的那根。”

我想到帕克，总是摔断重要的骨头。哪些脚趾才算是重要的呢？

“你对洛克兰知道多少？”

“我向很多人打听了，伯尼。大部分人都说他太年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了，不过他还是一个上了道的警察。”

“怎么解释？”

“按我的理解，就是可以用钱买的警察。”

“这个案子没什么油水可捞，”我说，“除非他收信用卡。”

“你要求太多了吧，伯尼，这可怜的孩子少了根脚趾哩。”

“是他自己打掉的，雷。”

“那也是脚趾。”

“你刚才说不是最重要的那根。”

“即使如此——”

“既然已经倒霉到家了，他愿不愿让我先欠着呢？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么有野心，如果不愿意的话就是疯了。”

“你说得有道理。”

我的道理还不只这一点呢。我有一大堆道理要告诉他，其中有些会引起争论，有些则不会。最后我告诉他放轻松点，而他则叫我保重。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似乎都是好建议。

米罗枪械店的老板有着令人推崇的幽默感。他们登在电话簿上的图画是断臂的维纳斯，腰间挂着枪套。谁能抗拒得了？

我的原则是，对枪械店敬而远之。不过我发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被发现，这种店几乎千篇一律地都位于店面的二楼。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特别想吸引那些随便逛逛的客人，和因一时冲动而做成的生意吧。

米罗枪械店也不例外。它位于一幢平凡的红砖楼房的二楼，在格尼街和莫瑟街之间的卡诺街上。它的楼下是家水电材料行，楼上几层则是隔成好几个单元出租。我在楼下的门厅闲晃，读着门铃上的名字，这时有一对年轻夫妇走了出来，他们身上仿佛散发出一股犯罪的味道。那女人在她的护花使者为我开门的时候，颇具感染力地咯咯笑着。

枪械店的门是厚重的木头门，上面依然张贴着那断了臂的配枪维纳斯图样，旁边则是一长串店内出售的杀人工具名单。门上有普通锁外加一把挂锁。

我敲敲门，然后侧耳倾听，确定里面没有人，也没有看门狗的低吼声。很好，只有一片寂静。我随即展开工作。

门锁并不怎么麻烦。挂锁上有密码要破解，看来倒是个有趣的挑战，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有时间压力，我也许会用砂纸磨光我的指尖，好好地试试手气。不过，现在我却试着用钢锯锯开它，结果并不成功——真他妈的是把好锁，用他妈的好钢做的——我选择了更简单的方式，索性用螺丝刀把锁头给卸下来。每个行业都有它的窍门，如果你活得够久，就会把它们都摸熟。

天哪，这是个多么阴森恐怖的地方啊！我只在里面待了五分钟，不过那五分钟真是漫长的煎熬。这里所有的枪全都紧紧地靠在一起，弥漫着枪油、火药还是什么使枪闻起来是那个味儿的东西的气味。残暴的机械，死亡与毁灭的兵器，杀手的工具。

哦！

我走出来之后再小心地把门锁好。我可不愿意让哪个疯子轻而易举地将一大堆枪械火药劫掠一空。我甚至花时间将挂锁装好，把锁头旋得比我刚才转开它的时候更紧。

枪！

忙，忙，忙。

我在贵宾狗工厂找到了卡洛琳，她正赶着完成客人预约的工作，而且看起来一脸的不情愿。“这真是一个不怎么愉快的行业，”她说，“你一定认为很好赚，对不对？那你就错了。不过，好在亚莫瑞快要举办一个宠物大展了。”

“那表示你会有生意上门？”

“当然。脏狗是得不到彩带的。”

“听起来挺像句俚语的，布林夫妇还好吗？”

“他们还是那样可爱。我把他们的小面包都吃光了。”

“肯定比蛋糕和‘恶魔狗’好多了。吉特拿回手镯的时候高兴吗？”

“哦，”她说，“我想是的。”

“你想是的？”

“我们主要是在看照片。”她现在可是越来越有效率了，说着把四张照片摊开放在一张杂色台子上。“吉特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指着其中一张说着，“她十分确定。这一个呢，她觉得她也没有见过，不过她并不十分确定。”

“但是她认得其他两个人？”

她的食指在其中一张照片上盘旋。我注意到她又咬过指甲了。“这个家伙，”她说，“常常在附近出现。她不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不过是挺久之前了。他或者是跟玛德琳在一起，或者是一个人独自进出公寓。”

“棒极了，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呢？”

“亚瑟认为他有一次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吉特则觉得他很面熟。”

“我要借用这一张，”我说着拿起一张照片，“回见。”

格里斯汉饭店大厅的情形和鲁德亚德·威尔金在电话上形容的样子已有了改变。卡洛琳走了，拎购物袋的女人也不见了。有一个吸毒的家伙坐在凳子上打盹，不过看起来不像是欧亚混血。也许他是接那个混血儿的班。

威尔金刚才用的电话现在有人使用。一个壮硕的女人正讲着话。由于电话亭容不下这么大的身子，因此她只得站在外面，对着话筒怒吼，告诉某个人她已经还钱了，她不欠任何人一毛钱。那个应该是她的债主的人显然对她的一番话难以苟同。

站在柜台后面的瘦小男子仿佛终年不曾晒过太阳似的苍白。有着小小的蓝眼睛和几乎看不见的薄唇。我给他看从卡洛琳那里拿来的照片。他端视良久，然后又盯着我看了同样长的时间。

“怎样？”

“他在吗？”

“不在。”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谁会记得？”

“我要留话给他。”

他给了我一本便笺薄。我拿出笔写下“请尽快打电话给我”，然后签了鲁德亚德·威尔金的名字。这不是故意要装，而是因为那是除了自己的之外，我唯一能想到的名字。反正我想他在这里一定不会用这个。

我将纸折起来交给柜台服务员。他接过去然后对着我直眨眼睛。我们两个人都一动不动。在我身后的胖女人宣称她没有必要承受那样的出言不逊。

“你该把留言放到他的信箱里吧。”我说。

“等一会儿。”

现在就放，我想。这样我才能看到他住几号房。

“我最好赶紧，”他又说，“要不然我会忘记这封信是给谁的了。你没写上他的名字，对吧？”

“没有。”

“话说回来了，这到底是给谁的呢？”

“你没资格那样叫我，”胖女人坚定地说，“那算什么？我唤狗都不会那样叫。请注意一下你对我的称谓。”

这名服务生有着稀疏的眉毛。我真不知道它们能否胜任上天赋予它们的任务——防止汗水流入眼睛。不过也许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会避免工作到流汗。不过，他倒有足够的眉毛上扬，他现在就扬起了它们。简直是会说话的眉毛。

我放了二十块钱在柜台上，他给了我去三一一号房的钥匙。十五分钟后，在我离开饭店前，我将钥匙还给了他。

胖女人还在打电话。“什么浑蛋，”她说，“我告诉你谁是浑蛋。你才是浑蛋，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

回到庞帝克上，再往市中心开。天哪，真是没完没了。来来回回，到这到那，忙东忙西，南来北往，真是漫长。

拿骚街的停车场依然无人看管。有一个标志上说，在这种情况下把车停在那儿是违法的。不过在此刻我是不太介意这种违法行为的。警告标志上说，违规者将会被拖吊并处以罚款。

我愿意冒这个险。

我找到一个电话，拨了Worth 4-1114，我想应该没有人接，结果真的没有。

我走向松树街，再往东走到德马雷斯特几小时前跑出来的那幢大楼。（几小时？我仿佛觉得是几星期之久。）现在跟稍早之前比起来只剩一半窗户是亮的了。我真希望手上有公文夹和手提箱，好让我看起来更像是会出现在这里的人。

门口的守卫边看报边打瞌睡，但当我走进大楼时他立刻清醒了过来。他是个有着一张疲惫面孔的老先生，也许是为了补贴不够用的退休金来打工的。我走向他，跨了一步之后停下，假装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嗽稍停之后，我看了一下墙上的公司名字，选了一家差不多适合我的公司。

“上帝保佑你。”老人说。

“谢谢。”

“你得注意一下你的咳嗽。”

“是天气的关系。一阵好一阵坏的。”

他颇能理解似的点点头。“以前不是这样的，”他说，“天气向来是靠得住的东西，但现在什么都变了。”

我在出入登记簿上登记。姓名：彼得·约翰逊。公司：威克麦纳利。楼层：十七。至少这回我没有因为缺乏想象力而自称是威尔金了。而且彼得·约翰逊是个很好的假名。如果威克麦纳利公司够大的话，很可能真的有个人会叫彼得·约翰逊，或是约翰·彼得森，或诸如此类的名字。

我搭电梯到十七楼。并不是担心他会去察看电梯灯号是否真的在十七楼，只是何必留下个瑕疵？我连跑带跳地下了三层楼，在走廊间寻找，直到我看到一扇门，上面的磨砂玻璃上标着汤顿贸易公司。里面的办公室漆黑一片，就像我刚才经过的那些办公室一样。我说呢，周末夜是一周当中最寂寞的夜晚了。

这也是最漫长的夜晚，我有那么多地方要去，那么多人要见。我把耳朵贴在玻璃上，轻轻地拍着门的木头部分，仔细听着，然后将一根软钢线伸进锁里。没多久锁就开了，解释这手法的时间恐怕都还比开锁的时间长呢。

办公室的锁多半是那样，为什么不呢？没道理在一个有玻璃窗的门上装一个智慧型防盗锁。你到头来也只会落得一堆需要处理的碎玻璃。

此外，楼下还有人防止像我这样的人带着电脑设备离开呢，这儿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好偷呢？所以我当然也没找到什么可偷的东西。当我离开汤顿的办公室时——我走到十七楼搭电梯下去——没有带走任何刚才没带进来的东西。

那老人从他的报纸中抬眼看我。“挺快的嘛。”他说。

“像兔子一样。”我附和着，然后在出入登记簿上签字离开。

18

“我想你们一定奇怪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

唔，还真是很少使用那样的台词呢。现在他们全都在这里，齐聚在巴尼嘉书店。当我从利泽尔先生那儿买下这家书店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偶尔举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小型非正式聚会。比如说，周日下午的诗社，大家喝着小杯微甜的雪利酒，托盘上放着大黄瓜三明治让大家传着吃。或是文学咖啡讲座，大家抽着欧洲雪茄，讨论存在主义的真谛。我认为这样能汇聚人气，而且可以让这家店获得一些口耳相传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这似乎是个认识女人的好方法。

不过今晚的聚会却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没人大声朗诵诗句，也没人提到卡夫卡。这家店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它应得的程度，而我也不打算认识任何女人。

这里唯一的女士卡洛琳坐在一张高脚凳上，这张凳子是我用来拿高处的书用的。她歪坐在凳子的一边，我的客人则围坐成不怎么规则的半圆形，面朝着柜台。我自己则站在柜台后面，没椅子坐，因为平常放在柜台后面的那张椅子此刻德马雷斯特正坐着。

瞧，我开的是一家书店，不是图书馆，所以哪来那么多椅子呢。兰奇普王子坐了这屋里最好的椅子——从我后面办公室拿出来的一把可旋转的橡木扶手椅。阿特曼·辛的背脊挺得跟麻秆似的，坐在一个竖起来的木箱上。在利泽尔先生用它来装店里的存书之前，它好像是用来装罗马苹果的。鲁德亚德·威尔金坐的是卡洛琳从贵宾狗工厂带过来的折叠椅。

我还没介绍其中任何一个人给其他人认识，他们也没有人展开寒暄，聊聊足球啦，天气啦，或社会案件什么的。他们并非同时到来，不过相差的时间却非常短。而他们也一直出奇的安静，直到我做了“你们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的开场白。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只看到几双紧盯着我的锐利眼睛。

“事实上，”我接着说，“你们都心里有数，为什么我会邀请你们来这里。要不是为了讨论那本书和那件谋杀案，各位也不会过来。”

房间里一片寂静。

“我所说的谋杀案是指玛德琳·波洛克案件。她于前天在她位于东六十六街的公寓内被射杀。凶手朝她的前额射了一发子弹，用的是点三二自动手枪。枪是马利公司出产的‘恶魔狗’。凶手不仅把枪留在现场，也把昏迷不醒的我留在那里，还把枪塞到了我手上。”

王子皱起眉头陷入深思：“你是说你没杀那个女人。”

“没错。我到那儿是去送书的。我本应收到书款，结果却被下药陷害，波洛克小姐对我下药，而我则是被杀她的那个人陷害。不过，”我灿烂地笑着，“书还在我手上。”

他们还是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就在他们沉默地盯着我，像石头般一动不动时，我把手伸到柜台下面，拿出了那本《拯救巴克罗堡》。我随便翻到一页，然后念道：

老爱森堡是狡猾的骗徒

一如他所属的群族

他吃一片甜糕

他喝一杯蜜露

他抹净他的嘴唇和指尖

犹信誓旦旦

如果他们攻打巴克罗堡

他们行将亡覆——不仅他一人，而是全部

我合上书。“最后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吧，”我说，“拙劣的诗就是你可以明显地看出哪一句是为了硬要和哪一句押韵，而这整本书都是那个样子。不过这本书成为我们大家的目标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它非常独特，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一点。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是吉卜林的著作中唯一一部仅剩一本存世的。而这一本，就在这里。”

我把书放在柜台上。“在我答应去偷这本书的时候，”我接着说，“它是在一位名叫杰西·亚克莱特先生家中的私人图书室里。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位先生为这本书跟庞桑比勋爵的继承人私下协调，让后者取消了一场原本安排好的公开拍卖会而买到这本书。”我紧盯着鲁德亚德·威尔金，“也许真有什么庞桑比勋爵，不过杰西·亚克莱特并不是那样得到这本《拯救巴克罗堡》的。”

德马雷斯特问那他是怎么得到的。

“他买来的，”我说，“从那个叫我去把书偷回来的人那儿买来的。最初的交易是由玛德琳·波洛克安排的。”

王子想知道她是怎么介入这件事情的。

“她是亚克莱特的情妇，”我告诉他，“也是我的客户从小就认识的朋友。我的客户告诉她，他有一本人人想要的书。而她则表示她有一个朋友——也可以称之为客户吧——是个热衷于收藏书的人。现在就差让买卖双方碰头了。”

“交易顺利进行了吗？”德马雷斯特显然十分困惑，“那么为什么卖方想把书偷回来呢？只是因为它的身价不菲吗？”

“不，”我说，“因为它没什么身价。”

“那么那是赝品了？”王子说。

“不，它百分之百是真的。”

“那……”

“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说，“我试着查看这本书是否有可能是伪造的。当然有可能。首先你必须找人模仿吉卜林的手迹写三千两百行打油诗。然后你得找一台印刷机手工排这些字句，然后还得找到一沓五十年前的纸印刷。也许你也可以用新纸去印，不过——”我拍拍这书，“它不是新纸印的。我每天都拿着它，我知道那是旧纸。它看起来、摸起来、闻起来都不一样。

“不过就算你有纸，就算你有办法把它印出来，装订好，再仔细地做旧，好让它看起来像是保存得很好的样子，你要怎么把它卖出去？也许，如果你找到一个绝对的好买主，你可以得到一个五位数的价钱。不过在那之前你的投资也差不多有那个数了，你的利润在哪儿呢？”

“如果这本书是真的，”王子说，“它怎么会一文不值？”

“它并非真的一文不值。在我把它偷来的第二天，就有人用枪指着我要把它拿走。幸运的是——”我亲切地对阿特曼·辛笑着，“他错拿了另一本书。不过他还给了我五百块钱安抚一下，巧的是，那差不多就是那本书真正的价值。如果卖对了人，整个情境又适合的话，它也许可以卖到一千块左右，不过它绝对不值更高的价钱。”

“嘿，行了，伯尼。”这回是卡洛琳从她的高椅子上跳下来，“我觉得我好像遗漏了什么重点，这件事我大部分都知道一些。不过，如果它应该挺值钱的，又不是假书，为什么却只值五百或一千块钱呢？”

“因为它虽然是真的，”我说，“但却不是唯一的。吉卜林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自己印制了这本书，数量并不大。这件事是真的，没错。与事实不符的是，那个最吸引人的部分——他烧掉所有的书，仅留下一本。其实现存的还有好几本呢。”

“有趣的想法。”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说。他身上穿的衣服跟卡洛琳给他拍照片的时候一样，不过那时我只看得出来他穿着一件深色西装。现在我看清楚了，那是一件深蓝色、有着淡淡条纹的西装，但在照片里看不出来。现在他在我的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所以这本书只是许多同样版本中的一本，”他说，“你怎么知道的，罗登巴尔先生？”

“我怎么发现的？”他想问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过我却很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星期三晚上从亚克莱特家里偷了一本。星期四我把那本送到玛德琳·波洛克的公寓。我被下了药，当我醒来时书已经不见了。昨晚我又回到波洛克的公寓——”看到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令我相当满足，“发现《拯救巴克罗堡》躺在衣橱的鞋盒里。

“不过并不是同一本。我原本以为可能是她在让凶手进来之前把书藏在了衣橱里。不过难道他在离开之前不会找书吗？难道他不会用枪指着她，在射杀她之前逼她把书交出来吗？他还费事地在离开前把我的五百块钱掏走了。他或者波洛克都有可能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把钱拿走，如果是她拿的，那么他就是从她那儿把钱拿走的，因为钱不见了。”警察也有可能把钱拿走，我想，不过干吗提出那种可能，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呢？

“我的那一本是用棕色纸整齐地包好，”我接着说，“玛德琳·波洛克可能在把它藏起来之前拆开看过，以确定那本不是再版的《三个士兵》或其他什么不值钱的东西。”我避开阿特曼·辛的目光，“如果是这样，那棕色包装纸到哪儿去了？我醒来时它不在地板上。我承认，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没法看得很仔细，不过在我昨晚回到公寓反复搜索的时候，它显然不在那里。凶手不会带走它，而警方更没理由去理它，所以它到哪儿去了？那么现在答案够清楚了吧？它还包在书上。玛德琳遇害的时候手上很可能还拿着那本包得好好的书，然后凶手就那样拿走了。”

“这就是你的推论吗？”鲁德亚德·威尔金说，“小子，看来你仅有的线索全维系在那些不见的东西上面。这岂不是像‘不会叫的狗’ [1] 一样，嗯？不见的五百块钱、不见的棕色包装纸。基础相当薄弱呢，你说是吧？”

“还有别的。”

“哦？”

我点点头：“不能算是你所谓的证据。完全是主观的判断。星期三晚上我坐着读那本书，把它拿在手上，翻着书页。昨晚我又拿着它读，而那已经不是同一本书了。书上还是签着：献给莱德·哈格德，跟我从亚克莱特那儿偷来的一样，不过却有一些地方变了。我以前认识一个开养鸡场的人，他发誓他认得每一只鸡。那么，我就可以认得每一本书。也许有一本的某几页折了角，或水渍的形状不同什么的——天知道什么地方。它们就是不同的书。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有机会把这整件事搞清楚。”

“怎么说？”

“让我们打个比方，只是假设，某人在汤桥维尔斯的一家印刷厂里弄到四五十打这样的书。”我看着威尔金，“听起来合理吗？”

“那只是你的假设，小子。”

“就算弄到了五十本吧。就是那一版全部的数量，或是除了传说中失踪已久，作者原要送给莱德·哈格德的那一本之外的其他几本。如果那些书全流到市面上会怎样？一本几百块钱吧。他们将成为公认的古董，吉卜林也将再度热门起来，但是这本书就不那么重要，也卖不到好价钱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绝无仅有的，而非它的文学成就。不过这些书还是值得把它们从印刷厂拖回来，如果每一本都当作是绝无仅有的那一本来卖呢？如果每一本都仿照吉卜林的笔迹给题上字呢？很难制作一本新书然后让它看起来显得很旧，不过在旧书上模拟前人的题字却不算太难。我确信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让墨水看起来有五十年的历史，就像那种用羽毛笔沾着写出来的一样。

“我的客户就是这么做的。他自己给其他的书题了字，或者找了专人替他伪造，然后他开始试探市场的反应，联络几个主要的收藏家，也许还声称这本书是赃物，好让买主暗自珍藏不将它公之于世。因为只要有人召开记者会或者将这本书给某大学图书馆看，这游戏就结束了。所有曾经络绎不绝的收藏家都会尖叫着回来讨回他们的钱。”

“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是吗？”卡洛琳想知道，“如果他从事的是秘密交易，他们也没法真的告他。”

“没错，不过要剥猫的皮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她做了个鬼脸，而我则对我的用词感到后悔，“无论如何，这个虚胖的市场会一下子泄了气。剩下的书再也卖不到几千块钱一本了，他会有一大箱脱不了手的书。这么高的价格全都因为它是仅存的一本。当它们不再是唯一的，当书上的题字被证明是伪造的，我的客户就得另谋他途继续从事他的非法勾当了。”

“他可以做小偷啊。”王子建议，淡淡地笑着。

我摇摇头：“不，那是他很清楚自己做不来的事情之一，因为当他需要小偷的时候，他就来到这家店里雇了一个。他发现亚克莱特打算把他那一本《拯救巴克罗堡》公之于世，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从玛德琳·波洛克那儿听来的。也许不能算真的公开。亚克莱特并非要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告诉他们他手上有什么东西。只是亚克莱特除了是名收藏家之外还是个生意人，他想把书卖给比他对《拯救巴克罗堡》更有兴趣的人，而亚克莱特本人对吉卜林、印度、反犹太文学或这本书的任何特色都没有兴趣。”

威尔金问我心中是不是有特定的人选。

“一个外国人，”我说，“因为亚克莱特从事的是国际贸易。一个有钱有势的印度王子。”

王子的下巴僵硬了起来。阿特曼·辛把身体向前倾了几度，准备随时跳起来保卫他主人的安全。

“或是阿拉伯产油国的酋长，”我继续说，“我想到一个叫纳德·阿尔—奎达的人。他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其中一个成员国，我忘了是哪一个，他几乎拥有那整个地方。当代人物志中有一段写到他，说他拥有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私人图书馆。”

“我知道他，”王子说，“也许是全中东最好的图书馆，虽然在亚历山德拉有一个人对这个说法很不服气。”他礼貌地微笑着，“不过绝不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图书馆。至少在印度有一个图书馆的收藏可以让那位酋长自惭形秽。”

我妈曾告诉我，别跟王子争辩，于是我礼貌地点点头接着说：“亚克莱特有个绝妙的主意，”我告诉他们，“他想要和这位酋长做一笔大生意，搞一个贸易协定什么的。《拯救巴克罗堡》会是个相当完美的礼物。纳德·阿尔—奎达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重要支持者，在石油国的酋长们中间还算小有名气，现在有一个颇具传奇意味的反犹太文学，仅存于世的珍本，它可以让一个伟大的英国作家，成为犹太世界的公敌。

“但问题来了，我的客户早已经卖了一本给酋长。”

我看着威尔金，很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

“我没读过这本当代人物志，”我接着说，“酋长买这本书的时候，卖方告诉他要藏好这书，因为这是偷来的，没有合法的身份。对酋长来说这不打紧，有很多收藏家一旦发现真的非常想要的东西时，他们会不择手段——当然，他们也认为这样可以砍到个好价钱。

“如果亚克莱特把书拿给纳德看，就没得玩了，也没油水可捞了。首先，亚克莱特会知道他被坑了。更重要的是，纳德也会知道——而一个阿拉伯产油国的酋长不必找律师就可以展开各种报复手段。在那里的某些国家，甚至还会把小偷的手砍断呢。想想看如果他们对你心怀仇恨的话会怎么对付你。”

我停下来吸了口气：“我的客户还有另一个理由不让亚克莱特去增加酋长的图书馆馆藏。他正在和纳德谈另外一笔交易，这回是要捞更大一笔。他可不希望亚克莱特坏了好事。”

卡洛琳说：“我不明白，伯尼。他要卖给他什么？”

“《拯救巴克罗堡》。”

“他不是已经卖给他了吗？”

“他原来卖给他的是莱德·哈格德的那一本。现在他要卖的更特别一点。”我拍拍柜台上的书，“他要卖给他的是这一本。”我说。

“等等，”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说，“你把我全搞糊涂了，在你面前的这本——不是你从那个叫亚克莱特的家里偷来的吗？”

“不是，那一本我留在玛德琳·波洛克的公寓里，然后被杀她的凶手拿走了。”

“然后在你面前的是另外一本，你在她衣橱里发现的？”

我摇摇头。“恐怕不是，”我哀怨地说，“衣橱鞋盒里发现的那一本是第二本莱德·哈格德版，我的客户怎么能把它卖给酋长呢？他已经干过一次了。不，这是第三本，很奇怪吧，我必须为我刚才撒的谎道歉。刚才我说这是波洛克家的那一本。那么，也许我可以念一下衬纸上的题字，消除你们的困惑。”

我把书打开，清清嗓子。天哪，他们真是全神贯注。

“‘献给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我念着，“‘他对摩西后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希伯来人在国际金融界的势力，这两股潜伏的危机完全了然于胸，这点燃了德意志民族的熊熊火炬，并在上帝的祝福下，终将照亮全球。希望你目前身受的审判，不过是打造救赎之刀的铁砧。献上无限的祝福和敬意，鲁德亚德·吉卜林于贝特曼，波瓦什，苏塞克斯，英国，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

我合上书。“这个日期是有意义的，”我说，“在你们各位先生到这儿之前，我正在读约翰·托兰所写的希特勒传。这就是开书店的附带福利之一。根据推断，吉卜林为这本书题字的那一天，正是希特勒因参与慕尼黑啤酒厅起义事件，而被判在兰兹堡监狱服刑五年的那一天。在判决宣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他正在牢房里写《我的奋斗》的书名页。而当时鲁德亚德·吉卜林却对这个未来枭雄的处境深感同情，于是在书上题字送给他。在书封面的内页盖了橡皮图章，上面的文字是德文，这似乎显示这本书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时候曾被送进过兰兹堡监狱。然后我们看到在内文空白处不时有些注记，应该是出自希特勒之手，还有些地方画了重点，在封底内页和书底的空白页有一些用德文写的句子。”

“希特勒在牢里的时候或许还读着它呢，”鲁德亚德·威尔金陶醉地说，“从中获得灵感。并且琢磨出《我的奋斗》——从那些手迹中可以看得出来。”

“那本书后来怎么了？”

“唔，目前下落不明。或许希特勒将它送给了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最后辗转又回到了英国。但这只是个无趣的题外话。细节也没完全理清。”

“它的价值呢？”

威尔金扬起了他的浓眉：“希特勒私人拥有，且全世界仅存两本中的一本？启发他写《我的奋斗》的书？扉页有给他的题字，内文里又有他亲笔写下的注释和评论？”

“值多少钱？”

“钱，”威尔金说，“钱对纳德·阿尔—奎达这样的人来说算什么？钱流进来就像石油流出去那样快，钱多到都不知道怎么花。五万？十万？二十五万？我才刚要开始吊他的胃口呢。我只不过让这阿拉伯人知道我手上有什么东西。最后的谈判十分微妙，将会是全然的拜占庭式的 [2] 。我开价多少？他出价多少？在什么时候这笔生意能谈成？”他摊开双手，“真的很难说，小子。约翰逊博士说过一句什么来着？‘不做发财梦就发不了财’。既然是发财梦嘛，难免就有些夸大，但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确会卖到个好价钱，非常好的价钱。”

“如果亚克莱特没有毁了这笔生意的话。”

“是的，”威尔金说，“如果亚克莱特没有毁了这笔生意的话。”

“他买他那本付了你多少钱？”

“五千美元。”

“酋长呢？他也买了一本有哈格德题字的。”

他点点头：“几千块。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了，那很重要吗？”

“倒也不是。其他你还卖了几本？”

威尔金叹了口气。“三本，”他说，“一本卖给沃斯堡的一个男人，他以为这本书是牛津一个代理图书馆员偷拿出去抵赌债的。他绝对不会把书公开。另外一本卖给一个退休的农夫，他种马来亚橡胶大赚一笔之后，目前住在西印度群岛。第三本卖给罗德西亚的一个老顽固，他看起来对诗中的政治立场比对它的收藏价值更有兴趣。得州人出的价最高——八千五百美元。我卖书是一本一本地卖呢，你们瞧，但这是相当辛苦的。我又不能登广告。每一笔生意都需要花费甚巨的事前研究和精密的布局。光旅费就得花不少钱，何况还得是讲究的住处，而这些都是成本。但在这场游戏中我并不是胜利者。”

“你最后一本是卖给亚克莱特？”

“是的。”

“你怎么认识玛德琳·波洛克的？”

“我们是老朋友了。不只这一次，我们一起做事很久了。”

“你是指设骗局吗？”

“说做生意不用说得那么沉重吧，不是吗？”

“为什么她衣橱里还有一本？”

“那是她帮我跟亚克莱特牵线的佣金。”他说，“我需要现金。通常我会给她一千块左右，作为安排交易的报酬。不过给她书，她也十分高兴。她希望书可以卖个好价钱。当然，她知道在我从纳德·阿尔—奎达那里大赚一笔之前，不能动那本书。”

“而同时，你得拿回亚克莱特的那一本。”

“是的。”

“所以你出价一万五叫我去帮你拿回来。”

“是的。”

“那一万五从哪儿来呢？”

他回避我的眼光：“你终究会收到钱的，小子。我只是现在没有而已，不过一旦我把书卖了，我出手可就大方了。”

“你可以先告诉我。”

“如果我说了，结果会怎样？”

“不会怎么样，”我说，“我会拒绝你的订金。”

“就是这个原因啊，”他叹道，把双手合起放在肚子上，“就是因为这样。道德总是会扮演某种角色。不过时间一到我就会把该给你的钱付清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嗯，这倒像句人话。我和卡洛琳互使了个眼色，然后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情况变得更复杂了，”我说，“在这些事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一名来自印度的男士恰巧在纽约。几个月前他听到传言，吉卜林的遗作最近被一个阿拉伯酋长买走。后来有一个女人跟他联络，告诉他的确有这样一本书，而目前的所有者是一个名叫亚克莱特的人，不过很快就会是她的了。而且如果有好价钱，她还愿意割爱。

“这个女人，当然就是玛德琳·波洛克。她得知王子在纽约，并且还知道他对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及他的作品很感兴趣。她有一本《拯救巴克罗堡》，是推销一本给亚克莱特的佣金，现在正是她脱手的好机会。她这本书卖王子——多少钱？”

“一万美元。”王子说。

“价钱不错，不过她是跟一个精明而且挺有办法的人做生意。他派人调查并且跟踪她。她来我店里仔细观察我的时候戴了一顶假发来伪装。或许她这么做是为了日后她把掺了迷药的咖啡递给我的时候，我不至于认出她来。也或许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不管她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么做似乎并没什么效果。王子的人跟踪她到了这家店里，经过一番小小的调查发现，巴尼嘉书店的新老板有闯空门的硕士学位呢。”

我咧嘴笑着：“你们大家都懂吗？这件事是环环相扣的。王子不想为巴克罗堡付出一万美元，这并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这个钱，而是为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他知道这本书是冒牌货。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纳德的那一本也有耳闻。而你还有另一个理由，对不对？”

“是的。”

“愿意和我们分享吗？”

“我拥有原始的那一本。”他微笑着，带着凯迪拉克汽车广告中车主惯有的那种骄傲，“真正的《拯救巴克罗堡》，有给莱德·哈格德先生题字的真迹，并且在他死后从他家的书房给拿走的那本。这本书经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转让之后，应该是由温莎公爵所保有。有另外一本，我必须这么强调，在六年前就到我手中了，早在这位先生——”他向威尔金简短地点了个头，“碰巧发现了某个印刷厂里没被毁掉的剩货之前，如果你非要说那是汤桥维尔斯印刷厂珍藏起来的书也可以。”

“所以你想要那本假书？”

“我要揭露它的假象。我知道那是赝品，不过我不确定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它是全新制造的吗？还是有人刚好有一份手稿，然后做了一本以假乱真的书？还是像我现在所理解的，书是真的但题字是假的？我想看看那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以推断纳德的那本赝品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并不想为这事付一万美元，不然我可就是个大傻瓜了。”

“所以你想越过中间人，于是就派了你的朋友过来，”我对着阿特曼·辛微笑，不过他却没有回以微笑，“在我一拿到书的时候，就把书要过去。你还叫他给我五百块钱。为什么呢？”

“补偿你。那是你劳动的代价，既然书本身不值几个钱。”

“如果你认为那个数就足以弥补我所承受的一切的话，你显然是没干过小偷。你怎么知道书在我手上？”

“波洛克小姐说她那天晚上就可以拿到书，那就显示你已经从书主那儿把它拿来了。”

鲁德亚德·威尔金摇着头。“可怜的玛德琳，”他哀伤地说，“我叫她先别动那本书的。她这么蛮干毁了我一笔大生意，不过我想她就是安分不下来。想大捞一笔然后远走高飞。”他皱眉头，“但是，是谁杀了她？”

“一个有充分动机的人，”我说，“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威尔金说，“我不会杀任何人，更不会杀玛德琳。”

“也许不会。但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她骗过的男人。她骗过每一个人，你试着回想一下吧。她对我下药偷了我的书，不过我当然没有杀她。她正准备要从王子身上骗钱，而他也许会因为他的特使从我的店里带回去一本不值钱的《三个士兵》而怀恨在心。不过这并不会让他有遭到背叛的感觉，因为他并不指望从那女人身上得到什么。我也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没什么理由信任她，那又何来遭背叛的感觉呢？只有一个人是她真正背叛的。”

“那会是谁呢？”

“他。”我说，把—只手指指向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特。

德马雷斯特看起来不知所措。“这太荒唐了，”他冷静地说，“绝对的荒唐。”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干吗要待在这间莫名其妙的屋子里，现在我还被控谋杀一个在今晚之前我连听都没听过的女人，我来这儿是买书的，罗登巴尔先生。我看了报纸广告，打了电话，然后来到这里准备出个好价钱买走某件稀世珍品。到目前为止，我听了个相当精彩，不过却很难懂的故事，什么‘书是真的题字却是假的’。还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关于背叛、欺骗和谋杀什么的，现在我竟然被控杀人。我不想买你的书了，管他是题字给希特勒，还是哈格德，还是哪个基督在地上的传道者。我也不想再听到刚才那些胡说八道的话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他开始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举起一只手，并没有浓厚的威胁意味，不过他倒是停住了。我叫他坐下。真是够奇怪的，他竟然真的坐下了。

“你是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待。”我说。

“我以为我们今晚在这儿不使用名字呢。是的，我叫普雷斯科特·德马雷斯持，不过——”

“错，”我说，“你是杰西·亚克莱特，而且你就是凶手。”

[1] 出自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银斑驹》，福尔摩斯从狗没有叫这点推断出是熟人作案。

[2] 指类似古拜占庭政治情况般充满阴谋诡计。

19

“我今天下午盯着你，”我告诉他，“我看到你离开松树街的一间办公大楼。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不过我却总觉得你有些面熟。然后我想到了，你跟你的家人长得很像。”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是在你林园山庄中书房里的画像。在椭圆形的画框里，负责保佑台球桌的两位祖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发明多轴纺纱机那个家伙的后裔，不过我相信墙上那两个怪人就是你的祖先。你长得很像他们，特别是下巴部分。”

我看着威尔金。“你卖过书给他啊，”我说，“你没见过他吗？”

“是玛德琳全权处理的，她是中间人。”

“你难道没跟他讲过电话吗？”

“很短，我无法认出他的声音。”

“你呢？”我问王子，“你今天早上跟亚克莱特通过电话，不是吗？”

“我有可能听过这位先生的声音，不过我不能确定是否就是他。”

“这太荒唐了。”德马雷斯特说——妈的，让我们叫他亚克莱特吧，“光凭我和两张画像长得相像，还有不能确定是不是在电话上听过的声音——”

“你忘了，我看到你离开松树街的一间办公大楼。我打电话到你那儿，你用的是汤顿贸易公司里的电话，而汤顿公司的老板就是杰西·亚克莱特。我想你不至于那么过分要坚持说这一切全是巧合吧。”

他没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好吧，”他说，“我是亚克莱特。没道理再持续之前的猜谜游戏了。我今天稍早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很显然是你称之为王子的这位先生打的。他想知道我那儿是否还有一本巴克罗堡。”

“我看到了广告，”王子插话道，“想确定它是否可靠。因为我既然从店里和从波洛克小姐那里都拿不到书，我想或许书还在亚克莱特先生手上。于是我在回复广告之前打了个电话给亚克莱特。”

“然后他提到了这则广告，”亚克莱特接着说，“我也找到了这则广告，然后立刻打电话给你。我想我可以打听到些什么，查出事情的真相。一本书在午夜时从我屋子里不翼而飞，我想看看是不是能把它弄回来。我也想确定一下它是不是像当初人家告诉我的那样稀有。所以我打电话给你，并且来这里出价买这本书——如果真要拍卖的话。不过这些都不足以使我成为一个杀人犯啊。”

“玛德琳·波洛克是你养的情人。”

“胡说八道。我只见过她两次，也许三次吧。她知道我喜欢收藏珍贵的书，于是偶然地找上我，说要卖给我这本吉卜林的书。”

“她是你的情妇。你在东六十六街的公寓搞过相当变态的性场面。”

“我从没到过那里。”

“有邻居在那儿看到过你，他们认得出你的照片。”

“什么照片？”

我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他们已经指认你了，”我说，“他们看到你跟波洛克在一起，以及你独自一人在公寓里。很显然你有一套钥匙，因为有些邻居看到你来来去去，在大厅里进出自如。”

“那是间接证据，不是吗？也许他们刚好看到我去跟她拿书。也许她按了门钮让我进去，而他们却以为他们看到我用钥匙开门进去。记忆是靠不住的，不是吗？”

我略过这个话题。“也许你以为她爱你，”我说，“不管怎样，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我曾偷过你的东西，但那并不会让你想杀我。弄得到处都是我的指纹，还把枪放在我手上，对你来说就已足够了。不过你却希望玛德琳死。你曾经那么信任她，而她却欺骗了你。”

“这全是臆测，纯粹是臆测。”

“那枪呢？马利的‘恶魔狗’，点三二自动手枪。”

“据我了解那把枪并没有登记。”

“你怎么会知道？报纸上并没有登。”

“也许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想不是吧。这个信息并没有流出去。不过有时候没有登记的枪可比你想象得容易追踪得多。”

“即使你有办法追到我头上，”他小心地说，“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你有可能是在闯入我家的时候顺便偷了它。”

“不过它并不在你家呀。你把它放在城里汤顿公司你的办公桌左下角的那个抽屉里了。”

“完全是歪曲事实。”

被冤枉的怒火熊熊烧着。我曾在铜木弯道仔细审视过这把蓝钢打造的自动手枪，不过我现在却跟他说那把枪在他的办公室里，那的确不是事实，他气极了。

“当然是真的，”我说，“任何一个人都会把枪和子弹放在同一个地方。而我那该死的直觉告诉我，你有几乎一整盒的点三二子弹在那个抽屉里，还有擦枪布以及一对马利‘恶魔狗’的备用弹匣。”

他瞪着我：“你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别开玩笑了。”

“你——是你把那些东西放在那里，故意陷害我。”

“别做垂死的挣扎了，”我继续说道，“你还要说你没有包养玛德琳吗？如果那是真的，你干吗要买猞猁毛皮大衣给她？不难想象她会想要一件吧，那真是很高档的衣服。”卡洛琳除外，“不过你干吗要买给她，如果你们俩只是点头之交的话？”

“我没买。”

“我在你书房拿走那本书的时候还看过你的衣橱，亚克莱特先生。你老婆有几件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皮草。它们的标签都是同一家的。阿尔文·泰尼鲍姆。”

“那能证明什么？”

“波洛克家里的猞猁毛外套也是同一品牌的。”

“我再说一次，那能证明什么？泰尼鲍姆是一流的皮草设计师，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

“你上个月买了那件外套给玛德琳。在他们的档案里有一笔交易记录，上面有你的名字还有对外套款式的完整描述。”

“那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我没有——”他停了一下，重新组织他要讲的话，现在他可要小心地选择他的字眼了，“如果我养着这个女人，如果我真的买大衣给她，我应该会付现金啊。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交易记录才对。”

“你的确是这么以为，不是吗？不过我想他们大概认识你，亚克莱特先生。你一定是个大客户。我也许弄错了，不过我有预感，如果警察去翻泰尼鲍姆的档案，他们一定会找到我刚刚提到的那笔交易记录。他们甚至还会在你汤顿的办公桌里找到那笔账单呢，上面有你的名字而且还注记着你付的是现金。”

“我的天哪，”他说，脸色苍白，“你怎么——”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啦。”

“你陷害我。”

“这样说不太好吧，亚克莱特先生。”

他把手放在胸口，仿佛心脏病快发作了似的。“这些全是谎言和似是而非的话，”他说，“这算什么呢？最多是间接证据罢了。”

“有时只要间接证据就够了。你包养着波洛克而且是你的枪杀了她，而你又有着杀她的强烈动机。水门事件又如何？找到了枪口冒着烟的枪吗？他们没抓到你手上拿着冒着烟的枪，是因为你够细心，把枪放到了我手上，不过我想对地方检察官来说，那些已经足够让你的日子不好过了。”

“那时候我真该把你杀了。”他说。他的语气相当恶毒。他的手还抚着胸口，“我应该把你的手指扣着扳机，把枪放到你嘴里，让你自己把你的小脑袋轰掉。”

“那应该会不错，”我同意，“我在偷东西的时候把她杀了，然后畏罪自杀。我小学五年级以后就没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儿，但谁会知道呢？为什么你没那么做呢？”

“我不知道。”他看来仿佛陷入了深思，“我……以前从来没杀过人。在我杀了她之后我只想赶快离开那儿。我根本没想过要杀你。我只是把枪放到你手里之后就离开了。”

好极了。全盘招认，在还没有人来得及向他读他的权利，或让他叫律师来之前。现在该是官方出面的时候了。我把脸转向书店后面，雷·基希曼和弗朗西斯·洛克兰应该目睹了刚刚所有的过程，这时亚克莱特刚刚抓着胸口的手偷偷伸进外套里，当手再伸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支枪。

在把枪掏出的那一瞬间他把椅子往后推，人也轻巧地往后跳，好让我们四个人——我，威尔金，阿特曼·辛和王子——都在他的枪口范围之内。而他的枪直指着我。这把枪比我握过的那把大，比“惠比特”或“恶魔狗”都大得多。而且是把左轮手枪——我注意到。也许吧，如果这也是马利公司的产品，应该是“獒犬”吧，或者是“罗德西亚猎犬”什么的。

“到此为止吧，”他说，向大家挥舞着枪，“谁先动一下我就射谁。你是个聪明人，罗登巴尔先生，不过这回聪明并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我想这世界并不会怀念一个小偷吧。他们应该优先把你们这种人送进毒气室，令人作呕的社会败类，完全不尊重别人的财产。至于你——”他对着威尔金说，“你骗了我。你付钱给玛德琳让她骗我的钱。你愚弄我，杀了你也不为过，另外两位先生很不幸地出现在这样不巧的场合里。我很抱歉我必须这么做——”

杀女人是不对的。但是忽略她们的后果更糟。他完全忘了卡洛琳，当她用铜质的康德胸像砸他脑袋的时候，他的嘴巴还在动着呢。那个胸像是我用来做书挡用的，放在哲学和宗教那一区。

20

星期一上午差一刻钟十二点的时候，我在窗子上挂上“外出午餐”的牌子，把门锁上。我没有拉上铁门，还不到时候呢。我到了卡洛琳星期四光顾过的那家店，买了中东烧饼、一罐鹰嘴豆酱和一些可以沾着它吃的饼干。它们奇形怪状的，让我想起了高中生物课本里的阿米巴原虫。我原打算点咖啡，不过他们有薄荷茶，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叫了两杯外带。柜台的人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袋子里给我。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所以我既不说上帝保佑也不说阿拉保佑，只跟他说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就这样了。

卡洛琳正勤奋地梳理着一只拉萨犬。“感谢主，”她看到我时这么说，然后把那只毛茸茸的小狗塞回笼子里，“午餐时间到了，喇嘛娃娃。我待会儿再管你，你买了什么，伯尼？”

“中东烧饼。”

“太好了。拉张椅子。”

我拉了把椅子，然后跟她一起吃起来。在嚼着食物的空当，我告诉她一切看起来都相当顺利。弗朗西斯·洛克兰并没有找我或锡克人的麻烦，他接受了王子给的三千美元，作为他先前伤了脚趾头的补偿。这真是慷慨得惊人，尤其是当你知道他是自己把脚趾给崩掉的时候。而我也弄了些卢比放进雷·基希曼的口袋。钱总是往那儿跑。

想不到鲁德亚德·威尔金这个不怎么像真名的名字居然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他被法院裁定为证人并取保候审，保证金用的可是他自己的钱呢。“我敢打赌他一定跑到国外去了，”我跟卡洛琳说，“或者至少是出城了。他昨晚打电话给我，想说服我把希特勒版的《拯救巴克罗堡》还给他。”

“他该不会想把那本书卖给酋长吧？”

“我想他应该知道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被活生生地剥了皮。不过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人会为那种东西付一大笔钱呢，威尔金只是要去找到一个这样的人而已。他也许从未干成他心目中的那件大事，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也没错过太多赚钱的机会，而我想他今后也不会错过。”

“你把书给他了吗？”

“才不呢。哦，反正他有一大箱。我只拿了他在格里斯汉饭店房间里的希特勒的那一本。留下几本哈格德版和一些还没处理过的版本，这样的话他如果想再伪造一本希特勒版的也可以，如果他有时间和耐心的话。不过，从他那儿偷来的这本我可是不会出让的。”

“你不会把它卖了？”

我设法让自己看来像深受伤害的样子。“当然不，”我说，“我下班的时候也许是个骗子吧，不过我是个绝对诚实的书商。我不卖假货的。不论如何，这本书是非卖品。它将是我的私人收藏。我不打算常读它，不过我喜欢拥有它的感觉。”

我告诉她，王子正在去摩纳哥的路上，用轮盘赌、扑克牌之类的刺激缓解身心。他告诉我，这次的经验让他兴奋极了。我很高兴他这样想。

至于杰西·亚克莱特，我补充道，则蹲在监狱里。他被乔治关着，比看守女王皇冠还要戒备森严。他们将这王八蛋以一级谋杀罪起诉，这是不能保释的。不论你有多少钱。

“不过他不会以那个罪名服刑的，”我解释道，“老实说，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开庭审判，我还会感到惊讶呢。证据太过薄弱。也许足够定一个穷人的罪，不过他的钱足以负担一个好律师替他钻出一条生路。他也许会上诉，希望能判个轻一点的罪，譬如一般杀人罪，或者逾时停车。他会被判个一两年，然后——我甚至敢和你赌钱，他可能连一天牢都不用坐，等着瞧吧。”

“但他杀了那女人啊。”

“毫无疑问。”

“这似乎不太公平。”

“很少有事情是公平的，”我充满哲学意味地说，仿佛康德附身了，“至少他并非全然未受惩罚。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他就关在牢里呢，而且他已经名誉扫地，在感情上和金钱上也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即使他最后并没有为他所犯的罪服刑。毫无疑问他是很幸运，不过他已不再是你用书挡打他之前，那个自以为是的人了。”

“我只是侥幸打中他。”

“从我所站的地方看来，那真是完美的一击。”

她咧嘴笑着，挖起了一勺鹰嘴豆酱。“也许我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她说。

“你这只瞎猫，”我说，“却扮起神圣的仲裁者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不公平的。譬如说，布林夫妇谎报失物骗取保险金也没事儿。我偷他们的公寓也没事儿。警方同意不起诉我，作为我揪出真凶亚克莱特的回报，他们这么做相当高尚啊。不过布林夫妇还拿得到保险公司为失窃东西所做的赔偿，而那些东西我根本就没偷，我倒要听你解释这算什么公平。”

“也许是不太公平，”她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喜欢吉特和亚瑟。”

“我也是。他们是好人。那倒提醒了我。”

“嗯？”

“昨晚亚瑟·布林打电话给我。”

“真的吗？薄荷茶太棒了，顺便说一下。虽然有点太甜。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加糖？”

“它本来就没加糖。”

“也许它会伤害我的牙齿、我的身体、我的一切。不过我不在乎，你在乎吗？”

“我没法让它尽如人意。亚瑟想知道一些事情，我得回电话给他。”

“我也有些事情一直想知道，”她说，“我一直想问你一些事情。”

“嗯？”

“关于鲁德亚德·威尔金。”

“关于他的什么？”

“当他跟你约定见面的时候，他是真的被下了药还是只是听起来像而已？”

“只是听起来像而已。”

“为什么？为什么他没在波洛克家出现？”

“嗯，那是她的主意。因为她想随后安排与王子见面，好把那本书卖给他，她当然不希望事情在进行的时候威尔金出现在附近。她对他说的理由却是这样可以让事情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便不会知道他出卖了我。在事后他还可以随时跟我联络，只要声称他也被下了药，所以才没有赴约。当然，亚克莱特在她脑袋上打了个洞之后就全部都白费了。不过那却是为什么在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听起来那么心虚的原因——他本来就没打算赴约。”

她仿佛想通了似的点点头。“我懂了，”她说，“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已渐渐浮现了。”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亚瑟·布林——”

“你的皮夹到哪儿去了？”

“亚克莱特拿了它并且把它塞到了某个椅垫下面，警察肯定会找得到的地方。我跟你说过吧？没有吗？那就是警方为什么会怀疑到我头上的原因。”

“在那之后它跑到哪儿去了？”

“哦，”我说，拍拍我的口袋，“我把它拿回来了。他们把它没收了，说要当作法庭上的证物，不过没人说得出这是用来证明哪一项罪名的，然后雷跟某个人说了一声，我就把它拿回来了。”

“那里面的五百块钱呢？”

“它要不是在警察来到之前就已经被人拿走了，要不就是某个警察在那天赚了一笔。反正钱就是不见了。”我耸耸肩，“怎么来的怎么去。”

“那是很健康的态度。”

“没错。谈到亚瑟——”

“有人谈到亚瑟吗？”

“没有，不过我们就要谈到了。亚瑟想知道手镯到底到哪儿去了？”

“该死。”

“他说，当你在那儿给他们看照片的时候他问过你，不过你说你忘了带。”

“真是该死。”

“不过我记得在你下车前问过你，你说它就在你的口袋里啊。”

“是的，”她说，喝了一大口薄荷茶，“我说谎了，伯尼。”

“嗯。”

“不是对你，是对亚瑟和吉特。它就在我口袋里，但是我却告诉他不在。”

“我打赌你一定有个很好的理由。”

“事实上我的理由非常糟糕。我一直在想它要是戴在某人的手腕上会多好看啊。”

“我想这个人应该不会是兰蒂吧。”

“就是你那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让我爱你，伯尼。”

“我还以为是因为我迷人的微笑呢。她喜欢那手镯吗？”

“喜欢死了。”她咧嘴对我笑着，“我昨晚到她那儿去还拍立得，她根本没注意到相机不见了。我把手镯给她希望和好，而且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于是你们就和好如初了。”

“嗯，昨晚的确是。不过能否长久我可没把握。告诉你，能伺候好女人的手腕，就能掌握她的心。”

“伺候好哪里都可以。”

“是啊，我告诉她：‘你去东区的时候最好不要戴，因为这玩意儿是赃物。’”

“你是那样告诉她的吗？你说出这种话？”

“是啊，这还挺让她兴奋的。我发誓下次即使是我买给她的也要告诉她那是偷来的。”她叹道，“好了，伯尼，布林夫妇该怎么办？”

“我在想一件事。”

“我曾经想要告诉你，但是——”

“我看得出来你很想讨论这件事，你是那么想谈一谈布林夫妇什么的。”

“嗯，我——”

“很酷，”我说，“放轻松，吃你的抹酱吧。”

过了一会儿她说：“听着，兰蒂今天晚上有舞蹈课，你下班以后想过来吗？我们可以在家弄着吃或出去吃，然后去看场电影什么的。”

“我很乐意，”我说，“但今晚不行。”

“约会这么多啊？”

“也不算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想管他呢，“如果我们今晚要喝点什么的话，我只会点巴黎水。”

她坐在那儿皱着眉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是唬我吧，你又要出去干坏事了？”

“我不会用那样的字眼，不过，是的，就是那档子事。”

“去哪里？”

“林园山庄。”

“跟上次同一个社区？”

“同一幢房子。我形容给雷·基希曼听的大衣并非无中生有。我星期三晚上在艾尔弗丽达·亚克莱特的衣橱里看到了它。我答应要拿给雷的，我答应警察的事通常会做到。所以我今晚要到那里去拿大衣。”

“艾尔弗丽达不会反对吗？”

“艾尔弗丽达不在家。昨晚她去监狱看她丈夫，然后回家把整件事情想了一遍，于是她开始收拾行李，接着便不知去向。回娘家了吧，也许。或者去棕榈滩的别墅。我猜她不愿被牵扯到这件丑闻里。”

“可以想象。”她抬起头，眼睛仿佛凝视着远方。“他咎由自取，”她说，“这浑蛋杀了他的情妇，而且还不用坐牢。我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形容这个房子的，伯尼。你说你希望把卡车开到他的前院，从灯架到地毯，全部给他偷个一干二净。”

“我是有这个冲动。”

“你打算那么做吗？”

“不。”

“你只要拿走大衣？”

“嗯……”

“你说那里有珠宝，对不对？也许你可以找到什么东西取代吉特·布林的手镯。”

“我是想过。”

“那里还有钱币收藏。”

“我记得他们收藏的钱币，卡洛琳。”

“我还记得你提到的其他东西。你要去开那辆庞帝克吗？”

“我觉得那样会把我的好运用完。”

“那你要偷辆别的车喽？”

“应该是吧。”

“带我一起去。”

“呃？”

“为什么不呢？”她倾身靠近我，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到底为什么不行？伯尼，我帮得上忙。我们偷兰蒂的拍立得的时候，我并没有碍事儿，不是吗？”

“我们是借用兰蒂的拍立得。”

“妈的。我们是偷的。然后在用完以后碰巧还了回去而已。如果这样看的话，我在闯空门界算是老手了呢。带我去吗，伯尼。好不好？我会弄副橡胶手套，然后挖个洞让手掌露出来。我可以下班以后不喝酒，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天哪，”我说，“你是……你是诚实的好公民，卡洛琳。没有前科，有着值得尊敬的社会地位。”

“我洗狗，伯尼。非常令人厌烦的行业。”

“会有危险。”

“我不怕。”

“而且我一向都是独自行动的，从来没有合伙人。”

“哦，”她脸一沉，“哦，那就算了。我并不是那样想的。也许我会是你的包袱，对不对？没关系，伯尼，我不介意。”

“下班以后不喝酒？”

“滴酒不沾。我可以跟你去吗？”

“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不可以告诉兰蒂，不可以告诉任何未来的情人。任何人都不可以。”

“我的嘴封起来了。你是认真的吗？我可以跟你去？”

我耸耸肩。“管他呢，”我说，“你前一晚挺机灵的，有你在可能会挺有用。”

版权信息

书名：研究斯宾诺莎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卡里尔·卡诺

1

五点半左右，我放下手上正在看的书，准备开始驱散店里的客人。这本书的作者叫罗伯特·帕克，写的主角是一个姓斯宾塞的私家侦探，书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是非常强调他的体力，每隔几章，他不是在波士顿某处慢跑，就是在练举重或者找其他方法来让自己得心脏病或疝气，我光是看着都觉得累。

今天的客人很容易赶，其中有一个赶紧买下一本他正在翻阅的诗集，其他的就像晴天早晨的薄霜一样很快消失不见了。我把卖特价书的桌子——每本四十美分，三本一美元——拿进店里，关了灯，然后走出书店，关门，上锁，拉下大门和橱窗前的铁门，也给铁门上了锁。现在巴尼嘉书店可以上床睡觉了。

店打烊了，接下来我要干点正事了。

*　*　*

这家店位于东十一街，大学广场和百老汇大道之间。往东两个门就是贵宾狗工厂了。我推开门，门上挂的铃叮当作响，宣告有人来了。卡洛琳·凯瑟从帘幕后面探出头来。“嘿！伯尼，”她向我打招呼，“自己找地方坐！我马上就来。”

我在柔软的沙发上坐下来，然后开始翻一本叫《宠物商》的商业杂志，上面应有尽有，我想也许可以翻到法兰德斯畜牧犬的照片，可惜运气不佳。卡洛琳走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找，她抱着一只颜色像掺水威士忌一样的小狗。

“这应该不是法兰德斯畜牧犬。”我说。

“当然不是。”卡洛琳回答。她把狗放到桌子上，开始替它刷毛，把它的毛弄蓬松，尽管我觉得它的毛原本就够蓬松了。“这是‘维利安特王子’。伯尼，它是一只贵宾犬。”

“我不知道贵宾犬长这么小。”

“他们一直在改良品种，想办法把它们弄小。它是迷你品种，比一般的迷你狗更小。我想日本人大概正在抢攻这个市场，他们可能用半导体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卡洛琳通常不开矮个子的玩笑，因为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穿上高跟鞋大概也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但是她从来不穿高跟鞋。卡洛琳留短发，颜色是深咖啡色，眼睛是彩釉那般的蓝，身材像消防栓，很适合狗美容师这个职业。

“可怜的王子！”她说，“那些养狗的人，专挑一些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狗来配种，配出这样的犬来。当然他们也配颜色，比如维利安特王子，它不仅是只迷你犬，还是杏黄色的品种。它的主人到底躲到哪里去了？现在几点了？”

“差十五分钟六点。”

“她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再过十五分钟我就关门。”

“那维利安特王子怎么办？你要带回家吗？”

“你在开玩笑吗？我的猫不把它当早餐吃了才怪。尤比可能还可以和它共存，但是阿齐很可能会把它的内脏挖出来，当作练习。不行，如果到六点她还不出现，我只好把王子送进狗牢房，今晚它只能在笼子里过夜了。”

听到这话王子应该叫两声以示抗议，可它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活像一只假狗。我说我认为它不是杏黄色的，而更接近波本威士忌加苏打水的颜色。卡洛琳叹了口气说：“天哪！别提醒我，我会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开始流口水。”这时门铃响了，一个将灰发染成蓝色的女人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要领她的宠物。

她们在给维利安特算账的时候，我继续翻那本《宠物商》杂志。然后维利安特的主人把一条镶着莱茵水晶石的皮带系在它的项圈上。她带着狗走出店门，到了人行道后向东转，也许是朝斯图尔特大厦的方向。那是一幢高级住宅公寓，里面大概住了很多头发染成蓝色的老太太，她们身边或许也都带着杏黄色的贵宾狗。

“唉，贵宾犬。”卡洛琳说，“因为猫的关系，我不能养狗。就算没养猫，我大概也不会养狗。而就算养狗，我也绝不养贵宾犬。”

“贵宾有什么不好？”

“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正常的标准黑色贵宾没什么不好的，没有修剪过的黑色大型长卷毛犬其实很漂亮。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养这么一只，那我就得把剪刀收起来，准备关门大吉了。仔细想想，要真这样也不错。伯尼，你有办法跟一只迷你贵宾犬过日子吗？”

“我不行——”

“你当然不行，”她说，“我也不行。只有两种人会养这样的狗，而这两种人我从来就无法理解。”

“什么样的人？”

“基佬和直女。我们可以走了吗？我也许该去喝一杯杏子白兰地，我以前有个情人很爱喝这个。或者我可以叫一杯你刚才提到的波本威士忌加苏打水。事实上我现在想喝一杯马提尼。”

最后她只喝了巴黎水加柠檬。

当然她不是没有抗议，但是这些抗议会随着空气消散，所以当我们到了“饶舌酒鬼”酒吧，坐在我们常坐的那张桌子边的时候，卡洛琳已经勉强同意了——虽然不是很心甘情愿。当店里的女招待过来问是不是按老样子点单的时候，卡洛琳做了个鬼脸，然后点了巴黎水，这是在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状况下她绝不会点的东西。通常工作了一天之后，我也不会点巴黎水，但是今天事还没办完，我只好也点了，女招待挠着头走开了。

“你看吧！伯尼，不平常的举动马上就引起怀疑了。”

“我才不担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喝点像样的饮料？现在离今天晚上办事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到时候酒精早就退了。”

“你知道规矩的。”

“规矩？”

“没有规矩这个社会就会崩溃，完全陷入混乱状态，街上到处有人犯罪。”

“伯尼——”

“当然，”我说，“今天晚上我也可以单独行动。”

“休想！”

“这事我一个人干，不会比两个人一起动手更难，我可以自己来。”

“这事是谁先发现的？”

“当然是你。”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有百分之五十的份。但是今天晚上你可以留在家里，为什么要多冒这个险呢？这样你就可以要一杯你想喝的马提尼，甚至三杯、四杯都没关系，而且——”

“你说得好听。”

“我只是想——”

“我说你说得好听。”

当女招待把两杯巴黎水端来的时候，我们停止了讨论。自动点唱机里传出了洛丽塔·琳恩和康威崔提合唱的情歌，唱的是一个密西西比女人和一个路易斯安那男人的故事，也许是反过来。这无关紧要。

卡洛琳一只手握着杯子，瞪着我。“我要去。”她说。

“随便你。”

“随便我。我们是伙伴，别忘了。我要全程参与。你不能因为我是女人就觉得我只能留在家里生火。”

“我可没说——”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马提尼。”她举起杯子，“为犯罪干杯，该死的。”她把苏打水像金酒一样倒进嘴里。

这整个计划就是在“饶舌酒鬼”这张桌子上谈妥的。卡洛琳和我下班后通常都会一起喝一杯，除非我们之中谁有别的事。几个星期前我们在这里举杯，杯子里当然不是巴黎水。

“有些人挑选狗的方式真好笑，”卡洛琳那时这么说，“我有一个叫旺达·科尔卡农的顾客养了一只法兰德斯畜牧犬。”

“这就很好笑？好吧。”

她看着我。“伯尼，你到底要不要听？”

“抱歉。”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她牵着狗走进店里的时候，我马上察觉到她们是天生的一对。那是一个长得很高，面部表情很严肃的金发女人，一看就是受虐狂男人梦寐以求的那种女人。她身穿名牌服饰，颧骨简直就是上流社会的标志，你知道吗？”

“嗯哼。”

“而法兰德斯畜牧犬是非常时髦的狗，现在很流行，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养狗协会认定的品种。就算你不知道，只要看一眼也能明白这种狗很时髦很名贵。眼前这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身穿皮衣，身边还有一只纯黑的法兰德斯畜牧犬，她们看起来真的就是天生一对。”

“那又如何？”

“但她挑这只狗完全是因为名字。”

“那只公狗叫什么名字？”

“那是只母狗。”

“那也很流行。当一只母狗。”

“哦，是的，永远不会落伍。别瞎扯了，那只狗叫阿斯提德，这名字是旺达帮它取的，她看上它是因为波维尔。”

“为什么？”

“因为旺达的娘家姓法兰德斯。”

“杰奎琳·肯尼迪的娘家姓波维尔，”我说，“但是我不知道她养什么样的狗，而且这根本也不关我的事。你把我搞糊涂了。法兰德斯和波维尔有什么关系？”

“哦，我还以为你知道。波维尔最早是来自比利时，这个品种的全名是波维尔·德·法兰德斯。”

“哦！”

“这就是她会选这种狗的原因。几年前她买了一只幼犬，现在它长大了，更证明她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她非常喜欢这只狗，阿斯提德也整天黏着她。阿斯提德除了名贵时髦之外还十分聪明，是一只很棒的看门狗。”

“我真替她高兴。”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我替她的狗做美容已经一年多了，她定期带它来洗澡，每几个月美容一次，狗展之前一定做全套的护理。现在她们已经不太常参加狗展了，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两次。只要参加，它总会得几个奖回来。”

“它一定很高兴。”

“旺达和赫伯也很高兴。旺达喜欢带着狗散步，如果有阿斯提德在身边，她就会觉得街上安全多了。而且她和她丈夫都觉得有这只狗看门很安全，这样他们就不用怕家里被盗了。”

“这我可以想象。”

“是啊。阿斯提德是他们的防盗保险。几个星期前它开始发情，这次他们打算让它交配。旺达虽然怕它生了小狗以后攻击性会变弱，但她还是要试试看。配对的种狗是有名的冠军犬，就住在宾州贝尔克斯郡附近的乡村，我想大概是在瑞丁附近。全国各地都有人把狗送到那里配种，他靠这个赚钱——我的意思是指狗主人。”

“对狗来说，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

“是啊，旺达不想通过寄送的方式让阿斯提德去交配，他们夫妻俩要亲自带狗过去。通常狗配种必须要花两天时间，两只狗会被关在一起，这样才能确定没有错过排卵的高峰期。所以他们要自己开车带着阿斯提德到贝尔克斯郡，在那里过夜，第二天让狗再交配一次，然后才开车回来。”

“对他们三个来说，这一定是趟快乐的旅行。”

“特别是天气好的话。”

“这通常是个重要的条件。”我说，“你告诉我这些一定有什么原因。”

“很聪明。他们要在外面过夜，阿斯提德——他们的防盗器——也一样。他们有钱买名牌服饰和名贵的狗，而且丈夫还能享受男人的小嗜好。”

“什么嗜好？”

“收集钱币。”

“哦！”我皱了一下眉头，“你刚才提到他的姓——不是法兰德斯，那是他老婆的娘家姓，就像那只狗的名字。对了，科尔卡农，但是你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等一下！你说了一次！他叫赫伯。”

“你的耳朵很灵敏，伯尼。”

“赫伯·科尔卡农，赫伯·科尔卡农，赫伯·富兰克林·科尔卡农。就是那个赫伯·科尔卡农吗？”

“这里除了他还会有几个科尔卡农？”

“去年秋天他在包尔斯与拉迪的钱币拍卖会上，买下了新铸的纯金样币。几个月之前他在斯塔克斯 [1] 也买下了一些东西，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我是在《钱币世界》上看到这消息的。但是他很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柜。这样我们的机会是不是更大一些了？”

“的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那个女人提过一次，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想戴一件珠宝，那珠宝锁在保险柜里，而她忘了保险柜的密码，她丈夫刚好又出门了。我差一点就告诉她，我有个朋友可能帮得上忙。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让她知道你。”

“聪明的抉择。也许她丈夫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银行里，也许他把一些钱币留在保险柜里和他老婆的珠宝做伴。”我的脑筋开始迅速转动：他们住在哪里？有什么防盗安全系统？我要如何破解？怎样才能把东西弄到手？要通过谁才能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把东西出手，拿到干净的现金？

“他们住在切尔西，”卡洛琳继续说，“那是一幢马车库改建的房子，远离大马路，很隐蔽。电话簿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有他们的号码和住址。”

“太好了。”

“整幢房子都是他们自己的。没有小孩，没有用人。”

“有意思。”

“我也这么想。我认为这听起来像是给一对最佳拍档的好差事。”

“没错，”我说，“为此我请你喝一杯。”

“早该请了。”

[1] 包尔斯与拉迪（Bowers and Ruddy）和斯塔克斯（Stack’s）均为钱币收藏馆的名称。

2

在温暖的阳光下非法进入民宅往往不会惹人注意。那些好管闲事的邻居，如果在黑暗中察觉到一点动静，很可能马上报警；但如果是白天看到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他们最多认为是修水龙头的工人。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如果你给我一个小时、一块写字板、一个工具箱，我保证可以让社区里最谨慎小心、严守打击犯罪原则的公民替我把门，跟我打招呼寒暄。在哪儿都是公平的，下午总是偷住宅区的最佳时机。

但世上哪有公平的事？黑暗对做贼的来说是最佳的掩护，当然对屋主来说可就不一定了。再说合法做正当生意的人，谁会在大白天随便把门紧锁着？根据科尔卡农一家的行程计划，夜间拜访也比较适合。我们知道他们会在外面过夜，而且还知道只要太阳一下山，房子四周就不会有清洁妇或是修补工之类的人出现妨碍我们工作。

当我们出发准备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早已消失在新泽西州的某处。我们从“饶舌酒鬼”酒吧出来，换了几次地铁，然后步行到我位于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处的公寓。回到家，我把身上的牛仔裤和毛衣脱掉，换上法兰绒的裤子和衬衫，系上领带，再套上一件夹克。然后我把一些用得着的零星杂物放进口袋，另外几件工具装进公文包，最后用修指甲的剪刀将新橡胶手套的手掌部分剪掉。戴上橡胶手套不会留下可疑的指纹，而剪掉手掌的部分，两手在手套里才不会像在蒸桑拿，一会儿就满手是汗。爱抚的时候手心流汗已经够难堪了，闯空门的时候更应该设法避免，当然这样有留下手掌印的危险，但是不偶尔冒一点风险又怎么能算是行家行窃呢？

上路之前我差点忘了换鞋。在店里我通常穿便鞋，主要为了怀旧，也因为穿起来舒服。这会儿我换上一双轻便的彪马慢跑鞋，当然我并没有打算跑步，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生命里到底有多少意外在等着你。彪马慢跑鞋弹性极佳的橡胶鞋底让我行动的时候安静无声，就像一只豹子，我觉得。

卡洛琳住在阿伯巷，那是一条位于格林尼治村的狭窄弯曲的小街，当初设计这里的人一定喝了比巴黎水酒精浓度更高的东西。几个月前，她和一个叫兰蒂·梅辛格的女人同居，但是二月初两人之间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兰蒂就带着她所有的家当搬到莫顿街去了。现在已是五月底了，太阳逗留在天边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这道裂痕依然没有弥合的迹象。最近卡洛琳偶尔会在“宝拉”或是“公爵夫人”酒吧里认识一些不错的人，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擦出火花，她好像也并不在意。

她煮了咖啡，拌了沙拉，又热了一些剩下的馅饼。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喝了一大壶咖啡。她的猫把盘子里的猫食舔得干干净净，之后就不断在我们脚边绕，最后我们把剩下的馅饼丢给它们，它们一下子全吃光了。那只俄罗斯蓝猫尤比跳上我的大腿坐着，然后开始舒服地专心低吟。它的缅甸猫同伴阿齐在旁边走来走去，伸展四肢，就好像在故意炫耀身上的肌肉。

八点左右，电话响了，卡洛琳接起来，开始和对方闲扯，她讲了很久。我拿起一本书翻着，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其实我也可以拿电话簿来翻，效果是一样的。

卡洛琳挂电话的时候，我确实已经翻了电话簿，并且找到了想要的号码。我拨了号，电话响到第四声时埃博尔·克罗来接了。“是我，伯尼。”我说，“我找到一本书，估计你可能会喜欢，你今天晚上在家吗？”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

“那我大概十一二点过去。”

“太好了！我最近都睡得很晚。”在电话里你可以听出他的欧洲口音，面对面时就不明显了，“你那个可爱的朋友来不来？”

“也许吧。”

“我会准备好等你们过来，晚上见。”

我挂上电话。卡洛琳跷着脚坐在床上，正在认真地剪掉橡胶手套的手掌部分。“埃博尔在等我们过去。”我告诉她。

“他知道我也要去吗？”

“他特地问了一下，我告诉他你可能也会去。”

“什么叫‘可能’，我喜欢埃博尔。”

她站起来，把手套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她今天穿着青灰色的牛仔裤、绿色的天鹅绒衬衫，现在又加了一件天蓝色的西装外套。看起来真的很动人，我告诉她。

她向我道谢，然后转身对她的猫说：“小家伙，自己要小心。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把名字记下来，告诉他们我会回电话。”

赫伯特 [1] 和旺达·科尔卡农住在西十八街，位于第七和第十大道之间。不久前，这一带还是抢劫犯喜欢光顾的地段，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切尔西成了受人欢迎的住宅区，很多人买下老旧的褐石房子重新整修，或是把出租房间打通改造成整层的公寓房，还有人把公寓改建成了独院独户的住宅。道路两旁新种了银杏、橡树、梧桐，慢慢地就只看得到这些树木而看不到劫匪了。

西十八街四四二号是一幢漂亮的四层褐石房子，有两面斜屋顶，客厅还有凸窗，左边的四四四号除了一些细节装饰之外几乎和这幢一模一样，它的门口两边多挂了两盏黄铜制的马车灯。在这两幢房子中间有个拱廊走道，最前端是一道看起来很沉重的铁门，铁门上方是门牌号码：4421 /2 。旁边的门铃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塑料名牌，上面写着“科尔卡农”。

先前我已经在第九大道的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到科尔卡农家，电话答录机请我留下姓名和号码，我当然不会照做。这时我用力按着门铃，等了一分钟，看有没有反应。卡洛琳两手放在口袋里，缩着肩膀站在旁边，身体的重心不断在两只脚上换来换去。

我可以想象她现在的心情。这是她第三次行动，有一次是跟我到林园山庄，那是黑暗的皇后区里一片优雅的外国人住宅；最近一次行动是在东七十几街的一家公寓里展开的。这一行里我是老手，从小就有办法进出陌生的房子。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可能完全不紧张，而这种紧张感以后大概也不会完全消失。

我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掏出一串钥匙。对付这道铁门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当然你可以在屋子里按电钮把门打开，也可以用钥匙直接开门。那是一把老式的锁，用万能钥匙就能打开，万能钥匙就这么多种，我手上就有一大串。几天前我仔细看过这把锁，当时我就觉得很容易打开，现在当然也不难，我试到第三把钥匙的时候差点就打开了，第四把钥匙好像是专为这把锁打造的，一插进去门就开了。

我把留在锁上和旁边金属片上的手印擦干净，然后用肩膀把门顶开。卡洛琳跟在我后面，进到有遮顶的通道，随手把门带上。这是一条又长又窄，带着点湿气的水泥砖通道，尽头有一道光，我们就像飞蛾一般急急扑向火光。走出通道，进到一个花园，花园隐藏在褐石房子和科尔卡农夫妇由马车库改建的房子之间。引导我们进来的那盏灯照亮了整个花园，花园中央是大石板铺的凉台，四周围着花圃，晚开的水仙和早开的郁金香正在争艳。我想如果玫瑰也开花，场面一定更壮观。在一个看起来像鱼池的喷水池旁边有一张半圆形的长凳，我怀疑在这里养鱼会不会有附近的猫来抓。我很想在长凳上坐下来享受几分钟，看看池子里的鱼，听听潺潺的水声，但是此刻做这种事实在有点危险。

再说也太浪费时间了。我在开铁门之前就看过一次表——九点四十。原则上我们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但是花的时间越少，我们便越开心，再说早点完工也可以早点离开到埃博尔·克罗那里去。

“简直就像圣诞树上的灯泡。”卡洛琳说。

我之前只顾着看花和池子里的鱼，没有注意房子。那房子就算不像圣诞树，也不是平时常见的那种主人不在的房子。它有三层楼高，我猜一楼以前大概是马车间，上面是给仆役住的，现在被改建成了住宅。眼前每一层都亮着灯，这不是花园里唯一的光源，在喷水池旁边还有一盏路灯，它很可能就是引导我们通过走道的主要光源。

大部分人只会留一两盏灯给小偷，而这些在凌晨四点仍然耀眼的小灯就好像在昭告全世界的人：这里没有人在家。有些人的设置更先进，还加装了定时器，灯会按时开关。我看赫伯特和旺达可能是担心没有阿斯提德看家而反应过度，或者是赫伯特持有太多电力公司的股票，也有可能是旺达买了太多那种盲人在电话里推销的保证五年不坏的灯泡。

也可能他们真的在家。

我走上台阶，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里面有嘈杂的声音，那应该是电视或收音机之类的，但没有谈话声。我按了门铃，然后仔细听里面的动静。房子里的声音没有改变，终于我把公文包放在地上，卡洛琳和我同时戴上橡胶手套。我默默地向圣狄司马斯 [2] 祷告：希望房子里没有安装我不知道的警报器！圣狄司马斯是我们这一行的守护神，最近他一定听到过很多祷告。

我恳请他保佑：千万不要有警报器！让那只狗真的在宾夕法尼亚！让小偷梦想得到的宝贝真的在保险柜里面！为了还愿我会——会怎样？

我拿出一串撬锁工具和探针开始工作。门上有三把非常好的锁：两把西格尔，一把雷布森。我把雷布森锁留到最后，因为它最难打开，但让我很惊讶的是这次竟然不到一分钟就把它弄开了！门闩转开的时候，我听到卡洛琳急促的呼吸声，她已经懂得一点开门的诀窍，可以不用钥匙打开自己家的门。我给了她一把雷布森的锁，她像疯了似的拼命练习开那把锁，此刻她似乎对我异常钦佩。

我一转把手，门咔的一声开了。我侧身让卡洛琳先进去，她摆摆手示意我走前面。礼让老年人？不知好歹？宁死不屈？我打开门，非法进入。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很高兴，因为除了偷窃之外，没有其他更卑劣的事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然我恐怕也会受不了诱惑。哦，我是行家。是的，我干这事是为了钱，但是不必欺骗自己，其实每次侵入别人的房子时我就像被一股强烈的电流击中一样。

上帝作证，我并不以此为荣。如果我能靠巴尼嘉书店维生的话，大可不必这么自甘堕落，可惜到现在我还没办法让书店收支平衡。但是我想，如果我肯花点时间，又不怕麻烦学点经商之道，那应该也不难办到。在利泽尔先生因为退休到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养老而把店让给我之前，也是只靠这家书店赚钱，同样我应该能以此养活自己才对。我的生活并不奢华，不赌博、不吸毒，也没有成天和漂亮女人鬼混，更没有结交“知名的大哥”，就像那些假释犯喜欢吹嘘的那样。我不喜欢罪犯，更不用说成为其中的一员。

但我就是爱偷，你们自己琢磨吧！

收音机正在播放听众可以打电话参与的脱口秀节目，谈的无非是饮用水的含氟量、儿童劳工等热门话题，那咆哮的声音实在令人憎恶。这里的灯光非常舒服，我们不必自己开灯引起注意，也不需要在黑暗中咒骂。我站在门口的走廊里，决定把该死的收音机关掉，它只会让人分心。想要有效率地偷窃，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受得了这样的噪声。

“天哪！伯尼！”

“什么事？”

“她总是打扮得那么漂亮，我真没想到她家里竟然这么邋遢。”

我跟着她进入客厅，想弄明白她在说什么。看到眼前的景象，你会想象是偏离路径的台风偷偷从烟囱溜了进来，把客厅里的东西扫得东倒西歪：沙发上的垫子落在地上，大开的抽屉里东西全都倒在地毯上，墙上的画也被拆了下来，书架上的书掉得满地都是。

“贼！”我说。

卡洛琳睁大眼睛看着我。

“比我们领先一步。”

“他们还在吗？我们最好赶快走。”

我回到前门处，检查了一下。一进来我就把门又锁上了，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特地把门链挂上。我们进来之前这三把锁确实都是锁着的，不过门链没挂上。

真奇怪。

如果小偷是从这扇门进来的，而且像我一样小心，为什么没把门链挂上？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为什么不嫌麻烦又把门从外面锁上？虽然我通常都会这么做，但我绝不会把屋子弄得像野猪横行过那么乱。不管是怎样的贼，如果把屋子弄成这副德行，一定是一脚把门踢开闯进去，离开的时候更不会费心把门再锁上的类型。

除非——

有很多可能性。我小心地经过卡洛琳身边，寻找收音机广播的来源。我进入饭厅，里面有一张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和吧台，这里也像客厅一样被搜刮过了。厨房也差不多，冰箱旁边的整理台上有一台国际牌收音机正在叫嚷。我转向卡洛琳，把食指放在嘴巴前示意她不要出声。收音机被关掉的刹那，正在吼着最近一次的油价上涨。

我闭上眼睛，仔细聆听屋子里的动静。现在就算一根针掉到地上也听得到，但是我很确定没有针掉到地上。

“他们已经走了。”我说。

“你怎么能确定？”

“如果他们还在这里，我们一定听得到。不管他们是谁，绝不是那种闷不吭声型的。”

“我们最好现在就走。”

“别急。”

“你疯了吗？伯尼，如果他们已经走了，说明警察很可能在路上了，就算警察不来，我们要偷什么？他们把可以拿的都拿走了。”

“未必。”

“好吧，他们把银器都拿走了，我们拿什么？不锈钢吗？”她跟着我离开厨房上楼，“伯尼，你还在期待什么？”

“钱币，也许还有一些珠宝。”

“到哪里找？”

“问得好。保险柜在哪个房间？”

“不知道。”

“那我们就得找一找了。”

我们不用花很大的力气，之前的人已经把墙上的画都拆下来了。我们检查了二楼的书房和客房，然后上了三楼。保险柜就在主卧室，那幅原本用来遮盖墙上保险柜的美丽田园画被扔在地上，旁边散落着从化妆台抽屉里倒出来的东西和天窗的碎玻璃。根本不用问他们是怎么进来又是怎么离开的，我确定他们一定是带着赃物从屋顶溜走的。不是那些小丑锁了楼下的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打开过。他们对锁一窍不通，就算花一天甚至一年的时间也打不开雷布森锁。

他们对墙上的保险柜当然也束手无策。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费了多大力气想打开它，密码锁的周围有钻孔机钻过的痕迹，可见他们试图用这个方法打开。没有痕迹显示他们使用了乙炔焊枪或其他方法。那个保险柜非常坚固，上面的锁简直就是艺术品。

我开始玩弄那个密码锁，卡洛琳站在旁边看，当然不仅仅因为好奇。但没过多久我们都开始有点不自在。我还没开口，她就说要到别的地方看看，我说锁一打开就叫她。

那锁真让我费了点工夫。我把橡胶手套脱掉。有人说用砂纸磨平指尖可以增加敏感度，这根本是胡说，完全不需要做这些毫无意义、只会增加工作难度的事。我东摸西摸，运用了对密码锁所有的知识和直觉，这些都是想玩锁玩得好所必须具备的。我先找出最后一个数字，这通常是开密码锁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其他三个数字就一步一步地找出来了。我又把手套戴上，再把摸过的地方擦干净，然后深吸一口气，吹口哨通知卡洛琳。

她带着一幅画走进来。“这是夏加尔 [3] 的石版画。”她说，“用铅笔签了名还编了号，我猜应该值几百美元吧。值不值得偷？”

“如果你把框子拿掉的话。”

她把画举高。“我想，它应该可以放进你的公文包。你的锁开得怎么样了？”

“我现在要随便试几个号码，碰碰运气。”我说着把四个数字按照正确的顺序拨好，感觉到了锁钩弹开时咔嗒的声响，然后将把手转到左边。保险柜开了。

我们就像进来时那样离开了房子。当然也可以从屋顶走，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我在厨房待了一会儿，又把收音机打开。广告正在推销三张一套的伦巴和桑巴舞曲精选唱片集，我没理它，把门链取下，将三把锁全打开，出了房子。我让卡洛琳提着公文包，自己用撬锁工具和探针把三把锁再一一锁上。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教会我做事要认真仔细，小时候学会的东西通常会跟随你一辈子。

喷水池的水依然潺潺地流着，那个小花园看起来还是那么可爱。我把橡胶手套脱掉塞进裤子的后口袋，卡洛琳也照做了。我从卡洛琳那里拿回公文包，一起穿过原先那个阴暗的通道，又回到了铁门处。这次我们不需要钥匙，门的内侧有一个把手，不过从外面够不着。我转动把手，铁门在我们走出后自动关上。

街对面有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卷卫生纸，正在替他的狗“善后”。他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在第九大道的转角处，卡洛琳说：“一定有人知道他们带着狗出门了，也可能是有人临时起意碰巧捞了一笔。”

“不太可能。”

“是啊。旺达一定还告诉了其他人，我可绝对没向人说起过，伯尼。”

“有些人爱闲扯，”我说，“而聪明的小偷知道怎么搜集这些小道消息。如果我们当初抢先一步，或许会收获更多，但是现在这样也有好处。我们是清白的，那些小丑那样翻箱倒柜，警察马上就会追上他们。我们没有留下痕迹，这笔账肯定全算在他们头上。”

“我也这样想。你觉得夏加尔那幅画怎么样？”

“我还来不及仔细看。”

“不知道挂在我那里看起来怎么样。”

“哪里？”

“我在想，也许挂在靠着柳条椅的那面墙上。”

“那些航空公司的海报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我收集旅游海报的热情已经过去了。也许我该重新整理这幅石版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再看看。”

“好吧。”有三辆出租车经过，但是都已经亮起休息不载客的信号灯。“我拿那幅画，只是因为不想空手而归，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在翻那些抽屉的时候，就猜到你能打开那个保险柜。但是那些可恶的家伙已经把抽屉里的东西搜刮光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拿，觉得有点丧气。”

“可以想象。”

“所以我拿了夏加尔那幅画。”

“也许把它挂在那张柳条椅上面会很好看，卡洛琳。”

“也许吧。”

[1] 前一章中的赫伯（Herb）是赫伯特（Herbert）的昵称。

[2] 圣狄司马斯（St.Dismas），在《路加福音》中，圣狄司马斯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悔过了的贼。

[3] 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国画家，现代绘画史上的伟人，是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一切流派之外的牧歌作者。

3

埃博尔·克罗住在河滨路上一幢战前盖的公寓楼里，出租车在大楼前停下，我们绕过转角走到位于八十九街的入口。门卫坐在入口处的走道上，姿势就像桥上的贺雷休斯 [1] 。他有一张黝黑的脸，身上穿着酒红色的制服，上面装饰的穗带比正规的海军少将还多。他穿着这身制服看起来就像海军少将一样威风。

他飞快地瞄了卡洛琳一眼，对我倒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似乎不以为然，听到我的名字也没什么反应。埃博尔·克罗的名字虽然没让他出现敬畏的表情，但至少降低了他的敌意。他按了对讲机的通话钮，对着麦克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告诉我们可以上楼。

“11D。”他指着电梯说道。

很多这样的大楼都借着现代化的名义，为了减少管理费用而采用自助式的电梯了，但是埃博尔住的这幢大楼几年前就已经实行租用者共同管理制，这里的房客要求维持原来的水准。电梯里的服务员穿着和门卫一样的制服，只是没那么合身。他是个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的年轻小伙子，那张脸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太阳，身上的味道可以用来证明广告在说谎，广告里保证说伏特加喝完不会在嘴里留下气味。但是他照样可以工作。他把我们送到高于海平面十层楼的高度，看着我们走到要找的房间，等着看主人出来欢迎我们进门。

他当然看到了主人见到我们时高兴的样子。

“亲爱的伯尼！”埃博尔紧紧揽着我的肩膀，大声向我打招呼，“啊！还有可爱的卡洛琳。”他放开我，然后紧紧地拥抱卡洛琳。“我真高兴你们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招呼我们进了屋子，“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开始有点担心。”

“我说过，我们十一到十二点之间会来的，埃博尔。”

“我知道，伯尼，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从十点半就开始看表，而且好像每三分钟就看一次。不过，还是先进来！进来！随便找地方坐，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你们一定也想喝点什么吧。”

“没错。”卡洛琳回答。

他花了点时间把门锁好，把厚重坚实的狐狸牌门闩锁在门柱上。这家厂商也生产警察锁，我也有一个同样牌子的门闩，其特征是：五英尺长的钢条，四十五度角固定在深入地面的金属板与门的环扣之间。埃博尔的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也够坚固了，只要不是拿古代攻城时用的铁头原木，应该不可能把门撬开。锁有两英尺长，一英寸宽，是用精钢制成的，安装在门上，往旁边一推可以扣在门柱上。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看到这房间另外一扇门上也有一模一样的锁，那扇门通往公共设施和载货电梯。

我想大部分的房客大概都不需要用这么牢固的锁，尤其是在这样门户森严的大楼。

但埃博尔有他的理由。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职业。埃博尔买卖赃物，在高级稀有的邮票和钱币方面，他可能是全纽约地区最好的交易商。他也经手其他东西，比如珠宝、艺术品等，但是邮票和钱币是他最乐意收购的。

赃物买卖商自然也是小偷强盗们的目标。你可能认为，那些犯罪的人一定不会反咬一口喂养他们的人，但有时候事情没这么简单，通常买卖赃物的人一定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在手上，要么是刚收购的赃物，要么是做生意用的现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报警。所以我认识的赃物买卖商大都住在守卫严密的大楼里，门上通常不止一把锁，身边至少有一两把随手拿得到的枪。

另一方面，即使埃博尔不是干这行的，他很可能也会同样小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在达豪集中营 [2] 度过的，当然不是在那里当卫兵。我能理解，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多少会有点神精紧张。

埃博尔家深色木板装潢的客厅看起来富丽堂皇，里面摆满了书架。从西边往外看是河滨公园，还有流向新泽西的哈得孙河。一年前的七月四日，我们三个人就坐在这间屋子里，从这个窗户看烟火。那时收音机里正放着古典音乐，那节奏就好像配合着烟火。我们还一起吃了很多糕点。

现在我们和当时一样坐着，卡洛琳和我手上都有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埃博尔拿着一杯上面浮着鲜奶油的意式浓缩咖啡。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外面没什么好看的，除了高速公路上的车和公园里慢跑的人。难怪这么晚了我脚穿这种鞋子没有人觉得奇怪。

当海顿的音乐结束换上维瓦尔第的时候，埃博尔把他的空杯子放到一边，靠向椅背，双手交叠放在宽阔的肚子上。他属于梨形身材，双手和胳膊都很瘦，脸上也没什么肉，但是有一个可媲美圣诞老人的肚子，蓝色斜纹裤的大腿部分撑得鼓鼓的，这些特征源于他对甜点的热爱。

据他自己说，大战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发胖。有一次他告诉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脑子里成天想着肉和马铃薯，梦想着肥肉、香肠、烤牛排、猪排、鹿肉串烧。那时候我瘦得只剩皮包骨。美军来解救我们的时候，要我们称体重。天知道为什么，那些比较胖的人都声称自己的骨架比较大，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我当然是属于骨架比较小的，照他们说的，我只有九十二磅。

“当我离开达豪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吃胖。我拼命吃，于是开始发胖，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对肉和马铃薯再也没有了兴趣。我已经吃腻了。在集中营被枪托打落了牙齿，这可能也是我对肉类感到厌恶的部分原因。咬香肠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咬条顿人 [3] 肥胖的手指。但是对甜点我还是有永不满足的胃口，我想吃糖，我热爱甜点。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有能力得到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满足？伯尼，如果我负担得起，真的会请人在家里专门为我做糕点糖果。”

喝咖啡的时候他已经吃了一块蛋糕，同时还拿出了一大堆甜点、糕饼请我们吃，我们都没有碰，宁可享受手中的威士忌。

“啊！伯尼，”他开口说道，“还有亲爱的卡洛琳，真高兴见到你们两个。但是夜已经深了，你带了什么来给我，伯尼？”

公文包就在旁边，我打开，拿出一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七○七年在伦敦印刷的英文版，蓝色小牛皮装订。我把它递给埃博尔，他拿在手上不停翻转，用修长的手指抚摩着光滑的皮面，审视了一会儿书名页，又翻阅了书的内容。

他说：“听着：‘有节制地进食；喜爱宜人的香味；享受新鲜花草、衣着、音乐、运动、戏剧以及其他类似场合的美，而不伤害到同伴，这些是一个智者应该具备的特质。 ’如果斯宾诺莎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我一定切一块蛋糕给他，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他又翻到书名页，“这本书不错。”他承认，“一七○七年。我有一个更早的版本，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版。初版是什么时候？一六七五年？”

“一六七七年。”

“我的那本应该是一六八三年出版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手上唯一的英文版是人人文库出版，波义耳翻译的。”他把手指沾湿，又往前翻了几页，“这本书不错，有一些水痕，有些书页变硬了，但是总的来说很精美。”他又翻看了一会儿，然后用力把书合上。“我应该能在书架上找得到缝隙塞下它。”他不在乎似地说，“多少钱，伯尼？”

“这是礼物。”

“送给我的？”

“如果你在书架上找得到缝隙塞。”

他脸红了。“我真没想到，我太小心眼了，刚才还挑剔污损，好像要和你讨价还价。伯尼，你的大方让我汗颜。这真是一本装订华丽的精美小书，你要送给我，我太高兴了。你真的不要一毛钱？”

我摇头。“这本书是跟着一堆精装书进入店里的，那些书只有皮好看，没什么内容，是用来当装饰品用的。你无法想象，竟然有人会用精美的皮封套包着那些废物。但这种东西很好卖，那些搞室内设计的，出手时通常是论斤买。我在给一堆这样的书分类的时候，发现了这本斯宾诺莎，就想到了你。”

“你真是善解人意，谢谢！”他说，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地吐出来，把书放在他的空杯子旁边，“但你不会只为一本斯宾诺莎就选择深夜来访，在这个时候到我这里来，你一定还带了别的东西吧？”

“事实上有三样东西。”

“这次当然不会是礼物。”

“不完全是。”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天鹅绒袋子递给他，他用手掂了掂重量，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那是一对水滴形的祖母绿耳环，样式简单却优雅大方。埃博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放大镜固定在一只眼睛上，他鉴定宝石的时候，卡洛琳起身走到放酒和甜点的柜子旁，又倒了一杯酒。埃博尔抬起头的时候，她早已回到椅子上，杯子里的酒只剩下三分之二。

“成色不错，有轻微瑕疵。东西很好，但是没什么特别之处，你对价钱有没有要求？”

“完全没有。”

“你应该把这留下来给卡洛琳戴。戴上给我们看看，卡洛琳。”

“我没有穿耳洞。”

“你应该穿的，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耳洞和一对水滴形的祖母绿耳环。伯尼，我可以出一千块，我是按店面标价五千块估计的。真正的价格应该是接近四千，我顶多出一千，不能再高了。”

“那就一千吧。”

“成交。”他说着把耳环装回天鹅绒袋子，放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上面，“还有其他东西吗？”

我点头，接着从公文包里拿出第二个天鹅绒袋子，这次是蓝色的——先前那个装耳环的袋子是酒红色的——也比先前那个大一些，而且系着带子。埃博尔把带子解开，从袋子里拿出一块女用手表：方形表壳，圆形表面，金色的网状表带。我不知道他连这个也要用放大镜看，他像刚才一样把放大镜挂上，仔细地看着表。

“皮亚杰。”他说，“现在几点，伯尼？”

“十二点零七分。”

“分秒不差。”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从保险柜里把表拿出来的时候就调过时间，“抱歉，失陪一下。我想看一下最新的目录。要吃什么自己拿，我有闪电泡芙、维也纳萨赫蛋糕、黑森林蛋糕。自己动手！我马上就回来。”

我动手拿了一个闪电泡芙，卡洛琳选了一块七层的巧克力蛋糕，我又倒了两杯咖啡和黄褐色的法国白兰地，这酒可能比我们还老。埃博尔回来看到我们在吃东西，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他说：“目录上的定价是四千九百五十美元，比我想象的高。”

“我可以出一千五，”他说，“因为这货我要脱手很容易。满意吗？”

“满意。”

“到目前为止是两千五。你说有三样东西的，伯尼，前面这两样都是好货色，我希望没占你太多便宜。你真的不考虑自己留下来吗？我听说穿耳洞很容易，而且不痛。这块表戴在手上一定很优雅，卡洛琳。”

“我每次替狗洗澡的时候还得拿下来，太麻烦了。”

“这我倒是没想到。”他咧嘴笑了，“我该怎么办？把这两样东西先收起来，等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再拿出来当礼物。我还得找适合你的东西，伯尼，不过反正结婚礼物其实就是给新娘的礼物，不是吗？你认为如何？卡洛琳，我是不是该把东西先收起来放在一边？”

“那你可能要等很久，埃博尔，我们只是好朋友。”

“也是工作上的伙伴？”

“也是。”

他抿着嘴会心地笑了，身子往后仰，双手再次交叠放在肚子上，露出期待的表情。我故意让他等。他耐不住性子，说话了：“你说你有三样东西。”

“两个耳环，一块手表。”

“啊，是我误会了，我以为耳环只算一件。这么说，我现在欠你两千五。”

“我还有一样东西，也许你会想看看。”我故作随意地说，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棕色信封，大约两英寸见方。埃博尔看了我一眼，从我手上接过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树脂玻璃盒子，盒子里有一沓面巾纸。埃博尔非常小心地掀开面巾纸，他精确的手指动作是经常拿稀有钱币练出来的。只要有一点刻痕或抓痕就会大大降低钱币价值，而小小的手指印也可能会让钱币开始产生锈损，所以拿钱币的时候只能小心翼翼地捏住边缘。

现在，埃博尔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捏住的钱币，直径大约八分之七英寸，大概是两厘米多一点。总而言之，它的大小、颜色和形状就和五分镍币一样，差别只在于雾面的花纹和镜面般光滑的表面。

总之，它看起来就像五分钱的镍币，而且很可能就是。

只不过钱币正面没有托马斯·杰弗逊的头像，另外一面也没有他的房子。埃博尔首先看到的那一面上是个大大的V，周围有一个上方开口的花环围绕；在V的正下方印着Cents [4] ，沿着花环则印着铸造国家的名称和箴言：上面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下面是E Pluribus Unum [5] 。

埃博尔很快地瞟了我一眼，用手指灵巧地把钱币翻了面。钱币的正面是一个女人的头像，她的脸朝左侧，头上的冠冕上有Liberty [6] 的字样，十三颗星星围绕着头像，头像下面印的是铸造年份。

“伟大的上帝！”埃博尔·克罗叫了出来，然后闭上眼睛，又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句子，可能是德语也可能是其他语言。

卡洛琳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最后她问：“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告诉她我也不确定。

[1] 贺雷休斯（Horatius Cocles），公元前六世纪的罗马英雄，相传他与另两名志愿者在台伯河唯一的木桥上奋勇抵抗入侵的敌军，让其他人得以安全撤退。

[2] 达豪（Dachau）集中营位于德国慕尼黑市，是法西斯德国二战期间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二战时期，这里死人数十万，罹难者多是犹太人。

[3] 条顿人（Teutonen）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后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

[4] 英语，意为“美分”。

[5] 拉丁语，意为“合众为一”，是美国的国训。

[6] 英语，意为“自由”。

4

他用珠宝放大镜把钱币的正反两面仔细地看了很久，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接着他把钱币用面巾纸再次包好放进树脂玻璃盒子，塞入原来的信封，最后把信封放到桌子上。他吃力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营养师的噩梦——加了鲜奶油的咖啡，还拿了一大块甜点。他坐下来吃了一会儿甜点，吃到差不多剩下一半的时候，把盘子放下，啜了一口上面浮满鲜奶油的咖啡，然后瞪着我。

“好吧，这是真品吗？”他想知道。

“我刚刚偷到手，没法鉴定。我可以去找沃尔特·布林或是唐·塔克希作鉴定，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把目光转到卡洛琳身上。“你对这枚钱币知道多少？”

“伯尼什么也没跟我说。”

“这是一个自由女神头像镍币，”他开始说，“美国政府是在一八八六年开始发行的。最初的设计是一个盾牌，一八八三年才改用这个设计。刚开始发行时，因为最初的版本反面没有Cents的字样，所以常常和其他单位的钱币混淆。有些聪明的人就想办法把镍币边缘的刻痕磨平，再铣磨仿造金币的花边，然后镀上一层薄金，最后当五块钱的金币用。”

他停了一下，啜了一口咖啡，用餐巾纸把上嘴唇上的鲜奶油擦掉。“这种镍币一直发行到一九一二年，”他继续说道，“到了一九一三年才被所谓的水牛镍币取代。刚开始水牛镍币的设计也有问题，镍币上水牛站的那片坡地太突出，使得钱币无法堆摞，后来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镍币上的发行年代却很容易磨损。总之，那个设计很差。

“其实你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最后一批自由女神头像镍币，或是人们所说的V镍币，是在费城、丹佛以及旧金山铸造的。”他又停顿一下，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今天晚上你带来的这个，上面的发行年份是一九一三。”

“那一定很特别！”卡洛琳在旁边说。

“没错。据我所知，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只有五枚，显然是美国制币厂铸造的，虽然他们一直声称这五枚镍币根本不存在。

“很显然是这么回事：在决定更换水牛镍币之前，一九一三年的版模已经制造好了。据推测，他们可能试过版模，或者也可能是有事业心的职员自己先试铸了几个。总之，有五枚镍币从制币厂的后门走失了。”

他叹了口气，把一只拖鞋脱掉，按摩他的脚。“我身上肥肉太多了，据说这对心脏不好，我的心脏没说什么，倒是我的脚不断在抗议。

“题外话暂且放一边，先回到一九一三年。当时费城的制币厂有一个叫塞缪尔·布朗的职员，他不久后辞职搬到水牛城附近的北多那万达，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收购一九一三年的自由女神头像镍币。那时当然不会有人听说过这样的镍币，接着他声称自己购买到了。很明显，那些就是唯一见天日的五枚镍币。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他是怎么弄到手的。”

“他从制币厂带走了那五枚镍币。”我说，“那些报纸广告只是虚晃一招，用来解释他是怎么拥有这些钱币的。”

埃博尔点头。“另外他也用这个方法让人知道那些镍币的存在。你对科洛内尔·爱德华·格林这个名字有印象吗？他的母亲是海蒂·格林 [1] ，也就是声名狼藉的华尔街巫婆，她的儿子得到属于他的钱之后，当然就养得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嗜好，收集钱币便是其中之一。他当然不会只拥有一个珍品就满足，一定是越多越好，所以他把塞缪尔·布朗那五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全买下来了。一直到他死，钱币都没有转手。我相信他很珍惜这五枚镍币，他死后财产被分割，这五枚镍币被一个叫约翰逊的商人买走了。据我所知，他住在圣路易斯市或堪萨斯市。”

“这不重要。”我说。

“也许。”他表示同意，“总之，约翰逊先生把这五枚钱币转卖给不同的人。与此同时，有一个住在得州沃斯堡的商人，麦克斯·梅尔，他热切地想使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成为美国百年来最有名的稀有钱币，于是到处刊登广告说要收购，出价五十美元一枚，并且暗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自己口袋里发现这样的镍币。他用这种方法吸引人来买他贩卖的钱币目录。不用说，销路当然很好。这样他也保障了一九一三年V镍币的将来。从来没有哪款美国钱币造成过这样的风潮，即使一个对钱币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也知道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很值钱。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

我也知道。他所说的那些广告我还印象深刻，当时我还小，也是笨蛋群中的一个，因为我也订购了那本钱币目录。当然不会有人在自己的口袋里发现珍贵的V镍币，但我们很多人都开始收集钱币，其中一些因此组成了钱币爱好者协会，另外一些则变成了贼，专门在别人口袋里的零钱中寻找财富。

“而这些钱币的价值，根本没什么逻辑可言。”埃博尔继续说，“从好的方面来说它们就是试版模的样本，说难听一点是非法的幻想物。这样的钱币顶多值几千美元。美国铸币厂在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二年就用过不同的合金和不同的设计试铸过样本，有些和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样稀有，甚至更罕见，但是通常只要花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一八八二年他们就铸造过一个一模一样的V镍币样本，用的也是同样的材料，只是上面的发行年份不同。它相当珍贵，理应比一九一三年的镍币还抢手，因为无论如何它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要卖，你也只需花几千美元就可以买下来。”

卡洛琳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兴奋，我知道为什么。如果其他的钱币一个可以值几千美元，而且跟我们的战利品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的话，那我们这回可赚大了。但是她还不知道究竟值多少，正等着埃博尔告诉她。

他故意要让她等，拿起盘子把蛋糕吃完，又端起咖啡来喝。卡洛琳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喝了一口。她看着埃博尔喝咖啡，然后把自己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完，握紧拳头，叉着腰，对他说：“哦，快说吧！埃博尔，它究竟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什么？”

“没有人知道。也许你该把它投到停车计时器里，伯尼，为什么你要把这东西带到我这儿来？”

“我没有车，所以不需要把它投进停车计时器。也许我可以在钱币中间打个洞，然后让卡洛琳当项链坠子挂在脖子上。”

“我真的希望事情有这么容易。”

“也许我可以卖给其他人。”

“谁会买？你要卖给谁？除了我，没有人出得起更高的价钱，伯尼。”

“这也是我把它带到你这里来的原因，埃博尔。”

“当然，当然。”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擦拭着额头，“这个该死的钱币让我不知所措，它值多少钱？谁会知道它值多少钱？这种镍币一共只有五枚，如果我记得没错，其中四枚在博物馆里，只有一枚是私人收藏的。这辈子我只真正看见过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大约十五年前，我遇到一个叫麦克德莫特的人，当时他拥有一枚这样的镍币。他很喜欢展示他的收藏，只要哪里有钱币展览会，一定带他的宝贝去展示。其他时候，他就把镍币放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给人看。很少有收藏家像他这样，拥有一枚钱币就得到这么多乐趣。

“我记得这枚钱币再度转手的时候，值五万美元。之后又换过几次主人。一九七六年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镍币卖了十三万美元，至于是不是麦克德莫特的那一枚，我就不清楚了。根据报道，最近又有一次私人交易，买主以二十万美元买下一枚一九一三年的镍币。”

卡洛琳举起杯子往嘴里倒，她似乎没有发觉杯子是空的。她出神地看着埃博尔，我从来没见过她的眼睛睁得像现在这么大。

埃博尔叹了一口气，问道：“你们要卖多少，伯尼？”

“一笔超越了贪婪想象的数目。”

“很贴切的措辞，出自你自己吗？”

“出自塞缪尔·约翰逊 [2] 。”

“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味道。斯宾诺莎认为贪婪‘虽然不能算是病，但也可说是一种疯狂 ’。你有没有疯狂到可以想象它的价值？”

“没有。”

“要给这东西估价太困难了，当初他们在拍卖约翰·沃克·加勒特的收藏品时，一个西班牙的金币就有人叫价七十五万美元。如果真把这枚镍币拿到拍卖会上，能卖多少？五十万？有可能。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有可能。”

卡洛琳眼睛发亮。她又去倒了一杯白兰地。“你没办法拿去拍卖，”他继续说，“我当然也不能。这钱币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两个小时之前，它原本属于一个叫科尔卡农的人。”

“H.F.科尔卡农？我当然听说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他什么时候买到的？”

“不知道。”

“除此之外，你还拿了他什么东西？”

“只有那对耳环和那块手表。除了这些，他的保险柜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一些法律文书和股票证券，那些东西我没动。”

“没有其他钱币？”

“没有。”

“但是——”他皱了一下眉头说，“他究竟是怎么保存这枚镍币的？用框架镶起来？还是放在特制的盒子里？”

“就是像我给你看的那个样子，摆在保险柜里。用面巾纸包着装在树脂玻璃盒子里，外面再套一个小信封。”

“很奇怪。”

“我也这么想。”

“真的很奇怪。他一定是刚买下不久，你在他家的保险柜发现的？他应该把这东西存放在银行的保险库才对。这是不是麦克德莫特的那一枚，你知道吗？或是哪个博物馆把它卖了？他们有时不会永久保留一样东西，他们不是只进不出，博物馆也有可能变卖收藏品，虽然他们喜欢管这叫消除添购品，又一个创新词语的例子。赫伯特·科尔卡农从哪里弄到这枚镍币的？”

“埃博尔，我甚至不知道他有这么一枚镍币，一直到我在保险柜里发现它。”

“啊，当然。”他伸手去拿信封，把那枚价值五十万美元的镍币从面巾纸里再次拿出来，用放大镜仔仔细细地又研究了一遍，“我不认为这枚镍币是伪造的。市场上的确有赝品，他们拿一九○三或一九一○年的镍币，一九一一或一九一二年的也可以，想办法磨去上面的阿拉伯数字，然后从别的镍币取下数字焊上。这样做总是会留下痕迹，不过从这一枚上实在看不出来。除此之外，你也得先花几百美元练习。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一枚是真的。如果能用X光照照或是请专家鉴定，当然更好。”

接着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时间不对，不然我甚至不用离开这幢大楼就可以确定它的真假。现在这么晚了，我们就先假设这枚镍币是真的，我可以把它卖给谁？该卖多少？我必须找到一个愿意匿名收购的人，而且他也必须明白他想再公开拍卖是不可能了。这一类的艺术品收藏家比比皆是，这种来路不明的艺术品似乎更能增加他们的收藏乐趣，但是那些收集钱币的买家不注重美学上的价值，他们只在乎拥有这样东西所带来的名声和利润。谁会想买这枚镍币？哦，当然大有人在，但是我该找谁呢？我能开价多少？”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本来想倒点白兰地进去增加它的分量，又觉得这样太糟蹋白兰地了，但转念一想，我刚捞到一枚价值五十万美元的钱币，何必这么小家子气，这样一瓶法国白兰地也不过三十美元。我倒了一些酒液在咖啡里，喝了一口，感到一股热流从嘴巴一直蹿到脚趾。

“你有三个选择。”埃博尔说。

“哦？”

“第一，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享受秘密拥有它的快乐，你只要想着它是你到手的东西中最值钱的一样，至少值二十五万美元，也许两倍，甚至更多。我现在握在手里，感觉真好，不是吗？只花了几小时的工夫，就可以随时享受拿在手上玩赏的乐趣。”

“其他选择呢？”

“第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卖给我，我付现金，干净的五十和一百美元钞票。你可以带着鼓鼓的钱包离开这里。”

“你付多少，埃博尔？”

“一万五千美元。”

“一枚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钱币你出价一万五千美元？”

他故意装作没听到。

“第三，你可以把钱币留下来，我想办法以最好的价钱脱手，然后我们五五对分。我需要点时间，但是我会想办法尽快脱手。也许我很快就会找到买主；也许这该死的东西已经买了保险，有些保险公司会设法购回赃物，而跟这些公司打交道就比较麻烦，有时不能太信任他们。如果科尔卡农是刚刚买下这枚钱币的，那很有可能还没有买保险；或许他从来就不给他的钱币买保险，因为他认为银行的保险库够安全，打算把这枚钱币也放进去。”

他摊开双手，深深叹了一口气。“也许，也许，也许，有太多可能性。我年纪大了，伯尼，把这枚钱币带走，不要让我头痛。我干吗要伤这个脑筋？钱，我有的是。”

“你打算卖多少？”

“我已经说过了，我也不知道。你要我说个大概的价码？我可以随便在空气中抓个数。就算十万吧，一个漂亮的整数。最后的价钱可能高出很多，也可能被压得很低，完全视情况而定。但是你要我说个数，这就是我刚好想到的数字。”

“十万。”

“也许。”

“我们分到的就是五万。”

“伯尼，你的心算很好，省得我拿纸笔。”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就拿现金的话？”

“我刚才说了多少？一万五。加上耳环和手表的两千五，一共是一万七千五。”他的心算也很好，省了拿纸笔，我们真是一对数学奇才。“这样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凑个整数。两万美元，我收下所有的东西。”

“或者两千五的现金，再加上一半你卖掉钱币的钱。”

“如果我能脱手。前提是：证明它是真的，而且有人要买。”

“这个怎么样：耳环和手表算三千，加上一半卖钱币的钱？”

他想了一下说：“这样的生意我不能做，伯尼。”

我看着卡洛琳。我们可以现在各拿一万然后离开，或是只拿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再加上之后可能会有的更大财富。我想知道她怎么想。

“由你决定，伯尼。”

“我只是想——”

“你决定就行了。”

拿了钱就走，有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着。拿现金，不要赊欠。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这个在脑子里转的声音，说实在的没什么原创性，但是向来能击中要害。另外，我真的希望被别人知道，我只为了一万美元现金就把科尔卡农的镍币转手了吗？当我想到埃博尔可能卖了六位数的价钱时，我真的还会为这一万美元高兴吗？

我还可以在他所引用的斯宾诺莎的话里再加一句：“骄傲、嫉妒和贪婪是让所有人类心中烈火燃烧的三个火苗。 ”这出自但丁的《地狱》，第六章。

现在我的内心有三把火在同时燃烧。闪电泡芙和白兰地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先拿两千五。”我说。

“如果你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的话——”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考虑上。”

他笑了笑，突然又像个典型的慈爱善良正直的祖父了。“我马上回来。”他说，然后站起来，“我还有很多吃的东西，咖啡、酒你们自己拿自己倒。”

*　*　*

当他走到另外一间屋子的时候，我和卡洛琳又干了一杯，庆祝今晚的丰收。埃博尔回到客厅，手上拿着一大把一百美元的钞票，他数了二十五张。他希望我们不介意收一百美元面值的钞票。当然不介意。我跟他说，多多益善。他礼貌地笑了笑。

“当心我们的镍币！”我提醒他，“到处都有贼。”

“他们进不来的。”

“戈尔迪以为没有人能打开那个结 [3] ，记得吗？特洛伊人也上了木马的当。”

“还有‘骄兵必败’是不是？”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要我放心，“我们的门卫警觉性很高，电梯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守，你也看到我门上的锁了。”

“防火梯呢？”

“防火梯在大楼的正面，只要有人爬上来，街上的人都看得见。通向防火梯的窗户上面装有铁栅栏。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人会从那里进来。万一哪天真的失火，我希望我能逃得出去。”他笑了笑，“总而言之，伯尼，我会把镍币藏在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而且不会有人知道现在镍币在我手里。”

[1] 海蒂·格林（Hetty Green，1834—1916），她年轻时继承了巨额遗产，自己也通过操作股票获得极大的财富。她生前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死时留下一亿美元遗产。

[2]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传记作家，他编纂的《词典》对英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 戈尔迪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戈尔迪之结，谁就可以称霸亚洲。许多人慕名而来，都想试试运气，结果都无功而返，这个结一直就没有人能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拔出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

5

我已经记不清楚为什么那天最后是在卡洛琳那里过夜的了。甜点、咖啡因、酒精以及足够一个月的紧张和刺激让我们有些兴奋过头，甚至有点醉意。幸好，这个时候我们不必做什么生死攸关的决定。我原本要她到我那里，好把钱分一分，但是她宁愿留在市区，因为第二天一早有顾客要带一只大型雪纳瑞到她店里。我们在西端大道叫不到出租车，就走到百老汇大街。最后我们搭出租车来到格林尼治村，到了那里出租车司机不但自己找不到阿伯巷，甚至连照着卡洛琳的描述开车都做不到。我们只好作罢，下车走了几条街。希望他不会随手花掉给他的小费，七十年后没准就赚到了。

到了卡洛琳那儿，我们把夏加尔的版画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来，试着挂在靠着柳条椅的那一面墙壁上——这也是我跟她回家的原因之一，这样卡洛琳就不用把它拿在手上，而是放在我的公文包里运回来。画挂在墙上很好看，但是画框的颜色不对，于是她决定换了框之后再挂上。我数钱的时候，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睡前酒。我把她应得的部分给她，她挥挥手上的钞票，轻声对着钱吹口哨。“一个晚上就赚到这么多，实在不赖。我知道就偷窃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目，但是对一个平日靠洗狗讨生活的人来说，你知道我要洗多少条笨狗才能赚到这么多吗？”

“很多很多。”

“没错。嘿，你还欠我钱，还是连夏加尔的那张版画你也要和我算？”

“当然不是。”

“但你只给了我一千二，还少五十。我不是小气，但是——”

“你忘了我们的费用。”

“什么费用？出租车钱吗？去的时候你付钱，回来的时候我付，还有什么费用？”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我还真以为那是你从一堆旧书里翻出来的。你认为那本书应该值那么多钱，要和我分摊？也行。但是——”

“那本书是我花一百美元在五十七街的巴特费尔德买的，不用交营业税，因为我也是书商，可以再卖。”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那本书花了你一百美元？”

“当然，怎么了？这价钱很正常啊。”

“但是你跟埃博尔说——”

“那本书是无意中发现的，几乎没花钱。我想他相信我的话，而且我也认为就因为那本书，那对耳环和那块手表为我们多带来了五百美元的财富。那本书让他不得不大方些。”

“有这种事？我对这行实在不太懂。”她说。

“没有人真的精通。”

“哪个贼会想到要买礼物收买销赃人？”

“哪个人听说过收购赃物的人会引用斯宾诺莎？”

“说的也是。你真的不来一杯睡前酒？”

“不要。”

“你事先就知道那枚镍币那么值钱吗？”

“知道一点。”

“到埃博尔家的路上，你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枚镍币那么值钱。”

“我只是外表看起来若无其事。”

“是吗？”她把头歪向一边，斜眼看着我，“我很高兴我们没各拿一万块了事。为什么不冒点风险呢？我又没有弟弟要开刀急着用钱。你觉得他需要多久才能把那枚镍币脱手？”

“很难说，也许一天，也许半年。电话迟早会响，他会告诉我们中大奖了。”

“但愿如此。”

她把一个哈欠忍了回去。“原本我以为今晚会有心情好好庆祝一下的，但是事情还没完全结束，对吧？这样也好，现在我也没什么力气庆祝了，而且明天一早我一定会宿醉头痛。”

“宿醉？”

“因为那些甜点。”

“甜点会让你宿醉吗？”

“除了甜点还能有什么？”她从沙发上抱起一只猫，把它放到地板上，“抱歉了，小子。妈妈要睡觉了。”她对猫说。

“你真的不睡床吗，卡洛琳？”

“你要怎么睡沙发？我得先把你对折，你才睡得进去。”

“我只是不想鸠占鹊巢。”

“每次你在我这里过夜，我们都得就此争论一番。等哪天我真的让你睡一次沙发，保证你会后悔。”

最后仍旧是我睡床她睡沙发。我穿着内衣裤上床，她穿着睡袍。尤比陪她睡沙发，另外那只缅甸猫阿齐一开始有点静不下来，仍然沿着墙壁绕，就好像牧场的主人在巡察篱笆，绕了几圈之后它也跳上床依偎在我旁边，开始发出呜呜的呼噜声。它打呼噜的技巧高超，不愧是练了一辈子的绝技。

卡洛琳喝的大概是我的三倍，所以不必花什么时间入睡，几分钟之后她的呼吸声告诉我她已经睡着了，再过几分钟她开始轻声地打呼。

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后脑勺枕着手臂，把整个晚上发生的事在脑子里又转了一遍。埃博尔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那枚镍币卖掉？我们究竟会得到多少？夜盗科尔卡农家的行动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全身而退，没有留下痕迹。没想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人先洗劫了那里，但我们却可以借此洗刷嫌疑。所有的赃物都脱手了，除了那幅不起眼的夏加尔的版画，在那片混乱当中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就算注意到了又怎么样？那不过是二百五十幅中的一幅，再说谁会到卡洛琳这里来找？

第二天醒来，我还是把画放到了柜子里。我起床的时候已是九点半，卡洛琳早已吃完早餐、喂过猫，出门上工了。我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吃了面包，把公文包放进柜子和夏加尔的版画一起。我不想把吃饭的家伙带到书店。早上阳光普照，空气清新，我决定步行到书店，不去挤地铁。当然也可以跑步去，我脚上本来就穿着慢跑鞋。但是我为什么要糟蹋一个美丽的早晨呢？我轻快地散着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悠闲地摆动双手，有时甚至发现自己在吹口哨，还是我毫无印象的旋律。

十点十五分左右我开了店门，二十分钟之后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个叼着烟斗的大胡子，买了几册英国历史书。然后我又卖了几本特价书桌上的书，接下来店里慢慢变得冷清，我拿起昨天没看完的书继续看。斯宾塞仍在想办法折磨自己，现在他正躺在运动器材的长板上举重练胸肌。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可以用来练全身肌肉的综合运动器械。

十一点左右，有两个四十几岁的男人走进店里，身上穿着深色西装，脚上是笨重的鞋子。其中一个的络腮胡应该再剃得高一点，他走进了书店里面，而另一个一看就知道是假装在翻诗集。

我钱包里有从埃博尔那里得来的一千三百美元，再加上我平常随身带到店里，准备万一有人勒索应急用的一千美元。我希望店内抽屉里的钱就能打发他们，也希望那个留络腮胡的家伙外套下面鼓鼓的东西不是手枪——就算是，也千万不要是用来对付我的。我暗暗向圣约翰祷告，他是书商的守护神，他的画像在利泽尔先生经营书店的时候就挂在店里了。现在向圣狄司马斯祷告也没用，我是在卖书而不是在偷窃。

除了等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也没让我久候。那个留络腮胡的从后面走到前面，另外那一个手上还拿着罗伯特·塞维斯 [1] 的诗集。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其中一个对着我开枪，另一个朗诵《火葬山姆·迈吉》的场面。

他们同时到达柜台。那个塞维斯迷先开口说话：“罗登巴尔？伯纳德·罗登巴尔？”

我没有否认。

“最好拿上外套跟我们走，我们想和你谈谈。”

“感谢老天！”我松了一口气。

你一定和我一样，猜到他们不是要抢劫，他们是警察。虽然警察偶尔也会抢劫，但是他们很少用枪口对着你，我也很不喜欢看到枪口。

“他很高兴见到我们。”那个留络腮胡的说。

另外那一个点头。“也许是解除了心理负担。”

“当然。也许他整个晚上被罪恶感折磨，现在只想招供。”

“没错，菲尔，他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偷，现在他麻烦大了。看看他那副惨白的样子就可以猜到，他一定是和哪个暴力犯一起作案的。”

“你说得对，丹恩。唉，交友不慎。”

“这种事常有，现在他大概内心充满了悔恨。他会把同伙供出来，将罪行都推到同伙身上，然后坐在证人席上指证。这样他的罪行就会减轻。一个好律师加上积极配合的态度，我敢打赌，三年之后他又可以在街上逛了。”

“不用赌，菲尔，三年，最多四年。把店关了吧，伯尼，我们载你进城。”

一团迷雾终于渐渐散开。我真的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抢劫。花了一两分钟我才明白，我被捕了。虽然这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他们俩在我面前一唱一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显然成了菲尔和丹恩脱口秀消遣取乐的对象（菲尔是那个留络腮胡的，丹恩是那个爱好诗集的）。根据他们的脚本，听到他们的对话我的双脚应该发抖。

好吧，这招算是管用。

“到底什么事？”我好不容易开口问道。

“有人想跟你谈谈。”丹恩说。

“关于什么？”

“关于你昨天晚上在第十八街的那次小小夜访，你没有事先通知主人。”菲尔说。

该死！我心想，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了。我的胃在翻搅，真是令人沮丧。如果有人控告你犯了一项罪行，而这的确是你犯的，你根本没有理由义愤填膺。

“跟我们走吧。”丹恩说着放下手上的诗集。我在心里暗自希望，他就姓麦格鲁 [2] ，而菲尔现在就对着他开枪。

我刚开张就要关门。“我被捕了吗？”我问。

“你想被捕吗？”

“不太想。”

“如果你主动跟我们走，我们也不需要逮捕你。”

听起来很合理。菲尔帮我把外面的特价书桌搬进店里，所以我猜丹恩的职位比他高。我锁上门，并且拉下铁门。如我所料，他们又在旁边说笑话。他们说做贼的也锁门，还说我不必担心忘了带钥匙之类的。真的很好笑。

他们的车是蓝白条纹的警车。菲尔开车，我和丹恩坐后座。过了几条街之后我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好像你真的不知道似的。”

“是啊，好像我不知道似的，但确实如此，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以什么罪名控告我？”

“他现在可镇静了，”丹恩对菲尔说，“表现得非常职业。刚才还那么紧张，但是现在很冷静。”他转过来对我说，“没有什么控告，哪来的控告？我们又没有逮捕你。”

“如果你们真的要逮捕我，要以什么罪名？”

“只是假设性的？”

“嗯。”

“一级窃盗和一级谋杀。”他摇摇头，“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从来没有杀过人吧？”

[1] 罗伯特·塞维斯（Robert W. Service，1874—1958），著名作家、诗人，生于英国的普雷斯顿，后移居加拿大。下文中提到的《火葬山姆·迈吉》便是他的作品。

[2] 麦格鲁（McGrew），出自罗伯特·塞维斯的一首诗，题为The Shooting of Dan McGrwe。

6

赫伯特和旺达并没有在宾夕法尼亚过夜。他们确实带着狗开车到了贝克斯郡，准备让它和那只冠军狗交配，但是他们把阿斯提德送到那里后，又开车回到纽约和赫伯特生意上的伙伴吃晚饭。饭后他们去剧院看戏，之后还去喝了点酒，一直到午夜才回到家，准备睡个觉，第二天早上再到宾夕法尼亚接狗。

他们回到家却意外碰到强盗，那些家伙抢走了赫伯特的现金和旺达身上的首饰，然后打算把他们绑起来。赫伯特想反抗却重重地吃了一拳，旺达看了开始大叫，结果头上也挨了几记重击。赫伯特看着她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幕，因为他自己又挨了一拳，便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于是挣扎着解开绳索。旺达也被绑了起来，但是她没办法替自己松绑，因为她已经死了。她的脑袋受到重击导致头骨破裂，那显然是致命的一击。

“这一定是你的同伙干的。”山姆·利奇勒对我说。他似乎是负责办这案子的人。菲尔和丹恩把我带到警察局之后就交给他了。“我们知道你不是暴戾之徒，罗登巴尔，你向来单独作案，什么时候开始有同伙的？”

“我没有同伙，”我说，“我早已洗手不干了，现在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我开了一家书店在卖书。”

“谁是你的同伙？天哪，你该不会是要袒护他吧？他可是让你倒大霉的人。我可以想象是怎么一回事：你已经洗手不干了，准备靠卖书过日子，”其实他根本没相信这话，只是故意安抚我而已，“但是这家伙说服你再干一票，也许你们说好由他料理一切，你只需要想办法开锁就行。你也想就干最后这么一遭，好熬一段日子等书店步上正轨。谁知道突然死了一个女的，你的同伙正高高兴兴地花他的钞票，你却一头栽进了马桶里。我劝你最好在有人拉绳子冲水之前，赶紧把头伸出来。”

“多恐怖的场面。”

“你要恐怖的场面，我可以给你看。”他打开桌子抽屉，在一堆纸张当中找出一张八乘十英寸的光面照片，上面是一个金发女人，身上穿着晚礼服，靠着一面墙半坐着，那房间看起来像科尔卡农家的客厅。她脚上没有穿鞋，脚踝被绑了起来，双手似乎也被反绑在背后。好在不是彩色照片，但就算是黑白照片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发际变色的地方是被重物击中的，真的很可怕。我听卡洛琳说过旺达·科尔卡农是个美女，但是从这张照片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这一定不是你干的，对吧？”利奇勒说。

“我干的？这照片我连看都不敢看。”

“那就赶快说是谁干的，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罗登巴尔，如果你找到一个好律师，甚至会没事。”说得好听。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逮到你的同伙，不管你是否愿意合作。总有一天他会在某个酒吧里大肆吹嘘，耳朵灵敏一点的人听到就会来通风报信，我们便可循线索逮到他。或者科尔卡农会在档案照片中认出凶手。总之，我们会逮到他，区别在于如果你帮我们的忙，也等于帮了你自己。”

“听起来很有道理。”

“事实就是如此。你到底欠他什么？谁让你蹚这浑水的？”

“这问题问得好。”

“所以呢？”

“只有一件事。”我说。

“哦？”

“我不在场，我从来没听说过科尔卡农这个名字，我也没去过第十八街。接下那个书店之后我就不偷了。”

“你坚持这么说？”

“我还能说什么？虽然很巧，但这就是事实。”

“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昨晚确实进了那房子。”

“什么证据？”

“我暂时还不能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科尔卡农。我猜你当时一定没想到那女人已经死了，不然你大概也不会留活口，或者应该说你的同伙不会留活口。也有可能你们离开的时候她还没死，而是在她丈夫失去知觉的时候死的。验尸报告还没出来，但是科尔卡农可以指认出你和你的同伙。你干吗现在不说实话？”

“实话只有一种。”

“这么说你一定有不在场证明了？”

要是有就好了，但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有。“我昨天晚上在家喝啤酒，跷着脚看电视。”我说。

“整夜都在家吗？”

他拉了一个小小的警报。“整个晚上。一直到看完十一点的晚间新闻我才出门。”我修正了一下。

“然后去撬科尔卡农家的门。”

“不是，我有约会。”

“跟某个特定的人？”

“跟一个女人。”

“跟那种你可以在夜里十一点随便探访的女人。”

“我们碰头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她总该有个名字吧？”

“当然，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说，除非万不得已。她是我整夜的不在场证明，因为我从午夜到早餐时分一直待在她那里。除非我没有别的选择，不然我不会让她的名字曝光，她和她的丈夫分居而且带着孩子，我不希望无缘无故把她扯进来。总而言之，我昨天晚上在她那里。”

他皱着眉想了一下。“你昨天夜里不在家，这个我们知道。”

“我不是说了嘛。”

“没错，我们清晨四点半的时候敲过你家的门，还派了人监视，你一直没有出现。但我还是不太相信你那个离婚女人的故事。”

“只是分居，还没离婚。”

“都一样。”

“你可以不相信。那就安排当面指认吧，我敢确定科尔卡农一定没见过我。那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谁说过要指认这件事？”

“没人。你把我弄到这里来而不是到辖区警局，因为这里有很多档案照片。你大概都给科尔卡农翻过了，你们没有逮捕我，是因为他看了我的照片之后摇头。也许我太不上相，你们想让他看看本人，所以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现在你可以把我放到一排人里让他指认，他会告诉你同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回店里做生意了，店门关着是很难做生意的。”

“你真的确定他不能指认出你？”

“是的。”

“我不明白。”他说着站了起来，“来吧，跟我走，我们去散个步。”

我们沿着走廊来到一个装着毛玻璃门的房间前，门上没有任何标志。“我不确定是不是该安排一次当面指证，我必须和其他人商量一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做。你先在里面坐一下吧。”他边说，边帮我打开门。

我走进房间后，他便把门关上。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就放在一面大镜子前面。还好我妈没养一个笨儿子，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弄到这个小房间来。他们只想安排一次非正式的当面指认，万一今天指认不成，对将来要起诉我也不会有影响。

我知道那是一面单向镜。警方会带科尔卡农到镜子的另一面，在那里他可以看得到我，而我却看不到他。

对我来说，这没什么不好的。

事实上，我想了一下，觉得这对我来说很好。我决定让他好好地看我，然后百分之百确定从来没有见过我。所以我走向镜子，假装自己面前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要压抑自己别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做鬼脸实在有点困难，但我还是克制住了，我只是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带。

单向镜有个特性，如果你站近一点，还是可以透视到镜子的另一边，因为镜子的反光作用还在，而你看到的影像会像双重曝光的照片，不是很清晰。对面也是一个空房间，利奇勒正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他身穿灰色西装，头上缠着绷带，肿包和血迹还很明显。

他走到镜子前面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很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要眨眼睛、不要伸舌头、不要转眼珠或者做其他白痴的动作。我静静地注视着他。

他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那种人。中等身材，五十五岁左右，椭圆形的脸，灰白的头发，嘴唇上方留着短短的胡子，胡子也已经灰白，微翘的鼻尖，小嘴巴，眼睛的颜色介于棕色和绿色之间。第一眼看到他，你会猜他是银行经理或是税务律师之类的人。他看起来不像刚失去一个漂亮老婆、拥有一枚价值五十万美元镍币的人，或者应该说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会拥有这两样东西的人。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他表情严肃，像一只猫头鹰一样慢慢地左右摇头。

我没有笑，但是当他转向利奇勒，随他的手势走出对面的房间时，我高兴得露齿而笑，就像万圣节的南瓜头。几分钟之后利奇勒走了进来，我坐在椅子上正用一根钝头的牙签剔指甲。我神情愉快地抬头问他，现在是不是要当面指认。

“你很狡猾。”他说。

“什么意思？”

“把你的领带系好。没事了，没什么当面指认。罗登巴尔，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你们已经知道抓错人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坚信昨晚的案子是你干的。我知道你昨晚在楼上开保险柜的时候，你的同伙在楼下对科尔卡农夫妇动粗，就因为这样，他才没有看到你，也无法指认你，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你的脑袋吗？打错如意算盘了。我们终究会逮到你的同伙，而且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证据证明你涉案。现在你自作聪明，最后的下场会更惨。”

“我只是一个旧书商。”

“没错，你现在是。你可以滚了。你实在太笨了，不知道我们在给你机会。如果等一下你清醒了，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但是不要拖得太久，如果我们先抓到你的同伙，他可能会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你，那时我们就用不着你了。最后你会是在牢里待得最久的人。那女人被杀的时候你根本不在场，但那又怎样？你确定你现在不想把事实真相说清楚？”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好，滚吧！罗登巴尔。”

走出警察局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那不是伯尼·罗登巴尔吗？在警察局附近逛逛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

“哈啰，雷。”

“你也好啊，伯尼。”雷·基希曼斜眼看着我冷笑。他的西装一点也不合身，不过他向来就这样。其实依他收受贿赂的钱，完全可以买些像样点的行头。“真是个愉快的早晨，不是吗，伯尼？”

“很愉快。”

“可惜已经中午了。我刚刚和自己打了个小赌，赌他们会放你回家。”

“你知道这件案子？”

“当然，科尔卡农的案子。我知道那不是你干的。你哪有什么同伙？什么时候又用过暴力？除了那一次——”他用责怪的眼光看着我，“你把我给撂倒了。你还记得那次吗，伯尼？”

“我那时很紧张，雷。”

“我可记得很清楚。”

“我不是有意要伤你，我只想赶快逃走。”

“算了，算了。他们还是认定是你干的，利奇勒咬定是你。他想就算现在一时拿你没办法，但时间一长肯定可以找到更好的证据收拾你。”

我们就站在红砖建筑外的人行道上，看着广场对面市政府大楼的中央拱门。雷一手挡着风，一手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呛了一下，又吸了一大口。

“今天天气真好，真是舒服。”他说。

“为什么他们认为科尔卡农的案子有我一份？”

“你的犯案模式，伯尼。”

“你在开玩笑吗？我什么时候会把一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还留下一个烂摊子？我什么时候伤过人？我偷的时候如果不幸碰到主人回来，也只会赶紧逃跑。我什么时候会打破天窗进屋子偷窃？这些加起来就是我的犯罪模式？”

“他们认为，那些都是你的同伙干的。他们有证据证明有你一份，比如说，一只手套。”

“什么意思？”

“看这里。”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就像捏着一只死老鼠。

那是一只剪掉了手掌部分的橡胶手套。

“这就是你的证据？”

“他们的证据，不是我的。你的档案里写着：‘戴着切除掌心部分的橡胶手套。’意思是说，你会剪掉手套的掌心部分，他们这帮写档案的人就是不爱用‘剪掉’这个词儿。”

“天哪，他们在哪儿找到这东西的？”我问。

“就在科尔卡农家的花园里。”

“我可以看一下吗？”

“这可是证物。”

“就像灰姑娘的水晶鞋。”我说，然后从他手上接过手套试戴，“那我一定是灰姑娘的丑姐姐之一，因为我没办法戴上这手套。手套也有大小之分，这只根本不是我的尺寸。”

他仔细看了一下。“我想你说对了。”

我把手套还给他。“看好你的手套。你甚至可以告诉他们，这只手套的尺寸不对。他们可以开始找有一双小手的笨贼了。”

“我会告诉他们的。你要回店里了吗？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去。”

“这也是你们的服务项目之一吗？”

“我只是顺路，老兄。”

这次我搭的不再是警车。我们在车上闲聊——棒球球员、垃圾车罢工、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里的贪污。小偷和警察只要能忘了彼此的敌对关系，向来有足够的话题可以闲扯。其实这两种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只是我们彼此都不愿承认。就像菲尔和丹恩，如果他们没穿制服，一点也不像警察。当他们走进书店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是强盗。

雷把我载到书店门口让我下车，叫我要自己小心。他对我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然后开车离开。我动手开门，然后转身看他是不是真的走了，接着又把刚打开的锁锁上。现在有比开店做生意更重要的事要办。

我和那群杀了旺达·科尔卡农的强盗没有关系。她丈夫不是没办法指认我，而是确实没有见过我。如果他们的证物只是一只手套，那他们所谓的证据也只是个笑话。

但是利奇勒还是认为有我一份。而且说来好笑，一直到店门口，我才发觉雷·基希曼也这么认为。

7

卡洛琳和我通常会一起吃午餐。星期一和星期三我会带东西到她的店里吃，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带午餐到书店，星期五我们会出去吃，通常是吃便宜的外国料理，然后我们掷硬币决定谁埋单。当然，其中一个人有事的话就自动取消。那天是星期三，卡洛琳一定猜到了我有事。中午我没出现，她肯定自己出去找东西吃了。狗美容院门关着，上面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开门时间”，下面是一个可以转动指针的钟，指针指着一点半。

我到百老汇转角的咖啡店看了一下，她不在里面。店后头的墙上有一部公用电话，但是太惹眼了。我又过了一条街来到一家黎巴嫩餐馆，卡洛琳也不在那里。不过店里的公用电话看起来隐秘多了，于是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鹰嘴豆三明治。我其实不怎么饿，但是早上吃了一点面包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东西，想想也该吃点了。我把三明治几乎吃完了，喝下整杯咖啡，然后换了足够的零钱。

我先打电话给埃博尔·克罗。这时候可以在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纽约时报》了，我不用翻开报纸就知道旺达·科尔卡农的案子一定占满了第三版，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新闻，比如南美杀人蜂来袭之类的，这件谋杀案还可能上头条新闻。

总之这事一定众所周知。不管通过什么媒体，埃博尔一定也知道这条新闻了。一件值六位数的赃物就够烫得让手起泡了，再加上谋杀案那就更烫手了。埃博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也没办法让他高兴，但至少我要告诉他，我们只是偷东西的小偷，不是杀人的强盗。

我让电话响了一二十声。硬币从电话里掉出来之后我又等了一分钟，然后再试了一次。人有时可能会拨错电话号码，电话公司也会有接错线的时候。

没人接电话。我是凭记忆拨的号，因为手边没有电话簿，我便打了查号台，确定我记的号码没错。我又小心地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放弃了。也许他已经出门去卖镍币了，也许他又到他最喜欢的那家糕饼店买甜点去了，也许他正在睡午觉或者躺在浴缸里，也许他到河滨公园散步去了。

我又打了一次查号台，要他们帮我查另外一个号码：窄廊画室，地点在SOHO区的西百老汇。电话响了四声，我正在想今天下午大概找不到什么人了，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丹妮丝·拉斐尔森沙哑的声音，她烟抽得太多了。

“嘿！”我说，“我们说好今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对吧？”

“伯尼？”

“还会有谁？”

她停顿了一下。“我的脑子有点乱。”最后她说，“我在拼命作画，脑子大概有点糊涂。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约吗？”

“是啊。当初是顺口说的，可能是太顺口了，你没当真。”

“我应该把它写下来的。总是忘记，抱歉，伯尼。”

“你有别的事吗？”

“有吗？如果我把和你的约会忘了，很可能也会忘记其他的事。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有个派对，杜鲁门和戈尔会来，希尔顿在他为《时报》周日版专栏写稿之前想看一下我最近的画，安迪说他要是遇到玛琳会顺便把她也拖来。你说如果你也像那些人一样，别人不用听到你的姓就知道你是谁，那会是什么感觉？我敢打赌，如果我叫杰姬，在达戈斯蒂诺超市签支票，人家还会要求看我的身份证呢。”

在电话里即兴说笑是她的专长。我第一次认识她就是在电话里，当时我在找一个艺术家，只知道他的姓。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偶尔见面，虽然交往不算频繁也很表面化，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可称为一种人际关系。

“我在说什么？胡说八道！”现在她说，“你问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说好一起吃晚餐，我就应该说，对！然后看你会怎么办。可惜我没有嗑药，不然就可以把脑筋迟钝归因于神经错乱。你信不信颜料也会释放毒气？”

“当然信。”

“好吧，我今天晚上有空，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有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约好在哪里见面了吗？”

“还没。”

“现在要约吗？”

“七点半左右，我直接到你那里怎么样？”

“为什么不行？”

“好，就这么办。”

“很好，要我煮什么好东西吗？”

“我们出去吃。”

“越来越中听了。也许到时我已经把画完成了，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作。‘伯尼，七点半’，我记下来了，现在不可能忘记了。”

“我相信，丹妮丝。”

“我要特别打扮一下吗？”

“面带微笑，便服。”

“就这么说定了。”

*　*　*

我又试了一次埃博尔的电话，响了十二声没人接。已经一点半了，我走回卡洛琳的贵宾狗工厂，正好她有空当。“嘿，你终于现身了！”她大叫，“你没来，我就去你的书店找你，但门关着。我以为你去买午餐了，所以又回到这里，等了半天，你还是没出现。我还在想，你这该死的家伙！然后我就自己出去吃了。”

“不是去咖啡店，也不是去马蒙餐厅。”

“我去吃了咖喱，我想吃点辣的东西中和一下昨晚吃的甜点。天哪！该死的一早上。”

“很糟糕吗？”

“我头痛得要命。你能想象头重脚轻还得替一只大笨狗洗澡的样子吗？”

“不能。”

“算你好运。你去咖啡店和马蒙找我了吗？”

“嗯。”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实在不想毁了她这一天的心情，但是别无选择。“我只是要告诉你，你遗失了一只手套，”我说，“一只没有掌心部分的橡胶手套。”

“该死！我就知道！昨晚我摸口袋时就发现少了一只，口袋里的那只我把它扔了，但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告诉你。你在哪里发现的？你翻了我的垃圾桶？”

“我经常翻你的垃圾桶，刚开始有点变态，现在那已经成了兴趣。”

“是啊，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没翻你的垃圾桶！你把它掉在花园里了。”

“真的吗？天哪！真该死，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又回去了一趟吧？不可能，你不会这么做的。”

“当然不会，有人把手套给我看了。”

“谁会——”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哦，警察！”她叹了口气。

“没错。”

“你被捕了？”

“不是正式的。”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放了我，我的手比你的大，那只手套不合我的尺寸，而且赫伯特·科尔卡农不能指认出我。”

“为什么他要指认你？他又没见过你。”

“我敢说你今天中午还没看报纸。”

“早上我看了《纽约时报》，怎么了？”

“事情很复杂，”我说，“但是很重要，你最好知道整件事情。”

*　*　*

当我告诉她整个过程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几次，她没接，而是把答录机打开，让想留话的人留话。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一次，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忧郁，头上还戴假发的男人进来问美容的项目和价钱。如果他的狗长得像他，那他养的一定是巴吉度猎犬。

当我把整件事情说完之后，卡洛琳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摇头。“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尼，”她叹了一口气，“那只手套，我真的很抱歉，我真是太糟糕了。”

“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

“我只是想帮你的忙，现在我就好像沿路撒了面包屑一样。”

“小鸟会把它们吃掉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死了，旺达·法兰德斯·科尔卡农真的死了？我不敢相信。”

“如果看到照片你就会相信了。”

她颤抖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偷东西好玩，但是杀人——”

“我知道。”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些强盗是在我们之前进去的？”

“没错。”

“他们翻箱倒柜把房子里的东西拿走，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他们又回去了吗？为什么？别告诉我说，歹徒真的又重返犯罪现场了。”

“他们想回去再偷一次。别忘了，我们也不知道科尔卡农会把阿斯提德留在宾州，我们也以为他们会在外面过夜。”

“说到这个，我也很抱歉。”

“没有必要，你怎么会知道。重点是，那些贼可能也这样认为。假设他们已经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然后从天窗离开，但是他们觉得保险柜里应该有贵重的东西，何况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找手电筒或钻孔机之类的工具。也许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所以没带工具，如果能找到适当的工具，又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

“这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回家，刚好就碰上了强盗。”

“显然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些强盗不会让他们说出保险柜的密码吗？”

“可能会，除非他们已经打开了。”

“如果他们已经打开了，干吗还在那里晃？”

“他们没在那里晃，他们要走的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刚好进门。”

“他们为什么不从之前进来的地方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从天窗。”

“你说得有道理。”我说，然后皱眉头，“总之，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在我们之后又有另一拨人进去。”

“又有人进去！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那只狗要到宾夕法尼亚去配种？”

“也许最后进去的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小偷，我猜可能只是几个小混混。他们在屋顶上闲荡，想看看有什么油水，后来无意中看到打破的天窗，于是进去看看。如果他们只是业余的小偷，那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捞的，那台收音机就可以换一小袋海洛因了。”

“那里至少还有电视机，二楼有音响。”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屋子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给小毛贼偷的，但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有时候那些小混混对这种事很在乎。你知道那些街上的混混有多狠，万一他们抢的人身上没有钱，他们会怎么对付那个倒霉蛋。”

“这我听说过。”

“很可能是这一类的贼。我可以想象，一群不中用的混混从天窗进了屋子，拿了收音机、电视机，然后决定等主人回来，好搜刮他们身上的现金。”我继续循着这条线思考，最后还是放弃了，耸耸肩，“这不是很重要，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得小心那些警察。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清白的，他们迟早会逮到凶手。这桩谋杀案已经引起注意了，利奇勒说得没错，到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酒吧里走漏风声，而警察有线人，很多案子就是这样破的。”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没错，科尔卡农自然会认出杀他老婆的凶手是谁，他已经确定不是我了。他们盯上我只是因为一只橡胶手套，但是那只手套我根本戴不上，所以这案子怎么会是我干的？幸好，是你掉了手套，不是我。”

“这样想我可能会好过一点。”

“想想好的一面。幸好科尔卡农还活着，如果他们当初知道旺达死了，很可能也会将他灭口，那我可就死无对证了。”

“这我倒没想到。”

“我可想到了。”我拿起她桌上的电话，“总之我最好打个电话给埃博尔。”

“为什么？”

“告诉他我们没有杀人。”

“他一定知道。可惜我们没有看《邮报》，上面应该会写她什么时候被杀的吧？”

“也许。”

“听着，我们到达埃博尔那里是十一点半，我还记得他看那块皮亚杰表的时候，还跟你对过时间，是十二点零七分。科尔卡农夫妇回家遇上强盗是半夜以后的事，埃博尔一定知道那不是我们干的，你说对吗？”

“天哪，他是我们的不在场证明！”我大叫一声。

“没错。”

“老天！希望我们不需要他作证。想象一下，你因为窃盗被起诉，但是你却坚称那段时间你在收购赃物的人那里，要卖先前你从那屋子里偷来的东西。”

“你这样一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可不是吗。”我又拨了电话，“我还是得打电话给他，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时间，认为那女人是我们杀的。我不希望如此。”

“他会不会拒绝去卖那枚钱币？”

“为什么？”

“如果他认为我们杀了人——”

电话一直在响，我让它响着。“埃博尔是个赃物买卖商，”我说，“不是法官。总之我们没有杀人。我可以让他相信，只要他接电话。”

我把电话挂上。卡洛琳皱着眉头，然后说：“这还是桩平常的生意，对吧？旺达的死没有改变什么，埃博尔几天或几个月之后就会把钱币脱手，我们会拿到钱，就好像这件谋杀案没发生过一样。”

“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卡洛琳，我们没有杀人。”

“我知道。”

“我们和她的死无关。”

“这个我也知道。那是别人干的，而且那些人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我都了解，伯尼，我只是觉得事情很奇怪。你认为我们会得到多少？”

“嗯？”

“那枚钱币。”

“哦，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

“他会告诉我们的。”

“我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骗我们？”

“埃博尔？有可能。”

“真的？”

“听着，他是收购赃物的商人，”我说，“我可以想象，这辈子他一定撒过一两次谎，我不认为他会在乎再撒一次，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而且要对我们撒谎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根本无从查证。”

“那我们怎么相信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他不会绝对诚实，如果幸运也许他可以卖到五十万美元——纯粹假设。我猜他会告诉我们他卖了二十万，我们分到一半。那他可真的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我们又能怎样？一个晚上的工夫就赚五万美元，我很难大发雷霆。”

“万一他告诉我们，他卖了五万美元呢？”

“那他说的很可能是真话。我猜只有在他卖到高价的时候才会骗我们，如果他卖的价钱很低，就没有必要撒谎。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最后我们得到的不会低于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因为当初他就出这个价，而且是付现金，他一定会想办法卖得比这个价钱还高，除非那枚镍币最后被证明是假的。”

“可能吗？”

“不可能。那枚镍币是真的。我的预测是，最后我们两个会各得五万美元。”

“天哪！我们要做的只是坐着等钱。”

“是的。在战争片里，最后那些德国军官通常会对战俘说什么？‘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就要去庆祝战争结束，我要去店里开张几个小时。你今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我想到酒吧里转转，怎么了？要一起吃晚饭吗？”

“不行，我已经有约了。”

“跟谁？我认识的人吗？”

“丹妮丝。”

“那个画家吗？那个聒噪不休的女人。”

“她才思敏捷又有幽默感。”

“你才那么认为，伯尼。”

“我挑剔过你对女人的品位吗？”

“有时候。”

“几乎不曾。”我纠正她，然后站起来，“我要去卖我的书了，如果听到什么，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祝你和你的女同志们玩得愉快。”

“我会的。”她回答，“代我向丹妮丝问好。”

8

丹妮丝·拉斐尔森身材高挑修长，但是卡洛琳坚持用瘦巴巴、行动笨拙来形容她。她留着深棕色的半长鬈发，皮肤很白，长着几颗不显眼的雀斑，有双属于艺术家的蓝灰色眼睛，总是带着测量和评估的眼光看世界。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就像连续不断的四方形框子。

窄廊画室是她的工作室兼住处，画廊的墙上挂满了方形的画，虽然都还没有框。画廊是在一幢带阁楼的建筑的三层，位于西百老汇，地处格兰德街和布鲁门街之间。它的名字来自阁楼的奇特外观：后面窄，前面宽。丹妮丝后来发现窄廊（narrow back）这个词带有轻蔑的含义，爱尔兰人用它来称呼移民到美国的亲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给她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个话题已经在布鲁门街酒吧激起无数次酒后讨论。

我欣赏着墙壁上的新作，自从我上次来这儿之后，她又创作了不少新画作，包括她今天一整天都在画的那幅。我和她十二岁的天才儿子杰瑞德聊了几句，我给他带了一大堆特意为他留的科幻小说，我的店里不卖平装书，就算有也大多是批发给其他书商。他似乎很喜欢我带来的书，尤其是一本齐普·迪兰尼 [1] 早期的作品，这是他一直想看的书。我们进行了一场矫情的对话——一个男人和一个早熟、过度摩登的小男孩的对话。这男人偶尔会和小男孩的妈妈上床。

到SOHO区之前，我先回家梳洗了一番，换上便鞋、李维斯牛仔裤、舒适的法兰绒衬衫。丹妮丝穿着柠檬色的高领毛衣和名牌牛仔裤，腰后面的口袋上还有那个刚出名但已经上了年纪的设计师的名字。我记得品牌商标以前都是缝在衣服里面的，不是吗？

在画廊我们各自喝了一杯酒，然后就去了特里贝卡一家埃塞俄比亚餐厅，在那儿你可以自己带酒，点菜时可能要冒点险，因为你很可能读不出菜名。我们自己带了一瓶玫瑰葡萄酒，想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适合各种料理。果然适合，虽然不是很完美。我们点了菜，她叫了鸡肉，我点了龙虾。我们的酱完全一样，辣得可以让油漆起泡。另外还附上像小比萨一样大小的松软面包，我们把面包撕成小块，蘸着辣酱吃。为了忠于原始风味，整个纽约又重新开始学习像小孩一样吃东西。

吃完晚餐后，我们坐了一会儿。出了餐厅又在外面晃了一圈，然后就到伍斯特街的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听音乐。我们喝了几杯威士忌，丹妮丝抽了一整包弗吉尼亚薄荷烟。我又试了一两次埃博尔的电话。然后我们往北边走了一段，刚好赶上兰斯·海沃德 [2] 在“村角”俱乐部十点钟的表演。

丹妮丝认识他，所以表演完之后我们又和他聊了一会儿。从聊天中我们得知，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俱乐部，里面有个钢琴师的演奏绝对不能错过。其间我又拨了一次埃博尔的电话。我们和兰斯又很快地喝了一杯，然后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那家新俱乐部在哥伦比亚大道上，钢琴师是个年轻的黑人，他让我想起一张已经很多年没听的莱尼·特里斯塔诺 [3] 的唱片。听完演奏之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我那儿，到家后我把那张唱片翻了出来放上。我们喝了一杯睡前酒，把所有的衣服丢在地上，然后上床。

我一点也不觉得她瘦巴巴、行动笨拙，而是热情、温柔又灵巧主动。古怪的音乐和声、非传统的节奏，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身体游戏，如果有也只是让我们多了些不成调的疯狂。

唱针跳了一下，正要第三次重放的时候，她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又拿了一根不能不抽的烟。她点燃香烟，嚷着要回家。

“留下来。”我要求。

“我没跟杰瑞德说我不回家，我原以为我们会到我那儿去。”

“如果他醒来没看到你会怎样？”

“那他会知道我在你这儿。但是通常如果我要在外面过夜，都会打电话回去，现在太晚了，我不想把他吵醒。”

我考虑要不要给埃博尔再打一次电话，但是我实在懒得动弹。

“我想我还是留下来好了。”她考虑了一下说，“你不会介意我换张唱片吧？”

“当然不介意，你自己挑张喜欢的吧。”

她走到唱机前弯下腰，赤裸的臀部侧斜着朝向我。瘦巴巴？行动笨拙？胡说八道。

当她回到床上时，我用一只手臂环抱住她，轻声地对她说我真高兴她留下来。

“我也很高兴。”她说。

“你说你昨晚去看电影了？”

“我带孩子去看伍迪·艾伦的新片。”

“你很喜欢，但是小孩子认为太肤浅了。”

“没错，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小子。”

“看完电影之后呢？”

她伸展了一下身体，然后看着我说：“又去跳了一会儿舞，除此之外没做什么。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这么说，你昨天晚上看完电影以后就和杰瑞德回家睡觉了？”

“是啊，路上我们去买了冻酸奶，就是这样。怎么了？”

“你几点上床睡觉的？”

“十一点左右吧，也许更晚一点。”

“听我说，也许没有人会问你，但是万一有人问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在你那里，你就说我大概午夜时到的，那时孩子已经睡着了，而我一直待到清晨才走。”

“啊，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她坐起来又点了一根薄荷烟。“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今天下午打电话给我。”

“别瞎猜！”

“哦？你昨天晚上一定又到哪里去偷了。现在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就想到心地善良的丹妮丝。我还以为你真的洗手不干了，你不是对我发过誓吗？唉，小偷发的誓算什么！心地善良的丹妮丝，人家请你出去吃饭，灌你几杯，带你上俱乐部，然后友善地和你上床——”

“别再说了！”

“为什么？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天哪，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我怎么一天到晚都遇到麻烦事。

“你错了，丹妮丝，”我说，“你现在很生气，也许听不进我的解释。下午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约。”攻击是最佳的防守。“别把你的记忆力不好怪到我身上。你的记忆力不好，我能怎么样？”

“我没有——”

“我真的已经不偷了。我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麻烦，只是昨天晚上有人作了案，用了我惯用的手法，也戴了橡胶手套。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一只手套，便怀疑我涉案。可惜我没有不在场证明，因为昨天晚上我独自在家，不知道我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如果你没有打算犯罪，当然就不会事先准备不在场证明。”

“这么说，你昨天晚上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

“实际上，我在看斯宾诺莎的书。”

“这种答案，我看除了你大概没有人想得出来。”她用她艺术家的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相信你的话，到底哪一家被偷了？哦，等一下，该不会是今天报上登的那一家吧？在切尔西，有个女的还被杀了。”

“就是那个案子。”

“那不会是你干的吧，伯尼？”她用审视的眼神看了我很久，然后用两只手拿起我的一只手，仔细地看我的手指。“不会的，”她像是在对自己说，“你很温柔，你绝不可能杀人。”

“我当然不可能。”

“我相信你。你说他们发现了一只手套，那表示你有麻烦了吗？”

“也许没有。他们说不定在几天内就会抓到凶手，只是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人帮我作证——我说的是真的——我就可以省一些事，免得他们一天到晚盯梢。”

她问我，我跟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把我对利奇勒说的话告诉了她。

“你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她说，“很好。所以我不会被牵扯进去，只要他们不继续找你麻烦。”

“没错。”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实情，你就是在家看电视？”

“我对警察说谎说习惯了。”

“哦？”

“旧习难改。”

她探过上半身，把烟头按熄在床头桌上的烟灰缸里。她这时的姿态看起来非常撩人，我伸手抚摩她。瘦巴巴？行动笨拙？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操纵了，”她懒洋洋地说，“而且有点被欺骗的感觉。”

“也许有那么一点点。”我承认。

“没有人是完美的。”

“是啊，大部分人都这么想。”

“我现在有点困了，但是还想……艾灵顿公爵 [4] 的音乐真好听，你不觉得吗？你不是贼吗，为什么不过来偷我的吻？”

“只有老天爷才知道那会发展成什么样。”

“他不是唯一知道的人。”

[1] 齐普·迪兰尼（Samuel Ray Delany, Jr.，1942—　），美国作家、文学批评家，齐普（Chip）是他的绰号。

[2] 兰斯·海沃德（Lance Hayward，1916—1991），美国爵士钢琴家。

[3] 莱尼·特里斯塔诺（Leonard Joseph Tristano，1919—1978），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和爵士即兴演奏教师，盲眼的他是近代爵士乐重要的理论家。

[4] 艾灵顿公爵，本名爱德华·肯尼迪·艾灵顿（Edward Kennedy Ellington，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9

清晨七点左右，我醒来开门让她回家。我的门上有太多的锁，她弄了半天都出不去，我帮她把所有的锁打开，说我会再打电话给她，然后我们交换了一个短暂的吻，是那种一方或者双方一段时间没有刷牙而送出的礼貌性的吻。

她出门之后我又把门锁上，然后进浴室刷牙，顺便吞了几颗阿司匹林。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吃早餐，最后还是放弃了，决定再躺一会儿，让阿司匹林产生效用。

我的下一个知觉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起先我以为是丹妮丝忘了什么东西，但是听起来不像她，也不像赫施太太。赫施太太是我在这幢冷冰冰的大楼里唯一的朋友，她偶尔会过来看看，请我过去喝杯咖啡，然后向我抱怨大楼的管理，比如洗衣机、脱水机坏了又没叫人修理，等等。赫施太太是个个子很小的老太太，她不会这样用力拼命敲门。

又敲了几下。我站了起来，脑筋渐渐变得清楚。一定是警察——清醒之后我马上就明白过来，除了警察没有人会这样敲门，就好像你早应该在门口等候、恭迎。

我走到门边问是谁在敲门。“不会是圣诞老人。”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开门，伯尼。”

“哦，该死。”

“这是什么态度？”

“你来得不是时候，”我大声说，“五分钟之后，我们楼下大厅见。”

“为什么你不在十秒钟内就开门？”

“我还没穿好衣服。”我没好气地说。

“那又如何？”

“给我一分钟。”

到底几点了？我找到手表，九点多。这表示我又不能准时开店做生意了，可能又要少赚几块钱。当然，要是你刚偷了一件值六位数的东西，就不会太在乎那几块钱，但是门面总要保持。

我随便套上一件衣服，用冷水冲了一下脸，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空气进来，然后再次把所有的锁打开。雷·基希曼看着锁直摇头，进门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

“看你这些东西，”他说，“你这些安全措施也真够瞧的，伯尼。”

安全措施。除了警察，其他的普通人会说那是锁。“小心一点总不会错。”我说。

“话是这么说。你又加了一把新锁，对吧？是不是年纪大了开始有妄想症了？”

“听着，这附近最近经常遭窃，光这幢大楼就发生四五次了。”

“你这儿门口不是有管理员吗？”

“他不是特务机关出身的。”我回答，“对了，一定是我没听到他按铃通知你要上来。”

“是我叫他不要麻烦的，伯尼。我告诉他只不过是有一点小事要找你，就直接上来了。”

“你告诉他你是圣诞老人吗？”

“为什么？”

“因为那是圣诞节时得关照他的人。至于从我这儿，他是连一块煤炭也得不到了。”

“很好笑。你昨天晚上有客人？”

“这一定不是管理员告诉你的。”

他看起来很高兴。“我是警探，”他说，“我只是察觉到了而已。你看，伯尼，烟灰缸里这么多烟蒂，你又不抽烟。两个玻璃杯，两边的床头桌上各一个。如果她躲在浴室里，你可以叫她出来加入我们的派对。”

“可惜她回家了，但是我相信她会感谢你的邀请。”

“她已经走了？”

“没错，你晚了几个小时。”

“太好了，谢天谢地。”

“什么？”

“现在我可以用你的浴室了。”

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正喝着橙汁。现在清醒多了，虽然脑子还不是完全清楚。

“你该不是为了上厕所才到我这里来的吧？”

“别开玩笑了，伯尼。我只是想来看看你，我们现在见面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好像只在有人被杀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昨天整夜都有人陪你，不赖嘛。一连两个晚上。”

“前天夜里我在她那里。”

“同一位女士，是吧。”

“没错。”

“真舒服。”

“雷，我很高兴见到你，”我说，“但是我今天睡过头了，我得到店里去，所以——”

“我知道，生意第一，对吗？”

“是的。”

“这个我清楚。伯尼，要不是为了公事，我也不会跑来这里。谁会有时间在这时候进行私人应酬？”

“没错。”

“我想你已经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了。那位抽烟很凶的娇小女士。”

“她一点也不娇小，有人甚至形容她高大、行动笨拙。我已经跟利奇勒说过了，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告诉你们她叫什么。比如万一我被迫得上法庭，不然——”

“那是前天晚上科尔卡农的案子。我现在说的是昨天晚上的事。”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实话，最好从我送你回书店之后说起。那大概是中午左右，接下来呢？”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先说吧，伯尼。”

他很仔细地听我说，我几乎看到他脑子里的方向盘在转。雷·基希曼虽然收贿，但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警察，说他是可以收买的最好的警察，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听我说完之后，皱着眉，啧了一下舌头，打了一个哈欠。他认为我的不在场证明听起来相当不错。

“这不是不在场证明。”我说，“这就是我昨天做的事。不在场证明是要证明某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不在现场，那事不是你干的。”

“没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一个朋友被杀了。至少他曾经是你的朋友，在你还没经营书店之前。”

我打了一个寒战。虽然有很多可能性，但是我马上就知道他指的是谁了。

“一个一流的赃物买卖商，或者是报上所说的恶名昭彰的赃物收购商。他们用了‘据称’二字，因为他从来没真正被逮捕过。昨天有人闯进他的屋子，把他杀了。”

10

“你没有嫌疑。”雷对我说，“承办这件案子的人中，没有人想到你。今天一早我到办公室，听到克罗的案子，首先就想到了你。我对自己说，昨天我才见到老朋友伯尼·罗登巴尔，今天他的一个老朋友就被杀了。克罗的死和那个科尔卡农太太的死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被钝物重击致死。所以我就想，你也许知道内情。伯尼，说实话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那你有没有别的线索可以提供？”

我们又坐上他昨天送我去书店的车子，而且这一次又是开往书店。我告诉雷自从上次和一个朋友在埃博尔·克罗家看烟火，已经快一年没看到埃博尔了。

“是啊，那儿视野很好，”他说，“在来找你之前我顺便过去看了一下。从客厅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新泽西。我们就在客厅的窗户边发现了尸体，那可怜的身体缩成一团。你说你在去年七月四日以后就没再见到他了？”

“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但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昨天傍晚六点半左右，一个邻居太太去按门铃，克罗没应门，邻居太太开始感到不安。她去问门口的管理员，管理员说他不记得看到克罗出门。像那样的老人是会令人担心的，万一心脏病发作，或跌一跤什么的。毕竟他已经七十一岁了。”

“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么大年纪了。”

“是的，他已经七十一岁了。管理员自己上了楼，或者叫了其他人，电梯管理员什么的，想设法撬开门，当然是白费力。想想克罗的那把锁——就像你的——差别只是，他的锁是另一种型号，附有水平门闩。”

“我知道。”

“哦，真的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你还那么清楚地记得他的锁。”

“是你提醒我的。别忘了，因为过去职业的关系，我对锁特别留意。”

“这个我明白。他们会怎么做？用力敲门，但没有人回答。只好叫警察，警察能怎样？他也只能想办法把门撬开。他当然拿那把锁没办法，终于有人想到一个好主意：找锁匠来。他们总算找到锁匠而且那人肯来，等到锁匠最后把门打开，已经差不多十点了。”

没错，在这之前我还试着要打电话给埃博尔。如果他们早点把门弄开，接电话的一定是警察。

“他们进门的时候，那老头已经死了，”雷继续说，“但是没有人想到他竟然是被谋杀的。”

“确定是被谋杀的？”

“毫无疑问。法医当场就确定了。你不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就能看出来。不是只有一击，伯尼，凶手在他的脸部和头部狠狠地敲击了好几次。”

“天哪。”

“死亡时间还没确定，但是我们推算应该是昨天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昨天中午我载你回书店之后，你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到克罗那儿把他打死，然后再赶回书店做生意，但是我们俩都很清楚，那不是你的作风。除此之外，我注意了你的表情，当我告诉你克罗死了的时候，看得出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到第三十七街的时候，红灯亮了，雷踩了刹车。“怎么会这么巧，”他说，“先是科尔卡农，现在是克罗，两个都是头部受重击死亡，而且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甚至可以说是十二小时之内。”

“克罗的房子也被洗劫了吗？”

“不清楚。至少屋子里没有被弄乱，就算有人拿走了什么东西，也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我虽然晚到了，但是屋子里看起来很整齐，也许凶手早知道他要找的东西藏在哪里。克罗在家放了很多现金吗？”

“我怎么会知道。”

“你当然知道。现在暂且不谈这个。也有可能只是普通的抢劫杀人案，歹徒要挟老头，要他把现金拿出来，之后又把他杀了，当然也有可能凶手为了某个特殊原因把老头杀了。他有什么仇家吗？”

“没听他说过。”

“也许他骗过什么人，昨天仇家找上门了。人要是活到七十一岁，难免会在一生中得罪什么人。”

“他是个好人，为人亲切，喜欢吃甜点，喜欢引用斯宾诺莎。”

“而且喜欢从别人那儿收购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耸耸肩。

“科尔卡农的案子是谁干的？”

“我怎么会知道。”

“伯尼，你一定和这件案子有关。科尔卡农的案子和克罗的案子之间，也一定有什么关系。”

“怎么说？”

“有一个可能：老头提供情报让人去偷东西。收购赃物的人常会干这种事，先找到可观的猎物，再让人去偷。也许这件案子就是这种情况，分赃的时候起了冲突。旺达·科尔卡农的死太惹人注意，老头拒绝收购赃物，或者不愿付当初讲好的价钱。”

“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就这样反复想象各种可能性，直到雷把车停在书店门前。车子经过卡洛琳的店时，我看到店门已经开了。我正要向雷道谢，他把一只厚重的手压在我的肩膀上。

“伯尼，你一定知道什么，只是不肯说。”

“我只知道开旧书店要赚钱很不容易，如果又不能开门做生意的话，就更别想出头了。”

“别忘了，凶手还逍遥法外。先是旺达·科尔卡农，现在又杀了克罗，这个凶手很危险，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

“我能怎样？”

“我们迟早会逮到凶手，但是现在科尔卡农的东西可能散落在各处，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以拿的，伯尼你向来手痒。”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当然不知道。我只有几项建议：如果你知道凶手是谁，或是听到什么风声，先通知我，可以吗？”

“好啊。”

“我要亲手逮捕那家伙。克罗是个不错的老家伙，虽然我只见过他两次，两次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他，但他确实是个好人，非常慷慨。”换句话说就是：贿赂金不少，“还有——”

“哦？”

“伯尼，在这个事件里，钱一定是个重要因素。我对钱特别敏感，你知道我的意思。虽然我闻不到钱的味道，但是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它就像飘浮在空气中。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就像要下雨之前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伯尼，如果真的开始下钱雨，最好别忘了你还有一个伙伴。”

11

十二点十五分左右，卡洛琳带着在马蒙餐厅买的午餐过来，我们各吃了一个炸鹰嘴豆三明治，合吃了一份烤青椒，又喝了一大杯加糖的薄荷茶。这时卡洛琳突然想起前一天因为吃了太多甜点导致头痛、胃肠不舒服的事，连带想到了埃博尔。她大声询问埃博尔现在可能在吃什么，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定又在往嘴巴里塞什么好吃的。

“他什么也不能吃。”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已经死了。”我说。她坐在那里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告诉了她我从雷·基希曼那里听到的消息。他要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伙伴，我确实记得。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直接到贵宾狗工厂找卡洛琳，因为不想坏了她一天的心情，所以我开了书店的门在店里耗时间。我想她会带午餐来，到时候再告诉她好了。她果然带着午餐来了，我故意拖延了一点时间，免得坏了胃口。现在既然她提到了，我就全盘说了出来。

她全神贯注地听着，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我说完了之后，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彼此述说着埃博尔是个怎样的好人，他会被杀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最后她问我是谁干的。

“不知道。”

“你觉得杀他和杀旺达·科尔卡农的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看不出关联。警方没有怀疑科尔卡农家的窃案和埃博尔的死有什么关联，只有雷这么想，他认为这两件案子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科尔卡农和埃博尔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我们，而我们和凶手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西十八街的房子和河滨路上的公寓之间没有关联，除了我们从前面那个地方拿了东西，然后把东西带到后面那个地方。”

“也许这就是关键。”

“那枚钱币？”

她点头。“我们离开十二小时之后他就死了，也许有人为了那枚钱币把他杀了。”

“什么人？”

“我不知道。”

“谁会知道他手上有那枚钱币？”

“想买那枚钱币的人。”

我仔细想了一遍。“有可能。假设他昨天早上起床之后打电话给某人，要他过来看钱币，那家伙到了埃博尔那里，看了钱币很满意——甚至觉得非拥有它不可。”

“但是他买不起。”

“没错，价钱太高，他买不起，但又一定要得到它，所以起了邪念，就顺手拿起重物——什么样的重物呢？”

“谁知道？书挡，也许。”在目前的环境下，她很自然会想到这东西。不久前，就在这里，有个歹徒拿手枪指着我，她顺手拿起我放在架子上用来分隔哲学和宗教书籍的铜制康德胸像，狠狠地敲了歹徒的头。

“书挡，有可能。”我同意，“他起了邪念，用书挡打死了埃博尔，把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逃走，走之前还把所有的锁都锁上。”

“你说什么？”

“门是上了锁的。还记得埃博尔那把带滑闩的警察锁吗？凶手要走之前还锁了门。偷了东西之后还会锁门，那是我的习惯。除了我之外，你知道还有谁会偷了东西之后锁门的？而且有哪个热爱收集钱币的人会想到这么做？谁会有这样的本领？”

“如果他用埃博尔的钥匙锁门呢？”

“哦。”我说。

“伯尼，我说错什么了吗？”

“这个我应该想到才对。”我皱着眉头说。

“因为你向来不用钥匙开门。”

“或许吧。”

“总而言之，这很有趣，他竟然想到要锁门。大部分的人离开时可能就是把门顺手带上，就认为门已经锁上了。”卡洛琳说。

“你是指弹簧锁？”

“没错，弹簧锁。但是这个凶手为了不让别人太早发现尸体，还不嫌麻烦地找到了埃博尔的钥匙。”

“也许他根本不用找。”

“也许，即使如此——”

“好吧，”我打断她的话，“那又如何？谈了这么多，我们对凶手是谁还是毫无头绪，顶多只能确定凶手很狡猾，杀人也很镇定。我看不出那些闯入科尔卡农家的贼会是杀埃博尔的人，那些人只是一群笨蛋，不可能认识埃博尔，而且根本进不去他的公寓。他们肯定在科尔卡农的房子里搜刮了一大堆东西，所以必须想办法脱手，但我不认为他们会通过埃博尔。就算那些贼知道埃博尔，他们也应该清楚埃博尔不是他们该找的人。他们必定偷了很多银器和皮草，还有那些科尔卡农没有锁在保险柜里的东西，而埃博尔向来只收购邮票、钱币，以及珠宝之类的东西。”

“那些在我们之后进去的人呢？”

“你是说杀了旺达·科尔卡农的人？我们必须假设他们只是碰巧从打破的天窗进去想捞一笔。你想，要有多大的巧合才可能把这些人也弄到河滨路？”

“嗯，我想不可能。”

“所以说嘛，这件案子警察必须自己想办法破，我也没辙。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想到了收集钱币且有杀人倾向的人，而且他杀了人之后还从容地把门锁好。这种人你一辈子碰过几个？我想这种人就像母鸡的牙齿，或是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样罕见。埃博尔死了我很难过，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也是。”

“我也为旺达·科尔卡农的死感到难过，虽然我没有见过她本人。我们竟然被牵扯进这桩案子，也让我很难过，不过我很庆幸至少我们和凶杀案没有直接的关系。时间到了，我该开门做生意了，得再多卖几本书才行。”

“我也得走了，还有一只狗在等我替它洗澡。”

“晚上我们还会碰头吗？”

“当然。”

五点之后我们在“饶舌酒鬼”酒吧继续我们的话题。她点了马提尼，我点了威士忌和白水。我熬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店里来了不少顾客，不过都只是随便翻翻，什么也没买，这种时候我就得提高警惕注意那些顺手牵羊的人。我相当确定一个留着长直发、看起来很好学的女孩摸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我想如果她真的从头到尾把书看完，这样的惩罚也够了。

“我希望警方能尽快把这两件案子破了。”我对卡洛琳说，“目前我们和案子无关，如果他们破了案，我们更是和案子无关，这样会让我更安心。”

“如果他们没办法破案呢？”

“唉，前天晚上我们确实到过埃博尔那儿，如果他们真的要查，很可能把我的照片给门口的警卫看，他很可能还记得我。我告诉雷去年七月后我就没去过那里。对警察说谎虽然不构成犯法，但是绝对不会赢得他们的好感。我虽然有不在场证明，可是能撑多久就不知道了。”

“什么不在场证明？”

“丹妮丝。”

“伯尼，那是昨晚的事，我们在埃博尔那儿是前天晚上。”

“丹妮丝也是我前天晚上的不在场证明。”

“但愿她知道。”

“我已经跟她说了。”

“她知道科尔卡农的事吗？”

“她知道警方怀疑我，我告诉她我和那件谋杀案无关，不过我没说我们在这之前到那里偷了东西。”

“因为她认为你已经洗手不干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至少她告诉自己，她认为我已经不偷了。天知道女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所以那个长舌的金发女人现在就是你的不在场证明？我还在想你昨晚为什么和她约会。”

“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吗？”

“那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丹妮丝，她在我面前总是说你的好话。”

“鬼才信！她根本受不了我。”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的话。”

“我不知道她要提供怎样的不在场证明，在我看来她说谎的技术不太高明，很难让人信服。希望你用不着她。”

“我也希望如此。”

她又点了一杯饮料，店里的女招待把酒端来，卡洛琳的目光马上跟着她转。“她是新来的，”她说，“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我听到有人叫她安吉拉。”

“很好听的名字。”

“嗯。”

“她长得很漂亮，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错。”

“很可能是个直女，”她喝了一口马提尼，“你觉得呢？”

“你是说那个女招待？”

“是啊，我是说安吉拉。”

“她怎么了？你想问我觉得她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嗯。”

“我怎么会知道。”

“你总有一点直觉吧。”

“没有，”我说，“我只注意到她在点唱机上选放什么样的音乐。你要是爱上她，我保证你后半辈子有听不完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享受，一直到芭芭拉·曼德尔 [1] 从你的耳朵里溢出来。你可以暂时忘了安吉拉吗？”

“你可以，我不行。算了，当然可以！伯尼，你要说什么？”

“唉，我在想埃博尔，还有那个热爱收集钱币的凶手。”

“怎么样？”

“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我说，“时间不对。我们来假设一下：那天晚上我们走了之后他立刻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可能的买主，那人立刻赶到埃博尔那里，把他杀了，然后离开。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埃博尔做事的习惯，他虽然想尽快把那枚钱币脱手，但也不会急成那样。首先，他一定会想办法确定那枚镍币的真假，而且他不是也提到照X光什么的吗？他一定会先这么做，而且一定会等着科尔卡农这件案子的结果，等着看V镍币被偷的事是不是会上报，这关系到他如何决定那枚镍币的价钱。我认为凶手和镍币没有关系，因为除了你我之外，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人知道那枚镍币在埃博尔手上。我们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至少我没有。”

“我会告诉什么人？你是唯一知道我除了给狗美容之外还兼副业的人。”

“所以说杀埃博尔的人有其他动手的原因。也许只是单纯的抢劫杀人。也许有人想卖给他什么货，他们起了冲突——或是他过去认识的人。”

“你是说在达豪？他在集中营认识的人？”

“有可能。或者是他后来认识的人。对于埃博尔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克罗不是他原来的姓，他曾经告诉我他原本姓安塞尔，这在德语里是‘黑鸟’的意思，从‘黑鸟’到‘乌鸦’只是一小步。但是另外一次，他又告诉我同样的故事，这次的姓不是‘安塞尔’，而是‘史瓦茨福格尔’，也是‘黑鸟’的意思。但是你想，他总应该记得自己真正的姓才对，除非那两个都不是。”

“他是犹太人，对吧？”

“我认为不是。”

“那他怎么会到达豪？”

“不一定要是犹太人才会被送到达豪。埃博尔曾经告诉我，他是政治犯、社会民主党人。这很可能是事实，或者他只是很普通的罪犯，比如说收购赃物、搞同性恋，这也是被送到达豪的好理由。”

她颤抖了一下。

“总之，”我继续说，“我对埃博尔的过去知道得不多，也许根本没人知道，但是他很可能因得罪了什么人而树敌。也许那真的只是单纯的抢劫杀人，或者他和什么人起了争执，或者是其他什么该死的芝麻小事。假设他是同性恋，他可能带了个小白脸回家，结果只因为他钱包里的钱就被杀了。”

“这种事常发生。伯尼，你真的认为他是同性恋吗？他一直想撮合我们两个，如果他自己是同性恋，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根本不可能是你结婚的对象？”她把手上的马提尼喝完，“而且你不觉得这中间有太多的巧合？埃博尔的死、旺达的死，一个接着一个。”

“这只是因为我们夹在了中间。但是我们和他们的死并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你、我，还有那枚镍币，如此而已。”

“我不这么想。”

我用潮湿的威士忌杯底在桌巾上印着一个个圆圈。“也许我这样告诉自己，只因为我希望说服自己。”我说，“也许是自己骗自己。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就要相信它，因为我知道可能的结果。”

“我不懂。”

“那枚镍币，”我说，“我们从科尔卡农那里偷来的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我们要不是贪心的话，至少已经赚到一万七千五百美元了。”

“不要提醒我。”

“如果他不是因为那枚镍币被杀，而只是被一个不知内情的人杀了，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说。

“啊哈。”

“没错。那枚镍币还在那里。”

晚上我留在家里。晚餐是一罐辣肉酱，我放了一些莳萝和辣椒调味，弄好后就坐在电视机前吃，还喝了一瓶朗姆酒。热肉酱的时候，我正好看到地方新闻的最后一小段简单提到了埃博尔的案子，没说有什么新的进展，至于科尔卡农的案子则只字未提。我边吃边看约翰·钱塞勒 [2] 的节目。最后，我终于战胜懒散，勉强站起来把电视关掉，又把东西收拾了一下。之后我放了一张混合爵士乐与古典乐的唱片，然后拿起最近一期的《书藏家》，舒服地坐下来看。那是一本专业杂志，专门刊登他们要出售或是收购的旧书。我懒懒地翻阅广告，如果看到在我店里刚好有的书，就做一下记号。有很多我做了记号的书就放在店里的特价书桌上，如果有人不怕麻烦特地刊登广告要找书，那他一定付得起比我定的四十美分还高的价钱。

不过先决条件是我也不嫌麻烦，写信给登广告的人，等他们订书，然后打包寄去。这就是做旧书生意的麻烦，你必须留心这么多琐碎的事，追着小钱跑，希望能积少成多。光靠经营巴尼嘉书店我没办法过什么体面的日子，更别说赚大钱了。但是如果我肯花点心血，也许能做出一番事业。我爱旧书店的生意，不过是以我的方式——很明显是一种懒散的方式。偷窃使人堕落，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弄到一大笔钱，就很难再热衷于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同样的时间，那些工作赚的钱大概只够买张电影票。

尽管如此，看看那些广告，在上面做做记号还是很有趣的，即使我不会真的去做这些生意。

九点左右，我打电话给丹妮丝，是杰瑞德接的电话，他告诉我《通天塔-17》果然很精彩，然后叫他妈妈来听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不知怎么的提到了卡洛琳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到底为什么，丹妮丝说她是“同性恋侏儒，又胖又矮，满身狗臭味”。

“有趣，”我说，“她总是说你的好话。”

之后不久卡洛琳打电话来。“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她说，“你该不会有什么打算吧？”

“我想应该没有。”

“实在不可能。伯尼，还记得那天晚上埃博尔对我们说的话吗？防火梯是在大楼的正面，而且窗户上装了铁窗，大楼的管理员比圣彼得还认真，还有他门上的那些锁——”

“其中一把锁，警察已经叫锁匠弄开了。”

“那又怎样？你还是进不去。”

“我知道。”

“所以把你弄得快疯了，对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快疯了，伯尼。一想到我们偷来的那枚该死的钱币可能因谋杀案而被警察封在公寓里，而他们又那么严密地监视大楼；一想到钱币就藏在屋子里的某个角落，你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假设它就在原来的地方，你却没办法确定——”

“卡洛琳，我能想象。”

“假设一切就像我们想的一样，你会再去偷一次吗？”

“当然不会。”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可是我们已经偷过一次了。”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想，那枚钱币是我的。”我解释，“他们说小偷不尊重私人财产，可是我对私人财产极为尊重，只要那财产是我的。况且这也不单是钱的原因，我手上原本有一件珍贵的东西，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这对我的自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所以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很好。”

“因为我什么也不能干。”

“没错，这就是我想确认的。伯尼，我正要去‘公爵夫人’，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碰到不错的女人。”

“祝你好运。”

“最近我一点也静不下来，一定是月圆的关系。也许我会碰到安吉拉，她会站在点唱机旁边播放安娜·莫莉 [3] 的音乐。我猜她不是同性恋，你说呢？”

“安妮·莫莉？”

“我是说安吉拉！”

“也许吧。”

“如果她不是同性恋，而埃博尔是的话，他们可以一起养贵宾狗。”

“那你就可以替他们美容了。”

“也可以替贵宾狗美容。天哪，这是什么对话？”

“谁知道你是怎么开头的。”

“算了，再见，伯尼。”

十一点的新闻里没有什么进展。谁会想看那些旧新闻？看完了预告，知道谁是约翰尼脱口秀的嘉宾之后，我把电视关掉，拿了外套出门。我沿着西端大道走，在八十六街向左转，继续往前走到河滨路。

天气开始变冷，空气中弥漫着要下雨的味道，看不到天上的星星。在纽约，由于空气污染，就算天空无云你也很难看到星星。我看到半圆的月亮外围有一圈月晕，那表示会下雨还是不会？我不记得了。

我很惊讶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到河滨公园散步的人、遛狗的人，还有那些袋子里装着牛奶、手上拿着报纸赶着回家的人。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走到街对面观看埃博尔生前住的大楼，数着楼层找到他的窗户，窗口当然是暗的。我的目光搜索整幢大楼的每个角落，发现防火梯放在朝着八十九街的那面墙上，看起来很坚固，可是落在来往行人的视野内，而且想爬上去的话还得搬个长梯来。

没用。就像卡洛琳说的一样。

我走到九十街，隔壁的大楼比埃博尔那幢高三层，也就是说，如果我想从那里进埃博尔的公寓，必须靠绳索。

现在我手边没有绳索，而且我想那幢大楼的安全措施一定不会比这幢松。我走回八十九街，看看这一面的房子，这排建筑是十九世纪末建的低矮的褐石房屋，全部只有四层楼高。埃博尔这层楼的窗户都比那一排房子的屋顶高很多，而且还装了铁窗。

我又走回西端大道，然后又回头，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脑子不清楚的歹徒，无法抗拒地被扯进另一场犯罪。大楼门口的警卫就是那天我找埃博尔时看门的那个黑人，而且看起来比上次更令人生畏。我从对街看着他，心想这真是浪费时间。我什么事也没做成，现在和卡洛琳一样没办法静下来。她去“公爵夫人”放松自己，而我得采取行动。

过了街，我朝大楼的入口走去。这幢宏伟的砖造建筑物安全得像座碉堡，坚固得有如英国国家银行。暗红色的大理石圆柱耸立在大门的两侧，左右两边的铜制招牌上刻着在大楼里营业的租户名称，都是医生：三个精神科、一个牙科、一个眼科、一个足科、一个小儿科，上西区一带的典型组合。

看着这些招牌，我忽然觉得缺了一块上面标示着‘埃博尔·克罗，销赃贩’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摇头，只要有一点机会，我马上又变得多愁善感了。

大楼的管理员走出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他在访客身份核实的课程上一定是高分毕业的。

“谢谢，不用。”我有点难过地回答，“已经太晚了。”我掉头离开，踏上回家的路。

＊＊＊

我开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就在我打开了最后一把锁进门时，电话铃停了。我告诉自己，如果有重要的事对方一定会再打一遍。我洗了一个长长的澡，然后上床睡觉，梦见自己正危险地从某样东西上向下爬，那应该是防火梯或是狭窄的横木，具体身处什么空间我也不知道。这时电话响了，我坐了起来，眨了眨眼睛，拿起话筒。

“我要那枚镍币。”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什么？”

“我要那枚镍币。”

“你是谁？”

“那不重要。钱币在你手上，别把它卖了，我会再和你联络。”

“但是——”

我听到电话挂断的声音，于是把话筒放回去。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时间是一点四十五分，我才刚睡着不久。我躺下来想着刚才那个电话，考虑要不要起床，想着想着又睡着了。

[1] 芭芭拉·曼德尔（Barbara Mandrell，1948—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2] 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1927—1996），美国著名新闻记者，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供职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即NBC。

[3] 安妮·莫莉（Anne Murray，1946—　），加拿大歌手。

12

默里·法因辛格留着山羊胡子，中间偏右的地方有一小撮已经斑白。他四十多岁，长着一张圆脸，头已经半秃，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那副眼镜让他的棕色眼睛看起来大得很不自然。他蹲在地上看着我，一手拿着一只鞋子，另一只手握住我的脚。我的袜子就放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像实验室里的一只死老鼠。

“窄脚板，”他说。“又长又窄的脚板。”

“很糟糕吗？”

“还好，你的情况不严重，只是比普通人窄了一点。不过你穿的是彪马的鞋子，这个品牌的鞋子通常做得比其他牌子的稍微宽一点，虽然不像某些牌子特别宽。但是既然你的脚已经够窄了，干吗要穿特别宽的鞋子呢？因为你的鞋子太宽，所以脚踝就会向内弯曲。像这样——”他边说边拿我的脚示范，“这就是你脚痛的原因。”

“我知道了。”

“新百伦的鞋子每个尺码还分不同的宽度，你可以试试你的尺码。布鲁克斯的鞋子也不错，只是窄了一点，但是正适合你的脚。”

“太好了。”我说。我很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如果有人正握着你的一只脚，那可就不容易了。“只要我买双新鞋子，一切就没问题了。”

“别急，先生，你慢跑有多久了？”

“没多久。”

“也就是说不久前才开始的，对吧？”

事实上我根本还没开始，也没打算要开始，但我还是说，他说得没错。我突然哧哧地笑出声来，不是因为有什么好笑的事，而是因为法因辛格医生在我的脚底搔痒。

“痒吗？”

“有一点。”

“压抑，”他说，“这就是会觉得痒的原因。我天天在人脚底搔痒。如果你每天有七八个小时握着别人的脚，就很难避免这样。你试过在自己的脚底搔痒吗？”

“从来没有想过。”

“相信我，没用的。你不会觉得痒，只有别人用某种特殊的方式碰你，你才会觉得痒。压抑，说白了就是这个原因。”

“很有趣。”我毫无诚意地说。

“如果患者到我这里治疗了一阵，就不会那么怕痒了，这不是因为我碰他们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手，不再那么压抑。这就是人为什么会怕痒。不过，先生，你的脚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有两只脚，每只脚上有五个脚趾，我心里想，而且还遇上了一个爱装神弄鬼的足科医生。但是显然问题比这还严重，我事先可没想到。

“你有摩顿脚。”他说。

“真的吗？”

“毫无疑问。”他弯起食指用力地弹我的第二个脚趾，“摩顿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会死，我心里想。或者必须截肢，或者要坐三十年轮椅，而且再也不能弹钢琴。“不知道，”我承认，“我猜大概和盐有关吧。”

“盐？”他困惑地看着我，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摩顿脚，”他边说边弹着我的脚趾，我不再觉得痒，也许我已经克服了心里的压抑，“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对吧。那是说这个脚趾，”他又弹了一下，“比大脚趾长。因为最先描述这种症状的是一个叫摩顿的医生，所以才叫摩顿脚，基本上它指的是脚部结构的缺陷。我觉得那是演化时遗留下来的一种特征。当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的时候，他们用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抓住藤蔓和树枝攀爬，下次你去动物园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猴子的脚。”

“我下次倒要注意看看。”

“幸好摩顿脚不像生来就带了尾巴那么严重，事实上，有摩顿脚的人比没有的人还多。这种症状对喜欢长跑的人来说当然是坏消息，但是对足科医生可是好消息。你这种毛病很普遍，很多人都有。”

除了偶尔在地铁里会被一些笨蛋踩到，我的脚从没出过什么毛病，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试过用脚趾去抓住藤蔓攀爬。我问法因辛格医生我的情况是否很严重。

“如果你过平常的生活，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想要跑步的人，”这时他笑得很开心，“想跑步的人从买第一双慢跑鞋起就等于放弃了正常生活，这时摩顿脚的问题就来了。比如说，脚掌靠近大脚趾根的地方会痛，腱鞘炎、胫骨骨折、阿基里斯肌腱炎、过度弯曲的脚板——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脚踝内弯吗？”为了提醒我，他又把我的脚关节向内扳了一下。“而且，”他忧心忡忡地继续说道，“通常还会引起软骨肿瘤。”

“天哪，那是什么？”

他点点头，带着一丝冷酷的满意的表情。“软骨肿瘤是跑步的人非常害怕的膝盖毛病，情况类似打网球的人得了网球肘。”

“听起来好像很可怕。”

“可能会很可怕，但是不用担心。”他轻松地继续说，“你到我这里来，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你只要有一双特别定做的矫正鞋垫就行了，有了它你就可以慢跑到你的心脏不行了为止。如果那样，我还可以介绍你到我姐夫雷夫那里去，他是心脏科医生。”他拍拍我的脚，“只是开个小玩笑。你尽管放心去慢跑，那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确定你的脚受得了，这也正是我的工作。”

结果是，我需要在鞋底垫一双鞋垫。这种鞋垫是由皮和软木皮做成的，而且必须根据我的尺码特别定制。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要不要，法因辛格医生就已经替我量了脚印。他拿起我的脚，然后将左右脚分别压在一个像装着乙烯泡沫的箱子上。

“印得不错，”他向我保证，“现在跟我到隔壁的房间来一下，我要检察你的骨头。”

我跟着他，用大脚趾根底部轻快地走着。他边走边对我说，一双特制的矫正鞋垫不仅可以让我跑步时脚不会痛，还会改变我的一生；它会改善我的姿势、笔迹，还可能提升我的气质。他带我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里面的墙上有一个令人想到牙医刑具的可怕机器。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那个圆锥形的玩意儿从墙上旋转出来，对准我的右脚。

“我没见过这东西。”我说。

“我保证不会痛，老兄，相信我。”

“你一定知道不少X光的副作用，比如说，会让人不能生育之类的。”

“我照的时间只有一秒钟，而且照的部位不会超过脚踝。不能生育？我要照的只是脚掌靠近大脚趾根底的部位，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几分钟之后，那台机器就完成了这项令人不舒服的工作。我回到原来的房间，穿上袜子，系好彪马的鞋带。我从来不觉得鞋子太宽，可是现在真的觉得太宽了，一走路我的摩顿脚就好像在鞋子里危险地滑来滑去。腱鞘炎、胫骨骨折、软骨肿瘤……

然后我们又回到接待室，一个红头发，说话带布朗克斯区口音的小姐替我安排了下次门诊的时间：三个星期之后。到时候我的鞋垫就做好了。“总共三百美元，”她对我说，“包括今天的门诊检查，还有以后万一鞋垫有问题要修改的费用。当然这些费用你可以完全报在扣缴税额里。”

“三百美元。”我说。

“根本比不上其他的运动，”我听到法因辛格说，“想想看，如果你周末去滑雪，光买装备就不止花这些钱，再加上上课的钟点费。而说到跑步，你只要出门开始跑就行了。上帝只给你一双脚，花一点钱善待你的脚不值得吗？”

“而且跑步一定对我的健康有益，我猜。”

“这是世界上对你最有益的事。加强你的心肺功能，锻炼你的肌肉，让你保持健美的体格。可是如果你的脚不舒服，那就会有麻烦……”

三百美元一双的特制鞋垫，怎么说我都觉得太贵。你很可能在街口的药店花一块五毛九就能买到一双。还好我不必马上付这么多钱，先付三十美元的订金，这样皆大欢喜。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可能会很疑惑为什么我没出现。我把三张十美元的钞票付给那个红发小姐，她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

“跑步对足科医生特别有益。”我半开玩笑地说。

法因辛格高兴地微笑着。“没有比这个更有益的了，”他说，“你知道几年前这一行的生意状况吗？全是脚痛的老太太。她们当然会脚痛，体重超过三百磅，又穿了太窄的鞋子。我替她们去鸡眼、包扎大脚趾囊肿，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职业。名利对我并不是很重要。

“现在可是全新的世界，我专门治疗运动伤害。从上个月起你就可以在波士顿街看到法因辛格鞋垫。去年十月的纽约马拉松大会上，成千上万的长跑者踩着法因辛格鞋垫到达终点。有很多患者喜欢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救了他们。现在我的名气不小，而且今天你的运气很好，要不是早上有个病人临时不能来，我也没有时间看你的脚。我很忙，通常你来看病必须先预约。你知道吗，我喜欢成功，喜欢出人头地。告诉你，老兄，只要你尝到那滋味，胃口就会越来越大。”

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带我走出候诊室。那儿坐了很多身材修长的男士，正在看《慢跑世界》之类的运动杂志。“三个星期之后见。”他说，“目前你可以穿着你脚上的鞋子去跑步，你先别买新鞋子，因为有了鞋垫之后你才能和鞋子一起试。你现阶段最好慢慢跑，不要跑太远、太快。三个星期后见。”

走在外面大厅的走道上，我突然觉得我的彪马鞋笨拙得要命。在这之前我从来不觉得鞋子太宽。我走向电梯，回头看了一下，又偷偷地看了看四周，然后经过了电梯，打开楼梯间的门迅速溜进去。

我不知道爬楼梯对我的摩顿脚会有什么影响，我的脚后跟该不会长什么可怕的“楼梯脚”吧？

我大步前行，得抓紧时间，默里·法因辛格的诊所在四楼，我还有七层楼得爬。离目的地还有一大段我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可能是还没拿到矫正鞋垫的关系，或是慢跑还没增强我的循环系统，或者两者都有。

不管什么原因，休息了一两分钟之后我就恢复过来了。我小心地打开楼梯间的门，先看了一下通道左右两边，就像一个正要过马路的小孩，然后快步经过电梯，走到通往埃博尔·克罗公寓大门的铺着地毯的走道上。

我干吗没事让人在我的脚底搔痒？今天早上我提早了几个小时起床，先是冲澡刮胡子，然后坐在椅子上一边在松饼上涂醋栗子酱，等着咖啡滴完，一边想着怎么到河滨路执行侦查任务，想着夜里那个扰人的电话。究竟是谁？

有人要那枚钱币。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样原本只值五分钱的小东西，几年之间身价就上涨千万倍，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非常乐意声称这东西是他们的。谁不想拥有一个一九一三年的自由女神头像镍币？

可是打电话给我的人不仅要这枚镍币，而且是向我要，这表示他知道镍币被人从科尔卡农的保险柜里拿走了，甚至连是谁拿的都知道。

他到底是谁？是怎么知道的？

我倒了一杯咖啡，嘴里咬着松饼，又发了一会儿呆。我发现自己正在想埃博尔那座攻不破的碉堡。过去他生活在里面，最后也死在里面，而那枚镍币——我的镍币——还在里面。我想象大门口的管理员像守护在地狱门口的刻耳柏洛斯 [1] 一样——那只戴着金色穗带，有三个头，穿着紫红色制服的法兰德斯畜牧犬（早上起床时我的脑子还不够清楚，不过想象力很活跃）。我脑海里显现出大楼的门口，两旁是暗红色的圆柱，上面有铜制的门牌：三个精神科、一个牙科、一个小儿科、一个眼科、一个足科——

突然，我灵机一动。

吃完早餐，我开始忙碌起来。我不记得那些牌子上的名字，当初可能觉得没必要。现在我要做的是叫一辆出租车载我到八十九街和河滨路的转角。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似的经过大门口，然后很快在心里记下那七个名字。走过几幢房子之后我停下来，在忘记之前赶紧拿出笔写下。接着我继续向东走到百老汇大街，在那儿的一家古巴人开的中式快餐店点了咖啡。店里的中国菜或古巴菜也许不错，但咖啡喝起来就像每一颗咖啡豆在研磨之前都用变质的牛油拌过一样。

我摸出零钱打电话，先试试那三个精神科，他们的门诊预约到下个星期都满了，我和最后一个预约了下周一。我想，在那之前我如果什么也没办成，至少还有一条出路。到时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真的需要精神科医生了。接着我看着剩下的那四个名字。小儿科太困难，除非我向丹妮丝借杰瑞德，我可不想这么做。那个牙医可能会替我看，特别是如果我假装牙痛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希望让一个不认识的牙医乱动我的嘴巴吗？再说因为之前的种种原因，这辈子我可以到克雷格·谢尔德里克那儿免费看牙 [2]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牙医。几个星期之前，我才在他那里洗过牙，而且我也没兴趣张嘴说：“啊——”我不需要看牙医。

看来眼科最适合，比精神科还适合。检查眼睛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只要确定他们不在我的眼睛里滴眼药水，因为那会让开锁变得困难。话说回来，我是不是也该去看眼科了？我从来不需要眼镜，而且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但是我已不再年轻，根据专家的建议最好每年检查一次眼睛，可以防患青光眼什么的。所以——

我打了电话要求预约，但那家伙去巴哈马度假了，要下个星期一才回来。

现在只剩下默里·法因辛格了。我边打电话边想要用什么理由去看门诊。接电话的是一个带布朗克斯区口音的年轻小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头发是红色的），她问我哪里不舒服。

“我的脚。”我说。

“你平常跑步还是跳舞？”

跳舞的人看起来应该有舞者的样子，但任何人都可以看起来像跑步的人，只要会流汗，再加上穿一双可笑的鞋子。

“跑步。”我回答。她替我安排了时间。

我马上回家换上彪马鞋，让自己看起来像慢跑的人，再打电话给卡洛琳取消午餐，告诉她我要去看医生。她问我要去看什么医生，我骗她说是去看眼科，因为她要是问起我的脚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定答不出来。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有摩顿脚，离得软骨肿瘤只有一步之遥。她问我眼睛怎么了，我告诉她我最近只要看书久一点就会头痛。她似乎相信了。

我没跟她提到那个午夜电话。

一点十五分，我到达法因辛格的诊所，大楼的管理员先打电话到楼上问清楚，确定我和医生约了时间。电梯员看着我找对了门。

现在我花了三十美元，突然觉得自己的脚太窄、鞋子太宽。也许我真该去看小儿科，我可以谎报年龄。

我把耳朵贴在埃博尔的门上仔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门边有一个按钮，我轻轻按了一下，可以听到屋子里很小的电铃声。没有其他声音，我又敲了一下门，同样没反应。我深吸一口气，拿出口袋里的工具开了门。

情况真的就这么简单。警察在门口贴了封条，非办案人员禁止入内，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特意给门上锁，大概是因为大楼的安保系统够严密。那个打开埃博尔警察锁的锁匠（他把门闩钻开，而不是把它挑开，我认为太不专业了）只留下最原始的门锁防止有人进入，那是一把西格尔锁，你只要把门关上它就会自动上锁。另外还有一个必须用钥匙开关的门闩，警察可能有钥匙——他们可以向大楼的管理员要或从上司那里拿——总之，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并没有用钥匙，因为只有自动锁锁上了。那就像有安全瓶盖的阿司匹林药瓶一样好打开，如果我有钥匙可能会快一点，不过也不会快很多。

我走进去，关上门，闩上门闩。我在玄关处犹豫了一下，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管他呢！我从阴暗的玄关走进客厅，外面的光从窗子透进来。靠近窗户左边的地方，我看到用粉笔画的轮廓：一半在光洁的地板上，一半在狭长的地毯上。那是一块漂亮的地毯，粉笔的痕迹显得很不协调。

看着粉笔的轮廓，我可以想象他的身体躺在那里，一只手臂向外伸直，一只脚朝向那天晚上我坐的沙发。我不想看粉笔的记号，但视线似乎无法移开。我觉得可笑。我转身回过头，沿着记号绕了半圈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的公园和对面的河流。

现在我终于知道刚才在玄关困扰我的是什么了，进门时缺了我平常惯有的那种感觉——就像福尔摩斯注意到夜里没有狗叫声一样。那种触电的感觉没有了；那种闯空门的时候，入门一刹那的激动不见了；那种像咖啡流进静脉的感觉不见了。我是以小偷的身份进来的，特别是应用了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快乐的感觉。

这是一个老朋友的家，他刚刚死去，这让我感觉不到一点乐趣。

我看着远处的新泽西，它还是老样子。天空突然在我进来的这几分钟之内变暗了，看起来像是要下雨，这说明昨天晚上的月晕果然准确地预测了天气，或者根本不准，这要看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弄清楚是什么在困扰我之后，心里舒服了一点。现在我不用再去想它，可以开始抢劫死人的工作了。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只是想抢救我的东西——或者叫非法占有，如果你要吹毛求疵的话。但无论如何那枚钱币不属于埃博尔，他只是受托暂时拥有它，他既没有从我这里偷走它，也没有付钱买下。

所以我想做的，只是找回那枚钱币。

我当然也可以像先我们一步进入科尔卡农家的贼一样。搜查一个地方最快的方法就是：翻出所有的东西，不管后果，任物品随处散落。可是那样做马上就会让人发现这里被人动过，这有什么好处？就算我不必在乎，可是我天生爱整齐，特别是我不想亵渎一个死去朋友的家。

埃博尔生前也是个爱整齐的人，每样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我尽量把动过的东西归回原位。

这样做可比描述的困难很多，人们常说的“在大海里捞针”相比之下可能容易多了。我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找，因为有些人就把东西藏在这些地方，即使是你认为应该很会藏东西的人也不例外。在浴室的马桶水箱里我只发现了水和浮球；面粉罐里也只有面粉；我从浴室的墙上拆下挂毛巾的杆子，里面只有空气；我把抽屉整个拉出来，检查底部和背面有没有黏东西；我打开衣橱，一件一件衣服检查；我查看西装的口袋，把手伸进鞋子、靴子，翻看地毯的背面。

我可以详细描述我是怎么搜查所有房间的，光这些就可以写上数十页。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最后有三样东西我没找到：贤者之石、圣杯、金羊毛，第四样就是科尔卡农的V镍币。

我的确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许多不同语言的书，有些能值上千美元。要发现这些书并不困难，它们是埃博尔·克罗的藏书，全在客厅的书架上。

我检查了每一本书的背面，翻遍了每一本书。我在霍布斯 [3] 的《利维坦》书页里发现了十九世纪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邮票；有五百英镑夹在汤姆斯·卡莱尔的《裁缝师》里；在书架的上方我发现了拜伦、雪莱、叶芝的诗集，三本精装诗集后面藏着的钱币可能是萨珊 [4] 时期的。

卧室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床头柜上，一部在梳妆台上，显然有点夸张。我检查了一下，两部电话都接了线，可梳妆台上的那部似乎不通。我打开电话的底座，发现里面的零件都已经拆掉，塞进了五十和一百美元的钞票，我一直数到将近两万，我估计如果数到完大概有两万三千美元。我把钱又塞回去，然后把电话装好。

你大概已经对我的搜查工作有些概念了吧。我不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有教养的赃物收购商家里，发现这些东西一点也不足为奇。现金、邮票、钱币和珠宝一一现形，包括我从科尔卡农那里偷来的手表和耳环。那两样东西是在装雪茄的干燥箱底层发现的，当时我还兴奋了一下，以为那枚镍币一定也放在一起，但是什么也没看到。我从来不知道埃博尔也抽雪茄。

我在他的厨房里拿了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猜这就是他说的黑森林蛋糕，还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除此之外没带走埃博尔·克罗的任何东西。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每碰到一样诱人的东西，我就企图说服自己去拿，但我就是办不到。你可能认为，我要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应该很容易，因为据我所知，埃博尔没有继承人。如果真的有，等他出现的时候原本塞满这屋子的东西可能只剩下一半了。那些藏书会整批卖给旧书商，他们再一本一本单独卖，从中赚些钱，但是他们很可能不知道那些书真正的价值。那块手表和那对耳环很可能落入在这里走动、第一个去抽雪茄的人手里，至于那两万三千美元，可能会永远藏在电话里。如果有人死了，他们怎么处理他的电话？把电话还给电话公司。如果电话已经坏了，他们会修理吗？谁动手去修理这部特别的电话，可能就会遇到这辈子最大的惊喜。

我为什么不动手拿？

我想，我很清楚抢劫死人不是我要做的，总之不是一个刚死的人，更何况是刚死去的朋友。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各种情况，实在找不出理由不能拿这些死人的东西。死去的人不可能比活着的人更在乎，如果他们带不走，又为什么要在乎东西最终的去处？

而且，上帝知道死人的东西总是被抢，警察就经常干这种事。如果有个流浪汉在鲍尔瑞街的收容所里死了，那些警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发现的现金平分。我承认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比那些警察高，可是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崇高，不是吗？要我不拿那些现金真的很困难。每次我只要进到一个地方去偷，就一定会拿走所有看得到的现金，即使原本是因为别的原因才进去的，我也一定自动把现金塞进口袋，那完全是条件反射，想都不用想，很自然就这么做了。

这次我没这么做，真够奇怪的。我差点就拿了那块皮亚杰手表，还有那对祖母绿耳环。不是因为它们很诱人，而是因为我觉得拿走它们理所当然，毕竟它们原先就是我和卡洛琳偷来的。

可是我们已经拿了埃博尔的钱，它们早已不属于我们，那是埃博尔的东西，应该留在他的屋子里。

在我翻过的书中，有一本是我当初送他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搜查了整个屋子之后，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书，随手翻看。埃博尔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晚上还替它找到了摆放的位置，也许之前还翻阅了一遍，念了其中的一些句子和段落。

我念着其中的一段：“有种情况你可能常常见到：一个自负的人，自以为到处受欢迎，而事实上他只是处处惹人厌。 ”

我走的时候把书也带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是埃博尔的东西——毕竟，礼物就是礼物——可是不知怎么的，我就是觉得我有权拿回它。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甘心空手而归。

[1] 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看门犬，有三个头，嘴里滴着毒涎，下身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是交缠着的毒蛇。

[2] 参见《衣柜里的贼》。

[3]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

[4] 萨珊（Sassanian），公元226—651年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

13

我本来是要从楼梯间再走到默里·法因辛格那层楼的，以免遇到先前那个电梯服务员，他很可能还记得我。可是当我经过电梯时，有个老太太对着我点头微笑。她穿着黑色的波斯羊毛外套，手上还抱着一只小狗，看起来像马尔济斯，卡洛琳要是在，肯定看一眼就知道。

“你会淋雨，”她对我说，“回去拿件雨衣。”

“我已经迟到了。”

“我有一件塑料雨衣，”她说，“一直都把它折好放在皮包里。”她拍拍肩上的背包，“你是斯蒂廷纳的儿子，对吧？你妈妈好吗？”

“哦，她很好。”

“她的喉咙好点了吗？”

“好多了。”

“那就好，”她边说边搔着小狗的耳后，“她一定很高兴你能在家待几天。你会待多久？只有周末还是更久？”

“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那很好。”她说。这时电梯来了，电梯门打开，我跟着她走进去。果然是先前那个电梯服务员，不过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没有认出我。“你可能不记得我了，”那老太太继续说：“我是11J的波莫伦斯太太。”

“我当然记得你，波莫伦斯太太。”

“你妈妈好多了，是吗？我正在想我上次和她聊天是什么时候。听到你舅舅的事我真难过。”

他怎么了？“哦。”我说，把那本斯宾诺莎的书握得更紧了，“这种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

“心脏的毛病，对吧？”

“没错。”

“听我说，人总是要走的，这还不是最坏的方式。你一定听说我们的邻居11D克罗先生的事了吧？”

“听说了，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吧？”

“他们说是前天。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他向小偷收购赃物。报纸上也写了。你想想，我们这幢大楼已经转成住户共同管理制，而且还有种种安全措施，其中一个住户竟然是销赃的贩子，最后还被人杀死在自己家里。”

“真可怕。”

我们到了一楼，一起走出大厅。快出大门的时候她停下来，将绳子拴在狗的脖子上，然后从皮包里拿出折叠整齐的雨衣。“我把雨衣拿在手上，”她向我解释，“万一下雨，我就不用再找了。啊，克罗先生，他——这会让人想起很多事。其实他是个好人，总是会在电梯里和你聊上几句。虽然他做了非法的事，但我还是得说他是个好邻居。”

我们从大楼管理员旁边经过，在布篷下站了一会儿，那只狗已经等不及了，扯着绳子要朝西跑向河滨公园的方向。

我呢，急着要朝东去。

“他是个销赃贩。”我说。

“没错，就是销赃贩。”

“你知道人们说什么吗？好的销赃贩通常是好邻居。”

没有必要再回市区了，离开埃博尔公寓时已经接近关店门的时间。因为不想带着那本斯宾诺莎的书淋雨，我便坐公交车到百老汇大街，在第七十二街下车，回到家时雨还在下。

信箱里只有账单和广告，我全部拿上楼，把那些推销的广告信丢进垃圾桶，把该付钱的账单放一边。花钱买东西浪费了我们太多的精力，我边想边把那本斯宾诺莎的书放在书架上，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书摆在一起。

我打电话到卡洛琳住的地方，没人接；打到窄廊画室，是杰瑞德接的电话，告诉我他妈妈不在；打到卡洛琳店里，只听见电话答录机的声音，我没有留话。

我挂上电话，才走了三步电话铃便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一声“喂”，正要说第二声，就听到对方挂断的声音。

有人打错了电话，或者又是昨天夜里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或者是哪个女人在最后一秒钟还是决定今晚不要和我通电话，或者是某个人想确定我是不是在家。

或者什么都不是。

我拿了伞走向大门，电话又响了。我走出门，把门锁上，在走廊上听到电话一直在响。

在离百老汇大街大约一条街的地方，我吃了一大盘意大利面以及加了橄榄油和醋的蔬菜沙拉，除了早餐和在埃博尔那里吃的一块蛋糕、一杯牛奶外，我这一天没有吃任何别的东西。我又饿又累，既生气又孤单，这四种感受中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只有饿。之后我又点了一份意式水果冰激凌——永远不会是你期待的甜点。我很快地连续灌了四小杯像墨水一样黑的意大利浓缩咖啡，每一杯都滴了一滴茴香酒。吃饱离开的时候我感觉到咖啡因在血管里流窜，现在不饿也不累了。我也想不起来先前为什么生气，眼下只剩下孤单，但我想还能忍受。

我冒着雨回家，因为看不到月亮，所以没办法确定月亮周围是不是有月晕。我回到住的大楼时，向来神经麻木的阿曼德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先前我回家和出门去吃东西的时候，他都故意装作没看见。他和费利克斯真是天生一对，一个比一个懒散。而第三个警卫是管午夜到清晨八点大夜班的，你看到他的时候他通常都不是清醒的。真该把他们三个送到第八十九街和河滨路那里参加六个星期的基本训练。

经过大厅的时候，一个女人从沙发椅上站起来，看起来大概二十八岁，蓬松的垂肩黑发，倒三角形的脸蛋，尖下巴配上小小的嘴，嘴唇上擦着鲜红色的口红，眼睛周围也涂了一圈很浓的眼影。如果她的睫毛是天生的，那她一定是用了很多化学肥料，不然不会长得那么茂盛。

她对着我开口说：“你是罗登巴尔先生吧？我有话想跟你谈谈。”现在我终于知道阿曼德为什么跟我打招呼了，这是他指认我的方式。我希望他已经得到了好处，因为我打算把他从我圣诞节的送礼名单中删去。

“好啊。”我说。

“很重要的事。你不介意我们上楼说吧？到你的房间怎么样？”

她对我眨着那不可思议的睫毛。睫毛上方原本是眉毛的地方，现在挂着两道细长弯曲的线。如果你嫌自己的眉毛碍眼，尽管拔掉。

她看起来就像是那些受虐狂热切渴望的梦中情人，简直就是从成人漫画里走出来的：黑色的细跟高跟鞋，脚踝围着皮带，黑色的紧身亮皮长裤，血红色的贴身人造丝亮面衬衫。看到她，你决不会忘记人类也是哺乳类动物。

一把红黑色的伞，一个黑色的亮面皮包，正好配她的裤子。耳朵上戴着金色水滴形耳环。我在想，我们从科尔卡农那儿偷来的祖母绿耳环戴在她耳朵上一定很抢眼，我是不是该回去拿来给她？

“到我那儿？”我问。

“可以吗？”

“有何不可？”

我们走进电梯。在电梯里我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以麝香为基底渗了一点薄荷味，闻起来很廉价，但又让人亢奋。我有个感觉：那不是她搽的香水，而是她天生散发出来的味道。电梯到了我住的那一层，门开了。我们经过狭长的走廊，我想象我的邻居们一只眼睛贴近门上的窥视镜，正在偷窥他们的小偷邻居今天晚上带了什么人回家。当我们经过赫施太太的门口时，我似乎听到她不以为然地咂嘴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们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我原本想表演一下不用钥匙开门的功夫，最后还是克制住了，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门上的锁一把一把打开。我赶紧开了灯，但愿我在丹妮丝走了之后已经换了床单，虽然我的客人看起来不像会因为那张床不久前有另一个女人躺过就拒绝和我上床的类型。但是——

“要喝点东西吗？”我问道，“你想喝什么？”

“什么也不要。”

“咖啡？花草茶？普通的茶？”

她摇头。

“好吧，那请坐，随便找个位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这么亲切有礼过，可是现在我好像不得不这么做。她既粗俗又惹眼，而且让人无法抗拒，我不记得我这辈子曾经这样兴奋过。我必须克制自己，否则我一定会双膝着地，趴在地上啃地毯。

她没有坐下也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而是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垂下眼睛，把手伸进皮包。

手伸出来的时候握着一把手枪。

“你这个混账！”她咬牙切齿地说，“站着不要动！你这个混账，否则我就让你的脑袋开花。”

14

我站在原地，她也站在那里没动，枪握在手里，枪口对准我，手在微微颤抖。

那把枪看起来不像手枪。在小说中，那些对准侦探的枪确实就像枪，他们形容枪口的孔看起来就像山洞，可是她手上的枪真的很小，刚好配她的小手。我现在才注意到她的手，很好看，指甲的颜色正配她的衬衫和口红。那把手枪当然也是黑色的，是一把枪管不到两英寸的黑色雾面手枪。这女人从头到脚只有红色和黑色两种色彩，我敢说她最喜欢的鸟一定是红翅膀的黑鸟和猩红色的唐纳雀，她最喜欢的作家一定是司汤达。

电话响了，她瞄了一眼，又转向我。“我最好还是接电话。”我说。

“不要动！否则我就开枪。”

“说不定是很重要的电话。”

是我的想象，还是她真的把手指压在了扳机上？电话不断地响，她又看了一眼电话，而我的眼睛则只能盯着那把枪。

我讨厌枪。这种精巧机械被设计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而我讨厌杀人，看到枪就会紧张。我尽可能地避免碰枪，所以对枪支所知不多，只知道左轮手枪有转筒，很适合用来玩俄罗斯轮盘赌，但是自动手枪，比如我客人手上的这一把，通常有保险装置，如果上了保险，就算扣了扳机也没办法开火。

我看到枪管末端一个像保险装置的东西，想起书上常提到，拿枪的人如果没有经验，常会忘了扳开保险装置。如果我能分辨保险是开着还是关着，也许——

“已经装了子弹了，”她说，“如果你脑袋里想的是这个的话。”

“我可没这么想。”

“我知道你在动歪脑筋。”她说。然后她又“哦”了一声，同时用大拇指把保险装置弹开。“好了，现在别再动歪脑筋了，知道吗？”

“是——是——你能把那东西对准别的地方吗？”

“我不想对准别的地方，只想对准你。”

“请千万别这样说。”电话不再响了，“我不认识你，甚至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又如何？”

“我只是——”

“我叫玛丽琳。”

“总算有个开头。”我挤出我最能博得友谊的微笑，“我叫伯尼。”

“我知道你是谁。你还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吗？”

“你是玛丽琳。”

“我是玛丽琳·马尔盖特。”

“不是演戏的那个女的吧？”

“什么演戏的那个女的？”

我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你说自己名字的样子，就好像我一听就知道你是谁。很抱歉，我确实不知道你是谁。你会不会找错人了？我知道伯纳德·罗登巴尔这个名字不是很普遍，但还是可以有第二个的。我的名字是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格林姆斯是我母亲的娘家姓，就像波维尔或法兰德斯，所以——”

“混账东西！”

“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你这个大浑蛋！什么波维尔、法兰德斯。是你杀了旺达！”

这次不是我在幻想，她的手指真的扣在扳机上，而且那东西看起来终于开始像手枪了，枪口就像加尔各答的黑洞。

“等一下，”我说，“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这辈子没有杀过人，甚至不忍心踩死一只蟑螂。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我教他的，和我相比，阿尔贝特·施韦泽 [1] 可是杀人狂。”

“闭嘴！”

我闭嘴了。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我原本以为听到我的姓，你就应该心里有数了。兔子马尔盖特是我弟弟。”

“兔子马尔盖特？”

“没错。”

“我不认识他。”

“乔治·爱德华·马尔盖特。大家都叫他‘兔子’。他们今天中午把他抓走了，罪名是偷窃、杀人。他们说他星期二夜里杀了旺达。我弟弟没有杀人。”

“我也没有杀人，你看——”

“闭嘴！如果不是你杀的，你一定也知道是谁杀的。你现在就说实话！你以为我会让我弟弟成为替罪羊吗？从实招来，否则我就开枪。”

电话又响了。她不再理会电话，我心里却在想到底是谁，和几分钟前打来的是同一个人吗？是我正要出门吃晚饭的时候打来，我没接电话的那个人吗？还是昨天三更半夜打来电话要V镍币的那个人？或者全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也许不重要。电话铃声又停了。我说：“乔治·爱德华·马尔盖特。兔子马尔盖特。这么说你是兔子的姐姐玛丽琳。”

“这么说你还是认识他。”

“不认识。今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但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星期二闯入科尔卡农家把收音机打开的人。”

“你去了那里，你自己承认了！”

“而且兔子也去了，对吧？”

她的表情变得机警起来。“什么时候变成你在问问题？你又不是警察。”

“我不是警察，但也不是凶手。星期二夜里我没有杀人，你弟弟也没有。”

“你说他没有杀人？”

“没错，他没有杀人，可是他偷了东西，对吧？他是从卧室天窗进去的，一个人吗？”

“不是。等一下！你凭什么问我问题？我不必告诉你他当时在哪里，也不必告诉你他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什么也不必告诉我，不要激动！玛丽琳，兔子没有杀任何人。”

我吸了一口气，似乎到了解除武装坦诚谈判的时刻。“没错，我是在那里，”我说，“那是在兔子和他的伙伴走了之后。他们偷东西的时候科尔卡农夫妇根本不在家，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也还没回家。”

“你没办法证明。”

“也没有人可以证明我当时在那里，不过我可以证明我没有碰到科尔卡农夫妇。赫伯特·科尔卡农昨天已经在单向镜后面仔细看过我的脸了，他说没见过我。”

她慢慢地点着头。“他们是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叫罗登巴尔的人有嫌疑，但是科尔卡农指认之后说没见过他，所以他现在是清白的。科尔卡农一口咬定说就是兔子，可我确定他从来没见过兔子，所以我想一定是误会，或者是你买通了什么人。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总之，我弟弟现在替人背了黑锅。我想如果我逮到真正的凶手——”

“玛丽琳，我不是凶手。”

“那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而且——”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手上的枪，好像不知道枪怎么到了自己手上似的，“真的装了子弹了。”

“我已经猜到了。”

“我差点杀了你，我本来是要这么做的。我想只要杀了你，兔子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所以你就想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只不过用的不是正面的方式。”

“嗯，听着，我——”

咚！咚！咚！

不用问也知道这时候有谁会来敲门。我把食指放在嘴巴前警告玛丽琳别出声，然后走近她，在离她水滴形耳环几英寸的地方小声说：“警察。”我指着浴室的门。她没有浪费时间多问，立刻拿着枪躲进浴室。正当她关门的时候，这第二个不速之客又敲了一次门。

我问是什么人。“还会有谁。伯尼，赶快开门！”

我开了门让雷进来，他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套西装，现在湿了，但没有变得更合身。“下雨了。”他边说边摘下帽子，拿帽子的方式正好让积在帽檐上的水全滴到地板上。

“谢谢。”我说。

“嗯？”

“我一直在烦恼我的地板太干，希望有个人来浇水。雷，下次来可以先打个电话。”

“我打了，占线。”

“有趣，我没有打电话。”他很可能是在电话铃响的同时打的。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我善良的心。”他回答，“这几天我一直在帮你的忙——两次开车送你到店里，今天晚上还过来告诉你，科尔卡农那件案子已经没你的事了，他们抓到人了。”

“哦？”

他点头。“那家伙叫乔治·马尔盖特。年轻的小伙子，但是前科累累，曾因为偷窃在牢里待过两三次。没有暴力前科，但是你知道那些年轻人，他们个性还不稳定。也许是他的同伙，也许他们嗑了药。我们在他的冰箱里发现了一袋大麻。”

“害死人的大麻。”

“主要还不是大麻，我们还在他那里发现了其他东西。他住在第十大道四十几街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离他从小到大住的贫民区地狱厨房不远，那个鱼龙混杂的地区现在叫克林登，主要是为了让人忘记那里是贫民区。我们搜查了他的公寓，科尔卡农家一半以上的家当都在那里。一堆银器。老天！十二人份的餐具加上碗盘，可值钱了。”

“我记得以前银子不太值钱，”我怀旧地说，“一盎司从一美元二十九美分涨到四十美元。我记得以前金子也没这么值钱。”

“是啊。我们还发现了皮草，包括及地的长貂皮大衣、水貂皮短外套。还有别的东西，我不太记得是什么，全在科尔卡农的失窃单上。甚至皮草商的商标都还没去掉。我们发现的东西大概是科尔卡农所报失窃物的一半以上，加上一些他没有列的——谁会那么清楚地记得自己所有的东西。我们推测，他们分了赃，另外一半应该在他的同伙那里，如果他们还没销赃的话。”

“谁是他的同伙？”

“还不知道。他迟早会招供的——只要他开了窍，知道只有这样他的罪才会轻一点。但现在他还以为自己是警匪片里的詹姆斯·卡格尼 [2] 。”

“雷，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正常渠道，有人通风报信。也许他穿了新的行头在酒吧里吹牛，展示身上大把大把的钞票，有人把事情凑在了一起。在他住的地区，街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告密，而科尔卡农的案子就发生在附近。有多远？一英里？一英里半？”

我点头。“雷，谢谢你特地来告诉我这些，我很感激。”

“事实上，”他说，“我是像昨天一样想来借用浴室。”

“浴室马桶坏了。”

“哦，是吗？”他走向门边，“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些东西莫名其妙又能用了，或者我可以帮你修理。我有个叔叔是水管工，几年前他教过我一些东西。”

她锁了门吧？我倒抽了一口气。他转动门把，门是锁着的。

“门卡住了。”他说。

“一定是天气原因。”

“是啊，可能吧。伯尼，像你这样退休的小偷，替我开自己家浴室的门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我已经没那个功力了。”

“是吗？”他从浴室门口走到窗户边往外看，“我敢说如果天气好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世贸中心大楼。”他说。

“没错。”

“在埃博尔·克罗那里可以看到新泽西。我觉得罪犯家里都有很好的视野。从我家的窗户往外看，只能看到霍利亨太太的晾衣绳。伯尼，你知道我一直在设法把科尔卡农的案子和克罗的案子连起来。关于克罗的案子，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没有人查出一点眉目。”

“兔子知道埃博尔的什么情况？”哦，天哪，我怎么会这样叫他？

“兔子？”他皱起眉头，眨眨眼，“我就说在他卖力地演詹姆斯·卡格尼，我打赌他一定没听过这个名字。可是他有一个同伙，对吧？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谁。”

“所以说——”

“伯尼，你可以告诉我，会不会有人试图卖给埃博尔·克罗珠宝银器？”

我想了一下，或者说试图让他认为我在想。“埃博尔不收皮草，”我说，“徽章、钱币、珠宝，这是他的领域。银器，嗯，如果我手上有个列维尔 [3] 的大啤酒杯，会考虑卖给埃博尔，但是我知道普通的银器他没兴趣。当然，自从银价暴涨之后，他可能会改变主意，但是现在谁会把银器卖给赃物收购商？你只要随便到哪家银器店，他们通常会论重量收购，然后重新熔铸。或者，如果你怕兑换支票有麻烦的话，就找个合法的中间人，让他替你卖，根本不需要通过赃物收购商。我无法想象有谁会拿大批的银器去找埃博尔。”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伯尼，谁在你的浴室里？”

“葛丽泰·嘉宝。”

“她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吗？”

“没错，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想她应该不会撒这种谎，或者是你在撒谎。我知道她不是昨天那位女士，烟灰缸里没有烟蒂，而且她用的是另一个牌子的香水，在这里我还是第一次闻到。”

“时间已经很晚了，雷。”

“时间永远不可能太早，不是吗？伯尼，你从科尔卡农的保险柜里拿走了什么东西？”

“我可没碰什么保险柜。”

“他列了一些放在保险柜里的东西：一块手表，还有珠宝，应该是耳环。我们在马尔盖特那里没发现，但如果我们在河滨路发现，那可就有趣了，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实话告诉你，伯尼，大部分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到处翻翻，看会找到什么，就像在玩拼图游戏，不断地尝试错误，拼拼凑凑，看会得出什么结果。”

“那一定很有趣。”

“你怎么认识马尔盖特的？”

“我不认识他，这两块拼图凑不起来。”

“凑不起来？我敢说凑得起来。你怎么知道他叫兔子的？”

“那是因为你这么叫他，雷。”

“我可不这样认为。我叫他乔治。”

“没错，第一次你是这么叫他的，但是后来你叫了一次兔子。”

他摇头。“我还是不相信。我故意不叫他兔子，就是要看看你会不会说漏嘴。”

“那一定是你自己说漏嘴了。”

“或者是你。”他摘下帽子，整理一下帽檐，又戴上，“好了，我该回家了。你可以让那位年轻的小姐从浴室出来了，这种时代没什么好害羞的。不过这也只是我在说而已。关于这些案子，你始终还是有点嫌疑，”他叹了口气，“小偷和赃物买卖商，他们总是有美丽的窗外风景和女人。你在我家浴室可以看到的女人只有我老婆。从我家的窗户看出去，看到的不是霍利亨太太晾的衣服就是霍利亨太太本人，如果要我选，我宁可看到那些衣服，真的。”

“我可以想象。”

“我相信你可以。伯尼，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栽在科尔卡农这件案子上。我们已经抓到兔子了，你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也没回答。

“而且如果我能因此省掉一些工作上的麻烦，便会忘记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你明白吗？”

我懂他的意思。

雷走了之后，我把门锁上，又在门边站了好一会儿。接着我把门打开看着整个走廊，确定一直到电梯那儿都没有人——除非他聪明地想到要躲在墙角——他真的是走了。

我把门再度锁上，然后走到浴室门口，告诉玛丽琳他已经走了。

我们刚才的谈话她全都听到了。我又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她似乎已经相信我和旺达·科尔卡农谋杀案无关。她说她知道兔子同样没杀人，她得设法帮他洗清罪名。

我问她：“他的同伙呢？有多少人和他一起作案？”

“只有一个。”

“你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就算他还没有被捕，警察可能也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兔子不会出卖他的。”

“他可能会，”我说，“大部分的人都会，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就算兔子的嘴巴再严，警察还是很可能像逮到兔子一样逮到他的同伙。附近的人会把事情拼凑起来，然后向警察告密。”

“为什么你想知道是谁？”

“因为他很可能和兔子分赃之后，又一个人回去，想办法打开保险柜。或者他又找了另一个人。”

“哦，”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尖下巴上。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很大，根本不需要那些化妆品。“我认为哈伦不会这么做。”她说。

“哈伦？”

“哈伦·瑞斯。他们一起干的。如果哈伦又回去——不可能。我想他不会这么做，他不会不告诉兔子。”

“也许他们一起回去的。”

“你还是认为兔子杀了旺达？”

“我没这么说。可是你怎么知道哈伦做了什么？”

“我确定兔子绝对没有再回去。”

我没再多问。我们继续谈我和卡洛琳假设过的第三批小偷。当我解释我的想法时，简直就像要解释《麦克白》里的第三个凶手一样伤脑筋。一群闲荡的混混在屋顶上搜寻猎物，碰巧发现被打破的天窗，于是临时起意进去偷窃，出来之前又不小心杀了人。

原本我还真的相信自己的推测，现在想想，它的可信度几乎为零。

雷是对的，虽然他的根据是错误的。杀克罗的凶手和杀科尔卡农的凶手也许真的有某种关联，而还兔子马尔盖特清白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出真正的凶手。警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他们认定已经抓到真正的凶手了，为什么还要花工夫去找别的人？

如果不赶快还兔子清白，我的麻烦就大了，因为兔子的姐姐知道她弟弟离开之后我也闯进过科尔卡农的房子，而且雷现在弄清楚了我在他提到兔子之前就知道有这个人。雷应该会推测我和科尔卡农以及和克罗之间有某种关联，他迟早会采取行动。

首先，他可能会像我一样彻底地搜查埃博尔的公寓。电话里的钱和书里那些稀有的邮票，他可能会遗漏，但是雪茄盒底层的手表和耳环一定会被他找到，那样他一定会再采集一次指纹。

那我的麻烦可就大了。他们已经在发现埃博尔的尸体后采过一次指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进去的时候没戴手套，而且老实说我也忘了要随身带一副手套。现在那该死的地方到处都是我的指纹，虽然指纹不能证明我杀了人（因为那些指纹在他们第一次搜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那的确证明在埃博尔死后我进过他的公寓，我该怎么解释？

我拿起电话打给卡洛琳，没人接；再打给丹妮丝，杰瑞德说她还没回家。我想电话一定有问题，我一直试着打电话找人，有人一直试着打电话进来，但是始终没有联系上。我的生活将成为这个疏离年代沟通不良的象征。我拨了二四六四二○○○，电话通了，我就这样拿着电话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开口，然后放下听筒转向玛丽琳，她正疑惑地看着我。

“你什么也没说。”她说。

“是的。我要帮你的忙。”

“怎么帮？”

“让他们放了兔子。”

“你要怎么做？”

“找出第三批小偷——杀旺达·科尔卡农的真正凶手。”

我真怕她继续问我要怎么做，我一定答不上来，但是她却问我为什么。

“因为刚才那个电话，”我说，“那是电话祷告。”

“很有趣。”

“我是认真的。今天的祷告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哦，上帝让我今天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引导我走向帮助他人的新道路。’当然还有其他的，这只是重点。”

她那画出来的眉毛挑了一下。“电话祷告。”她喃喃自语。

“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自己打一个试试。”

“这就是你要帮兔子的原因？”

“这还不够吗？”

“够了，”她说，“我想够了。也只能这样了。”

[1]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法国著名学者和人道主义者。由于在为非洲人民服务中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一九五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被称为“非洲圣人”。

[2] 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1899—1986），美国电影演员，第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

[3] 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他本是一名银匠，有天他听到英军即将入侵的消息，于是连夜骑马通知波士顿居民准备迎战。

15

玛丽琳想立刻离开。不管有没有可能，她得去找个律师想办法把兔子先保释出来。她说她也得和哈伦·瑞斯联络。我警告她，雷·基希曼有可能在大厅等着或者在对面街上偷偷监视。她马上改变了主意。

“哦，天哪，我最好待在这里。”

我看着她，真是不折不扣的红与黑。我闻着她身上的香味，惊讶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这不是好主意，你有事要办，我也有事要解决。我们最好现在就分头去做。而且雷很难缠，他很有可能带着一张搜索令和一把铁锹再回来，到时候浴室可就不再神圣不可侵犯了。但是也许你应该把枪留在这里。”

她摇头。“枪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她怕万一有人来抢劫。我想她只是喜欢拥有一把枪，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谁会来抢美容院？”

“那是你工作的地方？”

她点头。“对。我们有四个人，再加上玛格达，她是老板。我明天要上班，到时会把枪放回去。”

“很好，可如果警察在你皮包里发现了枪——”

“我知道。”

我们来到走廊上，我正在锁最后一把锁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咬着牙，即使现在再把所有的锁打开并冲进去接电话也来不及了，而且如果我真的接了电话，很可能又是推销杂志什么的。该死！我们乘电梯通过一楼进到地下室，走过洗衣房和灯光微弱的走廊，一直到后门。我帮她把门打开，她上了几级台阶，撑开那把红黑色的伞，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我的房间，我盯着电话想：我和玛丽琳出去的时候它响了几次？现在它又不响了。这会儿打电话给别人已经太晚了。不过我还是拨了卡洛琳的号码，她不在家，我一点也不惊讶。

四杯意大利浓缩咖啡的效力渐渐消退，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准备用来驱散咖啡的效力。我把一整杯威士忌喝下去，然后又从酒柜里拿出一个大一点的杯子，倒了牛奶，再加了点威士忌进去。这真是最完美的睡前酒——牛奶保护你的胃，威士忌伤你的肝。

电话响了。

我冲过去，强迫自己先吸一口气。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声音我在二十二小时之前听过。他说：“罗登巴尔，我要那枚镍币。”

“谁不想？”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想要那枚镍币，我自己也想要。”

“别跟我开玩笑，我知道钱币在你手上。”

“它曾经在我手上，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突然不说话了，我差点以为他已经挂了电话，最后他开口说：“你说谎。”

“我没说谎。你以为我会笨到把它跟钥匙、护身符一起放在口袋里吗？我不会这么做，更不会把它放在家里让小偷来偷，就像你听到的那些遭窃的人家。”

我最后一句话一点也没让他发笑。“你能拿到那枚钱币？”

“我知道它在哪里。它在我拿得到的地方。”

“现在就去拿！”他说，“开个价钱。我们可以见面，我整个晚上都有空，而且——”

“抱歉，恐怕不行。”我打断他的话，“如果我没睡够，早上起来脾气会很不好，而且就算我愿意，晚上这个时间也拿不到那枚钱币。恐怕我们得等到明天。”

“明天什么时候？”

“很难说。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这次我听到了笑声。“不行，罗登巴尔，最好是我再跟你联络。估计一下你需要多少时间去拿那枚钱币，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回到你的地方。我会打电话给你，你只要说个时间。”

换句话说，就是带着那枚钱币在某个确切的时间出现在某个确切的地点。“不方便，”我回答，“这样吧，告诉你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在那里。”

“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把卡洛琳的号码给了他。她从一个叫内森·阿拉诺的人那里分租了那间公寓，根据租赁保护法，名义上那间公寓是阿拉诺租的，所以电话登记在他的名下——住在纽约的人有一半用这种方式租房子，另一半的人每个月付五百美元租一间小套房。他应该不可能根据电话号码查出地址和姓名，就算真查出来了，他又该到哪里去找内森·阿拉诺？卡洛琳每个月仍然以他的名字寄钱给房东，我们都知道他几年前已经因为水灾死了。

他重复了那个电话号码。“那枚钱币，”他说，“还有谁知道你有那枚钱币？”

“没有人。”

“你没有同伙？”

“我向来单独工作。”

“你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跟很多人说过话，但是都和那个钱币无关。”

“所以说没有人知道你有那枚钱币。”

“据我所知，也没有人知道它不见了，”我说，“除了你、我、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除非他告诉了别人，但是我想他没有。”否则雷·基希曼早就开始追踪那五十万美元了。如果是那样，他的口水肯定早已流满我的地毯。“他很可能没有把它列在失窃清单上，因为他还没买保险或是其他原因。”

“我确定他没有把它列在失窃清单上。”

“当然兔子有可能说。”

“兔子？”

“乔治·爱德华·马尔盖特。不是你让他去偷的吗？你应该找一个会开保险柜的人去，我猜那枚钱币是你通风报信的酬劳。”

他低声地笑。“很聪明。我早该找你。”

“你早该这么做。请问你是谁？”

“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他说，“我明天两点会打电话给你。这部电话是在格林尼治村附近，对吧？”

“我在东第十一街有家书店，那里有两部电话，一部登记在电话簿上，另一部没有。你手上就是没登记的那个号码。”

“要不我干脆到你店里找你。”

“不行，”我说，“两点打电话给我。”

＊＊＊

我挂上电话，去端牛奶加威士忌。牛奶变得有点温，不过如果想睡觉，喝温牛奶最好。我坐下来啜了一口，然后想到我今天说了不少谎话。电话祷告没说要诚实，只是说要帮助他人。而我这一天做的事如果不叫帮忙，还能叫什么？

电话又响了，我接了起来，是卡洛琳。“我整个晚上都在打电话找你，”她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伯尼，不是没有人接就是占线，有一次我还拨错了号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发生了。”

“你需要配眼镜吗？”

“什么眼镜？”

“你不是说要去看眼科吗？”

“哦，没错。”

“你需要戴眼镜吗？”

“不需要。医生叫我最好不要在黑暗中看书。”

“这个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还好吧？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我懒得告拆她，她的声音听起来提高了半个音。“我很好，”我说，“只是很累。发生了很多事，不过现在没办法告诉你。”

“有人在旁边吗？”

“是的。”我说。突然想到我今天最好不要再说谎，免得鼻子越来越长。“没有。”我说。

“到底有没有人？”

“我一个人在家，”我说，“可是脑子显然有点昏了。你在家吗？”

“不，我在酒吧，怎么了？”

“晚一点会回家吗？”

“除非我今天运气好找到伴儿，但是现在看情况不太乐观。怎么了？”

“明天早上你会在家吗？还是会在店里？”

“星期六我不工作，已经不需要了。伯尼，自从我开始偷，收入就有了改善，你忘记了吗？”

“如果你醒来，也许可以到店里把电话答录机拿回家。”我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十点左右我会到你那里去，到时候再告拆你所有的事。”

“天哪！希望如此。”

我挂上电话。可它又响了，这次是丹妮丝，她终于回到了家，所以回了我电话。我问她一点半是否需要一个伴。

“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了。”她说。

“我是说明天下午，我只待几分钟。可以吗？”

“当然。只待几分钟？”

“最多一个小时。”

“当然可以。这是不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新发展？伯尼，你是不是开始跟我预约打便炮了？”

“不是，”我说，“我一点半或一点四十五分过去，到时再跟你解释。”

“我等不及了。”

我放下电话，脱掉身上的衣服。脱下袜子之后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检查我的脚。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脚，也从来不觉得它们太窄，但是现在果然看起来又长又窄又瘦又可笑，而且毫无疑问，我的第二个脚趾确实比大脚趾长。我试着把过长的第二个脚趾缩起来，把大脚趾伸长。没用，我懒得再去管了。

没错，我有摩顿脚，这虽然不像得了梅毒那般令人惊恐，但也不能说让人感到高兴。

这时电话又响了。

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带英国腔：“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哦？”

“伯纳德·罗登巴尔先生吗？”

“是的。”

“我以为我打错电话到气象局了。你刚才说：‘不下则已，一下倾盆。’ [1] ”

“我不知道我说得那么大声。”

“你说了，而且现在外面真的在下雨。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先前我试了几次，但没找到你。我叫杰西卡·加兰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

“好像没有，但是我现在脑子不是很清楚，否则接电话的时候不会说一句从间谍片里听来的暗语。”

“你知道吗，其实这事听起来确实有点像间谍片，我以为我外公曾经提到过我，罗登巴尔先生。”

“你外公？”

“埃博尔·克罗。”

我悬着下巴张大了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从来不知道埃博尔有个外孙女，甚至不知道他结过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结过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和我外婆结婚。我外婆出生在布达佩斯，大战前他们在维也纳相识相爱。纳粹一九三八年入侵奥地利的时候，我外婆逃离了那里，当时她什么也没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抱在手上的我母亲，外公临别时送的礼物是一些值钱的稀有邮票，外婆把它们藏在大衣夹层里。她从维也纳逃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那里卖了邮票再逃到伦敦，到了伦敦却不幸死于空袭轰炸。外公被送到集中营，最后幸运地活了下来。”

“你母亲——”

“外婆死的时候她只有五六岁，后来被邻居收养。她很年轻就结婚生了我。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在了集中营或是战争中。大概六年前，她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我说得太多了，希望没有打搅你。”

“不，不，听起来令人感动。”

“是吗？有一天外公出现在我们位于克洛顿的家门口，更精确地说是在门前的台阶上，他好像雇了侦探，最后成功地追踪到了妈妈。那是一次令人欢喜的重逢，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彼此没有什么话可说。妈妈现在是典型的英国郊区家庭主妇，而外公——你也知道他的生活方式。”

“是的。”

“他回到了美国，常常给我们写信，但是多半是写给我和弟弟而不是妈妈——我有一个弟弟。两年前外公写信提议我何不到美国住一阵，这个提议来得正是时候，我辞掉了讨厌的工作，和我年轻却无聊的男朋友分手，上了飞机。长话短说，你知道的，通常人们说‘长话短说’的时候都太迟了。总而言之，从那时候起我就在这里了。”

“在纽约？”

“事实上在布鲁克林。你知道圆石丘吗？”

“听说过。”

“刚开始我住在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的一个女子旅馆，后来才搬到这里。我现在的工作好多了，同居的男朋友是个有趣的人，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想念英国的家。我的话太多了，可能是太累的关系——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我打这个电话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这个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你真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外公常常提到你，不只是把你当作——哦，说生意上的伙伴可以吗？”

“就这么说好了。”

“而且也当作一个朋友。现在他过世了，这个你想必已经知道了。我很难过，他一定死得很惨。我希望他们赶快抓到凶手，但是现在我必须料理一切。我不知道他希望有个怎样的葬礼，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会死这类的话，除非他留了信件之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而且警察把他的尸体扣留在太平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回，如果是这样，到时候我只想办一个非正式的小小的私人葬礼，但是现在我想办一个追悼式，你认为呢？”

“很好啊。”

“事实上我已经安排好了，选了亨利街的一个救世主教堂，在议会大楼和阿米提街之间，就在圆石丘这里，你知道地方吗？”

“我想我应该找得到。”

“这是我找到的唯一肯让人在星期天办追悼式的教堂。时间是下午两点三十分。因为外公不信教，所以没有宗教仪式。外公也有爱好精神事物的一面，我不知道他在你面前有没有表现出来。”

“我知道他喜欢看书。”

“是的，他喜欢看所有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的书。我已经告诉了教堂的人我们有自己的追悼式，我的男朋友克莱会在追悼会上朗读，他很喜欢我外公。我自己可能也会朗读。我想你会来参加这个追悼式吧，罗登巴尔先生？”

“叫我伯尼，我会去参加。我可能也会找些东西朗读，这主意很不错。”

“或者就说几句话，完全看你自己的意思。”她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外公一次，我们在某些方面很亲近，但是他很少提到生意上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除了你之外我还知道一两个这样的朋友，可是你也许还知道其他人，其他可能来参加追悼式的人。”

“我想想。”

“你能不能替我邀请你认为应该邀请的人？”

“这个没问题。”

“我和外公住的大楼的邻居谈过，有一个邻居太太会在大楼的大厅贴一张通知。我应该在那附近办追悼式才对，有些邻居认为要跑到这里来有点困难，可是我已经安排好在救世主教堂的追悼式了，我希望他们不会介意到布鲁克林来。”

“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会是一趟新鲜刺激的旅程。”

“我只希望天气转好，据说雨到星期天就不下了，可是气象预告不一定准。”

“是有可能不准。”

“我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罗登巴尔先生。”

“叫我伯尼。”

“伯尼，已经很晚了，我累了，可能比我想象得还累。你会来吧？星期天下午两点半。你会邀请你想到的人？”

“我会的，”我说，“而且会带我要朗读的东西。”

我写下时间、地点和教堂的名称。卡洛琳一定会去。还有谁？

我躺在床上试着想我认识的人中还有谁会去参加埃博尔的追悼式。我不认识其他小偷，长久以来我就比较喜欢和守法公民做朋友。我不知道埃博尔有哪些朋友。雷·基希曼会想去吗？我想了一会儿。他会去，我想。

我让思绪飘浮。埃博尔有个外孙女。杰西卡·加兰德到底多大？她的妈妈一定是在一九三六年左右出生的，如果她真的早婚又很快生下杰西卡，那她很可能二十四五岁。我可以想象埃博尔用什么哄她这个年龄的女孩：编造一些过去在维也纳咖啡馆的动人故事，还有吃不完的水果甜饼和巧克力奶油酥饼。

可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她，这只老狐狸。

我已经差不多睡着了，突然有个想法又把我唤醒。我下床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四声之后有个男人接了。

我就像在做电话祷告似的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那个男人不耐烦地说了几声“喂”，还听到偶尔有狗叫声，然后电话挂断了——是那个人，我想，当然不是那只狗——我又回到床上。

[1] 原文为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意思是“祸不单行”。

16

在那几个深夜电话之间，我找到空当去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拨闹钟，现在它发疯似的响个不停。我起床，迷迷糊糊摸索着去洗澡、刮胡子。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拧开收音机，烤了几片全麦面包再涂上奶油果酱，把面包囫囵吞进肚子，又喝了几口咖啡。我拉开窗帘，眨着一只眼看着外面的晨光。

天气看来很有希望放晴，即使用一只眼睛也能发现。东方，乌云仍然遮着刚升起的太阳，但是西方已经晴朗。风就从那个方向吹来，把昨天的天气扫向大西洋，那正是它该去的地方。哈得孙河上方的天空是明显的蓝色调。

我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拿着电话簿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难过地看着我的摩顿脚。现在只好让我的手指替它工作了。

第一个电话打给美国钱币协会，它位于我所在这幢大楼以北约四英里的百老汇一百五十六街。我自称是詹姆斯·克莱文，《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一九一三年V镍币的专题文章，想请教一些跟镍币有关的事，比如说，真的像传言所说只有五枚那样的钱币存在吗？那些镍币现在都在什么地方？镍币最近一次换主人是什么时候？交易的价钱是多少？

几乎人人都喜欢和新闻界合作，你只要说你是记者，就可以不停地问一些费时间又没礼貌的问题，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错。和我说话的人是一个叫斯凯芬顿的先生，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可以再回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可以在电话里等。我等了十分钟，当他为我奔忙的时候，我晃着脚趾，喝了几口咖啡。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告诉了我许多关于V镍币的事，比我真的想知道的还多，其中有很多内容和埃博尔星期二晚上告诉我们的相同：确实有五枚这样的镍币，其中四枚现在是博物馆的收藏品，一枚属于私人收藏。他可以告诉我那四个收藏的机构和私人收藏者的名字。

至于价值方面，他没办法帮我。美国钱币协会是一个高尚的团体，他们只对知识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比如，钱币的种类、历史背景等，他们不管价钱之类粗俗的事。斯凯芬顿先生手上的资料显示，最近一次买卖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十三万美元成交，这一点埃博尔那天晚上也提到了，而且据埃博尔当时所说，从这之后V镍币就身价暴涨。

我一一给四家博物馆打电话。华盛顿斯密森博物馆负责钱币和徽章的馆长是一个带复姓、声音枯燥的先生，他证实斯密森博物馆的馆藏品中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是一九七八年由亨利·诺伟伯太太捐赠的。

“那枚镍币是永久性的展览品，”他告诉我，“而且非常受欢迎，参观的人总是赞叹不已。我们的镍币是雾面的校样，除此之外它和其他的自由女神头像镍币没有什么差别。单就钱币设计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许会说面值两毛五分的自由女神全身像钱币或是知名雕刻家圣高登斯设计的深浮雕式二十美元金币很漂亮，但是自由女神头像镍币到底好看在哪里？发行年份？没错，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稀有再加上那些传说。人们看到钻石也会发出同样的惊叹，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用肉眼分辨真的钻石和玻璃珠。关于我们的那枚镍币，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那枚镍币是不是还在那里。”

他干笑了几声。“哦，它还在这里。我们还不需要把它花掉，现在一个镍币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我想我们会继续保存它。”

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女士也证实，他们馆里确实有一个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而且非常受欢迎。那枚镍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馆方获得的遗赠。“这是一枚非常重要的钱币，”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照着目录在念，“能保有它，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辛辛那提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副馆长也同样非常高兴能保有这第三枚V镍币，那枚镍币从二十世纪三○年代起就在那里了。他告诉我：“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卖掉了大部分的钱币。我们有预算上的困难，而钱币在最近几年价值突然暴涨，如今它们在资产价值方面和我们其他展览品的观赏价值不成比例，所以我们必须淘汰所有的钱币，就像淘汰邮票一样，不过我们的邮票毕竟不是最高级的收藏。但是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直是我们馆里的明星，据我所知并不打算要卖掉。那枚镍币很受欢迎，尤其是小朋友。我敢说现在一定有人正站在橱窗前欣赏它。”

第四枚V镍币原本属于巴尔的摩历史协会博物馆，直到一年多前才转手。一位操南方口音的女士告诉我：“那枚镍币曾是我们馆里唯一重要的钱币，我们真的只对和巴尔的摩历史有关的东西感兴趣。人们通常希望自己珍藏的宝贵东西能进博物馆，但是相反地，我们只想要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保有那枚镍币很多年，当然它的身价一直在涨，偶尔我也听到有人建议将它交付拍卖或是私底下卖给其他机构。有一天费城某个致力于钱币收藏的基金会表示，他们愿意提供一幅科普利 [1] 的查尔斯·卡罗肖像和我们交换那枚镍币。”她开始向我解释，“查尔斯·卡罗生于安那波里斯，他曾经是大陆议会的一员，签署了独立宣言，也曾是参议院议员。”至于科普利，我知道他是谁。

“我们实在无法拒绝。”她很严肃地说。我想象马龙·白兰度演的黑手党教父拿着枪指着这位南方美女的头，要求她用镍币交换肖像。

那个在费城的机构叫美国国际钱币美术馆，和我通话的人叫作米罗·拉克斯，他把他的名字拼了一遍，还向我解释他有个顶头上司叫作霍华德·皮特曼，他把这名字也拼了一遍。今天是星期六，皮特曼不上班。

拉克斯证实他们馆里确实也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那是我们经典美国货币系列中的一部分，”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经典系列吗？就是每种设计收藏一个样本。经典系列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已经很少有业余收藏家有能力根据年代和铸币厂印记收集完整成套的钱币了。我们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鲁斯兰德先生很大方地给我们美术馆提供了足够的基金。”

“鲁斯兰德先生？”

“自由钟铸币厂的戈登·鲁斯兰德先生，你也许知道他们为收藏家出的纪念币系列。”

我的确知道。这个铸币厂就像费城的富兰克林铸币厂一样，专门制造一些当代的纪念币。在广告中他们经常暗示购买的人，这些银质纪念币的价值有一天会超过它们本身所值，它们通常成了二手市场的滞销货。有几次我把这些成套的纪念币留在主人的抽屉里，根本不想拿，因为我认为没有偷的价值。这些该死的东西，现在它们真的比当初本身的银价飞涨了三倍。

据说鲁斯兰德在三年前创立了美国国际钱币美术馆，除了他自己的私人收藏之外，还捐赠了一大笔钱。美国系列，也就是包含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的那一套，是该馆极受欢迎的一套。

“在每个经典系列中，”拉克斯解释，“只要是同类型，任何钱币都可以收入，但是美术馆的收藏则只针对每一类型中最稀有的制造年份和变体铸造，而不是普遍流通的样本，比如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的一角钱硬币，在铸造年份的旁边铸有两支箭。那些在费城和洛杉矶铸造的却没有流通的样本，价值大概在六七百美元到一千甚至一千两百美元之间。我们的是一八七三年在卡森市铸造的，这一枚钱币的品质远超过七年前在凯金拍卖会中以两万七千美元卖出的那一枚。

“现在放置V镍币的地方，原本放置的是一枚一八八五年铸的样币，那是那一系列中最稀有的铸造年份，价值大约一千美元，是流通钱币的两倍。当初对于是否要收集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我们还有疑问，因为它不是合法发行的钱币，但是巴尔的摩历史协会博物馆有意思要转手，鲁斯兰德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周旋，最后我们终于拥有了这枚镍币。他碰巧收藏了一幅科普利画的肖像，而且他知道他们很想要。”

于是我又听了一遍查尔斯·卡罗肖像的故事。和拉克斯先生通完电话之后，我还得打电话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斯蒂尔沃特找一个叫德尔·阿诺特的人。阿诺特先生显然拥有佩尼郡大部分的土地，他原先在他的土地上牧牛，现在他把牛赶跑，准备挖油井。他确实曾经拥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九七六年他以十三万美元买下那枚镍币，但是一两年前又以二十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那枚镍币带给了我很多乐趣，”他说，“在钱币大会上，我直接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和其他人掷硬币赌喝酒时谁付钱请客，看着那些人脸上的表情真是刺激。我认为钱币就是钱币，为什么不能拿来赌正反面呢？”

“你不怕损坏它的价值吗？”

“一点也不怕，它原本就有些磨损，这样更好。你知道，那枚镍币的表面已经不像刚出炉时那么新了，我猜其他四枚可能好得多，我曾经看过在斯密森博物馆的那一枚，我的没那么新。我很高兴拥有这么一枚镍币，一直到后来，有位先生出了不错的价钱要买它。我告诉他，如果他把价钱提高到二十万，他马上就可以拥有那枚镍币。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我问那个人是否还拥有那枚镍币。

“除非他已经卖了。”阿诺特说，“你想做生意？我可以替你打电话问问那位先生，看他愿不愿意卖。”

“我只是个记者，阿诺特先生。”

“我正在想，在电话里充当记者有多简单，我自己就干过。除此之外我也当过浸信会长老，还当过几次律师。先生，抱歉，我并不想得罪你，你要当记者那就算你是记者好了，如果你想知道那枚镍币卖不卖——”

“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拥有那枚镍币，不在乎他会不会卖。”

“好吧，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一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你。我倒要看看根据经验我的推测准不准。”

我把卡洛琳的号码给了他。

我又打了四个电话，分别打到华盛顿、波士顿、辛辛那提和费城。然后我打到了美国钱币协会，最后又打给一家在俄亥俄州席德尼叫“钱币世界”的杂志社。

我的手指替我完成这么多工作，我开始有点担心，无论怎么看我的手肯定是细长的——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事：我的食指一定比拇指长。

这很清楚地表明：我有摩顿手。而且我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手掌疼痛、手腕骨刺、前臂韧带炎，而且迟早会得可怕的电话肩。

我挂上电话。管他呢，我得出门了。

[1] 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1738—1815），美国著名的肖像和历史题材画家。

17

中午时分，我到了卡洛琳那里。我腿上坐了一只猫，手上是一杯咖啡，尽可能地告诉女主人所有的最新状况。

这件事还算容易，但这几天一下子发生的事情太多，卡洛琳的头痛使我的任务变得有点困难，毫无疑问这又是宿醉惹的祸。也许一双合适的矫正鞋垫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没办法忍受的是，你竟然没有找我就一个人跑到了埃博尔的公寓。”她说。

“不可能两个人一起进去，那太冒险了，一个人就容易得多。”

“你从埃博尔那里回来之后，什么也没告诉我。”

“我试了，我一直打电话找你。”

“伯尼，是我在一直打电话找你，不是没人接就是电话占线。”

“我知道，我一直打电话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一直打电话找我，这种事有时的确会发生。不过无关紧要，我们终于还是联络上了，不是吗？”

“是啊，可是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说，一直到现在才告诉我？”

“昨天晚上太晚了。”

“是吗？”

“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

“是啊，没什么好说的，你只是进了埃博尔的公寓，回到家还有个美容院的小姐拿着枪对着你，指控你陷害她弟弟被控杀人。”

“她不完全是这么说的。”

“我不在乎她怎么说。”

“你生气了。”

“也许吧。”

“你接受我的道歉吗？”

“你可以试试看。”

“好吧，”我说，“对不起，卡洛琳，我们是很好的工作伙伴，我也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事情确实有些出乎意料，而且时间紧迫，当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进得了埃博尔的公寓。我只是走一步算一步。我一直在想，稍后一定会找到你。真的很抱歉。”

她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对着那只正在用爪子扒沙发椅的俄罗斯猫蓝说：“别闹了，尤比。”阿齐在我的大腿上，自以为是地呜呜叫着。

“不行！”卡洛琳说，“没有用。”

“你是说我的道歉？”

“对，没有用，我还是生气，我需要一点时间。是谁杀了旺达？”

“我不能确定。”

“那又是谁杀了埃博尔？”

“我也不能确定。”

“好吧。”

这时电话响了。我把阿齐赶走，接了电话。是阿诺特先生从俄克拉荷马的斯蒂尔沃特打来的，他没有要受话人付费，我想一个肯花十三万美元买一枚镍币的人大概不会担心他的电话账单。

“那位买了镍币的先生不愿透露他的姓名，”他说，“他可能是怕小偷或税务员什么的。那枚镍币他不卖，还在他手上，目前他不想卖。”

“管他呢。”我说，“我还是买一幅画算了。”

“至少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

“没错，就这么决定了。”

“看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记者。”

我把电话的内容告诉卡洛琳。“那枚原本属于阿诺特先生的镍币还在那位神秘买家的手上，”我解释道，“总之，它被人在手上把玩过，所以不可能是我们从第十八街带到河滨路的那一枚。”

她皱着眉头。“一共有五枚镍币。”

“没错。”

“现在有一枚在华盛顿，一枚在波士顿，一枚在辛辛那提，一枚在费城。”

“没错。”

“还有一枚，你俄克拉荷马州的朋友卖给了一位神秘买家，所以那人就是科尔卡农。但是又不可能是他，因为在科尔卡农家的那一枚很新。”

“没错。”

“所以加上科尔卡农的那一枚，一共有五枚镍币。”

“没错。”

“那我们偷的那一枚是伪造的。”

“有可能。”

“但是你不这么认为。”

“是的，我认为那一枚是真的。”

“这么说，事实上一共有六枚镍币。”

“不对，只有五枚。”

她神情困惑地坐了一会儿，最后甩甩手说：“伯尼，别闹了！我现在头痛得要命，除了平常用来思考的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已经麻木了。拜托，你是否可以解释得简单一点，让我能听懂？”

我简单地解释了一番，好让她听懂。

“哦。”她说。

“听懂了吗？”

“嗯，那我先前问的问题呢？第三批贼把旺达杀了，你知道是谁？”

“我有个猜测。”

“你知道谁杀了埃博尔？”

“我也正在猜，但是不能确定，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而且——”

“伯尼，请你告诉我！”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我实在不想说。”

“为什么？你要给我意外的惊喜吗？伯尼，如果你刚才真的是诚心诚意向我道歉，你就得证明。”

我在椅子上动了动，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局促不安。“我们得离开这里，”我说，“也许我不该用你的电话号码，如果那个想买镍币的人能查出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怎样找到我，说明他很可能和警察局有联系，或是他能通过电话公司查出电话的地址。我不希望我们留在这里让他找到，他知道我两点会在这部电话旁边，所以——”

“我们还有时间，伯尼。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有的是时间。”

阿齐伸展它的前脚。“猫不应该叫阿齐，”我说，“那只猫的名字是梅赫塔布尔，还记得吗？”

“它是一只公猫，啧——啧——它是雷克斯·斯托特的阿奇 [1] ，而不是唐·马奎斯的阿契 [2] 。”

“哦。”

“我可以随便抓一只蟑螂，如果我知道那是一只母蟑螂的话，就叫它梅赫塔布尔。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谈蟑螂？你故意引开话题，你这家伙！”

“被你看破了。”

“好了，转回正题，谁杀了旺达和埃博尔？”

我放弃了。我把一切告诉了她。

之后我们打开电话答录机，我录了一段简短的留言，要打电话来找我的人打到丹妮丝那里，我留了丹妮丝的号码。

我从卡洛琳的衣橱里拿出我的公文包，那幅夏加尔的版画还放在公文包旁边。我们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向卡洛琳的店，我们进到店里，几分钟之后走出来时，我的公文包比先前重了一些，卡洛琳把门锁上。我们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到窄廊画室。

在路上，她问我们为什么要去丹妮丝那里，我说我已经和她约好了，而且希望她们两个能好好相处。

“你的品位就不能高一点吗？漂亮迷人的女人纽约到处都是，你看，安吉拉如何？”

“哪个安吉拉？”

“‘饶舌酒鬼’酒吧的安吉拉。”

“你不是说她是同性恋吗？”

“这个我还得再调查一下。星期一我要去问她一个问题，确定她到底是不是，免得我瞎猜。”

“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安吉拉，我们俩结婚好不好？’”

“你不觉得问得太隐晦了吗？”

“好吧，我再想想看该怎么问。”

从丹妮丝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看到我时的喜悦被卡洛琳的出现一扫而光。“哦，狗小姐，”她说，“我一下子想不起你的名字。”

“卡洛琳，”我说道，卡洛琳几乎同时开口说，“你可以称呼我凯瑟小姐。”

这会是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想。幸好我不用在这里待太久。

“啊，我没有认出你来，”丹妮丝说，“我不记得你有这么矮，第一眼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孩。”

“那是因为我气质天真。”卡洛琳说。她走到一幅引人注目的画前，歪着头，手叉腰。“画画一定很有趣，尤其当你不用管它看起来像什么的时候。你就只会用一些颜料涂涂抹抹，是吗？”

“我去煮咖啡，”丹妮丝说，“我想凯瑟小姐一定想吃点什么。”

“不，谢谢了，”卡洛琳说，“我最近没什么胃口，也许我得了厌食症，我知道有些女人年纪大一点就会得这个病。”

她们就这样继续斗下去。如果她们两个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也许可以坐下来好好观赏，但上帝知道，我实在插不上手。她们不需要裁判，她们自己就做得很好，根本不需要有人来计分。据说，杰瑞德打算下午出门，这表明他有很好的判断能力。

两点整，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靠在耳朵上，然后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于是点点头把话筒拿给卡洛琳。

“你要找的人还没有到，”她说，“请十五分钟之后再打来。”她挂上电话，看着我。

我抓起公文包准备出门。“我要上路了，”我说，“你知道他待会儿再打来的时候该说什么？”

“要他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交会口的绅士咖啡店，然后坐在离门最远的那个桌位等。你会去找他，或是以麦迪逊的名字传叫他。”

“如果他问起钱币呢？”

“你已经拿到了。”

“很好。”

“你让我卷进你们的事，”丹妮丝说，“伯尼，你还在偷，对吗？一定是的。狗改不了吃屎，或者说，罪犯就是爱穿条纹服。”

“现在监狱里已经不流行穿条纹服了。”

“哦，可惜，它让人看起来更苗条。你果然知道里面流行什么，毕竟你在里面待过。你仍然是个小偷，现在还成了杀人凶手吗？”

她看着卡洛琳。“那你又是什么？他的帮凶？”

“卡洛琳会跟你解释所有的事。”我说。我一点也不羡慕这份工作。

我一下子坐了这么多次出租车，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这次是到第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转角处。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两点十五分我在4421 /2 号铁门的对面下了车，这时候他可能在打电话——很可能——因为十分钟之后铁门开了，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走了出来。

我站在一扇阴暗的大门边，免得他看到我。结果，他看也没看就向左转，大步朝第十大道的方向前行，他不是想在那里叫出租车就是把车停在了那里。

不管那么多了。看着他走到转角后，我慢跑着过了马路——脚上还是穿着彪马鞋，尽管它太宽了。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街上人来人往，但是这一次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哪把万能钥匙能开铁门的锁。星期二晚上已经开过一次了，所以我过街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把钥匙，几秒钟之后已经进了大门，转身把大门又锁上。

我没戴手套，这次我不在乎。如果事情没成功，会有更糟的事发生，指纹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事情成功，没人会管我在哪里留下了指纹。

我再一次通过大门走进那阴暗的走道，把公文包的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把枪。

枪，这令人厌恶的东西。这一把看起来像钢制的，但是摸起来没那么冰冷，因为它实际上是用酚醛树脂做的，我猜它甚至可以混过安检上飞机。我把它拿在手上，让自己习惯手握武器的感觉，并且检查是否装了弹药。然后我穿过走廊。

我手握着枪，以防阿斯提德下午在花园里，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只狗受过战斗训练，可我没有。我更不希望在毫无准备时就碰上它。我在走道口停下来，手握着枪，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花园的各个角落。

没看到阿斯提德，也没看到半个人。我把枪放进腰带下的裤子口袋，夹克刚好可以盖住。我很快通过石板天井，没有多余的时间多看一眼郁金香、水仙、小鱼池和半圆形的长椅。

一个拥有这种花园的人，为什么还到处追寻幻影般的钱币？当然这可能不是他的花园，它可能属于前面那幢房子，但是他仍然可以来这里坐坐，不是吗？

我走上台阶，按了门铃。我已经看到他出门，可是怎么能确定他刚才是一个人在家呢？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屋子里的动静。一阵狗叫声，我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听到了，然后有重物落地的声音，像衣柜或者说像一只激动的法兰德斯畜牧犬。狗叫声不断，而且越来越大，现在我和狗之间只有一扇两英寸厚的木门。

我开始准备迅速地打开这扇门。

第一次开这些锁就不难，第二次当然更简单，我的手指还记得开锁的感觉。我数一二三，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把所有的锁打开了。如果有人从前面那幢房子的后窗往这里看，我敢说他不知道我是在闯空门。

我转动门把，把门稍微推开。狗叫声更大、更尖锐了，现在听起来就像在发狂，或者只是我自己这样想。

我抽出手枪，再一次确定已经上了弹药。

我非得这么做不可吗？我难道不能关上门转身就跑？也许我可以赶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转角，和科尔卡农达成协议；也许——

不要拖延时间了，罗登巴尔！

我右手拿着枪，左手握着门把，用力把门推开。那只狗——那只巨大的黑色野兽凶猛地看着我，反射性地往后退，集中力气准备扑向我的咽喉。

我瞄准它开了一枪。

[1] 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1886—1975），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和S.S.范达因、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古典侦探小说三大家”。阿奇是他的系列小说主人公尼禄·沃尔夫的助手。

[2] 唐·马奎斯（Don Marquis，1878—1937），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著有《阿契与梅赫塔布尔》和《老酒鬼》等。

18

正中目标，那支镖击中了阿斯提德的左肩。法兰德斯畜牧犬的毛很长，我一时不能确定镖有没有偏离方向。刚开始我还以为真的偏了，因为它看起来没有反应。

镇静剂终于发生了效用，阿斯提德的前脚已经离地，目光突然呆滞，下巴变得松弛，爪子在空中乱抓，就像卡通电影里那只土狼每次跑出悬崖还想继续跑的样子。阿斯提德不行了，它一屁股坐了下来，然后再一次跳起来，身体摇摆，就像穿着高跟鞋的小孩，最后它发出悲鸣，一头倒在地上。

怎么量狗的脉搏？我真的试了，笨拙地摸索它的“手腕”——如果摸的是一只狗，你大概不会说那是手腕。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是死是活有什么要紧？如果它还活着，我只能让它继续睡；如果它死了，也没人能救活它。我的行动不管怎样还是得继续。

而且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上了楼。卧室已经整理干净，打破的天窗用三合板钉了起来，那幅乡村田园画又挂回墙上盖住了保险柜。我把画从挂钩上拿下来，放在床上，画上是毛茸茸的羊群和脸颊红润的牧羊女。

我不确定是不是还记得保险柜的密码，在出租车上我一直在回想，试着排列正确的数字顺序。但是现在我手指一摸到转盘，问题就解决了，它们记得数字顺序。我很快就打开保险柜，就好像有人已经替我把号码写下来了似的。

五分钟之后，好吧，不超过十分钟，总之，我把画挂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我又做了几件其他的事：来到二楼的书房，坐在书桌前用一部时髦的仿古黄铜电话打到窄廊画室，简单地报告了我的行动进度，而且得知从卡洛琳叫他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交会口等之后，科尔卡农没再打电话来过。我问阿斯提德还有多久会醒。

“不知道，”卡洛琳说，“我买那把镖枪，是因为我想着可能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但是我从来没用过。说实话，我以为你会用不着它。我每次给阿斯提德洗澡，它都很乖，连叫都没叫过。”

“几分钟之前它还想咬死我呢。”

“那是地盘的关系，我猜。如果它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就会很乖。”

“如果它不在自己的地盘上，”我说，“我就不用碰它。我只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最好办完事就走，那些药在小狗身上的有效时间比较长，阿斯提德可不是小狗。”

“谢谢你告诉我。它比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还恐怖。”

“那就赶快走！伯尼，如果你再给它一枪，它可能就活不成了。也许没那么糟，唉！我也不知道。”

我挂上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这次是打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的绅士咖啡店。我请接电话的小姐帮我叫麦迪逊先生来听电话，并且告诉她，他可能坐在最后面两个桌位中的一张。不一会儿，他来接电话了，问道：“你现在在哪里？”

“我和你一样在一家咖啡店里，我们现在最好不要说对方的名字，我不喜欢在公共场所通电话。”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到这里来？”

“因为我怕你。”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你知道我很多事。你有可能会使用暴力，我可不愿冒这个险。”

“钱币在你身上？”

“我今天早上去拿了，但现在不在我身上，因为太危险了。我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过随时可以拿到。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谈价钱了。”

“你开价吧。”

“你愿意付多少？”

“不行，先生，这不是我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听起来很自信，就好像在对一件他很有把握的东西讨价还价，“开个好价钱，我告诉你行不行。”

“五万。”

“不行。”

“不行？”

“报上说，那枚镍币被拿走的时候有个女人被杀。”

“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枚镍币和她的死有什么关系，除了你、我，当然还有她的丈夫。”

“够了！我可以付你一万美元。我从不讲价，先生。”

“我也是。我至少要两万。”

“不行。”

我们最后讲定的价钱是一万二千美元。他有可能出更高的价钱，可是我心虚，知道自己手上没有镍币，这影响了我谈价钱的技巧，否则我是不会让自己败下阵来的。我们讲好了价钱，他同意以用过的小额面值钞票支付，最大面额不超过一百。我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弄钱，现在银行已经关门，他的保险柜里也没有现金。也许他还有朋友可以借钱，或者是他的房子里还藏有现金。我没有像在埃博尔那里一样，地毯式搜索整幢房子，我也不想那么做。凶猛的阿斯提德还在楼下，随时可能会醒。

“我们可以明天交货。”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几天前去世了，明天得去布鲁克林参加他的追悼式，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想也没有人会认识你，但我不能确定，因为我也不认识你。你在圆石丘有很多影迷吗？”

“恐怕没有。”

“那就好办了。追悼式会明天下午两点半在救世主教堂举行，就在亨利街，介于议会和阿米提街之间。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我会把钱币放在一个信封里，你同样可以把钱放在信封里，到时候我们就这样交换。我猜那里一定有洗手间，教堂里通常会有，我们可以一起到里面确定钱币的真假，看钱的数目是否正确。”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到布鲁克林碰头？”

“因为我明天反正得去那里，我想在出发去参加追悼式之前再去拿钱币。我希望在公共的场合下交换，但也不希望公开到会有警察在场。如果你不同意，那这桩生意就作罢，我把钱币投进口香糖自动贩卖机。一个价值百万的钱币现在只值一万二，坦白说，这数目对我来说少得可怜，所以要么照我说的做，要么就拉倒。也许拉倒更好，你考虑一下吧。”

我们又你来我往地纠缠了一会儿，最后我说：“等等！我们怎么认出对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看过你的照片，我认得出你。”

不只是这样。我们还面对面见过，只是当时中间隔了一层单向镜。我也见过他，只是他不知道。我继续和他玩猜谜游戏，告诉他我和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而且为了确定我也能认出他，我们最好身上都插一朵红色的康乃馨。他同意了。我还建议他最好当天晚上就去买花，因为明天花店可能不开。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很小心地注意听阿斯提德的动静，它随时可能醒来展现它的战斗能力。

“那明天见，”他说，“两点半。如果事情能尽快解决，我会很高兴，罗登——哦，我差点说出你的名字。”

“别担心。”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事情尽快解决，我会很高兴。”

高兴的不止他一个人。

我确定枪里还有镖后，拿着枪赶紧下楼，又看了阿斯提德一眼，它侧躺在原来的地方，胸部明显地一起一伏。当我站在它旁边的时候，它叫了一声，前脚动了一下，那支镖就在它身旁，我把镖捡起来放进公文包。

我又上楼打了几个电话。我想打的电话很多，但是克制自己只拨了三个号码，都是长途，每一个讲的时间都很短。打完电话下楼的时候，我发现那只大黑狗差不多醒了，只是还没有力气站起来。它用哀怨的眼光看着我，我实在很难把它看作是威胁。

它看起来毫无敌意，不像会撕裂人喉咙的样子，但是我强迫自己不要忘记它的叫声和它准备攻击的模样。

希望在它的主人回来之前，它已经恢复常态。

我走出房子，锁上门，感觉应该没有人在看我。我穿过花园，仍然在想池子里到底有没有鱼，也顺便在花园里看了一下，想找找有没有红色的康乃馨，其他的颜色也行。唉，我当初为什么不建议插郁金香？我为什么要为康乃馨这种事烦恼？就因为自己先前的话，现在我得在花店关门之前弄到一朵红色康乃馨。平常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现在我要做的事还很多，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所有事办完。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花园里流连了，我赶紧通过甬道，左右看看，然后继续向前走，打开大门走出去。

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1]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柯南道尔的长篇小说之一，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代表作，其中的巴斯克维尔家族中三百年来一直流传着“魔鬼般的大猎狗”的神秘传说。

19

“我不知道。伯尼，听起来好像是你把事情弄得复杂了。”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你知道科尔卡农的窃案和埃博尔·克罗的谋杀案都与我无关，但是你却一直在我身边搅和。”

“伯尼，这两件案子绝对和你有关，我只是不知道究竟该不该照你说的做而已。”

雷·基希曼已经下班了，他下身穿着斜纹呢料子的咖啡色裤子，上身是印花运动衬衣。那条裤子裤腿太宽，腰的部分又太紧。衬衣是韩国进口的，浅绿色，领口和口袋处有深绿色的绲边。我真希望他下次买衣服的时候能带他太太一起去。

“你还犹豫什么？雷，我给你机会当英雄，让你逮捕一些人，帮你破几件旧案子，还让你的钱包里多出些钱，你还想要什么？屠龙？娶国王的女儿？”我说。

“伯尼，我不在乎什么龙不龙的。”

“你也不会喜欢公主，只要有一颗豆子掉到床底下，她可能就会唠叨一个晚上。”

“好了，我还记得那个故事。再说清楚，关于那些你说会到我口袋里的钱。”

“有一个人愿意付酬劳找回他的东西。”

“什么人？”

“明天你就会见到。”

“什么东西？”

“明天你也会知道。”

“我怎么找回那东西？这个我也是明天会知道。听起来就像老掉牙的广播剧‘欲知后事请听续集’。酬劳到底有多少？”

“一万美元。”

他点头，啧着嘴。“这一定不会是公开的。”他说，“那家伙可以赖账。”

“如果不是公开的，你也不需要报账，不需要缴税，更不用和上头分。”

他表情狡诈，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斯宾诺莎对贪婪可能没什么好话可说，但是没有这东西，轮子怎么会转呢？

“管他呢，”他说，“就这么办。”

“你有没有带我要的单子？”

他点点头，从浅绿色的衬衫口袋掏出一张折好的纸。“这是过去两年来类似科尔卡农案的窃案，作案方式雷同，那些贼一进去就像飓风过境一样，而且就像你说的，都发生在曼哈顿第四十二街以南，第五大道以西，第十四街以北的地带。电脑真是万能，你只要告诉它要什么，它就给你什么。”

“你一定不相信，知道你们警察有电脑这东西是多令人安慰。”

“我可以想象。你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些窃案可能都是兔子马尔盖特干的人，他们已经盘问过他，虽然不是过去两年中的案件，也不止你指出的区域，但是他们已经盘问过了。”

“结果呢？”

“他还在演亨弗莱·鲍嘉 [1] 。”

“昨天你说是詹姆斯·卡格尼。”

“都差不多。”

“你明天会带他来？”

“这是违法的。如果让他逃了，又让他弄到枪，我就解释不清了，不过应该可以冒一次险。”

“你们还不知道他的同伙是谁？”

“还不知道。他迟早会招的。”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我说，然后又把时间和地点说了一遍。

“我还需要带什么东西吗，除了兔子之外？”

“你的枪。”

“我随时都带在身上。”

“洗澡的时候也带？让我想想看——手铐。雷，多带几副手铐。”

“就像要去逮捕整个杰西·詹姆斯帮 [2] ，好吧！你向来遵守诺言，这次我就照你说的做，现在还有什么我可以替你效劳的？让你搭便车或是替你的滑板上油？”

我想了一下，然后拒绝了诱惑。“没事了。”我说，“剩下的我自己可以解决。”

我在美容院里找到玛丽琳·马尔盖特的时候，她正在替一个表情僵硬的女人梳一头看起来不太自然的棕色头发。“他承认和他太太上床，”那女人正在说话，“但是他说那一点乐趣也没有，他那么做只是为了尽夫妻义务。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总是嘴巴上这样告诉你，你要怎么相信？”

“我知道你刚从哪里来。”玛丽琳对着我说。

抓住一分钟的空当，我把她拉到旁边，塞了一张字条给她，上面是埃博尔追悼会的时间和地点。“你一定要来，这很重要。”我对她说，“而且要带哈伦·瑞斯一起来。”

“哈伦？你认为他又回去然后杀了旺达？他不像是会那么做的人。”

“你带他来就是了。”

“我不知道。他连他的房间都不敢离开，他还在考虑是不是该在警察找到他之前逃到西岸或是别的地方去。我相信他不会为了一个老家伙的葬礼到布鲁克林去。”

“想办法说服他。你弟弟也会去。”

“兔子也会去？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释放他？”

“他们会让他去参加追悼会，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她睁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敬意。“安排好了，这个连他的律师都办不到，甚至连假释都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他的律师。”

“不要告诉他的律师任何事。”

“哦，好吧。”

“明天带哈伦一起来就是了。”

“如果兔子会到，我一定把哈伦带到。”

我打电话到窄廊画室，是丹妮丝接的电话。“我希望你明天有空，”我说，“我要你到布鲁克林参加一个葬礼。”

“没问题，我会穿着套装，面带微笑。要和你的帮手说话吗？”

“谢谢。”

她叫卡洛琳来听电话，我告诉卡洛琳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虽然有些匆忙。“我还得去埃博尔那里。”我说，“我决定不请雷帮忙，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要干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去看医生恐怕太晚了。”

“是啊，今天是星期六，又是晚饭的时间，很困难。”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现在我一点主意也没有。如果我能进得去，今天晚上就有事可忙了，事情办完之后我可能会到你那里去一趟。”

“伯尼，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哦，好吧，那我们明天在埃博尔的追悼会上见。你最好再记一下地址，还是我先前已经给过你了？”我又把地址说了一遍，要她记下来，然后让她叫丹妮丝再来听电话。

“我已经把明天追悼会的地址给卡洛琳了，我假设你会和她说话。”

“你假设的事太多了。”

“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我还有很多事要办，但是事情迟早会办完，办完之后我可以到你那里去。”

“哦？”

“因为我想见你。”

“伯尼，今天晚上恐怕不行。”

“哦，好吧，我想我明天会在布鲁克林见到你。”

“嗯，我可以带戈尔和杜鲁门去吗？”

“他们已经在我的邀请名单上了。”

我打电话到默里·法因辛格的诊所，听到的是电话答录机的声音，要我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而如果我想和医生说话，得星期一早上九点再打。我挂上电话，没有留言，然后翻电话簿，找曼哈顿地区所有姓法因辛格的人的电话，直到在同一个地址下发现一个多萝西·法因辛格。我拨了号码，是默里自己接的电话。

我说：“法因辛格医生吗？我叫伯纳德·罗登巴尔，昨天下午才去你那里看过脚。”

“这也是大部分人来见我的原因。罗登巴尔先生，诊所今天休息，而且——”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我有摩顿脚，你要我定做一双矫正鞋垫。”

“当然还没有做好，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我知道，我已经付了一些订金，不多，而且——”

“罗登巴尔先生，我想我已经把订单送出去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我说，“今天下午我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手上刚好有现金，我想在花掉之前把余款付清。我刚好就在附近，所以就想可以现在付清那两百七十块钱，我已经付了三十块钱了——”

“罗登巴尔先生，你想得真周到，你可以星期一再过来付。”

“啊，星期一我会很忙，而且到了星期一我大概已经把钱花光了。我过来付钱，真的只要一分钟的时间。”

“抱歉，我没有办法在门诊之外的时间收钱。”他说，“我现在在家，我的诊所在对面，而且已经关门了。我必须去开门才能开收据给你，而且还得入账，这对我来说太麻烦了。”

“收据对我不重要，我只要上去付钱就行。”

停顿了一下，现在他一定在想自己是在和一个疯子说话。谁会让一个疯子上楼？一定有方法可以见到他，但是显然我把事情搞砸了。现在不管我说什么，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好吧，我星期一再来。”我说，“希望到星期一钱还在。也许我会把钱塞在鞋底。”

我在布鲁克林的查号台查到在奇弗大楼有一个叫杰西卡·加兰德的人。接线员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在圆石丘，但是她说电话听起来好像是，于是我就拨了那个号码。我听到一个高而尖的声音，我说我要找杰西卡，她来接电话了。

“我是伯纳德·罗登巴尔。”我告诉她，“我明天会到，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时间和地点。两点三十分在救世主教堂，对吧？”

“没错。”

“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打几个电话给你外公的邻居，邀请他们来参加追悼式。”

“我已经在大厅贴了通知，你可以邀请你认为该邀请的人。”

“事实上我已经邀请了几个人，如果你能再亲自打个电话，我会很感激。你可以把电话号码记下来吗？”

她说好，我给了她名字和电话号码，再教她该怎么说。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她可能有办法进埃博尔的公寓。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希望和她一起进埃博尔的公寓，但是总比进不去的好，于是我问她自从案子发生之后她有没有进去过埃博尔的公寓，她说没有。“我没有钥匙，”她说，“而且门口的警卫说，警察严禁任何人进去。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怎么了？”

“没事，”我说，“只是问问。你会打那些电话吗？”

“我马上打。”

*　*　*

八点多的时候，我出现在埃博尔·克罗住的大楼门口。看门的警卫我没见过，所以我假设他也没见过我。他看起来就像阿斯提德一样凶猛，我希望不必在他肩头给他一枪镇静剂。

那把枪还在身上，只是我没拿在手上，而是放在公文包里，除此之外里面还有我的作案工具：一副掌心掏空的橡胶手套，那双太宽的彪马鞋。我脚上现在是一双矮筒的黑皮鞋，鞋底也是皮的，穿起来不怎么舒服，但是总比彪马鞋或休闲鞋更配我的深色西装和条纹领带。

“我是罗登巴尔牧师。我要找11J的波莫伦斯太太，她在等我。”

[1] 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男演员。

[2] 十九世纪末横行美国西部的歹徒，专门抢劫银行和拦劫火车。

20

“他有欧洲人的风度，”波莫伦斯太太说，“总是面带微笑，会和你聊一两句。他怕热，有时候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脚痛，但是你绝不会听到他抱怨，不像我认识的一些人。”

我在随身笔记本上写下“非常绅士”“从不抱怨”。抬头看的时候，我正好看到波莫伦斯太太在偷偷地瞄我。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这似乎快让她发狂了。我显然是诚恳的布鲁克林牧师，杰西卡·加兰德先前已经打电话告诉她，我会来为埃博尔·克罗的颂词收集一些他的生平资料。她没有想到我就是“斯蒂廷纳的儿子”，昨天才和她一同搭电梯下楼。但是如果我是圆石丘的罗登巴尔牧师，又为什么会看起来这么眼熟？

我们坐在厚重的椅子上，她小小的公寓里塞满了家具，而且到处摆着孙子的照片和一些小雕像。大概有二十分钟她都在赞扬死者和数落生者，大楼里其他的邻居一一被她毁谤了一番。

她孤单地活着，真的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她的丈夫摩尔现在正在天堂的成衣厂辛勤地当裁缝。

我谢绝了第二杯咖啡，起身要走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谢谢你的帮忙，”我真心向她道谢，“希望在追悼式上能见到你。”

她陪我走到门口，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到。“我很想听听你是不是会用到我告诉你的话。”她说，“上面的锁也要开。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斯蒂廷纳的儿子？”

“你认识他？”

我摇头。“有人说我们长得很像。”

我走出来之后，她把门关好又上了锁。我沿着走廊来到埃博尔的门口，挑开自动锁，走进他的公寓。里面的东西就像我走的时候一样，当然现在暗了一些，因为没有白天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

我打开电灯，平常如果没有拉上窗帘，我一定不会这么做，但是靠路的这一面，离得最近的房子也在河的对岸，谁会看得到我？

我四处翻看了一下，而不是像前一天那样全面大搜查。我查看了一下卧室的衣橱，又看了一次雪茄盒，然后又翻了书架，不是想找什么，只是想找书看。

现在我只想看那本罗伯特·帕克的小说，我想知道斯宾塞这老家伙又干了什么事，他跑步显然不需矫正鞋垫，举重也不会得疝气。但是要在这里找一本轻松的小说似乎比发现一枚V镍币还难，其他看起来好像很有趣的书对我来说也不怎么有趣，因为我看不懂德语、法语或是拉丁语。

最后我决定看看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悲观这东西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有。那是一本便宜的版本，现代文库的，埃博尔或先前的主人在上面画了很多线，而且看到感动处还在书的空白处画了一些零星的惊叹号。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恨他所遇到的所有可恶之人，那他就没有力气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如果他蔑视这些人，他可以毫不费力。”

我喜欢这些句子，叔本华的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让你想半天。我很想放点音乐来听，但光是开灯就已经够危险了。

现在如果来一杯陈年的法国白兰地一定不错，可我还是选择了牛奶。十点左右，我把客厅的灯关掉，然后走到卧室脱掉外衣。

他的床很整齐。我在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是自己把床整理好的。

我把床边的闹钟定在两点半，然后爬进被子里，关掉床头灯睡着了。

闹钟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不太记得梦见什么了，好像是我到哪里闯空门，闹钟的铃声到了梦里竟然变成了警铃声。在梦里我拼命想把警铃按掉，最后终于从梦里挣脱，把真正的闹钟关掉，这时闹钟已经响了好半天了。

太好了。我在黑暗中坐了几分钟，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希望没人注意到这个吵闹声，我想甚至没有人听到。这些老大楼里的隔音设备很好，我确定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又坐了一会儿后开灯穿上衣服。

这次我没穿黑色的皮鞋。我穿上彪马鞋，又戴上手套。

我走出埃博尔的公寓，顺手把门闩的按钮按上，这样弹簧锁在我关上门之后就不会锁上。我沿着走道经过电梯走向楼梯间，然后下了七层楼到4B。

门缝底下没有光，里面也没有声音，门上只有一把锁，你可以轻易地把它卸下来，拿到马戏团当棉花糖卖。我进了门。

十分钟之后我就出来了，再度把门锁上，又爬了七层楼回到埃博尔的公寓，轻松地开门、关门、锁门。我脱下彪马鞋和身上的衣服，这次把床边的闹钟定在七点，然后又回到床上。刚开始我睡不着，于是起床在衣橱里找到了一件浴袍穿。我突然发觉我平常吃得不够多，于是走到厨房把剩下的黑森林蛋糕吃完，顺便喝掉那一瓶牛奶，然后才回到床上睡觉。

闹钟响之前我就已经醒来了，很快地冲了澡，找到一把安全刮胡刀刮胡子。在这屋子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滑进了一个老朋友刚刚放弃的生活，但是我没让自己想太多。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喝完咖啡后。穿上衣服，然后又穿上那双皮鞋，把彪马鞋塞进公文包，连带我昨天找到的一本书。

电梯里的服务员和门口的警卫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们先前虽然没见过我，但是现在是早上一般人的活动时间，这幢陈旧的大楼里总会有房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偶尔让陌生人过夜，然后在大清早把人赶走。

玛丽琳·马尔盖特工作的美容院在第九大道与二十四街以北，隔壁有一家叫“切尔西人”的餐馆。美容院的门当然是关着的，就像我的书店，外面是一扇铁门，门上吊了一把挂锁。我站在门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弹簧片把锁挑开了。

没有人注意我。天气不错，看来会是美好的一天。我穿着正式，而且看起来显然值得尊敬，看到我的人一定会以为我用的是普通的钥匙。

开门也没费什么工夫，虽然多花了一点时间，但也不是特别困难。

我打开门，警报器开始响。

这种事不管在现实中还是梦境里都会发生。昨天下午我来找玛丽琳·马尔盖特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已经四处看过，知道开关就在第一把椅子附近的墙上。我进了店里之后就直接走到开关前，把刺耳的警报器关掉。

没什么影响，这附近的邻居一定已经习惯了：店主只要打开店门警报器就会响，除非是三更半夜或是响太久没人管，他们才会打电话报警，除此之外他们只会当它是正常现象而不会多管闲事。

再说，哪个白痴会去偷美容院？

偷这一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我离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还是保持原状，唯一的例外是警报器，我没有再打开，免得我出门的时候它又响。抽屉里的钱我没拿，里面只有几卷硬币和一些小额钞票。

那把玛丽琳用来指着我的枪我也没拿，她果然把枪放回老板的抽屉了，我让它就留在原处。

我把手摸过的地方擦干净，橡胶手套跟我的服装太不协调。出来之后我锁上门，拉下铁门，把锁再挂回去。

卡洛琳的电话没有人接，我想打电话给丹妮丝，想想又算了。我沿着第二十三街走，经过切尔西旅馆，旅馆外面的牌子上不是小儿科、足科医生的名字，而是一些曾经在这里下榻过的作家的名字——托马斯·沃尔夫、狄兰·托马斯。我在第七大道向右转，走进市区，偶尔会经过教堂，它们崭新的装饰就好像在庆祝这个季节。美丽的清晨，我对自己说，可能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一天为埃博尔·克罗举行葬礼了。

当然我提醒自己，今天举行的还不是真正的葬礼，真正的葬礼可能还得等一阵。但是只要今天的追悼式能照我希望的进行，或许能让我的老朋友早点得到安宁，即使是灵魂上的而非肉体上的。我在他的屋子里待了一个晚上，他就是在那间屋子里被杀的，老实说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不得安息的灵魂。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有些人对这种事很敏感，如果在客厅可能会感觉到埃博尔的阴影就在身边，就在地毯上哭喊着要复仇。虽然我感觉不到那些东西，但也不敢说它们真的不存在。

我走到第十四街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培根、煎蛋、橙汁、新鲜的烤面包，还有一大壶咖啡。我买了一份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把那些没有人会看的部分丢掉，拿着剩下的部分走到华盛顿广场。我坐在一条长椅上，对那些热心地向我兜售东西的年轻人置之不理，他们要卖给我的无非是那些会改变人心情的时髦化学药品。我看报纸，偶尔看看过往的人群、广场上的鸽子、滑稽的灰松鼠、爬单杠的小孩、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玩飞盘的青少年、要钱的乞丐、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下棋的人、在一旁边观棋并摇头咋舌的人，以及那些无视禁止标志、随处遛狗让狗随地大小便的人。毒贩叫卖着货品，就和卖热狗、冰激凌、意大利冰品、氢气球和素食点心的小贩一样。我一眼看到了我中意的小贩——一个黑人，他在卖一种很大个、黄色、全身毛茸茸、嘴巴是橘色的鸭子，那是我见过的最蠢的东西，但就是有人在买，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公园走去搭乘地铁，一点半左右到了圆石丘，二十分钟之后到了救世主教堂。我见到了杰西卡·加兰德和她的同居男友，他叫克莱·梅里曼，是个手长脚长的家伙，全身上下只有骨头，笑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两排牙齿。我告诉他们我的计划，他似乎有点跟不上，但杰西卡马上就明白了，她毕竟是埃博尔的外孙女，不是吗？

我看了一下追悼式的场地后，告诉她要怎么安排座位——我假设他们不会一进来就抢位子。然后我要她和克莱去迎接客人，而我自己就到大厅后面一间像是牧师书房的房间等着。

两点半，管风琴的音乐响起，这时客人应该都到了，但是会迟到的人还是会迟到，所以追悼式晚了十分钟才开始。我在牧师的书房里消磨这十分钟，来回踱步，也许就像牧师在布道前的预演。

时间终于到了，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两本书，然后又扣上包，把它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沿着走廊走到众人聚集的大厅，穿过主厅旁边的通道，登上一个两尺高的台子，在讲桌前站定。

我看着所有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气。

21

“大家好，”我说，“我叫伯纳德·罗登巴尔。我和各位一样，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埃博尔·克罗，我们的朋友或邻居上个星期在自己家里被杀。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向他说最后的几句话。”

我的目光巡视了一遍听众，当中有很多我不认识的面孔，我猜年纪大一点的应该是埃博尔的邻居，年龄小一点的是杰西卡在圆石丘的朋友。我认出了一些人：波莫伦斯太太坐在第二排，为我看脚的好心医生就坐在她后面一排，雷·基希曼坐在左边，他旁边是个皮包骨的年轻人，前额很大，没什么下巴，想来他就是乔治·爱德华·马尔盖特。他的耳朵没有比其他人的长，他也没有真的抽动鼻子，不过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他们叫他兔子。

他的姐姐玛丽琳就坐在右边第一排，她穿得相当朴素，黑色的裙子，灰色的上衣。虽然在教堂里，她看起来还是像个妓女。那个坐在她旁边，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圆脸男人一定就是哈伦·瑞斯。

丹妮丝和卡洛琳一起坐在最后一排，卡洛琳穿着西装外套，丹妮丝上身穿着毛衣，我看不到她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她没穿套装也没有面带微笑。

杰西卡·加兰德以服丧者的身份坐在前排中间，克莱·梅里曼坐在她的左边。真可惜，我们得在这种悲伤的场合见面，我心里想，埃博尔当初早该找一天晚上把我们都邀到他那里的——克莱、杰西卡、卡洛琳和我四个人，我们可以一边享用他的甜点一边听他说战争时期在欧洲的故事。很奇怪，他竟然从未提到他的外孙女。

三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坐在右边第三排——靠中间走道的那一位，个子很高，头顶有点秃，鼻子很长，嘴唇很薄；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位，看起来是三个当中最老的，六十出头，肩膀很宽，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第三位坐在靠旁边的走道上，个子较小，比较瘦弱，酒糟鼻上戴了一副厚重的眼镜。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相当确定他们是谁。我把目光停在坐在中间的那位白发先生身上，直到他也看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没有改变，但是他明显地点了一下头。

在第二排的另一头，坐着一个我认识的人，椭圆形的脸，剪得短短的小胡子，斑白的头发，小眼睛小鼻子，我见过他一次。杰西卡当然知道要安排他坐在哪里，因为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诚心地在衣领上别了一朵康乃馨。

看到花，我心虚了一下。因为有太多事要做，最后我还是忘记在花店关门之前去买花。我原本想，进入关了门的花店只是小事一桩，但是想想这个时候为了这种小事冒险，太不值得了。总之，我已经向大家自我介绍了，所以科尔卡农知道我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的好朋友生前专门买卖偷来的东西，”我开始说，“但是他有另外的专长，他爱好哲学。埃博尔·克罗特别喜欢斯宾诺莎的作品，今天我就在这里简短地念一两段纪念他。”

我拿出那本我当初送他的精装书，星期五我从他的公寓带走，昨天晚上放进了我的公文包。我念了从《情绪的起源和特质》那一章节摘选出的两小段，内容相当枯燥，听众看起来不是很专心地在听。

我把书合起来放在讲台上，拿出我带来的第二本书，那是我昨天晚上从埃博尔的书架上挑出来的。

“这本书是埃博尔的，”我说，“托马斯·霍布斯的选集。在《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哲学基础》这一章中有一段他画了线：共同恐惧的起因，部分在于人类天生的共同特质，部分在于人类对伤害有共同的意愿。我们既无法向他人，也无法对自己保证最起码的安全；只要看看我们的躯壳，想想它有多脆弱，一旦身体毁灭了，它曾有的力量、精神和智慧也会随之毁灭；想想看，即使一个最软弱的人也可能轻易地杀死一个最强壮的人。因此人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天生就胜过别人。你可以对付别人，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你。 ”

我跳到另一个有记号的段落。“接下来是《利维坦》中的一小段：在人的特质中，我们找到三个为什么会争吵的原因。第一，竞争，人因为利益而变得有攻击性；第二，缺乏自信，人因为自身的安全而变得有攻击性；第三，追求名声，人为了声誉而变得有攻击性。 ”

我把霍布斯的书和斯宾诺莎的书放在一起。“埃博尔·克罗就是因为利益被杀的，”我大声说，“杀他的人就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

我的话产生了作用，所有人似乎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看着丹妮丝和卡洛琳，她们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的话也对她们产生了作用，她们彼此坐近了一些，就好像这戏剧性的一刻让她们忘记了对彼此的厌恶。

“埃博尔是因为一枚镍币被杀的，”我继续说，“每天都有人为了微不足道的小钱杀人，但是这枚特别的镍币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钱，它值二三十万美元。”大家又吸了一口气。“星期二晚上埃博尔拿到了那枚镍币，十二小时之后他就被杀了。”

我简短地告诉在场的人有关那五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的故事。“其中有一枚镍币原本在某人的保险柜里，这个人住在切尔西一幢由马房改建的房子里。他和他太太原本打算在外面过夜，第二天才回家。星期二他们离开之后，有两个小偷从天窗闯入，洗劫了这幢马房。”

“我们没有拿什么镍币。”大家回头盯着说话的兔子马尔盖特。“我们根本没拿什么镍币，”他又说了一遍，“我们没有打开保险柜。我们确实看到了保险柜，但是怎么敲撞也打不开，我不知道什么该死的镍币。”

“好了，兔子。”我说。

“而且我们也没有杀人，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进去的时候根本没人在家，我不知道什么该死的凶手，还有镍币。”

兔子跌坐在椅子里，雷·基希曼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颓丧地垂下双肩。我不知道雷对他说了什么，有可能是说他已经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犯的罪了。

“没错，这是实话，”我说，“第一批小偷，兔子马尔盖特和哈伦·瑞斯，”哈伦听到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吓一跳？“只偷了东西，砸了房子。他们离开之后，第二个小偷进来了，这个小偷比马尔盖特和瑞斯要专业，技巧也好得多。他直接找到了保险柜，打开并取走了一对耳环、一块名表和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他直接把东西带到埃博尔那里托他转卖。”

我没有提到我们卖了耳环、手表，拿了现金。没有必要告诉众人这么多细节。

“当第二个小偷把保险柜里的东西交给埃博尔·克罗的时候，镍币的主人和他的太太回家了。他们改变了计划，小偷们当然不知道。他们回到家，发现家里就好像蛮族入侵罗马之后的惨状。他们不小心又碰上了另一场偷窃，这次精彩多了，那位先生和他太太被打昏并被绑了起来。当他恢复知觉想办法给自己松绑之后，发现他太太死了。”

我看着科尔卡农，他也看着我。他面无表情，我可以感觉到他恨不得现在就离开，随便到哪里都行。我想他已经猜到今天下午他没有机会买回他的镍币了，他的样子就像在电影院里看到一部烂片一样，想走，可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镍币的主人当然打电话报警了。警方给他机会指认第二个小偷，但是他说没见过这个人。后来他指认出第一批小偷中的一个。”

“这明明是陷害，”兔子马尔盖特大叫，“他从来没见过我，他骗人！”

“我们就当这是弄错了。”我说，“那位先生当时压力很大，他失去了老婆，家中又被洗劫，还有一枚价值不菲的钱币不见了。

“这里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边说边看着科尔卡农，“他没有向警方提到这枚镍币，他只字不提。通常如果遭窃，你一定会向警方申报所有的失窃物，以便跟保险公司要钱。但这事在这里不重要，因为这枚镍币没有上保险，而这其中有个很好的理由：这位先生没有合法的拥有权。”

“够了！”是科尔卡农的声音。他吓了我一大跳。他没有对着众人继续说什么，而是站起来瞪着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被骗到这里来，我从来不认识克罗先生。我是被人骗到这里来的。我确实没有向警方申报遗失了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也没有买保险，因为有一个比你先前所说的更好的理由：我从来就没有那样一枚钱币！”

“我差点也这样以为，”我承认道，“但是我知道你有一枚。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假的，所以我追查了一遍那五枚镍币，想知道你买的是哪一枚，但是发现五枚都还在原本的地方：四枚收藏在博物馆里，一枚是私人收藏。而且最后这一枚流通过，所以很容易和其他四枚区分开。那绝不是我从你保险柜里拿走的那一枚。”

又是众人的喘息声。我已经露了马脚，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第二个进去偷的人是谁了。算了，这种事总是会发生。

“但是我仔细看过那枚镍币，”我继续说，“我不相信那是假的。所以我请博物馆的人再检查一次他们的钱币，其中有三个博物馆告诉我，他们的钱币没问题。谢谢你们！

“第四个博物馆发现他们橱窗里的是假的。”

我看着那三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坐在靠边的走道上，有酒糟鼻，戴厚重眼镜的那一位就是米罗·拉克斯先生，他知道我给他的暗号。“那是一枚不错的伪造品，”他说，“本来是一九○三年的镍币，上面的‘0’被磨掉了，焊上去一个‘1’。手工很好，来参观的人看了绝对想不到那是假的，但是你也绝对没办法把它当真品卖。”

那位白发的老先生清了一下喉咙。“我是戈登·鲁斯兰德，”他自我介绍，“当拉克斯先生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我立刻就亲自去看了一下。他说得对，那枚镍币是不错的伪造品，但是仔细看，仍然看得出来。那不是我用画从巴尔的摩换来的那一枚，那一枚是真的。当初我虽然知道他们不可能拿一枚假的给我，但还是请人用X光检查了一下，是真的。橱窗里的那一枚不需要用X光，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是赝品。”

“知道之后你怎么办的？”

“我到馆长家找他谈。”他说。坐在他另一边的那位个子瘦小、鼻子很长的先生似乎在位子上又缩小了一些。“我得知霍华德·皮特曼有了困难，”鲁斯兰德先生继续说，“他打了一场离婚官司，而且在投资上损失了不少钱。我只是不知道情况有这么糟，不然早就伸出援手了。”他皱了一下眉头，“几个月之前他想办法要自己解决，于是偷换了那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然后把我们最重要的珍品以极低的价钱变卖了。”

“我卖了两万美元，”霍华德·皮特曼颤抖地说，“我一定是疯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科尔卡农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如果这位先生买了那枚镍币，”皮特曼说，“那一定不是从我这里买的。我把镍币卖给了一个在费城、名声不怎么好的钱币商，他可能卖给了这位科尔卡农先生，或者先经过其他人的手，我不清楚。我可以把那个商人的名字给你，虽然我宁可不说，因为他一定不会承认有这件事，而且我也没办法证明他从我这里买了那枚镍币。”他声音嘶哑，带着破音。“我很想帮忙，”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我必须再声明一次，”科尔卡农说，“我不认识什么在费城、名声不怎么好的钱币商，就连名声好的我也不认识几个。我当然知道有声望的鲁斯兰德先生，因为他是美国国际钱币美术馆的创办人，又是自由钟铸币厂的老板，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更没见过他的属下。”

“那你昨天为什么打电话给山姆·威尔克斯？”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山姆·威尔克斯在瑞登豪斯广场附近有一间办公室，”我说，“他专门买卖钱币和徽章，是个可疑人物。此外，你昨天打电话到他家，还留了姓名，又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你也打了一个电话到美国国际钱币美术馆。你从家里打的这些电话，而长途电话都有记录。”

确实会有记录，科尔卡农看着我，脑子里大概在想他又没打这些电话，怎么会有记录。他随时可能想到他被拐骗到了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的转角，甚至可能猜到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客人到过家里了，但是现在他似乎宁可否认一切。

“我没有听说过威尔克斯这个人，”他说，“我既没有打电话给他，也没有打电话到美术馆。”

“伯尼，这到底有什么关系？”是雷·基希曼的声音。我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了多少。“如果克罗真的因为那枚镍币被杀，好吧，我可以理解。但是谁在乎那枚镍币是怎么进保险柜的？克罗是在那枚镍币离开保险柜之后才被杀的。”

“啊，”我说，“很明显的是，没有人知道那枚镍币原本在保险柜里，除了第三个小偷之外。”

“第三个什么？”

“兔子马尔盖特和哈伦·瑞斯根本不知道有镍币这回事，”我继续说道，“他们只知道科尔卡农夫妇要出远门，而且要在外面过夜。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旺达·科尔卡农固定到一家美容院做头发，兔子的姐姐玛丽琳就在那里做事，真的是好工作。过去一年半，她的顾客中有八个在出远门或出去度假时家里遭窃，这八件窃案的作案模式都一样，小偷动作粗暴，能偷的就偷，不值得偷的就砸烂，天生的破坏狂。玛丽琳只要竖起耳朵注意听她的客人什么时候要出远门，再把消息告诉她弟弟就够了。把牛奶和报纸的订购停掉，甚至在家里装个电灯定时开关有什么用？如果帮你做头发的年轻小姐家里有个小偷弟弟的话。”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故意不往玛丽琳的方向看。我的眼光突然和卡洛琳接触。“旺达如果带狗到同一条街的狗美容院为狗洗澡，偶尔会到我的店里来晃一下，”我最好不要把卡洛琳扯进去，“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刚好提到要带狗到别的地方配种，所以就像兔子和哈伦一样，我也有内线消息，我知道科尔卡农要在外面过夜。但是第三个小偷不知道这件事，他遇到了科尔卡农夫妇回家。自从我知道有第三个小偷之后，就常想到《麦克白》里的第三个凶手。有很多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对这第三个凶手很感兴趣，因为莎士比亚对此提到不多，证据很不全。但是有一派学者认为，事实上麦克白自己就是第三个凶手。”

全场鸦雀无声。

“这是从我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线索，”我说，“但是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一切拼凑出来。第三个小偷不可能有内线消息，否则他不会在那天晚上撞见科尔卡农夫妇回家。还有一个可能，某个人凑巧从天窗进去，在屋子里逗留，然后杀人。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我的潜意识不断地想告诉我一些东西，最后我终于把一切拼凑起来。不管莎士比亚笔下的第三个凶手是不是麦克白，但是第三个小偷就是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

他站起来大喊：“你疯了！根本是胡说八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偷了自己的东西，从自己的保险柜偷了一枚根本不存在的钱币。”

“不是。”

“那是——”

“第三起窃案根本没发生，”我说，“兔子和哈伦偷了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我从你的保险柜拿走了三样东西，这就是你所有被偷走的东西。根本没有第三起窃案，也没有第三个小偷，更没有人在你家里逗留、把你打昏并绑起来。是你杀了自己的老婆。”

22

一时之间没有人开口。科尔卡农最后对大家说我疯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听他胡说？”他大声说，“这个人刚刚也承认自己是个小偷，而我们坐在这里听他随便控告别人偷窃、杀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已经听够了，我要离开这里。”

“如果你现在就走，就会错过点心。”

他的鼻孔贲张，准备离开座位。突然有一只手拉住他的胳膊肘，他转身和雷·基希曼四眼相对。

“且慢，”雷对他说，“为什么不先听听伯尼要说什么？说不定很有趣。”

“把你的手拿开，”科尔卡农像狗一样大吼，“你以为你是谁？”

“我想我是警察，”雷友善地说，“而伯尼认为你是杀人凶手。如果他真的认真思考过那些线索，我们就应该听听他怎么说。”

我该怎么说？“有一件事科尔卡农先生说对了，”我说，“我是个小偷，更确切地说，我是一个想要戒掉偷窃这个坏毛病的旧书商，不是警察。调查科尔卡农谋杀他太太这件案子是警察的工作，但是也许我可以告诉他们该从哪里下手。从他的财务状况开始调查该是不错的选择。科尔卡农夫妇生活富裕，他们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但是有钱人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会有财务困难的时候。

“有一件事让我很怀疑，当我打开墙上的保险柜时，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块手表、一对耳环、一枚稀有的钱币，加上一大堆文件。家里有这种隐藏式保险柜的人通常会尽量使用保险柜，特别是又养了恶犬，他们通常相信自己的房子牢不可破。昨天我打了几个电话，得知科尔卡农先生已经卖掉了一些他最近几年来买的钱币。”

“这不能证明什么，”科尔卡农说，“人的兴趣是会变的，我可以卖掉一些东西，再买别的。”

“也许，但我不这么认为。你冒险做了几笔投机生意——你的保险柜里有些股票，那些股票最近大跌，你显然赔了不少钱。不仅如此，我相信买那枚镍币你付了不止两万美元，你一定付了比皮特曼先生收到的两万美元还多的钱，而且当初有人要把镍币卖给你的时候，很可能你已经付不起了。但是你非得到那枚镍币不可，因为你的贪婪。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贪婪也是一种疯狂。

“你买那枚镍币的时候，正是你在筹措现金偿还其他债务的时候，然后你带着狗去配种——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虽然很可能在阿斯提德生小狗之后就赚回来了。你很快又回到纽约，没有留在宾夕法尼亚过夜。你和你太太很可能在剧院里有过争执，或者是在稍后吃晚饭的时候，这些只要警察花点工夫就可以打听出来。

“那不是很重要。你们夫妻俩回到家，发现家里显然有小偷光顾了。也许你原先就计划卖掉一些值钱的东西，现在那些东西全被偷了；也许你保了低价的险，可能没有想到要提高银器的保费，不过一般也很少有人会这么做。现在小偷在一夜之间把你的财产洗劫一空。

“而你的太太也许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了些尖酸的话令你无法忍受，或者你刚好想到保险柜里还有一张你们夫妻投保寿险的保险单，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死了，另一个就可以领到五十万美元保险金。如果是意外死亡，保险金加倍，保险公司大都接受谋杀是意外事故，虽然谋杀案通常都是有目的而且是蓄意的。这实在有点矛盾，你不这么认为吗？或许你开始动手打她时是因为愤怒，但是之后你想到有机会可以赚一笔，看到零乱的屋子时马上就想到这正是最好的烟幕。真相要等到你认罪时才会大白，而且你很可能会认罪，因为外行人通常最后都会认罪。科尔卡农先生，你就是个外行。在贪婪方面你可能很专业，但论及谋杀你还很外行。”我预计他会在警察局认罪，而不是在众人面前，但是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阴暗，我决定暂停一下给他点时间，看他要怎么做。

他嘴唇颤抖，然后额头上的肌肉也动起来。“我不是有意要杀她的。”他说。

我看着雷，雷也看着我，他的嘴角泛着笑。

“我揍了她一下，那是意外，真的。她不停地抱怨唠叨，就像个泼妇。她是因为我的钱才嫁给我的，这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可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他叹了口气，“我只是撞了她一下。如果那只狗当时在场，我根本别想碰她，它可能会咬断我的手臂。我只是撞了她一下，她就倒地不起。她的头一定是撞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

很好，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些细节。我看过那些照片，那个女人死的时候被揍得遍体鳞伤。就让科尔卡农暂且避重就轻，等到了警察局，他们就会让他招供。

“然后我试着检查她的脉搏，才发现她已经死了，”他继续说，“那时候我想，我也完蛋了。然后突然又想到，何不把这个也推给小偷，于是我就把她绑起来，又狠狠地敲了自己的头。要打伤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办到了。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我就打电话报警。我刚开始以为他们一定会盘问我，直到我崩溃为止，但是他们只是看了一下屋子，知道房子被小偷洗劫了，显然就满意了。”

雷把眼睛转向天花板。我猜他的同事可得有一番解释了。

“但是我没有杀埃博尔·克罗。”科尔卡农愤愤不平地说，“这就是你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吗？一个赃物买卖商的谋杀案。我从来没见过埃博尔·克罗，我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我没有杀他。”

“人确实不是你杀的。”我同意他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钱币在他那里，我一直以为在你手上。”

“没错，我知道你确实这样认为。”

“我一直以为镍币在你手上，这也是我今天到这里的原因。该死，那你为什么说我杀了埃博尔·克罗？”

“我没有。”

“可是——”

我扫视了一遍所有听众，他们非常专注地在听。我的目光落在凶手身上，他的脸上和其他人一样充满了好奇。

“原本我也以为，如果你认为杀了埃博尔就可以拿回钱币，很可能就是你杀了他。我知道今天下午你打算杀了我，而不是要付我一万两千美元买那枚镍币。但是你不知道埃博尔拿了那枚镍币，你也不可能知道。”

“除非埃博尔告诉他，”卡洛琳开口说，“也许埃博尔想把钱币再卖给他。”

我摇头。“还不到那个阶段，”我说，“他可能会在将这个损失提报给保险公司之后，先试着和保险公司接触，但是埃博尔还不知道那枚钱币没买保险，也没想到要把钱币卖回给失主。

“我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埃博尔找了可能的买主来看那枚镍币，而且他错估了那个人的为人，以至于惹上杀身之祸。但是埃博尔一开始真的会这么做吗？”

我摇摇头。“不会，”我自问自答，“埃博尔刚拿到一枚价值六位数的镍币，那是他从一个小偷手上接过来的，小偷也是从一个不知名的人家里偷来的。埃博尔在转卖那枚镍币之前，一定会先想办法确定真假。即使肉眼检查之后几乎可以确定那枚镍币是真的，他也不会冒这个险。鲁斯兰德先生是从一个有名的博物馆接手那枚镍币的，但他还是非常小心地用X光鉴定了真伪。我相信埃博尔对一枚来路不明的钱币也会同样小心。

“埃博尔那时候就说，他第一步要知道它的真假。他说要是时间合适，他不必离开住的大楼就能确定镍币的真假，我当时以为他是说可以找到一个专家到他那里鉴定，而专家在将近午夜的时间不可能到家里来。

“但是这不是他当时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大楼里有人可以帮他鉴定。我刚开始以为大楼里就住了一个专家，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想埃博尔绝不会让一个专家知道他手上有那么一枚镍币，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太稀有、太珍贵，这方面的专家大都是正直的人，不可能会鉴定一枚偷来的钱币，更不可能保持沉默。

“不，埃博尔需要的不是专家的意见，他需要的是X光。”

我又扫视了一遍听众，凶手仍然面不改色。我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推论，但是卡洛琳一个劲地点头，她显然知道我的想法。

“到哪里才能照X光？实验室？医院的急诊室？放射科？去这些地方你都得离开大楼。但大楼里确实有一个牙科诊所——吉克医生，根管治疗是他的专长。”

“没错，”波莫伦斯太太证实说，“找他看牙不会痛，但是收费贵得吓人。”

“他们的收费都很高，吉克医生没比其他人多要。”另一个人说。

“埃博尔戴假牙，”我说，“所以我想他不需要吉克医生的服务。也许他们有私人交情，他可以借用仪器。但他既不是吉克医生的病人，和这位邻居似乎也没有私人交情。

“总之，埃博尔和大楼里的某人有工作上的来往，而且那人还拥有X光仪器。你们知道埃博尔有脚痛的毛病。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摩顿脚，但是他常常脚痛，而且体重过重更加重了脚的负担，只要看看他衣橱里的鞋子你就知道了。每一双都是特别定做的，鞋底不同，而且还有各种奇怪的配件，都是在普通鞋店买不到的。”

我看了凶手一眼，他不再没有表情，眼中似乎闪着惊恐。因为他的山羊胡挡住了，我不确定他的嘴巴是不是在颤抖。

“埃博尔是默里·法因辛格的病人，而且是常客。”我继续说，“他既不跑步也不跳舞，但是从病历可以知道他常常去看脚，他在被杀的那天早上就和医生有约。”

“胡说八道！”法因辛格大喊，“哪有什么约？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朋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我是来参加追悼式而不是来受审问的。他死的当天和我没有约。”

“有趣，你的门诊名册和病历卡上都有登记。”这些是今天清晨才登记上去的，但是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他第一次借用你的X光仪器用于非医学的用途，不是吗？”

法因辛格耸耸肩。“也许。他有时会过来问是否可以借用一下仪器，他既是病人又是朋友，我当然不在乎让他使用。但是那天早上他没有来，如果来了，我也没有注意到。我没有杀他。”

“当然不是那天早上。你一直等到吃午饭的时间，候诊室没人了，你才上楼。当然他想都没想就让你进去了。你告诉他想看看那枚镍币，他便让你看了。你杀了他，然后取走了镍币。”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又不需要钱。现在我的诊所生意比以前好得多，再说我又不收集钱币，我有什么理由要杀他？”

“贪婪，”我说，“就这么简单。你不收集钱币，也不一定是收集钱币的人才会知道那枚一九一三年V镍币的价值，每个人都知道。你的诊所生意好，正好让你尝到生活富裕的滋味，这是你在替我量脚的时候亲口对我说的。”我想到我的那双矫正鞋垫最后会怎样。订单已经送出去了。但是如果我的医生被控杀人且最后进了铁窗，它们要怎样才能到我脚上？

不管了！“斯宾诺莎给了我们答案，”我说，然后顺手打开书，翻到我做记号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别人喜爱一样东西且从中获得喜悦，就相信自己也必定喜爱那样东西，并且能从中获得喜悦；但是我们假定想象中的喜悦会被别人的喜爱所破坏，就必得竭力去防止他拥有那样东西。”我合上书，“换句话说，埃博尔那么重视那枚镍币，激起了你强烈的占有欲。你杀了他，拿走了镍币。 ”

“你没有办法证明，”他说，“你不能证明任何事。”

“那是警察的工作，但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困难。你不只拿走了镍币，还拿走了其他我从科尔卡农那里偷来的东西：一对祖母绿耳环和一块皮亚杰手表。如果他们在你的诊所找到那些东西，我一点也不会惊讶。比如说，在你上了锁的中间抽屉里。”

他瞪着我。“是你把它们放进去的！”

“我怎么会这么做？你从埃博尔那里拿走的还不止这些，你还拿走了他的钥匙，以便离开的时候可以把门锁上，这样就能延迟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还可以掩饰你的行踪。我想你应该够聪明，已经把钥匙处理掉了。”

“没错。”他说漏了嘴，然后拼命摇头，“我没有拿什么钥匙，”他狡辩，企图隐瞒，“我没有杀他，我没拿什么镍币，也没拿什么珠宝，更没有拿什么钥匙！”

“你忘了把钥匙处理掉，钥匙和耳环、手表都还在你的抽屉里。”它们确实在抽屉里，但钥匙不是他拿走的那一串，可谁会知道？

好吧，他知道。“你想陷害我，”他说，“是你把那些东西放进去的！”

“镍币也是我放的吗？”

“你不会在我那里发现镍币。”

“你确定？如果警察来一次地毯式搜索，把所有东西都掀开来找，而且他们知道要找的是一枚镍币，你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找不到？好好想一下。”

他想了想。我猜我的话生效了，而且显然他比我对警察能力做出的评价要高，因为在众人还没有意会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他已经推开椅背，拔腿越过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冲向门口。

雷迅速拔出枪，但是他坐错了位子，在他和法因辛格之间还有其他人。大家一阵骚动，全站了起来。我原本可以让他走，但是他能跑多远？

我拔出藏在外套下面的枪，大喊着要他站住。他不听，我只好给这浑蛋一枪镇静剂。

23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来一杯爱尔兰咖啡，”卡洛琳说，“所以最好是到麦克贝尔司去。”

麦克贝尔司位于第六大道和第八街过去几个街区的地方。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要从布鲁克林叫一辆肯到曼哈顿的出租车不难，但是反过来，要让一辆曼哈顿的出租车到布鲁克林来可能就要费一番唇舌了，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宇宙。这也算新闻吗？

所有的骚动都已经平息，英雄和俘虏也都退场了，这次的英雄是雷·基希曼和一群他打电话叫来帮忙的当地警察。他们有一群罪犯要逮捕——默里·法因辛格、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兔子马尔盖特。差点忘了，还有玛丽琳·马尔盖特和哈伦·瑞斯。

杰西卡和克莱邀请我们和其他人到她那里去，但是我谢绝了，说好改个时间再去。我们和那三位费城来的先生也没有多说话，看来霍华德·皮特曼不会被起诉，显然他如果不偷牵老板的牛，就是个一流的馆长。我猜米罗·拉克斯会拿到一笔酬金。另外，只要镍币回归原主，雷·基希曼就可以拿到一万美元的酬劳。按通常的程序，那枚镍币必须作为证物充公，但是正常的程序还是可以稍作弹性处理的，只要找对警察，给予适当的激励。戈登·鲁斯兰德已经同意提供适当的激励。

出租车经过布鲁克林大桥。在一个这么美丽的星期天，我们欣赏着美丽的桥上风光。我坐在中间，丹妮丝坐在我的右边，卡洛琳坐在我的左边，多幸福啊！我同时破了两件谋杀案，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偷，而不用担心会被控告。现在我要去曼哈顿，一边坐着女朋友，一边坐着最好的伙伴，她们之间似乎已经停火，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

卡洛琳说得没错，爱尔兰咖啡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它真的恰到好处：浓黑香醇加上红糖的甜味和爱尔兰威士忌的香，最后上面加上厚厚一层手工打的白色鲜奶油，而不是从罐子里挤出来，看起来像剃须泡沫一样的东西。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我喊着：“今天晚上我们该好好吃一顿庆祝，我们三个，除非有人有其他的事。”

“该死。”丹妮丝说。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边，桌上只够放三个杯子和一个很大的烟灰缸，她差不多已经把烟灰缸填满了，因为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现在又弄熄了手上的那一根，把椅背往后一推。“我受不了了，”她说，“我不要再蹚这浑水了。你们两个可以继续谈，我要回家看孩子了，免得他忘了我长什么样。你们好好聊，你今天晚上会去我那儿？”

“我想大概会吧。”我说。

但她不是对我说，而是对卡洛琳说的。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快点了一下头。

“好吧。”丹妮丝说。她拿起皮包，吸了一口气，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倾身轻轻地吻了卡洛琳的嘴，然后两颊绯红地转身大步离开。

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开口。最后卡洛琳用眼神招来服务员，点了一杯马提尼，我考虑也点一杯，但是我实在不喜欢马提尼，而且我的面前还有半杯爱尔兰咖啡，大概也喝不完。

卡洛琳问：“伯尼，有几件事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玛丽琳·马尔盖特和那些窃案有关？”

“我猜她认识科尔卡农的老婆。当她出现在我面前，从皮包里拿出手枪对着我，说我是凶手的时候，她叫那女人旺达。原先我猜她们是朋友，可又是什么样的朋友？谁会叫自己的弟弟去偷自己朋友的家？而且不会那么巧，兔子和哈伦会找到第十八街，恰恰还在没人在家的时候。

“后来我到美容院找玛丽琳，刚好听到一个女人在讲一些私人的事。我想到女人做头发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告诉她的理发师，于是又追查了发生在美容院附近且手法类似的偷窃案。”

“你今天早上溜进美容院，发现这些偷窃案失主的名字也在美容院的预约名册中，是吗？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遭窃的人，问她们都在哪里做的头发？”

“我也考虑过，但是那不能证明旺达也在那里做头发，再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在预约名册里发现其他的名字，还可以写上去。”

“你是说假造证据？”

“我认为那是提供证据而不是假造证据，而且我很可能浪费几个小时打电话，因为星期六晚上大部分人会出门。除了我是小偷，很自然会用小偷的方法解决问题之外，最重要的理由是想看看那把枪。”

“枪？”

“玛丽琳拿来对准我的枪。我看到那把枪在抽屉里，真的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她已经把它放回去了，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我会假设枪还在她的皮包里，那我就得先提醒雷，要他注意在我掀她的底时不要让她有机会拔枪。”

“我明白了。”

“卡洛琳——”

“你一定是想谈丹妮丝的事。”

“我认为不是我想，而是我们必须谈，不是吗？”

“该死，好吧，是不能避免。”她一口喝完马提尼，看看四周想叫服务员，但没看到人，只好把玻璃杯放下，“好吧，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伯尼，我绝对不是有预谋的。”

“你从来没喜欢过她。”

“喜欢她？我从来就受不了她。”

“她也不曾为你疯狂。”

“她向来看不起我，觉得我恶心，认为我是个矮冬瓜，而且全身狗臭味。”

“你以前说她瘦巴巴、行动笨拙。”

“好了，我错了，行吗？”

“怎么开始的？”

“我也不知道，伯尼。”服务员刚好从旁边经过，卡洛琳揪住他的衣角，把杯子塞到他手上。“非常紧急。”她对服务员说，然后又转向我，“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猜我们早就彼此吸引，对对方的敌意可能只是一种掩饰。”

“水门事件以来最佳的掩饰。”

“就是这样，我和丹妮丝都感觉很奇怪。昨天，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强迫自己忍受对方。大概是气氛的关系，我们俩都察觉到了。我起初不愿承认，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勾引她。第一，她是你的女朋友；第二，她不是同性恋。”

“然后呢？”

“然后她不断挑逗。伯尼，你知道我的个性，我就是没办法拒绝诱惑。是她先勾引我的，所以——”

“丹妮丝勾引你？”

“是的。”

“我从来没想到她是同性恋。”

“我想她不是。我认为她是个可以养只贵宾狗的普通女人，但她现在想继续和我上床。我想这不会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如果这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宁可放弃和她在一起。世界上女人比比皆是，但是我要到哪里找另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别担心，我没事。”

“没事？这事简直太疯狂了。”

“不要担心，我和丹妮丝之间也不是什么世纪爱情。几天前我打电话给她，是因为我可能需要不在场证明。这个你不必告诉她，不过这是真话。”

“她早就知道了，她就是这样告诉自己来为我们上床作辩护的。”

“好了，那还有什么问题？”

“你不生我的气？”

“我还不完全清楚我该怎么做，现在脑子里只是一片混乱。你听过那个故事吗？一个人死了老婆，在葬礼上他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他最要好的朋友把他带到一边，告诉他如何克服悲伤。”

“听起来很耳熟，继续说。”

“那个最要好的朋友对他说，他会克服一切悲伤，总有一天事情会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再去约会，他会找到喜欢的女人，爱上她，和她上床，然后开始新的生活。这时这位悲伤的先生说：‘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今天晚上我该干什么？’”

“哦。”

“至少玛丽琳肯定是不行了。就算有人愿意出钱保释她，她也一定不会张开手臂欢迎我。”

“现在当然不会。你为什么要把她丢进狼群？你不必这么做，不是吗？”

“不会有害处，对科尔卡农的案子有帮助，可以加强一些细枝末节的联络。”

“我还以为你会讲小偷之间的道义。她和哈伦以及兔子也算是同行，我以为你不会把他们交给警察。”

“同行？你也看到他们在第十八街干的好事了，他们根本不是小偷，而是土匪。我能为小偷这行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他们逐出这一行。”

她啜了一口刚点的马提尼，然后说：“不管怎么样，她看起来真的很廉价。”

“这倒是实话。”

“她那身红黑的装扮一定看起来很放荡。”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尽管如此，”她很小心地说，“我知道她怎么吸引喜欢她的那一类人。”

“哦。”

“我自己也喜欢那种类型的人。”

“我也是。”

“我当然不是只喜欢那种类型的人。”

“我也是。”

“伯尼，你不是在生我的气吧？你不会恨我吧？”

“当然不会。”

“我们仍然是哥儿们吗？”

“当然。”

“我们仍然是工作上的伙伴吗？我还算是你的密友吗？”

“算。”

“那就没事了。”

“是的，没事了，‘但是今天晚上我该干什么？’”

“好问题，”她站起来，“我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替我向丹妮丝问好。”

她走了之后，我想再点一杯爱尔兰咖啡或是马提尼，或是其他什么，但我实在不想再喝了。现在来一杯像埃博尔那里的法国白兰地的东西一定不错，不过我猜他们这里一定没有。我付了账还给了小费，决定去散步。

我原本没打算走到华盛顿广场，但是我的脚把我带到了那里。我买了一根雪糕，外面是一层黏黏的东西，里面是巧克力。我在想，明天我一定会像卡洛琳上次一样，因为吃了太甜的东西整天倒胃口。管他呢，吃就吃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没办法安静地坐在固定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断换位子，每次都只坐几分钟。我看着那些摊贩、醉汉、吸海洛因的人、年轻的妈妈、正在亲热的恋人、贩毒的人、卖吃食的人，还有那些在人群中绕圈子喘着气跑步的人。我看着小孩子，真的很怀疑他们哪来那么多精力。

我仍然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这一次我比那些小孩子更有精力，可是没地方宣泄。过了一会儿，我又站起来，走过那些下棋的人。我穿着西装，手上提着公文包，脚上的鞋子太宽，而且我又有摩顿脚。但这有什么关系？

我把公文包夹在腋下，开始慢跑。

要不是杰西卡·加兰德出现在我的书店，手里还拿着那两本我在追悼会上念的书，故事原本应该到此结束。她说她对道德哲学的书不是很感兴趣，问我要不要收下那两本书当作纪念。

“我只希望自己迟早能拿到他的东西。”她说，“他没留下什么遗言，我还得想办法证明我是他的外孙女。我有他写给我的信，那些信都在英国我妈妈那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承认这是证据。总之，可能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能进他的公寓。”

“就算你有继承权，”我说，“公寓也会被先检查一遍，而埃博尔的东西恐怕没有几样是合法的，你只能希望警察不要找到所有的东西。警察和税务局的人会清走很多东西，但有些他们可能还是会遗漏，比如说塞在电话里的钱。”她惊讶地看着我，我解释了一下，并且告诉了她一些藏在不同地方的宝藏。

“这些东西很可能在我看到之前就不见了。”她说，“不管是不是被偷，它们很可能都会不见，你说是吗？”

“也许，就算有些东西是埃博尔合法买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不愿意抢死人的东西，“也许门口的警卫会让你进去，至少你可以拿到电话里的钱。”

“我试过了。那幢大楼的安全措施很严密。”她皱着眉头，似乎在想什么，“我在想——”

“想什么？”

“我在想，你进得去吗？这是你的本行，不是吗？你从那里抢救出来的东西，我愿意分一半给你。我有预感，一旦警察和税务局的人去查过，再加上一些费用以及遗产税之类的，我一定拿不到任何东西。一半的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你想你办得到吗？这不是真的偷，对吗？”

“要进那幢大楼实在不可能。”我说。

“我知道。”

“我已经试过两种方法，而且都成功了。现在有一半的房客知道我的长相和名字，更不要说我的职业。”

“我知道。”她说，眼睛看着地上，“我想你是不愿意。”

“我没这么说。”

“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进去——”

“办法总是会有的，”我说，“你总会找到办法开锁、通过门口警卫那一关、打开保险柜。只要你多动点脑筋，而且下定决心，总会有办法的。”

她的眼睛瞪大了。“你看起来很激动。”

“我——”

“你愿意试试，对吗？”

我故意装出考虑的样子，但是我想骗谁？“好的，我想办法试试看。”

版权信息

书名：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琳恩·伍德还有迈克尔·格罗斯曼，感谢他教会我如何准备画布，以及帮我一起组装好框架的劳伦斯·安妮·科伊

1

那天是巴尼嘉书店步调缓慢的一天，但话说回来，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毕竟，卖旧书的人不会梦想着退休之后要过步调缓慢的简单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然如此。

那天有两个高峰，而且恰巧同时出现。有个女人念了首诗给我听，有个男人试图卖一本书给我。那首诗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 [1] 的《俄勒冈路三号的史密斯死去》，念诗的女人长得苗条清秀，有着棕色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侧头的样子一定是从哪个年轻朋友那儿学来的。她那线条优美、没戴戒指、没涂指甲油的纤细手指间拿着戴维斯女士的处女作《我们街上的鼓声》，该书于一九一八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她念诗给我听。

俄勒冈的秋天——我再也看不到

这些山丘了，一片朦胧的蓝色细雨

横过古老的威廉密特河。我走路的时候

不会惊扰到雉鸟，听见它呼呼疾飞在

我头顶上方，那只怠懒的、毫无疑心的动物……

我很希望自己是只“怠懒的、毫无疑心的”动物，但我还是冷冷地留意着“哲学与宗教”那个区域，那位新来的客人已经进驻那里。他是个体态笨重的大个子，三十岁上下，脚穿低跟靴，身穿前开扣的李维斯牛仔裤、深棕色法兰绒衬衫以及棕色宽条纹灯芯绒外套。他的胡须仔细修剪过，一头细软的棕色头发却没有经过打理。

当这场愚蠢的梦就此结束，

人们会回家去，那里落满了

玫瑰花瓣，在每一条街上，一整年

都像一场友善的庆典……

出于某种原因，我留神注意着他的动向。也许是因为他的某种神态让人觉得他可能随时会无精打采地走向伯利恒 [2] 。也许只是因为他那个手提公文包。在布兰坦诺和斯特兰德那样的书店，客人必须把袋子和手提箱拿去寄放，但我这里的客人则可以把它们留在手边，于是有时他们的大袋子在离开的时候会变得比来的时候重。即使在经济最景气的时候，二手书的买卖也没什么保障，任谁都会痛恨自己店里的货就那样扬长而去。

但我将永远无法看着那些树篱滴落

色彩，也看不到船只高高的帆柱

在我们古老的港湾。——他们说我即将死去，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一切重新涌上脑海：

俄勒冈的秋天和雉鸟飞翔——

她轻轻地发出一声赞赏的叹息，啪的一声合上那本小书交给我，问我多少钱。我看看扉页上用铅笔标记的数字，再看看贴在柜台上的税价表，上一回调过之后，销售税率已经增长为百分之八点二五了，有人用心算就可以算出结果，不过他们八成不会开锁。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分，我们就各尽其才。

“十二块，”我说，“再加上九十九美分的税。”她在柜台上放了一张十美元和三张一美元的钞票，我把书放进纸袋里，用一截胶带贴好，然后找她一美分。她接过硬币的时候我们的手接触了一下，那一下之中有一股电流。不是什么天雷地火、让人神魂颠倒的强大力量，但那股电流的确存在。她侧着头，一瞬间我们眼神交会。摄政时代的爱情小说家会说我们之间传递了一种无言的了解，但那是胡扯。我们之间只传递了一美分而已。

另一位客人正在翻看一本粗布装订的四开大书，是耶稣会修士马修·吉里根的《反文法与同文法》，还是《同文法与反文法》？从利泽尔先生把店卖给我的时候起，这本书就在这里了，要不是我偶尔会掸一下书架上的灰尘，根本不会有人动它。如果这家伙要偷东西的话，我想，就让他把那本书拿走吧。

但他把吉里根神甫放回书架上，就在玛丽·卡罗琳·戴维斯跟着那拘谨端庄、爱读诗的女子出门去的时候。我看着她踏出店外——她穿着套装，头戴与之搭配的贝雷帽，那颜色是所谓的李子色或小红莓色或不知今年又换成什么名称的颜色，总之很适合她——然后看着他向柜台走来，把一只手放在柜台上。

他的表情——就胡须未遮盖的部分看来——带有戒心。他问我买不买书，声音沙哑，仿佛他不常有机会开口说话。

我说买，如果我认为那些书卖得出去的话。他把他的手提公文包放到柜台上，拨弄着打开锁扣，里面是一大本书，他拿出来给我看。书名叫作《鳞翅目》，作者叫弗朗索瓦·杜夏登，主题是关于旧世界的蝴蝶和飞蛾，法语的文字部分讨论详尽——我只能这样假定，全页的彩色图解绘制得非常精美。

“卷首的插画不见了，”我翻阅的时候他告诉我，“其他五十三幅图都完好无缺。”

我点点头，眼睛停在一页凤蝶上。我小时候常拿着自制的网追捕这些生物，将它们装在广口瓶里闷死，然后摊平它们的翅膀，钉在雪茄盒上。我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现在我实在想象不出那原因是什么。

“卖印刷画的人会把这些插图一幅幅拆下来，”他说，“但这实在是本值得收藏的书，保存得又很好，所以我想真的应该交给旧书店才对。”

我再度点点头，这一次看的是飞蛾。有一只是昔古比天蚕蛾 [3] ，它和月形天蚕蛾是我目前叫得出名字的两种飞蛾。我以前还知道其他种类的名字。

我合上书，问他开价多少。

“一百块。”他说，“一张图还不到两块钱。卖印刷画的人一幅会卖五到十块，而且搞室内装饰的人会很愿意以这个价钱购买。”

“也许吧。”我说着，手指摸向书的上缘，那里盖着长方形的印章，上面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字样。我重新打开书，寻找注销的戳印。图书馆确实会淘汰一些书，就像博物馆会将一些收藏剔除在目录之外一样，但杜夏登的《鳞翅目》不太像是一本会遭到如此待遇的书。

“逾期罚款累积起来可能很吓人，”我用体谅的口气说，“但图书馆都不时会有特赦日，读者可以把逾期未还的书交回去，不用受罚。虽然对我们这些乖乖交罚款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公平，但我想这样做的确能让书本重新流通，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重新合上书，刻意把它放进那打开的公文包。“我不买图书馆的书。”我说。

“你不买，别人会买。”

“我相信。”

“我知道有些旧书商自己有注销的章。”

“我知道有木匠拧螺丝的时候用的是榔头。”我说，“每一行都有投机取巧的方法。”

“这本书根本就没有流通。它被锁在参考书部门的柜子里，只有通过特别申请才能看到，而且因为这本书很有价值，他们想出各种方法不让人接近它。图书馆应该是服务大众的，可是他们自认是博物馆，把最好的书收起来不让人碰。”

“看起来不怎么有效嘛。”

“怎么说？”

“这本书就被你碰到了。”

他突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虽参差不齐、但还算干净的牙齿。“那里的任何东西我都弄得出来。”他说，“任何东西。”

“真的？”

“你要什么书，我就能拿到什么书。跟你说，只要价钱合适，我连那些石狮子都可以弄出一只来。”

“我这儿现在已经有点挤了。”

他用手指点了点《鳞翅目》。“你确定用不上这书？价钱或许可以再降一点。”

“自然史方面的书我经手的不多，不过这不是重点。我真的从来不买图书馆的书。”

“太可惜了。我只经手这一种。”

“专攻这一项。”

他点头。“我从来没拿过书商的书，没偷过努力维持生意的商人，也从来不偷收藏家的东西，可是图书馆——”他耸了耸肩膀，胸膛上鼓起一块肌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个研究生。只要醒着我都在图书馆里，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我在伦敦待了十个月，就没踏出过大英博物馆。我和图书馆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爱恨交织，我想大概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

他合上公文包，扣上锁扣。“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有两本《古腾堡圣经》 [4] ，要是哪天报上说其中一本不见了，你就知道它在谁手上。”

“哦，”我说，“随便你怎么做，别把它拿到这儿来就是了。”

两小时之后，我在“饶舌酒鬼”一边啜着巴黎水，一边把整件事说给卡洛琳·凯瑟听。“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我说，“就是这看起来像是赫尔·约翰逊的差事。”

“谁？”

“赫尔·约翰逊。他原本是警察，后来图书馆雇他去追讨逾期未还的书。”

“他们雇用以前是警察的人来做这事？”

“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我说，“赫尔·约翰逊是詹姆斯·霍尔丁 [5] 的系列短篇小说的主角。他每次去追查逾期未还的书，最后都会卷入更严重的罪案里。”

“我想他解决了那些罪案。”

“哦，当然。他可不是傻瓜。我跟你说，那本书勾起我许多回忆。我小时候收集过蝴蝶。”

“你告诉过我。”

“有时候我们会找到茧。我看到了一张昔古比天蚕蛾的图片，就想起了这件事。我上的学校附近有小杨柳，昔古比天蚕蛾常把它们的茧挂在树枝上。我们找到茧就会放进玻璃瓶里，试着把它们孵出来。”

“结果呢？”

“总的来说什么结果也没有。我想我找到的茧没有一个孵出来过。不是每条毛毛虫都能变成飞蛾。”

“也不是每只青蛙都会变成王子。”

“可不是吗？”

卡洛琳喝完了她的马提尼，用眼神示意女招待再来一杯。我的巴黎水还有很多。我们所在的“饶舌酒鬼”是家邋遢得令人自在的酒吧，专卖金酒，坐落在东十一街和百老汇大道的交叉口，离巴尼嘉书店和卡洛琳的那个“贵宾狗工厂”都只有半个街区。虽然她那行没法提供太多的自我满足感，但总比劫掠图书馆对社会有用。

“巴黎水。”卡洛琳说。

“我喜欢巴黎水。”

“伯尼，它只不过是名牌的水罢了。仅此而已。”

“我猜是吧。”

“今晚要忙吗？”

“我会出去跑步，”我说，“然后或许会到处蹦一蹦。”

她正要说什么，女招待端来马提尼使她住了口。那女招待的金发下露出深色发根，穿着紧身牛仔裤和桃红色的衬衫。卡洛琳目送她走回吧台。“不错。”她说。

“我还以为你爱上她了。”

“爱上那个女招待？”

“爱上那个税务规划师。”

“哦，你是说艾丽森。”

“根据我上次听到的消息，”我说，“你们正在一起规划税务。”

“我负责攻击，她负责防御。我昨晚和她一起出去，去了康尼利亚街上的简·沃曼餐厅，蘸着某种酱吃了某种鱼。”

“真是一顿值得纪念的大餐啊。”

“哦，我记不清楚细节。我们喝了很多白葡萄酒，听着斯蒂芬·彭德唱了一首又一首浪漫的情歌，然后带了一瓶杜林标 [6] 苏格兰威士忌回到我住的地方，把收音机转到WNCN频道。她很欣赏我那幅夏加尔的画，还抚摩我的猫——至少是摸了其中一只。阿齐坐在她膝头呼噜呼噜叫，尤比则不肯来这一套。”

“哪里出了问题？”

“嗯，她是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女同性恋。”

“什么意思？”

“她认为避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是政治上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她对女性主义效忠的一部分。她工作上往来的也都是女人，但她不跟女人上床，因为她的身体还没准备好要这么做。”

“这样还剩下什么？鸡吗？”

“剩下我快被逼得狗急跳墙了。我不停地灌她酒，不停地向她进攻，一番辛苦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

“还好她不跟男人约会。他们八成会企图在性爱方面剥削她。”

“是啊，男人在这方面坏透了。她有过一段很糟糕的婚姻，因此对男人一肚子火。可是她又不能不冠前夫的姓，因为她在工作中一直都是用那个姓，而且‘沃伦’也比较容易叫。她的本姓是个亚美尼亚姓氏，如果她是卖地毯的而非规划税务的话那可能会比较有用。她其实也不是规划什么税务，那是国会要做的事。我想她是负责规划避免交税。”

“我自己也有这种打算。”

“我也是。要不是她长得漂亮，我早就说声‘去他的’，避开她了，但我想我会再试一次，然后才会说‘去他的’。”

“你今晚要和她见面吗？”

她摇摇头。“今晚我要去逛逛酒吧。喝几杯酒，大笑几场，也许我会走运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小心点。”

她看着我。“你才要小心点。”她说。

***

换乘了一趟地铁之后，我很快就到了家，换上尼龙短裤和慢跑鞋，出门到河畔公园去跑上短短半个小时。时值九月中旬，离曼哈顿马拉松大赛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公园里到处都有人在跑步。有些是我这种随意型的，一星期跑三四次，每次只跑三四英里。另一些人则是在为马拉松训练，一星期狠狠跑上五六十英里甚至七十英里，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严肃的正经事。

沃利·亨普希尔也是如此，但他的训练计划是长短跑交替，而那天晚上的安排只有四英里，于是我们结伴而行。他全名叫华莱士 [7] ·莱利·亨普希尔，三十岁出头，是个律师，刚离婚，看起来年轻得根本不像结过婚。他是在长岛东区的某处长大的，现在住在哥伦布大道上，和模特、女明星出双入对，同时哼哧哼哧地在为马拉松大赛进行训练。他自己开了个事务所，在西三十几街有个办公室。我们一边跑，他一边谈着一个聘请他打离婚官司的女人。

“我就动手拟了文件，”他告诉我，“结果发现这个昏头昏脑的婆娘根本没结婚。她也没跟人同居，甚至连个男朋友也没有。但这种事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每隔一阵她不知想到了什么，就找个律师展开离婚的法律程序。”

我说起我碰到的那个专偷图书馆的贼。他很震惊。“偷图书馆的书？真有人做这种事？”

“任何东西都会有人偷。”我说，“从任何地方偷出来。”

“这是什么世界啊。”他说。

我跑完之后做了伸展运动，然后步行回家。我住的公寓在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脱下衣服冲了个澡，又做了一阵伸展运动，接着闭上眼睛躺了一会儿。

然后我起来找出两个电话号码，轮流拨号。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没人接，第二个响了两三声之后就接通了，我简短地和对方聊了几句。然后我又试了一次第一个号码，让它整整响了十二声。电话铃响十二声大概要花一分钟，但如果打电话的是你，感觉会比一分钟要长，而如果是别人打来的电话你让它响着不去接，感觉起来简直足足有一个半小时。

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

我得在棕色和蓝色的两套西装之间选择一套，最后我选了蓝色的。我几乎总是选那一套，照这样下去，等到棕色那套的领子款式再度开始流行时，它一定还相当新。我穿上一件有活动衣领的蓝色混纺棉衬衫，挑了一条斜纹领带。在英国人看来，我八成像是个被良好大机构解雇的人，在美国人眼中则只显出我的诚意和清廉。我只试了一次就打好了领带，决定把这当成个好兆头。

深蓝色袜子。有防滑垫的黑色便鞋，不如慢跑鞋舒适，但比较传统。而且等我套上定做的矫正鞋垫之后，穿起来也就够舒服了。

我拿起手提公文包，包是米色麂皮面配上打磨光亮的黄铜组件，比那个偷书贼的公文包要轻巧时髦。我在分隔成好几格的箱内装进我的吃饭家伙——一副手掌部分挖空的橡胶手套，一组妙用无穷的钢制工具，一卷胶带，一支铅笔大小的手电筒，一把玻璃割刀，一片赛璐珞，一条钢弹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要是我被合法地搜身逮捕，这箱子里的东西会把我送进州立度假村去吃免费的饭。

想到这里，我的胃仿佛跳踢踏舞似的翻腾了一阵，幸好我没吃晚餐。然而，即使在石墙与铁窗的念头让我感到退缩的同时，我的指尖仍然出现了那种熟悉的轻颤，血管里的血液也开始兴奋地奔窜。上帝啊，让我脱离这种幼稚的反应吧——但是，唔，暂时还不要，拜托。

我在公文包里加进一本有横条的黄色笔记纸，在胸前的内袋里放进两支笔和一本薄薄的皮面笔记本。胸前的外口袋里已经装着一条手帕，我把它拿出来重新折过，再塞回口袋里放好。

我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前的时候，有电话响起。也许是我的电话，但我让它继续响着。我下了楼，门卫带着不情愿的敬意打量我。我刚抬起手要叫车，一辆出租车就停了下来。

我对那位头发逐渐稀疏的司机说了一个地址，那在七十六街与七十七街之间的第五大道上。他插道六十五街穿过中央公园，一边谈论着棒球比赛以及阿拉伯恐怖分子，我则看着其他跑步的人一英里一英里地跑下去。他们在玩，我则正要去上工，这时候他们的消遣在我看来真是琐碎无聊。

我在距离目的地半个街区的地方下车，付了车资加小费，然后步行。我在第五大道过了马路，混进公交车站的人群里，以便好好地看一看那“难以攻陷的堡垒”。

因为那地方确实如此。那是一幢庞大坚固的公寓，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共有二十二层楼，巍然耸立在公园旁边。建造这幢公寓的人给它取了个别名叫查理曼大帝，偶尔可以在星期天《纽约时报》的房地产版面看到它的消息。几年前它变成合作住宅，如今每当这幢建筑里的公寓易主的时候，价钱都是六位数——很高的六位数。

我不时会听说或读到关于某些人的事，比如说钱币收藏家，我会把他的名字列入档案以供日后参考，而一旦我发现他住在“查理曼大帝”，就会把他从我的档案里删掉，因为这等于说他是把所有收藏品都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查理曼大帝有门卫和管理员，电梯有人操作，里面还装了闭路电视。另外在送货入口、逃生门以及天知道其他什么地方也都有闭路监视装置，管理员室有控制台，他们可以——也确实这么做了——同时观看六个或八个屏幕里的情形。安全管理这回事在查理曼大帝简直到了恋物癖的程度，这种态度我可以理解，但显然很难赞同。

一辆公交车来了又走，带走了车站上大部分的人。信号灯由红转绿。我拿起那满满一箱的窃贼工具，穿越街道。

跟查理曼大帝的门卫相比，我住的地方的门卫看起来简直像时报广场偷窥秀的领座员。这里门卫身上的金色穗带比某个厄瓜多尔海军总司令身上的都要多，那副自信满满的神色也很像个将军。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态度冷静。

“我叫伯纳德·罗登巴尔。”我告诉他，“翁德东克先生在等我。”

[1] 玛丽·卡罗琳·戴维斯（Mary Carolyn Davies，1888—1966），美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2] 伯利恒，巴勒斯坦中部城市。

[3] 一种巨大的北美蚕蛾，翅膀上有红白黑三色的斑。

[4] 一四五六年第一本活字印刷的拉丁文《圣经》，据说为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古腾堡所印。

[5] 詹姆斯·霍尔丁（James Holding，1907—1997），美国作家。

[6] 杜林标（Drambuie），一种以苏格兰威士忌为主的甜香酒。

[7] 前文中的沃利（Wally）是华莱士（Wallace）的昵称。

2

当然不是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他把我带到管理员那里，并站在一旁以防我给那位先生制造什么麻烦。管理员用对讲机联络翁德东克，证实他的确在等我，然后把我交给电梯操作员，电梯操作员负责把我和天堂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大约五十码。电梯里有一个摄像头，我尽量不去看它，同时也不要表现出我在躲避。这种情况下，我的自在程度大概跟第一天当上空姐的女孩差不多。电梯十分豪华，四壁镶着黄檀木板，金属部分是打磨光亮的黄铜，脚下铺着酒红色的地毯。有些人全家老小住的地方都没这么舒服，但我还是很高兴能离开这里。

我在十六层出了电梯，操作员指给我看是哪扇门，然后等在附近，直到门打开，屋主让我进去为止。由于拴着链子，门只打开了两英寸，但足以让翁德东克看清楚我是谁，并露出微笑。“啊，是罗登巴尔先生。”他边说边摸索着门锁。“你能来真好。”然后他说，“谢谢你，爱德华多。”这时候电梯才关上门下去。

“我今晚真是笨手笨脚的。”翁德东克说，“好了。”他说完解开门链，把门打开，“请进，罗登巴尔先生。这边请。现在外面的空气还是跟之前一样好吗？你要喝点儿什么？如果你想喝咖啡的话，我刚好煮了一壶。”

“咖啡就好。”

“加奶精和糖吗？”

“都不用。”

“内行。”

他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满脸风霜，铁灰色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侧分。他体形偏矮且瘦小，也许他那种军人般的举止就是为了补偿这一点。又或者，也许他以前就是军人。不过我并不认为他曾经当过门卫或者厄瓜多尔的海军总司令。

我们在他家客厅里一张大理石面的桌旁喝咖啡。地毯是奥布松 [1] 出产的，家具多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式样。墙上挂了几幅二十世纪的抽象画，镶着简单的铝框，和屋里的古典家具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其中一幅是乳黄色的底，上面有蓝色和米色的不规则形状，看起来像是汉斯·阿尔普 [2] 的作品，另一幅挂在亚当式 [3] 壁炉上方的则绝对是蒙德里安的作品。我对绘画的眼光并非绝佳，有时候也会分不清伦勃朗 [4] 和哈尔斯 [5] ，或者毕加索和布拉克 [6] ，但蒙德里安就是蒙德里安。黑格子、白底、两个原色的正方形——这个人确实有他自己的风格。

壁炉两旁的书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原因。两天前，戈登·凯尔·翁德东克逛进巴尼嘉书店，看起来就像是个来买《我们街上的鼓声》或来卖《鳞翅目》的普通客人。他略作浏览，问了两三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买下一本路易斯·奥金克洛斯 [7] 的小说。走出店门前，他停下脚步，问我是否替别人的藏书估过价。

“我并不想卖我的书，”他说，“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尽管我在考虑要搬到西岸去，与其把那些书运过去，不如卖掉。但有些书是我多年的累积，也许我应该为动产买个保险以免碰上失火，而如果我真的要卖，嗯，也应该知道我的藏书值不值几百块或几千块，对不对？”

我不怎么替人估价，但我喜欢这种工作。酬劳不算高，但按照小时计算起来，总比我坐在店里守柜台赚得多，而且有时候估完价还有机会买下那些书。“唔，如果这些书值一千块，”顾客可能会说，“那你会出多少钱？”“我不会付一千块，”我可能会回答，“所以告诉我你打算要多少。”啊，讨价还价可真有趣。

接下来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拿着笔在我那本黄色横条笔记纸上记下数字，再加起来。我看了壁炉两旁胡桃木开放式书架上所有的书，还到另外一间类似书房的房间，查看了一排装有玻璃门的桃花心木架上的展品。

他的书很有趣。翁德东克没有特别收集什么东西，只是累积了多年以来买的书本，不时淘汰掉一些。他有几套皮面书——一套不错的霍桑，一套笛福，还有不可或缺的狄更斯。“限量版俱乐部”的书大约有十二册，值不少钱，还有几十本“传承出版社”的书，零售价虽然一本只有八块或十块钱，但销路很好。有些他喜欢的作家作品的初版书——伊夫林·沃、J. P.马昆德、约翰·奥哈拉、华莱士·史蒂文斯。还有一些福克纳、海明威和早期的舍伍德·安德森。另外还有些相当不错的历史书籍，包括一套基佐 [8] 所著的《法国》，还有欧曼 [9] 的七卷本半岛战争史。没什么科学书籍。没有《鳞翅目》。

他让自己损失了不少钱，和许多不做收藏的人一样，他把大部分书的防尘书衣扔掉了，无意之中大幅降低了书的价值。许多现代初版书，如果有书衣的话价值一百美元，没有书衣就只值十美元到十五美元。翁德东克得知这一点时大吃一惊——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

我坐下来计算数字，他又端来一些咖啡，这次还拿来了一瓶爱尔兰密斯特 [10] 。“我喜欢在咖啡里加点酒。”他说，“你要不要也来一点？”

听起来很诱人，但不守规矩怎么行？我啜饮着我那杯什么都没加的黑咖啡，继续计算数字，结果超过五千四百美元。我告诉了他。“我估计的可能比较保守。”我补充道，“这是现场估的价，没有参考相关资料，我倾向于估得偏低一点。整数六千美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零售价。公平市价。”

“那么如果你以书商的身份来买这些书，当然这是假定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

“我有兴趣。”我承认，“像这些东西我可以出一半的价钱。”

“也就是说你愿意付三千美元？”

我摇摇头。“我会以先前估的那个价钱为准。”我说，“我可以付两千七百美元。当然，其中包括了搬运的费用。”

“我明白了。”他啜着自己那杯咖啡，将细瘦的腿交叠起来。他穿着剪裁合体的灰色法兰绒宽腿裤，和一件犬牙格子花纹、皮纽扣的居家外套。鞋子可能是鲨鱼皮的，非常优雅，完全展示出了他的小脚。“我现在不想卖，”他说，“但如果我真的要搬家——也确实有这个可能——我会考虑你开的价码的。”

“书价时涨时跌。几个月或一年之后价钱可能会变高或变低。”

“这我明白。如果我决定处理掉这些书，优先考虑的会是方便而不是价格。我想接受你的出价会比到处比价简单得多。”

我越过他肩头看着那幅蒙德里安，不知道它值多少。随便猜猜，也有他那些书的公平市价的十倍、二十倍甚至三十倍吧。他这幢公寓则大概是那幅蒙德里安的三倍或四倍，所以几本旧书多卖或少卖一千块对他大概不会太重要。

“我要谢谢你。”他说着站起来，“你跟我说过你的费用。是两百美元吗？”

“是的。”

他掏出皮夹，又停下动作。“我希望你不反对收现金。”

“我从来不反对收现金。”

“有些人身上不喜欢带现金。我能理解，这年头不安全。”他数出四张五十美元的钞票交给我，我拿出皮夹，给那些钞票安了个新家。

“不知能否借用你的电话——”

“当然。”他说着将我引到书房。我拨了先前拨过的那个号码，又让它响了十二声，但差不多在响到第四声的时候我开始对着话筒讲话，就像有人接听一样。我根本不知道翁德东克是否能听到我说话，但既然做了，就要把事情做好，何必拿着一直响着没人接的话筒傻站太久，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呢？

因为太专心于表演，我想我大概让电话响了超过十二声，但有什么关系？反正没人接，我挂断后回到客厅。“嗯，再次谢谢你这笔生意。”我边说边把笔记纸放回我的公文包里，“如果你真的决定买保险，我可以提供书面的估价——如果保险公司这么要求的话。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把价钱调得高一点或低一点。”

“我会记住的。”

“如果你真的决定处理掉这些书，请一定告诉我。”

“我会的。”

他将我带到门边，打开门，和我一起进了走廊。指示灯显示电梯在一楼。我的手指在按钮上虚晃一下，但并没有真的按下去。

“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我对翁德东克说。

“不麻烦的。”他说，“等等，是我的电话在响吗？好像是。那么我就跟你说再见了，罗登巴尔先生。”

我们很快地握握手。他匆匆回到公寓里。门关上了。我数到十，迅速跑过走廊，猛地拉开逃生门，然后跑下四段楼梯。

[1] 奥布松（Aubusson），法国中部地名，以出产地毯及挂毯出名。

[2] 汉斯·阿尔普（Jean Hans Arp，1887—1966），法国抽象画家及雕刻家，达达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

[3] 一种十八世纪家具装潢的风格，其特征包括直线条、表面装饰、传统图样，如彩饰花圈、大型徽章等。

[4] 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荷兰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世界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5] 哈尔斯（Frans Hals，1582—1666），荷兰画家。

[6] 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派创始者。

[7] 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1917—2010），美国作家。

[8] 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法国第二十二任首相。

[9] 欧曼（Charles Oman，1860—1946），英国军事历史学家。

[10] 加冰块和柠檬皮的威士忌或其他烈酒。

3

在十一楼的楼梯间，我停下来喘口气。很快，我的呼吸就平缓下来了，这可能是我经常在河畔公园跑跳半小时的原因。要是知道慢跑对事业有这么大的帮助，说不定我多年前就开始跑步了。

（我跑下四段楼梯，怎么会从十六楼来到十一楼？因为没有十三楼。你早就知道这一点了，不是吗？当然了。）

逃生门在楼梯的这一侧是锁着的。这是另一项安全措施；失火或电梯故障的时候，住户（以及其他任何人）可以利用逃生门下楼，但他们只能从大厅离开，不能走到其他楼层。

嗯，这在理论上听起来是挺不错的，但只要用一条一英寸宽的弹性钢片就能很快解决，然后我轻轻地推开门，确定西线——至少是走廊上——无战事。

我通过走廊来到11B门前。门缝底下没有光透出来，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也没听见任何声音，甚至连浪涛声都没有。我本来就知道不会听见任何声音，因为我刚刚才让11B的电话响了十几二十声，但闯空门的风险实在太高，即使你不铤而走险也一样。门柱旁装了一个珍珠贝母的扁平电铃按钮，我按下它，听见屋里的铃响声。门上还有一个新艺术派风格的叩门环，做成盘曲的眼镜蛇形状，但我不想在走廊上发出嘈杂声。事实上，我一秒钟都不想在那个走廊里多待，于是俯下身动起手来。

首先是防盗系统。你可能没想到住在查理曼大帝的人还需要防盗系统，但话说回来，你家大概没有一屋子的艺术品以及可媲美末代埃及国王法鲁克收藏的集邮吧？如果偷东西的人不肯冒不必要的风险，那被偷的人又为什么应该冒险呢？

这道门上有防盗系统，因为有防盗系统的钥匙孔通常装在门上与肩膀齐高的地方，是个外层镀镍、直径约八分之五英寸的圆柱体。只要是人锁住的东西，人就可以打开，我就这么做了。我那一串工具里有一把方便好用的自制小钥匙，适用于这种款式的大部分锁，只要稍加锉磨移弄就可以挑动锁拴，然后——哦，不过你并不想知道这么多技术性的细节，对吧？我想也是。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希望这样就成了。防盗系统是种狡猾的东西，配备了各式各样的自动保险装置。比如说，有些设置在屋里，电源被切断的时候就会触发。有些则限定你转动钥匙的方式，否则就会被触发。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解决，但万一这是那种无声的防盗系统怎么办？那震耳欲聋的警铃只有在楼下或者某家保安公司的办公室里才听得到。

啊，对，另外一道锁，也就是门锁，是普拉德牌的。制造厂商的广告宣称，从来没有人成功地撬开过普拉德牌的锁。我很想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去反驳这种说法，但那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锁的结构设计得很好，这点我承认，而且他们的钥匙很复杂，不可能复制，但总体来说，最大众化的雷布森锁给我带来的麻烦比较多。反正，我若不是撬开了那个普拉德锁，就是把自己变得细长，钻过了钥匙孔，因为不到三分钟我就已经置身于那间公寓里了。

我关上门，打开铅笔大小的手电筒，上上下下照着门板。要是我犯下什么严重错误触动了防盗系统，而它的警铃又是响在某家保安公司办公室里的那种，那么在他们大叫大嚷着到来之前我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逃走。我查看着那个圆柱体，想看看它的线路是什么样的，也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劲，而在皱眉挠头研究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始呵呵地笑起来。

因为根本没有防盗系统。只有一个没跟任何东西相连的镀镍圆柱体，像个护身符似的装在门上。你看过那种贴在车窗上、警告说该车装有防盗系统的贴纸吧？人们花一块钱去买那种贴纸，希望借此能吓走偷车贼，也许真的有用。你也见过那些立着“内有恶犬”的牌子，可是根本没养狗的人家吧？牌子比狂犬病疫苗和爱宝狗粮便宜，而且你也不用一天两次带它出去溜达。

要是你花两块钱弄个圆柱体就能达到同样的保护作用，又何必花一千多块去装防盗系统呢？既然想象中的系统也一样安全有效，又何必装一个你要不就忘记设定、要不就忘记关掉的系统呢？

我心中充满了对约翰·查尔斯·阿普林的钦佩。和他做生意将是乐事一桩。

我有充分的理由确定他不在家。他在西弗吉尼亚州什么白硫黄温泉的格林伯尔，打高尔夫、晒太阳，参加可减税的“美国野火鸡之友”大会。那是一群致力于改善野外环境、使其更适于该鸟类栖息的环保人士，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让这种鸟类的数量增加到一定数字，届时野火鸡之友们就可以在秋天带着猎枪和引诱物赶赴森林，在那里屠杀他们关爱的对象。毕竟，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锁上门以防万一，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橡胶手套戴上，又花了点时间擦拭我在检查那个假警报系统时可能触摸到的地方。门外面还没处理，但我走的时候会抹花那些指纹。然后我又花了点时间靠在门上，让眼睛适应黑暗。同时，承认吧，很享受这种感觉。

这感觉可真棒！我曾经读到过有个女人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科尼岛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坐那个云霄飞车。显然她从那种奇特的消遣中所得到的兴奋刺激，和我每次擅闯别人家时是一样的——那种充满张力的情绪，那种血液在燃烧、每个细胞都活起来的感觉。自从我十三四岁第一次闯进邻居家，这种感觉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来经过许许多多的罪与罚之后，它的强烈程度丝毫不曾降低，永远那么令人兴奋和激动。

我不是在自吹自擂。我对自己的技能有一种手艺人般的自豪，但对驱使我做这种事的力量一点也不骄傲。上帝知道，我是个天生的贼，骨子里天生就有一股偷窃的冲动。我怎么可能被改造？你能让鱼不游泳，让鸟儿放弃飞翔吗？

眼睛适应黑暗后，那种非法闯入的兴奋刺激已经退去，变成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深深的幸福感。我手握电筒，飞快地巡视了一遍公寓。就算阿普林夫妇双双和那堆火鸡一起在遥远的地方，也总是有可能哪间房里有某个亲戚、朋友或仆人在安详地睡觉，或惊恐地躲起来，或悄悄在打电话到当地分局报警。我快速在每个房间进出，除了盆景之外没有看到任何活物。最后我回到客厅里，打开一盏灯。

有很多东西可供选择。那个眼镜蛇叩门环是我看到的第一件新艺术风格的物品，但绝非唯一的一件，而客厅里的蒂芙尼灯多得足以造成跳闸。大灯，小灯，桌灯，立灯——不可能会有人想要那么多的灯光。但话说回来，所谓的收集狂本来就是非理性而过火的。阿普林有成千上万张邮票，你认为他寄过几封信？

蒂芙尼的灯如今价值连城。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些——蜻蜓灯，紫藤灯——拿两盏到拍卖场去，换来的钱足够你在郊区买幢好房子。但扛着镶铅框的玻璃灯走出查理曼大帝，也足以让你迅速住进监狱。这地方简直可以和博物馆媲美，我绕着圈子检视这些灯，但没有去动它们，也没有去动另外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漂亮东西。

阿普林夫妇似乎各有各的卧室，我在女主人的卧室里找到一些珠宝，放在梳妆台上层抽屉一个漂亮得令人惊奇的玳瑁珠宝盒里。盒子锁着，钥匙就放在旁边。看看这些人！我用那把小钥匙打开了珠宝盒——没有钥匙我也照样可以很快打开它，但既然没有人在旁边惊呼赞叹，又何必这样炫耀技艺呢？我本来是没打算拿的，尽管那些珠宝看起来真是棒，但有一副红宝石耳环让我无法抗拒，于是它就进了我的口袋。在一整盒珠宝里，她会注意到一副耳环不见了吗？而且就算她注意到了，她难道不会以为是自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吗？毕竟，有哪个小偷会只拿一副耳环，其他什么都不动的？

谨慎的小偷会这样做。对这个小偷来说，那天晚上他出现在查理曼大帝只是为了做点记录，因此必须避免偷走任何一旦不见会很容易被察觉的东西。我的确拿了那副红宝石耳环——毕竟我这一行不是百分之百没有风险的——但当我在阿普林衣橱抽屉里找到一沓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钞票的时候，就没有拿。

我承认，这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那里的钱并非巨款，粗略算来大约有两千八百美元，但钱就是钱，什么都比不上现金。偷来的东西得销赃，偷来的钱却可以留着慢慢花。但他可能会发现钱少了，事实上，他回家之后第一样检查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这些钱，要是钱不见了，他马上就会知道不是自己忘记了放在哪里，当然钱也不会自己走掉。

我想过只拿几张，觉得应该不会被发现，但拿多少才算太多呢？这样虽然可以确保有现金在手，但要做出这么细微的划分实在太难了。还是把钱留着不动比较容易。

我在书房里发现了意外之财。

那里有个书柜，但和翁德东克的藏书完全不同。有一些参考书，一层架子上满是邮票目录，有几本关于枪支的书，还有一套再版的詹恩·格雷 [1] 的小说，很便宜，在巴尼嘉书店是大特价的货色，四毛一本，一块钱三本。

墙上一个玻璃柜里有两把猎枪和一把来复枪，枪柄上有细致的花纹，枪管闪着寒光。我想这是用来打火鸡的，不过用来打小偷也行，我不喜欢这些枪的模样。

书桌上方挂着一幅奥德本 [2] 的美国野生火鸡版画，镶在仿古的画框里。真正的火鸡则填塞成标本站在书柜上，看起来有一点凄凉。我想是它的朋友JC [3] 射杀它的。首先他会用那种模样古怪的木制火鸡引诱物发出鸣叫声，然后扣下猎枪的扳机，现在那只火鸡便达到了某种标本式的不朽。唉，算了。闯进别人房子的人，不管那房子是不是玻璃做的，大概都不应该丢石头 [4] ，或者出言中伤，或者随便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火鸡、枪支和书本都不是重点。在那张大书桌后面、那幅奥德本的火鸡版画底下，有一排十二册的深绿色本子，约一英尺高、两英寸宽。那是《斯科特精选集邮册》，简直是小偷的梦中情人。英属亚洲，英属非洲，英属欧洲，英属美洲，英属大洋洲，法国及法属殖民地，德国、德语国家及德国殖民地，荷比卢三国，南美与中美洲，斯堪的纳维亚，还有一册比其他的逊色一点，是美国。

我一册接一册地看。阿普林的邮票并不是用透明胶水纸固定在页面上，而是一张张分别用特别设计的小塑胶衬袋装起来——用透明胶水纸固定得完好无损的邮票，就像丢掉书的防尘书衣一样，在经济方面是不智之举。我可以拿下那些塑胶衬袋，也想到要这么做，但从这些活页册子里整页整页撕下来要迅速、简单含蓄多了，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我对邮票略知一二。虽然知道得不算多，但我可以一边翻阅集邮册一边做出明智的选择，决定拿走哪些、留下哪些。就拿荷比卢的那一本来说吧，里面包括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以及比利时与荷兰的殖民地的邮票，我取出了所有价值远高于票面的慈善邮票——全都完整无损，立即可卖——以及大多数优良的十九世纪代表作。我留下了比较专业的东西，比如包裹邮件、欠资邮票之类。从大英帝国的那几本里，我大肆搜刮了维多利亚、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时期的邮票。拉丁美洲的那些册子我拿得不多，因为我对这个地区知之甚少。

大功告成，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集邮册的活页，那些集邮册则回到了书桌上，按原来顺序摆放，看不出里面的内容有所减少。二十页中我才拿一页，但都是值得拿的。我相信我一定遗漏了某些难得一见的无价之宝，拿的东西也一定良莠不齐，就像我在人生里无论好事坏事都一并承受一样，但大体说来，我觉得我这番去芜存菁的工作干得很漂亮。

我对这堆东西值多少钱一点概念也没有。从美国那册里拿出的活页中包含一张印反了的双色航空邮票，面额是二十四美分，画面中的飞机上下颠倒。我不记得这张邮票最近一次拍卖的记录是多少，但我知道价钱高达五位数。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张邮票得销赃，也就是卖给一个知道这是偷来的人，因此价钱会被压低不少。相比起来，其他大部分东西都没这么显眼，卖出的金额应该可以更接近公平市价。

那么我公文包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十万？这并不是不可能。我可以净赚多少呢？三万，三万五？

这个数字相当实际，但完全是我的估计，有可能错得离谱，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会清楚得多。到时候这些邮票统统得被从活页上的小塑胶衬袋里拿出来，一组一组地整理好，装进半透明的玻璃纸书衣里，再根据去年的《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 [5] ——这是出现在我店里的最近一期——查出它们的价值（我可以去买一本新的，但好像有点不值）。然后，阿普林的集邮册活页和小塑胶衬袋会和任何有特殊记号、容易被辨识出来的邮票一起销毁。一天之内，我和约翰·查尔斯·阿普林的邮票收藏之间的关联将只剩下一盒装在玻璃纸书衣里的邮票，每一张都看不出什么来龙去脉。再过一段长短不定、但绝不会超过一星期的时间，这些邮票就会有了新主人，我手上的邮票也就会被钱所取代。

阿普林可能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发现这些邮票不见了。也许他拿出一本集邮册来翻阅的时候马上就会注意到，但这也不一定。我留下的比拿走的多二十倍，如果不是价值多二十倍，至少也是数量多二十倍。他有可能打开册子，翻到某一页，添上一张邮票，却始终发现不了有其他页不见了。

这其实并不重要。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不会注意到，而等他真的注意到时也说不上来东西是何时被偷的——在他去格林伯尔远足之前或之后都有可能。保险公司可能会赔他钱，也可能不会，他可能会大赚一笔，也可能亏本，甚至可能赔个精光，但谁在乎呢？反正我不在乎。一批花花绿绿的纸片会换了主人，另一批花花绿绿的钞票也会换了主人，世界上没有半个人会因为我今夜的活动而饿肚子。

你知道，我并不是在为自己作道德上的辩护。偷窃是道德所不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并不是在偷盖在死人眼睛上的钱币，不是在偷小孩手里的面包，也不是在偷具有深厚纪念意义的物品。这么说吧，我最喜欢偷收藏家；将他们的收藏品洗劫一空的时候，我一点罪恶感都不会有。

***

然而，政府的观点比较强硬。他们不认为拿走集邮家的邮票和偷光寡妇的房租钱有什么不同。不管我如何替自己的行为找合理的说辞，我还是得尽量避免进监狱。

这表示我得赶快离开。我关上灯——可不是吗，书房里也有一盏蒂芙尼的灯——朝前门走去。走到半路的时候，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我想到去冰箱里弄点东西做个三明治吃，反正他们连值钱的稀有邮票不见了都不会注意到，又怎么会注意一点食物呢。但监狱里多的是停下来吃了个三明治的人，何况离开这里后，我可以吃掉整家餐馆的东西。

我眯着眼睛凑近门上的窥视孔，走廊上没有人；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也听不到任何动静。我转开门锁，小心地慢慢将门推开，看见走廊上没人便走了出来。我再度拨弄那个普拉德锁，这次是把门锁上，免得厂家伤心。我没有重新设定那个冒牌防盗系统，只是对那个圆柱体眨眨眼，便迈步离开，又停下来抹花了我可能留在门外的指纹。接着，我提着公文包走向逃生门，打开门走出去，等它安静地在我身后合上，然后吐出长长的一口气。

我从楼梯走到上一层楼，脱下橡皮手套塞进外套口袋里——我不想冒着把邮票散落一地的风险打开公文包。然后我再走上三层楼梯，重新锁好逃生门，出现在走廊上，按铃等电梯。电梯是从大厅升上来的，这时我看了看表。

十二点三十五分。我向翁德东克道晚安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十分，也就是说我在阿普林的公寓里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出来的，但用在翻阅集邮册上的时间很难省下多少。或许我可以不进卧室，也用不着那么仔细地欣赏那些蒂芙尼的灯，但只工作不娱乐未免太无聊了吧。我安全出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没能在午夜之前离开仍然很可惜，因为公寓大楼人员换班通常都在午夜。这下我会被另一个电梯操作员、另一个管理员、另一个门卫看见，而不是被同一组人看见第二次，你说哪种情况风险比较大呢？不过这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我都已经报出真名了，而且——

电梯来了。我走进电梯，转向翁德东克家关着的门。“晚安。”我说，“我会尽快把数目估给你的。”

电梯门关上，缓缓下降。我靠在镶着木板的电梯壁上，双腿交叉。“漫长的一天。”我说。

“我的一天才刚开始。”电梯操作员说。

我尽量忘记头顶上有个摄像头。这就好像试图忘记自己的左脚泡在一桶冰水里一样。我不能看它，可是又压抑不住想看它的冲动，于是精心打了好几个呵欠。实际上，电梯下楼花的时间很短，但感觉上却那么漫长。

我很快地向管理员点了点头。门卫帮我开了门，然后赶在我前面到人行道上去叫出租车。几乎立刻就来了一辆。我给了门卫一美元小费，让出租车司机载我到麦迪逊大道和七十二街交叉口。我付钱下车，向西步行一个街区到第五大道，然后搭另一辆出租车回我住的地方。一路上我把公文包平放在膝头，重温我在11B公寓里度过的那一小时中的片段。那普拉德门锁被拨弄、逗引得支撑不住，弹开锁栓投降的那一刻。那张印反的航空邮票映入眼帘的那一刻，它单独安放在一页上，仿佛从误印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在等待着我。

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一美元小费。我家的门卫是个眼神涣散的年轻人，永远在朦胧的酒意中值从午夜到早上八点的班。我想他可能会愿意为我开门，但没有这个必要，因为门是大开着的。他坐在凳子上没动，对我投来狡猾的、同谋者般的笑容。不知道他认为我们分享了什么秘密。

上了楼，我想换换口味，于是把自家的钥匙插进自家的门锁里，打开了门。灯是开着的。他们真体贴啊，我想，还为窃贼留下了一盏灯。等一下，哪来的什么他们？留下一盏灯的是我，只是我并未这么做，因为我从来不会出门不关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脚踏进去，然后又警惕地收回，仿佛是在学新舞步似的。我走进门，转身面向沙发，眨眨眼，而像一只长着斗鸡眼的猫头鹰、坐在那里也对我眨眼的是卡洛琳·凯瑟。“哦，天哪，”她说，“也该是时候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伯尼？”

我关上门，拉上锁栓。“你开了我的雷布森锁。”我说，“我还以为你弄不开呢。”

“我是弄不开。”

“别告诉我是门卫让你进来的。他不应该这么做，何况他也没有钥匙。”

“我有钥匙啊，伯尼。你给过我你家的钥匙，记得吗？”

“哦，对。”

“于是我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结果门可不一下就开了吗。你应该自己找个时间试试，灵得很。”

“卡洛琳——”

“你有没有什么喝的？我知道应该等主人先问，但谁有这耐性？”

“冰箱里有两瓶啤酒。”我说，“一瓶要用来配我马上要做的三明治，你可以喝另一瓶。”

“墨西哥黑啤酒，对吧？双叉牌？”

“对。”

“喝完了。你还有什么？”

我想了一下。“还剩下点苏格兰威士忌。”

“单一麦芽？叫什么格伦·依莱的？”

“你找到了，也喝完了？”

“恐怕是这样，伯尼。”

“那就没了，”我说，“除非你想干掉那瓶拉弗瑞斯。我想它的酒精度有六十吧。”

“狗爸生的。”

“卡洛琳——”

“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是说‘狗娘养的’好了。这个词也许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但比起说‘狗爸生的’要令人满足多了。说‘狗爸生的’，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在骂人。”

“卡洛琳，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我快渴死了。”

“你喝醉了。”

“别瞎说，伯尼。”

“你是醉了。你喝了两瓶啤酒和一品脱的苏格兰威士忌，脸色像大便一样。”

她用胳膊肘抵住膝盖，手掌托着头，瞪了我一眼。“首先，”她说，“那不到一品脱，大概只有六盎司，连半品脱都不到。这在好酒吧里相当于三杯酒，在很棒的酒吧里相当于两杯。第二，说你最好的朋友脸色像大便一样，这种话不好听。两眼发直，也许吧。喝迷糊了，东倒西歪了，有点不行了，这些都可以接受。但‘脸色像大便一样’，这种话不可以对你爱的人说。还有第三——”

“第三，你还是喝醉了，没错。”

“第三，我在喝你的酒之前就已经醉了。”她露出胜利的微笑，然后皱起眉头，“或者应该是第四，伯尼？我不知道。要一个一个算清楚真困难。第五，我回到我住的地方之前就醉了，然后我又喝了一杯才来你这儿，所以这下我——”

“来得不是地方。”我建议道。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她不耐烦地一挥手，“这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

她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我不应该告诉任何人的。”

“不应该告诉任何人什么事？”

“这里没有虫子 [6] 吧，伯尼？”

“只有普通的蟑螂和蠹虫。出了什么问题，卡洛琳？”

“问题出在，我的小毛毛被抓了。”

“啊？”

“哦，天哪，”她说，“我的架被猫绑了。”

“你的架——卡洛琳，你语无伦次了。你来之前到底喝了多少？”

“妈的，”她声音很大，“可不可以请你听我说？是阿齐。”

“阿齐？”

她点点头。“阿齐。”她说，“阿齐·古德温被绑架了。”

[1] 詹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小说家。

[2] 奥德本（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出生在法国的美国博物学家及画家，擅长画鸟类。

[3] 约翰·查尔斯·阿普林（John Charles Appling）名字的缩写。

[4] 出自西方谚语“住在玻璃屋内的人不应丢石头”，指自己处境微妙、有风险，没有立场作出批评和攻击。

[5] 由世界著名邮票目录出版商美国斯科特出版公司出版的《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是当今世界各国集邮者的最佳工具书，从一八六八年开始出版，是全世界唯一一套每年更新的世界邮票目录。

[6] 这里“虫子”用的英文是bug，也有“窃听器”的意思。

4

“是那只猫。”我说。

“对。”

“阿齐是那只猫。你的缅甸猫。那个阿齐。”

“当然啊，伯尼。不然还会是谁？”

“你说阿齐·古德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伯尼，那是它的全名。”

“我知道。”

“我说的不是阿齐·古德温那个人，伯尼，因为他是尼禄·沃尔夫那套小说里的人物 [1] ，他要被绑架也只可能是在书里，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我也不会半夜三更跑到这里来。老实说吧，伯尼，我觉得你比我还需要喝一杯，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我想你说得对。”我说，“我一分钟后就回来。”

事实上差不多有五分钟。我沿着走廊经过邻居赫施太太家，到赛德尔太太家去。据赫施太太说，赛德尔太太到谢克高地拜访亲戚去了。我按了她家的门铃以策安全，然后把自己放进了她的公寓里（她出门时没有多上一道锁，所以我只要用一条塑料片撬开弹簧锁就行了。我想，得有人去跟赛德尔太太谈谈这件事）。

我带回来一瓶几乎全满的加拿大俱乐部牌威士忌，替我们两人各倒一杯。我瓶盖还没盖好，卡洛琳就已经一口干了她那杯。

“好多了。”她说。

我也喝了一口，酒下肚之后我才想起肚子里空空的。现在让我醉倒要比让卡洛琳清醒容易多了，但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打开冰箱弄了个三明治，把切成薄片的波兰火腿和蒙特里杰克干酪 [2] 加在那种芳香的黑麦面包上。我咬了一大口，若有所思地咀嚼着，真想能有一瓶双叉牌啤酒。

“阿齐怎么样？”我说。

“它不喝酒。”

“卡洛琳——”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醉话的，伯尼。”她自己动手又倒了一些威士忌，“我回到家，喂过猫，自己吃了点东西，然后觉得坐不住就出门去了。我到处乱逛。我想我有点像那种情绪会受月亮影响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晚上的月亮？”

“没有。”

“我也没有，不过我敢说一定是满月或者快要满月了。我总觉得问题好像就出在我没去对地方。于是我就换了个地方，结果感觉还是一样。我去了宝拉、公爵夫人、凯丽之西，还有布里克街上两家普通的异性恋酒吧，然后我又回到宝拉打了一会儿台球，接着跑到十九街上一个脏兮兮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然后我又回到公爵夫人——”

“我大概知道了。”

“我到处换地方，当然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喝杯酒，而我又去了很多地方。”

“于是就喝了很多酒。”

“还能怎么样？但我并没有打算喝醉，你知道。我是希望能碰上好运。真爱究竟会不会有降临在卡洛琳·凯瑟身上的一天？要是不行，那真欲呢？”

“看来今晚是没有。”

“我跟你说，我提不起兴致来。我打了两次电话找艾丽森，本来我发誓绝不这么做的，不过没关系，因为反正她也没接电话。然后我就回家了。我想我就早点上床吧，也许睡前先喝杯白兰地，结果打开门就发现猫不见了。我说的是阿齐。尤比没事。”

阿齐的全名叫阿齐·古德温，是一只身材修长的缅甸猫，很擅长发出腔调十足的哀鸣声，表情也很到位。尤比的全名叫尤比奎图斯，意思是“无所不在”或者“无处不在”，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它是一只圆滚滚的俄罗斯蓝猫，比较愿意亲近人，不像阿齐那么霸道。它们原来都是男性，也都各自在小小年纪就接受了那种让它们改喵女高音的手术。

“它大概躲在什么地方。”我提议道。

“不可能。我找过它所有的藏身之处，找过里面、下面、后面。而且我还开了电动开罐器。那声音对它来说就像达尔马提亚狗听到火警一样。”

“也许它溜出去了。”

“怎么可能？窗户是关着的，门上了锁。就算是约翰·狄克森·卡尔 [3] 也不可能把它弄出去。”

“门是锁着的？”

“锁得好好的。我出门的时候总是牢牢扣上我那些锁栓。你让我成了那东西的信徒。我还锁上了那个狐狸牌警察锁。我知道我把这些锁都锁上了，因为我进门的时候得先把它们都打开。”

“那它就是在你出门的时候跑掉的，或者是在你进门的时候溜出去了。”

“如果是那样，我会注意到的。”

“嗯，你自己也说你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以庆祝月圆。也许——”

“我没有醉成那样，伯尼。”

“好吧。”

“而且它从来不会这样。它们两个都从来没有跑出去过。听着，我们可以各说各话，兜圈子浪费时间，但我知道我的猫确实被抓走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回家的时候几点了，也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找猫、不停地开电动开罐器。家里有一点白兰地，最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坐下来喝，然后电话就响了。”

“然后呢？”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倒得不多，正要举杯凑到嘴边的时候停了下来。她说：“伯尼，不是你干的吧？”

“啊？”

“我是说，这玩笑开大了，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现在就告诉我，嗯？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我不会生气，但如果你现在不说，那我就要翻脸了。”

“你认为是我带走了你的猫？”

“不，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有那种该死的幽默感。但人有时候会做些奇怪的事，而且还有谁可以把那些锁全部打开，离开的时候又再把它们都锁起来呢？所以，只有等你说了‘是，卡洛琳，是我带走了你的猫’，或者‘不，你这小白痴，我没有带走你的猫’，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谈下去。”

“不，你这小白痴，我没有带走你的猫。”

“谢天谢地。只不过如果是你带走了猫，就表示它一切平安。”她看着手里的玻璃杯，仿佛以前从来没见过它一样，“这杯是我刚倒的吗？”

“嗯。”

“唔，我肯定知道当时我在干什么。”她说着把酒一饮而尽，“那个电话。”

“对。跟我说说那个电话的事。”

“我不确定那是个男的还是女的。不是一个男的把声音提高，就是一个女的把声音压低，我不能确定。不管那是谁，口音听起来像彼得·洛 [4] ，但非常假。‘小猫在我们手上’那种口音。”

“他是那么说的吗？‘小猫在我们手上’？”

“或者是有同样效果的话。如果我想再见到它，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这滴答滴答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相信的，伯尼。”

“他要钱？”

“二十五万美元，否则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猫了。”

“二十五——”

“万。对。”

“二十五万——”

“美元。对。”

“去赎——”

“一只猫。对。”

“这简直是——”

“狗爸生的。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呃，这真是疯了。”我说，“首先那猫并不真的值钱。它名贵得足以参加猫展吗？”

“可能，但又怎样？它又不能当种猫。”

“而且它也不像莫里斯那样是电视明星。它只是一只猫。”

“只是我的猫。”她说，“只是刚好是我爱的动物。”

“你想要条手帕吗？”

“我想要的是让自己别这么蠢了。妈的，我忍不住。手帕给我。我上哪儿去弄二十五万美元，伯尼？”

“首先，你可以把你那些陈年瓶子统统拿回店里去退钱。”

“积少成多，是吧？”

“积水成河，积沙成塔。这又是另一件疯狂的事。谁会认为你能拿出那么大一笔钱？你的公寓很舒适，但阿伯巷二十二号又不是查理曼大帝。任何一个聪明到能闯进去，出来的时候还把门锁好的人——他真的把门都锁好了？”

“我对天发誓。”

“谁有你家的钥匙？”

“只有你有。”

“兰蒂·梅辛格呢？”

“她不会做这种事。而且狐狸锁是我和她分手之后新装的。还记得是你帮我装的吗？”

“你出门的时候把它锁上，回家的时候把它打开。”

“绝对。”

“你不是只把圆柱转上而已，横栓什么的都锁住了。”

“伯尼，相信我。那锁是锁上的，我得用钥匙才能打开。”

“那么兰蒂就排除在外了。”

“她不会做这种事的。”

“不会，但也许是有人拿了她的钥匙去复制了一套。我那套钥匙还在吗？”我检查了一下，钥匙还在。我转过身来，看见我那个公文包靠沙发站着。要是箱子里的东西都能照市价卖出，那我或许就筹到了一只二手缅甸猫五分之二的身价。

哦，我觉得——

“吃两颗阿司匹林。”我说，“如果你想再来一杯的话，就加点热水和糖。这样你会睡得好些。”

“睡？”

“嗯，而且越快越好。你睡床，我睡沙发。”

“别犟了，”她说，“我睡沙发。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不能留在这里，他们说早上会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要你睡觉。这样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你的头脑才会清醒。”

“伯尼，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到了早上我的头脑不会清醒的。我的头会痛得像一颗惹火了球王贝利的足球一样。”

“哦，至少我的头脑会很清醒，”我说，“有一个人清醒总比没有人清醒好。阿司匹林在药箱里。”

“真是个放阿司匹林的好地方。我敢说你是那种会把牛奶放进冰箱、肥皂放在肥皂盒里的人。”

“我去弄杯热甜酒给你。”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我得回家去等他们的电话。”

“他们会打到这里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二十五万美元，”我说，“又有谁会错把你当成亿万富翁呢？所以，如果他们要你拿一大笔钱去赎阿齐，一定是料到你会去偷，这表示他们一定知道你有个干小偷的朋友，也就表示他们会打到这里来。把这个喝了，吃颗阿司匹林，然后上床睡觉。”

“我没带睡衣。你有没有衬衫之类的可以借我穿着睡觉？”

“当然。”

“而且我不困。我上了床只会翻来翻去，不过我想这也无所谓。”

五分钟之后她已经在打鼾了。

[1] 美国侦探小说家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1886—1975）创作了一系列以尼禄·沃尔夫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书中阿齐·古德温是尼禄的助手。

[2] 一种美国生产的奶酪，由全脂牛奶制成，拥有乳脂般的口感和质地，口味清爽。

[3] 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美国侦探小说作家，被称为“密室之王”。

[4] 彼得·洛（Peter Lorre，1904—1964），奥地利裔美国演员，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悬疑片中扮演反面角色。

5

柜台上的告示说建议的捐献金额是两块五。“你可随意捐多或捐少，”上面还劝告道，“但一定要捐一点。”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当”的一声丢下一枚一角硬币。职员便开口告诉他关于建议的金额，不过这家伙没接受。

“你自己看看这张告示吧，小子。”他面带不悦地说，“你们这些害虫要拿这事来烦我多少次？好像这是你们自己的钱一样。他们没让你们从捐献里抽佣金吧？”

“还没。”

“喂，我是个艺术家。那一毛钱已经足以让我倾家荡产了。你们要不好好接受它，以后我就只捐一分钱。”

“哦，你不能这么做，特恩奎斯特先生。”那位职员促狭地说，“这会让我们的预算整个垮掉的。”

“你认识我？”

“每个人都认识你，特恩奎斯特先生。”一声沉重的叹息，“每个人都认识。”

他拿起特恩奎斯特先生的一毛钱，给了他一个用来别在衣领上的黄色小别针。特恩奎斯特转过身来，把别针别在他西装外套的前胸口袋上。外套是二手廉价店里买的，颜色是某种灰，跟他那条二手廉价店的长裤配在一起还算协调。他微笑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被烟熏得变色的牙齿。他的头发是生了锈的棕色，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则比较偏红，也多掺了几抹灰色，看上去有两三天没刮胡子了。

“自以为是的绣花枕头。”他忠告我们，“这些人全是这样。别听他们的屁话。要是艺术会被吓倒的话，就不是艺术了。”

他向前移动，我放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在柜台上，换来两个别针。“艺术家。”职员意味深长地说。他用手指点点另一个告示，上面说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无论有没有大人陪同都不得入内。“我们应该修订一下我们的制度。”他说，“小孩、狗，还有艺术家一律不准进入。”

我比卡洛琳醒得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西七十二街的烈酒店去买一瓶加拿大俱乐部牌威士忌。我把酒带到赛德尔太太家，在门上敲了敲，确定没人应门之后自己进去，把那瓶酒拆封，将一盎司左右的酒倒进水槽，再盖上瓶盖把酒放回我前一天晚上找到那瓶酒的地方。我把自己送出门，在走廊上遇到了赫施太太，她的嘴角永远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我到她公寓里喝了杯咖啡。她煮的咖啡棒极了。我们谈起了地下室里的投币洗衣设备这个老话题。她对烘干机颇为恼火，因为不管上面的刻度如何，那些机器只有两种温度——“开”和“关”。我不满的是洗衣机，对付袜子像吃豆人 [1] 一样贪婪。关于我刚刚才从赛德尔太太家走出来的这件事，我们两个都没提起半句。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一边动手煮壶咖啡，一边听着卡洛琳在浴室里呕吐。她出来的时候脸色有点发青，抱着脑袋坐在沙发一角。我冲了个澡，刮了胡子，出来后看见她正沮丧地盯着一杯咖啡。我问她要不要阿司匹林，她说她不介意来几颗强效的泰诺，但我家没有。我吃了早饭，她没吃，我们都喝了咖啡，然后电话就响了。

一个不带口音的女人声音说道：“罗登巴尔先生？你跟你朋友谈过了吗？”

我想指出这个问题隐含着侮辱之意，这表示对方认为我只有一个朋友，认为我是那种朋友不可能超过一个的人，有一个就很走运了，而且这个朋友变聪明之后八成会弃我而去。

我说：“是的。”

“你准备好付赎金了吗？二十五万美元。”

“你不觉得这数目有一点高吗？我知道如今的通货膨胀实在可怕，我也了解缅甸猫的行情走俏供不应求，但是——”

“这钱你准备好了吗？”

“我家里尽量不放那么多现金。”

“你能弄到？”

电话铃一响卡洛琳就坐到我旁边来了。我一手按在她的胳膊上让她安心，一边对着电话说：“咱们就别再闹了，嗯？把猫送回来，我们就不追究，否则——”

否则什么？我要是知道我能有什么威胁就奇怪了。但卡洛琳没给我机会。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说：“伯尼——”

“我们会把猫杀了。”那女人说，音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带着口音。听起来的效果让人想起某种维也纳糕点广告和二战电影里某个似乎在德国有亲戚的家伙。

“咱们都冷静点。”我对她们两人说，“没必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不付赎金——”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么多钱。这个你们一定知道。现在你何不说说你们究竟要什么？”

对方停顿了一下。“叫你朋友回家去。”

“请你再说一遍？”

“她信箱里有东西。”

“好吧。我会跟她一起去，然后——”

“不行。”

“不行？”

“你留在原地。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但是——”

咔嗒一声。我坐在那里看着话筒，过了好几秒钟才挂上。我问卡洛琳有没有听到对方说什么。

“我零零碎碎听到几个字。”她说，“和昨晚是同一个人。至少我认为是。反正口音是一样的。”

“她讲到一半才改口的。我想她一开始是忘了，然后才想起来她应该装出一副有威胁性的口气。要不然就是她一兴奋就会脱口而出。我不喜欢让我们各自单独行动。她要你回你的公寓，我留在这里。我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

“嗯，谁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反正是要到市中心去的。十一点有客人要带一只雪纳瑞来。妈的，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对吧？我现在这脑子，实在没办法面对雪纳瑞。幸好是一只迷你雪纳瑞，要是在这种时候我还得洗一条巨型雪纳瑞，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路上回你公寓一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会抽时间的。反正我也得回去喂尤比。你觉得会不会——”

“怎么样？”

“会不会尤比也被他们带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要我回公寓的原因。”

“他们叫你去看信箱。”

“哦，天哪。”她说。

她离开后，我开始整理阿普林收集的那些邮票。我想这么做大概很冷血，因为阿齐命在旦夕，但即便如此它也还剩八条命，而我想的是尽快把阿普林的邮票处理得看不出原主。我把灯打开，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准备了邮票夹、一盒半透明玻璃纸封套，还有一本斯科特目录，然后把邮票从塑胶衬袋移到封套里，每次一组，再在封套上加注适当的说明。我没有浪费时间去估计价格。那是另外一项任务，可以回头再说。

我正埋头处理乔治五世时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高价邮票时，电话响了。“这个信箱到底有什么屁事？”卡洛琳质问道，“里面除了一张账单之外什么也没有。”

“尤比还好吗？”

“尤比没事。它看起来茫然若失，形单影只，而且它的心可能都快碎了，不过除此之外它还好。那个纳粹有没有再打电话？”

“还没有。也许她说的是你店里的信箱。”

“那里没有信箱。只有门上开了一条缝而已。”

“嗯，也许她搞错了。你去洗那只萨路基猎犬吧，等等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不是萨路基猎犬，是雪纳瑞，而且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会湿淋淋的一身狗味。你有他们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我说。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是那个神秘的女人。这次没口音了，也没有曲折离奇的遁词。她说我听，她讲完后我坐在那里想了一分钟，然后挠挠头又想了想。最后我把阿普林的邮票收起来，打电话给卡洛琳。

现在我们在画廊二楼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字不差地遵照那个来电者的指示，此刻站到了一幅看起来十分眼熟的画作前。

画旁的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青铜小牌子，标明了下列资料：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色彩构图》，1942。油画，86×94cm。J.麦克伦登·巴洛夫妇捐赠。

我把尺寸记在我的随身小笔记本里。如果你还坚守传统，没学会用公制单位思考的话，这数字换算成美制单位大约等于三十五乘三十九英寸，高度比宽度长。背景是白色，不知是被时间还是画家本人加进了一点灰色调处理。黑色线条在画布上纵横交错，把画面分隔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好几块涂上了原色，两块红，两块蓝，还有长长窄窄的一条黄。

我跨近一步，卡洛琳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别把它调正，”她劝阻我，“这样挂就很好。”

“我只是想看仔细一点而已。”

“嗯，门口有个警卫，”她说，“他也在很仔细地看着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警卫。这事太疯狂了，伯尼。”

“我们只是在看画而已。”

“而且我们就只是看看，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弄一幅画出去，跟弄一个小孩进来一样不可能。”

“放松。”我说，“我们只是看看而已。”

我们置身的这幢建筑和我们面前的这幅画一样，曾经都是私人财产。多年前，它是矿业及运输业巨子雅各布·休利特在曼哈顿的住所，他在二十世纪初靠着压榨贫民飞黄腾达。他把他在麦迪逊大道和三十八街转角默里山的住宅捐赠给纽约市，条件是必须用作艺术博物馆，由休利特专为此所创设的基金会来监督管理。虽然他本人的收藏品占了馆藏的一大部分，但历年来也陆续购进或卖出一些画作。同时，由于该基金会享有免税待遇，因此偶尔也有人捐赠或遗赠画作，就像这幅由巴洛夫妇所赠的蒙德里安油画。

“进来的时候我注意过开放时间。”卡洛琳说，“工作日和星期六从九点半开到五点半。星期天从中午开到五点。”

“星期一不开放？”

“星期一整天不开放，星期二则一直开到九点。”

“大部分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星期一来的时候我总是能知道，因为我会心血来潮到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开门。”

“嗯。如果我们打算闯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在闭馆之后或者星期一动手。”

“这两者都不可能。他们的警卫是二十四小时执勤，而且防盗系统精彩得很，不是弄两根电线、哄哄它就可以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把画从墙上抓下来就跑？”

“行不通。还没跑到一楼，就会被逮住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

“祈祷和斋戒。”

“好极了。这家伙是谁？上面写的是什么，凡·杜斯堡 [2] ？他和蒙德里安肯定一起上过两所不同的学校。”

我们踱到左边，站在一幅西奥·凡·杜斯堡的画作前。他的作品和蒙德里安的一样全都是直角和原色，但你不会把这两个画家搞混的。凡·杜斯堡的这幅画缺少了蒙德里安那幅画的空间感和平衡感。真奇怪，我想，一个人可以经年累月不曾见过任何一幅蒙德里安的画，然后又接连两天都亲眼观赏到一幅。在我看来更不寻常的是，休利特这幅蒙德里安和我在戈登·翁德东克家壁炉上方看见的那幅非常相似。如果我没记错，这两幅画的大小比例都差不多，一定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作品。我相信这两幅画如果挂在一起来看一定很不相同，但这种同时观赏的机会似乎很渺茫，而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翁德东克的那幅画被弄到了休利特的展览室里来，我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他讲得不对。当然，翁德东克那幅画有裱框，这幅则没有，以便显示画家如何在画布边缘继续他的几何设计。翁德东克那幅画的色块也许多了一倍，可能比较长或比较短、比较宽或比较窄。但——

但感觉上这仍然是个古怪的巧合。当然，巧合不见得一定有什么意义。之前我到贵宾狗工厂去接卡洛琳，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到休利特的宅邸，当时我并没有费神去看营业执照上司机的名字，但假设我看了，而那人又姓特恩奎斯特呢？那么，当职员说出那位衣着不体面的艺术家的名字时，我们也许会说真巧，在半小时内遇到两个姓特恩奎斯特的人。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不过——

我们在室内绕行，不时在某幅画前停下脚步，包括好几幅我毫不感兴趣的和一幅我非常喜欢的康定斯基 [3] 。这里有一幅阿尔普，翁德东克也有一幅阿尔普，但既然没有人叫我们偷一幅阿尔普的画，这一点也就没什么特别巧合的，或者说这个巧合也没什么奇怪的，或者说——

“伯尼？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猫忘掉？”

“你要怎么做到这一点？”

“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偷那幅画，你认为他们真的会对阿齐怎么样吗？”

“他们为什么要对它怎么样？”

“证明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啊。绑架者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绑架者是怎么样的。我认为他们撕票是为了不被指认出来，可一只缅甸猫怎么指认他们？但——”

“但谁知道那些疯子会怎么做？问题是，他们要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

“不一定完全不可能。”我说，“博物馆里总是有画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在意大利，博物馆窃贼的作业可以说是完全企业化了，就连在这里也每两个月就会在报上读到类似的案件。自然历史博物馆似乎隔一阵子就会遭到袭击。”

“那你是认为我们能弄到手？”

“我没这么说。”

“那——”

“真美，对不对？”

说话声让我转过身来，看见我们那位艺术家朋友，廉价二手店的外套上别着他那一毛钱的别针，龇牙咧嘴地笑着，露出了一口黄板牙。我们正再一次站在《色彩构图》前，特恩奎斯特看着画，眼神发亮。“老彼埃是不会被比下去的。”他说，“这王八蛋真能画。真有他的，嗯？”

“真有他的。”我表示赞同。

“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废物。破烂、渣滓，一言以蔽之，恕我直言，就是狗屁。很抱歉我说了粗话，小姐。”

“没关系。”卡洛琳要他放心。

“博物馆是艺术史的字纸篓。听起来像是谁的名言，对不对？其实是我自己编的。”

“听起来挺像回事的。”

“字纸篓就是垃圾桶的意思，英国人都这么说。但这些东西连垃圾都不如。都是大便，我的一些好朋友会这样说。”

“呃。”

“这个世纪的好画家数得出来。蒙德里安当然是一个。毕加索，大概百分之五的时候是，在他不到处乱搞的时候。但百分之五的毕加索已经很不少了，对吧？”

“呃。”

“还有谁？波洛克、弗兰克·罗斯、特罗斯曼、克利夫德·斯蒂尔、达拉·帕克、罗斯科——在他走火入魔到忘记用颜色之前。还有其他人，其他几个人。但这里大部分的东西——”

“呃。”我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个满嘴屁话的老头是谁？他连外套和长裤都配不好，还敢大放厥词，说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垃圾。你们就是这么想的，对吧？”

“我不会这么说。”

“你当然不会这么说，你或者这位年轻小姐都不会。她是位淑女，你是个绅士，所以你们不会说这种话。我呢，我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说。这就是艺术家比绅士占上风的地方。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唔。”

“你们这么想也没错。我是个无名小卒，什么也不是，只是个谁也没听过的画家。无论如何，我看见你们在看一位真正画家的作品，也看见你们一直来回看这幅画，所以我马上就知道你们能分辨出鸡肉沙拉和鸡屎之间有什么不同，抱歉我又说粗话了，小姐。”

“没关系。”卡洛琳说。

“可是看到别人认真地研究大多数的废物，真是让我火冒三丈。你知道有时候会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拿把刀或者用一瓶酸液破坏某幅名画吧？这时候你八成会和所有的人一样，对自己说：‘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他一定是个疯子。’做这种事的人永远都是艺术家，报纸上则说他‘自称’是艺术家。意思就是他说他是个艺术家，不过你知我知，那可怜的家伙脑袋里装的是狗屎。再一次，亲爱的小姐——”

“没关系的。”

“我再说一句，”他说，“然后就不再烦你们这两位好人了。当糟糕的艺术品放在国家殿堂里展示的时候，毁掉它不代表发疯，而代表神志清醒。我还要多说一句。毁掉糟糕的艺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巴枯宁 [4] 说过，破坏的冲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割烂这里的一些画——”他深吸一口气，然后长叹一声，“但是我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破坏。我是个艺术家，画我的画，过我的生活。我看见你们对我最喜欢的画感兴趣，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多。可以原谅我吗？”

“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卡洛琳告诉他。

“你们是好心人，宽宏大量。要是我说的话有值得你们想一想的地方，那你们的这一天和我的这一天就算都没白过了。”

[1] 吃豆人（Pac-Man）是电子游戏历史上的经典街机游戏。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控制游戏的主人公黄色小精灵吃掉藏在迷宫内所有的豆子，并且不能被“幽灵”抓到。

[2]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荷兰艺术家，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

[3]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裔法国画家，抽象派创始人之一。

[4] 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俄国革命家，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家和理论家。

6

“这就是答案。”卡洛琳说，“我们把画毁掉。这样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把画偷出来了。”

“然后他们就会毁掉你的猫。”

“不许这么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好主意。”

室外，一个穿着皮裤的年轻男子和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子四仰八叉地倒在休利特家的台阶上，轮流抽着一根草药香烟。台阶上方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卫不予理会，大概是因为他们已经超过十六岁了。卡洛琳经过那两人身边的时候皱起鼻子。

“有病。”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文明人一样喝醉了拉倒？”

“你可以试着去说说看。”

“他们会说：‘我喜欢啊，老兄，哇！’他们就会说这些。我们上哪儿去？”

“你家。”

“好。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有人从上了锁的公寓里带走了一只猫，”我说，“我想搞清楚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向西走，搭地铁到市中心，然后从谢里丹广场走到卡洛琳位于阿伯巷的住处，这是一条格林尼治村常见的那种歪歪扭扭的街道，朝某一个角度斜过去，连接着此处和彼处。大部分的人都找不到这里，但话说回来，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会需要找这个地方。我们走在懒洋洋的、多云的九月午后，这天气让我想冲到住宅区去，然后穿上我的慢跑鞋。我告诉卡洛琳，这种天气最适合跑步了，她说跑步这种事什么时候都不适合做。

到她住的那幢楼之后，我从外面检查了大门的锁。看起来不太具有挑战性。无论如何，进入无人看守的建筑大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你只要按其他住户的门铃，直到有人不负责任地开门放你进去，或者在外面晃荡，算好接近的时间，正好在别人要进出的时候走到大门口。如果你表现出恰当的自信和随意的态度，很少会有住户质疑你。

然而这些我都不用做，因为卡洛琳有钥匙。她打开门，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她的公寓——在一楼的后部。我跪下来研究钥匙孔。

“要是你看到有只眼睛在瞪着你，”卡洛琳说，“我可不想知道。你在找什么？”

“找被人拨弄过的痕迹。我看不出任何新的刮痕。你有火柴吗？”

“我不抽烟。你也不抽，记得吗？”

“我需要光线好一点。我那支笔形手电筒在家里。算了，无所谓。”我站了起来，“把你的钥匙给我。”

我打开所有的锁，进门之后我一一检查，尤其是那个狐狸锁。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卡洛琳在屋里走来走去呼唤着尤比。她越叫声音越慌张，直到电动开罐器呼呼的声音把猫引了出来。“哦，尤比。”她说着一把抱起它，连人带猫倒进椅子里，“小可怜，你想念伙伴，对不对？”

我走到小窗边，把窗户打开。窗外装了好几根一英寸粗的铁条，下端稳稳插在砖墙里，上端接着水泥窗檐。只需要再来几根类似的铁条横着装，加上几块色块，这窗子就可能像幅蒙德里安的画一样。我抓住两根铁条前后拉扯，铁条纹丝不动。

卡洛琳问我到底在干什么。“别人有可能锯断这些铁条，”我说，“事后再把它们安回去。”我扯扯另外两根。跟这些铁条比起来，直布罗陀山简直是摇摇欲坠。“这些东西一动也不动。”我说，“这样是违法的，你知道。要是有人来做防火安全检查，他们会叫你把这些铁条拆掉。”

“我知道。”

“因为这是唯一的窗子，万一失火，你永远也逃不出去。”

“我知道。我还知道我住的公寓在一楼的外侧，邻近通风管道，要是我的窗子上不装这些铁条，小偷会多得川流不息。我可以在铁窗上装门，以便失火的时候可以打开逃生，但我知道需要的时候我肯定永远找不到钥匙，而且我相信小偷一定可以把它弄开。所以我想我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我不怪你。没有人从这里闯进来过，除非他真是瘦得超出我们的想象。人可以钻过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窄小的空间。我小时候可以爬过送牛奶的滑道，再想想，我现在可能还可以爬过去，因为我的身材跟那时候差不多。而且那在当时看起来也很不可能。那个滑道大概是十英寸宽、也许十四英寸高，但我成功了。如果你的头能过去，身体也就可以跟着过去。”

“真的？”

“问问产科医生就知道了。哦，我想这一点在真的很胖的人身上就行不通了。”

“或者是脑袋很小的人。”

“哦，是啊，没错。但总的来说这条原则很有用。不过没人从这扇窗子进来过，因为这些铁条的间距只有多少，三英寸？四英寸？”

“你不用把窗子关上，伯尼。屋里很闷。他们没从窗子进来，也没撬开锁，那还剩下什么？巫术？”

“我想大概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家壁炉的烟囱是封起来的——万一你觉得是圣诞老人干的话。到底他们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进来？从地下室，通过地板出来？穿过天花板下来？”

“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卡洛琳，你进门的时候屋里看起来怎么样？”

“跟平常一样。”

“他们没有翻动过抽屉什么的？”

“他们可以打开抽屉再关上，我也不会注意到。他们没有弄乱任何东西——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有人来过，直到我发现猫不见了。就算到那时候我也还是不知道有人来过，直到我接到那个电话，才明白过来是有人偷了猫。它不是自己凭空消失的，伯尼。这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

“也许有人把钥匙从我的皮包里勾走了。也许是我在贵宾狗工厂的时候有人进来，弄到了我的钥匙串，拿去给锁匠做了一把备份，然后再把钥匙塞回我的包里。”

“而你一点都没发现？”

“有什么奇怪的？比如说他们来问帮狗梳洗要多少钱，趁机偷走了钥匙，然后再来跟我预约时间，顺便把钥匙放回去。这有可能，不是吗？”

“你把皮包放在人人都碰得到的地方？”

“通常不会，但谁知道呢？反正，这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不只是在亡羊补牢，还在检查门锁、收集门闩上的指纹。”她皱皱眉头，“也许我们当初就应该这么做的。”

“收集指纹？就算真有，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不是警察，卡洛琳。”

“你不能叫雷·基希曼帮忙查查指纹吗？”

“他不会出于好心这么做，而且除非手上已经有了嫌疑犯，否则是没办法真的仅仅靠一个指纹去查的。要查的话需要一组指纹，而不管闯进来的人是谁，八成都没有留下指纹，就算留下了，我们也收集不到一组。而且那些人还得以前就留下过指纹记录，才查得出来，而且——”

“算我没提过这事，行吗？”

“算你没提什么事？”

“不记得了。嗯，我们就——妈的。”她说着去接电话，“喂？嗯？等一下，我才刚——妈的，挂断了。”

“谁？”

“那个纳粹。说我应该去看信箱。我看了，记得吗？只收到一份账单，那已经是够糟糕的消息了。贵宾狗工厂的门缝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份梳洗用具目录，还有一张防止虐待动物组织的传单。这里今天不会再送一次信了吧？”

“也许他们会把什么东西放进你的信箱，不通过邮寄的，卡洛琳。我知道这种行为触犯联邦法律，但是我想我们对付的这些人是不择手段的。”

她瞪了我一眼，然后到大厅去，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个小信封。信封被纵向折过，以便插进信箱上的小缝。她把对折处翻开。

“没有姓名。”她说，“没有邮票。”

“也没有回信地址，可真令人惊讶不是吗？你何不把它拆开呢？”

她举起信封对着光，眯起眼睛看。“空的。”她说。

“打开才能确定。”

“好吧，可是有什么意思呢？说到这一点，把空信封塞进别人的信箱里又是什么意思？这真的触犯联邦法律吗？”

“没错，不过要起诉他们可就难了。怎么了？”

“看！”

“几根头发。”我说着拿起一根，“这有什么——”

“哦，天哪，伯尼。你看不出这是什么吗？”她捏住我的胳膊肘，抬头紧盯着我，“这是我的猫的胡须啊。”她说。

“所以你是时尚先锋 [1] ，对不起，我说顺嘴了。这真的是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认真的。”

“嗯，这下子我相信了。我之前就已经相信了，因为他们从锁着的房子里偷走了你的猫。剪断猫的胡须，他们一定是疯了。”

“这样他们就能证明它真的在他们手上。”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猫的胡须看起来都差不多。我想看过一根就等于看过全部了。天哪！”

“怎么了？”

“我们不能把那幅蒙德里安弄出休利特美术馆。”

“这我知道。”

“但我知道哪里有一幅我可以偷得到的蒙德里安。”

“哪里，现代艺术博物馆吗？那里有两幅。古根海姆博物馆 [2] 也有几幅，不是吗？”

“我知道有一幅是私人收藏。”

“休利特的那一幅本来也是私人收藏，现在是公共财产了，除非它不久之后就落入我们的手里——”

“别想那一幅了。我说的这幅也是私人收藏，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了它。”

她看着我。“我知道你昨晚出门去了。”

“对。”

“但你没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唔，你大概也猜得到。但我之前做的事——把我弄进那幢建筑的事——是帮一个人的藏书估价。他姓翁德东克，人不坏，付我两百美元帮他算他的书值多少钱。”

“值很多吗？”

“跟他墙上挂的东西比起来就少多了。他有一幅蒙德里安，还有其他的画。”

“跟休利特里的那幅一样？”

“哎，谁知道？大小和形状差不多，我想颜色也一样，但也许在专家看来这两幅完全不一样。重点是，要是我能进去偷到他的蒙德里安——”

“他们会知道不是同一幅，因为休利特的那一幅还会挂在那里。”

“是，但他们会在乎这一点吗？要是我们能交给他们一幅蒙德里安的真迹，不管值多少，他们说的数字是二十五万——”

“真的值这么多？”

“不知道。这些日子艺术市场起起伏伏的，但我也只知道这么多。要是我们能给他们一幅蒙德里安来交换一只被偷的猫，你觉得他们会不愿意吗？除非他们是疯子才会拒绝。”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疯子了。”

“唔，这么做不但疯而且还笨，不过他们既然能偷走你的猫，就不可能太笨。”我抓起她的电话簿，查到翁德东克的号码，然后拨号，任电话响了十二声。没人接听。“他不在家。”我说，“现在就祈祷他出门的时间能长一些吧。”

“你要做什么，伯尼？”

“我要回家，”我说，“然后我要换衣服，口袋里装一些好用的小道具——”

“小偷的工具。”

“然后我要到查理曼大帝去，而且最好赶在四点以前到，否则就会有人认出我来，门卫或管理员或开电梯的。但也许他们认不出来。昨天晚上我穿的是西装，这次我会打扮得随意些，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最好在四点以前到那里。”

“你打算怎么进去，伯尼？那地方不是铜墙铁壁、戒备森严吗？”

“哎，听着，”我说，“我可从来没说过事情会很容易。”

我赶回住宅区，换上一条斜纹棉布裤，一件很像鳄鱼牌的短袖T恤，不过胸口绣的图案是只飞鸟。我觉得它应该是只燕子，要么是在飞回巴西卡皮斯特拉诺的路上，要么形单影只成不了什么气候，因为这厂牌的名称是“燕尾”。这牌子始终没流行起来，我明白原因是什么。

我穿上一双旧的慢跑鞋，在口袋里装满小偷的工具——手提公文包不适合我此刻的扮相。我拿出一个写字板，在上面夹了一本黄色的笔记纸，然后放到一旁。

我又拨了一次翁德东克的号码，任电话响个不停。没人接。我查了另一个号码，那部电话也没人接。我试拨第三个号码，第四声响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女人接起电话。我问霍德佩普先生在不在，她说我打错电话了，不过这只是她的想法而已。

我在七十二街的一家花店买了一束四块九毛八的花——和以往一样，这让我注意到这么多年来花价没涨多少，现在已经很少有这么划算的东西了。

我要了一张空白的小卡片，在信封上写下：

莱奥娜·特里曼

唐纳德·布朗致上爱意

我本想署名霍华德·霍德佩普的，但我的理智有时会战胜此类念头。我付了钱，把卡片贴在包装纸上，然后走出店门叫了辆出租车。

我在麦迪逊大道离查理曼大帝很近的那个转角下车，因为送花的伙计是不会搭出租车的。我走向建筑物的正门，经过门卫，走到管理员那里。

“有束花要送。”我说着看看卡片，“上面写的是莱奥娜·特里曼。”

“我会交给她的。”他边说边伸手出来接花。我缩手把花束收回来。

“我得亲自送。”

“别担心，她会收到的。”

“万一有回复呢。”我说。

“他是想讨小费。”门卫插嘴说，“没别的。”

“向特里曼要小费？”管理员说着和门卫面带微笑互相看了一眼。“请便吧。”他对我说，然后拿起了对讲机的话筒。“特里曼小姐？有份东西送来给你，看起来像是花。送货的伙计会拿上去。是的，小姐。”他挂上话筒，摇摇头。“上去吧。”他说，“电梯在那里。她的公寓是9C。”

我在电梯里瞥了一眼手表。时机简直太完美了，三点三十分。门卫、管理员和电梯操作员都不是前一天晚上看过我进来的那一批，我手提箱里带着阿普林的邮票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在。而且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交班了，不会有心思想到那个送花的伙计为什么去特里曼小姐的公寓去了那么久。来接班的那批人不会知道我来送花，会认为我是有正当理由来找其他哪个住户的。反正出门的时候他们不大会来找你的碴，因为他们认为你一定是没问题，先前才能通过重重关卡进得了门。当然如果你试图把家具搬出去就另当别论了，不过通常来说进去比出来要困难。

电梯停在九楼，操作员指向那一户的门。我谢谢他，走过去站在门前，等待着电梯门关上的声音。电梯门没关。当然没关，他们会等到住户打开门。唔，反正她已经知道有人要送花来了，那我还在等什么呢？

我按下门铃。屋里叮咚一声，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应门的女人有着一头极不自然的红褐色头发，脸上的皮不知道拉过几次了但还是松垮垮的。她身上穿着东方花纹的罩袍，看起来一副刚闻到什么失礼气味的表情。

“花。”她说，“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吗？”

“莱奥娜·特里曼小姐？”

“是的。”

“那么没错，就是送你的。”

我还在等着听到电梯门的声音，但逐渐意识到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为什么会听到关门的声音呢？他哪里也不会去，就等在这里，等到她拿了花、给了我小费，然后再迅速把我载下楼去。好极了。我找出了混进查理曼大帝的方法，但我还需要能留下来的方法。

“我想不出来有谁会送我花。”她说着接过我手中包好的花束，“除非可能是我姐姐的儿子路易斯，但他又为什么会突然送花给我呢？一定是弄错了。”

“上面附有一张卡片。”我说。

“哦，上面有张卡片。”她说着自己也发现了，“等一下。让我看看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没错，这是我的名字，莱奥娜·特里曼。让我把它打开。”

这幢该死的建筑物里难道没有别人要用电梯了吗？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断这家伙的出神状态，让他浮到另外一层楼去吗？

“唐纳德·布朗致上爱意。”她念道，“唐纳德·布朗。唐纳德·布朗。唐纳德·布朗。这到底是谁呢？”

“呃。”

“嗯，这束花真是漂亮，不是吗？”她卖力地闻着，好像下定决心不只要闻花香，还要把花瓣都给吸进去。“好香。唐纳德·布朗。这名字听起来耳熟，但是——嗯，我想一定是弄错了，但我还是很高兴收下这束花。我得去拿个花瓶，把它们插进水里——”她话讲到一半突然停了，想起来我还站在那里。“还有什么事吗，年轻人？”

“嗯，我只是——”

“哦，我的天哪，我都把你给忘了，是不是？等一下，我去拿钱包。我只是得先把这些花放下，来，拿着，拿着，真是谢谢你，也代我谢谢唐纳德·布朗，不管他是谁。”

门关上了。

我转过身来，那该死的电梯还在那里等着带我回家。开电梯的人不算是在微笑，但脸上的确是一副觉得很有趣的表情。我坐电梯下楼，走过大厅。门卫看见我，咧嘴一笑。

“唔，”他说，“进展如何啊，伙计？”

“进展？”

“她给的小费多吗？”

“她给了我二十五美分。”

“嘿，高兴点，这对特里曼来说已经算不错了。她一整年都不花半个子儿，到了圣诞节才给大楼的工作人员每人五块钱小费。等于一星期一毛钱。你能相信吗？”

“当然。”我说，“能相信。”

[1] 原文中“猫的胡须”用的是“the cat’s whiskers”，于是伯尼顺嘴接了一句“And you’re the cat’s pajamas”，cat’s pajamas为“不同凡响的人物、领导时尚潮流”之意。

[2]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所罗门·R.古根海姆（Solomon R.Guggenheim）基金会旗下所有博物馆的总称，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也是全球性的一家以连锁方式经营的艺术场馆。

7

莱奥娜·特里曼那二十五美分没在我口袋里待多久。我走过街角，经过一家叫作大查理的酒店，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个午餐柜台买了杯咖啡，把那二十五美分留下来当作小费，希望那个女招待拿到的时候能和我拿到的时候一样高兴。出了那家店，我向住宅区的方向走去，最后来到一家花店。

四点多了。值班的人应该已经换了，除非有人加班。而且，比起让门卫和管理员相信我还要再亲自送一次货，大概还是从那批昨晚见过我的人员面前混过去更容易一点。

我走进店里，花七块九毛八买了一束花，基本上和在西端买的四块九毛八的那束一模一样。啊，算了。这家伙的房租肯定比较贵。无论如何，特里曼小姐可能会再赏我两毛五，可以抵掉我的一部分开销。

莱奥娜·特里曼，我再一次在信封外写着。至于卡片上写的则是：

你可愿意原谅我？

唐纳德·布朗

查理曼大帝的人员已经交班了。我认出了前一晚看到过的管理员和门卫，但就算他们觉得我看起来面熟，也没说什么。昨晚我是住户的客人，西装笔挺、打扮整齐，而今天我却是个穿着短袖的伙计。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认出我，也大概会认为是以前见到过我送花。

这个管理员也说要代我转交花束，我也再一次坚持要亲自送到，这个门卫也偷笑着猜我是要讨小费。看到他们都这么胸有成竹真是不错。管理员透过对讲机通报，爱德华多带我上九楼，特里曼小姐等在她公寓的门前。

“啊，又是你。”她说，“我真是想不通，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吗？”

“卡片上说——”

“卡片，又是卡片。”她说着打开信封，“‘你可愿意原谅我？唐纳德·布朗。’真是奇怪的表示。我想这意思比‘致上爱意’更明确，但也更令人困惑。这个唐纳德·布朗是谁，我又要原谅他什么？”

电梯还没离开。

“店里交代我要问有没有回复。”我说。

“回复？回复？我要回复给谁呢？我觉得相当明显，这些花不是要送给我的，可怎么会错成这样呢？我不认识任何唐纳德·布朗，也不知道有另一个叫作莱奥娜·特里曼的人。除非这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人，显然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她用涂着柿子色指甲油的手拆开了神秘的布朗先生送的花。“真漂亮。”她说，“比前一束还要漂亮，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送给我。我真的一点也不明白。”

“我可以打电话回店里。”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可以打电话到花店问问。”我建议道，“我能不能借用你的电话？要是弄错，我就倒霉了，如果没弄错的话，或许他们可以告诉你一点关于送花人的事情。”

“哦。”她说。

“我还是打个电话比较好。”我说，“我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回去问清楚再把花留下来。”

“嗯，”她说，“嗯，好吧，也许你打个电话回去问问比较好。”

她让我进屋，把门关上。我试着听听电梯是否离开做其他用途去了，但当然我什么也听不到。我跟在莱奥娜·特里曼身后，走过铺着厚厚地毯的客厅，里面摆设了过多的家具，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乡村式的。椅子和沙发大多都有卷束装饰，颜色充斥着粉红和白。看起来最舒服的那张椅子上有只猫，是雪白的波斯猫，胡须都完好无损。

“电话在那里。”她说着指向一堆古老的法式镶金白珐琅用具。我拿起话筒凑到耳边，拨了翁德东克的号码。通话中。

“通话中。”我说，“一天到晚都有人打电话去订花。你也知道的。”我啰唆这么多干吗？“我过一分钟再打。”

“哦。”

翁德东克的电话为什么会是通话中？他先前不在家。现在我好不容易进了他这幢楼，他为什么就不能别回来了呢？我现在不能走啊，天哪。以后我可再也没有机会进来了。

我拿起电话打给卡洛琳·凯瑟。她接起电话后我说：“凯瑟小姐，我是吉米。我在查里曼大帝的特里曼小姐家。”

“你打错了。”我那反应灵敏的心腹说，“等一下。你刚刚是不是说——伯尼？是你吗？”

“对，是我送的货。”我说，“和先前那次一样。她说她不认识任何叫唐纳德·布朗的人，也不认为花是送给她的。对。”

“你在别人家打电话。”

“就是这样子。”

“她对你起了疑心？”

“不是，问题是她不认识这个家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伯尼？你是在拖延时间吗？”

“对。”

“你要我跟她说话吗？我会告诉她那个某某某付的是现金，留下了她的姓名和住址。再跟我讲一次这些人的名字。”

“唐纳德·布朗。她叫莱奥娜·特里曼。”

“知道了。”

我把电话交给一直在旁边晃来晃去的特里曼小姐。她说：“喂？请问是哪位？”然后她说了些诸如“是的”和“我明白了”和“但是我不——”和“真是好神秘”之类的句子，最后把话筒交回我手上。

“总有一天，”卡洛琳说，“我会彻底弄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凯瑟小姐。”

“你也一样，罗登巴尔先生。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是的，小姐。”

我挂上电话。莱奥娜·特里曼说：“‘爱丽丝说，真是越来越古怪了。’你这位唐纳德·布朗是个高个子的灰发绅士，穿着优雅，拿着根手杖，两次都是用二十美元的新钞付账。他没有留下地址。”她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也许是我多年以前认识的某个人。”她静静地说，“也许当初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宇。也许我还会再得到他的消息。我一定会再得到他的消息的，你说呢？”

“呃，如果他这么费心——”

“就是说。他费了这么一番工夫，应该不会只是为了永远保持神秘。哦，天哪。”她说着摇散她那头红棕色的头发，“这么令人激动的事情，真不习惯。”

我慢慢朝门边移动。“嗯，”我说，“我看我该走了。”

“是的，嗯，你真是好心，打了那个电话。”我们一起走向门口。“哦，”她想起来了，“等一下，我去拿钱包，谢谢你这么费心。”

“哦，没关系。”我说，“你上一次已经给过我了。”

“对了。”她说，“我给过你了是不是？我都忘了。好在你提醒了我。”

要是电梯还在的话，我想，那就算了吧。但电梯不在了。楼层灯号显示电梯在三楼，就在我看的时间里移到了四楼。也许爱德华多已经忘记我了。但话说回来，他也可能正在回来的路上。

我打开逃生门，进到楼梯间。

现在呢？翁德东克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那通电话是凭着记忆拨的，有可能拨错了号码，或者电话占线可能是因为有人刚好在我拨号前几秒钟拨了同一个号码。或者可能是他在家。

如果有人在家，我不可能冒险闯进去。我也不能先敲敲门。我更不能永远都待在楼梯间，因为虽然管理员和电梯操作员和门卫有可能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但他们也有可能没忘。只要用对讲机交谈两句，就可以确认我已经离开了特里曼的公寓，这时候他们要么认为我已经在没人注意的时候走楼梯（甚至搭电梯）离开了，要么就是料到我还在这幢建筑里。

这样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找我。

就算他们不找我，楼梯间也不是什么好的栖身之处。我必须要先用电话确认翁德东克的公寓里没人，然后才能进去。而且一旦我进去了，必须等到午夜才能带着那幅画离开。因为不管我做什么，现在值班的这批人一定都会记得我，哪有花店的送货伙计送花要一小时的？也许我可以混过去，只是要稍稍损伤一点特里曼小姐的名声，让他们认为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在风流逍遥，但是万一现在他们已经跟她通过话，知道我已经离开了——

我上了两层楼梯，用塑胶片撬开逃生门，张望了一下，走廊上没人，然后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明智之举。我没有大费周章戴上手套，连先按门铃这种基本的预防措施都没做，当然也没浪费半点时间在那假防盗系统上，立刻就拿出我那串工具动手开门，进入了约翰·查尔斯·阿普林的公寓。

8

一时间我还以为自己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跟我前一次的造访相比，这座公寓在白天看起来亮多了。就算窗帘是拉上的，仍有些光线透进室内，让我以为是屋里开了灯且有人在家。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或加速跳动、或不规则地跳动，总之就是做出了它在这种状况下会做出的反应，然后心脏和我都平静下来。我戴上橡皮手套，锁上门，深吸一口气。

重回阿普林家感觉非常奇怪。那种非法进入的兴奋感再一次出现，但因为我已经来过这里，兴奋的程度也就降低了。你和某个女人做爱第二次、第三次，或者第一百次都可以得到同样多的乐趣——事实上，可以得到更多——但那种征服的胜利感只能有一次；锁的诱惑、跨越门槛这种事也是一样。更何况，我这次闯进来不是要偷东西，只是要找个容身之处而已。

而这一点就真的很奇怪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在这座公寓里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种感觉直到离开之后才逐渐消退。而现在我却是为了安全感而再度闯进这里。

我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但何必现在打电话给翁德东克？我要到午夜才会离开这幢建筑，那又何必在那之前闯进他家呢？当然，如果他不在家，我现在是可以去，一把抓下那幅蒙德里安，拿到楼下阿普林的公寓里来，然后等到午夜之后再安全离开。

但我不想这么做。最好按兵不动，午夜左右再打电话给翁德东克，如果他不在家，我可以动作迅速地进出，如果他在家的话，我可以说“抱歉，打错了”，然后等上三或四或五个小时的时间，等他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时候再溜进去。我工作的时候尽量避免和人接触，因此更愿意在住户不在家的时候下手，但在他们已经在家的时候去拜访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担心他们会在你完工之前回来。这次我的目标只有一样东西，而且不需要翻箱倒柜地找。那幅画就挂在客厅里，如果他在卧室睡觉的话，我根本不需要靠近他。

我还是拨了那个号码。铃声响了六下，我挂上电话。我可以让它多响几声，但既然我至少要七小时之后才会去，又何必麻烦呢？

我穿过客厅，伸出一根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把窗帘拨开一条缝。这扇窗户朝向第五大道，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中央公园，视野相当开阔。我也不需要担心被人看到，除非有个非常有耐性的人在半英里以外的中央公园西侧拿着一副双筒望远镜，而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太大。我拉开窗帘，拽了把椅子过来坐下，眺望公园。我看到了动物园、蓄水池、户外音乐台，还有其他的明显目标。在环形车道、婚礼小道，还有沿着蓄水池的跑道上，我看到很多人在慢跑。看着他们，就像是从飞机上观察高速公路的车流一样。

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在那里跑步真是太可惜了。这真是适合跑步的完美天气。

过了一会儿，我坐不住了，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在阿普林的书房里找了一本集邮册，从容地翻阅着。我看到不少上一次我真应该拿的东西，但现在我连想都没想过要把它们带走。先前我是窃贼，是搜寻猎物的掠食者。这次我是个客人，尽管是不请自来的客人，但仍不能辜负主人的好意。

不过，在没有必要将其占为己有的情况下，我的确从观赏他的邮票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我靠在椅子上放松自己，幻想这是我的公寓、这些是我收藏的邮票，幻想这些锯齿边缘、五颜六色的长方形小纸片全是我搜集购买来的，幻想我曾经满怀喜悦地把它们一枚枚拈进塑胶衬袋、安放在集邮册里。通常我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把邮票贴进本子里，但现在我有点入戏了，甚至对自己搜刮这样一份心血的结晶产生了一些罪恶感。

告诉你，幸好我没把他的邮票带在身上。否则我说不定会想把它们放回去呢。

时间过得很慢。我不想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甚至也不太想走来走去，因为怕邻居会听到这间应该没有人的公寓里传出声音。我没有心情读书，而且戴着手套拿书让人无法集中精神融入书里的情节。我回到窗边的椅子上，看着夕阳落在公园西边的建筑物后面，然后这场娱乐就此结束。

九点左右，我饿了，到厨房里去找吃的。我拿了一个碗，倒进葡萄干坚果早餐谷物和一些不知是否坏掉的牛奶。牛奶倒进咖啡里可能会凝结，不过和早餐谷物加在一起还好。之后我洗了碗和汤匙，放回原位。我回到客厅，脱下鞋子，躺在地毯上闭起眼睛。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大片空白，正当我端详这片完美无瑕的洁白——是初雪，我想，或是一百万只羔羊的羊毛——如此这般地诗情画意起来时，有好几条黑色的缎带伸展开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穿越这一大片白色，形成好几个大小不一的长方格。然后其中一块白色开始渐渐变红，另一块则自然地从淡淡的天空色不断加深，直到变成鲜艳的钴蓝，右下方又有一块逐渐渗出红色，还有——

天哪，我的大脑在帮我画一幅蒙德里安啊！

我看着画面改变、重新组合，在同样的主题上作出变化。我不太确定到底什么才是或不是意识，但我一会儿有意识、一会儿没意识，然后突然间我抓住自己，甩掉了什么东西。我坐起来看看表。

十二点过七八分。

我花了几分钟检查，确定自己已把阿普林的公寓恢复原状。我睡着的时候还戴着橡胶手套，现在手指变得湿湿黏黏的。我脱下手套，擦干手指的内侧部分，把手洗干净、再擦干，然后重新戴上手套。我把这个放正、把那个弄干净，拉上窗帘，把椅子放回原位。我拿起话筒，查查电话簿以确定没有弄错，然后拨了翁德东克的号码，让它整整响了十二下。

我关掉我打开的唯一一盏灯，走出去，锁上门，擦拭门把、门把四周还有门铃。我迅速穿越逃生门，爬上四段楼梯到了十六楼，进入走廊，走到翁德东克家门前。我按下门铃，等了一会儿以防万一，飞快但万分虔诚地祈祷一番，然后解决掉一副有四个锁栓的西格尔门锁，花的时间不比我往早餐谷物里倒牛奶多出多少。

屋里一片漆黑。我溜进去，拉上门，缓缓地深呼吸，让眼睛习惯黑暗。我把那串撬锁工具放回口袋里，摸索着寻找我的笔形手电筒。我手上已经戴着手套了，因为之前快跑上楼的时候我没有浪费时间脱下手套。我试着在黑暗中辨清方向，扬起笔形手电筒指向应该是壁炉所在的地方，然后打开手电筒。

壁炉在那里。上方是一片空白，就像我躺在阿普林家地板上时脑子里出现的那片白一样，黑色的线条还没有悄悄进入纵横画面。但现在那些黑色线条哪儿去了？那些蓝色、红色、黄色的长方形呢？

那块画布哪儿去了？那个铝框呢？为什么翁德东克的壁炉上方除了一片白墙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关掉手电筒，再度置身于黑暗之中。那股熟悉的、偷窃所带来的刺激感之中现在增添了慌张的成分。天哪，我进错公寓了吗？我的上帝啊，我难道多爬或少爬了一层楼梯吗？莱奥娜·特里曼住九楼，我上了两层到十一楼阿普林家去做客。从十一楼到十六楼是四段楼梯，但我是不是一边爬一边把那层不存在的十三楼也算进去了？

我打开手电筒。有可能B座的所有公寓基本布置都一样，每一间在那个位置都有壁炉。但其他的公寓壁炉两旁也都会有书架吗？而且这些书架似曾相识，我甚至认出了其中一些书。有皮面精装的笛福，有斯蒂芬·文森特·贝内 [1] 的文选和诗选，一共两册，装在盒子里。还有，那片白墙上模糊可见一块颜色较淡的长方形，看起来简直像是艾德·莱因哈特 [2] 黑色画作的底片，就是原先挂蒙德里安那幅画的位置。时间和纽约的空气让四周墙面的颜色变得较深，留下了一幅画的幻影，让我动了偷走它的念头。

我把手电筒指向地面，走进客厅。那幅应该在那里的画不见了踪影，事情有些不大对劲。我再往里面走几步，用手电筒照着四处查看。所见之处，其他的东西都还在。阿尔普的那幅画仍然挂在我第一次来时看见的那个位置。其他的画也都在我记得的地方。我转过身，手电筒的光也跟着转过来，照见一个锡克拉底斯群岛风格的青铜头像，它立在一个黑色树脂的底座上。我记得先前见过这个头像，虽然当时并没有太注意。我继续用手电筒缓缓画着圆四处照射，似乎听到或感觉到有人吸了一口气，然后手电筒的光线刚好落在一个女人的脸上。

不是画，也不是雕像。是一个女人，就在我和门之间，一只小手放在腰际，另一只举在肩膀高度，掌心向外，仿佛是要挡开什么造成威胁的东西。

“哦，我的天，”她说，“你是小偷，你会强暴我，你会杀了我。哦，我的天。”

让这变成一场梦吧，我祈祷着，但这不是梦，我知道。我被逮了个正着，口袋里满是小偷的工具，出现在没有权利出没的地方，而且要是去搜查我的公寓，会发现我偷来的邮票多得可以开邮局了。她挡在我和门之间，就算我到得了门边出得去，她也能早在我到达大厅之前就打电话给楼下的人，而且现在她的嘴巴微张，随时就要开口尖叫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只要命的猫，一只有个聪明名字的霸道的猫。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每天都在给过剩的猫做安乐死，而我现在却为了筹一只猫的赎金眼看就要锒铛入狱了。我站在那里，用手电筒直直照着她的眼睛，仿佛这能把她催眠，就像被车前灯照到的鹿一样。她满脸惊吓，这份强烈的惊吓感迟早会减退，让她能开口尖叫，我想到这一点，也想到了石墙。

根据理查德·洛夫莱斯爵士 [3] 的说法，石墙并不足以造成监狱，但我要告诉你这是胡说八道。石墙当然能造成监狱，而且铁条可以做出很有用的牢笼，我在那里面待过，一点也不想再回到那里。

只要让我逃过这一关，我就会——

就会怎样？我八成会故技重施，我想，因为我显然不知悔改。但只要让我逃过这一关，我们再说嘛。

“求求你，”她说，“求你不要伤害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

“别杀我。”

“没有人要杀你。”

她很苗条，约五英尺六英寸高，鹅蛋脸，那双眼睛要是长在猎犬脸上可以赢得最佳血统奖。深色头发长及肩膀，从两旁向上梳起绑成马尾，露出额上清晰的美人尖。她穿着色泽斑驳的牛仔裤，黄绿色的套头衫上有只正牌的鳄鱼，脚上的棕色鹿皮拖鞋像是霍比特人 [4] 穿的。

“你会伤害我的。”

“我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我告诉她，“我连蟑螂都不杀。哦，我会到处放硼酸，我猜从道德角度来说，这等于是亲手杀死它们，但至少我从来不会狠狠打扁它们。而且这并不只是因为打死蟑螂会留下污渍。要知道，我基本上是个不使用暴力的人，而且——”

而且我干吗这么啰唆？因为紧张，我想，还有就是假设她会有礼貌地不在我讲话的时候尖叫。

“哦，天哪，”她说，“我非常害怕。”

“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看看我，我在发抖。”

“别害怕。”

“我没办法不害怕。我吓得要死。”“我也是。”

“真的？”

“当然。”

“可你是小偷啊，”她说着皱起眉头，“不是吗？”

“唔——”

“你当然是小偷。你戴着手套。”

“我刚才正在洗碗。”

她笑了起来，笑声却有些歇斯底里。她说：“哦，天哪，我为什么在笑呢？我现在有危险啊。”

“不，你没有危险。”

“有，有危险。这种事常常发生，一个女人撞见小偷，然后就被先奸后杀。被用刀戳死。”

“我身上连一把削铅笔的小刀都没有。”

“那就是勒死。”

“我的手没有力气。”

“你在说笑吧？”

“你这么说真是好心。”

“你，你看起来人不错。”

“一点也没错。”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这种人，普通的典型的好人。”

“但看着我。我是说别看着我。我是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放松，会没事的。”

“我相信你。”

“那当然。”

“但我还是很害怕。”

“我知道。”

“而且我没办法不怕。我抖个不停。我觉得好像快把自己抖成碎片了。”

“你不会有事的。”

“你可不可以——”

“什么？”

“这真是疯狂。”

“没关系。”

“不，我是说你会认为我疯了。我是说，我害怕的是你，但是——”

“尽管说。”

“你可不可以抱住我？拜托？”

“抱住你？”

“在你怀里。”

“唔，呃，如果你认为这样做会有帮助的话——”

“我只是想要有人抱着我。”

“唔，当然好。”

我抱住她，她把脸埋进我的胸口。我们两人的衣服紧紧贴在一起。透过两层布料，我感到她温暖丰满的乳房。我就那样站在黑暗中——我把笔形手电筒放回口袋里去了——紧抱着她，一只手抚摸着她光滑的头发，另一只手轻拍她的背和肩，用一种应该是用来安抚人的声调说着“好了，好了”。

她身上那种可怕的紧绷感消失了。我继续抱着她，对她低语，呼吸着她的气息，感受她的温暖，然后——

“哦。”她说。

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交。有足够的光线让我直直看进她的眼里，那双眼睛深得可以淹死人。我抱着她，看着她，然后某种感觉出现了。

“这真是——”

“我知道。”

“疯狂。”

“我知道。”

我放开她。她脱下上衣。我脱下上衣。她回到我怀里。我还戴着那双笨手套，现在扯了下来，感觉她在我的手指下、靠在我的胸前。

“天哪！”她说。

[1] 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ét 1898—1943），美国诗人及短篇小说作家。

[2] 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1913—1967），美国抽象派画家。

[3] 理查德·洛夫莱斯爵士（Sir Richard Lovelace，1618—1657），英国诗人，狂热的保皇分子，曾遭监禁。

[4] 英国作家托尔金笔下的生性善良平和的穴居矮人。

9

“天哪。”几分钟之后她又说了一次。我们的衣服在地上堆成一团，我们俩也在地上，堆成另外一团。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我更愿意要一张有着弹簧床垫和名牌床单的大床，但我们在这块奥布松地毯上也表现得相当精彩。从那幅蒙德里安神秘失踪开始，就出现了一种宛如置身梦中的不真实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但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开始喜欢这种感觉了。

我恋恋不舍地伸手抚过一个美妙至极的曲线部位，然后站起来在朦胧中四处摸索，找到并打开了一盏桌灯。她本能地遮掩自己，一只手放在双腿之间，另一只手横在胸前，然后突然醒悟，笑了起来。

她说：“你看吧？我就知道你会强暴我的。”

“好一场强暴啊。”

“真得感谢你脱掉了手套。否则我会觉得好像来这里碰上做妇科抹片检查一样。”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来这里。”

她把头侧向一边。“这问题不是该我问你的吗？”

“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了。”我说，“我是个小偷。我来这里偷东西。你呢？”

“我住在这里。”

“不对。翁德东克自从太太去世之后就一直单身。”

“他是单身，”她说，“但他可不是单独。”

“我懂了。你和他是——”

“你很震惊吗？我刚刚才和你在客厅的地毯上做过，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处女。戈登和我为什么不能是情人呢？”

“他在哪里？”

“出门去了。”

“所以你在这里等他回来。”

“没错。”

“你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那是你打的？我没接是因为我从来不接戈登的电话。毕竟我并不是正式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在这里过夜。”

“那你也从来不应门？”

“戈登总是用钥匙开门。”

“所以这一次当他用钥匙开门的时候，你就关了灯贴墙站着。”

“我没有关灯。灯本来就是关着的。”

“你只是在这里坐在黑暗中。”

“事实上，我是躺在沙发上。我在看书，然后睡着了。”

“你在黑暗中看书，然后睡着了？”

“我觉得昏昏欲睡，所以把灯关上，然后我才在黑暗中睡着了。而且因为我半睡半醒，所以你按门铃然后开门的时候我的反应很慢，也许不合逻辑。满意了吗？”

“太满意了。书呢？”

“书？”

“你之前在看的那本书。”

“也许它掉到地上或者沙发底下去了。也有可能是我关灯的时候把它放回书架上了。这很重要吗？”

“没什么重要的。”

“我的意思是，你是小偷对不对？你又不是检察官先生，问我某月某日几点钟在什么地方。问问题的应该是我。你怎么混过楼下门卫的？这就是个好问题。”

“这问题棒极了。”我同意，“我开直升机降落在屋顶上，然后用绳索吊着向下爬，从阳台上的门进入顶层的一间公寓里。然后我下了几层楼梯，就到了这里。”

“你在顶楼偷了什么东西吗？”

“他们什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猜他们是很穷的有壳蜗牛，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公寓上了。”

“我想这种事常有。”

“多得很。你又是怎么混过楼下门卫的？”

“我？”

“嗯，你又不正式住在这里。翁德东克不在家，他们怎么会让你进来？”

“我来的时候他在家。然后他出门了。”

“把你留在这里的黑暗中。”

“我跟你说过了，我——”

“对。你有点困，就把灯关了。”

“你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吗？”

“我从来不会昏昏欲睡。新泽西的首府是哪里？”

“新泽西？新泽西的首府？”

“对。”

“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吗？新泽西的首府。是特伦特，不是吗？”

“没错。”

“这和什么事情有关吗？”

“和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我承认，“我只是想看看你说实话的时候表情会不会不一样。你上一句诚实的话是‘天哪’。你听到我在开门就关了灯，企图融进墙壁里。你看到我的时候吓得要命，但如果你看到的是翁德东克的话，早就活活吓死了。你何不干脆告诉我你来这里要偷什么，找到了没有？也许我可以帮你找。”

她就那样看了我一会儿，脸上出现一连串不同的有趣表情。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开始翻找着那堆衣服。

“我最好穿上衣服。”她说。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或至少是可能如此。有时候他会在外面过夜，但他会在两点左右回来。现在几点？”

“快一点了。”

我们各自找出了自己的衣服，开始往身上套。她说：“我什么都没偷。如果你不相信，尽管搜我的身。”

“好主意。脱吧。”

“可是我才刚刚——有一秒我还以为你是说真的。”

“只是个小笑话。”

“嗯，你可是骗过我了。”她想了一下，“也许我应该告诉你我为什么在这里。”

“也许。”

“我结婚了。”

“嫁的不是翁德东克。”

“天哪，不是，但戈登和我——这么说吧，我行事有欠慎重。”

“就在这块地毯上？”

“不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小偷，也是第一次在地毯上做这种事。”她突然咧嘴一笑，“我总是幻想被陌生人热情而突然地占有。不是强暴，而是，哦，忘情。欲火焚身。”

“我希望我没毁了你的幻想。”

“正好相反，亲爱的。你把幻想变成现实了。”

“我们继续说翁德东克吧？你说你行事有欠慎重。”

“恐怕是非常不慎重。我写了一些信给他。”

“情书？”

“该说是色情信吧。‘我希望把你的这个放在我的那个里。我要动词你的名词直到你动词’。那一类的东西。”

“我敢说你写的信一定很棒。”

“戈登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们好几个星期之前就分手了——我要他把信还给我。”

“他拒绝了？”

“‘信是写给我的，’他说，‘就是我的东西。’他不肯还给我。”

“而且他用这些信来勒索你？”

她睁大了眼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戈登很有钱，而我名下什么财产也没有。”

“他可以用来勒索别的东西。”

“哦，你是说性？我想是可以吧，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我们是双方同意分手的。不，他只是想留下那些信，保持这段恋情的记忆鲜活。他有次说过要把信留到他老了以后再看，等到他能做的事情只剩下阅读的时候。”

“我想这超越了路易斯·奥金克洛斯 [1] 。”

“你说什么？”

“没什么。所以他留下了你的信。”

“还有照片。”

“照片？”

“他拍过一两次照片。”

“拍你？”

“有些是拍我，有些是拍我们两个。他有一部拍立得，接了一条快门线。”

“所以他可以拍到一些你在动词他的名词时候的精彩照片。”

“他是可以，而且也真的拍了。”

我直起身子。“嗯，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说，“而且我对于搜寻兼销毁的活儿相当拿手。如果那些信和照片在这间公寓里，我敢说我一定可以找到。”

“我已经找到了。”

“哦？”

“放在他的五斗柜里，我差不多一来就找到了。”

“现在呢？”

“烧掉了。”

“尘归尘，土归土。”

“你遣词造句真有一套。”

“谢谢。任务完成了，嗯？你找到了那些信和照片，把它们扔了、烧了或粉碎了之类的，要看查理曼大帝这里是怎么处理垃圾了，然后你就离开？”

“没错。”

“那我进来的时候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正准备走，”她说，“我走到门边，你按门铃的时候，我的手都已经放在门把上了。”

“说不定会是翁德东克。”

“我以为是。不是在我听到门铃声的时候，因为他何必按自己家的门铃呢？除非他知道我在他公寓里。”

“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的门锁从来不上栓。我用一张信用卡打开的。”

“你会这一招？”

“这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吗？只要看看电视就可以看到有人这么做。很有教育性。”

“一定是的。我试的时候，门锁得牢牢的，我得撬动那些锁栓才进得来。”

“我从门里面把它扣上了。”

“为什么？”

“不知道。我猜是本能吧。既然锁了门，我真应该把门链也挂上才对。那样你就会知道屋里有人，也就不会进来了，对不对？”

“大概吧，而你也就不会有机会让幻想成真了。”

“这倒是。”

“但假设进来的不是我而是翁德东克，你会在地毯上动词他还是把他拽进卧室里？”

她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大概会告诉他我做了什么。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我说了，我们分手分得很友善。但他是个大个子，脾气又急躁，所以我才缩在墙边，希望能有什么方法溜出去而不被发现。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幅画怎么了？”

她对着我眨眨眼。“啊？”

“那里。壁炉上方。”

她看过去。“那里原本挂了一幅画，是不是？当然是的。可以看得见痕迹。”

“是一幅蒙德里安。”

“当然了，我在想什么啊。他那幅蒙德里安。哦。你是来偷他那幅蒙德里安的！”

“我只是想看看而已。所有的博物馆都差不多六点就关门了，而我又突然有股冲动想沉浸在伟大艺术的光辉之中。”

“我还以为你是随便挑上这间公寓的呢。原来你是为了那幅蒙德里安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用不着说。你知道，他说过几句关于那幅画的事情。那是好一阵子之前了，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慢慢来。”

“是不是有哪个展览要展出蒙德里安的作品？要不是蒙德里安，就是风格派 [2] 的抽象画，他们向戈登借了他那幅蒙德里安。”

“所以他们今天下午来拿走了？”

“哦，它是那个时候离开墙的吗？要是你知道今天下午有人把它拿走了，为什么晚上还来偷它？”

“我不知道画是什么时候拿走的。我只知道它昨天还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算了，我看你不会想告诉我。我的记忆可能不太准确——当时我没怎么留心——但我想戈登是要把那幅画拿去重新裱框送去参展。那幅画和这里的画一样用的都是铝框，他想另外装一种既可以把画布围住、又不会遮住边缘的框。蒙德里安是那种把画面图案一直延续到画布边缘的画家，戈登要把它展示出来，因为那在技术上也是画作的一部分，但他又不想把完全没裱框的画布拿去参展。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做，但是，嗯，如果画是因为这样而不在这里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几点了？”

“一点十分。”

“我得走了。不管他回不回来，我都得走了，你还打算偷点什么吗？别的画，或者其他你能找到的东西？”

“不了。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想知道。你要先走吗？”

“不怎么想。”

“哦？”

“我天生富有骑士精神。不只是女士优先，要是我不能确定你已经安全离开的话，我会担心个没完没了。对了，你打算怎么出去？”

“我连信用卡都不需要用到。哦，你是说我要怎么离开这幢楼？就跟我进来的方法一样。我会坐电梯下楼，带着甜美的微笑，让门卫帮我叫辆出租车。”

“你住在哪里？”

“坐出租车可以到的地方。”

“我也是，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分开搭出租车。你不想告诉我你住哪里。”

“不太想。不，我不认为把我的住址告诉小偷是个好主意。你说不定会带着我的家传银器溜之大吉。”

“自从银价跌了之后我就不这么做了。现在银器简直不值得偷了。要是我想再见到你呢？”

“就多开几扇门吧。谁也不知道在门里会找到什么。”

“可不是吗？可能是小姐，也可能是老虎。”

“也可能两者皆是。”

“嗯哼。顺便提一下，你的爪子很利。”

“你刚才好像并不介意嘛。”

“我不是在抗议，只是发表意见而已。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就把我当成蛇蝎美女好了。”

“我倒没注意到有什么蛇蝎。我叫伯尼。”

她侧着头，考虑了一番。“小偷伯尼。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名字也没什么大碍，是吧？”

“何况你可以随便编一个。”

“你的名字就是编的吗？但我没办法。我从来不说谎。”

“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策略。”

“我向来是这么听说的。我叫安德丽亚。”

“安德丽亚。你知道我想怎么做吗，安德丽亚？我想把你再次推倒在那张奥布松地毯上，对你为所欲为。”

“哇，听起来一点也不坏。要是我们有时间的话，但我们真的没有。至少我没有时间。我得离开这里。”

“要是有办法能让我联络上你，”我说，“那就好了。”

“问题是我结婚了。”

“但偶尔行事不慎重。”

“偶尔。但是不慎重得很谨慎，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要是你打算告诉我可以怎么跟你联络——”

“呃。”

“你明白吧？你是个小偷，你不想冒险，说不定我会突然良心发现或者发神经，跑去报警。我也不想冒这样的险。也许我们应该就这样，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之类的，那种罗曼蒂克的调调。这样我们两个都安全。”

“你说得也许对。但有朝一日，我们说不定会认为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到时候我们又会在哪里呢？你知道舌尖或笔端最悲哀的字句是什么？”

“‘曾经可能。’你讲话很机智，但约翰·格林里夫·更机智 [3] 。”

“天哪，你读诗，真是个聪明的家伙，动词起来又够蛮。我可不能就这样让你走得无影无踪，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每个星期都去买《村声》 [4] ，看看‘村布告栏’那一版的人事广告。好吗？”

“好。你也照做。”

“一定做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偷和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能否找到快乐，我们只有等着瞧了，不是吗？你先去按电梯吧。”

“你不和我一起下去？”

“我要稍稍清理一下。而且我要多待一会儿，这样我们离开这幢楼的时间就会相隔几分钟。要是我惹上麻烦，你不会想牵连进去的。”

“你会惹上麻烦吗？”

“应该不会，因为我什么也不打算偷。”

“我问的就是这个，真的。我是说，我应该不会在乎你偷任何东西，包括我们在上面动词过的那张地毯，但我显然是在乎的。伯尼，抱抱我好吗？”

“你又害怕了？”

“没有。我只是喜欢你抱我的方式。”

我戴上手套，把门打开几英寸，一直等到看见她按电梯。然后我关上门、旋上锁栓，飞快地把公寓巡视一遍，确定那些房间里没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没有打开抽屉或橱柜，只是匆匆进入每个房间打开灯，确定安德丽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然后就把灯关上了。没有抽屉被拉出来扣在地上，桌子也没翻倒，没有迹象显示这间公寓曾经有小偷或龙卷风或其他不受欢迎的东西光顾过。

床上或地板上也没有尸体。倒不是说这种事司空见惯，但有次我在一个叫作弗兰克斯福德的男人家里行窃被当场逮到，同时，这位弗兰克斯福德先生本人则死在另一个房间里 [5] ，在我将这信息加入我脑中的资料库之前，警方就先知道了。所以这一次我看看这里，看看那里，要是发现那幅蒙德里安正靠墙放着，或者用牛皮纸包好了等裱框的人来拿，那我可就乐坏了。

没有这种运气，我也没花太多时间去找。事实上，我这番侦察说起来比做起来费时间。我出门来到走廊上的时候电梯正在上升。

里面是不是满载着穿制服的兄弟们？我是不是和参孙、兰德尔伯爵、“大胆的骗子”那些前人一样，被女人的背叛给害惨了 [6] ？当然没有必要留下来查证。我飞快地穿过逃生门，等着电梯停在十六楼。

但是它没有停。我一边从没关紧的逃生门缝隙悄悄往外看，一边仔细聆听，电梯经过十六楼一路上升，停下来，等了等，然后再度经过十六楼往下降。我回到走廊上，挑动锁栓锁住翁德东克的门，记起安德丽亚说他从来不把门锁扣下去，就又拨弄了一次，让门按照安德丽亚说的习惯只上了弹簧锁。我为白费这么多心机和时间深深地叹口气，然后剥下那双笨橡胶手套放进口袋，接着按电梯。

电梯里没有警察。大厅和街上也没有警察。电梯操作员、管理员、门卫都没有找我麻烦。那个有名有姓的家伙要帮我叫出租车，我拒绝了，说我想走一走，然后我走了三个街区，再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样我就不用隔几条街再换搭另一辆车，可以直接坐回家。

回到家，我真想倒头就睡。但我有阿普林的邮票，真的很担心。本来我也许会冒个险把这事先放一放，但经过这十小时在查理曼大帝的一番搅和之后是绝对不可能了。我跟太多的人接触过，有太多的机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我在翁德东克的公寓里什么也没做，除了阿普林的邮票之外什么也没偷（还有那副耳环，不能忘了那副耳环），但要是有带着警徽和搜查证的人找上门来，我可不希望那些邮票就这么摊在这里。

我一夜没睡，一直在处理那些该死的邮票。我发誓，现金就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只要慢慢把它们花掉就行了。我把所有的邮票整理好、放进玻璃纸信封里，把从阿普林集邮册上撕下来的那些纸通通烧掉，然后把那些信封收到一个我藏东西的地方，这我可能不应该告诉你，不过说了又能怎样？我公寓的墙脚有一个插座是假的，后面没有接电线，只是一块面板加上两个插座孔，用螺丝固定在墙脚的护壁板上。如果你转开螺丝，就会发现后面有个一条面包大小的空间——不是那种蓬松的面包，是健康食品店里卖的那种结实的好面包。我的赃物脱手前都藏在那里，小偷工具也放在那里（不是所有的工具都收在那里，因为其中有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很合法的工具。胶带可以放在医药箱里，笔形手电筒可以和其他五金工具放在一起，这些都没有问题。然而撬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让人吃官司）。

我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专门用来放应急的钱。那个插座上甚至还插了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甚至可以听，因为它的电线虽然插进了一个空空的插座，但机身里面有装电池。我在那里放了几千块钱，全都是追查不出来源的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的钞票，可以用来贿赂警察、付保释金，甚至如果情况真的那么危急的话，可以让我到哥斯达黎加去。不过我向上天祈祷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因为我在那里会发疯的。我是说，我在那里认识谁啊？万一我突然疯狂地想吃个面包圈或者一块比萨可怎么办？

忙完后我也没睡。我冲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出门到离家一条街的那家希腊餐馆去吃了个面包圈（不过没有吃比萨）和一盘培根加蛋，喝了很多咖啡。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因为熬夜太久，又花了太多精神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彩色纸片上，我疲倦得都快脑子短路了，思绪又飘回到几小时之前。我记得饥渴的双手、滑嫩的肌肤和温暖的嘴唇，不知道她跟我讲的那堆话里有没有半句实言。

我们之间有股甜美的魔力，是身体上也是心理上的魔力，而我当时也已经很累了，所以放松戒备接纳了她。我想，再放松一点，爱上她也是很可能的事。

而且这也没有那么危险，我认为，不会比蒙着眼睛飞滑翔机糟糕多少。这比起咧着伤口在满是鲨鱼的水域里游泳、拿装满硝酸甘油的瓶子扔着玩，或者在伍德赛德的“卡尼绿宝石酒吧”高歌《统治吧，大不列颠》，都要安全一些。

我付了账，留下过多的小费，恋爱中的人通常会这么做。然后我走到百老汇，搭地铁到城中心去。

[1] 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1917—2010），美国律师兼作家、历史学家。

[2] 一九一七年在荷兰出现的几何抽象主义画派，以《风格》杂志为中心。创始人为凡·杜斯堡，主要领袖为蒙德里安。蒙德里安喜欢用新造型主义这个名称，所以风格派又被称为新造型主义。风格派完全拒绝使用任何的具象元素，主张用纯粹几何形的抽象来表现纯粹的精神。认为抛开具体描绘，抛开细节，才能避免个别性和特殊性，获得人类共通的纯粹精神表现。

[3]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2），美国贵格会诗人和废奴主义者。此处安德丽亚拿诗人的姓惠蒂埃（Whittier），与wittier（更机智）一词的谐音做双关语，故译为“更机智”。

[4] 《村声》（Village Voice），一本关于纽约的杂志，刊登新闻、音乐会和电影信息、评论、饭店消息等所有发生在纽约的事。

[5] 见《别无选择的贼》。

[6] 参孙是被他的情妇出卖的；兰德尔伯爵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大胆的骗子”则是被他的女朋友所害。

10

我打开铁门上的锁，开了门，一把将邮件抓起来扔到柜台上，再慢慢把摆特价书的桌子推到店外，然后把窗户里的牌子从“抱歉……我们打烊了”翻到“营业中……欢迎光临”这一面。我刚坐上柜台后面的凳子，就有第一个顾客上门了。那是一位有点弯腰驼背的绅士，穿着一件诺福克短外套 [1] ，他略感兴趣地浏览着“一般小说”那几个书架，我则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邮件。有两份账单，好几份图书目录，一张明信片问我有没有德里克·哈德森写的《刘易斯·卡罗尔传记》——我没有——还有一封盖了政府机构免邮资戳印的信，是某个滑稽的家伙寄来表示他希望能继续在国会里代表我的权益。我能了解他这种愿望。否则他就得自己出钱寄信了。

那个穿诺福克外套的人正在翻阅一本查尔斯·里德 [2] 的作品，一个气色甚差、长着龅牙的年轻女子来买了两本特价书。电话响了，有人问我店里有没有英国小说家杰弗里·法诺尔的书。我接过成千上万个电话，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检查了书架，回答说店里有干净的《隼之历程》和《业余绅士》。打电话来的人想知道有没有《铁匠贝尔坦》。

“没有，除非他是站在繁茂的栗树下。”我说，“不过我会找找看。”

我同意替他保留另外那两本，不过反正也不太可能有人来跟他抢。我把那两本书从架子上拿下来，很快走进后面的房间，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桌上，让它们浸浴在书桌上方挂的那幅画像的光辉里——圣约翰，书商的守护神——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位营养过剩的高个子男士，他身上那套深色的西装看起来手工非常细致，不过是替别人做的。

“哎哟哟，”雷·基希曼说，“这不是罗登巴尔女士的儿子伯纳德吗？”

“你听起来好像很惊讶，雷。”我说，“这是我的店，我在这里工作。我总是在这里。”

“所以我才来这里找你啊，伯尼，但你刚才在后面，害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有人溜进来把你偷走了呢。”

我看向他身后那个穿诺福克外套的人。他已经放下查尔斯·里德改看另外一本了，但我看不见是什么书。

“生意不错吧，伯尼？”

“没什么可抱怨的。”

“还能维持，嗯？不过你从来不干持枪抢劫的事 [3] ，对吗？赚的钱够用吗？”

“唔，生意时好时坏。”

“但是过得去。”

“过得去。”

“而且你能得到行走于正邪之间的那种满足感。这一定很值得。”

“雷——”

“求个心安，这就是你的收获。的确很有价值，心安的感觉。”

“呃——”

我朝那个客人的方向点点头，他无疑已经拉长了耳朵在偷听。雷转过身看看对方，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他自己丰厚的下巴。

“哦，我懂你意思了，伯尼。”他说，“你担心那位绅士听到你过去的犯罪记录会被吓着。是这样吗？”

“天哪，雷。”

“先生，”雷宣布说，“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即将有幸从一个曾经恶名昭彰的罪犯手中买书。这位伯尼以前是那种会把你的房子都偷走的人，现在呢，却成了改过自新活生生的例子。没错，先生，我跟你说，我们纽约警察局的人都爱死了这位伯尼。嘿，先生，很欢迎你留在这里翻书啊，我一点都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但我的顾客已经走了，店门在他身后关上。

“谢了。”我说。

“哦，反正他是个老古板嘛，伯尼。他不会买那本书的。他那种人只会把书店当成图书馆。你怎么可能从这种无赖身上赚到半毛钱？”

“雷——”

“而且呢，他看起来很节俭。要是有机会搞不好会把那本书偷走。像你这种诚实的好人，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心术不正的人的。”

我什么也没说。何必鼓励他？

“我说伯尼啊，”他说着把一只沉重的手臂压在我的玻璃柜台上，“你总是埋在书堆里，一天到晚读这读那的。我来是想读点东西给你听。你有空吗？”

“呃，我——”

“你当然有空。”他说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就在这时，店门砰的一声开了，冲进来的是卡洛琳。“可找到你了。”她叫道，“我打电话给你你没接，后来我再打又占线，然后我——哦，嗨，雷。”

“‘哦，嗨，雷。’”他学舌道，“说得像你很高兴见到我的样子嘛，卡洛琳。我又不是你要洗的狗。”

“我对这句话不予置评。”她说。

“感谢上帝。”我说。

“你打电话，他不在家，”雷说，“然后你再打，占线，然后你就跑到这里来了。所以你是有事跟他说。”

“所以呢？”

“所以就说啊。”

“放着不会坏的。”她说。

“那你也许该走了，卡洛琳。去拿个吸尘器，吸吸警犬身上的跳蚤吧。”

“我对你也有同样的建议，”她甜美地说，“不过你用不着吸尘器。你何不去要点贿赂呢，雷？我和伯尼有正事要办。”

“我也是啊，宝贝儿。我正要他发表一点文学意见呢。管他呢，我想我要念给他听的东西让你听到也没什么关系。”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小卡片。“你有权保持沉默，”他朗诵道，“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没有人能提供法律咨询，你有权要求当局提供一位律师。”下面还有，而且字句和我记得的也不完全一样，但我并不打算把这段话查出来，整段抄在这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朝哪个警察局窗户扔块石头好了。会有人出来逐字逐句念给你听的。

“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念给我听？”

“哎呀，伯尼。让我问你个问题，好吗？你知不知道一幢叫作查理曼大帝的公寓楼？”

“当然。在第五大道上，七十几街附近。怎么了？”

“去过那里吗？”

“事实上，我前天晚上就在那里。”

“真的。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你听说过一个叫作戈登·翁德东克的人。”

我点点头。“我们见过。”我说，“一次在这里，在店里，另一次是前天晚上。”

“在他查理曼大帝的公寓？”

“对。”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没偷翁德东克任何东西，他也不太可能报警说我摸走了安德丽亚的信。除非雷是在拐弯抹角，最后才要使出绝招，也就是说这一大堆关于翁德东克的话只是序曲，等下才会问出关于阿普林的邮票的问题。但至少午夜时分阿普林夫妇根本还没回城，那他们怎么可能发现东西失窃并报警，而雷又怎么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了？

“我是应他的邀请去的。”我说，“他要我给他的私人藏书估个价，尽管他并不打算要卖。我花了些时间看过他的书，给了他一个价码。”

“你真是好人。”

“我花时间是有钱赚的。”

“哦，是吗？他开了张支票给你啰？”

“付现金。两百美元。”

“哦，是吗？我想你会把这笔收入拿去报税吧，像你这种奉公守法、洗心革面的好公民，一定会这么做的。”

“你这么话里带刺是在干什么？”卡洛琳质问道，“伯尼又没做什么坏事。”

“从来就没人做坏事。监狱里关的全是被腐败警察陷害的无辜好人。”

“腐败的警察到处都是，”卡洛琳说，“除了陷害无辜，他们还会干什么？”

“反正呢，伯尼——”

“还会在餐厅里吃饭不付钱。”她继续说，“还会站在街角说笑话，眼睁睁看着老太太被抢劫、被强奸，还会——”

“还会忍耐某个需要打狂犬病疫苗、戴上嘴套的女同性恋出言侮辱。”

我说：“讲重点，雷。你已经把我的权利读给我听了，它说我不需要回答问题，所以你可以不用再问下去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这乱七八糟的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他妈的以为这是怎么回事？你被捕了，伯尼。否则我干吗念那一套给你听？”

“为什么被捕？”

“哦，天哪，伯尼。”他叹口气摇摇头，仿佛他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再一次得到了证实。“这个叫翁德东克的家伙，”他说，“他们在他卧室的衣柜里发现了他，五花大绑、嘴里塞着布，头被打扁了。”

“他死了？”

“怎么，你把他弄成那样之后他还会有呼吸吗？这家伙就这么死了，真是不够意思，但他就这么做了。他确实死了，我现在要以谋杀他的罪名逮捕你。”他拿出一副手铐给我看，“我得用到这玩意儿，”他说，“现在他们又这么规定了。不过慢慢来，先打烊吧？把东西收拾好。这地方搞不好会关上一阵子呢。”

我想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卡洛琳，去把门打开，让我和伯尼把桌子搬进来。可别把它留在外面，否则不到一小时书就会被偷光了，然后还有人会把桌子都给搬走。哎，妈的，伯尼，你到底是怎么啦？你以前一直是个温和的人啊。偷东西就偷东西吧，你杀了他干吗？”

[1] 指一种式样宽松、配有腰带的单排扣外套。

[2]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小说家。

[3] “维持”的英语是hold up，“持枪抢劫”是holdup，在这里雷用了这个词组以示双关。

11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沃利·亨普希尔说，“是在跑步时算时间。当然，如果我的客户自己也跑步的话就大有帮助了。你知道有些人边打高尔夫边谈生意吧？‘换衣服吧，’我会说，‘我们去蓄水池边跑跑，看看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立场如何。’你觉得我们可以再跑快一点吗，伯尼？”

“我不知道。这已经挺快了，不是吗？”

“我想我们现在算是不快不慢吧。”

“真奇怪。我以为我们已经超音速了呢。”

他礼貌地笑了笑，加快速度，我吸口气努力跟上他。现在仍然是星期四，我仍然没睡过，此刻是傍晚六点三十分左右，沃利·亨普希尔和我正以逆时针方向绕着中央公园跑。公园里的圆形车道有六英里都不对车辆开放，无数的人正在这里跑步、呼吸新鲜空气，并把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打电话给克莱因。”我戴着手铐离开书店的时候告诉卡洛琳，“叫他来带我。从我家拿点现金来保释我出去。”

“还有什么事吗？”

“祝你今天愉快。”

雷和我朝一个方向、卡洛琳则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时我想着诺布·克莱因多年来在好几件案子里当过我的律师。他是个好人，个子比较矮，看起来有点像只胖黄鼠狼。他在皇后大道上有间办公室，接些不起眼的、从来不会闹上头条的案件。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但幕后运作则很有一套，知道只要用对了方法，就会有法官做出善意的回应。我正在试着记起上次见到诺布是什么时候的事，雷听起来很随意地说：“你没听说吗，伯尼？诺布·克莱因死了。”

“什么？”

“你知道他有多风流吧？每次接下妓女客户的案子都要先亲自验货，然后就走人。他在办公室沙发上搞他的秘书，那女的跟了他八年还是十年了，然后他的心脏就这么废了。那个叫什么的硬化，冠状动脉，他在行事过程中死了，那女的说她尽一切努力想救活他，我敢说是真的。”

“天哪。”我说，“卡洛琳！”

于是我们就在街头紧急召开了会议，我能想到的名字只有沃利·亨普希尔，这人正在加紧练习准备跑马拉松，有望避免诺布·克莱因的命运。他办的是一般性法律事务，我没有理由相信他对这个很多人坚持称之为犯罪司法系统的东西很熟悉。但他接到电话就来了，上帝保佑他，而我也交了保获释，我遵照律师的建议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现在只要我活着在公园跑完这一圈，说不定就能长命百岁了。

“真是滑稽，”沃利说着带我攻上一座小丘，他仿佛觉得自己是罗斯福，“我们常常在河畔公园见面，一起轻松地跑上几圈，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跑步的人。”

“唔，你知道，我很少跑三英里以上，而且我不习惯爬坡。”

“不是，你没等我说完。我不是说你跑得不好，伯尼。我把你当成一个跑步的人，从来没想过你会是个小偷。我是说，人们不会把小偷想成是会谈论‘摩顿脚’、小腿骨折之类事情的普通人。你懂我的意思吧？”

“试着把我想成一个开二手书店的人好了。”

“你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到翁德东克的公寓去的？”

“对。”

“应他的邀请。你是前天晚上去的，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在那里替他的藏书估价。”

“嗯。”

“你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我离开的时候他当然还活着。我这辈子从来没杀过人。”

“你把他绑起来然后离开？”

“没有，我没有把他绑起来。我离开的时候他活生生的，在电梯旁跟我说再见。不，仔细想想，他是冲回公寓里去接电话了。”

“所以电梯操作员带你下去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看见他。”

“没有。”

“那时是几点钟？如果他跟某人讲过电话，我们能找出是谁的话——”

“大概十一点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

“但是带你下楼的那个电梯操作员是午夜之后才当班的，不是吗？还有门卫和那个叫什么的——”

“管理员。”

“对。他们午夜接班，这些人认出了你，说你是一点左右离开那幢楼的。所以要是你十一点就离开了翁德东克家——”

“也可能是十一点三十分。”

“我猜你等电梯等了很久吧。”

“电梯就像地铁一样，错过了那小时的那一班，下一班可能让你等上一辈子。”

“你在那幢楼里另外有事要办？”

我想诺布·克莱因也不会比他更快猜出来。“差不多。”我同意。

“可是你昨晚又回去了。没有用翁德东克把你弄进门。午夜之后接班的那批人说你连着两晚都很晚才离开，而且电梯操作员说他两次都是在翁德东克那层楼把你载下去的。是这样吗？”

“嗯。”

“值另外一班的人说你是靠送熟食店的三明治混进去的。”

“是花店的花，这可显示出目击证人有多可靠了。”

“事实上，我想他们说的是花。”

“熟食店的花？”

“我想他们说的是花店的花，我想是我的记忆把它变成了熟食店的三明治，而且我想你要是认为这些目击证人不够好的话，你就是在骗自己。还有医学方面的证据也不妙。”

“什么意思？”

“根据我所了解的部分，翁德东克是头上遭受一击致死的。有人拿某样又硬又重的东西打了他两下，第二下结果了他的性命。头骨碎裂，加上脑血肿，加上我不知道标准术语的东西，总之就是他被击打头部而死的。”

“他们推算出时间了吗？”

“大致算出来了。”

“结果呢？”

“根据他们的数据，他的死亡时间介于你到达和离开查理曼大帝之间。”

“我第二次离开的时候。”

“不是。”

“不是？”

“你是星期二晚上到翁德东克的公寓去的，对吧？离开的时候是星期三凌晨一点多，差不多就是那时候。”

“差不多。”

“嗯，他就是那时候死的。当然前后有两小时的误差，因为尸体又过了二十四小时才被人发现，数据就没那么准确了。但他肯定是那天晚上死的。伯尼，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二街上的捷径，可以让这长达六英里的圈子少整整一英里，同时避开最可怕的上坡路段。沃利想要多跑那一英里，还有那些上坡路段的练习，但我固执地在捷径上小步跑着，他也只能跑在一旁跟我争论。

“听着，”他说，“不到两年，你就会期待有上坡路让你跑了。那些监狱里的院子，你有的是时间跑，但是它的一圈只有十分之一英里。尽管这样，我还是有个在绿天监狱的客户一个星期跑了超过一百英里。那样很无聊，但也有它的好处。”

“他大概不用怕记不清楚路吧。”

“这是一方面，而且他平均每天跑十五英里左右。想想看他出来的时候体能会有多好。”

“他什么时候出来？”

“哦，很难说。两年之内应该可以获得假释，如果他从现在到那时候都乖乖守规矩的话，应该很有希望。”

“他做了什么？”

“嗯，他的女朋友交了个男朋友，他发现了，就把他们切了一点。”

“切断关系？”

“用刀切。他们，呃，死了。”

“哦。”

“这种事经常发生。”

“规律得像机器一样。”我说，“沃利，放松点。这些上坡路会让我的腿被切的。”

“你一定得进攻山丘，伯尼。这样你才能锻炼出四头肌。”

“这样我才能锻炼出心绞痛。他怎么可能会死在我离开那幢楼之前呢？”

有那么一阵，他什么也没说，我们在友善的沉默中向前跑。然后他又开口了，不过脸没朝我这边看，“伯尼，我可以想象事情是意外发生的。他是个有力的大个子，你要偷他的东西得先把他打昏绑起来才行。你把他打昏了绑起来，他那时候还活着，然后他的脑袋里出血，或发生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于是他死了，而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假如你知道他死了，第二天显然不会又回那幢楼去。咦，等一下。如果你认为你离开的时候，被绑住的他还活着，那为什么又要再回到那幢楼去呢？如果是这样，你根本就会躲得远远的，不是吗？”

“对。”

“你没有杀他。”

“当然没有。”

“除非你杀了他，知道他已经死了，然后你回去——做什么？”

“我没有打他，没有偷他的东西，更别说是杀他了，沃利，所以这个问题变得很难回答。”

“先别管翁德东克。你为什么回到查理曼大帝？你前一天晚上已经偷过东西了。你是这么做了，对吧？离开他家之后去偷了某人的东西？”

“对。”

“那你为什么又回去？别告诉我说那幢楼容易下手，因为我不会相信的。”

“不，那里简直是铜墙铁壁。妈的。”

“如果你跟我说实话，事情会比较容易，伯尼。而且你跟我说的一切都受到保护，我不能透露出去。”

“这我知道。”

“所以呢？”

“我回去是要进到翁德东克的公寓里。”

“到翁德东克的公寓。”

“对。”

“你又和他约了？不对，因为你是用三明治那一招骗进门的。”

“是花。”

“我刚才又说三明治了吗？我的意思是花。你在知道他死了的情况下回去？”

“我是在知道他不在家的情况下回去的，因为他没接他那该死的电话。”

“你打电话给他？为什么？”

“为了确认他不在家，我好回去。”

“去干什么？”

“去偷一样东西。”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在替他的书估价的时候看上了某样东西。”

“对。”

“所以你就想回去拿。”

“情况比较复杂，不过大致是这样。”

“要把你当成卖书的人真是越来越难了，把你当小偷则越来越容易。就是报纸上称之为不知悔改的那种职业罪犯，但这样讲让你听起来像是个深谋远虑的盗窃狂。你回到一间前一晚你留了满屋指纹的公寓去？而且进门的时候你已经报上过真实姓名？”

“我没说这是我所采取过的最聪明的举动。”

“很好，因为这不是。我不知道，伯尼。我也不确定雇用我是你最聪明的举动。我是个挺不错的律师，但我在刑事诉讼方面的经验有限，也不能说我为那个杀了那两个人的客户尽了多大的力，不过我没拼命帮他辩护，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绿天监狱跑步能让我们都可以睡得踏实些。但如果要我说实话，你需要的是一个既懂得贿赂又能讨价还价谈减刑的人，而我这两方面都不行。”

“我是无辜的，沃利。”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昨天又回到那里。”

“当时这主意看来很不错，知道吗？沃利，我昨晚整夜没睡，而且我从来没跑过四英里以上的路。我必须停下来了。”

“我们可以慢一点。”

“好。”我继续移动双脚。“去不去第二次有什么区别？”我问他，“我一样会惹上麻烦，因为公寓里到处是我的指纹，值班的人又记得我，而且如果他们推算的死亡时间真的跟你说的一样，去那第二次是多余的。”

“嗯哼。只是这样在法庭上更难辩称你从来就没去过那里。”

“哦。”

“你昨天在那里待了超过八小时，伯尼。这又是一件我搞不明白的事，你在一间公寓里和一个死人待了八小时，却说你根本连他死了都不知道。难道你不觉得你有点缺乏反应吗？”

“我根本没有看到他，沃利。”呼，呼。“雷·基希曼说尸体是在卧室衣柜里发现的。我检查过所有的房间，但我没有打开那些橱柜。”

“你从他的公寓里拿了什么？”

“什么也没拿。”

“伯尼，我是你的律师。”

“这会儿我还以为你是我的教练呢。就算你是我的心灵导师答案也是一样的。我没有拿翁德东克公寓里的任何东西。”

“你去那里偷一样东西？”

“对。”

“结果你没拿就走了？”

“又对了。”

“为什么？”

“我去那里的时候东西已经不见了。有人捷足先登。”

“所以你就转身回家了。”

“没错。”

“但回家前你却在那里待了八小时左右。是电视上有什么你不想错过的节目吗？还是你在一本一本读他的书？”

“我不想在那些人员换班之前离开那幢楼。我也没在翁德东克的公寓里待上八小时。我待在另一间没人的公寓里，等到午夜之后。”

“有些事你没有告诉我。”

“也许有一两件吧。”

“唔，这没关系，我想。但你没有直接对我撒谎吧，是不是？”

“没有。”

“你确定？”

“我肯定。”

“而且你没杀他？”

“天哪，没有。”

“你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伯尼，你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不知道。”

“有一点线索吗？”

“半点也没有。”

“再跑一圈？我们这次抄七十二街的捷径，轻轻松松跑上四英里就行了。好吗？”

“门儿都没有，沃利。”

“来吧，试一试。”

“绝不可能。”

“好吧，”他胸口起伏，上下挥舞着手臂说，“那我们回头见了。我要去跑跑。”

12

“一定是她杀了他，”卡洛琳说，“对吧？”

“你是说安德丽亚？”

“还会有谁？这是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你撞见她的时候她为什么吓得口吐白沫。她是怕你发现她那具柜子里的骸骨 [1] 。当然那不是她的柜子，他也还没变成骸骨——”

“你认为她制伏了他，然后把他绑起来杀掉？她只是个小姑娘，卡洛琳。”

“这话真是可爱，你知道吗？”

“我是说体力方面。也许她可以用力打得他昏过去，也许甚至能杀死他，也许之后还能把他拉进柜子里，但我就是不相信她做了这其中任何一件事。也许她就是去那里找她的信，就像她说的一样。”

“你相信吗？”

“不相信，但我愿意相信她是去那里找东西的。”

“找那幅蒙德里安。”

“然后她怎么做？把它藏在身上的哪个洞里，瞒过我带出去？”

“不太可能。那样你早就发现了。”

我瞪了她一眼。现在是早上，星期五早上，就算我不觉得自己像个重生的人，至少也觉得是个状况极佳的人。我在公园里跟沃利·亨普希尔分道扬镳后就直接回家洗澡，喝了杯热甜酒，然后把门锁好、窗帘拉下、电话拔掉，足足睡了十小时。我很早就到城中心来了，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电话到贵宾狗工厂去看卡洛琳在不在，等她接电话之后，我在窗户里挂起“十分钟后回来”的牌子，把店门关上。

街对面有两个满头乱发的家伙在一个门廊里晃荡，我看过去的时候他们便缩进阴影中。他们看起来像是没拿酒瓶的酒鬼，让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把摆特价书的那张桌子留在外面，但是他们又能偷些什么呢？我那些教人自制美酒的书都安放在店里。我把桌子留在原处，在街角买了两杯咖啡，带到卡洛琳的店里去。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帮一只卷毛比熊犬剪指甲。一开始我把它误认成一只雪白的贵宾狗，卡洛琳立即指出它一点也不像贵宾狗的种种原因，她大谈了几段狗经之后，我打断了她，向她报告事情的最新发展。从前往查理曼大帝的行动讲起，到送花的招数、在翁德东克公寓里发生的插曲，以及和沃利·亨普希尔的交谈。所有的事。

她听完后问道：“情况有多槽，伯尼？你是不是陷入水深火热了？”

“这么说吧，我已经陷到胸口了，而且还在越陷越深。”

“都是我的错。”

“什么意思？”

“嗯，那是我的猫，不是吗？”

“他们绑架阿齐是为了要找上我，卡洛琳。就算你没养猫，他们也会找出别的方法来对我施加压力。一切都是为了把那幅画弄出博物馆，而这又是基本不可能办到的事。你问是不是安德丽亚杀了他。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但这样时间就完全不对了。如果法医没疯，那么翁德东克就是在我偷阿普林邮票的时候被杀的。”

“你离开的时候，他是一个人。”

“据我所知是这样。”

“然后另外有人去登门拜访，打扁了他的头，把他捆起来塞进衣柜，然后偷走了画？”

“我想是吧。”

“我们为了赎我的猫必须去偷一幅画，有人却刚好为了偷同一个画家的画而杀死一个人，这岂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我也觉得太巧了。”

“嗯哼。你这个咖啡是在那家卖中东烧饼的店买的？”

“是啊。不太好喝，是吗？”

“问题不在于很难喝，而是让人猜不透他们在咖啡里放了什么。”

“鹰嘴豆。”

“真的？”

“只是猜的。他们什么东西里都放鹰嘴豆。我这辈子的前二十五年根本不知道鹰嘴豆是什么，然后突然之间鹰嘴豆就到处都是了。”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八成是核试验吧。”

“有道理。伯尼，可如果他们杀死翁德东克是为了偷走那幅画，又何必把他绑起来塞进衣柜里呢？”

“这很不合理，因为那里看起来不像有任何别的东西被偷。其他的艺术品都价值连城，但那个地方看起来连搜都没有被搜过，更别提洗劫一空了。”

“也许有人为了特殊目的，只需要那幅蒙德里安。”

“例如什么目的？”

“例如去赎一只猫。”

“这我倒没想到。”

“重点是——下次到咖啡店里去买咖啡，好吗？”

“没问题。”

“重点是，为什么把他绑起来又塞进衣柜里？以防别人发现尸体吗？这不合理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

“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安德丽亚，她知道他在衣柜里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她挺酷的，是不是？在一间有个死人的公寓里，被一个小偷撞见了，结果她怎么做？和他在那块东方地毯上滚来滚去。”

“是奥布松地毯。”

“我说错了，现在我们怎么办，伯尼？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我不知道。”

“你没有告诉警方安德丽亚的事。”

我摇摇头。“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反正她又不能提供我不在场的证明。我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们说翁德东克被杀的时候我在阿普林的公寓里，但那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只会再度被控犯有盗窃罪，而且就算我把邮票给他们看了，也无法证明我没有在偷阿普林的邮票之前或之后杀死翁德东克。总之，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你不认为安德丽亚是真名？”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你可以在《村声》上登个广告。”

“是可以。”

“怎么了？”

“哦，我不知道。”我说，“我，哦，我有点喜欢她，仅此而已。”

“嗯，这很好嘛。没有人想跟自己厌恶的人一起在地毯上翻滚。”

“是啊，问题是，我有点觉得，或许能再和她聚一聚。当然，她是有夫之妇，这种事是没有未来的，但我以为——”

“你动了感情？”

“唔，是啊，卡洛琳，我想是的。”

“这不是件坏事。”

“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自己也是。艾丽森昨天晚上来我家了。我们一起出去喝酒，然后我解释说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不想错过，于是我们就一起回到我家，我说的那个电话是关于我的猫的，但一直没有人打来，我们只是坐着听音乐、闲聊。”

“你走运了吗？”

“伯尼，我连试都没试。那只是一种安详温馨的感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尤比有时候很不爱理人，尤其阿齐不见了之后，它特别烦躁，但昨天晚上它跑过来趴在我的腿上。我告诉她阿齐的事。”

“说它不见了？”

“说它被绑架了。整件事都说了。我忍不住，伯尼。我实在需要有个人谈谈这件事。”

“没关系。”

“恋爱。”她说，“就是它让世界存在的，对不对，伯尼？”

“人们是这么说的。”

“你和安德丽亚，我和艾丽森。”

“安德丽亚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我说，“苗条，腰很细。深色的头发长度及肩，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绑着一条马尾。”

“艾丽森也很苗条，但她没那么高。我想大概五英尺四英寸吧。她的头发是浅棕色，短短的，而且她不抹口红、不涂指甲油。”

“当然不了，因为她是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女同性恋啊。安德丽亚涂着指甲油。我不记得她有没有擦口红。”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迷恋的人的外形说出来比对呢，伯尼？”

“我刚才有个愚蠢的想法，我想确定一下那只是个愚蠢的想法而已。”

“你以为她们两个是同一个人。”

“我说了，那是个愚蠢的想法。”

“你只是怕让自己动感情罢了。你已经很久没跟什么人这么认真了。”

“我猜是吧。”

“多年以后，”她说，“当你和安德丽亚都白发苍苍、一起坐在炉火前打瞌睡的时候，你们会回想这些日子，静静地一起笑起来。而且你们两个都不需要问对方为什么笑，因为你们就是知道，一个字也用不着说。”

“多年以后，”我说，“你和我会在某个地方一起喝咖啡，我们其中一个人会呕吐，而且一个字也不用说，另一个人就会想到这段对话。”

“还有这难喝的咖啡。”卡洛琳说。

[1] 在西方谚语中，“柜子里的骸骨”指不可告人的秘密。

13

我回到店里的时候，电话在响，但等我进门它也停了。我以为先前我只是带上弹簧锁关了门而已，但我显然还特地用钥匙锁上了门，因为现在我得用钥匙才能把门打开；这多给了打电话来的人几秒钟时间，让他从容地在我接起之前挂断。我嘀咕了几句大家在这种时候会讲的话，关于某人的祖先、性活动、饮食习惯之类的不太可能的说法，然后我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旁边有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是三本特价书的书款。

有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诚实到连销售税的那几分几毫都加进去，万一有一天这种人真的出现了，我说不定会惭愧得从此不再犯罪。我把那一块钱放进口袋，到柜台后面坐下。

电话又响了。我说：“巴尼嘉书店，您早。”一个声音粗哑陌生的男人说：“我要那幅画。”

“这里是书店。”我说。

“别玩游戏了。你手上有那幅蒙德里安，我要。我会付你一笔公道的价钱。”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我说，“因为你听起来像是个公道的人，但你弄错了一件事。我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随便你。帮你自己一个忙，嗯？没有问我要不要之前，先别把它卖给别人。”

“这听起来很合理。”我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联络。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也知道怎么跟你联络。”

他是在威胁我吗？我正在思考这一点，耳边传来咔嗒一声挂断电话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回想这段对话，试图找出一些关于那个人身份的线索。如果电话里真有线索的话，我可找不出来。我想我是有点想得出神了，因为过了一两分钟，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女人正朝柜台走来，而我连她之前开门进来的声音都没听到。

她很苗条，像只小鸟，有着棕色的大眼睛和棕色短发，我立刻就认出了她，但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她一手拿着一本过大的艺术书，另一只手放在柜台上说：“罗登巴尔先生？‘仅欧几里得一人曾亲见美之原形’。”

我听过她的声音。什么时候？在电话里吗？不。

“《俄勒冈路三号的史密斯女士》。”我说，“你刚刚引用的不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的句子。”

“的确。这是艾德娜·圣文森特·米雷 [1]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句子。”

她把那本书放在柜台上。那是一本现代艺术的概论，从印象派一直到目前的无政府状态，现在打开的是一页彩色页，上面有一幅几何抽象画。灰白色的画面被黑色线条纵横切割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有好几格涂上了原色。

“纯粹几何的绝对美感。”她说，“或者我是说绝对几何的纯粹美感。直角和原色。”

“这是蒙德里安吧？”

“彼埃·蒙德里安。你对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知道得多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知道他是荷兰人。”

“的确是。一八七二年生于阿姆斯福特。你也许记得，他一开始是画写实风景画的，随着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艺术创作渐趋成熟，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抽象。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已经和迪奥·凡·杜斯堡、巴特·凡·德尔·勒克等人一起发起了一个叫风格派的运动。他像信仰宗教般地相信直角就是一切，认为直线和横线交叉切割空间的形态等于是在做重要的哲学宣言。”

她讲的不只这些。她给我上了一堂课，激切热烈的程度和她两天前读那可怜的史密斯时不相上下。“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是一九二六年。”她告诉我，“十四年后他搬到这里。他一九三九年就已经迁居伦敦，躲避战火，德国空军开始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就到这里来了。纽约让他着迷，你知道。格子状的街道，那些直角。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布基伍基’ [2] 时期。”

“我不知道他还是个音乐家。”

“不是。是他的画风改变了。街上的交通、高架铁路、黄色出租车、红灯、像爵士乐一样脉动的曼哈顿，这些都给他带来灵感。你应该很熟悉《百老汇爵士乐》吧——这是他最有名的几幅画之一，收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幅画叫作《胜利爵士乐》 [3] ，另外还有，哦，好几幅其他的。”

收藏在其他几家博物馆里，我想，而且它们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那里。

“我明白了。”我不明白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

“他死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差六星期满七十二岁。据我所知，死因是肺炎。”

“你对他的事知道得真多。”

她举起双手调整她那顶其实不需要调整的帽子，眼睛直盯着比我左肩稍高的一个点。“小时候。”她平静地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祖父母家去吃晚饭。我和我父母住在白原 [4] 的一幢平房里，祖父母则在城里的河滨路上有一套很大的公寓，从家里的大窗户可以俯瞰哈得孙河。彼埃·蒙德里安一九四○年抵达纽约的时候曾在那间公寓里住过。他送了一幅画给我祖父母作为礼物，就挂在饭厅餐具橱上方的墙上。”

“我明白了。”

“我们总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她说着闭上她那双大眼睛，“我现在还可以看见那张餐桌。我祖父坐在一头，我祖母坐在另一头，靠近厨房门。我的叔叔、婶婶、堂妹坐在一侧，我父母和我则坐在另一侧。我只要往我堂妹的头上方看，就可以看见那幅蒙德里安的画。我整个童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可以盯着它看。”

“我明白了。”

“你或许会以为我长大之后就把它忘了，小孩常常都是这样。毕竟我从来没见过画家本人，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总的来说，我小时候对艺术也不是特别敏感。但那幅画显然有些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了我。”她想起一件事，微笑起来，“上美术课的时候，我总是试着要画抽象的几何图形。其他孩子在画马、画树，我画的则是黑白格子加上红黄蓝的方块。老师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我是想成为另一个蒙德里安。”

“事实上，”我试探性地说，“他的画看起来并不太难画。”

“第一个想到要这么画的人是他，罗登巴尔先生。”

“嗯，当然，确实是这样，但——”

“而且他画中的简单也不只是简单而已。他的比例相当完美。”

“我明白了。”

“我自己毫无艺术天分，连抄袭都抄不好。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野心。”她再次侧过头，眼神探索着我的双眼，“那幅画本来应该是我的，罗登巴尔先生。”

“哦？”

“我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他从来就不富有。他和我祖母的生活虽然宽裕，但并没有堆起金山银山。我不认为他知道蒙德里安那幅画的价值。他知道那幅画的艺术价值，但我想他不会猜到它值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收集过艺术品，对他而言，那幅画就只是一个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他说，他死后那幅画会留给我。”

“结果没有？”

“先去世的是我祖母。她受到某种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也治不好，不到一个月她就因肾衰竭而死。祖母死后，我父母想说服祖父来和我们一起住，但他坚持待在原处，唯一的让步是请了个女管家。我祖母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那幅画——”

“消失了。”

“是管家拿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我父亲认为可能是我叔叔拿的，我想比利叔叔对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怀疑管家，也曾经提到过要进行调查，但我想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家里的人算是同意曾经遭过小偷，因为还有其他东西也不见了，比如一些银器银饰，而对我们来说，把事情归到某个无名小偷身上，总比大张旗鼓地彼此怀疑要容易。”

“我想这些损失的东西都有保险吧。”

“那幅画没有。我祖父没有为它上保险。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毕竟这幅画不是他花钱买来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想到过它会被偷。”

“画一直没找回来？”

“没有。”

“我明白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父亲也去世了。我母亲再嫁，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蒙德里安仍然是我最喜爱的画家，罗登巴尔先生，每当我在现代或古根海姆博物馆看到他的作品，我就会有一种强烈而原始的反应，心里也会感到一股刺痛，为了我的那幅画，我的蒙德里安，那幅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作品。”她站直身子，挺起肩膀。“两年前。”她说，“朱红画廊办了一场蒙德里安的回顾展。我当然去看了。罗登巴尔先生，当时我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面，就像每次面对蒙德里安的作品时一样屏息无言，然后我看到了其中一幅，心脏差点停止跳动，因为那是我的那幅画。”

“哦。”

“我太震惊了，目瞪口呆。那是我的画，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不过你已经十年没见过它了，”我思索着说，“蒙德里安的画又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他的天才，但——”

“那就是我的那幅画。”

“你说是就是。”

“每个星期天我都坐在那幅画对面，坐了好几年。我把青豆拌进土豆泥的时候就盯着它看。我——”

“哦，你也有这习惯？你知道我以前还会怎么做？我会把土豆泥堆成城堡，旁边用酱汁当护城河，然后拿一根红萝卜当大炮，用青豆当炮弹。我最想做的是找出个方法把豆子弹进鸡胸肉里，不过这我妈妈可就不准了。你的那幅画是怎么到朱红画廊去的？”

“出借参展。”

“从博物馆借来的？”

“私人收藏。罗登巴尔先生，我不在乎那幅画是怎么变成私人收藏或非私人收藏的。我只是想要那幅画。那幅画本来就该是我的，其实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它本来不该是我的我也不在乎了。从在回顾展上看到它开始，我就对那幅画形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偏执。我一定要拥有它。”

我在想，蒙德里安到底有什么特色能这么吸引疯子？绑架猫的人，打电话来的那个男人，翁德东克，杀翁德东克的人，现在又是这位怪里怪气的女人，哎对了，她是谁啊？

“说了半天，”我说，“你是谁啊？”

“你刚刚都没在听我说话吗？我祖父——”

“你没告诉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的名字。”她说，只迟疑了一秒，“我叫埃尔斯佩丝。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很好听的名字。”

“谢谢。我——”

“我想你是认为我在多年前偷走了你祖父的那幅画吧。这我能理解，彼得斯小姐。你在我的书店里买过一本书，从此对我的名字就有了印象。然后你读到或听说了什么事情，说我在开二手书店之前曾经小有犯罪事业，于是你的脑海里就做出联想，这我也不难理解，而——”

“我并不认为是你偷了我祖父的画。”

“你不认为？”

“怎么，难道你真的偷了吗？”

“没有，但——”

“因为我猜这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你当时就得是个年纪很轻的小偷了，不是吗？我一直认为我父亲说得对，是比利叔叔拿的，但其实也可能是比利叔叔说得对，是我父亲拿的。不管是谁拿的，总之这个人把画卖了，你知道买主是谁吗？”

“我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测。”

“我相信你可以。”

“J.麦克伦登·巴洛。”

这可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她瞪着我。我又说了一次，但那名字似乎仍然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把那幅画借给朱红画廊的，”我说，“后来又捐赠给了休利特美术馆。记得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出借那幅画——我的那幅画——的是一个叫作戈登·凯尔·翁德东克先生的人。”

“哦。”我说。

“我也看报纸的，罗登巴尔先生。你那番小小的犯罪事业似乎在你开店卖书之后还在继续，而且如果报纸上说的可信的话，你因谋杀翁德东克先生而被逮捕了。”

“从理论上讲，你这么说没错。”

“现在你交保了？”

“差不多吧。”

“正是你偷了他公寓里的那幅画。我的画，我的蒙德里安。”

“好像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说，“但这不是事实。那幅画不见了，我承认，但我的手套从来没有碰过它。有个巡回展览即将开始，翁德东克准备要把画出借，所以就送去重新裱框了。”

“他不会那么做的。”

“他不会？”

“展览的主办方会处理这种事——如果他们觉得那幅画需要重新裱框的话。我肯定是你拿了那幅画。”

“我到那里的时候画已经不见了。”

“这话让人很难相信。”

“当时我自己也很难相信，彼得斯小姐。我现在还是很难相信，但我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或者我该说是亲眼没看到，因为原来挂画的地方只剩下一个空位。”

“是翁德东克告诉你他把画送去重新裱框的？”

“我没问他。他死了。”

“你杀了他之后才注意到画不见了？”

“我没有机会杀他，因为有人已经先下手了。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死了，因为我没有去衣橱里找他的尸体，因为我不知道有尸体可找。”

“是别人杀了他。”

“唔，我不认为这是自杀。如果是的话，这真是我听过最糟的自杀案例。”

她望向不太远的远方，额头上出现了几条纹路。“不管是谁杀了他，”她说，“这个人拿走了那幅画。”

“可能吧。”

“是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

“警方认为是你。”

“他们应该没这么笨。”我说，“至少逮捕我的那个警官是这样。他认识我好多年了，知道我是不杀人的。但他们能证明我去过那间公寓，所以在他们找到比较合适的嫌疑犯之前，我可以先充充数。”

“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嫌疑犯呢？”

这我已经想过了。“嗯，要是我能搞清楚是谁干的，我想我可以把话传出去吧。”

“所以你正试着找出凶手是谁。”

“我只是挨过一天算一天，”我说，“但我承认我是把眼睛睁大、耳朵竖直了的。”

“等你找到凶手，就可以找到那幅画了。”

“不是等我找到，是如果我找到。而且就算如此，我也不一定能同时找到那幅画。”

“等你找到了，我要。”

“呃——”

“那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我是认真的。”

“你指望我就这么把画交给你？”

“那会是最为明智的举动。”

我盯着这个纤弱女子。“好家伙，”我说，“你是在威胁我吗？”

她没有移开视线，那双眼睛真是大。“如果能得到那幅画，”她说，“我也会杀死翁德东克的。”

“你真的是无法自拔的偏执。”

“这我很清楚。”

“听着，这话你听来可能觉得离谱，但你有没有想过要接受治疗？你知道，偏执狂只是转移焦点，让我们不去处理真正的问题，如果你能解除这种偏执——”

“等我拿到我那幅画，偏执就会解除了。”

“我明白了。”

“罗登巴尔先生，我可以是你的好朋友，也可以是你危险的敌人。”

“假如我真的拿到了那幅画。”我谨慎地说。

“这表示画现在已经在你手上了吗？”

“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假设我拿到了画，怎么跟你联络？”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打开皮包拿出一支很细的记号笔和一个信封。她把信封反过来拿，从封口撕下一片纸，把信封放回皮包，然后在纸片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她又迟疑了一下，在号码底下写上E.彼得斯。

“好了。”她说着把纸片放在柜台上那本打开的艺术书旁边，套上笔套，把笔放回皮包，看起来正要开口说什么，这时店门开了，叮当的铃声宣布有访客到来。

这位访客也出声宣布自己的到来。是卡洛琳，她说：“嘿，伯尼，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想——”埃尔斯佩丝·彼得斯转身面对卡洛琳，两个女人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埃尔斯佩丝·彼得斯经过她身旁走出门外。

[1] 艾德娜·圣文森特·米雷（End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诗人、剧作家、女权主义者。

[2] 原文为boogie-woogie，指是一种爵士乐钢琴曲式，以重复的低音节奏及旋律为特点。

[3] 《百老汇爵士乐》和《胜利爵士乐》的英文分别是Broadway Boogie Woogie和Victory Boogie Woogie。

[4] 白原（White Plains），美国纽约州中南部威切斯特郡城市，位于曼哈顿岛东北四十公里。是纽约的住宅卫星城市，也是商业中心。

14

“别爱上她。”我告诉卡洛琳，“她已经疯狂地迷恋上其他的东西了。”

“你在说什么啊？”

“你盯着她看的那个样子，让我觉得你要爱上她了，或者可能欲火焚身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

“我是以为我认识她。”

“哦？”

“乍看我还以为是艾丽森。”

“哦。”我说，“那她是吗？”

“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就会跟她打招呼了。”

“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为什么这么问，伯尼？”

“因为她说她叫埃尔斯佩丝·彼得斯，可是我不相信。而且她牵扯在蒙德里安的事情里。”

“那又怎样？艾丽森可没有，记得吗？艾丽森是和我扯在一起的。”

“对。”

“她们两个长得很像，但也只是很像而已。她是怎么牵扯在内的？”

“她认为那幅画本来就属于她。”

“也许是她偷了猫。”

“不是那幅画。是翁德东克的画。”

“哦。”她说，“有太多幅画了，你知道吗？”

“每样东西都太多了。你刚才正在说你又接到了一个电话。纳粹打来的？”

“对。”

“嗯，打电话的不可能是彼得斯，因为她刚才在这里。”

“对。”

“她要干什么？”

“嗯，她算是让我安了心。”卡洛琳说，“她说猫还活得好好的，只要我合作，它就不会出什么事。她说我不用担心他们会切下它的一只耳朵或一只脚什么的，说猫胡须那招只是为了表示他们是认真的。她还说她知道画的事情会很难办，但她相信我们只要用心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听起来她好像要安慰你似的。”

“嗯，这奏效了，伯尼。关于猫的事情我感觉好多了。我还是不知道我会不会再见到它，但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六神无主了。昨天晚上和艾丽森谈这件事很有帮助，现在又接到了这个电话。只要让我知道猫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我几乎没听见门开的声音，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到了他，在他走近的时候对卡洛琳嘘了一声。她话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转过身去看我为什么打断她。

“狗屎。”她说，“你好，雷。”

“你好。”那位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警察说，“你知道，这种事能让人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这里有两个我认识多年的人，我只要走进屋里，一个就说嘘，另一个说狗屎，猫会发生什么事啊，卡洛琳？”

“没事。”她说，多年前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最佳的防御方法就是好好地冒犯对方，从此便铭记在心，“真正的问题在于伯尼会发生什么事，要是所谓的老朋友动不动就要逮捕他的话。你有没有听说过警方骚扰，雷？”

“我从来没听说过警方暴力，你就该心存感激了，卡洛琳。你为什么不出去走走呢，嗯？伸伸腿嘛。你的腿很需要伸一伸。”

“如果你要讲关于矮子的笑话，雷，我就讲屁眼的笑话，这样你会被放到哪里去呢？”

“天哪，伯尼。”他说，“你就不能让她淑女一点吗？”

“我一直在努力。雷，你有什么事？”

“我要跟你谈几分钟。私下谈。如果她要留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到你书店后面的房间里去。”

“不，我去。”卡洛琳说，“反正我得上厕所。”

“你这么一提，我也想上了。不，你先请吧，卡洛琳。伯尼和我要谈谈，所以你尽管慢慢来。”他等到她离开这间房间，然后一手放在埃尔斯佩丝·彼得斯留在我柜台上的那本艺术书上。书已经合起来了，不再打开在蒙德里安那幅画的那页。“画，”他说，“对吧？”

“很好，雷。”

“和你从翁德东克那里偷的那幅一样？”

“你在说什么？”

“一个叫蒙德里安的家伙。”他说，只不过把音发成了莫特里恩，“本来是挂在壁炉上面的，保险三十五万美元。”

“一大笔钱。”

“可不是吗？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是唯一被偷的东西。相当大的一幅画，白底，黑色条纹有横有竖，这里那里涂了点颜色。”

“我看过那幅画。”

“哦？真的。”

“在我替他的书估价的时候。画挂在壁炉上方。”我想了想，“他好像说过要把画送去裱框之类的。”

“是啊，那幅画的确需要一个新的框。”

“这话怎么说？”

“我告诉你这话怎么说，伯尼。那幅莫特里恩的框和翁德东克的尸体一起放在衣橱里，断成好几截。铝框还在，那个叫作撑架、用来固定画布的东西也还在，但是画布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什么？”

“没有固定在上面。有人把画布从撑架上割走了，但留下来的部分还足够让保险公司的人一眼就认出是那幅莫特里恩。在我看来它什么也不像。四边只剩下大概一英寸宽的画布，白底上有东一抹西一抹像莫尔斯电码的黑线条，好像还有一道红色。我猜是你把画卷起来，藏在衣服底下带出了那幢建筑。”

“我没有碰它。”

“嗯哼。你一定是很匆忙，才会直接把画割下来，没有慢慢拆掉订书针。否则你可以拿到完整的画布的。我不认为是你杀了他，伯尼。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我不认为是你干的。”

“谢谢。”

“但我知道你去过那里，你一定拿了那幅画。也许你听到有人来了，所以就匆匆忙忙把画从框里割了下来。也许你把画框留在了墙上，也没有替翁德东克松绑，然后别人把画框塞进衣橱里，顺便把他也给杀了。”

“怎么会有人这么做？”

“谁知道谁会做什么啊？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有疯狂的人。”

“阿门。”

“重点是，我想那幅莫特里恩在你手上。”

“是蒙德里安，不是莫特里恩。蒙德里安。”

“有什么差别？就算我把他的名字说成他妈的毕加索，我们照样知道是在说谁，我认为画在你手上，伯尼，要是不在你手上你也可以弄得到，所以我才会在私人时间跑到这里来，而不是在家跷着脚看电视。”

“为什么？”

“因为有赏金。”他说，“保险公司都是一帮小气的王八蛋，悬赏金额只有百分之十，但三十五万的百分之十是多少？”

“三万五千美元。”

“要是书店垮了，伯尼，你还可以去当会计师。你要逃过这谋杀案的罪名，得用点钱对吧？律师费，其他的开销等。见鬼，谁不需要钱呢，对吧？否则你一开始也就不用去偷了。所以你把那幅画弄来，我拿去领赏，然后钱我们两个分。”

“怎么分？”

“伯尼，我贪心过吗？我们五五分成，这样大家都开心。你帮我洗洗手，我帮你抓抓背，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懂。”

“所以我们就是每人一万七千五，跟你说，伯尼，你找不到更好的价钱了。闹出这么大的新闻，又是谋杀又是什么的，你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找买主的。你也别想自己谈交易，把画卖回给保险公司，因为那些王八蛋会布下陷阱，最后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也许你是照订单偷画的，也许你有个客户在等你交货，但你能冒这个险吗？他可能会弃你不顾；再说，如果保险公司拿回画的话，你承受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你都想好了嘛。”

“嗯。”他说，“人总得为自己打算。另外，也许你已经销赃了，照订单偷画，当天晚上就交货了。”他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喂，她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啊，伯尼？”

“满足自然的生理需要吧，我想。”

“是啊，唔，我希望她要么快点，要么就干脆出来。我快憋不住了。我刚才说，如果你那幅莫特里恩已经脱手了，就得把它给偷回来。”

“从我的买主那里偷回来？”

“或者是从他的买主那里，如果画已经卖出去了的话。我跟你说，伯尼，要是莫特里恩找回来了，这案子就会好办得多。那样的话盗窃和谋杀这两件事就可以分开，也许大家找凶手不会找到你头上来。”

“那样你的口袋里也就会多了三万五的一半，雷。”

“别忘了，另一半是进你的口袋。卡洛琳到底怎么了？也许我该去看看她是不是掉进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我最喜爱的狗美容师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出门来，一只手拉着裤子的皮带，另一只手伸出来掌心朝着我们。

她说：“伯尼，大事不妙了。雷，别进去，连想都别想。伯尼，我冲了一个他妈的卫生棉条下去。我以为没关系，结果马桶堵住了，水往回流，弄得满地都是大便，而且还在继续冒出来。我想把它清干净，但却越弄越糟。伯尼，来帮我一下好吗？我怕会流得整个店里都是。”

“我正要走。”雷边说边往后退，他脸色有点发青，表情也不太开心，“伯尼，我们保持联络，嗯？”

“你不来帮忙吗？”

“开什么玩笑？”他说，“天哪！”

他撤退的速度不慢，但在他走出店门之前，我就已经绕过柜台跑了出来。我跑过后面的房间，冲进厕所，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红色和黑色的塑胶地毯像棋盘格子一样铺着，没有水，也不比平常脏。

马桶上坐着一个男人。

这个人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衣着整齐，身穿灰色斜纹格子布的外套，配上一条灰色的鲨鱼皮裤子，衬衫是茶色的，脚上的鞋又旧又破，颜色介于黑与棕之间。他有一头蓬乱的锈棕色头发和没刮整齐、夹杂着灰白的红色山羊胡。他仰着头，张着嘴，露出一口从来没被齿科矫正师照顾过的黄板牙。他的眼睛也是睁着的，颜色是那种被形容成纯真的蓝色。

“哦，天哪。”我说。

“你不知道他在里面？”

“当然不知道。”

“我也是这么猜的。你认出他是谁了？”

“那个画家。”我说，“那个在休利特美术馆付了一毛钱的人。我忘记他姓什么了。”

“透纳 [1] 。”

“不是，那是另一个画家，不过也很接近了。那个守卫知道他姓什么，叫过他的女生。特恩奎斯特。”

“没错。伯尼，你要去哪里？”

“我要确定店里没有人，”我说，“还要把门锁好，还要把营业中的牌子翻到打烊的那一面。”

“然后呢？”

“我还不知道。”

“哦。”她说，“伯尼？”

“干什么？”

“他死了，是不是？”

“哦，毫无疑问。”我说，“死得透透的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我要吐了。”

“哦，如果你非吐不可的话。可是你能不能先等我把他从马桶上弄下来再吐？”

[1] 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

15

“租一个月只要五十块。”她说，“相当划算，对不对？一天才不到两块钱。一天不到两块钱能买什么？”

“早餐。”我说，“如果你买东西精打细算的话。”

“而且小费给得抠门的话。唯一的问题是租期最少得一个月。就算我们一个半小时就还回去，也还是五十块钱。”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会还回去了。你付了多少押金？”

“一百，再加上第一个月的租金，所以我一共付了一百五。但那一百块是会退的，等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话。”

我们在第六大道和十二街的交会路口等红灯。变灯了，我们过马路。过了之后卡洛琳说：“不是通过了一条法律吗？不是每个街角都应该有残障坡道吗？”

“听起来有点耳熟。”

“那么，你说这叫坡道吗？看看这个人行道的砌边有多高吧！简直可以从上面飞滑翔机下来了。”

“你按住把手。”我说，“我来抬。一二三。”

“狗屎。”

“放松点就可以了。”

“狗屎加巧克力酱。我是说就算人行道的砌边很高，我们也能过得去，但你说，要是一个真正残障的人士自己出门，他该怎么办？”

“你每走一条街就问一次这个问题。”

“嗯，这是因为我们每弄这该死的东西上人行道一次，我就觉醒一次。这是会让我激动的议题。拿份请愿书来我就会签。发动一场游行我就会参加。什么事这么好笑？”

“我是在想象你游行的样子。”

“你的幽默感很病态，伯尼。有人告诉过你吗？帮我推——我让我们这位朋友颠得厉害。”

倒不是说我们的朋友会抱怨。当然他就是那位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我们在推的东西你大概也已经猜到了，是轮椅，是从位于第一大道上、十五街和十六街之间的皮特曼医疗器材供应中心租来的。卡洛琳到那里去租了这个神奇的装置，然后坐出租车把它带回来，我帮她把它搬进店里，然后我们打开轮椅，把特恩奎斯特塞了进去。

我们离开书店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看起来还算挺自然的，比他坐在我厕所里的马桶上时看起来好多了。他腰上系着一条皮带以便固定，我另外拿了两根旧电线把他的手腕绑在椅子扶手上、脚踝绑在位置合适的横杆上。一块盖腿布——事实上是一条有点发霉的旧毯子——把他从脖子以下整个盖住。一副福斯特·格兰兹牌太阳镜遮住了他睁大的蓝眼睛。一顶从三月起就挂在我店后面的房间里、等着主人来认领的粗呢帽，如今戴在特恩奎斯特头上，尽量不让他被认出来。我们就这样朝西前进，一路试图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走一条街卡洛琳就骂一次人行道的砌边，于是我们就分心一次。

“我们现在做的事，”她说，“是移动尸体。这是重罪还是轻罪？”

“我不记得了。反正绝对是不应该做的事。法律对这种事的看法很消极。”

“在电影里，你什么东西都不应该碰。”

“我从来不碰电影里的东西。你应该做的事是马上报警说发现尸体。你原本可以这么做的，你可以直接从厕所出来，告诉雷说马桶上坐了具尸体，连电话都不用打。”

她耸耸肩。“我想他会要求我们解释。”

“很可能。”

“我也想到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又说对了。”

“他是怎么进去的，伯尼？”

“我不知道。他刚才摸上去还挺温的，但我这辈子也没摸过多少个死人，不知道尸体要多久才会冷透。如果说昨天我关门的时候他就在店里了，也不是不可能。记得吗？我打烊时很匆忙，因为我被捕了，这让我无法专心照顾到平常的程序。或许他在浏览架子上的书，又或许他是故意溜到后面去躲起来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然后他可能待在那里。晚上或早上什么时候，他去了厕所，没脱裤子坐在马桶上，然后就死了。”

“死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的吗？”

“或者什么的。”我同意。轮椅撞上了人行道上的一个突起，椅子上乘客的头往前一栽，差点把帽子和太阳镜都颠掉了。卡洛琳赶紧把东西调整好。

“他会告我们的。”她说，“害得他颈部扭伤。”

“卡洛琳，这个人已经死了。别开玩笑。”

“我没办法控制。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你认为他只是死于自然因素？”

“这里是纽约。在这个城市里，谋杀就是自然因素。”

“你认为他是被杀的？会是谁杀了他呢？”

“我不知道。”

“你认为有别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吗？那人是怎么出去的呢？”

“我不知道。”

“也许他是自杀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他是个俄国间谍，某颗牙齿里藏了氰化物胶囊。他知道行迹败露了，所以就偷偷跑到我的店里来咬牙服毒自杀。他想死在装订精良的初版书的围绕之下，这是很自然的事。”

“唔，如果不是心脏病或者自杀——”

“或者疱疹，”我说，“我知道得疱疹的人很多。”

“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有人杀了他的话，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认为你昨天打烊的时候店里锁了两个人吗？”

“不。”

“那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是在我今天开门的时候溜进来的。我有可能没注意到。然后，在我买咖啡准备带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那可怕的咖啡。”

“——他或许就溜进厕所，死在了那里。或者如果有别人和他一起的话，可能是那个人杀了他。或者如果他是一个人来的，后来又有别人来了，他可能开门让那人进去，然后那人可能就杀了他。”

“或者是凶手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想办法待在上锁的店里，等特恩奎斯特来的时候凶手让他进门，然后杀了他。他们没有钥匙，能让对方进门吗？”

“没问题。”我说，“我去买咖啡的时候没把锁都锁好。我把摆特价书的桌子留在外面，只按了门钮把弹簧锁锁上。我甚至不记得用钥匙锁住门上的锁栓。”我皱着眉头想起了什么。“不过我一定锁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锁栓是扣住的，我得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两次，把锁栓和弹簧锁都给打开。妈的。”

“怎么了？”

“嗯，这样事情就全乱了。假设特恩奎斯特让凶手进门，如果他在屋里的话，只要转动门把就行了。然后凶手把特恩奎斯特杀死，放在马桶上就走了，但他是怎么锁门的？”

“你店里没有放备份钥匙吗？也许他找到了。”

“那可真得大费周章才找得到，而且他又何必麻烦呢？尤其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把锁栓扣上啊。”

“实在说不通。”

“几乎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小心那个人行道的砌边。”

“狗屎。”

“也得小心狗屎。养狗的人现在好像都不帮他们的狗清理善后了。走路又开始变成了一种冒险。”

我们努力把轮椅推下了又一道砌边，过了又一条街，爬上对面的人行道。我们一直朝西走，过了阿宾顿广场之后，街上的车和行人明显变少了。我们经过了位于十二街和哈得孙大道的格林尼治养老院，那里有一位老绅士坐在类似的椅子上，对特恩奎斯特竖起大拇指。“别让年轻人推着你到处跑。”他对我们的乘客提出忠告，“学着自己操纵轮椅。”他见特恩奎斯特没有反应，眼睛转到我和卡洛琳身上。“老伙计有点糊涂了？”他问道。

“恐怕是这样。”

“嗯，至少你们没把这可怜的家伙丢到养老院里。”他的话里带有不少怨恨之意，“要是他什么时候清醒了，你告诉他，说我说的，他真他妈的好命，有这么乖的孩子。”

我们继续向前走，穿过格林尼治街，在华盛顿街左转。走了一个半街区之后，在银行街和贝休恩街之间有一幢仓库正在被改建成公寓。负责进行这项点石成金任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收工回家了。

我停住轮椅。

卡洛琳说：“这里？”

“不比别的地方差。他们在楼梯上架了一条木板给手推车用，很适合把轮椅推上去。”

“我还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走到莫顿街码头，把他连人带椅子送进哈得孙河去。”

“卡洛琳——”

“这是个古老的传统，海葬。戴维·琼斯的箱子 [1] 。‘深在五寻 [2] 之下，我父长眠——’”

“能帮帮我吗？”

“哦，当然。乐意之至。‘嗯，至少你们没把这可怜的家伙丢到养老院里。’当然不了，老头儿。我们是要把这老家伙丢在一间看起来被弃置的仓库里，让青蜂侠和卜鲁托照顾他？”

“是卡托。”

“叫什么都行。我为什么觉得咱们像伯克和海尔 [3] 一样？”

“他们卖尸体，我们只是在移动一具尸体而已。”

“好极了。”

“我跟你说过我可以自己来的，卡洛琳。”

“哦，别胡说八道了。我是你的密友啊，不是吗？”

“看起来好像是。”

“而且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是我的猫把我们扯进这一团混乱里的。伯尼，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连人带椅子留在这里？我发誓，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一百块钱。”

“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原则问题吗？”

“如果我们留下轮椅，”我说，“他们就会追踪轮椅的来源。”

“追踪到皮特曼医疗器材供应中心？那又怎么样。我付的是现金，而且留下的姓名是假的。”

“我不知道特恩奎斯特是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牵扯进蒙德里安这件事里的，但其中一定有什么关联。等到警方查出他和这件事的关联之后，他们就会到皮特曼去，问他们租轮椅的人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们会把那个职员带到局里，让你站在他面前，跟另外四个打篮球的排在一起给他指认，你说他会指谁？”

“雷说矮子的笑话是意料中事，伯尼。我没料到你也会说。”

“我只是想指出重点。”

“你已经指出了。我只是觉得让他留在轮椅上会比较好，仅此而已。算我什么都没说，好吧？”

“好。”

我把绑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电线解下来，松开他腰间的皮带，努力让他不算太弯曲地躺平在地上，然后收起了帽子、太阳镜和毯子。

回到街上后我说：“坐上来吧，卡洛琳。我推你一程。”

“啊？”

“两个人推一张空轮椅是很惹人注目的。来吧，坐上去。”

“你坐。”

“你比我轻，而且——”

“你给我闭嘴。你比我高，而且你是男的，所以要是我们两个其中有一个必须扮演特恩奎斯特，你是当然的人选。坐上去，伯尼，还要把帽子和太阳镜戴上。”她把毯子盖在我身上，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这位密友带着狡黠的微笑，放开了轮椅的手刹。“坐好了，”她说，“把安全带系上。说矮子的笑话，嗯？我们这一路上可能会碰上几个气流哦。”

[1] 戴维·琼斯，深海死神，曾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出现。相传他是古代的一个海盗，被恶魔诅咒，至今仍活在海底深处。他有一个百宝箱，凡是沉到海里的稀世珍宝，都会被收进这个箱子里。

[2] 即英寻，海洋深度测量单位，一英寻相当于1.8288米。

[3] 伯克和海尔，同名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影片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伯克和海尔为了发财在爱丁堡连续杀人，并把尸体卖给一个叫罗伯特·诺克斯的医生，供他进行解剖研究。

16

回到店里，我第一件事是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没有找到任何人，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能告诉我特恩奎斯特是怎么进入我店里、又怎么会加入他那些在天上画室里的祖先们的。卡洛琳把轮椅推到店后面的房间里，我帮她折叠起来。“我会坐出租车把它送回去的，”她说，“不过我要先喝点咖啡。”

“我去买。”

“不要到那家中东烧饼店买。”

“放心。”

我带着两杯咖啡回来后，她说我不在的时候电话响过。“我本来要接的，”她说，“不过还是没接。”

“应该是明智之举。”

“这个咖啡好多了。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吗？在你这里或我那里弄一台那种机器，这样就可以整天都有新鲜咖啡喝了。那种插上电就会滴咖啡的玩意儿。”

“甚至还可以再弄个电磁炉和咖啡壶。”

“是啊。当然啦，这样你就得整天给顾客倒咖啡，而且也永远摆脱不了基希曼了。他会阴魂不散地天天在这里。我刚才真的是把他恶心得吓跑了，是不是？”

“他生怕跑得不够快。”

“嗯，我就是要他这样。我想我说得越恶心，他就会跑得越快。我本来是想等他走掉的，你知道，想着只要我一直不出来，他可能就会走，但看起来他不上厕所是不会走了，所以——”

“我都差点跑了。你恶心的不止他一个。”

“哦，对。你不知道我是编的。”

“当然不知道。我不知道里面有个死人。”

“也许我说得太详细了。”

“别担心。”我说，这时电话响了。

我接起电话，沃利·亨普希尔说：“伯尼，你还真难找。我以为你弃保潜逃了呢。”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在哥斯达黎加没有认识的人。”

“哦，你这种人不愁交不到朋友。听着，关于这个蒙德里安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他是荷兰人。”我说，“一八七二年出生在一个叫作阿姆斯福特之类的地方。你也许记得，他一开始是画写实风景画的。随着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他的艺术日趋成熟、作品也越来越抽象。到了一九一七年——”

“这是在干什么，美术馆演讲吗？翁德东克公寓里有一幅画不见了，价值将近五十万美元。”

“我知道。”

“在你手上？”

“没有。”

“要是你能交出这幅画，可能会有点用处。这样我们就至少还有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要是我把克雷特法官交给他们呢，”我说，“或者癌症疗法。”

“画真的不在你手上？”

“不在。”

“那在谁手上？”

“或许在杀他的那个人手上。”

“你没有杀人，也没有偷东西。”

“对。”

“你只是去那里留下指纹而已。”

“显然是这样。”

“疯子。这样你接下来该往哪儿走呢，伯尼？”

“原地打转吧。”我说。

我挂上电话，进到后面的房间里，卡洛琳跟着我。书桌旁有个类似橱柜的东西，里面满是我没来得及丢掉的东西，另外我还放了一件T恤和一些跑步用的装备。我打开柜子，把东西找出来，然后脱下身上的衬衫。

“喂。”她说，“你在干什么？”

“脱衣服。”我边说边解开裤子的皮带，“你觉得我在干什么？”

“天哪。”她说着转过身去，“如果这是个含蓄的暗示的话，我心领了。首先我是同性恋，其次我们是好朋友，而且——”

“我要去跑步，卡洛琳。”

“哦。跟沃利一起去？”

“不跟沃利一起去。我要到华盛顿广场好好跑一圈，让脑子清醒一点。现在我脑子里一团乱麻。谁都冒出来跟我要一幅我从来没碰过的画。他们都要我把它弄到手。基希曼闻到了赏金的味道，沃利闻到了一大笔律师费的味道，至于其他人闻到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八成是油画颜料的味道吧。我要去跑一跑，把脑子里的这团乱麻解开，也许就可以开始看出一些事情的端倪了。”

“那我呢？你在模仿阿尔贝托·萨拉查 [1] 的时候我该做什么？”

“你可以把轮椅拿去还了。”

“是啊，这事我迟早都得做，不是吗？伯尼？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看到你坐轮椅的人认出你在华盛顿广场跑步。”

“希望不会。”

“听着，”她说，“要是有人说什么，就说你去了卢尔德 [2] 。”

华盛顿广场公园是长方形的，四边的人行道总长大约八分之五英里，也就是一公里左右。如果你步行的话，会觉得路面是平的，但跑步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出来有坡度，如果你跟几乎所有人一样顺着逆时针方向跑，就会在公园南侧往东前进的时候感觉到斜坡。我跑第一圈的时候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坡度，因为我的腿还因前一天在中央公园遭受的酷刑而隐隐作痛，但后来就感觉不出什么了。

我穿着蓝色尼龙短裤、黄色背心和酒红色慢跑鞋，有一刻我发现自己在想，不知道蒙德里安会不会喜欢我的装束。我的结论是猩红色球鞋会比较适合他，或者朱红色，就像那画廊的名字。

我跑得很慢、很轻松。很多人从我旁边跑过，但就算扶着铝质助步器的老太太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也不在乎。我只是专心地轮流移动两只酒红色的脚，差不多到第四圈的时候，我的心思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后来我想我又跑了三圈，不过我没有数。

我没有想蒙德里安，或者他的画，或者那些想要他的画的疯子。我其实什么都没想，跑完四英里之后，我到公园西南角，从一个在下棋的人那里拿回我托他保管的那个塑料袋。我谢过他，朝西慢慢往阿伯巷走去。

卡洛琳不在家，于是我用带在身上的工具进入了她的公寓楼，然后进入她家。门厅的锁是小事一桩，其他的锁则不然，于是我想，不知是哪个古怪的恶棍撬开了这些锁，却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而且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去把休利特美术馆的那幅蒙德里安偷出来算了。

我进屋把门锁上，脱下衣服冲个澡，这才是我到阿伯巷来的目的。我擦干身体，换上我在跑步之前穿的衣服，把湿淋淋的短裤和背心挂在浴帘的杆子上。然后打开冰箱找啤酒。没找到，我做了个鬼脸，用饮料粉泡了一杯冰红茶。喝起来正是意料中的味道。

我做了个三明治吃了，然后又做了一个，正吃着，外面有个家伙突然狠踩刹车、猛按喇叭，于是尤比跳到窗台上去一探究竟。我看着它把头伸出铁窗，胡须正好扫到两边的铁条，这让我想起阿齐的胡须，还很不寻常地为那只可怜的猫感到难过。已经死了两个人，我被控谋杀了其中一个，而且很可能还会被控谋杀另一个，而我脑子里却只想着卡洛琳的猫一定很孤单凄凉。

我查了一个电话号码，拿起话筒拨号。铃响第三声的时候，丹妮丝·拉斐尔森接了电话，我说：“我是伯尼，我们从来没通过这个电话。”

“有意思，但我倒记得很清楚，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样。”

“关于一个叫特恩奎斯特的艺术家，你知道多少？”

“你就为这个打电话来？问我对一个叫特恩奎斯特的艺术家知道多少？”

“正是。他差不多六十岁，头发和山羊胡子一样偏红色，牙齿很糟糕，衣服全是二手店买的。脾气不太好。”

“他在哪里？我想我要嫁给他。”

丹妮丝有一阵子是我的女朋友，后来颇为突然地变成了卡洛琳的女朋友，不过也没维持多久。她是个画家，在西百老汇有个叫作窄廊画室的地方，是她的住处兼工作室。我说：“事实上，有点来不及了。”

“他怎么了？”

“你不会想知道的。听说过他吗？”

“应该没有。特恩奎斯特。他除了姓之外有名字吗？”

“应该有吧。大部分的人都有，除了特雷法尼亚人之外。也许他没有姓，特恩奎斯特就是他的名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希尔嘉德、崔姬。”

“比如利伯雷斯。”

“那是姓。”

“哦，对。”

“特恩奎斯特听起来耳熟吗？”

“连三分熟都不到。他是哪一种画家？”

“死掉的那种。”

“那正是我担心的事。嗯，他不缺同伴。伦伯朗、埃尔·格列科、乔托、波希——这些人也都死了。”

“我们从来没通过这个电话。”

“什么电话？”

我挂上话筒，在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查特恩奎斯特，只有一个，叫麦克·特恩奎斯特，住在东六十几街。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而且他的打扮绝对和那个地址不搭，但管他呢。我拨了那个号码，几乎立刻就有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

我说：“麦克·特恩奎斯特？”

“我就是。”

“抱歉。”我说，“我一定是打错了。”

管他呢。我又拿起了话筒，拨了九一一。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说：“华盛顿街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有一具尸体。”然后我把详细地址告诉了她，她想问我什么，但我没让她说完。“对不起，”我说，“我是那种不想卷进什么事情的人。”

当钥匙插进其中一个门锁的时候，我正迷失于什么东西之中，可能是思绪吧。钥匙转动的声音重复了几次，因为有人接着在开另外两把锁，我花了两秒钟想如果来者不是卡洛琳的话我该怎么办。说不定是那个纳粹又来偷另一只猫了。我环顾四周，没看到尤比，然后门打开了，我转过身看见卡洛琳和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只不过那不是埃尔斯佩丝·彼得斯，只要再看一眼就很明白了。但我看得出来我的密友为什么要多看一眼那个姓彼得斯的女人，因为她们的确长得很像。

我也看得出来她为什么要多看这个女人不止一眼，她显然就是那个搞税务的艾丽森。她至少和埃尔斯佩丝·彼得斯一样吸引人，至于彼得斯小姐身上那种很适合旧式女诗人和二手书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在艾丽森身上则换成了一股脚踏实地的力量。卡洛琳介绍我们认识——“艾丽森，这是伯尼·罗登巴尔。伯尼，这是艾丽森·沃伦。”——艾丽森则用坚定有力不轻浮的握手方式证明了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为女同性恋的资格。

“我不知道你要来。”卡洛琳说。

“哦，我是来借用洗澡间的。”

“对了，你刚才在跑步。”

“哦，你慢跑吗？”艾丽森说。

我们谈了一些这方面的益处。卡洛琳去煮咖啡，艾丽森坐在沙发上，尤比跑出来坐在她腿上。我走到炉子旁，卡洛琳正忙着弄咖啡。

“她人很好吧？”她小声说。

“棒极了。”我也小声回答，“把她弄走。”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不是。”

“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

“我们要到美术馆去。休利特。”

“现在？”

“现在。”

“哦，我才刚刚把她带回来。她坐得舒舒服服的，腿上还趴了一只猫。我至少该给她一杯咖啡吧。”

“好吧。”我说，声音仍然很小，“我先走了。你尽快出来，到休利特门口和我碰面。”

我递过去两张一美元的纸币和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那位休利特的职员颇为好心地指出，他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了。我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接过了一个小别针。这段对话让我清楚地记起了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还有他口沫横飞、激动不已地对我们发表的那段关于艺术的宏论。先前为了带着他的尸体满街跑，然后弃置，我想我是把他身上“人”的因素抽离了，而且这么做也是必需的。但现在我重新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任性、说话不客气、性格鲜明，这让我对他的死感到很难过，更难过的是，我在他死后还把他当作一出恐怖闹剧的道具。

这种感觉很令人沮丧，我甩开它，走向楼上挂着那幅蒙德里安的画廊。进门的时候，我对穿着制服的守卫敷衍地点了点头。我有点期望在墙上原本挂着《色彩构图》的地方看到一块空白，或者看到另外一幅画，但蒙德里安仍在它该在的地方，我很高兴再次看到它。

半小时后，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嗯，画得不错，伯尼，但我不认为这能骗过很多人。要让铅笔素描看起来像油画是很困难的。你在干什么？”

“给这幅画画张素描。”我说，眼睛仍然盯着我的笔记本，“我在估算尺寸。”

“这些字母代表什么？哦，颜色，对吗？”

“对。”

“这么做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楼下那个人不打算收我的钱。说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关门了。我就给了他一块钱。我们要偷这幅画吗，伯尼？”

“是的。”

“现在？”

“当然不是。”

“哦。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偷吧。”“我正在努力。”

“努力的方式就是在你的笔记本上画画？”

“狗屎。”我说着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我们走吧。”

“对不起，伯尼。我不是有意要烦你的。”

“没关系，我们走吧。”

我们走了两个街区，在麦迪逊大道上找到一家叫作格罗约斯基的酒吧。那里灯光柔和，地毯很厚，铬和黑色合成树脂的装潢，墙上有些小孤女安妮的壁饰。有一半的客人都在豪饮着他们下班后的头几杯酒，另外一半的人看起来则像是午餐之后就没回去上班。每个人都在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

“这地方很好。”我们坐进雅座的时候卡洛琳说，“灯光昏暗，气氛愉快，有笑声、有冰块的叮当声、点唱机上还有一张佩吉·李 [3] 的唱片。我在这里很快乐，伯尼。”

“女招待也很俏。”

“我注意到了。这地方哪儿都比饶舌酒鬼强，只可惜离我的店太远了。”女招待出现了，俯身的姿势令人印象深刻。卡洛琳给了她一个最卖力的微笑，迅速点了一杯马提尼。我点的是可口可乐加柠檬。女招待微笑着离开了。“为什么？”卡洛琳质问道。

“你说什么？”

“为什么是可口可乐加柠檬？”

“这样才不会太甜。”

“为什么点可乐？”

我耸耸肩。“哦，我不知道。我猜我现在不想喝巴黎水吧。而且我想我需要一点糖分激增和咖啡因的攻击。”

“伯尼，你是故意装作没听懂是不是？”

“嗯？哦。你是问我为什么不喝酒？”

“对。”

我又耸耸肩。“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你要试着闯进美术馆？这太疯狂了。”

“我知道，我也没打算要试。但不管我做什么，今晚都不会太好过，所以我想我要保持最佳状态。就是这样。”

“我自己呢？我想我还是喝两杯比较好。”

“也许。”

“何况我再不喝一杯的话就活不过十分钟了。啊，酒来了。”我们的饮料出现时，她说，“你可以叫酒保动手再调一杯了，”她告诉女招待，“因为我不想超前他太多。”

“再喝一轮。”

“只是再来一杯马提尼。”她说，“他那杯是要小口小口喝的。你妈妈没告诉过你吗？会冒泡泡的东西不要喝得太大口。”

我把柠檬挤进可乐里，搅一搅，啜了一口。“她的笑声很棒。”卡洛琳说，“我喜欢有幽默感的女孩。”

“还有一副很好的——”

“那也是。曲线是有很多优点的，即使你那位朋友蒙德里安不相信这个。直线和原色。你认为他是天才吗？”

“大概是。”

“不管天才是什么。要在墙上挂东西的话，我觉得我那幅夏加尔的石版画要好多了。”

“真有意思。”

“什么事？”

“之前，”我说，“我站在那幅画前面的时候，还在想它挂在我公寓里看起来一定很棒。”

“挂在哪里？”

“沙发上方。算是在沙发正上方吧。”

“哦，是吗？”她闭上眼睛想象着，“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幅画？还是你在翁德东克公寓里看到的那一幅？”

“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幅。但另外一幅的概念是一样的，大小也差不多，所以那幅也可以。”

“沙发上方？”

“对。”

“你知道，挂在你的公寓里可能还不错。”她说，“等这团乱麻都清理完了，你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吗？”

“知道。”我说，“差不多一到十。”

“一到十？”

“年。坐牢。”

“哦。”她说，轻松地一挥手，似乎这样就勾销了整个刑罚体系，“我是说真的，伯尼。等到事情都解决了，你就可以坐下来自己画幅蒙德里安，挂在沙发上方。”

“哦，得了吧。”

“我是说真的。面对事实吧，伯尼。老彼埃画的那东西看起来没那么难。好吧，他是天才，因为他是第一个想到要这么画的人，他的比例和用色都才华横溢、完美无缺、富于哲学含意，如此这般，但这又怎样？如果你只是想弄一幅一样的画挂在你家，那么照着他的尺寸和颜色画一幅会有多难？我是说，这又用不到绘图技巧，没有光影、没有质地的变化。只是一张白色的画布，上面有黑线条和色块。要画这个，用不着在艺术学生联盟耗上十年，对吧？”

“真是异想天开。”我说，“做起来很可能比看起来难得多。”

“每件事都是做起来比看起来难。帮一只狮子狗梳毛看起来也很难，但这不需要天才，你那张素描在哪里？你难道不能根据那个尺寸，把它画在画布上吗？”

“我可以用油漆滚筒在墙上涂。最多也就这样了。”

“你为什么要画那张素描？”

“因为有太多幅画了，”我说，“而且除非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否则我没办法分辨哪幅是哪幅。蒙德里安就是蒙德里安，我想素描可能对辨认会有帮助——如果我有机会看到除了休利特那幅之外的画。我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什么？”

“没办法画一幅假的蒙德里安。我不知道该怎么下笔。那些黑色的线条都直得像刀切的一样。那该怎么画？”

“我想需要手很稳吧。”

“一定不只这样。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买颜料，更不要说调色彩了。”

“你可以学啊。”

“如果是画家就办得到。”我说。

“当然，如果你懂得技巧，然后——”

“可惜我们没在特恩奎斯特死之前碰上他。他是画家，而且他很景仰蒙德里安。”

“哦，纽约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画家。如果你想挂一幅蒙德里安在沙发上方，又不想自己画，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人来——”

“我说的不是要弄一幅蒙德里安挂在我的公寓里。”

“不是？哦。”

“对。”

“你的意思是——”

“对。”

“该死的，女招待到哪儿去了？这里渴得要死人了。”

“她来了。”

“很好。我不认为会成功的，伯尼。我说的是弄幅挂在你沙发上会好看的东西，不是可以骗过专家的东西。何况，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一个我们能信任的艺术家？”

“这倒是。”

女招待来了，把新的一杯马提尼放在卡洛琳面前，瞥了一眼我那杯还剩一半的可乐。或者说只剩一半——如果你是个悲观的人的话。

“太完美了。”卡洛琳说，“我敢说你以前一定是护士，对不对？”

“这不算什么。”她说，“这应该是秘密的，但我知道你不会告诉别人。那个酒保以前是脑外科医生。”

“他的技术还在。还好我有健康保险。”

女招待再度笑着退开，卡洛琳的眼神也跟着她跑走了。“她很可爱。”我的犯罪合伙人说。

“可惜她不是画家。”

“应对巧妙，个性又好，还有一对美丽的轮胎。你认为她是同性恋吗？”

“希望之火永不熄灭，是不是？”

“人家是这么说的。”

“不管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画家。”

整间屋子似乎静了下来，就像有人提到了E.F.赫顿 [4] 的名字。只不过别人当然还是在讲话，只是我们突然充耳不闻了。卡洛琳和我都愣住不动，然后视线慢慢地转向对方，眼睛睁得大大的对视着。过了好半天，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

“丹妮丝。”

[1] 阿尔贝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1958—　），生于古巴的美国马拉松选手。

[2] 卢尔德，法国西南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座城市，传说圣母曾在此显灵，人们相信该处的地下泉水有神奇疗效。

[3] 佩吉·李（Peggy Lee，1920—2002），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红女歌星，是美国爵士及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女声之一。

[4] E. F. 赫顿（E. F. Hutton，1875—1962），美国金融家。

17

“拿着这个。”丹妮丝·拉斐尔森说，“你知道，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自己绷画布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谁还这么麻烦啊？大家都买现成绷好的画布，方便多了。当然了，我这儿很少有顾客对尺寸的要求会精确到以厘米来计算。”

“公制度量衡是大势所趋嘛。”

“嗯，你知道我总是说，‘你说公克人家就说公斤’。这应该很接近了，伯尼，如果有人拿尺子来量，那他之前一定已经用过六种方法来确认这不是真货。不过尺寸会非常接近的，也许只差一两毫米。你还记不记得有个牌子的香烟广告说，他们的产品比别的牌子长一毫米？”

“记得。”

“不知道那个香烟后来怎么样了。”

“大概被人抽掉了吧。”

丹妮丝自己也在抽着烟，或者该说是把烟放在她用来当烟灰缸的扇形贝壳上，让它自己烧。我们正在她家动手绷画布。我们指的是丹妮丝和我。卡洛琳没和我一起来。

丹妮丝手脚修长、身材苗条，一头深棕色的鬈发，淡色的肌肤上略有些雀斑。她是个小有成就的画家，足以养活她和她的儿子杰瑞德，不时也接到杰瑞德父亲寄来的教育费支票。她的作品抽象，非常鲜明、强劲、充满活力。你也许不喜欢她的画，但若想忽略它们却也做不到。

再想想，其实她这个人也是如此。丹妮丝和我都喜欢异国风味的菜肴、发人深省的爵士乐还有俏皮话斗嘴，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不时跟对方做做伴。卡洛琳是少数让我们意见相左的事情之一，丹妮丝假装很看不起她。然而有一天，丹妮丝和卡洛琳展开了一段恋曲。这段恋情持续的时间不长，结束之后卡洛琳就再也没和丹妮丝见过面，我也是。

我可以说我不了解女人，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人了解女人。

“这是石膏。”丹妮丝解释道，“我们希望画布平滑，所以要把这涂上去。来，拿着刷子。对，就这样。平整均匀地刷一层。诀窍就在手腕，伯尼。”

“这是干什么的？”

“它会干的。这是丙烯酸石膏，所以会干得很快。然后你要打磨它。”

“打磨它？”

“用砂纸。轻轻地。然后再涂一层石膏，再磨一次，然后涂第三层石膏，再磨一次。”

“而你则将在对岸？”

“正是。准备策马到每一个什么什么的城镇村庄，让人们惊慌失措。”

“米德尔塞克斯的每座村庄。”我把朗费罗 [1] 的原句说出来。米德尔塞克斯这个词好像悬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这个词是从‘中撒克逊’来的。”我说，“按照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定居的地区而定。埃塞克斯是东撒克逊人，苏塞克斯是南撒克逊人，还有——”

“可以不用再讲下去了。”

“好吧。”

“‘双性恋的每座村庄。’我想北撒克逊人则是‘没有性’ [2] 了，嗯？”

“我认为我们不用再讲下去了。”

“这就像伤口的痂，不抓不快。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本里面有那张画的书。《色彩构图》，一九四二。天知道他有多少幅画是用这个名字的。我认识一个住在哈里森街的极简抽象派艺术家，他每一幅画都叫作一○四号构图。这是他最喜欢的数字。要是他真出了名，搞艺术史的人要想把顺序都搞清楚的话可有得挠头了。”

我正在打磨第三层石膏的时候，她拿着一本叫《蒙德里安和风格派艺术》的书走了回来，翻到很后面的一页，我们在休利特看到的那幅画就在上面。“就是这一幅。”我说。

“颜色如何？”

“什么意思？这些颜色涂的地方不对吗？我以为你会拿着我的素描去看。”

“是啊，那张素描画得很好。你从事盗窃真是艺术界的损失。伯尼，画册上的图片永远是不完美的。油墨不可能百分之百复制出颜料的色彩。这些颜色比起你在那幅画上看到的颜色如何？”

“哦。”我说。

“怎么样？”

“我没那种眼力，丹妮丝，也没有那种记忆力。我想这看起来就差不多了。”我伸直手臂把书本拿远，倾斜着让光线照到，“底色比我记忆中的要深。现实——我本来要说现实生活中的底色比较白，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

她点点头。“蒙德里安用的是灰白色。他在白色里面加了一点点蓝、一点点红、一点点黄。我大概可以调出一个看起来还算可以的颜色。我希望这东西不会需要骗过专家。”

“我也是。”

“让我看看你的石膏弄得怎么样了。不错。我想我们现在要涂上一两层白色，做出那种平滑画布的效果，然后再加一层掺了别的颜色的白，然后——我真希望我有比如说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弄这东西。”

“我也是。”

“显然，我得用丙烯酸，液体的丙烯酸。他用的是油彩，但他画的时候可没有哪个神经病在旁边要他几个小时之内就完工。丙烯酸干得很快，但和油彩不一样，所以——”

“丹妮丝？”

“怎么了？”

“把自己逼疯也没有用。我们尽力而为就行了，好吗？”

“好吧。”

“我有几件事要做，不过做完之后可以再回来。”

“这里我一个人就行了，伯尼，不需要人帮忙。”

“哦，我刚才在给画布涂石膏的同时也在思考。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同时做的。”

“但一幅画布一次只能有一个人画。”

“这我知道。你看这样如何。”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她边听边点头，我讲完之后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停下来点了根烟，直到抽得几乎只剩下滤嘴了才开口。

“听起来很复杂。”她说。

“我想大概是吧。”

“很复杂。我想我知道你打算怎么样，但我有种感觉，我还是不要知道太多的好。可以吗？”

“可以。”

“我想我需要点音乐。”她说着又点起一根烟，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的频道定在一个调频爵士乐电台。我听出了正在播放的那张唱片，是兰迪·韦斯顿 [3] 的钢琴独奏录音。

“勾起不少回忆。”我说。

“可不是吗？杰瑞德到朋友家去了，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回来。他可以帮忙。”

“好极了。”

“我爱极了休利特美术馆。当然杰瑞德恨死了那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是孩子。而孩子是不能进去的，记得吗？”

“哦，对。即使有大人陪着都不行吗？”

“即使有橄榄球队的彪形大汉陪着都不行。十六岁以下一律不准进入，没有例外，毫不通融。”

“这看起来的确有点蛮不讲理。”我说，“这个城市里的小孩该怎么培养欣赏艺术的眼光呢？”

“哦，真是太困难了，伯尼。除了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惠特尼美术馆、自然史博物馆还有几百家私人艺廊之外，纽约的年轻人完全没有文化资源可以利用。真是人间地狱啊。”

“要是我不够了解你的话，还以为你是在说反话呢。”

“我？绝对不可能。”她吸着香烟，“我跟你说，到那里去，如果没被几百万个小孩淹没，那真是太愉快了。还有校外教学的班级，一个脑筋有问题的老师用八十分贝的声音解释马蒂斯在想什么，三十个小孩则坐立不安、无聊得要命。休利特是给大人参观的美术馆，我就爱它这一点。”

“但杰瑞德不爱它。”

“等他满十六岁之后就会爱了。至于现在，那个地方有着禁果一般的诱惑力。我想他一定深信那里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情色艺术收藏，所以才不准他进去看。至于我喜欢那个地方，除了没有小孩这一点之外，是因为他们挂画的方式。该说吊还是挂？”

“随便。”

“挂。”她果断地说，“杀人凶手才会被吊死，至少以前是这样。画和男模特是用挂的。休利特的画和画之间有很大的空间，让人可以一次只看一幅。”她别有深意地看着我。“我的意思是，”她说，“我对那地方有特别的感情。”

“我了解。”

“再跟我保证一次这件事是有崇高目标的。”

“你会帮助赎回一只猫，而且让一个二手书商不用坐牢。”

“我才不管那个书商。是哪只猫？那只暹罗猫？”

“应该说缅甸猫。阿齐。”

“对。友善的那只。”

“它们两只都很友善。只是阿齐比较外向。”

“还不是一样。”

兰迪·韦斯顿换成了奇克·科里亚 [4] ，接着是一个声音缺乏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在播报新闻。第一条新闻跟某个限制武器谈判的进展有关，也许对全世界都很重要，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注意听，然后那个大嘴巴又告诉我们说警方接获匿名线报，在西村一间仓库里找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埃德温·P.特恩奎斯特。特恩奎斯特心脏被刺，凶器可能是冰锥。他是个画家、现代的放浪艺术家，曾经与早期的抽象表现主义者一起在那间叫作杉木客栈的老店活动，遇害前住在切尔西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里。

这就已经很多了，但他还没说完。本案的主要嫌疑犯，他补充道，是一个叫作伯纳德·罗登巴尔的曼哈顿书商，曾有数次盗窃前科。两天前，罗登巴尔才被控杀害住在时髦昂贵的查理曼大帝公寓的戈登·凯尔·翁德东克，目前交保候传。警方认为罗登巴尔是在行窃的过程中杀害了翁德东克，但并未透露他杀特恩奎斯特的动机。“或许，”那个小浑蛋猜测道，“特恩奎斯特先生知道得太多了，因此惹上杀身之祸。”

我走过去关上收音机，接下来的沉默像撒哈拉沙漠一样无边无际，最后才被打火机的声音打破，因为丹妮丝又点起一根烟。她在一团烟雾后面说：“特恩奎斯特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

“我猜也是。”

“他叫什么名字——埃德温？我还是没听说过他。除了在我们从来没通过的那个电话里之外。”

“呃。”

“你没杀他吧，伯尼？”

“没有。”

“也没杀另外那个人？翁德东克？”“没有。”

“但你在这件事里已经陷得深入到眼珠子了，是吧？”

“深入到发际线了。”

“而且警察在找你。”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他们，呃，找不到我会比较好。前两天为了交保，我的现金已经用光了。不知道这次还会有哪个法官会让我交保候传了。”

“而且要是你被关进瑞克岛上的监狱，还怎么能伸张正义、逮捕凶手、解救小猫呢？”

“对。”

“他们是怎么称呼我这种行为的？事后从犯？”

我摇摇头。“非故意从犯。你从来没打开过收音机。要是我脱身，你就不会有任何罪名了，丹妮丝。”

“要是你脱不了身呢？”

“呃。”

“当我没问过。卡洛琳怎么样？”

“卡洛琳？她不会有事的。”

“人生的变化真是奇妙。”

“嗯哼。”

她用手指点了点画布。“休利特的那幅没有裱框？只是把画布绷起来？”

“对。构图延伸到边缘。”

“哦，他有时候会这样画。不是总这样画，但有时候会。整件事都很疯狂，伯尼。这点你也知道，是吧？”

“是啊。”

“但是，”她说，“也许会成功的。”

[1]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

[2] 米德尔塞克斯、埃塞克斯、苏塞克斯皆为英格兰地名，分别与中撒克逊人、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的发音相近，但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一词亦可理解为“中间”（middle）与“性”（sex）两个词的组合，使人联想到丹妮丝的双性恋倾向；“没有性”（no sex）字尾与前三个地名相同，又与北撒克逊人（North Saxons）发音相近，因此丹妮丝用来说俏皮话。

[3] 兰迪·韦斯顿（Randy Weston，1926—　），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4] 奇克·科里亚（Chick Corea，1941—　），美国的爵士乐大师，他的音乐大大丰富了爵士乐舞台，他的风格几乎影响到每一位现代爵士乐音乐家。

18

我离开窄廊画室时，差不多十一点。丹妮丝好心要让我睡沙发，但我不敢接受。警察在找我，我不想待在任何他们会想得到的地方。知道我去找丹妮丝的人只有卡洛琳，而且除非他们点火烧她的指甲，否则她是不会说的，但万一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呢？而且她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告诉了某个朋友——比如艾丽森——那个朋友也许不会守口如瓶。

在这件事情上，警方或许根本不需要别人提供消息。雷知道丹妮丝以前和我交往，如果他们例行公事去查所有已知的嫌犯关系人，那可就完蛋了。

至于现在，应该还没彻底完蛋，我还流落街头。再过一小时左右，午夜之前印好的早报《每日新闻》也会送到街头上来，上面很可能会有我的照片。目前我仍然是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籍籍无名；走在SOHO区，我发现自己寻找着阴影，躲避想象之中行人瞪视的目光。又或许那些目光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只要你一直走在阴影里躲躲藏藏的，别人自然就会瞪着你看了。

我在伍斯特街上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它跟一般的公用电话亭大不相同，是真的电话亭，有一扇可以关起来的门，不是那种改良的新设计，让你暴露在风雨中或烈日下。这种电话亭已经很罕见了，以至于有的市民认不出它是什么，把它误当成了公厕来使用。我的选择是以隐私而非舒适为重，于是进去关上了门。

我关上门的时候，头上亮起了一盏小灯——我是说真的灯，不是像漫画里那种。我把上方装置的螺丝拆下来两颗，取下一片半透明的塑胶，把灯泡转松一点，然后再把塑胶片放回去，拧上螺丝。现在我不再被照得亮晃晃的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我打到查号台，然后拨了查来的电话号码。

我查的是雷·基希曼挂帽子的那个分局，只不过他不会挂，因为他总是在屋里，还戴着帽子。他不在局里。我又拨了一次查号台，查到他家里的电话。他太太接的，没问我姓名就叫他来接了。他说：“喂？”然后我说：“雷？”然后他说：“天哪，还真是时候。你得停止杀人了，伯尼。这是个坏习惯，谁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没有杀特恩奎斯特。”

“是啊，你连听都没听说过他。”

“我没有这么说。”

“很好，因为他口袋里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你书店的地址。”

这可能吗？我搜那具尸体的衣服口袋时，难道漏掉了这么能给我套上罪名的东西？我疑惑着，然后记起了一件事，闭上了眼睛。

“伯尼？你还在吗？”

我没有搜他的口袋。我只是急于摆脱他，甚至都没有花五分钟去翻翻他的衣服。

“反正，”他继续说道，“我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一张你的名片。除此之外，找到尸体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一个提供线索的电话。其实我们一共接到两个电话，如果都是同一个人打的我也不会意外。第一个电话告诉我们尸体在哪里，第二个说如果我们想知道谁杀了特恩奎斯特，就该去问一个叫作罗登巴尔的人。所以，我要问你。伯尼，是谁杀了他？”

“不是我。”

“嗯哼。我们让你这种人交保，结果你除了犯更多的罪还做了什么？我可以理解翁德东克那个大个子的情况可能是失控，你不得不打他，不料下手太重。但拿冰锥戳特恩奎斯特这样一个老头，实在是很卑鄙。”

“不是我干的。”

“那我想你也没有搜他的房间了。”

“我连他的房间在哪儿都不知道，雷。我打电话给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向你要他的地址。”

“他口袋里有身份证。你本可以从上面找到住址的。”

狗屎，我想。除了我的手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进了特恩奎斯特的口袋。

“好了，”他说，“你要他的地址干什么？”

“我想或许我可以——”

“去搜他的房间。”

“嗯，对。”我承认，“去找出凶手。”

“有人已经把他的房间翻遍了，伯尼。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就是别人。”

“嗯，那绝对不是我。你们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名片，不是吗？我搜死人的房间时，是不会特地留下名片的。”

“你也不会特地杀人。也许你吓坏了，于是变粗心了。”

“雷，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

“是啊，我想我是不信。但你已经被全面通缉了，伯尼，你的保释被撤销，而且你最好出来投案，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你现在在哪里？我来带你，你可要乖乖投降，不要找麻烦。”

“你忘了悬赏的事了。如果我进了监狱，还怎么弄到那幅画？”

“你认为你有机会弄到？”

“我想是的，我有。”

他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骄傲在和贪婪交战，取舍着是该逮捕重大嫌疑犯，还是该选择那笔不一定能拿到的一万七千五百美元。“我不喜欢电话。”他说，“也许我们该当面谈。”

我正要开口，一段录音切了进来，告诉我三分钟到了。我挂断电话的时候它还在唠叨个不停。

四十二街上连一部能看的电影都没有。这条街上在第六和第八大道之间有八九家电影院，不是在放色情片，就是在放诸如《德州电锯杀人狂》或《被旅鼠生吞活剥》之类的电影。嗯，这也有道理。要是去掉了性和暴力，又怎么能知道时报广场处于世界的中心枢纽呢？

我选了第八大道附近一家连映两部功夫片的电影院。我以前从来没看过功夫片，现在印证了我看法的正确。但电影院里光线很暗而且人很少，我又想不到有什么更安全的地方可以消磨几小时。要是警方真的费了工夫，那么我的照片现在已经发送到各家旅馆去了。报纸也随时就要开始卖了。睡在地铁站是可以，但交通警察会注意我，而就算他们不注意我，我也还是会觉得窝在铁轨上都比那样安全。

我选了靠边上的位子，就坐在那里看着银幕。片子里的对话不多，只有人们胸口被踢或飞出玻璃窗时发出的音效，观众一般也相当安静，只有当某个角色死得特别难看的时候——这种情况不时会发生——他们会发出轻微的赞叹声。

我坐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时睡时醒。银幕上放的可能是原来那部片子，也可能是另外一部。我让画面上的暴力把自己催眠，然后不知不觉中，我思考起了整件事情，一切都开始于一位优雅的绅士出现在我的店里、请我去给他的藏书估价。这本是一件很文明的事，我想，接下来的发展却很残酷。

等一下。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体，眨了眨眼，这时银幕上一个东方男子正用胳膊肘狠狠撞击一个女人的脸。我几乎没有看进去。反之，我脑海里出现的是翁德东克在他公寓门口迎接我的景象，他解开门上的链条，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其他影像也一个接一个在我脑中的视网膜上播放，同时有十几段不同的对话片段在回响着。

有几分钟，我的思绪狂奔疾驰，仿佛我刚煮了一整壶浓缩咖啡直接注射进血管似的。过去几天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突然变得明白了。同时，在我面前的银幕上，身手矫健的年轻男人灵活地跳跃着，施展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回旋踢，又劈又砍地互相痛打一顿。

我又睡着了，不久之后再度醒来，坐直身子眨了眨眼，然后记起了我刚刚想通的地方。我仔细思考一遍，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并且对于这一切降临在我头上的方式大感惊异。

我在过道上朝出口走去时突然想到，我也许是在梦里解开这谜团的。但就算这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管是想到还是梦到的，都很说得通。而且不管是想到还是梦到的，我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19

我站在西端大道上的一个门廊下面，看着两个慢跑的人朝着公园前进。他们跑过去之后，我稍稍探出身，眼睛直盯着我住的那幢建筑的门口。我一直看着，几分钟之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她走向人行道旁，嘴边晃晃荡荡地叼着那根永远少不了的香烟。一开始她朝北转去，我有点沮丧，然后她转向南走了半个街区，过街向我走来。

她就是赫施太太，住在我对面的邻居，永远不吝于提供咖啡和安慰。“罗登巴尔先生，”她说，“还好你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很担心你。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些浑球说的关于你的坏话的。”

“只要你不相信就好了，赫施太太。”

“我？当然不了。我知道你的为人，罗登巴尔先生。你做什么是你的事情——人总是要赚钱谋生的。而且你是个再好不过的邻居了。你是个好年轻人。你不会杀人的。”

“我当然不会。”

“那么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我把我的钥匙串给她，解释哪一把钥匙开哪一个锁，并告诉她我需要的东西。十五分钟后，她提着一个袋子回来，叫我小心。“大厅里有个男的。”她说，“普通打扮，没有穿制服，但我想他是个爱尔兰佬，而且看起来像个警察。”

“可能两者皆是。”

“还有，那边那辆深绿色的车子里也有两个看起来像警察的人。”

“我已经看到他们了。”

“我帮你拿了你说的那套西装，一件干净衬衫，还帮你挑了一条搭配起来很好看的领带。还有袜子和内裤，你没提，但我想带着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其他那些我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也不想知道你是怎么用它们来开锁的，不过你把它们放在那里真是聪明，藏在插座后面。你可以帮我装一个那样的装置来放东西吗？”

“下星期就办，如果我不用坐牢的话。”

“因为最近小偷闹得实在太凶了。你帮我装了那个很好的锁，但还是令人担心。”

“我一有机会就帮你弄个藏东西的地方，赫施太太。”

“倒不是说我家里有大钻石之类的东西，但何必冒险呢？现在可以了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想是的。”我说。

我在一家咖啡店的厕所里换好衣服，把盗窃工具塞进不同的口袋，换下的脏衣服丢进垃圾筒，英国人管这个叫字纸篓，最近是谁这么告诉过我？是特恩奎斯特，而现在他已经死了，胸口插着一根冰锥。

我在药店买了一把日抛型的刮胡刀，在另一家咖啡店的厕所里很快地使用一番，随即就把它扔了。我还在同一家药店买了一副太阳镜，和特恩奎斯特被我们推着满城跑的时候戴的那副很像。后来在我们回书店的时候，那副眼镜戴在我脸上，现在则放在我书店后面的架子上。我在两天之内到药房买了两副太阳镜，真是不寻常。通常我好几年都不会买一副太阳镜。

今天是阴天，我不确定太阳镜有帮助；它虽然遮住了我的眼睛，但同时也让我颇为引人注目。我暂且戴着它，搭地铁到十四街去。在第五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有形形色色的便宜商店，廉价出售杂七杂八的东西，商品就摆在路边。有一家店摆出一张桌子，上面堆了一大堆带度数的眼镜。想省下验光费用的人可以一副接一副地试，直到找到一副似乎有点帮助的眼镜为止。

我一副接一副地试，直到找到一副沉重的牛角框眼镜，看出去的东西似乎都不会变形。非验光佩戴的眼镜因为会反光，所以看起来总是很像舞台上的道具，但这副眼镜既能改变一些我的外貌，看起来又不太像伪装用具。我买下它，然后又到不远的一家店里试戴各种帽子，直到找到一顶看起来和戴起来都合适的灰色绅士帽。

我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一个煎饼卷和一罐可乐，试着告诉自己说这是早餐，然后打了两个电话，在第三大道和二十三街交叉口等到一辆相当破旧的雪佛兰出现。照这家伙受贿的程度，应该买得起比较时髦点的车才对。

“我一眼就看到你了，却没有认出来。”我坐进他旁边的前座时，他说，“你应该多穿西装。很好看。当然啦，你穿慢跑鞋来搭配，整体效果就毁了。”

“现在很多人都穿慢跑鞋配西装，雷。”

“很多人吃豆子的时候都用刀，但并不表示这么做是正确的。这顶帽子和这副眼镜，让你看起来像个票贩子。我应该做什么？伯尼，我应该把你带到局里。这样你就可以摆脱麻烦，我也可以得到嘉奖。”

“你难道不更想得到赏金吗？”

“你称它是赏金，我称它是可望而不可即。”他叹了一口气，一副长期受苦的样子。

“你这要求真是疯了。”

“我知道。”

“但我以前也按你的方式玩过，我得承认通常都有收获。”他看着我的帽子、眼镜和慢跑鞋，然后摇摇头。“我真希望你看起来能比较像警察一点。”他说。

“这样我看起来像是个乔装不是警察的警察。”

“哦，真是了不起的乔装。”他说，“谁都骗得过啊。”

***

他把车停在不准停车的位置上，我们走上阶梯、经过走道。雷不时拿出警徽出示，相关人员就让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我们搭电梯到地下室去。

如果你是个来认尸的市民，他们会让你在一楼等他们把那遭遇不幸的受害者用电梯运上来。如果你是警察，他们就节省时间，让你下到地下室，然后拉开冰柜给你看一眼。为我们带路的职员是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仿佛自从给查尔斯·亚当斯 [1] 当模特之后就没再见过阳光。他从档案里拿出一张卡片，带我们走过一间寂静的大房间，然后拉开一层冰柜。

我看了一眼说：“这个不对。”

“不可能。”那个职员说。

“那她脚指头上的标签为什么写着康赛普西翁·维莱斯？”

职员看了看标签，挠挠头。“我不明白。”他说，“这是228B，这张卡片上也写着——”他忽然指责似的看着我们，“——写着328B。”

“所以呢？”

“所以。”他说。

他领着我们走到另一个冰柜前，将它拉开，这次尸体脚指头上的标签写的是戈登·K.翁德东克。雷和我在友善的沉默中站在那里看着。然后他问我看够了没，我说看够了，于是他让职员把冰柜关上。

上楼的时候我说：“你可不可以查查他有没有被下药？”

“下药？”

“速可眠之类的。验尸的时候看不出来吗？”

“除非有人特别留意。你碰上一个头被打烂的家伙，检查之后判定那就是他的死因，见鬼，你才不会去查他是不是也患有糖尿病。”

“叫他们查查有没有药物。”

“为什么？”

“直觉。”

“直觉？要是你看起来不那么像赛马场的贩子，我会比较信任你的直觉。速可眠，嗯？”

“或者任何一种镇静剂。”

“我会让他们去查。下一步怎么走，伯尼？”

“我们各走各的。”

我打电话给卡洛琳，任她不停地聒噪了好几分钟，直到把恐慌发泄完毕。“我需要你帮忙。”我说，“你得让他们转移目标。”

“这是我的专长。”她说，“你要我怎么做？”

我告诉了她，仔细解释了两遍，她说听起来应该对付得了。“如果有人帮你会比较好。”我说，“艾丽森能帮你吗？”

“也许。我该告诉她多少？”

“越少越好。如果有必要，就告诉她我打算从那家美术馆偷一幅画出来。”

“我可以这么告诉她？”

“如果有必要的话。同时——我在想，也许你应该把贵宾狗工厂关上几天，到她家去住。对了，她住在哪里？”

“布鲁克林高地。我为什么应该去她家，伯尼？”

“这样警察才找不到你，没法骚扰你。艾丽森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

“她在哪儿，家里？”

“在办公室。怎么了？”

“没什么。你不会正好知道她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地址吧？”

“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是哪一幢楼。在庞艾普街上。”

“但你不知道门牌是几号。”

“那又有什么差别？哦，我敢说你是在找地方藏身，是不是？”

“真聪明。”

“嗯，她家很漂亮。我昨晚去过了。”

“原来你在那里。我今天一大早打过电话给你，找不到人。等一下。你昨天晚上到艾丽森家去了？”

“有什么不对？你是谁啊，修道院院长吗，伯尼？”

“不是，我只是觉得惊讶而已。你以前从来没去过她家是不是？”

“对。”

“你说很漂亮？”

“非常漂亮。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搞税务的人赚钱可不少。他们的客户通常都很有钱，否则也不用担心交税了。”

“我倒觉得每个人都担心交税。整套公寓你都看到了？呃，包括卧室在内？”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家没有卧室，是一整间很大很大的套房，大概有八百平方英尺，但只有一个房间。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你这是在拐弯抹角地问我们有没有上床吗？这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

“所以呢？”

“嗯，你说得对，这是不关我的事，”我说，“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看到你受伤害。”

“我没有爱上她，伯尼。”

“很好。”

“是的，我们上床了。我想她已经习惯了被男人骚扰、欺骗和剥削，所以我就以此为依据制定了策略。”

“你怎么做的？”

“我跟她说我只是去参观一下。”

“现在你在贵宾狗工厂。”

“对。”

“而她在她的办公室。”

“对。”

“我还在浪费时间担心你。”

“听着，”她说，“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我乘出租车去窄廊画室，在车上戴着太阳镜，让司机在后视镜里看不到我的真面目。下车之后我改戴另外那一副，以免太显眼。我还戴着帽子。

杰瑞德开了门，看着我的眼镜和帽子，然后朝下看到我手上提着的东西。“很不错嘛。”他说，“不管里面装了什么，别人都会以为是一只动物。你那里面放了什么，小偷的工具？”

“不是。”

“那我敢说一定是黑货。”

“啊？”

“黑货。赃物。不义之财。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我说着松开锁扣，打开盖子。

“空的。”他说。

“很令人失望吧？”

“非常。”我们走进公寓，丹妮丝正在画布上这里添一笔那里加一笔。我看了看在我不在的时候她的工作成果，告诉她说我非常赞赏。

“你应该赞赏。”她说，“我们两个整夜都在工作。我想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睡了不到一个小时。你呢，你干什么去了？”

“想办法让自己不要进监狱。”

“嗯，继续。因为我希望这一切都结束之后能得到相当的回报。光是一顿大餐、去城里玩一晚我是不会满意的。”

“不会的。”

“你可以把一顿大餐和出去玩一晚当成额外的红利，但如果这道彩虹的尽头有坛黄金，我可要分一杯羹。”

“你会分到的。”我向她保证，“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好？”

“再过几小时吧。”

“两小时？”

“应该可以。”

“好。”然后我把杰瑞德叫过来，解释我希望他做什么。他脸上闪现出好几种不同的表情。

“我不知道。”他说。

“你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找几个朋友来。”

“莱昂内尔会愿意。”丹妮丝建议道，“还有佩吉呢？”

“也许吧。”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得到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店里的科幻小说随你挑，为期——多久？一年？”

“我不知道。”听起来他的热心程度好像我刚表示要终身免费提供他花椰菜似的。

“一定要谈个好条件。”他妈妈告诉他，“因为你得应付很多事情。哪怕有电视新闻来采访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你是带头的，他们就会采访你。”

“真的吗？”

“很合理啊。”她说。

他想了一下。我正要开口说什么，丹妮丝用手势阻止了我。“如果有人连打几个电话，”杰瑞德说，“那表示他们知道要派摄影记者过来了。”

“好想法。”

“我去找莱昂内尔。”他说，“还有杰森·斯通、沙欣、西恩·格里克和亚当。佩吉到她爸爸那里去过周末了，但我会找——我知道要找谁。”

“好。”

“我们还需要标语。”他说，“伯尼，几点？”

“四点半。”

“那我们赶不上六点的新闻了。”

“你们可以上十一点的新闻。”

“你说得对。反正星期六也很少有人看六点的新闻。”

他飞奔下楼。“你这招太厉害了。”我告诉丹妮丝。

“是很神。听着，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操控不了，那还算什么父母？”她走到其中一幅画布前，皱眉看着它，“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看起来很完美。”

“唔，它看起来并不完美，”她说，“但还不错，是不是？”

[1] 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1912—1988），美国漫画家。

20

我到城中心的金融区时，正值午餐时间。狭窄的街上挤满了人。证券交易员和办公室女郎，还有那些自由企业当中不可或缺的小齿轮，人人拿着细长的香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个劲地把烟吸进他们那小小的资本主义大脑。穿着三件式西装的中年男人对眼前的景象不断摇头，钻进酒吧里寻求庇护与慰藉。

我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于是我也加入了在午餐亭前排队的人群，买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装在棕色纸袋里。我拎着纸袋，走到梅登巷一幢十层楼办公大楼的大厅。我还戴着那顶帽子和那副牛角框眼镜，手里提着那个先前让杰瑞德十分失望的空宠物提篮。我在进入电梯之前停下来，在进出登记簿上签下唐纳德·布朗这个名字，注明我要去的地方（七○二室）以及到达时间（十二点十八分）。我坐电梯到七楼，然后爬了一层楼梯，先前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时间之外都是假的。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间办公室。门上的锁比起魔方来实在太缺乏挑战性了。我放下宠物提篮，一只手拿着装午餐的纸袋，另一只手开门。

进入办公室，我坐在其中一张有假木头纹路桌面的金属办公桌旁，把纸袋里的午餐拿出来。我打开一个三明治，拿出里面夹的熏牛肉片和火鸡肉片，撕成小块，在桌面上堆成一堆。我把另外一个三明治吃了，喝完咖啡，在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查了一个号码，然后开始拨号。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我要绝对肯定，于是便问纳撒尼尔在不在。对方说我打错了。

我另外又打了几个电话和一些人交谈，然后拨了○说：“我是唐纳德·布朗警官，警徽号码二三○九四，请你帮我查一个没有登记的号码。”我把人名告诉她，然后把我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念给她听。她不到一分钟就打了回来，我把她给我的号码抄下来。我说：“谢谢。哦，那这部电话的地址是？”于是她把地址给了我。那地址我不用抄。

我拨了那个号码。一个女人接电话。我说：“我是伯尼。你不会相信我有多想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

“啊，亲爱的。”我说，“我茶不思、饭不想——”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我叹了口气，拨另外一个号码。经过一番转接，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好了，说，”对方说，“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他们找到了速可眠？”

“水合氯醛，历久不衰的麻醉药酒。你怎么会看一眼一个头被打扁的人，就猜出来有药物？就连在《昆西》 [1] 里，他们也都还要做检验、用显微镜来看呢。”

“我在筹划一个新的影集，《通灵的病理学家伯尼·罗登巴尔》。”

我们彼此说了一些相当愉快的话。我挂上电话，然后又打了几个，接着翻了几个书桌抽屉，仔细查找档案柜。抽屉和柜子里的东西我都没动。然后我把午餐袋、包装纸、那个熏牛肉火鸡三明治的面包和空咖啡杯都丢进垃圾桶。我打开带来的篮子，几分钟后我把盖子盖上扣好。

“我们走喽。”我说。

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在登记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一分。

太阳出来了，于是我换上太阳镜，乘出租车到百老汇和约翰街交会口。我给了司机一个在西村的地址。他最近刚从伊朗来，英文讲得结结巴巴的，对曼哈顿的地理概念非常模糊，于是我就帮他指路，结果我们两个都迷路了。但最后我们到了一条熟悉的街上，然后我付了车费，让他离开。

我进入一幢从没来过的建筑物，用一张卡片打开了门厅里上锁的门。我穿过门厅，走到另一扇锁着的门前，这扇门通往后院。门锁不是问题，我用半截牙签插在弹簧扣栓里将它卡住，这样回来的时候麻烦就会更少了。

院子里有一些垃圾桶和一片无人打理的花园。我穿过院子，翻过一道通往另一个院子的水泥墙，朝一扇窗子里窥探，然后打开窗再关上。我提着篮子往回走，爬过水泥墙重新进入那幢建筑，拿下那半截牙签，最后回到街上，走了几个街区之后，上了另一辆出租车。

回到窄廊画室，杰瑞德开门让我进去，看着我手上的篮子。“你还拿着它。”他说。

“你说对了。”

“现在里面装满黑货了吧？”

“你自己看。”

“还是空的。”

“嗯。”

“你要用它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我说。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你留着它吧。我提着这讨厌的玩意儿到处跑已经够了。”我走到他母亲身边，她在打量一幅画布。“看起来很好。”我说。

“当然。算我们运气好，蒙德里安那时候没有丙烯酸可以玩，否则他一年可以画出五百幅画。”

“你是说他没画出这么多？”

“没这么多。”

我伸出一只手指碰碰颜料。“干的。”我说。

“而且已经准备妥当。”她叹了口气，拿起一把有着弯曲刀锋、看来很吓人的东西。我想这是一把油布刀。我不是油布做的，但我绝对不会想去惹一个手上有一把这东西的人。

“这么做实在有违我的本性。”丹妮丝说，“你确定要这样？”

“我肯定。”

“差不多一英寸？就像这样？”

“这样就行。”

“嗯，那动手了。”她说着开始把画布从撑架上割下来。

我看着这个过程，神经紧张。我看过她画这幅画，我自己也画了其中一部分，在上好底色的画布上贴不透光胶纸，在线条上涂颜色，等速干颜料干了之后，再把胶纸撕下来。所以我知道蒙德里安和这幅画的关系并不比伦勃朗之类的画家更密切。但即使如此，在刀划过画布的时候，我的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是，嗯，油布做的一样。

我转身走到杰瑞德那里，看他趴在地上用奇异笔在一张方形大纸板上写着：“不公平！”好几张完成的标语已经利落地竖在木棍上，靠在一张金属桌旁。“做得好。”我告诉他。

“用起来效果应该不错。”他说，“已经通知媒体了。”

“好极了。”

“形为艺术。”丹妮丝说，“首先画一张画，然后毁掉它。我们现在只需要克里斯托 [2] 来把它用铝箔纸包起来。我该把它打包，还是你要在这儿吃？”

“都不要。”我说着开始脱衣服。

三点刚过，我穿着西装到达休利特美术馆，走路姿势有点僵硬。我戴着帽子和牛角框眼镜，那副眼镜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已经开始让我头疼了。我一声不吭地交了馆方建议的两块五，走进旋转栅门，走上楼梯，向我最偏爱的展室走去。

之前我想到那幅蒙德里安可能会被移走，或者为了那个筹划中的展览而出借了，这种可能性让我相当焦虑，但《色彩构图》仍然好好地挂在原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它跟我们在丹妮丝家弄出来的那东西完全不像，比例和色彩都完全不对，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简直就像小孩用蜡笔临摹的《蒙娜丽莎》一样。我再看了看那幅画，结论是：正如性和美感一样，都取决于观者的看法。墙上的那幅看起来很对劲是因为它挂在墙上，而且旁边还有块小铜牌证明它高贵的出身。

我就这么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四处逛逛。

我回到一楼，穿过一间挂满十八世纪法国作品的房间，有布歇 [3] 和弗拉格纳 [4] ，完美的乡野景致里有牧神、仙女和正在睡觉的牧羊人。有一幅画里是一对打赤脚的乡下人在森林中的空地上野餐，而在制服警卫密切注意之下研究着那幅画的正是卡洛琳和艾丽森。

“你们会注意到，”我对她们轻声说道，“这两个天真无邪的人都有‘摩顿脚’。”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们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我说，“所以如果他们打算跑马拉松的话，必须先接受特别的矫正。”

“照我看来，他们不像跑步的人。”卡洛琳说，“事实上，他们看起来色迷心窍，唯一有可能进行的马拉松是——”

“杰瑞德和他的朋友已经在外面就位了。”我打断了她，“给他们五分钟准备开始，嗯？”

“好。”

我在男厕所的隔间里脱下外套和衬衫，然后再重新穿上，这回不那么僵硬地朝挂着那幅蒙德里安的展示室走去。没人注意我，因为美术馆大门外有一大堆吵闹混乱的声音，大家都往出口走，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节奏分明的口号声传进我耳中。“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要看艺术品！”

我朝那幅蒙德里安跨近一步。时间过得奇慢无比，小家伙们还在喊口号，我第一千次看了看表，正在困惑她们究竟还在等什么，此时大乱开始了。

一声巨响传来，像是雷鸣，又像卡车引擎逆火，其实更像国庆日剩下来的红色球形爆竹的声音。然后另一个方向冒出了一大团烟，有人在大喊：“失火了！失火了！赶快逃命！”

的确是浓烟滚滚，人们四散奔逃。而我呢？我一把抓下墙上的蒙德里安，跑进男厕所。

然后撞上了一个正从厕所出来的谢顶男人。“失火了！”我对着他叫，“快跑！快逃命吧！”

“我的天哪！”他说着便跑了。

几分钟之后我也跑了。我离开了男厕迅速跑下楼梯，冲出美术馆大门。门外聚集着救火车，到处都有警察，杰瑞德和他的部队挥舞着标语，避开警察、挤到电视记者的手提摄影机前。休利特的警卫人员一直都在严密监视事态的发展，不让人趁乱偷走任何一幅大师的名作。

我的头在帽子里冒着汗，眼睛在镜片后面一个劲地眨，然后从这一切旁边走过。

我在第三大道上一家又暗又脏的餐厅里看到了六点钟的新闻，看见杰瑞德·拉斐尔森这个小伙子气愤地力争年轻人有权利接触伟大的公众艺术收藏，然后很快地否认他们跟恐怖分子攻击休利特美术馆，以及彼埃·蒙德里安的名作《色彩构图》的神秘失踪事件有任何关联。

“我们不认为这些孩子直接牵涉在内。”一个警方发言人对着镜头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似乎是某个反应机敏的窃贼利用这个机会把画从画框上割了下来。我们在二楼的洗手间里找到了画框，已经损毁，上面只剩下一些画布的碎片。目前看来，这些孩子必定和那场火有关，尽管他们已经否认。有人扔了一个爆裂物，是那种国庆日用的爆竹，刚好在垃圾筒里爆炸，而筒里刚好又有游客丢进去的几卷底片，于是本来只会发出巨响的东西变成了一场火灾。火灾本身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虽然烟雾很浓，让大家受了些惊吓，但除了让窃贼趁乱逃逸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

啊，好吧，我想。意外总是会发生的。我密切注意着电视屏幕，寻找有没有那个反应灵敏、趁火打劫的窃贼的踪影，但没有看到。至少那个频道上没有。

休利特的主管表示对该画的失窃感到困扰。他说那幅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迟疑地估计该画的价值在二十五万美元左右。播报员提到最近在查理曼大帝发生的那起盗窃杀人案，并说不知媒体对那件窃案的报道是否影响了这个窃贼，使他选择了蒙德里安而非其他的名作。

馆方主管认为极有可能。“他大可以偷梵·高或透纳，甚至伦勃朗。”他说，“我们馆里有些画的价值可能在那幅蒙德里安的十倍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冲动的、临时起意的。他知道蒙德里安很值钱，也听说过翁德东克那幅蒙德里安的行情，于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这时切进了广告。在卡尼烧烤酒馆里，一个戴着牛角框眼镜和绅士帽、冲动的、临时起意的人，拿起了他的那杯啤酒，迅速果断地喝了下去。

[1] 《昆西》（Quincy），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三年在美国播放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名。

[2] 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1935—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美国艺术家，以其包装物品的概念艺术而闻名。

[3] 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

[4] 弗拉格纳（Jean 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

21

“你那里面有什么？”那小孩质问道，“叼鱼竿？”

叼鱼竿是什么？

“安德鲁，不要去烦人家。”他母亲说着对我露出了一个勇敢的微笑，“他正处于这个年龄。”她说，“他学会了讲话，但还没学会闭嘴。”

“他要去钓鱼。”安德鲁说。

哦。是钓鱼竿。

安德鲁、安德鲁的妈妈、我，还有另外三四个人，这时正站在公共汽车站那设计来给乘客挡风避雨的透明阻隔物之下。当初盖这东西的时候闹出了不少丑闻，饱了好几个公务官员的腰包。我一手抱着一根硬纸板做的圆筒，五英尺高，直径大约四英寸。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告诉安德鲁说里面装的不是钓鱼竿，而是——什么？钓饵吗？

差不多。

来了两辆汽车。公共汽车就像治安不良地段的警察一样，总是一对一对地出现。安德鲁和他妈妈跟其他人一起上了其中一辆，公共汽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这没什么异常的。第五大道上向南行驶的公共汽车很多，分别开往不同的目的地，因此我看起来只是在等其他路线的车罢了。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可能是在等老天爷伸手帮忙吧。

街对面靠左的地方，矗立着查理曼大帝庞大的躯体，永远是那么戒备森严。我斗胆进犯过三次这幢建筑的门户，一次是应翁德东克之邀，另两次是送花，而在童话故事里，第三次就是魔力所在。但现在我得第四次进去，那里的每个员工已经都认识我了，何况就算没人知道你是谁，你也混不进那幢该死的建筑。

办法总是有的，我告诉自己。我跟安德丽亚编的那个小故事是怎么说的？关于屋顶上的直升机什么的？哦，那么做当然是异想天开，但是否真的绝对不可能呢？那种东西私人直升机公司就有，只要付些费用，他们就可以带你在城市上方翱翔一两个小时。如果多给一大笔钱，就一定会有大胆的生意人愿意载你到某个特定的屋顶上——尤其是你不要求他在一旁待命、事后再带你飞走的话。

然而还是有问题。别说直升机了，我连租辆礼宾车的钱都没有，而且我完全没概念要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贪财的直升机驾驶员，更何况我想他们晚上是不营业的。

可恶。

紧邻查理曼大帝的那些建筑物也帮不上忙。它们都比查理曼大帝低很多，至少有四层楼的差距。穿戴好全副登山装备，登上其中一幢建筑的屋顶，在查理曼大帝砖缝的灰泥间钉好登山钉，再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到屋顶进入建筑内，理论上，这么做是有可能的。理论上，精通失传的超自然飘浮术飞到天堂去也是有可能的，而这在我看来还比把查理曼大帝当作马特洪峰 [1] 要容易一点。

何况，我也没有理由认为我能混过旁边这些建筑的安全戒备。它们都各有自己警觉性很高的门卫和管理员。

送花这招是不会有效了，不管是送给莱奥娜·特里曼还是任何人。可以送到公寓里的还有其他东西——烈酒、冰、咸鱼比萨——但送货这招我已经用过了，肯定不能再混过去。我想到了好几种不同的伪装打扮。我可以扮盲人——我已经有墨镜了，只要再加上一根白色手杖就行；我也可以扮成神甫或者医生，神甫和医生什么地方都进得去，听诊器或白色硬领可以把你弄进你连拿着写字板都进不去的地方。

但这里不行。他们会打电话上楼，不管我说我是谁，不管我说我是来拜访谁的。

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缓缓地沿着大道开来。我微微转向一侧，把脸藏在阴影里。警车闪着红灯经过，继续开了下去。

我不能就这样站在这里，是不是？而且我在室内会比室外舒服、坐着会比站着舒服。何况，既然看起来我今晚是不可能工作了，那就没有真正的理由需要克制自己不喝烈酒。

我过街，转弯，朝大查理走去。

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可能不怎么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豪华的地方。厚厚的地毯，嵌入式的照明，黑暗角落的餐桌配上靠墙的长椅，钢琴酒吧的凳子有厚实柔软的坐垫和靠背。女招待们身着浆过的黑白制服；酒保穿的则是燕尾服。我很高兴我穿着西装，同时为脚上的球鞋和头上的绅士帽深感惭愧。

我脱下了后者，把前者藏在长椅下。我点了杯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和一点柠檬皮，酒上来的时候是装在一个大型的雕花玻璃杯里，那杯子无论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都像是沃特福德的产品。也许它就是。这个地方一杯酒的价钱够在店里买一品脱威士忌了，所以大查理应该是有能力多花点钱买高级玻璃制品的。

我对他倒丝毫没有怀恨之意。我边啜酒边思考，边思考边啜酒。一个琴声撩人、歌声有如融化奶油的女钢琴师唱着科尔·波特 [2] 的歌，我的思绪则飞向转角的查理曼大帝，想着该怎么进去。

总会有办法进去的。第二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我想到打电话去说有炸弹，让他们疏散那幢楼里所有的人。然后我就可以混在人群里，跟着他们晃回去。如果我混进人群的时候穿着睡衣睡袍，谁会想到我不是那里的人呢？

可我上哪儿去弄睡衣和睡袍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答案，其中最异想天开的是大胆潜入布克兄弟 [3] 去偷。我的第三杯酒快喝完的时候，一个女人走到我桌旁说：“嗯，你是哪一种？迷失、被窃，还是彷徨？”

“这是A.A.米尔恩 [4] 的句子。”我记得。

“对！”

“是什么人的妈妈。詹姆斯·詹姆斯·莫里森·莫里森——”

“韦瑟比·乔治·杜普雷。”她帮我说完，“我怎么知道你会知道呢？也许是因为你看起来充满了灵性，又如此孤单。有人说过孤单呼唤孤单。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但我想不是米尔恩。”

“八成不是。”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应该请她坐下，但我没这么做。

没关系。她还是在我旁边坐下了，这个极度自信的女人。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低胸洋装，脖子上戴了一串珍珠，身上有昂贵香水和昂贵威士忌的味道，不过话说回来，大查理也只卖昂贵的威士忌。

“我叫夏娃。”她说，“夏娃·狄格拉斯。你是——”

我真的差一点就说亚当了。“唐纳德·布朗。”我说。

“你是什么星座的，唐纳德？”

“双子座。你呢？”

“我有好几个座。”她说，然后拉着我的手翻过来，用她涂着猩红蔻丹的食指沿着掌纹在我的手心画来画去，“‘博爱座’是其中之一。还有‘什么都做’也是。”

“哦。”

女招待自动过来帮我们一人补上一杯酒。我在想，不知要喝几杯才会让我觉得这女人不错。这并不是说她没有吸引力，但她的岁数比我多出了好大一截，使人难生非分之想。她的块头不小，头发打理得很漂亮，我想她多半也拉过皮、穿束腹，但她年纪大到足以——唔，或许不足以当我妈，但可能也足够当阿姨了。倒不是说我妈妈真的有个妹妹，但是——

“你住在附近吗，唐纳德？”

“不是。”

“我想也不是。你是外地来的，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有时候这种事情就是感觉得出来。”她的手滑到我的大腿上，轻捏了一把，“你在这个大城市里孤单一人。”

“没错。”

“住在某个没有人情味的旅馆里。哦，我相信旅馆房间一定很舒服，但是没有生命、没有特色，而且很孤单。”

“很孤单。”我重复着，然后喝了一口我杯子里的威士忌。再来一两杯，我想，我就不太会在乎我是在哪里、跟谁在一起了。只要这个女人有张床，什么样的床都行，能让我倒在上面整晚不省人事。这样也许缺乏绅士风度，但至少我可以安全过一夜。天哪，我实在不能在街头到处乱晃，纽约的警察有一半都在找我。

“你用不着睡在你的旅馆房间里。”她娇滴滴地说。

“你住在附近？”

“事实上的确是的。我住在大查理。”

“大查理？”

“对。”

“这里？”我笨拙地问，“你住在这间酒店里？”

“不是这里，傻瓜。”她再次友好地捏了一把我的腿，“我住在那个真的大查理。那个大大的大查理。哦，不过你是外地来的，唐纳德，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不是？”

“恐怕是不知道。”

“查理曼大帝等于查尔斯大帝，也就等于大查理。所以这地方才取这个名字，因为老板是一对叫作莫里和莱斯的男同性恋，他们当初也可以把这里取名为‘或多或少’ [5] ，不过他们没这么做就是了。你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转角那里有一幢公寓大楼叫作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大帝。”我说。

“对。”

“一座公寓。”

“对。”

“在转角那里。你住在里面。”

“说对了，唐纳德·布朗。”

“嗯，”我说着放下了那杯没喝完的酒，“嗯，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我认出了门卫、管理员，还有那位好心的电梯操作员爱德华多。他们都没有认出我来。他们没有多看我两眼，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连一眼都没看我。就算我身上穿的是大猩猩装，他们一定也会谨慎地转开视线。毕竟狄格拉斯女士是这里的住户，我想我也不是第一个被她从大查理拉回家来的年轻人。职员无疑都拿到了丰厚的小费，让他们的眼珠子乖乖地待在原位、不到处乱转。

我们乘电梯直接上到十五楼。之前我们从酒吧走到大楼的路上我拼命呼吸空气，但三杯半大杯威士忌的效力不是一点饱受污染的纽约空气就可以抵消的，我在电梯里有点头晕眼花。那里的灯光对我的同伴十分不仁慈，但也无助于让我清醒。我们走到她家门前，她拿着钥匙开门，比我平常不用钥匙开门还费力，但我还是让她行使这项特权，最后她终于把门打开了。

进了门，她说：“哦，唐纳德！”然后一把把我抱住。她几乎和我一样高，而且相当硕大。并不是说她太胖、邋遢或别的什么的，她只是很硕大而已。

我说：“你知道吗？我想我们都可以再来一杯。”

我们来了三杯。她把她的酒喝了，我把我的酒倒进一盆看起来反正也快枯死了的槟榔树盆栽里。

也许这棵植物只是被周遭的环境吓坏了。这座公寓看起来像《建筑文摘》里的跨页照片，家具不多，可有很多铺了地毯的平台之类的东西。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幅壁画，上面全是圆圈圈和旋涡线条，一个直角都没有。蒙德里安一定会很讨厌这幅画，而且要偷它的话得把整面墙都搬走才行。

“啊，唐纳德——”

我本来是希望那么多威士忌可以让她变迟钝的，可是看起来一点效果都没有。随着时间过去，我也没有变得清醒多少。我想道，哎，管他的，然后我说：“夏娃！”我们就紧紧抱成了一团。

她房间里没有床，只有另一块铺着地毯的平台，上面放着床垫，但它还是尽到了职责。很出乎我自己意料的是，我也尽到了职责。

事情很古怪。一开始我只是专心不要去想我妈妈的妹妹，这应该很容易做到，因为我妈妈根本没有妹妹。然后我试着利用我们的年龄差距编织性幻想，想象自己是个饥渴的十七岁少年，而夏娃是阅男无数的三十六岁成熟女人。这招的效果不太好，因为我的想象让自己马上回到了当年那青涩笨拙的窘态。

最后我干脆放弃了，忘记我们谁是谁，结果奏效了。我不知道威士忌是帮了我的忙还是坏了我的事，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再去想眼前正在发生什么，只是让事情发生，而事情还真的发生了。

也难怪。

[1] 位于瑞士和意大利的边境，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为人所知的山峰。

[2]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音乐家。

[3] 布克兄弟（Brook Brothers），美国知名男士服饰品牌。

[4] A.A.米尔恩（Alan Alexander Milne，1882—1956），英国童话、小说、戏剧作家及诗人。其中儿童文学作品《小熊维尼》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下文中提到的《詹姆斯·詹姆斯·莫里森·莫里森》和《韦瑟比·乔治·杜普雷》也是他的作品。

[5] “莫里和莱斯”的英文是Maurie and Les，跟“或多或少”的英文more or less发音相近。

22

之后，最困难的是要一直保持清醒、等她睡着。我的思绪开始飘浮，顺着某条弯弯曲曲的奥妙思路朝着梦乡而去，我总是及时抓住自己，猛地把自己拉回来，而每一次都觉得很侥幸。

当她的呼吸节奏改变时，我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两分钟，然后滑下床垫、挪下那个睡觉的平台，移到地板上。地毯很厚，我无声地从上面走过，捡起我的衣服到客厅里穿上。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了我那根五英尺高的圆筒，于是又回去拿。“我敢说你一定是建筑师，”先前夏娃说过，“这里面装的一定是蓝图。”我问她怎么猜到的。“你这副眼镜，”她说，“还有这顶帽子。还有这双看起来很睿智的鞋子。哎呀，唐纳德，你一看就是一副建筑师的样子。”

我眯着眼睛从防盗孔往外看了看，打开门锁，把门拉开一条小缝，检查了一下走廊。出来后，我想到要用我的工具把门重新锁上，后来决定不这么做。既然夏娃的生活方式是这个样子，那么她忘记锁门应该也是家常便饭。说到这一点，离开她家的客人说不定也会顺便翻翻她的钱包，或者她说不定认为这种行为并非偷窃而是报酬。人家说，公平的交换就不是抢劫。

我从逃生梯到了十一楼。一时想不起阿普林家的门是哪一扇，然后我瞥见了那个泄露天机的、没有连接任何警报系统的安全装置钥匙孔。我拿出我那串工具，正把一条钢丝穿进普拉德门锁准备拨弄的时候，突然有什么让我停了下来。

还好我停了下来，因为那座公寓里有人。我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才会把耳朵贴在门上，然后听到了应该是电视上情景喜剧里的笑声。我抽出撬锁工具，把眼睛凑近锁孔，果然看见了灯光。

阿普林夫妇在家。此刻，当我像准备投海的老鼠一样站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阿普林先生说不定正闲适地翻阅着他那已遭劫掠的集邮册。随时会发出一声咆哮，把他太太吓一跳，一下子把重播的玛丽·泰勒·摩尔 [1] 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他可能会反射性地冲到门边，猛地把门拉开，然后看见——什么？

看见空无一人的走廊，因为等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出了逃生门，又开始爬楼梯了。我爬了三层，回到我刚才离开夏娃·狄格拉斯的十五楼，站在逃生门前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再爬一层，用我的工具打开了门。

有一户门内传出争吵声，但不是翁德东克家。他的公寓门上贴着一张纸，宣布该户系由纽约市警察局下令封锁。这个封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翁德东克的门锁是这公寓的唯一屏障。那是西格尔牌的，相当不错，但我以前就撬开过一次，它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秘密了。

但我没有立刻把门打开。首先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然后把眼睛凑在锁孔边，又趴下来看门缝里有没有透出光线。什么也没有，没有光线，没有声音，什么也没有。

我打开门进去。

除了我之外，翁德东克的公寓里没有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能确定这一点，是因为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甚至包括厨房里的餐具橱。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水一直流，直到水热得可以冲泡速溶咖啡。如此产生的饮料不会令挑剔的人兴奋不已，也不会帮我醒酒，但至少可以让我当一个毫无睡意的醉鬼，而不是摇摇欲坠的醉鬼。我把它喝下去，打了个冷战，然后开始打电话。

***

“伯尼，谢天谢地。我担心死了，真怕你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从牢里打电话来的吧？”

“不是。”

“你在哪里？”

“总之不在牢里。我没事。你和艾丽森安全离开了吗？”

“当然，没问题。真是一场大乱！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可以趁机把《蒙娜丽莎》偷出来，只不过那幅画在卢浮宫。但我得告诉你一个大消息——猫回来了！”

“阿齐？”

“阿齐。我们去喝了杯酒，之后我们又喝了一杯，然后我们回到家，尤比马上冲过来要我摸，这不像它平常的作风，我就摸着它，一抬头，看见尤比在屋里的另一个角落，于是我赶紧低头看看我在摸的那只猫，结果正是阿齐·古德温。闯进我家把它带走的那个人又把它送回来了，门还是跟我出门的时候一样锁得好好的，和上次一样。”

“真神奇。那个纳粹还真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我把那幅画给了她，她就把猫还回去了。”

“你怎么找到她的？”

“是她找到我的。事情太复杂了，现在不好解释。重要的是它回去了。它的胡须如何？”

“少了一边。它看上去有点不太能保持平衡，要跳要扑的时候好像很没有把握似的。我无法决定是应该把另一边的胡须也修一修，还是等这一边的长出来就好了。”

“唔，你慢慢决定吧。你今天晚上不需要做什么。”

“对。艾丽森看到它很惊讶。我想她就跟我一样惊讶。”

“我相信。”

“伯尼，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收集莫特里恩吗？因为据我了解，古根海姆博物馆也有两幅，我在想你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那里。”

“跟你谈话总是这么令人快慰，雷。”

“哪里哪里。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不要告诉我不是你干的，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那顶帽子真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蠢的了。我想我认出那顶帽子比认你还要容易。”

“这样的伪装才好啊，不是吗？”

“但我没看到你拿任何东西，伯尼。你把那幅莫特里恩怎么了？”

“折得非常小，塞进我的帽子里了。”

“我也这么想。你在哪里？”

“在野兽的肚子里。听着，我有件差事要给你，雷。”

“我已经有差事了，记得吗？我是个警官。”

“那不是差事，那是偷鸡摸狗的执照。《卡萨布兰卡》里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

“‘再弹一遍，萨姆。’”

“事实上他从来没真这么说过。他说的是‘弹吧，萨姆’，或者‘弹那首曲子吧，萨姆’，或者其他类似的变化，但他从来不说：‘再弹一遍，萨姆。’”

“真是引人入胜啊，伯尼。”

“但我说的台词不是这句。‘把嫌疑犯都带过来。’这句才是我的意思。我要你做的就是这件事。”

“我不明白。”

“等我解释之后你就明白了。”

“伯尼，这里简直是个疯人院。现在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一点。我的儿子怎么样，嗯？”

“真是个老到的演员。”

“他那个蠢货爸爸打电话来，责问我怎么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正在严肃考虑要告我、争取监护权，当然除非我同意减少赡养费和教育费等。杰瑞德说如果要他跟他爸爸，那他宁可去住休利特。如果他要告我，你看他这场官司打得起来吗？”

“我看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官司能打得起来，不过我不是律师。杰瑞德面对别人问问题，挺得住吗？”

“他的回答变成了政治演说。别担心，他没有提起你。”

“他的伙伴们呢？”

“你是说他那些核心成员？就算他们想提起你也不可能。只有杰瑞德一个人知道今天下午的事情不只是‘青年豹’组织的政治行动。”

“这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

“我想这是媒体发明的，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就这么用下去。杰瑞德的朋友沙欣·弗拉维兹本来建议用‘幼豹’，但另外一个朋友亚当告诉他们说豹的小孩不叫幼豹，而是叫小豹猫，但‘小豹猫’因为听起来不够凶悍而被否决了。无论如何，我们的秘密不会传出去的。我想杰瑞德已经开始认为这整件事都是他的主意了，你只是在最后一刻沾点好处而已。”

“一个脑筋动得快、很会利用机会的贼。”

“嗯，只要适合就好。对了，你把那个篮子留在这里了。那个用来提猫还是什么东西的篮子。”

“嗯，把它送给养猫的人吧，我不需要了。卡洛琳的猫回去了。”

“真的？”

“被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她的猫真的回去了？”

“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休利特呢？他们那幅蒙德里安会回去吗？”

“什么蒙德里安？”

“伯尼——”

“别担心。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嘿，我希望你说得对，伯尼。可是，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出门去，想跑十五英里，结果才跑了十英里，我右边膝盖里就开始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是真正的痛，而是一种感觉，觉得有点敏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现在人家都说跑步是要跑到痛，而不是痛了还要跑，但如果是敏感的感觉该怎么办？我想只要它变成疼痛我就会停下来，但它就一直只是敏感，然后又变得更敏感一点，于是我跑完了那十五英里，然后又跑了三英里，加起来总共十八英里，最后我回家洗了个澡、躺下来，现在我的膝盖在没命地抽动。”

“你还能走路吗？”

“我大概还可以再跑十八英里。我的膝盖是敏感得在抽动，不是痛得在抽动。这真是疯了。”

“哦，会没事的。沃利，今天下午在一个美术馆发生了一些事——”

“天哪，我差点忘了。我甚至不确定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讲话。那件事和你有关吗？”

“当然没有。但那些抗议的小孩当中带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而且——”

“哦，我就说嘛。”

“沃利，你想不想当‘青年豹’的律师，出出风头？我想不会有人控告他们，但会有记者想采访，说不定还会有人想为这事出本书或拍部电影，杰瑞德需要有人维护他的利益。而且杰瑞德的爸爸说要跟他妈妈打官司争取监护权，所以他妈妈也需要有人维护她的利益，还有——”

“你对那个妈妈有兴趣？”

“我们只是好朋友。事实上，沃利，我想你说不定会喜欢那个妈妈。丹妮丝，这是她的名字。”

“哦？”

“有笔吗？丹妮丝·拉斐尔森，电话七四一五三七四。”

“小孩的名字是杰森？”

“杰瑞德。”

“都一样。我应该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她？”

“早上。”

“天哪，现在已经是早上了，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不是要问时间的。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是因为我有事要他帮我做。”

“你有事要我帮你做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

“佩德罗辛小姐吗？‘我吟唱忧愁／我吟唱悲泣／我没有忧愁／我只是借取——’”

“请问是哪位？”

“‘我只是借取／从某个明日／那里沉睡着／足够的忧愁／让我吟唱悲泣。’这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啊，佩德罗辛小姐，你一向喜欢的诗人。”

“我不明白。”

“明白什么？在我看来，这是一首简单明了的好诗。诗人是在说，她要写的感情深度是目前尚未经历过的，因此她汲取未来的不幸以便下笔。”

“罗登巴尔先生？”

“正是在下。我手上有你那幅画，佩德罗辛小姐，你只要来拿就行了。”

“你手上有——”

“那幅蒙德里安，只卖一千美元。我知道这数字低得离谱，但我急着要离开这里，需要尽快弄到钱。”

“我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银行，而且——”

“把你手上有的现金都带来，再加上一张支票补足差额。去拿支笔来记下地点和时间。别迟到，也别早到，佩德罗辛小姐，否则你就再也别想要得到这幅画了。”

“好吧。罗登巴尔先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了。你不记得了吗？”

“但那个号码——”

“其实是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店。我很失望，佩德罗辛小姐，但并不意外。”

“但是——”

“但是电话簿里有你的名字，佩德罗辛小姐。曼哈顿电话簿，住宅部分。我不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人。”

“不是，但是——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

“你说的是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是的，但是——”

“嗯，我无意冒犯，佩德罗辛小姐，但你没有骗过我。你报出姓名的时候那种迟疑的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错误的号码，嗯，这太明显了。”

“但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真名的？”

“运用一点演绎法。外行人编假名字的时候，几乎都会用和原来姓名相同的缩写。而且他们经常选择某种人名的变体来当姓，比如杰克森、理查斯、约翰森，或者彼得斯。我猜你真名的第一个字母是P，而且很可能和彼得斯有着同样的字根 [2] 。另外，你的外表特征显示你可能有亚美尼亚血统。我拿出电话簿，翻到Pet开头的部分，然后找一个名字缩写是E的、听起来像亚美尼亚人的名字。”

“但是这太不寻常了。”

“不寻常就是寻常，佩德罗辛小姐，前面多加了一个不字罢了。对了，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常这么说。她叫伊莎贝尔·约瑟夫森，据我所知这不是假名。”

“我只有四分之一的亚美尼亚血统，而且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妈妈这边的亲戚。”

“我倒觉得你的长相明显有着亚美尼亚特征。不过也许我只是突然出现了那种人们偶尔会有的灵光一闪。这实在不重要。你要那幅画，不是吗？”

“我当然要。”

“那就把这抄下来……”

“丹弗斯先生吗？我是罗登巴尔，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但我想你听完我要说的话之后就会原谅我的打扰了。我有几件事情要告诉你，先生，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你，还有一份邀请……”

＊　＊　＊

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等到都打完之后，我的耳朵已经因为长时间紧贴着话筒而疼了起来。要是戈登·翁德东克知道我用他的电话在做什么的话，他躺在冰柜里都会爬起来的。

电话打完之后，我又冲了一杯咖啡，在冰箱里找到一条巧克力，在橱柜里找到一包薯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一顿饭。

我还是吃了，然后回到客厅去打发一点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还不够晚。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走出翁德东克的公寓，没有锁门，一路走到五楼。经过十五楼沉睡中的夏娃·狄格拉斯时，带着微笑；经过十一楼的阿普林夫妇时，叹了口气；经过九楼的莱奥娜·特里曼时摇了摇头。我在五楼要打开逃生门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工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把锁和其他逃生门上那些构造简单的锁是一样的，也许我电话打得太多手指僵硬了。我打开门锁，经过走廊到另一扇门前，小心地看听一番之后才把门打开。

我安静得像只老鼠。屋里有人在睡觉，我不想吵醒他们。而且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最后，事情终于都做完了。我非常安静地溜出五楼那间公寓，把门锁上，然后再次上到十六楼。

你知道，我想这是最痛苦的部分了。爬楼梯不是件轻松的事，爬十层楼梯（谢天谢地，还是没有十三楼）则是件非常不轻松的事。纽约跑步者俱乐部每年都在帝国大厦举办爬楼比赛，一直上到八十六层，每次都有某个手脚细长、爱表现的家伙赢。他爱怎么赢就怎么赢吧，爬十层楼已经够痛苦了。

我再度进入翁德东克的公寓，关上门，上了锁，然后花点时间喘口气。

[1] 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1936—2017），美国演员，主要演电视连续剧。

[2] 佩德罗辛的原文是Petrosian，彼得斯的英文是Peters。

23

“哦，好极了。”我说，“大家都到了。”

的确是大家都到了。雷·基希曼是最早出现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三个身穿警察制服的新面孔。他跟楼下的人讲了讲，然后就有两个大楼的职员到翁德东克的公寓来，在原有的路易十五式家具之外添了几张折叠椅。然后，那三个穿着制服的警员各就各位，一个人留在楼上，另外两个在大厅里等其他人到的时候把他们带上来，雷则去接名单上的其他人。

在这一切进行的同时，我拿了一本书和一壶咖啡留在后面的卧室里。我在读笛福的《杰克上校》，这位作家活了七十年，没写过一句无聊的句子，但此刻我无法专注于他的文字。不过我仍然耐心等候。出场总要有点气势才好。

最后我终于出场了，开场白是：哦，好极了。大家都到了。听到我的话，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紧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看着我从排成半圆形的椅子旁走过，坐到皮质安乐椅上对着他们——这种感觉真令人宽慰。我扫视着这一片小小的人海——嗯，就称之为人湖吧。他们也看着我，至少大部分人是这样。有几个人的视线转到壁炉上方，过了一会儿我也看向那个地方。

对啊，为什么不看呢？蒙德里安的《色彩构图》就挂在那里，跟我第一次造访查理曼大帝时看到的位置丝毫不差，鲜活的原色和坚定的直线、横线闪耀着光辉。

“这是很有力的陈述，不是吗？”我向后靠去，双腿交叉，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当然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的原因。我们都对蒙德里安的画有兴趣，这让我们齐聚一堂。”

我再次看着他们，这次是一个一个地看。雷·基希曼当然在，坐在最舒服的一张椅子上，一只眼睛注意我，另一只眼睛留意着其他人的动静。这样做说不定会让人变成斜视，不过目前为止，他很能胜任。

离他不远的两张折叠椅子上，坐着我的犯罪搭档和她的床上搭档。卡洛琳穿着绿色的运动外套和宽松的灰色法兰绒裤子；艾丽森则穿着斜纹棉布裤配一件布克兄弟的条纹衬衫，领口的扣子扣住、衣袖卷起。她们是很漂亮的一对。

离她们不远，J.麦克伦登·巴洛夫妇并肩坐在一张六英尺的沙发上。他是个矮小精悍、几乎称得上是优雅的男人，铁灰色的头发梳理整齐，举手投足间有股军人的味道；照他冷静自持的架势来看，他坐在折叠椅上也会一样自在，似乎应该把沙发留给其他真正有此需要的人。他太太看起来和女儿比较像，不高不矮、身材苗条，睁着一双大眼睛，一头深色长发梳成一个我想是叫髻的东西。我知道有某种发型叫髻，我想那就是了吧。不管他。

巴洛夫妇右后方有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蒙德里安如果画人像的话，画出来的脸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的脸四四方方的，全是棱角。他下巴很宽，眼角下垂，胡须已见灰白，一头满是小卷的头发则黑得像墨水一样。他名叫莫德塞·丹弗斯。坐在他旁边的男子乍看之下只有十八岁，但如果仔细看看，他的岁数可能是十八乘以二。他脸色苍白，戴着无框眼镜，身穿深色西装，打了一条一英寸宽的丝质黑领带。他的名字是劳埃德·刘易斯。

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坐在距刘易斯右方几英尺的地方，双手交叠放在膝头，嘴唇紧抿，侧着头，带着一种耐心而愤怒的表情。她打扮得干净利落，身穿“褪色光荣”牌的牛仔裤和与之相配的衬衫，脚登“地球之鞋”。这种鞋的鞋跟比大脚趾还低，几年前曾风行一时，它的广告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穿这种鞋，那么我们就可以消灭饥荒和疾病，不过这种鞋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饥荒和疾病却仍然随处可见。

埃尔斯佩丝右后方的一把折叠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他身上的深色西装看起来好像只有星期天才穿。这没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星期天。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下巴中间微微有道缝。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多·梅伦德斯。

爱德华多左边是另外一个年轻男人，也穿着西装，但脚上是一双新百伦730系列的球鞋，而不是爱德华多偏爱的那种简单的黑色皮鞋。我可以看见他一只鞋的正面和另一只鞋的鞋底，因为他坐在布面椅子上，用一张折叠椅架起了右腿。他当然是沃利·亨普希尔，我猜他的右膝盖终于成功地从敏感转为疼痛了。

丹妮丝·拉斐尔森坐在离沃利两码的地方。她宽松的大裤子上沾了些颜料，方格衬衫的肘部也磨得差不多了，但我觉得她看起来不错。显然沃利也觉得她看起来不错，而且从他们不停偷瞄对方的眼神看来，似乎彼此都有好感。嗯，为什么不呢？

观众群里另外还有四个男人。第一个人脸圆圆的、额头很高，看起来像电视广告里的小城银行家，很积极要借钱给你，让你整修你的家，使你家的房子成为你所在社区的一大资产。他叫巴内特·李维斯。第二个人留着胡须、穿着靴子、衣着寒酸，看起来像是会去找银行家贷款读大学的人，而且会被拒绝。他叫理查·雅各布。第三个人面无血色，皮肤和身上的西装一样灰。就我目力所及，他嘴唇薄得看不见，眉毛和睫毛都稀疏得仿佛没有一样，看起来像是现实生活中的银行家，这种人批准抵押的时候心里抱着最后能没收抵押品的希望。他叫奥维尔·韦德纳。第四个人是警察，穿着警察制服，带着一把用皮套包着的手枪、警棍、记事簿、手铐，还有其他那一大堆警察要佩戴的装备。他叫弗朗西斯·洛克兰，我碰巧知道他有一只脚缺了大脚趾，但不记得是左脚还是右脚了。

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然后雷·基希曼——有时候我觉得他的存在就是专门为了削弱戏剧化时刻的紧张气氛——说：“别再拖拖拉拉了，伯尼。”

于是我就不再拖拖拉拉了。

我说：“我想你们都在好奇我为什么把你们都叫来这里，但你们其实并不好奇。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找来。现在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就——”

“讲重点。”雷建议道。

“我会讲重点的。”我表示同意，“重点是一个叫作彼埃·蒙德里安的人画了一幅画，然后过了四十年，有两个人因这幅画被杀了。一个叫作戈登·翁德东克，他就在这间公寓里被杀；另外一个叫作埃德温·特恩奎斯特，死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书店里。事实上那刚好就是我的书店，而我和蒙德里安似乎都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我在翁德东克被杀之前离开这间公寓，又在特恩奎斯特被杀之后走进我的书店，警方怀疑两件谋杀案都是我干的。”

“也许他们这么怀疑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建议道。

“他们的理由充分极了，”我说，“但我占了一项优势。我知道我没有杀人。此外，我还知道我被设计了。有人以屋主想替藏书估价的借口，把我引到这间公寓里来。我花了两小时查看他的藏书，算出一个数目，然后完工收费。这地方到处都是我的指纹，但有何不可呢？反正我又没做坏事，所以我不在乎咖啡桌上是不是有我的指纹，或者我是不是把真名告诉了门卫。但后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被邀请到这里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我来过，以便把盗窃和凶杀的罪名安在我头上，也就是我偷了一幅画，并残忍地杀死了画的主人。”

我吸了口气。“这我看得出来，”我继续说，“但事情不合理。因为设计我的人不是凶手而是被害人，这有什么道理？翁德东克为什么要晃进我的书店，讲一堆无稽之谈，把我骗到这里，让我把指纹留在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平坦表面，然后钻进另一个房间去让别人把他的头打扁？”

“也许凶手是利用这个机会。”丹妮丝说，“就像昨天下午有个脑筋动得快的贼趁火打劫，偷走了一幅画。”

“我想过这一点，”我说，“但我仍然摸不透翁德东克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把我弄到这里来是要把某件事情栽赃在我头上，那如果不是谋杀他的罪名的话，会是什么呢？说我偷了那幅画吗？

“嗯，这点看来有可能。假设他决定谎报失窃，让保险公司来赔钱。如果找一个金盆洗手的窃贼，让他把指纹留在很容易被查到的地方，这样岂不就更逼真了吗？这么做也不是真的就有道理，因为我的出现是有正当理由的，所以陷害我只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但很多人会做出蠢事，尤其是初尝犯罪滋味的外行。因此他也许真的这么做了，然后他的共犯可能使诈、杀了他，然后把盗窃和谋杀这两项罪名都留给那个金盆洗手的窃贼来背黑锅。”

“金盆洗手的窃贼。”雷不满地嘟囔道，“说一次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说了两次。金盆洗手！”

我没理他。“但我还是想不通。”我说，“为什么凶手要把翁德东克绑起来塞进衣柜里？为什么杀死他后不把尸体留在原地？还有，为什么要把那幅蒙德里安从画框上割下来？小偷在博物馆里会这么做，因为在那里偷东西分秒必争，但这个凶手应该有充裕的时间。他可以把撑架上的订书针拆下来，在不毁损画布的情况下把它拿走。事实上，他完全可以用牛皮纸把整幅画包起来带走，不必弄坏撑架。”

“你说他是个外行，”莫德塞·丹弗斯说，“外行会做出不合逻辑的事。”

“我说的是蠢事，不过也差不多。但是，同一个人能做出多少蠢事？我一直卡在同样的矛盾点上。戈登·翁德东克大费周章地设计我，结果却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嗯，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但你们也知道的——所谓当局者迷。我是当局者，看不见盲点在哪里，但我逐渐有了一些零碎的概念，然后事情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设计我的人和被杀的人不是同一个。”

卡洛琳说：“讲慢一点，伯尼。把你弄到这里来的人和头被打扁的人——”

“不是同一个。”

“别告诉我说躺在停尸间的那个家伙不是翁德东克。”雷·基希曼说，“有三个不同的人都肯定地指认出他的身份。那个人就是他，戈登·凯尔·翁德东克，就是他。”

“对。但是另外一个人到我的店里去，自称叫翁德东克，邀请我到这里来，开门让我进屋，付了我两百块要我看一些书，然后我一走出门，他就把真的翁德东克的脑袋砸开了花。”

“翁德东克本人一直都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是那个和气生财的银行家巴内特·李维斯。

“对。”我说，“他在衣柜里，被人五花大绑，血液里含的水合氯醛足以让他安静得像上过油的铰链。这样就可以将他藏得好好的，万一我找厕所的时候转错方向也不会正好撞见他。凶手在把圈套完全为我设好之前不想冒险杀死翁德东克。而且，这样他也可以确保翁德东克的死亡时间正好对得上我离开这幢大楼的时间。医学检验不可能精确到几点几分，永远不会这么精确，但时间拿捏得越准越好。”

“这些都只是你的推测，对不对？”劳埃德·刘易斯开了口。他的声音尖细微弱、带着试探的意味，正好搭配他苍白的脸和窄窄的领带。“你只是编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还是你有其他的事实？”

“我有两点相当确定的事实，”我说，“但除了我之外，这些事实对别人没有太大意义。第一点是我去过停尸间，在328B号冰柜里的，”奇怪，我怎么会记得这个号码？“不是在那本来平静无事的一天晃进我书店的那个人；第二点是那个自称是戈登·翁德东克的人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

告诉你，当一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同时倒吸一口气的时候，那可真是安静啊。

奥维尔·韦德纳打破了沉默。“你没办法证明。”他说，“我们只能听你讲讲罢了。”

“对，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我想我早就应该猜到我见的那个人不是戈登·翁德东克。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蛛丝马迹可循。让我进入这间公寓的那个人——我不能再称他为翁德东克了，所以我们就叫他凶手吧——他让我进去之前，门只开了一两英寸。在告诉电梯操作员没问题之前，他一直没有把门链解开。他叫出我的名字，无疑是要让电梯操作员能够确认安心，但他弄门锁弄了半天，直到电梯离开这层楼之后才把门打开。”

“是真的。”爱德华多·梅伦德斯说，“翁德东克先生，他总是到走廊上来迎接客人。这一次我没有看见他。那时候我没有多想，但这是真的。”

“我自己也没多想，”我说，“只是觉得奇怪，一个对安全问题这么谨慎的人，连自己邀请、管理员也通报过的客人上楼来的时候门上都还挂着门链，为什么门上只装了一个西格尔牌的锁？后来我也应该更觉得奇怪，因为凶手留下我一个人等电梯，自己冲回公寓去接我没有听到在响的电话。”当然，当时我没有对这个举动提出疑问，是因为我简直求之不得，这样我就可以冲下楼梯而不会被送进电梯里。不过这一点我就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了。

“还有一点也是我一直忽略的。”我很快地说下去，“雷，你总是说翁德东克是个大个子，听起来仿佛打碎他的头就像一斧头砍死一只大公牛一样不容易。但那个自称翁德东克的人怎么看也算不上是个大个子。事实上他的个子算小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想那时候我没有留心吧。要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翁德东克这个名字是凶手到我店里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当时认定他说的是实话，直到后来才开始质疑这一点。”

理查·雅各布抓抓他留着胡须的下巴。“别卖关子了。”他要求道，“既然我们其中一个人杀了翁德东克，你干吗还不告诉我们是谁呢？”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要先回答。”

“什么问题？”

“凶手为什么要把《色彩构图》从画框上割下来？”

“啊，那幅画。”莫德塞·丹弗斯说，“我愿意先讨论那幅画，尤其是因为它似乎已经奇迹般地被寻获了。它就那样被安放在墙上，是蒙德里安成熟风格的完美例子。怎么也看不出有个浑蛋曾经把它从撑架上割下来过。”

“是看不出来，对不对？”

“告诉我们。”丹弗斯说，“凶手为什么要割那幅画？”

“这样大家才会知道画被偷了。”

“我不明白。”

从大部分人脸上的表情看来，他们也没明白。“凶手不只是要偷那幅画。”我解释道，“他还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幅画被偷了。如果他只是把画拿走，嗯，谁会知道画不见了？翁德东克是一个人住的。我想他一定留有遗嘱，他的财产会归于某人，但是——”

“他的继承人是一个远亲，住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卡尔加利。”奥维尔·韦德纳插话道，“现在我们就要谈到这一部分了。我的公司承办翁德东克的保险，所以我们得赔偿三十五万美元。我想画被偷了我们是得付钱，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的问题是Qui bono？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库伊·波诺。”卡洛琳说，“那是桑尼娶雪儿 [1] 之前的第一任老婆。对不对？”

韦德纳没理她，我想这很能显示出他的个性。“为谁的利益？”他自己把那句拉丁语翻译出来，“换句话说，谁会得到好处？保单的受益人是翁德东克，如果他身亡，赔偿金额就变成了他财产的一部分，而他的财产则归于某个住在加拿大西部的人。”他眯起眼睛，然后视线转向理查·雅各布，“还是说，那个加拿大亲戚也是在座其中一位？”

“他在加拿大，”沃利·亨普希尔说，“因为我刚刚才在一个对他的时区和我们的时区而言都很没礼貌的时间跟他通过电话。他已经授权给我，代替他处理这件事，保护他的利益。”

“原来如此。”韦德纳说。

轮到我了。“那个亲戚一直都待在卡尔加利。”我说，“虽然保费赔偿相当可观，但那幅画被偷并不是为了这个。画被偷和画主人被谋杀，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这两个行动都是为了掩盖一项罪行。”

“什么罪行？”

“嗯，说来话长，”我说，“我想我们应该享受一下，喝杯咖啡。有谁要加奶精和糖的？有谁只要奶精？有谁只要糖？其他的人只要黑咖啡，是不是？好。”

我想他们并不真的想喝咖啡，但我需要时间喘口气。当卡洛琳和艾丽森把那难喝的玩意儿端出来给大家之后，我啜了一口，做了个鬼脸，然后继续讲。

“很久很久以前，”我说，“有一个叫作海格·佩德罗辛的人，他家的饭厅里挂了幅画。那幅画后来被称为《色彩构图》，不过佩德罗辛可能只称它是‘我朋友彼埃的画’，没有特别的名字。总之，他过世之后，那幅画就不见了。也许是家里的人拿去的。也许是某个仆人偷走的，她可能觉得老佩德罗辛先生愿意把画送给她。”

“也许是海格·佩德罗辛的儿子威廉偷走的。”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锐利地瞥了右方一眼，然后锐利地瞥了我一眼。

“也许。”我随和地说，“不管是谁拿的，那幅画最后都到了一个生财有道的人手上。他买下了画，然后再把画送出去。”

卡洛琳说：“这样可以生财？”

“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一套。他会买下一幅某个重要艺术家的画——是真品——接着把画出借给一两个展览，让大家知道这幅画是他的。然后他会找一个有才华、不过可能有些古怪的画家来仿冒那幅画。这人会让别人说服他把画捐赠给博物馆，但事实上真正捐出去的其实是仿冒品；之后，他会把画捐赠给国内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博物馆，捐出去的仍然是仿冒品。偶尔他也可能变个花样，挑一个不太可能把画展示出来的收藏家，把画卖给他。十年当中，同样一幅画，他可能捐了五六次，而如果他专挑蒙德里安这种抽象画，要他那位古怪的艺术家每画一幅时稍稍作点变化，那么这种把戏可以永远玩下去。

“而且，开始时越有钱，用这种招数获利就越多。捐一幅价值约为二十五万美元的画，就可以省下十万美元的税。这样重复几次，赚到的钱远比当初买画花的钱还要多，而且原作仍然在你手上。只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艾丽森问。

“会被发现。这个凶手发现丹弗斯先生正在筹办一个彼埃·蒙德里安的回顾展，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毕竟，他那些假画以前也通过了这类展览的考验。但是丹弗斯先生似乎很了解，收藏界所持有的蒙德里安比蒙德里安生前画过的多。那句关于伦勃朗的话是怎么说的？他画过两百幅人像，其中三百幅在欧洲，五百幅在美国。”

“蒙德里安没有被仿冒得那么厉害，”丹弗斯先生说，“但过去几年来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传言。我决定在举办这次回顾展的同时展开大规模的检验，鉴别每一幅我找得到的蒙德里安的真假。”

“因此你借重刘易斯先生的帮助。”

“是的。”丹弗斯说，刘易斯也点点头。

“凶手知道了这件事，”我说，“因此非常害怕。他知道翁德东克打算把画送去参展，却没办法说服他打消主意。既然他已经把画卖给了翁德东克，当然不能说那幅画是假货，而且翁德东克可能也已经开始怀疑他了。这只是猜想。很清楚的是，翁德东克必须死，那幅画必须消失。他只消把偷画和杀人的事栽赃到我头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罪名是否真的能成立并不重要。如果我因此而坐牢，很好；万一没有，也没关系。警方不会去找有私人动机要杀翁德东克的人。就算警方没办法让罪名成立，也仍然会认为是我干的，然后放弃这件案子。”

“然后我们就会为了一幅假画付三十五万美元给那位在卡尔加利的亲戚。”奥维尔·韦德纳说。

“这对凶手来说没有影响。他的目的在于自保，这本身就可以说是个相当好的Qui bono了。”

雷说：“是谁干的？”

“嗯？”

“是谁卖假画给翁德东克，又杀了他？是谁干的？”

“唔，其实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我说着转向那张小沙发，“是你，对不对，巴洛先生？”

***

又是一阵的沉默。然后一直都坐得很直的J.麦克伦登·巴洛似乎坐得更直了。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他说。

“不知怎么的，我有种感觉，知道你会否认。”

“全是一派胡言。在今天之前，你我从来没见过面，罗登巴尔先生。我从来没有卖画给戈登·翁德东克。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为他这种悲惨的死法感到很难过，但我从来没有卖过画给他。如果你要说我有，请你拿出证据来。”

“啊。”我说。

“我也从来没去过你店里，从没对你或任何人说我是戈登·翁德东克。我可以理解你弄混了，因为我的确捐了一幅蒙德里安给休利特美术馆。我不打算否认这一点，美术馆展示室里的墙上有块牌子就是这么写的。”

“很不幸，”我咕哝着说，“休利特那幅画似乎不见了。”

“显然是你安排让它不见的，以便准备这场闹剧。我和那件事绝对没有关系，也可以提出证据说明我昨天一整天的行踪。更何况，那幅画不见了对我很不利，因为它绝对是真品。”

我摇摇头。“恐怕不是。”我说。

“等一下。”那位和气生财的银行家巴内特·李维斯的表情仿佛是我拿了一只死老鼠来当抵押品，“我是休利特的馆长，我相当确定我们那幅画是真的。”

我朝着壁炉点点头。“你们的画在那里。”我说，“你有多肯定？”

“那幅不是休利特的蒙德里安。”

“它是。”

“别傻了。我们那幅被某个该死的破坏狂从撑架上割下来了，但这幅画完好无损。它也许是仿冒品，但它从来没挂在我们馆里的墙上过。”

“可是它的确挂过。”我说，“昨天偷你们画的那个人——我想还是不说出他的姓名比较好——绝不是破坏狂。他做梦也不会想要去割你们的画，不管是真画还是假画。他去休利特的时候带着一些破裂的撑架碎片，上面连着一英寸宽的画布，是一幅自己动手做的假蒙德里安的边缘。他把你们这幅画的撑架拆开，拿掉订书针，把画布藏在衣服底下，分解开来的撑架则挂在裤腿里面。然后他留下证据，让你们认定他把画从框上割了下来。”

“那壁炉上方挂的那幅画——”

“就是你们的那幅，李维斯先生。撑架重新组合过，画布也重新钉了上去。刘易斯先生，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我话还没说完刘易斯就已经走上前去了。他拿出一个放大镜，看了一眼，几乎马上就把头缩了回来。

“哎呀，这幅画是用丙烯酸画的嘛！”他说话的表情好像是在餐盘里发现了老鼠屎，“蒙德里安从来没用过丙烯酸。他用的是油彩。”

“那当然。”李维斯说，“我说过那不是我们的画。”

“李维斯先生吧？请你检查那幅画。”

他走过去看着画。“丙烯酸。”他同意道，“而且不是我们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现在——”

“把画从墙上拿下来看，李维斯先生。”

他照做了，看到他脸上表情的变化真令人于心不忍，那样子就像他没收的抵押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我的天哪。”他说。

“正是。”

“我们的撑架。”他说，“木头上面盖了我们的戳印。这幅画就挂在休利特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看着它，却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是他妈的丙烯酸仿冒品。”他转过身愤怒地瞪着巴洛。“你这该死的下流胚。”他说，“你这肮脏低级的杀人凶手。你这他妈的骗子。”

“这是诡计。”巴洛抗议道，“这个小偷从假帽子里抓出假兔子来，就让你们这些蠢货惊叹不已。你是怎么了，李维斯？你看不出来你被他唬住了吗？”

“我是被你唬了。”李维斯横眉冷目地说，“你这王八蛋。”

李维斯朝巴洛走了一步，雷·基希曼突然站起来，一只手按住他手臂。“别激动。”他说。

“等事情结束后，”巴洛说，“我要告你，罗登巴尔。我想任何法庭都会称这种行为是诽谤罪。”

“这真是吓人啊，”我说，“对一个目前因两桩谋杀案被通缉的人来说。但是我会记住的。不过巴洛先生，你不会有机会跟我打官司的。你会在监狱里打造车牌。”

“你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入这间公寓。你和你太太住在五楼。进出警备森严的建筑对你来说不成问题。”

“很多人都住在这里。这并不表示我们是凶手。”

“的确，”我表示同意，“但这样要搜你的公寓就容易多了。”我朝雷点点头，他则朝洛克兰警官点点头。然后洛克兰便走过去打开门。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官搬着又一幅蒙德里安走了进来，看起来简直跟劳埃德·刘易斯刚刚斥为丙烯酸假货的那幅一模一样。

“真正的原作。”我说，“跟仿冒品放在一起比较，这幅画简直闪耀着光芒，不是吗？你或许把卖给翁德东克的那幅给割了，但这一幅你可照顾得很好，是不是？这幅是真品，是彼埃·蒙德里安送给他朋友海格·佩德罗辛的画。”

“而且我们有搜查证，”雷说，“如果你怀疑的话。你们在哪里找到这个的？”

“衣柜里，”其中一个说，“在五楼你说的那间公寓里。”

劳埃德·刘易斯已经拿着放大镜凑到画布前面了。“唔，这才比较像样。”他说，“这不是丙烯酸，是油彩。而且看起来的确很像是真品。跟那里的那个东西大不相同。”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巴洛说，“听我说。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我们还找到了这个。”警察说，“在药箱里。没有标签，不过我尝了尝，如果这不是水合氯醛的话，那这仿冒品的品质比那幅假画还高。”

“这是不可能的。”巴洛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还以为他要开口解释为什么不可能，说他已经把所有剩下来的水合氯醛都冲到马桶里去了，但他及时住了嘴。哎，人总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顾及到吧。

“你有权保持沉默。”雷·基希曼告诉他，但我不打算又把那些东西整个抄一遍。宣读嫌犯的权利也许是件好事，也许是件坏事，取决于你是不是警察，但谁总是照抄全文呢？

[1] 桑尼和雪儿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音乐家。

24

J.麦克伦登·巴洛迅速跟太太说了几句话，告诉她该打电话给哪个律师、怎么找他，之后就被两名警官铐上手铐带走了。弗朗西斯·洛克兰留了下来，还有雷·基希曼。

一阵彬彬有礼的沉默，最后终于被卡洛琳·凯瑟打破了。“一定是巴洛杀了特恩奎斯特，”她说，“因为特恩奎斯特就是他用的那个画家，可能会揭发他。对吗？”

我摇摇头。“特恩奎斯特的确是他用的那个画家，而巴洛如果觉得有需要，迟早也会杀了他。但就算他要这么做，也绝不会跑到我的店里来。要记得，我以为巴洛是翁德东克，只要我看到他还活生生地走来走去，整件事就会露馅。我猜谋杀案发生之后巴洛一直没出过公寓。他要先躲起来，直到我进了监狱，看不到他为止。是这样的吗，巴洛太太？”

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那个现在独自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她侧着头，开口要说些什么，然后只是点点头。

“埃德温·P.特恩奎斯特是个画家，”我说，“也是蒙德里安的狂热崇拜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假的人。天知道巴洛是怎么找上他的。特恩奎斯特会在美术馆和画廊里跟完全不认识的人交谈，也许一开始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无论如何，巴洛用得上特恩奎斯特，于是就找上了他。他让特恩奎斯特仿冒画作，而特恩奎斯特则很满足于看见自己的画挂在受人尊重的博物馆里。他常常到休利特去，李维斯先生。所有的职员都认识他。”

“啊。”李维斯说。

“他只付一毛钱。”

“这也没什么不对。”李维斯说，“我们不在乎你付多少钱，但你多少要付一点。这是我们的政策。”

“还有不准小孩入馆也是。不过现在不谈这个。丹弗斯先生，当巴洛开始因为你即将举办的展览而惊慌的时候，他去找埃德温·特恩奎斯特。我想他是叫他赶快躲起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特恩奎斯特意识到巴洛从头到尾都不只是在开艺术市场的玩笑，而是靠这个赚进大笔钞票，于是特恩奎斯特这个理想主义者感到非常愤怒。他帮巴洛画假画赚的钱只够糊口，但之前他也安之若素。在他看来，为艺术而艺术是可以的，但如果巴洛在这场游戏里得到好处就不可以了。”

我看着那个留着胡子、一头细长棕发的男人。“这就牵涉到你了，对不对，雅各布先生？”

“我从来没有真正牵涉进去过。”

“你是特恩奎斯特的朋友。”

“嗯，我认识他。”

“你们在切尔西同一幢建筑的同一层楼租房子住。”

“是啊。我认识他，有时候说说话。”

“你和特恩奎斯特是一伙的。你们其中一个人跟踪巴洛到我的店去。之后，在我到这里来给书估价的几小时之前，你单独到我的店里，想卖一本你从公共图书馆里偷出来的书给我。你要我明知那书是偷来的还照买不误，而且你猜我会这么做，因为你以为我会买卖仿冒品或被偷的艺术品。你认为这样可以帮你打开某种渠道，抓住我的什么把柄，但我不肯上钩，结果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把事情说得真邪恶。”雅各布说，“艾迪和我不知道你在这整件事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想搞清楚。我想要是你买了那本蝴蝶的书，也许会露出点口风什么的。但是你没有。”

“你也没坚持。”

“我想你太诚实了。会拒绝那笔生意的书商是不会收购艺术品赃物的。”

“但星期五早上你显然改变了想法。你和埃德温·特恩奎斯特一起到我店里来。那时候我已经被控谋杀翁德东克、被逮捕、然后交保，于是你想我已经卷进去了。至于特恩奎斯特，他是想让我知道巴洛在做些什么。他可能已经猜到我被陷害了，想帮我洗刷罪名。”

我啜了一口咖啡。“我开门营业，然后到同一条街上没几步路的地方去找朋友。也许你们两个是在我走了之后才到的；也许你们就是我看到躲在某家门口的那两个流浪汉；也许你们故意在对街闲荡，直到看见我离开。不管怎么样，你们自行进入了我的店。我的店门只是拉上而已，对你这种可以从图书馆偷出大本有插图的书的人来说，弹簧锁算不了什么大麻烦。”

“喂，我可不是真的偷书贼。”雅各布抗议道，“那么说只是为了引起你的兴趣。”

我暂时不反驳。“一进了门，你就把锁栓扣上，这样就没有人会走进来打断你了。你带着你的好友特恩奎斯特到店后面去，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你们，然后你就用冰锥戳进他的胸口，把他留在马桶座上。”

“我干吗要这么做？”

“因为有钱可赚，他却要把事情给搞砸。他用大量的空闲时间画的假画，却打算把它们统统毁掉。你认为那些假画可以卖钱，这么想很可能没错。还有一点，他手上有巴洛的罪证。一旦我被关进牢里，你就可以放心地向巴洛下手，敲诈他一辈子。要是特恩奎斯特把事情说出来，不管是告诉我，还是告诉其他任何人，你的饭票就没了。于是你下定决心要杀他，也知道要是你在我店里动手的话，这项罪名很可能会落在我头上，这样就可以除掉我了。这样你也更容易把巴洛逼得紧紧的。”

“所以我就在你的店里把他杀了？”

“没错。”

“然后我就走了出去？”

“不是马上走出去，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你还在。我回去的时候门的锁栓是扣上的，但我之前只拉上了弹簧锁，所以如果锁栓是扣上的，就表示你还在店里。我想你一定是躲在书架那里或者后面的房间，然后等我开店之后你就溜了出去。这让我困惑了一阵子，因为我店门打开不久之后就来了一个访客，”我意味深长地瞥了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一眼，“我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进来。一开始我怀疑躲在后面房间里的是她，是她杀死了特恩奎斯特，但这种推论没有道理。你可能是在她走进来的时候溜出去的，或者是在我跟她讲话的时候。那段交谈相当长，也相当激烈，我相信你一定能在我们两个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溜出去。”

他起身，雷·基希曼也马上站了起来。弗朗西斯·洛克兰本来就站着，现在移到伸手就可以抓住雅各布的地方。

“你的这些话都没有证据。”雅各布说。

“你的房间被搜过了。”雷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你那里公家的书多得可以开市立图书馆的分馆。”

“那又怎样？这只是轻微的盗窃罪。”

“不过这轻微的盗窃罪有差不多八百项。把这些短短的刑期加起来，就能凑出相当长的一段。”

“我有盗窃癖。”雅各布说，“无法自制地想偷图书馆的书。这种行为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且我最后也会把书还回去。你不能凭这个就说我是杀人凶手。”

“你房里还有一些画。”雷说，“我想是仿冒的，不过不能由我来证明。这位刘易斯先生是专家，我只看得出来那些画没有裱框，你要不要打赌那些画其实是你朋友特恩奎斯特的作品？”

“是他送给我的。那些画是朋友的礼物，如果你说不是，请你拿出证据来。”

“我们派了人在你们那幢楼挨家挨户地问话，你要不要打赌我们会找到一个曾经看见你把画从他房间搬到你房间的人？那应该是在特恩奎斯特死后但尸体还没被发现时的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另外，我们在他房间——特恩奎斯特的房间——找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伯尼的姓名和地址，和我们在他尸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你要不要赌那是你的字迹而不是他的字迹？”

“那又证明得了什么？我不过是写了姓名地址交给他罢了。”

“你也打电话来密报过。你说如果我们想知道是谁杀了特恩奎斯持，就该去问伯尼·罗登巴尔。”

“也许有人打过电话给你们，但不是我。”

“要是我告诉你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有录音呢？要是我告诉你声纹比对和指纹一样管用呢？”

雅各布不作声了。

“我们还在你房间里找到了另一样东西。”雷说，“给他看，弗朗西斯。”

洛克兰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支冰锥。理查·雅各布瞪着它——屋里所有的人都瞪着它——我还以为他要昏倒了。“是你们栽赃我。”他说。

“要是我告诉你这上面有血迹呢？要是我告诉你那个血迹的血型和特恩奎斯特的血型一样呢？”

“我一定是把它忘在书店里了。”雅各布脱口而出，“可是不可能啊。我明明把它丢到垃圾车里了。除非我搞错了，除非我把它掉在了书店里，但不对，不对，我记得我出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它。”

“以防我找你麻烦的时候你可以用来戳我。”我插话道。

“你完全不知道我在那里，也没有跟踪我。没有人跟踪我。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离开，我把冰锥藏在外套底下，转过街角顺着百老汇大道走，一看到垃圾车就把它扔进去了，你们不可能是从那里找出来的。”他胜利般地站直了身体。“所以这一定是唬人的。”他告诉雷，“就算那东西上面有血迹，也不会是艾迪的。八成是有人把那支冰锥栽赃到我房间里，可是它根本不是凶器。”

“我想这大概只是另一支恰好出现在你房里的冰锥。”雷说，“不过现在你既然已经告诉我们该到哪里去找另外那支，我想我们应该不难找到它。反正应该比大海捞针要简单。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我什么都用不着告诉你们。”雅各布说。

“关于这点，你说得对极了。”雷说，“事实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

等等等等。

洛克兰把他带走之后，雷·基希曼说：“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了。”他走进厨房把我那根五英尺高的管子拿来，打开盖子，拉出一张卷起的画布。他把画布展开，哦，那画面看起来真眼熟。

巴内特·李维斯问那是什么。

“一幅画。”雷告诉他，“又一幅莫特里恩，只不过是假的。特恩奎斯特帮巴洛画这幅画，巴洛把它卖给翁德东克，在杀死他之后又把画给偷了回来。这跟我们在卧室衣柜里和翁德东克的尸体一起发现的破裂画框及画布碎片完全吻合。”

“我不敢相信。”巴洛太太说，“你是说我丈夫拿走了这东西，却愚蠢地没有毁掉它？”

“他可能没有机会毁掉它，女士。他要怎么做，丢进焚化炉吗？要是被人发现了呢？他把画放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打算有时间再慢慢毁掉它。但我采取了行动，利用训练有素的警方办案技巧找到了它。”

哦，天哪。

“无论如何，”他继续说着，把画朝奥维尔·韦德纳递过去，“画在这里了。”

韦德纳看起来好像自家的狗刚叼了腐烂臭肉回家的样子。“这是什么？”他说，“你给我干吗？”

“我已经说过这是什么了，”雷说，“我拿给你是为了赏金的事。”

“什么赏金？”

“你们公司为了保过险的那幅画要付的三万五千美元啊。我在人证面前把画交给你，要求赏金。”

“你一定是疯了。”韦德纳一口回绝，“你以为我们会为一幅一文不值的假货付那么多钱？”

“假货是假货，可是绝非一文不值。你可以说声谢谢，把三万五千美元给我，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付十倍的赔偿金给那个在卡尔加利的亲戚。”

“胡说八道。”韦德纳说，“我们一毛钱也不必付给任何人。那幅画是假货。”

“没有区别。”沃利·亨普希尔一只手按着受伤的膝盖说，“翁德东克付了保险，你们也收了保费。虽然那幅画是假货、保险额度过高，但这并不影响你们所应负的责任。保户投保的时候并无意欺骗——他当然相信这幅画是真的，而且他投保的时候也付了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你们必须把被保的那幅画还给我在卡尔加利的客户，否则就得赔偿他三十五万美元。”

“关于这一点，我要看看我们法律部门的人怎么说。”

“他们会和我刚才说的一样，”沃利说，“而且我不知道你这么大的火气是为什么。这已经是让你们捡到便宜了。多亏了基希曼警探，否则你们可得付全额的赔偿哪。”

“那基希曼警探岂不就害你的客户损失一大笔钱了吗，律师？”

“我不这么认为，”沃利说，“因为我们需要这幅假画，才有确凿的证据控告巴洛。巴洛有钱，而且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我客户这位过世的亲戚，我打算提出指控，要回当初他买这幅假蒙德里安的那笔钱。同时基希曼警探也是我的客户，我想你们是赖不了那笔赏金的。”

“我们是正派经营的公司。我不喜欢你用‘赖’这个字。”

“哦，行了。”沃利说，“这个字原本就是你们发明的。”

巴内特·李维斯清了清喉咙。“我有个问题。那幅真迹怎么办？”

“嗯？”某个人说。事实上，可能是好几个人一起说。

“那幅真迹。”李维斯边说边指向劳埃德·刘易斯在好几项惊人的揭露之前判定为真迹的那幅画，“如果没有人有异议的话，我想把它带回休利特美术馆去，那里才是它该在的地方。”

“喂，等一等。”韦德纳说，“如果我们公司得付三万五——”

“那是为了那个东西。”李维斯说，“我要我的画。”

“你会拿到你的画的。”我说着指向壁炉上方挂的那幅丙烯酸之作，“那是你们美术馆里展出的画，李维斯先生，也是你将拿回去的画。”

“我们从来就不应该有那幅画的。巴洛先生捐赠了一幅蒙德里安真迹。”

“不对。”我说，“他捐了一幅假画，而且他这么做甚至不算是欺骗你们，因为你们一毛钱也不用付。他欺骗的是国税局，他们大概会跟他讨论讨论这件事，但他除了让你们大出洋相之外，并没有诈骗你们，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昨天下午刚有一群小鬼让你们大出洋相。你们对那幅画并没有所有权。”

“那谁有？”

“我有。”巴洛太太说，“警官是从我家公寓把它拿出来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丈夫和我就放弃了对它的权利。”

“你们没有权利。”李维斯说，“你们把权利给美术馆了。”

“并非如此。”沃利说，“我那位卡尔加利的客户应该得到这幅画。当初这画应该交给翁德东克，所以现在应该交给他的继承人。”

“全是胡说八道。”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叫道，“那个叫巴洛的小偷从来就没有权利。这幅画属于我。我爷爷海格·佩德罗辛答应要给我的，可是他的遗愿还来不及实现就有人把它偷走了。我才不在乎巴洛买这幅画花了多少钱，或者他把画卖给谁、又没卖给谁。他根本不是跟正当的原主买的。这幅画是我的。”

“我真想把它加进回顾展里，”莫德塞·丹弗斯说，“等这一切搞清楚之后。不过我猜这是不可能的。”

雷·基希曼走过去，一手按在画上。“目前这幅画是证据，”他说，“我要将它扣押。你们都有你们的所有权和想法，不过在你们上法庭打成一团的时候，这幅画得待在局里，而且一旦律师们开始动手之后，事情可能会拖个没完。”他对李维斯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另外那幅带回去挂在原处。等到报纸大肆渲染这件事之后，会有的是人想看它，不管它是真迹还是假货。你们可以浪费时间担心自己出洋相，但这样只会让你们洋相出得更大而已，因为不管你们是什么形象，那些人还是会排着长龙等着看这幅画，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

25

“这地方真不错，”卡洛琳说，“酒也调得棒极了，尽管他们的价钱比合理的数目贵了一倍。大查理，嗯？我喜欢。”

“我就想你会喜欢的。”

“我也喜欢那个弹钢琴的女孩。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

“哦，天哪。”

“想一想有什么不行？”她啜了一口，放下酒杯。“你漏掉了一些事情没说。”她说，“你把所有的线索都东一点西一点串起来解释了，但是漏掉了一些事情没讲。”

“唔，当时那样已经够混乱了。我不想搞得让大家都完全摸不着头脑。”

“嗯哼。你是个体贴的人。你漏掉了关于猫的事。”

“哦，好了。”我说，“有两个人被杀，两幅画被偷了。我不可能浪费大家的时间谈一只被绑架的猫。无论如何，它已经回来了，所以讲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

“嗯哼。艾丽森是海格·佩德罗辛的另一个孙女，对吧？她是当时坐在餐桌旁的另一个小孩，是埃尔斯佩丝的堂妹，她爸爸就是埃尔斯佩丝的比利叔叔。”

“唔，她们两个是长得很像啊。记不记得你在我店里还盯着埃尔斯佩丝看？好笑的是我一开始还以为安德丽亚是那个失踪的堂妹，因为她和埃尔斯佩丝都有把头侧到一边的习惯，但那只是巧合而已。我一看到艾丽森就知道她是那个堂妹，安德丽亚不是。”

“安德丽亚·巴洛。”

“对。”

“你也把她漏掉了，不是吗？你没有提到在翁德东克的公寓里撞见她，更别说和她一起在地毯上滚来滚去了。”

“唔，有些事情是应该保持私密的。”我说，“她说的事情有一件是真的。她的确和翁德东克有过婚外情，她丈夫也知道这件事，这可能也增加了他杀人的动机。然后他对翁德东克的死一定感到幸灾乐祸，安德丽亚则怕警察搜查的时候会找到翁德东克用拍立得照的一些他们两人的照片。她回去找照片，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然后我就撞见她了。她一定已经在衣柜里看到了翁德东克的尸体，所以她知道来的人不可能是他，但会是谁呢？如果是警察，她可就得舌灿莲花地好好解释一番，要不就是她那个凶手丈夫，要回来杀她，把她和情夫一起送上天堂。不管是这两者其中的哪一个，结果都会很糟糕。”

“然后她如释重负，以至于被热情冲昏了头。”

“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她觉得跟人做一场是换取安全的合理方法，”我说，“但我倾向于在未证实前先假定她无罪。但何必对警方讲这些呢？”

“尤其因为你还希望再动词她一次。”

“呃——”

“有何不可呢？她那对名词长得可真俏。我想我需要再来一杯，你不觉得这些女招待穿的小制服很可爱吗？我们再各点一杯酒，然后你告诉我那些画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哦，那些画。”

“是啊，那些画。这幅是从这儿来的、那幅是从那儿来的、这幅是从画框上割下来的、那幅又不是，谁搞得清楚啊？我知道你说的有些是实话，有些不是实话，我要你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但我要先再来一杯。”

谁能拒绝她的要求？她得到了她想要的，先是那杯酒，然后是我的解释。

“雷还给保险公司那个奥维尔·韦德纳的画，是丹妮丝和我画的那幅。”我说，“巴洛当然毁了他从翁德东克公寓里拿的那幅画。他只要把画布割成一条一条的丢进焚化炉就可以了，我相信他一定就是这么做的。我拿给雷、雷再拿给韦德纳的那幅画是我在休利特割下来的，框则扔在美术馆里。那些和翁德东克的尸体一起在衣柜里被发现的画框碎片跟那幅画不吻合也没关系，因为显然那个画框会不见。雷会负责让它不见的。”

“那李维斯带回去的那幅画呢？是你从休利特拿出来的那幅吗？他们展出的一直是一幅丙烯酸的画吗？”

“当然不是。特恩奎斯特是个艺术家，也不赶时间。他没有用丙烯酸。他和蒙德里安一样用的是油彩，休利特的那幅就是他的作品之一。”

“可是李维斯拿回去的——”

“是丹妮丝和我弄出的第二幅假画，装在休利特的撑架上。要记住，是撑架上的戳印让他相信的。我在把画带出美术馆之前，已经把画布上的订书针卸掉、把撑架拆开了。把撑架重新组合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把那幅丙烯酸的假货钉上去就行了。”

“李维斯还以为那就是他们原来有的那幅画。”

“看起来是这样，又有什么差别呢？反正假货就是假货，无论如何也真不了。”

“我不知道丹妮丝画的假货不止一幅。”

“事实上她画了三幅。其中一幅被割开了，画框连着一些碎片丢在休利特，其他的部分则交还给奥维尔·韦德纳。第二幅跟着李维斯回到休利特去。”

“那第三幅呢？”

“挂在窄廊画室里，和其他那几幅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画家的落款不是“彼·蒙”而是“丹·拉”。她对那幅画相当自豪，不过我和杰瑞德也帮了点忙。”

“她画了三幅假画，特恩奎斯特画了两幅。你说巴洛毁掉了特恩奎斯特的其中一幅。那另外那幅呢？你从休利特偷出来的那幅。”

“啊。”我说，“那幅被扣押了。”

“天哪。伯尼，被扣押的是那幅真迹，那幅蒙德里安自己画的，记得吗？每个人都说那幅画是他的，他们的官司会打上好几年，而且——哦。”

我想我一定是笑了。

“伯尼，不会吧。”

“嗯，为什么不呢？你也听到劳埃德·刘易斯的话了，他看了由两个警察搬进来的画，是用油彩画的，看起来很对劲。它当然对劲啦，毕竟它在休利特待了那么多年也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现在它可以在警察局某个上锁的柜子里再待上几年，那里也不会有人有半点怀疑的。昨天晚上我带着它潜进巴洛夫妇的公寓，把它钉在撑架上，放在警察找得到的地方。”

“那幅真的蒙德里安呢？”

“我到巴洛家的时候它当然在那里。我把它从撑架上拆下来，把特恩奎斯特的仿冒品钉上去。要记得，我需要撑架来钉特恩奎斯特那幅画。”

“因为你把它原来挂在休利特里用的那个撑架拿来钉丹妮丝的假画了。”

“对。”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伯尼？有太多幅蒙德里安了。听起来像是尼禄·沃尔夫的书名，对不对？《太多厨师》《太多客户》《太多侦探》《太多女人》，还有《太多蒙德里安》。”

“对。”

“丹妮丝用丙烯酸画了三幅，特恩奎斯特用油彩画了两幅，蒙德里安画了一幅。不过他那幅是真迹，你是不是要永远吊我胃口啊，伯尼？那幅真的怎么办？”

“会交到名正言顺的物主手上。”

“埃尔斯佩丝·佩德罗辛？还是艾丽森？她和她堂姐都一样有权利争取。”

“说到艾丽森——”

“是啊。”她深深叹了口气，“说到艾丽森。你想到她们是堂姐妹，所以就知道埃尔斯佩丝·彼得斯是亚美尼亚人。然后你翻了翻电话簿，就——”

“不完全是这样。我翻了翻艾丽森办公室里的文件，找到了她娘家的姓。这比翻电话簿要简单一点。”

“你就是在那里找到猫的吗？”她伸出一只手盖在我手上，“没办法，我想出来了，伯尼。猫是她带走的，是不是？所以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才用那种纳粹的腔调，因为我听得出她原来的声音。她跟你通话的时候用正常的声音，因为你们从来没见过面。那天我们回我家去的时候你在那里，她很紧张，因为她怕你会认出她的声音。你认出来了吗？”

“其实没有。我忙着辨认她和她堂姐埃尔斯佩丝之间的相似之处了。”

“她不是真的那么坏。”卡洛琳若有所思地说，“她没有伤害阿齐，除了剪掉它的胡须之外，但这和断手断脚比要好多了。而且我和她越亲密，那个纳粹在电话上就越让我放心，到后来我简直不再担心我的猫了。你知道吗？我们回到我公寓看见猫在那里的时候，我想她跟我一样都如释重负。”

“我不惊讶。”

她啜着杯里的酒。“伯尼，她是怎么弄开我的门锁的？”

“她没有弄开你的门锁。”

“啊？”

“你的猫喜欢她，记得吗？尤其是阿齐。她穿过另一幢楼到院子里，然后哄它钻出铁窗。那铁窗人进不去，但猫出得来。所以公寓里才没有她来过的痕迹。她除了跟你一起回家的时候之外，从来没有进去过。她不需要进去。猫就这么跑到她怀里去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的？”

“当我看到尤比用胡须测量铁窗栏杆的时候。它左右两边的胡须刚好碰到栏杆，这表示它的头过得去，也就表示它整个身体过得去，于是我就知道了。这也表示做这件事的一定是猫喜欢的人，你之前又告诉过我阿齐有多喜欢艾丽森。”

“是啊，动物最会判断人性了。伯尼，你本来打算把这些都告诉我吗？”

“呃——”

“要么会，要么不会。”

“呃，当时我不确定。你和艾丽森在一起看起来很开心，我想我就等事情结束了再开口吧。”

“我想已经结束了。”她干掉杯中的酒，很哲学地叹了口气。“哎，我的猫回来了，”她说，“也经历了一点小小的刺激，而且艾丽森在休利特帮了我很大的忙。要是没有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搞定爆竹、火之类的东西。何况我也和她睡了，所以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我对安德丽亚的感觉也差不多是这样。”

“而且我或许会想再见到她。”

“我对安德丽亚的感觉也是这样。”

“对。所以事情结束后我没什么损失。”

“别忘了赏金。”

“嗯？”

“保险公司的赏金啊。那三万五千美元。扣掉沃利的律师费，雷拿一半，另一半你和丹妮丝平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都出了力。丹妮丝像米开朗琪罗画西斯廷教堂一样拼命，你在休利特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所以你们该拿到赏金。”

“那你呢，伯尼？”

“我有阿普林的邮票啊，记得吗？还有他老婆的红宝石耳环，不过我想那不是红宝石，是尖晶石。真的很奇怪，我拿这副耳环几乎觉得良心不安，但有什么办法放回去呢？我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再也不要闯进查理曼大帝了。”

“我都忘了那些邮票了。”

“唔，我会把那些邮票卖掉，”我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忘个一干二净了。”

“好主意。”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打。“你偷邮票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说，“嗯，几乎是。当你进阿普林的公寓时，巴洛正在杀翁德东克。想起来真令我毛骨悚然。”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这整件事情大部分的情节都发生在你拿了那些邮票之后，而这部分你却什么都没得到。你只是花了一大堆钱，还得交保。”

“保释金我会拿回来的。我得付担保人一点钱，但那没有多少。沃利不肯收我的钱，因为我替他介绍了一大堆生意。我还花了一些零碎的费用，比如出租车费，还有我栽赃在雅各布房间里的那支冰锥。”

“还有你栽赃在巴洛公寓里的水合氯醛。”

“那不是水合氯醛，是爽身粉。”

“那个警察说尝起来像水合氯醛啊。”

“雷还说雅各布打去密报的那通电话有声纹记录，还说冰锥上有血迹。这可能很令你震惊，卡洛琳，但警察也是会说谎的。”

“我可真是震惊啊。无论如何，你花了钱，却只得到了自由。”

“所以呢？”

“你不想分一点赏金吗？三万五减掉沃利的律师费剩下多少？三万？”

“就算三万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敢要那么多，但律师是很难捉摸的。”

“三万减掉雷的一半剩下一万五，如果除以三的话我们一人可以分到五千，这也不少啊。你为什么不拿三分之一呢，伯尼？”

我摇摇头。“我有那些邮票，”我说，“那就已经不少了。另外也还有别的。”

“什么别的？跟安德丽亚和夏娃·狄格拉斯各来了一场？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别的东西。”

“是什么呀？”

“我给你个提示。”我说，“那东西全都是直角和原色，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沙发上方。我想那是最合适的地方了。”

“伯尼！”

“我告诉过你啊。”我说，“那幅蒙德里安在最名正言顺的主人手上。你还知道有谁更有权利拥有它吗？”

而且，我跟你说，它挂在那里真是美极了。

版权信息

书名：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此书献给所有在过去十年中问过我是否会再写一本伯尼的故事的人

如果你们之中有一半的人买了书，我就发财了

同时献给苏·格拉夫顿，一位非常有品位的女士；以及斯蒂芬·金，他想要一本关于猫的书

还有琳恩，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所有的书都是献给琳恩的……

1

“外观不错的《窃贼》，”他说，“我看你该不会刚好也有挺像个样的《不在场证明》吧？”

我没从他的话里听出书名号来。书名号并非加强语气，仅代表它们是书名——还是掐了头的书名。应该是《A：不在现场》以及《B：窃贼》 [1] 。他说的就是这两本，而且他还把后一本放在了我面前的柜台上——算是个线索，只是我没心领神会。再说我也没听出书名号来。我只听到这个壮实的家伙嘶哑着声音说我是贼——虽然外观不错——还问我是否有不在场证明。老实说，我可真吃了一惊。

因为我的确是个贼，虽然这事我想尽办法瞒过众人。同时我也是书店老板，眼下我便是以这个身份坐在巴尼嘉书店的柜台后面。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窃贼生涯改行卖书，熬了一年没让自己进入陌生人家中。不过最近我又开始濒临参加十二步自救班的热切人士有可能称之为“退步”的感觉当中。

不怎么宽宏大量的人会称之为预谋犯罪。

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我对这话题就是有些敏感。我的后背一阵冰凉，然后眼睛便落到书上，光打下来。“哦，”我说，“苏·格拉夫顿。”

“对。你这儿有没有《A：不在现场》？”

“我看没有。读书俱乐部出的版本我有过一本，可是——”

“我对读书俱乐部的版本没兴趣。”

“哦。呃，其实就算你有兴趣，我也没法卖。现在已经没了。有人买走了。”

“怎么会有人想买读书俱乐部的版本呢？”

“呃，字体比平装的大一点。”

“那又怎样？”

“读起来比较舒服。”

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对买书只为阅读的人有何评价。他年近四十，胡子刮得很干净，穿了西装打着领带，一头发亮的棕发。他的嘴唇丰润而上翘，如果他希望下巴的轮廓清晰一点的话，得减掉几磅才行。

“多少？”他质问道。

我查看扉页上铅笔标注的价钱。“八十块。加税总计是——”瞥瞥计税表，“八十六块六。”

“我开支票给你。”

“行。”

“要不我可以给你八十块现金，”他说，“税就免了。”

有时这能行得通。说实话，我的书架上也没几本我不愿意从善如流打个九折的书——就算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一样。不过我跟他说支票可以，请他开给巴尼嘉书店。他草草写完以后，我看着支票念了签名。波顿·斯托普嘉德，他这么写着，名字就签在支票顶端，还有一个位于东三十七街的地址。

我看看签名，又看看他。“我得核对证明文件。”我说。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没有真的以为他或者他的支票有问题。滥开空头支票的小伙子不会为了免掉营业税提议付现。我想我只是不喜欢他，而且想当个人见人恨的讨厌鬼。

他瞪了我一眼，意思也是这样，然后掏出他的皮夹拿出信用卡和驾照。我核对了签名，匆匆在支票背面记下他美国运通卡的号码，然后看看驾照上的照片。是他，没错，只是下巴上的赘肉稍稍少了一点。我念了他名字，波顿·斯托普嘉德，忽然灵光乍现。

“波顿·斯托普嘉德。”我说。

“没错。”

“炉石房地产。”

他换上一副谨慎的表情。他的表情一开始就没那么坦荡，不过这会儿变成了一座碉堡，而且还忙着在周围挖壕沟。

“你是我的房东，”我说，“你刚买下这幢楼。”

“楼房我多的是，”他说，“我买，也卖。”

“你买下了这幢，而且打定主意要加房租。”

“很难否认，租金便宜得离谱。”

“一个月八百七十五块，”我说，“租约明年一月到期，你开口跟我要一万零五百块的新月租费。”

“看样子你是觉得贵了？”

“贵？”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我可以跟你保证——”

“这叫等同天价。”我提议道。

“……这跟市场行情差不多。”

“我只知道，”我说，“这个价格绝对行不通。你要我每个月掏出比我现在一年付的还要多的租金。这是加了多少，百分之一千两百？我每个月的营业额还不到一万五呢，我的天哪。”

他耸耸肩。“我看你得搬家了。”

“我不想搬，”我说，“我爱这家店。当初利泽尔先生决定退休到佛罗里达养老的时候我从他手上买下这里，我想在这儿干到退休，而且——”

“也许你应该开始考虑提早退休。”

我看着他。

“面对现实吧，”他说，“我提高租金不是故意跟你作对。相信我，我没有刻意找你麻烦。你的租金早在你买下这家店以前就便宜得过了头。有个白痴给了你朋友利泽尔三十年租约，那里面的增租条款根本就赶不上通货膨胀下房市交易的行情。赶走你以后，我会拆掉所有书架，把店面租给泰国餐厅或者韩国蔬果铺。你知道这么大块的上好空间我可以要到什么样的租金吗？一万五你觉得怎么样？一万五，而且房客会高高兴兴地双手奉上。”

“可你让我怎么办？”

“这不是我的问题。不过我敢说布鲁克林或者皇后区应该可以找到你付得起的同样面积租金的店面。”

“谁会上那儿去买书？”

“谁会上这儿买书呢？你落伍了，我的朋友。你应该走进时光隧道，回到第四大道以书街享誉全球的时代去。几十家店铺，结果呢？生意起了变化。平装书毁掉了二手市场。大众旧书店成了明日黄花，老板们一个个不是退休就是死掉。还剩下的几家就跟你的店一样还拖着长期租约的尾巴没转型，要不就是给多年前干脆买下楼房的老滑头经营着。你这行就要销声匿迹了，罗登巴尔先生。这可是个美丽的九月的午后，我是你店里唯一的顾客。你说这代表你这行前景如何？”

“我看我应该改行卖奇异果去，”我说，“或者麻酱凉面。”

“也许你可以让这一行起死回生，”他说，“丢掉百分之九十五的垃圾，专卖高价珍藏品。这样你只要十分之一的面积就能经营下去。而且你可以不用靠街边的门面，一间楼上的办公室就可以做生意了，或者干脆在家经营。不过我可不想告诉你，你的生意该怎么做。”

“你可是已经指着我的鼻子要我走人了。”

“这个行业就要绝种了，难道我还该支持你撑到最后？我做生意可不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不过——”我说。

“不过怎样？”

“不过你资助艺术，”我说，“我上星期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你捐了幅画给一个资助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筹款拍卖会。”

“会计师的建议，”他说，“他跟我解释说，捐画省掉的税比我卖画的钱还多。”

“不过，你还爱好文学。我们这种书店是文化资产，跟图书馆一样举足轻重——只是经营方式不同。这点你不会不了解。身为收藏家——”

“投资人。”

我指着《B：窃贼》。“这是投资？”

“当然，而且是他妈的很好的投资。女性犯罪作家现在炙手可热。《A：不在现场》大约十二年前出版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块。你知道这样一本有封套的全新本现在要价多少？”

“一时说不上来。”

“约莫八百五十块。所以我买格拉夫顿，我买南茜·皮卡德 [2] ，我买琳达·巴恩斯 [3] 。我跟侦探小说书店 [4] 签了约要买每个女作家的第一本小说，因为天知道最终谁会大红大紫？她们大半都不会出头，不过这样我也就不用担心会错过偶尔哪本在几年里从二十块跳升到一千块的书了。”

“所以你只对投资有兴趣？”我说。

“当然，你该不至于以为我会看这种垃圾吧？”

我把他的信用卡推过柜台，然后是驾照。我拿起他的支票撕成两半，再撕成两半。

“滚。”我说。

“你发什么神经？”

“没发神经，”我说，“我的书是卖给爱书人的。落伍，我清楚，不过这是我的经营之道。我欢迎那些收集心爱作家的珍本书能获得满足感的人，还有就是一些追求视觉效果、仅仅喜欢把好书放在壁炉两边墙上的人。我也许还有几个顾客买书的目的是投资，只是在我看来，靠这种方法积存养老金并不保险。不过我还没碰到哪个顾客公然鄙视自己买下的书，这种顾客我不欢迎。我也许付不出房租，斯托普嘉德先生，不过只要这是我的店，我应该可以决定收谁的支票。”

“我给你现金。”

“我也不要你的现金。”

我把手伸向书，可是他劈手夺了过去。“不行！”他大叫，“书是我找到的，我要它。你非卖给我不可。”

“他妈的非卖给你才见鬼。”

“你就是得卖！万不得已我可以告你。可是用不着，对吧？”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往柜台上砰地一放，“不用找零，”他说，“书我拿了。要是你挡着不让，就等着吃官司说你人身攻击吧。”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我说，“我可不会跟你争书。等等，我找零给你。”

“我说了不用。零钱我不在乎，我刚花了一百块买下价值五百块的书。真是够蠢的，连自己的货都不懂标价。难怪你付不起房租。”

[1] 此处指的是美国作家苏·格拉夫顿的字母系列作品中的“A”Is for Alibi和“B”Is for Burglar，新星出版社已出版。

[2] 南茜·皮卡德（Nancy Pickard，1945—　），美国侦探小说作家。

[3] 琳达·巴恩斯（Linda Barnes，1949—　），美国侦探小说作家。

[4] 指纽约百老汇一家专营侦探小说的书店，英文名叫Murder Ink。

2

“照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告诉卡洛琳，“所谓犬儒就是知道所有东西的价钱，但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依我看，波顿·斯托普嘉德挺符合这个标准的。他根本不看书，可他知道书价。我打电话给几家侦探小说专卖店，那狗娘养的还真说对了。书况好的《A：不在现场》售价将近一千美元。而我那本《B：窃贼》值五百。”

“我两本都有。”

“真的？”

“平装。”

“平装的话，大概一本一块钱。”

“没关系，伯尼。反正我也没打算卖。苏·格拉夫顿早期的书我买的都是平装，买精装还是从那本讲摄影师的书才开始的——说他偷拍校长和修女的照片来勒索。忘了书名。”

“《F代表停止》 [1] 。”

“对，就是那本。她的书我买的第一本精装应该是那本。要不就是讲剥削狂的性治疗师那本？”

“《G代表G点》？”

“了不起的好书。我知道这本我有精装，F那本也是，不过跟投资没关系。我只是不想多耗一年等平装上市。伯尼，你说她是不是同性恋？”

“苏·格拉夫顿？天哪，我看不会吧。她不是结婚了吗？”

她不耐烦地摇摇头。“我说的不是苏·格拉夫顿，”她说，“她肯定是异性恋。我难道没跟你说过，去年春天我在签名会上看到她了吗？她丈夫也在。真是个身强力壮的家伙，看来好像可以钻到庞帝克汽车下面把车举起来一样。不会的，我看她绝对是异性恋。”

“我也这么想。”

“没有女同性恋的磁场。百分之百爱男人，我对那个女人就这个看法。”她叹了口气，“真浪费啊。”

“呃，如果她是异性恋——”

“绝对错不了，伯尼。毫无疑问。”

“那你纳闷的又是谁呢？”

“金西。”

“金西？”

“金西·米尔虹 [2] 。”

“金西·米尔虹？”

“你这是在干什么，当回声？对，金西·米尔虹。你怎么了，伯尼？金西·米尔虹，加州圣特雷萨的头号私家侦探。天哪，伯尼，那些书你都没看过吗？”

“当然看了。你觉得金西是同性恋？”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她离了婚，”我说，“时不时跟男人有艳遇，而且——”

“障眼法，伯尼。我是说，你得看证据。对化妆毫不在意，她有一件上哪儿都穿的洋装，一直到这个系列的第十本还没脱下，她意志坚定，作风强悍，讲道理讲逻辑——”

“一定是女同性恋。”

“这正是我的观点。天哪，看看那些跟她有关系的男人，比如那个白痴警察。百分之百是障眼法。”她耸耸肩，“说起来，我当然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还没出柜。这样她会流失很多读者。不过天知道每本之间她有没有弄混。”

“你问了苏·格拉夫顿？”

“开玩笑！我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全天下我最最不可能问她的问题就是金西在床上爱干什么。她给我签了名，伯尼。事实上，她还特意给我写了句话呢。”

“好极了。”

“可不是嘛！当时我说：‘格拉夫顿小姐，我叫卡洛琳，特别喜欢金西·米尔虹。’于是她就写上：给特别喜欢金西·米尔虹的卡洛琳。”

“挺有想象力的。”

“没错。这女人可是作家，伯尼。总之，她的书我有一本有她亲笔签名的，可我看恐怕永远也值不到一千块，因为这样的书一定有无数本。那天的队一直排到街角。书里讲到了医生。你看过没？”

“还没。”

“呃，我那本不能借给你，因为上面有签名。你得等平装出来。既然你还没看，杀人手法我就保密，可是我得告诉你那书可真吓死人。主角是直肠科大夫——算是提示吧。我怎么就是记不起书名？”

“《H代表准备》 [3] 。”

“没错。真是好书。可我觉得她爱女人，伯尼。我真这样觉得。”

“卡洛琳。”

“嗯？”

“卡洛琳，她是一个角色，书里的。”

“这我知道。伯尼，就因为她是书里的角色，你就觉得她不能有性倾向？”

“可是——”

“而且你不觉得她有可能瞒着大家吗？难不成你觉得书里连个柜子 [4] 也没有？”

“但是——”

“算了，”她说，“我知道，房租的事让你不痛快，而且可能书店也要没了。所以你才没法想清楚。”

当时是晚上六点左右。三个小时前，波顿·斯托普嘉德用市价的五分之一买下了我那本恶名昭彰的拉拉女——金西·米尔虹系列小说的第二本，现在我和卡洛琳·凯瑟坐在“饶舌酒鬼”——位于十一街和百老汇交会口的一家破烂小酒吧。说起巴尼嘉书店，虽然依旧保持着第四大道被二手书商盘踞时那个时代的风范，不过店铺本身位于十一街，在百老汇和大学广场的中间——也就是说书店离第四大道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不过那也有一个半街区的距离，而如果你真能把石头扔到那么远 [5] ，你就不属于第四大道或者东十一街，你应该到北边的布朗克斯帮洋基队打右外野才对。

同样在第十一街，在离百老汇又近了两个门面的地方，是“贵宾狗工厂”。卡洛琳在这里靠给狗洗澡艰难维生，而且其中好多狗的体型比她还大。我买下书店后不久就认识了她，可说是一见如故，从此成了至交好友。我们通常会共进午餐，店关门之后也几乎总会去“饶舌酒鬼”喝上一杯。

通常我会要一瓶啤酒，而卡洛琳则会灌下几杯威士忌。不过今晚女招待过来问我们是不是照老规矩时，我开口说道：“嗯，当然，”可马上又改了主意，“等等，玛克辛。”我说。

“哎哟。”卡洛琳说。

“不要啤酒了，”我说，“我们俩一人一杯威士忌。”然后对卡洛琳说：“你什么意思，‘哎哟’？”

“虚惊一场，”她说，“取消那个‘哎哟’。你让我担心了一秒钟，仅此而已。”

“哦？”

“我担心你打算点巴黎水。”

“你知道那玩意儿会让我发疯。”

“伯尼——”

“就是那些小泡泡。小得可以穿透血脑障壁，然后你就——”

“够了，伯尼。”

“大部分人，”我说，“朋友点威士忌就伤脑筋，他改点苏打水的话就会放下心。你正好相反。”

“伯尼，”她说，“我们都知道某些人点巴黎水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表示他希望脑筋清楚。”

“还希望手指灵巧，反应迅速——那些如果你打算闯进别人家就得派上用场的东西。”

“等等，”我说，“我常点可乐或巴黎水，不点啤酒。可也不是每次都表示我打算犯案啊。”

“这我知道。我不想假装了解，不过我知道我想得没错。”

“然后呢？”

“我也知道你有个规矩，上贼工以前绝对不沾酒——”

“上贼工。”我说。

“是个词啊，不是吗？”

“用得绘声绘色。咱们的酒来了。”

“来得正好。好，为犯罪干杯。收回，我没那意思。”

“你当然有。”我说，然后我们便喝起酒来。

***

我们谈到我的房东——那个爱书之人，然后又谈到苏·格拉夫顿和她那个没出柜的女主角，聊着聊着又点了第二轮酒。“两杯威士忌，”卡洛琳说，“我看今晚我是不用担心你了。”

“你可以安心睡觉，”我说，“我已经半醉了。”我低头看看桌面，一边忙着用杯底在上面印出相连的圆圈，像奥运会的会标。“事实上，”我说，“我点威士忌是有原因的。”

“我每次都点威士忌，”她说，“而且相信我，每次都有理由。不过我得承认，你跟你的朋友斯托普嘉德大吵一架，还真是个特别好的理由。”

“跟那没关系。”

“没关系？”

我摇摇头。“我这会儿喝酒，”我说，“是要确保我今晚不去偷东西。十天来我一直在跟这股欲望奋战。”

“因为——”

“租金提高。你知道，我走进卖书行业从来都不是为钱。我只是觉得我基本可以收支相抵。真要赚钱我靠的是偷，书店只不过给了我一个体面的门面作掩护，顺便为我提供用得上的阅读材料。而且我想这是跟女人们碰面的好地方。”

“呃，你就碰到我了。”

“我碰到了很多人，而且总的来说都相处愉快。卖书这行有个好处就是顾客大多是有教养的博学型，你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少敌对——今天的插曲不算。而且说来神奇，我入行多学了些门道以后，店铺还真开始赚钱了。哦，当然不会变成金矿，干这行谁也发不了财。不过这一年来，我已经可以单靠书店的进账过活了。”

“真好，伯尼。”

“我想也是。我从没下定决心洗手不干。我只是在不断地推诿拖延，然后有一天我才发现自从上回做贼以来已经过了六个月，然后很快就是一年。然后我又想到，嗯，也许我已经洗心革面，也许我童年的道德教育终于在我身上生根，要不也许我只是不知不觉长大成人了，反正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好像已经准备好要当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然后我却发现新任房东的脑筋动到了房租上，于是我突然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

“我可以想象。”

“我一直在想租金提高的事，但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法。相信我，每个月光靠多卖几本书可没法多捞一万块。我该怎么办？抬高三本一块的特价书定价吗？于是我脑子一转，便想到：嗯，也许我可以每年偷十二万来填补差额。”

“重操旧业。”

“我知道这样做很没道理，可我一想到要放弃书店就心有不甘。再说十天前一切都还好好的。”

“十天前发生什么事了？”

“也许是九天前。”

“九天前发生什么了？”

“不对，第一次说的时间是对的。十天。”

“天哪，伯尼。”

“抱歉。是这样的：当时我在排队买《奔腾年代》的演出票。我要买两张隔天晚上的，可是我前头那女人是预购十天以后的票。她身穿毛皮大衣，戴了一堆珠宝，正跟另外一个同样珠宝毛皮一大堆的女人装腔作势地聊着，然后我忽然发现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地址，还知道她和她丈夫九月的某个晚上会外出不在家。”

“今晚就是那晚？”

“没错，”我表示同意，一边伸出手，吸引到玛克辛的注意后便画着圆圈表示要再点一轮，“就是今晚。今晚八点，当科特戏院的幕布升起的时候，马丁和埃德娜·吉尔马丁——现居住地址是约克大道一四一六号6L公寓——会出现在观众席上。”

“买戏票还要提供住址？”

“十天前还不用。总之在她跟她朋友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点信息，之后又自己做了点功课。”

“你打算到那地方上贼工。”

“也不完全是。”

“也不完全是？”

“我只是想想罢了，”我说，“我希望能多几个选择。所以，先前斯托普嘉德提到贼、不在场证明之类的，我起初并没意识到他讲的是书里的内容，还真被他吓了一跳。”玛克辛捧来饮料时我便不说了，然后啜口酒又继续，“重操旧业去做贼并不明智，而且也行不通。我也不能靠偷来维持收支平衡。”

“你能另找个地方开书店吗？”

“除非我搬到别的区。我查过这一带的空屋，目前能找到的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在第九街东端，只有我现在店面的一半大，基本房租是现在的三倍，租约里的增租条款说五年后会把这数字翻两番。”

“那不行。”

“是啊。我也看了阁楼，可我开的这种店需要一楼临街的屋子。我需要路人生意——那种开头浏览特价书的桌子，然后看着看着就走进店里的顾客。要想找到一模一样的店，我非得搬出曼哈顿不可，不过那又何必呢？谁也不会想走进店里。包括我，因为我也不会想上那儿去。我只想待在目前这地方，卡洛琳——离“贵宾狗工厂”两个门面我们也好共进午餐，离“饶舌酒鬼”一个路口我们也好下班以后过来喝个大醉。”

“你这会儿大醉了吗？”

“也许是微醉。”

“嗯，你有这权利，”她说，“而且也可以防止你今晚造访吉尔乎利家。”

“吉尔马丁。”

“我就是这个意思。”

“马丁·吉尔马丁家。如果你姓吉尔马丁，你还会给你儿子取名叫马丁吗？”

“也许不会。”

“最好不要。对孩子来说简直是灾难。”

“哦，至少这样你就不会去捅他们的锁孔。”

“你在开玩笑吧？我工作前从来不喝酒，连啤酒都不碰。现在我喝了多少，三杯？”

“三杯半，事实上。你还喝了我的。”

“抱歉。”

“不用道歉，没关系。”

“三杯半苏格兰威士忌，”我说，“你说我这样还有可能去撬锁吗？”

“伯尼——”

“我连百吉饼都选不出来 [6] 。”

“伯尼，不要这么大声。”

“讲个笑话，卡洛琳。‘我没办法撬锁孔，我连百吉饼都没法选。’听懂没？”

“懂了。”

“你没笑。”

“我想还是回头再笑吧，”她说，“等我时间充裕些再说。伯尼，问题是你讲撬锁的时候嗓门未免太大了。”

“或者选百吉饼。”

“或者选百吉饼，”她同意，“不管讲哪样，音量都需要调整。”

“哦。我没觉得我在吼。”

“呃，也不完全算是吼，不过——”

“不过声音太大了。”

“差不多吧。”

“我倒没发现，”我说，“我现在说话声音很大吗？”

“没有，还行。”

“你确定？”

“确定。”

“都那么大声了自己还没觉得，真有意思。喝巴黎水可没这种效果，这个我可以肯定。”

“我知道。”

“你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吗？”

“二十五美分的硬币？”

“一个圆圆的东西，”我说，“一面是乔治·华盛顿，另一面是只小鸟。大伙儿也管它叫两毛五，没错吧？”

“我想是吧，”她说，“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够吗，伯尼？你想干什么？”

“我想玩点唱机，”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

“饶舌酒鬼”的点唱机里的歌曲风格多样，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会遇到不喜欢的歌。最多的是西部乡村歌曲，不过也有些爵士、摇滚和单张的平·克劳斯贝 [7] 的唱片——《戈尔韦海湾》的另一面录了《亲爱的妈妈》。众多唱片中有两张是有史以来制作得最好的：《无法与你开始》是邦妮·贝里根 [8] 的独唱和小号独奏集，以及由已故的伟大歌手佩西·克莱恩 [9] 演唱的《逝去的爱》。唱片录得棒极了，不用喝醉就能听出其中的味道，不过我得说，喝醉了也无妨。

放唱片时我喝光卡洛琳的酒，第二张放完时我正嚼着冰块。“咱们运气真好，”我告诉卡洛琳，“真是太走运了。”

“怎么说，伯尼？”

“事情完全可能倒过来，”我说，“咱们也许得听邦妮·贝里根高歌《逝去的爱》，听已故的伟大歌手佩西·克莱恩唱《无法与你开始》，那可如何是好？”

“你说得对。”

“不，是你说得对，”我说，“你说我说得对的时候你说对了。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我们俩都说对了。”

“我们俩都说对了，”我说，“天哪，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啊，太奇妙了。”

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手上。“伯尼，”她柔声说道，“我看我们该考虑叫点儿吃的了。”

“这里吗？在‘饶舌酒鬼’？”

“不，当然不是。我想——”

“那就好，因为咱们试过一次，记得吧？玛克辛帮咱们往微波炉里扔了两块墨西哥饼。花了没完没了的时间才等它们冷下来可以入口，只是那会儿饼已经发霉了。”

“我记得。”

“连着好多天，”我说，“我就只会放屁。”我皱皱眉。“抱歉。”

“现在不用道歉，伯尼。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

“我不是为了放屁道歉。我是为提到放屁道歉。听来不太高雅，是吧？讲到放屁。妈的，我又来了。”

“伯尼。”

“我可没说我又放屁了，只不过是我又提到了。平常我可以一连好几个星期不提放屁，可突然好像每讲一句都得提。挺奇妙的，对吧？”

“伯尼，我在想——”

“所以，今晚还是别吃墨西哥饼了。我是说如果我连提到放屁都有顾忌的话——”

“吃印度菜吧。”

“嗯哼。”

“要不意大利菜。”

“也许。”

“或者泰国菜。”

“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我说。一个念头从我的右边溜过，我在脑子里伸出一只脚把它踹开。“不过今晚恐怕不行，”我说，“我有约。”

“你原计划取消和吉尔马丁的约会，”她说，“记得吧？”

“不是和吉尔马丁，是跟‘耐心’。名字很棒，对吧？”

“非常棒，伯尼。”

“真传统，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她表示同意，“她是个诗人，对吧？”

“诗歌派治疗师，”我说，“她是NYU的MSW [10] ，还是NYW的MSU？”

“我想第一遍是对的。”

“也许是BMW，”我说，“毕业于PDQ [11] 。总之，她的职业就是为感情受创的人提供帮助，教他们通过写诗表达内心的感觉。这样谁也不会认为他们疯了，而是把他们当作诗人。”

“有用吗？”

“我想是吧。当然‘耐心’女士自己也是诗人——除了身兼诗歌派治疗师之外。”

“有人想到她疯了吗？”

“疯了？谁说她疯了？”

“没什么。”她说，“听着，伯尼，我想我最好打个电话给她。”

“干什么？”

“取消约会。”

“取消约会？”我瞪着她，“你等等，该死的，等等，”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跟她有约，而我以为跟她有约的人是我。”

“是你跟她有约。”

“不会又是一个丹妮丝·拉斐尔森的故事吧？”

“不，当然不是。”

“你还记得丹妮丝·拉斐尔森？”

“当然记得。”

“她本来是我女朋友，”我说，“可有一天变成了你的。”

“伯尼——”

“就是那样的，”我说，“忽地一下，就变成了你的。”

“伯尼，你能专心一分钟吗？打起精神来。”

“OK。”

“我想打电话给耐心女士取消约会是因为你喝醉了，今晚跟她碰面得不偿失。明白吗？”

“明白。”

“你才刚开始跟她约会，关系还不深入，容易给她留下错误的印象。”

“我有可能放屁。”我说。

“呃——”

“或者提到放屁。所以我最好不要见她。”我深深吸了口气，“你说得太对了，卡洛琳。我这就打电话给她。”

“不行，我来打。”

“你打？你真愿意帮我这个忙？”

“当然。”

“你真好，卡洛琳。你是男人最好的朋友，或者女人的。你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卡洛琳。”

“给我她的电话号码，伯尼。”

“哦，”我说，“对。”

她走开了，几分钟后又回来。“好了，”她说，“我告诉她你肚子疼，医生说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我说看来你是午餐的墨西哥饼吃坏了肚子。”

“而且咱们知道这个说法行得通，对吧？”

“她表示了同情，伯尼。这人好像不错。”

“她们看来都好像不错，”我沉着脸说，“然后你就开始认识她们。”

“我想这只是一个方面。伯尼，这些酒是哪儿来的？我们可没点啊。”

“一定是奇迹出现的。”

“是你点的，”她说，“你趁我打电话的时候点的。”

“还是奇迹。”

“伯尼——”

“别担心了，”我说，“要是你喝不下，全给我。”

“哦，天哪，”她说，“这可不行……伯尼，那是什么曲子？”

我竖起一只耳朵。“《戈尔韦海湾》，”我说，“已故的伟大的平·克劳斯贝在唱，是我点的。”

“我说呢。”

“我发现玛克辛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我说，“一面是华盛顿，另一面是只鸟。我用一块钱换了四个。”

“听来应该是这样。”

“呃，不知道。不过这样她可怎么维生呢？就像《B：窃贼》只卖八十六块六一样。她怎么付得起房租？天哪，《戈尔韦海湾》真是太好听了，对吧？”

“不对。”

“呃，你会喜欢下一首的，《亲爱的妈妈》。”

“哦，天哪。”她说。

[1] 原文为“F”Is for Stop，f/stop是摄影中的用语，表示光圈，这里是伯尼和卡洛琳在调侃，下面的G也是同样的情况。苏·格拉夫顿的原书名分别为“F”Is for Fugitive和“G”Is for Gumshoe。

[2] 金西·米尔虹是苏·格拉夫顿笔下“字母系列”的主人公，一个女私人侦探。

[3] 原文为“H”Is for Preparation，这里依然是在调侃，美国有种通便药的名字叫Preparation H。格拉夫顿的原书名为“H”Is for Homicide。

[4] “出柜”的英文是come out of the closet，“没出柜”叫in the closet，这里卡洛琳是借用了这个短语中的“柜子”一词。

[5] 英文中常用“扔一块石头”（a stone’s throw）来表示距离很近，这里作者便利用了这个短语。

[6] “选百吉饼”的英文是pick bagels，与“撬锁”的英文pick locks动词相同。

[7] 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1903—1977），美国的超级歌星、笑星和影星，连续十四年被评为全美十大明星之一。

[8] 邦妮·贝里根（Bunny Berrigan，1908—1942），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

[9] 佩西·克莱恩（Patsy Cline，1932—1963），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10] NYU，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英文缩写；MSW，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aster of Social Work）的英文缩写。

[11] PDQ，这里是伯尼自己编的，意思是“真他妈的快”（Pretty Damn Quick）。

3

“房租只是部分原因，”我说，“还有别的。我想念破门而入的感觉。有时候我会忘了我究竟有多想念，可是只要有什么事让我感到焦虑，呃，这个惯偷可就会立刻想念起这种感觉来。”

“你想念的是什么，伯尼？”

“刺激感。我一进别人家就会亢奋起来，其他任何体验都无法与之相比。你搔搔门锁，挑逗着把它打开，然后转动门把，溜进半掩的门，最后终于登堂入室，那感觉就像在尝试别人的生活。你成了金发姑娘 [1] ，坐遍所有椅子，睡遍所有的床。你知道，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三只熊为什么要大发脾气？家里来了一个这么可爱的金发小女孩，睡得像只小绵羊。我还想着它们也许会收养她呢，可它们个个气得发疯。我真搞不懂。”

“呃，她没有尽到做客之道，伯尼。她吃了它们的食物，记得吧？还压坏了熊宝宝的椅子。”

“不就一碗难喝的粥嘛，”我说，“而且她喝粥的时机还真不赖，记得吧？如果等到小熊回家，小麦粥就太凉了，熊妈妈的粥也一样。还有，既然你提起来了，我得说说那把椅子。我一直在想，那是一把什么样的椅子？能撑得住熊宝宝的重量，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坐上去它却垮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瘦弱的小姑娘，伯尼？也许她胖得像猪。你看她是怎么一头扎进粥里的。”

“我看过的插图从没有一幅把她画得像猪。要我说，是椅子出了毛病。当时不管谁坐上去，它都会散架。”

“所以你是这样理解《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对吗？椅子有问题？”

“肯定是。”

“这倒是一个全新的解释，”她说，“我喜欢。照这么说，她还可以告人家刻意疏忽呢。”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她的确可以提出申诉。”

“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一路跑回家。她想在律师下班以前打电话过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伯尼。你证明了你的论点。”

“什么论点？”

“你的灵魂里还有贼的特质。除了天生的贼，谁会这样解读这个故事？”

“刻意疏忽可是你想出来的，”我说，“而且只有天生的律师才会——”

“小心你的嘴，伯尼。”

“重要的是，”我说，“总的来说我很诚实。顾客忘了拿找零我会把他们叫回来，服务员忘了算甜点的费用我会提醒他。”

“这我亲眼见过，”她说，“总觉得莫名其妙。要是公共电话多找了二十五美分你会怎么做？换成邮票寄过去？”

“不，我会留着。不过我从不在商店顺手牵羊，还按时缴税。只有入室洗劫的时候我才是个真正的罪犯。所以我不是天生爱偷，不过我想你说得没错，我看我是天生的贼，就爱闯空门。‘天生的贼’，这个文身对我太合适了。”

“别文身，伯尼。”

“嘿，别担心，”我说，“我还没醉到那个程度。”

“你绝对醉了，”她说，“但不要文身。”

说实话，我根本没醉。我们坐在汤姆森街上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相当不错的意大利餐馆里，在华盛顿广场以南两个街口。我们放弃了印度菜和泰国菜，因为我觉得我的胃无法消受——至少在卡洛琳谎称我肚子疼之后不行。（当然，墨西哥菜就根本不用考虑了。）从“饶舌酒鬼”一路过来，新鲜空气让我清醒了许多，再加上一大盘茄汁大蒜肉酱意面、两杯浓缩咖啡，目前我已经非常接近正常状态了。

九点十七分时，卡洛琳用手在空中比画着招来服务员。我知道时间是因为当时我瞄了一眼手表。“还早，”我告诉她，“你还要杯浓缩的吗？”

“刚才那杯我都不想喝，”她说，“算了，我想回家，检查猫咪喂邮件。”

“检查猫咪喂邮件？”

“我是这样说的吗？呃，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管他是什么，反正我要去做。该回家休息了。”

“我懂你意思，”我说，“我再打个电话就走。”

“别，伯尼。”

“嗯？”

“如果你是想找耐心女士的话就不必了。我已经帮你取消了，记得吗？”

“历历在目。我不是要打给她，不过就算是也没什么吧？”

“别打。”

“原先忽然到来的各种疼痛，一眨眼又全好了，奇迹般复原。你觉得这主意不好，嗯？”

“听我的没错。”

“我想你是对的。她可能认为我根本就没生病，说不定还约了别的女人。其实，她这么想也没错，对吧？”

我起身从服务员身边走过——他正在跟一堆数字较劲——然后拿起电话。我回到桌子边时，卡洛琳正对着账单皱眉。“我看应该没错，”她说，“瞧这笔迹，这人应该去当医生。”我们付了各自的账，她问我电话打了没。“因为你去打电话的时间并不长。”她说。

“没人在家。”

“哦。”

“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拿回来了，我可没多拿，没有出现两难的道德困境。”

“很好，”她说，“我们都该回家休息了。”

我们往西走，穿过第六大道。在一条小街上经过一家安静的酒吧时，我提议进去再喝一杯。

“这种地方？我没进去过。”

“我也一样，也许还不错。”

她摇摇头。“我在门边探头看过，伯尼。里面全是穿着从廉价商店买来的长外套的老家伙，小心翼翼地隔着几张板凳坐着。我觉得他们是在看色情电影。”

“哦。”

“而且估计我们也进不去，伯尼。咱们都没进过戒酒中心，我觉得那是入场条件之一。”

“哦。那下一个拐角的那家店怎么样？受虐儿酒吧。”

“全是大学里的毛孩子。吵吵闹闹的，每个人都洒了满身的啤酒。”

“你可真难伺候，”我说，“这家太静，那家太吵。”

“我知道，我比金发姑娘还挑剔。”

“那里有部电话，”我说，“我再打一次。”我试了，没人接，而且这次我连硬币也没能取回来。我照例用手掌在电话侧面狠狠拍了几下，它还是紧紧咬住硬币不放。

“见鬼，”我说，“我讨厌这种事。”

“你打去哪儿了？”

“吉尔马丁家。”

“他们在戏院，伯尼。”

“我知道，要到十点三十八分才结束。”

“你还真做过研究，是吧？”

“呃，难度不大。那出戏我看过了，记得吧？所以我只要在落幕时看看手表就行。”

“那你干吗打过去？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伯尼？你说了不去他们公寓的，记得吧？”

我点点头，垂下眼睛看着人行道，好像指望能找到我的硬币一样。“所以我才打电话。”我说。

“我不明白。”

“只有等他们到家，”我说，“我才放得下心——才能避免冲动行事招来危险。而且只要我身边有人，一起吃个饭或者喝杯酒或咖啡，灾祸就不会上身。我早先跟耐心女士约会的原因就在于此。原想会跟她耗到他们看完戏回家，我也就可以踏实睡觉了。”

“除非好运上门。”

“只要我能安然度过今晚不犯案，别的好运我都不需要。我原想在书店打烊后喝上一杯可以确保安全，结果喝得有点过于安全了，还得麻烦你帮我取消约会。这一点我很感激，别误会，因为我那副德行没法见她，可是现在——”我看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那场戏得再过四十分钟才会结束，而且天知道他们之后还要干什么。如果他们去吃夜宵呢？说不定会再过好几个小时才回去。”

“可怜的家伙。”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胳膊上，“你还真吓坏了，是吧？”

“我这是小题大做，”我说，“不过我确实有些焦虑。”

“那就陪我走回家吧，”她说，“你可以喝酒、喝咖啡、看电视。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每五分钟打个电话到吉尔马丁家，而且还用不着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如果他们回家很晚的话，你就在我家沙发上过夜。怎么样？”

“听来很棒，”我说，“感谢上帝你是个同性恋。”

“嗯？”

“因为像你这样的至交好友我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可如果你爱男人的话我们就会结婚，然后就会以悲剧收场。”

“通常是这样的，”她说，“走吧，伯尼。咱们回家。”

***

十二点差一刻时我第无数次拿起卡洛琳的电话——或者是无数个无数次？我戳戳重拨键，挂断前听了半打铃响。

“真奇怪，连个答录机都没有。”我说。

“也许他们有过，”她说，“后来有个贼闯进去偷走了。你准备睡觉了吗，伯尼？我这就打算上床了。”

“恐怕咖啡的效力发作了。”

“紧张焦虑，嗯？”

“有点。你睡吧，我自己在黑暗里坐坐就行。”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电视上：查理·罗斯 [2] 正对着一个学问惊人、便秘严重、态度严肃的家伙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一边看电视，一边隔五分钟便攻击一次重拨键，第四或第五次时，终于有人接听了。是个男人。

“吉尔马丁先生？”

“是的，你是哪位？”

“哦，感谢上帝，”我说，“我都开始担心你了。”

“你是哪位？”

“一个完全为你利益着想的人。听着，你这会儿在家了，这很重要。演出怎么样？”

电话里传来用力吸气的声音。然后他说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我的表是十二点过九分，不过最近快了一分钟左右。喂，轻松点，马丁。我只是想祝你和埃德娜万事如意。现在你上床休息去，好吗？”

我挂上话筒，扭头看见卡洛琳正对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好吧，我是得意忘形了，”我说，“跟马丁开了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呃，我看他欠我一份情。我为了让他家避免今晚被闯空门耗费了多少心神！”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走了吗，伯尼？其实不用，你可以留下过夜。”

我考虑了一下。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如果留在卡洛琳在西村的公寓过夜，明早可以步行去上班。不过我还是决定早上应该换上干净的衣服，还有今晚我要睡自己的床。

致命的决定。

几名醉酒的游客在哈得孙街抢先我一步跳上了一辆出租车，这时我做了第二个致命的决定。见鬼！我不坐车了！我决定到谢里丹广场去搭地铁。我坐到上城七十二街，买了份最新的《纽约时报》，站在路边等着绿灯亮起，好走回家看报。

“抱歉……”

我转向那声音，眼前是个身材窈窕、留着暗色头发、长着心形脸蛋的女人。她五官均匀小巧，肤色柔嫩得像洗面乳广告，穿着深色上班套装，戴一顶红色贝雷帽。她很漂亮，而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她是在帮都会卖花筹款的话，我会大失所望的。

“我实在不想打扰你，”她说，“可你就住这附近，对吧？”

“对。”

“我想也是。你看上去很面熟，我肯定在这附近见过你。说来可笑，我刚才下了公共汽车往家走，感觉有人跟踪。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像演肥皂剧，可这感觉没错。而且我住得很近，叫出租车好像没必要，再说……”

“我陪你走回家好吗？”

“你愿意吗？除非完全不顺路。我住七十四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口。”

“我也住西端大道。”

“哦，太好了！”

“在七十一街。”

“哦，”她说，“那你就得特意多走两个路口送我，再走两个路口回家。多走四个路口。不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当然可以。别人要我做的常常还远不止这些呢。”

“你确定？有出租车来了。要不我们坐吧？”

“就两个路口？还是节约点吧。”

“呃，你陪我走到西端大道就行了，”她说，“然后我只要自己走过那两个路口，而且——”

“别再说了，”我说，“我一直陪你走到家。真的没关系。”

致命啊，致命。

她告诉我，通常她不会这么晚回家。今晚有课，下课比平时晚了点，之后又跟几个同学出去喝咖啡，大家聊天聊得忘了时间。

我问她都聊些什么。

“什么都聊，”她说，“开始是谈到我们早先排过的一场戏，之后又说起体验派表演法的种种道德问题，然后，呃，从一个话题岔到另一个话题，没完没了。”

通常都是这样。“你是演员。”

“嗯，是修表演课，”她说，“也许算是演员吧，不过现在说这个还太早。这就是我上这个课的原因。我想知道答案。”

“而与此同时——”

“我是律师。只是这样说也不太贴切。我其实是律师助理，目前在攻读法律专业准备当律师。每周一三五到曼哈顿法学院上课。”

“星期四上表演课？”

“星期二和星期四。”

“白天你做律师助理？”

“对，一星期五天，朝九晚五，在哈伯与克罗威尔事务所。不过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要我周六也去，我也几乎都到。你或许觉得我的时间表实在排得太满了，没错，可我喜欢这样——至少现在如此。这阵子几乎没什么空余时间，不过我很愿意这样。我知道这些都是私事，而且人们通常也不会跟陌生人谈自己的事。不过我有点害羞，也许该说是有点怕生，再说反正你也不算陌生人，因为你就住在这一带。再说这里是西端大道，如果你没有绅士风度的话我们早就各走各的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可话说回来你哪有机会开口，对吧？都是我在不停地讲。我叫格温多林·库珀，你是……”

“伯尼·罗登巴尔。”

“伯纳德的昵称。不过大家都叫你伯尼？”

“通常是这样。”

“格温多林就有好几种选择了。我可以叫作格温、温蒂或者就叫琳。”

“或者多尔。”

“多尔？哦，第三个字。多尔·库珀。或者朵莉 [3] ，不过不行，真的不行。多尔·库珀。你能想象这名字出现在戏单上吗 [4] ？”

“总比出现在法学学士文凭上要容易想象。”

“哦，恐怕那上头得写‘格温多林·比阿特丽丝·库珀’才行——假如我能坚持到那时候的话。多尔·库珀。你知道吗？我喜欢这个名字。”

“它是你的了。”

“对，我就是多尔。你做什么职业，伯尼？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我卖书。”

“就像多尔顿或者沃顿书店那样吗？”

“不，我自己开店。”我告诉了她店名和地址，这才发现她的最大幻想就是自己开一家二手书店。

“而且还开在格林尼治，”她说，“听来真是太完美了。你肯定很喜欢。”

“确实如此。”

“每天上班的路上，你嘴里一定都哼着歌。”

“呃——”

“要是我就会。啊，我就住这儿，有遮阳篷的那幢。你真要陪我走到门口？我原来还在想如今真正的绅士都到哪儿去了，看来他们在格林尼治卖书。”

门卫坐在一把折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本八卦杂志。他在看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暗示外星人和加州的彩票之间有某种关联。“嗨，艾迪。”她说。

“哦，你好呀。”他说，眼睛都没抬。

她扭过头，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然后又扭头看着门卫。“艾迪，你知道纽金特夫妇什么时候回来吗？”这次他抬头了，一脸茫然。“纽金特夫妇，”她说，“住在9G的。”G是G点的G，我想着。她又说：“他们去欧洲了。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吗？”

“哦，这可问住我了，”他说，“你得问那几个值白班的。”

“我总是记不住，”她说，也许是对我说的，因为八卦杂志又占据了门卫的注意力，“我早上从这里出去的时候脑子一片茫然，只知道找地铁站。哦，天哪，看看现在的时间！明天早上我会比平时更茫然的。伯尼，你真是天使。”

“你是多尔 [5] 。”

“我现在是了，这得谢谢你。”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然后踮起脚，吻了吻我的嘴角，便消失在大楼里。

然后我往南走了三个街口，朝我家的夜班门卫点了点头，也得到了个点头作为回报。自从发现我每次半开玩笑般地练习西班牙语的对象原来是阿塞拜疆人以后，我对门卫就没那么热情了。现在我通常只是点点头，他们也是一样，现在大家真正需要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这样了。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公寓，在黑暗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像是立在高台上准备跳水。

呃，至少我可以再朝边缘移一点，甚至把脚趾钩在上面。

我打开灯忙活起来。我脱掉脚上的富乐绅 [6] ，套上一双旧跑鞋；然后从卧室柜子里的小夹层掏出一串像钥匙一样的工具——虽说不是钥匙，不过只要落到合适的人手上，它们完全可以发挥钥匙的作用，甚至更多。我把它们放进口袋，又塞了一支光束很细，并且照不远的手电筒。接着我来到厨房，在放塑料袋和铝箔的抽屉里找到一卷一次性塑胶手套，医生和牙医都喜欢用这个，更别提那些把拳头当成动词使用的人了。

我以前都用橡皮手套，把掌心部分划开以便透气。可是你得跟着时代前进。我撕下两只塑胶手套，塞进口袋。

我今天一直都穿着蓝色开领衬衫，外罩棒球夹克配上卡其裤。现在我加了条领带，再把棒球外套换成海军夹克，又从梳妆台抽屉里抓了副听诊器塞进夹克口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耳塞无意间稍稍露出来一点，只有敏锐的眼睛才能看到。

出门前我又花了一分钟查看白页电话簿里住户的号码。不过我没打。不能用我自己的电话拨号。

一点二十四分，我收拾妥当、志在必得，离开我住的大楼走向七十二街，然后多走一个街区来到我遇见多尔·库珀的路口。我往投币孔塞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拨了我刚才查到的号码。

四声铃响。然后是电脑合成的人声，请我留个口信给琼或者哈伦·纽金特。我挂上电话，迈上百老汇大道走向七十五街的韩国熟食店，买了满满两袋子东西。我专挑又轻又大的物品——三盒麦片、一条吐司，还有几卷纸巾。没必要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

出了商店后往左，走过一个街区回到西端大道，再次向左，走到七十四街转角处她住的那幢楼。还是同一个忠实的门卫。“嗨，艾迪。”我说。

这次他抬起头来。他看到一个穿着讲究的家伙，一整天都在忙着摘除脾脏，在享受短暂但应得的休息前要先完成最后一点家务琐事。他有没有注意到听诊器从我侧面的口袋探出头来？如果注意到的话，他知道那是什么吗？你和我都只能猜测。

“嗨，你好呀。”他说。

我轻松地过了他这关，上楼拜访纽金特家。

[1] 金发姑娘（Goldilocks），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她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一间房子，房子的门开着，于是便进去查看一番。

[2] 查理·罗斯（Charlie Rose，1942—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3] 多尔（Doll）是朵莉（Dolly）的昵称。

[4] 有一部舞台剧叫《哈啰，朵莉》。

[5] 多尔（doll）有洋娃娃的意思。

[6] 富乐绅（Florsheim），美国皮鞋品牌，一八九二年诞生于芝加哥，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男鞋品牌。

4

电梯气喘吁吁地将我送到九楼，仿佛多年前在转换成自助电梯的手术中耗尽了元气。终于进入了方便我行事的空荡荡的走廊，往右转，经过门上标着9D和9C的两家，然后发现走错了。我又向后转，经过电梯，远远地看见走廊尽头的那扇门上标着9G（Goldilocks [1] 的G）。我走到那里，把手上的两个购物袋分别放在黄麻门垫的两旁，凝神静思，想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世事难料。也许纽金特一家提前回来了；也许哈伦的小工厂给他发了个紧急通知；也许琼思念她的龟背竹，一小时也不能忍受了；也有可能是多尔·库珀弄错了公寓号，他们其实是住在楼下的8G——就在刚离开公寓牵着他的罗特韦尔犬出去散步的功夫大师楼下。

我拿出听诊器，把听筒塞进耳朵，把另一端贴在门的正中心，仔细听着。

你不会以为听诊器只是个伪装吧？如果我只是打算冒充医生，我会拎个旧的公文包假装登门看病。我用听诊器的目的和医生一样，是为了探知内部情况。

如果9G是个人的话，我会合上他的眼皮，再往他脚趾上挂个牌子，因为我一丝声响也没听到。

不过这到底能说明什么？纽金特夫妇有可能在睡觉。功夫大师有可能在睡觉。连罗特韦尔犬都有可能在睡觉。

让他们睡，我这样告诉自己，你不需要到这里来，为了追求快乐而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你可以拎着你买的东西回家去。那些吐司和麦片你可以自己吃掉。谁知道，说不定你真的会爱上乔古拉伯爵麦片，而且纸巾经久不坏，可以像水果糖一样在货架上放一辈子。所以——

我按下门铃。

其实发出的是哔哔声，在听诊器的帮助下我听得……呃，跟哔哔声一样清楚。我缓缓放开按钮，听着那寂静的声音，然后再次按下，这次时间长一些，然后倾听更多的寂静。

低沉的门铃声这会儿也安静下来。接下来可就一帆风顺了。我把听诊器放回口袋，拿出一小串探针工具开始办正事。

这是天赋。有的人擅长接弧线球，有的人擅长数字游戏。

我擅长开锁。

谁都可以学。我教过卡洛琳一次，很快她就可以不用钥匙打开她公寓的门了。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那些努力学过的人，即使是靠这个行当汲汲营生的人——撬锁可是劳心劳力的事。你撬啊摸啊挖啊，就好像打算让锁烦到不胜其扰投降为止，你忙到手指麻木、两手抽筋，而且没准你会干脆说声“去死”，索性把锁弄坏，或者稍微往后退些一脚把门踹开。

除非你恰好有这种魔指。

纽金特家的门有两把锁。一个是普拉德——你有可能看过广告，他们保证无人能开。另一个是雷布森——没有什么保证，不过确实牢固可靠。

两把锁总共花了我不到两分钟。

怎么说呢？这就叫天赋。

严格说来，我不觉得这叫破门而入。如果你真的精于此道，根本不用破坏任何东西。

除非有防窃警铃。如果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接上电源的门或窗户，就会切断电流。这时通常会响起高八度的哀鸣，而且你会有一定时间——通常是四十五秒左右——找到键板输入密码，告诉系统你有权出现在这个地方。过了这个时限你就会得到全面的礼遇，包括铃声和口哨声，然后几名保安人员便会带着武器出现。

当然，到那时候，任何头脑正常的窃贼都已经奔回家里了。

我深吸一口气，转动门把，然后打开门。

没有警铃。

呃，这一点其实我无法确定。还有一种叫无声警铃的东西。打开门后没有警告性的哀鸣，除了天籁之声外没有半点动静。键板藏在某个地方，但是你不知道要去寻找，于是四十五秒钟后，一切都晚了，因为此时警铃已经通到了保安公司的办公室，他们会在你往枕套里塞珠宝的时候携枪现身。

问题在于，目前几乎没有人安装无声警铃——除了将它当作后备系统。安装防窃警铃的目的在于把贼挡在门外，而不是等贼上门再伺机抓住。说来还真汗颜，窃贼通常只想轻松捞钱。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使命感。万一破坏了系统，听到昭告天下的警报声，大多数贼就会夺门而去。有的人——包括打破窗户或者踢门而入的瘾君子和小混混——会花几分钟顺走一台收音机或者翻翻梳妆台的顶层抽屉，然后离开。

如果唯一的警铃是无声型的，贼就不知道它的存在——毕竟，这就是警报的目的所在。于是贼就会做他该做的事，如果他是瘾君子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话，也很可能会在武装保安出现之前就离开了。就算交通不拥挤，警方做出回应也需要些时间，当然如果堵车的话就不用再往下想了。

除此之外，无声警铃对屋主来说也很麻烦。既然它没声音，也就没法提醒你应该按下密码。过了一段时间你自己便忘记了，于是保安人员会在你忙着调台看列诺或雷特曼脱口秀时登门造访。这种事情只要发生几次，你就会连警报密码都懒得设了。

我拿着购物袋跨过门槛，进入破门而入的阶段。我用身体把门撞上，阻断了来自走廊的光。现在我所站的地方黑漆漆的，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天哪，这感觉太棒了！脉搏加速，指尖刺痒，胸膛放松，不过这可远远不足以描述我在这种情况下的感觉。我跟卡洛琳说过这种刺激和亢奋，但其实远不止于此。满足感包围着我，似乎这就是我存在于世的理由。我是个天生的贼，现在正在做贼，原先我怎么会想到要洗手不干呢？

我放下购物袋，戴上一次性手套。我拿着那个细小的手电筒，结果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于是一边诅咒黑暗一边趴在地上摸索，终于找到了。我按亮手电筒，然后站起身来借着那道细长的光线在公寓里转了一圈。确定每扇窗户的窗帘都拉上后，我打开几盏灯，再次谨慎地巡视这块领地。

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就像乡绅骑马巡视自家的地盘。不过做这事有个方法。很久以前，我在东六十七街一所高档公寓的客厅偷东西时，公寓的主人已经躺在另一头的卧室门口死了。他是死于——我不得不说——非自然因素：有人谋杀了他。警察偏偏就在我忙着拿东西的时候出现，毫无根据地将我列为最可能的致死原因，害我折腾了很久才洗清罪名。

这种事不会有谁想再经历一次，相信我。从此我学会了进门做贼首先花点时间四处搜寻一下有没有尸体，当然从来没有找到过。它们就像警察和出租车一样，想找的时候永远不在。

结果我找到的是被房地产经纪人称为经典六间的套房——这在上西区的战前公寓中并不少见。进门一个玄关——我之前在此摸索过我的手电筒——里面是一间客厅、一间正式的餐厅、一间有窗的厨房、两间宽敞的卧室：一间摆了两张单人床，另一间显然是客房兼琼·纽金特的工作室，里面的画架上有一幅完成了一半的画作——穿着小丑服的男子正在吹奏牧神之笛。巴勃罗·毕加索，你不行了哟。

算上玄关，这里正好是六间房，不过我觉得这么说也不准确，因为厨房过去还有一间屋子。我不知道原先是做什么用途的，估计是餐具室吧，要不就是用人房。现在它是哈伦·纽金特的小窝。里面有一张书桌，上面放了电脑和数据机，书柜里大都是科幻惊悚小说，以及《如何从即将来临的冰河期中获利》之类的非虚构类图书。书桌上方挂了一幅乡间景色画，我看得出那是纽金特夫人的作品。

我得承认，有那么一会儿，我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这套公寓宁静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屋里挂着厚重的布幔，厚厚的地毯上点缀着东方情调的小毯子，房里装饰着法式家具、壁灯、老式的墙壁嵌线和天花板上的圆形浮雕，外加墙上艺术——手工上色、描绘远方景致的钢雕制品，以及纽金特太太从廉价商店里弄来的那些具有奇怪安神作用的丙烯画。我怎么就不能好好地享受这一个小时非法闯入的愉悦呢？尽情享受过之后，我怎么就不能让屋里保持原样离开呢？

我想这是因为拍照留念式的狩猎远足虽然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可是对天生的猎人来说未免有些乏味。我可以说服自己把纽金特公寓当成国家公园，只拍下景色，只留下脚印，不过这不行啊。我是贼，凡是有资格被称为贼的人都不会将空手而归的夜晚称为丰收之夜。

于是我便开始工作了。我从厨房入手，先将购物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将上面的指纹擦干净后又将它们放进橱柜（也许纽金特夫妇会喜欢乔古拉伯爵）。然后我开始检查冰箱，里面没有任何容易腐坏的食品——这表示琼和哈伦会离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里面——哦——也没有任何现金，冷冻库里也一样。很多人喜欢把现金放在冰箱里，我觉得这里倒也不比别的地方差——至少在众人都开始如法炮制以前。不过纽金特的冰箱没有冷冻的钞票，于是我便转移了阵地。

厨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柜子上有一套八件组的蓝边白瓷小罐，上面的图案是荷兰风格的——风车、郁金香、脚踩冰刀的男孩、头顶汤碗发型的胖脸女孩。有个容器里面放着三十美元左右的零钱，可能是用来给送货员的小费吧。我把钱留在原处没动。

哈伦·纽金特小窝里的那张书桌有个抽屉上了锁，我首先就向它出击。锁通常都没什么复杂的，眼下这个则更是个小玩具。抽屉里有本日记，我想上锁的目的是要避开纽金特太太的双手。我看了几页，希望能看到些情色内容。如果仔细找的话说不定真有，不过我翻的那几页正巧没有，我只看到了哈伦·纽金特个人有关生死的思考笔记，立刻把这小本子像块烫砖头一样扔到了一边。洗劫他的公寓对我来说已经是在侵犯个人隐私，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再去打劫他的灵魂。

曾经锁着的抽屉里除了日记以外，还有三个比一般信封稍大的牛皮纸信封。第一个里面是份保单，第二个里面是一份遗嘱，这两样我都是看了一眼就把它们各自放了回去。我差点懒得打开第三个——而这将会是一个错误。里面装满了钞票。

全是百元大钞，厚厚的一沓。我脱下手套，飞快地数了一遍，心想留下指纹也没什么。这些钞票会跟着我一起回家。

总共八十三张，外加一张孤零零的五十美元。八千三百五十美元无迹可查的旧钞。是老哈伦不想报税的私房钱？或许有完全合法的解释。毕竟，拥有现钞在美国还属合法。

呃，如果是没报税的收入，纽金特可就不用再承受压力了。我把钞票塞进口袋，空信封放回抽屉。

之后我又拿出工具将抽屉锁好——纯属炫耀。

我挪动了很多挂在墙上的画，但没找到任何暗藏的保险箱。也没在壁炉边找到半块松动的砖头。事实上我并没有真的期待能找到保险箱或者藏宝贝的夹层——如果有的话，那八千三百五十美元就会藏在那里，而不是在用根修眉钳就能轻松打开的书桌抽屉里。

餐厅的一个边柜里有不少漂亮的银质餐具——看样子是英式风格，我估计是乔治王朝时期的。抽屉里还有更多同样的东西。多年来我认识了三个收购精致银器的好顾客。一个死了，一个在吃牢饭，第三个两年前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他可能有时还会买下不配套的有盖汤碗，不过你可不会想拖着一堆银质赃物上飞机。怎么才能带着它们通过金属探测器呢？）

我没有动银器，也没有动那些优质的蕾丝和亚麻餐巾，而是走到主卧室——纽金特太太把她的珠宝放在安妮皇后梳妆台上的迷你铜把手盒子里。盒子有个锁，不过她没用，说明她还是很明理的。眨眼的工夫我便能打开箱子，不过比较粗俗的贼会把东西整个儿塞到腋下，回到家再慢慢开锁。

有些人像我精通锁类一样精通宝石。他们一眼就能知道那是来自南非的戴比尔斯集团还是出自网上购物中心号称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的赝品大拍卖。天青石和方钠石的差别在哪里，尖晶石和红宝石有何不同，他们一看便知，而我连琥珀跟塑料珠子或者赤血石珠跟钢珠有什么区别都说不清楚（虽说其实没什么区别，全都不值得偷，不过总该懂得分辨吧）。

我没这个天分，不过这种玩意儿如果你偷过几次，便会琢磨出哪些该拿哪些该舍弃，这其中可有奥妙。如果无法决定，就全拿走。我放弃了显然是赝品的珠宝。比如说，那里有条项链，上面巨大的宝石如果是真货的话就应该是克洛普曼钻石。有的耳环是非洲珠子制成的。我拿到了一些好货，也可以详细描述它们的外观，甚至提供八九不离十的估价，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后来的事将证明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

在纽金特公寓待了半个小时后，我准备离开了。我没有睡过一张床也没坐坏任何一把椅子，而且搜索一遍也没见着小麦粥。我将珠宝、一块表和哈伦的几个袖扣分别塞进两个塑料袋，然后将它们分别放进我带来的购物袋里。珠宝分别放在长裤正面的两个口袋里，现金插进外套衬里的胸前口袋，听诊器收进外套正面的口袋，工具和手电筒则乱塞一气——从侧面看我或许有点畸形，不过总算是腾出了两只手。

我在公寓里进行最后一次巡礼，并不是期待更多的战利品，而是要确定我此行没留下痕迹。我有洁癖。就在我准备结束今晚漫长的工作时，目光偏偏落在一扇先前我没注意到的门上。另一个衣橱？这地方满是衣橱，可里面没半样东西值得偷。

这扇门不肯让步，而且找不到锁孔，因此也无锁可撬。这门会不会通向一间封死的公寓——很久以前属于同一住家，后来分割成两间相连公寓，才留下了这样的痕迹？看来不像。这门设在客房——也是纽金特太太工作室——的墙边。同一面墙上还有一扇门通向一个落地大衣橱，而且不久之前我刚刚进出。难道这衣橱延伸了整个房间的长度，而其中一扇门是因为某种暧昧不明的理由才被封住的？

我检查了一下，这衣橱既深又宽，不过只延伸了半面墙。封住的门难道通向隔壁公寓某个衣橱的后端？这种做法看似怪异，不过老建筑保留着怪异分割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不是不可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呃，这事引人好奇，仅此而已。而我这人天生好奇，可不管好奇会把猫怎么样。

我掏出一串工具，选了一条四英寸半长的钢片。我走到神秘之门跟前，把钢片插进门和门框之间。我把手举到门顶，然后往下。一路下滑到我腰部以下几英寸处才遇到阻碍——正是预计会碰上锁的地方。我缓缓拉出钢片往下划，循着轮廓勾出门闩的外形。再往下，钢片便一路通行直抵地板。

事情愈发让人好奇了。如果你把一间公寓隔成两间，你不会关了门拉上门闩就了事。旅馆的相邻房间为了保持互通，这种做法自然可行，不过如果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你通常不会这样做。再说了，你至少会在门框四周封上石膏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点：这锁不是从五金店随便买来的加装门闩。它可是固定在两英寸厚的门正中，也就是说，这把锁阻隔的是只能从里面开关的房间。衣柜没有这种锁。

浴室则有。

是的，当然。主卧室有专用浴室，玄关附有半身洗浴设备，所以这第二间卧室也附带浴室就说得通了。应该没错，又一间浴室，可如果想偷毛巾的话，我会上五星级的华尔道夫酒店，所以让它见鬼去吧，这下我只要——

慢着。

空荡荡的公寓里一间反锁着的浴室？

我回到门口，双手四处摸索，好像要估算出它散发的磁场能量一样。门旁墙上有个齐肩高的开关。我按按开关。卧室没有灯光亮起或熄灭，浴室里也看不出动静。门底下没透出亮光。

我再次按下开关，消掉我原先可能制造出来的结果。我找到一把椅子坐下，看着琼·纽金特未完成的画作上可怜的小丑。早先我巡视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悲伤。这会儿他看上去很困惑。

那里面有人吗？我按下哔哔铃时可能给了他警示，而他回应的方法就是……就是把自己锁进浴室？

怎么会有人这样反应？

呃，也许我不是第一个造访的贼。有一次，我正在一个地方翻箱倒柜时偏偏有人闯入，搞得我进退两难无法脱身。当时我没把自己锁进浴室，可如果当时我想到这一招，说不定我真会付诸实施。

不过这套公寓看起来像不像有其他贼来过？不可能。

只是……

逻辑，我在想。其他一切全行不通时，试试逻辑。

好吧。有两个可能。浴室有人，要不就没有。有的话，会是谁？纽金特吗？

假设你是纽金特，或者随便哪个有合法权力出现在纽金特公寓的人，三更半夜如果门铃响起，你也许决定应门也许决定不理它。不过如果你没上前开门或者至少看一下猫眼的话，你会把自己锁进浴室吗？

你不会。

因此如果有人反锁在里面，肯定是个不属于这里的人，而且必定会摸黑在里面闷上半个小时以避人耳目。我这会儿只要闪身出门回家，让这位神秘访客继续保持匿名。藏在里面的人肯定知道我的存在，如果我一走他——或者是她；上帝啊，说不定是多尔·库珀正打算开始她的第三职业——便可以从容地开始他（或她）的美好时光。这里有银器，外加装在风车小罐子里的三十几美元，还有或许是被我误看成赝品的克洛普曼钻石。

我在公寓里转了一圈，关掉所有的光源。很快整个屋子里除了玄关的顶灯外全部暗了下来。最后我熄掉了那盏灯，打开前门把头探出走廊。

然后我又缩回来，把门关好，蹑手蹑脚地穿过黑暗的公寓，连笔状手电筒都没用。我无声地慢慢走回客房，站在那里连大气都不敢出，等着浴门打开。

十分钟过去了——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长的十分钟。时间一分分爬过，浴室里显然没人。

那门为什么要上锁？

里面是什么？

还不就是那些东西，我告诉自己。一个洗手槽、一个浴缸，也许还有一个淋浴间。一个马桶。一个医药柜。回家去吧，我催促自己。不管里面是什么，让它们待在那里好了，谁在乎？

我在乎，显然。

因为我打开灯之后——为的是至少可以看清自己在干什么，虽然我无法合理地解释我的动机——立刻双手双膝着地，开始研究这该死的锁。这是一把很普通的锁，就是你上厕所时为防止别人进入而拉上的门闩。没有掣动闩、没有钻针，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个你在门后拉动时会左右移动的闩子。

我没法打开这该死的东西。

我是可以猛踢一脚将它撞开，不过我不想。我曾经号称是“撬锁界的海菲兹 [2] ”，打开上锁的浴室应该难不倒我。上帝啊，这又不是诺克斯堡 [3] 。这是一间浴室，西端大道一间客房的浴室。

不能这样做。

我再次按按开关——浴室门旁边那个，刚才没有反应的那个。正如我所料，还是没有反应。

假如我结了婚，假如我们有孩子，假如其中一个把自己锁在了浴室里——很多孩子都会这么做——然后又因为打不开而惊慌失措。假如爸爸手拿工具冲去救援，假如爸爸要妈妈打电话找锁匠，因为他没法打开那扇该死的门。

滑稽。

如果是我家的门，如果里面是我的孩子，我会拆掉门链。不过这耗时费力，而且后果不好收拾。免不了会把门上的漆一片片刮落在地毯上，成了你无法拉开门闩的无言见证。

你知道，想在这种玩意上施展我最拿手的魔法可行不通。我只能拿着工具抵住门闩不放，将它推回门上。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很紧，能活动的空间不多。我只是稍有进展，不过迟早会保持不了门闩的张力，之后手上的工具会滑掉，于是闷闷不乐地回到原点。

我的工具圈上有一块钢片，是从钢锯上切下来的，可以像刀切奶油一样穿过门闩。刀子不热，奶油不温，不过可以完成任务。只是我否决了这种做法，这和我不想拆掉门链或者一脚把门踢开是同样的原因。我觉得受到了挑战，见鬼！

我脱下一次性手套，拉来一盏鹅颈灯放在最佳位置，咬紧牙关开始动手。

接下来，天哪，我还真能把这扇该死的门打开。

***

门闩拉开了，我一手扶着门把，停下来看了看时间。天哪，已经快凌晨四点了。我花了多久时间打开这扇门？我根本不想知道。

我想做的是——事实上，需要做的是——使用浴室，而且我看我也赚到了这份权利。除了实用部分，厕所正如我原先所料的那样毫无新意。通常会有的瓷器设备、医药柜（里面没有比阿司匹林更刺激的玩意儿）、拉上浴帘的浴缸——

这样一步步制造悬疑，你可以看到下一步了，对吧？

呃，怎么不能？很明显，对不对？如果浴室外面开锁困难，之前又有谁会把它锁上？不管那人是谁，一定是从里面锁上的。除非那人之后跳窗留了一摊可怕的遗迹在下面的人行道上，否则他还能在什么地方？除了——比如说浴缸的花浴帘后面，他还能在哪儿？

他是在那儿，我确实是在那儿找到他的。和真相一样赤裸裸，毫无生气，额头正中有一个小小的圆洞。

[1] 指前文中提到的“金发姑娘”。

[2] 海菲兹（Jascha Heifetz，1901—1987），美籍俄国小提琴家。

[3] 诺克斯堡（Fort Knox），肯塔基州美国军事保留地，因建于一九三六年的金库而闻名，库内存有美国大部分金条。

5

你不在这里，我这样告诉死者，你是想象力过盛的产物，再加上我整天辛苦工作、喝了威士忌又遇到了一个好不容易才弄开的门闩。你其实并不存在，所以我这就要闭上双眼，再睁开的时候你已经消失不见。

没用。

好吧，我决定了。既然如此，那就我不在这里吧。说得准确些，我是打算抹掉所有我曾来访的痕迹，等我消失在黑夜里之后——还剩下的黑夜——一切都会像我根本没来过一样。

首先是指纹。我刚才脱了手套专心对付门锁，之后可没费事再戴回去。现在我乖乖戴好，抓过一条抹布开始擦我有可能碰过的所有东西。灯、门、门两面的门把。马桶盖——我已经提起来了，不过事后没有放下，没什么可说的，男人就这副德行。冲水把手——这我用过。浴帘——将它拉开是我犯下的错误，这会儿则把它归回原位。水槽上方的电灯开关——这个能用；还有外头墙上的电灯开关——我又试了一次，不过好像还是没有反应。还有其他东西，比如毛巾杆和脏衣桶——我或许没有碰过，不过何必冒险呢？

我退出浴室关上门，把琼·纽金特的鹅颈灯放回原位，再次扫了一眼她的工作室，然后便迈向主卧室，把她所有的珠宝放回珠宝盒。我无法断定是否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原位，不过我已经竭尽所能。原先搬动东西时我戴了手套，而这会儿物归原处时我也戴着，所以没必要担心指纹会出卖我。

我把纽金特先生的表放回床头柜上，把他的钻石及条纹玛瑙制成的袖扣放回他装袜子抽屉里的小饰扣盒里。现在只剩下我拎来的两个空购物袋需要处理。我把袋子拎到厨房，将之前带来的麦片和纸巾放进去。我不能确定这是明智之举，拎着东西出大楼岂不是惹人怀疑？难道我真的需要担心警察为了找到两卷丰盛牌纸巾和一盒乔古拉伯爵麦片盘问附近所有的熟食店和酒吧？我决定听从国家公园服务处修订后的座右铭——是特意为窃贼所做的最新更正。连足迹都不要留下，我告诉自己，甚至连照片都不要拍。

袋子塞满后，我再次站在黑暗的玄关，这次内心充满的是另一种期待。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走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原封未动——

哦，是吗？一个小小的声音问道：浴室的门是怎么回事？

我站在那里，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了想。

然后我便掏出工具回到客房。

出门时已经过了五点。经过艾迪面前时我扭过脸说了声早安。“嗨，你还好吗？”他说，算是有点变化。我快步向南走过三个路口，朝我自己的门卫点点头，得了一个点头作为回报，然后上楼。我在垃圾处理机前扔掉了一次性手套，差点顺手扔了那两袋杂货，不过管他呢，它们毕竟是我付钱买回来的。我进入自己的公寓，收好那些杂货。

我也收好了我的盗窃工具，还有听诊器，然后把领带和夹克挂好，踢掉脚上的便鞋，把其他东西全都扔进脏衣桶；接着冲了个绝对不嫌过早的淋浴，最后跳到床上呼呼大睡。

电话铃将我吵醒。是耐心女士，我的诗派治疗师，打电话来看我是不是有所好转。

哦，对，食物中毒。“我还有点头晕。”我说。

“你刚才在睡觉，对吧？抱歉吵醒你。我打到店里找过你，没人接听，我有些担心。你看医生了吗？”

有吗？我想不起卡洛琳是怎么跟她说的。

“事实上，”我说，“我已经好多了。”

“可你才说你还有点头晕。”

“危机应该已经过去了，”我说，“要说吵醒我——我还真高兴有你来吵。我几个小时前就该起床了。”如果时间已经晚得她先打到店里找我，那这样说应该是安全的。说来到底几点了？天哪，十一点十五分。我确实几个小时前就该起床了。

“事实上，”我继续说，“我可真得起来了。好在你打电话过来，昨晚的事我想说声抱歉。我很讨厌临时取消约会。”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咱们再约个时间好吗，佩辛丝 [1] ？今晚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吃晚餐？”

“今晚？你确定你已经康复了，伯尼？”

“百分之百，”我说，“是那种二十四小时的食物中毒病例。我还觉得有一点头昏是因为才过了二十三小时，再过一个小时我都能跟鳄鱼摔跤了。”

“时间真这么准？”

“你基本上可以根据这个给你的表对时间，”我说，“两三年前我得过同样的毛病，吃了健康食品店的糙米饭卷。本以为就要死了，没想到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居然还能哼起舞台剧里的歌来。今晚共进晚餐怎样？”

“我有个顾客七点来，”她说，“八点前应该可以结束，不过可能会拖些时间。他正在写一组晦涩的十四行诗，我可不想催他。我们跟弗洛伊德派的分析疗法不同，他们一过五十分钟就赶人走路。我可不想冒险掐死别人的创意。”

“我懂你的意思。”

“那你想到这儿来吗？八点过来，要是我们还没结束，你可以坐在候诊室看看杂志。八点半我一定可以准备好，应该不算晚，对吧？”

“不会，可以。”

“我们就到附近吃，”她说，“但墨西哥饼就算了吧。”

“拜托，”我说，“连‘墨’字都不要提。”

今天没时间确定我喜不喜欢乔古拉伯爵，实在太匆忙了。我刮了胡子，换上衣服走出门，甚至没有跟我的门卫点头打招呼。我一路走向百老汇，上了地铁。我原本打算搭出租车的，不过这个时段乘地铁可能快些，虽然得在时报广场换车，然后从十四街再走三个路口。

有什么好着急的呢？

我通常十点开门，不过即使晚了也不会招来一群焦躁的爱书人猛敲钢门。我跟卡洛琳约了一起吃午餐，不过我可以打电话告诉她我会迟一点，或者她可以自己去吃。我整夜没睡，而且还该死的没有片刻安宁。今天我为什么不干脆全天躺在床上休息呢？

问得好。

我解下大号挂锁，拉开安全钢门，然后再打开门上的好几道锁，走进去按亮电灯。我还没来得及走进店里，那只迫不及待的小杂种就挨着我的裤管磨蹭起来。

“好啦，”我说，“省省你这套吧，我来了。”

它说了句它每次都说的话。“喵。”

[1] 佩辛丝英文为Patience,故称耐心女士。

6

你看，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事情发生得太快。记得六月初的一天，卡洛琳带了熏肉三明治和健康芹菜汁到书店来，我给她看了两本书：爱伦·格拉斯哥 [1] 的小说和伊夫林·沃 [2] 的书信集。她看看书脊，发出一声介于嫌恶和嘲笑之间的声音。“你知道是什么惹的祸？”她问。

“这是一个徘徊在我心头的疑惑。”

“老鼠，伯尼。”

“我就是担心你说这个。”

“啮齿类动物，”她说，“害虫。你可以把这两本书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也许我该留着。也许它们吃了这两本，会放过其他的。”

“也许你该在枕头底下塞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她说，“然后半夜牙仙就会进来咬掉老鼠的头 [3] 。”

“听来好像不太现实，卡洛琳。”

“没错，”她说，“是不切实际。伯尼，你留在这儿别走。”

“你去哪儿？”

“我马上回来，”她说，“你可别吃掉我的三明治。”

“我不会，可是——”

“也别放在老鼠碰得到的地方。”

“老鼠，”我说，“也不可能多于一只。”

“伯尼，”她说，“听我的话没错。老鼠不会只有一只。”

按说我应该能想到她要去干什么，不过我只是翻开沃的书信集，吃着自己的三明治，一封接着一封地看了下去。我还在看书时，门开了，她站在门口——回来了，手上捧着一个挖了气孔的小纸箱，形状就像新英格兰的盐盒式建筑 [4] 。

这是个用来装猫咪拎着四处走的东西。

“哦，天哪。”我说。

“伯尼，给我一分钟行吗？”

“不行。”

“伯尼，有老鼠。你的店里满是啮齿类动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意味着要猫满为患。”

“猫不是复数，”她说，“真有老鼠绝对不会只有一只，而猫可以只有一只。这里面就有一只，伯尼。一只猫。”

“很好，”我说，“你拎着一只猫进来，也可以拎着一只猫走。这样数字就不会错。”

“你不能就这样跟老鼠同居。它们会让你损失成千上万美元的。它们不会乖乖坐着拿本书从头念到尾，你知道的。它们会这里一口那里一口四处乱咬，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店就已经倒闭了。”

“你不觉得你说得太夸张了吗？”

“不可能。伯尼，记得亚历山大城里那座伟大的图书馆吗？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后来一只老鼠跑了进去。”

“我记得你刚才说老鼠不会只有一只。”

“呃，但现在亚历山大城里已经没有这样的图书馆了，而原因就是法老的图书馆馆长没有明智地养只猫。”

“解决老鼠还有别的办法。”我说。

“举个例子。”

“毒药。”

“这主意很糟糕，伯尼。”

“怎么糟糕了？”

“先别说有多残忍了。”

“好，”我说，“先不说这个。”

“且不说吃下含灭鼠灵的东西，然后每根小血管都迸裂有多恐怖，也不说上帝创造的温血小动物因为内出血而慢慢死去那种可怕的场面。这些都先别管，伯尼，如果你办得到的话。”

“全都不想了。记忆一片空白。”

“就想想几十只老鼠死在你周围的墙壁里——你看不到也抓不到它们的地方。”

“哦，呃。眼不见为净。大家不都这么说吗？”

“没人这样说过死老鼠。到时候你的店里会有好几百只老鼠烂在墙里头。”

“好几百只？”

“只有上帝才知道确切的数字。毒饵的目的是引来全区所有的老鼠，说不定会有老鼠从几英里外巴巴地赶来，从SOHO到基普湾，全跑到这儿来送死。”

我翻了个白眼。

“也许我是有点夸张，”她承认道，“不过哪怕墙里有一只死老鼠，你都会闻到。”

“一只小老鼠。”

“你明白我的意思。而且搞不好你的客人为了避免经过你的店，纷纷绕道而行——”

“有的已经这样了。”

“——总之要他们在气味难闻的店里消磨时间恐怕是强人所难。他们有可能进来一分钟，可是不会逛多久。爱书人不会愿意跟臭气熏天的腐烂老鼠为伴。”

“捕鼠器。”

“捕鼠器？你想摆个捕鼠器？”

“全世界的人都会排着队到我的店里来。”

“你想用哪种呢，伯尼？装了强力弹簧的那种吗？说不定哪天你设定的时候就被夹掉了指尖。专门折断老鼠脖子的那种？早上你一开店门就有一只断颈而死的老鼠等着你去收拾。”

“也许用那种新推出的黏胶捕鼠器。跟蟑螂屋一样，不过是给老鼠住的。”

“老鼠登记住宿，不过没法退房。”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主意不错。有一只可怜的小老鼠，小脚被粘住了，哀号了几个小时，说不定为了逃跑还想把自己的脚咬掉，这就和保护动物广告里被夹脚器夹住的狐狸一样。”

“卡洛琳——”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总之，你早上一开店门便看见有只老鼠，而且还活着，你打算怎么办？一脚踩上去？端把枪来打？丢进水槽淹死？”

“我把它连同捕鼠器一块儿全扔进垃圾桶如何？”

“你可真人道，”她说，“小可怜在黑箱子里被闷个半死，然后清洁工又把袋子扔到碾压机里把它绞成鼠肉酱。真是太棒了，伯尼。为什么不干脆把心一横，将捕鼠器扔进焚化炉算了？把可怜的小老鼠活活烧死好不好？”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可以放生啊，”我说，“往它们脚上倒点婴儿油，溶解黏胶。老鼠就会跑掉了，毫发无伤。”

“毫发无伤？”

“呃——”

“伯尼，”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你放走的可是精神错乱的老鼠。它要不就摸回你的店里，要不就是跑到附近哪个建筑，天知道它会干出什么事来？就算你让它跑到了几英里之外，就算你大老远地把它带到了法拉盛，它也是一只精神错乱的老鼠，外面的人全蒙在鼓里。伯尼，忘了捕鼠器，忘了毒药吧。这些你都用不上。”她说着拍了拍提猫盒。“你有个朋友。”她说。

“你说的不是朋友。是猫。”

“你对猫怎么这么反感？”

“我对猫不反感。我对麋鹿也不反感，不过这可不表示我得养一只在店里，让自己有个地方挂帽子。”

“我原以为你喜欢猫。”

“还行。”

“你对阿齐和尤比一向很好。我还以为你疼它们。”

“我是疼它们，”我说，“我觉得它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挺乖的，而它们的地盘恰好就是你的公寓。卡洛琳，相信我，我不养宠物。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连个固定的女朋友都留不住，又怎么留得住宠物？”

“宠物更容易相处一些，”她颇有感触地说，“相信我。再说，这猫也不是宠物。”

“那它是什么？”

“雇员，”她说，“工作猫。白天和你做伴，晚上你走了以后独自帮你守门。忠心不二、工作勤奋的猫仆。”

“喵。”猫儿说道。

我们俩看了看猫盒，卡洛琳俯身打开锁扣。“它在里头闷坏了。”她说。

“别放出来。”

“哦，行了，”她说着便把它放了出来，“这又不是潘多拉的盒子，伯尼。我只是让它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不是挖了气孔嘛。”

“它需要伸伸腿，”她说，然后猫咪便探出身来这么做了——伸直前腿拉拉筋，然后是后腿。大家也知道猫的那副德行，就像舞蹈课前的准备活动。

“它，”我说，“是只公猫吗？呃，至少它不会整天生小猫。”

“绝对不会，”她说，“保证不会生小猫。”

“它难道不会随便往东西上撒尿吗，比如书上？公猫不都有这种习惯吗？”

“它动过手术，伯尼。”

“可怜的家伙。”

“它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不过它不会生小猫，也不会当猫爸爸，三十四街和炮台公园的任何一只母猫发情都不会让它发狂。它只会做好自己的工作，看守店面消灭老鼠。”

“外加把书当成磨爪板。灭绝了老鼠，结果书上全是爪印，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它没有爪子，伯尼。”

“哦。”

“它其实不需要爪子，因为这儿没多少敌人需要驱赶，也没大片树木能攀爬。”

“我想是吧。”我看着他。这猫不知道哪里有点奇怪，我花了一两秒钟才找出原因。“卡洛琳，”我说，“它的尾巴怎么了？”

“它是马恩岛猫 [5] 。”

“所以生来就没尾巴。可马恩岛猫走路不都一跳一跳的像个兔子吗？这家伙可跟普通猫一样走来走去。它看起来跟我见过的马恩岛猫不太一样。”

“呃，也许是因为它只有部分马恩岛猫血统。”

“哪个部分？尾巴吗？”

“呃——”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它的尾巴被门夹了，还是兽医下的手？听我说，卡洛琳，它被阉割去爪，尾巴也成了回忆。如果真要追根究底，原来那只猫剩下的部分可没多少了，对吧？咱们手上这只显然是缺东少西的简化版。它还缺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

“没有了。”

“他们有没有留下懂得使用猫沙的那部分？天天换沙可是很好玩哪。它至少还知道怎么使用猫沙吧？”

“比这还好，伯尼。它用马桶。”

“跟阿齐和尤比一样？”卡洛琳训练过她的猫，先是把猫沙盆放在马桶盖上，然后在盆底挖个洞，慢慢把洞挖大，最后干脆丢掉整个盆。“呃，厉害，”我说，“我看它应该不知道怎么冲水吧？”

“不知道。还有，要记得把盖子放下。”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只动物在我店里昂首阔步，往角落里探头探脑。不管有没有动过手术，我可是等着它朝满满一书架的初版书抬起腿来。我承认，我不信任这只小杂种。

“我不知道，”我说，“这种店铺总该有个法子防鼠吧，也许我该找杀虫公司谈谈。”

“你在开玩笑吧？你要找个怪人来，在走道上贼溜溜地晃来晃去，把整个店里都喷上有毒的化学物品？伯尼，你用不着找杀虫公司。你已经有了自家经营的杀虫公司，你私人管控的防鼠机动大队。它所有的预防注射都打了，没有跳蚤、虱子，而且如果哪天它真需要美容清理的话，你还有个专业的朋友提供服务。天下的便宜都让你给占尽了。”

我觉得自己在逐渐让步，实在令人讨厌。“它看起来挺喜欢这里，”我承认，“瞧它的样子，就像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不行呢？书店养猫是天底下再自然不过的事。”

“它不算难看，”我说，“只要习惯它少了条尾巴。这事也不难，因为我原本连少掉整只猫都习惯得了。你说它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虎斑。”

“挺实用的外表，”我决定道，“不招摇浮夸，可又跟什么都配，对吧？它有名字吗？”

“伯尼，名字你随时可以换。”

“哦，它的名字肯定没法听。”

“呃，也不是很难听，至少我不觉得，只不过它和我知道的大部分猫一样，听到名字没反应。你也知道阿齐跟尤比的情况，叫名字是浪费时间。如果我要它们过来，只要打开电动开罐器就行。”

“它叫什么名字，卡洛琳？”

“拉菲兹。”她说，“不过你想怎么改都行，不用客气。”

“拉菲兹。”我说。

“如果你讨厌这——”

“讨厌？”我瞪着她，“你开玩笑吧？这名字可好得不能再好了。”

“什么意思，伯尼？”

“难道你不知道拉菲兹是谁？二十世纪初E.W.赫尔南 [6] 的书还有近来巴里·佩罗恩 [7] 写的故事里不是都有吗？拉菲兹——保险柜业余神偷？世界级板球高手兼绅士雅贼？我不相信你从没听过大名鼎鼎的A.J.拉菲兹。”

她嘴唇张开。“我从没这样联想过，”她说，“我只想着为什么不叫别的而叫拉菲兹。可经你这么一提——”

“拉菲兹，”我说，“小说里的经典窃贼，现在就在这里，书店的一只猫，而且店老板过去也是窃贼。告诉你吧，如果要我帮这猫起个名字，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伯尼，”她严肃地说，“这是上天注定的。”

“喵。”拉菲兹说道。

第二天中午轮到我买午餐。去贵宾狗工厂的路上，我在中东烧饼摊前停下。卡洛琳问我拉菲兹表现如何。

“表现不错，”我说，“喝专用碗里的水，吃专用蓝色新猫碟里的猫粮，而且用马桶的方式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当然我得记得把门开个缝，不过忘了也没关系，它会站在门口一个劲地叫着提醒我。”

“听起来不错。”

“简直太好了，”我说，“我问你，在叫拉菲兹之前它叫什么名字？”

“我不明白，伯尼。”

“‘我不明白，伯尼。’那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对吧？你就是等着我开始心软了，才把那名字当成鹅肝酱一样抛过来。‘它叫拉菲兹，不过你想怎么改都行，不用客气。’这猫是从哪里来的？”

“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有个顾客是时尚摄影师，养了一只异常漂亮的爱尔兰水猎狗，他跟我提起他有个朋友得了哮喘，医生坚持让他把猫扔掉，弄得他心都快碎了。”

“然后呢？”

“然后刚好你这里闹耗子，我就过去拿了猫，而且——”

“不对。”

“不对？”

我摇摇头。“你省略了什么。我刚提到‘老鼠’两个字，你就像只猫似的奔出门，连想都没想。而且你过去把猫塞进猫箱拎过来，总共才花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在那二十分钟里你做了什么？我想想——你先是回到贵宾狗工厂查到你那个时尚摄影师客人的号码，然后打电话过去问他那个对猫过敏又有哮喘的朋友的姓名和电话。接下来应该是打给那个朋友，做自我介绍，然后约了在他公寓碰头看猫，然后——”

“别讲了。”

“你有什么话说？”

“那猫原先就在我公寓里。”

“它在那儿干什么？”

“它住在那儿，伯尼。”

我皱皱眉。“我见过你的猫，”我说，“我认识它们很多年了，不管有尾巴没尾巴我都认得出来。阿齐是缅甸猫，尤比是俄罗斯蓝猫。两只都不可能扮成灰色虎斑猫——在黑暗的小巷子里或许能蒙混过关。”

“它跟阿齐和尤比住在一起。”她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不久以前。”

我想了一会儿。“不可能没多久，”我说，“因为它在那儿学会了蹲马桶。那玩意儿不可能一晚上就学会。看咱们人类的孩子得花多长时间。它就是那样学会的，对吧？跟你的猫学的，对不对？”

“也许吧。”

“而且它可没有一晚上就学会，是不是？”

“你当我是嫌疑犯，”她说，“我觉得你在把我放在火上烤。”

“放在火上烤？应该用炭烤才对。你设好圈套引我往里跳。拉菲兹跟你住了多久？”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呃，也许该说三个月吧。”

“三个月！不可思议。这三个月来我到你那儿多少次了？至少有十次八次。你的意思是我看着这只猫却视而不见？”

“你去的时候，”她说，“我都把它放在别的房间。”

“哪个房间？你那里只有一间房啊。”

“我把它放在衣柜里。”

“衣柜里？”

“嗯。免得你看到。”

“这是为什么？”

“跟我从没提过它是同样的原因。”

“那又是为什么？我不懂。你以它为耻？它有什么毛病吗？”

“它没毛病。”

“如果这只动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可不敢说我还会让它在我店里晃。”

“它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说，“是只非常好的猫。值得信赖、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又和善——”

“外加有礼、仁慈，”我说，“顺从、快乐又节俭。简直是标准童子军，是吧？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不只是你，伯尼。真的，我谁都没告诉。”

“为什么，卡洛琳？”

“我连谈都不想谈。”

“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说吧。”

她吸了一口气。“因为，”她缓慢而沉重地说道，“它是第三只猫。”

“我不明白。”

“哦，天哪。这实在很难解释。伯尼，有件事你得了解。猫对女人来说有可能非常危险。”

“你在说什么？”

“你先养了一只，”她说，“好啊，可以，没问题。之后你又养了第二只，这更好，因为它们可以做伴。说来奇怪，不过养两只其实比养一只容易。”

“我姑且相信你。”

“然后你养了第三只，这没关系，还应付得了，问题是很快你就会收下第四只，接着你就勇往直前干下那种事。”

“什么事？”

“越界。”

“什么界？你是怎么过去的？”

“你成了养猫的女人。”我点点头，灵光开始闪现。“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女人，”她继续说道，“随处可见。她们没有朋友，几乎足不出户，死的时候人家会在她们屋里发现三四十只猫。或者她们跟三四十只猫一起关在公寓里，邻居会因为太脏太臭而告上法院，勒令她们搬家。要不她们就是外表看来正常，结果因为失了火或者家里遭窃了什么的，然后全世界就看到了她们的真面目。她们是养猫的女人，我害怕自己变成那样。”

“嗯，”我说，“原因我能了解。不过——”

“对男人来说好像不成问题，”她说，“很多男人都养两只猫，说不定还养三四只，可谁听过什么养猫的男人呢？说到猫，男人好像很懂怎么不越界，说不养就不养了。”她皱皱眉。“很有意思，是吧？明明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

“咱们只说猫，”我提议，“你为什么要把拉菲兹关进你的衣柜里？还有，它叫拉菲兹之前又叫什么？”

她摇摇头。“别提了，伯尼。依我说，以前那个名字太小气，一点也不适合它。至于我怎么会收养它，呃，差不多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只是漏了几点。乔治·布里尔是我的一个顾客，我帮他的水猎狗美容。”

“而他的朋友对猫过敏。”

“不，过敏的是乔治。后来菲利浦搬去跟乔治住，猫咪就得送走。狗和猫处得挺好，可乔治整天红着眼气喘吁吁，所以菲利浦只能在乔治和猫咪之间选择一个。”

“所以出局的是拉菲兹。”

“呃，菲利浦对这只猫也没多少感情。这原本不是他的猫，是帕特里克的。”

“帕特里克又是从哪儿来的？”

“爱尔兰，他没拿到绿卡，不过反正他也不怎么喜欢这里，所以回国的时候他就把猫留给了菲利浦，因为带着猫可通不过海关。菲利浦是很愿意给猫一个家，可后来他和乔治住到一起，呃，猫就得送走。”

“那怎么会选中你来收留它？”

“乔治设计害我。”

“他怎么做的？告诉你贵宾狗工厂闹鼠患？”

“没有，他那叫感情勒索，总之见效了。于是我就有了第三只猫。”

“阿齐跟尤比反应怎样？”

“它们还真没说什么，不过身体语言可以解释为‘这下来了个邻居’之类的。昨天我打包拎着它出门，我看它们也没太伤心。”

“不过与此同时，它可是在你公寓待了三个月，你一个字都没透露。”

“我打算跟你说的，伯尼。”

“什么时候？”

“迟早。不过我很害怕。”

“怕我会怎么想？”

“不只那样。我也害怕第三只猫的象征意义。”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所有那些养猫的女人，”她说，“她们原本都没打算变成那样，伯尼。她们养了第一只猫，再养第二只，又养第三只，然后不知怎么的她们就过了界。”

“你不觉得她们有可能开始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怪？”

“不，”她说，“不，我不觉得。哦，也许偶尔会，偶尔会遇到那种有点疯狂的女人，发现她一口气养了一窝猫。不过大多数养猫的女士起初都挺正常。故事结束时她们全成了疯子，没错，养三四十只猫就是这种结果。它们悄悄地盯上你，一不小心你就已经过了界。”

“第三只猫就是分水岭，对吧？”

“毫无疑问。伯尼，有些原始文化其实没有数字，至少没有我们概念中的数字。他们有个字的意思是‘一’，还有别的字代表‘二’和‘三’，然后有个字的意思是‘比三多’。我们文化里的猫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可以有一只猫，可以有两只，甚至可以有三只，而那之后你的猫的数量就只能是‘比三多’。”

“然后你就成了养猫的女人。”

“你明白了。”

“是的，我明白了。我接收了你的第三只猫。你从来不提，原因就在这里，对吧？因为你一直都在盘算着要把那讨厌的第三只猫推给我？”

“没有的事，”她飞快地回答，“我对上帝发誓，伯尼。多年来我们也谈过几次猫狗的事，你每次都说你不养宠物。我有哪次逼过你吗？”

“没有。”

“我尊重你的意见。有时候我确实会想，如果有个动物让你疼爱的话，也许你会更开心，不过我从没说出口。我根本连你需要一只工作猫都没想过。然后我发现你这里闹鼠患——”

“你偏偏知道解决办法。”

“呃，当然。这方法太棒了，对吧？承认吧，伯尼。今早有拉菲兹在那儿欢迎你，你觉得挺温暖的，是不是？”

“挺好，”我承认，“至少它还活着。我脑子曾闪现过一个画面，看到它四脚朝天躺在那儿，一群老鼠围着它。”

“是吧？你关心它，伯尼。不知不觉你就爱上了那个小家伙。”

“别这样期待。卡洛琳，它叫拉菲兹之前叫什么名字？”

“哦，别提了。是个很蠢的名字。”

“说来听听。”

“非说不可吗？”她叹了口气，“唉，叫安德洛。”

“安德鲁？这名字蠢吗？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约翰逊、安德鲁·卡内基——叫这名字的人都挺好的啊。”

“不是安德鲁，伯尼。安德洛。”

“安德鲁·梅隆、安德鲁·加德纳……不是安德鲁？安德洛？”

“对。”

“这是什么，安德鲁的希腊文？”

她摇摇头。“是Androgynous [8] 的缩写。”

“哦。”

“意思是动了手术以后，猫的性别有些尴尬。”

“哦。”

“照我看，帕特里克也是这种情况，虽然他的情况不是手术造成的。”

“哦。”

“我自己可从没叫过它安德洛，”她说，“事实上，我从没叫过他什么。我不想帮它取个新名字，因为那就意味着我有意收养它，而且——”

“我明白。”

“然后在来书店的路上，我灵机一动想到了。拉菲兹。”

“不叫别的而叫拉菲兹，我想你是这么说的。”

“不要恨我，伯尼。”

“我会努力的。”

“我也不好过——三个月来都生活在谎言里。相信我。”

“这会儿拉菲兹出了柜，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好过些。”

“肯定会的。伯尼，我可没故意设计让你收下猫。”

“你当然有。”

“不，我没有。我只是费心思牵线，希望你和拉菲兹一拍即合。我知道你只要跟它熟了，一定会喜欢上它的，所以我就想能怎么帮你越过这第一关，也许使个小小的计谋——”

“比如撒个弥天大谎。”

“动机纯正善良。我完全是为你着想，伯尼。为你也为猫。”

“也为你自己。”

“嗯，没错，”她说，然后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不过还真行得通，对吧？伯尼，你得承认行得通。”

“我们看看再说。”我说。

[1] 爱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1873—1945），美国小说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2]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

[3] 美国的母亲常告诉小孩，掉了的乳牙要用手帕包好，睡觉前放到枕头下，牙仙会来取走牙齿，放上零花钱。

[4] 盐盒式建筑，十八世纪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种房屋，前面为二层楼，后面为一层，屋顶是斜的，形状有点像盐盒。

[5] 马恩岛猫，一种无尾家猫。

[6] E.W.赫尔南（Ernest William Hornung，1866—1921），英国小说家，著有《业余神偷拉菲兹》。

[7] 巴里·佩罗恩（Barry Perowne），一九二一年赫尔南去世，在此之前，巴里·佩罗恩得到赫尔南的首肯，继续撰写拉菲兹的传奇故事。在他的笔下，拉菲兹变成了一个勇猛好战的冒险家，这个系列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十年后，佩罗恩受到埃勒里·奎因的委托，重新让拉菲兹回到推理文坛。这一次，他的写法较忠于赫尔南的原创精神，让拉菲兹恢复了行侠仗义的侠盗风范。

[8] 意为“雌雄同体”。

7

嗯，似乎行得通。之前我顾虑重重，以为我肯定会不断被猫绊倒，可它避让的本领实在高超。每天早上我打开店门，它都会例行公事一样地磨蹭我的脚踝，不过它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喂它。其他时间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它踩着小小的猫步四处走动，恰如其分，而且不会撞到任何东西。有时它会在前窗扑抓几道光线，偶尔则会悄无声息地蹿上一个高架，蜷身栖息在詹姆斯·卡罗尔 [1] 和雷切尔·卡尔森 [2] 中间的空隙处，不过大多数时候它都非常低调。

很少有顾客看到过它，而看到它的那些人对书店有猫好像都不以为意。“这猫真漂亮！”他们可能会说，或者问：“它的尾巴怎么了？”它似乎喜欢在迷人的女顾客上门时现身——发挥了类似破冰的作用，也因此成了我的资产。我不知道它这样做是否就算挣得了在这里的容身资格，不过这一点我倒是得作为优点列在它的简历上。

对我来说，虎斑猫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最初受雇的那个原因。自从卡洛琳把它带到店里以后，我还没发现哪本书的书脊上出现被啃咬的痕迹。老鼠忽然就消失了，我甚至怀疑原来有没有过这回事。也许，有时我会想，店里本来就没有老鼠。也许沃和格拉斯哥的书到我手上时便是那副德行。或者是卡洛琳偷偷溜进来咬书，以便帮她的第三只猫找到永远的家。

总之这件事她绝对有份。

我在它的餐碗、水盘里倒好食物和水后，马上再次把门锁好，步行到卡洛琳的店。“我吃过了，”她说，“没想到你会开店。”

“原来没打算，”我说，“但我想去看看。我到街角买点吃的，马上回来。咱们得谈谈。”

“当然可以。”她说。

我走到最近的一家熟食店，买了个火腿三明治和一大罐咖啡带回来。卡洛琳把一条棕色的小狗放在美容桌上。小狗不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你随意，”她说，“咱们一边谈话，我一边把爱丽森收拾完可以吗？我想早点解决。”

“请便，”我说，“它干吗发出那种声音？”

“不知道，”她说，“不过我真希望它闭嘴。要是裁判盯着它看的时候它还这样的话，我看它的主人就别想拿到最佳品种奖了。”

“它是什么品种？”

“不是诺福克就是诺维奇猎犬，可这两个我怎么也记不清哪个是哪个。”

“它叫爱丽森？这可没法提供线索。”

“那是它的小名，”她说，“它证件上的名字是爱丽森·旺达·兰德 [3] 。”

“我想我知道它哼哼的原因了。”

“它大概是想念一起尿尿的同伴。那条狗今天没来，是因为这个周末它不参展。那条狗的小名叫特鲁迪，想不想猜猜它注册登记表上的名字是什么？”

“不可能是特鲁迪·罗根·格拉斯 [4] 。”

“想打个赌吗？”

我打了个冷战，然后在椅子上坐直。“听着，”我说，“继续帮爱丽森刷她的毛吧，不过你弄的时候我得告诉你昨晚出了什么事。”

“没必要，伯尼。”

“嗯？”

“真的，”她说，“你怎么会觉得有这个必要？昨晚在饶舌酒鬼你一直在喝酒。我知道我偶尔会喝得不省人事，可我昨晚连脸都没有发热，更别说杀死几千个脑细胞了。你离开前的事我全都记得，而之后也没什么可记的，因为我除了睡觉没干别的。”

“我是想告诉你我出了什么事。”

“你直接回家了。”

“对。然后我又出门了。”

“啊呀，糟糕，伯尼——”

“听着，先让我从头到尾讲一遍，”我说，“然后我们再谈。”

“我不明白，”她说，“你先前是那么努力，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去偷吉尔马丁的公寓。”

“我知道。”

“然后，完全出于一时冲动——”

“我知道。”

“而且你也没理由假设那里有东西值得偷。据你所知，纽金特家搞不好连个陶盆或者窗户都没有。”

“我知道。”

“而且你已经熬过了整个晚上，安全回到公寓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你为什么那样做？”

“我不知道。”

“伯尼——”

“就当是人格缺陷吧，”我说，“或者是一时丧失理智，或者是暂时性精神失常。也许我还有点醉，可那些咖啡让我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只能说这事就像诸神的礼物。我整晚都是个好孩子，抗拒了难以抗拒的诱惑，于是他们就派个美丽女子把我领向乖乖等着让人偷的公寓，算是奖励。”

“你觉得是她设计的吗？”

“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把探针放进口袋之前就想到这个可能了。”

“可你还是去了。”

“哦，她怎么可能设计我？首先她得知道我是贼，而且还得知道我会乘那班地铁。”

“也许她也乘了同一班。也许她在跟踪你。”

“一整天吗？不太可能。而且依我看她没在车上，因为我没注意到。她是那种你会注意到的女人。”

“美丽，嗯？”

“可以这么说。满分十分的话她能拿八分。”

“这么说她是刚好找你陪她走回家，然后又刚好提到琼和哈伦在欧洲。”

“我觉得她没有跟踪我，”我说，“不过她有可能出门买瓶牛奶什么的，然后正巧看到我走出地铁。她说她曾在附近见过我，所以觉得眼熟，不过我可不记得见过她，所以有可能是她编的。搞不好她知道我是贼，又碰巧看到我，所以她就要我陪她走回家。”

“如果那是她家的话。”她说，“别动。”她对着爱丽森·旺达说，然后开始查住户电话簿。“卡达蒙……切斯皮克……柯里尔。就是这个了，库珀。我找不到格温多林·库珀。不过G.库珀倒是挺多的，而且有一个住在西端大道九一○号，可这就远在上城那头了。纽金特那幢的地址是——”

“三○四。”

“不对。这个地址没有库珀。”

“说不定是K开头的。”

“像Kountry Kupboard [5] 那样吗？我们来看看……哦，还真有人用K开头呢，是吧？不过咱们的多尔可没有。话说回来，这又证明了什么呢？她有可能没登记电话，或者她有可能是把公寓转租或者分租出去，电话登记在别人名下。”

“她认识门卫。”

“依我听来，要认识他还真简单。你也认识他，记得吧？”

“说得好，”我说，“他又不是马其诺防线。不管她是不是那幢大楼的人，都可以通过他那关。不过之后她会上哪儿去呢？”

“纽金特公寓。”

“匆匆进去又出来？也许。要不她有可能是等在楼梯间消磨时间，等到我回家她再自己走出去。‘再见，艾迪。’‘哦，你好。’轻而易举。”我皱皱眉。“可这是为什么呢？”

“设计你啊。”

“设计我去干什么？卡洛琳，换成这辈子其他任何一个晚上，我都会回到家里不出门。先不提我洗手不干了吧，就当我还是蠢蠢欲动的惯偷——甚至是过于活跃——那会儿是三更半夜，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想办法让我知道某公寓的屋主出城了。我会怎么做？”

“你说呢？”

“至少，”我说，“我会睡一晚再做决定。在黎明的冷光下，我有可能做一点调查，如果结局看起来无限美好的话，我有可能一两天后上门打劫。或许会选在午后、访客不会引起怀疑的时段。不过最有可能的是：我醒来以后决定干脆忘掉整件事情。总之我是绝对不会立刻登门造访的。”

“可你干了啊。”

“我是干了，”我承认道，“问题是她怎么知道我会干？”

“也许她会读心术，伯尼。”

“或许。也许她读出了我的心思，看出我快疯了。所以她就设计我，我也乖乖上钩。她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伯尼。”

“是要我在纽金特公寓束手就擒？天哪，我还真成了瓮中之鳖。通常我进出住所都速战速决，可这回不是。如果我在那儿再待久一些，都能申请游民居留权了。要是她报警，我只有死路一条。州警察大老远从奥尔巴尼 [6] 走着过来都可以赶在我逃跑以前到达。”

“也许她是想让你在公寓里做点什么。”

“做什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管是什么，我没做。我在9G公寓唯一做的就是消磨时间。我带了些杂货进门，又带了些杂货出门。”

“让杂货松松筋骨，然后你便转身离开。”

“把我自己弄个里外翻转还差不多。我看到浴缸的男尸时——”

“他是谁，伯尼？”

“既不是哈伦也不是琼。”

“我也没想说他是琼。”

“如今这个时代，”我说，“你永远也说不准。不过哈伦的书房里有张纽金特夫妇的照片，死者不是照片上的人。屋里还有其他照片。纽金特的孩子跟纽金特的孙子，可浴缸里那位没出现在照片里。应该不是哪个失散多年的亲戚，因为我看不出任何家族特征。”我皱皱眉。“似乎觉得有些眼熟，可我说不出原因。”

“他长什么样？”

“总的来说是裸体、死了。”

“呃，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在诺曼·梅勒的某本小说里看到过他 [7] 。”

我瞪她一眼。“我估计他三十多岁，”我说，“暗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往前梳，看起来像恺撒大帝。”

“不过没有刀伤 [8] 。”

“没有，只是前额有个弹孔。”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那人的样子。“他很瘦，”我说，“但是有肌肉，有很多暗色体毛。眼睛睁得很大，不过我记不起颜色。我也没花很多时间看他。”

“他在那儿干什么，伯尼？”

“我看到的时候，”我说，“他其实已经没在干什么了。”

“也许他只是想找个地方自杀，”她说，“可他又付不起旅馆房租。所以他就闯——”

“闯过普拉德锁？”

“你不就闯过去了吗？好吧，就算他有把钥匙。他跑进去，脱光衣服……他的衣服呢，伯尼？”

“他一定是捐给了慈善之家。我肯定没看见。”

“呃，还是忘了衣服的事吧。他脱了个精光，这点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他进了浴缸。为什么进浴缸？”

“谁知道？”

“他进了浴缸开枪自杀。不对，他先锁上浴室门，然后进了浴缸，然后拉好浴帘，然后开枪自杀。”

“时间正好。”

“可为什么呢，伯尼？”

“这还不算什么。我的问题是：他是怎么办到的？如果你下定决心的话，确实能开枪打中自己的前额正中，可以用大拇指扣扳机嘛。不过，把枪抵住太阳穴或者塞进嘴巴不是比较自然吗？”

“真要自然，”她说，“应该是继续活下去。”

“问题是，”我说，“我没看到枪。当然我也没认真找，而且如果他是站着自杀的话，说不定会把枪掉在浴缸里，然后倒下遮住枪。不过也有可能没枪——不管是在浴缸里还是房间的其他地方。”

“如果没枪——”

“那就是别人开的枪。”

“多尔·库珀？”

“也许，”我说，“不过城里还有八百万人口同样也能办到。比如纽金特先生或夫人，他们上了飞机是个很好的理由。”

“你觉得是他们干的？”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告诉她，“谁都有可能。”

“不会是你和我，伯尼。我们可以互相提供不在场证明。我们整晚都在一起。”

“除了我不知道他是何时被杀的，法医所谓的死后僵直发青等我一概不知，而且我也不想去摸他有多冷。他不太好闻，不过尸体本来就不好闻——新鲜出炉的也一样。还记得那回有个人死在我店里吗？”

“怎么会忘记？而且也是死在厕所里。”

“没错。”

“我们是把尸体搬上轮椅推走的。对啊，我记得。他根本没死多久，但闻起来也不太香，是吧？” [9]

“嗯。”

“所以我们没法互相提供不在场证明，”她说，“这可非常不妙。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干的？”

“呃，我知道我没干。干了这种事我肯定会记得。而且我知道你没干，因为你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听了真让人松口气。”

“而且我只需要知道这么多，”我说，“因为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根本没去那里。”

“嗯？”

“我没拍照也没留下脚印，”我说，“或者指纹，或者麦片盒。没人看到我进去，也没人看到我出来，除非你把艾迪算进去，不过我不会。我带去的东西都带走了，拿走的东西也都放回去了，出门以后还又上了锁呢。”

“你总是这样。”

“嗯，能有多麻烦？如果我能把锁撬开，能把它锁上。而且这是上策，人们越晚发现有人进过门，抓那个贼就越难。”

“这么说你把所有东西都归回原位了？”

我没吭声。

“伯尼，你确实把所有东西都归回原位了，对吧？”

“也不是‘所有东西’，”我说，“也不是‘确实’。”

“什么意思？”

我伸出一只手拍拍爱丽森毛茸茸的脸。它又发出那种哼唧声。“钱我留着了。”我说。

“伯尼。”

“呃，我原本打算放回去的，”我说，“然后想起我数钱时脱掉了手套——把钱带走就不怕沾上指纹了。如果把钱放回原处，我就得擦干净每张钞票，完全不留痕迹，然后还得处理书桌抽屉的锁——得先撬开再锁上。”

“所以你拿了钱。”

“呃，我本来就拿走了，只是留着没还而已。”

“八千块？”

“差不多，八千三百五。”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四小时？算起来一个小时两千块，可比最低收入高多了。”

“相信我，”我说，“不值得。我留下钱只是因为这比放回去省事。何况钞票没法追踪来源。手表和珠宝有可能会把线索引向纽金特公寓，可钱就只是钱。”我耸耸肩。“也许应该物归原处——就算我得一张张仔细擦。不过那时已经很晚了，我只想赶快离开。”

“不过你还花时间上了锁。锁外间的门我能理解，可为什么锁上浴室呢？你费了半天劲才打开那道锁，要锁上只怕同样麻烦。”

“倒也没有。那种机械装置关比开容易，而且开的时候我就在门闩表面划出了沟纹。不过确实还是花了些时间。”

“那干吗又费事锁上呢？”

“你想想，”我说，“如果警察来的话就得破门而入。他们在浴缸里找到一具尸体，旁边有把枪。一扇小窗上了锁，门在他们闯进去以前也锁着。如果你是警察，你会下什么结论？”

“自杀，”她说，“没有别的可能。伯尼，等等。”

“我在等。”

“如果没有枪呢？”

“那又怎样？”

“那就不是自杀了，对吧？”

我摇摇头。“对，”我说，“如果那样的话，就是约翰·狄克森·卡尔小说里的密室杀人案，而我要是能知道凶手的犯案过程才真是见鬼了。现在我打心眼里不相信那是事发过程，因为实在不可能。照我看来，手枪应该藏在某处——尸体旁边或者底下。如果是自杀，我当然希望现场原封不动以便快快结案。而如果是凶杀案——某个违反物理定律的密室谋杀案——的话，我又为什么要自作主张破坏它？因为如果警察到达时门是开着的，这就只是另一桩浴缸裸尸案。根本没什么特别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就是我上锁的原因，”我说，“说来我的逻辑或许有误，不过当时我实在太累了没发现。第二次操作浴室门的锁虽然容易得多，不过还是挺烦的，而且花了些时间。你知道吗？留下那八千三百五我可是理直气壮。我辛苦工作，所以理应得到。”

***

我就着最后一口咖啡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吃下去，把包装纸和空杯子扔进垃圾桶。然后我又回来看卡洛琳为爱丽森·旺达的发型做最后的修饰。“那样忙了一晚上你肯定累坏了，”她说，“我很惊讶你今天居然还来开店。”

“呃，耐心女士打来电话，把我吵醒了。再说我总得过去喂拉菲兹。”

“不用费事的，”她说，“我见你没开门，就用了我那串钥匙进门，给了它食物和水。”

“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大约十一点吧，怎么了？”

“因为我十二点刚过去开店门的时候，它装出一副快饿死的样子，可还真他妈的挺像回事。”

“你又喂它了？”

“我当然又喂了。它把碟子舔得一干二净，还把我的袜子掏了个洞。”

“猫不能吃太多的，伯尼。”

“谢谢了，”我说，“这话我会牢记在心。”

我回到巴尼嘉，再次开了店门。我的脚刚跨过门槛，拉菲兹就来蹭我的脚后跟。

“嗯，好了，”我告诉它，“做你的白日梦吧，伙计。”

我把特价桌搬到外面，放上“三本一块钱”的纸牌。有时路人会顺手拿走一本，不过既然价格已经这么低了，此举对我又有什么损害呢？要是有人顺走了告示牌，恐怕我还更伤心些。

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拿起我正在看的书，《洞熊家族》。（这本书我多年前读过一次，不过你要是不觉得书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话，就别开二手书店了。）我还没看昨晚出地铁后买的报纸，离开公寓时也没带出来。不过没关系，因为我并不怎么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更愿意读书里的内容，一个克罗马农人 [10] 孩子被一对尼安德特人 [11] 抚养长大——说来这过程跟我记忆中自己的童年没什么不同。

两点左右我做了第一笔买卖。进账只有一块钱，不过总算破了冰，三点前我已经往收银机里打进大约五十块。用这方法你赚不了大钱，甚至连收支相抵都办不到，不过至少我卖出了书。说来那只猫在这些买卖中也有功劳，因为要不是为了喂它，我也不会费事来开店。

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走访纽金特公寓还多了八千三百五十美元的收入。这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完全可以忘记我花了多少工夫得到它，因为那一章已经翻过去了，不再与我有任何关系。

嗯，是的。做梦去吧，伯尼。

[1] 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1943—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记者。

[2] 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生态环境保护者，她的作品被认为推进了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

[3] 爱丽森·旺达·兰德（Alison Wanda Land）与《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的原文发音相近。

[4] 特鲁迪·罗根·格拉斯（Trudy Logan Glass）与《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姐妹篇《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原文发音相近。

[5] 美国一家橱柜公司的名字，一般拼法应该是Country Cupboard，但因C通常发K的音，所以两个字都改以K开头，以示特别。

[6] 奥尔巴尼（Albany），美国纽约州首府。

[7] 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小说家、记者、评论家、诗人、剧作家、编剧及导演。他写过一本小说叫《裸者与死者》。

[8] 恺撒是被人用刀暗杀致死的。

[9] 参见《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10] 克罗马农人（Cro-Magnon），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11]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人。

8

下午，生意略见好转，不断有人进出店门。其中一些人是只逛不买，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毕竟，这正是二手书店存在的意义。闲聊也一样，这会儿我就差不多是这样——包括一场热烈的讨论会：当初如果荷兰人保住他们在新世界的立足点的话，如今的纽约会是什么样子。在这场谈话中，我的伙伴是位年长的绅士，留了一把整齐的白胡子，一双蓝眼睛锐利如刀，他一直在“旧纽约”区浏览，他要是没花掉将近两百块我肯定会很惊讶的。

他一出店门，一个身穿鲨鱼皮西装的大块头就晃到柜台前，往上放了条粗壮手臂。“唉，这会儿，”他说，“我可还真是服了你，伯尼。这地方还真成了个文艺沙龙呢。”

“哦，雷，”我说，“真是蓬荜生辉啊。”

“那可真是有趣，”他说，“我是指你跟圣诞老人的谈话。”

“你不觉得他当圣诞老人太瘦了点？”

“他会达到标准的——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反正时间多得很，这会儿离圣诞节还有几个购物日？”

“我从来就算不清楚。”

“那么做贼日呢，伯尼？从现在起到圣诞老人穿过天窗下来还有几个那样的日子？”

“你应该是指穿过烟囱吧？”

“随你怎么说，伯尼。这种事你是专家，对吧？”他挤出了个笑容，这下子鲨鱼皮西装看起来跟他真是太配了，“不过你跟老先生讲的话还真发人深省。我们站在这儿，我们俩，嘿，有可能是在用荷兰话你来我往哪。”

“有可能。”

“这么说这些书都会是用荷兰文写的喽？我一本都看不了。当然，如果我跟你是用荷兰语在聊，那应该也能看懂。我还非会不可呢，如果我要准备警佐资格考试的话，因为所有问题用的全是荷兰文。”他皱皱眉，“而且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就会从不懂英文变成不懂荷兰文，可不管怎么样，他们十有八九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到宾州车站。那可真是个全新的景象，对吧？”

“是的。”

“不过确实非常有趣，伯尼。我差一点就要打断你们的谈话了，然后我忽然想到为什么要搞砸你一笔生意呢？你是书商，眼看就要成了文艺沙龙的老板，忽然冒出个警察破坏了你的风雅，你受得了吗？”

“怕是不能。”

他将一只胳膊肘撑在柜台上，下巴放进手掌里。“你知道吗，伯尼？”他说，“你跟圣诞老人谈起来没完没了，可这会儿你就只能当个应声虫。我知道你弄了只猫，这会儿正在窗边儿伸懒腰，想晒出一身古铜肤色。它叼走了你的舌头还是怎么着？”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从你嘴里只能听到‘有、没有’还有‘也许’呢？”

“我也不确定，”我说，“也许是因为我正努力在想你到这儿想干什么，雷。”

“伯尼，”他看上去受到了伤害，“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我们应该是吧，我想，可你友善的访问通常都是有Ulterior motive [1] 的。”

他点点头。“Ulterior这个词我喜欢。每次听到它，紧跟着就会听到‘motive’。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承认，说着伸手去拿字典。工具书区域有个三英尺长的架子，上面全是这种书，不过我手边就放着一本，我翻开查起来。“Ulterior，”我念道，“定义一：在另一头，在远处。”

“比如那只猫，”他说，“躺在那排书架的另一头。”

“定义二：其后，之后，或者未来的。定义三：更进一步；较为遥远；尤其意指未表明的、暗示的，或者未揭露的；隐秘的——比如隐秘的动机。”

“是啊，”他说着点点头，“听来差不多就这意思。总之你就是这么想的，嗯？觉得我有那种动机？”

“没有吗？”

“也许有，”他说，“可话说回来也许又没有。全看你怎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妈的，你是怎么搞的，伯尼？手法退步了？”

“就这问题？”

“不，”他说，“不是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认识你很久、从没看过你会踩到自己老二的人会闪过的念头。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我的问题在后面。”

“我都等不及了。”

“你干吗打电话给那家伙？”

“哪个家伙，雷？”

“哪个家伙，雷？我连笔记本都不用查，因为这种名字会印在脑子里洗都洗不掉。马丁·吉尔马丁，就是这家伙。妈的你昨晚到底为什么打电话给他？”

我的胃忽然开始翻腾下沉，好像不小心吞了一个坏掉的墨西哥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的话显然没什么说服力，因为雷·基希曼连眼睛都懒得转一下。“我可不会问你为什么闯进他家，”他说，“也不会问那边那只猫为什么抓老鼠。它生来如此。它是猫，你是贼。”

“我退休了。”

“哟，是哦，伯尼。要你退休不当贼，除非它也退休不当猫。这是你的天性，你打娘胎里带来的。所以你也不用解释你为什么要抢那家公寓。可事后你为什么还打电话过去取笑他？”

“谁说我打了？”

“他说你打了。你是说你没有？”

“他还说了什么？”

“说开始他摸不着头脑。然后仔细检查公寓，这才发现他被抢了。”

“你这是第二次用这个字眼，”我说，“明知故犯。你知道抢劫是什么意思，是指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夺取他人财物。”

“瞧，”他说，“我又回到学校上起课来了。”

“没办法，你惹我生气了嘛，”我说，“‘他发现他被抢了’。你不可能发现你被抢了，因为事发当时你就清清楚楚。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脸让你给钱，否则就轰掉你的脑袋，那才叫抢劫。我这辈子可从没抢劫过谁。”

“你说完了，伯尼？”

“抱歉，”我说，“可我非常在意用词。吉尔马丁怎么发现有贼上门的？”

“他的财物不见了。”

“什么财物？”

“好像你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迁就我一下吧，雷。”

“他的棒球卡。”

“哦，天哪，”我说，“肯定是他妈妈给扔了，你愿意赌多少？”

“伯尼——”

“我就遇到过这种事。上大学时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发现棒球卡全不见了。我大发脾气，她却站在那儿引用圣保罗的话，说什么幼稚的东西就该扔掉。”

“吉尔马丁先生的收藏可不一般。”

“我的也一样，”我回忆着，“我还有很多漫画书。我喜欢那些能教你一点历史知识的。《恶有恶报》那本是我最喜欢的。”

“可惜这话你没听进去。”

“我的读书心得是，”我说，“犯案的收获似乎还不错——直到漫画最后一格。她也扔了我的漫画书，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伯尼——”

“所以我可以想象吉尔马丁先生的感受，而且我也没说一定就是他妈妈干的，不过我觉得他应该先查清楚再指责别人。有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雷。我跟这事没关系。”

“你否认昨晚打了电话给他？”

电话的事他怎么可能知道？

“也许现在我什么都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我缓缓说道，“也许我该先跟我的律师谈谈。”

“你知道，”他说，“说不定你真该这么办。要我说，伯尼，眼下我向你宣读米兰达警告，接着你跟我一起去中央拘留室，我们会拍下你的大头照、按下你指纹。然后你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要是他没在中央公园绕圈跑的话，也许能帮你决定昨晚的事哪些该记得。”

“别跟我宣读权利。”

“上次读的你还记得吗？无所谓，伯尼。我只是照章办事。”

马拉松大赛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想找沃利看来没那么容易。但我还能打给谁，多尔·库珀吗？

“我看也没理由不讲，”我缓缓说道，“我又没干坏事，干吗不讲清楚呢？”

他微微一笑，看起来比往常更像鲨鱼。

我先锁上门，然后把“十分钟后回来”的牌子挂在窗户上。在跟雷理论时，我可不希望有顾客打扰，再说我也需要一两分钟整理思绪。

要是真为了没犯的案子被拍下大头照、印指纹，还被扔进拘留室，那实在是可笑至极。同时，我说话也得小心，要不就等于是逃过吉尔马丁的刀山却下了纽金特的油锅。

我帮拉菲兹的碗换水时又争取了几秒时间。我心想干脆再喂它一次吧，而且我看它也不会跟我理论。只是今天它已经多吃了一顿，照这样下去，抓老鼠的日子恐怕所剩无几。

“好吧，”我告诉雷，“我准备好了。”

“你确定不想再花点时间重新整理一下架子上的存货？”

我没理他。“我打了电话给吉尔马丁，”我说，“这我承认。”

“哇，哈利路亚。”

“不过跟行窃可没关系。我真的已经退休了，雷，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件事。听着，我最好从头开始讲。”

“显然是的。”

“卡洛琳和我昨天下班以后一块出去了。”我说。

“老习惯了啊，”他说，“饶舌酒鬼，对吧？”

我点点头。“最近有点压力，”我说，“而且我觉得我也没处理好。总而言之，结果我喝下的酒比平常要多。”

“哦，人之常情嘛。”

“没错，”我表示同意，“我不会喝成那样，至少没那么经常，而且我也不习惯。我会变得傻呆呆的。”

“傻呆呆？”

“你知道。怪里怪气，像个白痴一样。”

“我打赌那场面一定很精彩。”

“你要是在那儿就好了。总之，卡洛琳和我整晚都耗在一起。我们从饶舌酒鬼出来，又到意大利餐馆吃饭，然后就回到她阿伯巷的住处。我就是在她那儿打电话给吉尔马丁的。”

他点点头，好像我通过了考试一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我继续说，“我想我还有点醉吧，然后就在电话簿里找滑稽的名字。我选了名字后大声念给卡洛琳听，一边念一边开玩笑。”

“你们俩拿别人的名字取笑，伯尼？”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说，”我说，“我承认是挺丢人的，可我能说什么呢？事情就是这样。说着说着冒出了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她吗？多年前的一个歌星。”

“真有这个人。”

“总之，我说她的名字听来像是完美关系的妙方。你听懂没？杰拉尔丁·费茨·杰拉德 [2] 。”

“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他说，“那又怎样？”

“杰拉尔丁·费茨（适合）·杰拉德。”

“我刚才就是这样说啊。见鬼，这又有什么好笑的？”

“你得在场才能感受到笑点。我在电话簿里找不到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可我找到了杰罗德·菲茨杰拉德，我觉得挺好玩。”

“是啊，真是混乱。然后呢，你打给那个人了？”

一声小警铃响起来。“没错，”我说，“不过没人在家。于是我又翻了几页电话簿，想找个类似那样的重叠名。”

“威廉·威廉姆斯，”他提议道，“约翰·约翰逊。”

“呃，差不多，可你说的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好笑。”

“不像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那样让人笑破肚皮。”

“我知道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听起来肯定没那么好玩，”我说，“可是我当时喝醉了。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马丁·吉尔马丁，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名字够滑稽。我应该放聪明点，当时太晚了，打给谁都不好，何况还是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可我还是拿起话筒然后拨了过去。他接了电话，我拿他的名字取笑了一番，那种高中生级别的玩笑，说来真不好意思。”

“他被你逗笑了吗，伯尼？”

“他似乎有些不安，我又跟他说笑了一阵，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就那样。”

“差不多就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跟他老婆去看戏了？”

天哪。“他们去看戏了吗？我知道他人在外面是因为我打了好几次才有人接。”

“哦，是吗？你为什么不停地打？”

“呃，因为重拨很容易，”我说，“卡洛琳的电话有个按钮，一按就自动重拨。”

“真省时间。”

“所以等我终于打通的时候，”我说，“我大概就说了什么很高兴他到家了，希望他晚上过得愉快。你知道，反正就是耍嘴皮子。可我没提看戏。”

他没再追问。“吉尔马丁说你是半夜以后打过去的。”

“要我说，是半夜之前几分钟，”我说，“不过算他说对了吧。怎样？”

“之后你干了什么？再打电话找别人？”

“没有，”我说，“事实上，打通一次电话以后，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太幼稚。再说时间太晚，我也累了。”

“你在卡洛琳家过的夜？”

“没有，我回家去了。”

“然后在自己家一直待到了早晨？”

不妙。“没错。”我说。

“你一点左右到家——肯定是，然后直到今天早上过来开店时，才又踏出公寓门口。”

“对，”我说，他正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又补充道，“之前我还去买了些东西。”

“那又是什么时候呢，伯尼？”

“哦，不知道。我不记得留意过时间。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CNN，然后想到早上要喝的牛奶没了，就出门到熟食店买了几样东西。怎么了？”

“只是好奇。”

“呃，我也很好奇，”我说，“照你的话说，吉尔马丁挂了我的电话以后，就去找他的漫画书和玩具魔戒去了。”

“只是他的棒球卡，伯尼。”

“你是说他没把他童年所有的宝贝都集中在一起？算了。不管放在哪里，总之他找过了，而且东西无影无踪。对吧？”

“那又怎样？”

“东西当时就不见了，对吧？在半夜或者十二点半或者别的什么时间，对吧？”

“你的重点在哪儿，伯尼？”

“重点在于，”我说，“我跟他通电话时，他的棒球卡已经没了，所以就算我凌晨一点或者一点半去了熟食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没什么大不了的话，”他说，“你干吗好端端的要撒谎？”

“撒谎？”

“不叫撒谎叫什么？”他掏出袖珍记事本，看了看其中的一页，“你一点半离家，五点四十回家。四个多小时呢，伯尼。这家熟食店在哪里，河谷区吗？”

“想来我一定又去了别处，”我说，“在从熟食店回家的路上。”

“可是你这会儿才想到。”

“没有啊，从你开始盘问我就在想了，但我希望可以不用谈。我去见了一个人，雷。”

“哦，是吗？这人我认识吗？”

“不认识，而且你也别想看到她。听着，你世面也见多了，雷。”

“这个借口不错，是不是？”

“她已婚，”我说，“我们得偷偷摸摸地找时间约会。昨晚就是那种时间。”

“我以你为耻，伯尼。”

“呃，我也没以我为荣，雷，不过——”

“真可耻，找出这么个老掉牙的借口。你不打算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对吧？”

“雷，你知道我不能。”

“过于绅士，嗯？”

“雷，于情于理我都——”

他伸出一只手。“行了，”他说，“昨晚你可没去找什么女人——不管已婚的还是单身的。你啊，你是半夜三更偷偷溜出去，拿了你从马丁·吉尔马丁——”

“是吧？”我插嘴道，“多搞笑的名字？不管喝醉没喝醉。”

“——那儿偷来的棒球卡带到销赃处卖掉。至于你闯进吉尔马丁家偷东西的时间，我猜是昨天晚上，因为就在昨天，你跟你的房东吵了一架。”他做了个鬼脸，“不要这样口吐白沫，伯尼。有话你尽管说。你打算告诉我你没跟房东吵架？”

“讨论书的时候我们是有些言辞激烈，”我说，“不过文艺沙龙难免如此。总之，他的名字叫斯托普嘉德。”

“波顿·斯托普嘉德。”

“说了半天他跟马丁·吉尔马丁和棒球卡有什么关系？”

“吉尔马丁结婚了。”

“呃，我发誓昨晚跟我上床的绝对不是他老婆。”

“他老婆的名字叫埃德娜。”

“这名字还可以，”我说，“埃德娜·吉尔马丁。听来一点也不好笑。”

“埃德娜·斯托普嘉德呢？这名字可会把你逗得笑起来吧？”

康沃利斯当年在约克城打算率军投降乔治·华盛顿时，下令乐队演奏一首名叫《天翻地覆》的歌。如果这会儿我手边有这首歌的录音带，我会放来听的。

“等等，”我说，“吉尔马丁的老婆原先是嫁给斯托普嘉德的？”

“不可能，”他说，“政府有条禁令。不过我想应该有办法钻漏洞，你不觉得吗？”

“什么漏洞？”

“规定不能娶自己亲姐妹的法律漏洞啊，可你又何必要钻呢？我看那也只有一个优点：不必年年吵着到底是要跟你父母还是她父母共度圣诞。”他摇摇头，“波顿·斯托普嘉德是马丁·吉尔马丁的小叔。”

“你胡说。”

“你听起来觉得全是新闻，是吗，伯尼？装得好。还有更多的新闻。昨晚斯托普嘉德夫妇和吉尔马丁夫妇一起上戏院，看那个奔腾什么玩意的戏。然后他们又一起吃了晚饭，席间提到你的名字。看来斯托普嘉德是在夸口说你卖给他的一本珍品书能让他赚一大笔，还说等你结束营业大拍卖的时候价钱会更好。”

“他真那么说了？”

“之后吉尔马丁和他太太回家去，接着他就接到了你的电话，不过当时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虽然不知道那人是你，不过首先就想到是有人闯了空门，而且首先去看的就是他收藏的棒球卡，果然没了踪影。”

“于是他就打电话报警。”

“完全正确，于是内勤就派了几个蓝制服过去，他们写下报告。报告今天早上跑到了我桌上，我原本大可搁着不管，只不过他又打了电话给我，这下我就闻到了怪味，知道事有蹊跷。”

“有人吃了变质的墨西哥饼。”

“他跟我说了电话的事，”他说，“照我想，任凭哪个小偷都该聪明到用个没法追查来源的电话来打。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事还是要查，因为笨到会打这种电话的小偷，有可能也会笨到从朋友的公寓打去——尤其如果这位朋友又是个矮子女同性恋，一辈子都在帮狗剃毛的话。”

“说来奇怪，”我说，“你跟卡洛琳就是合不来。雷，我已经承认电话是我打的了，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吗？”

“了不得的地方在于，我试着把你的名字念给吉尔马丁听，他马上想起他小叔提过。‘我知道这人是谁，’他说，‘他卖书，而且不怎么会卖。’我告诉他我也认识你，还说你干的不光是那一行。‘他也做贼，’我说，‘而且他在这行算是顶尖高手了。’”

“谢谢你的赞美，雷。”

“嗐，实话实说罢了。”

“可如果我是这么个高层次的贼——”

“顶尖高手，伯尼。你以前一向很行。”

“——那我干吗把我的才华浪费在一雪茄盒的棒球卡上？”

“照吉尔马丁所说，那更像鞋盒。”

“就算是个大木箱也不关我的事。看在上帝的分上，雷，不过就是一张张闻起来有口香糖味的小纸片嘛。咱们说的又不是埃尔金大理石雕 [3] 。”

“弹珠 [4] ，”他说，“我妈扔的就是这玩意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我也有过一大袋。有没有埃尔金我不知道，不过我的收藏还真不错。”

“雷——”

“棒球卡可不再是小孩子们的玩意儿了，伯尼。大人也在买卖，近来成了投资人的最爱。”

“就像苏·格拉夫顿？”

“她收集棒球卡吗？我只看过她写的一本书，还不赖。背景是进行军事演习的陆军基地。”

“《K代表配给》 [5] 。”

“差不多。”

“我知道一些稀有卡挺值钱，”我说，“有一张挺出名的。霍鲁斯·瓦格纳 [6] ，对吧？那卡值一千美元，说不定还更多。”

“一千美元。”

“完好无损的话，”我说，“如果总用它朝墙上掷，那就会折价很多。”

他又看了看记事本。“霍鲁斯·瓦格纳，”他宣布道，“登上名人堂的游击手，匹兹堡海盗队。早在一九一○年他们就把他的照片印在了卡上，只不过当时他们是把卡装在烟盒而不是口香糖盒子里。”

“可他不抽烟，”我回忆道，“而且他也不希望带坏孩子。”

“于是他要求他们收回卡片，因此那卡很罕见。不过你刚才把价钱定在一千块，可是低估了点。”

“呃，《B：窃贼》我也低估了。这卡值多少？”

“几年前他们拍卖过一张，”他说，“以四十五万一千美元成交。照吉尔马丁的说法，这卡依目前的市价可以让他赚一百多万。你真不知道吗，伯尼？”

“不知道，”我说，“而且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该相信你这话。一百万？就一张棒球卡？”

“T-206卡。其他的霍鲁斯·瓦格纳卡——没印香烟广告的——卖不出这个价。”

“而吉尔马丁有张T-206卡？”

“没有。”

“他没有？那他嚷嚷什么？雷——”

“不过他有很多其他好卡，”他说，“有托普斯一九五二年的那套卡，里面附有米基·曼多的新人卡。而且他有很多泰德·威廉姆斯、贝比·鲁斯和乔·迪马乔的卡。要能有一张迪马乔的卡也挺好，这我得承认。”

“我要有机会拿到一张，”我说，“一定马上跟你交换埃尔金。”

“一言为定，伯尼。重点是，吉尔马丁虽然没有霍鲁斯·瓦格纳，不过他手头的那些加起来恐怕要比你老妈送到姐妹会清仓大拍卖的那批值钱得多。他总共为那些卡买了五十万美元的保险。”

“五十万。”

“他说实际总价还要多。所以我才希望是你拿了他的卡，伯尼。咱们可以做个小交易，你我都有好处。而且确实是你拿的，可怜虫，只不过你没搞清手里的是什么货色。你晚上八点到半夜之间闯空门得手后，连夜跑到哪个收购各种杂货的地方便宜卖掉了。你和我，伯尼，咱们可以跟保险公司合作，十万美元两人平分。我打赌昨晚你连这价码的十分之一都没要到。”

“我没拿那些卡，雷。”

“你拿了，”他说，“斯托普嘉德把你惹火了。你八成是跟踪他到了吉尔马丁家，他们全去看戏以后你就破门而入。你偷了吉尔马丁算是报复斯托普嘉德，而且你动作很快，拿了一样看似值点钱的东西就跑。你没花时间和心思搞清手头是什么货色，只急着出手，所以吃了个大亏。”他叹口气，“你还有个机会可以不沾麻烦地跳出泥坑。你有卡片吗？”

“没有。”

“你能拿到手吗？”

“不能。”

“我就怕这句话，”他沉重地说，“唉，既然如此，我这儿有张卡要给你。见鬼，我把那玩意放哪儿去了？有了，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征询律师意见。如果你没有律师……’”

[1] Ulterior motive意为“未言明的其他动机”，此处意指雷别有用心。

[2] 费兹（Fitz）的发音跟“适合”一词的英文（fits）相近。

[3] 指的是雅典的一些雕刻及建筑残件，十九世纪时英国伯爵埃尔金将其运抵英国。

[4] 埃尔金大理石雕的英文是“Elgin Marbles”，其中“marble”也有“弹珠”的意思。

[5] 原文是“K”Is for Ration。K-Rations是军队里士兵吃的一种现成兵粮的名称。

[6] 霍鲁斯·瓦格纳（Honus Wagner，1874—1955），美国棒球运动员，是海盗队的游击手，曾连续十七个球季打击率在三成以上，拿过八次打击王、五次盗垒王。

9

“趁我还记得的时候说一声，”沃利·亨普希尔说道，“我打了电话给你的治疗师。所以至少这事你不用烦心。”

“谢了，”我说，“什么治疗师？”

“佩辛丝·特里梅因。”

“你打电话给她？我托了卡洛琳打给她的。”

“卡洛琳要我打，我就照办了。我告诉她罗登巴尔先生得取消八点的约会，说他会尽快再打电话另约时间。”

“你是这么跟她说的吗？”

“对啊，我公事公办，说得干脆利落。我得承认她对顾客的态度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心理医生似乎都亲切些。”

“她不算是心理医生，”我说，“她是诗派治疗师。”

“哦，是吗？你写诗出了问题吗，伯尼？”他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又耸耸肩，“她好像更关心你的消化问题。提到了什么东欧春卷和墨西哥饼之类的。”

“哦。”

“可我帮她澄清了所有问题。我解释说警察以偷窃罪名拘留你，不过我就要去办取保候审，估计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你保释出狱。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知道，沃利。你不觉得你有可能谨慎过头了吗？”

“伯尼，她是你的治疗师，对吧？显然你是什么背景、干哪个行当她应该都有数。要不你的心理治疗能有什么进展？”

“能有什么进展？”

“这会儿想想，她确实好像大吃一惊。说不定她是因为你真的被安上罪名抓起来才觉得不安的。”

“肯定是这样。”

“司法犯罪系统之外的人不会明白，这可是整笔交易的一环，不能少。总之，她会等你电话。”

“屏息以待，我敢说。沃利，她不是我的治疗师。她是跟我有过几次约会的女人。”

“哦。”

“我们才刚开始熟悉起来，”我说，“就她所知，我只是个吃坏了肚子的卖书人。我做贼的事她可完全不知道。”

“呃，这会儿她可清楚得很，”他说，“伯尼，真是太抱歉了。看来我真是捅了个大娄子。”

“算了。”

“你，呃，跟她上床了吗？”

“没有，”我说，“可我抱了希望。”

“见鬼。抱歉，实在抱歉。不过，一两天之内你打个电话给她，总可以找出什么理由的。”

“她也会的，八成是‘忘了我的电话号码吧，浑蛋’。”

“我不知道，”他说，“跟她谈谈吧，她不像是那种会说脏话的女人。除此之外，你基本上是对的。”

“如果你没有律师，”雷像背诗似的，“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

幸好没有这个必要。我有律师。这年头没律师哪一行都不好混，而如果你的行业刚好又介于轻罪和重罪之间的话，这简直就是真理。你确实需要一个能算得上是你自己的律师，而且必须是付费的那种才行。我敢说法律援助部门的先生小姐为他们顾客提供的服务都值得夸赞，不过我个人还是偏爱比较昂贵的法律顾问。

再说，成功的职业罪犯和一个援助律师的组合简直就像是亿万富豪去领救济金。也许他有权如此，但这又何必？感觉寒酸嘛。

多年来我的律师一直是个名叫克莱因的人，办公室位于皇后大道，太太和小孩住在邱园区，有个住在海龟湾的女友，离联合国大厦不远。几年前有一天我被逮捕——错并不在我——打电话找克莱因时，才发现他已经作古。

哦，就这样没了。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我跟他是在中央公园认识的，我们通常在晚上会面，身穿短裤运动衫，脚踩高科技跑鞋。我们往往会做伴慢跑一英里左右，像朋友一样聊这聊那，直到他步伐加快或者我的脚步放慢。当初碰到他时，他正在为马拉松大赛练习。自我们相识以来已经举办了好几次马拉松，而他从没有慢下来。

至于我，就远没有他那么投入了。连当初为什么开始跑步我都不太记得了，有可能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自然延伸。如果有什么在追你，能迅速跑开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可从没有过连续跑二十六英里然后洗澡换衣服的冲动，也不想把自己变成一条赛狗。终于有一天，跑步不再是我的习惯，而成了过去的习惯——正如阅读漫画书和收集棒球卡一样。我现在还穿跑鞋——它们在低速行进时也很好用；我也拥有几套短裤和运动服——只是没让它们派上用场（如果我妈和我同住，说不定她会清理掉）。

“抱歉用了这么长时间。”沃利说。当时是星期六早上十点十五分，雷·基希曼向我宣读我的权利之后大约十八个小时。我们坐在钱伯斯街一家埃塞俄比亚咖啡简餐店里。餐厅的前任老板想必是希腊人，因为菜单上还列有菠菜派和碎肉茄子蛋。

沃利一大早到市中心来以前就吃了早点，这会儿他正在享用巧克力甜甜圈和一杯咖啡。我也喝了咖啡，另外配上一大杯橙汁和一盘香肠炒蛋，还有两片烤裸麦吐司。出狱是最佳的开胃菜——就算麻烦仍未摆脱还破费了两百块也一样。

“他们想方设法阻挠，”他解释道，“把你在各个辖区调来调去的，让我忙到今天早上才把你弄出来。虽然很麻烦，不过是个好兆头。”

“你怎么知道？”

“由此看来，他们知道这案子没法成立。他们手头有什么呢？说起证据，他们是可以拿出两件。第一，星期四半夜有人从卡洛琳的公寓打电话到吉尔马丁家。可他们无法证明那个人是你，电话公司的记录只能显示接通的那一个，但看不出你在几小时里试打过多次。第二，他们拿到你家门卫的口供，说你一点过后离开大楼，直到黎明前才回去。呃，那又怎样？先不说我可以把那家伙逼到头昏脑涨让他翻供，首先他们根本没法说明你在那段时间里窃取了吉尔马丁的棒球卡，因为当时他已经报案说棒球卡失踪了。你应该没有时光穿梭机吧，伯尼？”

“以前有过，”我说，“不过从来就找不到能用的电池。”

“他们的论点是，你离开住处前卡片就已经在手上了，说你是趁着夜里把卡卖给了什么人。不过他们光提出论点可没用。他们能证明吗？”

“不能。”

“要是他们找到买主呢？”

“没有买主，沃利。”

“你知道，”他说，“我还想再点一个这样的甜甜圈。说到甜甜圈，埃塞俄比亚的可是天下第一。你也来一个？”我摇摇头。“还好我每星期跑七十英里，”他说，“要不我会重到三百磅。伯尼，由你先发制人也许有用。供出销赃人。”

“供出销赃人？”

“出卖他吧。”

“没有销赃人。”我说。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不道德，”他继续说，“不过现在的标准跟从前不同了。时下连黑手党徒都会互相出卖。下一步他们便打电话给经纪人，签下写书和拍摄迷你剧的合约。哦，对了，伯尼，如果轮到你——”

“电话我会打给你，沃利。”

“那是当然。”

“沃利，”我说，“没有销赃人，因为我根本没拿卡片。”

“随你怎么说，伯尼。听着，如果你没有销赃——”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你把卡片藏在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关了你一夜，为的是要申请搜捕令搜查你的公寓。他们肯定什么都没找到——找到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不管你把卡放在哪儿——”

“我根本没拿。”

“伯尼，我是你的律师。”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是检察官呢。我没拿那卡。我连他有棒球卡都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动心，我哪知道它们能值那么多钱？”

“我以为全天下人都知道。我起码有一打熟人收集棒球卡。大半是律师。很棒的投资。”

“现在我知道了。”

“他们到交易商那儿，周末都在看卡片展。我认识一个女人从来不出办公室。她就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对着屏幕进行买卖，一副在股票交易所上班的模样。她用信用卡付账，对方用联邦快递把卡片寄到她办公室。她带着卡片过街到银行，塞进保险柜。她最大的麻烦就是得决定该把工时算在哪个客户的头上。伯尼，如果你真的拿了卡——”

“我没有。”

“只是假设，行吗？如果你拿了，或者如果你只是刚好手头有，我也许可以跟保险商接洽，顺便帮你撤销指控。”他啜一口咖啡，“你真的没拿吗？”

“别告诉我这话真起作用了。”

“那你干吗打给吉尔马丁？”

“如果我刚偷过他的公寓，”我说，“我哪会笨到自投罗网去打他家的电话？问题是我曾经把他的公寓设成过目标，而且——”

“我还以为棒球卡收藏你全然不知呢。”

“我只知道他和太太当晚不在家。他们住在优质环境的优质大楼里。值得一偷也是理所当然。”

“有道理。”

“可我没去，沃利。我拒绝了诱惑，拒绝过程中又喝出了一点醉意。我打电话其实不是要查看他的行踪，而是想确定他和埃德娜已经安全到家，省得我还得拼命开他家的锁、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等我终于联络到他的时候，我调侃了他一下，仅此而已。好像还算安全。”

“然后你就回家了。”

“没错。”

“然后你又出门了。”

“嗯。”

“干什么去了？”

“你不会有兴趣的，沃利。”

“伯尼，”他恳切地说，“我是你的律师。不管你跟我说什么都是对你有利的沟通。你不管隐瞒我什么都是日后潜在的绊脚石。比如说，如果你告诉过我佩辛丝·特里梅因和你有社交性往来的话——”

“我怎么告诉你啊？我连和你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呃，也许这个例子不太好。你半夜三更离开公寓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溜进别的公寓，偷了些钱，然后回家了。”

“真希望你没跟我讲，伯尼。”

“可你刚才说了——”

“我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我还是宁可你没讲。我五岁时求过我哥哥告诉我圣诞老人的真相，他不肯，我求了又求，最后他讲了——主要是想闭上我的嘴。他才讲完，我就希望他没说过。不过我也无能为力。我知道了世上没有圣诞老人，而且一辈子都得知道。”

“一定很难过。”

“没错。”

“所以我猜你不会想听尸体的事。”

“哦，天哪！”

“那我还是不说吧。”

他摇摇头。“无知或许是福气，”他说，“不过知识就是权力，好律师随时随地都把权力摆在福气之上。所以你还是说吧。”

“依我看，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是，”他说，“他们会花几天调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就会撤销所有指控。”

“好极了。”

“除非他们发现你从卡洛琳处回家后实际上去的是什么地方。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可真不愿意穿上你的鞋 [1] 。”他说着看看我的脚。“索康尼 [2] ，”他认出了当事鞋的品牌，“我差点就买了这么一双。还耐穿吗？”

“挺好。当然，它们也只有等我穿在脚上散步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运动一下。”

“你一直就没再恢复跑步，嗯，伯尼？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停得下来。这会上瘾的，你知道。有人做过研究。”

“我知道。”

“你怎么戒掉这个瘾的？”

“没有啊，”我说，“我只不过是换了个东西上瘾。我找到了比跑步还容易上瘾的东西。”

“什么？”

“不跑步，”我说，“这绝对是最容易上瘾的事。相信我，几天不跑以后，我就戒不掉了。”

“我看对我可能行不通，”他说，“希望我永远不知道真相。”

“跟圣诞老人一样。”

“对。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要是他们查出来，你可不想穿上我的索康尼。”

他点点头。“因为你没有不在场证明，而他们可能会有一两个人证，此外或许还有几样物证，再说浴缸里的那个人显然会提高危险指数。用某位前任总统的话说，这下你是掉进了粪坑。他的接班人可能会建议你停止呼吸。”

“我该怎么办？”

“乖乖坐着别动，”他说，“不要乱闯别人的屋子。”

“原本就没这打算。”

“呃，也不要犯下临时起意的盗窃案。为钱干这个不值得。说到钱，卡洛琳给了我一万美元。”

不久前我在卡洛琳的衣柜弄了一个秘密隔间。很小——不可能在里面藏第三只猫——不过倒是金钱和有价物品的完美去处。我一向坚信应该预留紧急基金，而且认定这笔钱不只应该藏在我能拿到的地方，她也得能轻松拿到才行。于是我就把一万块存放在卡洛琳的公寓，而眼下她也已经根据我的指示把钱转到了沃利手上。

“他们本想把保释金定为五十万，”他说，“因为棒球卡保的就是这数额。我把价钱杀到了五万，或者现金五千——这钱我已缴了，撤销指控后钱可以要回来。我的想法是，另外那五千我该留作律师费。”

“由你决定。”

“我已经定了，”他说，“很抱歉耐心女士的事我搞砸了，不过也许你可以解决。送花给她吧。”

“你觉得能有用？”

“她们就是喜欢有人送花，别问我为什么。账单由你付吗？反正最后也会算在你的账上。”

“我付。”

“很好。不用着急，伯尼。吃完这顿饭。我们保持联络。”

[1] 英文中“不想穿上你的鞋”（to be in your shoes）意为“处于你的情况”。

[2] 索康尼（Saucony），著名的慢跑鞋品牌，享有“运动鞋中的劳斯莱斯”美誉，公司总部在美国。

10

我原本应该直接到店里开门做生意的，不过在牢里待了一晚就另当别论了。我回到家里冲澡、刮胡子、换上干净衣服。回到市中心时已是中午过后，从拉菲兹的举止看来，已经有人喂过它了。柜台上的一张纸条消除了所有疑虑。

我把特价桌拖到外面，打电话到贵宾狗工厂。“我刚开店门，”我告诉卡洛琳，“谢谢你喂了拉菲兹。另外也要谢谢你打电话给沃利，谢谢你把保释金转交给他，总之就是谢谢你像童子军一样日行一善。”

“举手之劳，伯尼。”

“还要多谢你打电话给耐心女士。”

“实际上，”她说，“我是请沃利打给她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会好些。记得吧，我已经打给她一次帮你取消约会了。如果从没见过面的女人连打两个电话给她，你说她会怎么想？”

“明白了。”我说，然后开始解释沃利帮我取消他认为的心理医生预约所采纳的特异方式。“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向她保证，“你的想法没错，沃利也一样。只不过翻译过程出了差错。”

“我马不停蹄地把我自己的恋爱生活搞得一团糟，”她说，“说来好像已经够忙了。天知道，我竟然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坏别人的好事。我还能说什么？我搞砸了，伯尼。”

“扯平了，”我说，“你喂了一只猫，可又把另外一只从袋子里放出来了 [1] 。”

“你打算怎么跟她说？”

“这我还没想好。不过，我已经送了花给她。”

“这又是干什么呢？”

“是沃利提议的。”

“是吗？也是，雇律师不就是为了采纳他的建议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送的哪一种？混合花束？”

“不是，”我说，“我不知道该送鲜花还是盆栽植物。你知道，就是可以活久一点的那种。”

“等她甚至都忘了认识过你这个人之后，还能保留在身边的东西。”

“正是这个意思。我无法决定是买一束红玫瑰，还是一株植物——种在精致小陶盆里的非洲紫罗兰。”

“我希望是红玫瑰。”

“事实上确实如此，可为什么？”

“还有紫罗兰，对吧？你附上一首诗没？”

“哦。”

“听着，我得走了，有个女人带了只长毛匈牙利波利犬过来。你下午都在，对吧？”

“当然，”我说，“除非又被捕了。”

这话似乎言之过早了。一小时以后，我正按下收银机卖书给一个老顾客——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医生。她每个星期天都会来，一次买一打，只买侦探小说，全都是硬汉派男作家的。“最有效的放松方法，”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说，“就是冷眼旁观别人故事里的血腥和血块。”

我们还在闲聊她钟爱的小说时，雷·基希曼走进了店里。通常他行事都有分寸，我有顾客时他会耐心等候，不过今天有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小子和他一起过来，于是他就霸道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啪”地一声在柜台上放了张纸。

“抱歉，女士，”他说，“不过这张搜捕令是授权给我搜查此处的。”

“如果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平静地说，“也许可以帮你省点时间。”

“你可真是体贴周到，”他说，“不过我知道我要什么，也知道该上哪里去找，因为昨天我在这里看见了。”他领着助理检察官到体育书区，从那儿的架子上抽出一本书，然后又花了些时间再选两本。他把三本书全交给他年轻的同伴。小伙子拿到柜台上放下，一边用百分之百由教区附属学校训练出来的字体写下收据。

“‘兹收到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三本书，’”雷大声念道，“‘书名如下：《敏特先生的棒球卡投资指南及藏品大全》；《运动卡价格百科全书》，第三版；以及《棒球卡入门》。’我昨天只看到敏特先生这一本。其他的你都塞在下面的书架上。”

“为的是混淆你的视听，雷。听着，如果你要这些书，买下来不是更简单？照我看，这可比申请搜查令来得容易。价格大全之类的书我通常都相当于白送，因为其实它们进我店门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过时得不会有人看了。如果你想要稍微入时一些的东西，我推荐第五大道和十八街交会口的巴诺 [2] 书店。他们的存货甚至还会有折扣，虽然我知道这离免费赠送还有一段距离，不过——”

“这些都是证据。”小伙子说道。照他递给我的收据看来，他的名字应该是J.菲利浦·弗林。

“证据。”我说。

“事先知情的证据，”J.菲利浦·弗林说道，他举起书，“你有东西可以装书吗？”

我强压下一股冲动，递过一只购物袋。雷说：“还假装不知道棒球卡值得偷呢，伯尼。这个主题的书你手边不止一本，而是三本哪。”他摇摇头，仿佛人类背信弃义的本性让他失望不已。

“我有整整半个书架的书都是关于赤手空拳制胜法的，”我说，“但我还是不会一手抓着警察，一手抓着律师，然后把他们的脑袋互相撞。我知道你听了会大吃一惊，雷，不过店里还真有几本书我抽不出时间读呢。”

“哈，你马上就会有时间了，”他说，“而且依我看时间充裕得很。”

然后他便走了出去，J.菲利浦·弗林紧跟其后。我转向我的顾客，为谈话被人打断而道歉。

“警察，”她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是星期六。再过十二小时咱们的城市就会变得到处都是刺伤和枪击案，可那两位英雄却在没收书本。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在搜查儿童色情类的书，不过那些书讲的是棒球卡对吧？”

“恐怕是的。”

“我还不知道棒球卡是违法的，”她说，“怎么，口香糖里有致癌物？”她举起一只手，仿佛要把这想法赶走。“真让人头昏脑涨，”她说，“哦，嗨，拉菲兹。你刚才是在躲那些坏蛋警察对吧？哦，你真是个小可爱。是的，没错！是的，没错！”

“喵。”拉菲兹说道。

店里没人或者顾客看起来踏实可靠时，我都习惯拿着一本书读。有人开门时小铃铛会叮叮地响，不过如果我真沉迷于阅读的话也不是每次都会听到。

四点半左右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我回到史前时期，和女主角一起为那些不了解她的尼安德特人而沮丧，这时柜台对面刻意清清喉咙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把眼睛从书页中的原始野兽上移开，望向波顿·斯托普嘉德猪一样的小眼睛。

“看来你是要我找钱。”我说。

“什么，前天没找的钱？哦不，当然不。当时你要找钱我没拿。你以为我会专程过来讨？”

“也许不会，”我说，“除非你原本就要到这附近驱逐孤儿寡妇。”

“你看错人了，罗登巴尔。”

“哦？”

“完全看错了。谁会在九月驱逐孤儿寡妇啊？要赶也该选在圣诞夜才对。”

“‘听，城里的警察在唱歌。’”

“我最喜欢的圣诞歌曲，”他说着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凑近柜台，“事实上，今天下午我还真是专程登门的，不过不是为了买书，而是道歉。那天话不投机，而且错在我。我把你想错了。”

“是吗？”

“干我们这行常有的风险，罗登巴尔。我得当机立断，而且通常我都看得挺准。不过谁也不可能每次都准，所以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我会捅娄子。”

“难免。”

“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走进门来，打量起这家店，又打量着你，便立刻得出了结论。我对自己说，这个可怜虫千辛万苦地在夕阳行业里一年赚两千块，要是他租约到期，让市场规律提早结束他的痛苦，对他对大家都好。”

“经济安乐死。”我说。

“这个说法挺好。不过有个问题我弄错了。我当时完全是以貌取人，之后我才发现你根本不是一本正经在走败家运的卖书人，其实你是个贼。”

“呃，斯托普嘉德先生——”

“好了，”他说，“叫波顿就行。”

“呃。”

“那我该叫你什么呢？伯纳德吗？”

帮我叫辆出租车吧，我心想。我说：“呃，嗯，大伙通常都叫我伯尼。”

“伯尼，”他说，“伯尼。这我喜欢。”

“那我就留着这名字吧。”

“窃贼，”他说这个字眼的样子就像迈阿密海滩某个老祖母在念“医生”或者“律师”或者“专家”一样。“这里，”他说着胡乱甩了甩手，似乎在否定什么，“这可不是表面看来的穷途末路的商店。恰恰相反，这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烟幕弹。恭喜你，伯尼。”

“呃，谢谢，”我说，“不过——”

“据我听到的消息，你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无名小贼。看来你干这行称得上是个天才。能对付得了你的锁目前还没出世——照那位警察所说——而且我还真得说，他的声音听来可不是只有一点点崇拜呢。”

这人在拍我马屁。可是为什么？

“所以，你想到房租要提高自然会火冒三丈。店铺对你有用是因为它是维生工具，开销又不高。不过万一房租接近市价，那么除非你进行全面改造，否则想维持收支平衡恐怕比登天还难。还有个办法是靠其他的收入来源，不过这样的话肯定有人会知道钱从哪里来。这可不妙，对吧？”

“对。”

“你需要的，”他说，“是以你目前的租金再续约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你没孩子吧？”

“据我所知没有。”

“‘据我所知没有。’这话我得记在心里。没孩子，那你就用不着把生意传给后人。你说续约三十年够你干卖书这行的吗？”

“依我看谁都会觉得够。”

“好吧，”他说，“交易如下：你的租约我跟你续签三十年，一个月八百七十五。怎么样？”

“简直像在做梦。什么条件？”

“棒球卡。”

“棒球卡？”

“比钱币和邮票都好。比法国印象派好。比曼哈顿房地产好，也比纽约股票交易所好得多。”

“甚至比女性侦探小说家还好？”

“你心知肚明。哦，那东西风险太大了。你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买到垃圾，十年以后你手上就只剩下旧的垃圾。投资品，你可以大捞一笔，也可能狠赔一笔，这要看风向了。如果你看中杰克逊的新人卡。之后他却受伤，眼看事业不保。这时你会面临什么？”

“什么？”

“你会发现自己没带船桨就进了一条河，伯尼。杰克逊人气是够，不过他还需要在大联盟打上五到十年才能累积足够的战绩让他成为棒球卡市场的超级巨星。或者，假设你在诺兰·雷恩所谓的最后那季买下他的棒球卡。结果他决定多打一年，而在那期间他担纲投手又来了个全场无安打。这样一来你存货的价值可不会折损，你说是吧？”

“应该不会。”

“另外还有所谓的蓝筹股，”他说，“比国库券安全而且利润丰厚得多。贝比·鲁斯。米基·曼多。乔·迪马乔。或者我个人的最爱——泰德·威廉姆斯。”

“你不可能看过他打球，”我说，“除非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没看过，他比我大多了。不过我用不着看他挥棒击球，只要看他的成果就行。他是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在大联盟里击出四成打击率的球员。”广告台词说完后是噼里啪啦一串统计数字——平均打击率和安打率。如果你想知道，请查棒球百科全书。“泰德棒球王，”他充满尊敬地说，“短跑王。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在军中待了四年，你知道，二战的时候。想想那是多大的代价。”

“想想对英国来说是多大的代价。”

“他打球生涯里的四年黄金岁月。要是那段时间他没在为国效力，而是在芬威球场挥棒击球的话，想想他的战绩会有多辉煌。不过由此倒是可以看出这人怎么样。”

“爱国志士？”

“笨蛋一个。不过反正已经是覆水难收，或者叫过眼云烟，总之回不去了。”

“青春小鸟。”我说。

“随便叫什么。总之，如果他有那四年时间的话……”

“也许他的棒球卡会更值钱。”

“他棒球卡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曼多卡的几分之一，而且如果要我投资的话，威廉姆斯可是要好上两倍。一九五二年那套托普系列的曼多新人卡如果成色几乎全新的话，要花你三千。好吧，咱们再来看看一九三九年《球类游戏》系列中短跑王的新人卡吧。早发行十三年，而且更加稀少，然后就算完好如新那卡也值不到五千块。可别引我讲个没完没了。”

“我不会。”

“我从小就收集棒球卡。”

“我也是——直到我妈把它们全扔了为止。”

“我老妈知道我的东西她不能碰。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做起生意，把棒球卡收好后忘了个精光。最后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在这个时候我姐姐埃德娜嫁了人。”

“嫁给了马丁·吉尔马丁。”

“我的孩子长大懂得欣赏后，我就把我的旧棒球卡拿给他玩。后来我跟马丁提起来，这才知道他是大收藏家，也才发现这些卡的投资潜力有多大。”

“于是你就抢走了孩子的卡。”

“我跟马丁借了本书，”他说，“把孩子的卡对照着查过，没有一张罕见棒球卡或者太值钱的。那些卡保存得都很不好，有几张贴了胶带，其他的都皱巴巴的，不是磨损了就是折过了。不过倒是有一张，如果情况没那么糟的话，还可以值个五十块。”

“哦。”

“我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那时候好像两毛五就能换到整整一盒，包括口香糖在内。你知道，现在他们都懒得给你口香糖了。他们发现小孩反正不吃，全扔掉。总之，这张卡就当我是付了五分钱买下的好了，这会儿市价是五十块——至少要是我好好照顾它的话应该就值这个价。”

“下次你就知道了。”

“我正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这次，’我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卡。’然后我就开始收集棒球卡。以前那堆垃圾我让孩子留着，开始买进高档货，然后……”

然后电话响了起来。

“巴尼嘉书店。”我说。

“嗨，伯尼。”

一个女人的声音，耳熟，不过听不出是谁，于是我便随手抓了一个名字。

“呃，嗨，多尔。没想到你会打来。”

“多好的称呼！你才是多尔 [3] 呢，伯尼。它们真是太美了。”

“是吗？”

“玫瑰花太漂亮了。”

哦，我心想，搞错了女人。“佩辛丝。”我说。

“非洲堇很美，可我得警告你，我是植物克星，它们在我手里都活不了。”

“据说跟它们说话会有帮助。”

“我知道，可我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这株会喜欢诗吗？我可以念诗给它听。”她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连着两个晚上，连续两次取消约会，两个不同的朋友帮你取消——要不就是你会模仿人声？”

“我只会模仿吉米·斯图尔特 [4] 。”

“我可等不及了。两个不同的借口，先是墨西哥饼（burrito），然后是盗窃案（burglary）。两个词都在字典的同一页，不过这你当然知道。你取消约会靠的全是这一页，对吧？”

“佩辛丝——”

“我们可以再约一次，”她说，“不过八成又会有一个好心人打电话跟我说，你被妖怪吃掉了，或是在哪儿逍遥浪荡，或者被做掉了，或者有个傲慢的西部牛仔浇了你一盆冷水。玫瑰真漂亮。”

“那就好。”

“我刚才非常沮丧。我常常搞到这步田地。很多诗人都这样，算是职业病吧。不过后来花送来了，我又开心起来了。所以我也很难继续生你的气。你真的是贼？”

“我可以解释。”我说。

“说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没法解释。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明晚路德罗街的双轮诗咖啡店有场读诗会。你知道地方吗？”

“应该知道。”

“我有两个客户会去读诗，我答应过去。我也可能朗读，不一定。读诗预计十点开始，不过早到无妨，晚了也没关系，甚至根本不去也无所谓。”

“佩辛丝——”

“重要的是，”她说，“你不能再找来一群朋友打电话通报借口——不管是哪个字母开头的。总之明晚也许我会看到你，伯尼，也许不会。”

“会的。”

“不过，如果你不能来的话，”她说，“请帮个忙，不要送花。”

“开始我只做小买卖，”他说，“就像我刚做房地产的时候一样。人总是会犯错，要不怎么摸索身在其中的感觉？你得先愿意踏出一步弄湿脚，然后再吞口药丸、拉好袜子、跳上马背继续旅程。”他皱皱眉——这我可不怪他。“伯尼，”他说，“你没必要听我这些废话。”

“挺有意思的。”

“谢了，不过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说来咱们其实可以互助互利，互取所需。我有个店面，你只要付出相当于本森丘屋顶鸽笼一半的租金就能继续使用三十年。你手上有什么，我们俩可是心知肚明。”

“什么？”

他咧嘴笑笑。“马丁的棒球卡。”

[1] 英文中的“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意思是无意中露了口风。

[2] 巴诺（Barns＆Noble），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同时销售电子产品、DVD、游戏等。

[3] “多尔”的英语为doll，有“漂亮姑娘”的意思。

[4] 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1908—1997），美国电影及舞台剧演员。

11

“一九五○年，”我告诉卡洛琳，“查莫斯芥末公司推出特卖活动。每买一罐他们的芥末就能拿到一张礼券。寄出礼券可以换到三张棒球卡。”

“我从没听过查莫斯芥末。”

“你没在波士顿长大。查莫斯只做地区经营，几年前有个财团买下这家公司，不过当年它的生意一定很红火。如果你在芬威公园买个法兰克福热狗，加的肯定是查莫斯芥末。”

“除非你说一声‘不加芥末’。”

“卡片总共四十张，”我继续说，“上面是同一个球手，泰德·威廉姆斯——当时波士顿唯一比查莫斯芥末还红的就是他。上面印了他摆出不同姿势在做不同动作的照片。大半都是在挥棒，因为这事他最拿手，不过也有他追捕飞球、跑垒、手捧帽子倾听美国国歌，还有帮小孩签名的模样。”

“我想我明白了。”

“要拿到所有四十张卡，你得买下一吨芥末才行。”

“十四罐，”她说，“这样你还可以多拿到两张来换德怀特·古登。”

“他那时候可还没出生哪。问题是，你寄礼券不一定每次都能换到不同的卡片，和现在到糖果店买棒球卡的情况一样。我想，有些棒球卡印得比较多，而且编码在后的卡片是到促销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发行。意思就是要你尽量多买芥末。”

“精明。”

“不过效果并不显著，因为邮差送上门的卡片总是重复，孩子们容易失去耐心。而且我估计他们的父母也对不断地买芥末感到厌烦了。当时又没什么人投资这种东西，于是整个活动只好不了了之，因此编码三一到四十的棒球卡只有几张流到收集人手上。所以要集齐整套棒球卡可以说是难之又难。”

“而且代价不低，我看。”

“还好，”我说，“这套卡只在当地发行，而且又锁定单一球员，对于想拥有完整收藏的人来说，泰德卡其实可有可无——大多数棒球卡百科全书甚至根本没列出来。而且照斯托普嘉德所说，卡片本身又挺丑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印刷甚至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而且这个系列实在太长。一打卡片锁定单一球员或许还算有趣，可是四十张也未免太多。所以这套卡一向不受欢迎。”

“身价多少呢？”

“不好说。如果你要整套的话，还真得四处猎寻，一次搜集一两张。而且你还要注意卡的状况，因为很多棒球卡的印刷质量很差。我逼斯托普嘉德讲个数字，他说四十号卡是稀有珍品，叫价大约一千。普通卡卖价大概是十到二十，三一到三九号卡一张有可能卖到一百。”

“所以整套的价值应该是——”

“三千左右。在波顿·斯托普嘉德来看是零碎小钱，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马丁·吉尔马丁有这套棒球卡，斯托普嘉德却没有。”

“而且斯托普嘉德想得到？”

“迫不及待。不过吉尔马丁不肯转手。吉尔马丁其实也没把泰德·威廉姆斯看在眼里，可他就是不肯放手，斯托普嘉德觉得他简直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所以他要你把这套棒球卡交给他。”

“加上吉尔马丁其他的棒球卡，跟我交换条件优惠的店面租约。真希望我有那些见鬼的卡片。我会在一秒钟内跟他成交。”

“真的吗，伯尼？我以为吉尔马丁的收藏值一百万哪。”

“这是吉尔马丁的说法。棒球卡只保了这个价钱的一半，意思就是保险公司有可能会付五十万的百分之二十或者二十五，以逃过理赔责任。如果我让雷居中斡旋，他可以捞到一半，这样我还有多少可拿？五六万？”

“我没意见。”

“我自己把货拿去销赃也许更有赚头，”我说，“没准能有六位数。嗯，正如斯托普嘉德所说，新的租约第一年就有可能帮我省下相当于这个数字的钱。所以我当然愿意成交。”

“你告诉他你没棒球卡的时候，我看他八成不信。”

“难说。”

“哦？”

“我看他其实不在乎，”我说，“如果我想续订租约，我只要送上价值五十万的棒球卡给他。卡片不是马丁的也没关系。甚至连查莫斯芥末那套卡是否包括在内他也不在乎——有的话当然更好。不过棒球卡的来历他不关心，而且就算不是棒球卡也没关系。只要总价能上五十万，苏·格拉夫顿的头版小说他也可以接受。你知道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了什么？”

“他是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的哥哥吗？”

“他说‘真正的有钱人跟你跟我都是不同族类’，真正贪心的人也是如此。原先斯托普嘉德以为我是老实的穷卖书人时，他一心一意只想把我赶出他的领地。可是等他发现我是登记在案的罪犯以后，他就忙不迭地想交我这个朋友。因为他觉得我有利用价值。”

“是吗？”

“希望如此，”我说，“因为我想保住店面，几个星期以来这是我头一回有了希望。”

我又在喝巴黎水。我们坐在饶舌酒鬼，不过我不想喝下有可能减缓我反射神经或者让我本已颇为可疑的判断力变得更加模糊的饮料。“倒也不是说我不想在家度过一个平静的晚上，另有安排什么的，”我解释道，“我只是想多几种选择。”

“我了解，伯尼。”

“在牢里过了一晚，”我说，“还真能把人搅得头昏脑涨。耐心女士打电话到店里时，我叫她多尔。她没怪我，以为我是热情洋溢。”

“如果你叫她格温多林就行不通了。”

“没错。”

“伯尼，你怎么会以为是多尔？”

“不知道。”

“你当时在想她吗？”

“我可没意识到。当时我正跟波顿·斯托普嘉德聊天。如果说我在想谁的话，泰德·威廉姆斯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说她们——”

“不会，”我说，“我不觉得。”

“我还没说完呢。”

“‘她们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你想问这句，对吧？回答是不会，我不认为是。”

“想想看，伯尼。”

“我没兴趣想，”我说，“因为不可能。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女人。”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我见过她们，卡洛琳。”

“是啊，不过是同时吗？”

“没有，”我说，“恐怕永远也不会，而且就算有这么一天的话，要找出区别也不难。首先多尔是黑发，耐心女士是暗金色头发。”

“听说过假发吗，伯尼？”

“耐心女士比多尔高四英寸。”

“高跟鞋，伯尼。”

“行了，好吗？耐心女士看上去像是从格兰特·伍德或者哈维·邓恩的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她既高又窈窕，长得就像《哦，拓荒者》 [1] 里的那些角色——长脸、有棱有角的五官。多尔是心形脸，五官非常均匀而且——”

“哦，只不过是我一个想法嘛，伯尼。”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你说了算。不过请你不要再恶声恶气，好吗？我今天很累。”

“抱歉。”

“我大半夜睡不着，在担心你，然后我又得帮一只长毛匈牙利波利犬洗澡理毛。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挑战？匈牙利波利犬和可蒙犬是狗世界里的嬉皮王。”她捧起玻璃杯，发现里面空空的，瞪了它一眼，“再喝一杯，要不就回家。我想我还是回家好了。”

我搭地铁到上城。我没看报纸，而且也没人看我。我四下环顾，有点希望可以看到多尔·库珀偷偷躲在哪个门口，不过没瞧见。我走回家，朝我的门卫点点头，他也马上点了点头。把我的行踪报给警察的点头之交会不会是他？我觉得就是他，同时决定把他今年的圣诞红包包得少一点。

公寓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我原本寄望于小精灵或许会趁我不在时偷溜进门大扫除，不过他们没有，可话又说回来，雷·基希曼也没再次来个大搜查。我打开电视，第二轮广告时，我打电话到“湖南奇迹”订晚餐。很快送货小哥就捧了一整袋芝麻凉面和木须肉等在我门口。我付了账单和小费以后，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忙着往我所有邻居的门底下塞菜单。

我决定在家安静地度过一晚。

＊＊＊

电话铃响时，差不多快十一点了。

我接起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罗登巴尔先生？”

“是我。”

“我连你记不记得我都没把握，不过前晚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谈不上大忙，只不过是陪你走回家。”

“你记得。”

“无法轻易忘记你，多尔。”

“没错，你还帮我起了个新名字。我都忘了，因为之后根本没人那样叫我。你刚才那句话听来像米基·斯皮兰 [2] 写的一句话。‘无法轻易忘记你，多尔。’你应该抽根没滤嘴的香烟，戴顶宽边软帽，再放个蓝调之类的音乐做背景。”

“一个女歌手，”我说，“大声唱着《暴风雨天》。”

“或者《轻而易举爱上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无法轻易……忘记你，’你可以听到她在背景里唱着，‘轻而易举……爱上你’挺不错的感觉，是吧？”

“挺好。”

“抱歉。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在拖时间。我得再请你帮个忙，但怕你回绝。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们不正在谈吗？”

“我是说面对面。我在西端大道和七十二街交会口的咖啡店。如果你过来的话，我请你喝一杯。或者我也可以到你那儿。”

我四下看了看。小精灵没来过，而我也没帮他们料理家务。“我马上到，”我说，“我怎么认出你？”

“呃，我基本上还是一样，”她说，“两天来我没老多少。我的打扮是不一样。我穿了——”

“红色合成皮热裤和感恩而死 [3] 的T恤。”

“我会坐在后面的雅座，”她说，“你自己过来看吧。”

[1] 维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作品，描写早期西部拓荒者的生活。

[2] 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1918—2006），美国侦探小说家。

[3] 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美国摇滚及迷幻乐队。

12

退色牛仔裤，可可色高领毛衣，外加配上拉链口袋的黑皮飙车族夹克。指甲上没涂指甲油，手上没戴戒指。我在她对面坐下，告诉服务员我要杯咖啡。他拿过来，还主动为多尔续了杯。

“我有几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我查了电话簿。”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你告诉过我，伯尼。记得吗？”

“哦。”

“你告诉我你叫伯尼·罗登巴尔，在格林尼治村开了家旧书店。我没法打到那里，因为我不知道店名和地址，不过你是曼哈顿电话簿唯一登记的B.罗登巴尔，再说反正我知道你住在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会口，因为你告诉过我。”

“哦。”

“你帮了我一个忙，”她说，“而且礼貌周到，我本想如果我没刚好在这附近撞见你的话，也要打个电话。然后马丁告诉了我你的事——”

“马丁。”

“马丁·吉尔马丁，”她说，“你肯定知道是谁。你偷了他的棒球卡。”

“等一下。”我说。

“好的。”

“我知道马丁·吉尔马丁是谁，而且我没偷走他的棒球卡。你等一下。”

“我正在等，伯尼。”

“很好，”我说，然后合上眼睛，睁开眼时她还在那里，耐心地等，“这事让我很困惑。”

“是吗？”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朋友。”

“好极了，这下明白多了。”

“算是挺特别的朋友。”

“哦。”我说。

有点调皮，我想，因为她脸红了。“马丁的事不知道你清楚多少。”她说。

“不多。我知道他住在哪儿，知道他住的房子什么样，因为我去看过，但我发誓我没踏进门半步。我没跟他碰过面。他太太我见过一次，不过不是正式碰面。她弟弟我倒见过，因为原来他就是我的房东，说来世界可真小。你提起他名字的时候世界越发小了。”

她啜了口咖啡。“马丁很迷舞台剧，”她说，“他什么都看，而且不只是百老汇。他是冒牌者俱乐部的会员——那是格拉梅西公园的一家演员俱乐部。外百老汇剧院的戏单有一半都把他列为赞助人或者资助者。他特别慷慨。”

“原来如此。”

“马丁五十八岁，他已经老得可以有我这种年龄的女儿了，可是他没有。他晚婚，而且他跟他老婆都不想生孩子。”

“所以他就像你的父亲一样。”

“不是。”

“我想也不是。”

“遇到他时，”她说，“我在城中一家叫哈伯与克罗威尔的法律事务所上班。”

“你提过。”

“我知道。我之前说我还在那里上班，那不是真的。”

“马丁把你带到了外面的世界。”

她点点头。“当时他是我们的客户。我一心想朝戏剧界发展，上表演课，四处应征。哈伯公司这方面很在行。他们代理剧院很多人的事务，还雇了许多年轻的男女演员做文书工作和接待员。”

“还有法律助理。”

“我从来没当过法律助理。我是接待兼总机。直到——正如你所说——马丁把我带到外面的世界。他对我很好，对我的事业有兴趣，他带我到冒牌者俱乐部吃午餐，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而且他说，年轻人想混进纽约的戏剧界，没个专职工作支撑很难应付。这话绝对是真理，相信我。”

“你说得一定没错。”

“而且他说要帮我付房租，每个月提供我足够的生活费。不会是锦衣玉食，不过保证生活无忧，一方面还可以观察我在戏剧界有没有立足的机会。”

“而你要做的只是和他上床。”

“我们已经上过床了。”

“哦。”

“他有魅力，伯尼。身材修长，一头灰发非常高雅，彬彬有礼很有绅士风度。我对他一见倾心。他跟我调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荣幸，根本没有想到拒绝。”她垂下眼睛，啃着拇指指甲，“虽然当时我算是有了人。”

“波顿·斯托普嘉德。”我猜道。

“恶心死了，”她说，“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呃。”

“波顿·斯托普嘉德是池塘里的浮渣，伯尼。摸到像波顿·斯托普嘉德那种人会长疣的。”

“抱歉，我提起了他。”

“我也抱歉。马丁觉得波顿是个笑话。他得忍受波顿是因为他娶了波顿的姐姐。我只跟波顿碰过一次面，不过相信我，已经够受的了。”

“什么时候的事？”

“六月的某一天吧。我在P.J.巴瑞早期的一部戏里有个角色。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吧？没薪水，不过你可以想办法找人看你表演，经纪人之类的。当然，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都是演员们各自的亲戚朋友。不过是不错的经验——尤其如果剧本好的话。而这出真是棒透了。”

“马丁把全家带去了？”

“他带了他太太，”她说，“也带了波顿和他太太。这家戏院每出舞台剧他都可以免费拿到四张票，因为他是他们的赞助人之一。”她开始看向别处，然后又撞上我的眼神。“我能演那个角色也许跟这有关。”她不动声色地说道。

“哦。”

“散场以后，我跟他们四个还有一起演出的另外几人共进晚餐。所以我才有机会琢磨出对波顿的看法——是什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池塘浮渣，我想你是这么说的。”

“这还有待查证，所以我用的词算是客气了。以我的幸运程度，很可能这么说完后立刻就会发现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过他当然不是，对吧？他是你的房东。”

“没错，而且池塘浮渣是大家给过他的最好的评语了。你刚才说除了吉尔马丁你另外有人？”

“是的，”她说，“不过我提出分手了。”

“在你开始跟马丁上床的时候。”

“不是。”

“在他开始为你付房租的时候。”

“事实上，比那还要晚点。”

“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一。”

“哦。”

“还是星期二呢？不对，是星期一晚上。我把他的钥匙往他身上一扔，气呼呼地冲出门去。风光退场，不过我应该留下钥匙不还的。伯尼，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拿马丁的卡？听着，如果你担心我装了窃听器，那就不要大声回答。眨一次眼表示拿了，两次表示没有。”

“不管你有没有装窃听器，”我说，“答案都是没有，反正这话没人当真，所以我也没指望你相信，不过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信。”

“真的？”

“我原本就没认为是你拿的。马丁一说棒球卡不见了，我立刻就想到是谁了，那时你的名字都还没人提起哪。我觉得是卢克搞的鬼。”

“老好人卢克。”

“难以置信。你认识卢克？”

“不，从没听说过。不过我八成可以猜出他是谁。你的男朋友，对吧？”

“从星期一开始就不是了。”

“也就是你把钥匙扔到他脸上的时候。”

“准确地说是把钥匙扔过房间。”

“跟我说说卢克的事。”我提议。

“真不知从何说起。他是演员。高中一毕业就到了纽约，十五年来一直想闯出个名堂。他拍过广告，在几部肥皂剧里演过小角色，在西德尼·吕美特最近的一部电影有两句台词，跟《酸葡萄》的剧组巡回演出过三个月。当酒保赚钱付房租，还在几家没牌照的搬家公司打杂。大家都叫他吉卜赛搬家工人。”她皱皱眉，“而且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浪漫的反派人物。有一次他下午两三点跳下床去，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我问他要上哪儿去。超市，他告诉我。我说，你打扮成这样就为了到阿戈斯蒂诺超市？他说这样可以赢得较多的尊敬，然后就猛地抓起公文包出门去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拎了一袋杂货回来。有一棵莴苣、几棵马铃薯，我忘了还有什么，总之是价值几块钱的杂货。然后他啪嗒一声打开公文包，只见里头放着两片一英寸厚的鲜美沙朗牛排。他说重点是要抓住购物的诀窍。”

“杰西·詹姆斯 [1] 以前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得承认，”她说，“当时我觉得那样挺酷。后来开始跟马丁交往以后，才觉得他们俩的对比真是挺有趣。”

“我可以想象。”

“他简直就是个恶棍。他的各种骗人把戏我尽量不闻不问，不过我知道他一直都在贩毒，自己也嗑药，兴奋剂和镇静剂都有，靠卖药给熟人付药钱。”

“比卖给不熟的人安全。”

“起初他觉得马丁替我付房租是好事。他觉得我也在搞我自己的花招，所以我们算是同流合污。他每次都把马丁称作‘老家伙’或者‘你的饭票’，等他发现我是真心对待马丁、把他当成感情支柱以后，就恼火起来了。”

“吃醋了。”

“嗯，算是吧。”

“然后你们吵了一架，你提出分手。”

“那是星期一的事，而马丁星期四晚上就找不到棒球卡了。我敢说是卢克拿的，这事都怪我。”

“什么意思？”

“我跟他提起过马丁的公寓，还有里面的摆设。马丁上个月有天下午带我去看过。那个星期他和他太太到东汉普顿跟朋友度假，他中途过来了一天，我们出门吃午饭，然后他说想带我看看他住的地方。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我们……什么也没做，”她说，“我做不到，在他太太屋里我不行，仅仅站在里面我都觉得不自在。不过公寓很漂亮，河景壮观、摆设精致。当晚我跟卢克一起的时候，忍不住把看到的全告诉他了。”

“包括棒球卡。”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她说，“在一个香杉木衬里的玫瑰木盒子里。马丁以前抽烟的时候习惯在里面摆雪茄，现在只要一打开，还有一丝淡淡的上好哈瓦那雪茄的香味。盒子锁都没锁，就这样摆在书桌上。星期四的时候还在那里，伯尼，可他掀开盖子的时候里头空空的。”

“有人留下盒子拿走了棒球卡。”

“我敢说是卢克。他听说棒球卡的时候比我跟他讲到从客厅窗户可以看到桥还兴奋。他开始谈棒球卡多值钱，有多容易出手。看来他小时候好像收集过，而且——”

“大家都有过。”

“呃，我可没有。总之，马丁的收藏叫他起了恋旧之情，同时也大发贪念。这会儿他有个机会可以狠狠报复我和马丁，顺便还能大赚一笔——”

“何乐而不为。”

“正是。”

我想了想，然后说：“嗯，你、马丁，还有卢克就是这样扯进来的。现在至少我有了记分牌，而且谁都知道没有记分牌就分不出谁是球手。问题是，手边没有镜子。如果没有镜子，我怎么知道自己穿的是几号球衣？”

“你把我搞糊涂了，伯尼。”

“糊涂的是我。我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打算要我干什么？”

“哦，简单，”她说，“你要帮我拿回马丁的卡。”

“我知道人们是怎么谈论巧合的，”我说，“那是上帝保持匿名的办法。不过我一次能接受的巧合只有那么多。咱们回到星期四晚上，好吗？”

“好吧。”

“马丁·吉尔马丁和他太太，以及波顿·斯托普嘉德和他太太——顺便问一声，她长什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我跟她只见过一次面，几乎没注意。我记得她整晚都没开口说话。”

“总之，他们四个一起去看了《奔腾年代》。这出戏他们究竟喜不喜欢？我问了马丁，可我还不如去问玛丽·林肯 [2] 觉得《我们的美国表亲》 [3] 怎么样。”我耸耸肩，“算了，不说这个。总之他们去看戏，然后终于回家去了，而我则打了个欠妥的电话到吉尔马丁家。时间是午夜刚过。”

“那么所谓的巧合呢？”

“估计是我在下一个路口的IRT线地铁站停下买报纸的时候。有个魅力无穷、全身上班族打扮、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年轻女子，挑中了我要我陪她走回家。”

“这种事情你一定经常遇到，伯尼。”

“第一次，”我说，“多年来我一直习惯在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份《纽约时报》，不过从来没碰到过美女求助。”

“我看你早该碰到的。”

“这个女人，”我继续说，“只不过刚好是马丁·吉尔马丁的女友。而且闲来无事的时候好像还兼任偷了马丁棒球卡那家伙的女朋友。”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是巧合了。”

“如果上帝真想隐姓埋名的话，”我说，“他应该戴上手套，因为这事可到处都印了指纹。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你是怎么及时发现棒球卡的事，又在转角报摊逮了我一个正着的？而且又怎么知道打电话过去的是我？这事有人知道还是因为警察查了纽约电话公司把来源追查到我朋友卡洛琳的公寓。而且你怎么知道我要搭地铁回家？要不是几个混混跑得比我快，我原本是会搭出租车的。再说你又是怎么认出我来的？不明白。我全都不明白，而且……等等，多尔。你上哪儿去？”

她起身离开了座位。“付账，”她说，“我说了咖啡我请，记得吧？”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她说，“我全都可以解释。”

到了外面，我们沿着横穿城市的一条很长的路步行来到百老汇，站在街角看人们买报。“当初我看到你时，还不知道棒球卡的事，”她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没怎么在意。我只知道你看起来不像斧头杀人狂。而且我帮你做了性格测试，我等着看你会买什么报。”

“如果当时我拿的是《纽约邮报》呢？”

“如果你拿了《纽约邮报》，”她说，“我就挑别人。不过我有十成把握你是时报型的。当天晚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上完表演课，才下了公共汽车，而且街上那种感觉我不喜欢。西端大道向来就叫我不自在。我知道这条街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安全，不过我就是觉得不对劲。”

“那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一带？”

“我不住这儿。我住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七十八街。”

“谁住在西端大道三○四号呢？”

“卢卡斯·桑坦格罗。”

“又名男友卢克。”

“前男友。”

“你想找个《纽约时报》型的家伙陪你走回卢克的住处。为什么？要他嫉妒？”

“我说过了。一个人走我会害怕。”

“这么多人之中你挑了——”

“伯尼，”她说，“你四下看看。而且别忘了当时还晚了一小时，又是星期三。外头人比较少而且大都看来……呃，就像那头那个讨钱的，还有那两个穿了军大衣的怪人，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些衣服留在卢克家里，”她说，“我打电话找了他几天，想跟他约好时间拿回来。可我只听到他的答录机在说话。这也不一定表示他不在，因为有时候他会先让机器接，等弄清楚对方是谁才自己接起来。所以我决定干脆直接过去。如果他在家的话，也许他会绅士地让我拿走我的东西。”

“如果他不在家呢？”

“也许我还是能进得去。多数时候他不会费事把门锁两道。我原想说我也许可以拿信用卡顺利开锁。”

“不是每次都和电视里演的一样容易。”

“我现在知道了，”她说着，用手夸张地啪嗒一声拍在前额上，“忙了半天还是打不开。我的三张信用卡全试过了，然后又试了现金卡，真是不应该，因为卡片肯定被弄坏了。昨天早上想取现金的时候，机器把卡吞了。”

“见鬼。”

“他们发了张新卡给我。仅仅是造成了一些不便而已。相信我，站在卢克门前没法进去可真让人丧气。我为什么要扔钥匙？怎么就没扔个烟灰缸呢？”

“或者就扔给他一堆怒火。放弃开锁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回家了。”

“直接回去的？”

“当然，我跟艾迪说了声晚安，然后就走了。”

“谁陪你走到公交车站的？”

“没人。我坐的出租车。”

“为什么不开始就搭出租车？”

“我搭了。”

“我以为你是乘的公交车。”

“我把经过简化了一点。我上完表演课乘公交车回家，试了卢克的号码，还是应答机的声音，于是我就换上比较像样的衣服，乘出租车直接穿过公园。我在卢克那幢楼的正前方下车，要门卫按铃找他。没回应。‘那我直接上去好了。’我说，可是他不肯。”

“艾迪拦你？真没想到他还注意到你了。”

“他不在那里。我是十二点过几分到的，他的轮班从十二点开始，不过他去晚了。值班的家伙是个年轻的海地人，做事很刻板。而且到下班时间却不能走，他也很不高兴。他就是不肯让我进去，于是我就走到百老汇叫了杯咖啡——另外一家咖啡店半夜打烊——”

“我知道。”

“——而且一路过去的时候我还真是起了鸡皮疙瘩，觉得好像有人盯梢。大概是因为我想闯卢克的公寓所以神经紧张吧。然后你出现了，陪我走到家门口，或者其实该说是卢克家的门口，然后我就进去，然后我又出来，然后便回家去了。第二天我发现马丁的棒球卡不见了。‘他们甚至知道是谁拿了，’他说，‘那个无耻的狗娘养的还打电话过来吹牛，所以他们有办法追查电话来源。’我简直没法相信卢克有那么笨。然后我才发现是你打的。”

“谢谢了。”

“我不是说你笨。你打那电话自然有理由，而且何不顺便开个玩笑？你不可能知道马丁的卡搞丢了。”

“这你说对了。我连他有卡都不知道。”我们一路谈着，已经走向西端大道，抵达转角时我们转向上城，就像原先讲好了似的，朝三○四号走去。“照你这么说来，”我说，“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巧合嘛。只是艾迪刚好上工迟到，卢克刚好离开他的公寓，而我则刚好是第一个走过去买《纽约时报》的家伙。”

“没错。”

“真希望我能弄清楚你的故事能信多少。你的名字真叫多尔·库珀？”

“现在是了，不过只有你我知道。名字是你取的，记得吧？在那之前，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格温多林·库珀，一字不假。”

“你能证明吗？”

她在包里摸来摸去，掏出两张卡。“这里，”她说，“化学银行的新提款卡。合并以前叫作汉诺瓦制造，我喜欢到简称为‘汉制’的银行去。还有这张，我的金卡。不过也损坏了。看到这个角了吧？我想压平它，结果越弄越糟。看来只要不往机器里插卡应该就没事。”

我把卡递还给她。“你告诉了我真名，”我说，“为什么？”

“跟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是两艘在黑夜里擦肩而过的船。为什么非撒谎不可？”她咧嘴笑笑，“再说了，伯尼，我希望你能跟我联络。”

“怎么联络？你又不在电话簿里。”

“当然在。东七十八街的G.库珀。”

“可我怎么会想到去查那个地方，对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你住在西端大道三○四号。”

“你可以打到我上班的地方。”

“哪里，法伯吗？”

“哈伯，”她说，“与克罗威尔。”

“你已经不在那儿上班了，记得吗？”

“偶尔还会有人打到公司找我。他们会帮我留口信。我先前说我是律师助理，因为这个职位比接待员好听得多，再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不干脆选个好听的来说？”

“你完全可以说你是律师。”

“差点就这么说了，”她说，“可我怕你会打退堂鼓。有些人不喜欢律师。”

“真的？”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伯尼，算我撒了个小小的谎，好吗？我是在磨炼演技。即兴表演，你知道的。我们在课堂里专挑这种戏码。可我也没有真的要撒谎，就像你没提你是个贼一样。”

这时我们已停下脚步，离三○四号半个街区远。她朝楼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听着，”她说，“我有个好主意。现在就过去，我敢说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门卫。”

“除非又轮到你的海地朋友值班。”

“当初我其实可以就这样从他面前走过，不过那次我想让他先按公寓的铃。这回不用了。我们可以假扮成这儿的住客直接进去。”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帮我打开卢克的门。”

“卢克可能不会高兴。”

“他肯定不在，”她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他前几天偷了马丁的卡，然后城外有人给了他一个工作机会。他忙不迭地接下了。不过如果你担心他人在里头不好撬锁的话，我们可以按铃确定一下。”

“当然，好主意，”我说，“按吧。”

“如果他在里面，我就说我是过来拿衣服的。很容易对付。”

“之后我们可以顺便走访纽金特府上。”

她皱皱眉。“纽金特？琼和哈伦·纽金特吗？”

“正是这两位纽金特，住在9G。”

“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我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提他们？”

“是你提的。”

“明明是你提的，就在一分钟之前。‘之后我们可以顺便走访纽金特府上’，你是这么说的，还记得吧？”

“一清二楚。不过两天前的那个晚上你可是当着我的面跟纽金特的门卫提起他们的。”

“是吗？”她挠挠头，“我怎么会提？我跟他们又不熟。”

“那也比我强，”我说，“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问了艾迪他们什么时候会从欧洲回来。”

“天哪，”她说，“没错，我是问了。不过那是在你离开以后，对吧？”说完她想了想，自己答了：“显然不对，要不我们也不会有这段对话。纽金特是对年长的夫妇。他们住在卢克楼上，要爬两段楼梯。”

“住在9G，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说我连公寓号码都提了？你肯定以为——”

“我是在邀请你去洗劫他们的公寓，”我帮她说完，“我当时正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你当真不知道我是个贼——”

“我怎么可能知道？通常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是卖书的，我都不会怀疑。”

“那你为什么提纽金特呢？”

“因为我在想他们回来没有，仅此而已。琼·纽金特是个艺术家，而且我们有几次在走廊遇上时，她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模特。上次我们在电梯巧遇，她说她和哈伦要去欧洲，回来后会再跟我联络。”她耸耸肩，“不过，如果这意味着我得进入这幢建筑而且有可能撞上卢克的话，我可不敢说我愿意。”

“尤其如果你还怀疑是他偷了棒球卡的话。”

“不只是怀疑，”她说，“我有把握，所以我才更想赶在他回来之前把我的东西全拿走。只怕他的住处被搜查后我的东西全会跑到证物箱里。”

“有可能。”

“我不喜欢这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你看怎么样，伯尼？你愿意当个好好先生，让我瞧瞧你撬锁的本事有多厉害吗？”

[1] 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美国十九世纪火车大盗。

[2] 玛丽·林肯（Mary Lincoln，1818—1882），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妻子。

[3] 《我们的美国表亲》（Our American Cousin），一八五八年由英国剧作家汤姆·泰勒创作的一部喜剧。

13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百老汇的胖球餐厅，计划着要犯下的罪行。这可把我们跟其他顾客区分开了，因为他们看来早就过了计划阶段。

开始我告诉多尔我不想介入。我远离盗窃一年多，然后只是动了动念头要进公寓行窃，结果就在监狱里过了一晚。

“我是想帮忙，”我说，“你有些衣物留在卢克的公寓，当然想拿回来。不过依我看，除了非法闯入以外，还有其他几种选择。你可以等他回来以后打个电话过去，要不也可以跟马丁借笔钱上街采购。”

“衣服就算了。”她说。

“确实。衣服就算了，再买新的。”

衣服的事你就当没听过，她说。进入卢克公寓的首要目的是找回马丁的棒球卡。如果卢克出城是因为接到电话说要给他工作，他没准连棒球卡都没机会出手就匆匆走了。不过也可能他并不急着套现，或许打算等风头过去再说，同时想想怎样卖才最划算。

她觉得只要能顺利进入卢克的公寓，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棒球卡。而且如果我们能把卡还给马丁，就能洗清我盗窃他公寓的罪名。到时指控取消，岂不是很好？

“呃，好当然是好，”我告诉她，“不过照我的律师所说，反正他们原本就有可能撤销指控，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更别说定罪了。你知道你这是在让我干什么吗？我等于犯下一桩案子来洗脱我根本没犯的另一桩案子。这似乎不太值。”

事实上，她继续说，说不定我还有利润可捞。她很肯定会有赏金。毕竟，马丁是个很慷慨的人。棒球卡收藏对他来说是至宝。我为此冒险自然百分之百可以期望他会重重犒劳我。

我对赏金能有多高表示怀疑。不管马丁付我多少他都得自掏腰包，而当初他可已经为那些棒球卡付过一次钱了。他总不至于愿意再为它们掏腰包吧？

“你知道，”她说，“他向保险公司报失了，我估计他们已经在处理赔偿问题了。要是我私下跟他谈谈，告诉他你怎么费心找回棒球卡，也许他就不会告诉保险公司卡已经找回来了。”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严格地说也不算偷，”她说，“应该说是顺其自然、不加干涉，对吧？如果保险公司理赔五十万——这很公平，因为卡片真的被偷了——马丁想买回他的收藏就得再花出这么多钱。要是他能花上——比如说——二十五万从你手上购得类似的棒球卡收藏，他就是赢家。”

“我也会是。”

“当然。我们两个都是。”

“我们两个，嗯？”

“五五对分，”她说，“我需要靠你打开卢克的门，你需要我从中与马丁协调。伯尼，一人可以分到十万多。”

“这种分配比例我可不敢苟同。”我说。

“还有什么比五五分账更公平的吗？”

“可这真的是五五分吗？你我对分马丁付的款项，从这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不过整个生意的油水可是五十万——”

“马丁分一半，咱们分另一半。”

“前提是你把你和我算成一伙的，多尔。”

“我觉得咱们合作会很成功的，伯尼。”

“这我相信，不过还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也就是说你和马丁已经成了一伙，于是你们这伙可以弄到五十万美元的四分之三。”

我们坐了二十分钟，为了一盒保险公司还没理赔、我们也没见过的棒球卡争吵不休。她很不情愿地做让了步，最后我们达成的共识是：钱分三份。马丁跟保险公司不管拿到多少都会付我们每人三分之一。

“不过别想着今晚动手，”我说，“人们通常都浪漫地认为行窃就该在夜里，其实这个时间最危险。越晚越糟糕。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不管是谁，就算什么都没干也会显得形迹可疑。”

“可是——”

“你四下看看，”我说，“这儿有一群良好市民在喝咖啡吃甜甜圈，可就因为现在是三更半夜，他们看来就像一堆杂碎和垃圾。”

“他们就是啊，伯尼。”

“瞧，我说的吧。”

“可是——”

“明天下午，”我说，“牛仔裤和夹克穿在你身上挺好看，不过明天可别穿出来。好好打扮一下，两点和我在书店碰头。咱们直接从那儿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十点十分到达书店。我首先打电话给卡洛琳。“我在店里，”我告诉她，“你说了会过来帮我喂拉菲兹，可你还没抽出空来，对吧？”

“我还在喝我的第一杯咖啡。”

“它看起来像个饥民，”我说，“不过我已经能做到不相信它了，先问清楚再说。我会喂的，你不用过来了。”

“我本打算十一点左右过去的。你怎么开了店？星期天你从来不开的啊。”

“呃，也许这么多年来我犯了个错，”我说，“星期天关门也许让我损失惨重。”

“你真这么想？”

“不，我跟人约了两点在这儿见面。”

“你早了四个小时。”

“那又怎样？总得找个地方待着吧。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过来陪我吧。”

“我不知道，”她说，“你昨晚确实待在家里的对吧？所以现在双眼发亮，精神百倍。我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受得了什么？”

“你的好心情啊。”

我想了想。“你昨晚没有老实待在家里。”我说。

“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她说，“可结果我去了DT胖猫酒吧。心想喝上一杯我会睡得比较好。”

“你睡得好吗？”

“等他们打了烊，我心甘情愿地回到家，睡得不错，”她说，“我今天不过去了，伯尼，不过明天一定跟你碰头。喂猫去吧，它一定饿坏了。”

我将它的餐碟盛满，又倒好水，冲了它用的马桶，然后回头看着它吃。这才想起自从昨晚吃过木须肉以后我一直没再进食，于是我到熟食店买了两个面包圈和一杯咖啡。把特价桌搬到外面摆好后，我便坐到柜台后面开始吃早餐。拉菲兹过来在我怀里坐了一会儿看我吃，不过吃东西这种事只有自己是主角时它才提得起兴致。它跳到地板上，坐在那儿好像在等待什么东西出现。

我吃完一个面包圈，把包装纸揉成一团。那声音吸引了拉菲兹的注意，它立刻有了反应——和普通的猫一样。我让它朝我这边看。它扭开头的一瞬间，我又把包装纸揉了揉，噗的一声扔过它的头顶。不过没有越过去，因为拉菲兹已经跃向右方，噌地一跳抓住它，然后左拨右弄地玩耍起来，愚蠢地追着纸团在走道里来回乱跑，拍打着纸团。最后它认为纸团已经死了，不会起死回生，这才掉头走开。

“拿回来，”我说，“给我再扔一次。”

我发誓它瞪了我一眼，而且我发誓接下来那个没说出口的想法大约是：见鬼，你以为我是谁，该死的拉布拉多犬吗？

这是它的游戏，规则由它定。我拆开另一个面包圈，又把包装纸揉成团玩弄起来。

卡洛琳一直没出现，于是她跟大多数人有了一个共同点。我花了几个小时揉皱一张张纸，试图扔过拉菲兹的头顶。两点一刻，前门开了，是多尔。

她打扮得像朵花一样——身穿海军蓝洋装，脚踩高跟鞋。洋装无比完美，让她看起来和美国济助协会那些有闲、有钱、有地位的年轻会员一样值得尊敬，同时也不容置疑地声明她是她所属族类的雌性成员，而且显然属于哺乳类。

“漂亮，”我告诉她，“这身打扮无可挑剔。”

“还行吗？我试穿了皮热裤跟酷死牌T恤，可你知道吗？上回我洗的时候T恤缩了水，穿起来胸部太紧了。”

“那可不行。”

“是的，”她说，“你看来也不错，伯尼。你平时应该多打领带穿外套的。伯尼，你店里的地上怎么全是纸团？”我四下寻找拉菲兹，可它躲起来了。我哗啦啦又揉了一张纸，它便露出头来。“仔细看好。”说着我便把纸团扔到它左边，这小淘气噌地跳起来，啪的一声把纸团拍下来。

“你养了只猫。”她说。

“不算养的，”我说，“它只是在这儿工作。不算宠物。”

“那它算什么？”

“员工，如此而已。”

“那这是在干吗，员工福利吗？星期天可以跟老板玩接球？”

“我们没在玩，”我说，“我是要锻炼它的反应能力。”我俯身捡起散落在四周的纸团——不是第一次了。“它不肯衔过来。”

“它不是狗，伯尼。”

“它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它能讲话的话，我是说。”我又扔了个纸团过去。“你瞧，”我说，“我发誓它可以当游击手。它刚才那一扑，就连奥齐·史密斯 [1] 都望尘莫及。当然，奥齐会转身扣住，传到一垒，不会把球干掉。所以人家奥齐在打大联盟，可拉菲兹就只能在书店里捉老鼠。”

“它的尾巴怎么了？”

“你知道它们总爱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吧？所以，你知道它的反应能力有多快了吧？有一天它真逮着自己的尾巴了。”

“然后把它干掉了？”

“没有，它猛地一跳把尾巴抛到一垒去了。有什么好笑的？”

“你啊。”

“我只是有点紧张，多尔，”我信誓旦旦地说道，“只要到了那儿我就能定下心来。”

乘出租车到上城也没能让我们俩定下心来。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显然相信自己最大的出路在于投胎转世而且越快越好的司机。我们俩谁也没多说话——除了默默祈祷——直到我们稳稳地停在西端大道三○四号的正前方。我无法想象门卫会刁难一对打扮入时、乘出租车抵达的男女，不过值班的家伙其实也没怎么注意我们。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个小老太婆身上，她想知道当天早上吵得鸡飞狗跳的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

“走廊里全是警察！”她说，“而且是星期天早上！我们这幢楼向来挺好的呀。”

他上班前他们就走了，他告诉她。我们在等电梯时，那个老太太说道：“她究竟干了什么，杀了她丈夫吗？愚蠢！难道她以为丈夫像马路上的树一样随处都是吗？”

电梯门开了，我们乘到七楼。多尔问我，那女人在说什么。家庭暴力，我说，听起来是在说这个。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女人有可能是疯子。她唠唠叨叨地一直说走廊里有警察，可我一个也没看见。要是门卫都无所谓，我们又为什么要操心？

在七楼踏出电梯时我转错了方向，多尔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上正途。卢卡斯·桑坦格罗的锁像老情人一样向我认输，几秒钟后我们就置身室内了。

“看来你宝刀未老。”她悄悄说道。

我伸展了一下手指。“只要你学会了，”我也耳语道，“就永远都忘不了。就像溺水一样。”

“你是说游泳。”

“或者摔下自行车，”我说，“都是同样的道理。”我戴上塑胶手套，把门上了两道锁，拴好链锁，然后打开灯。多尔指指我的手套，做了一个戴手套的动作。

“抱歉，”我说，“我没多想，所以只带了一副。反正你之前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戴着手套，所以这里一定到处都是你的指纹。再添几个也无所谓。”

“我想你说得没错。”

“再说，你总不至认为卢克还打算在这儿撒灰找指纹吧？”

“话是不错，不过——”

“所以我们赶紧找到要找的东西，然后迅速离开。”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先往衣柜走去，胡乱摸了一通，把衣服从衣架上扔下来，把顶层架子上的盒子翻开，表现得相当不错。我想，如果要很匆忙地搜查某个地方，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不过不是我的风格。我更喜欢轻手轻脚，尤其在别人屋里的时候。

“这些是我的，”她说，手捧着两件毛衣和一条牛仔裤，“可谁在乎呢？”她把东西扔向一把木椅，双手放在臀上，转过身盯着打开的衣柜。“动手啊，伯尼！我还以为你会搜查五斗柜呢。”

“搜过了。”

“你怎么不干脆拉开所有的抽屉，往地板上一倒。贼不是都这样干的吗？”

“有些是，大概。不过你眼前这个不是。”

“好吧，你是专家，”她说，“可我看好像——”

“别着急，”我说，“吸口气。”

“我知道东西在这儿，”她说，“我之前一直觉得只要打开门，走进来，棒球卡就会放在眼前。我以为会看到马丁的玫瑰木盒躺在卢克的咖啡桌上。不过他留下盒子没拿，对吧？”

“那他是怎么带走棒球卡的呢？总不至于塞进口袋吧。”

“不知道。也许是装进购物袋了。”

“拎着袋子走出马丁的公寓大楼？”

“有何不可？他可以直接——伯尼，公文包！他用公文包装的。”

“希望棒球卡没沾上肉味。”

“肉味？哦，对。我跟你说过他拎着包到超市顺手牵羊。我敢说他就是这么做的。他穿上那套唯一像样的西装，刮了他那张老鼠般的脸，把东西装进公文包，然后——”

“怎么了？”

她跑向衣柜。“他的西装呢？见鬼。狗娘养的。”

“怎么了？”

“他的西装不见了。你没看到西装，对吧？那狗娘养的把西装带走了。”

“你说了他可能在城外得了个演戏的差事。也许他们要他带套西装去，配合角色需要。”

她摇摇头。“选角不当。如果那个角色得穿西装的话就该另请高明。他把公文包带走了吗？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对吧？”

“他习惯把西装放在哪里，多尔？”

“衣柜，”她说，“公文包不都是放衣柜里的吗？”

“有可能。他另外还有什么行李？”

“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出过门。他其实就只想上床。床！”

“床怎么了？”

“床底下，”她说着扑向地板，我站在一旁看着她摸索着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个橄榄色的帆布袋、一个红棕色背包、一只淡蓝色的降落伞布大袋子。另外还有两只运动鞋、一个网球拍、一只袜子。没有公文包。

“见鬼，”她说，“我放弃了。东西不在这儿——要是原先有过的话。”

“你觉得他原本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先前挺有把握的，可现在有点搞不清了。而且就算他真有过棒球卡，这会儿也都不在家里。”

“难说。”

“难说？这不过是一间小小的公寓，伯尼，而且咱们把边边角角都搜过了。你干吗这样看我？”

“坐下，”我说，“让我给你展示如何搜索。”

重点是，你不能横冲直撞，得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房间来，每间都要仔细检查。用这种方法不一定得多花时间，不过会用得比较合理，而且完工的时候有把握没有漏搜。

在合理范围之内，我是说。如果你多花点心思和工夫，确实可以把东西藏到除了闲得发慌的专家外没人找得到的地方。当然，如果用狗，它们可以很快就找到毒品或者爆炸物。

不过依我的判断，卢克并没有请木工来挖建上好的藏匿处：比如护壁板里，或者某个橱柜的假背板后面。他的冷冻柜里有三大瓶药，糖罐的糖底下是一大塑料袋的干草药，我看他八成还是采取了传统方法。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花了半小时解决，完工时，我可以发誓这间公寓既没有公文包也没有数量可观的棒球卡。那半个小时里我一声不吭，多尔几次试图和我说话，我没理，于是她也就安静下来了。等我终于放弃，耷拉着肩膀认输时，我发现她正以一种近乎惊诧的表情瞪着我。我问她是怎么回事。

“你以前干过。”她说。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叹为观止，你显然是个高手。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我说，“太让人沮丧了。最理想的偷窃是你对要找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进去的时候它就等在那里，你只要拿了离开就行。”

“我原以为这次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也一样。其次理想的偷窃是：你进门时没带任何期望，不管找到什么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不过这次可是最糟糕的那种，因为……呃，不对，这话不对是吧？最糟糕的是被逮个正着。”

“这话说不得，伯尼！”

“倒数第二糟糕的，”我说，“是你想找某个特定的东西可就是遍寻不着，而且就算真找到别的什么你也会因为希望落空而高兴不起来。这个，拿去。”

“这是什么？”

“一百二十美元，”我说，“他在冰箱的空果酱罐里塞了钱，这里是一半。另外还有零钱，不过我没碰。来吧，拿着。咱们是同伙，记得吗？”

“拿了好像挺奇怪的。”

“不拿感觉挺笨的。我看我们这会儿也该离开这鬼地方了。你检查过帆布袋和大袋子了对吧？还有红棕小背包？”

“我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怎么了？”

“要仔细搜，”我说，“我刚才彻底检查，原因之一是我对要找什么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拿起帆布袋，拉开长的那条拉链，两手伸进去摸索一遍。“说不定他把公文包连同卡片什么的全塞到了某个寄存柜里。说不定他把箱子交给了某个衣帽间职员，拿了寄物条后扬长而去。”

“寄物条会不会在他皮夹里？”

“有可能。”我说。我把帆布袋扔到一旁，抓起尼龙袋。“检查背包，”我对她说，“那里面跟这个蠢东西一样有很多夹层。要搜就干脆搜个彻底。”

说着我便动手检查，她也一样，结果你猜怎么样？

“伯尼，”她说着把背包扔到地板上，手里拿着什么转身朝向我，“伯尼，这是什么？”

“瞧瞧，”我说，“嗯，是棒球卡对吧？看上去都挺旧的。正面是黑白照，而且印刷很差，不过卡况不错，你说是吧？”

“伯尼——”

“是‘三垒站姿！’正是咱们的英雄站在三垒。认得这个家伙吧？”

“你说哪个？”

“嗯，反正不是三垒手或者裁判。另外那个家伙，稳稳踩上三垒，手放在臀上，一脸的斗志昂扬。我从没看过他打球，不过我认识他。”我把卡翻过来，“‘查莫斯芥末’，闻得到芥末味吗？闻不到，不过我发誓确实有那么一点哈瓦那烟草味。”

“是马丁的烟盒。”

“毫无疑问，”我说，“这卡来自泰德·威廉姆斯特别系列。是特制品，所以值不了太多钱，不过张数很少。而且马丁拥有这张卡——至少在你的朋友卢克登门造访前是他的。”我悲伤地看着那张厚实的卡片，然后塞进前胸口袋。“这有一半是你的，”我说，“不过我看暂时最好还是保持完整为好。棒球卡原先都在这里，多尔。这就是证据。卢克偷了它们，带到这里。”我叹了口气，“然后那狗娘养的又把它们带到别处去了。”

[1] 奥齐·史密斯（Ozzie Smith，1954—　），美国棒球大联盟史上的最佳游击手。

14

“这就是了，”我说，“一九五○年查莫斯芥末公司出的泰德·威廉姆斯系列。‘很长——有的人会觉得过长——的一套卡，制造发行都限于波士顿当地。球季接近尾声，公众兴趣也跟着降低，所以后出的棒球卡市场反应冷淡，或许也反映出主角在球场上温吞的表现吧。’”我抬起头。“我猜短跑王坐了一年冷板凳，不过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久前我才看到一本棒球记录大全。咱们可以查一查。”

“非查不可吗？”

“也不是，”我说，“能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如果要查的话挺容易，因为我们就在这里。”

当时我们在莎士比亚，这是一家距卢卡斯·桑坦格罗那间被搜得七零八落的公寓六七个路口的书店。我们沿着百老汇向北，一路走过等着挤进查巴 [1] 的周日人流，这会儿正在查阅一本棒球卡百科全书。此书声称自己内容完整，这我相信。这玩意儿重得像汉克·阿伦 [2] 的球棒。

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书报摊都提供杂志那样的运动卡价目大全，不过全都限制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由名气较大的全国性制造商发行的系列。我们的卡符合这个时间段，不过由于太过地域性而且罕为人知，所以杂志没拨空间给它。雷·基希曼在我店里找到的书或许列出了查莫斯系列，不过雷跟那个扑克脸的乡巴佬助理检察官已经把书没收了。

没收也好，反正已经过时了。而且我可不想再往店里跑一趟。弄不好会再喂一次猫。

“咱们的卡在这儿，”我说，“‘三垒站姿！’三十四号，卡况还不错就好。”

“值多少？”

“一百二，如果状况为NM的话。VG只值三十块。NM代表Near Mint（几乎全新），VG代表Very Good（很好）。”

“咱们这张呢？”

“我看是几乎全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给这些玩意儿分级，不过我是这样分的。”

“其实说白了，”她说，“谁在乎呢？我们今天一阵忙活，就得了一张标价三十到一百二的纸卡片。如果咱们想卖呢？能有多少进账？”

“哦，这个我不清楚，多尔。”

“二十块？”

“二十块肯定可以赚到。”

“五十呢？”

“可能不行。按理说价值比这还高，可是交易商看到它可不会惊出一身冷汗。这只不过是大多数收藏家没兴趣的系列卡里头的一张罢了。如果我们把卡带到波士顿——”

“哦，这不错，”她说，“咱们这就搭公交车跑到波士顿，火速卖掉这张该死的棒球卡赚上五十块。”

“我可没说要去，只是假设。”

“我知道。抱歉，我发脾气了。咱们出去好吗？趁他们还没逮住你说你偷东西前把书放回去吧。”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这书我要买下。”我说。

“天哪，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钱烧得慌。你知道，卢克那个空果酱罐里的两百四我分到一半。总之，我喜欢书。而且这本能给我带来回忆。我小时候收集过棒球卡，我跟你提过吗？”

“嗯，”她说，“提过。”

***

我们一路走到她的住处。

我有没有说过这是美丽的一天？完美的九月午后，我们漫步经过中央公园。我们穿过中央公园西边大道走进公园时，景色从诺曼·梅勒——或者是诺曼·贝兹——变成了诺曼·洛克维 [3] 。很多人家在草坪上铺了格子布，打开野餐篮。情侣有的手牵手漫步，有的紧贴着坐在板凳上或者不知羞地躺进彼此怀里。孩子们在蹒跚学步，小婴儿咿咿呀呀，小男孩将棍子用力扔出去再命小狗去捡。（如果你用猫来试那只是在浪费时间。）

现在，我很清楚那一切都是幻象，甚至当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骑自行车翘起前轮的小孩中有一半很可能是拿枪威逼其他小孩才抢到车的。平静地瞪视着不近不远处的家伙有一半是吸毒吸到没法眨眼。情侣中有几个会在天黑前杀掉对方，而其他人则会尽其所能散播疾病、增加人口。看似和谐的家庭问题重重，学步的小孩很可能是乱伦的产物，所有的狗身上都有跳蚤。

不过那幻象还是起作用了。我们信以为真，走在那些林荫小道上，然后离开小道轻快地踩上绿草地。我们不再是一对不知悔过、一味抱怨所得与所费工夫不成比例的不知悔改的罪犯。相反，我们成了一对迷人的情侣，步履轻巧，嘴里哼着歌，满心全是爱意而非违法犯罪的勾当。

我们一路走着，然后停下来坐在一张绿色长凳上。对面的另一张长凳有个披了条大围巾的老妇人正在喂几只灰色松鼠吃糖浆爆米花。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我便开始说话，说的什么不重要；多尔则在听，听进去没有也不重要。我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阵后便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她扭头抬眼看我。

然后我们吻起来。

我们搂在一起，屏住呼吸，直到我们必须停下吸气。我越过小径观望，发现老妇人正在盯着我们。她满脸笑意地看着我，把最后一颗糖浆爆米花丢给松鼠，朝它们或者我们咂了咂嘴，然后一摇一摆地走开。“哦，伯尼。”多尔说。

我站起来，她也开始起身，不过我用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你在这儿等着。”我说。

“你要上哪儿去？”

“马上回来，等我。”

“嗯，好的。”她说。

仿佛有神明指引，我沿着小径绕过第一个转弯口，走了不到五十码，便遇上一对年轻的亚洲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刚吃完野餐把东西搁进草编篮收拾好——除了那条餐毯。男人和女人正在合力甩动毯子，准备叠起来。孩子们在盯着看，一脸的好奇和讶异。

“好棒的毯子，”我对年轻的父母说，“我出五十块买了。”

我把毯子披上肩膀离开时，可以听到小女孩在问，这人干吗拿走他们的毯子。“这人中奖了。”她哥哥说道。“查尔斯！”他们的母亲呵斥了一声，“你听到他说什么没？他是从哪儿学来这种事的？”“是啊，哪儿呢？”查尔斯说，我走到了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

多尔还在那里。“毯子，”我进入视线时她说道，“伯尼，你真是个天才。”

然后她便起身揽住我的手臂，我们一起上前把毯子铺在树下。

我们离开十九街和第五大道交会口的公园，抛下诺曼·洛克维的世界走向诺曼·施瓦兹科普夫的——或者可能是诺曼·李尔 [4] 的世界。我的莎士比亚书店购物袋里还装着棒球卡百科全书，多尔也还捧着她从桑坦格罗的公寓抢救出来的衣物，不过我们把餐毯留给了以后会需要的人士。此刻我们虽已回到城市现实，但仍保有田园景致所赐的光环。因此过街时我们才会手牵着手——去公园之前我们可没来这套。

我们在第二大道一家意大利餐馆前停下。他们在人行道上摆出几张桌子，我们在其中一张前坐着，喝着咖啡、合吃一个乳酪火腿三明治。三明治是多尔推荐的，因为馆子是她挑的。我们现在是在她的地盘，离她的公寓只有几个路口。

账单送来时她一把抢去。“不许争，”她说，“毯子是你付的钱。”

“那是我花过最值的五十块。”

“你真好，伯尼。”

“你也不坏。”

“真希望……”

她让这个念头不了了之。“如果愿望是马的话，”我说，“贼就会骑上去 [5] 。只可惜它们不是，所以我们不骑。今天下午是天赐的礼物，多尔。”

“我知道。”

她住的七十八街的楼房是幢意大利式的棕石建筑，与其说在第二大道附近还不如说离第一大道更近些。她走向台阶时说：“到了。要不要上来坐一会儿？里面很乱，不过如果你受得了的话，我也可以。”

走到门廊处，她在皮包里摸索着找钥匙，我看了一眼那一排门铃。5R门铃边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G．库珀。多尔把钥匙插进锁孔，一边问我想不想掏出工具展示一下本领。

“我连工具都用不着，”我说，“这玩意儿拿根冰棒棍就可以打开。”我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塑料日历卡——是一个名叫迈克尔·古德肖的人送我的新年礼物，他活在我终将从他手里买下寿险的美梦当中。这个塑料卡比大多数信用卡更有弹性，而且就算弄坏了也无妨。

不过我没弄坏。我开门的速度至少跟多尔用钥匙开锁一样快。“太马虎了，”我说，“这门锁牢是牢，不过得装上钢条才真管用，否则连三岁小孩都能刷卡进来。随便哪个锁匠都能帮你装。不用费事找房东。自己雇个人就行。”

如果你住在五层的无电梯公寓，那么你会习惯走楼梯。不过我不住五楼也没这习惯，而且今天可是从早忙到晚。在楼梯转角处我没停下喘口气——虽然很想。

她家的门装了三道锁，其中一把是狐狸牌警察锁。看来够安全，可我们俩都没心情测试。她将三道锁全打开，让我进屋。里面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厨房兼餐厅，放着一张锡板桌和两把藤椅，另一间是英国人称之为坐床室 [6] 的地方，我想意思是指或坐或卧都行，随你喜欢。我觉得应该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甩猫 [7] ，只不过会缩手缩脚。

“坐，”她说，“我来煮咖啡。还是你想喝杯酒？”

我告诉她这主意不错。今天该偷的东西我已经偷了，喝点酒又有何妨？她从厨房捧来两杯红色的液体，一杯递给我。“干杯，”我说，“我看小精灵登门造访过。希望他们上我的公寓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你的住处乱七八糟。依我看来，好像精灵进来打扫过一样。”

“哦，”她说，“呃，其实这儿再乱也只是这样。我习惯整洁。”

“早先我就注意到了，”我说，“在西端大道那儿。”

“那是我故意想把那里弄乱的，”她说，“他拿走马丁的卡让我很生气。”

“我们出门的时候你更生气。”

“我知道。真该把他的药和毒品都冲进马桶。”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墙上乱画一气不是更痛快？或者放火把床烧掉岂不更好？”

“哟，我怎么没想到呢。”她说。

她打开电视，我们肩并肩坐在小床上看起来。（也许英国人把这称为坐床室的原因就在于此，床在那里，而且你就坐在上头。）我们看了《六十分钟》的结尾，然后转到一个公共电视频道看了一部由约翰·嘉德纳的间谍小说改编的英国迷你剧集。里面的人物全穿着虫蛀过的毛衣开衫住在坐床室里，让你知道英美文化的差别。

剧集终于结束了，然后她又换台。电视上面带着招牌微笑的女主播正说着“上西区裸尸身份认定。十一点播报”时，她正走到厨房去拿酒。

多尔捧着酒回来问道：“刚才说什么？提到什么裸尸吗？”

“上空酒吧无头尸，”我引用众人热爱的邮报头条说道，“十一点要播。现在几点，九点吗？”我看看我的表。“十点？已经十点了吗？”

“我的表是这么说的。”

“难道刚才那个节目演了两个小时？我还以为那个小时过得特别长呢。哦，见鬼。”

“怎么了？”

“我迟到了。见鬼。”

“什么事迟到？”

“我在下东区有个诗歌朗诵会，”我说，“十点开始。”

“听起来不像胡编的借口，”她说，“谁也不会这样编。别忘了你的书。”

“哦，对。谢谢。”

“不客气。对了伯尼，我今天玩得很高兴。”

“我也是，多尔。”

她伸出一只手，捏了捏我的手。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本可以说点什么的。可谁都没有。

我起身离开，抵达四楼楼梯转角时听到她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1] 查巴（Zabar’s），纽约著名的美食城。

[2] 汉克·阿伦（Hank Aaron，1934—　），美国棒球运动员，绰号“铁槌”，是全垒打与击球跑垒得分纪录的保持者。

[3] 这三个诺曼代表的风景各有特色。诺曼·梅勒的小说描写现代社会的色情与暴力；诺曼·贝兹是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中精神分裂的男主角，影片基调诡异玄怪；画家诺曼·洛克维的画作呈现的是浪漫理想化了的美国风情。

[4] 诺曼·施瓦兹科普夫是二次大战时一位美国将领；诺曼·李尔于二十世纪七○年代带头开始写作讨论暴力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电视剧，因而声名大噪。

[5] 美国有句俗话说，如果愿望是马，猪就会骑上去。意思是说许愿和达成愿望是两回事，要不然猪都可以骑马四处游逛而不用自己走路了。

[6] 原文为“bed-sitter”，指兼做起居室和卧室的房间。

[7] 英语中常用“room to swing a cat”来形容空间狭小。

15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第二大道地铁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他们挖了好几英里，后来经费用光，便扔下不管了，直到大部分零售商都关门大吉。然后他们便把所有挖开的壕沟填满，回家了，还是搭出租车走的。

我就是这样进城的。如果有地铁就又快又省钱，不过这样我就没机会告诉哈什马·土克提如何找到路德罗街了——虽然我也不确定这条街在哪儿。他新近才从塔吉克斯坦来到这里，这位哈什马·土克提看到什么都会咧嘴笑，仿佛他还没法相信自己有这好运气。“我是塔吉克斯坦人，”他告诉我，“估计你把我当成乌兹别克人了。”

“这不可能。”

“你知道我的国家？”

“我可以从地图上认出来。形状像兔子。”

这话说得也许不恰当，不过千真万确。“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强，”他咧开嘴愤怒地冷笑起来，“很强。”他说着狠狠踩下油门，我们飞过八个或十个路口，然后遇上了红灯，他又以同样的方式猛地踩了刹车，然后忽然转身朝我咧嘴一笑。“告诉我，”他说，“兔子是什么？”

“一种有伟大力量和智慧的动物。”

“哦。”他说。

我知道路德罗街和德兰西路交会，所以路德罗应该是南北向。因此我想那条街或许是止于或者起自运河路，然后起自或者止于休斯敦街，不过我不是很确定——

你不必知道这些。我们沿着第二大道开上休斯敦街，找到路德罗后沿途爬行，直到我看见双轮诗咖啡店——小小的一个昏暗的店面，塞在一幢烧毁的楼房和一片空地中间。哈什马·土克提看着这幅景象笑了。

“跟我们的城市一样，”他说，“跟杜尚别 [1] 一样。”

“真的吗？”

“现在那儿在打仗。楼房被烧，窗户破裂。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强。”

“听说过。”

“伟大的斗士，”他露出了牙齿，“跟兔子一样会斗。”

也许你还记得，所谓双轮诗，就是一种老派的法国诗，由两行诗句轮流结束所有诗节，并在最后一段诗节共同负责收尾。（一定还有个更好的方法解释，不过那显然超越了我的能力。）狄兰·托马斯 [2] 写过几首双轮诗，包括《不要踏入静谧的良夜》。近期玛莉莲·海克也巧妙运用过这种形式。

那天晚上我在这家以诗体为名的咖啡店没听到双轮诗或者算得上传统诗作的东西。有些意象咄咄逼人——“我将在你的嘴上涂抹经血！”有些押韵得如雷贯耳——“母亲，你的卵巢实在不敌包法利夫人的。”而且偶尔会听到依稀耳熟的字句——“我恨你有多少？他妈的待我细细数来……”

房间又小又暗。墙壁和天花板都是黑色的，唯一的照明是由竖在空猫食罐里的黑色蜡烛提供的。里面没几个人，我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耐心女士，在她旁边的位子坐下。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待了多久。我看过几次表。如果光线好些，我有可能伸手掏出皮夹，瞧瞧我的记事本。有几个诗人以刻意平板的单调声音朗诵作品。其他的则抑扬顿挫非常戏剧化。有个前额很高、直发披肩的家伙唱了几首诗，一边弹着吉他伴奏。他只会几种和弦，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只用上两首曲子——《得州黄玫瑰》和《佛蒙特月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负责会程的女人终于宣布今晚的节目结束，不过欢迎有兴致的人留下参加非正式的讨论会。听到这里，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过耐心女士已经起身，所以我就跟着她往外走到街上。

我们才踏出双轮诗咖啡店的门口就有辆空出租车开来。天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照我看他是迷了路。我伸出一只手指点迷津，然后我们便上了车由耐心女士说出她的地址。

她住在公园路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第二十五街，在一家二手缝纫机店的楼上。我们一路无话。感觉她遥远而漠然。在她的公寓里，她泡了壶药草茶然后倒满两杯。尝起来像是能治百病。

“抱歉，伯尼，”她站在窗边往外瞪着一面空白的墙，说，“谢谢你去捧场，可是我实在不该大老远把你拖去的。糟糕透顶，是吧？”

“没那么糟。我原以为你要读诗的。”

“没那个心情。在那个房间读诗感觉不对。”

“嗯，黑色蜡烛。”

“说来有意思，我一直认为黑蜡烛是烧黑火焰的。不过当然不是这样。”

“嗯。”

“那些诗很恐怖，对吧？”

“嗯——”

“不过颇有疗效，”她说，“他们能把所有的感情表达出来，挺难得的。上台表演是疗程的关键。这样他们还真得勉为其难地敞开心扉。经过这样一晚，有些人可会脱胎换骨。”

“这我相信。”

“不过诗作本身，”她说，“实在让人听得想哭。”

“也不都那么糟糕。弹吉他的那个人——”

“那些诗不全是他写的。好几首是艾米莉·迪金森 [3] 的。她的诗几乎每一首都可以配着《得州黄玫瑰》的调子唱。而随便哪首日本俳句都可以和着《佛蒙特月光》唱。”

“真的吗？”

“当然。‘俳句真无聊，浮夸胡乱编，塞进垃圾桶。’你也来试试，伯尼。”

“‘日本人干吗，自认在写诗，只是打拍子。’”

“就这意思。没什么了不起，真的。‘浮夸与情境，草原狗菜花，佛蒙特月光。’”

“这首我还挺喜欢的，佩辛丝。‘草原狗菜花。’”

“不知道，”她说，“也许我该写下来。”

***

我搭出租车从佩辛丝的公寓回家。到家门口时，我听到电话铃在响，可是一进门就没了。我挂好外套。早先在双轮诗咖啡店时我已经解下领带，在那儿就算不打领带我都觉得自己的穿着过于正式。我从口袋里掏出领带皱起眉头瞪着它，心想不知道褶皱能不能变平。我挂好领带给它一个机会，然后电话铃再次响起。

是多尔。“感谢上帝。我一直在打。”

“怎么了？”

“你一定没看《十一点播报》。”

“没有。”

“打开电视。你能看到四台吧？快打开，就现在，我等着。”

“哪个台？CNN？头条新闻？”

“一频道。你知道，全天候地方新闻频道。打开。”

“别挂断。”我说。

首先我看着展现职业性同情的记者访问布朗克斯区波士顿路上一家出租公寓失火后的生还者。然后镜头切到一名肤色较淡的黑人女子，她站在一幢颇为眼熟的建筑前面，正在报道说，经匿名人士通报，警方在上西区一间豪华公寓发现的裸尸业已指认出是卢卡斯·桑坦格罗，三十四岁，住在西四十六街四一一号。据大楼邻居指称，死者为待业演员，和住在该公寓的屋主哈伦·纽金特夫妇并无任何关系——更何况这对夫妇目前还不在国内。

“死亡看来是单发子弹射杀的结果，”她说，“不过是否自杀目前还无法确定。我预感另有内情，查克。”

“谢了，诺玛，现在我们来看明天的天气——”

我关掉电视走回电话。“哇。”我说。

“咱们到那儿的时候，”她说，“他们八成已经把他装到尸袋里拖走了。”

“你确定？”

“难道你不记得那位老太太问走廊都是警察在搞什么吗？你记得她说了什么吗？”

“她说什么有个女人杀了她丈夫。”

“所以是她搞错了。当时他们还没认出尸体的身份。”

“他们给的地址——”

“四十六街偏西一个偏远的地方，是出租楼房。几年前他刚搬到纽约时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西端大道的公寓从来就没有登记在他名下，是他跟签订长年固定租约的二房东承租来的。所以他才有办法住在那种地方。伯尼，我们该怎么办？”

“你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打算睡觉。我本想先冲个澡，不过我看还是明天早上再说。”

“可是——”

“你心绪大乱，”我说，“因为他是你男朋友。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家伙。”

“他的公寓里到处都是我的指纹。”

“你刚说了那间公寓登记在别人名下。也许警察根本不会找上门。”

“会的，”她说，“他们会在出租楼房找到人谈，然后发现他其实已经不住那里，然后他们会打电话到演员公会的办公室要到正确地址。妈的，其实他们一查电话簿就知道了。卢卡斯·桑坦格罗，西端大道三○四号。警察都该想得到。”

这点我可没那么肯定，不过现在不想谈。我告诉她，如果有人通报说她跟死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话，她有可能被牵扯进去。果真如此，她只要告诉他们真相的简化版即可。“你跟他没那么熟，”我说，“他是跟你交往的众多男子之一——”

“天哪，听起来我像是个荡妇。”

“——而且你最近跟他分了手，一个星期前见了最后一面。就算你在他公寓留下指纹，那又怎么样？他们根本不会清查他的公寓，他们有可能判断是自杀。”

“他为什么会自杀？”

“谁都会自杀，原因我不知道，”我说，“只是好像整天都有人来这招。也许只是他刚好觉得活下去不是个办法。”

“是啊，他公文包里有价值五十万的棒球卡，所以才沮丧地一枪把自己送上西天。他从哪儿拿的枪？”

“也许他本来就有。”

“今天下午你在他公寓搜了个遍，”她说，“看到枪了吗？”

“没有，”我说，“不过话说回来，你总不能寄望他在楼上9G举枪自杀以后还能把枪放回他收袜子的抽屉里吧。”

“这我倒没想到。”她柔声说道。

“是啊，因为你心绪太乱，没办法想清楚。我心绪不乱，不过我可真是累坏了。今天太漫长了。”

“从我在你书店跟你碰头已经差不多过了十二小时了。”

“而且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半天。我是十点左右开门的。”

“那你是几点起床的，八点吗？”

“差不多。”

“也该让你上床睡觉了，”她说，“我想我只是希望你跟我保证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这个？那简单。没什么好担心的，多尔。你也睡去吧。明早再谈。”

我脱了衣服，决定还是应该冲个澡——虽然现在已是深夜，而且我已经忙碌了一天。之后我穿上浴袍，开始查看我的外套口袋里的“三垒站姿！”。卡片背面列出了所有泰德·威廉姆斯一九四九年以及那之前打过的三垒安打，细数各是哪年击出的，是芬威公园还是巡回比赛的战绩。不过上面没有指出哪几个是卡片正面那种三垒站姿，哪几个是滑垒成功。

见鬼，我想着。好奇的脑袋想知道……

我叹了口气，拿出梯凳站上去，拧开衣柜内板上的小螺丝钉，露出里面的夹层。我是可以把我的工具探针放进这个秘密隔间窝藏好，不过我决定不这样做。近来我已经习惯随身携带工具了。不带在身上我会觉得赤身裸体，总之我决定未来一小段时间内还是要继续为它们提供口袋空间。

我也可以把哈伦·纽金特的八千三百五十美元拿出来。钱还在星期五早上我放的地方。我迟早会把这笔钱移到卡洛琳的窝藏处，以防哪天她得再次保我出狱。不过这事可以等等。

于是我拿出哈特曼店最棒的腰带专用皮做的棕色公文包——转角处有铜固定。箱子完美地展示了铜的魅力，包括一对搭扣，上面各有三位对号锁。

我提着箱子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行李锁的作用总体来说都是展示大于安全。只要你的力气足够扯掉百事可乐的瓶盖圈，就能抡起铁锤把锁敲掉，或者拎把螺丝起子扳开锁。温和一些的人可以直接对号开锁。说来毕竟也只有一千种可能，而这又花得了多长时间呢？不过确实很单调，你得先从0-0-0和0-0-1和0-0-2开始，不过只要你入了门，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如果你稳稳当当地以蜗牛的速度每五秒组合一组，一分钟就有十二组，十分钟一百二十组，然后——只需要多久？一个半小时吧，你就可以到达9-9-9了。

由于这种锁的机械构造很简单，要撬也不难，我现在便是这样做的。完工以后，我把两道锁的号码重新设成4-2-2，也就是我小时候家里的门牌号码（从前的从前，我的棒球卡便放在那里）。现在我打开了锁，为的是把“三垒站姿！”和它的同伴搁在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这会儿你们正在纳闷公文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多尔和我下午不是刚花了不少时间徒劳无功地找它吗？

唉，虽然要我承认有些痛苦，不过刚才我的确没有向各位坦诚相告。我这一天开始得其实比诸位——还有多尔·库珀——误以为的时间要早一点点。要知道，我讲述的时候漏掉了几件事……

[1] 杜尚别（Dushanbe），塔吉克斯坦首都。

[2]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作家。

[3]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生前只发表过十首诗，默默无闻。死后近七十年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被现代派诗人视为先驱。与同时代的惠特曼一同被奉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16

我正在某个地方——天知道是哪里——撬锁。如果我是伊拉克人，我有可能已经请来了众锁之母，因为每当看似已经把锁打开，却又会在更里面一层发现一道更精密的机械装置。终于，最后一套锁针倒下，让我得以进入并非房子或者公寓而是门锁本身的内在圣地。我已大功告成，我已攻入锁内，而且我可以在它迷宫式的、从未有人类造访过的众多厢房之中四处漫游，而且——

防盗警铃响起。声音非常大，尖锐刺耳。键板在哪里？组合数字是多少？我该如何出去？

我翻身坐起来，眨眨眼，怒视着闹钟。没有键板等着我去对付，没有组合数字需要输入。只有一个按钮需要按，于是我按上去，可怕的铃声止住了。

不过它的任务已经完成。我醒来了，而且无望再回到梦中那诱人的机械装置中。类似这样的梦你可以等上一辈子，然后等它终于降临时，啪嗒一声，你就像被一个想在一小时内赶到高尔夫球场的产科医生揪出母体一样。如果我把头再次安放枕上，如果我能在脑中继续思考锁的事——

没用。

清晨六点，正是我周日开始工作的时间。我穿上运动衫和尼龙跑步短裤，套上短袜，伸手拿起我的索康尼跑鞋，然后把它搁在一旁，从衣柜抽出一双老旧的新百伦450 [1] 。这双鞋我后来一直没穿，因为觉得它破破烂烂的，不过论舒服可是没话说。

我往腰包里塞了几样东西，又找到一条毛巾头带系着，再拾掇起一条蓝白相间的格子手巾塞在腰包的腰带上。然后我出了公寓，把门锁上，钥匙放进腰包再拉上拉链。

外面的天空逐渐明亮起来，不过我的心情并没有。上路时我脚步轻快，不过这已经是上限。要是有谁想移动得比这还快，就干脆坐出租车吧。

到了七十二街，我强迫自己左转，走向河边公园路和哈得孙河的交叉口。接着我又走了二三十码，然后迈开步子开始小跑。

又来了，我告诉自己。你在跑步。笨蛋，你在跑步！

不过没跑多久。大约跑了半个街区，我又换回到原先的轻快步伐。踏上公园路的柏油路面时我又小跑起来，不过最后五十码的距离是走的。

一个健康而且还算活泼的年轻男子能让自己的身体堕落到何种程度，说来还真是超乎想象。而他的脑袋可以同时容纳两种水火不容的想法更是叫人大开眼界。就在我绕着公园气喘吁吁地跑着时，讶异地想到我曾经自虐到每天都会来这样一遍毫无意义又可怕至极的仪式。而且，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有一部分脑细胞竟然盘算起何不重操旧业回到那种可怕的循环里。我真的在对自己说：只是每天轻轻松松地跑上两三英里。比如说，一个星期三次吧。只要活动到冒汗，保持血液循环，加强心血管活力之类的程度。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汗珠凝结在我的眉毛上、积聚在我的腋下、弄湿了我运动衫的前襟。不过，目的恰恰在此，不是吗？我卷起袖子加入这场闹剧，完全是为了要流出大滴的汗珠，但并没有打算把自己逼上冠状动脉阻塞之类的结局。这会儿我可以降低一个层次，换回到原先的轻快步伐，等到最后那段——

“嗨，伯尼！真想不到，嗯？”

“沃利。”我说。

“今天是我的每周长跑日，”他说，“我看从这儿跑到克洛斯特再跑回来应该能凑得上半个马拉松。而且回来的路大半都是下坡。”

“轻而易举。”

“就是这样。说来我真想跑两个来回哪，跑全整整二十六英里路。不过这样有可能过早达到巅峰状态，太冒险了。”

“你没这打算。”

“马拉松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开始，当然不行。你说你明年会参加吗，伯尼？你办得到的，你知道。只要每个星期加长一点距离，很快二十六英里对你来说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简单。伯尼，你在走呢，怎么回事？”

“没事。”

“你为什么突然不跑了？”

“为马拉松作准备啊，”我说，“你说就和在公园散步一样容易，我这会儿就是这样做的啊——在公园散步。”

“脚步加快点，”他催促道，“咱们轻轻松松地顺风跑到八十一街。然后你就可以走路回家。听起来怎么样？”

听来糟透了。“太棒了，”我向他保证，“不过我不想过早到达巅峰状态。”

我想他是听出了这话内涵的智慧。他起步离开，劲头十足地朝上城跑去，而我则顺着路走出公园，回头往七十二街和西端大道走去。我走得并不轻快，不过体内控制流汗的部分稍后才会收到信息。汗水还在哗哗地流，我的短裤和运动衫都湿透了。

很好。

也许，我想，也许我可以完全避开跑步这档子事。也许我可以在更衣前先把衣物丢进水槽泡个湿透就行。之后我只要往自己头上浇杯水就成了几乎可以乱真的完美杰作。

唉，算了。

到了西端大道我往北转去，接着往南，然后又慢跑起来。终点遥遥在望还真能刺激我衰老的肾上腺素，最后那段我不知不觉地加快了速度。抵达三○四号的门口时，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一边还用蓝色毛巾一个劲地擦脸。

我气喘吁吁地经过门卫钻进电梯。

卢卡斯·桑坦格罗的门没有造成多少问题。只有一把锁，我轻而易举地把它撬开。不过他锁了两道，所以如果想刷卡进入的话我跟多尔一样无能为力。

进到里面，我迅速查看一遍，确定我没和任何人——不论是死是活——共用这块领地。这个过程比星期四晚上在9G时简单。7B不同于9G，它是个不那么高级的单室公寓。只有一间浴室，而且没有哪个人粗心大意到把门锁上，更别提死在里面了。等我确定上述事实后便回到客厅，戴上先前塞进腰包的手套。

然后便开始工作。

离开卢克的公寓时，我身穿西装。他的衣橱里头只有一套——炭色细纹三钮西装，翻领一看即知是买自——或者就我对卢克的了解看来，是偷自——布克兄弟商店。卢克和我身材差不多，不过裤臀裤腰稍嫌紧些，外套两肩稍嫌大些。

也许我恢复一星期跑步三次的话，我想着，而且在不跑步的日子进行举重训练，锻炼上半身——

我找到一件合身的衬衫，新近烫好的。他忘了告诉他们“不要浆洗”。他有半打领带挂在一根钉子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是打哪儿偷来的，而且干吗如此费事。我选了一条红黑条纹的。

他的鞋子我穿着太小，不过我最恨跑鞋配西装——虽然沃利·亨普希尔对此好像很满意。他衣柜里的三双鞋我全试穿过，最终决定黑色廉价便鞋应该是其中最舒服的一双，只希望我不需要穿太久。

他的公文包在床下，和其他行李放在一起。公文包是唯一上了锁的，也是唯一看似装了东西的。我撬锁打开箱子，即使不能说大吃一惊至少也是心满意足，因为里面满是棒球卡。我原想或许可以往里塞进我的运动鞋和跑步装备，只是找不到半点空间。

盖上公文包之前，我挑了一张棒球卡，为它在红棕色背包的口袋里找到暂时的家。我在公寓里迅速查看了一遍，没有逗留多久。我的工具放在外套的一个口袋里，便于随时抽取，离开公寓之前我还脱下塑胶手套塞进另一只口袋。我一手提着公文包，把帆布袋搭在肩上。袋子里装着我的运动鞋、跑步衣和腰包，袋子上标有“善变沃姆巴”的字样，那是新墨西哥州土姆克卡里的一家礼品商店。

走廊里有位房客——那个女人在等电梯——不过即使她转向我这边，也只能看到正在锁门的男人。门不是我家的，我也没用钥匙，不过她无从得知。我完事之前，电梯已经把她带走了。之后我从前胸口袋掏出一条丝帕，将门把上的指纹抹干净，最后走向走廊一扇通往楼梯的门。

我上了两阶楼梯来到九楼，确定走廊空无一人后，走到了纽金特夫妇家的门口。刚才进卢克家时我没按门铃，这次我将按钮长按不放，不管是谁在里面，都有充裕的时间穿上袍子走到门边。没人过来，于是我便径自入内。这次我没费事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我收好工具，戴上手套，打开一盏灯。

这套公寓自我上次造访以来的五十个小时里没有什么改变。我环顾四周，然后直接走向客房。画架上的小丑看起来和原先一样沮丧，这我不怪他。

浴室的门仍旧锁着。我敲敲门，再敲敲紧临的墙壁。我轻拍开关板，摆弄了一下开关——那个客房或者浴室的灯都开不了的开关。

我从口袋里抽出工具环，选了恰当的一把，将固定着开关板的两颗螺丝拧开。我拎起板子搁在一旁。这玩意儿只是道具，后头的墙内根本没有开关盒。开关本身就附在板上，跟着板子脱开，露出约四英寸高三英寸宽的长方形开口。我伸手进去轻拍这小隔间的后壁，手指沿着表面摸去。我戴了手套，所以花了比光着手去摸还要久的时间才辨别出我碰触的是一片瓷砖没上釉的那面。

这玩意儿是干吗用的？隐藏处？不太可能，因为开口处的内里没有隔板。不管藏什么东西进去，都会落到墙底拿不出来。

我向瓷砖稍稍施压。顶端有铰链拴住，我一按便往后退去，有一股浴缸里死人的味道。浴室的门很严实，封住了里面的气味，可我推开瓷砖时打破了封条，两天的腐化已经把他烘得熟透。我鼓足勇气，远远地把手伸出去，打开门锁。

我逼着自己进去，拉开浴帘看看那个人，只是为了加强一下记忆。他跟我原先印象中的差不多，只是更刺鼻了。我还是看不出浴缸里有没有枪，而且我也还是没心情移动他的身体看分明。我将浴室门开着，走向主卧室，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接着我回到浴室，拉住门来回摇晃，目的不在于通风，而是要让那气味漫进公寓其他地方。没人愿意花大量时间来做这种事——我也不愿意。很快我便离开浴室，关好门，一手穿过秘密通道把门锁上。

我抽出手臂，将铰链拴着的瓷砖移回原位，再把道具开关板装回去，拧好螺丝钉。然后我再次走进主卧室，把我两个晚上以前小心翼翼归回原位的各种手表珠宝全掏出来。这次我将东西全部放进公文包。接着，我从哈伦·纽金特的衣柜里挑出一双擦得锃亮的鞋子——艾伦艾曼的黑色工作鞋。这双鞋穿在脚上比卢克的廉价便鞋——其实早先进入纽金特公寓后没多久我已经踢掉它们了——要舒服得多，而且也跟西装比较配。我把便鞋放进衣柜里鞋架上先前放工作鞋的位置。

我关上所有的灯，然后踏上甬道，锁好门，回家。

我淋浴、刮脸、洗干净运动服，然后穿上另一套衣服，这次穿的是我自己的。我穿上蓝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把卢克所有的衣物和哈伦·纽金特的鞋子全部塞进两个塑料购物袋。其实完全可以把它们全挂在我的衣柜里，不过何必冒险呢？衬衫有洗衣店的标志，西装也很可能附有印记。如今他们有办法做DNA测试，天知道会查出什么来。再说，我也不是真想再穿上这些玩意儿。西装不合身，衬衫领子的风格太惹眼，领带也惨不忍睹。皮鞋挺有诱惑力，是我这双脚有史以来套上的第一双三百美元的鞋子，说来我确实有意留下不送走。不过这双大了半号，所以要放弃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我把公文包藏在衣柜隔板的后面，和图克姆卡里的大袋子放在一起。我把工具塞进一只口袋，手套放到另一个口袋里，系上比我从卢克住处偷来的那条更加正式的领带，然后锁上门离开。

我在七十一街上向东走，在百老汇的转角处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了九一一。“嗨，”我说，“是这样，我才送货到西端大道和七十四街的路口，那边有家公寓发出的味道真难闻。我当过兵，这种味道只要闻过可一辈子都忘不了。有人死在里头。看你要赌多少。”总机问我叫什么名字。“不，我不想扯进去，”我说，“非得填表写个名字的话，就写乔治吧。公寓号是9G，乔治的第一个字母，大楼地址是西端大道三○四号。我试了跟门卫通报，可我看他没听进去。有可能是英文程度不太好。西端大道三○四号，9G。有人死在里头，我赌我赢了。再见。”

头一班进站开往上城的地铁是快车，我坐了一站到九十六街，穿过旋转门出去，开始走下百老汇街。我碰到的第一个乞丐是女的，第二个是大块头男人。我各给他们一美元。第三个是个跟我身材相当的男人，我把我手里的两只购物袋递给他。“这是什么？”他追问道，“喂，这是什么东西啊？”

“祝你穿了身体健康。”我告诉他，然后转身回到地铁站。

十点时我到了店里，帮拉菲兹练习捕鼠技巧。几小时后我又回到卢克的公寓，装出一副第一次出现的模样。他果酱罐里的两百四十美元我分文没动。这回我把钱带走，不过你应该还记得我和多尔对半分账。

这就叫道德。

等我回到家里，两百四十美元中我的那一半绝大部分已经没了。我花了二十块买棒球卡百科全书，五十块买毯子。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坐出租车买咖啡的钱也越花越多。这会儿是凌晨两点，我已经清醒了二十个钟头，那么我该一头栽在枕头上睡着了吧？没有。我还坐在沙发上看棒球卡、翻百科全书。

有些孩子永远长不大。

[1] 新百伦（New Balance），美国著名的运动鞋品牌。一九○六年在美国马拉松之城波士顿成立，现已成为众多成功企业家和政治领袖爱用的品牌，在美国及许多国家被誉为“总统慢跑鞋”“慢跑鞋之王”。

17

“这个组合很有趣，”卡洛琳看着她的三明治说道，“腌牛肉，火鸡还有——”

“烟熏鳕鱼。”

“还有凉拌生菜丝和俄罗斯沙拉酱，全都夹在面包卷里。很好。我看我是从来没吃过。名字跟什么人有联系吗？”

“他们称之为波厄托·科波特金，”我说，“别问我为什么。通常都配裸麦面包，不过我是想说——”

“配面包卷好多了。你的三明治呢，伯尼？”

“我喝咖啡就行了，”我说，“我跟人约了午饭，还有一小时。”

“你用不着帮我带三明治的，伯尼。其实打个电话来就行了，我可以自己去吃。不过你来了我还真高兴，因为昨天我一整天都没出门。说来有意思，可我每回在潘多拉或者胖猫酒吧耗了四五个小时以后，第二天总是惨不忍睹。”

“真是怪事。”

“唉，店里烟雾弥漫，”她说，“很多常客都抽烟，而且通风很差。”

“肯定是这个原因。”

“而且晚上在那里待久了我难免会吃块派或者一大块糖，总之是类似的甜食。你也知道，我吃了甜的东西第二天就头昏脑涨。”

“嗯。”

“所以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重看金西·米尔虹的书。是高中小孩跟他体育老师的老婆搞婚外情的那本，后来他听了她的话杀掉她丈夫。我不小心说漏嘴讲了结局，希望这本你已经看过了。”

“《T代表同情》 [1] 吗？刚出来我就看了。”

“你还记得金西跟女生班的体育老师打篮球的那一幕吧？”她滚动着眼珠，“她肯定是同性恋，伯尼。你昨天过得怎样？卖掉什么书没？”

“呃，说来话长。”我说。

“哦，”她说，“还真复杂不是？原先你有没有想到死者会是卢克？”

“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关联，”我说，“一开始就有太多巧合。如果有具尸体只是刚巧躺在多尔·库珀提过的公寓里，我看他可不会只是顺道进去洗手的家伙。再说，他看起来很眼熟。”

“我记得你提过。”

“我本以为我可能以前在附近跟他打过照面，其实是最近才见到的，而且没隔多远。小丑就是他。”

“嗯？”

“琼·纽金特画架上的那个。多尔提到纽金特太太找她当模特儿的时候，我脑子里灵光一闪。马上就想到了小丑，可我唯一记得真切的只是他看起来很伤心。”

“如果你前额有个弹孔的话，看起来也会很伤心。”

“小丑看起来伤心，”我说，“可是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他的模样。打扮成那个样子，你就只看得到戏服。”

“所以你又跑回去再瞧一眼？”

“我回去是要拿棒球卡，”我说，“或者其他什么多尔希望能在卢克公寓找到的东西。”

“而你去的时候不希望有她作陪。”

“是的，我觉得一人正好，两人太挤。从卢克的住处到纽金特公寓可是容易至极。我已经置身那幢大楼，而且也知道门锁不成问题。”

“除了浴室那个。”

“当时我还在伤脑筋，”我承认，“就因为显然不可能。我可以想出两种场景，不过都说不通。第一，他闯进公寓脱掉所有衣物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两臂交叉打个结朝自己的前额开一枪，然后把枪吞掉。”

“难道不会是掉了枪又跌在上面？”

“当然，为什么不可能？或者有可能是他打开窗户，把枪塞上窗台，关好窗户，然后滑下浴缸死了。问题是，自杀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就算你能说出他用的手法。”

“于是只剩下他杀。”

“同样不可能，因为门是从里头反锁的。杀他的不管是谁，都得穿门离开浴室。”

“窗户呢？”

“窗户就更不可能了。这等于是在说有个人形苍蝇溜过那扇小小的浴室窗户，攀绳子沿着大楼的墙壁飞下——呃，我宁可相信他是开枪打死自己然后把枪吞下当点心吃了。不对，凶手是从门出去的，不过那门上了锁。”

“凶手是鬼？”

“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门锁暗藏玄机。我越想越觉得答案一定是这样。上次我帮拉菲兹冲马桶的时候，想到要装个宠物出入口。你知道，在门底下装个搭扣板之类的，这样就算门关着动物也可以自由进出。如果有这么个玩意儿，我就不必记着不能关上浴室门了。”

“纽金特夫妇有这种玩意儿吗？”

“没有。”

“因为我没法相信杀他的是猫，伯尼。凡事总得有个限度。”

“不是猫，”我说，“虽然猫和狗的确有可能把枪移开，把自杀弄得看起来像他杀。不过他们没养任何宠物，而且就算养了也无关紧要，因为浴室的门没装宠物出入口。不过有个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刚巧想到电灯开关。”

“刚巧。”

“引爆点是，”我说，“我在自己的浴室啪的一声打开开关。电灯没亮。”

“因为那是道具开关？”

“不，因为灯泡烧了。”

“需要几个小偷才能把它换掉 [2] ？”

“一个就行，不过换灯泡时我想起了纽金特公寓的开关。不能打开这个或者关上那个的开关现在也不是那么稀奇。很多人重新装潢时都会换掉天花板的灯，而且开关板留着不动比补平墙洞省事多了。不过，我还是开始琢磨开关板后头暗藏着什么玄机。”

“结果你找到了墙里的洞。”

“是的。”

“而这就表示可能有人枪杀了卢卡斯·桑坦格罗，跨出房门后将它关上，然后拧开螺丝取下开关板，伸手穿过开口把门锁上。”

“勉强可以，”我说，“如果我的胳膊再短一点的话可不行，而且要是再粗一点也穿不过去。”

“所以咱们要找的是胳膊瘦长的家伙。问题是怎么会有人不嫌麻烦地搞这招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为了布置自杀现场吗？如果要设计密室自杀案，为什么不把枪留下呢？”

“啊，重点就在这里，”我说，“不管罪犯多聪明，他总会犯下那么点小差错。”

“可是——”

“的确说不通，”我表示同意，“可这又怎样？反正不关我的事。”

“真的？”

我摇摇头。“发现道具开关板的事我很高兴，因为不可能犯罪的事不解决我会坐立不安。我想知道作案手法。不过我不需要知道作案原因或者凶手是谁。”

“或者卢克在那间公寓里干什么。”

“全都不用知道。我在他身边放了几件珠宝，还随手翻了卧室几个抽屉，带走一些首饰。为的是给警察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当初他洗劫公寓时有个同伙，同伙杀了他。虽然我不认为这就是案发真相，不过我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

“眼下我要担心的事已经够多了，”我说，“比如得确保他们撤诉。另外还得想个法子保住我的店。”

“你的店，”她说，“这么多事情忙忙乱乱的，我都忘了。伯尼，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你有棒球卡对不对？你只要把卡交给波顿·斯托普嘉德，跟他交换长期租约。他不是开过这个条件给你吗？”

“算是。”

“所以这会儿你才穿得如此隆重。你就要跟波顿·斯托普嘉德吃午饭去了，对吧？”

“不是，不过也差不多。”

“差不多？这话我可不懂。你要去找波顿·斯托普嘉德吗？”

“有办法的人都不会这样。”

“可是——”

“我最好赶紧走了，”我说，“我可不想让马丁久等。”

“马丁？马丁·吉尔马丁吗？”

“在他的俱乐部，”我说，“挺隆重的，不是吗？回头我会告诉你的。”

冒牌者俱乐部位于格拉梅西公园对面的一幢五层希腊式复兴派建筑内。我走过欧文广场赶赴一点钟的午餐之约，只迟到了三分钟。我跟柜台后面那位制服职员报上姓名，他告诉我吉尔马丁先生正在休息室等我。

我走下半级铺了地毯的楼梯，走进一头是吧台另一头是台球桌的温馨镶木房。只见两人手拿球杆站在球桌旁，另有一人则瞄准桌面准备来个前途不甚光明的一杆。几个人站在吧台那边，另有八或十人三三两两地围坐在阴暗的木桌旁。这些人全都超过三十五岁，全都穿了外套打领带，而且其中之一是马丁·吉尔马丁。

说实话，要找他也没什么难的。他独自坐着，拿着一张报纸和一杯酒，而且我踏进房间时他饶有兴趣地抬眼看过来。我走向他问道：“吉尔马丁先生？”他则立起身来说：“罗登巴尔先生？”然后我们就握了手。我说很抱歉迟到了，他说完全没关系，我一点也没迟。他是个高雅的男人，身材纤细、一头银发；棕色西装，深蓝色衬衫配上有对比效果的白色领子，外加一条淡蓝色领带，看来十分赏心悦目。他穿的是工作鞋，而且跟我前一天早上从哈伦·纽金特处穿回家的那双实在很像——虽然那双是黑色。吉尔马丁这双是富有光泽的核桃棕。

“实在太抱歉了，”他说，“我跟你说了得穿西装外套，可我忘了提我们这儿保守到还规定得打领带。看得出他们逼你打上了挂在衣帽间的吓人玩意儿。”

“事实上，这是我自己的领带。”

“而且相当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可以在这儿吃，不过楼上的餐厅比较安静而且也私密些。怎么样？”

我说很好，于是他便领我上楼，走下通往餐厅的甬道，沿途指着各种的摆设向我说明。天花板颇高，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家具则是由深色木头和红色皮革组合而成的。墙壁挂满肖像，一个个都镶上了繁复的框，而且几乎全是男女演员。

“仔细瞧瞧壁炉两边各挂着的一幅肖像，”他说，“虽然画框是相配的，不过画本身出自不同的画家。我看你八成认不出画中人吧？”我没认出来。“我们亲切地称他们是俱乐部的名誉创办人。左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右边是他的儿子，查尔斯·斯图亚特。你也许还记得他被称为美王子查理 [3] 。”

“登上英国宝座的冒牌者 [4] 。”

“没错。詹姆斯自封为詹姆斯三世，不过史学家称他为老冒牌者，称他儿子为小冒牌者。所以说，虽然斯图亚特父子不是演员，但他们毋庸置疑有资格加入我们。其他肖像除了一个例外，全是演员圈子里的人。”

“另外那个非演员是谁？”

“其实总共四个，不过他们全在同一张画上。你进门时也许注意到了，就挂在衣帽间的正对面。”

“四名围站在麦克风旁的年轻黑人男子？”

“他们其实没有演过戏，”他说，“不过还是有资格当这儿的会员，因为他们全是专业的娱乐界人士。他们的艺名叫唱盘乐团，出过一首非常畅销的单曲叫作《伟大的冒牌者》。”他微微一笑，把餐巾抖了抖铺在腿上。“那么，”他说，“你想点什么喝呢？也许我们该看看菜单了。”

喝酒吃开胃菜时我们一直都很有教养地聊着。服务员上了主菜之后，话便开始少了。我在想我们也许就要切入正题，可是一会儿之后他却谈起他看过的一出戏，由这个话题引领我们迈向咖啡。而现在时机已到，显然得由我起头。

“抱歉今早打到你家里，”我说，“我没有你办公室的号码。”

“我家就是办公室，”他说，“不过我的电话不止一部。这儿，我给你一张名片。”

“谢谢，”我说，“这是我的。”

“哦，”他接过去，拿在手里一翻，“兔子曼伦韦尔 [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的钻星系列之一。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跻身棒球名人堂，也不敢说我看过他打球。我的年纪不够大。”

“我原想你也许认得这卡。”

他点点头。“时间对它可真不留情，是吧？希望时间对兔子本人没这么残酷。这卡被折过，还撕掉了一个角，而且，嗯，看来真是一团糟，对吧？”

“几乎全新的话可以值大约两百块，”我说，“不过瞧它现在这副德行——”

“顶多五块十块——假设有人会要这么个糟糕的样本的话。”他递回卡片，深吸一口气，再呼出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不过我想这八成是职业秘密。”

“算是吧。”

他啜了口咖啡。“现金。”他说。

“你需要现金。”

“我需要现金可又不能让人发现。我资产很多，可是没一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现金。卖掉墙上的画就会留下交易记录，而且挂过画的墙面会留下痕迹。如果我卖掉房产……嗯，以现在的市场来看等于是白送，而且唯一可以出清的办法就是偿还抵押。总之我没办法弄到半点现金。而且，正如你已经指出来的，我还真是需要现金。”

“多少？”

“理想的数字——一百万。”

我在想需要一百万会是什么样的滋味。我知道有人想要一百万，不过这可是两回事。

我说：“所以就想到了你的棒球卡。”

“我收集棒球卡已经很多年了。我的职业就是买和卖，你知道的。原本我买进这些卡只是出于爱好——免得心思总挂在繁重的事务上。你信不信，棒球卡每年带给我的收益要超过股票和画？房地产就更别提了。”

“我相信。”

“不过棒球卡真正的神奇之处，”他说，“在于出手容易。你带着一盒卡片进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全是现钞。”

“就像邮票或者钱币一样。”

“应该是吧，不过我觉得卡片好像隐秘性更高一些。这点我绝对可以保证。才过几个星期，我就瞒天过海把所有的存货出得差不多干干净净了，赚了将近六十万。”他倾身向前，“我应该强调我这么做可没半点违法或者不道德没良心的成分。那些卡片原本就是我的。当初买的是我，自然也应该由我来卖。”

“而且不用让人知道。”

“而且没人知道。我的收藏原本存放在我书房一个玫瑰木的雪茄盒里。保护高级雪茄不腐不坏的香杉衬木拿来保护长方形卡纸不受虫子侵害也同样有效。我把最珍贵的卡片放进人造丝袋，其他的就散置在盒子里。”他抬起一只手，一名服务员赶忙过来帮我们添咖啡。“我通常是一次从盒里拿上二十、五十或者一百张卡。卖掉以后，我会到另一家棒球卡店买下新近的普通货来取代。要不就是换上更早期但是卡况比较差的，比如那张你带来的倒霉兔子曼伦韦尔。”

“所以雪茄盒一直是满的。”

“没错。我早上从盒里抽掉几十张，晚上又会放回同样或者更多张数进去。你也知道，时下所谓的整套卡可是包括大联盟每个球手一张卡。以前就不一定了。一九三三年的迪龙系列总共只有二十四张卡。重头卡是卢盖雷那张。价钱比其他二十三张加起来还多一点。”

“你有过那张吗？”

“有过，是VG状况的。同年出的古迪系列出了两百四十张卡，不过露脸的球员远远不到两百四十名。当红球员不只一张卡。盖雷两张，贝比·鲁斯是四张——我有其中三张，去年夏天我卖了它们，一共赚到两万八。我把贝比换成了赞恩·史密斯、凯文·麦雷诺和巴基·皮萨瑞里。”他摇摇头。“贝比·鲁斯起家是在波士顿红袜队，这你也许还记得。他是棒球界最最厉害的投手，可是你总不能四天之中有三天把贝比这样的打击手闲置在候补区，所以他们就让他打外野。后来红袜队的老板索性把他卖给纽约队。他想拿这笔钱赞助百老汇的演出。结果洋基体育馆因为鲁斯之故兴建完成，取名叫鲁斯馆，波士顿的球迷对那个该死的笨蛋老板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想我大概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我自己就卖了贝比三次，把他换成赞恩·史密斯、凯文·麦雷诺和巴基·皮萨瑞里之流的人物。”

“这钱你也拿去赞助百老汇的演出了吗？”

听了这话他笑了起来。“这就像卖掉家养的母牛换来魔豆 [6] 一样，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舞台对我来说代表着很多意义，不过我没当它是交易场所。我太太和我相信资助的力量，而且说来我们在支持剧院方面真是大方过了头。我们的奉献偶尔是以投资的方式进行，不过通常都没有想着回报。”

“我明白了。”

“总之我慢慢卖掉存货，”他说，“刻意把小麦换成麦糠，在我的雪茄盒里制造出类似波将金村庄 [7] 那样的东西，存了一堆没用的卡片。好东西全没了。”

“除了泰德·威廉姆斯。”

“你看到了是吧？”他眼睛发亮，“不能卖掉泰德·威廉姆斯，否则红袜队的球迷会把我吊死。”

“你留下威廉姆斯不是因为这个。”

“没错，当然。威廉姆斯卡容易识别。这个系列非常稀有，可价码低得不成比例。而且你也知道我内弟这个人。”

“他是我房东。”

“而且你也应该知道他对短跑王有多热衷。要是我卖了那些卡，到头来八成收入会落到某个会跟波顿开价的交易商手里。说来棒球卡是复制品，不过我的威廉姆斯卡波顿见的次数够多，认得出模样。他至少会买下整套，拿来和我的做对比。如果我拿不出来，他就会知道我已经卖掉了。也就是说，他会知道我是被迫卖掉套现的。”

“那正是你不希望传出去的消息。”

“没错。总之留着泰德·威廉姆斯那套会比较保险，也容易些。可是其他值钱的我全卖了。而且，正如我所说，我完全有这权利。交易是秘密进行的，不过保留秘密并不违法。”

“然后呢？”

“然后我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当晚我和我内弟在一起，那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可以想象。”

“然后你打电话过来，时间很晚、我又累，不知怎么我就直接跑到书房掀起了我的雪茄盒盖子。发现棒球卡全都不见了踪影。”

“不对。”我说。

“我没到我书房吗？我没打开雪茄盒？棒球卡没有不见？”

“你早就知道它们不见了，”我说，“就算我打的那个电话把你吓着了，让你忽然觉得家里遭了贼。深夜接到无聊电话会有这种反应挺奇怪的，不过倒也不是无法想象。也许你会巡视一遍确定你的宝物都还完好无损，问题是宝物早就跟玫瑰木雪茄盒分道扬镳了，因为你早就把它们拿去卖了。你为什么要冲进书房察看赞恩·史密斯和巴基·皮萨瑞里呢？”

他啜了口咖啡以拖延时间。“你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他说。

“没那么聪明，也没那么年轻了，不过事情显然就是这样。你早就知道雪茄盒里已空无一物。我那通电话不过是给你提供了绝佳机会昭告天下罢了。你可以说你冲进书房，打开那只名贵的玫瑰木雪茄盒，然后发现卡片失踪了。”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可以领保险金啊。你已经把卡卖掉了，可我看你应该还没取消保险，对吧？”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茫然地看着墙上某个死去演员的肖像，整理思绪。然后他说：“这跟凶杀案不一样对吧？预谋与否根本无可查证。诈骗保险金如果是临时起意也不会因此减轻刑罚。”

“没错。”

“我得说明我可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我原先只想暗地里以尽可能高的价钱卖掉卡片。结果不错。”

“然后呢？”

“大约三分之一的存货出手后，保费到期了。那种收藏品要买动产保险也不是很贵，而且我如果要他们降低保费来体现我缩水的收藏其实省不了多少钱。于是我就付了全额保费，心想卖掉剩下的卡之后我自然会通知保险公司。”

“可是你没有。”

“是的，我没有，甚至反而铺好地基准备作案。那种感觉你没法想象。哦，天哪，我这是吃错了什么药？你当然可以想象。”

“我自己也试过铺地基。”

“这倒是的。伯尼，我午餐后通常不喝白兰地。晚餐之后会喝，可午餐后没这习惯。不过如果我可以说服你加入我——”

“这主意不错。”我说。

“真没想到我能走到今天。你知道，我这人诚实正直。在生意场上我确实会想办法抢先一步，可我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不过话又说回来，诈骗保险公司跟偷取盲人杯里的铅笔感觉可不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进行是最妥当的。想来卡片总不可能自动失踪，总得看上去像是失窃了。我们住的建筑安全设施一流，而且我也知道这种门锁大半窃贼都没法破解。”

“大半。”我说。

“怎么制造失窃的假象呢？如果我早认识你的话，也许会向你请教专业意见。我原本打算假装锁了门可是其实没锁。不过我不确定这样布置现场是否足够有说服力。房子里看上去不是应该被翻箱倒柜过吗？你经手过的屋子看来都是什么样的？”

“差不多跟我进门时一样。”

“真的吗？也许我是思虑太过周详，也许我是不愿意大胆一搏。总之结果就是这样。有一天我走到雪茄盒那儿发现它没上锁。我掀开盖子发现里头空空如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星期一下午。我在这儿吃午餐，两三点回到家。我不记得上一次看棒球卡是什么时候的事。因为好的货色全都卖掉了，实在没什么理由再去查看。这会儿还真不好说当时看到那只空盒子的时候我的脑子闪过了什么念头。”

“我可以想象。”

“这不一定。我开始怀疑自己神志不清。我会不会卖光了卡片又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你知道，我原本打算全部处理掉的。”

“找谁帮你保管呢？”

他一脸不解。“谁都不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可没打算让人知道底细。再说我又何必找人帮忙保管呢？只要卡片一出家门，我的意思就是要它们从这个星球上消失。它们应该会进到焚化炉或者垃圾桶吧，我想。那时我还没想清所有细节。”

“可结果它们却消失在了空气里。”

“有人拿走了卡，”他说，“不过对方是谁、原因是什么？我又该怎么处理？报警吗？说来可没有半点遭窃的迹象。我的保险包括神秘失踪和盗窃案，这种失踪还真是神秘万分，但是我敢报失吗？我进退两难。觉得我还是应该想办法制造盗窃现场，虽然当时棒球卡已经不在屋里了。”他叹了口气，“然后我们便和埃德娜那个可怕的弟弟共度夜晚，听他在夸耀战绩，说他只花了市价的几分之一买下一本珍品书。”

“《B：窃贼》。”

“就是这本。我只听到最后两个字。于是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盗窃案，我们回到家时电话响起，是你打的。虽然那时我当然还不知道你是谁或者你以什么为生。你没提名字——”

“礼貌欠佳。”

“而且就算你提了，而我也刚好知道，也最多会把你当成波顿的房客。说来我是有可能想起来，毕竟罗登巴尔这个姓氏不常见。这是哪里的姓？”

“我父亲那儿的。”

“啊，原来如此。”他举起他那杯白兰地，依次欣赏着它的色泽、香味和口感。“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对半夜跟我通话那人的身份一无所知，不过看来是机会从天而降。埃德娜问我怎么神色不对。我不是演员——虽然我有这儿的会员证——不过当时我只要做我自己就行了。我奔进书房，打开雪茄盒的锁，‘发现’里面的东西失踪了，于是就打电话报警。”

“他们马上追踪了电话来源。”

“我连能使这招都不知道。电视电影里他们追踪的方法都是没完没了地拖住罪犯，不让他挂电话。现在我看电脑有办法把每件事都留下记录。他们的确追踪了电话，而且也很神奇地追查到是个记录在案的窃贼——结果这个人就是波顿先前夸口说败在他手下的那个书店老板。挺讽刺的，是吧？不过可真是给你造成了大大的不便，这点我要道歉。最后他们真的抓了你？”

我点点头。“我在牢里过了一晚。”

“天哪！”

“不是你的错，”我说，“职业风险。”

“你这样想可真有竞技精神。不过你真没犯下什么应该坐牢的事吧？”

“呃，”我说，“事实上，要真追根究底的话，也不尽然。”

***

更多的咖啡，更多的白兰地。“你今天早上打电话过来，”马丁·吉尔马丁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时我告诉他我运气不错，找回了他的卡，不知道他是否能告诉我他保的是哪家公司，我也好询问有关归还卡片领取报酬的事。除非他觉得或许这事我们可以私下解决、两相得利。窒息般的一段沉默，然后他无比优雅地邀我共进午餐。

“之后我想了想，”他继续说，“我的情况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毕竟，如果你真的找上保险公司，可能发生的状况有两种。他们可能会要求看卡片，然后算价钱，再把它们跟我当初投保时提供的清单做个比较，最后认为你是想要敲诈——你不是已经拿走了我收藏品里的上好货色，就是根本没得手。总之他们应该会拒绝和你打交道。”

“有可能。”

“或者他们也许会找专家估价。毕竟它们一文不值。查莫斯芥末系列值好几千，而且还有别的泰德·威廉姆斯卡我留着没卖，就算整批卡总共值一万块吧——我觉得这数字不太对，不过姑且先这么算。等他们算好价钱后，他们会找你商量购卡事宜。之后他们会把卡片交到我手上。‘这儿，吉尔马丁先生，’他们说，‘我们很幸运，你的收藏原封不动全找回来了。祝你快乐。’‘很抱歉，’我答道，‘不过这些根本不是我的卡。’‘以我们的立场来看它们是，而且我们认为当初你投保的时候作了假，所以保险理当就此作废。如果你提出诉讼，我们会告你作假诈欺，不过还是祝你快乐。’”

“他们有可能来这一招。”

“如果真的这样，我就只能得到一盒子垃圾而不是六位数的保险金。我确实随时都可以提出诉讼，看他们是否愿意庭外和解，不过我有可能决定不惹这麻烦，更别提那些负面的宣传效果了。”他皱起眉头，努力在想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付你一笔赏金。我刚才说那些卡身价多少来着？最多一万？那么，就算是两倍的价钱好了。两万块。”

我看着他。

“不行，我也以为这样真的可以解决。眼下我缺少现金，连付这笔钱都有困难。保险公司赔偿后我确实会有现钞，不过说起支付赔偿，他们还真有可能拖拖拉拉。再说，这笔钱我还另有用途。如果我没这需要，当初也不会想到骗保险。一年内我手头的钱应该会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不过，眼下如果你愿意收下我的保证书——”

“你知道，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不过周转不灵的不只你一个。”

“是经济出了问题，”他颇有感慨地说，“大家都深受其害。不过我能说句话吗？”

“请讲。”

“这话听来也许像是白兰地在作祟，而且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过我忍不住要想，你我有个机会可以互利互惠，好处多多。”

“我懂你的意思。”

“表面上听来挺可笑，不过——”

“我懂。”

“嗯，”他说，“僵局还没解开。如果你方便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的话，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很简单，”我说，“我想保住我的店。”

[1] 马龙·白兰度演过一部电影《茶与同情》，英文中“茶”（tea）与字母T同音。

[2] 英文里有关换灯泡的笑话版本很多，比如说需要几个常春藤盟校的学生才能换好灯泡。答案是需要两个，一个换，一个帮忙转椅子。

[3] 查尔斯·斯图亚特，詹姆斯·斯图亚特之子，英格兰王位觊觎者，通称小觊觎王位者或美王子。

[4] 英国史上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斯图亚特父子并非嫡系传承。

[5] 曼伦韦尔（Walter Maranville，1891—1954），美国棒球手，因其速度和身材被人称为“兔子”。

[6] 出自童话故事《杰克与魔豆》中的情节。

[7] 波将金村庄，格利高里·波将金是俄国的一个将军，一七八七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视察克里米亚时，波将金为了显示克里米亚的重要性，在荒芜的第聂伯河岸边临时搭建了一个村子。后来波将金村庄这个词就成了为媚上而弄虚作假、虚张声势的代名词。

18

我出门和马丁·吉尔马丁共进午餐时，在门上挂了个小纸牌。上面写着“回来时间”几个字，下方是个钟面。我把时间设在了两点半，回去时只见有个顾客等着。我没见过这个人，虽然她看来有点像我八年级的公民学老师。我开锁时，她发出那种印成文字应该是“咳哼”的清嗓声音。我看着她，而她则先是指着她的腕表，然后戳向我的纸牌钟面。

“三点了。”她说。

“我知道，”我说，“最近什么都比较慢。我这就弥补一下。”我取下牌子，把时针移到三，分针移到十二。“这样，”我说，“行吗？”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会把我送到校长室，不过接着拉菲兹蹭上她的脚跟迷住了她，准备离开时她已经选好了两本小说，还有原本在橱窗里吸引了她的视线、还让她等了半个小时的美国民俗织毯绘本。赚头不错，而且接着又来了好几桩这样的买卖。六点钟打烊时，我已经往老旧的收银机上敲了十几回。更妙的是，我还跟一名告诉我他要搬到澳大利亚、偶尔光顾我这小店的客人买下了满满两大购物袋的平装书。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我连书都没看一眼就完成了这笔交易，结果有一半都是极有收藏价值的书——爱斯出版的上下册科幻小说，戴尔出版的附带侦查路线图的侦探小说，以及其他会让平装书收藏者心花怒放的好货色。另外还有半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情色小说；我认识阿拉巴马州韦屯卡一个口袋书商，光是这几本他付我的价钱就会比我买这一整批付出的还高。

这个还算不错的下午最终以一个某女士打来的电话结束，她告诉我她得把她母亲送到养老院，问我是否愿意过去看看书房。她的描述听来颇为诱人，于是我便约好了登门造访。

好事连连，到饶舌酒鬼时我已经吹起口哨来。我点了巴黎水，引来卡洛琳询问的眼光。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我午餐喝了两杯白兰地，酒劲差不多要过去了，我可不想往快熄灭的火上再加油。我今天过得不错，卡洛琳。我买了一些书，也卖了一些书。”

“呃，开书店就是这么回事啊，伯尼。午餐怎样？”

“午餐挺好，”我说，“事实上，棒极了。我想我应该可以保住店铺。”

***

“我不明白。”她说。

“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保住店铺的最佳方案。”

“我不是说这个，伯尼。关于棒球卡，前前后后发生的那些事。照多尔所说——”

“我看‘照多尔所说’的权威性恐怕永远赶不上‘照霍伊尔所说’或者‘照艾米莉·波斯特所说’。”

“这我知道，伯尼。不过就算这样，如果她是马丁的女友——”

“她不是。”

“可是——”

“我原本就觉得那是她编的。我去她公寓前就挺有把握，去了之后更觉得毫无疑问。我无法想象年近六十的男人会愿意上那么多层楼梯造访情妇。没有电梯的五楼，只有一张单人床，这可真是个不错的爱巢！”

“那她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不知道。”

“而且那些卡怎么会在卢克的公寓里？她跟卢克又是怎么认识的？”

“问得好。”

“哪个问题？”

“两个都好。”

“还有纽金特夫妇，伯尼，他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卢克在他们的公寓干什么？是谁杀了他？”

“你问住我了。”

“你不关心吗？”

“不是很关心。”

“不过你有些想法了，对吧？”

“没有。”

“可你总不能就——哎哟。”

“怎么了？”我转过身，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西方天空漫起的乌云一样罩住我们的桌子。“哦，”我说，“嗨，雷。”

“别管我，”他说，从另一张桌子前拉过一把椅子，“我只是想上这儿来坐坐混一天。昨天你们这附近还真出了件有趣的事，我就想着说不定你有什么点子可供参考。”

“格林尼治村出了事吗，雷？”

“我敢说出了不少事，”他说，“不过我刚才提到的‘附近’指的是你家那一带。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带而言你开店的地方——相对于东区而言你大肆行窃的地方。”他扭头朝女招待抛了一个微笑。“哦，嗨你好，玛克辛，”他说，“来杯纯姜汁汽水。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喝。”

“什么意思，雷？”卡洛琳问他。

“什么什么意思？”

“你的纯姜汁汽水怎么喝？”

“里面加大约两盎司半的威士忌，”他说，“如果这事归你管的话。”

“那为什么不直接那样点？”

“因为警察公然喝酒有损形象。”

“可你又没穿制服，雷。谁会知道你是警察？”

“看他一眼就知道，”我告诉她，“你刚才在讲一个故事，雷。上城出了事？”

“是的，”他从容地说道，“而且你脱不了干系，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了。有人打九一一说闻到怪味，你也知道言下之意是什么。屡试不爽，从来都不是因为有人忘了把林堡干酪 [1] 放回冰箱。于是几个制服警员就过去查看，不过大楼住户全都一问三不知，而且走廊里也闻不出半点味道。门卫找来管理人，他有钥匙，就让他们进去看了。”

“我想我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我说，希望能节省大家一点时间，“昨晚新闻里报了。有个人死在浴室里，对吧？”

“怪味就是从那儿来的。门被卡住了，所以他们得破门而入，人确实在里头。上星期三或星期四就死了——法医是这么说的。”

“是个西班牙名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桑坦格罗，”他说，“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反正差不多。这不重要。”

“不重要？”

他点点头。“就像你不希望你妹妹嫁给这种人一样，不过表妹就无所谓了。不重要。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们也才听说——他就住在那幢楼里。还有件事你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瞒着没讲——就是他在偷那所公寓。”

“是吗？”

“总之有人在偷，”他说，“而且妈的肯定不是我。会是你吗，伯尼？”

“雷——”

“主卧室抽屉拉开了，东西扔了一地。几件珠宝散落在浴缸里，就在他身边。这人前额有个弹孔，而公寓四处找不着枪。听来像是什么，伯尼？”

“内讧。”我说。

“这个桑坦格罗可不是什么好人。我们有他的记录，大都与毒品有关，不过人都会变的，对吧？就说他在楼上洗劫公寓吧。就说你是纽金特吧。”

“什么？”

“纽金特，住在里面的那个家伙。你是纽金特，你回到家，看见有这么个西班牙佬还是黑鬼什么的，正抓了一把手镯耳环往身上塞。于是你就提枪朝他轰去——在民主国家这可完全合法，因为他是个贼。怎么回事，伯尼，是我说了什么吗？”

“一有人说到朝贼开枪我就神经紧张。”

“理解。总之，我的问题是这样。就说你是个贼好了。”

“这话你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雷。”

“就说你是个贼吧，而且你正在洗劫这家公寓。你为什么要把衣服脱掉呢？”

“嗯？”

“他光着屁股全身赤裸。这事没上新闻吗？”我不记得有没有。“光着身子死的，跟他出娘胎时一个样，”他说，“我是听说过女人光着身体大扫除，也听过贼留下各种各样恶心的纪念品，不过你可听说过哪个小偷寻宝以前会脱光衣服的？”

“从没听说过。”

“我也没有。无法想象他光着身子爬了两阶楼梯，或者那副样子乘电梯。不过衣服他又是怎么处理的？他身上没穿，也没堆在什么地方，他是怎么做的，通通叠好放进抽屉了吗？如果你是纽金特，而你又开枪杀了他，你会拿着他的衣服跑路吗？”

“如果我是纽金特，”卡洛琳说，“而且我又杀了他，话说这事我可绝对干不来，因为基本上我这人没有暴力倾向——”

“很好，卡洛琳。”

“我会拿起电话报警。‘我刚刚保卫了我的家，’我会说，‘所以请你们派人过来把这尸体抬出去好吗？’我确实会这么做。我不会跑出去把门锁上，祈祷我不在的时候他会自动消失。”

“小精灵会来处理，”我说，“等他们清理过我的住处以后。”

雷瞪我一眼。“这我想过，”他说，“不是那套小精灵之类的鬼话，而是你刚才说的，卡洛琳。为什么不报警？我转念想到，说不定那枪没登记。有人在你的地盘上翻箱倒柜，你有天大的权利干掉那浑蛋，可你最好确定一下你有持枪执照。不过呢……”

“不太说得通，”我帮他讲完，“而且不是听说纽金特夫妇出国去了吗？”

他点点头。“预定明后天回来。问题在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登机的？”

“这样，”卡洛琳说，“假设我是纽金特吧。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会不会忘了炉子上有锅东西在煮？于是我又打道回府，偏巧碰上了贼。我就抽出我没登记的枪开火，接着我又出门去赶飞机，所以实在腾不出时间去报警。不过我扯下了那人的衣物，又把他扔进浴缸，衣服我带走，赶搭下一班飞机到……到哪里？”

“塔吉克斯坦。”我提议道。

“不提纽金特了。”雷说。

“已经忘了。”

“就说另外有个贼杀了他，比如说就是你吧，伯尼。”

“我？”

“只是方便讨论，行吗？”

“行。我杀了他。不过你可不能引述我的话，因为你还没向我宣读我的权利。”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这会儿只是讨论而已，行吗？”

“你看着办，雷。”

“他住那幢楼里，知道纽金特夫妇出城去了，于是一闭上眼就看到了钞票。不过他需要找个能让门唱歌跳舞的人才行，比如罗登巴尔太太的小儿子伯尼。”

“他为什么不干脆把锁弄坏，雷？”

“也许他不会吧。弄坏会留下痕迹，既然现在没坏，想来他没用那招。总之你就住在他附近，他认识你，所以他就告诉你有这肥水可捞，然后你们俩就成一伙的了。”

“正是我的风格，雷。”

“我说你的时候，”他说，“指的不是你。明白吗，伯尼？我知道你总是独来独往，也知道你不会开枪杀人。忘了是你，好吗？另外有个该死的贼跟他结伙，是另外那个该死的贼帮他开了锁，然后他跟另外那个该死的贼一起闯进门，然后你就开枪打了他。”

“又回到我身上了，对吧？”

“只不过是因为用‘另外’那种说法实在太麻烦。不过如果你听了心烦的话——”

“行，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开枪打他？”

“为了不跟他对半分账。比如说你还真捞到了大鱼，而且就跟德航那件案子一样，钱多得让你实在舍不得分赃。”

“好吧，”我说，“他怎么会光着身子？”

“免得警察认出衣服。”

“说正经的。”

“好吧，也许你们俩都光着身子。”

“是他引诱我的，雷。然后我才发现我都干了什么。我自觉罪孽深重，不过我没自杀，反而把气都出到了他身上。他在淋浴，想洗掉我们不伦欲望的痕迹，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一把枪，于是把他送上了西天。”

他叹口气。“不太说得通。”

“哦，雷，你怎么会这样说？而且我们怎么会有这场对话？别误会，你每次顺便来小坐，卡洛琳和我都非常高兴，问题是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

“好，这下可说清楚了。”

“我不知道，”他重复道，“就说是警察的直搅吧。”

“我正想这么说，”我开口道，“不过你是想说直觉吧。”

“随便吧。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事你知道的不只是表面，而且你就算不知道也能查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事有可能对你对我都有利可图。”

“此话怎讲，雷？”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人的感觉就是这点麻烦——至少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细节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是我能分到的那些呢，还是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你和我呢，伯尼，多年来可一直是互助互惠的。”

“而且你这人还真是多愁善感，雷。所以那天你把我扔进牢里时才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是啊，我得强忍着不哭。”他站起来，“想想吧，伯尼。我敢说你会理出个头绪来的。”

“雷说得没错，伯尼。”

“天哪，”我说，“我从没想到你会这样说。我得写下来要你签个名。”

“他觉得你应该理出个头绪，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去过那儿。你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容易至极。”

“你手上有雷没有的信息，伯尼。”

“的确，”我说，“几乎全知道。”

“你的公民义务呢？”

“我缴税，”我说，“我将垃圾分类回收。我投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连学校董事会选举都投票。还有多少公民义务？”

“伯尼——”

“哦，现在几点了，”我说，“你不用着急，慢慢来，把饮料喝光。不过我得走了。”

“你要去哪儿？”

“回家洗澡换衣服。”

“然后呢？”

“约会。回见。”

[1] 林堡干酪，比利时原产干酪的一种，气味浓烈。

19

车子慢下来。我按下按钮打开车窗，细看眼前的房子——或者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仔细看。有树挡着，还有一大片宽广的草坪，不过我透过树木越过草坪看到的房子和它的邻居没什么不同。毕竟，我们是在住宅区——簇拥着百万豪宅的住宅区，不过终究还是住宅区。眼下这幢百万豪宅的门廊灯亮着，楼上的灯光也透过一面窗帘映出来，楼下两个房间也是这样。

我想着我在类似状况下通常会想的事。他们可真体贴，我暗想，留盏灯方便贼上门。

“绕街区一圈。”我说，边绕我边靠向椅背。车子是去年新出的林肯轿车，内部是光滑的红色皮革，外面是黑色的手烤漆，空气经过调节，引擎的噪声高不过拉菲兹的喵喵声。这车比公共汽车、地铁，或者塔吉克人开的出租车都舒服得多，而且那些交通工具可没办法载我过来。我在纽约北部的威彻斯特郡。地铁开不到这么远，而哈什马·土克提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也找不到路过来。

我们开车第二次经过房子时，我伸手到驾驶座的遮阳板下拿车库门遥控器。我一手伸出窗外，遥控器对准车库，一按。没反应。

“世事难料。”我说，递回遥控器。我们继续开，然后我在第一个停车告示牌前下车往回走。我穿了一件苏格兰呢猎装上衣——我下定决心，该让运动夹克休息一阵——和一条暗色长裤。我还打了条领带，不过不是午餐时受到好评的那条。

我走过屋前小径，上了门廊台阶按了门铃，然后再按一次。没反应。我看看门锁，朝它摇了摇头。纽约的公寓住户对锁很在行，通常会用普拉德、雷布森或是狐狸牌警察锁，另外还有窗户上的套闩以及围墙顶的六角铁丝网。而在郊区，因为家家户户都是独立的，每户的一层又都有十几扇窗户，为了加固前门搞得焦头烂额好像没有必要。这家的门也不例外。我用了最多一分钟就进去了。

我刚跨过门槛，警铃即刻响起。发出高音阶的哀鸣，那种让贼食欲不振的尖厉叫声。依我说，如果你有小孩制造出相同声响的话，你会一把掐死那个小怪物。

我有四十五秒的时间。我迅速穿过玄关，折向左侧，跨越圆穹式教堂天花板的客厅走进餐厅。远处靠墙的中段凸出式书柜两边各有一扇门。我打开右边那扇。里面有个柜子，上面放着桌巾、餐垫以及一套套扑克牌筹码和麻将牌。而墙上便是个数字键板，上头的红灯歇斯底里地拼命闪着。

我键入1-0-1-5。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一闪一闪的红灯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舒缓神经的稳定绿光。妖魔般的声响戛然而止，仿佛有只神秘的手往鬼哭狼嚎的电子嘴里塞了个枕头。我呼出原本根本没发现自己屏住的气息，把我那套工具放进口袋——此时它们还握在我手里——然后戴上手套。接着我抹净一些我没戴防护装置前有可能碰触过的表面——键板、柜门和门把，还有前屋入口处的门和门把。我关好门，上了锁，然后开始工作。

工作间在后屋一楼，窗户开向花园。我先拉上窗帘，再打开灯。书桌右边立着一个三层玻璃书柜，书柜上面挂着一幅描绘海上高船的油画。我把画拿下来，露出后面墙上嵌壁式保险柜的圆门，上面有个对号锁。

开对号锁有诀窍。听诊器确实偶尔能派上用场，不过你还得有天分。

这我不缺少，不过我还有更好的——密码。

我把数字盘右转、左转、右转，然后再左转，那门没应声而开才真叫见了鬼。我拖出十几个盒子，每个宽高各两英寸，长一英尺，全都满满塞了二乘二的牛皮信封以及一只透明封套，里面各装有一枚小小的金属圆盘。

钱币。除了盒子外，还有成套的新铸样以及未流通过的一筒筒钱币、几本钱币图册，以及一只定制的黑色塑料封套——做成盾牌状，内藏一套几乎完整的从一八三七到一八九一年的自由女神坐姿一角钱币。另外还有一些现今流通的美钞，捆在一起扎成半英寸厚。

我清空了保险柜，把钱币堆在书桌上，其他藏品——遗嘱、房地契、各色官样文件——都放到一边。我拎起那套一角钱币进入厨房，打开通往相邻车库的门，带着那套一角硬币进入车库，再空着两手回来锁好门。

在甬道的衣柜里，我找到了需要的包，是一只破旧的皮袋，里面除了记忆之外什么都没有，把钱币收藏摆进去后还有多余空间。我打包好，拉上拉链，把袋子倚着前门放下。

现在轮到我最痛恨的部分。

我从厨房的五金抽屉掏出一把铁锤、一根凿子，还有一把凶神恶煞的螺丝起子，然后回到工作室，动手朝那嵌壁式保险柜大力出击——挖出柜门的数字转轮、狠敲坚硬的部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把一切都砸得混乱不堪。原本令人满意至极的保险柜被毁灭成功之后，我抓起原本锁在里面的文件——包括遗嘱、房地契等——把它们扔在柜子的里面和外面，再将它们踢得四处散落。我拉出书桌里五个没锁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上，然后我又准备抡起铁锤和凿子打开剩下的抽屉。

“不行。”我大声说道，同时把那些粗笨的工具放在一旁，掏出我的工具打开抽屉。用这个办法速度也差不多。我倒空抽屉，弯腰捡起二十元面额的纸币，总共有一百块。我把钱放进口袋，掏出早先收好的未流通的1958-D的五分钱币。它们原来都包在封好的塑料套里，这会儿我拿起来猛力撞上桌沿把它们敲破。我任由钱币从我手中散落，随手往敞开的保险柜丢了一把。有些落在里头，有些则哗哗掉向书柜、落在地上。

完美至极。

我走向前门，看看表，把门廊的灯关了又开，重复三次，然后扛起袋子打开门，扭开弹簧门闩固定住，免得把自己锁在外面，然后走上街。我踏到街上时，林肯轿车正好停靠过来。我打开车门、扔进袋子，然后再走回屋里。

最后一道恼人手续得办妥。我再次抡起铁凿子击向那扇可怜无辜的前门，然后挖出门框，毁掉门锁。我走进厨房，把工具放回原位，然后回到餐厅往警报系统的键板上打1-0-1-5。绿灯熄灭，这玩意儿发出七声哔响。现在我有约莫四十五秒的时间撤退并锁好门，那之后警铃可就要开始大喊捉贼了。

我走上门廊，让门虚掩着，一边做一边在脑子里读秒。我想我是数得快了一点，因为我数完了还没任何动静。我正在纳闷该不会是哪里出了差错，那玩意儿便发作起来——恐怖的尖锐哨音悲鸣不止。

我们有四十五秒的时间做完这事，不过我不用站在旁边忍受。我迅速走下石板路向马路边走去，再次于黑色林肯停靠过来时抵达街上。“二十三，”我打开门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一切都还顺利？”

“一秒不差，”我们驶离路边时我说，“三十一。三十二。”

“封套包的那套一角钱币呢？”

“在车库里，”我说，“放在最里头右边一个高架子上，一个标着‘游戏’的盒子里。估计在盒子正中，夹在双骰棋盘和大富翁之间。三十八。三十九。”

等我数到四十五时，我们已经绕过街角开了几百码。我拉下窗子，警铃大作时我听得一清二楚。如果卢卡斯·桑坦格罗塞在后车厢的话，这声响足以把他吵醒。警铃声传遍整个街区时，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邻镇那家保安公司的警示牌大放光明。

不过马丁·吉尔马丁和我在旁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就会回到曼哈顿。

我在转角处下车。没必要让我那个多嘴的门卫瞧见我跳出一辆林肯。“我要查查这玩意儿到底叫价多少，”我说着一手搭上皮袋，“我认识一个钱币通，不过我还是想先搞清楚我要卖的是什么东西。我楼上有去年出版的红皮书，光看那本就可以算出美元钱币的价钱。至于外国钱币就得随他开价了，不过看来数量不多。哦，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打开皮袋拉链，摸找那捆现金，扯开包装纸。

“这是什么？”

“钱，”我像个醉醺醺的工人发牌一样分发一张张百元钞票，一张给他，一张给我，一张给他，一张给我。“我猜约莫有五千，不过咱们还是分一分。”

“原本说好你只拿钱币收藏的。之前就说好了。”

“呃，总得有模有样，”我说，“你简直想象不出房子被我弄成什么样了，为的就是制造可信的现场。你难道要我在保险箱里留下那么一沓现金破坏假象不成？”

“不是，不过——”

“在纽约，”我说，“如果我留着现金不拿，警察绝对会私下吞掉。也许这儿的警察很老实，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报到国税局请麦克伊文先生解释钱的来历。”他一张，我一张，他一张，我一张。“你觉得他宁可这样处理？”

“不，你说得没错。不过也许所有的现金都该归你。毕竟，是你找到的。”

我摇摇头。“说好了平分，什么都得分。看，刚好是双数。哦，还有件事。”我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书桌里的。再说一次，如果我不碰的话后果会是怎样？你两张我两张，你会不会凑巧有张十块的纸币？等等，我这儿有。来，给你。”

他看看手里的钞票，说：“一角硬币放进车库的游戏盒里了？搁在双骰棋盘和……你提到的另外一样是什么？”

“大富翁。”

“这我得写下来。一角钱币是杰克唯一在乎的收藏。杰克小时候在抽屉找到一枚，他父亲就给了他，所以他才开始搜集。我想那一套应该值个四五万。总之保了这么多。”

“我没仔细检查，”我说，“不过钱币看起来状况不错，只有几个日期被磨损了。”

“留下不拿你一定挺难受。”

我摇摇头。“事先说好的。再说，那种特制品要销赃可会吃足苦头。其实呢，真正难挨的是得毁掉保险柜留下烂摊子。不过我勉强办到了。”

他把钱摆进外套口袋时我一直盯着。虽说他已经完全投入了一宗犯罪，不过真的拿走现金对他来说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收钱之后他在方向盘后头直起身来，轻声叹了口气。

“杰克在亚特兰大，”他说，“他跟贝蒂搭机南下去打高尔夫。他说今年不景气，他差点没去。他原本打算变卖钱币，不过又顾虑到别人的眼光。何况要跟那套一角硬币分手他会非常难受的。”

“现在不用分手了。不过他最好想个办法让它们一两年别露面。”

“这话我一定传达。”一抹笑容缓缓浮现在他脸上。“《卡萨布兰卡》里那句台词是什么？就在最后，鲍嘉跟克劳德·瑞恩斯讲的。”

“‘这很可能是一段美丽友谊的开始。’”

“没错，而且是两相得益。睡会儿觉吧，伯尼。我有种感觉，这几天都会很忙。”

20

他说得没错。繁忙的一个星期。

星期二晚上，当一位闻名遐迩的心脏科医生和他老婆在大都会体育馆对着大卫·霍克内 [1] 为《魔笛》设计的舞台场景惊叹赞赏的时候，马丁和我出发到他们位于华盛顿港的房子去。治安巡警一秒不差地照着时间表在那附近巡视；我们手握时间表，严格按照事先的安排行动。

这次没有警铃，只有一道望之令人生畏的门，上面装了一个铜质狮头门环和我顺利攻陷的传奇性的普拉德锁。进去之后，我倒空了几个抽屉，也没费事去看落在地板上的是什么东西，而是直接匆匆走到主卧室，医生夫人的珠宝就在化妆台上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内有五只一英寸深的抽屉，盖内嵌了镜子。我随手拿起一张单人床上的枕头剥下套子，把所有的珠宝扫进枕套，然后倒空一两个抽屉，撞翻了一盏台灯，接着便匆匆下楼。我时间算得很精准，巡逻人员也一样；我低身蹲在客厅的观景窗旁，叹服地看着他们在屋前放慢巡逻车的速度，探照灯在各处轮番扫着。确认一切无恙之后，他们又继续往前。

为求有些变化，我没破坏普拉德锁防盗的美誉，我用工具把它再次锁上，然后绕到屋侧，踢掉了一扇地下室的窗户，又把花床弄得一团糟。接着我把枕头套往肩上一甩，看看手表，和林肯轿车在屋前会合。

“可怜的亚历斯，”马丁说道，“期货市场的几步错棋让他没有了退路。不幸的是，冷冻五花肉可跟邮票钱币和棒球卡不一样。日子难过的时候你偏偏不能把肉换现。”

“或者安排人偷走。”

“确实如此。他忍气吞声地去找弗里达，向她说了情况。指出他们有一笔数额颇大的钱投资在她的珠宝上，眼下只有靠这个才能渡过难关。也许他们可以卖掉几件她从来不戴的珠宝。”他摇摇头，“那女人听不进去。于是，他提议说，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再做几例三重心脏绕道手术就可以回到从前的日子，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何不把那只三层冠托付给远见租借公司当抵押品。”他笑了起来，“亚历斯说她被吓得目瞪口呆。抵押她的珠宝？把她的手镯押给附近一家当铺？门儿都没有。”

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时间看我拿了什么，不过东西看起来不错。

“保险赔偿将近二十万，”他说，“听歌剧当然要盛装出席，所以她今晚不管戴了什么都逃过了我们的手心。”我说他们没改去跳方块舞实在可惜至极，他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倒是有件事，伯尼。应该有条钻石镶玉的项链和配套的耳环。其他的咱们爱卖都能卖，不过这玩意儿亚历斯想要。”

“没问题，”我说，“可是他怎么自圆其说呢？这不就等于向弗里达交了底吗？”

“哦，东西不给弗里达，”他说，“只不过亚历斯对那套首饰特别满意。他想送给女朋友。”

星期三我不需要林肯，也不用马丁陪同。我三点多关了店门，把钟面挂到窗户上，告诉拉菲兹有人来电的话就请对方留言，然后叫了辆出租车，在离莫瑞希尔区一幢四楼城中住宅半个街区的地方下车。踏上大厅的地板，我在客厅壁炉上方一个恐怖至极的地方发现了我的猎物。那是一幅约十二英寸高、十六英寸宽的油画——乡间景色，几只肥牛躲在一棵高大的树下。

我把画从画框上割下来，将画布卷起塞在衬衣袖子和外套之间的胳膊肘处，刚好能塞得下。几分钟以后，我已经身处第三大道，高举一只手招来出租车把我载到上城马丁的公寓。我空手到来让他瞪大了眼睛。等我脱下外套，他才微笑着伸手触摸画布。

“这就是了，”他说，一边展开画布，“多年来我瞻仰过这位小美人多少次啦。‘我的最佳投资，’乔治·汉利总这么说。‘在霍斯曼大道花了一万块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法国艺术品商买的。芭芭拉说我疯了，不过我们俩都喜欢这幅画，算是那趟旅行的一个优质纪念品。实话跟你说，当时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个艺术家。库尔贝 [2] ？库尔贝和博若莱 [3] 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这话他总也说不厌，伯尼。‘库尔贝和博若莱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

“哈，听起来还挺押韵。”

“结果发现市价是他买入价格的两三倍，而且那还是二十年前的事。艺术品市场人气火爆的时候，库尔贝的价格一路攀升。几个月前，乔治发现自己有一幅价值几十万的画，心想这笔钱他能派上用场，至于壁炉上，他们完全可以改挂别的画。”

“可他老婆不想卖？”

“这原本就是她的主意。乔治找佳士得拍卖行的人看过，坏消息就是那时听到的。留八字胡的法国佬是骗子不是傻子。乔治花一万块买的是假画。他羞愧难当，不敢跟他老婆讲。‘不能变卖咱们的库尔贝，’他告诉芭芭拉，‘这就跟拍卖家里的成员一样。再说画价还在不断上涨。疯子才会卖掉。’有天下午他在俱乐部喝了点威士忌，就开始口没遮拦。他说最令他恼火的就是多年来一直还在付保险费。‘保险费越来越贵，’他说，‘以此反映出画在增值。结果我是一直在供奉着一幅赝品。一毛钱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把他拉到一旁提醒他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你说了那钱永远要不回来，’我说，‘你知道，乔治，是有转圜余地的。’”

“保险公司不用知道实情。”

“当然不用。佳士得的人不会赶着去通风报信。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会拒绝付钱。”

“这还用说。”

“不过假设乔治一发现真相就跟对方说了呢？二十年来他傻乎乎地为了幅不值钱的油画投保。如果这样，保险公司可一直都是白收他保费而没有真的承担风险。现在真相大白，你觉得他们会同意退还他的保费吗？”

“显然不会。”

“所以说，我可看不出骗那些个狗娘养的有什么不对，”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们是公然抢劫，还把它制度化了。”他朝冒牌库尔贝咂了咂嘴，把画拎到壁炉边。

“等等。”我说。

“这玩意儿乔治不想再多看一眼，”他说，“而且我看你也没办法帮它找到买主，对吧？”

“就算是真品，找买主也不容易。”

“我看也是，没门路就不行。乔治要给我保险公司赔偿费的一半，我已经签字预支了一万。油画目前保了三十二万，不过他们很可能会拖，而且能扣就扣。”他摇摇头，“这帮猪猡。要是他们遵照合同规定来办的话，你我可以各赚八万。”

“那太棒了。”

“所以我想咱们有本钱把这画布付之一炬。”

“咱们是有本钱，”我说，“不过有这必要吗？佳士得的人有可能看错。以前又不是没发生过。而且就算这幅是冒牌的库尔贝，那又怎么样？总是个‘真的’什么吧——就算只是个‘真的’赝品。这么说吧，放在我公寓里应该挺好看。”

“而且我可以想象这玩意儿多有纪念价值。”

“确实如此。”

整个星期都排满了——马丁帮我安排会面，接着我得进行后续造访，登门求见那些虽然无法看到所有权证明但还是愿意买下各类精品的绅士。钱币、珠宝、邮票、一幅马丁斯石版画，全都经过了我的手。周末也很忙，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打开店门后大半个早上都在打电话。我和沃利·亨普希尔你来我往地进行了完整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我放下电话，四处寻找猫。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我便揉了一张纸，窸窣声把它引了过来。它知道又要开始训练了。

卡洛琳出现时，地板已经漂亮地点缀了许多纸团。“瞧瞧！”我叫道，“你看到它刚才的样子了吗？”

“它每次都这样，”她说，“杀死一张揉皱的纸。伯尼，我去了俄罗斯熟食店，帮你买了亚历山大·基诺维夫，给我自己买了拉伦蒂·贝瑞亚，可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我们各吃一半好不好？”

“可以。”我说，“看！我敢说训练起了作用。它的反应能力一天比一天强。”

“你说是就是，伯尼。”

“这家伙可以当游击手，”我说，“你看见它往左一扭抓住那纸团吗？兔子曼伦韦尔看到非妒忌死不可。”

“随你怎么说，伯尼。”她拉过一把椅子，“伯尼，咱们得谈谈。”

“先吃东西，”我说，“然后再谈。”

“伯尼，我是说正经的。雷今早找到我店里。我正在帮一只牛头獒理毛发，抬眼就看见雷，脖子上挂着赘肉。”

“你应该报警的。”

“伯尼，这就看得出他有多走投无路。你也知道雷跟我处得怎么样。”

“就像油碰上水一样。”

“像波斯尼亚碰上黑塞哥维纳一样，伯尼，他到贵宾狗工厂是因为他关心你。而且他一心认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帮他澄清案情。”

我沉吟着吃起东西来。“这个一定是拉伦蒂·贝瑞亚，”我说，“里面有生蒜和辣根。”

“我得说，他这话我听了真不反感。”

“很好，”我说，“我对大蒜更不反感，因为基诺维夫好像也涂满了蒜。我今晚没跟人约会或许算是件好事吧。”

“他说纽金特夫妇回来了。他找了他们两次。他还真是铆足了劲在调查。这不像他，伯尼。”

“他一定是闻到钱的味道了。”

“我不知道他闻到了什么。总之不会是卢卡斯·桑坦格罗，因为那地方的气味现在应该已经祛除了。伯尼——”

我扔出基诺维夫的包装纸，看着拉菲兹采取行动。它就像追杀米诺鱼的梭子鱼那样扑过去。“它最喜欢熟食店用的三明治包装纸，”我告诉卡洛琳，“这种味道让它疯狂。”

“你应该买个有猫薄荷味的玩具老鼠给它，伯尼。它可以玩上好几个钟头。”

“你还是没明白，对吧？我不想买玩具给它，卡洛琳。它不是宠物。”

“它是员工。”

“没错。我并不是心甘情愿跟它玩的，这叫训练，为的是锻炼它的反应能力。”

“我总是记不起来。我看着你们俩，感觉简直玩得其乐融融，所以都忘了你们应该还是很严肃的关系。”

“工作也可以带来乐趣，”我说，“如果你以目的为重的话。”

“比如你和拉菲兹。”

“没错，”我说，“拉菲兹不是宠物，除此之外你也该知道我不是金西·米尔虹。”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伯尼？你这辈子扮演过不少角色，可你从没当过女同性恋。”

“我的意思是，”我说，“我不是侦探。我不处理罪案。”

“以前有过，伯尼。”

“一两次。”

“不止。”

“几次吧，”我让步了，“可那只是巧合。不知怎么的就弄得我进退两难，为了全身而退我才刚巧发现了命案的真相。那只是运气罢了，歪打正着。”

“现在就是这样，伯尼。你想找东西偷，结果却发现了具尸体。”

“所以我就回家了，记得吧？”

“可是你又跑回了现场。”

“只是为了再次回家。托马斯·沃尔夫 [4] 说得不对，你可以再回家 [5] ，我也回到家了。我不会再沾这事了，卡洛琳。他们已经撤诉了，这事我告诉你了没？对我来说，此案已结。”我扔了个纸团出去，不过拉菲兹还忙着在跟上一个较劲。“如果你想找人解决，”我说，“为什么不试试用猫？”

“猫？”

“拉菲兹啊，”我说，“说不定它可以帮你想通，就像那个谁写的那些书里讲的一样。”

“莉莉安·杰克逊·布朗 [6] 。”

“就是她。每个人都有嫌疑，然后天才猫打破了唐代瓷器或者咳出一团头发，于是提供了关键线索揪出凶手。我忘了它的名字，就是那只会破案的猫。”

“它叫柯柯，是只暹罗猫。

“干得不错。它已经干了好多年了吧？柯柯这会儿一定已经上了年纪。她的下一本书应该叫《长生不老猫》。我可不信暹罗来的会比咱们的拉菲兹还精明。去吧，问问它是谁干的。说不定它会从书架上踢本书下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是吧，伯尼？”

“呃……”

“好，管他呢，”她说，“拉菲兹，浴缸尸体之谜该怎么解？”

拉菲兹放下手中的活儿——也就是系统化地摧残三明治包装纸变的老鼠。它后退几步，舒展前爪，伸了个懒腰；然后是后爪，再伸了个懒腰；接着弓起背，看上去就像万圣节卡片上的鬼怪。然后它摇摇不存在的尾巴——我想不出用别的方式来描述——纵身跃入空中，一把抓了一个只有它才看得到的东西。然后它四脚着地，和所有的猫一样缓缓转过身来，蹲在那里瞪着我们。

我说：“哦，我还真要见鬼了。”

“咱们都要见的，伯尼，可这跟猫粮的价钱有什么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打电话给雷·基希曼，”我说，“追着我死缠烂打的是你，所以应该由你打给他。”我抓起一支铅笔，从地板上捡回一个纸团将它尽量摊平。我动手开出清单。“所有这些人，”我说，“告诉雷，我要他明晚七点半把他们全叫到纽金特公寓碰头。”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你怎么——你打算怎么——猫咪干了什么——”

“你没有一句话是说完的，”我说，“而且完全词不达意。明天。”

[1] 大卫·霍克内（David Hockney，1937—　），英国画家和绘图师。

[2]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

[3] 博若莱（Beaujolais），产于法国东南部博若莱地区的一种勃艮第葡萄酒。

[4]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5] 沃尔夫有部作品叫《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

[6] 莉莉安·杰克逊·布朗（Lillian Jackson Braun，1913—2011），美国作家，以其轻松愉快的“Cat Who...”系列神秘小说为人所知。

21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我准时跟西端大道三○四号的海地门卫报到。“伯纳德·罗登巴尔，”我说，“纽金特夫妇都在等我。”他查看一张小单子的时候我越过他肩头望过去。发现上面除了我以外的名字全打了钩，我很高兴。

“罗登巴尔。”我催促道，他找到我的名字打了个钩，回过头朝我一笑，然后指着电梯告诉我怎么走。这点虽然周到，不过实在没有必要。

我乘电梯到九楼，穿过走廊来到9G的门前。我看着上面的两个锁，普拉德和雷布森。

我敲敲门，它应声而开。

门卫的名单正确无误。他们全都在场。我不知道雷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确实把大家都叫齐了。

他们聚集在客厅。房子里的椅子和沙发被排成一圈，从餐厅搬来的几把椅子还加大了这个圆周。给我开门的是雷，他领着我走过玄关，进入活动中心。顿时，谈话声令人满意地戛然而止——无论之前他们在讨论什么。

“这位是伯尼·罗登巴尔，”雷宣布道，“伯尼，这儿的人我想你应该都认识。”

其实未必，不过我还是点头微笑，睁大眼睛扫视一圈。正如我所说，每个人都在场，顺序如下。

先是卡洛琳·凯瑟，我的重要朋友兼贵宾狗清洁工。跟我一样，她下班后也回家换过衣服；跟我一样，她也选了条灰色法兰绒长裤和蓝色运动外套。不过要分清我们俩并不困难，因为她外套的领子上别了一个猫形别针，而且她穿的是绿色套头毛衣。（我穿了衬衫系了领带——以防万一有人邀我去冒牌者俱乐部。）

卡洛琳的右边是在场唯一有可能邀我去冒牌者的男士，不过我不确定今天的活动结束后他是否还会愿意跟我讲话。马丁·吉尔马丁和他太太埃德娜共用一对维多利亚鸳鸯椅，他穿了一套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杰里·加西亚 [1] 式的领带，表情游离于略带兴味和事不关己之间。

埃德娜·吉尔马丁看来比我上次在科特剧院排队买票时得到的模糊印象要显得年轻些，也没那么让人望而生畏。我根本没注意她身上的衣服，攫住我目光的是她脖子上的那串项链。当然，任何人的目光都会被抓住，不过让我吃了一惊的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从亚历斯和弗里达在华盛顿港住处偷出来的赃物之一。再看一眼我才安下心来，不过刚开始它还真吓了我一跳。

吉尔马丁太太旁边坐着的是耐心女士，她身材修长，穿着马靴、牛仔裤，和一条印了“文法正确”的运动衫，看来颇具乡间的悠闲气质。她似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但一定会全力配合。我知道这种感觉。当初在维拉内拉咖啡店那个蝙蝠洞里我也有过类似的体会。

耐心女士窝在沙发椅上。坐在她右边一把从餐厅临时搬来的椅子上的，是我们的主人哈伦·纽金特。我这是第一次和他碰面，虽然感觉上我们似乎已相识多年——我是根据照片认出他来的。这人虎背熊腰，身高超过六英尺，而且体重已经很危险地逼近三百磅。怪不得他的鞋我穿太大。今晚他穿了件黑色套头毛衣，外罩黑白碎格外套，可是我没法忍住不看他的脚。他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黑色流苏便鞋。如果我上回造访时这双也在衣柜里的话，那就是我看漏了。我觉得它们也参加了欧洲之旅。

坐在他身边的是琼·纽金特。从一些照片里能看出她的头发正在转灰，不过她显然遭到过什么打击，一夜之间头发全黑了，因为这会儿看来可没有一丝灰发。她有一张椭圆形的长脸和橄榄色的皮肤，头发中分往两边梳成辫子。一条纳瓦霍族的青瓜花项链和两个土耳其玉镶银的耳环加重了她身上那种美国印第安风味。

雷·基希曼坐在琼·纽金特旁边，他就没有必要仔细描述了。和平时一样，他穿着一套暗色西装；和平时一样，西装看来像是定做给别人穿的。他正等着我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同时希望一晚的辛劳能带给他一些报酬。不是兔子就是帽子，我想。

下一位是多尔·库珀，她坐在长沙发的一端。今天她穿戴着我第一次看到她时的那套行头——暗色正式套装和一顶红色呢帽。她脸上唯一的表情是“全神贯注”。她的身体语言也在强化这种印象。可以感觉到她正在全面戒备，打算随时逃跑，不过同时也在静观其变。

波顿·斯托普嘉德霸住沙发正中，不过跟多尔保持着距离，把自己安置在正中椅垫的一边。波顿穿了套棕色西装，红绿相间的领带每道条纹都是一英寸宽。他和一位留着时髦金发、果岭绿眼睛的女人膝盖碰膝盖地坐在一起。根据排除法，以及波顿几乎已经要坐在她怀里的事实来看，我肯定她便是罗莉·斯托普嘉德。

我也有一把椅子，从餐厅搬来的，不过我并没打算利用。现在是我站稳脚步的时候——即使是用脚尖站着，如果办得到的话。

“那么，”我说，“想必诸位都在纳闷我为什么把你们找来。”

告诉你，这句台词不管用多少次，每次都会让人脉搏加快，屡试不爽。上帝作证，游戏开始了。

“从前，”我说，“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娶了另一个的姐姐，于是两人成了亲戚，而且他们还有别的共同点。他们同是生意人，都买卖房地产，而且都在进行其他的投资。马丁·吉尔马丁偶尔在戏剧圈冒险一搏。波顿·斯托普嘉德囤积头版侦探小说。而且两人都对棒球卡情有独钟。

“据我所知，波顿·斯托普嘉德买过或者交换过的每一张棒球卡都还在他手上。上个星期四晚上，马丁·吉尔马丁和他太太看完戏后回家没几分钟，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对马丁最近的行动显然了如指掌，于是他就起了疑心。挂了电话之后，他立刻去了自己的工作室，打开他装棒球卡收藏的盒子。

“这些我们全知道，”波顿·斯托普嘉德打断了我，“他掀开盖子，里面空无一物。总之，东西是你拿的，对吧？”

“错，”我说，“不过由于我便是那位神秘的通话人，这个想法倒也不算太离奇。警方查出那个电话是从卡洛琳·凯瑟的公寓打来的，而基希曼警官又知道凯瑟小姐是我的好友。虽然要我承认这事非常痛苦，不过多年前有段时期我确实会偶尔披挂上阵，呃，充任窃贼。”

“你因此坐了一回牢，”雷帮我说道，“可是逃过了几百次。”

“抱歉，”琼·纽金特说，“我很同情吉尔马丁先生，不过我可看不出他跟我们的公寓有什么关系。我们出国期间住处遭窃。你这是在暗示说，摸进他公寓和我们公寓的是同一个贼吗？”

“不。”我说。

“哦。”

“没有贼上过门。”

“这儿没有贼来过？”这话出自哈伦·纽金特。“我们家被人闯了空门，你知道的，这是记录在案的。”

“这里没有，”我说，“吉尔马丁家也没有。两个地方都没有人闯空门。”

我一眼看到马丁的脸，这场讨论进行的方向似乎让他很不愉快。

“这事我们暂且搁下，”我不紧不慢地说，“只要记住吉尔马丁的棒球卡已经失踪了。这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请大家聚集在此的奇观不是‘消失’而是‘出现’，而且出现的方式还真令人震惊。一名男子出现在纽金特公寓的浴室。他身上没穿衣服，也摸不到脉搏。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

“这人是谁？”耐心女士问道。

“他名叫卢卡斯·桑坦格罗，”我说，“而且就住在纽金特夫妇楼下。和这座城里半数的服务员和三分之一的搬运工一样，他来这儿是想当演员的。嗯，虽然俗话说死者为大，不过卢克恐怕真的是个糟糕的演员——姑且不论他是怎么鞠躬下台的。此外，他还是业余毒贩，还干了些鸡毛蒜皮的坏事。”

“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可真是吓了一跳，”琼·纽金特插话道，“你知道，我认识他。说来他还当过我的模特儿，就在这间公寓里。”她挤出了一个微笑。“我画画。他很高兴当我的模特——虽然我付不起多少钱。”

她丈夫鄙夷地哼了一声。“你在那儿忙着画画的时候，”他说，“他可是在琢磨怎么闯空门。”

“两起事件，”我说，“星期四吉尔马丁先生发现他的棒球卡失踪。星期天警察在纽金特夫妇的浴室里发现一个死人。不过问题是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没有关联，”波顿·斯托普嘉德说，“本案终结。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一定有关联，”卡洛琳告诉他，“收集侦探小说的就是你，对吧？只可惜你不肯花心思去读。如果读了的话，你应该知道只要同一个故事里出现两桩罪案，它们就绝对有关。关联也许要到最后一章才揭晓，不过肯定存在。”

“是有个关联，”我表示同意，“而且你也牵涉其中，斯托普嘉德先生。”

“嗯？”

“我们先从棒球卡开始吧，”我说，“你姐夫是卡的所有者。而你觊觎了很久。”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偷了它们——”

“我没这意思。”

“哦。可你刚才说——”

“说你觊觎了很久，”我说，“不对吗？”

他看看马丁，又看看我。“他手上有好东西又不是什么秘密。”他说。

“你想要泰德·威廉姆斯的卡。”

“我是很喜欢那些卡，能有一套确实不错。不过我还没急切到动手去偷。”

“你觉得是我偷了。”

“是的，”他说，“警察是这么说的，而且我没有理由怀疑是他们出了错。”

“所以你才找到我店里，想跟我谈交易。如果我把你姐夫的棒球卡交给你，你就会善心大发地延长店铺的租约。”

“波顿，”马丁·吉尔马丁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失望，“波顿，波顿，波顿啊。”

“马丁，他在胡言乱语。”

“哦，波顿，”马丁说，“真想不到你会干出这种事。”

他听起来还真挺像那么回事。我必须告诉各位，马丁的表演令我叹服。几天前我跟他讲了他内弟的提议，当时他的反应是“那个贪心不足的浑蛋净干这种事”。他现在的表演一定能让冒牌者俱乐部以他为荣。

“我不过是探探你的底，”波顿现在说道，“想弄清楚你是否就是那个贼，如果是的话，我打算布置个小陷阱等你跳。显然我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过那些卡片，可这也只能证明我手上没有棒球卡。所以我要再问你一次——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你也许会想多待一会儿，”我说，“卡片你没拿，而且你也确实不知道小偷是谁。不过拿的人会动这个念头是因你而起。”

“哦，是吗？你打算告诉我这人是谁吗？”

“你就坐在她旁边。”我说。

在场的人都自然地扭头看向罗莉·斯托普嘉德，而她则很自然地面露困惑之色。不是那个，我想大叫，是另外一个。不过他们已经全都想通了，眼睛转向坐在波顿·斯托普嘉德另一边的女子。

“格温多林·比阿特丽丝·库珀，”我说，“跟卢卡斯·桑坦格罗一样，她来纽约也是想在演艺圈闯天下。不过与此同时，她还在一家叫作哈伯与克罗威尔的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

“我的律师。”马丁说。

“也是你内弟的。库珀小姐在那儿上班，处理一般公事，偶尔还轮班当接待员。柜台工作她是恰当人选，因为她平易近人、艳光四射，而且果然就射中了波顿·斯托普嘉德的心房。她是年轻的办公室女郎，而且独善其身。所以他便做了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做的事——展开追求。”

“哦，波顿。”罗莉·斯托普嘉德说道。

“他满嘴胡话，”她丈夫说道，“我只是跟温蒂聊天消磨过时间。”温蒂！“我对谁都很友好。不过仅此而已，相信我。”

“你邀她跟你见面、喝酒，”我说，“然后是午餐，然后再一次午餐，然后——”

“一杯酒，”他说，“应酬罢了。就那么一次，就这样，总共一次，结束了。没吃午餐。问她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温蒂——”

“哦，波顿……”

“罗莉，你打算相信谁，有前科的罪犯还是你自己亲爱的丈夫？”

“我当然没打算相信你。波顿，当初你正是这样追求我的。”

“罗莉——”

“当初我做接待员时你遇见我，你在那儿消磨时间，邀我出去喝一杯，你问我可否和你共进午餐——”

“罗莉，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

“当初我是单身。现在我是已婚男人。”

“完全正确，”她说，“所以当初没关系，现在就不行，你这个下流肮脏的狗杂种。”

这话没什么好置评的，所以没人开腔。我让这一刻延续着——我得承认，我很享受——然后我便表示我觉得事情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就那么一次，”波顿叫道，“一杯酒，看在上帝的分上！”

“也许比那还要多一点，”我说，“不过我看你丈夫没给库珀小姐留下太好的印象。我听过她把他比成池塘浮渣。”

“如果池塘浮渣有律师的话，”罗莉·斯托普嘉德说道，“池塘浮渣可要告她诽谤。”

“我说啊，伯尼，”雷·基希曼说，“这儿不是在上演《离婚法庭》，如果你懂我在说什么的话。不管他有没有搞婚外情——”

“就一杯，该死！”

“——其实不归警察管。你刚才说卡片怎么会到了她手上。不是他给她的吧？”

波顿·斯托普嘉德看来像是随时可能中风。

“不是，”我说，“不过他给了她偷卡的灵感。波顿这种人总爱吹牛，说自己有这有那。他跟温蒂开始时就玩的这一套……”我差点把她叫成多尔，“可是没几句话他就说到了他最喜欢的主题：他姐夫的伟大收藏，还有他是如何就那样把东西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没藏在应该是棒球卡归属之地的保险柜里。”

多尔的眉毛挑高了。她说：“听起来你一定就坐在我们旁边一桌，伯尼。真奇怪，我可不记得有过那种对话。你呢，斯托普嘉德先生？”

“天哪。”波顿说着把头转向左边。“温蒂，”他说，“见鬼，你是怎么回事？实话实说。我跟你说过要偷马丁的卡之类的话吗？”

“从来没有。”多尔说。

“我说了他有价值不菲的货色，说了他应该妥善保管。我说了他那儿有我很想入手的东西，可他硬是不肯卖。我说了——”

多尔看着他，而且我想眼神是不能杀人的，因为他没死。她翻了个白眼，向我这边看来。“再说说吧，伯尼，”她说，“我贪婪的小手是怎么沾上卡片的？”

“你找了个借口登门拜访约克大道上的吉尔马丁公寓，”我说，“我估计，你是上班时间捧了文件出现在马丁门口要他签名。你扣下一封信不交给公司的信差，亲自递送上门——这招其实也不难。然后呢——”

“怪不得我刚才就觉得她眼熟，”马丁说，“可我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你一定是在公司见过我，吉尔马丁先生。”

“不对，”他斩钉截铁说道，“你去过我的公寓。”

“就算是吧。”多尔说。

抓住你了！

“说实话，”她说，“我真没去过。不过就算去过吧，那又怎样？”

“你拿了卡片，”我说，“用了这种或那种方法溜进了马丁的工作室，而且逗留的时间足以将卡片移至你为此行的目的带去的东西里，比如帆布背袋或者公文包。你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便出了门扬长而去，只是手上多了价值五十万的棒球卡。不过你还有个问题。”

“哦？”

“你当面遇到过马丁。比方说如果他在你离开一小时后打开了玫瑰木雪茄盒，要他不想起从哈伯与克罗威尔来的那位令人愉悦、办事高效的访客都难。而且就算他好几天都没去想卡的事，这也不能确保当他琢磨谁有可能拿走卡片时，你的名字和脸蛋不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所以你有两件事得办。你一边安排卖卡——当然也可以把卡片藏在隐秘处——一边还得想出办法避开嫌疑嫁祸旁人。

“第一件事容易。你认识一个名叫卢卡斯·桑坦格罗的演员同行。说起来他算不上是你的男友，不过他可也不是池塘浮渣，再说你还去过他公寓几次。卢克举止轻佻，正中你的下怀。你告诉他你想把公文包在他那儿寄放几天。于是，警察搜查你的公寓自然不会有结果。你觉得只要没有物证，他们不管怎么调查，你都不会被拖下水。

“不过你还是得找个替死鬼，于是就有了我的戏份。你怎么想到找我的，多尔？”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说不清我的名字是怎么出现的，”我说，“可能是卢克提过我，甚至有可能在街上指给你看过。几年前法律跟我有点小过节，可我一直都没搬家，所以附近一定很多人都还记得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也就是在你迷途知返以前。”雷·基希曼拉长声说道。

“总之，我的名字你有印象。而且你还有可能从波顿·斯托普嘉德口里又听了一次。我知道他肯定说了他打算把某个书店老板扫地出门之类的话。他提过那个可怜虫的名字吧？”

波顿开口说他确实请那位年轻女士喝过一杯，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却在这里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罗莉说他每开一次口，就是多打自己一巴掌，于是他闭上了嘴。

“你应该来过我店里，在你从马丁那里拿走卡片之后，可又在他发现这事以前。时间我说不准，不过我能大致算出来。依我看，你是星期一拿走了卡片，当天稍晚时放进卢克的公寓。星期二或三你来到我店里巡视了一圈。波顿提过他爱买哪种书，于是你就打电话跟他说你在巴尼嘉书店看到了合他口味的货色。如果当时他还没跟你说过那幢楼产权归他，这会儿也该讲了。

“与此同时，卢克失踪了。你想尽办法联络他，可是都没有结果。他没接电话，你拼命敲他家的门，结果也只是落得两手酸疼。你开始紧张起来，也许他拿着卡偷跑了。不过可能性很小，因为你给他的公文包是上了锁的，而且你跟他描述里面的东西时也不会让他两眼放光。也许你说了那里面是有勒索价值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因此需要把它们藏起来，不过他自己没办法拿去兑现。

“所以他有可能扔下卡片不管，自己跑了，这看来可不太妙。要是他因为贩毒被捕，警察搜他公寓时就会找到卡片，那可如何是好？要是他真的在城外找到工作，两三个月不回来呢？忽然间，把卡藏在西端大道成了个馊主意。

“于是，我可比你原来想的有用多了。如果我当过贼，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有用的事换换口味。也许我可以帮你打开他的门。

“在那个致命的星期四晚上，”我说，“我打了那个愚蠢的电话到吉尔马丁家里。我会这样做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而我喝得太多是因为波顿·斯托普嘉德才花了市价的几分之一就从我手里买走了一本苏·格拉夫顿的小说。”

“开价的是你。”那位绅士指出。

“没错，”我说，“可你也用不着四处炫耀。当晚你们跟吉尔马丁夫妇四人同行看戏的时候你就跟他们夸了口。你也跟温蒂吹过牛，对吧？你肯定有。她向你通报那本书的下落，因此你打电话向她道谢也是理所当然的。电话都打了，你索性提议把她帮你省下的钱花来吃顿两人餐。”

这话我是随口说的，不过根据他的面部表情判断还真是一语中的。他老婆往后一缩，说他真让人恶心，环坐在房间里的人全尴尬地垂下眼睛。

“当时你需要我，”我告诉多尔，“你不确定需要我做什么，不过肯定是需要的。因此你从波顿那儿得到消息以后，就到市里找我。还真让你找到了，不过我当时有伴。我跟卡洛琳一起。”

“在饶舌酒鬼，”卡洛琳回忆道，“然后去了意大利餐厅，最后到我的住处。”

“然后我就不断给马丁打电话，直到半夜他接了才罢休。你应该不至于一直守在阿伯巷等我出去。也许你最终宣告放弃，在哈得孙街喝了杯咖啡，可幸运的是我出现了。总之你看见我没叫到出租车，于是迈步走向地铁，而且你也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跳上出租车冲到七十二街和百老汇交会口的地铁站等我出来。”

“真是神奇，”她说，“我都不知道我是这么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呢。”

“而且还是个该死的大骗子，多尔。从现在起我要叫你多尔，而不是温蒂，因为当天晚上我们熟悉到可以互称姓名后我就是这么叫你的。当时你只是要我陪你走回家。你拉着我走了几个路口，跟我熟络起来，以便日后可以用上我，等我们走到楼下入口处时，你决定放个风试探一下。你刻意向门卫询问了纽金特夫妇的事。”

“我们的事？”琼·纽金特逼问道，“这位年轻女子怎么认识我们的？”

“她不认识，”我说，“不过卢克一定提过。说他当过你的模特儿，说你们出城去了。所以，她假装只是随口问问门卫，就轻而易举地让一个知名的贼知道9G的住户出城去了。”

“我这样做目的何在，伯尼？”

“这我不太确定，”我承认道，“也许你以为卢克窝藏在纽金特住处，希望借此能把他弄出来。也许你觉得我洗劫他们的住处会被逮到，这样就可以把棒球卡失窃案推到我身上。”

“这叫灵界沟通。鲜血在呼唤鲜血。”

说这话的是耐心女士，我们全停下来瞪着她。

她一手捂住嘴。“也许我说得太早了，”她说，“卢克当时在这公寓里吗？”我说是的。“而他当时已经，嗯，死了？”死透了，我说。“那就对了，”她说，“他们之间一定有很强烈的心电感应，卢克跟……抱歉，伯尼，她叫温蒂还是多尔？”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叫我格温，”多尔说，“不过眼下我他妈的可不在乎人家怎么叫我。我们继续行吗？”

“感应强烈，”耐心女士说，“他的灵从身体里解放出来跟她沟通。不过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意识到这间公寓给人一种急迫感。”她伸出双手，手指尽力分开，相距一英寸左右。“这里阴风飕飕，”她告诉琼·纽金特，“真不知道你怎么住得下去。”

“阴气很重，”纽金特太太甩了甩辫子，“不过我觉得这股能量有益于我的创作。”

“我倒从来没这样想过，”耐心女士说，“听起来有道理。”

我觉得自己就像想掌控方向盘的后座乘客。“总而言之，她设下陷阱放了饵，跟我道声晚安——”

“外加吻别。”多尔提醒我。

“外加吻别。”我同意，“然后你就匆匆走过门卫消失在这幢建筑里。”

“也许是艾迪，”哈伦·纽金特对他太太喃喃说道，“那个没用的。”

“也许你是上楼又敲了卢克的门，”我继续说，“也许你是找地方安顿下来，监视着大厅，看我有没有衔住你放的饵。最终你宣告放弃回家去——我其实早已回家了。我先前喝下比平常分量多的威士忌，得先睡一会儿，之后我去了市中心打开店门，可很快我就被抓进去了。”

“完全合乎法律程序，”雷·基希曼说，“你打的那个电话，你的前科——”

“我可没在抱怨，”我说，“只是吓了一跳。星期五晚上在牢里度过，星期六晚上只要能睡在自己床上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午夜时分我接到了你的电话，多尔。你又想出一套新鲜的谎话来骗我，而且这次你很清楚我能派什么用场。卢克是你男友，你说，你跟他提出分手，还当面把钥匙扔给了他，而且你就知道他会偷走你好友马丁的棒球卡以示报复。只要我帮你打开卢克的门，我们就可以送还马丁的棒球卡洗清我的罪名。”

“等一下，”雷说，“她先拿走棒球卡，而这会儿又想双手奉还？”

“我有个感觉，只要卡一到手，她的计划就变，”我说，“不过这故事暂时还说得通。我知道哪里有点不对劲，可我想何不姑且顺着她的意思做，看看究竟会怎么样。首先发现的就是你撒谎了，多尔。你说你先前没法打电话给我，是因为你不知道我的店名和店址。所以星期六晚上我们分手时，我说了第二天下午我要跟你在店里碰头，你立刻同意了，甚至都没问我的店在哪里、怎么去。”

“你之前说过了。”

“没有。你早就知道了。而且你还早到了很久，之后我们来到上城，由我打开卢克的门。”

“破门而入。”雷宣布。

“入的部分我承认，”我说，“不过我们什么都没打破，而且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些毒品，还有类似大麻的玩意儿，外加果酱罐里的几块钱。”

“我们搜查那里时找到了毒品，”雷说，“不过我不记得哪个果酱罐里有现金。”

“天哪，”我说，“我不明白钱到哪去了。哦，还有一件事。我们找到了一张棒球卡，卡名‘三垒站姿！’上头是泰德·威廉姆斯两手放在臀部站着。”

“芥末系列里的一张，”波顿·斯托普嘉德说，“没错，确实是马丁的卡。也是威廉姆斯的卡中很棒的一张。”

“如果你喜欢那种东西的话，”我说，“多尔和我都没有领略到它的魅力。我从卡上得到的信息是：它们到这里来过，不过现在已经不见了。多尔原来就知道棒球卡在那儿，不过这下她知道卢克一定是强行撬开了公文包。他把棒球卡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之后显然又改了主意，不过他忘在背包某个口袋里的一张卡败露了他的形迹。总之这就表示他打算独吞，如果当时他不是已经把卡卖掉，就是正在进行当中，反正多尔得跟钞票吻别了，或者至少也得等卢克再次现身，在他身上再下一番功夫才行。”

“不可能了，”卡洛琳好心帮忙说，“因为卢克死在了浴室里。”

“是不可能了，”我说，“哦，他死了，我们进他公寓时，警察已经把他装进尸袋拖走了。这事上了星期天晚上的新闻，之后我就再没有过多尔的消息。她已经下了结论——在我看来还算合理——她想从中捞点钱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所以不如看看另外还有什么别的机会。”

“那些卡片怎么样了？”想知道的是罗莉·斯托普嘉德——加强了我原先就觉得她非常现实的印象。

“不见了，”我说，“卢克卖掉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钱又在哪儿？照我看，他把卡和公文包等物品全放在了某个寄物柜里，同时盘算着该如何处理。当然应该还有几种可能性，不过我觉得我们再也别想知道钱的下落了。”

“卢克呢？”

“什么？”

“那个年轻人，”埃德娜·吉尔马丁说道，就我记忆所及，整个晚上这还是她第一次开口，“那个神秘地死在上锁浴室里的年轻人啊。是谁杀了他？”

“哦，这简单，”我说，“是哈伦·纽金特杀的。”

[1] 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1942—1995），美国音乐家。

22

那一瞬间我有些紧张，这我得承认。因为哈伦·纽金特完全可以请大家都回家，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律师。

不过他说的是：“这太可笑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杀他？”

“问得好。”我说。

“而且当时我们在伦敦，”琼·纽金特插话道，“不可能跟这事有关系。我们不在国内。”

“你们是星期三晚上走的，”我说，“多尔星期一晚上把卡放进卢克的公寓。从那时到你们离开之前的某个时间，卢克就在这里，哈伦·纽金特杀了他。”我朝雷看去，“这跟警方估计的死亡时间还吻合吧？”

“没问题，伯尼。”

“我看你一定是疯了，”纽金特说，“那几天他可没到过我们公寓。”一道阴影从他太太的脸上掠过，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要说点什么，可是她丈夫在她手上按了一下，于是这一瞬间便滑过去了。他用力咬了咬牙。“我要重复我刚才的话。你也说那是个好问题。我究竟为什么要杀他？”

“依然是个好问题，”我说，“不过我也有几个好问题。怎么会有人脱光衣服把自己锁进人家的浴室？”

“想洗澡吧。”罗莉·斯托普嘉德提议。

“如果是在他自己的浴室还说得通，”卡洛琳也很踊跃，“可那不是。也许他当模特摆姿势弄得满头大汗，需要冲个澡。”

“他不在这里。”哈伦·纽金特说道。

“或许他只是刚好要上厕所，伯尼。不过这可用不上浴缸，对吧？雷，有没有查过他七楼公寓的淋浴能不能用？你知道，如果他没法在自己家里冲澡——”

“跟淋浴没关系，”我说，“水根本就没开，身体也没弄湿。”

“有些人的确会把自己关进浴室，”罗莉·斯托普嘉德看了一眼她丈夫说道，“有没有在他旁边找到什么奇怪的杂志？”

是再次掌控方向盘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我说，“是要躲起来。多年前有一回，在我偶尔还会犯上几桩窃案的时候——”

“哦，天哪。”雷咕哝道。

“——我进入一间空屋，结果住客回来了。我躲进衣橱——虽然如果附近就有浴室的话应该一样好用。我没法锁上衣橱，当然。”是旁人锁的——连同我一起——等我想了法子钻出来时，赫然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胆战心惊。

“不过我没赤身裸体，”我继续说，“上星期雷·基希曼问我什么样的窃贼会在犯案过程脱下衣物。我听过的贼都不会，我跟他说，所以——”

“他当时在摆姿势，”耐心女士说，“我说对了吧？”她对着琼·纽金特微笑着。“他在当你的模特儿，对不对？”

“我从来不画裸体，”琼·纽金特说，“我不信那个。”

“你不信那个？”

“对，我不信。我觉得多少世纪以来这种东西已经累积得太多了。我最近画的卢克是穿小丑装的。我向你保证，他包得严严实实。”

“然后他去换衣服，”耐心女士说，“原先他穿了戏服摆姿势，之后——”

“没穿戏服。他摆姿势都穿外出服。通常我会先勾勒他身体的线条，事后才加上小丑戏服。我不需要他在场。”

“不过他确实光着身子。”我说。

“哦，没有，”她说，“这我应该记得。这种事我绝对忘不了，我可以保证。”

“琼，”哈伦·纽金特温和地说道，“闭嘴。”

“你是有可能记得，”我告诉她，“如果你原先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不过你当时没了知觉。你被人下了药。”

“一个字都别说，琼。”纽金特说道。

“如果各位能跟我过去看看的话，”我说着领大家走向工作室或者客房——随你怎么称呼，“你被人下了药，纽金特太太，不省人事。你被脱光了衣服。卢卡斯·桑坦格罗也脱得精光，然后他就打算——”

“哦，天哪。”有人在说。

“我想当时你是躺在那头的躺椅上，或者倒在地板上。然后就传来你丈夫的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几秒钟以后他已经打开了走道的门，宣布他的到来。他是个高大快乐的人，我敢说他会大声宣布自己的归来。”

“有时候他会说：‘露西，我回来啦。’和里奇·雷卡多 [1] 一样，你知道。他的古巴腔模仿得惟妙惟肖。露一手给他们瞧瞧，亲爱的。”

哈伦·纽金特看上去像在努力吸进下一口气。

“你走进来，”我对他说道，“发现你太太不省人事——或者至少是吸了毒神志不清。你看到浴室门关着。你转了转门把，锁着。”

“然后我怎么做的？”

“你用力敲，下令开门。卢卡斯·桑坦格罗干过很多事——大部分不提也罢——不过他的脑子可是清楚得很。总之他就是不开门。”

“这么说我们就僵在那儿了，”纽金特道，“因为我这样的身材总不可能穿过钥匙孔钻进去，何况这门可连个孔都没有，对吧？”他攥紧拳头用力捶在门上。“很坚固，”他表示，“不过我看如果碰上紧急情况，我还是可以弄开的。用力踢、用肩膀撞之类的。可我不是听说警察被迫冲进去时门还好好的，甚至还锁着吗？”

“这一点我也很纳闷。”我说着走过去轻轻敲门，然后咔嗒按下旁边的开关。没有哪盏灯亮起或者熄灭。我打开浴室门时重复这个动作，结果也一样。“这玩意儿是什么？”我说，“好像没有任何作用，对吧？”

“我看它控制的可能是护壁板上的插座，”纽金特说，“这能说明什么？”

“不好说。”我拿出那串偷盗工具，动手拧开固定开关板的螺丝钉。“请看，”我说着把少了开关盒的那个长方形指给众人，“从前，这间屋子应该是孩子的卧室。结果孩子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出不来，这样的事也许有过两三次，父母认为绝不能再发生。于是就有了这个小小的安全设计。”

“我们搬来这儿时，孩子都大了，”琼·纽金特说，“这房间一直是我的工作室。我可从来没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这间浴室我也难得用，即使是另外那间我用的时候也很少上锁。”

“琼，”她先生说道，“没人想知道这个。至于你，先生，”他转向我说，“你提出的想法根本说不通。就算你其他的提议是对的——其实根本不对，就算我早知道有这条秘密通道——其实我不知道，而且就算我怒火高涨，想教训歹徒，我又为什么要把他留在浴室里？如果我进去杀了他，又怎么没把尸体处理掉？”

“因为你进不去。”

“伯尼，”雷·基希曼指出，“你刚刚当场表演了怎么进去。记得吗？”

“历历在目，”我说，“但纽金特先生没这样做。他从平时放枪的地方抽出枪来，然后把能起作用的那端塞进洞口，开枪打在卢卡斯·桑坦格罗的两眼正中。我不知道卢克当时是否站在浴缸里。他看到手枪塞过墙壁瞄准他时，有可能想往后退，谁又能怪他呢？不过他中弹时，冲击力让他转过身，于是他倒在了浴缸里。因此他死了，可门还锁着。”

“是这样吗，伯尼？他和你一样把手伸进去，开了门锁把尸体扛出来——咱们的纽金特先生是个大块头，死者是瘦小的朋克，这应该没问题。你的医生该没说过不能举重之类的话吧，纽金特先生？”

“如果真发生过这种事的话，警官，我绝对是一步步照你刚才说的做去了。”

我说：“哦，是吗？那就做给大伙瞧瞧吧，纽金特先生。”

“这太可笑了。”

“来啊，”我说，“示范一下你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简直是胡闹，”他说，“我为什么要配合——”

“哦，行了，”我告诉他，“你个头太大。你的胳膊可以和保加利亚举重选手媲美。我连你能把手探进洞口都表示怀疑，总之你想伸长手臂够到门锁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会儿你又何必示范表演来出丑呢？你试了一次，没成功。”

“然后我又怎么办了呢，罗登巴尔先生？”

“你清理现场。你把开关板放回原位。你往你太太身上扔块毯子让她一直睡到药力过去。等她醒来问那个沉默寡言的卢克跑哪儿去了时，你说他一定是在你到家前就走了。‘我看我八成打了个盹。’她说。‘我看也是，’你说，‘总之咱们也该开始收拾了，你说是吧？明晚还要乘飞机。’”

“这么说我把尸体留在原处，急急忙忙去伦敦了。”

“有何不可？他又不去伦敦。你太太已经说了她难得用那间浴室。如果从那之后到你们去机场的二十四小时以内她想进去的话，她会发现门已经锁上了。‘看来卡住了，’你可以这样说，‘一定是夏天木头膨胀。回来后得找管理员瞧瞧。’”

“你忘了一件事。”

“哦？”

“我们不在家时，公寓被人洗劫过。东西翻得四处都是，抽屉被倒空，珠宝和其他值钱的东西被拿走。这跟你编的故事怎么配合？”

“这话有理，”雷说，“浴缸死者的旁边甚至还找到了一两件珠宝。”

“当然找得到，”我说，“就在纽金特假造失窃现场时扔的地方。”

纽金特瞪着我。“我假造失窃现场？什么时候干的？在我绑架了林白的孩子之后不成？”

我摇摇头。“你怎么做的我可清清楚楚，”我说，“唯一让我费心思的是你什么时候把珠宝扔进的浴缸，这招真是神来之笔。不过我在想，你到底是枪杀了桑坦格罗后立刻就有了这个远见呢，还是后来又一次移下开关板。我看后者可能性更大。杀人是一时冲动，对吧？而故布疑阵则得有个规划才行。”

“你简直是疯了。”

“我是这样想的，”我继续说，“星期二深夜你太太睡着以后，你想到了该怎么办。你拿了她几件珠宝，走进这间屋子，转下开关板，把珠宝扔进浴缸陪着尸体，然后再度封好。星期三你们准备好了要飞到伦敦。也许你们都已经走到街上把行李往出租车上塞了，你又想办法找出了一个借口——比如一个你刻意忘在公寓的袋子。‘用不了一分钟。’你告诉你太太，而且其实也花不了多久的时间。你拿了几件珠宝，随手拉开几个抽屉，然后又离开了。桑坦格罗——呃，不管他做了什么吧——之前脱掉的衣物你都处理掉了。这个太简单了，你可以把衣服扔到窗外任由街头游民抢走，不过我看你是找到了更安全的方法。”

“那么珠宝我是怎么处理的？”

“问得好，”我说，“那条项链可真美，纽金特太太。我整个晚上都在仰慕它。想来不是失窃物之一吧？”

“我戴着它去欧洲的。”

“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纽金特说，“而且我看你自己也脱不了干系。警察已经把所有的失窃物详细列出了清单。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太太戴的珠宝不在上头。”

“我想也是，”我说，“不过知道这份清单很有用。雷，你手上该不会刚好有一份吧？”

“事实上还真有。”

“就算他没有，我也有，”纽金特说，“有或没有又能怎么样？”

“那么，”我不急不慢地说，“如果我们在这间公寓里找到清单上列出的几件珠宝的话，纽金特先生的脸上可就不好看了，对吧？”

“要是他拿了东西，”雷说，“他也不会留在这儿。他可不是笨蛋，伯尼。”

“我总不可能把东西塞进胸前口袋一路带到伦敦再回来吧，”纽金特试探性地说，“再说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另想办法处理掉呢？”

“没错，”我说，“你得把东西藏在公寓里才行。我知道你打算怎么说，雷。纽金特夫妇回来以后，他大可把那些好东西转放到保险柜里。”

“你说出了我的心底话，伯尼。”

“不是不可能，”我说，“不过我看他没有。何必费这事呢，他出国时警察都已经进出过这里了。我想他是打定了主意，把珠宝留在原地才稳当。会在哪里呢？”我沉吟着看着哈伦·纽金特，“你太太不会发现的地方——因为她以为窃案真有其事。某个你自己的私密空间，工作室，比如。”我起步往那里走去，妈的他们要没全跟上才真见鬼了。“某个上锁的书桌抽屉，”我一边说一边找到了一个抽屉，“珠宝你是放在这里的，纽金特先生。”

“一派胡言。”

“看来你是不愿意当众打开抽屉了？”

“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让我想做的事了。”他打开书桌另一头一个没上锁的抽屉，在里头摸索一番。“见鬼。”他说。

“怎么回事？”

“我找不到那把该死的钥匙。”

“可笑的借口。”

他嘟囔着五彩缤纷、想象力丰富的脏话。如果我是把钥匙而且有人跟我这样讲话的话，我肯定唯命是从。不过，这把钥匙还是不见了踪影。

“伯尼，”卡洛琳开口了，上帝保佑她，“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钥匙开锁的？用一下上帝给你的天赋吧。”

“这可不行，”我说，“我们在纽金特家做客，这是他的书桌他的抽屉，而且只有他才知道里面有什么。没经过他同意我哪能擅自打开。”

他看着我。“你可以不用钥匙开锁？”

“有时候。”我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就动手吧！”他说道，然后我看他终于恍然大悟——真是完美！“等等，”他说，“你没有合法权利。”

“是的，先生，”我说，“我们需要你的许可。”

“如果得不到的话，就申请搜查令。”雷补充道。

大肩膀松垮下来。“不可能有……我无法想象……动手吧，见你的鬼，打开这该死的玩意儿。”

猜猜我们找到了什么？

“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哈伦·纽金特道，“正如你所说，那个星期二下午我回到家，发现琼赤身裸体地瘫在她工作室的躺椅上。她不省人事，而且姿势古怪，不自然。我看了一眼，以为她死了。”

“哦，亲爱的！”

“而且地板上又堆了这么些衣服，看上去是匆匆剥下的。有她的衣服，还有几件男人的衣物。然后我的眼睛就被浴室门吸引了过去——那门关着。她作画时，门通常是打开的。”

“我用丙烯颜料画画时，都在水槽洗画笔。”

“我试了试，当然没打开。我大吼着命令里面的人开门。他当然没应。如果他真开了的话，我看我八成会扯断他的手脚。”

“所以你就去拿枪。”

“从上锁的抽屉里拿的。如果那时候我也搞丢了钥匙的话，桑坦格罗搞不好还活着……”他说完这话想了想。“不对，”他坚决地说道，“我会把门踢开宰了他。我当时简直疯了。”

“不过你还记得有个办法可以进去。”

“开关板，是的。而且我开枪杀了他。我扣扳机的时候连他是谁都没弄清楚。我不在乎。他杀了我唯一爱过的女人，该死的，他当然得一命赔一命。然后我会打电话报警让他们处理。”

“没想到她活过来了。”

“感谢上帝，”他说，“她动了动胳膊，她在呼吸，她还活着。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是把她打昏，还是下药，还是——”

“他有时候会给我那种药丸，”她说，“颜色很丰富。药丸给了我不少创作灵感，不过有时候我会变得很累，非得躺下打个盹才行。”

“猪猡，”纽金特说，“他死了我可不难过。很难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他会更加糟糕。不过我还真希望我没杀掉他，这事让我寝食难安。”

“难怪你在伦敦时那么闷闷不乐，亲爱的。”

“我把现场清理干净，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琼笑着醒过来了，不过还有点昏昏沉沉的，她问我几点到家的、卢克到哪儿去了。我说我才进门，他肯定是先走了。晚上她上床睡觉后，我跑出去把他的衣服挂在阿姆斯特丹大道那家教堂的大门上。大家都把衣物留在那里，无家可归的游民会过去拿。我以前也在那儿留过东西：领子磨破的衬衫、臀部磨亮的长裤。说真的，我捐出的衣物都比我当晚挂在那门上的要好。膝盖破洞的脏牛仔裤、臭得连公山羊闻了都会窒息的毛衣——”

“卢克向来不会穿衣服，”多尔插话道，“而且确实很不讲究个人卫生。”

“枪我处理掉了。买枪原本是用来防贼的，说来它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把枪丢进暴雨下水道。”

“之后你就监守自盗，”雷说，“然后溜到了伦敦。”

纽金特皱起眉头。“我发誓这个部分我没印象，”他说，“干了这种事有可能会忘得一干二净吗？”

“亲爱的，你压力很大。”他太太说。

“我向来以我的记忆力为荣，”他说，“这跟忘了电话号码可不一样。”

“你提了两只袋子下楼，哈伦。然后你又上楼说要再提两个，我在大厅里等着。”

“我就是那时动的手，”他说，“我还真可以发誓——”

“什么？”

“没什么，”他说，“都无所谓了。见鬼，记不记得又怎样？我已经承认了杀人。犯下这案子可比谎报窃案严重得多。”他长叹一声。“唉，”他说，“我看我这就打电话给我的律师。然后你就要依法行事，宣读我的权利了，对吧？”

一阵寂静，然后我默默地数起来，一、二、三、四……

“不用这么着急，”雷·基希曼说，“在我们进入任何官方程序之前，不妨先分析一下情况。”

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请问证据呢？虽然你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认了罪，不过法庭一句都不会采纳。任何一个律师都会要你翻供，所以你等于什么都没说。至于物证，目前我们掌握的全都没用。确实存在一个后头少了开关盒的开关板——证明上锁的房间里是可能有人遭到枪杀，可那又怎样？

“至于你，年轻的女士，”他对多尔·库珀说，“我心里可是十分清楚，而且我看其他人也一样：棒球卡失踪的事你脱不了干系。不过我们手里没卡，你也没有，而且依我看，棒球卡已经被卖了、瓜分了又转过三次手，别想找回来了。这边这位绅士，吉尔马丁先生，他也许有笔账要跟你算，因为你拿走的正是他的卡。如果他坚持提出指控，到时候估计也会因为物证不足被驳回，不过我还是得把你带到警察局。”

“我不想提出指控，”马丁说，“我只希望库珀小姐以后能够缩小她的演戏舞台，只在舞台和银幕上就行了。她看起来才华洋溢，浪费了未免可惜。”

“你知道，”多尔说，“你是个绅士，真的。很抱歉我拿了你的卡。我是在演戏，你说对了。我自欺欺人，以为我可以借此不为偷窃的事负责。这话说来是陈词滥调，不过今晚我还真是得到了教训。”

卡洛琳给了我一个“别让她跑了”的眼色，不过这番话对其他人好像起了作用。

“就是这样了，”雷说，“现在回到你身上，纽金特先生。说来说去总之就是没证据，而且那人死了好像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损失。当然这还牵扯到谎报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其实没有丢失的东西。”

“想到这个我就很不安，”纽金特承认，“等于是赚死人钱。不过窃案一旦列入官方记录，我就算不想申请理赔也难。”他思索了一下，“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搞错了。珠宝其实又找回来了。”

“你确定要这么办吗，纽金特先生？这样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现在陷得已经够深了，最快的捷径就是继续往前走。”他往大男人的肩膀上搭了只友善的手，“说到从这当中获取利益，相信我，先生，这点你绝对不用良心不安。至于其他人，我在想也许你们全该退场了。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我和纽金特先生要单独讨论一下细节，看看这件事得怎么才能防止外露，只让自己人知道就好。”

[1] 里奇·雷卡多，电视剧《我爱露西》中露西的丈夫。

23

第二天我跟人约好共进午餐，所以下午关上店门去了饶舌酒鬼之后才有机会坐下来跟卡洛琳谈话。我打烊的时间晚了点——我有个顾客是忠实的G.T.亨特收藏者，愿他的族人日益增加——我到那里时她已经在喝威士忌苏打了。我请玛克辛拿杯啤酒给我，卡洛琳说看到我想喝酒她就放心了。

“最近你工作量大增，伯尼，”她说，“我开始担心你了。”

“不用担心。”我说。

“昨晚我独自回家，”她说，“因为我觉得你跟耐心女士或许想趁着黑夜悄悄溜掉。”

“踩着抑扬格的步伐吗？”我摇摇头。“我帮她买了杯咖啡，”我说，“然后送她上了出租车。”

“我不明白她去那儿干什么，伯尼。我一直在想怎么会是她偷了棒球卡或者一枪打死卢卡斯·桑坦格罗，结果我还真想出了几个好理由。你为什么要让雷把她找去？”

“省得还要从头再讲一遍，”我说，“说来我还欠她一个解释——那么多次食言、还撒了小谎。”

“是撒谎，伯尼。只要过了七岁，你就再没权利说你撒的是小谎。”

“另外也有点炫耀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这可以让她高兴些。她是个好女人，只是整天都很沮丧。她是会出来一两秒钟、和着《弗蒙特月光》的曲子唱唱俳句，可是之后她又缩了回去，沉入哀怨的泥淖。”

她皱皱眉。“这不是贝比·鲁斯吗？”

“他叫远距安打王。”

“哦对。要搞清谁是谁还真不容易。伯尼，你总该记得耐心女士是诗人吧。”

“不然还有谁会唱俳句？”

“他们全都这么郁郁寡欢，尤其是女人。好在她们大都住在地下室的公寓，否则不知会有多少跳楼事件。说来她们还真的总是自杀。”

“西尔维亚·普拉斯 [1] ，安妮·塞克斯顿 [2] 。”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伯尼。众所周知，女人原本就带着诗一样的多愁善感。这还有个名称呢。”

“埃德娜·圣文森抑郁症，”我说，“这我听过，可还是第一次真正遇到。我看耐心女士和我是要分道扬镳了。不过话说回来，有她在场也无妨。椅子还够。”

她啜了口酒，问我其他人走后发生了什么。

“你也能想得到，”我说，“雷的直觉有时候还真灵，这我可得夸他一句。他有预感我可以澄清真相，他可以从中获利。这两件他都说中了。你在那里看到我澄清真相，你离开后他领到了他的那份。”

“哈伦·纽金特付钱封他的嘴？”

“雷的遣词造句可不一样。照他说，为了确保调查工作不扩散，总得花钱打点众人。想确保这点他只要闭口不言、不送报告就行，所以也没什么好打点的。雷所谓的分享就是把钱分一分，放到不同的口袋里。”

“他拿到了多少？”

“先是八千三百五。纽金特手头的现金就这么多。等保险公司理赔纽金特夫妇的珠宝以后，会有更多进账。我估计雷还可以再捞上两千或两千五。”

“八千三百五。”

“对。”

“这数字挺耳熟。”

“可不是。”我酸溜溜地说。

“是你第一次上那儿时从纽金特的书桌里拿走的数目，对吧？”

“一分不少，”我说，“我对天发誓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愚蠢的买卖就是这桩。那地方我进去三次。第一次我拿了些钱跟珠宝又把珠宝放回去。第二次我把钱留下拿回珠宝。前天晚上我最后一回进门把钱摆回原处，连珠宝也一起放进抽屉。这简直就和你不能把基督徒跟食人族放上同一条船的算术题一样搞得人头昏脑涨。”

“两种人我都不信任，伯尼。你是怎么混进去的，三更半夜行动的吗？”

“大约凌晨四点。两个纽金特都没有动静。我以年轻的罗登巴尔医生的身份登堂入室，口袋里塞了个听诊器。就这么一次，我是去送货而不是拿货，如果被逮个正着亏可真是吃大了，不过我知道应该要布置现场。”

“你偷了那把钥匙，对吧？”

我点点头。“多少人把上锁抽屉的钥匙就放在旁边没上锁的抽屉里，说来你会大吃一惊。不过，其实也有道理。否则放在哪里呢？通常我是不会找钥匙的，因为那种锁实在太好开了，不过那天晚上我无意间看到了它，心想如果纽金特非说那抽屉他开不了的话会更具戏剧性，可以制造他偷藏东西的假象。结果呢，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还真的藏了。”

“为什么要把那八千三百五十美元放回去？”

“一副扑克里最多就那么几张大鬼。昨晚我们走的时候，纽金特终于想起他的确是把珠宝从他老婆的梳妆台移到了书桌里。他的记忆自动填补了空白，是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可怜的人。”

“他可是杀了个人哪，伯尼。”

“多尔可偷了人家的棒球卡收藏哪，我们怎么可以坐视这种行为躲过惩罚呢？其实说穿了，他们还真是躲过了惩罚。两人都没花一毛钱。多尔昂首阔步地走出那里，而纽金特用来收买雷的钱自有保险公司付账。”

“那钱原本是他的。”

“没错，而且话说回来那钱原先有段时间还属于我。”我耸耸肩，“我就知道扯进这个案子没好处，所以当初才会拼命推托。可是雷那样催逼外加你那样唠叨，我有别的路可走吗？”

“那不叫唠叨，伯尼。那是关心你的朋友给你的忠告。”

“至少听起来很像唠叨，”我说，“而且也奏效了，所以功劳算你的。”

“功不在我，伯尼，在拉菲兹。”

我看着她。

“还记得吧，伯尼，拉菲兹腾空一跳弓着背把它那套古怪招数全都使出来，然后你就灵光乍现。”

“哦，对。”

“功劳是谁的就归谁嘛。”她对着玛克辛招手又要了一轮酒，“有几件事我没完全搞清楚，伯尼。你怎么知道她丈夫到家时，琼·纽金特是被下了药不省人事？换了我可不会想到这个。”

“我也没想到。”

“嗯？”

“我原以为，”我开口说道，“她跟卢克有暧昧，哈伦钥匙插进门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床上。不过照理说他们应该在主卧室才对，不是吗？果真如此，卢克怎么没去另外那间浴室呢？”

“除非他们起初只是画家和模特，接着事情一件件发生，最后忘了情。”

“或者她对在丈夫和自己的床上跟别人犯下奸情有所顾忌。不过话说回来，她确实不知道尸体怎么会跑到那间浴室的。卢克的公寓塞了一整个储藏室的毒品，而且她经常神色恍惚，看着就像那种时不时服用情绪调整药物的女人，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卢克真是个人渣。”

“想来他应该是没上过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 [3] 那张名单，”我说，“可他人不在，没法为自己辩护了。这事说起来可不比恋尸癖好多少，不过也许开头不是那样。也许他给她灌了迷幻药，于是他们开始亲吻，然后她便脱下衣服，于是他们就，呃，搂在一起，然后药力发作，她陷入昏迷。”

“难道他不知道可以停下来吗？我猜他以为她是个英国人。相信我，伯尼，那人是条害虫。看他是怎么反咬多尔·库珀的。她把马丁的卡寄放在他家，可他却拿着卡走了。”

“拿卡的人是我，卡洛琳。卢克在楼上被枪杀时，装满卡片的公文包还在他的床底下。”

“哦，是这样，”她说，“这么说你是条害虫。”

“也许吧。”

“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手枪。他们难道就没办法找到吗？”

“想从下水道里找回来？你可知道有多少把枪被扔进了下水道？”

“很多，是吗？”

“这样说吧，”我说，“如果纽约的下水道真藏了鳄鱼的话，其中半数都有武装。想把手枪处理掉？只要扔进下水道，就跟把针藏在了干草堆里一样。”

“我永远不会把针藏在草堆里，”她说，“谁都会想到要先到那里去找。伯尼，他怎么不把枪留给卢克？我知道他的胳膊穿不过洞口，不过他总可以把枪扔在浴缸里吧？”

“看来会像自杀。”

“对。”

“除非根本就不像，”我说，“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就算他想了办法去掉自己的指纹，请问他怎么才能把卢克的指纹弄上去？而且，他们如果在卢克身上进行石蜡测试的话，他手上可找不到硝酸盐粒子，看不出他开过枪。”

“哦。”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种枪，所以也没法断定枪身能不能穿过洞口。可如果我刚开枪打了个人，他又倒在我没法清楚看到的地方，而且我也无法确定他是死是活，就算能过去，我也不会把上膛的枪扔给他。”

“嗯，这主意确实不怎么样，”她说，“唉，好吧。酒喝完该走了，伯尼。”

“这么早？”

“有约。”

“哦？我认识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语带防卫，“只是喝杯酒聊聊天。”

“波顿·斯托普嘉德说起他追多尔时就是这样的。”我看着她，“是我认识的人，对吧？是谁，卡洛琳？”

“我前几天晚上才认识的人。”

“不会是多尔吧，”我说，“不可能。”

“天哪，当然不是。马丁会杀了我的。”

“你这么一说，他好像还真迷上她了，她还偷了他的棒球卡呢。嗯，他是剧院的赞助人，说不定会对她的事业产生慈父般的兴趣。”

“或者干爹式的兴趣，伯尼。总之，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会是耐心女士。是琼·纽金特吗？你打算干什么，穿上小丑衣服请她帮你画像？”

“你真刻薄，伯尼。”

“呃——”

“事实上，”她说，“是罗莉·斯托普嘉德。”

“罗莉·斯托普嘉德。”

“你不觉得她挺好的吗？”

“很好，不过——”

“不过她结婚了。你打算说这个，对吧？”

“差不多。”

“你没看到她抛给我的眼神，伯尼。”

“嗯，没错。”

“而且你也没听到下楼时她跟我说了什么。‘打电话给我。’她说。”

“于是你就打给她了。”

“嗯，长远地说，我很可能会弄得以心碎收场，不过人有心脏为的就是这个，而我的那颗已经开始习惯了。她还真好，不是吗？漂亮、精明，又有趣。”

“想想这些优点全浪费到波顿·斯托普嘉德身上，真可惜。”

“我就是这样想的，”她说，“和他竞争我稳操胜券。”

[1]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23—1963），美国诗人，特德·休斯之妻，其作品以对极端和痛苦心态的处理而著名。一九六三年自杀。

[2]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美国诗人，一九六七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一九七四年自杀。

[3] 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奥斯卡的奖项之一，授予“为电影事业带来信誉而做出人道主义努力的电影事业人士”，规定每届只有一名获奖者，而且只有完全够条件者才能评上，曾有几次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

24

一两天之后，这天店门被推开时我正在跟沃利·亨普希尔通电话。“好极了，”我告诉我的律师，“那就到时候见了。听着，我得忙去了，有顾客。”

是波顿·斯托普嘉德。

“我接到你的口信了，”他说，“勇气可嘉啊，竟然要我上门找你。那天晚上你编导的小戏码还真精彩。大伙儿起步离开的时候，我的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了。”

“抱歉。”

“现在没事了。事情总会过去的，你知道。这几天她平静多了。你手上有什么我可能会有兴趣的东西呢？早期的苏·格拉夫顿？玛西亚·穆勒 [1] ？到底是什么？”

我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用人造丝帕包着的卡片，放在柜台上。

“你知道，”他说，“你讲到你在那个笨蛋桑坦格罗的公寓找到查莫斯系列卡的时候，我就想问那卡的下落——究竟是你还是温蒂弄到手的，不过当时的时间地点好像都不太对。”

“或许。”

“这么说你是想卖‘三垒站姿！’对吧？后期出的，应该能值几个钱。想卖多少？”

“看仔细点，斯托普嘉德先生。”

“天哪，”他说，“‘全垒打神击’四十号卡。这个系列的王牌。见鬼，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就在我从他指间抠出这卡时，他忽然明白了，“我真是瞎了眼，”他说，“你弄到了马丁的卡！”

“看来是这样的，”我承认，“所以现在你只要拟好我们谈过的条件，依目前的租金给我三十年延长租约。”

“妈的。”

“怎么了？”

“唉，见鬼。真让人难堪啊，我卖了这幢楼。”

“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房地产生意，”他说，“你就不会合并建筑，你只会买和卖。只要价钱合适，什么东西都能出个价。几天前有人出了个价码，高到我没法拒绝。所以我就卖了。”

“可是——”

“你会收到邮件通知，告诉你每个月支票该寄到哪里之类的事。你的新房东叫普森房屋什么的。他们会跟你联络。”

“希望他们喜欢棒球卡。”

“也许他们连租约快到期了都不知道，”他说，这话我不敢苟同，“或者他们为了能把地方租给可靠的人，暂时不会找你麻烦。当然，根据他们找上门来买下大楼的强势做法，我看他们要这空间是有别的用途。不过你这人鬼点子多，你会想出个办法来对付的。”

“你卖了楼房，”我说，“当着我的面卖掉了我的店。”

“妈的，那时候你怎么不吭声？我怎么知道你手上有卡？”

“我不想当众宣布。”

“对，可是——”

“而且反正当时你一定已经答应了他们卖楼房。”

“对，可是——”

“那就没别的好说了。”我说着把短跑王塞进口袋。

“听着，”他说，“这些卡我还是想买。只不过我现在手头有点紧。如果你可以帮我留几个月——”

“你在开玩笑吧。”

“这么说是不肯了。咱们直接以物换物你看怎样？我可以提供不少好东西。弗里森丘东边雷哥公园区一套漂亮的双卧室公寓你要吗？不要就算了，犯不着做鬼脸。”

“如果我得为租约重新讨价还价，”我说，“或者另找地方重开书店的话，我需要现金。”

“也对。”

“再说棒球卡要出手也不难。我先向你开口是因为这是个保住店铺的办法，不过我要找别的买主也不困难。”

“把芥末系列卖给我。”他说。

“你刚才说——”

“其他卡片依我看都一文不值。我只对泰德·威廉姆斯有兴趣。总共四十张卡。书上开的市价是多少，三千？”

“更靠近五千。”

“真的？听起来挺高，不过管他呢。我这就给你五千块现款。怎么样？”

“我宁愿把卡扔了。”

“天哪，这是为什么？听着，那就不提五千的事。我付你个好价钱，因为我真的想要这些卡。我给你六千。”

“一万。”

“开玩笑。这可是市价的两倍。上帝知道，买赃物通常都还预期有折扣呢。我付不了一万，这不可能。”

“那就算了。”

“七千。明天我就会骂死我自己，不过我还是给你七千。”

“一万。”

“‘一万，一万，一万。’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一万一？”

“那就一万，上帝啊。真不敢相信，不过我不在乎。你不收支票吧？我得去一趟银行。二十分钟就回来。你的卡会准备好？”

我还能说什么？他说服我了。

波顿·斯托普嘉德不是二十分钟后回来的，而是二十五分钟，又过了十分钟后他便离开了——拿了一百张绿纸跟我交换四十张卡纸。我去冲马桶——我们进行交易时拉菲兹用过——回来时只见沃利·亨普希尔正弯着腰在系他球鞋的鞋带。他直起身，咔嗒一声打开他的公文包，递了个信封给我。

“这是你要的东西，”他说，“耗费了我不少时间，也花了你不少钱，所以希望你还满意。现在眼前所见都是阁下的领地，还包括了楼上和户外使用权。”

“这是所有权证书？”

“正是。你不只是开了家书店的蠢货，现在还是拥有一幢楼房的蠢货。”

“太棒了。”

“你的朋友吉尔马丁鼎力相助。我们是这样操作的：炉石房地产——即斯托普嘉德的公司——把土地连同建筑卖给普森——即我们设下的空壳公司。之后产权证转过三四次手，砰砰砰，就这样。目前登记在册的房东是红苹果企业。”

“也就是我？”

“没错，”他说，“不过本人办事周全，想查出真相可比登天还难。整件事花了你一大笔钱，我的朋友。钱从哪里来我可连问都不想问。”

“很好。”

“你付得太多了，这我跟你说过，可你不想听。按你付的价钱，你得把你自己的房租提高到个天价才有可能划算。隔壁的花店租约还有十年到期，楼上的住户全都付固定房租，租金加起来连你提供他们的暖气都不够。除非你是打算赶走哪个——”

“门儿都没有。”

“我想也是。伯尼，这幢楼房的租金连你的开销都付不起。很烧钱的。”

“这我知道。”

“要是你把这笔款子拿去买优质的平衡型共同基金，你可知道获利有多大？”

“我也可以把钱投资在棒球卡上，”我说，“沃利，要是你省下跑步的时间来做可以收费的工作，钱不是可以赚得更多吗？”

“呃，没错，我懂你的意思。”

“钱不是一切。我可以保住店铺了，这对我最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他说，“大楼会赔钱，你的店连收支平衡都很难办到。这个赤字你打算怎么填补？”

“哦，不知道，”我说，“应该会想出办法来的。”

卡洛琳进门时，拉菲兹正坐在我怀里。“只是员工，”她说，“绝对不是宠物，对吧，伯尼？”

“抚弄猫毛可以帮助思考，”我说，“这是众人皆知的放松技巧。不需要扯上感情。”

“是吗？”

“总之有个重大消息。”我跟她说了沃利送来产权证的事。“所以我可以保住店铺了，”我说，“我会是房东，不过除了你、我和沃利以外，不必有其他人知道。房客每个月还是寄上他们单薄的支票，一如既往。你跟我还是可以继续共进午餐，下班后一道去饶舌酒鬼。至于要平衡大楼每年的赤字，嗯，今天我才从波顿·斯托普嘉德手上拿到一小笔分期款。”

我跟她说了我们的交易。“我投了他同情票，”我说，“把泰德·威廉姆斯系列以市价的两三倍卖给他，当然我也只有那些卡可卖了，因为马丁其他的好货早在多尔动手以前就不见了踪影。我本打算再绞紧他的链子多折磨他几下。可是我发现我还真同情他。”

“这下你们有个共同点了，伯尼。你们俩都是房东。”

“请不要叫我房东，开玩笑也不行。可我当时看着那个可怜的王八蛋——注定了一辈子被他姐夫比下去——”

“还有每个他凑巧碰上的人。”

“——而且想搞婚外情又搞砸了，最后成了老婆红杏出墙，所以，嗯，我就饶了他。”

“大好人啊。”

“就是我。”我同意道。

她伸手抚摸着猫咪。“伯尼，”她说，“我费了好大劲一直忍住没问你，因为我敢说答案很明显，而且等你公布谜底以后我一定会觉得自己像个大白痴。拉菲兹是怎么破的案？”

“嗯？”

“可别说你不记得，因为我知道你记得。我们就在这里聊到那只长命百岁猫，然后拉菲兹腾空跳起弓着背追起它假想的尾巴跑起来。我不知道它到底做了什么，不过它是给了你一个灵感，然后我们就都聚在纽金特公寓里由你告诉大伙儿命案是谁干的。”

“哦。”

“拉菲兹到底是怎么破案的？”

“卡洛琳，”我说，“拉菲兹没有破案。”

“呃，这我知道，伯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笨蛋。我知道拉菲兹只是猫。”

“没错。”

“我不知道它做了什么，或者为什么要那样，可我知道它不是尼禄·沃尔夫 [2] 转世。不过不管它做了什么，确实给了你灵感，然后——你为什么摇头？”

“我之前就全知道了，”我说，“只是不想采取行动，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之后我们疯言疯语地说起了猫，它就心有灵犀似的像在热铁皮屋上一样，所以我才忍不住。你怎么了？”

“没事，伯尼。我就知道问了以后我会觉得自己是白痴，果然没错。”

“高兴一点吧。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可以保住店铺了，卡洛琳。以后我们可以继续——”

“共进午餐，”她随口附和道，“下班以后一起喝酒，继续找错人谈注定失败的恋爱。我今晚本来要见罗莉的，可是她取消了。她跟波顿另有安排。”

“也许他想展示一下新买的棒球卡。我带你出去吃晚饭吧，咱们庆祝庆祝。”

“我原本想着要回家重看苏·格拉夫顿的。离我上次看那本讲被人注射毒药的袒胸舞娘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D代表D罩杯》。”

“没错。伯尼，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我希望她不要停在第二十六本。要是字母用完了，金西会怎样？”

“开什么玩笑？她可以继续朝着双重字母迈步前进啊。AA代表酒鬼，BB代表枪支，CC代表摩托骑士。《出版者周刊》几个月前列了一大张表。PP代表黄金雨，ZZ代表托普 [3] ——我记不得全部，不过看来她是可以一直写下去。”

“伯尼，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再隔五十年你还是读得到金西，”我告诉她，“AAA代表汽车驾驶者，MMM代表胶带。永远不会停笔。你继续给狗洗澡，拉菲兹继续当游击手。我继续行使我的天职——卖书兼闯空门。”

“从此以后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嗯，伯尼？”

“永远过着现在这样快乐的生活。”我说，一边伸手爱抚我的猫。

[1] 玛西亚·穆勒（Marcia Muller，1944—　），美国侦探和惊悚小说作家。

[2] 雷克斯·斯托特侦探小说中的著名侦探。

[3] ZZ Topp是一个著名的摇滚乐队。

版权信息

书名：自以为是鲍嘉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奥托·彭茨勒 [1]

[1] 奥托·彭茨勒（Otto Penzler），纽约著名悬疑小说专卖书店“神秘书店”的老板，也是神秘出版公司（The Mysterious Press）的创始人。

1

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十点十五分，我把一位美女送上出租车，看着她乘车驶出我的生命，或至少可以说驶离我站立的地方。然后我走下人行道，替自己招了一辆出租车。

去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这么告诉司机。

这位司机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动物——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愤世而焦躁的家伙。“才五个街区，往北四个，再往左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搭出租车？”

因为赶时间，我心想。那两部电影的放映时间比我预料的稍稍长了一点，而且我闯别人家的空门前，得先回自己公寓一趟。

“我的两条腿不行了。”我说。可别问我为什么。

“这样啊？怎么回事？不是被车撞了吧？总之，希望撞你的不是出租车，如果是，希望不是我。”

“关节炎。”

“关节炎，怎么会？”他伸长脖子回头来看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有关节炎，那是老头子的病，那种老头子会跑去佛罗里达晒太阳，住拖车屋，玩沙壶球，投票给共和党。你这种年纪的人，要说滑雪摔断腿或者跑马拉松扭了筋，我还相信。可是关节炎！你哪儿来的呢？”

“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说，“西北边的那个街口。”

“我知道你在哪儿下车，可关节炎是哪儿来的呢？家族遗传的吗？”

我是怎么卷入这个话题的？“这是创伤后遗症，”我说，“有年秋天我受了伤，从此就得了关节炎并发症。平常还好，偶尔才会发作。”

“真可怕，这样年纪轻轻的。那你怎么办？”

“也不能怎么办。”我说，“医生是这么说的。”

“医生！”他叫道，然后把这段车程剩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告诉我医学界出了什么问题，简直巨细靡遗。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不在乎你，造成的伤害比治愈的还要多，而且收费高得惊人，如果你的病情没有好转，他们就怪到你身上。“然后等你被他们搞得瞎了眼、缺胳膊断腿，就只能告他们了。你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找律师！可这样结果更糟！”

这个话题伴随着我们，一路畅通开到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西北角。我曾想过让他等我一下，反正上一趟楼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我还得再搭出租车去市区的另一端，可是我受够了——我斜瞥了一眼仪表板右边的执照——迈克思·费德勒。

我付了车钱，外加一块钱小费，然后迈克思和我都机械地微笑致意，然后互道晚安。为了逼真起见，我还想过要不要故意走得一跛一跛的，然后就决定见鬼去吧。我匆忙从门卫面前经过，走进公寓大厅。

上楼回到公寓，我迅速换衣服，脱掉卡其裤和马球衫，还有鼓舞人心的运动鞋（just do it！），换上衬衫领带、灰色宽松长裤、有防滑胶底的黑鞋，以及双排扣外套，上头每个黄铜扣子都有浮雕的锚形纹样。这些扣子——其实还有搭配成套的袖扣，可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是以前一个跟我交往过一阵子的女人送给我的。她遇到了一个男人，嫁给他，搬到芝加哥郊区去了，上次听到她的消息时，她已经快生第二个孩子了。她送我的外套比我们的关系更持久，扣子又比外套更持久，丢掉那件衣服时我特意找裁缝把扣子拆下来了。这些扣子可能会比现在这件外套还更持久，而且没准我离开人世时扣子还好好的，不过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想得太多为好。

我从前面的壁橱里拿出手提公文包，另一个壁橱在卧室，里头靠墙隐藏着一个暗格。警方来搜过我的公寓，还没有人发现我的小密洞。一个爱嗑药的年轻木匠替我做了这玩意儿，除了他和我，只有卡洛琳·凯瑟知道它在哪里、怎么开。要是哪天我突然离开了这个国家或这颗星球，里面藏的东西说不定会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整幢楼被拆掉为止。

我按了两个必须按的地方，移动了一块必须滑动的镶板，小暗格就展露了它的秘密。东西并不多，毕竟只有大约三立方英尺的空间，大致可以容纳我偷来的物品，直到我有时间脱手为止。但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偷东西了，而上回我弄来的东西，早已分给了几个比我更需要它的人。

我能说什么呢？我偷东西。理想的来说，现金最好，可是在这种信用卡和二十四小时自动提款机盛行的时代，要找现金是越来越难了。虽然还是有人出门会带大量现金，可是通常他们也会带其他东西，比如大批的非法毒品，更别说狙击型来复枪和受过攻击训练的斗牛犬了；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过我的，只要井水不犯河水，我就没意见。

我偷的大都是体积小的好东西。珠宝肯定包括在内；古董艺术品——玉雕、前哥伦比亚时期的雕像、拉里科牌的玻璃艺术品；业余收藏品——邮票、钱币，记得不久前还有过棒球卡；偶尔还会有张画；有一回——看在上帝的分上，再也不要了——是一件毛皮大衣。

我偷有钱人，动机不会比罗宾汉更高尚：因为穷人——上帝爱他们——没有东西值得偷。而且你会发现，我偷的这些值钱的小东西，并不是那种维持生命或灵魂所需的。我不偷心律调节器或人工呼吸器；我绝对不会把去偷的家里搬得一干二净；我不拿家具或电视机（不过我记得曾把一张小地毯卷起来带走）。简单地说，我偷的东西是那种你缺了也不会死的，而且是你很可能已经投了超过其价值的保险的东西。

那又怎样？我干的行当还是很堕落，而且应该受到谴责，这我也明白。我曾尝试过放弃，可是做不到，而且内心深处，我也不想放弃。因为我就是个小偷，小偷就是该偷东西。

不过这不是我唯一的身份和工作。我也同时是个书商，巴尼嘉书店的独资老板。这是一家二手书店，位于东十一街，就在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你可以在放袜子的那个抽屉紧里面找到我的护照——放这儿很蠢，相信我，小偷第一个翻的地方就是这里——上面登记的职业是书商。护照上有我的名字：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地址是西端大道，上面的照片堪称其貌不扬。

还有一张好些的照片在另一本护照上，就藏在壁橱后面的密洞里。在那上面我的名字是威廉·李·汤普森，职业是商人，住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市菲利普斯街五○四号。护照看起来是真的，其实也算是；这本也是护照处颁发的，跟另外一本一样。我是亲自用出生证明去办的，那份出生证明也同样是真的，但是，可惜呀，不是我的。

我从没用过那本汤普森护照。这护照我已经办了七年了，再过三年就要到期了，即使到时候我还是没用过，我可能还是会拿去换本新的。没机会使用不会让我感到困扰，就像战斗机飞行员不会因为没机会使用降落伞而困扰。我知道如果需要，就有一本护照放在那里。

今晚看起来没机会用到这本护照，所以我没去动它。我也没动里面藏的现金，因为同样不需要。上次我数这笔钱时，大概只剩五千美元了，不算多。理想的状况是，我应该保持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应急用现金，而且定期补满这个数目，可实际情况是我会闷头忙这忙那，等到发现时，这笔钱已经见底了。

开工的理由就更多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偷也不例外。我拿起一串凿子、探针，以及奇形怪状的金属条，放进裤子口袋里。又把我那支大小和形状像钢笔一样的手电筒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我不必藏着手电筒——遍布城里的五金行都有卖，而且有个手电筒也不犯法。不过带着小偷工具一定犯法，光是持有我的这点收藏品，就足以让物主去纽约州北部度个长假，而且还免费 [1] 。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手电筒也放在一起，免得到时候忘了。

手套也一样。以前我习惯戴橡胶手套，就是洗碗戴的那种，我会把手掌的部分剪掉以便透气，可是现在有那种很棒的一次性手套，用后即弃，用塑胶薄膜制成，轻得像皮革，凉得像小黄瓜，而且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卷。我撕下两枚手套，把其他的放回去。

我关上夹层、壁橱，抓起公文包，出了公寓，锁上所有的锁。解释起来倒比实际去做更耗时间。我十点三十分到公寓，换衣服和整理装备之后再回到街上时，才十点四十五分。

走到门口时，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可以冲过去吹口哨叫住它。不过在这种夜晚，出租车应该不难叫。所以我打算慢慢来，用正常速度走上人行道，举起一只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猜我遇到了谁。

“你刚才呢，”迈克思·费德勒说，“应该告诉我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等。你的腿现在怎么样了？还可以，对吧？”

“还可以。”我同意。

“真幸运，又碰到了你。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穿得这么正式，全身都换过。要去干什么？不介意我问问吧？赴约？我猜是个生意上的约会。”

“没错，就是谈生意。”

“嗯，你看起来不错，打扮得很精神。我们走穿过中央公园的那条路，好吗？”

“主意不坏。”

“刚刚让你下车后，”他说，“我告诉自己，迈克思呀，你是怎么搞的，有人得了关节炎，你居然没告诉他该怎么办。草药嘛！”

“草药？”

“你懂草药吗？中国草药，要找中医。曾经有个拄拐杖的女人上了我的车，要去唐人街。她不是中国人，不过她告诉我她去看的这个中医很厉害，说刚去看的时候，她根本连路都不能走！”

“真是惊人。”我说。

“等等，我还没开始讲呢！”于是当我们开进中央公园时，他开始讲起一个治疗的奇迹。一个女人有严重的偏头痛——一星期就痊愈了！一个男人有高血压——降回正常！带状疱疹、干癣、粉刺、肉疣——全都解决了！痔疮——不用开刀就能治愈！长期背痛——好了！

“治疗背痛用的是针灸，其他都用草药。每次看病只要二十八块，药也包括在内。他每星期看诊七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

他自己的白内障就医好了，他向我保证，现在他的视力比小时候还好。遇到一个红灯停下来时，他摘下眼镜转过头，用清澈的蓝眼睛瞥了我一眼。到了七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我已经发了几百张了，”他说，“我尽量介绍人去他那儿。相信我，我非常乐意这么做！”他指给我看名片的最后一行，他还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迈克思·费德勒，还有电话号码。“等你有好结果，”他说，“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是怎么治好的。行吧？”

“我会的，”我说，“一定。”然后我付了车钱和小费，一拐一拐地走进雨果·坎德莫斯住的那幢褐石建筑。

初次遇到雨果·坎德莫斯是在前一天的下午。当时我和平常一样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威尔·杜兰特 [2] 如何谈论米堤亚人 [3] 和波斯人。对于这两个民族，除了一首在人种学上颇为可疑的五言打油诗所提到的性癖好之外，我所知甚少。当时坎德莫斯是挤在我书店过道里的三名顾客之一，他正在诗集区静静地浏览。另一个老顾客是圣文森医院的一名医生，在旁边的过道找绝版侦探小说。她采用地毯式搜索，绝无遗漏，就像天花席卷平原印第安人似的。我的第三位顾客则是个过时的老嬉皮士，经过外面时看到橱窗里的拉菲兹。她进门后唔唔喵喵地叫着，经过拉菲兹身边还问它的名字，这会儿，她正在看艺术书的架子，把几本书挑出来放在一边。如果她最后把挑出来的书全买了，那些钱足够买一大堆“猫咪组合”牌的猫粮。

医生是第一个结账的，递给我六本“梅森探案集”，都是读书俱乐部的版本，其中两本很破旧。但她是个读者，不是收藏家，她给了我二十元，拿回了一些零钱。

“就在几年前，”她说，“这种书一本才一块钱。”

“我还记得连送都送不出去的时候，”我说，“而现在刚到货就会卖掉。”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们又对电视剧感兴趣了吗？我是偶然发现的——我讨厌那个电视剧，可我正开始看A.A.费尔 [4] 的书，然后认定，天哪，这家伙还真能写，我们来看看他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作品什么样吧。结果很棒，节奏明快，又活泼，一点也不像那个电视垃圾。”

我们进行了一段愉快的对话，就是我买下这家书店时心中期望的那种。她离开之后，那个名叫麦琪·梅森的老嬉皮带着她挖到的宝物过来，写了一张两百二十八块三毛五的支票给我，是她买的十二本书价钱外加税的总数。“希望拉菲兹能从中抽到提成，”她说，“我经过这家店足有上百次了，今天看到它我才进来。这只猫真棒。”

的确，但热情洋溢的梅森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呢？“谢谢，”我说，“它工作也很认真。”

从她进来后它就没有移动位置，只是在她跟它咕哝时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我的讽刺是无心的——它现在工作就很认真，为巴尼嘉书店维持着一个完全没有老鼠的生态系统——不过反正她没听出来。她向我保证，她对工作中的猫满怀敬意，然后走出去，提着两个购物袋，笑得春风满面。

她刚走到门口，我的第三个顾客就走过来了，脸上带着一抹微笑。“拉菲兹，”他说，“给猫取这种名字真妙。”

“谢谢。”

“而且很适合。”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A.J.拉菲兹是一本书上的人物，而这只猫则是养在书店里，但仅仅这样，并没有让这个名字比昆奎格或艾若史密斯之类的更适合。不过A.J.拉菲兹同时是个绅士雅贼，一个业余的小偷 [5] ，而我自己也是个小偷，虽然是职业的。

眼前这个家伙，一头白发、轻骨架、瘦得像根棍，穿着非常整洁，只是身上那套褐色人字呢的西装和深色方格图案的背心有点过时——他怎么会刚好知道这一切？

当然，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毕竟，我有所谓的犯罪前科。就算不是前科，也有别的说法。我很久没有被定过罪了，但每次偶尔被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几次——我的名字都上了报，当然不是以二手书商的身份。

就像斯卡莱特（另一个相当不错的猫的名字） [6] ，我决定稍后再来细想这些，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他放在柜台的书上。那是一本很薄的小书，蓝布精装，是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 [7] 的诗选。我买下这家店时，这本书就是库存之一。我断断续续地读了里面绝大部分的诗——普雷德的韵律感和韵脚就算不是一流，也堪称名家——而且我喜欢有这种书为伴。从未有人对此书表示兴趣，我还以为自己会永远拥有它。

我输入十美元，找五块四毛一，再把我的老朋友普雷德装入一个褐色纸袋，心中有股莫名的悲痛。“看着这本书离去，我有种遗憾的感觉，”我承认道，“自我买下这家店起，这本书就在这儿了。”

“每天与这些珍爱的书为伍，”他说，“看着它们离开这儿你一定很难过。”

“这是做生意，”我说，“如果我不愿意卖，就不该把它放在书架上。”

“即使如此……”他说着，轻叹一声。他长着一张瘦脸，脸颊凹陷，白色的小胡子看起来完美得像是逐根修剪的。“罗登巴尔先生，”他说，狡猾的蓝眼珠探询着我的眼睛，“我只想告诉你两个词。埃博尔，克罗。”

若非他之前谈论过拉菲兹这个名字适当与否，我听了大概不会把这两个词当成名字，而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

“埃博尔·克罗，”我说，“我好几年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他以前是我的朋友，罗登巴尔先生。”

“也是我的朋友。您是——？”

“坎德莫斯，雨果·坎德莫斯。”

“很荣幸能遇到埃博尔的朋友。”

“是我的荣幸，罗登巴尔先生。”我们握了手，他的手掌干燥，握得很有力，“我不该浪费时间。我有件工作想找你做，你我双方都能得利。风险极小，获利潜力极大，但主要问题在于时间。”他瞥了一眼开着的门，“我们能不能私下谈谈，不受打扰……”

埃博尔·克罗是个销赃人，我所知道的这行里面最顶尖的，是个诚实得无懈可击的人，却身处一个难得有人懂得“诚实”二字含义的行业里。埃博尔是个集中营幸存者，吃甜食的胃口大得惊人，热爱斯宾诺莎的作品。我一有机会就跟埃博尔做生意，从没后悔过，直到有一天他在河滨路的自家公寓被杀，凶手是——哎，别提了。我看到凶手并未逍遥法外，感到些许安慰，但这并不能让埃博尔起死回生。 [8]

现在有个同是埃博尔朋友的人来找我，想跟我合作。

我关了门，上好锁，在窗上挂了“五分钟后回来”的牌子，领着雨果·坎德莫斯进入后面的办公室。

[1] 纽约州立监狱位于该州北部。

[2]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3] 米堤亚人（Mede），居住在古米堤的一个印欧民族，公元前七世纪建立庞大的帝国，后于公元前五五○年被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

[4] A.A.费尔（A.A.Fair，1889—1970），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的笔名之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佩瑞·梅森系列”（Perry Mason），一九五七至一九九五年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

[5] 这位小偷的事迹请见E.W.赫尔南笔下的《业余神偷拉菲兹》（Raffles, The Amateur Cracksman）一书。

[6] 斯卡莱特（Scarlett）是一只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明星猫，九个月大时，它从一场大火中救出自己的孩子们，因此出名，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曾提到过它。

[7] 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Winthrop Mackworth Praed，1802—1839），英国诗人。

[8] 参见《研究斯宾诺莎的贼》。

2

现在，三十二个小时之后，我按下他那幢褐石公寓门口四个门铃中的一个。他按了开门键让我进去，我爬了三层楼梯。他站在楼梯顶端等我，领着我进入他那套占据了一层楼的公寓。里面的陈设相当有品位，一整面墙镶着玻璃书架，铺满室内的单色地毯上摆着一块贵重的奥布松 [1] 织花地毯，家具看起来既高雅又舒适。

作为一名终身窃贼，最糟糕的症状之一就是踏进每个房间时我都想勘察一番，眼睛对值得偷的东西特别敏感。我猜这是逛商店的一种形式。我不打算拿走坎德莫斯的任何东西——我是个职业小偷，可并不是窃盗狂——不过我照样睁大了双眼。我看了到一个中国鼻烟壶，粉晶的，雕刻技法十分精巧，还有一组象牙根付 [2] ，其中一个是肥胖的海狸，它的尾巴好像整个断掉了。

我很欣赏他的地毯，坎德莫斯又带着我四处看，指着另外两块，其中一块是西藏老虎毯，很旧。我为迟到而道歉，他说我很准时，我们的第三个成员才真是迟了，不过应该随时会到。我谢绝了他来杯酒的提议，接受了咖啡，结果咖啡没有令我失望，又浓又香醇，现煮的。他谈了点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猜想着如果不是结核病让他英年早逝，他会有什么样的成就。他会当选下议院议员，然后在政坛进一步发展，而把写诗放在第二位吗？或者他会对政治生活逐渐幻灭，再也不写他后来转投时事党派后创作的打油诗，而继续创作出成熟的作品，取代他早期的诗作而传世？

门铃响起时，我们的这个话题刚告一段落，坎德莫斯穿过房间按了键让新客人进来。我们在楼梯顶端等着，结果来者是个矮胖的老家伙，有个哈巴狗似的鼻子和大脸。他看起来像酒鬼，咳起来像烟枪，就算你又聋又瞎，也还是会知道他怎么过日子，除非——比如说——你得了重感冒，闻不到他呼吸中的酒味和头发衣服里散发出的烟臭。即使如此，你大概也可以从他爬楼梯的方式猜到，因为他在每层楼之间都停下来喘气，爬到最后一层还得放慢速度。

“赫伯曼队长，”坎德莫斯跟他打招呼，两人握手，“这位是——”

“汤普森，”我迅速说，“比尔·汤普森。”

我们谨慎地握了握手。赫伯曼穿了一套灰色西装，系着蓝色与褐色条纹的领带，脚上是棕色的鞋子。西装看起来好像苏联改革 [3] 之前穿在三流苏维埃官僚身上的那种。我认识的人里，唯一穿西装看起来会这么糟的，是个名叫雷·基希曼的警察。雷的西装很昂贵、做工考究；只不过好像是替别人剪裁的。赫伯曼穿的是一套廉价西装，反正穿在谁身上都不会太像样。

我们进入坎德莫斯的公寓，把计划又回顾了一遍。赫伯曼队长应该在一个小时内到达七十四街一幢安保措施严密的公寓大楼的十二楼，只要他带我闯过门卫那关，他就去赴他的约，而我则去四层楼之下赴我的约。

“那里不会有其他人，”坎德莫斯向我保证，“也不会有人打扰你。赫伯曼队长，你在十二楼会待多久，一小时？”

“没那么久。”

“而你，汤——唔——托马斯先生，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去又出来，不过如果需要的话，你在里面待一整夜也没关系。你们两个应该安排好在十二楼会合，再一起离开那幢大楼，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应该抽身，一有机会就跳上经过的第一辆出租车。我不仅没跟美女共乘出租车离去，还被迫学习了一堆中药知识。过去两星期，我一直在看亨弗莱·鲍嘉的电影，判断力好像因此产生了变化。

“听起来好像太复杂了，没有必要，”我说，“要离开一幢大楼没那么难，除非你手臂夹着一台电视机或肩膀上扛着一具尸体。”

其实要进一幢大楼也没那么难，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前一天我就这么告诉过坎德莫斯了，我们不需要赫伯曼队长，自己干就可以，但他不同意。赫伯曼队长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我需要自己的队长，大概就像东妮·坦妮尔 [4] 需要她的队长一样，甩掉他的机会也同样小。

下楼时，赫伯曼还是在每层楼都暂停休息，到了外头，他抓住铸铁栏杆靠着。“你说，”他开口道，“该在哪儿叫出租车？”

“我们走路过去，”我说，“就三个街区。”

“其中一个街区可长得要命。”

“还是走路吧。”

他耸耸肩，点了根香烟，我们一起动身。我认为这算是我赢了，可是等到他走进列克星敦大道上一家名叫“威克斯福德城堡”的爱尔兰酒吧时，我改变想法了。“还有时间快速喝一杯。”他宣布，然后点了一杯双份伏特加。酒保一副看尽世态炎凉、却半点也不记得的模样，他倒酒的瓶子标签上有个戴着波斯羔羊皮帽的人，挂着野蛮的笑容。我正要说我们应该在午夜之前到达目的地，可是还没开口，队长已经喝完了。

“你要喝什么吗？”

我摇摇头。

“那我们走吧，”他说，“应该在午夜之前到那儿，大夜班会在午夜交班。”

我们再度上路，酒精似乎让他松弛了许多。“问你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5] ？”

“好吧，这算个问题。”

“你认识那家伙很久了吧？”

三十二小时，快要三十三小时了。“不是很久。”我承认。

“你是做什么的？他之前跟我提起你的时候，用的不是你的真名，而是叫别的什么。”

“哦？”

“我本来想说罗德拉克，但不是。罗德卡？也不对。罗德波？”他耸耸肩，“无所谓，反正我确定不是汤普森。一点都不像。”

“他年纪大了。”我说。

“脑子硬化了，”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吧？”

“我没想得那么严重，可是——”

“我已经够烦的了，”他说，“告诉你也无所谓。这投资太大了，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上头。不过我猜，我不必告诉你这些，对吧？”

“我想是的。”

“反正说得太多一向是我的毛病。”之后，直到我们抵达那幢大楼，他都没再说半个字。

那幢大楼是个堡垒，没错。薄伽丘是位于公园大道的诸多公寓大楼之一，二十二层高，奢华的新艺术风格大厅里摆了许多盆栽，像丛林一般。外面有个门卫，接待台后面有个接待员，电梯里面还不可能没有服务员。三个人都穿着栗色镶金边的制服，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不过白手套把所有的效果破坏殆尽，让他们看上去活像是迪士尼的卡通动物。

“我是赫伯曼队长，”赫伯曼告诉接待员，“来找威克斯先生。”

“哦，好的，先生。威克斯先生正在等您。”他检查了登记簿，在上头做了个小记号，然后抬头询问似的看着我。

“这位是汤普森先生，”赫伯曼说，“他是跟我一起的。”

“很好，先生。”又在登记簿上做了个小记号。也许我自己一个人进来就没这么轻而易举了，不过——

电梯服务员在大厅的那头盯着我们看，说不定也听到我们的谈话了；赫伯曼的嗓门又大又响，我估计大家都听见了。我们进电梯时，他说：“两位，十二楼吗？”

“12J，”赫伯曼说，“威克斯先生。”

“好的，先生。”于是电梯带我们升到十二楼。服务员朝J户的公寓指了指，而且在后头看着，以确定我们能找到。我们走到J户门口之后，赫伯曼看了我一眼，一道浓眉扬了起来。我的目标——楼梯间——离我们站的位置只有几步路，但我还看得到电梯服务员，而且他还在尽责地看着我们。于是我伸出手指按了门铃。

“那我要怎么跟威克斯先生说？”赫伯曼问道。感谢上帝，还好声音不大。

“给我引见一下，”我说，“接下来就看我的好了。”

门开了。出现的威克斯先生是个矮胖子，双眼明亮。他在室内还戴着帽子，是顶黑色小礼帽，不过反正是他的帽子、他的房子，所以我想他有权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他的穿着倒没那么正式。一对公鸡图案的背带吊着他布克兄弟 [6] 的西装裤。他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领带解开了，表情当然有些困惑。

“卡比，”他对赫伯曼说，“你好，这位是——”

“比尔·汤普森。”赫伯曼说。很快，我听到了旁边电梯门关上的声音。

“我住在这幢大厦，”我说，“在大厅碰到了这位——”我也跟着喊卡比？不，最好不要，“——这位先生，就跟他一路聊了过来。”我真诚地笑了。“幸会，威克斯先生。晚安，两位。”

然后我走到走廊尽头，打开防火门，连跑带跳地下了楼。

幸好楼梯间没有摄像头。

薄伽丘大楼装了闭路电视，我刚才看到接待台后面有一堆监视器屏幕。一个显示洗衣房，其他则扫描着大厦前方的街道、载客与载货电梯、七十四街角落的送货口，还有地下二楼的停车场。

大楼的两端都有楼梯间，所以要装闭路电视的话，每层楼都得装两个，而且还得有同等数量的屏幕，接待员非把眼睛看瞎了不可。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把其中一些屏幕设定为多频道，负责监视的人可以悠闲地拿着遥控器坐在那儿，连续几个小时逛频道玩。

之前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设备，但也很难说，直到踏入楼梯间我才确定。其实我也没那么担心，他们不太可能监视楼梯间，即使有设备，我想我也可以避开。

看吧，有了这么高水准的保护，你就永远不会出事。首先不属于这里的人就别想通过大门——即使是中餐馆的工作人员想在曼哈顿每户人家门下塞一张菜单也不行。有那么多安全保护设施，你自然觉得很安全。然后，既然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你对自己的保安装置就不会那么时时注意了。

看看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什么事。 [7] 他们有个测量器，上面有警告装置，辐射事件发生时，这些设备都没坏，都发挥了预期的功能。结果某个笨蛋看着这个测量器，认定是它坏掉了，因为上面显示的状况很反常，于是这个笨蛋决定置之不理。

尽管如此，我也只是对自己最后不会出现在《美国家庭滑稽录像》里感到高兴。

下了四层楼，我确定走廊空无一人，然后走到8B门前。我按了门铃，其实坎德莫斯已经跟我保证过没人在家，但他有可能搞错，或者不小心弄错了公寓号。所以我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没反应，我又按了一次。然后掏出那套开锁的工具，开始动手。

太简单了。如果你要找那种最新式的锁，不要去公园大道上的豪华大厦。得找那种既没有门卫，也没有接待员的出租公寓或褐石建筑。那种地方才找得到铁窗、警报系统和警察锁。8B有两道锁，一个西格尔锁，一个雷布森锁，两个都是标准的圆筒状耶鲁锁，结实可靠，其挑战性和《电视指南》上的字谜一样低。

我打开一把锁，停下来喘口气，然后破解另一把——叙述的时间仍然比实际用的时间还长。有点滑稽的是，这事太容易了，我实在有点遗憾。

看吧，开锁是一种技巧，在技术成就的排名上，比脑部手术只差几位。只要有适当的工具，任何具备基本手工技能的人都可以学会基本技巧。我就教过卡洛琳，她一度对于开简单的锁也相当拿手，后来没练习又生疏了。

但我不一样。我有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当我破解一道锁进门时，整件事有一种超然脱俗、进入全新状态的意味。我无法真正形容，就算可以，大概你听了也会觉得无聊，但那对我来说真是神奇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方面这么拿手，也是为什么我脱离不了这一行。

当第二道锁轻叹一声投降时，我就如同卡萨诺瓦 [8] 听到女郎说“愿意”时的感受一样——感激自己的战利品，却又遗憾不必再稍稍多花一分力气在上头。我自己也轻叹一声投降，转开锁、踏进门，赶紧把门关上。

里面没有开灯，黑得像煤矿。我给自己的眼睛一点时间适应黑暗，可是适应后也没看清什么。其实这是好事，说明窗帘都拉上了，而且这个公寓防光设施良好，因此表示我可以任意打开所有的灯。我不需要在黑暗中躲躲闪闪，一边磕磕碰碰一边骂骂咧咧。

我先用手电筒四处照了照，确定所有窗帘都拉上了，确实。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打开最近的一盏灯，灯光刺得我直眨眼。我把手电筒收进口袋，深吸一口气，给自己一点时间，品尝纯粹的喜悦引起的小小战栗，那是我每次不请而入的时候必然会有的反应。

然后再想想，我居然还真的尝试过要放弃这一切……

我锁上两把锁——只是为了安心，然后环视那个L形的大房间。除了一个小厨房和更小的浴室之外，整套公寓就这样了。装潢则充满实验性质，是那种新婚夫妇去康兰或“板条箱与桶”连锁家具店买来东西布置自己第一个家的组合风格。一块有几何图形的浅色地毯占据了三分之一的镶木地板，小卧室里塞了一张地台床。

我看了壁橱，检查了梳妆台的几个抽屉，然后断定屋主是男性，不过也有不少的女性衣物，所以他不是有女友，就是有性别认同方面的问题。

“只要拿那个资料夹，”雨果·坎德莫斯曾建议我，“你找不出任何其他值得拿的东西。那人是个公司密探之类的，他不收集任何东西，也不爱珠宝。你也不会发现大量现金。”

那么，资料夹里面是什么？

“一些文件。你我只是那种企业合并案里面的小角色。找到那份文件，我们就可以分到一笔酬劳，你的部分至少是五千美元，如果我有办法从对方那边争取到的话，说不定你还能多拿三四倍。”他憧憬着微笑起来，“那个资料夹是皮面的，有烫金装饰。公寓里头有个书桌，如果不是在第一个抽屉，就会在其他抽屉。抽屉可能上锁，这会是问题吗？”

我告诉他，锁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

房里有个书桌，没错，北欧风格、桦木材质，没有上漆。最上层抽屉里只有一个皮制工具盒和一张八乘十英寸的镶银相框照片。工具盒里面有铅笔和回形针。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个穿制服的男人，不是美国大兵，制服很漂亮，足以在薄伽丘大楼里拥有一张书桌。他戴着眼镜，露齿而笑，让他看起来有点像老罗斯福总统，而中分的头发则让他看来像小约翰·赫尔德 [9] 笔下的素描。

他看起来很眼熟，但我一时说不出是为什么。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前干活。桌子两边各有三个抽屉，中间有一个。我先试中间那个，打开，抽屉正中间就摆着一个小牛皮面的资料夹，棕色的，有烫金装饰边和鸢尾花纹。

好极了。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那个资料夹，耳边一片寂静。然后这片寂静被一个绝对是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打破了。

如果之前我在做别的事情——比如翻其他的抽屉、开橱柜门、开锁——我就会错过那个声音，或者反应得太慢。不过我立刻听到了，从椅子上跳起来，好像等那个声音已经等了一辈子似的。

多年前——早在你我出世之前——老黑人联盟有个棒球员叫“酷爹”贝尔。据说，他速度极快、行动出其不意；他常被形容为疾如闪电，可以关上卧室的灯，然后在卧室变黑之前上床。我总以为这是夸张的修辞，但现在我没那么确定了。因为我把抽屉关上，关掉一盏灯，又关掉另外一盏，冲到房间那头关掉头顶的大灯，钻进玄关的衣柜，猛地把门关上，我好像是在灯光熄灭之前就置身于一堆外套大衣之间了。

就算不是，也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我在另一扇门打开之前关上了衣柜的门。如果我的入侵者钥匙转得快一点，他就会撞见我了。另外，如果他怕冷而穿了大衣，或者神经兮兮地带了雨伞，他就会打开柜子的门，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坐牢吧，我想。去北边，没有什么人做伴，也没好书可看。但也许不会到那个地步，也许我可以找到理由脱身，或者贿赂警察，或找我的律师沃利·亨普希尔制造一个法律奇迹。也许我可以——

有两个人进了门。我能听到他们在讲话，一男一女。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衣柜的门很厚而且关得很严——不过仍听得出他们的声音高低不同。公寓里有两个人，一男一女。

哦，好极了。坎德莫斯曾向我保证我有充裕的时间，说那个资料夹的现任主人整夜都不在家。但现在他显然回来了，还带着女朋友，我唯一能期盼的，就是他们很快就去睡觉，不要打开衣柜门。

但他们听起来并不困，而且情绪很好，甚至很热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听不出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是在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谈话。

这其实包括了除英语之外的所有语言。不过有些语言我听到后可以识别出来，虽然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知道听起来是什么样，甚至还能听懂一两个词。但这两位向对方叽咕的是一种我没听过的语言。听起来甚至不像是语言，更像是把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倒着放，找寻保罗·麦卡特尼已死的证据。

他们继续不停地讲着，我也继续愚蠢地试图听懂，同时极力忍着不要打喷嚏。衣柜里显然霉菌肆虐，而我好像有点过敏。我吞吞口水，捏住鼻子，做了所有你想得到的事情，明知没什么用却仍然希望能有效。然后我恼火起来，生气自己怎么会陷入这个烂泥塘，结果竟然奏效。打喷嚏的冲动消失了。

谈话也停止了。只是偶尔冒出一两个词，声音太小听不见，就算你懂那种语言也没用。不过还有其他声音，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哦。

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木板床没有弹簧因此不会发出那种唧唧声，所以我不会有那种声音线索，但即使没有，我的结论也照样确定无误。就在我忐忑不安地蹲在衣柜里的时候，那两个小丑居然在做爱。

我只能怪自己。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在公寓里面乱逛，检查冰箱，数书桌抽屉里那个皮革盒子中的回形针。如果我没有拿起那个银框照片，转过来转过去，试图搞清为什么上面的人看起来这么面熟。如果我表现得专业一点，上帝啊，我就可以在这两位出现之前走掉，把那个资料夹锁在我的公文包里，去领那笔钱了。我早就出了那扇门、出了这幢大厦，而且——

慢着。

公文包呢？

肯定没和我一起待在衣柜里。是不是放在书桌旁，或是公寓里的其他地方？我不记得了。我带进公寓了吗？我开锁时放下或者把它夹在两膝之间了吗？

我很确定没有。唔，我跟着赫伯曼队长进入薄伽丘大楼时带着吗？我试着回想整个过程——乘电梯上来，跟12J的威克斯先生讲了几句话，然后冲下四层楼。除了想减掉的五磅肥肉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多余的负担，可是也不能确定。

会不会留在家里了？我记得提起公文包，但也可能又放下了。问题在于，我离开自己公寓时带了吗？

我确定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还记得今天晚上第二次招来迈克思·费德勒的出租车时，公文包还在我手上，而且他问我是不是有公务约会时，包就放在我的膝盖上。

会不会忘在车上了？我有他的名片，或者该说他给的那张中医师的名片，总之，上头有迈克思的电话。公文包里面没有任何我需要的东西。事实上，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公文包很好，而且跟了我很久，难以割舍，但如果必要的话，就算没有它，我也照样可以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但如果迈克思打算把它归还——他在同一个地方让我下车又上车，知道我住在哪儿。我想我没提过自己的名字，要么就是自称比尔·汤普森，但他可以向门卫描述我的外貌，或者——

我到底在瞎操什么心？我在这个该死的柜子里已经快疯了。那不过是个空的公文包，里面既没有证件也没有任何足以让我吃官司的东西，如果能找回来当然很好，但就算没有也无所谓，谁在乎呢？

总之，我下出租车时还带着公文包。因为我还记得为了按雨果·坎德莫斯家的门铃，我把公文包换了手。这表示赫伯曼和我展开这趟乌龙任务时，公文包可能留在坎德莫斯家了，不然就是落在“威克斯福德城堡”，不过我想应该没有。我几乎可以确定是掉在了坎德莫斯家，这样我拿资料夹回去交差收钱时，就可以拿回来了。

如果我能离开这个衣柜。

从声音可以判断，外面的爱火已经燃尽。我想我可以直接走人，也许他们不会注意到。

对。

我很好奇鲍嘉会怎么做。

过去十五天，我看了三十部电影，全都是亨弗莱·鲍嘉演的。其中一些是人尽皆知的电影，比如《马耳他之鹰》《卡萨布兰卡》和《非洲女王号》，还有些没人听说过的电影，比如《无形的枷锁》和《男人是笨蛋》。我看这些电影时，坐在我旁边跟我分享爆米花的同伴似乎相信银幕上的鲍嘉可以告诉你人生所需的一切。我那时凭什么告诉她不是如此呢？

在眼下这种被动的状态下，除了鲍嘉，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可想。也许鲍嘉会咬紧牙关，鼓起勇气做一些事，但我觉得这种时候他手里很可能有枪，而我却连该死的公文包都丢了。我的双手唯一能握住的，只有一个衣架。

门外，那两个人似乎又重新开始活动起来，不过不是之前那种。他们在走路，同时伴随着我听不懂的谈话。

然后传来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或人撞上了衣柜的门，然后是一片寂静。几秒钟之后，门打开了——感谢上帝，不是衣柜门，听起来像是前门。然后门关上了。更长时间的寂静。

然后，我终于再次听到了开启这整件事情的声音——钥匙插入锁孔。不管那人是谁，一定是走向电梯的途中又决定回来锁门。或许是他有序的天性使然，或许是锁门的人认为这样可以让那具尸体晚点被发现。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类似的场面。我曾经在某人意外回家时钻进衣柜，那是在格拉梅西公园大厦，公寓主人是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我从衣柜出来时，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心脏处插着一把牙科手术刀 [10] 。我年轻时被太多尸体绊倒过，也许你习惯了，但是我没有，也不太希望自己习惯。

又来了，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刚刚撞上衣柜门的东西就是那个——一具尸体，死得像肉酱罐头似的，在从垂直到水平的笨拙转变时撞上了门。如果我现在打开门，那具尸体会挡着路，我会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动了证据，再试着从更适合拉菲兹进出的门缝里挤出去。

或者那人根本没死。说不定衣柜外面那个人只是被打晕了，甚至会在我走出藏身处的时候恢复意识。我衷心祈祷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如果非得有个人躺在那里，那最好是活的——但此刻我真的感受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我匆匆向小偷的守护神圣狄司马斯祷告，让这个人活着，可是不要醒过来，我苦苦哀求着。如果可以的话，我心想，最好把此人搬去斯克内克塔迪 [11] 吧——不过或许这样的要求过分了点。

一个想法忽然掠过我心头，完全不由自主，抑制不住：换作是鲍嘉，就会摆脱这该死的衣柜。

我打开衣柜的门，当然，外面没有尸体。为了确定我还四处找了一遍——虽然尸体不是那种你希望遇上的东西，也不会刻意去找。没有尸体，公寓里面哪儿都没有。曾有两个人进来又出去，其中一个出去时绊了一下，撞在了衣柜门上。

之前铺得很整齐的床，现在皱巴巴的，乱七八糟。我看着纠结在一起的床单，为自己的偷窥行为感到难为情。那是非自愿的，天知道，而且我什么也没看到，也没搞清自己听到的是怎么回事。可是看着这一切，我还是觉得不安。

除了床之外，其他地方看不出来有人来过的迹象。那个穿着制服的家伙，爵士年代的老罗斯福依旧在相框里露出牙齿傻笑。同样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里，同样的回形针依然躺在皮盒子里。

但资料夹不见了。

[1] 奥布松（Aubusson），法国中部城市，以产地毯闻名。

[2] 根付（netsuke），一种日本小坠子，常用来吊在剑柄或和服系带的末端作为装饰，现已成为一种颇有历史意味的美术工艺品。

[3] 指前苏联调整或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政策，由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九年首次提出，并得到戈尔巴乔夫的积极推动，改革最初指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劳动效率，但是后来指增强经济市场意识和结束中央计划经济。

[4] 队长与坦妮尔（Captain＆Tenille），活跃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年代流行乐坛的著名夫妻乐团，由东妮·坦妮尔（Tony Tenille）与丈夫达利尔·德拉贡（Daryl Dragon）组成，曾获格莱美奖。二○一四年坦妮尔提出离婚，原因是达利尔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达利尔未同意。

[5] 这里的原文为英语绕口令“How much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意思是“如果一只土拨鼠能够抛掷木头，它能抛多少呢？”这里翻译时用中文经典绕口令代替。

[6] 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美国经典服装品牌，创立于一八一八年。

[7] 指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Chernobyl disaster）。

[8] 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1725—1798），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以所写的包括他的许多风流韵事的《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而著称，十八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卡萨诺瓦，也引申为风流浪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

[9] 小约翰·赫尔德（John Held, Jr, 1889—1958），美国插画家、作家，以描绘爵士年代的作品而闻名。

[10] 见《衣柜里的贼》。

[11] 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美国纽约州东部城市。

3

几分钟之后，我也不见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继续逗留在那里。我匆匆又检查了一遍那个地方，想着万一那两个人并没拿走资料夹，而只是拿起来狠狠敲了对方一下呢？我确定资料夹并没有藏在梳妆台后面的地板上，或壁炉旁的一堆书里面，或者——任何地方。

然后我就离开了。在公寓里的时候我始终戴着手套，所以没有留下指纹，如果其他访客留下了指纹，那是他们的问题。我把所有东西恢复原状，打开门锁，硬逼着自己用那些小钩子做了他们之前用钥匙所做的事——出来后把门锁上。

我回到十二楼，按了电梯。现在快一点了，服务员是午夜十二点换班，但今夜显然不是碰运气的好时机。结果电梯服务员是个新面孔，但我宁可毫无必要地多爬四层楼，也不想让人怀疑我为什么坐电梯到十二楼最后却去了八楼。

他没跟我说半句话，也没多看我一眼，接待员也一样。门卫则一路盯着我，直到确定我不用他帮忙叫出租车。我走到列克星敦大道，朝上城方向而去，威克斯福德城堡还在原来的地方，看起来跟上次一样又脏又臭，丝毫没有好转。吧台前有六个醉鬼，他们对我的兴趣都不会超过那个接待员或电梯服务员，但谁能怪他们呢？

“差不多一个小时前，我来过这里，”我告诉酒保，“我不会刚好把手提公文包掉在这里了吧？有没有？”

“你是说像文件包的那种？”

“对。”

“差不多这么宽这么高，有个黄铜锁？”

“你没看到吧，有吗？”

“恐怕没有，”他说，“我不敢保证，可是我想你刚刚来的时候没带着。我记得你，你和另一个家伙一起来，他匆匆喝了杯双份的，好像急着要去赶火车似的，而你没点东西喝。”

“呃，此一时，彼一时。”我说。

“你要喝什么？”

“跟我那位朋友一样，双份伏特加。”

我出去闯空门时是不喝酒的，一滴都不沾，连啜口啤酒都不行。但今夜的活儿已经干完了——如果你想称之为干活儿的话。我更想称之为浪费时间，而且一点都不好玩。

他从同一个瓶子里倒出酒来，就是那个标签上有个戴着波斯羔羊皮帽的家伙露出野蛮笑容的瓶子。酒的牌子叫路德米尔，我没听说过。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觉得自己简直快死了。

“天啊！”我说。

“怎么了？”

“居然有人喝这种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打算告诉我酒里掺了水，那就不要浪费你的口舌了，行吗？因为没这回事。”

“掺水？”我说，“如果这里头有加任何稀释的东西，我猜那会是甲醛。路德米尔，嗯？没听说过。”

“这玩意儿我们刚卖了一个月左右，”他说，“我不负责进货，不过老板命令我把这玩意儿拿来当招牌伏特加，你猜这意味着什么？”

“很便宜。”

“说对了。”他说着举起酒瓶，研究着标签。“产自保加利亚，”他念着，“反正是进口的。这里说是百分之百纯伏特加。”

“至少百分之百。”

“标签上那家伙看起来很快活，对吧？好像他要开始跳舞了似的，就是手臂抱在胸前、蹲着像要坐下、可是下面根本没椅子的那种。要是你我去做那种动作，会一屁股摔在地上。”

“反正我会摔。”我说。

“这酒是便宜的烂货，”他说，“可是我卖了这么久，你是第一个不喜欢的。”

“我没说不喜欢，”我说，“我只是说里面一定加了洗甲水 [1] 。”

“你刚刚说是甲醛。”

“是吗？”我想了想。“你肯定是对的，”我说，“唔，再给我来一杯怎么样？”

“伙计，你确定吗？”

“我什么都不确定，”我说，“不过再给我来杯一模一样的吧。”

第二杯比较容易入口一些，第三杯可能更容易，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亲身实验比较好。我走出威克斯福德城堡时感觉比走进去时要好，而对于一瓶伏特加，你还想要求什么呢？

我来到雨果·坎德莫斯的褐石公寓，在门厅找到了他家的电铃，试着确定刚刚按铃时有没有把公文包换手。琢磨了半天，我觉得这要看我一开始是哪只手提着公文包的。如果是左手提，那没问题，我可以轻易伸出右手食指按铃。而如果是用右手提，我就得极度尴尬地将左手食指横过整个身子去按铃。因此——

因此没有结论。那个公文包可能在楼上也可能不在，我马上就会知道了。此刻我两手空空——没带着公文包，而且，可惜呀，也没有那个淡褐色皮面烫金的资料夹。我随便挑了一个手指头，按了电铃。

没反应。

我等了一会儿，再按一次。还是毫无反应，这时我发现自己充满渴望地盯着锁住的门。我知道打开这个锁不是问题，而且也不期待上面四楼的锁会构成什么挑战。我不明白坎德莫斯是怎么了，他是等我等烦了，跑到街角去吃炒蛋了吗？那我可以趁女招待给他的咖啡续杯的时候进去再出来。

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回我的公文包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我早晚得跟坎德莫斯谈，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设法搞清为什么，但是没那么急。

我把手放进口袋，手指贴近我那一小串窃贼工具。

慢着，我想。如果他在家，正轻松地躺在浴缸里或正在款待访客；或者他出去了，回来时碰到我正在行动。“哦，嗨，雨果。我在薄伽丘大楼失手了，想花几分钟偷你的公寓。”

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抵挡不了顺手牵羊的冲动。我既不是极端反社会分子，也不是窃盗狂，我不偷朋友的东西，可是雨果·坎德莫斯算朋友吗？他以前是埃博尔的朋友，或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还挺喜欢他的，也觉得跟他意气相投，但那是在他送我出门、让我关在衣柜里、且两手空空地回家之前。这或许不是他的错，而且凭良心说，可能我动作不够快也是部分原因，但不管该怪谁，都会减损我们友谊的牢固程度。

此刻站在门口，我还可以保持冷静，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洗劫坎德莫斯的公寓。但如果我上楼，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我的目光、扯紧我的心弦，那我会有什么感觉？不是那张华丽的奥布松织花毯，那太大了没法偷，但那块西藏老虎毯呢？或是极容易包起来扔进手提箱的那些日本根付呢？或者，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甜蜜蜜且无法追踪来源的现金了。我或许把持得住，可是我很痛苦，而且刚才的任务失败了，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放过五千美元亮闪闪的钞票，而且我又喝了两杯路德米尔，而且——

哦。

我不能进去，能吗？我喝了酒，我是喝酒不开工、开工不喝酒的。

于是问题解决了。

我又按了一次门铃，别问我用的哪个手指。我不期待有回应，也没得到回应。我离开那幢大楼，走了一两个街区，让自己的脑袋清醒点，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叫住了。

我几乎以为会三度遇上迈克思·费德勒，但没人会那么走运。这回我的司机是个年轻人，边开车边吃开心果，扔得前座满是果壳。他一路横冲直撞地把我送到家，差点没把我的骨头颠散。

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收好工具和手电筒，脱掉衣服冲澡。我洗了很久，想就这样洗一整夜，但出了浴室，黑夜依然。我穿上浴袍，给自己倒了杯睡前酒，不知道喝过路德米尔之后再喝苏格兰威士忌会是什么感觉。

我喝了半杯，然后从皮夹里找出有雨果·坎德莫斯电话的那张纸条。现在打去会太晚吗？有可能，但我还是抓起电话拨了号码，响了两声之后，有人接了电话：“喂？”

听起来不像是雨果。

我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同样的声音又喂了一次，这回听起来有点暴躁。

肯定不是雨果。

我把听筒放回电话座上。

我又啜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在心里列了一个单子。第一项：我的薄伽丘大楼8B之行结果很凄惨。第二项：应该在家里等着我带资料夹过去的雨果·坎德莫斯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不在。第三项：一个小时后，别人接起了他的电话，此人绝对不是雨果·坎德莫斯，但奇怪的是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赫伯曼队长？不，想了一会儿我断定不是。肯定不是赫伯曼队长。但很熟悉，肯定是我听过的。

哦。

我拿起电话，犹豫着，然后拨了号码。这回响了一声那家伙就接了起来，一开始什么都没讲，光是这样就几乎足以确定我的直觉。然后他说：“喂？”之后又喂了两声。是他，没错。

我挂了电话。

“见鬼。”我大声说，拿起酒杯皱眉瞪着。我怎么会卷入这样一堆烦恼里？连续看了十五个晚上亨弗莱·鲍嘉演的电影，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我该看劳莱与哈迪 [2] 的。

[1] 一般洗甲水的主要成分为丙酮。

[2] 劳莱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长期搭档演出滑稽片的两位美国演员。

4

世上那么多城市中有那么多家书店，她偏偏走进我这家。 [1]

那是两个星期前的事情，星期三下午三点钟。当时我在柜台后头，鼻子正凑在一本书上。那本书是《东方的遗产》，威尔与艾莉尔·杜兰特所著的十一卷本《世界文明史》中的第一本。多年来，“每月选书”俱乐部就好像基甸在宣扬《圣经》似的宣传这套书，藏书稍丰的人很少没有一整套，而且通常都保持在原始状态——蒙了尘埃的书衣还没被碰过，书脊完整无裂纹，里面的书页尚未被人类的眼睛接触过。

我从利泽尔先生那儿买下巴尼嘉书店时，存货里就有这套书，几年下来我偶尔会买一套，时不时还能卖掉一套。卖的和买的差不多，于是通常我总会存有几套，一套放书架上，其他则装箱放在后面。那个星期三，我总共有四套存货，因为我前一天下午才买了一套，不是想囤积，而是因为我买了一批旧书，其中包括一些状况良好的斯坦贝克和福克纳的初版书。星期二晚上打烊时，我已经把《献给未知的上帝》和《犹豫不决的战争》 [2] 卖给一个熟客赚回了成本，因此觉得这套杜兰特不是那么占地方，还决定也许自己也该看看他们是怎么算人类历史这笔总账的。

我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本书上的时候，她走进了我的书店，也走进了我的生命。

这是个完美的春日，是那种神奇的纽约午后，会让你想不通怎么有人会愿意住在别的地方。我的店门大开，所以她进来时上头的小门铃没响。我那只通常会迎接顾客、无耻地摩擦顾客脚踝以吸引其注意的猫儿拉菲兹，这会儿却躺在窗台的一角阳光下，展示它著名的抹布形象。

即使如此，我也知道来了顾客。我微微扫了一眼，然后她经过柜台前方，消失在一排书架后头，留下一抹香水味儿。

我没抬眼。当时我正看到第二或第三章，有关食人的部分。准确一点说，我正在看一些部落——我忘记是什么了，你可以自己买回去看，我会算你特价——那些部落从不举行葬礼，从来不需要在土葬和火葬间做艰难的抉择。他们会把死人吃掉。

我试着看下去，但心思却转到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的另一番景象。弗兰克·坎贝尔会是个承办宴会的服务商，而沃尔特·E.库克拥有一家大型连锁快餐厅。 [3] 皇后区的长岛高速公路沿线不是坟场，而是热狗摊，还有——

“打扰一下。”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声音，因为我还没抬头看到她就听到那声音了。她的声音低沉、沙哑，而且有欧洲口音。

那个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接着我抬头隔着柜台看向她。我想我的心脏没有停止，也没有少跳一下，或者产生任何诸如此类让心脏专家可以有一番说道的变化，但她的确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会怎样形容一个美女，写一堆烦人的形容词？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身高（五英尺七英寸），她的发色（淡棕色加几缕挑染的红色），她的皮肤（亮白、清透、完美无瑕）。我还可以认真地用医学分类词汇一一详述她的五官（高而宽的前额，挺拔的眉骨，位置适中的大眼睛，挺直而纤细的鼻子）。或者描述她如何让我神魂颠倒（皮肤好似象牙上带了一抹红，棕色眼睛深得可以淹死人，一张生来用于接吻的俏嘴）。抱歉，我做不到。你得自行想象。

世上那么多城市中有那么多家书店，她偏偏走进我这家。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你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我正在看书，”我说，“不重要。”

“你在看什么？”

“《世界文明史》。”

她抬起完美的眉毛。“不重要？”

“没有什么是不能等的。苏美尔人已经等了几千年，再等一会儿也没关系。”

“你正在看苏美尔人？”

“还没有，”我承认，“他们是这本书里的第一个文明，不过我还没读到。现在我还停留在史前时代。”

“啊。”

“早期人类，”我说，“他们的希望、恐惧、明天会更好的美梦，以及迷人的习俗。”

“迷人的习俗？”

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特别是这个部落，”我说，“或者可能不止这一个。”

“他们怎么了？”

“他们吃死人。”天哪，我怎么会谈起这个？她什么都没说。我的眼睛往下落到书页上，一个句子抓住了我的视线。“火地岛人，”我说，“比较喜欢女人而不是狗。”

“是指用来做伴？”

“指用来当晚餐。他们说狗肉的味道像水獭。”

“这么说水獭的味道不好？”

“不知道，”我说，“尝起来应该像鱼吧。”

“火地岛人。我从没听过。”

“现在听说了。”

“嗯，没错，现在听说了。”

“我也没听过，”我说，“我想达尔文写过他们，他们住在火地岛，位于南美洲的最南端。”

“现在还住在那里吗？”

“不知道。不过我跟你说，如果我去那儿拜访火地岛人，我会自带午饭。”

“还有你自己的女人？”

“我没有女人，”我说，“但如果有的话，我不会带她去火地岛的。”

“那你会带她去哪里？”

“要看她的意思了，我大概会带她去巴黎。”

“真浪漫。”

“要么就带她去看电影。”

“这也很浪漫，”她说，双唇弯出一个微笑，“我想买书，你能卖给我一本吗？”

“不要这本？”

“不要。”

“很好。”我说着合上那本《东方的遗产》，放到身后的书架上。她手上已经拿着一本书了，她把书放到柜台上，我看到是克利福德·麦卡提所写的《亨弗莱·鲍嘉的电影》，精装，三十年前由堡垒公司出版。我检查了衬页上用铅笔标示的价钱。

“二十二美元，”我说，“另外，我是个诚实的商人，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还有一本平装版。书名有一点不同，不过是同一本书。”

“那本我已经有了。”

“那本是大约十五美元——如果我的记忆力管用的话，通常挺管用的。”我眨眨眼，“你刚才是说，那本书你已经有了吗？”

“对，”她说，“那本书的书名是《亨弗莱·鲍嘉电影全集》，而且你的记忆力很管用，书价是十四块九毛九。”

“而你已经有了。”

“对，我想买一本精装。”

“我猜你是个影迷。”

“我太爱他了，”她说，“你呢？你喜欢他吗？”

“从没有人能和他一样。”我说。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任何人。“他很特别，不是吗？他有——”

“有自己的调调。”

“我正想这么说。”我的指尖放在那本书上，朝她的手指靠近。她的指甲修剪过，涂了厚厚的深红色甲油。我的则没有。我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手指触碰她的，然后说：“嗯，我有一本乔丹·曼宁写的鲍嘉的传记。至少上次我看到时还在。”

“我看到了。”

“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很难找。但我想你也已经有了。”

她摇摇头。“我不想买。”

“哦？那本书应该不错，但——”

“我不在乎，”她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他的一生？我不在乎他生于哪里，或者爱不爱他的母亲。不管他娶过几个太太，喝了多少酒，或死因是什么，我根本没兴趣。”

“是吗？”

“我爱的是银幕上的他，”她说，“那个亨弗莱·鲍嘉。《卡萨布兰卡》里的里克·布莱恩，《马耳他之鹰》里面的萨姆·斯佩德。”

“《兰闺艳血》里的迪克森·斯蒂尔。”

她的眼睛睁大了。“每个人都记得里克·布莱恩和萨姆·斯佩德，”她说，“还有《碧血金沙》的弗雷德·多布斯，以及《长眠不醒》里的菲利普·马洛。可是谁记得迪克森·斯蒂尔？”

“我想我记得，”我说，“别问我为什么，我记得很多书名和作者，这一行的职业病，另外我想我也很擅长记角色的名字。”

“《兰闺艳血》。他在里面演一个编剧，迪克森·斯蒂尔，你记得吗？他必须把一部小说改编为剧本，可是他根本读不下去这本书，于是找了个衣帽间的服务小姐来讲故事给他听。后来她被谋杀了，他就成了嫌疑犯。”

“可是还有另一个女孩。”我说。

“格洛丽亚·格雷厄姆。是他的邻居，给他作了不在场证明，然后爱上他，替他打手稿、做饭。可是她发现了他暴力的一面，有次车祸，他揍了那个司机；另外一次，他的经纪人在他没完全定稿前拿走他的剧本，也挨了揍。她觉得他一定是杀害那个衣帽间女孩的凶手，于是打算离开他。他发现了，掐她的脖子。你记得吗？”

依稀记得，我心想。“记得很清楚。”我说。

“然后电话响起。衣帽间女孩的男友已经自首，承认犯下那桩谋杀案。可是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迟了，格洛丽亚·格雷厄姆只能站在那儿，看着他永远走出她的生命。”

“你不需要买书，”我说，“不用精装本也不用平装本。你什么都记得。”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看得出来。”

“我的英文是跟着他的电影学的。总共有四部，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录像带，跟着他和其他演员说台词，矫正发音。可我还是有口音，对不对？”

“这样很有魅力。”

“你这样觉得吗？我觉得你才有魅力呢。”

“你很美。”

她垂下眼睛，从皮包里面拿出钱包。“我要买这本书，”她宣布，“二十二美元，对吧？然后这是销售税。”

“别管税了。”

“哦？”

“也别管那二十二美元了。行了，这本书是我送你的礼物，请一定收下。”

“可我不能接受。”

“当然可以。”

“我想付钱，”她说着放了一张五美元和两张十美元在柜台上，“请收下。”她说。

我把书放进纸袋，递给她，然后找给她三美元。我没在收银机上头敲出这笔买卖，所以我也没收她税款。不用告诉政府。

“你真好心，”她说，“可如果你这样送书的话，怎么赚钱呢？”她把手放在我手上。“我想你隐藏在外表之下没显露的内在一定很丰富。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你很像他。”

“像谁？”

“亨弗莱·鲍嘉。有人告诉过你吗？”

“没有。”我说，“从来没有。”

她昂起头，审视着我。“不是外表，”她说，“你长得和他不像，声音更是差得太远。但有种说不出来的什么，不是吗？”

“这个嘛，唔——”

“你有双重身份吗？”

“每个人不都有吗？”

“或许吧，”她说，“你会不会像迪克森·斯蒂尔那样，有隐藏的暴力倾向？”她抬起头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想不会。可是总有些什么，不是吗？一定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东西，我只能说这么多。”

“是吗？”

“哦，是的。非常浪漫。”她的双唇漾出一个理解的笑容，“今天晚上带我出去。”

“任何地方都行。”

“不是去巴黎，”她说，“那会很浪漫，不是吗？我们这样相遇，今晚就飞到巴黎去。但我不要你带我去巴黎，还不到时候。”

“巴黎可以等。”

“没错，”她说，“巴黎随时可以去。今晚你可以带我去看电影。”

*　*　*

她离开之后，我走过去碰碰拉菲兹，确定它还活着。她在的时候，拉菲兹一直没有变换过姿势，很难想象它会没注意到她。我搔搔它的耳后，它晃晃脑袋，看了我一眼。

“你错过她了，”我告诉它，“回去睡觉吧。”

它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轻巧地从窗台跃下，匆匆去找它的水碟。拉菲兹是一只灰色虎斑猫，而我在这世上最要好的朋友卡洛琳·凯瑟则向我保证拉菲兹是一只马恩岛猫。后来我曾花了一些时间研究此事，倒不那么有把握。我只能说，拉菲兹身上唯一的马恩岛猫特征，就是没有尾巴。

无论是不是马恩岛猫，拉菲兹都是一只勤奋工作的好猫，自从它进驻后，我就不再有过任何一本书遭到老鼠的毒手。我忽然想到，自己亏欠它许多。如果有只老鼠啃坏了《亨弗莱·鲍嘉的电影》的书脊，那我就得把这书扔掉，或者放在三本一块的特价桌上。那么正如她静静地走进我的店一样，她也会静静地走出去，而我会继续读威尔·杜兰特的书，对整件事浑然不觉，如同拉菲兹一般。

我伸手拿起电话，拨到“贵宾狗工厂”，那是卡洛琳白天工作的宠物美容院。“嗨，”我告诉她，“我晚上不能跟你在‘饶舌酒鬼’碰面了。我有约会。”

“这太好笑了，伯尼。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你晚上有没有事，你还说没有的。”

“那是当时。”我说。

“此一时，彼一时？怎么回事，伯尼？”

“一个美女来过我店里。”

“好运都被你抢光了，”她说，“整个下午唯一走进我店里的人，是一个牵着萨路基猎犬的胖子。为什么会有人这样？”

“你是指走进你店里？”

“我是指买一条跟自己不配的狗。他O形腿、胸肌发达，还有个突出的下巴，牵了条体形活像时装模特儿的狗，这像什么样子？他应该养英格兰斗牛犬。”

“也许你可以说服他换一条。”

“太迟了，”她说，“狗养了几天后，就会跟人黏在一起，彼此分不开了。不像人类的关系，因了解而分开。伯尼，这个美女是你以前就认识的吗？”

“完全是陌生人，”我说，“她进来买一本书。”

“然后带着你的心离开，听起来真浪漫。你要带她去哪里？剧院？彩虹屋餐厅？或者什么隐秘的小俱乐部吃饭？那种地方肯定很棒。”

“我们要去看电影。”

“哦，”她说，“第一次约会，看电影一向是个好选择。你们要看什么？”

“两场连映的，《喷射的爱情》和《东京风云》。”

“刚上映的吗？”

“不算是。”

“因为我没听说过。《喷射的爱情》和《东京风云》？谁演的？我听说过吗？”

“亨弗莱·鲍嘉。”

“亨弗莱·鲍嘉？就是那个亨弗莱·鲍嘉吗？”

“那是个影展，”我解释道，“在林肯中心两个街区外的牧歌剧院。今天是第一天，我六点四十五分在售票口和她碰面。”

“电影七点开始？”

“七点半，但她希望能有个好位子。她没看过这两部电影。”

“你呢，伯尼？”

“没看过，但是——”

“因为我也没看过，不过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两部电影我连听都没听过。”

“她是鲍嘉的影迷，”我说，“她重复看他的电影，学讲英语。”

“我猜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你这卑鄙小人’。”

“那是詹姆斯·卡格尼 [4] 。”

“‘再弹一次，萨姆。’这才是亨弗莱·鲍嘉，对吧？”

“很接近了。”

“‘你可以为她弹一次，就可以为我弹一次。她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对不对？”

“对。”

“我也这么想。你说她学讲英语，什么意思？她在哪儿长大的？”

“欧洲。”

“欧洲什么地方？”

“就是欧洲。”我说。

“就是欧洲？我的意思是，法国、西班牙、捷克、瑞典或者，呃——”

“你提到的四个国家中，”我说，“我会投捷克一票。不过实际上我并不清楚，因为我们没谈到那个话题。”我把我们的对话转述给卡洛琳听，跳过了火地岛吃人肉的那一段。“很多事尽在不言中，”我解释道，“很多深情的凝视，很多微妙的地方，很多，嗯——”

“热度。”她建议。

“我想说的是浪漫。”

“那更好，伯尼。我最迷恋浪漫了。这么说，你要跟她在牧歌剧院碰面，然后连看两场老电影。我想那两部电影不是彩色的吧，对吗？”

“闭嘴吧。”

“然后呢？吃晚餐？”

“应该是吧。”

“除非你们俩吃多了爆米花。你们应该会在十点三十分或十一点左右出电影院，然后在那附近吃点东西。然后呢？去她家还是你家？”

“卡洛琳——”

“既然牧歌剧院离林肯中心只有两个街区，”她说，“那里离你家也不会超过两个街区，因为你家到林肯中心只有两个街区。可是说不定她家也离那儿很近。她住哪儿，伯尼？”

“我没问。”

“这么说，她住在纽约，没错吧？她来自欧洲，现居纽约，这两个信息都无法缩小范围。”

“卡洛琳，我们才刚刚认识。”

“你说的没错，伯尼。我真蠢。说不定我只是嫉妒，因为上帝知道，我的生命里也需要一个神秘女郎。总之，如果她是个神秘女郎，你对她一无所知，那样一定会更有趣。”

“我想是吧。”

“而且你已经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了——她很美，而且喜欢亨弗莱·鲍嘉。”

“没错。”

“另外她来自欧洲，现居本市。她叫什么名字，伯尼？”

“呃……”我说。

沉寂片刻。“嘿，名字算什么呢，对吧，伯尼？你知道关于玫瑰的说法吧。嘿，说不定就是那么回事。”

“啊？”

“玫瑰。很多欧洲女人名叫玫瑰，就算不叫那个名字，她们闻起来也一样甜美。 [5] 伯尼，要玩得开心，听到没有？明天午餐时我要听完整报告。或者不太晚的话，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行吗？”

“行，”我说，“没问题。”

[1] 这句是改了一下鲍嘉代表作《卡萨布兰卡》中的经典台词。

[2] 《献给未知的上帝》为斯坦贝克早期小说，《犹豫不决的战争》是福克纳的早期作品。

[3] 这两位都是美国政治家。

[4] 詹姆斯·卡格尼（James Francis Cagney, Jr. 1899—1986），美国电影演员，在电影史上留下很深影响，尤其以硬汉角色著名，代表作有《国民公敌》《玉女风流》等。上文提到的“你这卑鄙小人”（You dirty rat）是影片《出租车》（Taxi！）中的经典台词。

[5] 出自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原文为“玫瑰就算换了名字，香味依然如旧”（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5

两个星期后，又是星期三，也还是五月。接近下午一点的时候，我在门上挂了暂时休息的牌子，告诉世上的爱书人我会在两点回来。十分钟后，我带着两人份的午餐来到了贵宾狗工厂。

我打开装午餐的容器，把食物放进盘子里，同时卡洛琳锁上店门，在窗上挂着“休息中”的牌子。她坐在我对面，审视着她的盘子。“看起来不错，”她说，然后嗅嗅，“闻起来也不坏。这是什么，伯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今日特餐。”我说。

“你连问都没问是什么？”

“我问了，”我说，“那家伙也回答了，可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结果你就点了这个。”

我点点头。“给我两份，”我说，“要糙米饭。”

“这是白米饭，伯尼。”

“我猜他们只有白米饭，”我说，“或者他没听懂我的话。他说的我半个字都没听懂，所以我又怎么能指望他听懂我讲的每句话呢？”

“说得好。”她拿起塑料叉子，然后改变主意，选了筷子，“不管是什么，吃起来还不错。你在哪儿买的，伯尼？”

“‘二人组’。”

“阿比让 [1] 二人组？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非洲食物要用筷子了？而且我觉得这吃起来不像非洲食物嘛。”她又挑起一小口，送到嘴边时停住了，“何况，”她说，“他们的店倒闭了，不是吗？”

“两个星期前。”

“我也记得是这样。”

“昨天又开张了，换了新老板。现在不再是‘阿比让二人组’，而是‘金边 [2] 二人组’了。”

“你再说一次，伯尼。”我照办了。“金边，”她说，“在哪儿啊？”

“柬埔寨。”

“那新店主还保留着旧招牌？”

“嗯，把‘阿比让’涂掉，改成了‘金边’。”

“一定很拥挤。”

的确，新招牌上“金边”几个字母挤成一团。“总比换个新招牌省钱。”我说。

“我想是吧。还记得以前是‘也门 [3] 二人组’吗？再之前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的二人组，不过别问我是哪里。那地方一定风水不好，你不觉得吗？”

“肯定的。”

“我敢说，早在荷兰人拥有曼哈顿时 [4] ，那里就有一家餐厅，名叫‘鹿特丹二人组’。”她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着，然后喝了一口布朗博士芹菜汽水。“不错，”她宣布，“我们在哥伦比亚圆环那边吃过柬埔寨食物，对不对？”

“吴哥锅 [5] ，”我说，“百老汇大道和第一二一街或第一二四街交叉口那儿，就在那附近。”

“我觉得这家比较好吃，而且天哪，真是方便多了。我希望他们的生意能做下去。”

“我不敢指望。过几个月，搞不好那儿就成了‘喀布尔 [6] 二人组’了。”

“真惨，不过至少招牌上的位置还比较合适。你这芹菜汽水是在二人组那儿买的吗？”

“不是，是在一家熟食店买的。”

“因为配着柬埔寨食物很棒，不是吗？”

“好像天生就是配这菜的。”

我们又吃了些今日特餐，喝了些芹菜汽水。然后她说：“伯尼，你们昨天看了什么？”

“《愤怒的二十年代》。”我说。

“又看了一遍？你们星期一晚上不是看过了吗？”

“你说得太对了，”我说，“我把这些片名都搞混了。”我合上双眼想了一会儿。“是《冲突》。”我说。

“《冲突》？”

“还有《兄弟帮》。”

“我一个都没听过。”

“确实。几年前我可能在电视午夜节目里看过《冲突》，觉得有点熟悉。鲍嘉爱上了他老婆的妹妹亚丽克西斯·史密斯。他在一场车祸中伤了腿，可是假装自己已经痊愈，好谋杀他的太太。”

“伯尼——”

“西德尼·格林斯特林特演的心理医生设了个陷阱抓住了他。看，就是这样……你不介意吧？”

“不是很介意。”

“《兄弟帮》非常有趣，主角是爱德华·鲁宾逊，他演一个黑帮老大，鲍嘉趁他在欧洲的时候接管了帮派。他回国后，鲍嘉的手下想谋杀他，结果他逃到修道院躲起来，以‘奥奇兄弟’的名字在那儿住下，照管花木。”

“看完电影呢，伯尼？你们跑到修道院躲起来了？”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你们去喝咖啡了，对吧？电影院那个街区往前走有个小店，喝了两杯意大利特浓咖啡。”

“对。”

“然后你回了家，伊洛娜去她要去的地方。我从没遇到过叫伊洛娜的人。事实上，我唯一听说过的伊洛娜是伊洛娜·梅西，如果不是为了玩字谜，我也不会知道这个名字。提示是：‘梅西小姐，五个字母。’她跟乌塔·哈根、乌娜·默克尔、依娜·贝林一样有个怪名字 [7] 。”

“别忘了还有依玛·霍格。”

“我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你们两个看完电影后就分开了，对吧？”

我叹了口气。“对。”

“怎么了，伯尼？”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说，“这是九十年代，记得吗？约会变成全新的游戏了。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第一次约会就急着跳上床。慢慢来，要先彼此了解，然后——”

“伯尼，看着我。”

“我又没躲避你的眼睛。”

“你当然有，不过我不怪你。‘人们不会第一次约会就跳上床。’那你跟这位小姐约会多少次了？”

“几次。”

“十四次有吧？”

“不可能那么多。”

“两星期以来，你们每天晚上都出去。你已经看了二十八部亨弗莱·鲍嘉的电影。二十八部！而你们最亲密的肉体接触，也只是拿爆米花时不小心碰到对方的手。”

“不是这样的。”

“是吗？”

“有时我们看电影时会握着对方的手。”

“那我更有把握了。这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吗，伯尼？你们是灵魂伴侣，没有真正的肉体吸引力？”

“不，”我说，“相信我，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扮酷扮得过头了，等着她先采取行动？”

“不是，”我说，“第一天晚上，我提议去她家看看。其实心里除了想跟她吻别外，没有什么其他念头，但她拒绝了，自己叫了出租车，我也没坚持。我只是很高兴，省得我乘出租车穿越大半个纽约，然后再乘车回来了。”

“她住那儿？东区？”

“我想是吧。”

“你不知道她住在哪儿？”

“不完全清楚。”

“不完全清楚？”

“我说我住的地方只离牧歌剧院几个街区。她说我很幸运，她住得很远。”

“你没问在哪儿？”

“当然问了。”

“结果呢？”

“‘哦，很远的一段距离。’她说，然后她就转换了话题。那我该怎么办？给她来个交叉质询？何况她住在哪儿真有那么重要吗？”

“反正你也没机会去。”

我又叹了口气。“第三或第四次约会，我忘了是哪次，我提议请她来我住的公寓看看。‘改天吧，’她说，‘今天不行，伯尼尼。’”

“伯尼尼？”

“她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我痛恨被拒绝。”

“那有什么稀奇。”

“我是说，我真的受不了被拒绝。她讲得很客气、很体贴，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很愚蠢。”

“所以你就没再试了。”

“当然又试过，几天后我又问了一次，再度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星期六看完电影后，我说我讨厌夜晚就这样结束，于是我们就去散步。”

“然后呢？”

“我们沿百老汇大道走到八十六街，然后又沿着马路另一边往市中心走，偶尔停下来，来几个热情的拥抱。”

“拥抱和接吻？”

“拥抱和接吻。走到哥伦布圆环时，我们又相吻，然后她往后抽身，看着我的眼睛，叫我送她上出租车。”

“她不让你跟着上车？”

“‘咸在不荒便，伯尼尼。’”

“我不知道她的口音那么重。”

“当时她都热情得口齿不清了。”

“而她的热情促使她——”

“钻进出租车。”

“你看呢，伯尼？她是在挑逗你吗？”

“我想不是。”

“或是搭免费车，只想吊你胃口，看你能值多少。”

“那我一定值不了多少，”我说，“她自己花钱买票，出租车钱也自己付。”

“那看完电影的咖啡钱呢？”

“我们轮流请。”

“爆米花呢？”

“我买的。”

“好，答案揭晓了，她只是为了吃爆米花。或许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

“我马上就想到了，”我说，“然后我问自己，一个已婚女人怎么可能每天晚上偷溜出去四个小时？”

“她可以告诉丈夫说她在新学院上一个保温筒花边制作课。”

“一星期上七天？”

“谁知道？也许她根本什么也不必说，也许她丈夫在调频电台主持晚七点到午夜的谈话节目。‘好，各位听众，今晚的话题是：忠实的妻子和忠实的丈夫。赶快打电话进来吧！’”她皱皱眉，“问题是，她的行为对于一个已婚妇女来说有点反常，以往我犯傻交往的那些都只想上床。她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出现在公众场合，更别说在街角亲嘴了。”

“我不认为她已婚。”

“是吗，她的说法是什么？”

“不知道。她好像对谈论自己并不怎么热心。我们约会四五次之后，她才告诉我她是从哪里来的。”

“我记得，那阵子你最多只能把范围缩小到欧洲。”

“我不是没问过她，这问题又不会不礼貌，对不对？‘你来自哪里？’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要求看她的退税证明或听她的性爱史，对吧？”

“也许在安纳特鲁利亚是个敏感的话题。”

“也许。”

“你知道吗，伯尼，我从没听过安纳特鲁利亚。”

“嗯，别难过。大部分人都没听过，你知道，那地方以前从未建国，现在也没有。我听过，只是因为我小时候集邮。”

“那地方以前从未建国，现在也没有，可是却发行邮票？”

“大概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我说，“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很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维持了大约十五分钟，其中一些国家还发行邮票和临时货币，以增加信用。第一套安纳特鲁利亚邮票是一系列土耳其语的套印邮票，很罕见，可是又不值那么多钱，因为套印邮票通常很容易伪造。然后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出了一套真正的安纳特鲁利亚邮票，右上角有个小圈圈，邮票上是弗拉多斯一世的头像，同一套里每张邮票都有不同的图案，是在布达佩斯制版和印刷的。”

“慢着。布达佩斯位于安纳特鲁利亚？”

“不，位于匈牙利。”

“我也这么想。”

“那些邮票从未送到安纳特鲁利亚，”我解释道，“事实上，唯一曾经独立的安纳特鲁利亚政府，是个流亡政府，由一群分散在东欧的人联合组成。然后他们试图游说国际联盟，可是毫无成效。他们甚至把威尔逊总统放在他们的邮票上，希望能有好处。”

“为什么是威尔逊？他有亲戚在安纳特鲁利亚吗？”

“对一个追求自我认同的国家来说，他是个大人物。但那套邮票印出来时，美国总统成了哈定。我怀疑安纳特鲁利亚人有没有听过哈定，我很愿意打赌，哈定也没听过安纳特鲁利亚。”

“我也没听过。这地方到底在哪儿？”

“你知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交界处吧？”

“大概吧。不过现在不再是南斯拉夫了，伯尼。现在是五个不同的国家。”

“嗯，其中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就是安纳特鲁利亚，另外也包含一部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总之，伊洛娜就出生在那儿，可是她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她在布达佩斯住了一两年，或是在布加勒斯特。”

“或许两个地方都住过。”

“或许。她也去过布拉格，以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

“以前？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哦，对了。你知道诡异之处在哪里吗？在欧洲决定成为一个大国家的同时，南斯拉夫决定自己要变成五个小国家。现在我们得说前南斯拉夫、前苏联，还有前捷克斯洛伐克了。就像‘前任乔的店’，你还记得‘前任乔的店’吗？”

“怎么会不记得。”

“哦对了，我们不喜欢他们的食物，对吧？我猜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没经营多久。在西四街和西十街的交叉口有个餐厅叫‘乔的店’，倒闭好几年了，店就空在那儿。”

“我知道。”

“然后呢，终于有一家新餐厅搬了进去，店名就叫‘前任乔的店’。现在这家店也关门了，事实上关门很久了，等到终于有人接管之后，他们的新店名要叫什么？‘前任的前任乔的店’？”

“或者‘安纳特鲁利亚二人组’。”

“我想任何事都有可能。你今晚会跟她碰面吗，伯尼？”

“会。”

“再去多看一些鲍嘉的电影？”

“嗯。”

“这个影展会持续多久？”

“还有十天或十二天吧。”

“开玩笑。”她瞪着我，“不会吧，那家伙拍过多少部电影？”

“七十五部，可是他们没法全部弄到。”

“真可惜。你们还要这样磨多久，伯尼？”

“不知道，”我说，“我还有点乐在其中。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我还想不透自己在干什么，然后整件事变成了另一个魔幻的世界，每天晚上我可以溜进去几个小时。”我耸耸肩。“毕竟，”我说，“那是鲍嘉呀。看他的电影永远充满乐趣，即使是一些从没听过的烂电影。而如果碰到我看过十几回的电影，唉，谁会对《卡萨布兰卡》和《马耳他之鹰》生厌？每多看一次就会愈发觉得好。”

“今天晚上的节目是什么？”

“《叛舰凯恩号》，”我说，“还有《摇晃你的小姐》。”

“我记得《叛舰凯恩号》。他在里头很棒，玩那些弹球。”

“我想应该是钢珠吧。”

“你说的应该没错。另一部怎么样，那个《摇晃你的同伴》？”

“是《摇晃你的小姐》。”

“我没听说过。”

“没人听说过，鲍嘉在里面演一个密苏里州的摔跤手经纪人。”

“你胡编的。”

“才不是呢，宣传单上说，里根在里头演一个小角色。”

“里根？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就是他。”

“哦，至少他只演个小角色。密苏里州摔跤，我敢说还有方块舞，不然片名为什么会叫《摇晃你的小姐》？”

“或许你是对的。”

“摔跤、方块舞和罗纳德·里根。伯尼，猜猜怎么着？我敢说你今晚要走运了。如果任何女人让一个男人陪她经历过这些，一定会奖赏他。”

“我不知道，卡洛琳。”

“我知道。”她说，“最好带上牙刷，伯尼，今晚会是你的幸运之夜。”

于是，在鲍嘉深具感染力地演出了奎格队长、以配角身份饰演巡回摔跤手经纪人艾德·海奇，在他的摔跤选手放弃事业娶了女铁匠、将余生消磨在打造马蹄铁之后，我们过街迅速喝了杯意式特浓咖啡，牵着手、交换长长的凝视。然后我们出来，我招了辆出租车，扶着门让她上车时，她投入我的怀抱，给了我一个吻。

“伯尼尼，”她喃喃说道，“跟我走。”

“跟你走？”

“跟我回家，现在。”

“哦。”我说。我正结结巴巴地准备胡编个什么借口脱身，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了这十五个夜晚看过的电影。“今天不行，亲爱的，”我慢条斯理地说，“恐怕我得申请延期再去了。”然后我轻吻她的唇，送她上车关上门，看着她驶离我。

好个幸运之夜。

[1] 阿比让（Abidjan），科特迪瓦最大的城市。

[2] 金边（Phnom Penh），柬埔寨的首都。

[3] 也门共和国（Yemen Republic），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

[4] 有文件史料记载，一六二六年，荷兰殖民者以六十荷兰盾买下了曼哈顿。

[5] 这家餐厅叫“Angkor Work”，明显取自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Angkor Wark）。

[6] 喀布尔(Kabul）是阿富汗的首都。

[7] 伊洛娜·梅西为美国演员，一九五○年曾主演电视影集《伊洛娜·梅西小姐秀》，字谜中提到的其他人均为美国女演员。

6

我醒来时，脑袋出奇的清醒，简直令自己感动，然后到市中心，赶在十点前开店。我喂了拉菲兹，把它的水碟装满，将三本一块的特价桌拉出来，然后坐在柜台后面读威尔·杜兰特。他向我保证，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个险恶之地。我发现这话有奇特的安抚作用。

我关上店门，抵挡晨间的寒意，因此每逢门开，我都听得到门上的小铃叮当作响。上午有两个进来逛的，做了两笔生意，每笔几块钱。另外我还检查了毛克利 [1] 带来的那堆书。他是个怪人，看起来好像真是狼养大的——憔悴、眼神空洞，一丛乱发加上参差不齐的胡子。速度和酸质在他脑子里烧了几个大洞，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博士课业，过着流浪生活，从一个废弃建筑搬到另外一个，随遇而安。

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收藏书，离开校园后，就不断变卖。等到发现巴尼嘉书店时，他的存书已经差不多卖光了，不过我还是买了一些书，包括一套状况很好、很干净的吉卜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不见踪影，我猜他又开始吸毒了，变得对这个星球毫无感知，可是当他再度出现时，他的行为又恢复了正常，有点边缘人的味道。他现在把自己的化学探险限制在普通烟草和偶尔注射一剂有机麦司卡林 [2] 上，同时靠在街头市集、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买书并转售给我这类人维持生计。

我挑了几本，其他的没要。他有几本状况不错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装本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卫·古迪斯和彼得·瑞伯写的，但我的顾客不会用收藏品的价格买这类东西。“我猜也是。”他说，“我打算拿去卖给‘伙伴和犯罪’书店的乔。不过猜你也许想看看。你不觉得这些封面很棒吗？”

我承认很棒。我挑了一本托马斯·沃尔夫的传记和一本马克·肖瑞尔写的辛克莱·路易斯传记，还有其他两本我觉得能卖出去的书，然后我们讨价还价，直到谈定一个我们两人都能接受的价钱为止。最后，我问了他一个平常收购书籍时常会问到的问题。

“这些书不是偷来的吧，”我问，“是吗，毛克利？”

“不然还能是怎么来的？‘财产即窃盗。’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伯尼？”

“蒲鲁东 [3] 。”

“给这位先生一支雪茄，的确是蒲鲁东。事实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但你不会猜是他，对吧？”他又说了几句，然后开口道，“我该怎么说呢，伯尼？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我偷的，我知道自己转卖能赚一笔，于是从萨莉·安的店里用两块钱买来，除非这也算偷。算吗？”

“如果算的话，”我说，“那我们两个麻烦就大了。”

下一次门上的铃响起，是两个耶和华的见证人 [4] 想跟我谈谈，我们进行了一段友善的谈话。蒲鲁东的名字一次都没再出现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也没有。我不得不缩短谈话——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说下去——不过他们离去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我又继续看威尔·杜兰特。几分钟后，铃再度响起，但这次我没抬头，直到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好呀，好呀，”说话的人是金钱能收买到的最好的警察，“这不是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尼吗？每次碰到你时，你都把鼻子凑在书上，伯尼。这也难怪，你的屁股不就摆在书店里嘛！”

“你好，雷。”

“‘你好，雷。’热情点嘛，伯尼。不然听起来好像你不是很乐意见到我似的。”

“你好，雷！”

“这回好点了。”他身子往前倾，一个胳膊肘撑在柜台上，“不过我每次路过来看你，你好像都很紧张，似乎在等着第三只鞋子掉下来。你觉得这是为什么，伯尼？”

“我不知道，雷。”

“我的意思是，你在紧张什么？可敬的生意人，你从未迷失在法律的界限之外，如果一个警察兄弟来到你店里，你应该会觉得松一口气才对啊。”

“兄弟。”我说。

“怎么样，伯尼？”

“我喜欢这个词儿，”我说，“一个警察兄弟。我喜欢这个。”

“好吧，那是我的荣幸，伯尼。想用就随时拿去，没关系。对了，告诉我一点事情，可以吧？”

“只要我知道。”

“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原来他手里提着个公文包，在柜台下面。

“的确见过，”我说，“见过很多次了。这是我的公文包。你怎么会认识雨果，又怎么会替他跑腿呢？”

“你在胡扯什么，跑腿？”

“不然该怎么说？我告诉过他，不必急着还我的。”我伸手去拿公文包，雷缩回去不让我碰。我看着他，满腹疑惑。“怎么了？”我问，“你到底要不要把那玩意儿给我？”

“我不知道，”他说，把公文包平放在柜台上，大拇指按着小铜扣，“你猜里面有什么？”

“帝国大厦。”

“啊？”

“林白的孩子 [5] 。还要我猜几次？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雷。雨果·坎德莫斯前几天离开这里的时候，里面有几幅他不希望冒险被弄皱的手工上色的版画，另外还有他路上买的几包东西。”

“我不知道你也卖画，伯尼。”

“我没卖，”我说，“别问我他在哪儿买的，我只卖给他一本诗集，五块钱外加税。”

“然后你就奉送了这个公文包，很慷慨嘛。”

“我借给他的，雷。他是个高尚的老绅士，也是个好顾客。换了其他人我不会这么做，但跟他相处很愉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会买书。怎么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啪的一声拨开锁扣，打开公文包。

“咦，看起来是空的，”我说，“表演得不错，雷，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你不觉得吗？”

“看起来是空的，”他说，“对吧？但其实不是。”

“里面有空气？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上物理课？”

“我不需要物理学，”他说，“我准得像时钟一样。里面有你的印子，伯尼。”

“你说那些版画？”我往前凑，斜眼看着，“它们大概变透明了，我看不见。”

“不是那种印子。我指的是你的指纹。”

“我的指纹？”

“一整套。”

“哦，很好，”我说，“不过我并不太惊讶。这是我的公文包，我已经说过了。”

“没错，伯尼，惊讶的是，你居然会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这有什么可耻的？这不是路易·威登的昂贵名牌，不过也还是个值得尊重的包。如果你打算告诉我这是偷来的，诉讼时效也早就过了。我有这玩意儿至少十年八年了。”

他摆出一个类似罗丹雕塑名作“沉思者”的姿势，搜寻似的看了我半天。“你比人行道上的冰还滑溜，”他说，“我还以为拿这包给你看的话，你至少会抖一抖，但你没有，而且好像早就料到了。打电话的人是你，对吧？”

“你在胡扯什么？”

“少装蒜了，告诉你，我们一采到指纹，发现是你的，我就等不及要听你解释你的指纹怎么会在这个坎德莫斯的箱子上印得到处都是。我猜那会是个不错的故事。可是你编了一个更好的，居然有胆子说这是你的包。我喜欢这样，伯尼。真有想象力。”

“偏巧这是事实。”

“事实，”他酸溜溜地说，“什么事实？”

“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执法人员了。”我告诉他，又问，“坎德莫斯怎么了？”

“有谁说他怎么了？”

“哦，得了吧，”我说，“你为什么没事去找个空包采指纹？你在他公寓找到这玩意儿，他可以告诉你包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唯一的结论就是，他没说任何话。不是他不在那儿，就是他没法说话了。结果是哪一个？”

他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我想没有理由不告诉你，”他说，“反正，再过两个小时你就会在报纸上看到。”

“他死了吗？”

“如果不是，”他说，“那他装得可真像。”

“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伯尼。我还指望会是你呢。”

“想想清楚，雷。记得吗？每次到最后都不是我。我不会杀人。那不是我的作风。”

“我知道，”他说，“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从来都不是个暴力分子。但现在这个年头，如果你闯进人家空门，主人忽然冒出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别跟我说你这阵子所有时间都在卖书之类的屁话。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偷，伯尼。你改不掉闯空门的习惯。”

我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告诉我有关坎德莫斯的事情，”我说，“他是怎么被杀的？”

“有什么用呢？死了就是死了。”

“你怎么知道是谋杀？他又不是小孩，也许是死于自然原因。”

“不，是自杀，伯尼。他朝自己胸口戳了好几刀，然后把刀给吃了，弄得我们莫名其妙。”

“他是因此而死的，刀伤？”

“这是医生讲的。有多处内出血，也有很多外出血，把地毯搞得乱七八糟。”

我全身缩了一下，忽然为雨果·坎德莫斯和他的奥布松地毯感到很遗憾。我对雷说，希望他没受太多苦。

“肯定受苦了，”他说，“除非他被什么打得昏死过去。否则有人用刀往你身上戳两三次，当然会受苦。”他皱眉思索着。“据说被刺第一刀时会很痛，可接下来就没感觉了，我决定相信这个说法。但我可不想亲身体验。”

“我也不想。凶器没找到吗？”

他摇摇头。“凶手带走了，等法医室那边有了结果，就可以告诉你那把刀的尺寸和形状，还有制造厂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现在我唯一能确定的是，那是某种刀。我可以猜测长度和厚度，不过只是猜测。”

“你怎么会接手这个案子，雷？”

“大约凌晨一点时有人打电话报案，两个制服警察去看，发现门被锁住了，于是到隔壁去找管理员开门。但门上有三道锁，管理员只有两把钥匙。这是你的错，伯尼。”

“怎么会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你们这种人，不会有人在门上挂三道锁。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口袋里装着太多钥匙到处跑，造成这个原因的罪魁祸首就是纽约的小偷。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女人，她的前门有六道锁，六道！我看她的时间都耗在锁门开门上了。”他边想边摇摇头。

我说：“那他们怎么办？把门踹开？”

“没理由这么做。他们只有匿名的线索，说四楼有打斗的声音。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下东区，你大概会考虑把门踹开，但在好地段不会这么做。他们找了锁匠。”

“不会吧。”

“有什么不对吗？一大堆锁匠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而且不像医生，他们还提供上门服务。”

“这是好事。把门送去给他们是有点困难。”

“也不能对着锁喷点阿司匹林，明天早上再打电话给锁匠。不过，不是他们找来的那家伙不够好，就是那个锁太厉害，花了半个小时才弄开。”

“半个小时？你该打电话叫我的，雷。”

“如果我在场的话，大概会这么办。不过他们进去发现尸体后才通知我。我接到电话赶过去，正在仔细观察现场的时候，电话就响了。那是你，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吗，换句台词吧。两个电话，中间大概隔了五分钟。两次都是我接的，两次对方都没说一个字。别跟我说不是你，伯尼。那是浪费时间，我听得出你的声音。”

“怎么听？你刚才说打电话的人根本没出声。”

“对，不讲话的方式有很多，那个方式就是你的。别想骗我说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随你怎么说，雷。”

“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你。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原先就想到了你。你知道尸体躺在哪里吗？”

“当然不知道，我又没去过那儿。”

“哦，你知道那个小圆桌吗？上面有个灯，看起来像一钵花。”

那是蒂芙尼百合灯，几乎可以确定是仿制品，放在一张有弧形腿的小圆桌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没去过他的公寓。我知道他住在上东区，说不定还把地址记下来过，不过一时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而且我绝对、从来没去过。”

“是的是的，”他说，“你从没去过，可是你的包——”他敲一敲那个公文包，“倒是去过。我才不信呢，伯尼。我猜你去过，说不定就是昨天晚上。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包。可是我看到五美元的收据和零钱放在那个小圆桌上，上头印着巴尼嘉书店，日期是前天。”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雷。他买了一本诗集。”

“叫作——”他查了查记事本，“普雷德。”

“就是那个诗人的名字。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

他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表示对这个名字的态度。“这个普雷德死了，对吧？”

“早死了。”

“就像大部分诗人一样。所以管他呢，不是他干的，而且以我对你小子的了解，我知道也不是你干的。你怎么会想杀他呢？”

“我没有，”我说，“他是个顾客，所有的顾客对我都有好处。他是个好人，至少我这么觉得。”

“你对他了解多少，伯尼？”

“不多。穿得挺时髦的，这能帮得上忙吗？”

“帮不了他。他应该在衬衫底下穿件防弹背心，也许这样会有帮助。穿得挺时髦？是啊，我想是，可是谁会在家里穿西装？你一回到家，就想把领带扯掉，把外套挂在椅背上。我就是这样。”

“我相信。”

“是吗？我猜也是，我看这些都是废话。我只能告诉你，伯尼，还好你的名字不叫凯弗布。”

“是啊，的确不是，”我说，“从来就不是。你到底在说什么？”

“凯弗布。警钟响起没？”

“连个小叮当声都没有。这女人是谁？”

“你猜是个女的？我连自己念没念对都不知道呢，伯尼。这里——你自己看一眼，然后告诉我你怎么解释。”

他忽然把公文包翻转过来给我看。锈褐色的大写字母在浅褐色的人造皮公文包上格外醒目，有人在上面写着“CAPHOB” [6] 。

[1] 毛克利出自吉卜林的《森林王子》，是一个被狼抚养大的印度男孩。

[2] 一种迷幻药。

[3]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句话英文为“Property is theft!”，出自一八四○年他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

[4]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是一个兴起于美国的宗教团体，因经常挨家挨户传教而闻名，主张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否认三位一体和地狱等概念。

[5] 一九三二年，著名飞行员林白仅二十个月大的长子被绑架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轰动的案件之一，被称为“世纪罪案”。

[6] 发音与凯弗布（Kay Fobb）相近，“凯”为女名。

7

在《死巷》中，鲍嘉饰演的帮派分子“娃娃脸”马丁，去拜访他位于下东区的童年故居，进行一趟感伤之旅。故事结尾时，他被母亲马乔里·曼恩赏了一巴掌，然后在火灾逃生口被乔尔·麦克雷射杀身亡。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好演员，包括克莱尔·特雷弗、西尔维亚·西德尼、沃德·邦德，以及将鲍厄里 [1] 小子演得活灵活现的亨兹·霍尔和里奥·高尔西。电影由丽莲·赫尔曼编剧，威廉·惠勒执导，但我最喜欢的是服装设计者，名叫奥马尔·基安。

在鲍嘉死的那一幕时，伊洛娜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一直握到电影结束，中场休息她从洗手间回来，双手握住了我的手。“伯尼尼。”她说。

“伊洛娜。”

“我真怕今天你不来，担心了一整天。”

“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昨天晚上搭出租车回家时，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心想：‘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好吧，现在我在这里了。”

“我太高兴了，伯尼尼。”

我紧紧捏了捏她的手。

第二部电影是《乱世情天》，鲍嘉晚期的电影之一。他饰演一名美国飞行员，战争期间在中国为军阀李·J.科布工作。科布的手下杀了一位神父，鲍嘉最后穿着死去神父的衣服逃走，并假装神父的继任者主持一个聚会，有点让我想到《兄弟帮》里面的爱德华·鲁宾逊。

到了最后，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到街对面喝卡布其诺，分享一份闪电泡芙。沉默许久后，她说：“我很担心，伯尼尼。”

“是吗？我知道他最后会跟那个护士在一起。原先以为他可能得杀了李·J.科布，不过设计得很好，让他们掷骰子。”

“我指的不是电影。”

“哦。”

“我还以为我失去你了。我还以为你会去找别的女人。”

“我没告诉你是个生意上的约会吗？”

“可就算不是，你也会这么说，不是吗？”她低头看着双手，“如果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我也可以理解，我太……疏远你了。可是这几个星期来，我有好多心事。只有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活着。其他时间我简直都没法呼吸。”

“怎么了，伊洛娜？”

她摇摇头。“我不能说。”

“当然能。”

“现在不行，下次吧。”她啜了一口卡布其诺，“告诉我你的生意约会，还是你得保密？”

“有人找我去看他的藏书，”我说，“通常我都会傍晚去，可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看电影。我以为把时间排在昨天晚上晚一点会比较安全。”

“因为我很难搞定，对不对？”

“呃……”

“你今天晚上要去看别的藏书吗，伯尼尼？”

“不用。”

“我有几本书，应该不值钱，但也许你可以过来看看。”她伸出食指，顺着我的下巴划，然后碰触我的嘴唇，“但也许你有另一个生意上的约会，那我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了。”

*　*　*

她住在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二十五街，五楼，没有电梯，一楼是家名叫“单纯愉悦”的店，卖水晶、香料和塔罗牌，橱窗里面贴着魔法和捆绑术课程的广告。

楼梯很陡，而且有很多级台阶。我可以想象赫伯曼队长爬这些楼梯的样子。

她住在建筑后方两户公寓中的一户，只有一个房间，里头只有一扇窗，望出去是一片空茫的墙，那是二十六街一幢高得多的建筑。她拧亮固定在天花板上一颗光秃秃的灯泡，然后等到小书桌上头那盏有绿锈的铜制读书用灯亮起，她就把灯泡关掉，再在角落一个老式镶铜边的衣箱上点了三根蜡烛后，又把读书用灯关掉。蜡烛的火焰照亮了一个自制小壁龛里头的手工艺品。是一些相片，有的装了相框有的没有，一幅圣母与圣婴的画像，一个留着胡子、眼睛凹陷的圣人，还有其他小东西，包括一块可能从楼下买来的水晶。

除此之外，公寓里的私人物品不多，两个塑料牛奶箱装着她的书，一张宽地毯，又脏又旧，盖住大约一半需要整修的地板。床和衣柜看起来是跟着公寓一起租的，不然就是旧货店买来的。墙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挂在钉子上的“世界鸟类”的月历，还有书桌上方用透明胶带贴着的一张国家地理杂志的东欧地图。在烛光下无法看清，但也不太可能忽略用红色记号笔圈起的一个小小的锯齿形区域。

“这一定是安纳特鲁利亚。”我说。

她走过来站在我身边。“我的国家，”她说，声音沉重而嘲讽，“宇宙的中心。”

“你错了，”我说，“这里才是宇宙的中心。”

“纽约？”

“这个房间。”

“你真浪漫。”

“你真美。”

“哦，伯尼……”

到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很古板地拉上帘幕。我们拥抱并宽衣解带上床，不过细节请你自己想象。总之，我们没做任何电视上看不到的事情——如果你家有有线电视而且你看过够晚的节目。

“伯尼尼？我做爱后有时会抽烟。”

“我相信，”我说，“哦，你是指香烟。”

“对，会妨碍你吗？”

“不，当然不会。”

“我的香烟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替我拿一下好吗？”

我递给她一包半满的无滤嘴短型“骆驼”牌香烟。她放了一根在嘴里，让我擦亮火柴替她点上。她像不吸就会死似的吸了一口，然后噘起嘴唇，就像洛伦·巴考尔 [2] 在给鲍嘉示范吹口哨一样。

“当然是香烟，”她突然说，“不然还会是什么？鲱鱼 [3] ？”

“那是不太可能。”我表示同意。

“抽烟是为了缓解忧伤。”她说，“跟你说件事，伯尼尼，第一次跟你约会那天晚上，我就想跟你做爱。但我知道那会令我忧伤。”

“我想我大概表现得不太好。”

“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个很棒的爱人，所以才会让我心碎。”

“我不明白。”

“看着我，伯尼尼。”

“你在哭。”

我伸手拭去她眼角的泪水，但新的泪水又立刻涌出。

“擦是没用的，”她说，“总是会有更多眼泪。”她又深吸一口香烟，是真的吸进去。“我一向如此，”她解释，“做爱令我忧伤。过程越美好，感觉就越糟。”

“那可真要命，”我说，“我简直是羞于承认，但是我感觉很好。”

“我也同样感觉很好。”

“哦，那——”

“但在心底深处，是那种忧伤，所以我抽烟。我不喜欢抽烟，但为了解忧，我会抽，”

“有用吗？”

“没有。”她把香烟递给我，“帮我扔掉好吗？你可以用那个小盘子当烟灰碟，谢谢。现在可以再陪我一会儿吗？抱着我，伯尼尼。”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说话。这个公寓很糟糕，她说，可是她只租得起这里。纽约太贵了，尤其是对一个没有固定薪水的人来说。而且这里地段很好，因为她常有机会从联合国接一些工作——翻译或校对文件——她可以直接搭公车到第一大道。天气好又有空时，她甚至可以走路过去。

她知道可以多花些工夫让这个地方更好一点。她可以粉刷墙壁，换掉恐怖的地毯，还可以买一台电视。也许有一天她会这么做，如果她还待在这里，如果没搬家……

她的呼吸频率有所改变，我断定她睡着了。此时我的眼睛也闭上了，感觉自己在半梦半醒之间。但“你可以再陪我一会儿吗？”不完全是让你在这里睡一整夜的邀请，她的床也没宽得能容下两人共眠。这张床做点睡前活动还可以，只要运动不过于激烈，可是到了要长时间呼噜呼噜的时候，床就有点嫌挤了。

我小心翼翼地溜下床免得吵醒她，拾起刚才匆忙间乱扔的衣服穿上。熄灭蜡烛前，我先走到门边把锁打开，免得等会儿得在黑暗中摸索。

然后我过去打算把蜡烛吹熄，结果被她的小壁龛吸引了。一张家庭照装在杂货店买的相框里，是一张姿势僵硬的快照，里面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女孩，那一定是伊洛娜，当时六岁或七岁。头发颜色比较淡，五官轮廓没那么分明，但我觉得她的眼睛似乎已经具有了那种自我解嘲的特质。

你恋爱了，我心想，也带着微微的自嘲。

我拿起那个水晶，在手掌上感觉它的重量，又放回去。我看着那些圣人画像，判定都确实颇有历史，但也许不是很值钱。我抚摸着一个军队或教会的勋章，那是个青铜大奖章，里头有一个头戴法冠的主教画像和斯拉夫字母的题字，从金色和深红色的丝带上垂挂下来。还有一个玛丽亚·特雷莎女王 [4] 的银币，以及一个白色金属的奖章，上头有个我不认识的国王的胸像，静静地躺在原始奖章匣里面的丝绒衬里内。

祖传遗物，毫无疑问。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展览，包括一只铸铁的狗和猫（上面的漆是手绘的，已经剥落了好几块），另外还有一只手绘的瓷狗，三只瓷企鹅（其中一只的翅膀尖不见了），一个雕刻得很棒却有点迟钝的木头骆驼。袖珍杯碟无疑是童年纪念品，或许是哪次扮家家酒时用来当茶具的。

正当我打算吹熄蜡烛时，另一张照片攫住了我的视线。照片框后面有支架撑着，待在相框里的是一对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女。女人的头发很多，高高地盘在头上，使我想起路德米尔伏特加的标签。她穿着一件合身的外套，肩膀上披着银狐围巾。男人穿了一件有腰带的诺福克上衣、围着平滑的丝质围巾，一手环着女人的腰，另一只手扬起似乎在打招呼，朝着镜头茫然地微笑。

他让我想起某个我认识的人，但想不出是谁。

熄灭最后一根蜡烛时，我虽看不到他的笑脸，却仍努力在想。然后我想到别的事，比如我上次看到那扇门时，门在哪里。一抹微光从伊洛娜的窗透进来，几乎暗得像薄伽丘大厦的公寓。门底透进来一道窄窄的光，我设法不碰到任何东西，向门走去。

我踏入走廊，把门关上，想确定扣锁已经锁上。我真不愿意就这样离去，让她和这个危险的世界之间只有一道扣锁，但我身上没有工具。如果带了，我就可以把门好好锁上，不过或许就这样挺好，否则事情会变得很难解释。

傍晚时似乎要下雨的样子，但晚上天空又变得清朗柔和，此刻是适合外出的宜人天气。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到我的书店，但如果现在去，那我就得提早九小时上班了。

做爱使伊洛娜忧伤，却使我焦躁，这让我们两个成了该死的性爱广告。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一路走到圣路易斯，而且到那儿还可以朝哪个人的嘴巴来一拳。我走了八个或十个街区，招了辆出租车。我拖着双腿爬上后座时，脑袋里第一个念头是去威克斯福德城堡，看路德米尔是不是像我记忆中的那么难喝。第二个念头是承认第一个念头很白痴，然后叫司机载我回家。

[1] 鲍厄里（Bowery），纽约市的一个街区，到处都是醉鬼和流浪汉。

[2] 洛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1924—2014），美国女演员，亨弗莱·鲍嘉的妻子，吸烟这一幕出自两人一九四四年合演的《江湖侠侣》（To Have and Have Not）。

[3] 抽烟的英文是smoke，这个词也可指熏制的食物。

[4] 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1717—1780），曾为匈牙利与波西米亚女王。

8

次日上午大约十点半，我正在看《动手训练它》，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教你如何训练宠物兔子。这书是我从特价桌上拿来的，打算在重新整理“宠物与自然史”那一区的书架之前，从威尔·杜兰特的书里出来喘口气。兔子的照片很可爱，不过里面的文字确定它们生来就爱啃东西，比如书和电线。“别担心，”我告诉拉菲兹，“我们不会买兔子，你的职位很稳固。”

它看了我一眼，表明这个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我揉皱一张纸扔出去让它追。卡洛琳进门时，它正在攻击途中。“嗨，拉菲兹，”她说，“训练得怎么样了？”

“它表现不错，”我说，“这只是热身而已，免得它的捕鼠技巧退化，对了，你来早了两个小时。”

“我没早，”她说，“我有别的事，今天没法吃午餐了，我跟牙医有约。”

“你之前没说。”

“我原来不必说，”她说，“是大约一小时前约的。昨天晚上晚饭吃到一半，填蛀牙的东西不见了，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把它给吞下去了。最糟糕的是，我忍不住总想去确认，因此总把舌头伸到那个蛀牙洞里。你能不能替我瞧瞧，伯尼？”

“为什么？”

“告诉我那个洞没我想的那么大。我发誓那个洞比大部分牙齿都大，都可以停进一辆车了，伯尼。还可以替流浪汉盖房子。”

她走过来，头凑到我眼前，张大嘴巴指着一颗后面的臼齿，“啊呃啊喔——”她说。

“别闹了，”我说，“我能看出什么？要适合的灯光，还有那种尾端有个小镜子的棍。反正，我觉得看起来挺好的。”

“那个洞成了月球上的火山口，”她说，“是个大峡谷。幸运的是，两小时后，它就要成为历史了。我的牙医会在午餐时帮我搞定。”

“那好啊。”

“嗯。”她臀部歪靠在柜台上，评估般地看着我，“结果呢？”

“什么结果？”

“结果昨天晚上怎么样？”

“哦，电影很棒，”我说，“第一部是拍摄于一九三七年，而——”

“我指的不是电影，伯尼。你跟伊洛娜怎么样了？”

“哦，”我说，“进行得还可以。”

“还可以？”

“很好。”

她继续审视着我，然后冒出一个笑容照亮了整张脸。

“你少来这套。”我说。

“少来哪套？我又没说什么。”

“我也没说，可你在那儿笑什么？”

“嘿嘿，你们最后去了哪儿？你家还是她家？”

我瞪着她，坚持不讲话，她也不说话瞪着我。“她家。”最后我说。

“然后呢？”

“然后怎样？我觉得很好，可以吗？你高兴了没？”

“我替你高兴。她很美，伯尼。”

“我知道。”

“而且显然为你痴狂。”

“这点我倒是不知道，”我说，“是什么让你那么确定的？说到这个，你怎么知道她很美？只是把我讲过的话又拿来告诉我吗？”

她撮唇吹了个无声的口哨，就像伊洛娜吹出烟雾一样。“只不过是个完完全全的巧合。”她说。

“什么巧合？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

“我只是刚好经过牧歌剧院门口，”她说，“昨天晚上电影散场的时候。”

“你只是碰巧在那里？”

“每个人都得有一个地方待嘛，伯尼。”拉菲兹早就不管我扔给它的那个纸团了，此刻它正在摩擦卡洛琳的脚踝，寻常的猫咪动作。“嘿，你看看它在干什么。伯尼，你早上是不是忘了喂它？”

“它吃下的食物拿去喂一条蟒蛇都绰绰有余，”我说，“不要转移话题。你昨天晚上怎么会刚好在那里？”

“我刚好在那附近，”她说，“苏·格拉夫顿有本新书刚出版，我去侦探小说书店 [1] 买书。”

“跑那么远去买？”

“‘同伴和犯罪’书店已经卖光了，‘三条命’店里又还没有进货。所以我就跳上地铁啦。”

“侦探小说书店在百老汇大道和九十二街交会口那边。”

“我知道，伯尼。我昨天晚上只是刚好在那儿。”

“那里离剧院有二十几个街区。”

“这个嘛，我没吃晚饭。”

“所以呢？”

“所以我往市中心走，想找一家餐厅，可是没有一家店能引起我的兴趣。最后我在七十九街找到了一家咖啡店。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最近大概吃了太多的异国食物，所以我坐在凳子上吃培根芝士汉堡、炸薯条和卷心甘蓝沙拉，点了个苹果派当甜点，又喝了两杯普通的美式咖啡，加奶精和糖。整顿饭带给我的感动充满了狂野的异国风情。”

“你吃过饭以后——”

“我吃多了，就觉得该走点路。”

“接下来你就到了牧歌剧院的门口。”

“好吧，我是有预谋的。这也犯法吗？”

“不算。”

“我到了那儿，离散场还有几分钟，就找了个可以看到出口的地方，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会错过你。你们两个几乎是最后出来的。”

“我们喜欢等着看电影最后的演职员表。”

“她真是个大美人，伯尼。还有她挽着你的模样，看你的眼神。忘了亨弗莱·鲍嘉吧，我看你就像爱情文艺片里的男主角。”

“总之，你侦察了我们多久？”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说这是侦察不可，”她说，“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次完全正当的友谊关怀行动。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不是吗？”

“我才不敢呢，”我说，“如果我在女同志酒吧外头鬼鬼祟祟，我会被逮捕的。”

“才不会呢，伯尼。被揍一顿倒是有可能，可不会被逮捕。总之，我也没有鬼鬼祟祟太久，你们一到对街喝咖啡，我就回家了。”

“然后看苏·格拉夫顿的新书。”

她摇摇头。“我要留着等牙补好。我吃芝士汉堡吃到最后的时候，蛀牙的填塞物不见了，我想一定是吞下去了。这样不会被毒死吧，会吗？”

“也许并不比芝士汉堡更毒。”

“我也这么想。那本新书上的广告词让我觉得这本一定很好看，但是我要等到周末再来享受。我现在正在重新看她早期的一本小说，大概已经看一半了，是有园艺背景的那本。”

“我应该没看过吧。”

“真的？我还以为你看过她所有作品呢。这本是有关一个中国园林建筑家被自己的辫子勒死的故事。”

“我不记得，一定是漏掉了。书名是什么？”

“《Q代表庭院》 [2] ，我看完了借给你吧。我得走了，随时会有一只西班牙猎犬来让我洗澡美容。她有没有替你做早餐，还是你们出去吃的？”

“我没有留下来过夜。”

“说不定这样是对的。你了解我，我很实际，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不过你打过电话给她，对吧？”

“没人接。我不认为她会花太多时间待在公寓里面。如果你去过她那儿，就会了解为什么。”

“今天晚上打算做什么？看更多鲍嘉的电影？”

“不然还能有别的事做吗？”

“看完了带她去你家。”

“或许吧。”

“伯尼？看着我，伯尼。你恋爱了吗？”

“我不知道。”我说。

“这表示‘是’吗？”

“对，”我说，“我想是。”

此后一上午都平静无事。卡洛琳去补牙，我也懒得大费周章出去吃午餐，便匆匆到街角的摊子前站着吃了片比萨。我离开店不到十分钟，不过足够让雷·基希曼出现了。我发现他靠在我的特价书桌旁，翻着一本佛多尔的西非旅游指南。

“你的防盗设施太差了，”他说，“天冷，我就没那么诚实了，我可以把你这堆书全给偷光。”

“我不会有太大的财物损失，你倒是小心搬太重会岔了气，”我指了指桌上，“这上面的书都是三本一元。”

“连这本都是？”

“那是四年前的书了。”

“你有很多更旧的书都要卖一二十块，有时还不止呢。”

“你手上拿的是旅游指南，”我解释说，“它们可不会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值，其实还贬值得挺快的，因为一般人计划旅游时，都希望有即时更新的资料。你喜欢大老远飞到加蓬 [3] 然后发现你想住的饭店一年前就倒闭了吗？”

“首先你就别想叫我去那里，”他说，“除非脑子坏了才会去那种地方。你躺在沙滩上，正在喝个水果鸡尾酒什么的，结果接下来就被他们苦迭打 [4] 。”

“被他们什么？”

“你知道，他们总在推翻政府，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发现自己成了食人盛宴的主菜喽。”

他把那本佛多尔的指南扔回桌上，刚好擦过《丹纳生平与书信集》的第二册——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你第一册和第三册怎么了——在桌子上滑了一下，掉到人行道上。

“我不知道我的力气这么大，”他说，“抱歉啦。”

我打开门锁，站着撑开门，眼睛示意人行道上的书。他拖了一会儿，才过去，弯腰，嘴里咕哝着，直起身，然后把书放回桌上。

进门之后，我问他坎德莫斯的命案调查有什么进展。

“正在进行中，”他说，“现在有一组调查人员在弄，想找出‘凯普·霍伯’（Cap Hob）是什么意思。”他是这么念的，“他们有个电脑，里头好像有全美国登记的电话簿资料，这样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查出来。如果凯弗布（Caphob）是哪个人的名字，他们轻轻松松就能知道了。”

“如果凯弗布先生有电话的话。”

“这样才能找到他。电脑里也有城市名录，还有其他各种你能想到的东西。你不会相信他们用电脑可以做多少事情。”

“科学真伟大。”

“可不是吗。”他故意看看手表，然后往前靠，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不过可能需要你帮个小忙，伯尼。”

“别告诉我你又把自己锁在车外头了。”

“可能得拜托你到停尸间去一趟，正式给那家伙认尸。”

我正等着他开口要我帮忙。他费神去捡起那本书时，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不知道，”我说，“我根本不怎么认得他。”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好顾客呢。”

“不能说他是常客，只是偶尔见到他。”

“你跟他熟到会把你的供应箱借给他。”

“是公文包。”

“你知道我的意思啦。你把包给他，让他装一本五块钱买来的书，至少这是你的说法。”他站直身子，“说到这个，如果你不想合作，替我们指认那个可怜的死透了的家伙，那我们可以多复习几遍你的那套说辞。去局里花两小时，替你录个口供，让你跟几个不同的警察讲几遍，帮大家搞明白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很高兴我还有另一个选择。”

“是哦，你还有另一个选择，”他说，“你可以做该做的事情，或承受痛苦的后果，就看你自己了。”

“我当然想跟警方合作啦。”我说，像某个有奖竞答节目主持人似的，态度诚挚极了，“可是你为什么需要我呢，雷？那人有邻居，他们一定比我更认识他。”

他摇摇头。“行不通，”他说，“他们根本不认得他。我说错了，一楼的那个女人认得他，说他人很好。麻烦的是，她是盲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录音书。二楼是一对姓雷尔曼的夫妇，但是不凑巧，他们十天前离开了，接下来的四个月都要在法国南部度过。他们是大学教授，跟另外两人交换公寓。法国人在新加坡度过春天和夏天，一个有中国姓的生意人住在雷尔曼的公寓，所以我想他是从新加坡来的。不管他从哪里来，也才刚到一个多星期，自称从没碰到过坎德莫斯。我们拿了张在验尸室拍的照片让他看，他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我们还能找谁？一对同志住在地下室，也才刚搬进那幢大厦，他们有独立的进出口，从没见过坎德莫斯。管理员住在隔壁，他要管三四幢大厦，而且才刚接这份工作两个月。坎德莫斯从没要求他做过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没碰过面。那家伙说他曾去找过坎德莫斯一两次想作自我介绍，只是想认识一下，要是你问我，我会说他指望坎德莫斯圣诞节包个大红包给他。可是那一两次坎德莫斯都不在家。他当然也没法替我们认尸。”

“那三楼呢？”

“三楼？”

“地下室是一对同性恋，”我说，“盲眼女人住一楼，雷尔曼住她楼上。”

“只是他们现在不在那儿，”他说，“看起来他们在法国，继续。”

“坎德莫斯住四楼，”我说，“那么谁住三楼？”

“现在这个问题可有趣了，”他说，“你知道，如果我是那种穿风衣的酷侦探，我就会忍到踏出门口一步才说‘哦，对了……’，可是谁有那个该死的耐心啊？”

“雷，你在说什么啊？”

“我要说的是，你怎么刚好知道那幢公寓有四层楼而且坎德莫斯就住在四楼。我没跟你提过这个细节。”

“你当然提过。”

“嗯哼。”

“不然一定是他提过。”

“谁？坎德莫斯？”

“还会有谁？”

“依我看，”他说，“你是胡扯一通，我一直这么想。我昨天怎么说来着？我知道你去过那儿。伯尼，老实告诉我，你知道有可能会是谁杀了这家伙吗？”

“不知道。”

“你愿意合作去正式认尸吗？管他谁住三楼，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哥们儿一场嘛，伯尼，让我们彼此帮个忙。”

我皱皱眉。“我讨厌看尸体。”我说。

“真高兴你没从事殡葬业。怎么样？我要的不多，他们把尸体抬出来的时候，你可以闭着眼睛，只要发誓说那是他，没错就行。”

“不，我会看，”我说，“如果我去认尸，起码我会做到把眼睛睁开。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

“现在怎么样？”

“什么？叫我不做生意跑去认尸？”

“是哦，看得出来你生意有多好。这事情花不了几分钟。”他耸耸肩，“或者，你愿意的话，我就打烊时来接你。你是六点打烊，对吧？”

“这样不好，”我说，“我六点四十五分有个约会。但如果现在去，我就得关门又跑回来开门……我告诉你怎么办。四点四十五分过来接我，我提早一个小时打烊好了。你看怎么样？”

随着下午时间的消逝，我开始希望当场锁了门直接去停尸房。今天是星期五，天气又很好，于是只要可能，几乎每个人都设法提早离城去度周末。而且他们不会在中途停下来买书。

我这里并不比停尸间更有生气。这种时候，我就很高兴有一只猫做伴，不过此时此刻，它根本不是个伴。它睡在窗台上一会儿，等到觉得阳光太强，就在“哲学与宗教”那一区书架的高处找了个喜欢的栖身之地。甚至从我坐的地方都看不到它。

我打了两次电话给伊洛娜，没人接。我坐着看这期的《AB读书人周刊》，仔细看着上面列的书单，看有没有人在找我正好有存货的书。我不时会查阅一下这种东西，偶尔也确实发现手上有某个书商在找的书，但我很少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我只是觉得整件事好像太麻烦了，写个明信片，抄上价钱，寄出去，然后把书找出来留着，直到那个人确定要或不要为止。如果他要，你得把那鬼玩意儿包好，去邮局排队等寄书。

而这一切图的是什么，两美元的利润？或者五美元，或甚至十美元？

不值得。

当然，如果你有规律地做这种事情，发展出一套抄写、包装、寄送的系统，就可以为你的事业赢得利润。至少很多文章都向我这么保证过，我不得不假设他们说的是对的。

但好像还是麻烦得不值得去做。

看吧，这就是偷窃把人惯坏了。

之前有一阵子，这家店有一点微薄但稳定的利润。我原先只是想拿来当个体面的门面和消遣的差事，没想到书店开始能自给自足，而且甚至能够养得起我。在意识到之前，我就已经不再偷东西了。

但这种日子没持续太久。在一个贪婪房东的鼓动之下，我又重操旧业。为了洗干净来路不正的钱，我索性用来买下这幢建筑。巴尼嘉书店很安全，要怎么经营随我高兴。

而且我不必抠着钱过日子，或寄一堆写满价钱的明信片给在堪萨斯州普瑞特市和加州欧克利镇的买家。我匆匆到街角去的时候，可以把特价书的桌子留在外头，如果有人拿了本有水渍的第二版瓦迪斯·费舍的小说跑掉，我也不必冒着中风的危险去追。如果收支能平衡，那很好；如果入不敷出，我永远可以靠扯谎进入一幢大厦，找目标下手开锁，很快拿个五百块来解决我的麻烦。

当然，最近那一晚的努力没有任何收获。

谁说我的麻烦结束了？

*　*　*

快乐的念头促使我走到电话前，再试一次伊洛娜的号码。没人接。我放下电话，想着卡洛琳问我的那个问题，还有我给她的答案。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不过也很接近，足以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位于东二十五街顶楼的那个可怜的小房间里。我发现自己在想着照片里的那个男人。见鬼，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

他不是那张僵硬家庭照里头的男人，这点我很确定。有一点很关键，照片中那个手臂揽着浓发女子的男人绝对不会那么僵硬，就算死透了都不会那么僵。他很习惯拍照，从他喜形于色的样子看，好像还很爱抢镜头。

我皱起眉，好像这样就可以让那张照片更清楚一点。那个女人，我记得，有个像美式足球中卫的肩膀，但这肩膀不是从足球场或健身房得来的。她的衣服有垫肩，垫得比最近一次的垫肩复活风潮还要夸张。

这年头垫肩不那么常见了，她脖子上那种头尾相连的银狐围巾也不常见了。据我所知，那些银狐围巾再也没流行过，我大概能想到原因。

或许是一张老照片。就算不管服装时尚的部分，我还是觉得那张照片看起来很旧。是因为当时的相机不同吗？影像会随着时间而变淡吗？或者只是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面部表情，所以他们的脸才会像邮戳一样，盖上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位微笑先生，是个取悦众人的人。也是他的牙医的活广告。该死，我在哪里看过这个喜形于色的表情？如果他的嘴唇包好那些大牙齿，好好照张严肃的照片，看起来会是什么样？

他有张适合放在钱币上的脸。不是古罗马钱币，他不属于那种脸。而是比较近代的……

有了。

我不认为自己出了声，但或许我的耳朵竖起来了，因为拉菲兹从它位于“哲学与宗教”的栖身之处跳下来，过来察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是钱币，”我告诉它，“是邮票。”

这个答案好像让它满意了；它做了一连串伸展动作，又快步跑去嘘嘘。我找到“游戏与嗜好”的书架，那里靠下方有一本《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 [5] ，就在我上次看到的地方。这本目录已经过时四年了，不过放在书店里当索引很好用，所以没扔到特价桌上。

我把目录拿到柜台上，快速地翻看，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那张。我眯起眼看了看说明，再把眼睛闭上，将它和我记忆中的照片进行对比。

是同一个人吗？

我觉得是，但很难确定。目录上的邮票是黑白印刷，而且比实际尺寸至少小了一半。几年前美国通过了一个联邦条例，要求印邮票的图片时必须用一条水平白线划开，免得有人从书上剪下来，贴在信封上作伪。不过现在连十岁小孩都可以拿二十美元钞票去彩色复印，而且复印的钞票还能骗过一般的银行出纳，这个老条例就因不合时宜而被废除了。现在在书上把邮票印得多逼真都合法，而且还可以印等大的美国钞票。

比较新的书在用邮票当图片时不必印那条白线，但编目录的人懒得更新所有早期发行的邮票，我正在看的这张照片就是那种，一定是七十几年前发行的。我把书倾斜，尽量争取光线，斜着眼像在参加扮鬼脸大赛似的。最后还是走到后头的办公室翻抽屉，找到了放大镜。

即使透过放大镜，也还是没有把握。在那一套十五张邮票中，斯科特公司的人决定只印出其中四张。三张是风景，包括一座教堂、一座山和一个吉卜赛人用皮带牵着一头跳舞的熊。每一张邮票的右上角，伊洛娜那张照片里的男人都以不苟言笑的形象从小圈圈里面瞪着你。

第四张邮票是一百扎令的（该国的流通货币是扎令，每一扎令合一百丁克，最便宜的邮票是一丁克。真想不到从一本邮票目录中可以学到这么多，即使是一本过期的目录。资讯的价值是多么的低贱）。一百扎令的邮票是那套里面最贵的，有两个地方跟其他邮票不同。一个是比较大，大约是其他邮票的一倍半，而且是竖式的，高度比宽度要长。另一处不同是伊洛娜的那个伙计的照片不再高高局限于角落的小舷窗里，而是占满了整张邮票。

很难确定。如同我说过的，复制品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而且我身边没有那张照片，只有对那张照片的记忆，在一支蜡烛昏暗闪烁的光影中瞥过一眼。所以我不敢发誓，但看起来这确实就是那个人。

弗拉多斯一世，安纳特鲁利亚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国王。

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好像卷入了什么事情里面。

天哪，我心想，全部都联系在一起了。伊洛娜不光是某个闲逛进来买书的人，这不是单纯的巧合，在全世界那么多城市的那么多书店中，她偏偏走进了我这家。这都是某件事的一部分——

什么事的一部分？

不是闯空门失败的一部分，也不是雨果·坎德莫斯之死的一部分。因为安纳特鲁利亚怎么会跟他的死有关，或者他的死怎么会跟安纳特鲁利亚有关？半点关系都没有。伊洛娜房间里有一张安纳特鲁利亚以前国王的照片，她房间里还有一张把这国家过去号称为领土的区域用粗红笔圈起来的地图呢。有何不可？她曾是安纳特鲁利亚人，也很可能非常爱国，虽然这其中不无喜剧的反讽感。

这会是巧合吗？我觉得其中必有巧合存在，但找不出在哪里。这个巧合让所有事情染上了一层戏剧色彩，至少初步看来，我花了大概十六个小时去搞清为什么那个笑容灿烂的家伙看起来有点眼熟。如果我第一眼就认出这个人，那我根本就不会想第二遍。“哦，这是弗拉多斯国王，走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即使是在他忠诚国民的公寓里。”

另外，如果我忽略了他的照片，没有因为认不出来而坐立不安，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什么离奇的地方（当然这是免不了的），那就是之前对斯科特目录的匆匆一瞥。我竟在潜意识里，把弗拉多斯的影像留在了心中。但这一点，该死，也不算离奇，因为一两个星期前，伊洛娜把她的出生地告诉我之后，我才看过这本目录，查了安纳特鲁利亚。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对那些历史资料侃侃而谈，让卡洛琳大为赞叹。

我用放大镜再仔细看看那位国王殿下。我确定，他绽放笑容时比一本正经时好看。对于像这样一个严肃的集邮场合来说，他的微笑也许不是很适当，但还是比一堆把自己的脸留在邮票和钱币上的欧洲皇家蠢蛋要高明。我好奇他得到安纳特鲁利亚王位的权力来源是什么，不知他跟其他的国王和王子是否有什么血缘关系。大部分的欧洲皇室都与维多利亚女王有关，也都几乎和她一样热衷于和王室来往。

那弗拉多斯的皇后，那个头发高高拢起、披着可怜小狐狸围巾的女人呢？做斯科特目录的人没收录她的照片，不过还算好，把她的名字刊登出来了。根据描述，她在这套邮票中出现过两次——三十五扎令邮票上的独照和五十扎令邮票上和她丈夫的合影。她是莉莉安娜王后。

斯科特目录没给安纳特鲁利亚的邮票估价，因为它们虽然非常稀有，但在集邮界的正统性可疑；这些邮票不是用来寄信，而是用来表态的。虽然有的邮票真的盖上了戳记，但邮政局长似乎只是出于对安纳特鲁利亚独立运动的同情，才勉强盖上了邮戳。

所以斯科特知道这些邮票有价值，但不想进一步记录其价格。没有太多样品可以待价而沽，更何况也没有多少想要收藏的人。如果我刚好偷到一套状况良好、有弗拉多斯国王肖像的邮票，我能找到办法脱手。只要做点研究即可——专门的目录、拍卖记录、去图书馆花点时间翻翻过期的《林氏邮票新闻》。出售的净利也许不如其他更受欢迎的东西那么高，但要拿个好价钱，也并不太麻烦。

不过目前我没有这些麻烦，因为我没有这些邮票。我只有一个安纳特鲁利亚女友，但安纳特鲁利亚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不再发行邮票了，那时她还没出生，搞不好她根本不知道祖国曾经有过这一页邮政史。

这能不能拿来成为我们交谈的话题呢？我可以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张被供奉的照片，说：“啊，弗拉多斯国王，还有他可爱的莉莉安娜王后！走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这会让她觉得我很了不起吗？她会惊讶于我熟知她祖国的历史，感动于我对她的文化有兴趣吗？

或许。也可能她只会微微扬起眉毛，给我一个怀疑的嘲弄眼神。

我拿起电话，又拨了她的号码，结果并不比之前几次成功。

然后那个小家伙进门来，用一把枪指着我的脸。

[1] 指纽约百老汇一家专营侦探小说的书店，英文名叫Murder Ink。

[2] 苏·格拉夫顿的字母系列中并无此书。此处是作者故意乱编，且以Q形似蓄辫人头，以示戏谑。

[3] 加蓬共和国（The Gabonese Republic），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

[4] 雷本想说军事政变（coup d’etat）但说成了cootietah。

[5] 由世界著名邮票目录出版商美国斯科特出版公司出版的《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是当今世界各国集邮者的最佳工具书，从一八六八年开始出版，是全世界唯一每年更新的世界邮票目录。

9

我第一眼看到他时，他正要进门，当时我还心想，这孩子穿了他爸爸的衣服。他的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三英寸 [1] ，而且从走路的样子来看，他的鞋跟已经加了点厚度。他的脸极窄，像是被自然之母拍了一下。鼻子长而窄，嘴唇薄薄的，头发和眉毛都是黑色，皮肤很白，几乎是半透明的。脸颊上有些色斑，气色看起来比较像是肺结核患者而非健康的红润。

他穿着一件石灰绿的运动衫，领子两端很尖，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处。裤子是很光滑的蓝色斜纹呢，棕色皮革编织的便鞋。他戴了帽子，是一顶草编巴拿马帽，帽带上有根羽毛，我想一定就是这顶帽子让他看起来像个装扮过度的小孩。没错，那帽子是点睛之笔。

“开个价。”他说。

我没犹豫。“抱歉，”我说，“但恐怕这是不卖的。”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唯一想到的——是他想买我的店。我并没有盲目地认为他研究过巴尼嘉书店，最后认为这是个金矿。相反，我猜他把这店当成了寻常等着拆毁的商业不动产，他可以给我钱，继承我的租约，再把我这块地卖给大型不动产开发商，在巴尼嘉原址开一个泰国餐厅或韩国美甲店之类对周围住户更有价值的商铺。我经常碰到提出这类条件的人，也许很奇怪，我一向不愿多费口舌去解释我拥有这幢建筑，因此我既是房东又是房客。原因之一是，这是个秘密；原因之二是，这样只会招来更多的询问。我只告诉他们这家店不卖，早晚他们会相信，然后离开。

但这家伙不按套路来。要命，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把枪。

那把枪很小，是一把扁平的镀镍自动手枪，母贝握柄，小到可以藏在裤子口袋里，也小到很适合他的小手。我不知道里面装的子弹是什么口径的——我猜是点二二或点二五——反正只要打对地方，都可以把你打死，而且他就隔着柜台站在我对面，近得足以让他爱打哪里就打哪里。

如果我想到这些，肯定会吓破胆。他正好是那种你常在电影里看到的小个子神经病，这种小爬虫类杀手好像杀人毫不犹豫，也肯定不眨眼。而现在他来到我店里，用一把枪指着我。

“你这白痴！”我突然大叫，“你是怎么回事？马上把那玩意儿收起来。”

呃，你知道，那把枪看起来像个玩具。像个，比如说，装了塑胶弹的那种枪，或者精巧的打火机。倒不是我真的认为那是玩具，我知道那是把真枪，但我想不到任何说辞来解释我的反应。我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恐惧颤抖，而是很生气。这个、这个小家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在我店里拿着把枪晃来晃去？这个小混混是来找骂的吗？

“马上收起来！”我趁他犹豫时说，“你不明白那玩意儿会让你惹上麻烦吗？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几点？”

“现在是四点三十分，”我说，“有个警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站在这儿，手上拿着那玩意儿，被一个警察撞见，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你要怎么解释？”

“可是——”

“该死的，收起来！”

如果他没照做我就完了。“我……我很抱歉。”他说，脸颊上的斑点加深，其他部分好像更苍白了。他看着那把枪，好像它是个什么可耻的东西，然后放低，插回原来的裤子口袋，“我不是故意……我不想……我很后悔……”

“这样比较好，”我亲切地说，“好多了。现在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要找什么书吗？”

“书？”他看着我，眼睛睁得不能再大了，“你知道我要找什么。还有，拜托，那把枪的事情我很后悔。我只是想让你当回事。”

“要想让我当回事，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我说。

“对，当然，当然。你说的当然对。”

他讲话有外国口音，S音拖得特别长。我刚才没注意，我低头看着他那把枪的时候，那些微妙的口音就这样过耳即逝，没听进去。

“我会付钱。”他说。

“哦？”

“我会付个好价钱。”

“多少？”还有要买什么，我很好奇。

“你想要多少？”

“越多越好。”

“你一定知道，我不是有钱人。”

“那也许你付不起。”管他是什么。

“可是我一定要拿到手！”

“那我很确定你可以找到方法。”

他把窄脸往前凑，尖锐的下巴对着我。“你得向我保证，”他说，“这东西不能落到他手里。”

“谁手里？”

他皱了皱眉。“我非得说他的名字吗？”

“说了会比较有帮助。”我说。

“那个胖子，”他说，“查诺夫。”

“沙诺夫？”

“查诺夫！”

“对不起。”我说。

“他很危险。你不能信任他。不管他跟你说什么，都是在撒谎。”

“真的？”

“对，真的。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不管他打算付多少，我都会付更多。告诉我东西没落到他手上！”

“呃，”我老实说，“我可以告诉你，他没从我手上弄到。”

“感谢上帝。”

“为了保险起见，”我小心翼翼地说，“为了确定我们没有搞错，麻烦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想跟我拿的东西。你想要，查诺夫也想要。那……你干脆直说那是什么东西吧。”

“你心里明白是什么。”

“啊，但我怎么知道‘你’明不明白呢？”

“不！”他叫道，两手握拳捶在我的柜台上。我实在很讨厌有人这么做。“拜托，我求求你，”他说，“我现在神经绷得很紧，你不要逗我。”

“我再也不会了。”

“我需要那些文件。其他的你留下没关系，我只想要那些文件，而且我会付很多钱，只要合理，随便你开价。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相信你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对不对？”

“合理，”我说，“是我的中间名。”

他皱起眉头。“我还以为你的中间名是‘格林姆斯’，难道不是吗？”

“对，没错，你讲得很对。那是我母亲的姓。”

“那罗登巴尔呢？这也是你的姓？”

“也是，”我同意道，“那是我父亲的姓。我刚刚说‘合理’是我的中间名，那是个习惯用语，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口语的说法。意思是说，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这话我刚刚才说过，不是吗？”他耸耸肩，“这种语言把我给搞糊涂了。”

“每个人都被搞得很糊涂。现在我就糊涂了，因为我不知道您贵姓。如果我打算跟一个人做生意，我会想知道他叫什么。”

“原谅我。”他说，手伸到口袋里。我抱起胳膊等着，但当他的手从口袋抽出来时，只拿着一个皮制名片夹。他掏出一张名片，犹豫不决地看着，然后交给我。

“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我大声念着。他应声挺直了身子，一定要说的话，双脚还用力并在一起。

“愿意效劳。”他说。

“嗯，”我快活地说，“我会留心的，如果碰到那些神秘文件，我会立刻想到你，同时——”

他脸上的色斑又变红了。“你把我当小孩耍，”他说。这句话里只有半个S音，所以我想不通他怎么会发出那么多嘶嘶声，但我发誓他肯定发了，“这么做非常不明智。”

他的手又往裤子口袋探。

他的手放在里头，眼睛瞟向刚刚打开的门。“啊，”我说，“刚好是我在等的人。雷，见过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雷斯莫里安先生，这位是纽约市警察局的雷蒙德·基希曼警官。”

看起来雷斯莫里安没想到会听到这些话。他把手从口袋拿出来，却没伸向雷。他礼貌地向雷点点头，然后转向我。“我要走了，”他说，“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件事，你会考虑吧？”

“当然，”我说，“周末愉快。哦，别忘了你的书。”

“我的书？”

我转身从后头书架上抓了一本书。那是现代文库版的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上头有淡淡的褐色斑点，而且书脊松脱了。我看了衬页，之前我在那里写了个合理的价钱，四块五。我抓起一支铅笔，随意地在四前头加了个二，然后向他微笑。“二十四元五角，”我说，“不过算你二十。另外销售税当然免了，同行价嘛。”

他又把手伸进口袋，但这回是另一个口袋，而且掏出来的不是枪而是钱，让我觉得情势真是好转太多了。他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我写了收据，小心地把他名片上的名字抄好。我收了他的钱，把收据夹进松松垮垮的封面里，然后把书放入纸袋。他拿了书，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雷一眼，正要开口说什么，但又改变心意，然后匆匆掠过雷身边，走出店门。

“这痞子长得真怪，”雷说，伸手拿起名片，“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提格拉斯算什么名字？”

“罕见的名字，”我说，“至少以我的经验来说。”

“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只有名字。”

“这就是所谓的名片，雷。”

“只有名字的卡片？如果你想打电话给他，那可麻烦了，这上头没印电话。他也是开书店的？”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拿这种名片做生意？没电话，没地址？而且你还因此给他打折，没收他税？”

“我心肠好嘛，雷。”

“还好你今天关门早，”他说，“否则早晚会赔光。”

二十分钟后，我站在一条灰绿色的走廊里，透过一扇玻璃看着一个没法回望我的人。“我讨厌这种事，”我跟雷说，“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讨厌这种事。”

“你不会吐出来吧，伯尼？”

“不，”我坚定地说，“我不会吐。现在可以走了吗？”

“你看够了？”

“太够了，谢谢你。”

“怎样？”

“什么怎样？哦，你是说——”

“是的，那是他，对吧？”

我犹豫着。“你知道，”我说，“我正眼看过那个人几次？两次，三次？”

“他是你的顾客，伯尼。”

“不是熟客。而且一般人在书店里不会瞪着别人看，至少我不会。”

“不会吗？”

“不会。通常都是两个人同时看着正在讨论的那本书，如果他付支票，我会看他的支票和证件——如果我问他要证件的话。当然坎德莫斯都是付现金，所以我从没有理由跟他要驾照。”

“于是你就转而看着他的脸，就像一分钟前一样，你就是因此才能认出他的。”

“但我真的看过他的脸吗？”我皱皱眉，“有时我们虽然在看，但根本没有真的看进去，雷。我看过他的衣服，可以发誓他穿衣服很讲究。但现在他身上只盖着床单，而我从没见过他在古罗马长袍派对上穿成什么样。”

“伯尼……”

“想想那个你刚刚在我店里遇到的人。不到半个小时前，雷，你面对面看过他，可是你真的看进去了吗？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能描述这个人吗？”

“当然没问题。”他说，“姓名，提格拿兹·雷思莫里汉；身高，五英尺二；体重，一百○五磅；头发，黑色；眼珠，绿色。”

“真的？他的眼睛是绿的？”

“没错，跟他的衬衫相配。或许这就是他挑那件衬衫的原因，那个愚蠢的小浑蛋。肤色，苍白；脸上有色斑，不过是天生的；脸形，狭窄。”

他继续描述雷斯莫里安系着一条鳄鱼皮的皮带，上头有个银扣，这个我完全没注意到；我一定看到了，但是根本没印象。“真是了不起，”我说，“你才匆匆看了他一眼，就记住了这些。名字有点错，但其他图像部分太完整了。”

“哦，我是所谓的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他显然很得意地说，“偶尔我会把名字弄错，但其他部分，我通常都不会出错。”

“这证明了你是哪种人，”我说，“而我是另外一种人。我猜我对文字大概比对图像敏感，名字我都能记对，但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猜这是因为你天天混在书堆里。”

“那也不意外。”

“你没天天出去混在人堆里。”

“一定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怎样，雷？”

“所以你要指认这个死掉的浑小子还是怎样？”

“只是有这个可能，”我说，“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哦，天哪，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不，让我说完。我认为认尸只不过是个流程罢了。”

“就是这样没错啊，伯尼。”

“你们大概已经从指纹和牙齿记录确认过他的身份了，只是需要一个人用眼珠子看看尸体，确定你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指纹和牙齿记录没带给我们任何收获。但我们很确定他是谁。”

“所以这只是个流程。”

“我刚才不是这么说了吗，伯尼？”

我下定决心。“好吧，”我说，“这是坎德莫斯。”

“好极了，伯尼。因为记录需要，我得确认一下：你正式指认你刚刚看的那个人是雨果·坎德莫斯，对吧？”

如果是在电影里，此刻就该有不祥的弦乐响起，让你知道英雄正要步向厄运。不，你想喊。不，你这笨蛋，别这么做！

但他听得到吗？

“雷，”我说，“我心中毫无疑问。”

[1] 相当于一米六。

10

雷把我送到地铁站，我及时赶回公寓冲澡刮胡子，然后到牧歌剧院。我先到，于是就买了两张票，在大厅等。

工作人员开门让观众入座时，我还在等。我跟着大家进去，把外套丢在中间偏左的两个位子上，然后回头找收票员。他现在已经认识我了。怎么能不认识呢？过去两个半星期，他每天晚上都看到我。

他说他一开始没认出我来，因为他不习惯我单独出现。我告诉他，这正是问题所在。我把伊洛娜的票交给他，说她路上耽误了。他说没问题，他会让她进场，告诉她我坐在哪里。

我去买爆米花。见鬼，从中午到现在，除了那块比萨我什么都没吃。那感觉真奇怪，一个人坐在那儿，旁边没有人；伸手拿爆米花时也不会有碰到另外一只手的风险。

我环视剧院，惊讶地发现大部分观众看起来都很眼熟。我不知道有多少忠实的观众像我们一样，一天都没错过，但许多人来过不止一次。我猜只要你看过一部鲍嘉的电影，你就会去看其他的，或者尽量能看多少就看多少。

如果要归类，我不知道这群人算哪一类。有不少大学生，有些带着电影专业学生的那种认真表情，其他则是来消遣而已。还有些年纪较长的西区人，那种你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午后免费音乐会上可以看到的知识-政治-艺术分子，其中一些大概在这些电影初次上映时就看过了。有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单身男女，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年轻佳偶，有的看起来富得可以买下这家剧院，还有的看起来一定是在地铁站乞讨才能筹到钱买门票。各式各样的人，被一个死去已超过三十五年的不朽巨星吸引，齐聚一堂，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但如果有伊洛娜和我分享爆米花，我会更高兴。

这个想法让爆米花鲠在了我的喉咙里，不过爆米花本来就挺容易鲠在喉咙里。我告诉自己，现在就开始自怜自艾未免为时过早，她随时可能溜进我身旁的座位。

灯光暗下来，我身旁的座位还是空的。我并不那么惊讶。我又吃了一把爆米花，让自己迷失在电影里。

看电影就该如此。

第一部电影《马赛之路》拍摄于一九四四年，在《卡萨布兰卡》之后不久，且显然受其影响，虽然电影版权说明本片是改编自诺德赫夫和霍尔合著的一本小说——你应该记得这两个人，他们写过《叛舰喋血记》。鲍嘉饰演一个名叫马特哈克的法国记者，电影开始时他在恶魔岛上坐牢，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之后他和其他四个人逃走，在海上被一艘法国货轮救了起来。当然这些囚犯想为法国作战——谁能比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囚犯更有爱国主义精神？——但法国刚投降，西德尼·格林斯特林特想把船转交给维希政府 [1] 。他的反叛意图受到抵制，鲍嘉和他的兄弟们加入了在英国的一个自由法国轰炸机飞行中队。在一次任务中，他的飞机是最后返航的，着陆后他的机员把他带下来，他死了。

好吧，见鬼，他死于一个不错的原因，而且到死为止，他都跟克劳德·雷恩斯、彼得·洛、赫尔穆特·丹丁以及其他不太出名的嫌疑犯角色分享戏份。这不是他拍过的最好的电影，不过是典型的鲍嘉角色，顽强的犬儒主义之下隐藏着纯洁的理想主义，美丽的输家被击败，却有沉着的胜利姿态。她没看真是太可惜了。

灯亮起时，我去问领位员，他耸耸肩摇摇头。我又问了售票口，在大厅的公用电话试了她家的号码，都没结果。回到放映厅时，领位员问我要不要把那张没用的票退掉，我叫他留着，她可能还会来。

在饮食区，一个留山羊胡但唇上没胡髭的高个子男人说：“你今天一个人来。”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到他和他矮胖的女友，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是的，”我说，“她说她得加班到很晚，但还是可能会来。”

我们聊了聊刚才看的那部电影，还有接下来要演的那部。然后我回到位子上，观赏《黑暗军团》。

这是一部早期电影，一九三七年首映，鲍嘉饰演一名三K党成员，不过他们称之为“黑暗军团”，成员戴黑色头罩，上面有白色的骷髅和交叉腿骨图案。前两年我在美国经典电影台看过这部片子，不是太好，电影看到一半时，我知道伊洛娜不会出现了。我好像一直就知道会这样。

我想离开，不过最终还是留在原地专心看电影。里头有个很不错的意外转折。到最后，鲍嘉因谋杀罪被逮捕，结果这个兵团被一个黑社会帮派出于商业目的而陷害。也许他们阻碍了面罩和床单的生意。他们希望鲍嘉用正当防卫来抗辩，但为了顾全妻子的名声，他没有听从，而是坦白交出证据，毁掉整个黑色暗军，让真理和正义得以伸张。

即使如此，他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可怜的浑球儿，他的律师一定是自派蒂·赫斯特 [2] 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个。

*　*　*

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过了马路，以确认她没有叫一杯咖啡在那儿等我。当然她没有。我从门口扫视整个咖啡店，然后离开，回家。

我打电话去她家，没人接，我并不意外。我拿了专程回家要拿的东西又出了门，搭每天去上班那条路线的地铁，但比平常提早一站，在百老汇大道和二十三街交叉口下车。我刚好错过南北线的巴士，准备叫出租车，但我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我走过二十三街，在离她公寓两个街区外最后一次试了她家的电话。硬币掉出来后，我走完剩下的路，站到她那幢公寓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楼的那家“单纯愉悦”已经打烊，一片黑暗。四楼窗户没有透出灯光，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她的公寓在建筑的后部。

我将手伸进口袋，触摸到我回家拿的那些小偷工具。我好像没有道德上的权利进入伊洛娜的公寓，但其实我也没什么道德感，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我左右看看，然后过了马路——那是条单行道，不过你拿这话去跟骑单车送中餐外卖的人说吧——我再度看看左右，然后走上门前的阶梯来到那幢建筑门口。我要找一个上头标示着“马尔科娃”的电铃，却没找到，不过顶楼只有一个电铃，没标示名字，我想那一定是她的（顺带一提，这是错误的推论：卡洛琳在阿伯巷的电铃还标示着“阿拉诺”呢，那房客早就搬走了，不过在纽约，想逃避房租管制的人，要比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人还善于匿名）。

我按了那个没有标示的电铃，电铃要么是她的，要么是别户空着的公寓的，因为没人应门。

前门那道锁的麻烦之处在于那地方大家都看得到。任何房客进出都会看到你在动手；路过的人从街上就能看到你在干什么。在那把锁上花越多的时间就越容易被发现。

但前门的好处是，它们一般都不会太难开。通常都是弹簧锁——如果用那种非得靠钥匙才能开的栓锁，那楼上的人就不能按个键随时让人进门了——而且锁通常开关太频繁，就会松弛柔顺得像……呃，这么说吧，一种古老行业里很老的从业者。这个锁至少有个保护片，没法用信用卡或弹簧钢条顺利撬开，但除此之外，要弄开它实在没什么困难。凭这个锁，你唯一能指望挡在外头的人，就是丢了钥匙的房客。

事实上，我告诉自己，这道门不是卢比肯河 [3] ，我不必咬牙决定从此不回头。即使我正好在门廊撞见伊洛娜，我也可以解释为我发现门掩着，或者有别的房客开了没关上。她那户公寓的门，那才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几分钟后，我站在她那户公寓门口。

没有人回应我的敲门声，门下方也没有透出灯光。前一夜我注意到门上有三道锁但她只锁两道，而且是用同一把钥匙打开的（没办法，我就是会注意这种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辖区；雷·基希曼就会注意到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那条鳄鱼皮带上头的皮带扣）。我拿出那串小凿子开锁，动作很快——我可不想浪费时间——但也不必着急。我打开了一道锁，又打开另一道，然后进去。

我身上没有手套，就算有也不会戴上。我不担心指纹，天哪，我担心的是把自己搞得很蠢，而且在一段关系才刚刚开始之时就把它给毁掉。如果我干干净净地脱身，没有任何我造访过的法庭证据对我不利；如果她逮到我进门，戴多少手套也帮不了我。

我立刻把门关上，定定地站在漆黑的房间里，一开始连气都不敢喘，竖起耳朵听听看有没有其他人的呼吸声。然后我吸了口气，接着伸手到灯的开关处——我也还记得在哪儿——把灯打开。头顶上光秃秃的灯泡亮起，刺得我眨了眨眼，然后四处看了一圈。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考古学家，刚闯入一个空荡荡的坟墓。

[1] 维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

[2] 派蒂·赫斯特（Patty Hearst，1954—　），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十九岁时被恐怖组织共济革命军绑架，后参加了该组织并参与了一起抢劫银行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她的律师称她在被绑架后受到拘禁、侵犯和洗脑，但结果仍被判终身监禁，后因卡特总统介入而于一九七九年获释。此故事曾被拍成电影《红色八爪女》。

[3] 卢比肯河（Rubicon），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河流，为意大利和山南高卢的古代界河。公元前四十九年裘力斯·恺撒率部队跨过此河进入意大利，违背了将领不得率部越出自己行省的法律，以此使自己向罗马元老院和庞培宣战，接着发生了三年内战，结果恺撒取得胜利。因而“渡卢比肯河”有破釜沉舟之意。

11

家具还在。窄窄的床在房间另一端安然靠墙放着，床没铺，床头有张摇摇晃晃的床头桌，旁边是那张二手店里买来的低矮的梳妆台。我数了一下那三把椅子——两把不成对的木头椅子，一把放在有一个抽屉的小书桌前，另一把放在床脚；还有一把弹簧外露的安乐椅，外头笨拙地重新套上了发亮的绿色天鹅绒布。地毯也还在，丑陋如昔。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剩，就像雪莱在其诗作《奥西曼提斯》中所说的。逝去的是塑料羊奶箱和里面装的书；逝去的是镶黄铜边的小提箱和原来放在上面的东西，还有蜡烛和水晶和画像和动物以及其他的一切；逝去的是伊洛娜和她父母僵硬的家庭合照，裱了框的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的照片也消逝无踪；墙上消逝的是那张东欧地图；墙上钉子上消逝的是那张鸟类月历。

书桌和梳妆台里面装的东西都逝去了；我检查了里面的抽屉，发现是空的。衣橱内不论装过什么都已逝去，除了三个铁丝衣架和一堆杂货店纸袋。逝去，逝去，一切皆已逝去。

床单还铺在床上，拧成一团的床单还残留着她的气味。

我走到书桌旁拿起电话，听到拨号音，如果电话上有重拨键，我可以因此知道她离去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打去了哪里。然而我打了自己家里的电话，没人接，然后打到店里，想着拉菲兹听到铃响会有什么反应。我又拨到东七十六街坎德莫斯的公寓，让铃响了几声，不过这次那边没有警察，所以也没人接。

我把听筒放回去，坐在那张恐怖的绿色椅子上，小心翼翼地避开弹簧。椅子不是那么舒服，但还能坐。我得想一想，此时此地似乎宜于思考。

通常闯空门偷完东西后，我不喜欢待在人家家里不走。那是不必要的冒险，我宁可避免。但眼前我想不出更安全的地方。我就像毛克利，在废弃的建筑里冬眠。没有人住在这里，要花点想象力才能相信曾有人住过。

我可以慢慢想，因为不会有人回来了。

我进入伊洛娜的公寓时，没注意是几点，不过离开时午夜刚过。我走到第三大道，叫住一辆往北疾驶过十字路口的出租车，冲了二十码才追上。

“你可以跑了，”迈克思·费德勒说，“不可能是草药，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见效？那个中国人会制造奇迹，不过就算是奇迹，也得花点时间才行。我上次碰到你是什么时候？三四天前的晚上？”

“差不多吧。”

“不，是两天前。我知道的，没错，因为我第二次让你下车后，载到了一个带着猴子的女人。去哪儿？”

“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交叉口。”

“就在我上次放你下车又载你上车那儿。然后我们横穿中央公园的大道，我在哪儿放你下车来着——我想一下——”

“慢慢想，没关系。”我说。

“——七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口，”他得意地说，“对了还是错了？”

“答对了。”

“记性不错吧，嗯？”

“让我印象深刻。”

“银杏。”

“啊？什么？”

“银杏果，”他说，“是一种草药。从银杏树上摘下来，这种树城里到处都看得到，叶子小小的很滑稽，形状像个小扇子。我吃过这种药，我的中医告诉了我银杏的疗效，健康食品店就能买到。我以前记性像瑞士乳酪似的，现在我的记性像老鹰。”

“太棒了。”

“欢迎你考考我各州首府和历任总统。”

“算了吧，没关系。”

“或者纽约的街道，五个区都行。或者其他什么，尽管来，试试看能不能考住我。”

“好，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前两天我的公文包有没有刚好掉在你车上？”

“没有，”他毫不犹豫地说，“你想知道我记得什么吗？我脑袋里面有整个画面，你一跛一跛地下了出租车，每走一步，那个公文包就撞一下你的腿。”

“太惊人了。”我说。更惊人的是，我心想，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忘记我其实已经知道公文包的下落了。雷·基希曼昨天才拿来给我看过，侧边用血写着六个令人费解的字母。

“银杏，”他说，“我推荐你试试看。”

“也许我会弄一点。只不过偶尔的思绪混乱比记性差更加让我困扰。”

“对那个也有效。它能让你思路清晰！”

“那我可以用得上。”

“耳鸣也有用。”

“会让你耳鸣还是消除耳鸣？”

“当然是消除！”

“哦，很高兴知道这些，”我说，“虽然我不必担心耳鸣的问题。”

“只是目前还不必。”

“只是目前还不必，”我同意，“谈谈那个女人和猴子吧。”

他告诉我有关那个女人和猴子的事情，巨细靡遗，但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用来证明他的记性很好，或者证明银杏的疗效。这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希望我这糊涂脑袋能把这整段插曲记得够久。只能说——那个女人发育得很好（“哈密瓜！”迈克思·费德勒说），但那只猴子却瘦得要命，那张酸苹果似的脸惹人厌。他们两个都该感到丢脸。

他们的故事跟着我们一路来到我住处所在的路口，他正伸手要把代表空车的小牌子扳起，我告诉他等一下。

“你刚才说起纽约街道，”我说，“五个区都行，你说过的。”

“怎么了？”

“阿伯巷呢？”

“阿伯巷，”他说，“纽约只有一个阿伯巷，就在曼哈顿。你指的是那个吗？”

“就是那个。”

“在格林尼治村，对吧？”

“对。”

“小意思，”他说，“我还以为你会出个很难的，比如百老汇巷或者波曼德道，可是你居然只想得出阿伯巷。我知道阿伯巷吗？当然知道，就算不吃银杏都知道。”

“你知道去那里怎么走吗？”

“怎么不知道？走百老汇大道，然后转哥伦布大道和第九大道和哈得孙街，然后转布里克街，直到查理街，然后——”

“很好，”我说，“上路吧。”

他一手放在座位后头，转过来，看着我。“你要去那儿？”

“不行吗？”

“你要我等一会儿，让你进去拿你去那里要拿的东西吗？”

“不，”我说，往后靠在座位上，“我们直接去市中心吧。”

“格林尼治村，阿伯巷。”

“对。”

“你说了算。”他说，然后驶离路边，“阿伯巷，上路了。你猜我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在建立并完善一个模式。前天晚上我在百老汇大道和六十七街交会口载你来这里，十分钟后我在这里让你上车把你载到别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在别处载了你来这里，这次我们去别处之前，你连车都没下。下次你猜怎么着？你可能干脆就跳过这个路口算了。”

“也许你没说错。”这段旅程大概会很漫长。“嗯，”我说，“我很好奇，你开车时有没有碰到过其他类似那个女人和猴子的事情？”

去阿伯巷的路上，听完了三个趣闻轶事，我不太相信那个有关两个水手和一个小老太婆的故事。就算有可能吧，但心里依然觉得非常离谱。不过至少可以消磨时间。

“阿拉诺”那个电铃没人应，我也没进门。我可以进去的，而且用不着那些工具，因为卡洛琳和我都有对方店里和公寓的钥匙。不过我想去找她会比较快一点，结果找到第二个地方时我发现了她，那是个叫“亨丽埃塔·哈得孙”的酒吧。我一踏进去，四周便射来大把从警戒到敌意等程度不同的眼光，然后卡洛琳看到我，喊了我的名字，于是其他女人松懈下来，知道不必管我。

卡洛琳正坐在吧台前喝苏格兰威士忌，听一个红发女人讲话，那头红发不太像真的。她名叫特蕾西，我见过她，也见过她的爱人吉恩，和她长得就像双胞胎一样，只不过吉恩是一头灰金色头发，也同样不像真的。你通常很少只看到其中一个而另一个不在场，不过她们其实经常吵嘴，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特蕾西会一边一杯杯喝着野格 [1] ，一边跟卡洛琳诉苦，而且这事经常发生。

卡洛琳介绍了我，特蕾西很有礼貌，不过等她确定了我不只是路过而已后，就很优雅地转身，加入另一边的谈话中。“过去一点，伯尼，”卡洛琳建议，“我们跟她们保持一点距离。”

“对不起，”我说，“我打扰你们了吗？”

“没错，”她说，“唉，我欠你一个大人情。她和吉恩完蛋了，她再喝一杯酒就要邀我和她一起回家，而我再喝两杯酒就会答应。你要去哪儿？”

“回家，”我说，“让你有机会继续你的人生。”

“坐回你的凳子上，伯尼。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跟她回家。”

“为什么？她长得那么美。”

“这点没问题，伯尼。她是个美人，吉恩也是。去年十一月，她们说要永远分手前，跟我诉苦、带我回家的是吉恩，结果不到一个星期，这两个又复合了，特蕾西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讲话。她们一年分手三次，最后总会复合。谁需要这个呢？这不是我想寻求的——愚蠢而迅速告终的蹩脚韵事。我想要有意义的、可能走向某个终点的关系。以你今天上午的说话方式来看，就像你和伊洛娜可能会有的那种一样。”我的表情一定显露了什么，因为她的脸色一暗。“糟糕，”她说，“我说错话了，对不对？如果我动一动脑子，就会先问问自己你为什么会在凌晨一点钻进女同酒吧。你那份真爱的课程怎么样了？进展得不顺吗？”

“没有进展，”我说，“我们不能找个地方喝杯酒吗？”

“我们现在就在一家酒吧里，伯尼。在这里就可以喝酒。”

“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桌子那边比较安静，你要过去吗？”

“找个真正安静的地方，”我说，“而且不要那种全店只有我一个人拥有Y染色体的地方。”

“我看看。克里斯托弗街有家‘奥弗拉斯’，去那里的每个人都有Y染色体。”

“不好吧。”

“不能去‘炖肉酒吧’，那里都是大学生，吵得要命。哦，我知道了，里洛伊街角有个地方，没有同性恋人群也没有异性恋人群。没人去，那地方总是一片死寂。”

“听起来很完美，”我说，“我们走吧。”

店里只有我们俩和酒保。他给我们拿了饮料就离开了，我把今天午后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卡洛琳。

“伊洛娜的事情太奇怪了，”她说，“你最后一次看到她……”

“她睡得像只小羊似的。”

“之后你再也没跟她说过话？没有，你打电话过去，没人在家。然后你去她家，结果真的没人在。难以相信她搬走了，伯尼。你确定她没去楼下洗衣服？”

“她的东西都搬走了，卡洛琳。”

“呃，说不定每样东西都很脏。你知道有的人有拖延症，等到发现一件都没得穿了，才去洗。”

“那她肯定是把所有东西都送去洗了，”我说，“而且连鞋子也送去修鞋店了。”

“呃，好像是有点牵强。”

“而且把书全送去装订，所有照片送去裱框，还有——”

“我懂你的意思了，伯尼。我的猜测很蠢。”

“她唯一留下的，”我说，“是墙上的一小截透明胶带，之前黏着一张地图。或许上头还有她的指纹，但至少目之所及，她离开前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得一干二净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这样消失？”

“我不知道，伯尼。是你说了什么吗？”

“很好笑。”

“你知道我的意思，她做完之后怎么样？”

“忧伤。可是她说做爱一向令她忧伤。”

“马上就感到忧伤？我是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跟谁回家之后才会。”卡洛琳回忆着，一阵战栗，连忙啜了口苏格兰威士忌。“如果做爱一向令她忧伤，”她说，“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花了两个星期才跟你做，但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消失。”

“我也不明白。”

“你觉得她会是被绑架了吗？”

“我想过。不过如果要绑架她，为什么还帮她把所有东西都带走？”

“这样才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什么意思？”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几？星期二？然后星期三绑架她的人就会打电话给房东，说他可以把那个房间租给别人，因为她不会回来了。于是房东就去看那个房间，发现除了家具什么都没了，你说你认为那地方是连带家具出租的？”

“那些家具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她自己挑的。”

“所以她走了，只带走自己的东西，房东可以再找个新房客，就这样。一点痕迹也不留。”

“可为什么不留着她的东西？这样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失踪了。如果她的衣服还在柜子里，其他东西也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根本不会知道她已经搬走了。”

“所以这意味着她是自己离开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说，“她带走了自己的东西，是因为她想留着。也许她付不出房租或者租约到期了，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她会突然离开，但一定没那么单纯。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即使她不跟我去看电影，为什么要让我白等？为什么不花一点电话费通知我？”

“也许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跟我解释什么？”

“如果她解释了，”她说，“我们就会知道是什么了。伯尼，她一定是自己收拾东西的，如果是其他任何人，肯定会把床单和毯子一起收走的。”

“然而她却把这些东西留下了，因为她认为这些东西很脏？”

“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是连带房子一起出租的，那种套房或分租的房子有时候是这样的。厨房用具呢？”

“那里有双头电热炉板，还有一个桌上型冰箱。我没看到锅子。”

“也许她都在外面吃。”

“据我所知，她只吃过爆米花，还有半个闪电泡芙。”我耸耸肩，“我没察看冰箱里面有什么。也许我该看看的。我午饭吃了片比萨，晚餐吃了爆米花。”

“太惨了，伯尼。”

“哦，我早餐吃得很丰盛，”我说，“至少我认为如此，不过不太想得起来吃了什么。”

“该替你弄点东西吃的。”

“该弄点东西喝。”我说，然后把我们的杯子拿去吧台。

过了一会儿，卡洛琳说：“伯尼，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告诉你不要借酒消愁。然后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就让你喝个痛快吧。”

“第二个声音，”我说，“才是真实而合理的声音。”

“我不知道，伯尼。你往空胃里面灌了太多的酒精。”

“那里是个装酒的好地方，”我说，“而且我的胃也不算是空的。”我拍拍肚皮，“爆米花很占地方，要填满一个胃，什么也比不上爆米花。”

“爆米花都是空气，伯尼。”

“比空气重。如果都是空气，就不能装进桶里了，会飘走的。”

“伯尼……”

“我一个人吃了一整桶，”我说，“一般都称之为桶。有时候称之为盆。”

“我知道。”

“通常我只吃半桶，因为伊洛娜会吃掉另外半桶。告诉你一件事，她六点四十五分没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不会来了。早在买票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说，“有些事情你就是会知道。”我咀嚼着刚刚自己说的话。“某些事情你就是会知道，”我更正道，“但跟知道皮尔市是南达科他州的首府方式不太一样，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戈佛斯太太逼我们把所有州的首府都背出来。”

“谁是戈佛斯太太，还有她为什么逼你们背这个？”

“她是我五年级的老师，她逼我们背，因为那是她的工作。”

“所有州的首府。你一直没忘掉吗？”

“我忘不掉皮尔市。其他有的可能忘了。如果我多吃点银杏，也许就可以告诉你我忘掉了哪些。不过我以前都记得的，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什么呢？”

“真乱。”

“没错。”

我拿起酒看着。那是掺冰块的伏特加，但不是路德米尔，因为这家店没进那个牌子。我想，这个牌子说不定喝起来也一样。

“我早知道她今天晚上不会来，”我说，“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我就是知道。”

“没错，伯尼。”

“无论如何，我还是买了两张票。说不定我可以退掉一张，但我连试都没试。”我打了个响指，“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没错。”

“而且我可以买小桶的爆米花而非大桶的，因为当时我已经确定她根本不会来了。可结果呢？我还是去买了大桶的。”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你在学我说话。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从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那里弄到二十美元的？”

“你说过了，伯尼。”

“那就跟从小孩手里抢走糖果一样。所以何不拿来买爆米花呢？”

“一桶爆米花要二十美元？”

“不，当然不用。”

“很高兴不用，伯尼。不论你的胃里有多少爆米花，我想你已经开始感觉到酒力了。”

“我说话很大声吗，卡洛琳？”

“有点。”

“该死，”我说，声音转为耳语，“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不必担心，伯尼。尤其是这里根本没人会听到我们讲话。”

“说得好。”

“你再多喝点说不定也不坏，也许这样可以帮你忘了她。”

“忘了谁？”

“天哪，”她说，“我没想到酒精见效这么快。”

“哦，伊洛娜？我忘不了她，卡洛琳。”

“你现在是这么想，”她坚定地说，“但我们是多年老友了，想想这些年来我们不得不忘掉的女人有多少。现在呢？全忘了，忘得一干二净。时间可以治愈所有伤口，伯尼，尤其是再借助一点苏格兰威士忌。”

“我今天晚上喝的是伏特加。”

“我知道，你以前不喝的，怎么回事？”

“为了赫伯曼队长。”我又拿起杯子，往下看着，然后举高一点，迎着天花板的灯凝视杯中物。“伏特加的坏处就在于，”我说，“看起来没那么好。如果你举起一杯琥珀色的威士忌迎向灯光，会觉得好像透过这杯酒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秘密。可要是拿伏特加做同样的事，感觉就像在看一杯水。”

“没错，伯尼。我没想过这个，不过没错。”

“但是，”我说，“等你喝进去之后，什么颜色都没差别了。感觉一样好。”我倾斜杯子喝了一口，证明自己的观点。“卡洛琳？今天晚上我去你那里过夜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她说，“这是个好主意，这种夜晚，你自己独处不太好。”

“不是因为这个。”

“而且看你现在的状况，我也不希望你自己搭地铁去上城，或者搭出租车。”

“我也不想，”我说，“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我明天早上想早起。”

“早起做什么？”

“那个案子。”

“哪个案子？”

“哪个案子？”我瞪着她，“我刚才都是在自言自语吗？你难道没听进去吗？有个人死了，一个资料夹不见了，一个美女消失了——”

“伯尼，”她说，“这些都没错，而且至少其中之一很可惜，但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得做点什么。”我说。

“你在说醉话，伯尼。”

“不，”我说，“我说这话时很清醒。”

“听起来很清醒，”她说，“但我觉得是醉话。伊洛娜收拾东西搬走了，如果她想被找到，她知道要怎么跟你联络。如果她不想被找到，你还希望她怎么样？我知道你们俩的一切都很美好，但事实上她要么神经有问题，要么就是有另外一种生活，只要你一接近她，她就会逃走。我知道很多女人都这样，伯尼。虽然我认识的姑娘没有一个会这样突然消失，但其中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差不多。”

“我得找到伊洛娜，”我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得破这个案子。”

“怎么破？”

“找出那个从我手底下被偷走的资料夹，再弄清查诺夫和雷斯莫里安这么急着想要的那份文件的内容，还有查出CAPHOB的含意，以及为什么这些字母会出现在我的公文包上。但最重要的，是要逮到那个在东七十六街犯下谋杀案的凶手。”

“伯尼，”她温柔地说，“你不觉得这是警方的工作吗？”

“不，不是，那是我的工作。”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当你的搭档被杀害，”我说，“你就该做点事情，也许他不是太好的人，也许你不是太喜欢他，但这没有差别。他是你的搭档，你就应该做点事情。”

“天哪，”她说，“我从没这样想过。我得承认，伯尼，你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真是清晰有力，难以辩驳。”

“哦，谢了，卡洛琳。”

“不客气。‘他是你的搭档，你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得记下来。”她眼神锐利地盯着我，“慢着，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的，”我说，“一分钟之前才说的。”

“是哦，不过第一个说这话的是萨姆·斯佩德。在《马耳他之鹰》里头，迈尔斯·亚契被谋杀时，他说了这句话。也许不是每一个字都相同，但他就是说了同样的话。”

我想了想。“你知道，”我说，“我想你没说错。”

她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伯尼，”她说，“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觉得你电影看得太多了。”

“也许吧。”

“你开始把自己和亨弗莱·鲍嘉搞混了，”她说，“这样可能很危险，那些台词很棒，不过不一定符合现状。”

“是吗？”

“雨果·坎德莫斯不是你的搭档。如果你们有什么关系的话，他只是你的雇主。他雇用你去偷那个资料夹，而且他根本没付你钱。”

“那倒是真的。另一方面，我也没偷到那个资料夹。”

“而且你们也不是搭档。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他认尸，看看他给你招来了多少麻烦。”

“我没有任何麻烦。”

“你跟我诉苦的时候，听起来可不是这样。你啰啰唆唆跟雷说了一堆废话，说你对人名的记忆力比对人脸的记忆力好。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差不多吧。”

“所以如果他的脸轻轻骚动了你的记忆——”

“他的脸骚动我的记忆，”我说，“就像钻石割开玻璃一样。”

“但你说过——”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别告诉我我说过什么。”

“对不起，伯尼。”

“我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断你的。那些话只是鲍嘉的话，不是我的。”我抓起酒杯。伏特加已经喝光了，但冰块融化了一些，于是我喝了一口。“我在停尸间只看一眼就知道了，”我说，“我跟雷啰啰唆唆，只是因为我不想正式指认。”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坎德莫斯。”

“不是？”

“对，那不是坎德莫斯。你说得没错，坎德莫斯不是我的搭档，但我指的搭档不是他。我指的是那个帮助我通过薄伽丘大楼门卫和电梯服务员那一关的人。”

“不会是赫伯曼队长吧？”

“没错，正是他，他是我的搭档，或至少称得上我在一次小小违法行动中的搭档，他的任务不是全世界最困难的，但他做到了，他一番努力所得到的下场，不应该只是躺在停尸间的一个冰柜里。”我吸了口气，“不管那些台词是我从电影里面学来的，还是自己想的，都不重要。反正两者都没错，他是我的搭档，他死了，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就要看我了。”

[1] 野格（Jaegermeister），一种德式酒吧饮料，有德国第一酒精饮料品牌之称。

12

早餐时她说：“伯尼，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但你睡前说过，伊洛娜的失踪和赫伯曼队长被谋杀有关。可是你没说为什么，接着就昏睡过去了。”

“我记得。”

“真的？”

“昏睡过去的部分除外。”

“没想到你还有印象，我还以为你是喝多了胡言乱语呢。我很生你的气，因为我肯定整夜没睡，想找出其中的关联，然后接下来我只知道尤比和阿齐吵着要吃早餐了。”

尤比是一只俄罗斯蓝猫，阿齐是一只很吵的缅甸猫。“我根本没听到它们叫。”我说。

“你睡得很死，伯尼。而且它们又没在你身上走来走去。总之，你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到了早上会告诉我。现在是早上了，所以讲给我听吧。除非你不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所以呢？”

“我不记得告诉了你多少。你知道那张照片的事情吗？就是伊洛娜在前头点了蜡烛的那张。”

“什么多事国王嘛。”

“是弗拉多斯。”

“随便叫什么。你从邮票上认出他来，因为你父母小时候让你集邮。”

“你父母不准吗？”

她摇摇头。“太男性化了。我猜他们当时就有点感觉，于是试着把我引到另一个方向。他们没给我邮票，而是给了我故事书和娃娃。你知道，放在小纸盒里面，穿着她们的民族服装那种。”

“你做了些什么？打破她们的头？”

“开什么玩笑？我太喜欢那些娃娃了。”

“真的？”

“我觉得她们迷死人了。如果我有地方放的话，现在还保留着呢。我把娃娃给了我表哥的小孩，他家在长岛。‘只是借给你们而已，’我告诉他们，‘这些娃娃还是属于卡洛琳阿姨的。’以防哪天我搬到更大的公寓。不过永远不可能，万一真的实现了，我想从小孩手里拿回那些娃娃，就会有麻烦了。他们太喜欢那些娃娃了，尤其是杰森。”

“杰森？”

“对，他父母也因此有点紧张。‘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告诉他。我一有机会，就搬到格林尼治村去，试着交往来自各国的女友，每个国家一个。”

“穿着她们的传统服装。”

“我想我从未拥有过安纳特鲁利亚的娃娃，”她说，“或者安纳特鲁利亚的女友，因为在你开始跟伊洛娜去看电影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不过我有两个来自那个区域的娃娃，穿着宽大的农夫衫，裙子上好多刺绣，脸蛋也漂亮。”

“不要提醒我。”

“对不起，伯尼。对了，伊洛娜来自安纳特鲁利亚，她还拥有一张国王和王后的照片。这跟坎德莫斯和赫伯曼有什么关系？还有提格拉斯什么来着——”

“雷斯莫里安。”

“你说了算，还有萨诺夫。”

“查诺夫。”

“那又怎样？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关联。”

“我也看不出，直到昨天晚上才恍然大悟。我当时坐在出租车上，迈克思·费德勒正告诉我有关一个女人和她那恶心的宠物猴子的离奇故事。我没告诉你，对吗？”

“没有。”

“嗯，我现在也不打算讲。在此之前，他谈的是他的记忆力，一个劲儿地讲，说他的记性现在多好，也许这在我脑子里撒了颗种子，让我开始思考有关记忆的事情。我不知道。但出租车一到我那幢公寓，我就想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他再把我载到市中心。”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想找我。”

“没错，”我说，“但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等到早上，或者我会先上楼，放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搭地铁去市中心。”我拍拍口袋。“我身上还带着工具和手电筒呢，”我说，“不过无所谓，我可能会用到。”

“伯尼，你想起来的事情是什么？”

“那张照片。”

“什么国王——”

“弗拉多斯，”我回答，“没错，我以为我是从邮票上认出他来的，但不是。”

“不是？可是你查了斯科特目录，他就在上头，跟真人一般大，只是丑了两倍。”

“一点也不丑，”我说，“他长得很好看，或者该说曾经很好看，因为他现在该有一百一十岁了。重点是邮票目录上的人像很大，那张照片很小，我得用放大镜才能确定是同一个人。”

“所以呢？”

“所以重点是，我是从另一张照片上认出他的，这就是启动记忆的关键。”

“什么另一张照片？伊洛娜和她父母拍的那张吗？”她嘴巴张得大大的，“这不会是安纳特鲁利亚版的‘真假公主’吧？伊洛娜是失踪多年的公主吗？伯尼！”

“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收拾东西消失。她爱上你了，伯尼。”

“好吧，可以这样解释。”

“不，”卡洛琳很不耐烦地说，“你还不懂吗？她不能嫁给你，因为你是个平民！”她眼中有种恍惚的神色，“也许她会放弃王位——就像温莎公爵一样——为了她心爱的男人放弃安纳特鲁利亚的王位。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伯尼？这有可能，不是吗？”

“不。”

“是吗？”

“我看不可能。我不认为她是公主，那户公寓也不是白金汉宫。伊洛娜的父亲看起来跟弗拉多斯一星半点都不像，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哦。”

“我说的是，”我说，“薄伽丘大楼里的那张照片。”

“薄伽丘大楼？”她恍然大悟，“你去偷的那幢公寓大楼。”

“想偷，没偷成。”

“那里有张照片，是个穿制服的男人。是他吗？换了衣服的弗拉多斯？”

“那张照片我没花太多时间看，”我承认，“当时我没太留心，就注意到了他的牙齿和发型——中分，两边往下梳得服服帖帖。”

“听起来像个梦中人物。”

“还有他的制服，”我说，“我注意到了他的制服，他看起来像隆伯格 [1] 的轻歌剧里面的宫廷侍卫。当时我还没去过伊洛娜的公寓，觉得这个家伙有点眼熟，但也只是心里想想，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老罗斯福总统和一个打扮风骚的女人约会被发现了一样。第二天晚上我看到伊洛娜家的照片，很确定我之前在哪儿见过。但我没有立刻想到薄伽丘大楼的那张。不知道，也许迈克思·费德勒说得对，也许我该开始吃点银杏。”

“如果你能记得要买来吃的话，”她说，“那你就不需要了。”

“说得好。总之，我星期四看到伊洛娜家的照片时，觉得似曾相识，却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终于想到了。”

“而且你等不及，就带着这个消息跑来市中心，怕不来就会忘了告诉我。”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至于我急着跑来市中心的理由，是……呃，我不想走进自己那幢公寓。”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在那里等我。”

“谁？”

“我不知道。”

“你不会是指伊洛娜，你指的是某个危险的人物。”

我点点头。“我曾被一把枪指着，当时我狠狠地责备雷斯莫里安，让他小心点，把枪拿开，要是他没照办我就死定了。可是这种事情你能逃过几次？下一次他可能就会打死我。他怎么会知道去书店找我？天哪，他甚至还知道我的中间名。”

“他也是安纳特鲁利亚人吗，伯尼？”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雷斯莫里安听起来可能是亚美尼亚人，提格拉斯可能是亚述人。”

“亚述人？你的意思是来自那个地方？亚述是个国家吗？”

“现在不是了，”我说，“还记得‘亚述人垮掉就像羊栏里有一只狼’吗？这是一首诗，不过我只记得这句。我想古亚述国王是提格拉斯·皮尔瑟，不过我也有可能记混了。”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的，伯尼？这个提格也恰好印在邮票上？”

我摇摇头。“威尔·杜兰特写过他，但我忘了具体内容了。这些东西都是读时觉得很有趣，一放下书就全记不住了。我认为提格拉斯·皮尔瑟在古代杀过不少人，不过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

“而你觉得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这个国王？”

“天哪，我不知道。或许他原本叫凯弗布（caphob）。也许他正计划要开一家名叫‘尼尼微二人组’的餐厅。”

“尼尼微？”

“以前亚述国内的大城市，大概。”我站起来，“你知道麻烦出在哪里吗？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我都知道，或者一知半解，从诗句的片段到南达科他的首府，但重要的事情我却半点都不知道，比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被刺死了，另外我遇见一个美女并爱上了她，她却在几小时前消失无踪，而我却只知道一个亚述城市的名字，甚至不确定对不对。你干什么？”

“查字典，”她说，“这字怎么拼？没关系，我查到了。‘尼尼微，古代亚述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畔，摩苏尔的对岸。’你要我查摩苏尔吗？”

“为什么要查？”

“我不知道。摩苏尔，摩苏尔，摩苏尔。你在哪儿，摩苏尔？啊！

“‘摩苏尔，伊拉克北部的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古代尼尼微的对岸。’也许提格拉斯的名字是由底格里斯河来的。”

“这就是整个问题的重点，”我说，“我们有几百万个问题，却在邮票目录和字典里找答案。我可不打算靠查书去找出那个资料夹里面的内容，我也不打算靠逛图书馆抓到杀了赫伯曼的凶手。”

“我知道，”她说，“但你总得有个起点，伯尼。不是吗？”

“我要从某个人身上开始，”我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伊洛娜消失了，雨果·坎德莫斯也是，赫伯曼死了。还剩下谁？”

“提格呢？”

“你是说雷斯莫里安？他给过我一张名片，不过上面除了他的名字什么都没有。”

“也许书上找得到。”

“什么书？邮票目录还是字典？”

“电话簿。”

“机会可真不大。”我说，不过还是把电话簿找来看了，上头没登记。

“说到胖 [2] ……”

“查诺夫，”我说，“那个胖子。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姓。”

“全纽约能有几个查诺夫？”

“说得好。”我说，然后查了。结果半个都没有，这样就省得一个个打电话去，还要通过电话猜他们的体重。

“我猜会有很多萨诺夫。”卡洛琳说。

“雷斯莫里安坚持是发‘查’这个音，但也许他的名字应该是‘札’开头。”我查了，结果也没有札诺夫。

卡洛琳说：“还有谁？那两个小偷？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说是一男一女，对吧？”

“他们还做爱。”

“那也还是一男一女，也许是住在那里的男人和他的女友。你想到了吗？”

“当然了。”

“你真这么想？”

“当然。这解释了他们怎么会有钥匙。也许他们根本不是小偷，也许那男的忽然半夜急着想看看他的资料夹还在不在。搞不好他就是那种人。”

“总之，他是谁，伯尼？”

“好问题。”

“坎德莫斯没跟你说？”

“坎德莫斯什么都没说。他说他跟埃博尔·克罗是好朋友，又说我会拿到五千美元，或者更多，只要去做一个小时的工作。他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你能相信我在只有这么一丁点信息的情况下，居然愿意冒着犯下重罪的危险吗？”

“坦白说，”她说，“不相信。伯尼，我们刚刚把名单查了一遍，除了空白什么收获都没有。我知道你想为赫伯曼之死做点事情——”

“他是我的搭档，”我说，“我应该做点事情的。”

“随你怎么说。现在的情况是，根本无从下手。”

“威克斯。”我忽然说。

“威克斯？”

“赫伯曼认识他，”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赫伯曼，因为他认得威克斯，他住在那幢大厦。威克斯跟这件事情无关，但也许他能告诉我关于赫伯曼的一些事情。”

我再度伸手拿电话簿。我不知道他的名，但我知道他家位于公园大道，那里不会有太多姓威克斯的人。结果他叫查尔斯。

我拨了他的电话，他接起后，我说：“威克斯先生吗？我是比尔·汤普森，前几天我曾陪着赫伯曼队长跟你见过短暂的一面。”他花了好一会儿想弄清我是谁，但接着他想起来了。“我得跟你谈谈，”我说，“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抽出十五分钟给我。”他犹豫着，然后说希望我不是要推销东西，或者卖保险，不管这些东西有多好。“我不会的。”我向他保证，“我现在有个难题，威克斯先生，你也许可以帮助我，如果方便的话，我到你的公寓去。好，差不多半个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我会到你们大楼门口。很好，我是比尔·汤普森。”

我挂上电话。卡洛琳说：“比尔·汤普森？”

“晚点我会解释，现在我得走了。我看起来还好吧？”

“好得很。”

我摸了摸下巴。“刮个胡子也伤不了我。”我说。

“如果你用我的剃刀，那就会伤到了。你看起来很好，伯尼，你去找这个人又不是要去求职面试，不是吗？再说，你也没时间刮胡子了。我们走吧。”

“你不是要和我一起去吧？”

“我不要待在家里，”她说，“忘了你说过什么吗？当你的搭档被杀害，你应该要做点事情。所以呢，当你的好友身陷险境，你就该帮忙。”

“我想这样也没坏处，”我说，“我告诉威克斯说我会过去，可是没说还有别人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到走廊，然后她转身锁上门。“放心，伯尼，”她说，“我不会跟你去薄伽丘大楼，我也帮不上你，只会碍事。”

“那你要去哪里？”

“你的店，”她说，“还记得拉菲兹吗？总得有人喂它呀。”

[1] 隆伯格（Sigmund Romberg，1887—1951），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作曲家，他创作了一系列大受欢迎的轻歌剧，包括《学生王子》、《沙漠歌曲》和《新月》等。

[2] 上句伯尼说“机会不大”，用的英语是“Fat chance”，所以这里才会说起“胖”。

13

“汤普森先生，”查尔斯·威克斯说，“我现在想起你了。那天晚上我只看了你一眼，不记得你的样子。刚才还不确定能不能认出你来，当然我现在认出来了。进来吧。告诉我你怎么会认识赫伯曼队长的，还有你为什么认为我可以帮你。”

我心中对他有一幅清晰的图像，但不知道如果在路上跟他擦身而过的话，我能不能认出他来。前几天晚上他穿着衬衣和吊带裤，戴着一顶小礼帽。今天早上他的帽子放在架子上，他身穿一件夏威夷衫，白色棉布宽松裤子，脚踏帆布便鞋。他的秃头就在我眼前，只有脑袋边缘还有一圈灰色的头发。我猜他前几天晚上也一样秃，不过被帽子盖住了。

“如果你早五分钟打电话来，”他说，“就找不到我了。我起床后喝了杯咖啡，然后出去散步一小时左右。回家路上我拿了报纸，边看报边吃早餐。我以前都是订报送到家，边喝咖啡边看，但发现这样就没机会出去散步走动了。今天早上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刚打了鸡蛋。”

他一边不停地讲，一边拿眼睛看着我，我觉得他正仔细地打量我。“所以你时间抓得好极了，”他继续说道，“但据我所知，你打了不止一次，因为我没有答录机。我退休了，你知道，平常电话没那么多，有急事的更少。其中还有些令人沮丧的电话，一般是通知我某个熟人死了，这种消息不能留言给答录机，对吧？”他温和地笑了，“至少我办不到，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我煮了咖啡，不过是有咖啡因的，另外我得警告你，我煮得相当浓。”

“我就喜欢这种咖啡。”

“马上就好。”

他去了厨房，把我留在那个摆放着传统家具的舒适房间，每样东西看起来都用过很久，但是并不破旧，我可以在这种房子里长大。一个旋转橡木书橱里有书，从历史到生物都有。墙上唯一的艺术品是一幅印象派风格的风景油画，裱着简单的画框。

咖啡就像他说的那样，浓得几乎可以在上面走路了。我表达了我的赞许，他满足地点点头。

“我的医生说，不希望我喝太浓的咖啡，”他说，“我告诉他，滚他的吧。我是个鳏夫，没有孩子，这辈子也活够了。喝点浓咖啡是我唯一称得上坏习惯的嗜好，如果要我戒掉，只为了能比其他老友多活几年，那我就去死吧。你叫威廉·汤普森，或者你比较喜欢我称你为比尔 [1] ？”

“叫比尔就行。”

“如果我没记错，你曾说你就住在这幢大厦，虽然我不记得以前见过你。当然这幢大厦很大。”

“没错。”

“你刚才叫前台的那小子打电话上来报了你的名字，其实你可以直接上来，不必通知的，因为我正在等你。你真有礼貌。刚才在前台的是拉蒙还是桑迪？”

他眼中有警戒的神色。“我不知道，”我说，“我不住在薄伽丘里面，威克斯先生。”

“不过前几天你的确自我介绍说住在这里，不是吗？或者是我记错了？”

他的记性好得跟吃过银杏一样。“恐怕当时我并没有说实话。”我说。

“我没想到这种事需要说谎。你撒了谎吗？”

我觉得自己好像应该用肥皂洗洗嘴。“对，”我说，“而且当时我撒的谎可能不止这一个。”

“哦？”

“我不是赫伯曼队长的老朋友。在向你自我介绍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你这么做是为了认识我？”

“不，先生。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根本不必跟你碰面。赫伯曼和我离开电梯时，我应该在他按你的电铃之前就进了楼梯间的。”

“哪里出错了？”

“电梯服务员盯着我们看。”

“所以你必须装作是跟他一起来拜访我，但你其实在这幢大楼的其他地方另有事情要办。”

“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是个安保技术工人，”我说，“有人花钱雇我去拜访一户没人住的公寓。”

“在薄伽丘大楼？我都不知道这里还有没人住的公寓。”

“那天晚上没人在。”

他想了想。“也就是说，住户不在家，而你有钥匙？”

“不完全是。”

“那你一定不需要钥匙。不必低头，拥有某种技能并不可耻，虽然很多人并不用在正途上。天哪，那就是赫伯曼队长来这里的原因吗？为了把你带进来？”

“我想他很高兴见到你，”我说，“但——”

“我真想不通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队长不会骗人的，从来不会。他是那种单纯直率的人。”

“还喜欢香烟和伏特加。”

“确实。你们俩来之前一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他，我很吃惊，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他停下来，眼睛探询着我的目光，“他说，他想来看我。我呢，这阵子什么都没有，就是时间多。我想跟他花上一小时左右叙叙旧。他提议星期三，晚一点，接近午夜时分。他说，他在纽约的时间有限，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我建议在外头找个地方喝杯酒，但他不愿意，说他可能会迟到，不愿意让我久等。另外，他还带了东西给我，希望带到我家让我看。”他抬起头，“我看这些都是为了要帮你进入这幢大厦的说辞。”

“一定是。”

“可真费了不少工夫。他给了我一个礼物，是只小老鼠。就在你左边的桌子上。”

那是一只一英寸多长的精致的雕刻品。“真美，”我说，“象牙的？”

“骨头。”此刻他的目光不再那么充满探询意味了，两眼仿佛看着远方，“我见过这个东西，刚刻好的时候是纯白色的，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黄。‘我在一家商店橱窗看到的，’队长说，‘于是想到你。几乎和那个老家伙刻的是一对。’我看，这东西跟老列申科夫的作品不只是一对，根本就是同一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也不相信队长会在商店里发现它。他什么时候变成那种会看橱窗的人了？但也很难相信这么多年他居然一直留着这玩意儿。他到底是怎么弄到的？”他再次搜寻着我的目光，“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

“对。”

“当然，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赫伯曼队长和我。当然，还有伍德、雷尼克和贝特曼。我们五个在美国被称为‘鲍伯和查理秀’。雷尼克和贝特曼的名字都叫罗伯特，昵称鲍伯，我们其他三个人的名字都是查尔斯，昵称查理。既然一起合作，我们就改了名字。为了押韵，雷尼克叫罗伯，贝特曼叫鲍伯。我还是查尔斯，伍德改名为查克，他小时候大家都这么叫他。我们就叫他赫伯曼队长。”

“因为他当时是队长？”

“哈！他唯一当过的队长，就是大学的足球队。他有那种领袖的气质，仅此而已。我们没有排名，又不是军队。对官方来说，我们甚至根本不存在。”他喝了口咖啡，“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还有谁会在乎。冷战都结束了，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们赢了，但另一边似乎是输掉了，或至少离开战场了。”

“那是什么时候？”

“哦，很多年以前了。马萨里克 [2] 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刺是什么时候？你不记得，但我应该记得的。一九四八年？我们的小小历险就从他被刺一年后开始。天哪，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却自以为是个大人了，以为已经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更成熟，但其实我一定还乳臭未干。”

“当时你在捷克斯洛伐克？”

“你怎么会这么想？哦，因为我提到了马萨里克。不，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方或南方，基本上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会溜过边界，在咖啡馆和后巷里交换暗号。我们以为那是个游戏，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合乎国际利益。现在我知道，从两方面看，我们都错了。”

“你们做了些什么？”

“唤起人们的希望，拿他们的命冒险，也拿我们自己的命。”他沉默了片刻，思索着，“现在都不重要了，”他说，“这跟你上次的来访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我想是有关的。”

“天哪，怎么会？那几乎是半个世纪前了。那些人大都死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否听过一个叫安纳特鲁利亚的国家？”

“亲爱的基督啊，”他说，“那不是国家。在加里波底和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前，他们总说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安纳特鲁利亚连那个都不是。”

“他们有个国王，不是吗？”

“老弗拉多斯？我不确定他是否曾经踏上过自己所号称的国土。他们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宣布独立，但我记得好像是在海外远程宣布的。我听说安纳特鲁利亚，已经是三十年后了，而老弗拉多斯就住在你认为他会在的地方——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我忘记是哪个了。安纳特鲁利亚独立只是个想法，时机来了又走了。没有人理会，除了一小撮几代以来近亲通婚的种族优越论疯子。”

“那你们五个呢？”

“我们五个，鲍伯和查理秀，我们应该去煽动叛乱的。现在谁会觉得这是个好想法？或至少是个可行的想法？”他摇摇头，“几年以后我回到美国，退出游戏。匈牙利发生了暴动，学生们投掷汽油弹，想把苏联坦克赶走。兔子就死在那儿。”

“兔子？”

“鲍伯·贝特曼。我们都各有一个动物代号。我是老鼠，当然了。这就是为什么队长会带那个小雕刻品来送我，虽然他怎么弄到这玩意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贝特曼是兔子。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兔子脸、兔子鼻、兔子的懦弱模样，虽然在紧要关头他一点也不懦弱。我看起来不怎么像老鼠，但有个人说，我穿上老鼠颜色的服装时看起来很害羞。我不认为我害羞，但以前可能是这样。”

“赫伯曼呢？”

“他是公羊，低头往前猛冲。我估计他在大学打美式橄榄球时，每一次攻击都会冲过中线。罗伯·雷尼克有种狡诈的猫科气质，所以他是猫。最后你应该猜得出查克·伍德的代号了。”

“大象。”我说。

“大象？天哪，为什么是大象？”

“令人难忘，”我说，“永远那么大。我没见过那个人，为什么你觉得我能猜出他的代号？”

“哦，我一说出他的名字，就很明显了，不是吗？他的代号是唯一纯粹从名字而来的。他名叫查克·伍德，而他的代号是土拨鼠 [3] ，我看不出他长得像任何动物，但他对工作耐心而顽固。他会一直啃啃啃，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那些雕像是怎么回事？”

“是一个名叫列申科夫的人替我们刻的。这是个保加利亚名字，他是个保加利亚人，跟那群人的绝大部分一样——称他是保加利亚人就等于在邀请他跟你决斗，他会坚称自己是安纳特鲁利亚人。列申科夫当时已经很老了，所以他应该死了很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动物，同一套里面还有其他动物。猪、山羊，还有些我想不起来了。你知道，某些安纳特鲁利亚活动分子也有动物代号。”

“那些雕像现在怎么样了？”

“留在安纳特鲁利亚——如果想这样称呼那个地方的话——或至少我相信是这样。我的小老鼠好像设法漂洋过海了，一只小老鼠要游过这么一大片海洋真是够远的了。”

“如果是同一只老鼠的话。”

“如果不是同一只，”他说，“那我会很惊讶。我扯得太远了，这是我生命中已然结束的一章，汤普森先生。现在，虽然我并不喜欢国际情报活动，但我想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告诉我，我们在安纳特鲁利亚的活动怎么会把你和赫伯曼队长联系在一起，他又怎么会把你领进这幢大厦。”

“一位跟我约会的年轻女子，”我说，“是安纳特鲁利亚人，而且——”

“她叫什么名字？”

“伊洛娜·马尔科娃。”

“听起来是保加利亚人，也可能是安纳特鲁利亚人。”

“她说她是安纳特鲁利亚人，”我说，“她家墙上贴了一张东欧地图，把安纳特鲁利亚的领土用粗红笔圈了起来。还有一张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的照片放在公寓里一个很尊贵的地方。”

“莉莉安娜，”他说，“那是王后，没错，我都忘记她的名字了。你的朋友告诉过你莉莉安娜是怎么死的吗？”

“她连这两个人是谁都没跟我说过。莉莉安娜是怎么死的？”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一年吧，她在法国南部死于车祸。弗拉多斯重伤，但没死。安纳特鲁利亚独立分子认为，那部车子被IMRO的特务动了手脚。”

“IMRO？”

“内部马其顿革命组织 [4] 。天知道，这种事情的确是他们的作风，但他们会浪费时间去暗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国家的神秘国王吗？我猜是弗拉多斯喝醉了，或者如果他有私人司机的话，就是司机醉了。”他看着房间里对面墙上的那张风景画，然后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他们，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

“从邮票上知道的。”

“邮票？哦，当然！跟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安纳特鲁利亚人曾谈到过发行邮票，好像在布达佩斯发行可以让他们具备合法性。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有谁见过任何一张那些神秘的邮票。你该不会有一套吧？我知道这种邮票相当稀少。”

我解释了《斯科特目录》上的肖像。

“好吧，”他说，“你有个朋友是安纳特鲁利亚人，而且似乎自认为效忠于弗拉多斯。但一定有更多理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对此事有兴趣。”

“她失踪了。”

“这样啊，完全找不到？”

“一点线索也没有。”

“那又怎么会跟薄伽丘大楼扯上关系呢？你闯入这里的一户公寓，是她的主意吗？”

“不是。”

“哪一户？谁住在那儿？”

“8B，我不知道谁住在那儿，但也是个安纳特鲁利亚人。”

“你怎么知道？”

“他有一张弗拉多斯的照片。”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哦，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同一张照片？我指的是，同一个姿势，而不是真的同样一张。”

“是另一张照片。这张是单人照，而且他穿了一套制服。”

“皇族一向喜欢制服，”他说，“尤其是当他们没有一片国土可以穿着制服去的时候。那么，你进过那户公寓。一定的，因为你看到了那张照片。”

“对。”

“那你拿到你要的东西了？”

“没有，我被打断了。”我说，然后叙述了我如何躲进衣柜里，出来时发现那个资料夹不见了。

“队长走的时候，你一定还困在那里。他根本没留下来。我本来期待这次造访会相当久，但从他进来到出去，我看还不到十分钟。我呢，也没有硬要他留下。他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回忆，某些回忆我并不愿意去想。他的礼物也有同样的效果，就是那个老鼠雕像。我一直认为这是列申科夫最好的雕刻作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它是我的。我的意思是，我的代号。现在这个雕像确实是我的了，不是吗，我很高兴拥有它，但我发现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越来越不在乎拥有任何东西了。队长怎么了？”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意外，但我没有犹豫。我知道这个问题早晚会出现，也已经决定了怎么回答。

“他死了，”我说，“有人杀了他。”

[1] 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

[2] 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

[3] 查克·伍德的英文是“Chuck Wood”，土拨鼠的英文是“woodchuck”。

[4] 原文为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14

“这个坎德莫斯，”查尔斯·威克斯问，“显然是他杀了队长，对吧？但他为什么把尸体留在自己的公寓里呢？”

我们坐在厨房的椭圆形餐桌边。既然我已经告诉了他有关赫伯曼的事情，其他的好像也没有必要隐瞒了。

“除非，”他继续道，“他不希望尸体被发现。”

“很难不被看到，”我说，“根据我所听到的，尸体就位于客厅正中央。”

“血流到地毯上。”

“对。”

“而且他把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写在了你的公文包上。”

“对。”

“重点是，写在了你的公文包上头，虽然我想象不出还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挑。那很可能是他手边唯一可以写字的地方。我怀疑这起谋杀和包上的字母一样是冲动而为的。”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是坎德莫斯，”他说，“你是赫伯曼队长，我想杀你，我会不会随便乱抓一把刀，并把你留在自家客厅的中央？但如果我不是计划好要杀你，只是突然有很强烈的动机希望你死，而且恰好能置你于死地呢？假设时间很紧迫，不管方便不方便，我就是没法再等了。”

“赫伯曼来过这里。”我说。

“只有十分钟，另外十五分钟在外面。”

“我离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回七十六街了。我正打算直接把资料夹带过去，所以他一定希望我到的时候他能在那里。”

“但早在你到达之前，坎德莫斯就杀死了他。为了避免分赃，甚至在还没有赃物可分的时候就动手？”他摇摇手，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知道原因，肯定发生了突然而紧急的事件，让坎德莫斯觉得虽然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会更好，但还是不得不杀了他。就在他自己家里，而且是在你随时会出现的情况下，他把刀子插到了自己同伙的身上。”

“而且把他丢在那儿。”

“让他在那儿写下最后遗言，很像罗诺克岛上原始殖民居住点唯一的遗迹之谜。他们完全消失了，在树干上刻下CROATOAN这个词，一直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队长的CAPHOB又会是什么意思？坎德莫斯为什么会让他写下这几个字母？”

“如果杀他的另有其人，那凶手又为什么会就这样任他留下那个临终的信息然后离开？”我说。

“对，”他同意，“不可能是这样。但如果是坎德莫斯杀的，那他就有麻烦了。”

“我想也是。麻烦就躺在他家客厅正中央。”

“没错。他该怎么办？”

“他得摆脱掉。”

“怎么摆脱？队长的个子还挺大的。难道坎德莫斯是那种超级大块头，可以把队长往肩上一甩，扛到楼下吗？”

“很难，他顶多只能算中等身高，块头也挺小的。”

“也绝对不是举重选手。”

“不是。”

“好，那他会怎么办？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我？”

“对，就是你。假设你发现自己跟一具尸体在一起，这又不像墙上的一块污渍，可以靠涂油漆遮住。你会怎么摆脱这具尸体？”

“事实上，”我说，“这种情形我碰上过一次。”

“哦？”

“在我店里，”我很快地说道，“我什么也没做，但我同样必须把尸体弄走，于是我租了一辆轮椅。”

“真是聪明极了，”威克斯赞赏地说，“不过三更半夜要弄到轮椅很难，而且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的四楼，轮椅也没什么用处。”

“的确。”

“没有工具，那就得多跑几趟。”

“怎么说？”

“这话题不太愉快，”他说，“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吗？你得分尸，切成可以搬运的尺寸，然后每次搬一部分出去，把它们丢在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好地方。”

“一只胳膊丢在这里，一条腿扔到那里。可是警方抵达时，赫伯曼队长的尸体很完整，否则我敢保证他们会提起的。”

“你的坎德莫斯先生还没开始行动，”他温和地说，“他需要工具，不是吗？而且除非他有干这类事情的习惯，否则他手边不会有这些工具。他需要一把锯子或斧头或两者都需要。普通郊区住户可能手边会有这类工具，但一般纽约的公寓住户不会有。”

“所以他三更半夜出门，找肉锯去了？”

“有可能。那个时段他不能期望有厨具店还开着。不过餐厅就不一样了。也许他有个厨师朋友会借给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不会多问。或者他家里就有一把大刀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只是出去买些厚塑料袋和封口用的胶带。他离开了公寓，可怜的队长就四仰八叉地躺在他公寓的地板上，而你还困在八楼的衣柜里。”

“然后警方出现了，盘问管理员，最后聚在外面等锁匠来帮他们开门。”

“警察怎么会找上门去的？有匿名电话？”

“雷·基希曼是这么说的，有人听到了什么声音。”

“嗯。我们假设，坎德莫斯回到家，看到他公寓里面有一群人，或者看到楼梯口有人在等锁匠，那他怎么办？”

“从自动取款机提走他银行里所有的钱，”我说，“然后跳上开往澳大利亚的船，重新做人。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这倒是真的，没人听过他的消息。他为什么不跟你联络？他会以为你是带着资料夹离开8B的，他不想要吗？”

“也许他试过，也许他派了别人来拿。”

“就是那个有奇怪名字的家伙？”

“这些人的名字都奇怪。”我说，“除了在罗斯·托马斯的小说里，我还没接连遇到过这么多名字奇怪的人。不过如果你指的是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对，他很可能是坎德莫斯派来的。坎德莫斯不肯自己出现，是因为警方以为他已经被他们安置在停尸间了，事实上，雷斯莫里安来我店里的时候，我还没去认尸。”

“所以如果坎德莫斯自己跑去你店里——”

“我会以为自己见鬼了。也许的确是坎德莫斯派他来的，还有谁会知道我跟这件事情有关？”

“如果说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他说着手指向一个方向，我想一定是通常所说的欧洲的方向，“就是某些事情，知情的人比你预料的要多。要知道，消息总会走漏。人们会扮演多重角色，很少有事情能保密的。”

“坎德莫斯是星期二来我店里的。第二天夜里我非法进入民宅时，他则犯下了谋杀案。到了星期五下午，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就对我有了足够认识，知道要到我店里来用一把枪指着我。天哪，他甚至还知道我的中间名。”

“格林姆斯。”

“对。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唯一知道我与此有关的只有坎德莫斯和赫伯曼，而赫伯曼已经死了。”

“你是不是忘了那个女孩？”

“伊洛娜。”

“当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也想过，她可能不是偶然走进我的店里，否则也未免太巧了。可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看电影，而我们唯一谈过的，就是刚刚看过的电影的内容。如果她想陷害我，那真是花了太多时间。然后，等到我准备要为她赴汤蹈火，或至少会为她跳火圈的时候，她消失了。我不明白。”

“的确令人费解，但安纳特鲁利亚人就是个令人费解的民族。”

“显然是。”

“坎德莫斯就在令人费解这方面很像个安纳特鲁利亚人。他有口音吗？”

我摇摇头。“他讲一口有教养的美式英语。我猜他是在这里出生的，不过不一定是纽约。他的名字也绝对不是安纳特鲁利亚的名字。”

“他听起来像是那种一辈子会用很多化名的人。坎德莫斯是英国名字，原意是指一个教堂的节日。如果我没记错，是过了主显节 [1] ，但离大斋节 [2] 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节日是纪念圣母马利亚涤净，并带着圣婴到神庙去。时间是在年初，可能是在两次弦月之间。雨果·坎德莫斯——说不定确实是他的本名，这种名字如果是编出来的就太奇怪了。”

“这些名字，”我说，“坎德莫斯、查诺夫、雷斯莫里安。我只知道一堆名字，却追查不出任何东西。也许我应该放下这件事。”

“有何不可？”他说，“你又没投资多少。只是白忙了一个晚上，我怀疑你做这行，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

“不止是偶尔。”我说。

“我可以理解你对那个女人的迷恋。但她好像是自愿消失的。你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陷入危险，或者需要你的帮助吗？”

“没有。如果她想见我，我并不难找。”

“没错。”他把身子往前凑，眼睛发亮，“你也不能期望这里面有赚头，不是吗？你不知道现在谁拿着那个资料夹，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所以也不能指望那玩意儿能让你发财。警方没在追捕你，所以你不必为了洗清嫌疑而去破案。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卖你的书，再继续闯空门呢？”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我说。

“没错，就是这样。你觉得有义务，无论多么不合逻辑，也不管后果如何。你全力往前冲，谁落后谁遭殃。”

“我想这听起来很蠹。”

“蠢？天哪，孩子啊，如果当时安纳特鲁利亚能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坐直身子，双手搓了搓，“我有些想法，”他说，“好久没这么干过了，稍微有点手生，不过我对这类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经验。”

他边谈边在笔记本上画线和圆圈，建议可行的途径，理清我们目前知道哪些、不知道哪些。我看不出那些线和圆圈有什么用，不过他的思路正中目标。

“太好了，”最后我说，“可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而且——”

“我的时间？在找出结果之前，你还会占用更多呢。如果你有义务，我也有。”

“可是为什么？我是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也扯不上，所以——”

“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不能理解，”他平静地说，“但有那么一段时间，赫伯曼队长和我一起工作，就好像我们的性命彼此相连，也确实如此。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跟他完全失去联络。可当他带着那个珍贵的老鼠雕像出现时，我们却没说什么话。无论以前我们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都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也早已变成了逝去的流水。

“水，”他嗤之以鼻，“如果我们是亲人，我会说血浓于水，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某项事业里的伙伴，我就因此有了义务。我不期望你了解，听起来一定很老套。”他坐直了身体，提高了声音说，“可是当你的搭档被杀害，你就该做点事情。无论你对他的看法如何，也不管他是哪种人，只要他是你的搭档，你就该做点事情。”

我看着他。“威克斯先生，”我说，“这或许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 [3] 。”

“确实有可能，”他说，然后抓起我的手，“确实有可能。我们别再互称威克斯先生和汤普森先生了，好吗？我叫你比尔，也希望你叫我查尔斯。”

“呃。”我说。

“有什么问题吗？”

“查尔斯，”我说，“还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

[1] 主显节（Twelfth Night），亦称“第十二夜”，指一月五日晚上，即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夜。

[2] 大斋节（Lent），基督教徒在复活节前一段时间要吃斋、戒欲和忏悔，以纪念耶稣旷野守斋。

[3] 这句模仿了《卡萨布兰卡》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15

“我觉得很好，”查尔斯·威克斯说，“任何人都需要一个人生目标，需要一个早上起床的理由。我想我们可以合作得很好。”

“你说得没错，查理。”

“真奇怪，为什么要这么久。”他说，伸手要按电梯按钮，我抢在了他前面。“这次按久一点，”他说，“说不定是因为接触不良。”

“也许在别的楼层耽误了，”我说，“电梯员在替人搬行李或者有人钥匙卡住了。我看，你没有理由陪我站在这里，我想他很快就会上来了。”

“哦，没关系。”他向我保证。可是过了几分钟，电梯还没出现，他换脚撑着身子，显然不耐烦起来。“如果你真的不会觉得我抛弃了你，”他说，“那我就回去进行我们的计划了。”

“好的，”我说，“这样浪费你的时间，我才有负罪感呢。”

他走进自己的公寓并关上门后，电梯仍未到达。我并不意外，电梯服务员要有超能力才会在这楼停，因为我刚才按电梯根本就是装的。我又等了一会儿，以防查尔斯·威克斯万一想起什么事情冲进走廊。确定他不会再出现后，我走楼梯下到八楼。

嗯，有何不可呢？我前一天晚上没回家，开锁工具还带在身上。我来拜访威克斯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也许结束拜访时可以下楼来看看。我没期望跟威克斯能谈出什么，也没想到他能告诉我多少关于赫伯曼的事情，只是利用他帮我进入薄伽丘大楼罢了。

结果他告诉了我很多，而且最后还成了我的搭档。这的确像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我想我也可以告诉他，我想再去拜访住在四层楼之下的那个家伙，但我决定不说。否则这段美好友谊可能会宣告流产。因为我毕竟身在查理住的这幢大楼里，那些平时对于偷窃满不在乎的人，只要发现小偷开始接近他们家，态度就会倾向于严厉执法。毕竟，我第一次去见威克斯只是借口，目的是为了去8B。而我今天出现，又是披上了伪装的外衣，心怀同样的目标。我离开他家之前，几乎就要告诉他我是伯尼·罗登巴尔而不是比尔·汤普森了。

所以我暂时对这个小小的冒险保密。如果我找到什么重要的资料，可以挑个适当的时机告诉他我是何时何地弄到的。而如果我进入8B一无所获，就不必让任何人知道我去过。

我迅速而安静地下了楼，打开八楼楼梯间的门，看了看四周，确定走廊上没人，然后走到8B门前。

我没戴手套，也不在乎。我不会留下指纹，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找指纹。我带着手电筒，不过大白天的也用不着。我也带了开锁工具，知道打得开8B的锁，因为前两天夜里用这套工具开同一扇门轻而易举。

结果我也用不着它们。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当我疑惑地站在那户公寓门口时，工具就握在手里。我记得自己曾拿到过那个资料夹，只是后来又失去了，而且我还记得自己被关在衣柜里很久，还有大衣散发出的霉味。我不会妄想还有机会再拿到那个资料夹，但也许我至少可以发现谁住在这里，或许还有机会再看一眼那张照片，确定里头的人确实是弗拉多斯国王。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开锁的凿子已经插进顶端那个锁的四分之一英寸，这才想起应该先按门铃。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没人在家，但我提醒自己，按门铃是专业程序中绝对不能疏忽的一个小步骤，就像小偷指南一样，一定得照做。

于是我按铃，等了一会儿，因为这也是必要程序，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门那边走近的脚步声时有多么惊讶了。

我刚刚把可能让我吃官司的证据抽离门锁放回口袋，门就开了，出现了一个身高大约六英尺二英寸的年轻男子，宽肩窄腰，方下巴，开朗的俊脸。他脸上挂着个大大的微笑，也许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但并没有因此就不高兴见到我。

“你好，”他热心地说，“天气真好，嗯？”

“好极了。”我同意。

“我能为您效劳吗？”

好问题。“啊，”我说，“我是比尔·汤普森，是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的大楼代表。”

“你住哪幢大楼？”

“我住在这幢大楼，”我解释说，“不是这一层。我在华尔街工作，但替这个慈善机构当募款义工。做善事，我想你应该了解。”

“是的。”他说，同时一只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他穿了一条黑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马球衫，我会说衣服是蓝绿色，但某些邮购服装的产品目录上也许会说是孔雀蓝。“哦，当然，我很乐意捐款。”

天啊，也许我挑错行业了。“我连收据都没带，”我说，“我来拜访不是要募款的。我看看，你是詹姆斯·特里斯科，对不对？”

他笑着摇摇头。

“不对？怎么会呢？”我掏出皮夹，看看里头的一张纸——有人建议我将这张纸好好收着，如果我还想从中国洗衣店里拿回送洗的衬衫的话——然后再次看着他。“应该是奥里斯科，”我说，“你不是詹姆斯·奥里斯科，就是艾略特·布克斯潘。不然就是我找错人家了。”

“好像是你找错人家了。”

“是啊，有可能，这里是8B吗？”

“是啊。”

“那你的名字是——？”

“保证不是奥里斯科，也不是另外那个。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名字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我自己都得想一下。“布克斯潘。”我说。

“布克斯潘，”他同意，“不，我也不是布克斯潘。”

“唉，要命。”我说，摇摇头啧了一声，“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吧。看来我是抄错了公寓号码，很抱歉打搅你。”

“没事。”

怎么才能问出他的名字？也许进去公寓里看一眼？我试探着问：“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他又笑了，再度摇摇头。“真抱歉，”他说，“不太方便。我有客人。”

“哦，我明白了。”

“通常我是很乐意的，但是——”

“我了解，别这么说。”

“好吧。”他说。

“好吧，”我说，“再跟您重复一次，我叫比尔·汤普森，”——你这白痴，那你呢？——“很抱歉这样打扰你。”

“好了，不需要道歉。”

“您太客气了，”我说，“希望过两天我过来请您捐款时，您也能这么亲切。”

“啊。”他说着又去掏口袋，这次掏出一个山羊皮的钱夹，打开抽出一张二十美元钞票。

“您真是太好心了，”我说，“可是我没想到今天要募款的，所以身上没带收据。”

“不必给我收据，这样省得你下星期再跑一趟。”也省得他被打扰，只不过他没说出来。

“那……”

“请你收下。”他说。

我伸出手，可是没拿钞票。“我应该给你收据的，”我说，“可以塞在你的信箱里，另外还需要你的名字做记录。”

“没问题，”他说，“我叫托德。”

“幸会，托德。那请问贵姓？”

“不，不，我姓托德。”

“哦，看来确实不是特里斯科或布克斯潘，对吧？”我们大笑起来，然后我问他的名。

“迈克尔。”他说。

“迈克尔·托德。跟那个——”

“对，跟那个电影制片人同名。”

“我敢说一定常常有人跟你开玩笑，问你跟伊丽莎白·泰勒结婚是什么滋味。”

“倒没那么经常，”他说，“毕竟，这个名字不算少见。”

“要命，我的名字也是。我每次想到全世界有多少比尔·汤普森——”

“是啊，”他说，“现在我真的不能再多留你了，汤普森先生。”

“迈克尔，”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公寓里传出来，“什么事情那么久？重要吗？”

“马上来。”他回道，然后对我窘迫地笑了笑。“你看，”他说，“现在我真的得说再见了。再次谢谢你。”

谢什么？但我点点头，在他关门前朝他微笑，然后又在那儿站了几秒钟，整理思绪，把整件事情想了想。然后我走到最近的楼梯，再度上到十二楼。忽然想到可能会碰巧在走廊上遇上查尔斯·威克斯，便试着想象该怎么向他解释。不能假装一直在等电梯，这样他会马上抓起电话，弄清楚薄伽丘大楼所吹嘘的白手套服务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决定告诉他实话，但得稍稍修改一下。我会说，我等电梯等了很久，中途决定去八楼看一眼。我该告诉他那个家伙在家吗？不，我要说没人在家，但我决定不进去，或者我应该说——

但我什么都不必说。电梯来了，门开了，服务员和我互相看着对方，然后我下楼出去。

天气真好，天哪，就像迈克尔·托德——不是那个电影制片人——说的一样。我往西走了两个街区来到公园，从小贩手中买了一个热拘和一个荞麦馅饼，找了张板凳坐下来。这似乎是个思考的好地方，有些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首先，那个女人不是叫他迈克尔，听起来比较像“麦凯尔”。

其次，我认出了她的声音。

我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在动物园看了会儿北极熊。它最近有点压力，因为有人发现它在池子里不停地以“8”字形来回游泳。这让很多人紧张不已，有人猜测它的行为是严重神经过敏的表现，可能是因为过度焦虑所致。各种专家总结出了各种原因——监禁空间过于狭小、饮食不调、对雌性同伴的渴望、被观察得过于仔细而苦恼、被观察得不够仔细而产生疏离感、身边事物缺乏吸引力。这些媒体关注的直接结果，就是这只北极熊的访客变得前所未有的多，而它也以不断地游“8”字形取悦众人。“它在游泳。”大家会宣布，然后它就不停地游，最后看的人终于离开，其他人则迅速补满空位。“它在游泳！”新来的人会喊，于是它又多游一会儿。

我看到了，非常确定它在游，也觉得它游得真他妈的好。如果要游出一个数字，我看当然只有选8。2、4、5都太需要技巧，现在连7都越来越复杂了，而且很多人喜欢按照欧洲流行的方式，在7上加一横。如果要日复一日地游泳，除了8之外的唯一选择是0，但那样又和普遍的绕圈游没什么两样了。

我不明白这些家伙还想要那只可怜的熊怎么样。在轻松一点的城镇——比如迪凯特 [1] ——一只熊只要能游出随便哪个数字，人们就会引以为荣，但纽约人的要求高得多。如果我们的熊开始游3.14159，人们会觉得这熊是智障，连π都背不出小数点五位之后的数字。

穿过公园，我在一个电话亭前停下来，试了两次卡洛琳的电话，先打到她家，然后打到“贵宾狗工厂”，都没人接。我走到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会口，感觉后颈像昨天晚上那样刺痛起来。当时这感觉让我没下迈克思·费德勒的出租车，现在这感觉让我躲在远远一角的遮阳篷下，避人耳目地观察一番。

十分钟后，我知道我的住处被人盯上了，虽然我不能确认。有辆车停在离前门五十英尺的地方，里面有两个人，大厅里我看不清楚，大概会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报。不过也可能只是影子而已，就算是个人，也不一定是在等我。

不过，为什么要冒那个险呢？我绕过街区，来到后门——门锁着进不去。这幢建筑门禁并不严，门卫只负责收收包裹或看看小毛贼，不是什么马其诺防线。大楼内没有监控，没有电子防盗设备，用的锁虽然还算好，不过远远不是最新的。这个锁我已经开过好几次了，大都因为最近我跟一个门卫相处得不好，于是他值班的时候我就不走前门。前后持续了几个星期，其他住户也受不了他而纷纷投诉，他终于离开了，真是一大解脱。重要的是，后门这个锁我开得很熟练，而且开门时也不容易被看到，因此为什么不开呢？如果开到一半被警察抓住，也许会让我一时有点尴尬，但也不过仅此而已；毕竟，进入自己住的地方并不犯法。

因为疑神疑鬼，我搭电梯多上了一层楼，再走一层楼梯下来，然后看了一眼我的门。这扇门也不是马其诺防线，但几年来我换掉了原来的锁，并做了一些改良，所以应该很安全。

看起来好像有人动过这扇门。上面有一些新的刮痕，还有人在门框处用铁条撬过。什么都挡不了一个下定决心要进门的人——一个机灵的贼在面对一扇打不开的门时，会直接穿墙而入——但无论来找过我的人是谁，他都不愿意或没办法做这么极端的事。我用钥匙开门进去——当然是先确定了没有人趁我不在时跑进来——然后在身后锁上门。我检查所有的东西，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去看了我的秘洞，都没事。

我泡了个澡，出来擦干后想在床上躺一下。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累了，但肯定是头一沾枕就睡了过去。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几点躺下来的，但我睁开眼睛时是六点十分，我茫然得必须检查手表上的日期，才能确定这是当天晚上而不是次日早晨的六点。

我打电话到卡洛琳家里和店里，都没联络上。我穿上干净的衣服，又扔了几件衣服和杂物到一个已经倒闭的航空公司送的手提包里，然后搭电梯到地下室。如果我在一楼大厅停一下，也许可以偷瞄一眼那个看报的男人还在不在，不过这样他也就有机会看我一眼，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直达地下室。我走出送货出口，绕过这个街区以避过大楼门口的那群人，然后努力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饿了吗？几个小时前我吃了一个热狗和一个馅饼。我并不那么想坐下来吃顿饭，不过觉得想吃点东西，可是吃什么呢？

当然，还能有什么？

爆米花。

[1] 迪凯特（Decatur），美国阿拉巴马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

16

“我觉得太浪漫了，”卡洛琳说，“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浪漫的事情了。”

“不浪漫。”我说。

“哦，行了，伯尼，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浪漫得不可思议。夜复一夜，一个男子来到剧院，孑然一身。”

“夜复一夜，什么意思？”

“昨夜和今夜啊，就是夜复一夜喽。”她惊奇地摇着头说，“每次他都买两张票，占两个位子，都在同样的地方。每次他都把其中一张票拿给领座员，说稍后一个女子可能会来找他。”

“而且每次他都买大桶的爆米花，”我说，“这点可别忘记。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吃。这不能叫浪漫。”

“伯尼，忘了爆米花吧。”

“但愿我做得到。我的门牙缝里塞了一个玉米壳，掏不出来，只希望它会自行分解。”

“你只是想用尖酸刻薄来隐藏自己有多么浪漫。”她捏起拳头，开玩笑似的捶了一下我的肩膀。“你这坏小子，”她不无赞赏地说，“我本来还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打算去看电影。”

“原先是没计划。”

“只不过电影快开演前，你碰巧在那儿。就像前两天晚上电影散场时，我刚好在剧院门口，所以碰巧有机会看到伊洛娜。”

“真的是这样，”我说，“我联络不到你，电影开场前半小时，我离牧歌剧院只有五分钟路程。我问自己想不想再去看两部鲍嘉的电影，而且我不得不承认，答案是想。”

“所以你买了两张票，因为这样很实际、很理性吗？”

“也许这是浪漫。”我承认。

“也许？”

“说实话，”我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她会出现。”

“真的？”

“如果她想跟我联络，”我说，“这是一个方法。显然我不必留一张票给她，但我想反正我负担得起。我从她男朋友那儿拿了二十美元。”

“迈克尔·托德？”

“麦凯尔。”我用她的方式发音。

“伯尼，你确定伊洛娜在他公寓里？”

“不一定，她可能是在隔壁的公寓，透过墙上的一个洞喊他。”

“你懂我的意思。你确定那是她？”

“确定。”

“因为很多女人有口音，尤其是那种跟叫麦凯尔的男人混的。我的意思是，你到底听到她说什么？你又没听到她说‘伯尼尼’。”

“对，她说的是‘麦凯尔’，我确定那是她。除非另外有个人也有巨乳和安纳特鲁利亚口音。”

“什么巨乳？你又没看到她，你怎么知道她的胸大不大？”

“我对这种事情记性很好。”

“不过麦凯尔公寓里的那个女孩——”

“是伊洛娜。相信我，好吗？我认得出她的声音、音高、音调、口音，全都听得出来。如果她来到门口，我就能认出她的巨乳和其他的一切了，这样说可以吗？”

“随你怎么说，伯尼。”

“我听到她的声音时，下巴没掉在地板上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我只是收下他的二十美元，然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卡洛琳皱皱眉，说：“伯尼，希望你没打算留着那二十美元。”

“有何不可？”

“那是你靠欺诈得来的。”

“我大部分的钱都是靠欺诈得来的，”我说，“这二十美元感觉还合法一些呢。这钱是他自己掏给我的。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从别人的保险柜里拿。”

“这不一样，伯尼。”

“怎么说？”

“这笔钱是捐款。如果你留着，你就不是从迈克尔·托德或随便你叫他什么的那个家伙那儿偷来的，而是从AHDA那儿偷来的。”

“从哪儿偷来？”

“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怎么了，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卡洛琳，”我小心翼翼地说，“那是我编的。我不想挑常见的疾病，因为据我所知，那幢大楼里头前几天刚有人去募款过，所以我挑了髋关节发育不良，觉得这样很安全。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

“当然有。”

“哎哟，行了吧。”

“你说‘哎哟，行了吧’是什么意思？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致力于对抗犬类跛足疾病，他们赞助某些重要的兽医学研究。”

“你是认真的。”我说。

“当然是认真的。伯尼，我是做这一行的，不会拿狗的疾病开玩笑。而且我每年都捐款去对抗髋关节发育不良，不是一大笔钱，但在我能负担的范围内尽量捐。我是说，动物有这么多需要花钱的病。看看猫的白血病。”她长叹一声，我则在想不知道能在哪里查到关于猫的白血病，“我刚才很惊讶，你不是爱狗的人，却居然知道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结果你其实一无所知。”

“呃，”我说，“现在我知道了。”

“没错，而且你现在可以给我二十美元，让我替你捐出去，还是你想要收据拿来抵税。”

我拿了一张二十美元钞票递给她。

“谢谢，伯尼。我敢打赌，你现在感觉好多了，不是吗？”

“要赌多少？”

“好吧，反正你的心情会变好的。”她说，然后把那二十美元收起来，“现在告诉我，那两部电影如何？”

“电影？”我说，“电影很棒。《维城血战》和《龙凤配》，哪部你没看过？”

“《维城血战》，”她说，“听起来像西部片。事实上，如果仔细想一想，听起来更像西南部。那是什么电影？”

“西部片。”

“亨弗莱·鲍嘉演的西部片？”

“埃罗尔·弗林是英雄，”我说，“鲍嘉演一个混血盗匪。”

“饶了我吧，伯尼。”

“留着小胡子和鬓角。其实也算是西南部，因为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时期，有个内华达矿城的南军同情者，计划要运一批金块到南方去。”

“但埃罗尔·弗林阻止了这件事？”

“而且最后鲍嘉被杀死了——那是当然的。弗林不肯说出金子在哪里，因为他希望用这些金子来重建战后的南方。反正这是他的说法。我猜他是想自己留着当退休基金。总之，米丽恩·霍普金斯替他辩护，希望免除死刑，林肯总统替他减了刑。”

“谁演林肯？”

“我没看到演员表，不过不是雷蒙德·梅西 [1] 。”

“《龙凤配》的女主角是奥黛丽·赫本，对吧？她爱上了艾伦·拉德，但最后跟鲍嘉在一起了。”

“是威廉·霍顿。”

“她最后跟威廉·霍顿在一起了？”

“她一开始爱上了霍顿，但鲍嘉最后得到了她。”

“是吗？那艾伦·拉德怎么了？”

“他一定是去拍另一部电影了，”我说，“因为他肯定不在这部电影里面。”

*　*　*

现在我们在卡洛琳位于阿伯巷的公寓里面，之前我一直拿着航空公司的手提包看《龙凤配》的片尾字幕缓缓爬行。我到的时候屋里没人在，除非阿齐和尤比也算人。我进了门，跟它们玩了一会儿，煮了壶咖啡，刚喝了不到半杯，卡洛琳就回来了，看到我在，她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已经不喝咖啡改喝依云矿泉水了，卡洛琳则喝威士忌。“我没那么想喝酒，”她说，“不过一天不喝就感觉怪怪的。跟运动一样，如果你想保持身体状况良好，就得天天做点运动。就算只是绕着街区慢跑，去游泳池泡泡，至少你每天都做了。”

“我想陪你喝，”我说，“可是我夜里可能得工作。”

“现在已经很晚了，伯尼。”

“我知道，我不认为我会工作，但有这个可能。这叫作保持开放的态度。在你保持每天喝酒的同时，我则保持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很棒，看起来我们好像只是坐在这里，手里拿着杯子而已，”她说，“其实我们对自己正在做什么都有一个合理的哲学理念。我很高兴看到你在我家，伯尼。一整天都没听到你的消息，我有点担心。”

“我打过电话。”我说。

“我们在电话上聊过吗？最好弄点银杏来，因为我什么都记不住了。”

“我联络不上你，”我说，“我打来这里又打去店里。至少两三次，你都不在。”

“哪家店，伯尼？”

“当然是贵宾狗工厂，你有几家店？”

“只有一家，”她说，“但你也有一家，我就在那儿。”

“在我店里？”

“没错。”

“巴尼嘉书店？”

“不，是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 [2] 。你有几家店，聪明先生？”

“我今天不营业，卡洛琳。”

“那是你认为的。”

“你替我开店了？”

“哎，我得进去喂拉菲兹嘛。”她说，“然后我又想到，也许有人会想跟你联络，比如提格或坎德莫斯，或者你提过的另一个人，那个胖子，萨诺夫。”

“查诺夫。”我说。

“管他呢，伯尼。我猜这些人没法打电话到你家去，而他们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再说你家和店里都没有电话答录机，所以他们该怎么跟你联络呢？”

“联络不上，”我说，“这应该使他们要杀我变得更困难。”

“哦，我不认为有人想杀你，所以决定在书店待一天。反正我也没别的事情做，我的店周末不营业的。”

“我的店也是。你怎么应付的？特价桌重得像个悍妇。”

“而我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我猜到它会很重，就没搬出去。”

“真的？那张桌子可是个活招牌，让行人们知道他们正从一家书店门口经过。”

“伯尼，我不打算做什么大生意，我只是让店开着，以防任何人来传话给你。我卖了几本书，不过这不是重点。”

“你还真卖掉了几本书？”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坐在柜台后面，有人拿书给你，你看看价钱，加上税，然后收钱、找钱。这又不是核能物理学。”

“你进账了多少？”

“不知道，大概两百美元吧。管他呢，反正我都放在收银机里了。”

“没想到你竟然没捐给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

“真希望我想到了。很多老顾客问起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我跟他们说，你一夜没睡又宿醉得快死了。”

“多谢。”

“大家喜欢听这种事情，伯尼。这是人性的瑕疵，他们在理解你的同时，却又觉得比你优秀。总之，我不想说你病了，免得他们担心。”

“你可以说我得了髋关节发育不良。”

“你觉得很好笑是吧，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一点也不好笑。”

“没错，不好笑。”她又给自己倒了点苏格兰威士忌，倒了一半忽然停住，“毛克利带了一个购物袋来，里面装满了从二十六街跳蚤市场弄来的宝贝。他说他确定你会要，可是我说我不能收购任何东西。”

“他还会再来吗？”

“一定会。我给了他十美元订金，让他把书留下来给你看。如果那些书连十美元都不值——”

“不会不值十美元的。你做得对，否则他就会拿给别人了。还有什么人来过而我应该知道的？”

“提格·雷斯肥里安。”

“雷斯莫里安。”

“我知道，我只是闹着玩的。”

“你说这个只是想开玩笑，对吧？他并没来过。”

“当然来过。我想那本书把他搞昏头了，伯尼。他不知道该拿那本书怎么办。他穿得可时髦了，你说得没错，他也确实挺矮的，但你把他说成了一个侏儒。”

“对一个已经发育完全的成人来说，”我说，“他确实不是侏儒。”

“他比我高，伯尼。”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是女人？为什么女人就不一样？”

“你说得没错，”我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我想一定有个你可以投诉的政府机关。他来做什么？”

“你说提格？他不肯马上讲，接下来他就没机会开口了，因为雷来了。”

“他又来了？提格一定以为他就住在那儿。”

“雷好像就是这么想的。他一进门就是一副回到自己家的样子，不是吗？他还记得提格，他那种人会健忘吗？雷跟他打招呼，喊了他的名字，不过当然叫错了，但提格也懒得纠正。然后提格忙不迭地跑掉了，让雷有机会做他打算做的事情。”

“什么事？”

“还不是老一套。开玩笑啊。‘嘿，卡洛琳，看到你终于找了个跟自己身材相配的男朋友，真是让我开心。’这只是热身。我刚好很愿意接受挑战，有什么大不了？”

“哎，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她气呼呼地说，“可我也不是毫无感觉，你没听到我在你店里回敬他的那些混账笑话。他要你跟他联络，说有急事。”

“他说为什么了吗？”

“没有，我也问不出来，可是听他讲得很认真，我就说你出门度周末了。”

“编得好。”

“我说不知道你去了哪儿，可是你提到过新罕布什尔什么的。伯尼，你觉得在你家附近晃来晃去的那些人是不是警察？因为他说他知道你不在家，如果不是有警察在那儿盯梢，他怎么会知道？”

“也许吧，”我说，“盯梢的人挺明显的，像是警察。但我不明白，他突然跑去店里不奇怪，他常常这样，我甚至不奇怪他留话说有急事，八成一点也不急。可是盯梢，这是为什么？”

“除非他们发现了赫伯曼的事情。”

“发现了又怎样？你看，我认尸的时候，努力让雷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让他以为我只是好心帮他罢了。如果他最终弄到了赫伯曼的指纹或其他什么，好吧，我知道他会因此想见我，至少抓我再去认一次尸。但他为什么要弄一个警察守在我公寓楼的大厅，另外两个坐在门口没有警车标示的车上？”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怎么打？我在新罕布什尔。”

“你提早回来了。”

“我不想回来，”我说，“他会把我拖走，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卡洛琳想了想。“好吧，你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他，因为你打电话跟我说那儿有多美，于是我就把他的话告诉了你。这样就讲得通了，不是吗？”

“或许吧，但他可以追踪电话，就会发现我是从哪儿打的。”

“他会这样做吗？”

“有可能。”

“你要不要租一辆车开去哪儿打这个电话？新罕布什尔太远了，不过要是康涅狄格呢？这样他追踪电话的时候……忘掉我的话，伯尼。这么做根本没道理。”

“确实。”

“他说你任何时间都可以打去他家，你知道他家电话。”

“没错，我是知道。明天早上再说吧。这是什么？”

卡洛琳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名字、没有地址，只有七个数字，前三个数和后四个数中间有一条短线。

“看起来是电话号码。”我说。

“很好，伯尼。”

“不过没有区号。”我用拇指掠过名片表面。“凸版印刷，”我说，“或者是用号码机打的？反正也没有任何字母。雷的电话号码我背不下来，可是我敢打赌这不是他的电话，除非他家改号了。不太可能是雷的，是吗？”

“不是雷的。”

“那是哪儿来的？”

“一个男的来店里找你，我说你没来。”

“这么做没错。”

“他说你有空应该打个电话给他，讨论一下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

“啊，那范围就缩小了。好极了，我有一张只有名字没有电话的名片，还有一张只有电话没有名字。真希望接下来另一个人给我一张没电话没名字可是有个地址的，比如说唐宁街十号或宾州大道一六○○号。”

“也许那人的地址就是其中之一。我想问出他的名字，可他的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因此灵光一闪，说道：“他该不会是六英尺二或六英尺三，三十七八岁，短金发，宽肩吧？是个帅哥，可能穿着黑色李维斯牛仔裤，一副满足的表情。”

“听起来像迈克尔·托德。”

“我形容的就是他。给你名片的是他吗？”

“一点也不像他。这个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穿过牛仔裤，他穿了一身白西装。”

“也许是汤姆·沃尔夫 [3] 。”

“不是汤姆·沃尔夫。这家伙六十来岁、大约六英尺高、蓝眼睛、铁灰色头发、浓眉、鹰钩鼻，下巴突出。”

“太厉害了，”我说，“你唯一没讲的只有他的体重和他口袋里的零钱。”

“我的手没伸进他的口袋里，”卡洛琳说，“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不知道。至于体重，我猜是三百磅到三百五十磅之间。”

我把舌尖顶在牙齿后头发出声音。“查——”我说。

“查诺夫，我猜是他，伯尼。”

“你今天可真忙，”我说，“可是干得好，卡洛琳。”

“谢谢。”

“去书店开门营业真是个好主意，而且我必须说，很有收获。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想跟我要什么，或者我打算给他们什么，但知道他们在找我就很好了——至少我觉得如此。等我明天早上打几个电话，就会知道更多了。”

“我不知道雷想要什么，”她说，“我猜其他每个人都想要那份文件。”

“无论他们是谁。”

“也无论他们在哪里。”

“哦，我想我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说。

“真的？”

“嗯，我有点猜到了，别管了。”

“太棒了，而且你也有个搭档。我不是说我，我是说那个老鼠。”

“老鼠？哦，查尔斯·威克斯。我想我们是搭档吧。这么说的话，我希望他自己要小心。”

“为什么？哦，如果他被干掉，你就得替他奔走了。”

“答对了。”我说，然后身子往后一仰，打了个哈欠。“我不行了，”我说，“雷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其他人也可以。我要上床了，或者上沙发，如果我能说服你——”

“我们别再为这件事争吵了。你不出门了吧？这样你至少可以喝点苏格兰威士忌。”

“我想，”我说，“明天早上醒来时，我应该不会后悔自己今晚没喝任何比矿泉水更有劲的东西。”

“也许吧，”她说，“可是你不能一天不运动还期望保持体型。这是我的理论。明天要我去替你看店吗？”

“我星期天从不营业。”

“这规矩是刻在石头上的吗？我去开店也没什么损失，不是吗？”

“是没有，但是——”

“因为我找到了一本书，正看到一半，说不定明天能看完。而且你不知道谁会突然跑来找你。”

“嗯，那倒是真的。你在看的是哪本书？”

“其实是重新看一遍，但是上次看已经是在刚出版的时候了。是一本苏·格拉夫顿早期的小说。”

“我的书店里没有她的书吧。哦，我想到了，是读书俱乐部的试读本，对不对？”

她点点头。“就是讲一个爵士乐手，把他不忠的妻子推到地铁铁轨上杀害的那本。”

“我没看过这本，书名叫什么？”

“《A代表火车》 [4] ，”她说，“我看完可以借给你。”

“借？那是我的书。”

“没关系，”她说，“你还是可以借，不过得等我看完才行。”

[1] 雷蒙德·梅西（Raymond Massey,1896—1983），一位美籍加拿大演员，在多部舞台剧中扮演林肯。

[2] 罗德与泰勒（Lord and Taylor）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商店。

[3]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0—2018），美国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

[4] 苏·格拉夫顿字母系列的“A”为《A:不在现场》（A is for Alibi），此处又是玩笑。

17

我夜里睡得很香，早晨醒得很早，穿了衣服出门，没吵醒卡洛琳。她蜷缩在沙发上，看起来很幸福，于是我没因占了她的床而产生过多的负罪感。我往市中心走，途中在书店停下来，匆匆喂了拉菲兹并替它换水，然后在联合广场搭上IRT线地铁，到六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口的亨特学院站。我往上城走了六个街区又往右走两个街区，途中在一个熟食店买了杯咖啡和一个硬面包圈。到了目的地之后，我找了个门廊躲在里面，啜咖啡啃硬面包圈消磨时间。我瞪大眼睛，终于看到此行要看的东西后，就按原路回去，但这次没去熟食店，而是直接到地铁站。

我搭了另外一班车，往市中心去，在华尔街那站下了车。星期天的早晨，商业的引擎暂歇，全纽约再没有比这里更平静的地方了。但这里不可能完全荒废，我看到有人在跑道上慢跑，一路跑远了，还有一些形单影只或成双成对的人在此享受这份宁静。

我是来这里打电话的。

别处有更方便的电话，包括书店和卡洛琳的公寓，但你永远没法确定对方的电话有没有装那种能显示来电号码的设备。我基本上确定，雷·基希曼在森尼赛德的家里应该不会有这类玩意儿，只因为他不会想每月多花一块九毛八，或者随便多少的额外费用。不过他有纽约市警察局的资源，说不定可以叫电话公司的人替他追踪。

如果他追踪到西格林尼治村的一个公用电话，就会猜到我在卡洛琳的公寓。所以我必须去别的地方，而华尔街好像是个比任何地方都好的选择。让他追踪这通电话吧，也让他猜猜我是不是想要闯空门去纽约证券交易所。

虽然如此，我还是把他留到了最后一个。

我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那个胖子，而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那张名片上的电话是假的，或者我拨错了号码。因为接电话的人听起来不肥。

我知道，我知道，买书不能只看封面（不过如果他这本书的封面有污渍，或者被水泡了，甚至干脆消失了，你大可跟老板砍砍价），也不能光凭声音就判断对方的身材，这对色情电话那一行来说是件好事。即便如此，我听到的声音依然不像出自一个重达三百或三百五十磅、有鹰钩鼻、穿了一套白西装的人之口。相反，这声音的主人听起来好像小学没毕业似的，说话时嘴巴几乎不动，大部分时间手里都拿着台球杆，不打球的时候，他也瘦得可以藏在球杆后面。

我要求找查诺夫先生，他问我有什么事。

“查诺夫，”我自信地说，“你不是他。告诉他，我是昨天不在书店的那个人。”

安静了片刻后，一个声音——浑圆、丰润的声音，把每个元音和辅音都咬得很清楚，而且每个音节都铿锵有力、余韵犹存——说：“事实上，先生，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人昨天去过那个书店，或者在任何时间去过任何书店。”

现在听起来比较像了，这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声音，可以为《魅影魔星》做介绍的声音。

“我非常同意，”我说，“我们的书店是旧书店，先生，来的常客都是怀旧的人。”

“啊，”他说，“很高兴你打电话来。我相信你那儿有属于我的东西。希望你知悉，归还这件东西你将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酬劳。”

我问他可否形容一下这件东西。

“一个上有烫金的皮信封。”他说。

“里面呢？”

“里面有好几样东西。”

“酬劳总额是多少？”

“啊，我没说过吗，先生？丰厚，肯定相当丰厚。”

“先生，”我说，“我必须说，我很喜欢你的风格。如果我有你在找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达成交易。”

暂停了一会儿，不过不太长。“你用了虚拟语气，”他说，“似乎是在暗示，先生，你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是故意暗示的，”我说，“暗示得非常明显了。”

“而且你话中有话，你还想说什么？”

这种对话真是愉快，不过也是一种负担。“我最诚挚的希望，先生，就是能够告诉您情况不是如此，告诉您那个东西在我手上，从而向您要求丰厚的报酬。”

“你希望，先生？”

“我希望，也期待。”

“先生，我想听到的远远不止希望而已，我想要允诺。可否请教，这个期望何时可以实现？”

“日后。”我说。

“日后，”他重复道，“这个字眼充满魅力，却不够精确。”

“的确。‘不久’可能会比较精确。”

“恐怕我无法苟同，不过这个词比较令人振奋。”

“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说，“今天晚些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或者明天，我们碰个面。打这个电话能联系到你吗？”

“没问题，先生。如果我本人不在家，你可以留话给接电话的小兄弟。”

“我会再跟你联络。”我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　*　*

下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搭档查尔斯·威克斯的。我告诉他，我一直等到他早晨的散步结束之后才打电话过去。

“你的预估差得很远啊，”他说，“恐怕到了我这个年纪，人就成了习惯的动物。我每天不必设闹钟，就会在同样的时间醒来，现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已经看了一半了。”

“那堆厚报纸。”我说，“我想在赫伯曼的事情上你是对的，是坎德莫斯杀了他。”

“那似乎是最可能的解释，”他说，“但坎德莫斯好像消失了，让我们干瞪眼，不知道该怎么办。”

“关于这一点，我有几个主意。”

“哦？”

“不过现在没法说，”我说，“我也不想在电话里讲。”

“嗯，我也觉得不好。”

“我能不能去你的公寓，就今天晚上，可以吗？晚一点，如果你方便的话，十一点怎么样？”

“我会煮好咖啡的，”他说，“不过那么晚了，你也许想喝无咖啡因的？”

我告诉他，浓咖啡没有问题。

没别的事了。我又花了二十美分打电话到雷·基希曼位于皇后区的家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后，我说：“嗨，基希曼太太，我是伯尼·罗登巴尔，雷在吗？星期天一大早就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不过我现在人在新罕布什尔。”

“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她说。这句话总是让我纳闷，无论秘书还是老婆说都一样。我的意思是，骗谁啊？他们在不在家，她们不知道吗？或者她们以为我不懂这种事？

她的勘察行动耗时数分钟，但愿她的两腿真的动了。我手边有大把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但我不希望一个录音的接线生插进来要我再投钱，再投一枚硬币也不会让我编的瞎话成真。

投入的钱发出微弱的声响，不过确实换来了人声。“新罕布什尔，”这是雷的第一句话，他对这个字眼投以十足的轻蔑，“位于猪眼 [1] 之内，伯尼。”

“我本打算去猪眼呢，”我告诉他，“不过所有汽车旅馆都客满了，所以我最后跑到了汉诺瓦。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唯一确定的，”他说，“就是你说你在新罕布什尔，就跟说你在新西兰一样假。”

“你怎么会这么确定，雷？”

“你在胡说八道，你这么告诉我老婆，为的是让她赶快叫我来接电话。如果你真在新罕布什尔，伯尼，告诉我老婆是你最不可能做的事情。不，我收回，这是你倒数第二件最不可能会做的事。”

“那倒数第一件是什么？”

“就是大老远打电话给我。你会等到回来再打。我看，你是跟那个矮个子拉拉耗了一夜，你们俩都捞到了好处。接着你想着最好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故意跑到别处以防我追踪电话，可我在自己家里接电话，能怎么追踪？”

“继续。”我说。

“我不得不猜想，”他说，“你是过了桥跑到布鲁克林高地去了吧。从你那儿看得见步行道吗，伯尼？”

“看得到，”我说，“在晨雾中看起来特别美。”

“今天是晴天，如果有雾，也几个小时前就散了。总之，我收回，如果是布鲁克林的话，背景会更嘈杂。这是星期天早晨，对吧？我猜你现在是在华尔街。你看不见步行道，但我赌一块钱你看得到证券交易所。”

“真高明，雷。我发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这话听起来会让我以为我猜错了，但我想我是对的，因为我的直觉一向很准。伯尼，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猜中的吗？只因为我们彼此认识太久了。想想我们曾经共同经历的一切，现在我这么了解你，也就没什么好意外的。”

“雾没完全散开，雷。有些钻进了我的双眼，让我喉头哽咽。”

“让你哽住了，嗯，伯尼？也许下面的事可以让你不哽了。前几天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下东区巡逻，碰到一个当地的小混混，带他们去皮特街和麦迪逊交会口的一幢废弃建筑。顺便说一声，是麦迪逊街，不是麦迪逊大道。”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在下东区。”

“是啊，但这解释了那些小混混要给他们看的东西了吗？让你猜三次，伯尼。”

“就算我不猜，”我说，“你也会告诉我。”

“一具尸体。”

“感谢上帝，不是我的。”我说，“但听到你关切的声音真好，雷，我没想到你会在乎。”

“你要不要猜猜是谁？”

“如果不是科雷特法官，”我说，“那很可能就是吉米·霍法 [2] ，对不对？”

“手表和皮夹不见了，”他继续，“这你能猜到，想想除了那些小混混，还有天知道其他什么人进出过那个地方。但这家伙的衣服底下藏着一条包钱的带子，只是里面的钱不多。”

“除非制服警员发挥自主精神。”

他用舌头和牙齿发出一个声音，不过我想并不是试图要说查诺夫。“伯尼，”他说，“你太小看纽约警察了，你该为此感到羞愧。如果他们从那具尸体上拿走一个子儿，我也不会知道，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他们没拿走的东西有哪些。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好极了。”

“首先是护照，上面有那个家伙的照片，所以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护照不是别人的。他的名字也在上面。”

“护照上通常都会有名字。”

“是一定得有名字。根据护照上的资料，他名叫尚-克劳德·马莫特。”

“听起来好像是个法国人。”

“比利时人，”他说，“至少那本护照是比利时的。只不过无法确定护照是哪里签发的，但应该不是比利时政府签发的。”

“嗯？”

“护照是假的。”他说，“伪造得很好，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比利时那边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他又开始说，但录音的声音插进来，要我再投币或挂断。

“把你那里的号码给我，”雷说，“我给你打过去。”

我的回答是再喂一个硬币进投币孔。

“你这是为什么呢，伯尼？我都准备好要给你打过去了，我能有多少机会打电话给位于猪眼的人呀？”

“我能有多少机会听一个死在废弃建筑里的比利时人的故事？”

“你没问他是怎么死的。”

“我连他是谁都没问。而且我迟早要去找你问问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你或迟或早都不需要来找我。他死于头部侧面近距离中弹，事实上，子弹从耳部射入。点二二口径，从各个角度来说，手法十分专业。”

“在你们发现他的地方遇害的？”

“可能不是，但还不能确定，因为那些小混混把犯罪现场搞得一团糟。不管他是怎么到那个地方的，他死的时候都离比利时很远。离新罕布什尔也很远，但我们不是都离新罕布什尔很远吗？”

“哪里都不算远。”

“是啊，”他同意道，“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口袋里除了线头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钥匙、没有地铁代币、没有指甲剪、没有瑞士刀。不过他穿了一套质料很好的斜纹软呢西装，结果外套里面有个秘密口袋。”

“秘密口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说法，反正不在你认为会发现口袋的地方，背后靠近底部那儿。除非认真找，否则很难发现，口袋有拉链，我们发现时拉链是打开的，要不要猜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另一本护照。”

“介意告诉我你怎么刚好会知道的吗？”

“我说对了？我只是乱猜的，雷。我发誓真的是乱猜的。”

“这本护照是意大利的，上头的名字是瓦西里·苏斯利克。”

“听起来不像意大利人，”我说，“怎么拼？”他拼给我听，还是不像意大利人。“瓦西里是俄罗斯名字，或者斯拉夫名字。苏斯利克听起来好像是俄罗斯茶馆菜单上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去那种时髦的地方。总之，没什么关系，这本护照也是假的。比利时人从没听过马莫特，几内亚人也没听过苏斯利克。两本护照上的描述类似，而且也都符合死者。谁知道，也许这可以让你想起某个你认识的人。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一百三十磅，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白发，榛色眼睛。这是比利时护照上面的资料，跟意大利护照上的很接近。意大利护照上说他的眼睛是棕色，但也许他们没有形容榛色的字眼。窄脸，一点白胡髭——你想起什么了吗？”

“还没，为什么应该想起什么？”

“哦，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一旦我们在一边发现了一个秘密口袋，就会去查另外一边，你知道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对称的口袋吗？”

“某些人甚至会怀疑上帝的存在。”

“这个口袋里面也有本护照，这次是加拿大的，但并不比另外两本合法。是在温尼伯签发的——上面用很老式很漂亮的美式英文这么说，只不过人家根本没发，是某个非官方的人做的。不过照片是同一个人，你何不猜猜护照上的名字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吧，雷。”

“雨果·坎德莫斯，”他说，“现在你告诉我，这不叫天大的巧合叫什么？我是说，一般人活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叫雨果·坎德莫斯的人，结果我遇到了两个，而且是在两天之内。两个人还都被某个疯子给宰了。”

“如果雷普利 [3] 还活着，”我说，“如果他还耍老花招说‘信不信由你……’”

“伯尼，我们冻起来的那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坎德莫斯。”

“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吗？”

“连姻亲都不像。伯尼，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在停尸间里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半天，还指认了他，结果他第二天怎么又死了一次？”

那个声音又插了进来，要求我如果想继续通话就得再投币。这个声音每天每年将这句台词重复几千遍，哪次出现的时候受到欢迎了呢？我必须说，很少很少，但眼前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次。

我看着手上的那把硬币，放回口袋。“我去换零钱，”我说，“我会再打给你。”

“看在上帝的分上，伯尼，我知道你不在新他妈的罕布什尔。给我号码，我打给你。”

“号码被刮掉了，”我说，“我看不出来。你待在那儿别走，雷。我会再打给你。”

他东拉西扯地说着，但我没等到电话公司切断，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我再打电话过去时，没机会跟他太太说话，雷自己接的，他一定就坐在电话旁边。“也差不多该打来了，”他说，“你这狗娘养的。”

我没说话。

他也憋了很久没出声，然后说：“喂？”他试探着，然后我又等了好半天，才回答。

“喂，”我说，“你不高兴听到我的声音吗？忽然之间，我的声音对你的耳朵来说，是不是比局长或者哪个内政部的啰唆鬼要更受欢迎？”

“天哪！”他说。

“很抱歉让你等这么久，雷。你不会相信要换开一块钱得花多少时间。”

“是啊，星期天的华尔街，我知道你在那儿。”

“你太了解我了，”我说，“不过回到坎德莫斯——”

“对，我们还是谈他吧。”

“你记得在停尸间时我有一点不确定吧。”

“你跟我说你不喜欢看死人，我还以为是因为那个。”

“我认尸只是想帮你交差而已。但我要让你知道我根本没法确定那就是他。”

“嘿，伯尼，少来这套。如果他们长得像那还说得过去，可是这两具尸体半点都不像，除非其中一个的头不见了。你怎么能看着其中一个，说那是另外一个？”

我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去编答案，这就是我刚才挂掉他电话的原因。“我是同时遇到他们两个的，”我说，“而且他们同时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没注意哪个名字该配哪张脸。老实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叫什么名字。但你们在皮特街和麦迪逊交会口发现的那个人，我想应该是坎德莫斯，因为他跟我买过书。”

“所以在停尸间……”

“在停尸间我看了他一眼，确实不是我记忆中那人的样子，但我的确认识。于是我猜测或许是我记错了，也许我一直以为是雨果·坎德莫斯的那个人，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这两个中奖的人你都在店里见过？”

“没错。”

“其中一个跟你买了书，那另外一个呢？”

“没买。”

“他们是一起去店里的吗？”

“我根本没注意。我不认为他们是一起的，但也可能搞错。”

我知道他正在皱眉头，我能想象得到他的样子。“有点不对劲，”他宣布，“他们都去过你店里，都向你作过自我介绍，最后两个人都死了，陈尸地点相距只有几英里。不是坎德莫斯的那个人死在坎德莫斯的公寓里，另外一个死在皮特街，身上有三本假护照。其中一个坎德莫斯跟你买了一本书，你因此把公文包借给他带回家。伯尼，你竟认为我会相信你胡扯的这些屁话，我真不知道该骂你个狗血淋头，还是该奖励你惹上这种麻烦。”

是使出另一个绝招的时候了。“雷，”我说，“之前你太太来接电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那次我替你弄了件大衣给她，记得吗？” [4]

“你话题转得太硬了，完全离题。”他说，“不过你提到这件事，很滑稽，因为稍早时候我也想到了这档子事儿。”

“真的。”

“她最近总是说，这件大衣以前看起来漂亮多了，谁不是呢？她自己也不例外，只不过你不会想这样告诉她。反正大衣不会永保如新，但想想那个吓死人的价钱，实在应该永远不变旧才对。我觉得她就是想要一件新大衣，不过她太过分了，心里已经有特定的款式和颜色了。伯尼，最近我们得找一天坐下来讨论讨论这件事。”

“也许不必。”我说。

“你什么意思？”

“也许基希曼太太可以走进一家高级商店，比如阿尔文·泰尼鲍姆，然后为自己买件大衣。”

“很好笑，”他说，“她会有一件泰尼鲍姆的大衣的唯一原因，是你去偷了一件送给她。你以为我会让她走进那家店的展示间挑一件吗？我去哪里弄来那些钞票？”

“啊，”我说，“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

[1] 指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别名猪眼市。

[2] 科雷特（Joseph Force Crater，1889—1937），美国高等法院法官，于一九三○年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工会领袖，一九五七年起任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主席，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间因企图贿赂联邦法官、诈骗和掠夺养老金基金而被监禁；一九七五年失踪，据猜测已被杀害。以上两件失踪案均曾轰动一时。

[3] 雷普利是美国作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笔下的著名犯罪小说《天才雷普利》中的男主角，性格阴郁诡诈，惯于撒谎。此小说曾两度被改编为电影。

[4] 相关故事请见《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

18

为这事我得再打两个电话，打完之后，我搭东区IRT线，再度往上城走，这次在亨特学院的下一站下车，从七十七街出口出来。我往南走了一个街区，找到了整件事情开始的那幢建筑——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说法。一切似乎很明显，整件事情在上星期三晚上之前就谋划好了，而且起点离这里还很远。

现在我站在雨果·坎德莫斯那幢大楼门前，他比较像我的雇主而非搭档，可是他也死了，看起来好像我该做点什么事情。我不确定他是在这里遇害的，但赫伯曼队长无疑是在这里被刺死的，我觉得是该回到犯罪现场的时候了。

在入口处，我先研究了那四个电铃，才按下最顶端标示着“坎德莫斯”的那个，为的是避免撞见警方的技术人员，说不定他们会因为第二桩谋杀案回到犯罪现场。我并不真的认为会有人在，事实上也没有，我等了很久，确定没人之后，便掏出那串工具，进入大楼。

看我出门都带着那串工具，你会以为那是我的美国运通卡，出门从不忘记。

上到四楼，坎德莫斯的公寓整个被黄色的犯罪现场封条围起来了，还有两张巨大的手写布告，“奉纽约警局的命令封锁，未经授权者禁止入内”。为了加强效果，有个人——也许是替警察开锁的那个笨锁匠——还在门和门框之间装了一个大铁扣，挂上了一把闪闪发亮的新挂锁。

看起来都不是打不开的。那个最结实的挂锁，还经不住一罐冷冻剂、一把锤子和强壮的手臂，只要用冷冻剂一喷，再用锤子用力一敲，就可以解开这个难题。这些工具我都没有，不过也不需要；这个牌子的锁我知道，出了名的好开。

我比较担心的是那张布告和黄色封锁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但肯定会留下痕迹。最理想的，当然是裤子口袋里有一卷专门用来封锁犯罪现场的黄带子和两张布告；那样出来时就不必设法恢复原状，只要重新布置就行了。

可是我没有这些装备，这个想法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向那个挂锁投以渴望的一瞥，然后大步下楼。

路上我想起雷对这幢大楼里其他住户的评语——地下室住着一对同性恋伴侣，一楼住着瞎眼妇人，二楼雷尔曼家住着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生意人，三楼的住户身份不确定。“管他是谁住在三楼呢，”雷曾经说过，“肯定也像其他人一样，屁都不知道。”

到了前门，我找到三楼住户的电铃，上面标示着“吉尔哈特”。我试了一下，希望他们至少知道该出城去度周末。可是没有，没等我再试一次，对讲机里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是谁。

“我叫罗杰，”我开开心心地说，“我的朋友叫玛丽·贝慈，我们想跟你谈谈有关你的灵魂永生的问题。”

“滚你妈的蛋。”他说。

“哦！”我说，假装自己被吓着了，不过我看是浪费时间，因为他已经挂掉对讲机了。我立刻把目标转到下一个电铃，决定用不同的方法对付那个来自新加坡的家伙。他不太可能会欢迎一对城市传教男女，也不太可能会因为太过礼貌而不忍心拒绝我。我可以假装成是来找雷尔曼的。

不过用不着，因为他没应门。我再度进入那幢建筑——这回没用开锁的工具，因为我的脚一直卡在门上——然后往上爬一层楼，来到一扇门前。门上装了两道很像样的锁，一道是基本型的西格尔锁，另一道是警察锁，里头有新型的普拉德防撬圆柱体装置。

还防撬呢。

雷尔曼的住处挺好的，不过每种装潢都有点太多了——地板上的地毯太多，墙上的画太多，每个房间都塞了太多家具。壁炉上方的大理石壁炉台和窗户旁边角落里的格子架上都摆了太多小摆设。极简主义的室内设计师看了会毛骨悚然，我也不懂来自新加坡的中国商人怎么会把房间布置成这样，不过就专业的观点来看，我兴奋极了。

这真是让小偷感到贴心的装潢方式。你不会听到哪个小偷说少就是多 [1] 。小偷心知肚明，少就是少，多就是多。会把自己公寓塞得满满的人，假如不是柯里耶兄弟 [2] 那种收集狂，家里塞的也不是旧报纸，那他们就是有恋物癖。比起那种睡在薄垫子上、房里除了天花板上的投射灯之外一无所有的人，恋物癖的家中有东西值得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四处看看应该会很有意思，但谁有那么多时间？我直接穿过客厅走到后方的大卧室，搬开一个书橱和一盆茂盛的鹅掌藤——花盆看起来像洛克伍德牌的——然后打开卧室窗户，爬进防火通道。我爬了两层，经过不快乐的吉尔哈特先生和他危险的灵魂，然后浪费了将近十分钟，试着想找出方法进入坎德莫斯家。他的窗子是对开式往内拉开的，用一个扳钮扣住，得从里面才能扳上或扳下。当然，从外头碰不到，除非把窗玻璃撬离窗框，自然就能让扳钮松开。如果手头有工具的话，其实没那么难。只要看看一个机灵的十来岁小鬼眨眼间就能打开一辆上锁的汽车，你就明白了。

眼前的情形跟偷车并不完全相同，但需要类似的工具，而我手头没有。我试着不用工具进去，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我便不断地尝试。最后我才想到自己在火灾逃生梯上耗这么久太显眼了，于是当机立断，用工具串里的玻璃切割刀，割下一小块玻璃，伸手转开扳钮，进了屋。

我在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一开始空气很闷，我打开了前面房间的一扇窗，加上后头被我切开的那块玻璃也有助于空气流通。我没花多少时间就发现了赫伯曼队长倒地流血而亡的位置。警方没用胶带或粉笔画出尸体的轮廓，现在不兴这套了，在移动尸体之前，他们会找犯罪现场摄影师来拍掉几卷胶片。不过他们也没处理血迹，一大片血渗进了地毯。

我站在那儿，瞪着血迹看。他死在奥布松地毯上，他的血对地毯的外观影响不大。就算坎德莫斯是从某个来路不正的人手里买来这块地毯的，也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地毯现在看起来糟透了，但总有一天，有人可以把血迹去除。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和酵素可以把血迹从任何东西上去掉，甚至是甘蓝渍。

但不能让赫伯曼死而复生。

我在公寓里巡游，心里设想着当时各种可能的状况。赫伯曼把那个骨雕老鼠给了查尔斯·威克斯，结束短暂的拜访，回到这里。当然，他是搭出租车回来的，因为没我在旁边逼着他走路。他说了或做了什么，促使坎德莫斯杀了他。坎德莫斯抓起一个锋利的东西——比如一把拆信刀，或者厨房里那套塞巴迪菜刀中的一把，或其他更适合处死一位访客的器具。坎德莫斯刺下，赫伯曼身子一缩倒下，然后坎德莫斯跑出去，走到第二街，想去买大垃圾袋和电动肉锯。

然后呢？

之前，威克斯和我乱编了一个理论，说坎德莫斯回到家，发现警察在那里，便暗自咒骂：“该死，又搞砸了！”然后转身便溜，隐没在夜色中。但现在他也死了，整桩事情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赫伯曼在公寓里面流血的时候，坎德莫斯显然在外头遇到了别人，也许他找错了人帮忙，也许有人暗中在等着他。

也许就是那个打九一一把警察叫到七十六街的人。总之，警察来了。而以我的猜测，坎德莫斯脑袋中弹时，赫伯曼尚未断气。他受的是致命伤，但当时还活着，处于垂死边缘，动不了或陷入昏迷。中间他忽然回光返照，用自己的血当墨水，在我那个直至那时尚不曾沾染任何罪恶的公文包上写下六个令人费解的字母。然后，或许甚至就在那群笨蛋警察出去找锁匠的时候，英勇的队长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气。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站在楼下，不知道坎德莫斯遭遇了什么事，还考虑要来个小小的非法闯入。即使已经被路德米尔牌伏特加搞得有点头晕，我还至少分辨得出这个想法很愚蠢。想想如果当初我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就会觉得那天也没那么糟。我可以替纽约市省下叫锁匠上门服务的费用，但这么一来，我就得作一大堆解释，而最后大家发现那公文包是我的，我的任务就远远不会这么轻松了。

我认为新的剧本相当合理，而且比前一天早上查尔斯·威克斯和我琢磨出来的那个要合理得多。这让那个神秘的报警电话显得稍稍不那么费解，而且把赫伯曼的死前留言填进推定案发时间内了。

但对破解密码毫无帮助。

C-A-P-H-O-B。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断徘徊，暗暗思索着，打开抽屉东翻西翻，搜寻衣柜，在每样东西的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查看。我很高兴脑子里面有事情可以想，因为眼前是搜寻一个地方最糟糕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是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也知道放在哪里。进去，拿了东西，出来。几乎同样好的情况是你知道你要找什么；你有系统地搜索一通，检查可能放置的地方，只要一找到，就可以回家了。

其次好的状况——或许是最愉快的——就是并没有想寻找特定的东西。这类任务小偷最拿手，无论是仔细筹划的郊区闯空门，计算社区警卫巡逻时间和警铃系统，还是完全偶发性的冲动型犯案，都只要踢开一扇门，希望好运等着你。如果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你就得像金发姑娘 [3] 一样，睡了所有的床，吃掉所有的麦片粥，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找到什么，直到你找到它。

最后，还有一种傻瓜任务，就是我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所做的。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不知道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是什么样子。我必须到处找，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尺寸，也不知道它是否需要冷藏、干燥，或者置于通风处。

这真是令人灰心至极。如果你找到了什么，那会是你要找的吗？还会有更值得找的吗？反过来说，如果你没发现什么东西，你会一直找下去，直到某些东西出现吗？或者你应该回家，因为根本什么都找不到？

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像没有高潮的性爱。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呢？

所以我在找的时候，几乎很高兴有个CAPHOB让我思索。我的冥想不是很有收获，不过倒是有几个不错的想法。

一、假设CAPHOB是一个缩写，假设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词。当你的生命即将消逝，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把大量资讯压缩成一串字母，写在手提箱的一角。只不过，这串字母所代表的意思很难讲，可能性太多了。有人能代打或触击吗？（Can Anyone Pinch Hit Or Bunt？），犯罪行为代价惨痛（Criminal Activity Pays Horribly On Balance.），取消结婚周年宴会——生个宝宝吧！（Cancel Anniversary Party——Having Our Baby！）没有一个是我自己会留给世人的遗言，但我又没有躺在那里流血，挣扎着把我那野性的狂叫涂在城市的屋脊之上。 [4]

二、假设CAPHOB应该上下颠倒着看。毕竟，在安纳特鲁利亚的冒险岁月结束之后，我不知道这些年来赫伯曼是怎么过的。也许他有几年在卖保险，直到反着写字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把CAPHOB写下来，把那张纸上下颠倒，再左右相反，结果都得到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然后我逐一把每个字母倒着写，好一点，因为其中四个字母没变，得到的结果类似CVDHOB——V其实是上下颠倒的A。我想我可以把这个步骤往下推，试着找出CVDHOB可能是哪些句子的缩写，不过凡事都该有所节制。

三、也许最明显的解释，就是真正的答案。他只是试着想写自己的名字。这的确不无道理，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这表示坎德莫斯可能趁他躺在那儿等死时，拿走了他的皮夹。或许赫伯曼不愿在无名墓碑之下腐烂，想让世人知道他是谁。即使是现在，他脚趾上的姓名条上还是写着“雨果·坎德莫斯”，只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他的考虑似乎不无道理。这种遗言真是令人不甘心，没有指出凶手，却指出了受害人，可是你能怎么样，难道附上驳回的条子退给赫伯曼？

四、也许，就像卡洛琳之前说的，赫伯曼有诵读障碍。他没把这几个字母的顺序写对。我把那串字母调换来调换去，没有得出比HOPCAB [5] 更有意义的字眼。那倒的确是真的，因为从薄伽丘大楼搭出租车来这里只是很短的一段路，但这可能会是赫伯曼想传递给任何发现他尸体者的信息吗？看起来不像。如果我准备要跟世人永别，进入长眠，我至少会试着写点深奥的句子。比如“生命是一座喷泉”或“两个好球后把球击到右边”。

五、或许——想到就够吓人的了——CAPHOB是一个词。词典上查不到，任何以前四个字母开头的词都查不到，不过可以假设这是一个名字。事实上，可以假设这是坎德莫斯的名字。其实它听起来不太像个名字，但会比苏斯利克或马莫特更奇怪吗？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被用血写在你的手提箱上，你会怎么想？

六、说不定这几个字母只是胡编的呢？想想“荷兰仔”舒尔茨 [6] 著名的遗言，临死前的一场长时间独角戏被详细记载下来以供后世研究。那些确实是字典里有的词，某些句子甚至可以从文法上进行分析，但这位伙计讲的话半点意义也没有。也许这位队长面对一张小画布，是想用六个毫无意义的字母来表达世界的无意义呢？

诸如此类。

下午，我饿了。我正准备叫中餐外卖的时候，才想到不行；我不能打开门去接外送的东西，因为门上有警方的封条。可是我很想吃中国菜，于是我想请餐厅送到雷尔曼家，我下楼去等。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觉得这样行得通，也许我想事情想得走火入魔，把CAPHOB当成了我的咒语。还好这个冒险行动尚未展开就被我终止，然后转而去厨房勘察。

我找到一些吃剩的中国菜，可是时间太长了，让人十分不想碰。我烤了两个英式松饼（面包放得太久了），在上面涂了花生酱和果酱（奶油酸了），然后配着速溶黑咖啡冲下肚里（牛奶的状况就别提了）。我心想，有一天，当这一切俱成往事，我要好好吃顿真正的饭，小餐馆里面丰盛饱人的早餐，和卡洛琳共享那些加很多香料的异族食物，在真正的餐厅吃真正的晚餐。但现在，我好像注定早餐只能边走边吃，午餐略过不吃或偷空随便吃点，然后大嚼爆米花。我的衣服既不太松垮也不太紧绷，所以我还不必节食。不过如果能像个人那样好好吃顿饭，一定很美好。

我喝掉最后一口咖啡，在水槽里洗了盘子，然后回去工作。

完工后，我有几个电话要打。我坐进厚重的皮质单人沙发里，双脚搁在脚凳上，抓起听筒凑近耳朵，然后又放下了。我怎么知道谁家电话装了那种可以显示来电号码的玩意儿？又怎么能确定我要打电话的这几个对象都认不出雨果·坎德莫斯家的电话号码？

没必要冒这个险。我让纽约市警局的封条保持原样，也没敢碰冰箱里那盒左宗棠鸡。我可不希望最终被什么现代通信科技的玩意儿给困住。

我干净利落地离开坎德莫斯的公寓，没留下任何来访的痕迹，除了刮了点花生酱和果酱，还留下了我的指纹（我擦掉了一些，不过没有仔细擦，反正警方已经采集过犯罪现场的指纹了）。为了避免公寓遭受风雨，我从一个皱皱的纸箱上裁下一片长方形硬纸板，又在厨房抽屉里找出一块塑料布罩在纸板上，然后再拿上一卷胶带钻到防火梯。我把窗子关上，伸手进去拴好，再抽回手臂，把那块厚纸板贴在被划掉的窗板上。然后我迅速而安静地经过吉尔哈特的窗子，进入楼下雷尔曼的公寓。

如果那位暂住的访客临时回家，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了，但他没有。我在身后关上窗子，把鹅掌藤和书架归位——那个花盆肯定是洛克伍德牌的——然后选了前头房间的一部电话，在那里我可以听到并看到前门的动静。

我打了要打的电话。

打完电话后，我决定慰劳一下自己，逛逛这户公寓，除了一个巨大的齐彭代尔式高脚衣橱和一个空荡荡的柜子外，雷尔曼家的东西基本上都没被碰过。我只是看看，没动任何东西，比在上面两层楼时更留心不要留下指纹。

我没开冰箱。

当终于离开时，我还锁上了门，顺利地离开了那幢褐石公寓。一楼的盲眼妇人也许听到了我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对街的邻居也许看到我出现在门口，甚至可能在几个小时前看到我进去。但我没给他们理由注意到我。我来了又走，不留痕迹。

在《地下世界之王》中，鲍嘉饰演片名所指的角色乔·格尼。凯·弗朗西斯和约翰·艾德里奇演一对医生夫妇，艾德里奇留着小胡子，不幸地和鲍嘉在《维城血战》中的扮相一样。艾德里奇救了鲍嘉一个受伤的手下，鲍嘉因此把他当成黑道医生之一。后来他们的巢穴被端了，鲍嘉认为一定是艾德里奇告密，因此射杀了他。鲍嘉和手下逃走，但警方逮捕了凯·弗朗西斯。

然后，鲍嘉绑架了一名作家，逼他捉刀为自己写自传，打算等自传完成就杀了他，我觉得这个情节设计得很棒。一开始，鲍嘉劫狱想救出两名党羽失败，还因此受了伤，他找到了凯·弗朗西斯，她正在设法找证据洗刷自己的罪名。后来这个女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跟警方合作，让鲍嘉的伤口感染，并用毒药水弄瞎了鲍嘉的眼睛。他在自己的巢穴里跌跌撞撞，追着她和作家跑，眼睛看不见却仍试图要杀掉他们。然后警方破门而入，将他射杀。

我坐在老位置观看这部电影，膝上和往常一样放着一桶爆米花，而且也和往常一样多买了一张票，交给收票员。排队买爆米花时，我和那个留着山羊胡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眼神相遇，他笑了笑，然后赶快看向别的地方，不想再看一眼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可怜窝囊废。他下意识地伸出手臂环住女友那不太成形的腰——那个皮尔斯博瑞面团般的女孩 [7] 。我猜他是想确保她不会逃走，深恐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这反倒让我为他感到遗憾了。

*　*　*

中场休息时，我仍坐在原来的位子上。我还有一大桶爆米花，也不想上厕所或出去抽根烟。于是就坐着等，休息了好一会儿后，灯光再度暗了下来，第二部电影开始了。

《战胜恶魔》，约翰·休斯敦导演，由他和杜鲁门·卡波特共同编剧。演职人员中包括吉娜·罗洛布里吉达饰演鲍嘉的太太；珍妮弗·琼斯饰演一个有撒谎癖的人，嫁给了一个冒牌英国贵族；彼得·洛也客串了一角，还有罗伯特·莫利和一群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伟大演员。

我坐在位子上，心想这回也许我可以看懂银幕上在演什么了。过去几年这部电影我看过至少三四次，始终弄不清头绪。片中每个人都想骗其他人，而当珍妮弗·琼斯以“老实说”作为一段台词的开场时，你就能确定她接下来全是谎话连篇。但除此之外，我完全不懂在演什么，也许这次会有所不同。

专心了五到十分钟之后，我感觉过道上有人出现。银幕上，莫利和洛的头凑在一起，我眼睛仍盯着银幕，却在努力倾听走近的脚步声。我不认为自己听到了她走近的声音，那更像是一种直觉，某种超强的感知，让我脉搏加快、难以呼吸。

然后她坐在我旁边，我的目光还是没有离开银幕。一条腿碰上了我的，然后又离开，一只手探进爆米花桶，擦过我的手，抓了一把爆米花。

我看着电影，听着咀嚼的声音。

然后传来一个紧张的耳语。“你是对的，伯尼。这爆米花真是好吃极了。”

后排的人开始咳嗽，嘘着要我们安静。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上，看了卡洛琳一眼，她无声地向我道歉。

然后，我们肩并肩吃着爆米花，看那部电影。

出电影院时，收票员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那个山羊胡则冲我竖起两个大拇指。“他们替我高兴，”我告诉卡洛琳，“很好心吧？”

“真棒，”她说，“这些温暖人心的纽约小插曲。想想看，如果他们知道过去两天你都是在我公寓过夜的话会有什么反应。”

“行了，”我说，“他们会好奇我什么时候能让你改邪归正。”

对街的人行道上摆了几张餐桌，这是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们挑了一张坐下。我点了一杯卡布其诺，卡洛琳点了一杯卢克西亚·波吉亚 [8] 咖啡，听起来里面好像有可能下了毒，但结果是一杯招牌特调咖啡，成分包括浓缩咖啡外加一份意大利女巫香甜酒，上头盖着鲜奶油和巧克力碎片。她念出咖啡名，发音极漂亮，建议我试试看，我说算了。

“连尝一口都不愿意？这又不会让你喝醉。”

“跟原则无关。”我说，“咱们说到哪里了？”

“我得向你致敬，”她说，“喝这种东西确实会发胖，不过我觉得我的身材过于棒了。”

“什么意思？”

“我一直待在店里，直到看完《A代表火车》，关门后只去‘饶舌酒鬼’喝了一杯，我发誓我根本没感觉到酒力，之后去一家印度餐厅吃了顿饱饭，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我不太看得懂今天晚上的电影。”

“没人看得懂，”我说，“那可是《战胜恶魔》。我想这部电影一定是边拍边写剧本，而且我敢肯定他们没有规定工作时不准喝酒。也完全不担心身材。”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电影，我跟她讲了第一部电影《地下世界之王》的剧情，她很遗憾错过了。“不过我比较希望他最后没死，”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美满的结局。”

“在《地下世界之王》里，”我说，“他死了才是美满的结局。不过我懂你的意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他们都把比较旧的片子排在前面放，因为他越晚拍的电影，最后就越有可能活着，他后来越来越红了。”

“有道理。如果最终都要被杀，那当明星有什么意思？”她端起花哨的咖啡啜了一口，“我把你的航空公司手提包带来了。”

“我看到了。”

“雷到店里来过。他对我挺客气的，搞得我有点紧张。坐在你公寓楼下大厅的是他，但我想他自己跟你说过了。”

我摇摇头。“我没问。”

“哦，反正他不会再待在那儿了，所以我想，你大概会想回自己家睡觉，那这些东西你或许用得着。不过我不是要赶你走，伯尼。如果你想留在市中心，我把袋子拎回家就是了，或者我们一起回家。”

“我晚点还有个约。”

“哦。”

“如果坐在大厅里面的那个是雷，那外头车上的是谁？”

“我没问他。”

“或许是其他警察，也或许是对我根本没兴趣的人。”我皱起眉头，“也可能不是。”

“反正你要回我那儿过夜，何必伤那个脑筋。”

我拿起那个手提包，放在离我比较近的地上。“带着也好，”我说，“我拿吧。”

“可是你要睡我家，不是吗？”

“谁知道我会睡在哪里？”

“伯尼……”

“东二十五街有一个小套房，”我说，“地方很差，不过我知道，那里的床睡起来蛮舒服的。或者去地铁站，还有公园板凳，何况今夜如此美好。”

“你在胡扯什么啊？”

我头歪向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让话从我的嘴角吐出来。“就像这样，亲爱的，”我说，“我会找到睡觉的地方。你不必替我担心。”

我付了账之后，她说：“凯弗布，凯弗布。哦，天哪！”

“怎么了？”

“有可能吗？有可能会是这样吗？”

“有可能什么？”

她抓住我的手臂。“你看会不会……不，你只会说我疯了。”

“我答应你不这么说。”

“好，我刚刚想到，也许凯弗布是那个雪橇的名字 [9] 。”

“你疯了。”

“我知道，但至少我让你笑了。伯尼，我唯一该担心的，就是你看了太多的电影。你随时会融入角色，或者我该说脱离角色？反正是脱离自己的角色，融入别人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这样。”

“别替我担心了。”我说，“要帮你叫出租车吗？”

“我去搭地铁，今晚天气很好。”

“所以你想在人行道底下享受夜色？”

“我是说，我不介意走路到地铁站。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的确。不过我要叫辆出租车。我要到城市的另一头去，不想迟到。”我举起手，一辆出租车几乎立刻就停了下来。我问卡洛琳真的确定不要搭出租车吗？她说确定。我打开车门，司机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双眼因认出我而发亮。

“见到你真好。”我告诉他。然后对卡洛琳说：“进去吧，这辆车让给你坐。”

“可是……”

“快点，”我说，“你能有多少机会搭到一辆司机知道阿伯巷在哪儿的出租车？”我替她扶着车门，弯腰，叫迈克思告诉她有关草药的事情。“可是别讲那个女人跟猴子的故事。”我补充了一句。

“慢着，”卡洛琳说，“女人跟猴子的什么事？我想听。”

我关上门，出租车开走了。我又招了一辆，问那个越南司机知不知道七十四街和公园大道交会口怎么走。

“我相信我找得到。”他冷淡地说。他名叫云叶·钟，英文讲得不错，对纽约也很熟。穿越城市的途中，他告诉我这个城市过去有多么伟大。“但被那些操他妈的柬埔寨人毁掉了。”他说。

[1] 少就是多，原文为Less is more，近年来流行的极简风格的标志性说法。

[2] 指柯里耶兄弟综合征（Collier Brothers Syndrome），这是一种强迫症，患者会收集各种废物，即使家中堆得无处容身也不丢弃。

[3] 金发姑娘（Goldilocks），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她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一间房子，房子的门开着，于是便进去查看一番。

[4] 此处伯尼改了惠特曼《自己之歌》中的名句“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野性的狂叫。”

[5] HOPCAB指出租车短程搭载。

[6] “荷兰仔”舒尔茨（Dutch Schultz，1902—1935），禁酒时代的纽约黑帮首领，在一次内讧中身中数枪。临终前在医院将近两日，警方试图与他交谈，他不断说着没有人能听懂的话，语调时高时低，但大部分均毫无意义，当时警方速记员将他所说的话逐字记下。后来许多文学作品因此而生，众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也纷纷以他的遗言作为研究对象。

[7] 皮尔斯博瑞（Pillsbury），美国著名食品企业，旗下商品包括哈根达斯冰淇淋、绿巨人玉米罐头等，其标志是一个圆滚滚如面团做成的小男孩。

[8] 卢克西亚·波吉亚（Lucrezia Borgia，1480—1519），西班牙历史上著名人物，其父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曾因政治原因将她婚配三次，其兄为著名军事将领西撒雷·波吉亚，卢克西亚一生热心赞助文艺与教育事业，但野史上常将她描述为淫乱、富于野心的女人。

[9] 卡洛琳在模仿电影《大国民》中的台词。

19

到了十二楼，我走出电梯门，查理·威克斯正等在他家门前。“啊，汤普森先生，”他说，“真高兴你赶来了。”电梯服务员把这句话当成一个信号，表示我是住户期待的客人，于是关上电梯门下楼去了。

查理替我抵着门，然后跟着我进去。“我觉得我该告诉他们跟上次同样的名字，”我说，“这样省得麻烦。”

“我也省了麻烦，”他说，“我刚认识你时，你是比尔·汤普森，很难把你想成别人。不过你的朋友怎么叫你？伯纳德？伯尼？巴尼？”

“随便叫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叫我比尔也可以。”

“哦，我不能叫你比尔，现在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名字了。”他认真地打量着我，“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他问。

“我最喜欢的动物？天哪，不知道。我没认真想过。”

“从没想过？”

他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浪费了一生，把该选一个最喜欢的动物的时间用来思考相对论、量子理论和辩证唯物论。“这个嘛，我的确没怎么想过。”我承认。

“你最喜欢哪个？”

“看情况。如果是吃的话，我应该是喜欢牛或羊。豆腐不是动物，对吧？不，当然不是，连鸟都不算。呃……”

“不是吃的。”

“好，那么，我想想。我得说，不同的动物适用于不同的状况。我店里有只猫替我工作，很好的捕鼠器。如果你开书店想养只动物，我想不出有什么比猫更好的。兔子很可爱，但书店里的兔子会造成大灾难。它们，呃，会啃东西，比如书。至于8字形游泳，我前两天看过，没有比北极熊更厉害的了。88888，好像循环小数，你会发誓它是负数的平方根之类的。”

他看上去已经快受不了了。“我是指你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他说，“你认为可以代表自己的动物。”

“哦。”我想了想，“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人类。”

“如果你是一种动物，你会想成为哪一个？”

“我想那要看我是哪种类型的。我知道，这完全是假设，可是我好像想象不出来。抱歉，这很重要吗？”

“不，当然不重要。忘掉这件事吧。”

“不，该死，”我说，“这样不对。我应该想出一个来的。”

“我是老鼠，”他耐心地说，“伍德是土拨鼠，赫伯曼队长是公羊。”

“而贝特曼是兔子，雷维克是猫。”

“雷尼克。”

“对，雷尼克。所以你觉得我也该有个动物代号？”

“这真的不重要，”他说，“我只是想找个话题罢了。”

“不，我很乐意有一个，”我说，“但这或许不是那种可以自己选的东西。如果你想挑一个给我……”

“嗯……”他说，指尖摩挲着下巴，“我想该是鼬鼠类的。”

“鼬鼠类的？”

“我想是这样的，水獭怎么样？”

“水獭？”

“不，”他说，“我觉得不好。不是水獭。虽然表演性很强，但水獭总的来说也太直接了，我看水獭不好。”

“很好，”我说，“那东西吃起来像狗。”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要有点神秘意味的。”他说，手在胸前左右摆动了一下，“某种夜行动物，食肉的。某种，哦，夜贼型的。”

“夜贼型。”我说。

“不是狼，太贪婪了。貂也不好，我觉得不对。那獾呢？”他看着我，“獾不行，或许雪貂吧。”

“雪貂？”

“雪貂也不好。你猜怎么着？我看就鼬鼠吧，老实普通平凡的鼬鼠。”

“哦。”我说。

“你是鼬鼠，”他说着拍拍我的背，“来吧，鼬鼠，坐下来，舒服一点，我已经煮好咖啡了。”

“感谢上帝。”我说。

鼬鼠在厨房待了半个多小时，喝着咖啡，跟老鼠讲了一些事实和猜测，又听了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巴尔干半岛尔虞我诈的回忆。故事很吸引人且颇具娱乐性，即使他告诉我的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那我们也算扯平了。

接近午夜时，我放下咖啡杯，站起身，抓起我的布兰尼夫航空公司手提包。“我最好告辞了，”我说，“我有种感觉，我们可以谈出一些结果，但也许不必担心。如果是坎德莫斯杀了赫伯曼，我们就不必担心他逍遥法外了，因为他自己也死了。他不是我的搭档，而且当他变成一个凶手时，他也就丧失了我曾宣告的任何忠诚。弄清是谁杀了他，应该会很有趣，但对我没那么重要。”

“没错。”

“好吧，反正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说，“看看接下来的发展。不过我太累了，想回家了。”

“我送你出去。”

我告诉他不必麻烦，他向我保证一点也不麻烦。接下来我们到走廊上等电梯，我小心注意着不要真的按下去。

要命。

我想过要卡洛琳在预计的时间打电话给他，好设计在适当的时间自己出来到走廊上等电梯。但后来我觉得行不通，仅仅要精确抓准时间就根本不可能。如果电话来得太早或太迟，整个计划就泡汤了。而且他的公寓在走廊尽头，站在电梯前面很有可能听不到电话铃声。

“还没来吗？”等了好一会儿，他说。

“可能要好一会儿。伙计，你不用穿着睡袍陪我站在这里。”

“我不会抛弃你的，”他坚定地说，“你知道，上次你来这里时这该死的电梯也这样。”他低笑，“也许你不会按电梯。”他说，然后自己伸手准备去按。

我抓住他的手腕。“我干脆跟你坦白了吧。”我说。

“嗯？”

“这幢大楼很难进来，”我说，“现在既然我在里面了，就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你是什么意思？”他用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看着我，“你不会又想再去访问八楼的那户人家吧？”

我摇摇头。“不管住那儿的人曾经有什么，”我说，“现在他都没有了，而且他家也没什么好东西。不过十九楼住着一对夫妻，丈夫在市中心有个债券经纪公司，太太娘家是大富豪。而且我碰巧知道，他们到长岛的奎古厄去度周末了。”

“哈！”他叫道，开心极了，“你是鼬鼠，没错。”

“当然，如果他们刚好是你的朋友……”

“不是，鼬鼠，完全不是。十九楼的人我半个都不认得，更别说什么债券商了。但你会小心吧？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一向很危险。”我说，厚脸皮地笑了笑，“也正因为这样才好玩。”

“哦，你真是个鼬鼠！就是没法不钻鸡窝。”

“不过我会小心的，”我向他保证，“我一个小时之内就出来，而这个——”我拍拍手提包，“会比现在重一点点。”

“然后你会直接回家？”

“我会走楼梯回到这里，”我说，“免得电梯服务员起疑。所以如果一个小时后你看到我出现在走廊这边，不要声张。”

“希望到时候我已经呼呼大睡了，”他说，“只要想到鼬鼠在六层楼之上努力工作，我就会睡得很好。”他朝我伸出手。“祝你狩猎愉快，鼬鼠。”

“谢了，老鼠。”

“动物名字，”他满足地说，“各有各的意义。明天见，我的好鼬鼠。”

“明天见。”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各奔前程。他回到他的公寓，我走到楼梯间，然后假设我会去十九楼。

只不过我不是要去那里。

我的确爬了两层楼，然后坐在十五楼的楼梯间，好好整理脑袋里的思绪。（没错，我爬了两层楼，从十二楼爬到十五楼。你没看错，薄伽丘大楼没有十三楼，这就是为什么老鼠认为我的鼬鼠任务是在他的六层楼之上。）

他这样推测了，但不表示事情就会如他所想。

在十五楼想了好一会儿，我又原路返回，经过查尔斯·威克斯很快就会酣然入眠的十二楼，又经过八楼，迈克尔·托德可能在此安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伊洛娜·马尔科娃的陪伴。然后我一路下到五楼，5D外的走廊是空的，正中下怀。我边按电铃边想起上次在八楼几乎忘掉了这个步骤。如果这回有人在家，我真的会吓傻，但并没有。我放下手提包，拿出工具，挑开两个锁，进屋。

据我所知，十九楼住着一个债券经纪人，他娶了个大富豪家族的太太，而且去了奎古厄度周末，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个周末，薄伽丘大楼内有很多户公寓没人在，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里面的住户到汉普顿或马萨诸塞的南塔克或到属于罗得岛州界内的布拉克岛去了，留下值钱的东西。对于一只鼬鼠或是一个机灵的小偷来说，要拿到它们简直是轻而易举。

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一户，也不知道该如何轻易地查出来。我唯一有办法查到的，是今天下午在雷尔曼的公寓里打电话给一大堆房地产经纪人，得知薄伽丘大楼里面至少有三户公寓要出售。其中一户的现任屋主还住在里面。另一户目前高价出租，等八月底租约到期就可以出售了。

第三户，5D，则是空的。

向我介绍5D这户公寓的是科克兰房地产集团的弗瑞特太太。我用比尔·汤普森的名义跟她约好星期三下午来看房子，但我决定不用等那么久，所以现在我就出现在这里了。

我一锁好门，就迅速参观了一遍，用手电筒弥补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的不足。这户公寓面对公园大道，没有窗帘、没有百叶窗，也没有软百叶窗，总之万一外头有人刚好望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模糊他的视线。当然我可以把灯打开——一名男子在一户空荡荡的公寓里踱步，也没那么可疑——但你永远无法预测什么事会让好事鬼打九一一，或穿过马路来向门卫告状。

这户公寓空得不能再空了，地板上什么都没有，墙上什么都没有，柜子里和厨房碗橱里也什么都没有。墙壁散发出微微的油漆味儿，拼花木地板上有打过蜡的味道。弗瑞特太太向我保证，这户公寓随时可以搬进来，屋主已经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而且价钱可以商量，不过弹性不大。“他们拒绝过好几个人。”她说。

他们不会有机会拒绝我。我不想买他们的公寓，连偷都不想。我进来已经是非法了，这点确定无疑，所以我可以跨过犯下重罪的那条界限，偷点东西，但我的动机其实很单纯。

我只想找个地方，睡七八个小时。

可是我挑的是什么鬼地方！如果能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一定很棒，但这里没有椅子——舒服或不舒服的都没有。如果能在一张有顶盖的四柱大床，或大大的铜床，或一个软软的长沙发上伸展四肢，一定很棒，但这里都没有，地板上连个旧床垫都没有。

如果能泡在澡缸里一定很棒。公寓里有两个设备完善的浴室，其中一个有崭新的现代淋浴设备，另一个有传统爪形撑架的巨大澡盆。我开始想象自己洗澡的情景——前面二十秒，水流出来都是锈红色的，但接下来既顺畅又清澈。然后我想到没有毛巾。无论如何我无法想象自己在浴缸里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之后，站在那里等身上的水自然蒸发。我的手提包里有一些有用的东西，有可以明早换上的干净衬衫，有刮胡刀、牙刷、梳子，但我确定没有毛巾。

我放弃洗澡的念头，再四处看看。感谢上帝，留下了卫生纸，但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没跟他们一起去斯科茨代尔的东西。

我不怎么困了，如果环境舒服一点的话，我会困的。上帝知道，这一天我真是累坏了。但现在看来，我应该还能清醒好几个小时。

至少我有东西可以阅读。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在袋子里塞了一本沃德豪斯 [1] 的平装小说，我和卡洛琳后来都没动它，所以书还在里头。我可以把书拿去浴室，窝在澡盆里面，关上门，打开灯，很安全。

每个步骤我都做了，可是去开灯时，什么反应都没有。我又去另外一间浴室尝试，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好吧，是这样的，既然没人住，为什么还要付电费？幸运的是，我还有手电筒。这当然不是全世界最佳的阅读灯光，就像厕所马桶不会是理想的阅读座位一样，但眼下还过得去。

然后这一切都运作理想，直到我读到第六章，手电筒光线渐弱，成为柔和的黄色微光，这种光线很适合——比如说，做爱吧，但用来看书可不够。如果我是那种天生做事周到的人，袋子里面就会有几节备用电池，但我不是那种人，袋子里面没有，于是今夜我的阅读只能到此为止了。

够了，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客厅，或者是另一个卧房，谁知道，谁在乎——然后在地板上摊平。我知道有的地板比较硬，我很幸运能睡在木头地板上，而不是水泥地。话是没错，可是休想说服我。我并不觉得睡在钉床上会比现在更痛苦。

衣柜里面没有衣架——那些浑蛋，真是搬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把裤子和外套搭在原来应该挂浴帘的杆子上，至于浴帘，也被拿走了。我脱掉鞋子，和衣而睡，用手提包当枕头。既然要用地板当床，那我的手提包也完全可以充当枕头。

可不能睡过头了，不过我当然没带闹钟。但我不认为这会是个问题。

我真的非这样不可吗？难道我不能去别的公寓？这是假日的周末，薄伽丘大楼的许多住户一定出城去了，最早要到星期一晚上才会回来。

假设我去开另一扇类似的门，如果没人在家，我就可以进去睡觉。就算有人在家，又有什么大不了？我偷过那种主人已入睡的公寓，甚至还在睡着的人的卧室里爬来爬去。没有人会说那是轻松的工作，但是面对这种状况，你只能说：至少你知道主人在哪里，不必担心他们突然回家吓你一跳。

现在状况不同，可主人睡在卧室，我就不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吗？我确定自己会醒得比他们早，就算出事——他们发现我在壁炉前面睡着了，难道我不能编个说辞脱身？我会说，哎呀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耸耸肩。走错公寓了，真奇怪，走了什么运，我的钥匙正好开得了门。非常抱歉，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情，我马上回家。

这样的情形我完全不能接受吗？我应付得了，不是吗？

不，我坚定地告诉自己，不行。

我翻来覆去，试图找出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直到我沮丧地发现，刚才那个就是最舒服的姿势。我深深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我就像一只小臭虫躺在光溜溜的地板上，而这并不是语言上的隐喻。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这是漫长的一夜。

每过一个小时左右，我就会醒来一次——算是醒吧，然后看看表。接着我会再度闭上双眼睡觉——如果那也算睡的话，直到我再度醒来。

不断重复。

到六点半，我放弃了。我起身往脸上泼点水，用卫生纸擦手，穿上裤子和鞋子。我袋子里面有干净的衬衫、袜子和内裤，但我看算了，等有机会洗澡再换吧。

天亮了，于是我可以看书了。我回到那本小说的故事里，主角说的和做的每件事情在我看来都合理极了，我觉得这是个坏兆头。

到了七点半，我探了探走廊，有两个人在等电梯。我无声地关上房门，两分钟后，又看了一次，那两个人走了，可是又有其他人在等电梯。看来这种豪华大厦的假日早晨，电梯还挺抢手的，显然薄伽丘大楼的住户们很上进，不赖床。说不定他们跟我一样睡在地板上，所以才会像我这样急着起床干活儿。

我第三次打开门时，走廊里还有一个人，不过看起来是个清洁工，刚从电梯里出来，往另一头的公寓走去。我走出来，把门带上，没有像往常那样费事去上锁，麻烦够多了，懒得花那个闲工夫。这户空荡荡的公寓接下来会有好一阵子只有个弹簧锁护身，意思就是，任何人拿信用卡就可以进去，和那卷卫生纸亲密接触一下。

就这样吧。我轻快地走到楼梯间，把防火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我爬了七层楼，边爬边告诉自己，很多人在健身房的机器上做同样的事情，还得花好多钱。我承认，途中我停下来休息了一两次，不过我还是爬完了。

到了十二楼的楼梯间，我停下来喘气，直到呼吸正常为止，花的时间比我愿意承认的要久。然后我把门拉开大约一英寸半，往外看，我挑对了楼梯间，从我站的地方恰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房门，虽然视野窄了点。

我蹲了下来，有好些年，我以为只有在西部片里才有机会看到蹲着的人。后来才知道，任何地方都可以蹲着，就算在公园大道的豪华大厦里也不例外。这样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不容易累，而且我也不容易被人发现；一般人只会看到自己双眼水平视线范围内的事物，现在我躲在走廊尽头一扇微开的门后，视线比平常低了一半，这样不太显眼。

我看看手表，还有十七分钟就八点了。看起来我的时间还很充裕，但待不了五分钟，我就开始担心自己错过他了。

根据他的说法，他是个习惯动物，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时间离开公寓，出门例行散步。前一天早上，我曾在大楼门口的马路对面一边喝保丽龙杯里的劣质咖啡，一边等着他出现。他在八点十分的时候出来，而如果今天他遵守日常行程的话，应该是在七点四十五分到八点半之间离开公寓。

除非他并不遵守这套行程。

如果他比昨天晚，我等着就行了。我又不赶火车，也不是要去赴一个拖延已久的牙周病预约诊疗。但如果他提前了，比如早过七点半，那我在这里等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就会看到他回来。

不妙。

要想神经过敏，自我折磨，只消花一点点时间斜视那扇关着的门，等它开启就行了。我没法阻止自己继续胡思乱想。我告诉自己，我犯了个大错，在那户空公寓里面浪费了太多时间。我以为我错过了他，以为正当我像个便秘的傻瓜蹲在这里的此刻，那户公寓其实根本空无一人。七点来会好一点，六点半就更好了。

另外，我能在这个楼梯口蹲多久？不会有人出现，问我他妈的为什么蹲在这里吗？楼梯间似乎不太可能挤满人，不管是住户还是工作人员。我也不认为会有很多人来来去去，但只要有一个心怀好奇的人，那么接下来我能期望的最佳状况，就是马上被请出这幢建筑。

时间慢慢地过去。换了鲍嘉会怎么样？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他会做，就是抽烟。到了八点十分（这是他昨天出发的时间，见鬼，他现在到底在哪里？），楼梯间会有一堆烟屁股和烟灰。鲍嘉会很冷静地把烟屁股扔掉，狠狠地踩扁，毫不考虑地踢下楼梯。他会发疯似的猛抽，好一管烟枪，但到了采取行动的那一刻，上帝作证，他会面对一切。

但如果我直接过去，不顾一切地按门铃呢？此刻，再也不能空等下去了。如果他早走了，我就直接进去，不必在这儿待一整天浪费时间。如果他还在家，就会来应门，好吧，反正我总能编得出一些说辞的。

比如呢？

他的门打开时，我正在思索该讲些什么，而且认真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个头绪。然后他出现了，看起来很整洁，穿着法兰绒长裤和碎格子外套，戴着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戴的那顶帽子，就是他替赫伯曼队长开门后看到我也在场，很惊讶地眨眨眼睛的那天晚上。

等电梯等了很久，但他非常有耐心，让我很想效仿。电梯门开启时，一对年轻男女从E户或F户公寓出来，男的喊了一声叫住电梯，让女的锁门。然后他们加入威克斯的行列，进入电梯，一起下楼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八点十五分。

三分钟之后，我进了他的公寓。

[1] 沃德豪斯（P.G.Wodehouse，1881—1975），英国作家，以幽默短篇小说闻名。

20

在他回家之前，我估计自己有一小时的时间可以干活儿。如果想保险一点，我只要在九点以前离开他的公寓就行了。

结果，远远没花这么长时间我就找到了想找的东西。我八点四十就离开他的公寓，然后很快就离开了那幢大楼。

我说不定还有时间冲个澡。

你知道，我考虑过。我可以脱掉衣服，在热水底下冲上几分钟，然后从他那堆松软的薄荷绿毛巾中抽出一条，迅速擦干身体。我可以把那条毛巾塞进我的手提包里，带走证据。他就没机会发现了。

但我没有。我也没有偷喝一杯残余的咖啡。他说不定会发现，天知道，我真需要喝杯咖啡，不过我是个好小偷，根本没碰他的咖啡。

进去，又出来。来到街上时，我四下看看，没看到他。我拦了辆出租车，把地址告诉那个种族不明的司机，然后膝上放着那个布兰尼夫航空公司的手提袋，往后一靠。我觉得全身脏透了，而且忍不住直打哈欠。

我的公寓大楼门前没有可疑的车子，我也不必担心会在大厅里碰到雷·基希曼，不过现在似乎不是冒险的好时机。我付钱给出租车司机后，刚好有个穿格子西装、系着条难看领带的男子从我打算进去的那扇门出来。“别关！”我大喊，他照办了。于是我不必费神挑开任何锁就进去了。

这种事情奇妙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家伙，所以他应该也不认得我，结果他倒是开门让我走进了这扇本应锁着的门。

我几乎想跟他谈谈，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毕竟，我住在这幢大楼里，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无权进来的人在里面闲晃，危及住户——包括我在内。我曾用虚张声势、微笑、甜言蜜语进入过无数大楼，我知道这一套很管用，但我希望这一套在我住的地方行不通。

但是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下回再说吧。此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是冲澡、刮胡子，两件都是紧急要务。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搭上去往市中心的地铁，在联合广场一家咖啡店好好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又是美好一天，是连续几天好天气的最后一天，也为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假期画上了句号。我喝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吹着口哨走到书店。

拉菲兹给了我一个皇家欢迎式，它似乎是想知道摩擦我的脚踝能制造出多少静电。我马上喂了它，与其说是怕它饿死，倒不如说是防止它被我踩着。然后我把特价书的桌子拖到门外——我考虑过给这张桌子装上轮子，不过我知道，如果真装了，哪个低能儿就会来把桌子推跑，从此不见踪影。我把特价桌放在外头，不是因为想多卖几本赚钱，而是因为我需要这块空间。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今天下午我会有满屋子的客人。

第一个进门的人是毛克利。“哇！”他说，“伯尼，这么努力想发财呀？老兄，今天是假日呢，怎么不去海边玩？”

“我怕鲨鱼。”

“那书的事情怎么样了？真没想到你来了。昨天和前天都是卡洛琳在看店，现在你居然亲自过来了。你看过我上次给你的那些书了吗？”

当然没有，现在也没什么时间看，但我在柜台后面找到那堆书，迅速浏览了目录。是好货，有两本早期的《绿野仙踪》，里头的彩色卷首插画很完整。我们同意以七十五美元成交，扣掉卡洛琳之前给他的十美元订金，我在现金抽屉里面找到四张二十美元递给他。

“我没钱找呀，”他说，“你是想给我六十美元，另外五美元欠着，还是可以让我欠十五美元？我当然比较希望这样，不过也许你不想。”

“我看这么办好了，”我说，“你帮我搬一些家具，这样你就一毛都不欠我了。”

“搬家具？老兄，要搬到哪儿？”

“就在屋里，”我说，“我想腾出一个小空间，放几把折叠椅。”

“伯尼，你会有一大群客人上门吗？”

“不能说是一大群，大概六到八个吧。”

“对这里来说就是一大群了，我看这就是你要把东西搬开的原因。有什么节目？诗歌朗诵会吗？”

“不算是。”

“我不知道你还玩这套。以前我在路德罗街那边的一个小地方朗诵过自己的诗，那个店叫什么来着？双轮诗咖啡店？”

“黑色的墙壁和天花板，”我说，“黑色蜡烛插在猫食罐子里。”

“嘿，你居然知道！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不多。”

“要找听众得花点时间。”我说，回想起有天晚上有人把艾米莉·迪金森 [1] 的诗配上《得州黄玫瑰》的调子，还有漫长得像永远念不完的俳句朗诵，尽量不让自己因为回忆而战栗。“不过今天下午没有诗歌朗诵会，”我补充道，“比较像是私人销售会。”

“像拍卖吗？”

“差不多吧，”我说，“还有些戏剧性元素。”

他觉得听起来很有趣，我告诉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参加。他帮我把几张椅子从后面房间搬出来，这时卡洛琳出现了。她的贵宾狗工厂里有两把折叠椅，毛克利跟着她去拿。

他们一走，我就接到一个电话，等他们回来时，我又打了个电话。然后还真有几个顾客上门，其中一个问起一套八册的笛福作品集，我同意减价十五美元后，他就掏出皮夹，付了现金，这让我不禁怀疑，这些年来每逢星期天和假日一律公休，是不是个错误。

十二点半，卡洛琳到街角的自由斗士熟食店给我们三个人买了午餐。每人一个泽辛斯基三明治，裹在杂粮面包里，还有一瓶奶油苏打水。我们各坐一把椅子，再用另外两张拼起来当桌子放东西。吃完后我把椅子归位，往后站，看着眼前的成果。

卡洛琳说看起来很好。

“这部分简单，”我说，“不过你觉得会有人来吗？”

毛克利双掌合十微微躬身。“你建造起来，”他故意憋出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宣布道，“他们就来了。”

一个小时后，他们果真陆续都来了。

*　*　*

最早来的两个人，我以前从没见过，但即使如此，我还是立刻就认出来了。高个子那个胖得要命，大鼻子大下巴，还有显眼的眉毛。他穿着白西装，里面是有翻边袖口的白衬衫，白配白，袖扣是一对价值五十美分的金色廉价货。黑色的贝雷帽戴在那头铁灰色的浓密头发上，搭配得十分合适。

他的同伴是个瘦子，下巴窄小，犹疑不定的两只小眼睛靠得很近。他的那种苍白，好像是睡在棺材里的人才可能有的。阴郁不悦的嘴角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

胖子看看我们，礼貌地向卡洛琳点点头，再看看毛克利和我。“罗登巴尔先生，”他对我说，“我是格列高利·查诺夫。”

“查诺夫先生，”我说，跟他握手，“您能来真好。”

“我们好像来早了，”他说，“准时是我的缺点，先生，太过准时的人常常会遭受失望的待遇。”

“希望你今天不会失望。”我说，“我还没见过你的——呃——朋友，但我相信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

“正是。威尔弗雷德，这位是罗登巴尔先生。”

威尔弗雷德点点头，没伸出手，我也没伸。“幸会，”我尽可能诚挚地说，“呃，威尔弗雷德，恐怕我得请你熄掉香烟。”

他看了我一眼。

“烟味会薰着书。”我说，其实还可以补充说会污染空气。威尔弗雷德瞥了查诺夫一眼，查诺夫轻轻点点头。于是威尔弗雷德把香烟从嘴上拿下，我还以为他会扔在地上，不过没有，他把门打开，熟练地弹到街上。

“糟糕的习惯，”查诺夫说，“但这位年轻人有其他的特质，让我离不开他。要我放弃他，就好像要他戒掉尼古丁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不都是某种事物的奴隶吗？”

我非常同意，然后引导他坐到我的大椅子上，说他会发现这张椅子最舒服。他庞大的身躯落在上头，椅子似乎还能承受这个重量。没了香烟的威尔弗雷德依然很阴郁，他挑了主人旁边的一张折叠椅坐下。

“我想，”查诺夫说，“我们可以从守时的酸涩苦果里面制出爽口的柠檬水吗？先生，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我们就此达成协议，让迟到的人一边凉快去，你说怎么样？”

“啊，但愿我做得到。”

“你的确做得到，先生。只要用行动达成愿望就行了。”

我摇头。“这对其他人不公平，”我说，“而且这么一来，会留下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交代。况且，其他人随时会到。”

“我想也许你是对的。”他说，然后朝门点点头，门口有个两手提了一堆袋子的女人正设法腾出一只手来抓门把手。

是那个嬉皮士，麦琪·梅森，她满怀期望地喘着气说：“真想不到你们今天会开门，拉菲兹怎么样？它也工作吗？或者你今天放它假？”

“它一直在工作，”我说，“其实我倒是没在工作，我们今天不营业。”

“是吗？”她看看周围，“真奇怪。看起来你在营业，而且店里很多人。”

“我知道。”

“是啊，当然，你当然一定知道，不是吗？可是你的特价桌摆在外头呢。”

“那是因为今天下午店里摆不下。”我说，伸手去拿“停止营业”的牌子，挂在橱窗上，“我们今天下午有个私人拍卖会，明天老时间会照常营业。”

“私人拍卖会！我可以参加吗？”

“抱歉——”

“我是个非常冲动的买家，真的。记得我上次来吗？本来只是进来看看拉菲兹的，结果看我买回家多少书。”

我记得很清楚，做我这行的谁忘得了？一笔两百美元的交易，完全是意料之外。

“拜托，罗登巴尔先生，真的拜托你好吗？”

老实说，我还真犹豫了一下，脑子里想象着她眼睛亮闪闪地坐在那儿，准备出价击败所有人。一切尘埃落定后，她又多了一打艺术书和那套皮面精装的巴尔扎克。

“很抱歉，”我不情愿地说，“这次拍卖真的只是私人性质。不过下次我会把你列入邀请名单，你看这样好不好？”

至少已经好得可以把她送走了。我转身回去面对客人，正要说话时，毛克利向我示意，我走到门边把门打开，迎进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

今天他穿了一件系带的军用大衣，里面的衬衫不是叫柿子色就是南瓜红，就看你喜欢哪个邮购目录的说法。他还是戴着那顶巴拿马草帽，但我发誓他换过帽带上的羽毛，好让颜色跟衬衫搭配。“罗登巴尔先生。”他进门时说。然后他看到了穿白西装的男子，脸颊上的色斑看起来好像自燃了一般。

“查诺夫，”他喊道，“你这斯拉夫之耻！龌龊的死胖子！”

查诺夫抬抬眉毛，其他部位没怎么动。“雷斯莫里安，”他喉头颤动着，恨恨地说出这个名字，“你这亚述窝囊废，黎凡特 [2] 杂碎侏儒。”

“你怎么会在这里，查诺夫？”他又转向我，“他怎么会在这里？”

“每个人总得有个地方待吧。”我说。

这个答案安抚不了他。“没人告诉我他会在这儿，”他说，“这下我可不高兴了。”

“见到你我倒是很高兴，提格拉斯。我发现你的长相越来越龌龊了。知道你没在别的地方闯出什么大祸，真令人宽慰。”

他们看起来剑拔弩张。雷斯莫里安一只手滑进军用大衣的口袋，他对面年轻的威尔弗雷德也将一只手伸进密尔瓦基酿酒人队的厚夹克里。

“绅士们，”我说得名不副实，“好了。”

对面的卡洛琳似乎正四下张望，打算万一开火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站在她旁边的毛克利则好像没那么紧张，或许这套他玩腻了，想想他在自己声称为“家”的那些废弃建筑里，必然早已习惯这些。又或许他以为这只是两个藏书家为了什么难得的珍本书而吵得不可开交，威尔弗雷德只是伸手要掏烟，雷斯莫里安则是要拿手帕。

一时之间，没有人动，两人玛瑙色的眼珠紧紧盯着对方。然后，仿佛回应某种人类耳朵无法觉察的高频率声音，他们又同时抽出空空如也的手。

我承认，我的呼吸顺畅了些，我不希望他们互相射杀，不能在我店里，当然也不能在这场游戏才刚开始的时候。

＊＊＊

下一个到达的是威克斯。

他站在门边，看了一眼“停止营业”的牌子，转动门把，走了进来。他的一身穿戴和早上我看着他离开公寓时一样——碎格子外套，法兰绒长裤，褐白相间的双色鞋，还有那顶可可色的帽子。今天戴帽子的可真不少，有查诺夫的贝雷帽，雷斯莫里安的巴拿马帽，还有威克斯整洁的小礼帽。我从没看过那么多帽子同时出现，牧歌剧院除外，那里有时帽子多得把银幕都填得黑压压的。

查诺夫和雷斯莫里安还戴着帽子，但威克斯一看到卡洛琳就摘了下来，警戒的眼睛扫视室内，然后漾开一个笑容。

“格列高利，”他说，“能再见到你真好；还有提格拉斯，真荣幸见到你。实在没想到你们两位会在这儿。”他的语气就好像我们从不曾花许多时间讨论过这两位似的。然后他愉快地朝威尔弗雷德笑，威尔弗雷德正严厉地回瞪着他。“真不敢相信有此荣幸，”他说，“格列高利，不介绍一下你的年轻朋友吗？”

查诺夫说：“查尔斯，这位是威尔弗雷德。威尔弗雷德，这位是查尔斯·威克斯。好好盯着他。”

威克斯重复一遍。“好好盯着他，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格列高利？”然后对威尔弗雷德说，“幸会，小子。”伸出了手。威尔弗雷德只是看看那只手，没有要去握的意思。

“看在上帝的分上，”威克斯嫌恶地说，“像个男人一样握握手吧，可怜的浑蛋臭小子。这样好多了。”他在裤子的大腿部位上擦擦手，转向我。“鼬鼠，”他热情地说，“把我介绍给这些好人吧。”

我介绍了，威克斯朝卡洛琳的手弯腰，双唇轻啄了一下她的手背，然后和毛克利握手，问他是不是真的由狼抚养长大的。毛克利告诉他，起先是由它们养大，后来就养不大了。

我说：“找个位子坐吧，查理。”

“哦，谢了，”他说，“是的，我想我会的。”他花了一点时间琢磨究竟该坐在哪儿，最后选了查诺夫左边的两个位子，把帽子放在他们中间的那张椅子上。“毛克利这个名字出自吉卜林的《森林王子》，但你当然知道这个，对不对，格列高利？”查诺夫对着这个问题转转眼珠。“小子，你父母很迷吉卜林吧？还是你自己选了这个名字？”

我们无缘知道答案了，因为毛克利回答之前，门正好打开了。我知道是谁，当她走过店前的人行道时，我就看到她了。我想盯着其他人看她的表情，但管不住自己。她走到哪里，我的眼睛就跟到哪里。

昨日重演。

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这次大声地说出来。“世上那么多城市中的那么多家书店，”我说，“她偏偏走进我这家。”

[1]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生前只发表过十首诗，默默无闻。死后近七十年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被现代派诗人视为先驱。与同时代的惠特曼一同被奉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2] 指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家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21

她当然记得这句台词。她的眼睛因此而发亮，脸上展现出她特有的微笑——那如同蒙娜丽莎吞了金丝雀一般的笑容。“伯尼。”她说，只不过她说的当然不是这样。“伯尼尼”——这才是她说的。

我说：“见到你真好，伊洛娜。我很想念你。”

“伯尼尼。”

“你一个人吗？我还以为你应该有同伴。”

“我想自己先进来，”她说，“好确定……该来的人都来了。”

“看看这些人，”我说，“你觉得他们是该来的吗？”

现在我可以看其他人了，这幅景象也确实好看。已经摘下帽子的查尔斯·威克斯站起来，微笑着。查诺夫没站起来，不过抓下他的贝雷帽，双手握着放在膝上。他望着伊洛娜的眼光，像试图为她准备最好的餐点的餐厅经理。雷斯莫里安也拿下帽子，在手里握了一会儿，然后又戴回头上去。他眼中充满绝望的渴慕，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

我看不透威尔弗雷德的眼神。他严厉的小眼睛看着她，打量她，不带任何感情。

天知道伊洛娜看着这群人时心里在想什么，但显然没发现什么拖延她的行动的事。“我马上回来。”她说，然后冲出门，过了一会儿和迈克尔·托德手拉手返回。他穿着一件灰色人造丝西装，虽然没戴帽子，不过大红色的领带上浮着十来顶五彩的帽子。

“迈克尔，”她说（听起来是某种介于“迈克尔”和“麦凯尔”之间的音），“这位是伯尼尼。伯尼尼，我要你见见——”

“可是我们见过了，”迈克尔打断她，“只不过他的名字不是伯尼，而是——”他搜寻着记忆，“比尔！比尔·托马斯！”

“汤普森，”我说，“不过还是很厉害。我没想到你会留意。”

“他来敲门，”他告诉她，“前几天早上，来替慈善机构募款。”他眯起眼睛，“他说他是替慈善机构募款。”

“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我说，“你的钱去了那儿，不必担心。一项有价值的事业，如果你想听的话，我确定凯瑟小姐会很乐意告诉你所有你可能想知道的细节。”

“但你不是汤普森先生，你是伯尼先生？”

“我姓罗登巴尔，”我说，“不过你可以叫我伯尼。但何不坐下呢，殿——”我没说完，转而说，“还有你，伊洛娜。我以为会有另一个人陪着二位的，事实上应该是由他去接你们，我有点吃惊你们居然自己来了。我不想在他到达之前开始，所以也许我们可以——”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了。”雷·基希曼从门口发话。他用肩膀顶开门，冷冷的眼睛斜乜着众人，然后一只胳膊肘就近撑靠在书柜上。他穿着一件昂贵却不怎么合身的西装，要没戴帽子那才叫奇怪呢，他戴了顶软呢帽。我正好在想所有的便衣警察都该戴帽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样，不过实际生活中多半不是如此，而我不记得之前看过雷戴帽子。他戴着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啊，”他说，“我真感动呢，伯尼，没想到你会等我。要把我介绍给大家吗？”

我绕着圈子一一报上名字，最后轮到雷。“这位是雷蒙德·基希曼，”我说，“服务于纽约市警察局。”

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反应。查尔斯·威克斯的眼睛亮了起来，脸上的笑意更深。查诺夫看起来很不开心。雷斯莫里安的表情中有种认命的味道，这个介绍对他来说不会太意外，因为他之前已经遇到过雷两次了。虽然雷的出现对他来说不算震撼，可是看起来似乎每次雷斯莫里安造访巴尼嘉书店，雷都会出现。

威尔弗雷德似乎也不惊讶，我猜这是因为雷一进门他就知道来了个警察。我觉得威尔弗雷德是那种在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到警察气味的家伙。但另一方面，就算我介绍雷是大通银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修复出故障的自动提款机，我也不认为威尔弗雷德的表情会有任何变化。他本就不是个情绪外露的人。

总之，反应最大的是洛伊娜和迈克尔，他们俩结结巴巴地喃喃低语，说压根儿没想到雷会是警察，还以为他是移民局的人。

“这可好玩了，”雷说，“不过我知道你们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也许我说得不清楚，舌头一溜把NYPD（纽约市警局）不小心讲成了INS（移民局）。这些单位全都是一堆缩写，就算讲成AFL-CIO（美国劳工联盟）也不稀奇。不过伯尼没说错，我是警察，也许形式上我该把这个念给你们听，‘你有权保持沉默……’”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米兰达警告”一直念完。

“我不懂，”查诺夫说，“先生，我所听到的意思是，我们都被捕了，是吗？”

“不是，”雷说，“我为什么要逮捕谁呢？我看不出谁违法了，就算看到，我也不急着抓人。现在抓人可麻烦了，处理文书工作至少得耗费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刚才我进来之前，看到有个小伙子偷走了伯尼外头桌上的一本书，你觉得我会因此去逮捕他吗？”

“也许不会。”我说。

“当然不会。所以如果这个房间里刚好有人带了武器，不管有没有执照，只要不见光，就不必担心。同样的，如果在场有人身上带了有效的搜查令，也不必担心，这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可是你刚刚念了那些逮捕前的警告。”查诺夫坚持道。

“那只是为防止偶发事件的程序，”查尔斯·威克斯说，“说白了，格列高利，从现在开始，任何人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至少假设上是如此。我不知道律师或法官会怎么办。”

“律师会赚点小钱。”雷说，“一向如此。至于法官怎么办，从来没人知道。而我念‘米兰达警告’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会当真，虽然这是非正式场合，而我来这里只是看我的老友伯尼打算从他的帽子里面变出什么花样。他以前也玩过这套，我必须承认，通常他还真变得出兔子来。”

这是在点我接话，我正等着呢。我首先想到的台词是：“各位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把你们全找到这里来。”我承认这句台词以前的效果不错，但这回却不适用。他们不好奇，他们早就知道了——或以为自己知道。

“首先谢谢各位的光临，”我说，“我知道各位都很忙，也不想耽误你们太多时间，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正要进入主题之际，有个家伙偏偏在这个时候从门口探进头。“牌子上说你们已经打烊了。”他说，一副不高兴的口气。

“的确。”我说，“现在是私人拍卖会。明天会按照正常时间开门营业。”

“可是你的桌子还在外头，”他说，“而且门也没锁。”

“我会解决的。”然后当着他的面关上门，扣上门扣锁住。他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去，我也转身面对客人。

“对不起，”我说，“毛克利，如果还有人想进来——”

“我来应付。”他说。

“谢了。我刚才讲到哪里？”

“你正要进入主题。”查尔斯·威克斯说。

“对。”我说，靠在一面书架上，“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故事，也许会有点迂回曲折，因为这个故事在好几个不同的时间、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开始。源头要追溯到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搅动得动荡不安。这些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的其中一股，使得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人射杀了奥国公爵，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终了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号召民族自主，独立运动在欧洲遍地开花。安纳特鲁利亚也是其中宣布独立的国家之一，那是个王国，君主是弗拉多斯一世国王。”

这些对他们都不是新闻，除了雷和毛克利，或许还有威尔弗雷德。不过每个人都专注地听着。

“安纳特鲁利亚人用尽办法，让这个国家的主权宣言更有分量，”我继续说道，“他们在布达佩斯印刷了好几套邮票，其中一些真的在安纳特鲁利亚领土内使用过。另外还铸造发行了几种硬币，送给这个新国家的友人，不过从来没有真正流通过。他们还颁发过几种奖章，上面有新国王的肖像，赠给几个独立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这些奖章，稀有得就像母鸡的牙齿，”查诺夫宣称，“在收藏市场上很抢手。”

“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在凡尔赛重定欧洲版图时，”我继续说下去，“安纳特鲁利亚人的希望落空了。本来应该是安纳特鲁利亚的领土，被分配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还有南斯拉夫。弗拉多斯国王和莉莉安娜皇后的余生都在流亡，但仍然被那些矢志重建安纳特鲁利亚的人奉为精神象征，然而整个运动早已死亡。”

“火光摇曳，”伊洛娜喃喃道，“但从未熄灭。”

“或许吧，”我说，“不过想用这一丝火烧开一小壶水，得花上很漫长的时间。接着，第二次大战期间，安纳特鲁利亚游击队员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他们是投机分子，”查诺夫插嘴，“为了利益可以随时转变立场。今天与安特·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乌塔斯小队并肩作战，暗杀塞尔维亚人；明天又站在塞尔维亚人那边，掠夺克罗地亚村庄。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希特勒？那要看你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

“他们支持安纳特鲁利亚，”伊洛娜说，“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

“他们只顾自己，”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说，“但谁不是呢？”

“战争结束后，”我继续，“分布于那片土地的各国领土基本维持不变，不过各国政府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的影响力很快就覆盖了整个东欧，杜鲁门总统必须暂时画一条线，让希腊和土耳其在铁幕的这端。好几个美国情报机构——至少战争时期的产物，美国战略情报局——曾为这个颇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寻求平衡的可能。”我皱眉，受不了自己的声调。最近看了那么多电影，我的声音却听起来像爱德华·默罗 [1] 在纪录片里的声音。

“在派往这个地区的众多秘密行动小组中，”——该死，我还是那个声音——“有一个由五个美国情报员组成的小组。”

我犹豫了片刻，查尔斯·威克斯看穿了我的心思。“哦，他们都是美国人，没错。山姆大叔热血沸腾的侄儿们，不会拒绝为国效命的大好机会，绝对不会。”

“这五个美国人，”我迅速接口，“是罗伯特·贝特曼和罗伯特·雷尼克，查尔斯·赫伯曼和查尔斯·伍德，以及查尔斯·威克斯。”

“查尔斯·威克斯？”雷说，“就是在场的这家伙？”

“就是在场的这家伙。”查尔斯·威克斯说。

方便起见，我说明两个罗伯特后来分别变成鲍伯与罗伯，三个查尔斯分别成为队长、查克以及查理。“还有，”我说，“他们都有动物的名字。”

毛克利说：“动物的名字？抱歉，伯尼，我不是故意插嘴，只是想确定我没听错。”

“动物的名字，”我说，“你没听错。其实是代号，贝特曼是兔子，雷尼克是猫。”

“事实上，”威克斯补充，“当时有当时的想法，但现在看来，其实意义不大。”

“不过我还是说完吧。赫伯曼队长是公羊，而查尔斯·威克斯是老鼠。”

“吱吱吱。”查尔斯·威克斯说。

“至于查克·伍德的象征，毫无疑问，就是土拨鼠。他的代号是唯一一个玩了文字游戏的，而非参照人格特征取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跟后面发生的事情有关。我纯粹是猜的，但我相信伍德是自己挑选了这个代号。”

“哈！”威克斯说完看向左上方，试图回忆着。“你知道，”他说，“我想你是对的，鼬鼠。”

卡洛琳说：“鼹鼠？”

我没理会他们。“五个美国人，”我说，“每个人都有个动物代号，在巴尔干半岛从事秘密活动。和各种不同立场的游击队和异见分子来往，只为了要颠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任何一个，”威克斯梦呓般地说道，“或三者皆是。很棒，不是吗？我们这些汉尼拔的动物们 [2] ，的确是物以类聚。”他朝我眨眨眼。“还有一个人，我没告诉过你，对吧？华盛顿有个领导我们的老家伙，他的代号是汉尼拔，别问我为什么，不过我们叫他大象。”

他双手的手指交叠。“不过别让我扯远了，鼬鼠。这是你的宴会，说故事的人是你。”

我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安纳特鲁利亚的独立运动。因为独立的火种未曾熄灭，只是沉寂了一二十年。弗拉多斯国王的妻子已经过世，现在的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鳏夫，和管家住在西班牙的某个无名海岸。过去四十年，他的生活还是一样，和其他没落的王族喝酒、玩牌。他对安纳特鲁利亚的复国大业来说是个有价值的象征，但你不能指望他大步踏入新爱国运动的行列中。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参加安纳特鲁利亚山间密室的聚会，而放弃西班牙的阳光。”

“是山脉。”伊洛娜说。

“不过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有个儿子，用法语说是L’aiglon，他是幼鹰，是等待继位的王子，也就是安纳特鲁利亚的王储。”

“小马，”威克斯补充，“你知道我们称呼老头子为种马，不过只是我们几个私下说说。他的牙齿长得像马，后来他退休了，所以他的儿子就是小马。”

“他叫托多尔，托多尔·弗拉多夫。安纳特鲁利亚人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基督教名加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叫弗拉多斯，他就姓弗拉多夫。就像你的名字，”我朝伊洛娜点点头，“你叫伊洛娜·马尔科娃，你父亲的名字就应该是马尔科。”

“有什么隐情？”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问道，“你说她父亲的名字‘应该是’马尔科，为什么说应该？那其实是什么？”

“就是马尔科，”她愤慨地说，“马尔科·斯托申科，从没变过，他绝不会改名的。”

虽然听到了这段告白，不过你不会想知道背后的故事，相信我。

“托多尔·弗拉多夫的父亲登上安纳特鲁利亚王位时，他还只是个学步的小孩。而‘鲍伯与查理秀’接管安纳特鲁利亚独立运动时，他才三十岁出头。”

“时光如水，先生，”查诺夫说，“岁月不等人，钟声为我们所有人敲响。”

“他这话什么意思？”雷斯莫里安突然叫道，“他为什么不说点能让人听懂的话？”

“如果你的认知能力赶上身体的发展，”胖子说道，“也许你就能听懂那个简单的句子了。”

“死胖子，”雷斯莫里安说，“索卡西亚贪吃鬼。”

“你这活该被土耳其人灭种的地毯贩子。”

“你妈怀你的时候，就是跟骆驼躺在那张毯子上的。”

“你妈才跟公猪滚在泥地里，先生，因为她的丈夫带着毯子私奔四处叫卖去了。”

然后他们都讲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听起来好像双方讲的语言不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得懂彼此的话。但他们一定听懂了大概的意思，因为雷斯莫里安的一只手又伸进了军用大衣口袋里，而查诺夫身边的那位杀手喽啰也把手伸进了厚夹克。

“就此打住吧。”雷说，如果他手里没有左轮枪才怪呢，一把又大又旧的警用特制手枪。我猜不出上回这把枪开火或打靶练习是什么时候了，很可能扣下扳机枪就会在他手里爆炸，不过其他人不知道。提格拉斯头一歪，缩了缩身子，不过手从口袋里面抽了出来。威尔弗雷德也亮出空空如也的手，但仍保持着他那很不亲切的神情。

“回到安纳特鲁利亚，”我飞快地说道，“老弗拉多斯国王也许放弃了巴尔干王国的梦想，但他的儿子托多尔迷上了这个想法。通过跟美国情报员的接触，他秘密回到安纳特鲁利亚，跟潜在的支持者进行一连串会面。公开起义的舞台已经准备妥当。”

“一点希望都没有，”查尔斯·威克斯沉吟道，“天哪，看看俄国人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干过些什么，看看他们给这世界制造的麻烦又换来了什么下场。”他叹息道。“那都是我们之后的事情了。我们鼓动安纳特鲁利亚人起义，好让俄国人镇压他们。”他朝伊洛娜悲伤地微微一笑，伊洛娜听了他刚刚说的话，一脸骇然。“抱歉，马尔科娃小姐，不过这是我们的工作。去搅和、捣蛋，让共产党难堪。就像韦纳·冯·布劳恩 [3] 和他的火箭一样。他的工作是让火箭离开地面，至于怎么回到地面则是别人的事情。他曾写过一本自传，叫《瞄准群星》。”他眨眨眼，“也许他是这么想的吧，不过实际上瞄准了伦敦不少回。”

“安纳特鲁利亚的起义没能成形，”我接着说，“出了叛徒。”

“是土拨鼠，”威克斯说，“至少我们一直是这么想的。”

“美国人四散逃逸，”我说，“丢下这个国家。政府当局扫荡了安纳特鲁利亚，把独立运动的首脑抓了起来。有几个判了很长的刑期，还有几个被处决。根据谣言所说，托多尔·弗拉多夫后颈吃了颗枪子儿，被秘密埋葬，没有立墓碑。但事实上，他及时溜过边界，再也没有回到安纳特鲁利亚。”

雷想知道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应该是将近八十，”我说，“不过他去年秋天死了。”

“那宝藏呢？”查诺夫说，“托多尔一死，宝藏怎么样了？”

“宝藏？”

“就是战争基金，”雷斯莫里安不耐烦地说，“安纳特鲁利亚的皇家军费。”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时，老弗拉多斯的支持者从中捞了一大笔，”查诺夫解释道，“后来在凡尔赛失利后，他们便收拾细软跑到苏黎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瑞士公司，把所有一切都投入进去。那个公司的流动资产存在一个账户里，其他则存进了保险箱。”

“大部分东西应该是不值钱的，”雷斯莫里安说，声音仿佛是从军用大衣的深处透出来的，“沙皇时代的债券、左派或右派独裁者征收的所有权契约，还有一些倒闭公司的股票。”

“亚述人说得没错，先生。大部分的确毫无价值，但还有一些可能很值钱。依法有效的契约、发达公司的股票。另外，虽然一个没落政权发行的债券和钱币的价值只是引起人们的好奇，但之前被他们掠夺的企业和房产如今都身价可观。”

“没人知道总共价值多少。”雷斯莫里安说，脸上的斑点更红了。

“的确，先生。没人知道那个账户里还剩多少钱，也不知道这个团体还保有多少资产。老弗拉多斯花掉了多少？他那个怀着神圣回忆的儿子呢？人们不会像骗子检验编造的谎言一样仔细检查那笔财产。”

“弗拉多斯有收入，”威克斯说，“别忘了，挑选他坐上王位的人，可不是从贫民窟挖出他的。他是瑞典国王的远房亲戚，据说母系还是奥地利大公国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后裔。莉莉安娜皇后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侄孙女什么的。他们没富有到可以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买下刚果，但莉莉安娜也从来不必去超市打工赚钱。他们有收入，而且就靠这笔收入过日子。”

“那托多尔呢？”

“小马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不是拿白花花的银子在他面前晃，才把他拐回安纳特鲁利亚的。他自食其力，在一家跨国投资财团工作，被外派到卢森堡，日子过得很舒坦。”他笑笑，“我们是用自尊心让他上钩的。他觉得如果头上有个皇冠，看起来应该不错。”

“他是个爱国者，”伊洛娜说，“他会帮你们，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一种自我牺牲。”

“小姑娘，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你还没出生，他就离开安纳特鲁利亚了。”

威克斯听起来似乎并不指望得到答案，而她也没回答。我说：“我们迅速回到现代，好吗？我想告诉你们有关雨果·坎德莫斯的事情，这是个不寻常的名字，他也的确是个不寻常的人，博学又气度不凡。今年稍早时候，他来到纽约，在上东区租了一套公寓。前阵子，他到我店里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服我去离他家几个街区外的一户公寓偷一个皮资料夹。”

“你，伯尼？”发问的是毛克利，他可能是全屋子里唯一不知道我卖书之余从事什么行当的人，“他为什么觉得你可以去帮他做这种事情？”

“当时，”我说，“我以为就像他所说的，他是从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儿听说我的，这位朋友名叫埃博尔·克罗。”雷斯莫里安和查诺夫一听到这名字都瞪大了眼睛，这点并不令我意外。“到死之前，埃博尔·克罗都是他那一行里的顶尖人物，他做的恰好是收受赃物这一行。”

“他是个销赃人，没错，”雷·基希曼同意道，“而且是这一行里最最出色的人物。”

“而我是个小偷。”我说，毛克利一听瞪大了眼睛，但保持沉默，也许是因为卡洛琳的胳膊肘顶着他的肋骨，“不过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不认为埃博尔会泄露我的名字。”

“埃博尔为人很小心。”查诺夫说。

“没错，”我同意，“即使他提过我的名字，过了这么多年，坎德莫斯需要一个小偷时，他怎么还会记得？我不认为事情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一定是去查了电话簿。”查尔斯·威克斯说。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想他是跟踪了伊洛娜。”

*　*　*

“两个星期前，”我对着伊洛娜说，“你走进我的店里。我试着想弄清你怎么会来，因为我难以相信这是巧合。结果一切就只是纯粹的巧合，没有其他的原因，不是吗？之前我从没见过坎德莫斯，没听说过这个屋子里的任何人，也从不知道世上有安纳特鲁利亚的存在。

“你只是进来找书看。你挑了一本书，我们聊了起来，发现我们都热爱亨弗莱·鲍嘉。纽约刚好正在举行一个亨弗莱·鲍嘉的电影节，你知道这件事，于是我们约了当天晚上在剧院碰面。然后不知不觉的，我们每天晚上都出去，一起看两场电影，从同一个桶里拿爆米花吃，然后各自回家。”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中想着鲍嘉，试图从他那儿借来一点儿高贵。“你是个美女，”我说，“如果你给我一点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朝你飞奔而去，但你从没有。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你另有心上人。没关系，我喜欢有你相伴，我猜你也喜欢有我相伴，但我们都共同喜欢的，只是看电影。”

此刻她眼里泛出感激，还有一丝解脱，还有一些其他的，也许是渴望吧。

“我不知道你来书店时，坎德莫斯是不是正在跟踪你，”我说，“也许没有，但如果他曾跟踪你，就很难不碰上我，因为我们一星期有七天一起去看电影。他想知道我是谁，而要查出来并不困难。他打探的结果是，我的副业是小偷。”

“开书店才是副业。”雷插嘴。

我没理他。“坎德莫斯需要一个小偷，”我说，“他也许真的认识埃博尔·克罗，他大战时曾被关进集中营，来纽约前又在欧洲四处混过。他得知我是个好小偷——”

“最好的。”雷说。

“又提到一个共同朋友的名字，以示真诚。他说动了我，而当他要我去偷一户人家，我却没有特别的反应时，他就知道，伊洛娜没告诉我住在那里的人是谁。”

“那人是谁？”雷想知道。

“是她生命中的男人，”我说，“也是坎德莫斯一路追踪到纽约来的人。他就在这里，迈克尔·托德先生。”

“《环游世界八十天》 [4] ，”毛克利说，“好电影。但他不是坠机了吗？”

“迈克尔·托德，”我说。“你的英语说得很好，没什么口音，有没有可能你的姓名也跟你的口音一样美国化了？你把名字转成英语了，对不对？你何不告诉大家，你原来的姓名是什么？”

“我相信你会告诉他们的。”他说。

“麦凯尔·托多洛夫，”我说，“托多尔·弗拉多夫的独生子，也是弗拉多斯一世唯一的孙子。另外，顺带一提，他是安纳特鲁利亚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1] 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1908—1965），美国广播记者，曾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工作。

[2] 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2），迦太基将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率领部队翻越欧洲最高山脉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攻打罗马军队。历史学家后来在这条路线上发现许多粪便沉积物，据此推测汉尼拔大军中包括三十七头战象和约两万匹战马。

[3] 韦纳·冯·布劳恩（Werner von Braun，1912—1977），原为希特勒旗下火箭场主任，曾研发火箭向英国发射多次，后成为美国火箭先驱。

[4] 这部电影的制作人是美国著名电影制作人迈克尔·托德。

22

我想我们都被皇室身份唬住了。屋子里一半的人肯定早就知道或怀疑迈克尔在整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大家都保持沉默，直到卡洛琳打破寂静。“一个国王，”她说，“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店里有一个国王。”

“你的店里？”

“呃，几乎算是我的店了，伯尼。谁周末还来替你看店来着？嗯，说到我的店，陛下，我想你不会刚好有狗需要洗澡吧，但如果你有的话——”

“我一定会找你。”他说，然后卡洛琳双眼呆滞得要给他鞠个躬了，“罗登巴尔先生，我刚刚一直没说话，但也许我该说的。这整件有关安纳特鲁利亚王位的事情让我很不自在，我祖父的辉煌时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我父亲的小小冒险行动则发生在我出生前，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家人试图宣称拥有皇冠一事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滑稽，可以拿来哄女孩，或者在社交场合打趣。我有自己的人生，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发展方面有一点小资本和事业。我不会花时间去怀念一个皇族的过去，也不会梦想一个皇族的未来。”

“但是你来到了纽约。”我温和地说。

“是为了离开欧洲，也为了摆脱所有关于王位和皇冠的闲言碎语。”

“但你带着一个烫金的皮资料夹。”

他深深叹息。“我父亲临终时把我叫到床边，把你说的这个资料夹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几乎从没跟我提过安纳特鲁利亚。你一定了解，我们家族实际上没人在那里住过。我祖父被选为安纳特鲁利亚国王，但他以前也不是安纳特鲁利亚人。结果我父亲临终前说出他对那个小小山间国家的深爱，谈到我们家族对那块土地的效忠，还有我们肩上的责任。我当时心想，他可能是因为吃了大夫的药昏了头，所以才会胡言乱语。也许真的是那样。”

“他很伟大。”伊洛娜说。

“我想是吧，但当时他只是我的父亲，我出生时他已经中年，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常常不在身边，但在我眼中，他当然很伟大。剩最后一口气时，他告诉了我对安纳特鲁利亚的责任，然后把那个皇家资料夹交给我。”

“里头有什么？”

“文书、文件、纪念品，一家瑞士公司的股票。”

“不记名股票。”我说。

“是的，的确是。”

“就像不记名债券，”查尔斯·威克斯说，“瑞士人最爱这个了。转手时不必经过任何文件手续记录。就像现金一样，谁拿了就是谁的。”

“既然你手上有这个，”我说，“你就拥有那个公司的所有资产。”

托德——麦凯尔？国王？——摇摇他的皇家脑袋，说：“不。”

“不？”

“要有账户号码和股票才行。”他说，“相信我，我去过苏黎世，跟银行的人谈过，律师也在场。这个公司当初设立的情况很特殊，必须持有这些不记名股票且知道账户号码的人，才能取得公司的资产。我的父亲只交给了我股票，他也只从他的父亲那儿拿到这些，但无论我祖父还是父亲，都没有账户号码。”

“伙计，说实话吧，”查诺夫说，“谁知道账号？”

“也许没有人知道。”托德说。

“太荒谬了！一定有人知道。”

“一定曾经有人知道，比如某个安纳特鲁利亚建国运动的领袖，说不定不止一个人。你刚才说，我父亲幸运地逃离安纳特鲁利亚，保住了一条命。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抛妻弃子，只换来颈背上的一颗子弹和无名的埋葬，没有仪式、没有墓碑。我猜，很多秘密也随着这些人而埋葬了，瑞士账户的号码就是其中之一。”

他又叹了口气。“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带律师去跟银行的人见面之后，我坐在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葡萄酒，希望我父亲把那个资料夹带进了坟墓，就像那些安纳特鲁利亚人把账号带进坟墓里一样。但是他没有，而是把资料夹托付给我。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硬把皇冠按在了我头上，要甩开不是那么容易。我说过，之前我从没想过安纳特鲁利亚，但现在我脑中几乎容不下别的事情了。”

“谁知道里头到底有多少钱？”这回发问的是雷斯莫里安，他的眼睛瞪得很大，“里头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几百几千万。”

“钱是最不重要的了，”国王说，“我该怎么办？这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雷说他不明白。

“几十年来，”国王说，“世上仅存的几个国王似乎都已经不合时宜了，而未加冕的皇族更是个笑话。但突然之间情势改观，君主政体运动风靡整个昔日的东欧，原本属于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忽然纷纷独立。如果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都可以加入联合国，那安纳特鲁利亚要独立有那么不可能吗？如果胡安·卡洛斯可以当西班牙的国王，如果有那么多人力主在俄罗斯重建罗曼诺夫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

“不是完全不可能。”查诺夫同意。

“——那么，谁能说安纳特鲁利亚不可以有个国王？而且如果人民真的需要我，我又怎么能拒绝他们？”他仓促一笑，那个表情跟伊洛娜的弗拉多斯肖像，还有麦凯尔珍藏的他父亲穿军服的耀眼照片的相似处一目了然。“于是我来到纽约，”他说，“为了离开欧洲，同时也为了决定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看起来雨果·坎德莫斯是跟着你来到这儿的，”我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让我去偷你那个资料夹，虽然我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那是谁的公寓。”

“听起来不像你，伯尼。”雷说。

“我知道，”我说，“是不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干，我所能归纳出来的结论，就是坎德莫斯的魅力和我当时看过的那些鲍嘉的电影。有天下午，他把任务告诉我，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就跟一个名叫赫伯曼的人，走向……对不起，我该怎么称呼你？殿下？陛下？”

“‘迈克尔’就行了。”

“走向迈克尔的公寓。”

“赫伯曼，”雷说，“你提过这个名字，伯尼。”

我点点头。“赫伯曼队长是公羊，五个去过安纳特鲁利亚的情报员之一。坎德莫斯叫他跟我搭档，因为赫伯曼可以带我进入迈克尔住的那幢警卫森严的大楼。他可以借口要拜访那幢大楼里的另外一个住户。”

“这个时候就轮到我登场了。”查尔斯·威克斯说。

“很有趣，”查诺夫说，“在美国那么多城市中的那么多幢大楼里，年轻的国王偏偏住进你那一幢。”

台词听来很熟悉。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好了解释，但威克斯抢先答了。“这倒是没有一丝巧合的成分，”他说，“迈克尔一到纽约，就打电话给我。当然，他没见过我，但自从我帮助托多尔逃离克格勃的掌握，抢先一步离开安纳特鲁利亚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络。迈克尔需要落脚的地方，而我知道大楼里面有个屋主想转租，他看了很喜欢，就立刻搬了进来。”

“结果，”我说，“我没偷到那个资料夹。我承认我试过，迈克尔，但没找到。”

“上星期有一天晚上，我把它带离公寓了，”他说，“伊洛娜认为她有个朋友应该看看其中一份文件。”

“我一定是错过了。同时，赫伯曼队长回到坎德莫斯的公寓，在那儿被某个人刺死。”

“等一下，”雷说，“你说被刺死的是那个家伙，赫伯曼？”

“对。”

“Cap Hob，”他说，严厉地瞪着我。“Cap Hob，赫伯曼队长（Captain Hoberman）。”

“对。”

“但他到底为什么——”

我举起一只手。“事情很复杂，”我说，“如果我直说的话，也许会容易点。赫伯曼队长在坎德莫斯的公寓里被刺死，但他在临死前留下最后的信息。他在一个手提公文包的一侧，用大写字母写下CAPHOB。”

“那个公文包碰巧属于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偷。”雷说。

“可不是吗。”我酸溜溜地说道，“他死了，然后留下一个谁都看不懂的死亡信息。同时，雨果·坎德莫斯失踪了。”

“所以是这个坎德莫斯杀了他。”伊洛娜说。

“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不是吗？但坎德莫斯是谁？这个嘛，他认识赫伯曼也认识威克斯，熟悉安纳特鲁利亚的历史，从欧洲远道追踪迈克尔来到这里。而且他有一堆假身份，因为除了名为雨果·坎德莫斯的伪造身份证件之外，他还有其他仿冒得极其高明的护照，用的名字分别是尚-克劳德·马莫特和瓦西里·苏斯利克，这提示了答案。我早就该知道了，但是——”

“刚刚你提到的最后的那个名字，”查诺夫说，“方便的话，请再说一遍好吗？”

“瓦西里·苏斯利克。”

“苏斯利克，”他说，然后笑了起来，“很好，先生，的确很好。”

“有什么好的？”雷斯莫里安问，“是因为他有个俄罗斯名字吗？我不懂。”

“既然你提起，”雷说，“我就要承认，我也不懂。伯尼，告诉你这些名字的人是我，但对我来说完全没意义，如果对你来说有意义，我也从没听你吭过一声。总之，苏斯尼克到底是什么鬼？”

“苏斯利克，”我说，“不是苏斯尼克。这是个俄文词，难怪查诺夫先生能听懂，而我们其他人却不明白，虽然这个词在某些英文词典或百科全书里面也查得到。意思是一种大型的土拨鼠，原产于东欧和亚洲。”

“好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雷说，“这解释了一切，不是吗？大胖土拨鼠，事情就很明显了，没问题。”

“这件事情，”我说，“只让我们确认了坎德莫斯的身份。还有他的法文化名，马莫特差不多就是土拨鼠的意思。但如果我注意到他这次给自己取的名字，应该可以更早知道。坎德莫斯是一个宗教节日，纪念圣母马利亚的涤净，并带着圣婴出现在神庙中。就像圣诞节，每年都在同一天庆祝，不像复活节那样按照阴历计算。”

有人问是哪一天。

“二月二日。”我说。

他们听了之后都陷入一片困惑的沉默，像贵格会的仪式。然后始终安静而低调的威尔弗雷德说：“我最喜欢的节日。”

每个人都看着他。

“土拨鼠日，”他说，“二月二日。一年中最实用的节日。土拨鼠钻出洞穴，如果没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春天就会早到。如果是大好晴天，土拨鼠看到自己的影子，那冬天就还会延续六个星期。”

我说：“土拨鼠，苏斯利克、马莫特，所有的名字都指向——”

“土拨鼠。”查尔斯·威克斯带着他那拘谨的微笑说，“又名查克·伍德，又名查尔斯·布莱顿·伍德。安纳特鲁利亚的幻想破灭后，他就从欧洲消失了，有些人认为他被杀害了，其他人则猜测是他出卖了我们。”

我没理会最后一句话。“坎德莫斯就是土拨鼠，”我同意，“我猜他一直默默注意远方的友人。他知道迈克尔住的地方，也知道他的老友老鼠住在同一幢大楼，但他没法自己去找老鼠。”

“我在安纳特鲁利亚受够他了。”威克斯说。

“所以他利用赫伯曼当他的猫爪子 [1] 。”我说，皱起眉头，在这一堆啮齿动物里，使用这个比喻不怎么恰当。

“而队长替他达到目的后，”威克斯说，“土拨鼠就杀了他。”

“在他自己的公寓？”

“有何不可？”

“在他自己的地毯上？坎德莫斯或许会牺牲老友，但为什么赔上一条值钱的毯子？”

“有多值钱？”雷想知道。我无法告诉他，而查诺夫则建议我们咨询在场的地毯贩子，估个价钱。

“住嘴！”雷斯莫里安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亚美尼亚人，根本不懂毯子。他为什么总把我跟毯子扯在一块儿？”

“就和你说我是俄罗斯人是一样的，”查诺夫迅速地接话，“存心栽赃，我的小对手。这种存心栽赃，是基于恶意和贪婪的驱使。”

“我再也不会叫你俄罗斯人了，你是索卡西亚人。”

“你是亚述人。”

“据传说，索卡西亚人的女性是绝色妓女，男性则是年纪轻轻就被阉割，全成了太监。”

“矮小的亚述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个性残暴。他们的后裔愈来愈矮小，以致灭绝，遗传上的畸形都要归咎于两千年来的近亲交配。”

我很欣慰地发现，这回总算有进步。虽然双方骂的语言越来越难听，但雷斯莫里安和威尔弗雷德的手都没向自己的武器移动半寸。

“坎德莫斯没杀赫伯曼，”我说，“就算他不计较那条地毯，就算他可能有些阴暗的理由想除掉赫伯曼，但时机完全不对。他会趁着我随时可能带着皇家资料夹回来时，冒险制造出一具尸体吗？”

“他会连你一起干掉。”威克斯说。

“然后毁掉另一条地毯？不，这样说不通。所以很可惜，坎德莫斯本来会是最理想的凶手。”

“这倒是真的，”雷说，“告诉他们为什么，伯尼。”

“因为他也死了，”我说，“而且这点毫无疑问。他死的时间跟赫伯曼差不了几小时，但尸体隔了很久才出现，是警察在皮特街和麦迪逊街交会口的一幢废弃建筑里发现的。”

“那种地方的确是会出现这种东西。”毛克利说，一副早就知道的口吻，“不是尸体就是废弃建筑，或者两者皆有。”

“他是怎么死的？”查诺夫想知道。

“枪杀，”雷说，“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

“两个不同的凶手，”提格里斯·雷斯莫里安说出看法，“这个土拨鼠杀死公羊，然后被别人给射杀了。”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安纳特鲁利亚，”伊洛娜说，“你就知道土拨鼠是被他仇家的儿子或兄弟杀害，甚至会是侄子或外甥。但你不会调查得太仔细，因为这种事情不太需要警方插手，只是血债血还，一种光荣的象征。”

“但这件事里头没有光荣，”我说，“也没有好的动机。凶手只有一个，赫伯曼离开薄伽丘大楼时，凶手跟踪他，一路跟到几个街区外土拨鼠住的公寓，然后很快杀掉了他。接着又绑架了坎德莫斯，把他带到皮特街——”

“皮特街，”毛克利说，“如果你去那里，说不定你也会死在那儿。”

“——在问到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后，凶手就把他也杀了。或者把他带到别处，审问过后杀了他，再把尸体搬到皮特街。”

“多此一举。”毛克利说。

“那一定有人监视我的公寓。”迈克尔说。

“不。”

“你是说，有人监视这个赫伯曼？”

我摇摇头。“公羊拜访他的老友老鼠。他们已经多年没见，后来老鼠告诉我有关这次见面的情况，他说公羊来去匆匆，见了面就急着走了。”

“啊，”查尔斯·威克斯说，“你的意思是，他急着在回土拨鼠那儿的途中再去找另外一个人。”

“不，”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吗？”

“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你想让我以为赫伯曼几乎没在你的公寓停留，这样我就不会想到，你把他留在公寓里很久，请他喝咖啡，然后中途离开悄悄打了一个电话。”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你知道机会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机会，但你曾经是老鼠，你闻到了背叛的气味。你没法跟踪赫伯曼，他会提防你，但你可以打电话找同党来跟踪赫伯曼，而你在这边把赫伯曼绊住，好让同党有时间赶到薄伽丘大楼门口守着。他是否认识赫伯曼都无所谓，你描述一下，要认出赫伯曼并不难。”

“哦，鼬鼠，”查尔斯·威克斯说，“我对你太失望了，居然编出这种荒谬的理论。”

“你否认了。”

“我当然否认，但我不否认有人跟踪队长的可能性，虽然我觉得难以相信，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猜出这个人是谁。”

“如果你打电话找人来，那么我说那个人是谁，也只是猜测了，对不对？”

“既然我没打电话给谁，”他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说，你只是想诈我。”

“慢着，”卡洛琳说，“那个死前信息呢？”

“啊，是的，”我说，“那个死前信息。赫伯曼可能会留下线索指出杀他的凶手吗？我们都知道他留下的信息是什么。”我走到柜台，伸手到后头取出我事先放在那儿的小黑板，挂在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地方，然后用粉笔在上头端端正正的用大写字母写上CAPHOB。我让大家好好看看。

然后我说：“看起来像是赫伯曼队长（Cap Hob），那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如果我们在安纳特鲁利亚，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伯尼，”雷问，“难道在那儿他们是倒着看字的吗？”

“我可以拿邮票目录给你看，”我说，“安纳特鲁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一样，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顺便说一下，这在那里是分辨某人国籍的一个重要凭据。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人跟我们使用的字母是一样的，而希腊人则是使用希腊字母。”

“可不是吗。”毛克利说。

“西里尔字母是以圣西里尔的名字命名的，他把这套字母推展到东欧，虽然可能不是他发明的。他和他的兄弟圣美多德去东欧传教，但这套字母却没有以圣美多命名。”

“倒是有个表演方法，”卡洛琳说，“是以他和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命名的。” [2]

“西里尔字母很像希腊字母，”我说，“只不过字母更多。我猜想有大约四十个，有些跟英文字母一样，不过有些对西方人来说很怪异。有一个反着写的N和一个颠倒的V，还有一两个看起来像母鸡的脚印。还有一些看起来和英文字母一样，但代表的价值完全不同。”

卡洛琳说：“价值？这什么意思，伯尼？就好比在拼字游戏里面的计分方式不同吗？”

“我指的是发音不同。”我指着黑板。“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想到队长的死前信息可能是西里尔字母，”我说，“没有这么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美国人，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跟安纳特鲁利亚有关，根本没想到故事的背景会远过长岛以东。第二，这六个字母都是血统纯粹的美国字母。但就这么巧，这六个字母也正好是西里尔字母。”

“我不懂这种字母，”雷斯莫里安小心翼翼地说，“该怎么拼？”

“A和O在两种字母里面都一样。”我说，“西里尔字母中的C和我们的S是一样的。P则跟我们的R一样，就像希腊字母的β。H看起来像希腊字母的η，但在西里尔字母里，等于我们的N。而西里尔字母的B，则等于我们的V。”

照理说，我该边讲边写，把西里尔字母的英语翻译写在黑板上。但我没有，我给他们几秒钟，让他们自己去想想。

然后我说：“查诺夫先生，我不知道索卡西亚人用什么字母，但显然你在前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应该比我们其他人更熟悉西里尔字母。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英勇的赫伯曼留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查诺夫仍坐在椅子上，但几乎坐不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鼓鼓的；如果查尔斯·威克斯想找一个动物来替他命名，那除了牛蛙，不会有其他选择。

“那是谎言。”他说。

“但那到底是什么？”

“S-A-R-N-O-V，”他说，清楚的逐一念出这些字母，好像把钉子敲进棺材板似的，“结果是这个，但这是谎言。这也根本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查诺夫，先生，T-S-A-R-N-O-F-F，完全不是你写在黑板上的那个，不管是西里尔字母或任何其他我所知道的字母。”

“不过，”我说，“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个离奇的巧合。假设把你的名字念成萨诺夫——”

“那不是我的名字！”

“相信我，”我说，“差不多。”

“我没见过你所谓的赫伯曼队长！我到现在才第一次知道有他这个人！”

“我不确定你讲的第二句话是真是假，”我说，“不过算了。你说这些话的重点是，你没有杀赫伯曼队长，那你可以放心，因为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

“当然。”

“那赫伯曼为什么要写他的名字？”雷问。

“他没写，”我说，“他什么都没写。那是个死前信息，不管应该念成赫伯曼队长还是萨诺夫。赫伯曼快死了，那些字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的。我不知道赫伯曼离开东欧多年后是否还记得西里尔字母，但这肯定不是他的第二天性，也不会是他临终前匆忙之间要写下凶手名字时会下意识选择的字母。”

“那留下死前信息的是谁？”卡洛琳问道，“不是——他叫什么来着，土拨鼠——”

“不是土拨鼠，当然不是。凶手留下这个信息，是为了要转移注意力。他选择西里尔字母，或许只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被害人跟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有关。查诺夫先生，他写这些字，是因为他想栽赃给你，而他拼错你的名字，是因为他也不熟悉西里尔字母。所以我们对这位凶手有什么了解呢？他不是安纳特鲁利亚人，他不是这位被害人当年干情报员的老搭档，而且他对查诺夫先生恨之入骨。”

“简单，”雷·基希曼说，“一定是提格贝特·罗塔里安，不是吗？只不过，如果他是卖地毯的，他怎么会毁掉那么一张宝贵的地毯呢？”

雷斯莫里安站起来，他的脸比平常更白，脸上的色斑发青。他抗议一切，坚持他不是地毯贩子，也没有杀人，而且他的名字也不是雷刚刚所说的那个。

“随便叫什么，”雷同意道，“等送到了中央登记处，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对的。重要的是，是不是他干的，伯尼，在这点上我想你的功力还没衰退。提格，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过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记得吗？”

雷斯莫里安的嘴巴蠕动着，可是没发出声音来。我以为他会去掏枪，但他两只手都没伸进衣服里，只是握紧了拳头。他看起来又像个小鬼了，让人觉得他可能会突然大哭，或者跺脚。

屋里一片沉默，众人等着看他会做什么。然后卡洛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提格，告诉他们那是个意外。”

天哪，我心想，她怎么会说出这么没头脑的话？

“那是个意外。”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说。

[1] 猫爪的原文为cat’s paw，意为“被人利用者”。

[2] 表演法中有一个著名体系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Stanislavski’s system），与上文的圣美多德并没有关系。此处为卡洛琳调侃。

23

那毫无疑问是个意外，他解释。他从没存心伤害任何人，他不是杀手。

是的，他承认，他现在身上有武器。那天晚上他也带了手枪和一把短刀，虽然他根本没打算动刀动枪。但毕竟，这是纽约，不是巴格达或开罗，或伊斯坦布尔，也不是卡萨布兰卡。这是个危险的城市，谁敢想象身上没有武器就上街呢？而如果你外形又矮又小，带武器不是更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个小个子，而且就算不被贴上侏儒的标签，也会被贴上肥胖的标签，只有身上带着武器，弥补他身材上天生的弱势，他才会觉得安全。

而且没错，他的确接到了威克斯先生打来的电话，多年来，他跟他合作过几次。在威克斯先生的命令下，他开车到薄伽丘大楼，停在街对面，没熄火。赫伯曼从大楼出来，他看到他招了辆出租车，就开车跟踪他到后来成为谋杀现场的地方。赫伯曼进门后，他趁着门还没关上，迅速进入那幢褐石公寓，跟着他上到四楼。但显然他的行动引起了注意，当他在走廊上试图偷听屋内的动静，计划下一步该怎么办时，门突然打开，赫伯曼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进去。

他没时间细想，不经大脑思考就本能地拨出短刀，插在了赫伯曼身上。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另外一个穿着西装和格子背心的白发瘦子的身份。他只知道他刚杀了一个人，只是条件反射的动作，当然，而且确定是自卫，但这个人死了，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的麻烦大了。

那个白发男子，就是现在似乎被称为土拨鼠的人，还慢吞吞地没反应过来。他只是站在那儿，震惊地瞪大了双眼，什么都还来不及做，就被雷斯莫里安用枪指着了。雷斯莫里安逼对方双手举起靠墙，然后搜死者的口袋，找到一个皮夹。为了安心，他把那皮夹塞进自己口袋里。

接下来，当他跪在那个不幸的死者尸体旁边时，没错，他忽然想到自己痛恨的一个死对头。他抓着死者的手，食指蘸满鲜血，然后把仇人的名字顺手写在某个东西的表面上，这个表面，刚好是一个公文包的侧板。就算他的西里尔语不够好，也很接近了。反正那根本是蛮族的语言。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需要技巧了，下楼到停车处的一路上，他都把枪放在口袋里指着坎德莫斯，如果必要的话，他打算透过大衣开枪，那件大衣跟他今天穿的不一样，是件好大衣。当时很晚了，街上空荡荡的，他等到了恰当的时机，逼着坎德莫斯爬进后备箱，然后锁上盖子，坐上驾驶座，开往市中心。

没错，他很熟悉下东区的街道，也知道他和他的囚徒在下东区的某个废弃建筑里面不会受到打扰。他问了坎德莫斯很多问题，也得到了一些答案，但还是没法拼凑出整个故事。他知道有个书店主人要去赫伯曼刚刚出来的那幢大楼里偷一些很有价值的文件，也得知了书店的名字。他知道此事和安纳特鲁利亚有关，这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

他本来可以知道更多的，但又发生了另一个意外，坎德莫斯骗他，假装完全合作，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冒险想逃跑。再一次，雷斯莫里安的反射神经又让他采取了行动，企图逃跑的坎德莫斯被射杀身亡，一颗子弹取了他的性命。

两个意外，对于这种事，你还能说什么？那是悲剧，他也深感懊悔，他一向痛恨暴力，对于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当然难辞其咎，尽管他曾尽力避免这一切。

“是啊，唉，意外总是难免的。”雷说，“那个被刺死的人，我低头看他躺在那儿，就知道他是死于意外。要是看到一个人身上有四处刺伤，你马上就知道他是遭到很大的意外了。”

“我的反射动作很灵敏。”雷斯莫里安说。

“我猜也是。至于皮特街的坎德莫斯，你说他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的。可是我必须说，他的耳朵上还有火药，说明他绝对没有逃离射杀他的枪一英尺之外。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开课教人怎么逃跑。”

大家陷入沉默，然后靠在椅子上、双腿交叉的查尔斯·威克斯说：“意外常常有，到处都是。”

“这么说也没错。”雷承认。

“那是个意外，比如说，我在赫伯曼队长的遇害事件中也扮演了一个不聪明的小角色。对于查克·伍德，我倒是没那么遗憾，想想他在安纳特鲁利亚曾背叛过我们。”

这种话，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可以不计较，但现在够了。“我不认为是这样。”

“鼬鼠，你说什么？”

“别再叫那个外号了，”我说，“你可以叫我伯尼。我不认为土拨鼠曾在安纳特鲁利亚出卖过你们这些好人。”

“真的？我们还以为是这样。”

“我觉得叛徒是老鼠，”我说，“我想你一定很引以为荣，否则你不会留着那封迪恩·阿奇森 [1] 写给你的赞美信。”

“这你怎么会知道？”威克斯说，“如果我有这种信，我一定会锁在抽屉里，不是吗？你去我公寓的时候，我可是从头到尾都在场作陪的。”

“这是个谜。”

他似乎在伊洛娜和迈克尔的注视下畏缩了，就像《绿野仙踪》里泡了水的西方女巫一样融化了。“这是高层的战略性决定，”他说，“我没有参与决策，除了奉命行事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把事情怪到土拨鼠头上，而不是怪老鼠，这个主意真妙。”

“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不会为此道歉，或解释澄清。当时我还年轻，现在我老了。事情都过去了。”

“那雷斯莫里安杀的那两个人呢？”

“我从没想过会搞成这样，”他说，“我原本只是想知道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赫伯曼队长打电话来，找了个奇怪的借口要来看我，可是一见面又急着要走。我没想到他是替一个小偷铺路，还以为他想要什么，或者是想陷害我。我只知道，他在安纳特鲁利亚后来被整得很惨，他也有理由报复。”他耸耸肩，“重点是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打电话找个人跟踪他，向我汇报。毫无疑问，亚述人跟得有点太紧了，远远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期望。”

“这样不公平。”伊洛娜说。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亲爱的，”查尔斯·威克斯说，“你最好能习惯。”

“这样太不公平了，你安然脱身，可是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却得去坐牢。”

“应该不必坐牢，”雷斯莫里安说，“这是意外，是自卫——”

“我得告诉你，”雷·基希曼说，“这点还有疑问。”

又一阵沉默。雷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打破沉默。

“我看嘛，”他说，“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雷斯——”他停了下来，扮个苦脸。“我决定叫你TR，”他告诉雷斯莫里安，“这是你名字的缩写，跟泰德·罗斯福一样，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刚好也是这座公平城市的警察局局长。”

“非常感谢你。”雷斯莫里安说。

“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TR，”雷说，“而我也不惊讶，应该会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他亲口承认犯下了两桩凶杀案，是在我念了一次或两次米兰达警告之后——看你怎么算。说起来他的自首好像不成立，因为没有人写下来叫他签名，也没人想到要录音。不过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他承认自己杀了人，就像关在同一个牢房的囚犯可以作证牢友曾自白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案子里，这刚好是事实。TR的确亲口承认了，我们也都听到了。”

“所以呢？”

他看着我。“所以我可以逮捕他。至于审判，这个嘛，谁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会被保释。以前犯下谋杀罪是不能保释的，但现在可以了，我猜TR最多得付二十五万的保释金才能回到街上，而一旦他回到街上，他又是世界公民，他会做的，就是弃保潜逃，听懂没？”

“弃保潜逃？”

“逃出这个国家，放弃保释金，然后爱干什么干什么。更可耻的是，即使TR脱身逃到别的国家，我和我的警官同行们还是得从你们其他人那里辛辛苦苦地讨生活，给威克斯先生录口供，调查萨诺夫先生的收入来源——”

“警官先生，是查诺夫。”

“无所谓。确定每个人的文件都合法，另外，当然会有一大堆记者绕着各位的屁股转，把闪光灯对准安娜巴那那的国王和皇后——”

“安纳特鲁利亚。”

“无所谓。记住这个国家的名字对你们来说当然比较重要，你们最后可能会被送回那里去。但威克斯先生不会，由于他是美国公民，当局很可能会想把他留在美国，好让国会问他一些问题。”

他顺着这个逻辑一路讲下去，可能说得有点太多了。毕竟，眼前这些人都是行家，他们以前就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玩过这类游戏。

威克斯说：“科……基希曼警官，是吧？”他拿起自己的小礼帽，放在膝上，“你知道，两年前，我曾在蒙大拿州接到过一张超速罚单。他们必须有行车速度限制，为了符合联邦高速公路法案，定下了州际道路六十五英里、其他道路五十五英里的限速。”

“那倒是没错。”雷说。

“的确，”查尔斯·威克斯说，“但是，蒙大拿州那么大，人烟又稀少，定出这些车速限制根本没道理，联邦政府可以让他们制定法令，却不能规定他们如何执法。所以蒙大拿州只派了四个州警去管超速，而你知道那个州有多大。”

“也许有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加起来那么大。”

威克斯一脸笑容。“很接近了。”他说，“联邦政府也没有制定超速的处罚方式，所以蒙大拿州规定，每次超速的罚款是五美元。如果你被这四个蒙大拿州警中的一个抓到你在时速限制五十五英里的地方开到一百二十五英里，你就得付五美元。”

“合理。”雷说。

“非常合理，不过我提这件事就是想说明一点。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任何人太大的不便，不管是驾驶者还是执法的警官。被逮到超速，就得当场交钱。你让我靠边停车，我给你五美元，然后我继续上路。”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雷说。

“完全正确，而且也照顾到了蒙大拿州的最佳利益。了不起，不是吗？”

“从某个角度来说，没错。”

“警官，”格列高利·查诺夫说，“如果亚述人往后打算放弃保释金，或许他可以直接把钱交出来，不必经过例行渠道。”

“告诉你，”雷说，“这是不合规定的。”

“但这是权宜之计。”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这么一来，事情反正也就解决了。”

“提格拉斯，”查尔斯·威克斯说，“你有多少面团 [2] ？”

“你是指钱？”

“不，我是要去开面包店。我当然是指钱。你来这里是希望有机会跟其他人竞标那些不记名股票，那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没那么多。我并不富有，查理，这点你一定知道。”

“少啰唆，提格，现在扯这些太晚了。你到底带了多少钱？”

“一万。”

“我希望你指的是美元，而不是安纳特鲁利亚币。”

“是美元，当然是美元。”

“你呢，格列高利？”

“稍微多一点，”查诺夫说，“但你怎么能建议我替这个亚述人出保释金呢？他用鲜血写了我的名字！”

“没错，但反正没用，格列高利，他拼错字了。我觉得你们该出一份吗？是的，我认为应该。”他皱起眉，“你知道我还怎么想吗？我觉得这屋里的人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私人会议室，格列高利。就你和我和提格和基希曼警官。”

“还有威尔弗雷德。”

“你想要也行，格列高利。”

“还有伯尼。”雷说。

“还有鼬鼠，那是当然。”

我指引其他人到店后头的办公室，这对伊洛娜和迈克尔似乎不公平，但他们好像不介意，伊洛娜嘲讽地笑着，国王看起来则是一副刚遭受轻微脑震荡的样子。卡洛琳和毛克利则因为会错过下一场好戏而很不高兴。

我让他们欣赏书商守护神圣约翰的画像，然后到办公室听威克斯解释那些不记名股票在他手上。“迈克尔是个大好人，”他说，“但那个家族从来没有聪明的基因。我听说小偷曾闯入他家之后，就告诉他，我想检查那个资料夹。到现在我还没把资料夹还给他，等到还他的时候，股票就不会在里面了。”

查诺夫扬起他的大下巴。“但没有账户号码——”

“没有账户号码，那些股票只是废纸，但谁敢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活人知道账号呢？事实上，谁又敢说你不可能在铜墙铁壁的瑞士银行系统上开一道小裂缝呢？如果我们三个人合作——”

“先生，你是说你和我，还有亚述人？”

威克斯一脸笑容。“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他说，“难道现在行不通了吗？”

“现在嘛……”雷说，这时有人敲门，我抬头看看，门又被敲了两下，声音更大了。我做了个不予理会的手势，但门外的大个子年轻人拒绝被忽视，再度敲门。

我走到门边，将门打开几英寸。“我们打烊了，”我说，“私人聚会，今天不营业。明天再来吧。”

他手上拿着一本书。“我只想买这个，”他说，“就放在那张桌子上，一本五毛，三本一块。我给你一块。”

我把钱推还给他。“请便。”我说。

“可是我想买这本书。”

“那就拿走吧。”

“可是——”

“这是特别赠品，”我说，“只有今天。拿去，不要钱，拜托。再见。”

我关上门，转上门锁，回到后头时发现那五个人已经达成协议。雷斯莫里安已经脱下他的军用大衣，正从衣服里面翻出他那条装钱的皮带。威尔弗雷德把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递给他的老板，查诺夫打开，点着里面的百元钞票。威克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度相似的钞票，拆开橡皮筋，舔舔大拇指，数了起来。

“但愿我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威克斯说，“我的钱早就够用了。你怎么想呢，格列高利？”

“你怀念秘密行动的滋味，先生。”

“我是个老头了，还参加行动做什么？”没有人回答，我也不认为他期望得到任何回答。他数完自己那捆钱，又把另外两个人的钱也收过来，双手拢着三捆钞票。我从柜台后头拿了个购物袋给他，他把钱放了进去。几个小时前，这个袋子里面装着书——就是从毛克利那边花了七十五美元买来的那些书——现在里面装满了百元钞票。

据威克斯说，总共有四万美元，他把袋子交给雷。

“我不知道呢。”雷说，然后迅速朝我这里看了一眼。我把头往左挪约一英寸，然后再往右一英寸。雷看到了，眼睛睁得更大，我看着他，然后双眼往天花板抬了抬。

“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有很多事儿得摆平，有一大堆警察得买通。我觉得要用四万美元来打发，好像不怎么够。”

“哦，真是浑蛋，”查尔斯·威克斯说，“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五万美元就可以达成协议。”

“这太过分了。上帝作证，我们刚刚都同意这个数字了。”

“这么想吧，”雷说，“你在蒙大拿被州警拦下来时，达成了一个不错的协议。但这回你可不是在西部荒野，此时此刻，你在纽约。”

[1] 迪恩·阿奇森（Dean Acheson，1893—1971），美国政治家，曾推动马歇尔计划，并协助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 原文为dough，原意为面团，俚语中亦指现金。

24

“这样好像不太对，”卡洛琳说，“提格谋杀了两个人，最后竟然脱身了。”

此时大约四点半，我们聚在饶舌酒鬼酒吧的角落，卡洛琳看起来精神很好，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我则已经体力不支，啜着啤酒。

“基希曼太太需要一件新大衣。”我说。

“她得到了，提格也全身而退。可是正义何时能获得伸张？”

“正义到头来终将得到伸张，”我说，“而且通常会伸张得很彻底。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将雷斯莫里安定罪，就算他不在审判前逃离这个国家也一样。他最后不会去坐牢，而现在这个方式，至少他得离开美国，其他人也得走。”

“除了查诺夫还有谁？”

“当然还有威尔弗雷德。让威尔弗雷德和雷斯莫里安离开美国，这就解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他们这对杀手，我从没见过这么冷血的。”

“结果他们现在联手了。”

“天佑欧洲，”我说，“不过他们也有可能会自相残杀。查尔斯·威克斯也打算离开美国。只要处理掉薄伽丘大楼的公寓，他就会立刻搭上去法国的协和式飞机，他们三方都认为自己有机会找出那个瑞士银行账号，夺得遗失已久的安纳特鲁利亚宝藏。”

“他们会找到那个账号吗？”

“有可能。”

“那你认为真有个安纳特鲁利亚宝藏等着他们掠夺咯？”

“如果他们真能弄到那个账号，”我说，“那他们会遭逢吉拉多闯入艾尔·卡彭金库以来最大的失望。但我知道些什么？也许那些钱在过去七十年为了付银行的费用而被耗光了。也许保险箱里面只有沙皇债券和一些毫无价值的凭证。但也有可能有办法拿到账号的人，会成为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股东。”

卡洛琳想了想。“我想对他们三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参与这场游戏，”她说，“最后谁赢，或者赌注是什么，都无所谓。”

“你说的没错，”我说，“威克斯甚至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只是想参与游戏。”

她拿起酒，摇一摇，让冰块撞击，发出悦耳的叮当声。“伯尼，”她说，“我真高兴最后那一场的大部分我都参与了。以前我从没见过什么国王。”

“今天你碰到的那个，我可不确定他是国王。”

“这个嘛，跟我预期的很接近了。对了，毛克利也觉得很难忘。他说他看到了当今书店业全新的另一面。”她啜了口酒。“伯尼，”她说，“有几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哦？”

“你怎么知道是提格？”

“我知道一定是某个人，”我说，“雷斯莫里安出现在书店的时候，我以为坎德莫斯跟他提过我。后来知道坎德莫斯早就死了，我猜他临终前一定讲了些什么，也许就是告诉了杀他的那个人。雷斯莫里安只知道我的名字，却没见过我，所以他一定没有跟踪坎德莫斯或伊洛娜到我的店里，也不是看到我和赫伯曼在一起而跟踪过我。”

“那你怎么知道查尔斯·威克斯打了电话给他？”

“我打电话给威克斯，去他公寓的那次，”我说，“他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起先他还真以为我名叫比尔·汤普森，只是在电梯里遇到赫伯曼队长。后来我说我想跟他谈谈，他也许以为我听说赫伯曼死了，但没想到我跟偷窃事件有关。”

“但如果提格告诉他……”

“提格告诉他坎德莫斯雇了个小偷去偷国王的公寓。但威克斯不知道小偷就是那个曾在门口跟他讲过两句话的人。后来，我们一交谈，他就把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了。”

“然后呢？”

“然后他想装蒜、故作不明所以。可是他犯了一个小错。我告诉他雷斯莫里安知道我的中间名，他说：‘格林姆斯。’他怎么会知道呢？”

“也许你告诉过他。”

我摇摇头。“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是叫我比尔·汤普森，假装他不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名。如果他知道我的中间名是格林姆斯，他就会知道我姓罗登巴尔，名叫伯尼。所以他知道的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多，而他谈到当年干情报员的事情时，也处处保留。我陪他兜圈子，但我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知道，他不仅仅是赫伯曼的老友，也不只是进入那幢大楼的入场券而已。他在整件事情里面涉入得很深。”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坎德莫斯就是土拨鼠的？”

“比我应该发现的时候晚了些。是护照上的那些名字给了我线索。不是苏斯利克，我查了很多参考书才知道苏斯利克是什么，但我认得马莫特（marmot）这个词，虽然坎德莫斯在那本比利时护照上把这个词加了个法文的字尾，改成Marmotte。然后我看着‘坎德莫斯’这个词，发现它所代表的圣烛节跟土拨鼠日是同一天，只是多了赞美诗和薰香。”

“威尔弗雷德最喜欢的节日。”

“没错，这可不是个大发现吗？”我把瓶里的啤酒倒进杯子里，然后举杯喝了一口，“我应该早点猜到的。我第一次去坎德莫斯的公寓时，就在他的一堆小古董里面注意到了一个日本的小根附。”

“伯尼，你讲的这个词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吧？”

“你知道，就是日本人收藏的那种象牙小雕饰。原来的功能类似扣子，是扣在腰带或和服上面的，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品。坎德莫斯的那个根附我没仔细看，但我猜是象牙材质的，我原本以为是个海獭，但是尾巴断掉了。”

“结果其实那是个土拨鼠？”

“昨天还在那里，”我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袋口用细绳束紧的天鹅绒小包，从里面拿出那个列申科夫的骨雕土拨鼠，“如果当初我注意看的话，就会知道这不是海獭。这跟查尔斯·威克斯的那枚老鼠刚好是成套的——两个骨雕泛黄的程度一模一样。你知道，查尔斯把那个老鼠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小小的兴奋。”

“又是个啮齿类动物，对吧？”

我看了她一眼。“只是一种感觉，”我说，“我觉得那个老鼠有点眼熟，但想不出为什么。总之，坎德莫斯就是土拨鼠，这些年来，他一直保存着他的象征物。我想他原来也收藏着那只老鼠，后来交给赫伯曼，又转给了威克斯。”

“他为什么要找赫伯曼？如果他是土拨鼠，用不着赫伯曼，他自己就认识威克斯啊。他为什么不自己护送你进薄伽丘大楼呢？”

“这我不确定，”我说，“他可能害怕威克斯会对付他。别忘了，有谣言说坎德莫斯出卖了安纳特鲁利亚。坎德莫斯知道自己没有，但他怕万一威克斯真相信了这谣言怎么办？他不敢冒这个险。总之，老鼠很可能不会欢迎他的来访。”

“所以他觉得利用赫伯曼比较安全。”

“结果还是不够安全。”我说。

她还有其他问题，而我大半都有答案。然后她打算再叫一轮酒，我抓住了她的手。“我不要了。”我告诉她。

“啊，行了，伯尼，”她说，“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在工作后小聚喝一杯了，更何况今天是假日，你为什么不好好喝个痛快呢？”

“我们应该怀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我说，“而不是加入他们。总之，我还要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你猜吧。”我说。

在《重击》中，亨弗莱·鲍嘉扮演的伯恩公爵是个职业罪犯，他希望洗心革面，因为如果他第四次被定罪，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但他没法洗手不干，于是又参与策划了一桩武装抢劫案。帮派的首脑是个骗子律师，律师的太太是鲍嘉的老情人。她不想让鲍嘉冒生命危险，便用枪强迫鲍嘉留在她房里，不让他参与劫案。然而，一个证人从前科犯档案中指认出他来，这让我很怀疑警方怎么可能这样办事，但这当然是我的职业思维在作祟。

律师嫉妒鲍嘉，把他的不在场证明破坏了，于是他被关进监狱。然后又发生了越狱事件，鲍嘉逃了出来，结果发生了一连串的阴错阳差，鲍嘉找到了那个出卖他的律师，杀了他。不过他也中弹了，最后死在医院。

这是今晚的第一部电影，之前我没看过。我被剧情深深吸引，也许因此没吃多少爆米花，或者是因为我在饶舌酒鬼酒吧吃了太多花生米。总之，中场休息时，我的爆米花还有大半桶。我得去上厕所——喝啤酒必然的后遗症——但我去了又回来，没绕到前头的贩卖部去买吃的。

我没见到那个山羊胡，或者其他曾经见过的常客。我只是孤单地坐在黑暗中，看着电影。

第二部电影是《长眠不醒》，把这两部电影安排在一起放映的人一定是故意的，因为电影的名字如此相近 [1] 。但当然，这部电影是经典杰作，改编自钱德勒的小说，编剧则是福克纳，演出的有鲍嘉和劳伦·白考尔，还有一群杰出的好演员，包括多萝西·马龙和小伊莱莎·库克。我不打算在这里介绍剧情，一部分是因为说不清楚，另一部分是因为你们一定看过了。就算没看过，好吧，以后你一定有机会看的。

电影开始十分钟，我正沉浸在剧情中时，忽然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又闻到一股香水味。然后有个人在我旁边的位子上坐下，一只手伸进了我的爆米花桶里，握住我放在里面的手，没松开。

我们一起看着银幕，两人都不发一语。

电影放映完毕后，我们是最后离开剧院的人。当银幕上出现演职员表，剧院灯光大亮时，我们还坐着。我想，我们彼此都不希望这一切告终。

到了街上，她说：“我买了一张票，然后检票口的人叫我把钱拿回去。他说你替我留了一张票。”

“他是个好人，不会对你撒谎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我没认为你会来，”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亲爱的，但我认为值得一试。”我耸耸肩，“毕竟，那只是一张电影票，而不是一颗绿宝石。”

她握紧我的手。“我很想带你去我的公寓，但那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知道，我去过。”

“所以你会带我去你的公寓。”

我们走着，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到家之后，我问她要不要喝杯酒，她说不要。我说那我去煮咖啡，她说不必麻烦了。

“今天下午，”她说，“你说我们曾一起去看电影，但我们只不过是朋友。”

“好朋友。”我说。

“我们上过床。”

“朋友是用来做什么的？”

“可是你没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上过床。”

“当时我一定是忘了。”

“你没忘，”她冷静而坚定地说，“我也不会忘。我永远忘不了，伯尼尼。”

“那让你印象太深刻了，”我说，“所以你要搬空你的公寓，走出我的生命。”

“你知道那是为什么。”

“没错，我想我知道。”

“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希望，伯尼尼。而且我命中注定属于他，就像安纳特鲁利亚的独立是我全部的生命一样。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而且要……要坚定他对我们的承诺。成为国王，登上王位，这些对他来说已无意义。但领导自己的人民，实现国家的梦想，这一点令他热血沸腾。”

弹那首歌吧，我心想。当你需要杜利·威尔逊 [2] 时，他在哪里？

“然后你出现了。”她说，伸出一只手碰我的脸，露出她那独特的微笑，忧郁、智慧，还有一丝悔恨，“我爱上了你，伯尼尼。”

“而一旦我们在一起……”

“一旦我们在一起，就得分手。我只能跟你在一起一次，然后把你留在记忆中，温暖我的余生，伯尼尼。如果有第二次，我就会希望永远跟你在一起。”

“然而今晚你来了。”

“是的。”

“你之后要去哪里，伊洛娜？”

“到安纳特鲁利亚。我们明天离开，肯尼迪机场有一班夜间飞机。”

“你们两个将会搭上那班飞机。”

“是的。”

“我会想念你的，宝贝儿。”

“哦，伯尼尼……”

男人会淹死在那对眼眸中。我说：“至少你们不会有查诺夫、雷斯莫里安和威克斯挡路了，他们会跑去苏黎世跟银行家玩跳房子，试图找出你们已经放弃的宝藏。”

“真正的宝藏是安纳特鲁利亚人民的精神。”

“你说的正是我想讲的。”我说，“但你们没有更多的活动经费，实在太可惜了。”

“这倒是真的，”她说，“麦凯尔也这么说。他本来想先募款，这样我们才有钱活动。但现在时机大好，我们承受不起等待的代价。”

“慢着，”我说，“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可以吗？”

我离开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她，匆匆去卧室打开柜子。回来时带着一个厚纸板档案夹。

“威克斯讨厌这玩意儿，”我说，“他把这个从资料夹里抽了出来，没跟那些不记名股票放在一起。今天早上我从他公寓拿来了，我想拿走它应该比较安全，因为我不认为他会太重视这个东西。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政治和阴谋上头，他会认为这只是宣传品罢了。”

她打开资料夹，认可地点点头。“安纳特鲁利亚邮票，”她说，“当然，弗拉多斯国王有完整的一套，然后传给他的儿子，后来交到麦凯尔手上。真是漂亮，不是吗？”

“美极了，”我说，“这不是一套，而是一整版成套的。”

“这很好吗？”

“以集邮专家的观点来说，这套邮票有很多争议，”我说，“否则考虑到稀有的程度，简直是无价之宝。斯科特目录里没有估价，但多贝克的目录会给一些少见而传奇性的邮票估价，根据他们最近的目录，一整套估价是两万五千美元。”

“所以这些邮票值两万美元以上？太好了。”

“如果要卖，”我说，“价格通常是从多贝克目录的估价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那就是两万美元，少了一点。”

“每一套。”

“是的，”她同意，“这样非常好了。”

“恐怕比你以为得还要好。”我说，“这款邮票整版有五十张，所以你们手上有五十套，这样就是一百万美元左右。”

她瞪大了眼睛。“可是……”

“趁我改变主意之前拿走吧，”我说，“纪德兰氏公司里有个人专门经手这类货品的生意。他要么会自己买下，要么就是安排替你们卖掉。他在伦敦的大波特兰街，名字和地址都写在你手上这个档案夹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卖到一百万，可能会更多，也可能更少。不过应该可以拿到一个公道的价格。”我伸出食指，挑起她的下巴，“我不知道你明天晚上的飞行路线，但如果我是你，我会改变一下行程，先去伦敦一两天，你不会想把这种东西留在身上太久的。说不定会有什么差错，或是不小心就拿来寄信了。”

“伯尼尼，你可以自己留着的。”

“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没有人知道你拥有这些邮票，甚至没有人知道它们很值钱。”

我摇摇头。“这样行不通，亲爱的。像你我这种卑微小人物的心愿和梦想，与你和迈克尔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相比，根本就琐碎不堪。当然，这些钱我用得上，但我并不真的需要。就算我真需要，我也可以出去偷，因为我就是个小偷。”

“哦，伯尼尼。”

“所以把邮票收起来，带回家吧。”我说，“我看你该离开了，伊洛娜。”

“但我本来想……”

“我知道你本来想怎样，我也想。但我曾经跟你上床，然后失去你，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一次是美好的回忆，两次就是心碎了。”

“伯尼尼，我要流泪了。”

“我应该吻掉它们，”我说，“但这么一来我就无法停止了。再见，亲爱的。我会想念你的。”

“我永远忘不了你，”她说，“我永远忘不了二十五街。”

“我也忘不了的。”我握住她的手臂，把她往门边送，“为什么要忘记呢，我们永远拥有二十五街。”

[1] 《重击》的英文名是The Big Shot，《长眠不醒》的英文是The Big Sleep。

[2] 杜利·威尔逊（Dooley Wilson, 1886—1953），美国演员、音乐家，参演《卡萨布兰卡》，并演唱该电影主题曲。

25

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才有机会告诉卡洛琳跟伊洛娜共度的最后那一夜。我不认为自己是有意瞒着她的，我们两个都很忙，我的书店照常营业，有时还延长营业时间，有天晚上我还搭火车到长岛替一家图书馆的藏书估价（收费的，他们不打算出售任何书），还有天晚上去参加珍本书拍卖，替一个害羞而不肯亲自在这类场合露面的客户出价。

卡洛琳也忙得很，因为有个狗展即将来临，所以有很多狗儿等着让她好好打扮。加上吉恩和特蕾西复合，她接了一堆电话也打了一堆电话，吉恩指责特蕾西和卡洛琳有染，但吉恩之前跟特蕾西刚分手时也跟卡洛琳有染。“纯粹的女同性恋闹剧。”卡洛琳这样描述。最后一切终于风平浪静，但闹得正凶的时候，就有一大堆午夜电话、摔电话以及街角的大嗓门对质。总算雨过天晴后，她如释重负，一头埋入她的苏·格拉夫顿藏书里了。

我们一周有五天一起吃午饭，工作后还相聚喝一杯。接下来到了星期四，阵亡战士纪念日之后一个星期又一天，我们工作后到饶舌酒鬼酒吧，卡洛琳正在说一个冗长而并不特别有趣的贝林登犬的故事。“从它的动作来看，”她说，“你会发誓它自以为是一只艾尔谷犬。”

“真的？”我说。

她看着我。“你觉得不好笑？”

“好笑，很好笑。”

“我看得出你觉得很滑稽。我觉得很好笑。”

“那你为什么不笑？”我说，“先不说这个，卡洛琳，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然后我跟女服务员玛克辛要了另一轮酒，因为这将会是个让人口渴的差事。

我把整件事告诉她，而她也静静听完，没有插嘴。我讲完之后，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嘴巴张得大大的。

“真是太惊人了，”她说，“更惊人的是，你这一个星期零一天居然半个字都没提。”

“我只是一直忘了讲，”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一定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把这件事理清。”

“很合理。伯尼，我真是太吃惊了。我不想说什么吓死人的话，但老实说，小子，这是我毕生听过的最浪漫的故事了。”

“大概真的很浪漫吧。”

“不然还能怎么形容？”

“愚蠢，”我说，“真的很蠢。”

“你放弃了一百万美元啊。”

“差不多吧。”

“为了一个你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女子。”

“我可能会在邮票上看到她，”我说，“如果安纳特鲁利亚发行这种邮票的话。但没错，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她根本不知道那些邮票的事情，对不对？她不知道你有那些邮票，也不知道这些邮票值钱。”

“查诺夫或雷斯莫里安会知道它们的价值，或至少知道它们很值钱。坎德莫斯或许知道——他有收藏癖。其他人则想不到。另外，的确，没有人知道邮票在我手上，尤其是伊洛娜。”

“然后你把邮票给了她。”

“嗯。”

“然后你还发表了那个卑微小人物的著名演说。”

“别再提醒我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伯尼？”

“他们需要钱，”我说，“我当然也需要，但我不能假装我真有什么需要一百万美元的大事业，而他们用得着。”

“天哪，伯尼，那些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的人也需要啊，但我却只能从你那里榨出二十美元。”

“那些邮票来自安纳特鲁利亚。”我说。

“我还以为是来自匈牙利呢。”

“你懂我的意思。那些邮票是为了安纳特鲁利亚的自由而发行的，而如果过了那么多年它们变得那么值钱，那么这些钱应该被用于当初发行的使命——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使命，甚至有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听起来够乱的了，我停下来把酒喝光。“如果她没有再度出现在牧歌剧院，”我说，“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想过打电话给国王，把邮票给他，也许我会这么做，也许不会。我不知道。但重点是，她出现了。我多买了一张票，而当她最终坐进那个座位时，我发誓我真的没那么惊讶。”

“一旦她出现……”

“我握住她的手，让她吃爆米花，带她回家，把那些代表一大笔财富的稀有邮票给她，然后送她走。”

“而她小巧的耳边回荡着卑微小人物的演说。”

“别提那个卑微小人物的演说了，拜托你，好吗？”

“‘亲爱的，像你我这种卑微小人物的心愿和梦想，与你和迈克尔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相比，根本就琐碎不堪’——”

“去你的，卡洛琳。”

“对不起，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知道？”

“都是因为那些电影。”

“我正打算说。”

“你看了太多鲍嘉那些自我牺牲的高贵行为，当机会来临时，你根本无法招架。可怜的伯尼。每个人都从这件事情中捞到了好处，只有你除外。雷是大赢家，最后他拿了多少？四万八？”

“他还得分一点儿出去。现在警方的说法是，坎德莫斯杀了赫伯曼，然后走到下东区去买毒品。”

“是啊，他是个典型的毒虫。”

“然后买毒品时起了冲突，被射杀身亡。我猜最后会有两万五到三万美元落进雷的口袋。”

“当然他会坚持分你一点的。”

“那他一定是忘了。”

“真不公平，伯尼。毕竟，是你破了整个案子，他只是站在那儿而已。”

“他也没有光站着，中间他也不断出现过。”

“祝福他。他拿到了那些钱，伊洛娜和国王拿到了邮票，那三个混账拿到了不记名股票，去追寻安纳特鲁利亚失落的宝藏。那你呢？你连个影子都没捞到。”

“也许这么说很蠢，”我说，“但她将是我的回忆，我不必一再温习以确定自己记得，我不怕会忘记。”

“是啊。”

我拿起酒杯，朝向灯光，“总之，”我说，“我并没有两手空空而返。”

“你这什么意思，伯尼？”

“我从坎德莫斯的公寓里拿了那个骨雕土拨鼠，记得吗？”

“哇，伯尼。”

“后来我去查尔斯·威克斯的公寓时，不光从他那儿拿走了邮票。我也拿走了赫伯曼给他的那个老鼠骨雕。”

“天哪，等你卖掉这两个宝贝，你就可以退休养老了，对吧？”

“不，我想我会留着当纪念品。我真正的计划是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怎么了？”

“一个名叫李松云的人要去看《衣柜里的少女》。”

“那是一出戏吗？”

“在百老汇大道的海伦·海耶斯剧院。票正抢手。我从一个黄牛那边弄到了两张，花了我将近两百美元。”

“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离开屋子。”她猜，“但他到底是谁，你想让他离开的又是哪里的房子？哦，等一下。坎德莫斯楼下的那户人家，但是我忘了他的名字。”

“雷尔曼。”

“李先生住在跟雷尔曼交换的公寓里，对不对？”

我点点头。“他们再过一个月才会回来，他们家堆满了好货，一切都再完美不过了。那里没有警卫，门锁根本是骗小孩的，住在那里的人不会发现有东西搞丢，因为那根本不是他的东西。他会继续留意不要翻别人的柜子、偷开别人的抽屉，在雷尔曼一家回国之前，我早就把偷来的一切换成现金啦。”

我告诉她几件我在雷尔曼家匆匆停留时所看到的好东西。讲完了之后，她说：“跟你说，伯尼，我觉得很轻松。”

“什么意思？”

“你又是那副老样子了。鲍嘉在银幕上很伟大，但那些高贵的输家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我很高兴你又准备偷东西了。这对雷尔曼一家来说真是不好受——”

“我相信他们那些东西有保险。”

“就算他们没投保，我还是很替你高兴。”她皱皱眉，“那是明天，对吧？不是今天吧？”

“不是，怎么了？哦。”我举起杯子晃了晃，“不，是明天。你知道我工作时不喝酒的。”

“我好奇的就是这个。”

“哦，”我说，“我今天晚上有别的计划。事实上，你可能愿意一起去，但我们得从这儿直接去。”

“我不知道，”她说，“我那本新的苏·格拉夫顿小说才看了一半，有点急着想回去看完。那本书真好看。”

“嗯，你一向喜欢她的作品。”

“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她从来不会自我重复，这一本给人感觉很震撼。”

“真的？”

她点点头，说：“是有关虐待狂和性变态的。罗马式狂欢宴、乱伦、变装舞会，我敢说，比金西 [1] 以往所卷入的一切都要变态得多。”

“天哪，也许你对金西的猜测没错。”

“我知道我没错。不过她自己没干什么，只是其他人都乱搞。”

“书名叫什么？”

“《I代表克劳狄》 [2] 。”

“很好记，”我说，“可是你随时可以待在家里看。陪我一起去吧。”

“去哪儿，伯尼？”

“看电影。”

“鲍嘉电影节已经结束了，伯尼，不是吗？”

“是结束了。不过在翠贝卡区的萨丁尼克剧院又开始了一个艾达·卢皮诺电影节。”

“伯尼，我有个疑问，谁在乎艾达·卢皮诺？”

“你对艾达·卢皮诺有什么不满？”

“没什么不满，但我从来不知道你迷她。她有什么特别的？”

“我一直很喜欢她，”我说，“但今天晚上的电影不一般。是《卡车斗士》和《夜困摩天岭》。”

“我相信这两部电影都很好看，但是……等一下，伯尼，我知道《夜困摩天岭》，那不是艾达·卢皮诺的电影。”

“肯定是。”

“她或许参演，但不代表这是她的电影。这是亨弗莱·鲍嘉的电影。他带着一把来复枪被困在一座山顶，后来被杀了。”

“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等着看结局的期待？”

“行了，伯尼，你知道结局的。你看过这部电影。”

“最近没看过。”

“另一部呢？《卡车斗士》？除了艾达·卢皮诺之外还有谁？你不介意我问吧？”

“乔治·拉夫特，”我说，“我想还有安·谢里丹。”

“还有呢？”

“还有鲍嘉。他演一个独臂卡车司机。牧歌剧院演过《夜困摩天岭》，但那天晚上我得去参加拍卖会，没法去看电影。而《卡车斗士》没在牧歌剧院放映过。”

“也许他们不选这部电影是有原因的。”

“别傻了，”我说，“我相信这部电影很棒。你看怎么样？要一起去吗？我请你吃爆米花。”

“哦，那好吧。”她说，“不过有个条件，伯尼。我可不可以跟你直说？”

“什么事？”

“这只是消遣，”她说，“不是教育片，不要搞错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很好，”她说，“别忘记哦，亲爱的。”

[1] 金西·米尔虹（Kinsey Millhone）是苏·格拉夫顿一系列侦探小说中的女侦探。

[2] 以上关于格拉夫顿新书的内容与书名全是作者编来调侃的。

版权信息

书名：图书馆里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彼得·史超伯

1

三月第一个星期四的午后三点，我正在整理巴尼嘉书店，准备打烊度周末。我把放特价书的桌子拖进来，关上门，窗上的标示牌也翻了面，从“营业中”转为“休息”。我让收银机的纸带跑了一遍，不一会儿就好了，然后将支票拿到后面房间的桌上，填好一张存款单，准备汇出存款。回来时，我带了个一英尺多长的箱子，形状像儿童画里的小房子，尖屋顶什么的一应俱全，不过在放烟囱的地方是个提把。我打开箱顶的锁扣，把箱子放在地上，然后四处张望，寻找拉菲兹。

它正在窗户那儿享受微弱的阳光。我呼唤它的名字，如果它是只狗的话，这应该管用，但它不是，一直都不是。拉菲兹是只猫，一只被去了爪子、阉过的无尾灰毛公猫，即使它真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会假装不知道。它一动也不动，不受我的声音干扰，只是静静地躺在微弱的阳光下。

我揉了个纸团，这就有效了。我们有个训练仪式，我把纸团抛给它，让它追上去扑住并杀死目标。在心不在焉的旁观者眼里，这可能像是个游戏，但其实非常严肃，用意是要磨炼它的捕鼠技巧。我猜这很有用；它搬进来以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被啃过的书脊，以及书架上可疑的有机物残渣。

我扔出纸团，它起身追逐，让纸团在面前停住，以它对爪子的记忆，深深地插进去，然后送到嘴里咬，猛烈地摇晃，最后抛弃死去的纸团。

狗会将纸团叼回来，让我能够再扔一次。猫却想都不会想。“做得好。”我说，然后又揉了个纸团，它便又来了一次干净利落的扑杀。我再次称赞它，准备好第三个纸团，然后轻轻地投入打开的猫笼。

它看了看纸团，又看看我，接着望向地板。

几分钟后，店门上传来敲打声。“我们打烊了。”我看都没看就喊了一声。我的眼睛注视着拉菲兹，它挪动身子到了哲学与宗教书柜的一处空位上，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胸像位居同一层架子。

敲门声又响起，我的反应也一样。“周末不营业！”我大声喊道，“抱歉！”

“伯尼，开门。”

于是我开了门，没错，来者是卡洛琳，穿了件很长的连帽外衣，外表看起来比本人壮硕。她脚边有个旅行箱，皱着眉头。我让她进来，她朝双手哈气，然后搓揉着。“我以为你现在应该准备好了，”她说，“我们还得赶火车，记得吗？”

“都怪拉菲兹。”我说。

“它怎么了？”

“它不愿意进猫笼。”

她看看我，又看看猫笼，然后弯下腰从里面拿出两个纸团。

“我以为可以让它跟着纸团跳进去。”我说。

“你以为？哈！”

“嗯，那只是个想法。”我说。

“你有过更好的想法，伯尼。它到哪儿去了？”

“坐在那里，和义务论 [1] 之父在一起，”我说，“这倒是引人深思，因为要它进入猫笼算是个命令，但它却抗拒这项义务。我不知道，卡洛琳，或许带它去是错误的。我们只是离开三个晚上。如果我摆上很多食物和水，打开收音机给它做伴……”

她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口气，然后用力拍手，大声叫着猫的名字。拉菲兹从它的栖息处跳下来，趴在地板上。如果它的重心再低一英寸，就会摔到地下室去了。

她弯下身，抱起它，放进猫笼。“现在你待在这儿。”她以不容争辩的语调告诉它，接着“砰”地关上笼盖，让它毫无选择。“你不可能骗它们进去，”她解释道，“必须强迫。好了吗，伯尼？”

“我想是的。”

“我希望那件外套够暖和。午餐之后，温度一定下降了有二十摄氏度。而且气象预报说城市北部会下雪。”

“会暖和起来的。”我说。

“真的吗？”

“已经是三月了。我知道土拨鼠看到了它的影子，但冬天剩下的六个星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即使还会有点雪，也不会持续很久。”我一只手拿起我的旅行箱，另一只手提着拉菲兹的笼子，卡洛琳帮我扶着门。到了外头，我做了在纽约关上一家商店该做的种种事情——拉下铁门，锁上数不清的挂锁。这些杂事最好是空着手做，我终于完成时，手指头已经冻僵了。

“好吧，天气是很冷，”我承认，“不过我们在加特福旅舍会很舒服。屋顶上有雪，壁炉里有火——”

“早餐有熏鲱鱼。下午茶配奶油和凝脂司康饼。”她皱了皱眉，“我没说错吧，伯尼？或者应该是反过来？”

“没错，你说得对。早餐是熏鲱鱼，司康饼配午茶。”

“这部分我知道没错，”她说，“问题是哪个应该是凝固的，是奶油还是司康饼，我确定是奶油。‘司康饼和凝脂奶油’。嗯，听起来顺耳多了。”

“现在哪一种听起来都很好。”

“还有其他一些很棒的英国菜。香肠土豆泥、泡泡与吱吱 [2] 、洞中蟾蜍 [3] 。伯尼，到底什么是洞中赡蜍，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它总是让我想到《柳林风声》。不过我敢打赌那一定很好吃，而且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非常放心，既妥当又舒服。那泡泡与吱吱呢？伯尼，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也许那是你把蟾蜍拉到洞外时，蟾蜍发出的声音。”我提了个想法。

“还有雪利酒蛋糕，”她说，“我只知道那是一种甜点。”

“那听起来像是个轻浮的女孩，”我说，“‘雪利酒蛋糕——她在让你心碎时，升高你的血糖。’”

“这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在潘多拉见到的小可爱。”

“真的？”我说，“我想到了莱蒂丝。”

那就是谈话的终点。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我们两个人话都不多。我们乘出租车到中央车站，然后乘火车到惠特汉姆换乘站，在那里转乘支线，往东北方向到帕特斯吉尼克，那是坐落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交界处的小村庄。我们可以在那里乘出租车，走完到加特福旅舍的最后三英里或四英里路。

在去惠特汉姆换乘站的途中，我们坐在火车的左侧，可以观看窗外的哈得孙河。我们的三件行李中，有两件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第三件放在地板上我的两脚之间，不时发出喵喵声。

“你会爱上那里的，拉菲兹，”卡洛琳向他保证，“地道的英国乡村宅院，离纽约只有三个小时。”

“可能会比三个小时久一些，”我说，“而且也可能不那么地道。”

“已经够接近了，伯尼。拉菲兹，那里说不定还有地道的英国老鼠。”

“我有一个很迷人的想法，”我说，“希望它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不是一直在图书馆里啃书。”

“如果那是间真正的英国乡村宅院，”她说，“他们会有自己的猫。”

“它们见到拉菲兹一定会很开心，”我用脚轻碰它的笼子，“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它。它在店里头舒服极了。”

“留它在家太久了，伯尼。”

“你也留下了你的猫。”

“尤比和阿齐彼此有伴。此外，公寓另一头的福瑞德每天会去一次，给它们食物和水。我也可以为拉菲兹这么做，但是既然你邀请了我——”

“我知道。”

她轻拍我的手。“还有，”她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伯尼。你带我同行真是太好了。”

“嗯，我不想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是没什么意思。”

“我会发疯的，”我说，“只是坐着玩自己的拇指，等着司康饼凝固。”

“凝固的是奶油，伯尼。”

“无所谓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卡洛琳。我不想带其他任何人到加特福旅舍。”

“你这么说真是贴心，伯尼。即使这并不完全是真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伯尼，”她说，“你仔细体会一下现状，好吗？死寂的冬天里，英国乡村宅邸的一个浪漫周末——”

“只是死寂的冬天结尾。已经三月了，几乎是春天了。”

“忘掉日历吧，伯尼。天气太冷了，不适合在树林里散步。壁炉里应该生起火，而床单上结了霜。”

“床单就像是床罩，”我说，“我希望我们的床单上不要有霜。”

“嗯，你知道我的意思。现在继续，告诉我你不会宁愿和一个美丽女人共度周末时光。”

“你就是个美女，卡洛琳。”

“我算是具有相当的魅力，”她认可，“但我觉得说美丽有点夸张了。无论如何，那不是重点。你要的不是一个可能会对雪利酒蛋糕这种小可爱心醉神迷的女人，而是一个会对你心醉神迷的女人。”

“另挑时候吧，”我说，“此刻我要的只是一个朋友。”

列车长走过来。“下一站，惠特汉姆换乘站，”他宣布，“在这里转车去往……”他说了一串没有人听过的地名，其中一个就是帕特斯吉尼克。卡洛琳轻轻碰我一下，指了指窗外，雪正在落下。

“嗯，他们说城市北部会下雪，”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市北部，而且外面正在下雪。”

“这里美极了，”她说，“我希望雪不要停。我希望整个周末都下雪。”

如果我注意听了的话，或许会反驳。但是我的心思都在别处，以至于我漏掉了她接下来的话。我听了好几句，却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时，她说：“伯尼？”

“抱歉，我好像走神了。”

“她在你心里萦绕不去，不是吗？”

“谁，莱蒂丝吗？”

“是啊。没关系，伯尼。这很自然。你的心真的受伤了，本来该和她一起来的旅行变成了和我旅行，你有足够的理由花很多时间思念那个女人。”

“思念，”我说，“我是那个样子吗？”

“嗯——”

“我认为我不是在思念她，”我说，“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在想莱蒂丝·朗塞伯小姐。”

“没有吗？”

我站起身，将我们的行李从架上拿下来。“其实，”我说，“我正在想雷蒙德·钱德勒。”

[1] 即categorial imperative，也可译为“无上命令”或“绝对律令”，是康德所创的概念。

[2] 一种炸的土豆蔬菜饼。

[3] 面包拖盘烤香肠。

2

我应该从头开始讲。

嗯，至少是从接近开头的时候。那大约是卡洛琳、拉菲兹和我经由惠特汉姆中转站，搭上往帕特斯吉尼克的火车之前十天。当时大约是十一点，地点是在我的公寓里，我的梅尔·托美唱片很快就要再循环一次，而我正要决定该怎么办。

“你想再听一次吗？”我问莱蒂丝，“还是我该拿张别的来放？”

“这不重要，伯尼。”

我伸出一只手搭在她的腰际，手指像走路一样移动着。“我们可以安静一会儿，”我提议，“只让自己沉重的呼吸，以及偶尔几声热情的呼喊打破沉默。”

“恐怕你得自己去发出沉重的呼吸声了，”她说，“我该回家了。”

“你可以留下来。”

“今天不行，伯尼。”她在床上坐起身，手臂高举过头，像猫那样舒展身体，“我明天要早起。该走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内裤？”

“你脱掉以后就没看到了，那之后我就对它没兴趣了。”

她翻身起床，寻找内裤，而我只盯着她看。这真是件愉悦的事，她看起来真是美极了。她大约五英尺六英寸或七英寸高，相当苗条，但也不是骨瘦如柴。身上到处都是曲线——柔和的曲线，没有急促的转折；如果她是一条路，你根本不需要减速，或者踩刹车——但愿不会有这种事。她的头发是山茱萸的蜂蜜色，肤色宛若奶油，眼睛的颜色则有如阿尔卑斯山的湖泊。我第一次将目光落在她身上时，就被她的美丽所撼动，而现在她看起来又比那时美了一百倍。因为那时她穿着衣服，现在却没有，我告诉你，那真的大为不同。

她优雅的手停在丰满优美的臀部，研究床对面墙壁上的画。“我会想念它的，”她慵懒地说，“这真是一幅很好的仿作，不是吗？”

那是张大约十八英寸见方的帆布油画，白色的底上有黑色的垂直与水平线条。有些方块涂满了原色。我问她怎么知道那是一幅仿作。

她扬起眉头。“挂放地点便已泄露了一切，难道不是吗？你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一幅原版的蒙德里安。”

“这里”是西端大道与七十一街的交会处的单室公寓，它其实是个很体面的生活住所，即使你不太可能把它看作现代艺术博物馆。

“而且，”她说，“原作是能看出来的，不是吗？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花了两个小时看蒙德里安的画展。你一定也去过了。”

“两次。一次是开幕时，还有一次正好是一月底闭幕前。”

“那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看过了真正的原作，而不是书上的照片之后，你就不会被像这样一幅复制品感动。”她微笑起来，“我不是说它模仿得不好，伯尼。”

“嗯，我们不可能都拥有原作，”我说，“你说你会想念它，是什么意思？”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只是自言自语，真的。伯尼，我的内裤到底在哪里？”

“我发誓我没穿在身上。”

“哦，在这里。你说它到底是怎么一路跑到这儿来的呢？”

“它乘着爱之翼飞走了，”我说着也起了床，关掉唱片机上播放的梅尔·托美，“有件事我一直忘了问你。你下周四之后的周末有空吗？”

“下周四之后的周末。不是这个星期四，而是下个星期四。”

“没错。”

“下周四，英国人会这样说。”

“可能是吧，”我说，“事实上，这跟我要提议的事情关系密切。唉，我想——”

“其实我没空。”

“你没什么？”

“没空。下星期四。”

“哦，”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走不开吗？”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没办法延期，我们可以——”

“恐怕不行。”

“哦，”我说，“嗯，最好是星期四，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推迟到星期五。”

“那就是下周五。”

“对。这周五之后的周六和周日。我们可以——”

“不行。”

“请再说一遍？”

“事实上，”她说，“我恐怕整个周末都走不开，伯尼，从星期四晚上开始。”

“哦。”我说。

“抱歉。”

“我是想计划一起过周末，但是——”

“好像没有扣好。你可以帮我扣一下吗，伯尼？”

“啊，当然。哦，抱歉。我的手滑了。”

“哦，我敢说真的是手滑了。”

“嗯，一股难以抗拒的冲动把它带到那里。不过，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可没这样说。”

“或者你希望我停下来——”

“我也没这样说。”

结果，我们在没有梅尔·托美的陪伴下又做了一回，何况没有人会去注意他的缺席。完事之后，我像个破轮胎似地摊着，回过神来后，她已经穿戴整齐，一只手搁在了门把上。

“等等，”我说，“至少我可以和你一起下楼，送你上出租车。”

“你没有必要穿衣服起来，伯尼。而且我真的很赶时间。”

“至少让我告诉你，我周末计划了些什么。”

“好吧。”

“反正我们总归可以延到再下个星期，如果能预订得到的话。再说，一旦你听了我为我们制定的计划后，你或许会想要取消自己的活动。”

“嗯，告诉我吧。”

“加特福旅舍。”我说。

“加特福旅舍，”她心底迟疑了一下，“那不是——”

“伯克郡的英式乡村住宅，”我说，“奢华、昂贵又地道。每个壁炉都有燃烧的炭火。女服务员屈膝，男服务员弯腰行礼。黎明时茶会送到你的房间。还会有为失去印度而怀忧丧志的客人。整幢旅舍里没有电视，庄园内到处都没有汽车。”

“听起来像是天堂。”

“嗯，我知道你对英国的任何东西都很着迷，”我说，“而且我看过你在斯坦霍普喝茶时多么享受，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完美的周末。我本来打算情人节时告诉你，但是等到我办妥一切，安排好预约，情人节已经过了。”

“你真是个贴心的男人，伯尼。”

“是啊，”我同意，“你意下如何，莱蒂丝？如果你确定无法改变你的计划，我就试试把预约挪到下下个周末。”

“我真希望我可以。”

“你希望你可以怎样？”

“唉。”她叹了一口气，放开门把，回到房间里来，靠在书架上。“我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她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做爱，不牵扯别的，会好很多。”

“不牵扯什么？你把我弄迷糊了。”

“总的来说，”她说，“就是这样。哦，伯尼，我希望下周四能够和你一起去，但是没办法。”

“你要做什么事，”我听到自己说，“那么重要？”

“哦，伯尼。”

“嗯？”

“你会恨我的。”

“我不会恨你。”

“你会，但我不会怪你。我的意思是，这太荒谬了。”

“什么？”

“哦，伯尼，”她又说了一次，“伯尼，我要结婚了。”

“‘哦，顺便说一声，伯尼，我星期四要结婚了。’”我说。“然后我的下巴掉了下来，等我捡起来时，她已经出门走了。你能相信吗？”

“我开始信了，伯尼。”

我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因为她已经听了三遍了。当天晚上我就告诉她了，就在莱蒂丝跨过我的门槛，轻声但坚定地关上她身后的门之后几分钟，我便打电话给卡洛琳。第二天午餐时，我又告诉她一次。卡洛琳的宠物美容院在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的东十一街上，与巴尼嘉书店只隔两家店面，我们按照惯例一起吃饭。通常我们其中一人会去附近的熟食店买三明治，带到另一个人的店里。那一天是由我买三明治，我们在“贵宾狗工厂”用餐，我一面吃，一面告诉她我在电话上已经说过的悲惨故事。

之后大约六点时，我关上书店的门，回到“贵宾狗工厂”，她正在为一只卷毛比熊犬做最后的修饰，它的两位主人在一旁眉飞色舞地观看。“它真是可爱极了。”其中一人说，另一人则开了一张支票。“你把它最美的部分展现出来了，卡洛琳，我发誓你是个天才。”

他们离开了，可爱的小狗也被牵走了，天才关上了店门。我们和往常一样步行到百老汇大道上的“饶舌酒鬼”酒吧，而卡洛琳也和往常一样点了威士忌，但她停顿了一下。“你需要的话，”她说，“我可以点其他的。”

“为什么？”

“嗯，如果你想要好好醉上一场，”她说，“我可以保持清醒。”

“我们没有车，”我说，“不需要先指定一个驾驶员。再说，为什么我会想喝醉？”

“你不想吗？”

“不是特别想。”

“哦。嘿，这不会是你的巴黎水之夜吧，是吗？”

每当我夜里计划要非法侵入时，巴黎水便是我的选择。“不，”我说，“不是这样。”为了证明，我请玛克辛给了我一瓶图堡 [1] 啤酒。

“嗯，感谢上帝，”卡洛琳说，“这样的话，我就点威士忌吧，玛克辛，请给我双份。他们说我是个天才，伯尼。这不是很棒吗？”

“太棒了。”

“如果能选择的话，”她说，“我宁愿是其他方面的天才。没有人会因为洗狗而得到麦克阿瑟奖 [2] 。但是这比什么都没有好，你觉得呢？”

“绝对没错。你可以和我一样。”

“一个撬锁的天才？”

“一个挑选女人的天才。”

“我已经是个挑选女人的天才了。”

“你能相信吗？”我追问，然后开始第三次叙述莱蒂丝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我说，“如果不是我拿共度周末的事逼她的话，她什么时候才肯告诉我。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她要和另一个男人约会看电影之类的事，而是要结婚。”

“你知道她在和其他人交往吗？”

“我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假设。我们也没对这段关系做什么承诺。事实上，我们最近才开始睡在一起。”

“怎么样？”

“你是指性吗？”

“是呀。”

“太美妙了。”

“哦。”

“相当特别。”

“很遗憾，伯尼。”

“但这不是一段长久的恋情。我曾经希望是，但在心底深处，我知道不是。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不多。我以为会经历一段过程，然后有个苦乐参半的结尾，多年以后当我逐渐老去，她将会是另一个让我温暖自己的温柔回忆。所以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接受这段情——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但我没想到会发生得这么快，而且这么突然。”

“所以你基本上是能接受的吗，伯尼？”

“我会说是。”

“你受到惊吓、感到茫然，但没有被彻底蹂躏。是这样吗？”

“相当接近了。我觉得自己很蠢，完全误解了状况。我以为这个女人会为我疯狂，结果她早已经准备好要绑住另一个人的领带了。”

“他才是那个可怜的人，伯尼。”

“谁，新郎吗？”

“是啊。结婚前一周半，他的老婆却在和其他人预演。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你运气很好，可以摆脱她。”

“我知道。”

“莱蒂丝。这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我猜是来自英国。”

“我想也是。你知道，自从你开始和她交往，我就已经忍了很久不要讲这个再明显不过的笑话了 [3] 。一个番茄 [4]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或者她是否有个姐妹叫帕丝莉 [5] ？或者，我希望她不是纯正的卷心莴苣。”

“她不是。”

“我不知道，伯尼。她前几天像条冰冷的黄瓜。到底那个幸运的家伙是谁？她告诉过你关于他的事吗？”

“半个字也没有。”

“没讲过他们是在哪相遇的之类的事？”

我摇摇头。“也许她只是走进他的店，”我说，“那是她遇见我的方式。她选了六本玛莎·格莱姆斯和伊丽莎白·乔治的书，然后我们谈起话来。”

“她做什么，伯尼？”

“各种事情，”我说，试着回忆，“哦，你的意思是以什么为生？她在华尔街做事。我猜她是个股市分析师。”

“所以她不只是个放荡的女人。”

“不是这个字传统上的意思。”

“她是英国人吗？”

“不是。”

“我以为她对英国有思乡病，所以你才会带她去斯坦霍普喝英国茶，还计划带她去加特福旅舍。”

“她对英国有思乡病，”我说，“这样说倒也可以，但她不是英国人。事实上，她从来没去过那里。”

“哦。”

“但她有轻微的英国腔，她在说话时会用一些英式语法，而且她很清楚英格兰是她精神上的家乡。当然，她也读了一大堆英国侦探小说。”

“哦，没错。玛莎·格莱姆斯和伊丽莎白·乔治都是英国人，不是吗？”

“事实上，”我说，“她们不是，但她们书中的场景是在英国，莱蒂丝可喜欢了。她也读过所有经典作品，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不管怎样，我认为加特福旅舍正是符合她需要的乡间。”

“符合她需要的乡间？”

“明白吗？然后我便着手安排。我以为她会为此疯狂。”

“而且这比去英格兰便宜多了。”

“并不便宜，”我说，“但我在一月底左右的一个夜晚收获颇丰，所以不同于以往，这次钱不是问题。”

“那是个巴黎水之夜。”

“恐怕是，”我说，“我知道这在道德上有争议，但反正我已经做了，而且我想在把钱都耗费在食物和房屋上之前，把部分收益投资在高尚的生活上。”

“有道理。”

“所以我原本真的打算登上协和式喷气机，像一阵风似的带她到英格兰度个激情周末。但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那个正确的英格兰。”

“还有其他的英格兰吗？”

我点点头。“要找到她能为之疯狂的那个英格兰，”我说，“你需要一个时光机器，而且就算有了，找起来也很麻烦。她的英格兰是类似《楼上，楼下》和《藏书室女尸之谜》 [6] 里描述的英格兰。如果在希斯罗机场降落，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找那个英格兰。但是你可以在离此地仅三小时路程的加特福旅舍找到。”

“所以那是某种旅馆？我从来没听过，伯尼。”

“我也没听过，”我说，“直到最近。没错，那是一家旅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费迪南德·卡斯卡特大约在一百年前建造了这幢房屋。”

“这名字听起来很熟。”

“他是个没什么良心的企业家，用古老的方式赚钱。”

“榨取穷人的血汗？”

“还会有什么其他方式？他累积了大笔财富，并且在第五街为自己盖了幢石灰岩豪宅。在新堡有了个避暑地之后，费迪南德想要一间乡村住宅。于是他建了加特福。”

“然后从此在那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猜他几乎没有在那里待过多少时间，”我说，“他可能有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但不是从此以后，因为在加特福完工后五年内，他就已经住进天堂里的英国乡村豪宅了。他的继承人争夺这片地产，最后到手的人在一九二九年散尽钱财，州政府拿了这块产业抵税。后来几年又转了好几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里是个高级戒酒中心，曾经还一度为某个修道院所有。最后宅院荒废了，接着大约八或十年以前，艾格伦廷拥有了这片产业，然后开始复原。”

“艾格伦廷。那也是一个宗教团体吧，是不是？”

我摇摇头。“是艾格伦廷夫妇，”我说，“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不过简介上有。我想丈夫是英国人，太太是美国人，或者可能是反过来。他们当年在一家美国大型连锁旅馆工作时相遇，之后辞了职，在宾州的巴克郡开了一家英国情调的B＆B旅舍 [7] 。然后他们有个机会买到了加特福旅舍，于是他们卖了巴克郡的店，到那里试试。”

我告诉她那个地方的状况，复述我在简介上读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

“听起来很棒。”她说。

“没错，不是吗？”

“一定是，伯尼。莱蒂丝没有把婚期延后一两周，实在是太可惜了。她会爱上这次旅行的。”

“我可以自己享受。”

“哦，当然。谁不能呢？”

我喝了口啤酒，放下杯子，倾身向前，说：“你知道吗？”

“什么，伯尼？”

“我们走吧。”

“就这样？嗯，让我先把我的酒喝完，好吗？”

“喝完后再来一杯。我的意思不是离开酒吧，是我们去加特福旅舍。”

“啊？”

“嗯，为什么不可以？我已经预订了房间，而且已经把订金付了，很可能没办法退款。我们两个为何不一起去旅行？你下个星期四没打算要结婚吧，有吗？”

“据我所知没有，但是我要看一下日程表。”

“我讨厌取消旅行，”我说，“只因为我计划要同行的人刚好要嫁给别人。不过，那不是我想自己一个人去的地方。”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负担得起，伯尼。”

“嘿，行了。我请客。”

“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我还以为我们已经默认这点了。”

“要是这样，”她说，“我或许付得起。”

“那么说定了吗？我们一起去？”

“唉，管它呢，”她说，“为什么不去？”

[1] 图堡（Tuborg），嘉士伯旗下的品牌之一。

[2] 麦克阿瑟奖，由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一个奖项，每年有代表性的奖励二十至四十名美国人，奖励那些在各个领域、不同年龄“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方面显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的人。根据基金会主页所述，该奖不是奖励过去有成就的人，而是奖励那些有创意、有胆识、有潜力的人。

[3] 莱蒂丝的英语Lettice与莴苣（lettuce）相近。

[4] 番茄的英语tomato也有“美女”的意思。

[5] 帕丝莉的英语Parsley也有荷兰芹的意思。

[6] 《藏书室女尸之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普尔小姐系列”中的一册，新星出版社于2013年6月出版。

[7] B＆B即Bed and Breakfast，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传统英式家庭旅舍。

3

那是星期二晚上。第二天卡洛琳买了三明治过来，我们在书店里吃。她吸了最后一口芹菜汽水，把最后一口沙拉三明治咽下去，然后抬起头说：“关于下个周末，伯尼。”

“怎么样？”

“嗯，我一直在想。”

“我们还是要去，对吗？”

“我想是的，不过——”

“不过什么？”

“嗯，有些事我还没弄清楚。”

“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星期四下午离开，星期天晚上回来。如果你是在犹豫要带什么衣服——”

“这些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

“我有点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为什么要去？”

“没错，伯尼。这就是我不太清楚的地方。”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我说，“而且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要去是因为一切都计划好了，花了很多心思在上头，而且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背信弃义的英国爱好者弄得我进退两难。另一个要去的理由是，我需要放个假。我不记得上次离开城市是什么时候了，我耗在店里的时间太久了，更别提晚上偶尔还要兼顾书店以外的事业。”

“我知道你一向工作繁重。”

“那就是我要去的原因。就你而言，我猜你要去的原因，是你想在最好的朋友有需要时能陪伴他。而且你自己工作得也很辛苦。想想看，育犬协会展这一周里你给多少只狗洗过澡、做过造型？”

“别提醒我。”

“所以你可以休息一下，而且既能为朋友做好事，又可以得到免费假期，这种机会可不多。”

“是很难得。”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去，以及为什么你要去了，如果你把两边加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了。”

她想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我揉了一个三明治包装纸，丢给拉菲兹去追，接着整理了一下我们的午餐残渣，扔进垃圾筒。我回来时，卡洛琳已经将猫抱在膝上，脸上一副下定决心的表情。

“还有别的。”她说。

“别的什么？别的午餐？别的垃圾？你在说些什么？”

“这件事肯定令有隐情，”她说，“你知道法庭上他们会让你发誓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绝无例外吧？嗯，我认为你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而且绝无例外，但是我不认为你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你不这么认为？”

“不，”她说，“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应该闭上嘴老老实实去度假，因为你知道人们是怎么看妄自揣测礼物价值这事的。”

“人们怎么看？”

“人们说别干这种事。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伯尼。你精挑细选了加特福旅舍，作为给莱蒂丝的特别礼物。可她现在与此无关了，为什么你还是要去那里？”

“我告诉过你——”

“我知道你跟我说了什么，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假期，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我就是一直觉得你有暗地里的行程。”

“暗地里的行程。”我说。

“如果我错了，”她说，“就再告诉我一次，然后我保证不会再提。”

“我不会说是暗地里的，”我说，“我也不会说那是个行程。”

“但确实有某种东西，不是吗，伯尼？”

我叹了口气，点点头。“确实有东西。”

“我就知道。”

“或者可能什么都没有，但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至少曾经有过某种东西，这我相当肯定。但是我不知道还在不在，我的意思是那个东西。”

“伯尼——”

“不过东西还是有的，不是吗？东西如果不在那里，就会在某处。我的意思是其他地方。”

“伯尼，你用的确实都是词汇，而且也造出了整个句子，但是——”

“但是你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没错。”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说：“你对雷蒙德·钱德勒了解多少？”

“雷蒙德·钱德勒？”

“没错。”

“侦探小说家？那个雷蒙德·钱德勒？”

“就是他。”

“我对他了解多少？嗯，我几年前读过他所有的书。我记得他写的书没多少本，是吗？”

“七本小说，”我说，“加上两打短篇故事和四五篇文章。”

“我可能漏了一些短篇故事，”她说，“我想我也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但是我肯定读完了小说。”

“我陆陆续续读了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短篇故事和文章，还有他的书信集，以及两本传记，作者分别是菲利普·杜汉姆和法兰克·麦克辛。”

“那你看的比我多，伯尼。”她耸耸肩，“我只是因为喜欢这些小说才读了他的书。所以我对他本人没什么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他在美国出生，”我说，“那是一八八八年；也在美国受孕，在怀俄明州的拉拉米；出生是在芝加哥。他在内布拉斯加州避暑。七岁时父母离异，他和母亲搬到了英格兰。然后在二十三岁时，他向叔父借了五百英镑回到美国。当然，他最后到了南加州，那也是他故事的场景所在。他进入石油业，结果因为酗酒而离开。接着他便尝试写作。”

“因为人无法因酗酒而离开写作？”

“他以前就对写作有兴趣，现在则是真的认真写。他在一九三三年将第一篇短篇故事卖给了《黑面具》 [1] ，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漫长的睡眠》。”

“《长眠不醒》，”我说，“你把它和第六本小说《漫长的告别》 [2] 弄混了。这个错误很常见。两本书名都是死亡的委婉说法。”

“没错。”

“他的晚年没什么乐趣，”我继续说，“他的妻子于一九五四年过世，此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他的第七本小说《重播》写得不太好，他还写了第八本小说的开头几章，如果完成的话会更糟，但他没写完。一九五九年三月，他做了漫长的告别，然后开始自己的长眠。”

“但他的书继续活着。”

“当然是这样。这些书都还在出版，他在犯罪小说殿堂里的地位也屹立不倒。你甚至不必是个侦探小说迷，也会喜欢钱德勒。你会听到有人说：‘我从来不读侦探小说，当然雷蒙德·钱德勒除外。我崇拜钱德勒。’”我揉了一个纸团，丢向拉菲兹。“有时候，”我说，“他们会这么说，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人根本是盲目崇拜，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我猜这是真正的文学成就，”她说，“你拥有甚至没读过你作品的热情书迷。”

“可不是吗，”我说，“无论如何，这就是雷蒙德·钱德勒。还有一位作家与他齐名，而且我知道你读过他的作品——哈米特。”

“达希尔·哈米特？我当然读过他的作品，伯尼。他的作品也不是很多，对吗？”

“五本长篇小说和大约六十个短篇故事。钱德勒出版第一个故事时，他已几乎停止写作了。他的健康一向欠佳，晚年比钱德勒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六一年。和钱德勒一样，他的作品继续活着，现在已经收录进了大学课程。你还能买到《马耳他之鹰》的克利夫读本 [3] 。这名气没得说了吧？”

“的确。”

“哈米特与钱德勒，钱德勒与哈米特。这两位被公认为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奠基者。之前确实有其他作家写过这类作品，比如卡洛·约翰·达利，但几乎没有人读他的作品了。哈米特和钱德勒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声誉。”

“他们是好朋友吗，伯尼？”

“他们只见过一次面，”我说，“在一九三六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十位《黑面具》的常客在洛杉矶聚会用餐。钱德勒住在那里，哈米特当时也在好莱坞工作。诺伯特·戴维斯和霍勒斯·麦科伊也在那里，还有托德亨特·巴拉德，另外其他五位作家我所知不多。”

“你刚才提到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嗯，巴拉德写了很多西部小说，而且我想他和雷克斯·斯托特 [4] 是远亲。霍勒斯·麦科伊写了《他们向马开枪，不是吗？》。我忘了诺伯特·戴维斯写了些什么。我猜是为《黑面具》写的故事。”

“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碰面？”

“大家都这么说。”

“哦？”

“这两人写的传记里都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个团体照了张相片，送给纽约的《黑面具》杂志编辑。”我走到传记区，拿出一本《影人》，是理查·莱曼所著的哈米特生平，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就在这里。那个叼着烟斗的是钱德勒，那个是哈米特。”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互相瞪着对方。”

“有可能。很难说。”

“他们喜欢对方吗，伯尼？”

“这也很难讲。几年后钱德勒写了封信，提到了这次会面。他记得哈米特相貌英俊、高大、安静、灰发，而且威士忌酒量惊人。”

“和我一样。”

“嗯，你长得的确挺好看，”我同意，“身高方面我就不知道了。”

她生气地瞪着我。卡洛琳站起来可以有六英尺高，但她必须穿着十二英寸的高跟鞋。“我既不安静，也不是灰发，”她说，“我指的是威士忌酒量惊人。”

“哦。”

“钱德勒提到的就这些吗？”

“他提到很多哈米特身为作家的事。”我翻阅书页，找到我要的部分，读道：“‘哈米特把谋杀从威尼斯花瓶里揪出来，丢到市井巷弄里；谋杀不必在那里永远停留，不过让它尽可能远离爱米莉·波斯特 [5] 那种出身良好、初入社交圈的淑女倒是个很好的主意。至少这样故事读起来就不像在读淑女啃鸡翅了。哈米特是为对生活抱有敏锐、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惧怕事物的黑暗面，他们就生活在其间。暴力不会令他们沮丧，暴力就在他们的街上。哈米特将谋杀还给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使用的也都是手边的工具，而非手工打造的决斗用手枪、毒箭和热带鱼。’”

“热带鱼？”

“‘他将这些人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我接着念，“‘而且让他们使用平常习惯的语言说话和思考’。等等，还有更多。‘他非常吝啬、节俭、冷酷，但是他再三做到了只有最好的作家才能办到的事。他写出了以前似乎从未有人描写过的场景。”我合上书。“这是他在一九四四年写的刊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 [6] 。我猜想哈米特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那时他在军中，阿留申群岛战役时驻扎在阿拉斯加。”

“他那时年纪不会稍大了些吗？”

“他出生于一八九四年，所以他在一九四二年入伍时已经四十八岁了。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他得过肺结核，牙齿也很差。”

“但军方还是接受了他？”

“他前两次试图入伍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时，军方就不那么吹毛求疵了，他拔掉一些牙以后，军方就接纳了他。战后，他拒绝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他是否曾经是共产党员，结果被关入监牢。”

“他是吗？”

“有可能，但谁在乎？他又不是总统候选人。他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年来没写出多少作品的作家。”

“哈米特对钱德勒又有什么看法？”

“就大家所知，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我耸耸肩，“你知道，他很可能从来没读过钱德勒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他应该有过机会读。”

“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他们见了第二次面，大约在钱德勒出版第一本小说之后两年。我想钱德勒带了一本书，送给了哈米特。”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知道这本书在哪里，”我说，“我认为是在加特福旅舍。”

[1] 《黑面具》（Black Mask），创立于一九二○年的侦探杂志，钱德勒与哈米特等人均在此成名，是美国侦探小说的发源地。

[2] 《长眠不醒》的英文名是The Big Sleep，《漫长的告别》是The Long Goodbye。卡洛琳将这两个名字混淆了，说成了“The Long Sleep”。

[3] 克利夫读本（Cliffs Notes）是一套汇集了众多文学经典的教学参考书，以在线条目或小册子的形式提供经典文学作品的梗概、主要人物和各式解读。

[4] 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1886—1975），美国侦探小说家，新星出版社出过他的《矛头蛇》《吓破胆联盟》《门铃响起》等作品。

[5] 爱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1837—1960），出生于美国富裕家庭，著有《礼仪》一书，提倡适当礼仪。

[6] 以上伯尼念及的部分已收录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4

我告诉卡洛琳，钱德勒从来没提过有第二次会面，哈米特也是。但是在大约九或十个月前，我在浏览为书店采买的书时，被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书吸引了，书名是《一字一毛钱，划得来》，是一个老派的廉价书作者雷斯特·哈丁·洛斯写的。

卡洛琳从来没听过这个人。

“我也没听过，”我告诉她，“洛斯似乎是个以写各色文章维生的人。他每天写出几千字的小说，没有很好的，但全都出版了。他写运动故事、西部故事、侦探故事，还有科幻故事，而且所有作品都用笔名。他在书里列举了三十个笔名，还承认其他有一些他忘记了。他大半生的稿费都是一个字一毛钱，似乎未曾期望更多。我希望他的自传价钱能好些。这本书相当有趣，如果他只拿到六七百美元，我会很难过。”

“他很可能三天就写完了。”

“嗯，伏尔泰写《赣第德》也只花了三天。不过这都不重要。实情是洛斯真的很喜欢写作，不管他是否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自豪。他也很乐于和其他作家往来。他认识同时代大部分的畅销书作家，有些是认识作者本人，有些则是通过书信往来认识的。”

“包括哈米特和钱德勒吗？”

“嗯，其实不我包括。但是包括乔治·哈蒙·寇克斯 [1] 。”

“我知道这个名字。”

“我不意外。他出版了很多书，很棒的硬汉派文学作品。他是钱德勒的朋友。《长眠不醒》出版之后，钱德勒写信给寇克斯，那时寇克斯刚在康涅狄格州盖了座新宅。钱德勒很想搬进去住。”

“很难想象菲利普·马洛出现在康涅狄格州。他就是那种地道的洛杉矶人。”

“我知道，但钱德勒想找个比加州便宜的地方。他也想过要搬回英格兰，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加州。不过按照雷斯特·哈丁·洛斯的说法，他确实拜访了寇克斯在康涅狄格州的家。”

“什么时候？”

“不太清楚，但有可能是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或秋天，”我晃到柜台前，找到我的那本《一字一毛钱，划得来》，“洛斯是这么说的。‘我希望能够找到寇克斯那时写给我的信。钱德勒似乎到东岸与诺夫出版社的编辑商量，然后到寇克斯家停留了一两天。有天夜里他们开车去拜访一位叫福特诺或福蒂诺的朋友，同行的有哈米特和一个姓贺尔曼的女人。福特诺，还是福蒂诺——管他叫什么——显然酒藏甚丰，所有到场的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钱德勒随身带了本他的书，郑重其事地送给哈米特，在环衬上写下了华丽的题词。有意思的是，他从加州带了这本书，原本是要送给寇克斯当礼物，结果现在没书可以送他了！寇克斯对这件事的说辞极尽挖苦之能事，可惜他的信一定是在我们多次搬家中遗失了。’”

“‘姓贺尔曼的女人。’莉莲·贺尔曼？”

“正是。她一九三九年买下了硬地农场，哈米特在那里待了很久。农场离加特福旅舍虽算不上咫尺之遥，但开车也不超过两个小时。”

“我大概错过了什么，伯尼。洛斯什么时候提过加特福旅舍的事？”

“他没提。但是他提到了一个姓福蒂诺的人。”

“然后呢？”

“然后我在哈米特和钱德勒的传记里，寻找福特诺或福蒂诺的资料，但没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东西。我查看了达希尔·哈米特或莉莲·贺尔曼的财产里，是否有题赠版《长眠不醒》的迹象。我又查了拍卖记录，还打电话向书商中可能知道这类事情的人查询。我查了乔治·哈蒙·寇克斯的书信，找找看他是否跟其他任何人提到过这件事。”

“有吗？”

“有可能，但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哥伦比亚大学有寇克斯的一些文章，有位图书馆员帮了大忙，陪我花了几个小时细读，我发现了很多提到钱德勒和哈米特的地方，但没有什么能够确认钱德勒东岸之行的东西，更别提他跟哈米特的二度会面了。”

“我想他也没有提到福蒂诺。”

“恐怕没有。”

“也许整件事都是洛斯的幻想。”

“我也这么想过，”我承认，“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煤矿坑里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最后我放弃了，几个月后，我开始跟一个女人交往，她疯狂地迷恋着英格兰温馨的下午茶和露台上的尸体，然后我知道了加特福旅舍的一些事，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们，请他们给我一份简介。”

“而他们也给了。”

“他们给了，”我说，“而且令人印象深刻。先前我想要拿给你看，但我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没关系，伯尼。反正我要去了，还要简介做什么？”

“我差点也这么想。我很快浏览了一下，就知道那是带莱蒂丝同行的完美地点，所以何必费心读这个地方的历史？但里面写得很有意思，而且那天书店里也没什么生意。”

“和以往大不相同。”

“没错。所以我开始读，里面提到这块地转了好几手，最后，一个叫福雷斯特·福蒂诺的男人拥有了这份产业好几年。年代有点不确定，但他一定是《长眠不醒》出版后，一直到哈米特被美国陆军接受这段期间内的产业所有人。”

“这就大大提高了洛斯的可信度，对不对，伯尼？”

“是啊。我查了一下《泰晤士报》的索引，找到了一些有关福蒂诺的消息。他跟美伦家族的继承人之一结了婚，他自己也有来自家族的财产。他资助一些百老汇的演出，就在二战前几年，还很大方地资助左翼运动。”

“这让他跟贺尔曼扯上关系。剧场与政治。”

“这肯定能解释他们怎么会彼此认识。但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那本书怎么样了。”

“《长眠不醒》？”

“没错。我的看法是这样：钱德勒突然迅速拿出书并写下衷心的话，送给哈米特。哈米特是众人公认非常有礼的人，他收下书，好像那是通往天堂的钥匙。然后钱德勒跟寇克斯一家人回家，哈米特和贺尔曼回到硬石农场，或者一路开车回纽约。”

“而书留下来了。”

“那是我的猜想。”

“为什么，伯尼？哈米特不是该带着书吗？”

“他或许会带着，”我说，“如果他记得的话。当他离开加特福时，他可能醉得忘记了，或者不省人事了。”我摊开双手。“你看，我完全不能证明。他可能把书带回家了，读了几章，然后丢进了垃圾筒。他也可能借给了某人，然后某人又拿给别人，然后捐给教堂去义卖了。可能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它正在某个地下室或阁楼里腐烂。”

“但是你不这么认为。”

“是呀，我不这么想。我认为他把书留在加特福的桌子上了，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刻意的，我猜某个女仆把书塞到了图书馆的书架上。那里有一间很古雅堂皇的图书馆，简介里有张照片。书架直顶到十二英尺高的天花板。”

“你认为书就在那里。”

“我想可能是的。唉，从那时起，已经有很多人待过那座住宅了。僧侣、酗酒者、工人、访客等。其中一人可能拿走了《长眠不醒》。”

“伯尼，已经超过五十年了。”

“我知道。”

“我不觉得还有任何与之有关的人活着，有吗？我只知道哈米特和钱德勒都过世了，莉莲·贺尔曼也是。寇克斯和洛斯呢？”

“都死了。”

“福蒂诺和他妻子呢？”

“死了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超过五十年了。书怎么还会在那里？”

“房子还在，图书馆也是。简介里附有照片，书架上也塞满了书。我不认为艾格伦廷夫妇会只为了装饰，论斤称两地大量买书。我想那些书原先就一直在那儿。”

“而在某个地方，在一个很高的书架上收藏着——”

“《长眠不醒》，”我说，“有雷蒙德·钱德勒的签名，题献给达希尔·哈米特。搁在那儿，就等着有缘人。”

“我一直在想那本书。”她说，几个小时后我们已在饶舌酒鬼酒吧里了。

“我可以理解。我自己都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

“假设它真的在那里，”她说，“假设你也真的发现了它，那本身也算是个奇迹。”

“所以？”

“所以它值得吗？除了你确实很着迷以外，毕竟这种热情本身很难被明码标价。不过，如果以真正的金钱来计算的话——”

“它的价值？”

“对。”

我根本不必想。我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计算够多次了。

“《长眠不醒》是钱德勒的书中印刷数量最少的，”我说，“状况良好的第一版很稀有。如果附有书衣，并且也很完好，那么你拥有的书就能值上五千美元左右。”

“哦，这么多？”

“但这一本签了名，”我说，“大部分的现代小说，作者签名会使价格提高百分之十到二十。但钱德勒的情形不同。”

“是吗？”

我点点头。“他签名的书不多。事实上，当时的作家都这样，不像现在的作家。目前几乎每个有书问世的人，都会巡回全国，坐在书店里为每个光临的读者签名。”

“艾德·麦克班恩 [2] 也为我在他的新书上签过名，”她说，“我告诉过你，记得吗？”

“说了好几次。”

“嗯，我那天真的很兴奋，伯尼。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也是我的。”

“每当我读他的八十七分局系列，”她说，“最后都会对警察有新的看法。我看到他们是真实的人类，敏感、有弱点，而且，嗯，有人性。”

“他就是这样描绘警察的。”

“是啊。接着雷·基希曼走进门来，硬生生地把我拉回现实。我跟你说，我比较喜欢艾德·麦克班恩幻想中的世界，一旦遇见现实真人反而觉得毛骨悚然。那本书是我最骄傲的收藏。”

“我知道，但你不是他唯一签了名的人。他签了好几千本书，当今大部分的作家也是。在哈米特和钱德勒的时代，作家只会替朋友签名。而钱德勒甚至不会这么做。”

“没有吗？”

“很少。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或许会送你一本书，但是他不会签名，除非你要求他。所以，一个真正的钱德勒签名，本身就非常珍贵。如果是签在后来比较普及的书上，会使价格提高个几百块到两千块。但是签在《长眠不醒》上，就会让价值倍增。”

“所以现在是一万美元了。”

“而且还不只如此。如果洛斯说的是真话，钱德勒不仅是在给哈米特的书上签名，他还私人题献给哈米特。”

“这有差别吗？”

“题献的事很有意思，”我说，“如果题献的对象只是乔·苏墨，那这本书还不如只有签名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伯尼？”

“哦，想想看，”我说，“如果你是个收藏家，你会想要一本特别题献给某个无名小卒的书吗？还是一本只有签名的书会让你比较高兴？”

“我觉得我不会在乎是哪一种情况。”

“你不是个收藏家。收藏家会在乎。”我想到了一些品位比较独特的顾客，“什么事都在乎，”我说，“相信我。”

“我相信你，伯尼。那一本题献给席德·苏墨的书呢？他是乔比较有名的兄弟。”

“我们正要讲到这一点。只要题献词提到的人很有名，这本书就变成手迹珍本了。”

“这很好吗？”

“不坏，”我说，“至于有多好，要看这个人是谁，还有他或她和作者的关系。一本由雷蒙德·钱德勒题献给达希尔·哈米特的书，在美国犯罪小说里，算得上是终极的珍本了。”

“说个底线吧，伯尼。”

“假设书和封套都是接近崭新的状态，假设笔迹能够确定是钱德勒的——”

“假设所有的事，伯尼。说一个数吧。”

“提醒你，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我们现在谈的是唯独仅有的东西，所以谁能知道它值多少？”

“伯尼——”

“大约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

“只是概略数字。”“两万五千美元？”

我点点头。

“美元？”

我又点点头。

“你销赃的时候可以得到几成？”

“你不必拿到黑市去卖，”我说，“因为没有人说它被偷了，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你可以走到任何顶尖的拍卖商面前，把书放在桌上。”

“他们问你从哪里得到的时候怎么办？”

“你在车库拍卖场上找到的，或者在廉价书店的两本二十五美分的架子上发现的。管他的，我是个书商。我可以说是在一箱杂物底下找到的，而且我以为是本读书俱乐部的重印本，直到我仔细看了它。你甚至根本不必说这本书是怎么到你手上的。你只要给个高深莫测的微笑，然后保持沉默。”

“所以你最后可以独得全部的两万五千美元。”

“或者更多，如果你能进入苏富比的拍卖会，而且有两个狂热人士都决定要拥有它。”

“哇。”

“但首先没有任何证据保证它真的存在，”我说，“而且即使真的有，也可能早就不见了。或者，它还在那里，完全为了我们而存在，但因为已经被收藏了起来，你也可能翻遍了整个屋子都找不到。”

“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伯尼。”

“那就是我的打算。”

“两万五千美元。”

“很可能没那么多，你知道。也许书衣不见了。也许书脊模糊了。也许书页已经缺角。也许被虫啃过。”

“也许有个小孩把所有的‘O’都涂上了颜色，”她说，“也许有个疯狂植物学家把树叶压在了书里面。管他呢，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看，伯尼。”她看着我，“如果我们不去，一定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1] 乔治·哈蒙·寇克斯（George Harmon Coxe，1901—1984），美国侦探小说家。

[2] 艾德·麦克班恩（Ed Mcbain，1926—2005），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新星出版社出过其八十七分局系列作品中的《恨警察的人》《小提琴手们》《莎迪死时》和《侧耳聆听》。

5

我们在惠特汉姆换乘站的月台上等了一会儿。往帕特斯吉尼克的慢车轧轧作响地驶进车站，待它再度嘎吱嘎吱地离开时，我们已经在上面了。这辆小火车的行驶方向是东北方，随着车轮不断转动，地势也越来越崎岖，越来越荒远偏僻，雪也下得更大了。

当我们抵达帕特斯吉尼克时，天色已经暗了，而且雪积了好几英寸深。卡洛琳双手捧起雪，做了个雪球，看看四周想找个投掷的目标。唯一见到的是辆切诺基吉普车，侧边拙劣地写着：布克出租车服务。你不能向出租车丢个雪球，再期待司机欢迎你，于是她耸耸肩，把雪球抛到身后。

“嘿！”

“抱歉，伯尼。我不知道你在那里。”

“嗯，我以前也没来过这里。欢迎来到帕特斯吉尼克。”

“像是科兹沃茨 [1] 的小村庄，不是吗？齐平坎登之类的。”

“萨丁波德汉姆。”我提议道。

“简·马普尔 [2] 小姐可能会住在那些舒适的小农舍里，伯尼。她会做些编织，在花园里拨来探去，四处解决谋杀案。”

“农舍？我没见到什么农舍。”

“这么大的雪当然见不到了。不过我相信是有的。我们的出租车也是。你认为他会跳出车来，帮我们提行李吗？”

我们走过去，敲了敲他的挡风玻璃，他终于出来了。我告诉他我们的目的地，他从驾驶座里爬出来——那是个矮胖、宽肩膀的家伙，两眼间的距离比一般人窄，穿着一件古怪的橘色伪装狩猎夹克，这种颜色会让鹿不容易看到你，也让其他人难以直视。他轻松地将我们的皮箱放入吉普车的行李箱，然后小心翼翼地望着拉菲兹的猫笼。

“你这儿有只动物。”他说。

“是只猫。”我表示同意。

“我不搬运动物。”

“这太荒谬了，”我说，“它不会破坏你的车。”

“这不是车，是吉普车。”

“即使这是一辆全新的迪尔牌拖拉机，”我说，“它也不可能造成破坏。它关在里面出不来，甚至无法把爪子伸到笼外，所以——”

“我不反对运送动物，”他说，“我的原则是我不搬它们。”

“搬它们？”

“哦，我的天哪！”卡洛琳说着提起猫笼放进吉普车里，安顿在两个箱子中间。司机关上后备箱的盖子，走到车前，攀上驾驶座，卡洛琳和我进入乘客座位。

“或许对你们来说很奇怪，”他说，“但人总要有原则。人们会让你搬各种家畜。如果你今天搬了只猫，明天就要搬匹马了。”

我偷偷瞧了一眼拉菲兹。它现在是只猫，而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它明天会变成一匹马。

“雪下得非常大，”我们的司机说，发动引擎，将车驶离路边，“你们在一辆四轮车里，真是幸运。”

“比两轮的好？”

卡洛琳用胳膊肘抵了我一下。“四轮驱动车，”她说，向前倾身，“你觉得我们会遇到大风雪？”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雪下起来又沉又多。不过，我会载你们到加特福。这辆车几乎可以应付一切状况。但是不能带你们过桥。”

“桥？”

“那里有个停车场，”我解释道，“必须在那里下车，步行过桥，然后再几步路就到旅舍了。”

“四分之一英里，”司机说，“那边有台推车可以拖行李。我想你们可以把动物放在里面。”

“没问题。”卡洛琳告诉他。

去往加特福的路有点像朱迪·嘉兰 [3] 的歌。越来越崎岖，越来越孤寂，越来越艰难。雪不断落下，吉普车也确实禁得起考验，驶过没有车辆到过的地方。我确实不应该称它是辆汽车。

“加特福路，”司机宣布，踩下刹车，向左转，有条单车道宽的路穿过浓密的树林，“一小时内才犁过。那个年轻小伙子做的。”

“年轻小伙子？”

“奥里斯，”他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不是吗？”他用食指意味深长地敲了敲头。“奥里斯是有点儿迟钝。不过，总算能干活儿。这点是该承认。但我绝不相信那些故事。”

“故事？”

“你听到的连一半都不能信，”他说，“最好还是让这个男孩清清车道上的雪，不要把他一辈子关起来。”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卡洛琳好奇地问，“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应该说，我从来就不相信飞短流长的事。”

卡洛琳开始追问这个话题，直到我们在一块空地旁停下车来为止，那里停了八到十辆汽车，还有一辆半吨的平板卡车，以及一辆车头装有铲雪机的吉普车。

“如果你们开自己的车来，”他说，“你们就得把车停在这儿，但很可能车就陷进去跑不动道儿了，除非是四驱车。”

我正在计划提议这个怪人是否可以破例行个方便，开车送我们过桥，到门口再放我们下来。但看一眼那座桥就知道这完全不可能。桥比吉普车还要窄，事实上比任何比购物推车大的四轮车辆都要窄，而且以缆绳悬吊，跨过一座深谷。

司机熄掉引擎，我下车走到深谷的边缘，或者说走到我敢靠近的地方。我看不到下面的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很安静。”我说。

“乌贼骨溪。已经结冰了。就算现在还没结冻到溪底，日出前也会的。”

“桥安全吗？”卡洛琳想知道。

“好问题，”我说，“当然安全。”

“很强韧的绳子。”他说。

“很强韧的绳子。”我附和道。

“说到绳子，”他说，“下雨了，是不是？湿气渗到绳子里，然后天气变冷，结冰。绳子就会变脆，是不是？”

“是吗？”

“脆得像根树枝。”他说。

“呃……”

“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他很满意地说，“在变成那样之前你们最好先过去。看到推车了吗？把行李放在里面，还有你们的动物。”

“看，”卡洛琳说，“这是一辆吉普车，对吧？不是一辆车，是辆吉普车。”

他望向她。

“嗯，它是一只猫，”她说，“不是一只动物。所以不要叫它一只动物。请尊重一些。”

他没有再叫它一只动物，但也没有叫其他名称，或再说半句话。我想卡洛琳是把他吓哑了，而我真希望她早一点这样讲。他打开吉普车后备箱，卸下我们的行李，然后默默地退后一步。不过反正无论是叫猫、动物、还是四驱哺乳动物都一样，最后还得由我们自己来运。

我们拿了两辆红色的小推车，载着拉菲兹和行李走过桥，沿着蜿蜒的小径抵达了加特福旅舍。比起我盗贼生涯里必须做的某些事，过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危险，但是走在摇摇欲坠、可能让你滑倒的桥面上，确实很吓人。

卡洛琳想知道峡谷有多深，我问她这有什么差别。“无论知不知道，”我说，“还同样是这条摇晃的桥。我们还是得过去。”

“我只是想知道我们掉下去的话会有多深，伯尼。”

“你不会掉下去的。”

“我知道，”她说，“但是如果掉下去的话，是会有瘀青、骨折，还是变成一摊肉酱？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脚下是无底深渊，但是很可能只有五六英尺深。”

我没吭声。

“伯尼？”

“我正试着假想无底的深渊，”我说，“那会是什么模样？”

“伯尼——”

虽然我觉得拉菲兹也很讨厌这座桥，但我们再度脚踏实地时，它似乎并没有变高兴。哀泣的声音从猫笼里传出来。我很好奇它是否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雾，我倒是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气。

通往旅舍的路才刚清理过，我很怀疑在铲雪车停在桥另一端的状况下，奥里斯是怎么办到的。我们转了个弯，旅舍就在眼前了，每扇窗户都透着亮光，一柱烟从烟囱里升起。靠近前门入口处有两根柱子，其中一根旁边立着一台吹雪机，顶端已经盖了层一英寸厚的新雪。

“奥里斯不可能太迟钝，”我说，“如果他知道怎么操作这些东西的话。”我把行李搬到玄关，连同猫笼放在一起。“我搬了动物，也为乡巴佬停了车，现在推车怎么办？”

她指了指，我看到一大群红色推车，和桥那端的推车一样。我将推车停在其他推车旁。“现在它们可以好好闲聊八卦了，”我告诉卡洛琳，“它们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她翻了个白眼。我按了门铃，就在我打算再按一次时，厚重的门向内开启了，一个身材粗壮、留着一头蓬松暗金色头发的年轻人扶着门。他的眼神好似前额刚被板砖拍过的人一样。他示意我们进去，伸手提起行李，然后放在柜台前，这时一位高大的绅士带着教养良好的微笑出现在了柜台后头。

“欢迎，欢迎，”他说，“天气糟透了，不是吗？如果收音机里的说法可信的话，恐怕我们还有得瞧。你们来这儿的路上很辛苦吧？”

“没那么糟糕。”

“啊，真是勇气可嘉。”他这话说得好像我刚刚咬牙打完一场闪电战似的，“但容我正式欢迎两位光临加特福旅舍。我其实是你们的房东，奈吉尔·艾格伦廷。两位想必是——”

“伯纳德·罗登巴尔。”

“我正想着您是罗登巴尔先生，虽然您也可能是利托费尔德先生。不过利托费尔德一家预定到达的时间至少要等到一小时之后了，雪下成这样，他们可能更晚才会抵达。”思及此，他皱了皱眉，随即又容光焕发地朝卡洛琳微笑，“这位必定是莱蒂丝·朗塞伯小姐了。”他说。

“哦，不是，”我说，“这位是卡洛琳·凯瑟小姐。”

“的确，”他说，“当然是。啊，罗登巴尔先生，凯瑟小姐，让我看看我们为您安排的地方。”他查了登记簿，抓住一支铅笔，用橡皮擦那头涂去莱蒂丝的名字，用另一头记下卡洛琳的名字，边写边说我们一定饥肠辘辘了，晚餐时间事实上已经过了，但餐厅里会有为我们准备的食物，只待我们先到房间，梳洗整理一番。

“我们安排两位住奥古斯塔姨妈的房间，”他说，“我想你们在那里会相当舒适。”

“我相信会非常舒服，”卡洛琳说，“但是奥古斯塔姨妈怎么办，她要睡在走廊吗？”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像卡洛琳说了令人忍俊不禁的话。“哦，那只是我们的称呼方式，”他说，“我们将所有卧房都以朋友和亲戚的名字命名了，当然如果奥古斯塔姨妈来访的话，我们会非常高兴让她住她的房间。不过这可能性极小。她目前在哈本顿的疗养院里，真是不幸。”

“这太糟糕了。”

“但我认为如果她看过这个房间的话，一定会很喜欢。希望两位也会喜欢这个房间。那是西西的最爱。”

“西西？”

“我妻子。她全名是西西莉亚，但是没有什么比童年昵称更惹人喜爱了，不是吗？你们的房间从那座楼梯上去，沿着通道往左走，再一直往前走就到了。两位需要帮忙提行李吗？”

“我们可以自己来。”

“如果两位确定的话。我原想派奥里斯随行，但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眯起了眼睛，“咦，那是一只猫吗？”

这点很难否认，上文提及的这只动物才刚喵了一声宣告自己的存在，像是粉笔刮在黑板上的声音。“它是只马恩岛猫，”我说，“叫拉菲兹。”

“当然了。”他说，“而且它当然是位十足的绅士，嗯，懂得如何绅士地解决一些生理需求。”

“当然。”

“那么我确信它在这里会像在家一样自在，”他和缓地说，“我也确信我们会很高兴有它做伴。”

“真好，所有的房间都有名称，”卡洛琳说，“比起只有号码的房间温馨多了。”

我站在南边，看着雪花飘落。雪对此事显然态度严谨。

“这样也比较有挑战性，”她接着说，“如果他们安排我们住进二十八号房，那么我们就知道该去二十七和二十九号房中间找。但是谁知道要怎么在罗杰叔叔和比阿特丽斯表妹中间找到奥古斯塔姨妈？”

“而且穿过走廊直接和安德鲁斯牧师面对面。”

“如果你问我的话，这听起来有点不太体面。或许其中自有道理，但是你要有一份家族族谱，才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这是个很棒的房间，伯尼。不错，是吧？吊顶天花板，壁炉，窗户外正对着——正对着什么，伯尼？”

“雪，”我说，“说好的全球变暖呢？”

“那是夏季特供的。无论如何，我才不管现在的雪有多大呢，反正我们在里面。比起我在阿伯巷的家——窗户望出去只有防火梯和一整排垃圾桶——我宁愿看雪。你知道吗，伯尼，这房间只要再添一样东西，就非常完美了。”

“什么东西？”

“第二张床。”

“哦。”

“我的意思是，这床真的很美，有四根床柱、印花布顶篷，全套齐活了，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她跃上床，踢掉鞋子，身体舒展开来。“甚至比看起来还要好，”她发表感想，“如果你是位美女的话，我除了与你分享外也不做他想了。他们搞错了，对吧？你跟他们说了要两张床吗？”

“我想应该说了。”

“‘应该说了’就是没说，对吧？”

“我是想说的，卡洛琳。”

“你是想说。”

我叹了口气。“我预订房间时，”我说，“是为我和莱蒂丝订的，而我要求的是双人床。事实上，我特别提到一定要有双人床。”

“我敢说你一定这么做了。”

“付定金的时候，我将这点写在纸条上，连同支票一起寄了。”

“然后莱蒂丝决定结婚去了。”

“没错。”

“然后你带我来当替补。”

“来解救球赛，”我说，“我也意识到如果有两张床，我们会比较快乐，然后我开始打电话，而我觉得像个白痴。‘嗨，我是伯尼·罗登巴尔，R—H—O，没错，我会依照预定行程在下周四抵达，但我要两张床，而不要双人床。哦，顺便一提，朗塞伯小姐不与我同行，换成凯瑟小姐。’”

“我懂你的意思。”

“我想我会等到想出个优雅的办法后才来解决，但我还在等。你瞧，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卡洛琳。我们两个都不会在半夜变成性爱疯子。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共用一张床。”

“我只是怀疑我们是否睡得着。这张床很舒服，但是中间有凹陷。我们很可能会不断滚到对方身上。”

“会有办法的，”我坚持道，“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会轮流睡觉 [4] 。”

“我带了睡衣。”

“我的意思是我们轮流睡觉。午夜是我去检查图书馆书架的最好时机。”

“这不会让人起疑吗，伯尼？”

“为什么会？失眠时你还会做些什么？你会找本好书来读。”

“最好是本有签名的首版。所以你打算晚上起来？”

“非常可能。”

“所以我会在闹鬼的屋子里孤身一人。”

“为什么你会认为房子闹鬼？”

“如果你是个鬼，伯尼，你会放过像这样的地方吗？墙壁倾斜，地板吱嘎作响，每回风一吹，窗玻璃就响个不停。你简直可以挂一块招牌：‘征求鬼魂——工作环境理想’。”

“嗯，我倒是没见到任何这类招牌。”

“当然没有。岗位已经招满了。我会在这里清醒地躺着，而你会在楼下找寻《长眠不醒》。伯尼，看看拉菲兹，它像个等待孩子出生的爸爸一样来回踱步。帮它打开浴室的门，好吗？”

我开了门，迎面看到一整排大衣挂钩。

“伯尼，别跟我说。”

“这是幢地道的老式乡村住宅。”我说。

“所以他们没有浴室吗？”

“他们当然有浴室。”

“在哪里？”

“走廊里。”

“哎，”她说，“我很高兴我们不是在某个毫无人性的现代度假胜地，有编号的房间，分开的两张床，平整的地板，还有不会作响的窗户和独立卫浴。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忍受那种没有灵魂的体验。”

我打开通往走廊的门，跟着拉菲兹出去。我回来报告浴室就在走廊那头，爱德蒙叔叔房和佩特拉舅妈的中间。“拉菲兹似乎不在意那是公共盥洗室，”我补充道，“它发现那刚好合适。”

“它自己怎么去那儿，伯尼？如果门关起来，它没办法转开门把。”

“如果门关着，”我说，“那就意味着有人在用，它就要等着轮到它为止。如果盥洗室没人，你就让门半开着。公共盥洗室就是这么用的。”

“那这扇门怎么办？”

“什么？”

“它半夜里怎么出去？”她说，“如果我们的门关着。”

“真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带个猫便盆。”

“它受的训练就是要用厕所，像人一样，你不能再要求它不这么做。”

“你说得对。那我们就让门留个小缝。”

“太好了，”她说，“你到楼下去，鬼魂在走廊上拖着链条，而我在这里躺在漆黑之中，门还开着，等着年轻小伙子来床上谋杀我。这真是越来越棒了。”

“‘年轻小伙子’是指的奥里斯？为什么他会在床上谋杀你？”

“因为我会在床上，”她说，“除非我躲在床底下。”

“但是为什么你会认为他——”

“‘最好还是让这个男孩清车道上的雪，不要一辈子关起来。’你以为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得把他关起来？”

“但这就是重点，卡洛琳。他们没有把他关起来。”

“显然他们在心里考虑过，”她说，“然后决定不这么做。你认为是什么事让他们有了这种想法？”

“他显然有点迟钝，”我说，“因此，也许有人曾想将他送到疗养机构去，但最后决定最好还是让他在外面为社会贡献一分力量。”

“比如说清理车道的积雪。”

“担任普通杂役。”

“还有躲起来，”她说，“流着口水，然后带着斧头偷偷溜进奥古斯塔姨妈房里。”

“有时候，”我说，“人会胡思乱想是因为饿了。”

“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想喝一杯，而有时候两者都是。”她起身离开床，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拂去运动上衣上假想的线头。“来呀，”她说，“我们还等什么？”

在这一切之后，我本来以为晚餐会是场灾难——比如说，半生不熟的烤牛肉，还有煮得烂透的蔬菜。不过我们到楼下以后，遇见了一位有轻柔金发、饱满如花栗鼠的双颊、幸福洋溢的女人时，前景似乎有所改善。“罗登巴尔先生和太太，”她说，笑容可掬，有谁忍心纠正她呢？“我是西西·艾格伦廷，衷心希望你们在奥古斯塔姨妈房里很愉快。我自己认为那是最舒适的房间。”

我们向她肯定那间房的确很迷人。

“哦，我真高兴你们喜欢，”她说，“现在，我们正在餐厅替两位准备迟来的晚餐，但也许你们会想先在吧台停留一会儿？奈吉尔对他挑选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很有自信，如果你们对这类东西有兴趣的话。”

我们承认对此有点学术上的兴趣，然后直奔吧台。“比较不同的威士忌时会遇到的麻烦，”当我们终于移步到餐厅时，卡洛琳说，“就是当你啜饮第四杯时，已经不可能记得第一杯的味道了。所以你只好回头重来一次。”

“接着不久之后，”我说，“你就会记不得其他事情。比如你的名字。”

“嗯，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所以为什么我要记得？我在一小时前才来到这里，然后我就已经是朗塞伯小姐和罗登巴尔太太了。我等不及要看接下来会怎样了。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说，“我闻到了很棒的味道。”

确实很棒。浓郁可口的汤，长叶莴苣与波士顿莴苣，加上核桃和莳萝沙拉，还有一片肥厚肋排配上香脆的迷你烤马铃薯。女侍者是位活泼的乡村女孩，很可能是奥里斯的姐妹（或是妻子，或两者都是），我们还没要求，就为我们送上了黑麦酒，每回杯子空了，就为我们添酒。

点心是某种水果饼，上头淋了卡洛琳说应该是凝脂奶油的东西。“你看看，”她说，“你可以在上面浮一块司康饼，甚至在上面浮个石头司康。伯尼，忘掉我说过的一切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我们到这里开始。你知道吗？我才不管这幢房子有没有闹鬼。无论如何，如果鬼知趣的话，就不会接近我们的房间。它会在厨房徘徊。伯尼，这是我至今吃过的最好的一餐了。”

“你知道大家怎么说的。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剂。”

“我已经饿到可以吃鞋了，”她说，“我承认这点，但这还是不可思议的一餐。你相信吗？咖啡很好。我原来打算点茶，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人没办法煮出像样的咖啡。但这太好了。你要如何解释，伯尼？”

“也许他们不是直接从英国来到这里的，”我猜想，“也许他们在西雅图停留了一会儿。”

“一定是这样，”她说，用餐巾擦了擦嘴，“看看我，伯尼。几杯香槟，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就认为自己已经死了，进了天堂。我跟你说，我喜欢这里。我很高兴我们来了。”

[1] 科兹沃茨（Cotswolds），英国西南部丘陵地带。

[2] 简·马普尔（Jane Marple），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一位乡村女侦探。

[3] 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1969），美国女演员。三岁开始在剧院演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米高梅公司。她四十七年的人生中有四十五年在工作。

[4] 原文为sleeping in shifts，shift又指内衣，所以这句话又有穿内衣睡觉的意思。

6

晚餐后，我们一个个房间闲逛，想弄清楚加特福旅舍一楼各个房间的位置。天哪，竟然有那么多房间，每个房间还似乎都通往另一个房间。我们从一间叫东厅的客厅开始，如果我事先没看过简介手册里的大图书馆，或许会误认为东厅就是图书馆。壁炉两边的墙壁上，都有从地板直抵天花板的书架。其他墙面陈列了各种纪念品——交叉的长矛、西非的仪式用面具，以及填字游戏里才会出现的动物头制成的标本，应该是只剑角羚羊。

一个大书橱上还有更多的书，以一对愁容满面的铜制林肯坐像书挡支撑着，花纹图案的沙发旁还有旋转书橱。

“这里到处都有书，”卡洛琳喃喃自语，“你看过我们房间里的书橱了吧，有吗？”

“没有。这让我想起我的特价书桌。”

“没有《长眠不醒》吧？”

“只能打个大呵欠。大部分是新式的平装书。去年的畅销书。那种你会带着去度假，回家时就扔掉的书。”

“如果你看完了的话。”

“或者甚至你没看完。”我说。

我们停下来，与爱德华·布朗特-布勒上校谈话，他是位面色红润的绅士，穿着斜纹棉布长裤，斜纹软呢的诺福克外套。晚餐前，艾格伦廷就在吧台那儿为我们介绍过彼此，那时他显然是在单一麦芽威士忌中流连忘返。现在他移步到对面墙边，评论狩猎战利品高贵的本质。

“这是角，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肯定是一脸困惑的样子。“这角，这角，”他说，“这修长、优雅而削尖的角。少了角会像什么样子，嗯？”他伸出一根手指，指节因为关节炎而肿大。“我告诉你们，”他说，“看起来就像血淋淋的母山羊。”

“我宁愿是只活的母山羊，”卡洛琳说，“也不想被哪个呆子射杀，把我的头钉在墙上。”

“啊，”他说。“嗯，你是个女人，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向你保证。但是温柔的女性拥有比较实际的性格，眼界比较浅短。最好是咀嚼青草，生产乳汁，也不要挨子弹，嗯？”

“如果选项就是这些，”她说，“我不必思考很久再做决定。”

“少了它的角，”上校说，“我们的跳羚就会继续吃草，直到年老体衰时，轻易成为狮子或鬣狗群的猎物。它的骨头就会在炎热的非洲太阳底下白化。世界早已遗忘了它。”他指了指高挂着的头。“相反，它活了下来，”他宣告，“在它寻常的生命期限以后，还过了无数年。这是一种不朽，不是吗？不是你或我会选择的方式，却是它能做的最佳选择。”

“一只跳羚。”我说。

“而且很美丽，先生，您不觉得吗？”

“你确定它不是只剑角羚羊吗？”

“几乎不可能。”

“或者是只高地山羊，”我提出建议，“或是只霍加狓，甚至是一只角马。”

“它们都是美丽的兽类，”他说，“但我们这位朋友是跳羚。我可以向你保证。”

客厅里，墙壁上挂满了《名利场》里由斯派和阿佩绘制的经典插画，没有任何被制成标本的头。不过，还是有书，塞满了一套三层的玻璃橱，另外还有一对帆船形状的书挡支撑着一堆书。

我很快浏览一遍这些书，卡洛琳则在翻阅一份去年的《城镇与乡村》。我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落座时，她合上杂志看着我。

“这些书比较好，”我说，“精装本小说，大部分书龄有五十至八十年。有些侦探小说，全都是现在已经没人读的作家写的。有许多普通小说，詹姆斯·法雷尔，他的‘丹尼·欧尼尔’四部曲里的一本。还有厄普顿·辛克莱的《拜金艺术》。”

“它们有价值吗，伯尼？”

“他们都是重要的作家，”我说，“但是没有人喜欢收集他们的作品。再说书衣也早就不见了。”

“早就不见了？你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些书在这里。”

“你说得没错，”我说，“我直接跳到了结论，判断的事实基础是这个书橱里除了两三本以外，其他书的书衣都不在了。”

“所以这些书很幸运是在屋里面，伯尼。这种天气会把空白的扉页都冻飞了。”

她指着窗外。“雪还在下。”

“是呀。”

“你几乎没有看那些书，伯尼。你只是花了几秒钟扫过每个书架，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了。”

“嗯，我是做这行的，”我说，“如果你也每天看着书进进出出，就知道诀窍了。”

“有道理，伯尼。狗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更简单的是，”我说，“我还知道要找的是什么。我只是要找一本书，所以不需要仔细盘点一切。一旦我知道自己不是在找雷蒙德·钱德勒，我就可以停下来看看别的东西。”

“像是只跳羚，”她说，“如果它真是跳羚的话。”

“它还会是什么？”

“你说了一大堆别的东西，伯尼。你不希望它是跳羚。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种非洲羚羊？”

“我知道的全都是从填字游戏里学来的，”我说，“那也正是我认为它不是跳羚的原因。看在上帝的分上，它有九个字母长。你上次在填字游戏里见到跳羚是什么时候？”

“你应该跟上校说明这一点。你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吗？我猜那就是你所谓的正统绅士腔调。”

“我猜是。”

“如果他更像英国人的话，”她说，“他就根本就无法讲话了。这太棒了，伯尼。不仅加特福旅舍好像是英国侦探小说场景的重现，连客人也好像是直接从书里走出来的一样。就此而论，上校太完美了。他可能是简·马普尔的邻居，在印度干完杀人事业后，最近退休来到圣玛丽米德。”

“射杀人和跳羚。”我说。

“还有我们在缝纫间遇到的那两位女士，迪蒙特小姐和哈德斯蒂小姐。虚弱的迪蒙特小姐和外向的哈德斯蒂小姐。”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说。“我分不太清她们两个 [1] 。”

“上帝也没办法，伯尼。”

“什么？”

“把她们掰直。”

“哦，你觉得她们是同性恋？”

“如果这是部英国侦探小说，”她说，“而不是真实生活的话，我宁愿假想迪蒙特小姐是个富裕的病人，而哈德斯蒂小姐是她的同伴。她们的关系仅止于此。”她皱着眉，“当然。在最后一章会揭晓轮椅只是个道具，而迪蒙特小姐其实可以像只跳羚般跳来跳去，或是像其他你从填字游戏里学到的那些动物。这是因为书里的事情从来不会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但在真实生活中，事情正是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而她们看起来像女同性恋？”

“嗯，这又不是X光才能照出来的事，不是吗？哈德斯蒂是那种喜欢勾肩搭背的假小子，而迪蒙特则是那种闷骚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你想要记得谁是谁，可以试试看押韵法。迪蒙特是爱不得，而哈德斯蒂是无人能敌。事实上——”

一股微小的自然力量闯进房间，卡洛琳中断了这句话。我们先前在另一个房间里——别问我是哪个房间——见过她，但那时她与双亲同行。现在她独自一人。

“嗨，”她说，“我们见过吗？我见过两位，但我相信我们还未相互介绍。我是米莉森特·萨维奇。”

“我是伯尼·罗登巴尔，”我说，“这位是卡洛琳·凯瑟。”

“非常高兴认识你。你结婚了吗？”

“没有，”卡洛琳说，“你呢？”

“当然没有，”米莉森特说，“我只是个小女孩。所以我才可以问这些鲁莽的问题。猜猜我几岁？”

“三十二岁。”卡洛琳说。

“认真一点。”小孩说。

“我讨厌猜谜游戏，”卡洛琳说，“你一定非要我猜不可吗？嗯，好吧。十岁。”

“你猜十岁？”她转向我，“你呢，伯尼？”

“十岁。”我说。

“她已经猜十岁了。”

“嗯，我也是猜十岁。你到底几岁，米莉森特？”

“十岁。”她说。

“那我们猜对了。”卡洛琳说。

“是你猜对了。他只是跟着你猜。”

“你很失望我们猜对了你的年纪吗？”

“大部分人会认为我大一些。”

“那是因为你看来比较早熟，可能会让他们猜你是十二或十三岁。但是如果你真是十二或十三岁，就不必装大人样了，你显然故作如此。所以这样考虑的话，你大概是十岁，我便猜你是十岁，而我猜对了。”

她看着卡洛琳。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小孩，金黄色的长直发，德尔夫特瓷器 [2] 般湛蓝的眼睛，下巴上有一道半英寸长的新月形疤痕。“你是这么猜的吗？”她想知道，“你在嘉年华里专门猜人的年纪吗？”

“这倒是不错的副业，”卡洛琳说，“但是要进入这行十分困难。我是个犬类美容师。”

“那是什么？”

“我开了一间替狗美容的沙龙。”

“那听起来很酷。你最喜欢什么品种的狗？”

“我想是约克夏。”

“为什么？是因为外表还是个性？”

“体积，”她说，“要洗的部分比较少。”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她转向我，“你呢？”

“我怎么样？”

“你做什么？你也是个狗美容师吗？”

我摇摇头。“我是个贼。”

这引起她一阵咯咯大笑。“一个贼，”她说，“哪一种贼？偷猫的贼吗？”

“那是最好的一种。”

“嗯，这里有一只猫，”她说，“就等着有人来把它偷走。但是恐怕它的尾巴已经被人偷了。”

“那是我的猫。”我说。

“真的吗？它是只马恩岛猫吗？”

我点点头。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真的马恩岛猫，”她说，“你是在马恩岛找到它的吗？”

“很接近。是在曼哈顿岛。”

“他们让你带它来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允许带宠物。”

“它不是只宠物，”卡洛琳说，“它是个雇员。”

“在卡洛琳的沙龙，”我很快地说，“贼没有雇员，不论是人还是猫。但是在沙龙里有很多粮食，老鼠会到处咬各种东西。拉菲兹的工作就是阻止它们。”

她追问，如果拉菲兹是只工作猫，为什么现在它不留在岗位上，保护食物不受鼠类侵害？我告诉她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它需要伴儿，”卡洛琳说，“我们要到星期天晚上才回去，甚至可能要星期一才回去。如果你的父母留你一人在家那么久，你会怎么样？”

“我不在乎。”

“嗯，你不是猫。”卡洛琳说。米莉森特同意她不是猫，然后我问她靠什么为生。

这又引起她一阵咯咯地笑。“我什么都不做，”她说，“我是个小女孩。”

“你是英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我们住在波士顿。”

“你讲起话来像英国人。”

“是吗？”她微笑着，“这是装假。”

“你的意思是假装。”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我对英国也很着迷。我的前世一定是英国人。你知道我认为自己是谁吗？”

“我敢打赌一定不是个厨房女仆。”

“简·格雷 [3] ，”她说，“或者可能是安妮·博林 [4] 。她们是女王和王后，你知道的。”她向前倾身，眯起眼睛，“而且她们都被处死了。”

“嗯，我其实不认为——”

“哦，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她很轻快地说。“但是我喜欢看《大师剧坊》，以及PBS上所有的英国节目，而且我在学校每次拼像‘colour’和‘harbour’这样有U的字，还有像‘programme’有两个M和一个E的字时，都会被老师大声指正。但我认为这样拼好多了，不是吗？”

“我想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卡洛琳说。

“而且我喜欢来这里，”米莉森特继续说，“这是我们第三次来加特福旅舍了。这次我有自己的房间。我住在罗杰叔叔房。就在你们旁边，因为你们住在奥古斯塔姨妈房。”

“你怎么会知道呢？”

“哦，我什么都知道，”她说，“大家会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就像我知道你是贼，伯尼，而且我打赌这里没有其他人知道。”

“或许这可以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卡洛琳提议。

她做了个用钥匙将自己的双唇锁起来的手势。“我的嘴封起来了，”她说，“只有伯尼能开锁。如果我被锁在罗杰叔叔房外面，你可以让我进去。除非我不愿意。”她拉出绕在颈上的一条线绳，展示挂在上头晃动的钥匙。“我从来没有住过奥古斯塔姨妈房。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全家人都住在楼上的牧师招待室。那是最大的一间卧房，有三张床。你们有几张床呢？”

“最多一张。”卡洛琳说。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牧师房已经有人住了，他们要让我们住可怜的麦塔维什小姐房，但是房间太小了。我爸爸说那是他的底线，而我妈妈说或许该是我有自己房间的时候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

“你可能说那太美妙了。”

“你怎么知道？不管怎样，奈吉尔让爸爸妈妈住在露辛达房，而我就自己拥有整个可怜的麦塔维什小姐房。”

“他们为什么这样叫它？”卡洛琳问，“可怜的是房间，还是麦塔维什小姐？”

“我想一定是麦塔维什小姐，”这孩子说，“因为那是个完美可爱的房间。墙壁是鲜黄色，让人感觉很愉快。麦塔维什小姐一定是家庭教师，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一定有人伤了她的心。”

“是管家。”卡洛琳这么猜道。

“他是个粗鲁的家伙，”米莉森特表示同意，“或者是个无赖。粗鲁和无赖之间有区别吗？”我们都不知道。“嗯，不管是哪个，”她说，“他一定是个卑鄙的人。而麦塔维什小姐——”

有个女人突然走进房间，看来有些苦恼，打断了她的话。“你在这里，”她说，“米莉森特，我一直到处找你。你该上床了。”

“我不累，妈妈。”

“你永远不觉得累。”萨维奇太太不满地说。意思是她自己经常感到疲累，而这大部分是米莉森特的错。她叹口气，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希望她没有弄得两位快要发狂，”她说，“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好小孩，除了她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时候。”

“哦，妈妈，不是苏格兰玛丽女王。”她转动眼睛，“妈妈，这两位是伯尼和卡洛琳。他们住在奥古斯塔姨妈房。”

“那是个很好的房间，不是吗？很高兴认识两位。我是利昂娜·萨维奇。我丈夫克雷格就在这附近，但别问我在哪里。”

我们说很高兴见到她。“他们非常好，”米莉森特宣布，“卡洛琳是位犬类美容师。你永远猜不到伯尼是做什么的。”

“我恐怕也永远猜不到犬类美容师做些什么。”

“她替狗美容，妈妈。尤其是约克夏，因为它们比较小，洗起来较省事。而伯尼是个贼。”

“那是我们的小秘密。”我提醒她。

“哦，我妈妈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会吗，妈妈？”

[1] 原文为straight，也有“异性恋”的意思。

[2] 德尔夫特（Delft），荷兰著名瓷器品牌，于一六五三年创立。

[3] 简·格雷（Jane Grey，1537—1554），英格兰女王，在位仅仅九天，因此也被称作“九日女王”。

[4] 安妮·博林（Ann Boleyn，1507—1536），英格兰皇后（1533—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没有生养男性继承人，后来被以通奸罪斩首。◇◇◆◆安妮·博林（Ann Boleyn，1507—1536），英格兰皇后（1533—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没有生养男性继承人，后来被以通奸罪斩首。

7

我们的下一站是图书馆。我在简介里已经看过照片了，但是你知道人们是如何形容大峡谷的。没有什么能为你事先做好准备。

那是一个庞大的房间，有整面嵌在墙上、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书架，而另一侧墙是整面的窗户。房间一端有个壁炉，上方摆放了各种看似来自野蛮部落的武器，两旁各有个书橱。房间的另一端，一张精雕细琢的雅各宾式桌子上摆了杂志和报纸；上方挂了一幅墨卡托 [1] 投影法地图，地图上以粉红色显示了大不列颠所有的殖民地、自治领地和保护国，日期是日不落的时代。

有张讲台上摆着一部摊开的牛津大辞典，另一张讲台上则是比地图晚五十年左右的国家地理杂志地图集。一个两层的附脚轮书架上摆着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他的桌椅和沙发分别颇具心思地配置在房间里，不论你坐在哪里，都有充足的阅读光线。一张巨大的东方地毯覆盖了松木地板的大部分面积，有些需要覆盖的地方则铺着小块地毯和长毯。

我只是站在那儿观望。我曾经到过许多豪华的房间，包括好几座精美的私人藏书馆。有时候我受邀参观，有时候我未经允许不请自来，还让主人懊悔不已。我发现自己很难离开其中的某些房间，总是尽可能流连其中，但这间图书馆有所不同。

我想把整个房间都偷走。我想用魔毯把它包裹起来——或许就用脚下这张地毯；它看起来完全可能具有魔力——立即回到纽约，然后我弹一下手指，就可以把它安放在中央公园南方的装饰艺术公寓建筑的顶楼。那一整面窗可以容下公园令人屏息的景观，北向温和的光线不会让地毯或书脊退色……

我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了。不需要卧室。我会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睡着，捧着一本皮革装裱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打瞌睡。也没有厨房。我会在街角的熟食店买食物。有个浴室会很方便，但必要的话我可以凑合着用走廊那边的，就像我们这个周末一样。

给我这个房间吧，我会快乐到极点。

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卡洛琳——悄声说的，以免打扰到坐在绿色天鹅绒沙发上阅读特罗洛普的老妇人，或是在皮革铺面写字台上写作、看来神情紧张的黑发绅士。卡洛琳一点也不惊讶。

“你当然可以，”她说，“这个房间有你整个公寓的两倍大。忘了我那个小老鼠窝吧。你几乎可以把我的公寓塞进那个壁炉里。”

“我说的不光是大小。”

“那真好，”她同意道，“你看看，这么多书。你想你要找的书会是其中一本吗？”

“最多一本。”

“那是我的台词，伯尼。就是米莉问我们在奥古斯塔姨妈房里有多少张床的时候。”

“你觉得她会喜欢被叫作米莉吗？”

“她可能会恨这个称呼，”她说，“但是她不在这里，而且我说得很小声。伯尼，现在别回头，那个男人正盯着我看。看到了吗？”

“我怎么看得到？你才刚说过不要看。”

“哦，你现在可以看了。他现在没盯着了。”

“如果没什么好看的，为什么还要看？”我还是看了一下写字台边的那个家伙。他就像是从勃朗特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也像是随时会走出加特福旅舍，将围巾甩上脖子，大步迈过荒野一样。只是他并没有披围巾，而附近也没有什么荒野。

“我想他只是望着虚空，”我说，“尝试着想出一个恰当的字眼，而你刚好在他眼光停留之处。”

“我想也是。顺便问一下，你是心不在焉吗？”

“有可能。为什么这么问？”

“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告诉玛格丽特小公主，你是个贼？”

“不是玛格丽特公主。”

“伯尼——”

“是简·格雷，”我说，“或者安妮·博林。”

“管她是谁，重点是——”

“我知道重点是什么。”

“所以呢？”

“我差点脱口而出，”我说，“泄露了我的真实身份。”

“你到底是……”

“我差点说出我是个书商。”

“但是幸好你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然后告诉她你是个贼。”

“没错。”

“我错听了什么吗？”

“想一想吧。”我说。

她开始想，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明白了。“哦。”她说。

“没错。”

“这该死的屋子里有几百万本书，”她说，“而且大部分都很陈旧，有些一定很稀有。如果他们知道这里有个书商——”

“他们一定会提高警觉，”我说，“至少是这样。”

“然而，如果知道他们这儿有了个贼，却会给他们一种温暖惬意的美好感觉。”

“我不想说‘书商’，”我说，“但我又得很快说出个东西，而且我希望能有相同的起始发音。”

“为什么？为了和你行李箱上的姓名首字母统一吗？”

“我的嘴型已经开始要发B的音了。”

“‘屠夫、面包师、流浪汉’。这些开头全都有B，伯尼，而且听起来都比贼 [2] 清白得多。”

“我知道。”

“她的嘴封了起来，真是件好事。”

“是啊，没错。她已经告诉妈妈了。但是你不认为妈妈会相信吧，会吗？”

“她会以为你在和小孩开玩笑。”

“而她跟别人提起时，每个人也都会这么以为。就算是这样，你真的以为米莉森特会认为我是来这里偷汤匙的吗？她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也很乐意跟着演戏。如果有人追问的话，我会说我和你一起在贵宾狗工厂工作。这会有什么问题？”

“伯尼，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从来没有合伙人，以后也绝对不会有。”

“那只是个应付别人的故事，卡洛琳。”

“我的意思是贵宾狗工厂虽不算什么，但那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你的员工嘛，这样好多了吧？”

“好一点。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如何替狗洗澡？我是最不可能把洗狗比拟为火箭科学的人了。但这就像所有行业一样，里头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如果你刚好遇上一位对狗美容院很熟悉的宠物主人，你就被拆穿了。”

“我只是在一旁帮忙，”我说，“我丢了工作，现在我一面等待时机开创自己的事业，一面在沙龙里帮你。”

“那你自己的事业是什么？”

“我会想出来的，好吗？”

“嘿，伯尼，别发火。”

“抱歉。”

“你知道什么事很有趣吗？”

“几乎每件事。”

“伯尼——”

“什么事？”

“嗯，”她说，“记得你从利泽尔先生那里买下巴尼嘉书店的事吗？你是个大量阅读的人，总是喜欢书，而且你认为拥有一间书店是个很好的幌子。你在干溜门撬锁的勾当时，可以假装是个书商。”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假装是个窃贼，”她说，“却是为了四处寻找旧书。你不认为这很有趣吗？”

“当然，”我说，“真是够乱的。”

我们从图书馆穿过另一个客厅，最后到达一间叫作晨房的地方。也许它的设计是要捕捉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你用完早餐后，喝第二杯咖啡的地方（这不是吃早餐的地方，那是在早餐房）。

我们在晨房遇见了戈登·沃波特，一个身穿褐色衣服的五十几岁的男人。我们得知他是个鳏夫，打算停留十天，现在已是第七天了。“但是我可能会延长，”他说，“这真是座壮观的宅院，伙食也相当引人瞩目。你们是在晚餐时分抵达的吗？如果是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我的体重增加了，但我必须诚实以告，我一点都不在乎。也许我会放宽我的衣服，然后成为永久房客，就和上校一样。”

“布勒-布朗特上校？他一直住在这里？”

“应该是布朗特-布勒。而且我想称他为永久客人也不准确，他每年住在这里半年。”

“另外半年住在英国？我想这一定与税金有关。”

“每件事情都和税金有关，但是他根本没有待在英国。他告诉我他好几年没去了。他恨那个地方。”

“真的？他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像英国人的人了。”

沃波特咧嘴笑了。“小米莉森特可能是个例外。”他说，“事实上，正是他的英国特性使他不想回英国，他难以忍受英国的变化。他说他们毁了英国。”

“他们？”

“泛指的‘他们’，听起来是这样。他想要的是孩提时记忆中的英国，但他得到加特福旅舍这儿才找得到。”

卡洛琳想知道其余六个月时间他在哪里度过。

“其实是六个月零一天。他在佛罗里达。这样一来他就不用付任何州的所得税了，我想还有其他税也省了。”

“哦，当然，”她说，“有一大堆纽约客也干这种事。嘿，等一下。他是不是弄反了？”

她向窗户挥挥手，窗外的雪还在下。“现在是冬天。他在这里做什么？”

“上校颠倒了平常的次序，”沃波特说，“他在落叶时节来到北方，然后在四月往南方去。如此一来，这个老男孩就可以获得淡季优惠价格。”

“这倒是件好事，”我说，“坏事是他永远无法体验像样的天气。”

“那正是重点所在。”

“是吗？”

“记得吗，他的目的是要找回往日欢笑。这里的冬天让他记起荒地里快乐的童年时光——追赶狡猾的鹅，或者做些其他能在荒地里做的事。而佛罗里达的夏天让他忆起为女王陛下服务的岁月，大部分时候是在某个难受的热带地区。”

“真是个怪人。”卡洛琳说。

“英国的说法是‘异于常人’，”沃波特说，“他得到的是两个世界里最糟的部分，但是显然对他而言很受用。我想你们可以说他像是谚语里面的人物，一脚踩在开水桶里，一脚踩在冰水桶里。平均起来，他也很舒服。”

我寻思着戈登·沃波特从事什么工作，让他可以延长停留时间。我大可以问他，但是那只会让他反问我相同的问题，而我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回答。

所以我们继续谈论其他客人，以及加特福旅舍，还有员工的一些事情。沃波特曾遇见迪蒙待与哈德斯蒂两位女士，但是他没有多少机会能评断她们。“如果不是因为下雪的话，其中一位似乎试图说服每个人到大草坪上玩棒球，”他说，“另一位身上却有一种《魔山》的气氛，不是吗？”

“魔山？”卡洛琳说，“你是指那个主题乐园吗？”

“那是托马斯·曼的小说，”我轻声说，“场景是在一间疗养院。你认为迪蒙特女士有肺结核吗？”

“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不是肺结核，我不这么想，但是很可能是患了初期的什么重症。在我看来，她身上有一种来这里等死的气息。”

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一阵子，所以我错过了他谈论艾格伦廷夫妇和他们员工的大部分内容，他提到的人包括奥里斯、两位女服务员，还有厨师。我们遇见过奥里斯，他很称职，至于其他人则还没有注意到，虽然厨师已经用她卓越的厨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奈吉尔和西西·艾格伦廷为这一大片老旧的房子增添了许多光彩，”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这之前做过什么，但是他确实掌握了经营旅馆的窍门。我想你们一定已经见过他那整排整排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了。”

“他的收藏相当丰富。”

“我不知道一瓶威士忌能否被贴上‘珍品’的标签，但是我推断其中一些是产量极少的蒸馏酒厂的产品。种类之多超乎你们的想象。我自己认为那是一个相当专业而特定的领域。”他的眼神对上了我的。“确实是相当专精的领域，”他刻意地说，“奈吉尔对此嗜好深深着迷。”

“哦？”

“夜深的时候，”他谨慎地说，“或是有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让人联想到巴希尔·弗尔蒂 [3] 的气质。但大部分时候，他是个完美的主人。”他抬起头。“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在快要喝醉的时候，还假装很清醒的人。每个人都这么做。但那是欺骗，不是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我表示同意。

“而且还是微不足道的欺骗，”他说，目光直视着我，“我这么说对吗？微不足道的欺骗？”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个头，而且在我看来他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失望。

晨房里也有书，戈登·沃波特离开后，我拿起一本来翻阅。“法兰西斯与理查·洛克维奇，”卡洛琳从我肩膀后探过头来读着，“写有关潘与杰里·诺斯的事。也许我们就像诺斯夫妇，伯尼。不是有一本提到他们去度假的书吗？”

“就算有也不奇怪。”

“他们到某个地方度假时，发生了谋杀案。然后他们解决了案子。”

“我希望是这样，”我说，“要不然就写不下去了。”

“所以这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什么事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也许有人会被杀，然后我们找出真凶。”

“没有人会被杀，”我说，“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

“为什么，伯尼？”

“因为我们正在度假。”

“诺斯夫妇也是啊，然后谋杀就放假了。”

“嗯，这个时候谋杀最好是在睡午觉。我想要好好休息和放松，我想一天吃三顿美食，每晚睡足八个小时，然后回家时带着雷蒙德·钱德勒。我不想让警察翻寻我的行李。但如果我们卷入一场谋杀案里，下场就会是这样。再说了，为什么会发生谋杀案？这个地方很安谧，人也都很好。”

“就是这样开始的，伯尼。”

“你到底在说什么？”

“一群相当和善的人，其中一些有点古怪，但是他们都很有教养，而且谈吐优雅。有些人可能不像表面上那样，有一些人可能过去有阴暗的秘密，然后他们被孤立在某个地方，接着有人被杀了。然后就有人说：‘哦，一定是偶然路过的流浪汉干的，否则就是我们其中一人所为，但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和善的人。’但是你猜怎么着，伯尼？”

“结果真是他们其中一个干的？”

“每次都是这样，而且也不是管家杀的。”

“嗯，这部分是没错，”我说，“所以加特福旅馆虽然神似英国乡村住宅，但在这点上就站不住脚。因为这里没有管家。”

“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凶手。”

“当然。”我说着，合上诺斯夫妇的侦探故事——硬皮精装，没有书衣，书脊有点损毁，有几页缺了角——放回我发现它的地方。“我没有时间理会谋杀，没时间杀人，也没时间解决。我累了。我想要尽快回去，一直睡到雪融为止。”

“你不能睡，伯尼。”

“要打赌吗？”

“即使你很想睡，”她说，“记得吗？你整夜都不能睡。你还得找一本书。”

“那是你的想法。”

“你要放弃了吗？哦，我很失望，但我也没理由责备你。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似的，只不过你的情况还不止是这样。”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知道？”

“不。”

“嗯，这和在草堆里找一根针相反，不是吗？这比较像在针堆里找一根针。不是随便一根针，而是针堆里一根特别的针。”

“针堆，”我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我从来没见过针堆。”

“那又怎样？你上回见到干草堆是什么时候？”

“我确定我记下来过，”我说，“但是我没有随身携带笔记本。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而图书馆里的书比你书店里的书还要多，包括后面房间里的。因此要在那里找些东西来读很容易，但要找到特定一本书就不太可能了，即使从那边开始找，也可能不在那里。”她深深吸了口气，“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放弃狩猎了。”

“我是这么做的吗？”

“还有其他可能吗？我说你有一本书要找，而你说：‘那是你的想法。’”

“没错。”

“意思是你不打算费神去找了。”

“意思是我不需要找。”

她看着我。

“意思是我已经找到了，”我说，“所以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好好享受，睡一个好觉？”

“那个书架顶端，”我说，“你看到最靠近墙的那个柜子了吗？”

“嗯哼。”

“嗯，就是它右边的那个。看到我说的那个柜子了吗？”

“我想是，”她悄声说，“我不想直接看着它。”

“为什么不？”

“我不希望引起怀疑，伯尼。”

“我们在图书馆里，”我说，而我们确实在图书馆，从晨房那边直接过来的，“在像这样的房间里盯着书看再自然不过了。而鬼鬼祟祟的一瞥，比起直盯着看更加令人起疑。”

“我是这样的吗？鬼鬼祟祟地偷看？”

“嗯，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是我不认为别人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其他人都没注意。”

不是因为只有我们在。我们先前见到的两位客人已经离开。原本在写信（或是勒索字条，或是解答负二的平方根，我只能猜测）的那位神情紧张、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男人已经见不到了，而那位老妇人（戈登·沃波特说那是柯利布里太太，一位出身不详的寡妇）也离开了，留下《优思塔丝钻石》在长椅旁的桌上。但有另外两个人替代了他们的位置。米莉森特的母亲利昂娜·萨维奇正在读一本布鲁斯·查特温的旅游书，不时参考一下地球仪，另外一位非常肥胖的男人，鲁弗斯·奎普，在一张扶手椅上打盹儿，有本书摊开在他宽阔的膝盖上。

“好吧，”卡洛琳说，“书架最顶层，从壁炉墙边数过来第二个柜子。我正在看，伯尼。”

“你看到了什么？”

“书。”

“从左边数过来第四本或第五本书，”我说，“有一本特别大的，《康拉德小说选》，看到了吗？”

“我看到一本比其他书高出很多的书。从我这边看不清楚书名。你能吗？”

“不能，但我认得这本书。我的书店里有几本。好，在它右边有三本深色的书，然后有一本带点黄色的封面，然后在那本之后——”

“那本黄色封面的书之后？”

“对。在那本黄色书旁边有一本带防尘书衣的书，你可能从这里也看不到书名，我也不能。但那是《长眠不醒》。”

“雷蒙德·钱德勒写的。”

“就是他。”

“你看不清楚书脊上的字，但你还是能认出来？”

“嗯。”

“那是第一版吗，伯尼？上面有签名吗？你从这里也能看出来？”

“我没有魔力，”我说，“我具备的是整天盯着书看训练出来的眼光。只要从房间的一边很快扫视，我就可以辨认出几百本书，也许是几千本。我可能没读过，可能也不知道书的内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书名和作者，还有出版社。”

“谁出版了《长眠不醒》？”

“美国版是双日出版社，英国版是汉密尔顿出版社。那边那本是美国版。要不然我就找不到它了，因为我不知道英国版是什么样的。而钱德勒带到东岸给哈米特的书，最有可能是美国版。”

“他是要带给乔治·哈蒙·寇克斯，伯尼。记得吗？他一时兴起送给了哈米特。”

“当时是一时兴起，”我说，“现在则在书架上。我们正在看着它。”

“我们正在看着你，钱德勒。”

“这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页，”我说，“我们一路追踪，而它就在那里。”

“假设那是正确的版本。”

“首先《长眠不醒》的初版就相当稀罕了。如果他们真的有一本，我们大可确定那是钱德勒送给哈米特的书。这又不是《风流世家》，任何有点年代的收藏里都至少会有一本。”我吸了一口气，“架上的是哈米特的那本，他的手迹珍本。当他们写到这本书时——不对，这太荒谬了。”

“怎么了？”

“我在想它可能会进入文献里，并标明为‘罗登巴尔’版本。很蠢，是不是？”

“我不认为这很蠢。”

“是吗？反正这也不会成真。不过想想就很好。”我动了动脚。“走吧，”我说，“我请你喝杯酒，然后我就要准备上床了。怎么了？”

“你就这样把书留在那儿吗？”

“我不会把那边的梯子推过来，然后在半夜里爬上去。至少房间里有其他人的时候不会。”

“为什么？是你告诉我盯着书看没有关系的。你说这是间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找书是很自然的。嗯，而且把书拿下来，开始翻阅，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哪有说只能看不能碰的？”

我摇摇头。“晚一点再说。它不又会溜到别的地方。”

[1]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荷兰地图制图学家。一五三七年绘制了第一幅地图（巴勒斯坦），后接受对佛兰德斯进行实地测绘任务，采用哥伦布发现的磁子午线为标准经线，为实测地图的开端。一五四○年在卢万开设地图作坊，印出依比例实测地图，引起广泛重视，并制成了地球仪；一五六八年制成著名航海地图“世界平面图”，该图采用墨卡托设计的等角投影，被称为“墨卡托投影”，可使航海者用直线（即等角航线）导航，并且第一次将世界完整地表现在地图上，对世界性航海、贸易、探险等有重要作用，至今仍为最常用的海图投影。

[2] 书商、屠夫、面包师、流浪汉和贼的英文单词都是以字母B开头的。

[3] 巴希尔·弗尔蒂（Basil Fawlty），英国经典肥皂剧《弗尔蒂旅馆》（Fawlty Tower）中的男主角，是一个态度粗鲁、脾气恶劣的旅馆主。

8

让我们假设你拥有这件斜纹软呢夹克。

这是件精美的旧夹克，用高地羊浓密柔软的羊毛织成，可以说是小农场里的手工艺品，也可以说是手工业里的农产品，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你看得够仔细，就会在上面发现彩虹的所有颜色，比绘儿乐 [1] 出品的最大盒蜡笔都更多彩，色调变化也更丰富。

这件夹克你买了有好几年了，即使新买时也显得陈旧。现在，夹克的胳膊肘上有了皮革补丁，袖口处有了皮制绲边，而皮革自身也都磨旧了。口袋因为经年承担着你放进去的物件而鼓了起来。你曾经穿着这件衣服在月夜的荒野里散步，在高原地带昂首阔步。你曾经在骑马时穿着它，你那条兴奋的狗用沾泥的脚掌在上头留下了污渍。这件夹克曾经淋过雨，为雾气所袭而潮湿。这件夹克浸透了烟雾，来自空旷地方的营火，以及茅草屋里的泥炭火堆。夹克里也有汗水，纯正的人类汗水。还有人类的欢乐与悲哀——如果你看得够仔细的话，你就可以分辨出比绘儿乐出品的最大盒的蜡笔还要多样的情感变化。

夹克也吸收了音乐，风笛的狩猎呼号，还有锡制长笛的尖锐笛音，从一个峡谷到另一个峡谷，横越整个山区。在酒吧里老民谣的轻快曲调中意兴昂扬，在唱给孩子听的喃喃催眠曲里回转旋绕。一切都在那里，吸收渗透到斜纹软呢的经纬纤维里。

现在你用铜壶和铜制线圈施法术，把夹克变形。你把夹克的精粹全都蒸馏出来，装成一桶液体，然后放在熏黑的橡木桶里久存，比起前后两个王位觊觎者 [2] 合起来的寿命还要长久。

然后，你将液体倒入玻璃杯中，就是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 [3] 威士忌了。

“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卡洛琳说，重复我们的主人奈吉尔·艾格伦廷的话，他在倒酒时还念着酒名，“你觉得如何，伯尼？”

“不错。”我说。

“你得按步骤进行，”奈吉尔说，“才能够尝到所有滋味。”他拿起自己的杯子——和他为我们斟满的白兰地杯一样——举高迎着灯光。“首先是色泽。”他说，我们模仿他的动作，将酒杯迎向灯光，专注地看着颜色。我不得不说，酒是一般的威士忌色，不过确实是威士忌光谱里较偏暗色的那类。

“接着是香气。”他宣布，然后用手掌握住杯子，画着小圆圈，摇动杯中的烈酒，然后吸入酒香。我们依样行事。

“然后是味道。啜饮一小口含在嘴里，用鼻子吸气。这样会强化并加深风味。”确实如此。“最后是回味。”他说，然后倾斜酒杯，喝了一大口这珍贵的甘露。真是场快速研习，我模仿了他的每一个动作。

“我想再喝一点这种酒，”我说，放下一个空酒杯，“色泽、香气、味道与回味。我想要确定我每个步骤都记清楚了。”

他笑了笑。“相当特别，不是吗？德拉姆纳德罗希。”

“好极了。”我说，随即倒满我的酒杯。

我们在吧台见到他，他在那里的角色比较像是主人而非酒保。加特福旅舍的吧台以体面的方式运作：客人自己倒酒，然后在皮革装订的账簿上记录。在我看来，这种操作方式有个潜在的危险；随着夜越来越深，不会有人越来越容易忘记该记上一笔吗？

“真是骇人的天气，”他说，这时我正细心享用着小酒杯里的第二杯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还在下雪，你知道的。”

“我一直看着窗外，”卡洛琳说，“真是美极了。”

“相当美丽。如果能一直看着雪不用做别的事就太好了，那真是大自然庄严的展现，令人赞叹。”色泽、香气和味道——然后一饮而尽，甚至他伸手拿酒瓶，斟满酒杯的样子都是一道程序。奈吉尔·艾格伦廷收拾妥当，将酒放回一个精致的酒架，完成了为品尝美酒而演练的一切仪式。我想，在鉴赏家与寻常酒客之间有条细微的界线，就像美食家与狼吞虎咽之间也有微细的差别。奈吉尔并未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也没有踩到鞋带绊倒。在我看来，他举止相当得体。

离深夜还有一段距离。

“我不知道奥里斯已经出去过多少次了，”他说，“用吹雪机清除小径上的积雪，接着铲除人行桥上的雪，然后铲开通往外面马路车道上的雪。我告诉过他，早晨以前不必再清了。但没有用。”他抬起头，“啊，晚上好，上校。”

“晚上好。”布朗特-布勒上校说着加入了我们。他自己倒了杯酒，在皮革装订的账簿上记了一笔，这是过去半年来他每天必行的仪式。“漫长的冬天，嗯？雪又积得很深了，艾格伦廷。还好你有奥里斯帮忙。还有另一对夫妇预定要到，不是吗？他们来了吗？”

“利托费尔德夫妇。”色泽、香气、味道，“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见得到他们，上校。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被困在哪个雪堤里就好了。如果他们有点常识，决定掉头回家，也许会更好些。”他转向我。“他们也是纽约人，罗登巴尔先生。你该不会刚好认识他们吧？”

“那是个大城市。”我说。

“太大了，不对我的胃口，”上校说，“和伦敦一样糟。那是门铃声吗，艾格伦廷？”

“我想不是……有了，我听到了。”他把酒杯放在吧台上，快步离开去应门。

“好家伙，”上校说，“艾格伦廷和他妻子，他们的生活很紧凑。要让这种地方经营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卡洛琳说。

“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布朗特-布勒上校说，“你觉得自己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想喝杯酒轻松一下，然后讨厌的门铃就响了。这和行伍生涯有天壤之别，当军人的苦在于你不是在和中东人打仗，就是在和无聊奋战。很难说哪一种比较糟，但是两边加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生活了。”卡洛琳问了个问题，让他透露了一点自己的事，他回答时颇为雄辩自得。接着艾格伦廷带了两位新客人回来，他们还裹着外套大衣，交替摩擦着双手，跺着靴子抖掉上面的残雪。

“达金·利托费尔德夫妇，”奈吉尔宣布，“原以为两位不太可能光临了，现在我们非常高兴两位安全抵达。这几位是罗登巴尔夫妇，还有布朗特-布勒上校。在做任何事以前，我一定要两位先喝一杯。那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赶走你们身上的刺骨风寒。”

奈吉尔倒酒时，也替其他在场的人都倒了一杯。他倒的是另一瓶未混合的麦芽威士忌，然后宣布酒名和谱系，但是我没有注意，也没有让他在我的杯子里添酒。我杯子里还有一点德拉姆纳德罗希，觉得最好不要混添别的酒。不管怎样，我已经喝够了，所以我伸出一只手，盖住我的杯口。

“罗登巴尔太太？”

“嗯……”

“你知道大家怎么说的，”达金·利托费尔德插话说，“鸟不能只靠一只翅膀飞。”

罗登巴尔太太没错。一只翅膀也没错。我想了想有没有其他的类比可以描述当前的情景。狗无法用三条腿走路，蚂蚁无法用五条腿走路，或是蜘蛛无法用七条腿走路。但是我闭口不语，好好地打量了利托费尔德夫妇，他们脱掉了厚重的外套，恢复了生气。

她是个甜美的金发女人，身高中等，有着漂亮脸蛋与曼妙的身材，一般情况下，我会将眼光专注在她身上，但是此时他却吸引了我大部分的注意力。他很高，留着波浪状的深色长发，看起来好像可以随时在钢琴前坐下来，弹奏哀伤的乐曲。浓密的眉毛让他深邃的目光显得阴郁。他长着鹰钩鼻，挑衅的下巴，还有一张无情的嘴。我在书里面见过这样的形容，而且总是好奇无情的嘴是个什么模样，现在我知道了。他薄薄的嘴唇似乎介于噘嘴和嘲笑之间。你看一眼他的嘴，就会想要给他一巴掌，因为你知道，你对付的是个真正狗娘养的浑蛋。

“过了我的睡觉时间了，”我唐突地说，这时上校刚好在怀想佩夏沃的旧时光中间停顿了一下，以便造成戏剧效果。“卡洛琳？”

她用了一点时间将杯中的酒一口气喝完，然后向所有人道过晚安。我们找到了楼梯爬上去，到顶时她停下来喘口气，然后问我是否还记得怎么到阿加莎姨妈房。“奥古斯塔姨妈。”我说。

“我说了什么，伯尼？”

“阿加莎。”

“是吗？我是要说奥古斯塔。但为什么我会说出阿加莎倒也不难猜，不是吗？”

“迷雾般的克里斯蒂小姐？”

“嗯哼。雪还在下，除了我们两个胆小鬼外，没有别人在这里。这可以成为《捕鼠器》和《无人生还》的混合体了。现在缺的只是图书馆里的尸体。”

“图书馆里还会缺少一样东西，”我说，“雷蒙德·钱德勒写的书。”

她睁大了眼睛。“你认为有人想偷走它吗？”

“嗯哼。大约在一个小时内——整幢房子都安静下来，大部分的人都睡着的时候。”

“要偷走它的就是你。”

“很好的推理，卡洛琳。”

“但是我以为你要把书留在那儿，伯尼。你在到酒吧的路上一直对我解释，为什么把书留在那边直到最后一刻会比较安全。你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没什么。”

“什么？”

“现在就是最后一刻了，”我说，“要不然你至少可以称之为倒数第二个时刻。或是十一点钟，怎么说都可以。”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伯尼？”

“到了早晨，”我说，“忠心的奥里斯会吹开小径上的雪，铲除桥上积雪，然后铲开车道的堆雪，只要他一完成这些工作，你和我就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是吗？”

“如果天堂有上帝的话。”

我们抵达了奥古斯塔姨妈房，没一会儿就到了。卡洛琳将手放在唇上，抬起头盯着我瞧。我推开门（为了猫出入方便，我们没上锁）示意她进房，随即跟进去关上门。

她说：“伯尼，为什么？嘿，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吗？”

“你做了什么？”

“我喝了最后一杯酒，而且我看到了我让他再倒满我的酒杯时，你给我的脸色。我承认我是有一点茫然，但是——”

“但是一条蜈蚣不能用九十九条腿走路，”我说，“不，不是这回事，如果我给你脸色看，那是无意的。那难看的脸色不是给你看的。”

“那是给谁看的？”

“那个浑蛋。”

“奈吉尔？我以为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的精致。”

“我的意思是他对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的态度是有点夸张，但是——”

“那不是夸张，”我说，“那是种尊敬，而且它也值得这种尊敬。奈吉尔不是浑蛋。”

“上校是浑蛋？他说了什么浑蛋话？我一定听漏了。”

“上校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听漏了一些话，是因为有些辅音卡在他紧咬的牙间，但是我通常能明白他想表达的要点。不是他，我喜欢上校。达金·利托费尔德才是浑蛋。”

“他是吗？”

“你说得没错。”

“事实上，是你说的，伯尼。但他做了什么？他才刚到这里，几乎还没张开过嘴。”

“那是张无情的嘴，卡洛琳。开着和闭着都一样。”

“是吗？我没注意到。伯尼，除了他来自纽约，我们不知道他的任何来历。是因为你在纽约就认识他了吗？”

“不是。”

“我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我应该会记得名字，这名字够奇怪了。达金·利托费尔德。‘嘿，达金，给我递条毛巾。’达金，达金，重点在哪里？”

“他该剪头发了。”我说。

“你是认真的吗，伯尼？他的头发是有点长，但也还不到肩膀的长度。我认为这样子很迷人。”

“很好，”我说，“你去和他分享一张床好了。”

“我宁愿和他太太共睡一张床，”她说，“那是我几乎没注意到他的原因，因为我忙着看她。她美极了，你不觉得吗？”

“她很好。”

“美丽的脸庞，脱下外套后，更显露出曼妙的身材。真可惜她是个异性恋。”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异性恋？”

“你在开玩笑吗，伯尼？她和丈夫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那是她的丈夫？”

“什么？他们是利托费尔德夫妇呀，伯尼。记得吧？”

“那又如何？按照乌贼 [4] 旅舍里众人的说法，我们可是罗登巴尔夫妇。”

“是加特福旅舍，伯尼。”

“管它是什么。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是罗登巴尔夫妇，那对璧人，她是位狗美容师，而他是个窃贼。他们这么说难道我们就真的结婚了吗？难道你就真的成为异性恋了吗？”

“你把我弄迷糊了，”她说，“你是在告诉我他们没结婚吗？”

“不是，”我说，“他们确实结婚了。”

“好吧，这让人松了一口气。知道他们没有生活在罪恶中，让我睡觉安稳多了。但是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他们刚结婚，”我说，“从他们全身上下都能看出来。”

“有吗？我根本没注意到。”

“是的。他们今天结的婚。”

她看着我。“他们说了什么我没听到的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头发里有米粒吗？”

“我没注意到那个。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那可怜的搔抓声音。”

“它最多也只能这样了，”她说，“没有爪子。”她开了门，拉菲兹走进来，像其他人一样一脸迷惑。它走近一张椅子一跃而上，缓慢地兜了一圈又跳下来，然后离开房间。

“我很好奇它心里在想些什么。”我说。

“不要改变话题，伯尼。你为什么不喜欢达金，你为什么那么确定他和她结婚了，还有——”

“不要说‘她’，”我说，“这样不礼貌。”

“是吗？”

“当然，她有名字。”

“大部分人都有，伯尼，但是我刚好没听到。”

“我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伯尼，”她缓慢地说，“我知道这里的食物还有每件东西都很棒，但是我觉得你喝的那什么德拉姆可能有点不对劲。”

“那叫作酒精，”我说，“我和它简直就是为彼此而生的。我要这么做，卡洛琳。我会告诉你利托费尔德太太的名字，然后你就会一下子全明白了。”

“真的？”

“绝对如此。”

“她的名字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差别？”

“相信我，确实有差别。”

“但是你才刚跟我说，你也没听到她的名字。”“是啊。”

“那你要怎样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

“你怎么可能……哦，我的天哪，别跟我说。”

“好吧，没错，如果你确定的话，但是——”

“不！”

“不？”

“告诉我她的名字，伯尼。不，等一下，别告诉我！真的是我想的那个？”

“那要看你想的是什么。”

“我不想说，”她说，“因为如果不是的话，而且就算是，而且……伯尼，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谈到这个话题，但我们得赶快换一个话题。告诉我她的名字，就直接说出来，好吗？”

“我给你个提示，”我说，“不是罗曼尼。”

“哦，天哪，伯尼。我打赌也不是克莉·安迪夫 [5] 。”

“不是。”

“伯尼，说出来吧，好吗？”

“莱蒂丝。”我说。

“哦，见鬼。你在开玩笑是吧？你不是开玩笑。哦，我的天哪！”

[1] 绘儿乐（Crayola），美国儿童文具品牌。

[2] 指英王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爱德华及孙子查尔斯·爱德华。

[3] 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Glen Drumnadrochit），苏格兰地名，位于尼斯湖畔。

[4] 乌贼的英文是Cuttlefish，与加特福旅舍（Cuttleford）发音相近。

[5] 罗曼尼（Romaine）和克莉·安迪夫（Curly Endive）分别是长叶莴苣和卷叶莴苣的意思，与前文中莱蒂丝代表的意思相呼应。

9

加特福旅舍大图书馆里的书架一直延伸到十二英尺高的天花板。如果不站在巨人的肩上，根本就别想碰到最上层的书架；由于没有巨人存在，这片地产的某个拥有者体贴地准备了图书馆用的爬梯。

这件家具由桃花心木制成，装了滑轮以便推到需要的地方。它是个无需支撑、能随意滑动的五级爬梯。设计师的奇想赋予了这座爬梯螺旋梯的样貌，而每级阶梯便成了三角形，从外缘约四五英寸的宽度，逐渐向中央缩减为零。

我站在第四阶上，一只手扶着书架保持平衡，另一只手伸出去拿《长眠不醒》，这时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

“伯尼！”

没错，那是莱蒂丝，莱蒂丝·朗塞伯·利托费尔德。我不需要回过头去看就知道是她，但我还是转过头去，而她就在那里。

我应该等一下的。我的计划——如果你要用这个字眼，以便听起来有些威严的话——本身非常简单。第一步，拿书。第二步，回家。只要我依序执行这两项任务，就应该会成功。我想吃完早餐后，在尽可能不失礼的情况下，立即进行第二步，这让我有大约八个小时的时间来执行第一步——摸走钱德勒。

我想过先睡觉，然后在最后一刻取走钱德勒，应该说是在出门的路上去拿。我也想过先小睡个几小时，让屋子里其他人有时间睡沉了之后，在夜半时分到图书馆去。但是我不想过于匆忙，也不想让哪个失眠症患者觉得我鬼鬼祟祟。所以我想最好是现在拿书，晚上塞在我的枕头底下，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书走人。

我到图书馆时，还有其他客人。鲁弗斯·奎普，就是先前一边读书一边打盹儿的胖绅士，他还在里面，如果不算打鼾的话，他的呼吸声也够沉重了。一本《董贝父子》摊开在他的膝盖上，那属于一套散落各处的半皮革装订狄更斯全集，我在屋里到处都能见到。克雷格·萨维奇也在那里，太太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他看着我走来，闪现出早熟小孩的父母嘴上经常会挂着的那种略带歉意的微笑，然后继续看他的书，一本菲利普·费尔曼的小说。那是这位作家的最后一本书，从外观上来看，也是最长的一部作品。如果我借了萨维奇的那本书站在上面，或许就不需要图书馆的爬梯了。

我自己也读了一点书，等着奎普和萨维奇回去休息，而不久萨维奇便走了，悄悄地离开以免打扰我们。奎普的眼睛闭着，而就算他见到我上了爬梯拿书，那又怎么样？那就是爬梯和书本在这里的用处。上帝知道，那也正是我在这里的缘故。

接着，莱蒂丝叫了我的名字。

“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伯尼？”

我已经要走下爬梯。我把一根手指放在唇上，然后指向房间那头坐在椅子上打着狄更斯式瞌睡的鲁弗斯·奎普。

“好吧，那么，”她说，“我们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她转动脚跟，昂首阔步地走出图书馆，我尾随她出去。

我们最后来到东厅，在那只可能是跳羚的动物的注视下。我打开一盏灯。莱蒂丝告诉我别麻烦了，我们不会停留很久。我说我们还是可以舒适一些。“此外，”我说，“如果有人见到我们两个坐在暗处，会怎么想？”

“如果很暗的话，”她说，“别人怎么会见到我们？”

“坐吧，”我说，“你看起来很好。婚姻很适合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伯尼？”

“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一间传统英国乡村住宅里，度过传统的周末，而外头有比传统上还要多的雪。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我会觉得惊讶。我告诉过你，我已经订了房间。”

“你也告诉过我，你要带我来。”

“嗯，你有了更优先的约定。”

“所以你带太太来，”她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伯尼。”

“我没有结婚。”

“哦，真的吗？那年轻的罗登巴尔太太是你妈妈吗？”

“她的名字是卡洛琳·凯瑟，”我说，“她不是罗登巴尔太太。那似乎只是一个女人在男人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收到的名誉封号。”

“所以你们只是好朋友？”

“事实上，我们就是好朋友。而这也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轮到我问问题了。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以为你今天要结婚。”

“达金和我今天下午结婚了。”

“真是巧合。他带你到我选的地方，给你一个惊喜。”

“不，当然不是。”

“我想也不是。”

“是我提议的，”她说，“你把这里形容得那么好，让我没办法再想去其他地方。我们已经在阿鲁巴订了房，但我设法让达金相信我们来这里会更有趣。而且我们很幸运，还有一间空房。”

“不会刚好是两张床吧？”

“当然是张双人床。达金现在已经在房里睡得像只小羊了。”

“我很惊讶你没和他在一起。”

“本来是的，”她说，垂下了眼睛，“你知道大家怎么形容做爱的——做爱让男人入睡，却让女人清醒。”

“这和做爱的念头相反，”我说，“那让男人醒来，却使女人头疼。”

“我睡不着，”她接着说，“而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你，和你说话。你无法想象遇见你是多么令人震惊。”

“我可以想象。”

“你知道，我以为他们会把你的房间给我们，因为你会在我们的谈话后取消预约。我做梦也没想到你终究还是会来。”

“嗯，我从来没想到你会出现。我认为这是地球上最不可能遇到你的地方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你似乎非常凄惨。我担心你会做出什么事情。”

“比如什么？把头伸进烤箱里？出家担任神职？”

“没有那么极端。但是我想你可能会颓废一阵子。真没想到你会和另一个女人结伴出现。我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就这一点而论，”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在意？”

“因为我从来不和结了婚的男人约会，这是理由之一。”

“我也不会，”我说，“结了婚的女人也不会，所以你或许应该赶快溜回楼上，回到你所属的地方。”

“为什么，伯尼！”

“我很认真，莱蒂丝。你现在是个已婚女人了。我们不应该一起坐在黑暗之中。”

“如果这里再亮一些，”她说，“我就要涂防晒霜了。伯尼，你很生我的气，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你瞪着我看。你和那只动物。”

拉菲兹加入我们了吗？我看看周遭，试着找它。

“在墙上，”她说，“那只被人射杀、制成标本的可怜生物。”

“它是不朽的，”我说，“它应该是只跳羚，但是在我看来确实更像剑角羚羊。你不能责备它看起来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毕竟有人射杀了它。但是我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真的在乎我，而当我告诉你我要结婚时，你确实是一副凄惨的样子。当然你会很生气，你的愤怒千真万确。伯尼，那真是讨人喜欢！”

“是这样吗？”

她点点头。“你这个周末来到这里，想证明你不在乎，但结果正好相反，对不对？”

“是这样吗？”

“你知道是的。”她倾身向我，冰冷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伯尼，”她热切地说，“我并不是说我们以后永远都不能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周末没有办法。你一定要了解。”

“什么？”

“我结婚才不到十二个小时，”她说，“正在度蜜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才刚离开我丈夫的床。你不能期待我去做——”

“做什么？”

“哦，伯尼。我们两个都回到纽约以后，这些强烈的情绪变得比较容易处理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会，”我说，“我不知道任何事。”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我们必须做最好的自己。我们要显得友善，但是保持距离，保守一些。其他人只需要知道，我们今晚在酒吧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以前从来不认识。”

“随便你怎么说。”

“而且我们也没有一起溜进东厅，讲过这番话。”她坐在我的座椅扶手上，脸庞离我只有几英寸，她的香水味一阵阵飘来。“哦，伯尼，”她说，“我真希望不要像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

她探身向前，亲了我，我不假思索便回吻她。她的吻技总是很高明，而且在我上回见到她之后的一周半内，她技术也并未生疏。我的手臂环绕着她，她一只手扶在我的膝上保持平衡。

我猜这不奏效，因为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坐在我的大腿上了。

“我的天！”她说，局促不安地看看四周，像只猫一样，身体在我身上磨蹭。不过，这可比一只猫所能做的要有趣多了。

她移动着手，然后喘息一声假装惊讶。“哦，天哪！伯尼，这是怎么回事呀？”

“啊……”

“我应该很严厉地告诉你，”她说，“告诉你该回到楼上小妻子那儿。你绝对肯定你没结婚吗，伯尼？”

“你到过我的公寓。”我提醒她。

“在蒙德里安的仿作下做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伯尼。”

“那看起来像个已婚男人的家吗？”

“不太像。但不管你是不是结过婚，你和你那位小朋友，看来却不只是朋友。”她的手正很有技巧地抚弄着，“你计划这个周末和她分享一张床，是不是？”

“嗯，在技术上是，但是——”

“她现在正在等你，你现在却在楼下和我在一起。”她因兴奋喜悦而发出低沉的颤声，“她躺在床上醒着，达金睡得很沉，而我们却在一起，是不是？”她稍稍从我的腿上往地板滑动，就好像受到重力吸引的液体。然后她将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接着把头放在我的腿间。

我伸出手熄了灯。

“可怜的达金，”过了一会儿她说，站起身来，“我曾发誓我会是个忠实的妻子，结果不到半天，我就犯了通奸罪。我有吗？”

“你不记得了吗？”

她的舌尖舔过上唇。“我不认为我会忘记刚才发生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用通奸的标准来看，这算不算。我们刚才做的算吗？”

“嗯，什么是通奸？婚外性行为，对不对？这肯定是婚外的，而在我看来，也确实是性行为。”

“的确。”她说。

“所以我猜这算是通奸。”

“坐在你的大腿上有性的意味，”她说，“吻你肯定也与性有关。在你身上磨蹭是非常愉快的性。你不会给这些行为贴上通奸的标签吧，会不会？”

“不会。”

“所以说，”她说，“在我看来，除了重头戏以外，其他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奸。”

“我知道了，莱蒂丝。换句话说，你认为你应该可以因专门术语的界定而脱身。”

“这是个专门术语吗？或许是。”她咧嘴笑了。“不管怎样，”她说，“你是真正脱身的人。我只希望你那不是妻子的小宝贝不会太失望。”

“她会没事的。”我说。

“哦，我真心希望如此。”她说，闪过一个邪恶的微笑，然后飞快地吻了我一下，离开了。

10

我留在原地，在那只可能是剑角羚羊的动物关注的眼神下，坐着沉思。英国乡村住宅里会生这样的事吗？我发誓这种事绝对不会出现在我读过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艾丽丝·莫多克 [1] 的小说里或许有，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不会有。

我自己的计划看来十分简单明白。第一步，拿书。第二步，回家。但现在大图书馆里的相遇导致了东厅的一场插曲，似乎必须重新评估整个程序了。

首先，我们真的有必要一早便离开加特福旅舍吗？我原本希望避免与莱蒂丝有不愉快的会面，但现在我已经与她会过面了，而且纵使有非常多的形容词可以描述这次会面，“不愉快”似乎都不能算是合适的选择。当然，这次会面是出乎意料的，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但不愉快？

绝对不是。

我在这场意外里的角色，是我在正常状况下会觉得不舒服的。有些人认为通奸对成人而言，和婴儿期对婴儿的意义差不多，但是我总觉得女人手指上戴了婚戒，就意味着她不能碰触。我并非总是依正道而行，事实上有时候我会发觉自己在远离草地标示的另一边吃草，但大体而言，我规定自己只能和单身女人在一起。

否则，我会内疚不安，而且即使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也不会长久。但是现在，我一眼瞥见剑角羚羊那玻璃般的眼睛注视着我，检查了一下良心，却没有发现内疚或不安。

我感觉好极了。

虽然我刚见到达金·利托费尔德就对他厌恶透顶，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他一眼就觉得讨厌，而且我确定如果再熟识些，这种感觉就会发展为真正的恨意。只看一眼就足以确定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无赖，是个粗鲁的家伙，卑鄙小人，而且有张冷酷的嘴。

我并不真的觉得我侵入了禁止进入的场所。毕竟是我先到的，在这个狗娘养的和莱蒂丝结婚以前，我和她享受了一段美妙的恋情。虽然技术上来说，我承认让他戴了绿帽子，但是我一点也不为此烦心。非要说的话，就是我替他装上了两只角，让剑角羚羊、高地山羊、瘤牛，以及其他从字典里冒出来的所有四个字母的四脚反刍动物都羡慕不已，这让我满意极了。

如果和莱蒂丝碰面已经不再是我要极力避免的事，那为什么要匆忙离开加特福旅舍呢？我费了许多麻烦、花了很多钱才让我们来到这里，而既然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大可逗留几天好好享受。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食物、伙伴，还有这幢豪宅本身，更别提那奇妙的一小杯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了。何必要错过呢？

不过，首先要先处理一下那本书。

我读过的乡村住宅侦探小说里，有些宅院配备了迷宫。书中人物在外游荡，最后走进迷宫失踪。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许多英国乡村住宅都有迷宫，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人在里面失踪，但是加特福旅舍的土地上不需要迷宫，房子里面就是个迷宫了。

我不知道从东厅到大图书馆有多少条通道。我沿着其中一条路走，试着摸索，突然有张轮椅从我右手边的通道出现，差一点撞到我的脚，而迪蒙特小姐不可能往后退一步，她缩着身体贴在轮椅背上，一脸警觉的样子。

“哦，罗登巴尔先生，”她说，“你吓着我了。”

“很抱歉，”我说，“我不是有意的。”

“但应该道歉的是我，”她说，“在这种情况下，行人确实有优先通行权。”

“是我的错，”我坚持，“在我走出路缘之前，我一直看着错误的方向。你知道的，我是美国人，而且我总是记不住你们是在道路的另一侧驾驶。”

“哦，好说，罗登巴尔先生。”她说，非常疲倦地微笑了一下。我注意到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虽然是个精疲力竭的美女。“我太出神了，”她说，“否则不会差一点就撞上你。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哈德斯蒂女士？”

“上次见到她和你在一起之后，就没见过了，而那已经是几个小时前了。”

“我想她是到外头去了，”她说，“她对户外很着迷，你知道的。她很喜欢坏天气。”

“外面有很多坏天气可以让她去喜爱。”

“我知道。雪每个小时都在越积越深，但那无法阻挡她。”她叹了口气，“我在我们的房间里等她。我们在一楼有个房间。叫作波斯托威特小姐的缝纫间。”她敲打着轮椅的扶手。“因为有这个，”她说，“在楼梯上就没那么方便了。”

“我想也是。”

“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爬楼梯，”她说，“但是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有人得帮我把轮椅抬上楼，轮椅很重。我真是太糟了，只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没有人会那样说你的。”

“也许不会当着我的面说，但我确实是个负担，不是吗？你知道我的处境里最糟的部分是什么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她会告诉我。

“自怜，”她说，“我不断地沉溺于自怜。”

“那一定很可怕。”

“你无法想象，罗登巴尔先生。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我相当确定在人类历史上，我承受的是最严重的自怜案例。自怜吸走了我的精力，耗尽了我的心神，让我无事可做，只能沉浸其中。”

“真遗憾，迪蒙特小姐。”

“是啊，”她郑重地说，“我确实是个可怜虫，不是吗？我真希望能找到哈德斯蒂小姐。没有人能像她那样逗我开心，让我摆脱坏心情。”

“可以想象。”

“但是她会到哪里去呢？”她握住轮椅的扶手，“也许她回到我们的房间了。她可能在我找她的时候，循着一条不同的路回去了。这里的空间配置真让人迷糊，是不是？”

“尤其是现在，灯都关了。”

“尤其是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她说，“这让每件事都变得困难多了。”她勉强挤出勇敢的微笑。“但是请不要替我难过，罗登巴尔先生。那是我自己已经能做得很好的事了。”

***

也许是和迪蒙特小姐谈话让我失去了方向感，或者我可能一开始就很混乱。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我转错了弯，最后来到了厨房。我一发觉自己在哪里，就马上离开了。然后我又走过了好几个房间，才发现我错过了突袭冰箱的黄金时机。我正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回头时，有个小家伙从角落冲到我的面前，导致今晚我第二次差点被撞到。

“哦，嗨。”这次这位明快地说，我在朦胧中瞥一眼，认出了米莉森特·萨维奇。“是伯尼吧，对不对？你这么晚在做什么？”她惊讶地张开嘴，然后将双手捂在嘴上。“别告诉我。”她说。

“我做梦也不会说。”

“你是个窃贼，”她说，“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对不对？你正打算闯入加特福旅舍。”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在里面了。”

“没错，你投宿在这里，对吧？我刚刚又遇见了你的猫。它也和你一样在厅堂间窥伺。”

“这是个家族传统，”我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的上床时间了吧，米莉森特？”

“过了很久了，”她同意，“我几小时前就上床睡了，我才刚刚睡着就醒了，之后我就一点也不困了。我在加特福旅舍常常这样子。”

“也许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我提议道，“毕竟，英国离这里有五个时区。”

“你真傻，伯尼。”

“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说。”

“可能是因为鬼魂，”她说，“加特福旅舍闹鬼，你知道的。”

“是吗？”

她点点头。“建造房子的人，”她说，“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加特福，你知道他怎么了吗？”

“如果他现在是个鬼，”我说，“那么他一定已经死了。”

“他不只是死了。他被谋杀了。”

“他没有。”

“你确定吗，伯尼？”

“非常确定，”我说，“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中风了。而那时候他离加特福一点也不近。他拥有其他四五套房产，我猜他中风时是在其中一套里，但肯定不是在这里。”

“哦。”

“他的名字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加特福。他的名字是费迪南德·卡斯卡特。”

“那么加特福先生呢？”

“从来就没有加特福先生，”我说，“这个地方是根据溪流命名的。这条小溪叫作乌贼骨溪，‘加特福’这个名称一定是来自附近某个可以涉溪而过的浅滩 [2] 。不过，那不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因为我们走过的是一座吊桥。”

“我知道。你不喜欢摇晃的吊桥吗？”

“不，”我说，“但还是没有加特福先生，不管有没有桥，而且……你在笑什么？”

“全都是我编出来的！”

“是吗？”

“哦，鬼的部分不是，”她说，“我知道有个鬼，但是没人知道他是谁，或是在这里做什么。这部分是我捏造的。”

“你捏造的姓名首字母对了。弗雷德里克·加特福和费迪南德·卡斯卡特。”

“是卡洛琳给我的灵感。”

“什么？”

“我早些时候在过道上遇见她，”她说，“而且我猜她很怕鬼，所以我告诉她这幢房子里的鬼是个友善的鬼。”

“我很惊讶你没说他的名字是卡斯伯。”

“我说他的名字是科林，”她说，“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而且和加特福很配，对不对？然后她说她记得建造这幢房屋的人，名字叫作弗雷德里克，所以我跟你说故事时——”

“你改良了一番。”

“只是让故事变得更好。不管怎样，这是我醒着没睡的原因。你呢？”

“我在读书，”我说，“然后我忘了时间。”

“我打赌你是在找可以偷的东西。”

到了该防患未然的时候了。“你知道，”我说，“这是个有趣的笑话，米莉森特，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无聊了。我说我是个窃贼时，只是在开玩笑。”

“是吗？”

“是啊。”

“那你其实是什么？”

“嗯，我现在暂时没有工作，”我说，“我希望很快有新的转机。在这期间，我在贵宾狗工厂帮卡洛琳的忙。什么事这么好笑？”

她两只手都遮住了嘴，想捂住笑声。“贵宾狗工厂，”她咕哝着说，“一间制造贵宾狗的工厂！”

“那只是她的沙龙的名称。”

“你在那儿工作。”

“没错。”

“只是给她帮忙。”

唉，孩子。为什么人要生孩子？“还有打发时间。”我说。

“你真的不是一个贼？”

“当然不是。”

“你不会闯入房子偷东西。”

“天哪，不会，”我说，“首先我会害怕，其次，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对的。”

她想了想，然后说：“你知道我那个弗雷德里克·加特福的故事是编造的，对吧？嗯，我想你也是瞎编的。”

“你是说我说我是个贼这件事？”

“我说的是你否认自己是个贼这件事，”她说，“你知道吗？我不相信你。我认为你根本就是个贼，不管你怎么说。”然后她朝我展露了一抹邪恶的微笑，很快地转过角落，离开了。

[1] 艾丽丝·莫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英国小说家、哲学家。

[2] 乌贼骨的原文是cuttlebone，与加特福（Cuttleford）的发音相近，而ford又有“浅滩”的意思。

11

我终于来到图书馆时，里面一片漆黑。有人拉上了窗帘，关了灯。我站在门槛边，试着找出最自然的方式进去拿书。我带了支窄光的笔形手电筒，但是留在我的（或是我们的，或是奥古斯塔姨妈的，随你怎么说）房间里了。我可以上楼去拿，但是为了找通往图书馆的路，已经费了很多事了。我不想再找一次。

此外，拿支手电筒躲躲闪闪的，看起来总难免有点鬼鬼祟祟。这会让自己变成星期日漫画里那种装模作样的夜贼，总是半蒙着面，肩上扛着个装赃物的粗麻布袋。

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我在加特福旅舍可是个付费的顾客，完全有资格在这里。既然没有明文公告的关闭时间，我任何时候都有权利使用大图书馆。也就是说，根本不必偷偷摸摸，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步走进去，和任何贱金属一样厚脸皮，打开我需要的每一盏灯，登上图书馆的梯子，拿我想要的书，带回我的房间。再者，我做这一切没有违反任何住宿规则，更别说是法律了。我甚至不会引起怀疑。我是位顾客，睡觉前想要找些东西读，还有比图书馆更好的找书的地方吗？

在我会做出让任何人皱一下眉头的事情以前，早已经把书塞到行李里面，在回纽约的路上了。

不过，还是要采取一些防备措施。在接下来的步骤里，直到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槌子敲下来以前，这本书的起源最好是出自雷斯特·哈丁·洛斯的回忆录，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像我一样，（用反间谍的方法）回溯走过的路径直到费迪南德·卡斯卡特在伯克郡的豪宅。如果没有人记得看过伯纳德·罗登巴尔大步走过加特福的厅堂，怀里紧揣着一本《长眠不醒》，应该会好得多。

先办最要紧的事。以谨慎的方式拿到书，然后藏起来以策万全。接着带着书离开这幢住宅回家去。沉默一阵子，享受拥有书的兴奋心情，然后想一个很好的故事掩饰——它原本在一袋读书俱乐部版本的书底下，有个人从街上进来带了整批的翻印书；我怎样在斯塔腾岛的廉价书店里，连同十几本旧书一起买下来；或者它是在纳索郡某处的车库拍卖会上，乱七八糟一堆藏书里的一册。编造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应该不难。

首先，去拿书。

立刻行动。我正要踏进这个房间，事实上已经伸出一只脚要跨过门槛时，却听到有人在说话。

我侧身向前，转头让耳朵对准声音传来的方向。不太能分辨得出来，不过确实有人在说话，在离我所在地点很远的图书馆的另一角，以压低的轻声在说话。其实那里正是雷蒙德·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安放的最上层书架的角落（至少在我上回看到时是这样）。

是鲁弗斯·奎普睡觉时的喃喃自语吗？除非他离开了原先熟睡的地方，否则不可能。我悄悄地再往阴影里走近一些，停下来试图在黑暗里看清楚，但完全看不到。我闭上眼睛，心想这样会让我的听觉更敏锐。这对盲人报纸经销商应该管用，但是我想这要花上好几年工夫训练，因为在我能分辨的范围内，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有寂静和喃喃低语，以及更多的寂静和喃喃低语。

不止一个人。我突然非常确定，因为在我听来似乎是先有个压低的声音，然后有另一个压低的声音回复。然而，还是没办法分辨悄声说话的是谁，也听不清楚话里的字句。

可能是谁呢？失踪的哈德斯蒂小姐，背叛了可怜的迪蒙特小姐，在沙发上和楼上的女服务员拥抱？是达金·利托费尔德那个无赖，离开他那没了老婆的新婚床单，也下来依样画葫芦？或者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一对情侣，还是他们在计划什么阴谋……计划什么？推翻一个巴尔干半岛政府？在我看来，这是英国乡村住宅侦探小说里的阴谋者会干的事，现在又有个巴尔干半岛的政府活该要被推翻，也许那些人又在玩老把戏。

但是说话的内容，以及是谁在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决定不让自己引起注意，而这意味着我要在不闯入他们悄声对话的情况下，打开灯，爬上梯子。事实上，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应该再躲在门口，等着被人发现，揭露我现在显然正在做的事，成为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卑鄙的偷听者。

我僵在那里，既想离开，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是谁，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然后，突然有个不知来自何处的东西过来摩擦我的脚踝。

警察，我这样猜想，那是我受到惊吓时，最先跃入脑海的东西。不过，这个念头维持的时间不久，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虽然警察很容易做些令人不安，有时候甚至难以解释的事情，但绝不会磨蹭我的脚踝。

鬼。那是我的第二个想法，无疑是因为卡洛琳的恐惧和米莉森特·萨维奇的恶作剧才涌现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鬼魂，但如果真有这种东西，那么这就是鬼魂出没的最佳住宅了，或是最好的出现时机。但是鬼会摩擦人的脚踝吗？

我正在想这件事时，又发生了一次。这回我知道那是什么了，不是警察，也不是鬼魂。它发出声音，你知道，而且不是警察会发出的声音（“把手放在墙上！”），不是铁链的叮当声，也不是妖精的哀泣声。

这声音很像非常昂贵且系出名门的汽车声，强劲的引擎正空转着，等着信号灯变换。一言以蔽之，那是猫咪低沉的呼噜声。

我弯下腰，把它抱起来，希望它继续发出呜呜声，不要扯开喉咙变成引人注意的喵喵大叫。然后两位看不见的安纳特鲁利亚破坏分子继续以听不清楚的声音密谋突击之际，我便扮演完美的反间谍分子——循着猫的足迹回到房里。

我猜它饿了。每回拉菲兹上演摩擦脚踝的节目时，通常便意味它饿了，虽然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是表现爱意。（或许这正是任何爱意的真实表现，不论根源为何——“嗨，那边那个！我想要从你那里得到些东西！”）

回到奥古斯塔姨妈的寝室，我找到了我们带来的红色塑料碗，还有猫饼干盒子，倒了一些饼干进去，放在它吃得到的地方。它站在黑暗之中吃着饼干，而我就站在那里看着它，然后它走到门边，发出那可怜的去了脚爪的搔抓声，直到我开了门让它出去。

我关上门，脱掉衣服换上睡衣，然后打开门留个缝隙。在为我们准备的双人床上，卡洛琳翻过身，在睡梦中含混地发出声音。她原本睡在床的一侧，但现在她躺在靠近中间的地方。

窗外，雪还在落下。如果曾经停过，或是雪势稍缓，你也无法依靠我的判断来证明；每次我看窗外，都是大片大片的雪在不断落下。从我所站的位置，没办法衡量积雪深度，但是我猜外头至少应该有一英尺深的雪。

我上了床，试着选出有较大空间的一侧。我的头安靠在枕上，卡洛琳的一只胳膊肘抵着我的肋骨。我尝试将就着用我能得到的空间，但不奏效。我开始挪动，而卡洛琳总是会靠过来，用膝盖或胳膊肘干扰我，要不我就得挪移到床边，然后开始往下掉。

几次之后，我决定冒着弄醒她的风险，一只手放在她臀部，另一只手搁在她肩膀上，轻巧但稳定地将她推往床那一边。这似乎有用，但是她又滚回来，手臂绕着我，脸最后还是窝在我的胸前。

我不得不躺在那里，试着思考我对此有何感受。卡洛琳当然是个迷人的女子，但我得说她不是适合我的类型，而我显然也不是她喜欢的那型。在我看来，女人和男人的不同之处，有一点是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别在女人之间比较容易模糊混淆。有许多异性恋女人似乎容易偶尔与某个女性情人来段实验——卡洛琳一直与这类女人有所牵扯，然后不断发誓那是她最后一次犯错。我自己也见过有女同性恋在难得的场合里，有尝试不同经验的倾向。

卡洛琳不是。她对于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兴趣，不会比我大。打从我遇见她的那天起，这件事就很清楚了，这也让我们的友谊比较容易发展。我们是最佳伙伴，我们是哥们儿，而我们注定不会做的事，就是共用一个枕头。

但我们现在正这么做。她可以睡她自己的枕头，但是现在她的头在我的枕头上，我也是。

没问题。如果不是我和莱蒂丝在东厅有了一段插曲，或许我的身体会动其他念头。但是现在我的老身体既疲累又干枯，只想好好睡一觉。要达到这个目的，像这样抱在一起取暖，只不过是医生会给的建议。在我最好的朋友臂弯里很舒适，靠她的体温取暖，我觉得自己正在滑向睡眠。

你看，我又在床边了。我醒了过来。

卡洛琳没醒。睡得很熟，虽然还不到睡眠的最深沉阶段。她完全不知道她抱住的人是她的好哥们儿伯尼，或者根本没想到是男人。她很可能在做梦，而我想你一定知道梦境会改变方向，以便适应环境。如果床边的电话响了，睡觉的人就会立即将电话铃声插入梦境的剧本里。卡洛琳的梦要拥抱的不是个正在响铃的电话，而是个温热的身体，在她的梦里，这变成了一个女人的身体，情人的身体。

在这个梦里，她开始与这个她拥抱的身体做爱。

而且不只是在梦里。

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怪异。我在那里，半睡半醒，而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正用鼻子磨蹭我的颈子，她的手在我身上游移。我想叫醒她，但我想不出这样做又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方法。等待结束不是比较好吗？

很难说。一方面，这场梦可能会很快地经历整个过程（梦是快速的小恶魔，总是需要比做梦本身还要多很多的时间来叙述）。另一方面，卡洛琳游移的手总是会有可能碰到我身体的某个部分，不完全符合她的梦境，从而赋予“粗鲁地唤醒”新的含义。

怎么办？假设我大叫一声，然后跳下床。我可以说我做了个噩梦，等到她安抚我冷静下来以后，她就已经完全忘记她的梦了。不过，这样做还是不妥，而且在那之后，我们俩要怎样才能睡着？

她移动了，探索得更紧密了，整个人依靠在我身上。她的大腿缠绕着我的小腿，而且有点像是以一种相当稳定的节奏摇晃着我。我费了点时间才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持续之际，我只是躺在那里，然后她步调稍稍加快，抚摸也逐渐变得激烈。接着她的手紧抓着我的手臂，发出微弱的像猎犬般的叫声，然后是呻吟声，最后她叹了口气，翻身离开我，静止不动。

你永远不能跟她说这件事，我对自己说。事实上，我加上一句，如果你可以忘记这事曾经发生过，那就最好不过了。

不太可能，我想。跟我能睡着的概率差不多，而我之前明明差一点就能睡着了……

下一件我知道的事是已经早晨了，而且有人正在什么地方大声尖叫，好像发生了血腥的谋杀案一般。

12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引人尖叫。比如说一只老鼠从家具背后突然窜出来，很容易诱发某种类型的女人大声喊叫。（依我的经验，告诉这种女人老鼠其实比她更害怕也完全没有用。很少有女人认为这种信息具有安慰效果，而我自己甚至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一个女人从沙发背后跳出来时，你很难听到老鼠尖叫。）

同样的道理，尖叫也可能表示尖叫者刚刚见到了鬼，或是一个潜在的攻击者，或是彩券上的号码中了奖。“尖叫得好像发生了血腥的谋杀案一般”毕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你听到这种叫喊，不代表你会在图书馆里发现一具尸体。

但我们发现了。

我见过死者，虽然我们未曾彼此介绍。我们第一次进到那间堂皇的图书馆时，他就在里头。他就是那个眼光投向卡洛琳身上时，让她感觉很不好的男人。那时他坐在用果树材料制作、有提琴式靠背的椅子上，面对皮革铺面的小写字台，我假设他正在写信，非常投入地书写，然后停下来，套上笔盖，目光望向虚空，然后又摘下笔盖，继续写。

目前他躺在离火炉几码远的地方，离我见到《长眠不醒》的那个书架不远，而且我很高兴，书还在那里。他的衣着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外穿一件有皮制纽扣的骆驼毛休闲外套，里头是浅底深色方格的背心，下身是深棕色灯芯绒的休闲裤。脚上穿的是马球靴，一只鞋的鞋带松了。

他后背着地，躺在图书馆的爬梯下。他的深色头发还是很整齐，但血从头皮上的伤口流出，沾染了他头下面的地毯。他线条分明的五官因死亡而显得松弛；深色的眼睛在他生前是那么炯炯有神，现在却像被填塞的剑角羚羊的眼睛一样，有如玻璃。

当然，剑角羚羊还在东厅的墙上，现在看不到。这使得它成了少数留在原地的生物，因为几乎所有加特福旅舍的其他住民都回应了这声叫喊，宛如自动电梯回应高层办公大楼的火警一样。电梯全都冲向火警来源，无视危险的存在，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事。

时间或许与此有关。现在正是黎明时分，而我不认为我和卡洛琳是在叫声唤醒我们之前，唯一还在沉睡的人。如果我们正在读——比如简·奥斯丁的小说，那么我们或许会以比较优雅的方式反应，而不是跳下床，匆忙套上衣服，一头冲往楼下骚动的根源。

我们到达图书馆时，已有五个人在那儿——死人不算在内，我们稍事喘息时，又来了好几个人。我得知叫喊的是位漂亮的年轻金发女人莫莉·柯贝特。她是楼下的女服务员，进来拉开窗帘，清理房间，当她突然看见已经死亡的乔纳森·拉斯伯恩时，便以传统的方式做出了反应。

奈吉尔·艾格伦廷告诉我们，那是死者的姓名。我和卡洛琳冲进来时，艾格伦廷已经在图书馆里，当然还有莫莉·柯贝特，以及爱德华·布朗特-布勒上校，还有可怕的奥里斯，他的双眼比我记忆中的似乎又更靠近了些。其他人很快加入我们——米莉森特·萨维奇、她的父母、戈登·沃波特、西西·艾格伦廷。厨师站在一边，焦躁地弄着围裙，看起来相当烦恼，有个脸上雀斑丛生的红发年轻女孩，目瞪口呆地看着倒下的顾客，既惊骇又欣喜于生活居然可以真的像小报上描写的一样（我后来知道她是楼上的服务员，是莫莉的堂姐，莫莉父亲的兄弟厄尔的女儿，名字叫伊尔琳·柯贝特）。

“真可怕，”奈吉尔·艾格伦廷说，“不忍目睹的悲剧。悲惨的命运。”

“说得没错，”上校说，“但是重建现场不会太困难，对吧？很容易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事。”他清清喉咙。“晚上起床。睡不着。下来这里想找些东西读。看到了他想要的书，但是够不到。”他一只手搁在图书馆的爬梯上。“爬上这个，对不对？失去平衡，跌了下来。”他指出头皮上的伤口。“撞到了头，对不对？像只被刺到的猪一样流血，如果诸位女士可以原谅我的表达方式的话。”

诸位女士看来都还可以承受。其中一位，哈德斯蒂女士，在上校说话时正好进入图书馆，推着她同伴的轮椅。现在她接着上校的推论解释。

“难怪他会摔下来，”她说，“他的鞋带松了。他一定是踩到了鞋带。”

“爬上梯子前，”迪蒙特插嘴说，“他应该要绑好。真是太不小心了。”

卡洛琳看看我，然后转动眼睛。“我敢说他已经得到教训了，”她讽刺地说，“伯尼——”

“可怕的意外，”奈吉尔·艾格伦廷说，接受了重建的解释，“我猜摔下来以后，这可怜人失去了意识。然后他一定是因失血过多而死，或者是因为头骨碎裂而亡。如果有另一个人在房间里，这场悲剧很可能就可以避免了。”

“或者他绑紧了鞋带的话。”迪蒙特小姐说。就一个很少走路的人来说，她对这个话题有很多意见。

“很可能一开始并不是松脱的。”克雷格·萨维奇提议道。有趣的是，他自己穿着拖鞋，“他在爬梯上调整位置时，可能踩到了一根鞋带的末端，”他解释道，“然后他抬起另一只脚时就松脱了鞋带，造成他跌倒，一下子同时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鞋带总是打两个结。”哈德斯蒂小姐说。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萨维奇告诉她，“鞋带不会松脱，但你还是有可能踩到鞋带末端，使自己摔倒。”

哈德斯蒂不接受这种说法。“你打两次结之后，”她说，“鞋带就会比较短。所以末端就不会长到会被另一只脚踩到。”

萨维奇承认他没有想到这点。布朗特-布勒上校说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即使再多打两次结的鞋带，现在也救不了这可怜的家伙了。拉斯伯恩先生昨晚在写字台上奋斗时，在沙发上读特罗洛普小说的老柯利布里太太询问是否已经打电话叫警察来了。没有人立刻回答，然后奈吉尔·艾格伦廷说还没有打，而且他认为应该要通知警察，不是吗？

“真不想打扰他们，”他又说，“尤其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我想他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何况地上还有两英尺深的积雪。”他用手势比向有窗户的那面墙。“我无法想象现在的道路状况，我知道天气引起的突发情况一定没完没了。恐怕意外死亡得到优先处理的机会很低了。”

我环视一圈。上次我见到时正在读书或打盹儿的肥胖男人，鲁弗斯·奎普，进了房间，不仅清醒，而且还站立着。正当我注意到这点时，他又将身躯安放在沙发上了。另一边稍远处莱蒂丝·利托费尔德站在她丈夫身旁，一手紧握着他的手。我朝她微笑，然后朝他撇撇嘴。我不认为他们俩注意到了这一点。

上校正在谈几年前在萨拉瓦克发生的不幸意外。我等他说到一个停顿的段落，然后说：“抱歉。”

整个房间静了下来。

“我想你们应该立刻叫警察，”我说，“我认为他们会想尽快赶到这里，不论雪有多深。”

“你在说些什么，罗登巴尔先生？”

我转向莫莉·柯贝特。“你早上进来这里的时候，”我和蔼地说，“都做了些什么？”

“我根本没有碰他，先生！我对上帝发誓！”

“我相信你没有，”我说，“我相信你只是打开了窗帘。”

“当然，先生。我白天的时候都拉开窗帘，好让光线进来。”

“那么在你拉开窗帘前，房间里是暗的吗？”

“是的，先生。不是全暗，有些光线从打开的门透进来，比如说从其他房间进来。”

“但是这间房里没有光线。”我说。

“没有，先生。”

“也没有灯光。”

“没有，先生。”

“开启的门那边有一点光线，”我说，“因为天已亮了。但是稍早一些，拉斯伯恩先生发生悲剧时，应该是完全黑暗的，对不对？”

她看看我。“我不在那里，先生。”

“你当然不在，”我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你在的话，当时天还没有亮，也没有打开灯，窗帘也拉起来了，你就会发觉房间是暗的，你不会这样假定吗？”

莫莉站在那里张着嘴思索。奈吉尔·艾格伦廷蹙眉思索，看起来不愿意接受下一步推论的结果。他的妻子说：“当然是这样。拉斯伯恩先生摔下来时，这里是漆黑一片。”

“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踩到了鞋带，”我说，“毕竟，他看不到鞋带松了。但是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登上爬梯。这里太暗了，他根本找不到爬梯，更别说是找一本书来读了。”

布朗特-布勒清清喉咙。“你想说什么，罗登巴尔先生？”

“我要说的是，这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乔纳森·拉斯伯恩不会在黑暗的房间里发生这种意外。他跌下来时一定有灯亮着，否则实际发生的事一定和你们重建的大为不同。”

西西·艾格伦廷说：“莫莉，你确定你没有关灯吗？”

“我不记得了，”这女孩哭了出来，“我不觉得关了，但是——”

“不太可能关了，”我说，“她进来的时候，房间是暗的。如果有盏灯亮着，她应该会注意到。如果她没注意到，怎么会去关掉？”

“我们不知道他踩在哪一级上，”戈登·沃波特推测道，“不过，如果他站在顶端那几级。那可真是摔得很重，足以在他头上造成那道伤口，让他昏迷。或许他跌下来时，有可能撞熄了一盏灯？”

“如果他撞上了灯，”我说，“很有可能。或者他根本没撞到，但是落地的震动大到把一盏落地灯弄翻了，或是让一盏桌灯翻倒在地。”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也有可能是灯泡烧坏了，”我说，“自动烧掉的。他发生意外时，有盏灯亮着，然后在莫莉发现他以前，灯烧坏了，这并非没有可能。”

“一定就是这样。”奈吉尔·艾格伦廷说。

“如果是这样，”我说，“灯泡仍然是坏的，因为我想我们都同意莫莉还没有机会换灯泡。我们是否可以检查一下所有的灯光设施？”

“全部的？”

“全部。一个烧坏的灯泡无法证明这个推论，但如果没有任何灯泡烧坏的话，就可以排除这个论点。”

确实如此。每个灯泡都是好的，我们弄清楚以后，我请大家把灯关上。我们不需要灯光；外头的整个世界都覆盖着白雪，穿过那面窗反射进来的光线比实际需要的还多。

“嗯。”我说。

这是个抉择的时刻。他们都看着我，等我说些话，而那不请自来、从我嘴中脱口而出的话是：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把你们全找来这里。我以前偶尔有机会说这句话时，这些字眼总是让我因寻猎的刺激而脉搏加快，屡试不爽。但是这一回时机不太恰当。我并未召唤任何人，大家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为何会置身这里。

我正苦思着适当的字眼。西西·艾格伦廷替我解了围。

“一定有个解释。”她说。

“我可以给个解释，”我提出来，“拉斯伯恩爬上图书馆爬梯发生意外时，是开了盏灯。他像柏克莱主教的树一样，直挺挺地倒下来，没有发出声音，所以没人跑过来看 [1] 。但是后来有其他人经过这个房间，看见灯亮着。他或她知道半夜里灯不该亮着，所以进来关了灯。如果是这一盏灯，或是那一盏灯亮着，他或她不应该看不到拉斯伯恩的尸体，因为刚好就在视线上。哎呀，真该死。”

“怎么了，伯尼？”

“他或她，”我说，“如果没人反对的话，我接下来就用男性代名词了。”没人反对。“很好，”我说，“重点是，有其他灯可能亮着，而经过的人可以在见不到乔纳森·拉斯伯恩尸体的情况下关掉灯。他可能走进来，关灯，然后离开，却根本没想到地上有一具尸体。”

一阵喃喃声同意了这个思考方向。声音一停，戈登·沃波特清清喉咙。“我觉得奇怪，”他说，“你在关掉图书馆的灯之前，不会四处看看以确定没有人窝在椅子上读一本好书吗？我想这是很基本的礼仪。”

“很好的论点。”我说。

“而且如果你朝四周看看，几乎肯定会见到拉斯伯恩。”

“如果真看了的话，”卡洛琳说，“但也有可能只是喊了一声。‘有人在吗？’那么除非拉斯伯恩能够发出声音，否则你就会认为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

沃波特认为这很有道理，也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很好，”我说，“所以，还剩下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谁关掉了灯？”

没人答话。

“一定是我们其中的一人，”我说，“而且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会忘记做过的那种事。有任何人昨夜很晚或是今天很早来到这里，关了一盏灯吗？你们有谁关了吗？”

大家看看我，又彼此互看，然后望着地板。利昂娜·萨维奇谨慎地与女儿悄声说话，而米莉森特大声否认她在这两个时间到过图书馆，更别说是关什么灯了。她父亲支持她的说法，指出这小孩一辈子从来就没有主动关过灯。

“似乎没有任何人关了灯，”布朗特-布勒上校说，“所以我们就得面对两种可能。拉斯伯恩是在黑暗中爬梯子，或是灯自动熄灭了。”

“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道理，”我说，“还有一种可能，确实有人关了灯，但是不能承认，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昨夜他曾经接近这个房间。因为他谋杀了拉斯伯恩，关了灯以便拖延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却没有考虑到拉斯伯恩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被人发现，是件多么可疑的事。”

“但这根本不可能。”奈吉尔·艾格伦廷说。

“为什么？”

“因为这表示……”

“怎么？”

“这幢房子里有人犯了谋杀罪。”他说。

“恐怕是这样。”我说。

“但是我们都不……”

“不是我们之中的人，”西西·艾格伦廷坚决地说，“如果真有人伤害了可怜的拉斯伯恩先生，也不可能是我们之中的人。”

“那还有其他什么人会干这种事？”迪蒙特小姐想知道。

“一定是经过附近的人，”西西说，“比如流浪汉，四处漂泊的人之类的。”

“在这种天气里？”

每个人都望向窗外。外面的雪已经积得够深了，足以让文西斯劳斯国王 [2] 龙心大悦，但其他人可开心不起来。

“他可能想躲避恶劣的天气，”西西说，“他无法在这种夜里睡在外面，所以闯进来，然后——”

“然后想找些东西读。”柯利布里太太提议。

“然后受到灯光吸引，进了这个房间——”

“像只飞蛾一样。”伊尔琳·柯贝特说，看起来一副因为大声说了这句话而受到惊吓的样子，赶忙用满布雀斑的手遮住小嘴。

“然后发现可怜的拉斯伯恩先生，”西西继续说，“已经因为意外坠落而亡。流浪汉因为担心受到怀疑涉嫌杀人，所以关了灯离开。”她叹了口气。“就这样，罗登巴尔先生！我们都没有涉嫌，而且也根本不是谋杀！”

“亲爱的，”奈吉尔·艾格伦廷说，“整个过程发生得实在太巧合，只怕听起来有些荒谬。”

“这很荒谬吗，奈吉尔？”

“恐怕是这样，亲爱的。”

“哦，但是——”

“还有其他东西。”我说，走近地上的乔纳森·拉斯伯恩，向下指着他那还空虚地向上望着我们的眼睛。我弯下身，故意发出嗯哼一声，然后直起身。“如果各位仔细看，”我说，“你们会见到两只眼里都有细微点状出血。”

没有人靠近来看。大部分人反而盯着我。

“我认为他并非死于失血，”我说，“他是流了不少血，因头皮外伤流血致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没流那么多血。确实有可能撞击头部，并因为重击而致死，但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能够造成极大伤害的坠落，应该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但是这里显然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我认为拉斯伯恩不是从图书馆爬梯上跌下来的。我认为一开始他就没有去碰梯子。凶手袭击他时，他应该正坐着。”

克雷格·萨维奇想知道我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我蹲在尸体旁边，指出流血的源头——左太阳穴上方很深的伤口——周围有清楚的变色。“如果凶手站在他前方，”我说，“而且假如他惯用右手，向下敲击，那么这里应该就是撞击的位置。”

上校想知道跌倒是否会造成类似伤口。我说这也有可能，但是他得撞到某个东西才行，比如说最下面一级阶梯，或是桌子的尖角。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在他撞到的物体表面发现血迹。

“但我们没发现，”我说，“而且也没有发现所谓的钝器，可能是凶手带走了。但很可能是钝器所伤，比如说是书挡，或是玻璃烟灰缸，或是像那边那只骆驼那种铜制装饰品。事实上……”

上校随我走到旋转书橱旁边，他要伸手去拿骆驼时，我抓住他的手。“最好不要碰，”我说，“虽然如果上头的指纹没有擦干净，我会很惊讶。不过，这上面很可能还有显微镜看得到的证据。在我看来，基座部分好像有些血迹，但是必须做过测试才能确定。”

“我的天哪，”西西·艾格伦廷说，“你该不会是说他被我们的骆驼杀了吧？”

“我想他是被骆驼打倒的，”我说，“但不是杀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一敲将他击倒在地，”我说，“并且流了血，而且很可能让他失去意识。最后或许会证明这是致命的，必须要解剖才能下定论，不过这一击并未立刻杀死拉斯伯恩，但凶手不愿意坐下来等待。他知道最好是再袭击一次，并且假装是摔倒的结果。所以他用了别的东西。”

“什么？”

我指向躺椅。“那个靠枕，”我说，“不，别拿起来，只要看一下就行。我想纤维上也沾了东西，我猜最后会发现这些污点也是血迹，而且是拉斯伯恩的血。”

鲁弗斯·奎普飞快地瞥了一眼。他坐在躺椅上，够得着那个靠枕，现在身体挪开了。“直到刚才为止我都听得懂，”他缓慢地说，他的声音有如睡着般黏腻，我不记得先前听到过他说话，而且几乎没看他清醒过，“但现在你把我弄迷糊了。你是说已经用骆驼打了这个家伙一次以后，凶手最后用靠枕拍打来完成工作？”

如果你能够承受得住一只骆驼，为什么会因靠枕而受伤？但是我无法这么说，而在我想出其他字句来说以前，米莉森特·萨维奇说：“真傻，他不是用靠枕打他。他是用靠枕让他窒息！”

“米莉森特，”她的母亲说，“你不可以插嘴打断别人说话。”

“她虽然打断了我，”我说，“但她说对了。这可以解释细微的点状出血。那揭露了一桩仁慈的谋杀，护士或是急着想继承财产的亲戚，会用枕头压在末期病人的脸上，好加速死亡。”

“如果靠枕上有血迹，”上校说，“那就是罪证确凿的证据了，对吧？如果拉斯伯恩是自己摔下来的，血就不会在那上头。”他的眼光投向艾格伦廷太太。“我很不愿意这么说，西西莉亚，但是这推翻了你那流浪汉的理论了。”

“我真希望是个流浪汉。”西西说。

“因为另一种可能让人无法接受，”上校说，“但恐怕在这个情形下，无法接受的却是真的。奈吉尔，现在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了。你应该立刻打电话报警。”

奈吉尔吸了口气，咽下他原来要说的话——不管是什么——离开了房间。达金·利托费尔德过来察看了靠枕、骆驼，以及倒地的乔纳森·拉斯伯恩。“我不明白，”他说，“如果凶手费了这么多工夫布置得像是意外，为什么他会在靠枕和骆驼上留下血迹？他差一点就能犯下完美的罪行了，却突然变得草率疏忽。感觉说不通。”

“是吗？”

“我只是说这没道理，”他提醒我，“但是我相信你会做出解释。”

我几乎脱口而出，我相信你已经有了不在场证明，但又收了回去。“我的猜测是，意外是事发之后才布置的，”我说，“攻击一定是非常仓促，甚至是冲动的。事后凶手急于回到……嗯，管他要回到哪里。他不希望在那里逗留，随时会有人经过，发现他站在死者的旁边。他花了一分钟把拉斯伯恩摆放在爬梯的底部，让他的血流一些到地毯上，然后用靠枕让他窒息而死。他很快地擦干净骆驼，然后放回旋转书架上面。他可能没见到靠枕沾了血迹。正当谋杀发生时，有谁会去注意到有一盏灯亮着？拉斯伯恩应该不会在黑暗中浏览书架，但是他或许会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进行简短谈话，而杀掉一个人又需要多少光线？”

“为什么不干脆把靠枕带走算了？”利托费尔德想知道，“为什么留在附近？”

“要不然他会放哪里？他的行李箱里？或是他房间的椅子上？”

“我不知道，但是——”

“放在其他地方，总是会引起注意，”我说，“放在平常的位置上，最不起眼，就是原来他拿到靠枕的躺椅上。即使他知道上面沾了血迹，也最好将它留在那里不动。他希望没有人会寻找血迹，警察只会草率地检查一下尸体，解剖验尸也是循例敷衍，并不完整，拉斯伯恩的死亡只会在档案里被记载为意外。”

“如果是这样，”我接着说，“他便可以自由回家。如果不是，那么除了靠枕上的血迹和铜制骆驼上的一两滴血外，还有更多拉斯伯恩的血要费力寻找。精细的法医调查可以显示四处都是血迹，足够重建出拉斯伯恩遭受袭击时所坐的正确位置。”

有几个女人似乎要缩进自己的肩膀里，以避免接触遍布她们周遭的血迹。

“其实，”我说，“我们可能应该离开这个房间，将这里封起来，直到警察到达。没有人碰了什么东西，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该留在这里。这是犯罪现场。”

“没错，”布朗特-布勒上校说，“虽然我不知道本地警察是否会像苏格兰场的警察那样处理犯罪现场，但是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先生。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有经验吗？应该是在警界服务吧？”

“也不尽然。”我说。

“难道是私家侦探吗？”

我摇摇头。“我是个爱书人，”我说，“我读了一大堆侦探小说，也看了很多电视。你知道，密室案件、不可能的犯罪、英国乡村住宅谋杀案……”

“波洛之类的。”上校说。

“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想到这些东西那么具有教育意义，”他说，“血液溅洒的痕迹，细微点状出血，敲击的方向，你看起来像是真的都懂，罗登巴尔。”

我得承认，我有一点得意。有个带那种腔调的人恭维你，很难不得意。这位好心上校接着问我到底从事什么行业时，我还忙着享受这种感觉。

“事实上，”我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被裁员了，企业缩编，至少他们用的是这个字眼。其实这等于要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而最糟的是你是其中的牺牲品。”

“英国陆军里也有过这种事，”他说，“在我们失去印度之后。”他的脸色暗下来。“如果他们称之为缩编的话，或许会让面子上好看些。你在解脱以前，为那些粗俗的贪心鬼做什么？”

“他是个窃贼。”米莉森特说。

所有的谈话都中断了。我勉强笑了一声，在那庞大的房间里显得非常空洞。“我昨晚和这个孩子开玩笑，”我说，“但恐怕她当真了。”

“你说是个玩笑，”这小讨厌说，“但我认为是真的。我认为你真的是个窃贼，伯尼。”

“米莉森特，”利昂娜·萨维奇说，“回你的房间去。”

“但是妈妈，我——”

“米莉森特！”

“没关系，”我说，“我想她没什么恶意。无论如何，也没造成什么伤害，而且——”

我停下来。奈吉尔·艾格伦廷回到了房间，眉头深锁。

“肯定是雪的缘故。”他说。

我们看着他。

“电话，”他解释道，“线路断了。肯定是雪的缘故。”

[1] 指英国出生的爱尔兰哲学家柏克莱主教，这里影射他的“林中一棵树倒下来，若无人在旁，是否会发出声音”的论题。

[2] 文西斯劳斯（King Wencelaus，1378—1419），波希米亚国王。

13

艾格伦廷坚持认为我们只要保持镇定就行了。他重复了好几遍，好像这些字眼是用来驱除恐慌的咒语，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卡洛琳解救了他。“看，奈吉尔，”她说，“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对吧？”

“好消息和坏消息？有吗？”

“总是会有的，”她向他保证，“假设你先给我们坏消息。”

“坏消息。”他说。

“比如电话线断了，还有其他随电话消失的东西。”

“啊，”他说，“坏消息。嗯，这时候电话服务确实是没有了。肯定是因为暴风雪。坏天气总是弄坏我们的电话。春天和秋天里的严重雷电雨后，电话也经常出故障，冬天里则有暴风雪破坏电话。”

“宣传手册里都没有提到这些。”哈德斯蒂小姐悄声对迪蒙特小姐说。

“但是有好消息，”他说着，开朗起来，“我们的电话断线通常都不会很久，我想最多几个小时就会恢复了。”

“这是好消息，”卡洛琳表示同意，“再说说其他坏消息。”

“其他坏消息？”

“下雪。”她提示他。

“啊，雪。嗯，如你们所见，积雪非常深。根据新闻报道，有两英尺多深，加上飘落的积雪，足够埋掉车顶了。乡间大部分道路都要等到铲雪车铲过才能通行，这可要花上不少时间。”

“所以，即使我们能打电话给警察，”上校说，“他们是否能抵达这里，也颇值得怀疑。”

“非常值得怀疑，”奈吉尔说，“即使我们的路清理好了，他们也无法到达我们的车道。其他人也没办法。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邮递服务，也不会有客人抵达。”

“最后这部分，”卡洛琳说，“没有客人，应该算是好消息而非坏消息。现在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在这幢屋子里再添别人了。但其他的确实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

“即使没有递送供应，”他说，“我们也不必惊慌。食品储藏室里装满了食物，足够我们所有人吃得很奢侈，一直吃到四月份。里面还备有应急用的桶装水，不过我们不太用得上，因为水井的运作状况良好。还有，或许现在提太早了些，不过加特福的地窖库存丰富，我们有充裕的啤酒、葡萄酒和烈酒，足够我们喝到下个世纪。”

“嗯，那真是令人放心。”卡洛琳说。

“而且事实上，”他继续说，越来越流利，“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我们确实孤立无援，虽然是非常舒适，但是我们不会孤立太久。奥里斯向我保证只要他能操作吹雪机，他就可以清理通往桥的通道。我们的吉普车就停在桥那头，装备了强力铲雪机。只要几个小时，奥里斯就应该可以完全清除从我们的车道通到公路那段的积雪。”

“好啊，好啊！”上校说，还有此起彼落为奥里斯喝彩的掌声，奥里斯则因此低下头来盯着他的靴子，好像在测量雪会有多深。

“但是在做任何事以前，”西西·艾格伦廷说，“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吃一顿地道的英式早餐。”

“我很好奇这是什么，”卡洛琳说，“也许这是洞中蟾蜍。”她看着盘子，里面躺了厚厚一片烤白面包。面包中央挖空了，有个蛋摆在留下的圆形空间里。

“听起来你有点失望。”我说。

“嗯，没那么糟，”她说，“这有点像木筏上的亚当与夏娃。”

“那是什么，吐司上放两个煎鸡蛋？”

“嗯哼。不过这儿却是亚当掉下去淹死了，而且木筏地板上破了个洞。所以就只剩下夏娃独自撑下去了。”她咬了一口，“不过，我必须承认这还不错。虽然和我期待的不一样。”

“你期待的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伯尼。如果听起来不矛盾的话，我猜是一种奇怪的好吃食物。像是这个黑布丁。”

“这是奇怪的好吃食物吗？”

“嗯，算是吧。”她叉了一口到嘴里，很仔细地嚼着。“很简单，”她说，“但是也很可口。而且是黑色的，这很不错，但是和我吃过的任何布丁都不同。”

“和果冻完全不一样。”我说。

“他们对布丁的想法很有趣，伯尼。看看约克郡布丁。我的意思是，那也很好吃，但是你不会冲出去，在上面淋上一大堆奶油吧？黑布丁。你认为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血。”

“认真点，伯尼。”

“我是认真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血肠。”

“我真希望你没有告诉我，伯尼。”

“嗯，是你要问的。”

“这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告诉我。至少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叫它黑布丁了。如果叫血肠，就没人想吃了。那白布丁呢，伯尼？那是用什么做的，淋巴吗？”她皱着眉头，“算了，不要回答了。你还要熏鲱鱼吗，伯尼？”

“我想我已经到极限了。”

“我想我应该要表示感谢了，”她说，“他们没有在洞中蟾蜍里用真的蟾蜍。听好，如果他们上了泡泡与吱吱，帮我个忙，好吗？如果泡泡与吱吱里有什么恶心的东西，你自己吃就行了。”

“我想那应该是剩下的甘蓝菜和马铃薯。”

“那就没问题，”她说，“只要不是回收的爬虫类和啮齿类动物就可以。伯尼，你觉得是谁杀了乔纳森·拉斯伯恩？”

“我怎么会知道？”

她耸耸肩。“我只是想你可能会有预感。你证明了那是起谋杀，还找到两件凶器，真是太酷了。先用骆驼打倒，然后用靠枕让他窒息而死。这是一种什么死法，嗯？”

“嗯。”

“怎么了，伯尼？”

“我就在那里。”我说。

“我也在，伯尼。每个人都在，只是先来后到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站在那里围着拉斯伯恩的尸体时，我一直忍不住盯着书架上方，看看《长眠不醒》是不是还在那里。”

“还在。”

“我知道。我也不想盯着看，但是我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应该没有别人注意到。希望没有。”

“尸体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是啊，我希望我知道谁杀了他。”她皱着眉头，“你是什么意思，你就在那里？你不是指刚才。”

“不是。”

“你也不是指昨晚，我们两个都在的时候。”

“不是。”

“你的意思是他被杀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伯尼，你没有……你该不会是……”

“别开玩笑了。”

“那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还有，书为什么还在架子上？我以为你昨晚要去拿书。那怎么会——”

我很快地告诉她前一晚发生的事情。当我告诉她我和莱蒂丝在东厅的插曲时，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下巴几乎要掉下来。“我的天哪，”她说，“真难想象有人会在新婚之夜做这种事情。”

“很多女人会在她们的新婚之夜做这种事，”我指出来，“只不过，大部分女人是对丈夫做。”

“但莱蒂丝不是。”

“我不知道她在楼上和他做了什么，”我说，“我只知道她在楼下和我做了什么。”

“你知道吗，”她说，“你在解释图书馆里发生的事情时，我看着她，发觉她看你的眼光很不单纯。”

“哦？”

她点点头。“她看起来就像只吞了奶油的猫。”她皱皱眉，“还是叫吃了金丝雀的猫，哪个好？”

“随你怎么说。”

“不管怎样，她看起来有点自鸣得意。我猜我知道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伯尼？我想是空气里的什么东西。”

“空气里？”

“昨晚的时候。某种性的震动或什么东西。你不会相信我做了什么梦。”

“哦？”

“真是栩栩如生。我可以发誓——”她话说一半就打住了，然后朝我们的女服务员示意，其实就是负责楼下的女服务员莫莉·柯贝特，那位见到了拉斯伯恩的尸体，尖叫声惊醒了全屋的人。“嗨，莫莉，”她低声说，“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些茶吗？”

“当然可以，女士。”

“我是卡洛琳，莫莉。这位是伯尼。”

“太好了，女士。”

莫莉倒茶时，我们静静地坐着。她一走到听不见我们谈话的距离时，卡洛琳便说：“她也在里面。”

“谁在什么里面？”

“莫莉。在我的梦里。”

“哦。”

“你不会相信有多么真实，伯尼。”

“我相信。”

“你相信？为什么？你没有在梦里，伯尼。只有莫莉和我。”她做了个鬼脸，“听起来像个歌名，不是吗？《我的蓝色天堂》。无论如何，那真是难以置信的激情。现在我每次见到她都要脸红。”

“她是个乡下女孩，卡洛琳。”

“我知道。”

“完全未经世故。”

“我知道，”她说，“她认为的吃快餐就是到DQ连锁店吃个汉堡。这些我都知道。”她缩起双唇，“但是在梦的天地里，”她说，“这个女人真是性感极了。但我还是不知道你先前说了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你在现场？”

有那么一瞬间，我没弄清楚话题的转变，以为她的意思是我在她和莫莉·柯贝特的梦中出现。事实上我的确在那里，不过她永远不必知道这件事。

然后我说：“哦，你是指谋杀案发生的时候。我没有，不完全是那样。”然后我解释我正要进入黑暗的房间时，听到两个人在悄声说话。

“那一定是拉斯伯恩。”她说。

“其中一个人一定是拉斯伯恩。”

“而另外一个是杀他的人。”

“男人或女人。”

“没错，现在我们又回到他或她，他的或她的问题上了。你认为一个女人会做这种事吗？”

“我认为除了米莉森特·萨维奇以外的每个人，都可能做出这事，”我说，“用铜制的骆驼打昏一个人，让他的头裂开，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如果是致命的一击，或许需要更大的力量，不过像哈德斯蒂这样的运动型女人，也可能发挥出和这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大的力量。不过这里的情况是，打击并非致命的，而且很可能没有打得很用力。所以我不认为可以排除任何人。”

“除了米莉森特。”

“他太高了，她够不到。”

“还有迪蒙特小姐。”

“迪蒙特小姐怎样？”

“嗯，是你先开始说的，她坐着轮椅。”她的眼睛突然睁大，“等一下，伯尼。你该不会认为……”

“我认为什么？”

“轮椅是个幌子？她其实身体很好？你是这样想的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因为你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她说，“而且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很少会像表面那样。伯尼，你必须有所行动。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说，“我应该去拿书，但这时候图书馆禁止进入，除非变戏法才能弄到手。然后我应该离开这里，不过只要我们还被雪围困，就无法离开，更别提等到由警察送我们回家了。所以我没办法做我应该做的事，至少不是现在。所以，我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我要找些书来读，”我说，“图书馆以外的房间里的书。天知道，这里有这么多房间，里面有这么多书，我应该能找到一些我想读的东西。我要带书到楼上，钻到被窝里，如果我读一读便睡着了，我也不会抱怨。”

“伯尼，那不是你该做的事。”

“我没说那是我该做的事，我说那是我现在要做的事，而且——”

“还有其他你该做的事。”

“什么？”

“你必须解开谋杀的谜团。”

我看着她。她回看着我。其他桌的谈话继续着，但是声音太低，听不清楚。外头，你可以听见有人试图发动引擎的声音。是奥里斯，我想，他正要发动吹雪机。

“这太荒谬了。”我说。

“还有谁能做到呢？奈吉尔·艾格伦廷倒酒很有一手，但是他连拼图都不会。上校以前是主管，这会有帮助，但他那种是直截了当的军人风格，怎么会知道犯罪心理？”

“知道得不多，”我说，“另一方面，我又知道什么犯罪心理呢？”

“嗯，你自己就有犯罪心理，伯尼，而且你用了好多年了。行了吧，还有谁有机会逮到杀人犯呢？”

“警察怎么样？”

“首先，”她说，“他们和奥里斯一样有强烈家族类似性的迟钝。这附近的居民都和表亲通婚几个世纪了。他们都游到基因池的‘浅水区’去了，这样做往往会受伤。”

“就算这些你都知道，”我说，“这个郡的警长却是个退休的FBI探员，拥有法学学位，还有钢铁陷阱般的心灵。”

“那又怎么样？钢铁陷阱又是什么样的心灵？不管怎样，他不在这里，而且一时间也不太可能会来这里。伯尼，我们被雪困住了，而这表示他也被雪阻挡了。”

“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伯尼？”

我指了指。“吹雪机。他本来没法启动，但是现在开始运转了。他很快就可以清除通到桥边的道路，接着他就可以上吉普车，铲除通到公路的积雪。然后，在你还没察觉到时，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警察了。”

“智力不足的警察。”

“训练良好且有法律背景的专业警官，”我说，“由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学士率领。”

“如果他有LLB，”她说，“很有可能是取自L.L.Bean [1] 。但即使他很厉害，伯尼，就算他是另一个雷·基希曼——”

“别说出来。”我说。

“——我们也没办法等他了。因为等他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什么太迟了？”

“不是什么，而是谁。”

“什么？”

“我的意思是谁，对谁而言太迟了。”

“你在说些什么，卡洛琳？”

她抬起头。“我觉得听起来不太对劲，伯尼。”

“听起来不太对劲？语法没错啊，谁是对的宾语。‘对谁而言太迟了’在我听来没问题。”

“是引擎，”她说，“吹雪机。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吹雪机发出金属相互摩擦的噪声，像条机械响尾蛇。

“也许吹雪机的声音本来就是这样。”我提出了一个理由。

“不太可能，伯尼。”

“你怎么能确定？你以前什么时候听过吹雪机的声音？不管怎样，它停了。现在很安静。”

“是啊。”她说，看看周围。她用鼻子吸着空气，像西部片里面的牛仔那样。“太安静了，”她似有预感地说，“太安静了，而且可能太迟了，对……”

“谁。”我说，觉得自己像只文法猫头鹰。

“下一个受害者，”她说，“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我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无法相信我真的听到你这么说了。‘下一个受害者’？你为什么认为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一定会有。”

“为什么？”

“因为总是这样的。”

“总是这样？”

“你读过书啊，伯尼。”

“我们不在书里，卡洛琳。”

“不是吗？但也差不多了。现在已经集齐了所有的要素。这不是雷蒙德·钱德勒的平凡街头，也不是长镜头描写。这是他鄙视的那种场景，用热带鱼杀人的那种。”

“你怎么用孔雀鱼杀人？”我很好奇。

“可能是利用刺刀状的尾巴，”她说，“然后刺过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凶手已经用了骆驼和靠枕，你也无法让我相信他会就此罢手。除非我们有所行动，否则他一定会再出手。”

“我们要做什么？”

“逮到他，”她说，“揭穿他。”

“怎么做？”

“你为什么要问我，伯尼？你是专家。”

“我不是。”

“你当然是。想想看，你每次都能解开谜团，并且抓到凶手。”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每次发生这种事，都是我误闯误撞陷入一团混乱里，所以我只好摸索出来。”

“然后呢？”

“我在这里可没有搞砸，”我说，“我是来这里度假的。”

“还要偷一本书，而且你还没偷到。你还来这里忘掉一个女人，而就事情的发展来看，只怕很难忘得掉。伯尼，有些人认为这就算是搞砸了。”

“我只能说这是运气不好。”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伯尼，你知道小说里都是怎么写的吗？侦探迟疑了。他有眉目了，但是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想要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然后，凶手再次出击，他便觉得很糟糕。”

“人们称之为后悔。”

“天哪，我不是指杀手。感觉很糟糕的是侦探。‘曹 [2] 透了，’他会说，‘都是我的错，如果——”

“曹透了？”

“你知道，曹透了。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波洛每次都这样说。”

“你是说糟透了。”我说。

“我就是说这个，糟透了。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意思。伯尼，我只知道你最好有所行动，要不然图书馆里就会有另一具尸体，然后你就会到处说糟透了。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伯尼？”

“你是认真的，是不是？”

“我当然是。”

“你真的认为会有另一桩谋杀。”

“我敢打赌一定会有。”

“除非我有所行动。”

她点点头。“但即使你行动了，”她说，“也可能太迟了。”

“太迟而无法阻止凶手再度出击。”

“没错。”

“那会是谁呢？”

“第二个受害者？我怎么知道，伯尼？只有一个人知道，而且……天哪，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是吗？”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我说，“我只是认为你可能拥有预感能力，仅此而已。”

她倾身向前，把声音压得更低。“会是某个留在这里的人，”她说，“某个先前在图书馆里，听你解说为什么拉斯伯恩是死于谋杀的人。某个知道重要信息，但当时没有透露的人。伯尼，很可能是此刻就在这个房间里的人。”

前面三个猜测完全正确。但是，后来发现第二位受害者并不在早餐房间里。他甚至不在屋里。

是奥里斯。

[1] 法学学士的英语是Legum Baccalaureus，缩写为LLB，卡洛琳利用了这个缩写，她说的L.L.Bean是一个户外用品的品牌。

[2] 卡洛琳本想说法文“Sacre bleu”（意为“糟透了”），却说成了“soccer blew”。

14

回想起来，我发现卡洛琳几乎四项全都猜对了。她刚说完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和我们一同在房间里的人，奥里斯就出现了，双手握着帽子，走向奈吉尔和西西·艾格伦廷坐着喝咖啡的桌子。我看到他已经脱去靴子，穿着厚羊毛袜。裤脚上沾着雪花。

和老板悄声说了几句话后，年轻的奥里斯又踩着沉重的脚步出去。有些什么——不是预感，我向你保证——催促我问奈吉尔·艾格伦廷是否有什么事情，但是我抑制住了冲动。结果根本不用我去问，因为奈吉尔走到我们这桌边，说吹雪机出了问题。引擎似乎坏了，他要去检查一下，虽然他对引擎不是特别在行，但万一真的修不好，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机器不是最要紧的。虽然庭院里积雪很深，已经超过了三英尺，但奥里斯体格很强壮，他称自己可以跋涉穿过积雪走到桥边，并通过桥。当然桥的另一边有吉普车，而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吉普车一定可靠。

他转身离开，去向另一桌宣布这个消息，我对卡洛琳说：“我打赌卡车也不会在那里。”

“我漏听了什么吗，伯尼？什么卡车？”

“哦，那是个老笑话了。”我说，然后告诉她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跳伞的故事。教练告诉他伞会自动打开，如果伞不开，还有紧急用的拉伞索，他着陆之后，有卡车会来接他，载他回军营。于是他便跳了，伞没有开，而拉伞索也离了手，于是他对自己说：“我打赌卡车也不会在那里。”

她看着我。“这是个老笑话，嗯？”

“老笑话是最好的笑话。”

“也不一定。”她说。

这一次我没有听到尖叫声。

总之，不是第一次的那种尖叫。我在会客厅里，不是莱蒂丝和我在剑角羚羊标本下行为不轨的东厅，而是西厅；当时我正坐在安乐椅上，脚下踩的是针织覆面的绒脚垫，读着一本《便携式多萝西·帕克》。便携式多萝西·帕克的主意吸引了我。你可以在旅途中带着她，偶尔她的头会跳出你的轻型旅行袋，提出机敏的评论。

我正在读一篇短篇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在等待电话铃响，但是我没有十分专注，因为迪蒙特小姐不停地打断我，要我帮她猜字谜。我知道一个六个字母的有袋类动物，第三个字母是M的吗？我可以用以R结尾的五个字母的词来解释“John Jacob Blank”这个句子吗？

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在猜字谜时请人帮忙？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要求帮忙的人？如果你提供了答案，那只会鼓励他们问更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假装不知道，似乎也无法让他们死心。事实上，他们好像什么都问，即使是他们自己知道答案的也问，似乎在试探你的愚蠢程度。

可能有效的办法是将字谜从猜谜者那边抢过来，自己迅速填完所有空格（管他对还是错），然后得意扬扬地还给对方。那个早晨我该试试看这样做——我已经快生气了，虽然胃里塞满了熏鲱鱼和麦片粥，还有洞中蟾蜍（或是柳林风声，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我就是无法对可怜的迪蒙特小姐态度恶劣。我很怕她会哭出来。那样我会觉得很糟，然后哈德斯蒂小姐会过来，把我剁成肉泥。

于是我继续读书，正当我大约第七次被打断，并且试着说“哦，这是个麻烦的问题，让我想想看”时，外面传来了一声尖叫，或者至少是一声大叫。

如我所说，我没有听到。但是奥里斯和柏克莱的树不同，即使我没有听见他倒下来，也有其他人听到了。米莉森特·萨维奇那时正在房子前头，指挥她父亲堆一个雪人，她听到了奥里斯的叫声。她父亲也听到了。“在这儿等着。”克雷格·萨维奇对女儿说，然后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其实是顺着雪地上奥里斯的足迹走去，雪深超过了膝盖。

米莉森特当然没有遵守她父亲的命令留下来，而是跟在他后面走过去。不过，她发现自己走得很慢，她的早熟是理智上而非身高上的，在她能够走到桥边以前，她父亲已经转过身来往回走了。他一把抱起她，带她回加特福旅舍，他尽可能赶快走，对她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完全不予理会。

他抵达大门处，放下她，推开门，然后向整间屋子里的人高喊他的发现。

“是奥里斯！他掉下去了！桥塌了！他从很高的地方摔下去，而且动也不动了！他就躺在那里！我想他死了！”

我全听到了，也听到他宣布完之后有人发出的尖叫声。怎么可能听不到？那声音在佛蒙特州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在白天看过这座桥，我根本不认为我走得过去。但在黑暗中，我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乌贼骨溪的浅水离我的脚下只有几码远。万一我们掉下去，顶多只会全身湿透而已。

不过当我加入了疯狂而混乱的人群去看奥里斯究竟出了什么事时，我见到的是一个深邃陡峭的峡谷，两侧几乎是垂直的。横越其上的桥从峡谷对面的连接处，像意大利面一般松松垮垮地垂落着。我们这一边的系结绳索在奥里斯到达对岸前就断了。也许在绳缆突然断裂的一刹那，他便喊出声来。也许那时他已经往下掉了。他显然掉到了至少有三十英尺深的谷底，我们看到时，他躺在一堆圆石上一动也不动，头的姿势是只有橡皮人才能摆出来的造型。

现场的人似乎想去救他。峡谷侧壁即使在好天气时也显得过于陡峭，没办法安全下降，现在更是不可能了，大雪覆盖了一切，让大家看不到哪里可以落脚。根据奈吉尔的说法，顺流而下大约一英里处有个地方可以比较轻松地穿过小溪，然后再逆着溪流而上，便可以抵达奥里斯所在的位置。当然，横越积雪两英尺深的乡野需要很多时间，回程沿着结冻的河床走，至少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更别提有踩错位置、扭伤脚踝或跌断腿的风险了。

“让他留在那里。”达金·利托费尔德说。

“但他会死的！”有个女人哭着说。（我想那是伊尔琳·柯贝特。她的堂妹莫莉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在卡洛琳的梦里演出，然后在发现乔纳森·拉斯伯恩的尸体时大声尖叫。这次轮到满脸雀斑的伊尔琳了，她在克雷格·萨维奇宣布奥里斯坠落时，已经尖叫了一声；柯贝特家族似乎有一种扯开喉咙尖叫的倾向。）

“应该不会。”利托费尔德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柯利布里太太说，“在我看来人总是会因为暴露在外而死。当他们经历严重的创伤而没有得到医疗照顾时也会因为休克致死。”

“这种情形都会发生，”利托费尔德表示同意，“但是只适用于活着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利托费尔德说，他的话和说出这话的嘴一样冷酷，“他摔下去的地方很深，而且撞击得很重。他可能在那岩石上把脑浆都撞出来了，如果他没因此而死，那么脖子扭断也要了他的命。看到他躺着的样子了吗？”

“那是很奇怪的躺卧方式。”布朗特-布勒上校表示同意。

“这种姿势不难办到，”利托费尔德说，“只要你是只小鸡，而且已经有人帮你扭断了脖子。面对现实吧，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未来已经留在了过去。任何人去救他，都很有可能和他一样摔落，最后变成一样的姿势。已经死了两个人，对乡村的安详周末来说，已经算很多了。如果有其他人愿意当第三个出局者，欢迎之至，但我认为你是疯了。”

“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奈吉尔·艾格伦廷问，“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不是吗？”

“为什么不？他又不会去别的地方。”

有人提到了觅食腐肉的动物，还有几个人头朝天空看，好像看到了秃鹰耐心地在上空盘旋。上头什么都没有，只有天空。

“在这种天气里，他应该相当安全，”达金·利托费尔德说，“而且他在那里躺得越久，就越安全，因为只要他冻得僵硬，就不必担心有什么东西会来啃咬他。倒不是说他自己会为这事担心。”

一阵啜泣，悲伤得足以融化铁石心肠，伊尔琳·柯贝特哭出声来了。

这对莱蒂丝的新丈夫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想到达他那边，”他继续冷漠地说，“会是件很困难的事，然后，即使我们抬出了他的尸体——这会更为困难——那又如何？”他没有停顿以等候回答。“我们还是得把他放在外面，”他说，“放在后院，像木材一样堆着，抛给他一条毯子盖着。我们可能要等上几天让外面的世界和我们联络上，他最好是摆在比较冷的外面，而非温暖的室内。”他的鼻子因为这个念头皱了起来。“否则我们把他摆在哪里？图书馆已经禁止进入，因为里面已经有一具尸体了。如果那边那位天才，”他指了指我，“没有费尽心思向各位推销拉斯伯恩是被谋杀的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他开始熟透以前把他移到室外了。”

“我说，”上校提醒他，“这里有女士，利托费尔德。”

“我不知不觉说了什么脏话吗，上校？‘熟透’什么时候变成脏话了？”

布朗特-布勒清了清喉咙。“有点不太文雅，你不认为吗？”

他们争辩继续着，但我已经失去了兴趣。我不太想走到峡谷的边缘，但我强迫自己过去，查看那条让可怜的奥里斯送命的断绳。

我记起从帕特斯吉尼克车站载我们来这里的莽汉的话。他说那是很结实的绳子，还说雨水会渗进绳子里，结冰后会膨胀，切断纤维，然后经过融解又结冻，造成看不见的损伤，最后像他说的那样，“啪”地一声像树枝那样折断。

我仔细查看这条结实的绳索，看到了像树枝般折断的地方。然后我迅速转头，确定没有人站得离我太近。毕竟我正好站在峡谷的边缘，只要轻轻一推，我就会直直地掉下去，下场比奥里斯还惨。

而且有人会很想要轻轻推那么一下。

没有人靠近我站着，对我造成威胁，但是我还是从边缘退回来。克雷格·萨维奇正在说着什么，不过我没注意听，只是等待他停顿。他一停下来，我便抓住了机会。

“尸体必须留在原来的地方，”我说，“警察会希望这么做。”

有人想要知道警察和这事有什么关系。“有人意外死亡时，你不需要警察，”有人告诉我，“若是明显的意外，我们不需要，在这种乡下地方不需要。只要医生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就行了。”

我不知道这里的处理方式，也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不过这不重要。

“那不是意外，”我说，“小溪这端的桥有两条绳索支撑，一条在左边，一条在右边。这是很结实的绳索，足足有半英寸粗。它们没有道理会断裂。”

“绳子又不是钢索，”哈德斯蒂小姐说，“绳子就是绳子。虽然很结实，但还是会断的。”

我开始说着什么，但是莱蒂丝发出一声喘息。“我的天，”她说，抓住她丈夫的手臂，“我们是最后在桥上的人。”

“我们只是最后过桥的人，”他纠正她，“下面那个人才是最后在桥上的人。”

“达金，我们很可能摔死。”

“我们还可能被闪电击中，”他说，“或是突然被洪水冲走。但我们没有。绳子断掉时，我们也不在桥上，我们很幸运，而那个可怜的笨蛋就没那么幸运了。”

称奥里斯是个笨蛋，虽然就事实而论可能没什么好指责的，但对我而言，这显然是对死者不敬。不过我任由他去，从伊尔琳·柯贝特阴沉的脸色看来，不难想象利托费尔德夫妇此后会得到的差劲服务。

“其中一条绳子可能会断裂，”我说，“但不是两条，不会两条一起断。”

“我觉得奇怪，”上校说，“如果其中一条绳索的结构被磨损或减弱，另外一条难道不会也受到压力吗？”

“某种程度上会，”我承认，“但是不会到两条绳子同时断裂的程度。”

“我知道你的论点，罗登巴尔。但是如果一条绳子断了，难道不会对另一条绳子造成更多压力吗？而这不足以让一条已经很脆弱的绳子断掉吗？”

“会稍慢一些，”我说，“一条绳子断掉之后，要过几秒另一条绳子的纤维才会断掉。也许有足够的时间让桥上的人逃离这场灾难。”

“也许，”他说，“如果他够机灵的话。奥里斯当然不是个低能儿，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称得上敏捷机智。他显然非常迟钝。”

“而且他每天都会过桥，”奈吉尔·艾格伦廷插话进来，“他过桥时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事，而我们这些对桥非常紧张的人却会考虑。他一定是专心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发动吉普车，铲除车道上的雪。”

“你说得对，”上校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第一根绳子断了。他或许听到了声音，而等他弄清楚的时候，呃……”

“发现鲍伯是你叔叔。”卡洛琳说。

“你说什么？”

“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我说，“在我看来，应该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第二条绳子才会断裂，不过我们无法检测这个假设，所以我们就别管它了。”

“所以就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这不是一件意外了。”达金·利托费尔德说。

“但是有理由。”我说

“哦？”

“绳子的末端，”我说，“我看起来不像是磨损的。我认为是有人把它割断了。奥里斯上桥时，实际上就只有一根线头撑着。嗯，两根线头，一边一根。然后绳子立刻就断了，而他才走了一两步。”

有人问我怎么知道。

“看这座桥。”我说，并且指向峡谷对面靠两根剩下的绳索悬吊着的桥。“上面覆盖着雪，”我说，“就像郡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现在大部分雪都掉落到峡谷里了。但是你可以在其中一端见到脚印，奥里斯的体重压实了脚下的雪。他只有机会走了两步。”

这又让伊尔琳·柯贝特开始啜泣，她布满雀斑的脸现在满是泪水。

“我不是法医专家，”我说，带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警方应该有人可以查看绳索的末端，并确定是否被人割断。但是在我看来确实像割断的，而这更证实了应该让奥里斯的尸体留在那里的论点。我想可以有人下去看一看，只是去确定他死了，但是我不认为这还有多大的疑问，原因是他的头呈现那种角度。”

“我觉得，”上校说，“整件事情有点古怪，不是吗？加特福旅舍这里有人设下了陷阱，谋杀了他。”

“不一定是这样。”我说。

“不一定？但是你刚才说——”

“我们先回屋里，”我说，“否则我们会冻死的，或是有人踩错了地方，和奥里斯一样掉到沟里。回屋后我再解释。”

15

“有人设了个陷阱，”我说，“这部分是真的。支撑桥的绳索被人切割过，只要施一点压力就会断掉。但这不是为奥里斯设的陷阱。”

我们回到了加特福旅舍里面，全都涌入酒吧，甚至溢出到了相邻的房间。奈吉尔·艾格伦廷正在倒酒，而柯贝特堂姐妹端着盛酒的圆盘子，给我们提供麦芽威士忌，或是品质良好的深棕色干果味雪利酒。时间还没到中午，但是没有人表示不要酒，而且大部分都直接拿了烈酒。

我得很高兴地提一下，鲁弗斯·奎普和我们在一起，还有迪蒙特小姐，她的轮椅把手现在再度握在了哈德斯蒂小姐能干的双手里。他们是这场聚会上唯一没有去过坠落桥边的成员，我也不意外她们的缺席。不论是迪蒙特小姐的轮椅，还是奎普先生的庞大身躯，都无法轻易穿过积雪。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再看到他们，他们没有杀掉对方，也没有第三者杀死他们，我为此感到欣慰。

“我们怎么知道桥被破坏了？”我继续说，“首先，让我们设定时间。我们知道昨夜利托费尔德夫妇抵达时，桥没有坏。那大概是十点或十点半。他们抵达后雪还在继续下，因为到了今天早晨，他们的脚印已经完全被覆盖了。”我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破坏桥的人脚印也被雪覆盖了。奥里斯穿过两英尺深的新雪到桥那边。不管是谁破坏了桥，时间一定是在利托费尔德夫妇通过之后不久。”

“我告诉过你，”莱蒂丝说，抓着她丈夫的手，“我们可能会被杀死。”

“如果你们再晚些到，”我说，“又或者凶手早一步抵达桥边，或许绳索断裂时你们会在桥上。但你们不是他的目标，我认为奥里斯也不是。不是完全针对他。”

有人问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他无法确定谁会落入陷阱。也许有人会从外面回来，也许奥里斯以外的其他人会率先离开。我越想越觉得他对桥造成的破坏，并非是刻意要杀害任何人。”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阻止大家过桥。让我们全留在这里，而世界的其余部分全留在乌贼骨溪的另一边。”

上校点头表示同意。“太远的桥 [1] ，”他若有所思地说，“那个人破坏了桥——你觉得是在什么时候，罗登巴尔？在他击倒拉斯伯恩之前还是之后？”

“我不知道。”

“除非我们弄清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做，否则一切都很难说，对吧？但如果他只是想破坏桥，为什么只把绳子割断一半？为什么不干脆完全割断，一次就让桥断落掉进峡谷？”

“他可能担心桥断掉时会发出很大的噪音，”我说，“而且害怕有人在附近听到声音后当场抓住他。就我见到的绳索末端，他留下未切割的部分很少。他可能希望桥会在几个小时内因为持续积雪的重量而自行断落。如果是这样，奥里斯就还会和我们在一起了。”

最后的这句话又撕裂了伊尔琳·柯贝特的心。这可怜的人哭出声来，手捂住胸口，这项工作一只手几乎无法胜任。而她的另一只手还端着盛有两杯雪利酒的盘子，因此更加无法承担这项工作；于是盘子倾斜，酒杯翻倒，雪利酒溅在了戈登·沃波特身上。

“稍早之前，”我说，“奥里斯发动吹雪机。机器没有马上发动起来，但是启动后，他便可以清理十或十二英尺长的通道。我听到他试图发动机器，虽然我没太注意。不过机器停止时，我听得很清楚。”

“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迪蒙特小姐回忆着，“好像里面的一切都被磨碎了。”

我回过头问奈吉尔以前是否发生过这种状况。他说在他看来，除了吹雪机在冷天里偶尔很难发动之外（而在温暖天气里则根本用不到它），整个冬天各方面运转都很正常。

“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吹雪机可能是遭人故意破坏。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注意到，但是我们全都冲到屋子外头时，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气味。”

“汽油味，”米莉森特·萨维奇说，“是奥里斯操作吹雪机时留下的。”

“我们堆雪人时，我注意到了，”她父亲确认这事，“有什么问题吗？”

“除了汽油以外，还有别的味道。”

他想了一下。“你说得没错，”他说，“气味里还有其他成分，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然后他皱起鼻子，好像是要通过记忆的长廊追寻气味。“米莉森特，”他问女儿，“那味道闻起来像什么？”

“我以前有个玩具烤箱，”她说，“不是有电灯泡可以加热吗？你可以烤自己的饼干的。”

“不是很好的饼干。”他想起来了。

“不像妈妈烤的，”她说，赢得了利昂娜的一个微笑，“但是我试着做糖果时，就没有那么难吃。就是那个味道。”

“也是弄得一团糟。”克雷格·萨维奇说。“天哪！”他看着我，“烧焦的糖。”他说。

“那就是我闻到的味道。”我说。

“汽油箱里有糖？”

我点点头。

“古老又可靠的东西，”布朗特-布勒上校说，“任何怀有恶意的中东人，或是心生不满的士兵都可以轻易得手。引擎发动后，运转一阵子，然后就整个毁了。如果加了糖，艾格伦廷，你就永远也没办法再发动那台吹雪机了，除非换掉引擎。”

奈吉尔只是瞪着眼睛。西西刚拿了一块布回来，要吸干戈登·沃波特身上的酒，她不明白有谁会想要破坏他们的吹雪机。“它的声音确实很吵，”她说，“但是下雪时非常管用。”

“有人想阻止奥里斯清理到桥边的通道，”我说，“也许他们认为这会避免我们踏上桥，或者至少在桥因为自身的重量断落前，延缓我们这么做。”

“但是为什么？”

“让我们留在这里。”我说。

“为什么让我们留在这里？”达金·利托费尔德发问，伸出杯子想再斟满，“我想我们可以假定给吹雪机加糖、切断桥的绳索，和杀死图书馆里可怜虫的人，是同一个疯子。”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

“那具僵硬尸体叫什么，拉斯伯恩吗？他杀了拉斯伯恩，又穿了厚重衣服保暖，出去把绳索割断了一半，然后给汽油箱加糖。最后他偷偷溜回来，上床睡觉。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到底是为什么？”

“也许他在杀拉斯伯恩先生以前，就先对桥和吹雪机动了手脚。”卡洛琳提了个想法。

“那似乎更诡异了，”利托费尔德说，“即使他这么做，问题还是一样：为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为了让我们留在这里，但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留下来？除非他没有回到屋子里，而是到外面什么鬼地方去了，破坏吹雪机和桥，是为了要阻止我们跟着他。”

“桥的支撑是从我们这边切断的，”上校提醒他，“可以这么说——他在过桥之前，就把桥给烧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根本不认识拉斯伯恩，所以我不会试着猜测为什么有人要杀他。但是我想总会有个理由。不过，一旦拉斯伯恩死了，凶手难道不会想要尽快离开这里，然后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吗？然而他和我们一样被困在这里。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

“没有，”我说，“不管他是谁，他还在这里。”

“嗯，这是为什么呢？把我们困在这里，他自己也被困在这里。为什么？”

“也许他想阻止警察过来。”利昂娜·萨维奇说。

“警察，”奈吉尔说，“我应该去叫警察。”

“但是电话——”

“电话现在可能已经恢复正常了。”他说，然后走出去察看。

他走了之后，我们讨论了各种理论和观点。阻止警察来没有道理，有人这么说，因为警察还是会在任何人可以离开之前就到达。所以有什么好处呢？我让他们充分讨论，自己小口啜饮着麦芽威士忌。这不是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但是也不坏。

不过，我不想喝得太多。即使奈吉尔联络上警察，他们到这儿也还要花上一段时间。他们前面要有铲雪车清理从公路到桥边的长段道路积雪，然后他们八成要造一座新桥。距离并不是很远，所以他们或许可以横越山沟拉起一条绳索。一旦我们绑紧了绳子，他们就可以靠双手攀爬过来。

当然，他们必须是年轻警察，体格良好而且非常勇敢，或者笨得愿意尝试。我想到我在纽约认识的警察，然后想象他们任何一人在满布岩石的峡谷上方晃荡的画面。我甚至把雷·基希曼也放在这幅不太可能的画面里，那幅景象让我强行忍耐才没有笑出声来。如果不是因为拉斯伯恩和奥里斯的死，还有我们其他人都困在这里，这也不会那么不合时宜，但是要保持表情严肃非常困难。

奈吉尔回来帮了我一个忙。他自己的表情不只严肃，还显得非常困扰。

“电话还是不通。”他说。

“你去了很久。”戈登·沃波特说。

“是啊。”

“比拿起话筒然后听听拨号声所需的时间久多了。当然，拿起话筒摇晃一下，拨弄几次没有连接的按钮，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你还是去了很久。”

“是去了很久。”奈吉尔同意道。

“我知道这里没有电视，”克雷格·萨维奇说，“但一定有人有收音机。或许某个地方电台会宣布电话什么时候会恢复。”

“厨师有收音机，”西西·艾格伦廷说，“但是只能收到一个电台，而且收听状况很不好。我们大部分时候用它放录音带。”

“没关系，如果你能够转到那个电台——”

“不会有任何有关电话恢复的消息，”我说，“即使有，也不适用于我们。”

“你为什么这么说，罗登巴尔？”

我朝奈吉尔瞥去。“最好告诉他们。”我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察看，”他说，“‘你很傻。’我告诉自己，但是我没办法抛开这个念头，所以我穿上靴子和夹克走出去察看。那就是我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你们知道，走起来很慢，因为要绕过房子的背后，而且你们也见到了，雪很深。”

鲁弗斯·奎普想知道房子背后有什么。

“那是电话线接进来的地方。”我猜。

“没错，”奈吉尔说，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肩膀无力地下垂，“有人过去切断了电话线。”

[1] 太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攻荷兰时的一场失利战役，后拍成电影译名为《夺桥遗恨》。

16

奈吉尔的发现没有引起尖叫或喘息。一般的反应并不是那样的惊慌或震惊，而是一种常见的感觉——一种无边的恐惧。有几位客人说出了想法，表示他们就是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但那在我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卡洛琳说了出来。“这完全是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大概是《捕鼠器》和《无人生还》的混合版。我们孤立无援，既无法离开也没有人能来救我们。而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凶手的企图。”

“他无法安排下雪。”戈登·沃波特指出。

“是不能，”她说，“不过他可以选择一个预报有大雪的周末。或许下雪之后，他决定利用这个优势。除了下雪，其他都是他的杰作。他敲昏了拉斯伯恩，然后使他窒息，他切断了电话线，又对吹雪机动手脚毁掉了它，还有桥，让人一踏上去就断裂。他让我们困在这里的原因很明显——他的计划还没有结束。”

听到这个宣告，大家好像都深吸了一口气。我不认为这对大部分人而言是个新鲜想法，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人说出来。

布朗特-布勒上校看着他手里的酒，好像在寻思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把酒放在一旁，清了清喉咙。“还会有更多谋杀，”他说，“那就是你的看法，是不是，罗登巴尔太太？”

“嗯，否则他为什么要像这样把我们困在这里？”

“你认为他还在这里，而且并非只是要阻止别人追踪他。”

“追踪？”她摊开双手，“什么追踪？谁要去追踪他？如果这个家伙想离开这里，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我会替他付出租车钱。”

上校慢慢地点点头。“而且他确实也没有出路可以离开，有吗？雪，还有其他，还有桥。他注定要留在加特福旅舍。”

“我不认为他还能去什么地方，”卡洛琳说，同时吸了口气，“事实上，他很可能就在这个房间里。”

屋子里非常舒适，虽然没有中央暖气，但酒吧的壁炉燃着，让房间像烤箱一样暖和。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了绝对零度是什么感觉，所有的粒子都静止不动，卡洛琳的话使他们静默如斯。

奈吉尔·艾格伦廷打破了沉默。“我觉得，”他说，“这有点太过分了，不是吗？‘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这个房间里，除了……”

“除了我们这些胆小鬼。”有人轻声说。

“除了我们自己，”奈吉尔勉强说出来，“只有客人和……和员工……”

“流浪汉，”西西·艾格伦廷说，“我们难道确定不会是个流浪汉吗？”

“恐怕不是。”上校说。

“哦，我多么希望是个流浪汉，”她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好多了。”

“不是流浪汉。”她丈夫沉痛地说。

“但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其中之一啊，奈吉尔，而且——”

“不可能是，”他说，“但又一定是。这就是可怕之处。这是个蒙上帝恩宠的地方，加特福旅舍，远离世俗烦忧的天堂，只有真正善良的人会被吸引来到这里，而善良的人不会谋杀。”他收紧下巴，“或是在吹雪机的引擎里加糖，或是破坏吊桥，或是切断电话线。但是这些事情都有人做了，不是吗？显然是我们其中某个人做的。”

“真是太可怕了，奈吉尔。”

“是啊，”他同意，“这令人非常难以忍受，因此如果能归咎于流浪汉，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或是爱尔兰共和军，那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

“嗯，亲爱的，你现在不必想他们。恐怕罗登巴尔太太是对的，凶手是我们之中的某个人。”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卡洛琳说：“哦，管他呢。是凯瑟小姐。”

“但这真是太不寻常了，”利昂娜·萨维奇说，“你的意思是你其实知道杀人犯是谁？但是我们之中谁是凯瑟小姐？”

“我就是凯瑟小姐。”卡洛琳说。

“你的意思是……”

“不是，看在上帝分上！我不是说凯瑟小姐是凶手。”

“但是你清楚地说：‘是凯瑟小姐。’我非常肯定你说了。”

“哦，妈妈，”米莉森特生气地说，“卡洛琳说‘是凯瑟小姐’，那是因为她很讨厌而且受够了被人叫作罗登巴尔太太。她和伯尼并没有结婚。”

“嗯，我知道，”利昂娜说，“他们俩都没戴戒指。我只是表示礼貌，因为实情是他们一起来这里，而且共用一个房间。”

“通常我不在乎别人叫我什么，”卡洛琳说，“但我们所有人都比我原来想象的涉入得还要深，因为我们其中一个似乎在忙着杀其他人。”

“没错，”上校说，“如果只是‘今天天气真好’和‘请把盐递过来’的交情，我们不会太在意别人叫自己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聚在一起为自己的生命奋斗，情况就不同了。”

达金·利托费尔德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戏剧化的说法。“如果我们之中有凶手，”他说，“而且这种假设本身就没什么根据。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没错，电话线断了，桥也没了，但是早晚会有人发现联络不到我们，然后通知有关部门，然后马上就会有架装满了州警的直升机降落在前面的草地上。那要花多少时间，一或两天？最多三天？”

没有人知道。

“就算三天吧，”利托费尔德继续说，“我知道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和水，酒吧的威士忌也不会耗尽。我们来这里是要抛开一切，而我必须说，我们已经成功超越我们最狂野的梦想了。”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玩填字游戏、读一本好书、坐在壁炉边。”他瞥了一眼他的新娘，而我认为他有权利那样看她，目光无礼地在她身体上游走。毕竟，他们结了婚，而且正在度蜜月。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我喜欢这样。“我确定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娱的方式。”他说，而且他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他想到的娱乐方式是什么。

“那太好了，”卡洛琳说，“你们两位可以走开，去做一个达金与莱蒂丝三明治。在这期间，凶手可以看看他下一个要杀谁。”

这句话立刻让大家停顿下来。哈德斯蒂小姐在想下次谋杀会多久以后发生。迪蒙特小姐承认她很害怕，询问是否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她一把手枪自卫，因为她既无法抵挡、也无法逃离攻击者。奎普先生原先似乎睡着了，现在则在椅子上伸直身体，看我们要做什么。

有人建议我们应该保护自己。这引起了上校的注意。“不只要这么做，”他说，“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不是吗？不能等骑兵队来。必须在中途和他们会合，不是吗？我们自己来找该死的凶手。”

“怎么找？”

“用烟熏他出来，”他说，“骗他入陷阱，逼他到墙角，让他苦恼直到掉下来。从右边攻击他，从左边攻击他，从中间攻击他。切断他的逃生路径，中断他的补给线。然后摧毁他。”

这真是一场绝佳的演说。你几乎可以听到背景有微弱的小交响乐团，演奏《桂河大桥》的主题曲。在一阵表示敬畏的静默之后，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时采取防卫和攻击。首先要做的是确保不会再发生任何谋杀。考虑这件事时，我们可以一起集思广益，贡献各自的信息。我们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确定凶手的身份。”

“思虑周详，”上校说，“我敢说你也穿上过制服，是不是，罗登巴尔？”

这让我想了想。我知道他的意思，而答案是没有，我从来没在军中待过。但是我曾经穿过制服吗？我曾经进过一次监狱，不过我羞于承认。他们确实让我们都穿上了一样的衣服，而且也不怎么好看。但是你会把那些监狱的灰衣服称作制服吗？

然后我想起了我的童子军制服。

“那是很多年前了。”我说。

“有一种思考方式，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不会忘记，罗登巴尔。防御与攻击，那就是关键。你心里有计划了吗？有方向了吗？”

“可以这么说。”

“好极了。说来听听。”

“首先，”我说，“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再发生谋杀，因此大家要一直聚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像这样，伯尼？我们全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消磨时间？”

“也不尽然，”我说，“这样有时候会不太方便。但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是，确保从不独自一人。如果总是有人陪着我，凶手就不会因为我落单而杀了我。”

“如果你选为伴侣的人是凶手怎么办？”

戈登·沃波特提出了反对意见，而这个见解很对。其他人开始深入讨论这个议题。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是凶手，而每个人都有另一个人为伴，这意味着有人会和凶手同一组。

“没问题，”达金·利托费尔德慢吞吞地说，“每个人选个伙伴，一直待在一起。下次再有人死，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的伙伴是凶手了。”

“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柯利布里太太说，“但是比起日日夜夜和一个人绑在一起的想法，这又没有那么恐怖了。对你们这些结了婚的人——”她意味深长地瞥了我和卡洛琳一眼“——或是没结婚但关系亲密的人，这不成问题而且很好。但我们这些单身在此的人该怎么办？”

有人说了些关于葛丽泰·嘉宝的话。

“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要独处，”柯利布里太太冷淡地说，“但是我绝对不想跟别人分享一张床，非常感谢你们，而我恐怕也很老派，希望在浴室里有完全的隐私。再加上我们其中一人肯定会和凶手同一组，你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到问题有多复杂了吧。”

“三人行。”我说。

“天啊，你说什么！”

“不是在晚上，”我急忙补充说，“只有在醒着的时候。如果我们分为三人一组，这意味着有两个人会和凶手在一起。”

“从数量上取胜。”上校喃喃自语。

“就是这样，”我说，“如果A和B是一组，而A是凶手，他可以等待安静的时机，然后击倒B。但如果还有C，B就没办法了。”

“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哈德斯蒂小姐好奇地问。

“这就比较复杂了，”我承认，“米莉森特，恐怕你要回你父母的房间睡了。我们其他人的睡眠安排，要再多做考虑。不过，我认为柯利布里太太关于盥洗隐私的顾虑，可以用这个方式满足。”

“如果我不想有人在浴室和我在一起，”柯利布里太太说，“你究竟为什么会认为多了两个人，我就会比较快乐？”

“因为他们会在外面等，”我说，“一方面监视着门，另一方面彼此监视。肯定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办得到。我们都充满动力，而这大有助益。”

“很有道理，”上校说，“继续说，罗登巴尔。”

“好吧，”我说，然后放下眼镜，希望自己能思路清晰，“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是确定我们全都在这里。我想不出有谁不在，但我没有全部人员的名单。”我轻轻拍了拍口袋，“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一份名单。”

“等一下。”奈吉尔说。他急忙走出房间，几分钟后拿来一个附有黄色法律用便笺的笔记板。第一张纸是空白的，但是技术娴熟的探员可以用铅笔头轻轻摩擦表面，浮现出先前纸页上的字迹。不过，有谁会想这么做，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谢谢，”我说，然后咔嗒咔嗒按了几下我的圆珠笔盖，在边缘试写了几下，“非常完美。不过我应该阻止你的。”他看着我。“你独自走出去，”我解释道，“大家都不应该这样做。在我们组织起来以前，我们是否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别人陪伴的状况下，离开这个地方？”

“是两个同伴，”莱蒂丝说，“三人行，记得吗？”

三人行，没错。从利托费尔德太太的嘴里说出来，这个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这让我分了一下神。“两个同伴，”我表示同意，“虽然像奈吉尔刚才那样很快地去拿个东西的情况，只要一个同伴就够了。只是要确定他自己不会单独行动。”或是她自己？或他们自己？管他呢。

“现在，”我说，又按了一下我的笔，“让我们从员工开始。奈吉尔·艾格伦廷，西西·艾格伦廷。在场，算进去了。”我写下他们的姓名。

“还有两个女仆。”达金·利托费尔德说。

“是楼上的服务员，”我纠正他，“伊尔琳·柯贝特，以及楼下的服务员，莫莉·柯贝特，都在这里，我看见了。”

“是的，先生。”

“很好，”我说，然后很快写下她们的名字，“当然还有奥里斯，应该算上他，虽然他不在这里。他的名字怎么拼？”

西西·艾格伦廷拼出来。“像鸢尾花的根那样 [1] 。”她说。

“他姓什么？”

“柯贝特。”西西说。伊尔琳·柯贝特发出一声绝望的呜咽，她似乎因为奥里斯的死而失魂落魄。我本来很好奇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姓氏相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兄妹吗？夫妻吗？还是全都是？

我的疑惑一定显现出来了，因为奈吉尔·艾格伦廷出面说明。“这个地区有很多柯贝特家族的人，”他说，“莫莉和伊尔琳是堂姐妹，她们都是柯贝特家的人。而奥里斯是她们两位的堂哥。我说得对吗，莫莉？”

“奥里斯是伊尔琳的堂哥，先生，”她说，“但同时也是我的堂哥和叔叔，从我父亲那边算是堂哥，从我母亲那边算是叔叔。”

“我的天哪，”达金·利托费尔德说，“她们的脚上一定都有蹼。”

“或是有皇家血统，”奈吉尔说，“柯贝持家族的近亲通婚，大概和欧洲皇族的程度差不多。”

奥里斯，我已经写下来了，现在我在后面添上柯贝特。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勾。我不太喜欢这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在上面打叉会更糟糕。

“这就是全部人员吗？”我问奈吉尔，“我知道有时候有些我们永远见不到的幕后人员，但他们让一切顺利进行。我有没有漏掉任何工作人员？”

“恐怕就这么多了，”他说，“我们都辛勤工作，你知道，而且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不需要很多人。”

“当然还有厨师。”西西插话说。

“哦，是呀，”奈吉尔说，“没错，不能忘记厨师。”

我扫视房间。她先前还和我们在一起，那是位有点年纪、令人感到安心的壮硕女人，她拿了一杯雪利酒，我注意到她添了两次。

“我没见到她。”我说。

“我想她是去了厨房。”

“但是每个人应该都留在这里。”

“我想她在我们决定这事之前就出去了，”奈吉尔说，“或者她认为这条规定不适用于她自己。”

“厨师自有他们的规矩。”上校同意。

“她现在可能在准备午餐，”西西说，“我知道看来我们似乎才刚吃完早餐，但其实已经过了好一阵了，而她必须准备午餐。我不想让她离开厨房。”

迪蒙特小姐想知道她是否独自一个人在厨房。她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们才刚同意没有人可以独处。

“对厨师有点不一样，”奈吉尔说，“她不在乎厨房里是否有人作陪。”

“而且我确定她在那里很安全，”西西说，“因为我们全都在这里，不是吗？”

这又带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提醒大家这句话里的“我们”，是假设包含了凶手的。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但这个想法还是不断惊吓到我们，让大家一时无语。

“那么我还是把她放在名单上，”我说，“我想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奈吉尔和西西交换了眼神。“我们只是叫她‘厨师’。”西西说。

“她一定有名字。”

“当然，”她说，“但我记不起来是什么。莫莉？伊尔琳？”

“就只是‘厨师’，女士。”

“只有‘厨师’，女士。”

“她有名字，”奈吉尔说，“我可以去查，但是……”

“不是现在，”我说，然后在我的名单上写下厨师，然后抬起头，“她的姓不会也是柯贝特吧，”我说，“是吗？”

奈吉尔摇摇头，莫莉向我保证厨师不是柯贝特家的人，也不是柯贝特家的亲戚。

“只是随便猜想一下，”我说，“加特福的拥有者和员工就这么多了？接下来是客人。”

伯纳德·罗登巴尔

卡洛琳·凯瑟

克雷格·萨维奇

利昂娜·萨维奇

米莉森特·萨维奇

安妮·哈德斯蒂

格洛丽亚·迪蒙特

“我很好奇，”迪蒙特小姐说，“我不认为我应该这么说，但是……”她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人催促她继续说，她气恼地朝她的伴侣瞥了一眼。

“或许你该说出来。”哈德斯蒂小姐亲切地说。

“嗯，我只是在想，当然厨师在厨房里很安全，如果我们其他人，包括凶手，全都在这里的话。但是如果凶手不在这里呢？”

“怎么可能？”布朗特-布勒上校追问，“如果我们在这里，而凶手是我们其中一人——”

“除非是厨师，”迪蒙特小姐说，然后垂下眼睛，“这话真是太愚蠢了。”

听到这句话，达金·利托费尔德翻了个白眼，利昂娜·萨维奇则闭上眼睛。上校说他有点怀疑厨师是否有能力敲昏一个男人并让他窒息，然后再去切断电话线和桥梁支撑，并且破坏吹雪机。

“当然，她很轻易就可以拿到糖，”克雷格·萨维奇说，“食橱里一定有很多糖。她完全可以拿一杯，再拿个漏斗将糖倒进吹雪机的油箱里。”

“任何走进厨房的人，都可以拿到糖，”奈吉尔说，“早餐和晚餐房间的每张桌上也都有糖罐。如果要漏斗，嗯，把糖倒进汽油箱会有多困难？”没有人承认这种动作会对自己造成困难。“无论如何，”他说，“我确定她不会做这种事。”

“你凭什么这么说？”迪蒙特小姐表示怀疑，“你甚至不知道她的姓名。”

“还有，你真的要将她剔除在可能的凶手名单之外吗？”戈登·沃波特问，“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像法院律师那样，用先制性反对来排除嫌疑犯，我们很快就会排除所有人了。艾格伦廷，你说厨师不是那种会犯罪的人。嗯，这幢房子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是，我很确定。我们都是高尚、正直的人。这很明显。然后同样明显的是，和我们一样高尚、正直的人士，目前为止必须为两件命案负责。所以我建议任何人都不能从我们的嫌疑犯名单中剔除，除非有正当理由。不能有先制性反对。”

这番话进入了大家的心里，我们又彼此对看了一番。在我看来，我们之中有些人以怀疑的眼光看我，即使我正以怀疑的眼光回看他们。

“让我继续。”我提议，挥舞着我的圆珠笔和笔记板。

戈登·沃波特

贝蒂娜·柯利布里

达金·利托费尔德

莱蒂丝·利托费尔德

爱德华·布朗特-布勒上校

“我只是在想，”上校插话说，“关于厨师的缺席。首先，这看似违反了我们一开始制定的安全程序，但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为什么这么说？”沃波特问他。

上校清了清喉咙。“如果厨师不是凶手，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凶手就是我们其中一人。如果是这样，厨师在厨房里就没有危险，因为我们全都在这里。”

“我不是说过了吗？”西西大声地质疑。

“但是，”他继续说，“如果有那么一点可能，厨师是凶手，那么我们也都相当安全。因为我们在这里，而她在别的地方。”

“在厨房里。”柯利布里太太说。

“很可能是。”

“为我们准备午餐。”

房间非常安静。格洛丽亚·迪蒙特小姐打破了沉默。“她可能会对我们所有人下毒，”她缓慢地说，“我们会像苍蝇一样掉在地上，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击倒了我们。”

“或是痛苦地打滚，”她的同伴表示赞同，“知道我们被下了毒，但是没办法拿到解药。”

“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迪蒙特小姐说。

“一种不会留下痕迹的毒。”哈德斯蒂小姐说。

“哦，好了，”卡洛琳说，“毒药会不会留下痕迹，到底有什么差别？如果有人发现我们全都四处躺在屋里死了，你以为警察会怎么想？有人说了什么太惊人的话，让我们全都心脏病发暴毙而亡？”

“此外，”小米莉森特说，“我不认为有那种不会留痕迹的毒药。”

“在我看来，大部分有毒物质，在解剖时都会留下证据，”我说，“但一般而言，你要刻意寻找才行。”

“你怎么会知道，伯尼？”

我是从“午夜时分”重播的《昆西》剧集里知道的，但我不想说出来。“我们是在乡下，”我说，“而一个乡村警察走进来发现满屋子的尸体，身上却没有伤痕，可能会记录为不良的暖炉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

“但这里没有中央暖气。”

“他可能不会想到。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十五或十六个人在屋子里？在数量上是保险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伯尼？”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在离奇状态下死亡，会引发大规模的调查。州警会赶来，还会有完整的毒物检测。如果我们被下毒，一定能检测出来。”

“嗯，那真是让我放下了心头重担，”达金·利托费尔德说，“我简直无法形容听到这话我有多么安心。”

“我想说的只是——”

但是他不想听。“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如果厨师正在我们的麦片粥里添加老鼠药，她一开始就不会用骆驼和靠枕杀人，还有一杯糖。如果轮椅上的格洛丽亚那么担心毒药，我志愿替她吃她的午餐。如果我们真要吃饭的话。”

“哈！”鲁弗斯·奎普突然探出头，小眼睛闪闪发亮。“午餐，”他说，“早餐已经过了几世纪了，却没有人提供午餐。午餐呢，艾格伦廷？”

“我肯定午餐不会等很久。”奈吉尔说。

“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吃午餐，”奎普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至少让我们吃点早茶。”

“早茶？”

“通常是在十一点供应，”奎普讽刺地说，“你们或许可以从字面上猜出来。当然，现在已经太晚了，所以你们可以叫它别的名称，或是什么称呼也不用，只要有机会可以吃就行了。比如说，一杯咖啡，一块司康饼，或是一些烤面饼。只要是能让人度过早餐和午餐之间的东西都可以。”

“奈吉尔，”西西说，“也许有人可以为奎普先生拿一杯咖啡。”

“还有司康饼。”奎普说。

“对，还有司康饼。”

“或者来一个牛角面包，”这个胖男人提议，“如果有的话，再来一些姜汁泡的大黄蜜饯。”

“是的，那些很可口，不是吗？我们肯定还有，奎普先生。奈吉尔，干脆我就去替奎普先生拿些东西？”

“不要自己去。”她丈夫说。

“哦，但是如果我只是走到厨房……哦，但是……”她皱了眉头，很困扰。“哦，”她说。

“我不想小题大做，”鲁弗斯·奎普说，“而且如果午餐马上就好了，那么，我不想坏了我的胃口。”

“不太可能。”卡洛琳低声抱怨。

“但是如果午餐还得等上一段时间，”他接着说，“那么我就需要一些能让我熬过一段时间的东西。我得顾虑我的血糖，你们明白吗？”

我发现自己正在思考奎普先生的血糖，不知道那是否能让吹雪机丧失战斗力。我正在想这些时，上校掌握了指挥权，派巡逻队担任侦察任务。西西·艾格伦廷由柯贝特堂姐妹护送到厨房询问厨师午餐还有多久才能准备好。如果我们预计的等候时间比三十分钟短，她们就会空手归来；如果要更久，她们就会带些东西让我们填肚子。

她们一走出房间，拉菲兹就出现了，一路挤进来边走边让人抚摸，咕咕地逗弄，还引起了一阵骚动。“哦，那是拉菲兹。”莱蒂丝说，过去搔它的耳背。她丈夫问她为什么知道猫的名字，她说她一定是听到有人这样叫它。

什么时候，他觉得奇怪。昨夜或是今晨，她说，还有他为什么想知道？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只猫，他回答，而且他很好奇，她怎么有机会见到这只猫，并且和它混熟了。

“别这样，达金，”她说，勾着他的臂弯，“别告诉我你嫉妒他。他不过是只小猫！”

“你怎么知道它是公的？”

“因为它喵喵叫的声音很低沉，”她说，“亲爱的，我怎么知道？我只是假定叫它这个名字的人，也会用男性代名词称呼它。”

“它是住在这里的猫，是吗？它的尾巴怎么了？”

“它是只马恩岛猫，”米莉森特提出有用的说明，“而且它不住在这里。它是和卡洛琳与伯尼一起来的。”

“嗯，我不认为它是凶手，”利托费尔德说，“它有可能打倒图书馆里那个呆子，用爪子弄断了支撑桥的绳索，但是我无法想象它怎么对吹雪机动手脚。”

“它的指甲被剪掉了。”米莉森特说。

“我放弃了，”利托费尔德说，“它是无辜的。”他又开始说些其他事情，但是停了下来，或许和房间里其他人都停止讲话的原因一样。西西·艾格伦廷从厨房回来，站在门口。柯贝特堂姐妹就站在她身后，好像要缩到她的背影里。

她穿过房间望向她的丈夫。有那么一阵子她没有说半句话，然后她说：“奈吉尔，我和厨师说过话了。”

“她说什么，亲爱的？”

“恐怕她没有说任何话。”

“很难从她口里问出什么话来，我向你们保证。你有没有问她午餐什么时候会准备好？”

“没有。”

“没有？为什么？”

“我没办法，”她嘴唇颤抖着说，“奈吉尔，你要知道，虽然我不是绝对确定，但是——”

“但是什么？”

“哦，奈吉尔，”她说，然后叹口气，“奈吉尔，我想她已经死了。”

[1] 奥里斯的英文Orris是鸢尾花科植物或其根的意思。

17

“她是个好厨师。”西西·艾格伦廷说。

萨基有个短篇故事就是这样开头的。她是个好厨师，以厨师而言；厨师走了，她也走了。这个统辖加特福厨房的壮硕女人，确实曾经是个好厨师，甚至算得上是杰出的厨师，而她也像那虚构的人物一样走了。她已经离开了人世，虽然她并未离开厨房。

她还跟西西与柯贝特家女孩发现她时的模样一样，坐在六个炉头的瓦斯炉左边的巨大橡木扶手椅里。后面一个炉头开着小火，上面正煮着一大锅炖肉。关不紧的水龙头里有水滴落到大型旧式水槽里的咖啡杯里，水槽里还有几只汤匙和一根烤肉叉。厨房里有台收音机，音量调得很小，混合播放着乡村音乐和静电干扰。

“她总是坐在那里，”西西说，“每次也都是这个姿势。我以为她只是打瞌睡，你知道，烹饪书摊开放在她的膝上。但我跟她说话时她没有回应，你知道的，我就碰了她一下，然后轻轻地摇摇她，然后——”

“慢慢说，西西莉亚。”

“其实我相当好，奈吉尔。”她的眼光朝我寻觅，“她死了吗，罗登巴尔先生？我不觉得她能睡得这么熟，可能吗？”

对女人来说，她的手大了些，现在放在膝上，其中一只手的手指还绕在一把木制调理汤匙的柄上。我用手尖压一压她的手背、上臂，以及她宽阔的前额。

“恐怕她已经死了。”我说。

但是比起先前两位死者，她的情况就难以理解得多。看到前两位死者，我们至少知道正在处理的是什么事件。厨师看起来却像是睡着了，而她的体温虽然显然比一般的三十七摄氏度要低，但是还没有跌到像午餐肉那样的低温。我猜她的体温不久就会降到那个程度，厨房很温暖，这会花上一段时间。

“她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她没有被枪击，或刀刺，也没有从高处摔下。”我翻开她的眼睑查看了一下，没有见到任何点状出血的迹象，或者其他东西，只有无神的眼珠。我阖上她的眼睑，站直身子。

大家立刻开始说起话来，空气中充满了疑问和建议。听到西西的话，我们都一起赶到这里，虽然我无法确定有没有人在中途溜走。

“也许是自然死亡。”我听到有人说。

“在这里，”另一个人表示反对，“谋杀就是一种自然死亡。”

“休克，人不是会死于休克吗？”

“如果被闪电击中的话，或是触电。”

“我是指那种会让你心脏病发的休克。她的心脏可能不好，而且我也不认为她会注意吃低脂食物。由于前面两起命案造成的惊骇——”

“厨师甚至没有说任何话，”西西回忆道，“或是看起来很困扰。第一起命案后，她准备早餐，第二起命案后，她来到这里开始准备午餐。”

“而且是一顿很好的午餐，从味道上来看。”鲁弗斯·奎普已经往前挤到炉前，掀起锅盖嗅闻着。“炖小羊肉，”他宣布，“加了迷迭香和百里香调味，还有，那会是新鲜莳萝吗？她哪里弄来新鲜的莳萝？”

“不是当令的季节。”有人说。

“这里还有一锅可口的米饭，”他说，“看起来既完美又松软，柜台那里还有用大木碗装的沙拉，只等着搅拌。”他将锅盖放回炖锅。“我想我们应该吃饭，”他说，“我认为我们全都吃饱了，才更有精力应付。”

有一阵表示同意的喃喃声，但是卡洛琳把脸凑到厨师那里，然后退后一步摇摇头，声音就停下来了。“没有用，”她说，“我试着闻她的呼吸，但是她没有呼吸。”

“你为什么想要闻她的呼吸？”

“我想可能会有苦杏仁味，伯尼。”

“如果她吃了氰化物的话，”我说，“但是她看起来不是非常安详吗？一点也不像氰化物中毒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伯尼。氰化物会让你痛苦地翻滚吗？如果她被下毒了，一定是某种不会引起剧痛的东西。”

利昂娜·萨维奇指出了其中的讽刺。几分钟前我们还在讨论我们被厨师下毒的可能，现在看来厨师自己却可能被下了毒。

“而且她拿了把汤匙，”她的丈夫观察到，“一把调理汤匙。我想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比出姿势，模仿动作。“她在火炉前，搅拌着炖肉，尝了一口。然后毒发——”

“毒？”

“在炖肉里。也许一开始她只是觉得要多加一点盐，但后来毒性发作了，她的腿脚发软，必须坐下来。”

“毒药会有这种效果吗？让你的腿变得虚弱无力？”

“这得看毒药的种类而定，”他说，“无论如何，她没有觉得太难受，然后坐了下来。显然这是一种温和的毒药，而且一定是让她打瞌睡，然后在睡梦中杀死她的。”

“厨师不喜欢有人到厨房里，”莫莉·柯贝特说，“如果有人打算放任何东西到她的炖锅里，她会非常生气。”

奈吉尔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你想挨骂，只要去掀她的锅盖就行了。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人替她加了盐，她还会站在那里不动。”

“她或许不知道，”我说，“因为事情发生时，她不在这里。”

“但她总是在厨房里。”

“但是稍早的时候她和我们一起在吧台，记得吗？当我们在争辩某些事情时，她离开去了厨房。有人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没有人注意到，“嗯，她站在后面，可以非常谨慎地溜出去。”

“然后有其他人跟在她后面溜走、毒死她，然后再溜回来吗？”

我摇摇头。“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发生的事，”我说，“她并不是几分钟就把这些炖肉弄好了。她一定是在我们吃早餐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已经煮了一个早上了。奥里斯发生意外，而伊尔琳的尖叫声大到几乎可以唤醒他时，厨师大概离开了厨房，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她在外面，”上校想起来了，“我记得我注意到她了，那时我们正在权衡搬回可怜的奥里斯尸体的优缺点。”

我想那又让伊尔琳哭了起来，但或许她已经开始从伤痛中恢复。“在那之后，”我说，“她最后来到吧台。所以她离开厨房有一段时间，她不在的时候，有人可以到厨房，然后把任何东西放到那锅炖肉里。”

卡洛琳说：“比如什么，伯尼？莫菲太太的工作裤？”大家都盯着她看，而她说，“像那首歌，‘谁把工作裤丢到莫菲太太的杂烩锅里？’哦，得了吧。我应该不可能是唯一记得这首歌的人。”

“当然有可能，”我说，“至于凶手在炖肉里放了什么东西，我无法随意猜测。我对毒药所知不多。”

“蘑菇，”迪蒙特小姐说，“炖肉里有蘑菇吗？”

“我希望有，”鲁弗斯·奎普说，“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在炖小羊肉里放蘑菇？”

“毒蘑菇，”迪蒙特小姐大叫，“颠茄！”

“那不是毒蘑菇。”戈登·沃波特说。

“不是吗？”

“不是。但有很多有种毒蘑菇、毒菌，或者随便你想怎么称呼的东西。比如迷幻蘑菇毒性就尤其大。其中有一种叫死亡天使——那可能就是你想说的那种。但在这种天气下，是没有办法到外面摘蘑菇的。而且现在也不是当令的季节，就算是，你也永远无法在雪堆下找到它们。”

“如果颠茄不是一种蘑菇，”迪蒙特小姐说，“那它到底是什么？”

“一种藤蔓，”沃波特告诉她，“是番茄和马铃薯的近亲，更别提还有茄子了。”

“为什么别提茄子？”

“这里有番茄，”鲁弗斯·奎普宣布，“当然也有马铃薯，还有蘑菇和大麦。”如果还有某种由空气传播的毒的话，依照他那种闻嗅的方式，我猜他的时日也不多了。“我不认为有茄子，这在炖小羊肉里不常见，虽然加一些应该也没关系。我确定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找的。为什么有人要对一锅美味的炖小羊肉下毒？”

“为什么有人要杀厨师？”卡洛琳回问他，“或是破坏吊桥和吹雪机？或是杀死拉斯伯恩先生？”

“我确定我一点也不知道，年轻的女士。我现在只是胃里空空、非常饥饿，而我想要的就是一碗炖肉。”

“但是如果下了毒……”

“如果有益健康，”他说，“那么我们应该吃。如果有毒，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毒？”没有人有答案，于是他自己盛了一碗。“我们需要一个试尝师。有人吃了一碗炖肉，如果他活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飨宴。如果他死了，那么，至少其他人逃过一命。”他张开臂膀。“我就是这个人。”他说。

“但是奎普先生——”

“行了，”他说，“我心意已决。”

“但是如果你死了……”

“你们会把我留在我倒下的地方，这好像已经成了这幢房子的惯例。如果你们真的将我好好埋葬，那么墓碑上应该可以刻上：他试吃，为了让别人活命。给我那边的碗好吗？可以的话，还有那把勺子。”

在餐厅里，奎普坐在一张双人桌边。他塞好餐巾，拿起一只叉子。“‘比起我曾经做过的事，’”他说，“‘这是我做过最好、最好的事了。’恐怕我能记得的就只有这句了。我应该做饭前祷告，但是如果炖肉里真的加了砒霜，那也不是什么咱们没料到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客气了……”

他用叉子戳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然后又咬了一口，咂了咂嘴。

“好了，”他心满意足地说，“你们都看到了——”

他的话中断了，鲜红的脸上满布一种警戒的神情。没有拿叉子的那只手移到胸部中央，就在心脏上方。他的下唇颤抖，然后跌坐在椅子里。

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他？我怎么能让一个人像这样杀死自己？哦，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这么做好几年了，用刀叉挖掘他的坟墓，但是……

“哈！”他在椅子上坐直，发出一声不大的笑声，显然看到我们的表情而感到愉快。“哦，天哪！”他说，“哦，天哪！哦，天哪！我太坏了，我知道，但是我没办法克制。你们会原谅我的小玩笑，会吧？”他将叉子投入那碗炖肉。“味道太美妙了，我敢保证，”他说，“而且不可能伤害任何人。我请你们每个人都自己添一碗，加入我的行列，好吗？”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安全，”哈德斯蒂小姐说，“有那种发作较慢的毒药，不是吗？”

“如果厨师是被下了毒，”奎普说，“毒性应该是以光速发作的。但是也许你是对的。炖肉含有发作较慢的毒药，而我注定会死。在五十年内，我一定会完全断气。”他转动眼珠。“在这种时限里，小米莉森特或许不想吃。其他人大可尝试一下。”

柯利布里太太说她想等一下，不是五十年，嗯，大概十五分钟，只是要确定安全。其他几个人也喃喃表示同意。奎普说随便我们，但是他可能会盛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还有，莫莉或伊尔琳可以为我拿一盘那个沙拉吗？”他说，“还有那种七种谷物的面包，我相信还有剩。当然还有奶油和啤酒，我想会比配葡萄酒好。我们还有那种很棒的褐色麦酒吗，奈吉尔？”

18

“乔纳森·拉斯伯恩，”奈吉尔·艾格伦廷说，一边把他的长手指尖交叠在一起，“我大概一点也不了解他。他这个星期稍早时候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来此短暂停留。你们都是昨天抵达的，对不对？拉斯伯恩先生比你们早到一天，他到达时是星期三，下午稍早的时候。”

“他怎么来的？”

“我不记得他提过这事。如果他是开车来的，车应该会停在桥的另一边。但是我们没办法过去看，即使我们看得见车，也不知道是否就是那辆，对吗？”

“我们甚至看不到车，”我说，“被雪盖住了。”

又开始下雪了，虽然没有先前那么大。卡洛琳和我在大图书馆里，还有奈吉尔和布朗特-布勒上校。那个房间和我们离开时几乎一模一样，连《长眠不醒》都好好地搁在书架的最上层。然而，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乔纳森·拉斯伯恩不再倒卧在图书馆的爬梯底下。爬梯还在，他的血玷污了地毯，但是拉斯伯恩不在了。

他并没有死而复生，也没有神秘失踪。移开尸体的决定是大家一起做的。在满足地饱餐了一顿炖小羊肉、沙拉和七种谷物面包的午餐后（虽然起初是令人不安的午餐），这个决定没有经过多少争论就通过了。各人依照自己的偏好，就着新堡褐麦酒、加州馨芬葡萄酒，或者鹿园牌矿泉水，把午餐冲下了肚。我不确定是谁，但有人提出我们现在有两个房间因为有尸体在里头而被禁止进入。虽然无法进入图书馆只会造成一点点困扰，但是无法使用厨房就很令人苦恼了。

再者，有人指出我们最初放弃图书馆，将其留给已故的拉斯伯恩先生，是基于警察会很快出现的想法。现在电话不通，桥也断了，雪又在继续下，根本无法推测警察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与此同时，两具尸体也都会随时间而腐坏。

“拉斯伯恩开始腐坏了，”上校报告说，“厨师也很快就会步上他的后尘。小奥里斯很不幸，但是他所在的地点确实比另外两位合适得多。”

现在，下午大约过了一半，拉斯伯恩和厨师也被放在合适的地方了——虽然不是谷底，而是在户外。他们被并排安放在加特福旅舍后面的草地座椅上。两人身上都盖了条床单，床单上又覆盖了新下的雪。

在移动尸体前，我们拍下了犯罪现场的照片。克雷格用了萨维奇家带来的拍立得相机，从不同角度替每个人拍了半打相片。他向我们保证，他的房间里还有胶片，但他认为应该保留一些。为下一个受害者保留，我想。

有人建议移动尸体前画下轮廓，用粉笔或是胶带，但我们没有这两种东西。也没有人能说清画出尸体的轮廓有什么用处。我们都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才想到也许应该这么做。

图书馆清理好，我们便开了扇窗户让空气流通，然后聚集在里面三人一组。上校建议他和卡洛琳与我组成一队，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始调查，轮流询问其他人，问询在第一件命案现场的图书馆里进行。“我有一辈子的军旅生涯经验，”他说，“还有过去几年军事法庭审理的经验，而罗登巴尔具有调查经验。”

有人很好奇是哪一种调查经验。米莉森特——上帝保佑她的心脏——又跳出来说我是个窃贼。“也许是警察调查他的时候，”她说，“他也协助警察调查。”

“别胡扯，”卡洛琳告诉她，“如果你想要知道伯尼是做什么的，他就是那种所谓的业余侦探。你们拥有这种房子，但居然没有聘请一位业余侦探经年常驻，实在令我惊讶。”有人想知道业余侦探到底是什么，还有他们做什么工作。“有时候他们是爱管闲事的人，”卡洛琳解释，“但有时候他们只是像伯尼这样的平常人，只管自己的事，却阴错阳差地卷入谋杀案的调查中。那就是伯尼一直遇到的事情。他连到乡村度个安静周末，都免不了要因为踢到尸体摔倒。”

“然后他解决了犯罪谜团吗？”

“我过去是有些运气。”我承认。

“那是一种爱好吗？”有人想知道。我想说不被逮捕入狱是个爱好，而解决别人的罪行可以让我不用进监牢。但我只是低下头，想要看起来谦卑一些。

调查开始进行了。我们从奈吉尔开始，从问话中了解到他对拉斯伯恩所知不多，但奈吉尔想到他曾经在电话上说，他是从纽约打来的，但是他在房客登记簿上写下的却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当然，即使他住在波士顿，他也可以从纽约打电话。”奈吉尔加上一句。

“或者他可能在电话里说了谎，”卡洛琳说，“到了登记的时候却记错了。最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来自爱荷华州的安密斯。”

“我不认为我们曾经有过来自爱荷华的顾客，”奈吉尔说，“那和奥马哈不是一个地方，对不对？”

上校问他第一次谋杀发生时，他在哪里，而奈吉尔说他不知道谋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他认为当时他一定是睡着了。“在我们的私人房间里，”他说，“恐怕不是在那些有命名的房间，西西和我在厨房的另一边有一间套房。”

“在一楼？”

“是的。”

“你知道自己那天晚上几点休息的吗？”

他皱着眉。“很难说得准确，”他说，“你该记得我们昨夜小品了一下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我说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够清楚了，”他说，“但是我发现在几个小时里喝了很多之后，夜晚的最后时光就有一点不太记得起来了。细节变模糊了，总是这样。”

“不必抱歉，”上校说，“主教也会这样的。”

“我记得在楼下四处漫步，”奈吉尔说，“察看屋内各处状况准备上床。我回到房间时西西已经在床上了，我也上了床，嗯，我一定是立刻就睡着了。接着我知道的就是早晨了。”

他说莫莉·柯贝特发现尸体时，他已经醒来穿好衣服，但是还没有离开卧房区。“我们有自己的成套卫浴，”他解释道，“希望你们不必向其他人提这件事。因为所有房客都必须共用，而他们可能很讨厌这点。”

“这是你的房子，奈吉尔，”上校说，“你一年待在里面十二个月。我无法想象任何人会嫉妒你拥有自己的浴室。你醒来时西西在那边吗？”

“她在我之前醒来。但她在我们的房间里，没错。”

“而夜里你们两个都没有离开卧室吗？”我问。

“嗯，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不是吗？我们的套房里有卫浴和一切设备。”

***

下一个是西西。除了在拉斯伯恩登记住宿时刷过他的信用卡之外，她几乎没和拉斯伯恩有过接触。不过，她很快便向我们保证，他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人。她接着说，所有房客都是好人，正因如此才令人难以相信。

“我知道你们都很肯定不是流浪汉，”她若有所思地说，“而我也明白为什么，相信我。但是如果真是流浪汉的话，不是太好了吗？你们明白的，是吗？”

我们表示同意。

“因为在加特福旅舍的所有人，包括房客和员工，毫无疑问都是很善良的人，你们明白吗？而这不应该是善良的人会做的事情。”

卡洛琳和上校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以判断各种活动发生时谁在什么地方，而我则思索着这个论点。我发觉自己正思考着近年来的各种谋杀犯，试着判定其中是否有任何人，你可以合理地称之为“善良”。无论如何发挥想象，谋杀本身都不善良，但是在我看来，谋杀偶尔是由善良的人犯下的，或者至少是由表面上显得善良的人犯下的。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而且我读的书中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尤其是牵涉到英国乡村住宅时。在我看来，场景设定在英国乡村住宅的书，其吸引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会被迫读到那种我们在真实生活中不会想要交往的人。所有角色都一如你期待的那样善良，不过，最后你总会发现四处都是尸体。

“艾格伦廷太太，”我说，“或者我应该称呼你西西莉亚？”

“或者西西，”她说，“每个人都这样叫我。”

“西西，”我说，“我相信你是个很有观察力的女人。要经营像加特福旅舍这样的事业，你必须如此。”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她表示同意。

“所以你肯定注意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行为。”

“不寻常的行为？”

“也许有些房客不像表面上那样。”

“不像……”

“或者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多些什么。”

“我不确定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其他人注意到了一些事情，”我说，“不一致的、奇特的行为。”

“有吗？”

“而且告诉了我们。”

“哦，天哪，”她说，皱着眉头，“但你们只跟奈吉尔谈过，不是吗？”

“先前和其他人有过一些私下的讨论。”

“原来如此。”

“而我无法违反保密原则，但是——”

“不，当然不能。”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能替拼图多加一片，整幅图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确实是有些事。”

“我想也是。”

“但那真的没什么，你知道的。”

“嗯，当然会看起来没什么。”

“是吗？”

“总是这样。”

“啊，”她说，“我知道了，这些事总是看起来无关紧要。”

“总是这样。”

“嗯，”她说，“他看了她一眼。”

“看了一眼？”

“其实是瞄了一眼。瞄了另一个人一眼。”

“谁瞄了一眼？”

“拉斯伯恩先生。可怜的拉斯伯恩。”

“而他瞄了——”

“萨维奇太太。”

“利昂娜·萨维奇。”

“是的，米莉森特的母亲。”

“也是克雷格的妻子，”我说，“拉斯伯恩先生瞄了她一眼？”

“是的。”

上校清了清喉咙。“男人总是会瞄女人，”他说，“虽然随着岁月流逝，我越来越记不住这是为什么。但男人都是这样，萨维奇太太是个有魅力的年轻女人，拉斯伯恩先生是个有活力的年轻男人，或者曾经是。所以，如果拉斯伯恩先生瞄萨维奇太太的方式，是男人瞄女人——”

“肯定只是这样吧。”西西·艾格伦廷说。

“哦，”卡洛琳说，“你不确定，是吗？”

西西叹口气，缩紧了肩膀。“不，”她承认，“我不确定。那根本不是那种眼神。”

“应该不是，否则你就不会提起了。那是哪一种眼神？”

“就只是瞄一了眼，”西西说，“没有什么其他含义，但是当时我想到的——”

“怎样？”

“——是他们彼此认识，而且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但肯定是我想多了。肯定是她的某些特征让他记起了几年前认识的人，但只是从某个角度看。当她转过头之后，那种相似之处就消失了。这种事常常发生，不是吗？你以为认出了某人，但是你再看一眼，就会发觉一点都不像。”

“沃波特那个家伙，”鲁弗斯·奎普说，“他说话像个律师。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每个人说话都像律师，”卡洛琳说，“我想是电视里播的法庭剧造成的，还有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

“也许的确如此，”奎普叹口气说，双手紧握，放在他胖胖的肚子上，“事实上他不可能是律师，对吗？因为律师都忙得要命，而沃波特还有时间来这里度长假。”

“他曾提到要多留几天。”我想起来。

“我们现在都得多留几天了，不是吗？不论喜欢与否。也没有电视可看，不管是法庭剧还是其他节目，所以我们的沃波特先生会丧失他律师的那一面，如果他的律师特质是来自电视的话。”他吸了一下鼻子，“他打扮得确实不像个律师。他的衣橱里没有布克兄弟的西装。胳膊肘处有补片的斜纹软呢外套比较像他的格调。他对毒药很了解，你们注意到了吗？”

“至少对蘑菇是的。”

“什么都知道，简直可以当教授了，衣着也像个教授，你们不觉得吗？手里应该还要把玩着一支烟斗，总是拆开来清理。完全符合形象。”

“你不喜欢他？”卡洛琳说。

“也没有不喜欢他，”奎普说，“事实上，无须对他有什么感觉。确实没有必要说些对他不满的话，但是你们要问有什么可疑之处或细节的话，”他倾身向前，“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我观察过他吃东西。”

“是吗？”

“是的，他把食物挑来挑去。我从来不相信挑剔食物的人。”

“迪蒙特小姐能走路。”米莉森特·萨维奇告诉我们。

“我想她说过，”我说，“她曾告诉我，因为轮椅的缘故，她的房间在一楼。如果实在需要的话，她也可以爬楼梯，但是有人得帮她将轮椅搬上去。如果她能爬上一整段楼梯，我想她应该能走路。”

“她在跳舞。”这孩子说。

“跳舞？”

“在她房间里。她独自一个人，房门锁着，窗帘放下来。”

“如果门锁着，而且窗帘放下来，”上校说，“那你怎么可能看到她？”

“或许我记错了，门是开着的。”米莉森特猜想。

“也可能不是，”卡洛琳说，“也许你是从钥匙孔看到的。”

米莉森特咯咯地笑起来。“也许是的。”

“我说，”上校说，“那可不是良好行为，年轻的小姐。”

“我知道，”她说，“但我只有十岁。如果大人这么做，那就更糟糕了。而且要不是因为有音乐，我也不会这么做。”

“音乐？”

“她跟着音乐跳舞。音乐非常梦幻，既感伤又浪漫，我听到声音从门后传来，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我不相信你，”卡洛琳说，“我打赌你经常从钥匙孔偷看。”

“也不是每次都看。”这小鬼咯咯地笑着，“你会很惊讶这样能看到些什么。”

“那这次你看到了什么？”

“迪蒙特小姐在跳舞，而且非常优雅。她的手臂伸出去，好像是和舞伴在跳舞，但是只有她一个人。除非她是在和鬼跳舞。但我确定她不是。”

我不打算深究这一点，但是卡洛琳想问她为何如此确定。

“因为那样会很不体面。”

“和鬼跳舞？”

“不是。”

“那是什么？”

“裸体，”米莉森特说，“迪蒙特小姐没有穿任何衣服。”

鲁弗斯·奎普任何时候都很容易入睡。这可能是肥胖性心肺功能不全，也可能是呼吸暂停。还有可能是假装的——有时候他似乎是睡着了，但是他后来说的话显示他小憩时听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谈话。

有人看到哈德斯蒂小姐在和厨师急迫地谈话，是克雷格·萨维奇提起的，他认为这次谈话与迪蒙特小姐的饮食需求有关，而我们能想象到那应该相当复杂。不过他回想时，觉得哈德斯蒂小姐显得有些焦躁，而厨师有一点不太高兴。

我曾见到乔纳森·拉斯伯恩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写东西，也有其他人见到他在屋里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但对于他在写什么，各人有不同看法。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在写信，因为人们总是在英国乡村住宅里写信，但有人说他是在写便笺，还有人认为他是在写日记。在他身上并未发现信件或日记，这可能意味着它们被凶手带走了，或是他被谋杀时没有带在身上。

没有人承认在拉斯伯恩抵达加特福旅舍之前，曾经遇到过他。几乎没有人记得曾经和拉斯伯恩讲过一句话。几个人说他总是显得心事重重，而利昂娜·萨维奇也曾见到他在写东西，她认为他可能是个作家。“努力要写出一本书或一篇故事，”她说，“他有那种气质，好像他要来乡下解放自己的创造力。”

“而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上校在她离开房间后说，“但是西西·艾格伦廷看见拉斯伯恩意味深长地瞄了她一眼。”

“西西可能看错了，”卡洛琳说，“或者拉斯伯恩认出了利昂娜，但是利昂娜没有认出他来。或者他以为自己认识她，但其实不然。”

“或者她在说谎。”我说。

“或者她在说谎，任何人都可能就任何事说谎，不是吗？你们知道那种派对游戏吗？有一个人是凶手，而当你询问所有参与者时，除了凶手以外的每个人都得说实话。嗯，那和这里的情形很像，但又不是这样。”上校看起来很困惑，我想我也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能说谎，而这无法证明任何事，”她解释道，“不止如此。假设乔纳森和利昂娜二十年前一起担任亚赫赛 [1] 营队辅导员时，曾经疯狂了一下。那么他就有足够理由意味深长地瞄她一眼，而她也有理由坚持从来没有见过他，而这与谁杀了他无关。”

我们反复讨论这一点，最后同意了她的话。每个人都可能说谎，不是只有凶手。听起来似乎不太公平，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努力的重点。我刻意在询问西西的时候换了一种方式，从针对不在场证明和作息时间的严肃询问，换成一种闲聊式的问法。在她离开后，我解释了为何这么做。

“你把我说成是个业余的侦探，”我告诉卡洛琳，“的确，我们三个其实都是业余的。我们都有一些可能会有用的经验，但我们不是警察。专业的做法对我们不适用。但是用业余的做法，大家会告诉我们那些他们做梦也不会跟警察说的观察和推论，嗯，这可能会有收获。”

从某方面来说，确实有所收获。我们已经从奎普那里得知，戈登·沃波特很挑食，因此不可信任；而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从沃波特那里得知伊尔琳·柯贝特，这位因为奥里斯之死而悲伤的女服务员，连续几个早晨病得很厉害。“这不表示这个女孩有家族特征，”他说，“或者是奥里斯惹得她这样，即使是，也不会让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变得复杂。”我们曾说想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于是他就告诉了我们，他曾听到她连续三个早晨作呕。

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又如何呢？知道迪蒙特小姐裸着身体跳舞，或是米莉森特·萨维奇透过钥匙孔偷窥，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哈德斯蒂小姐和厨师说过话，或者达金·利托费尔德被人瞥见看莫莉·柯贝特看得入神，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出利托费尔德显然对楼下女仆感兴趣的是柯利布里太太。莱蒂丝接着却评论道莫莉是个俊俏的辣妹，随时准备好要投入任何穿长裤的人的怀抱（最有趣的是卡洛琳对此的反应：她低头看看自己，确定她不是穿着裙子）。“我自己的丈夫没有注意到这个小浪女，”莱蒂丝又说，“但我们是来度蜜月的，所以有所不同。我敢肯定其余男士都注意到了。如果有人曾经和她抱在一起打滚，我也不会惊讶。”

如果达金曾经在楼上转着诱惑楼下女仆的念头，他也没有说出来。根据他的说法，他没有太注意员工，或是其他客人。他对我们的探究，或是不得不在加特福旅舍里停留更久时间的做法都没有兴趣。

“到了早晨，”他说，“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他晃了一下头，一定有人曾经跟他说过，这种姿势可以展示他波浪状的头发。“我知道如果往下游走一段，有个地方可以过溪而不会跌断脖子。接下来，只要找到公路就可以了。现在尝试太晚了，但是等到太阳出来后，莱蒂丝和我就要这么做。”

“但是发生了谋杀案，”上校告诉他，“我以为大家都同意在警察来之前，我们全都留在这里。”

“或许那是你们的想法，”达金说，“但是那又怎么样？我可没同意任何事情，你们每个人对我也没有任何约束力。一旦我们离开这里，会立即通知警察，然后他们就会马上到这里，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是的，不过——”

“真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他继续说，“这是莱蒂丝的主意，别问我她是从哪里冒出的这种念头。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高级又独特的那种旅馆，但我见到的就只是一堆荒废的砖头，由一个头脑不清的主妇和酒醉的丈夫经营。现在你到每个地方都有卫星电视，有五十或一百个频道，而这个烂地方居然连一架有兔子耳朵天线的移动式黑白电视都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来这种地方？”

“艾格伦廷太太非常沉稳，”上校说，“而艾格伦廷先生也不会只因为他对麦芽威士忌很有品位，就是个酒鬼。而且没电视也有别样的乐趣。至于什么人会愿意来这种地方，我可以说我很高兴每年自己在这里待上六个月。”

“我无须多言，”达金说，“你们的调查注定会失败，大家都编成三人一组的古怪念头也是。我要和我妻子在一起，我们两个会一直在一起。其他人都不要靠近我们。到了早上我们就走了，我要告诉你们，我很高兴离开这座疯人院。”

我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希望，”我宣布，“我现在手里有本写满了字的笔记本，但情况比起刚开始时好不到哪里去，我还是无法指出凶手。警察侦办这件案子时，会分析不在场证明，问难堪的问题，分析物理证据。这些我们都没法做，我们没有权力。而大家告诉我们信息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唯一能期望的是让剩下的人活下来，直到警察抵达，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其他人也不知道。天哪，又下雪了吗？”

“我想这只是风把雪吹起来了。”卡洛琳说。

“嗯，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想这是新下的雪，而且正在下雪，可能会这样下一整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坚定不移。”布朗特-布勒上校建议道。

“我一定会努力，”我说，“但是……”

传来敲门声。我过去打开门，拉菲兹走进来。它通常是用抓的，而且抓得不太好，我正在猜想为什么它能够敲门，结果发觉莫莉·柯贝特站在那里，等着在说任何事情前得到允许。

“什么事，莫莉？”我说。

“对不起，打扰了，先生，”她说，“还有你，女士，还有你，先生——”

“怎么了，莫莉？”

“晚餐好了，先生。我不想打扰你们，但是晚餐已经备妥，大家都在餐厅里。除了在酒吧喝餐前酒的人。”

“餐前酒。”我说。

“是的，先生。艾格伦廷先生说，可以让胃口更好。”

“嗯，那么，”我说，“我们最好也来一杯，你们说好吗？大家都知道不能相信挑食的人。”

[1] 亚赫赛（Yahrzeit），非营利性的犹太慈善组织。

19

结果，晚餐是西西·艾格伦廷和柯贝特堂姐妹合作的成果。冰箱里还有一些剩下的火腿，她们把火腿和马铃薯泥、煮熟的甘蓝菜、胡萝卜丁和培根油，以西西所谓的古老英格兰配方混在一起。这显然是柯贝特家族的主食。“你用上手边所有的东西，”伊尔琳解释道，“然后全部煮在一起。如果大家真的很饿就会吃。”

只要你坐下来大嚼，就会发现其实食物相当可口，虽然样子一点不诱人。如果取个怪名字，或许会有帮助——比如说狗早餐，或是柴堆里的太妃糖。结果客人们走进餐厅，考虑了一下后便决定先到吧台。一到了吧台就会流连很久，依靠麦芽威士忌来提起吃晚餐的胃口。

不过最后大家都就座了，结果主菜比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好得多。不过除了鲁弗斯·奎普以外，没有什么人取用第二次，而即使是死亡天使毒蘑菇，奎普可能都会来上第二盘。对其他人而言，一份就相当多了。我偶尔瞥向戈登·沃波特那边，但是就我所见，这一次他和其他食客比起来，并没有显得比较挑食。

桌上有很好的面包，还有某种牛奶蛋糊做的点心，就是咖啡淡了些。

上校找到我们，宣布要早点休息，当时我们正端了新煮的咖啡在图书馆里。“我要回到特里维廉 [1] 的世界了，”他说，“钻进一个比较简单的世界里。”

我问他想通过哪一道门回到那个世界，特里维廉的单册《英格兰史》，还是比较专业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

“恐怕两者都不是。我正在读他的三卷本《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正读到第二册的中间部分。”

“《雷米里斯与合并苏格兰》。”我说。

他显得很惊讶。“没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只是运气好猜对了。”

“绝对不是。我想你是个英国史学者。”

“修过一些大学课程，”我说，“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其实从没真的读过安妮女王王朝的那三册。我只记得书名。”

“马尔伯勒与尤金尼王子，”他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布兰罕战役。”

“著名的胜仗。”我说，模仿了罗伯·索西的诗。

“曾经很著名。现在被人遗忘了。我不该觉得惊讶，我不知道现今的年轻人记得些什么，但别奢望他们会记得早于前天的事情。特里维廉的历史令人感动，你应该找时间读读。”

“这几天吧。”

“嗯，”他说着，缩紧了肩膀，“你们会原谅我破坏分组吧，会吗？我知道我们应该保持三人一组，但是我确定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应该很安全，而且也确信你们两位可以照顾彼此。所以，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

我几乎无法反对。他们先前全都欣然同意编成三人一组，但是随着白天过去，这项安排也逐渐失去了效力，到了晚餐结束后，甚至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了。我曾经听到米莉森特·萨维奇因为必须和她父母待在露辛达房里，不能单独留在罗杰叔叔房里而哭泣。到目前为止，克雷格和利昂娜似乎能够坚持，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孩最后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没有人当真，”我跟卡洛琳说，“我不明白。已经有三个人死了，而且不知名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但他们宁可抱怨晚餐，也不想确保自己能活着吃到早餐。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想了一下。“我想他们只是很善于调整。”她说。

“调整？”

“我是这么认为的，伯尼。他们先前确实受到了惊吓，那时我们发现厨师在厨房里变得冰冷。到处都有尸体，而没有人知道到底谁会是下一个。”

“尸体都还在，”我说，“而他们也还是没有任何头绪，但是突然间没有人在乎了。”

“没错。他们已经调整好了。拉斯伯恩和厨师都在外面，没有人会看到他们，而奥里斯在峡谷底下。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伯尼。眼不见，心不烦。”

“尸体是看不到，”我说，“而我们其他人都失去了理智。”

“人会适应，”她说，“比如你和我吧。昨夜的咖啡很浓，又完全煮开了，我们很享受。今晚咖啡很淡，我们依然很享受。”

“我们并没有适应。”

“几乎可以说已经适应了。”

“我们在里面放了威士忌，卡洛琳。”

“那就是我们调整的方式，”她说，“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做了很好的调整，伯尼。你不会注意到咖啡淡而无味。你知道，这或许是让咖啡撑久一点的好方法，一种比较经济的做法。用比较少量的咖啡，然后掺威士忌来调味。”

“经济的做法。”我说。

“嗯，如果咖啡存量非常短缺，或者比如说我们和巴西打仗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人会做任何事情？”她皱着眉，“我在干什么？”

“你正在喝掺酒加料的咖啡。”

“掺酒加料，”她说，“这个字眼真好。我想在咖啡里放单一麦芽威士忌是违反自然的罪行，但是这种咖啡一开始就是违反自然的罪行，而我猜这样就彼此抵消了。至少我们没有用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

“天理不容。”

“我希望我们能赶快离开这里，伯尼，但在那之前我要再尝一次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不管怎样，‘我在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我正在谈论人们会适应。”

“适应谋杀。”

“啊哈。他们不再关心这件事了，伯尼，不像原先那样。有些人还觉得根本就没有谋杀案发生。”

“那这些尸体是从哪里来的？”

“乔纳森·拉斯伯恩从爬梯上跌下来，奥里斯跌到桥下，而厨师——”

“跌到了深沉无梦的睡眠里，”我说，“瞧，她现在还在睡。看在上帝的分上，这真是荒谬。”

“我知道。”

“厨师的情况可以解释为中风或是心脏病突发，”我说，“虽然在我看来这不太可能。但是奥里斯和拉斯伯恩是被谋杀的，简单明了。如果他们的死是意外，那你如何解释吹雪机油箱里的糖，还有切断的电话线？难道是上帝的作为？”

“他们说他的行为总是非常神秘。我听到有人说坏天气里电话总是会断。而有人说吹雪机很可能只是很平常的机械故障，毕竟没有人真的闻到了烧焦的糖味。”

“这真荒谬。”

“我知道，伯尼。”

“我应该从吹雪机的油箱里取杯汽油出来，”我说，“让他们都尝尝。”

“我们可以明天再弄，”她说，“拿来当甜点，如果蛋奶糊没了的话。听着，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些死亡事件是意外。他们只是认为循环已经完成。”

“循环？”

“三起死亡事件，伯尼。死亡总是成三出现的，记得吗？现在厨师死了，大家可以松口气了。”

“这没有什么道理。”

“我知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伯尼？我们似乎也无法解开谜团。你自己说的，今天下午我们询问人得到的零星片段，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没说一点用也没有。我只是说我们没有进展。”

“很接近了。所以我们就耗在这里，而上校可以读英格兰史。嘿，你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怎么会知道那些关于安妮女王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安妮女王的任何事，”我说，“我书店里有一套书。我正想着我应该读一下内文，结果有人来买走了。”

“嘿，这种事经常发生。她是同性恋，你知道。”

“安妮女王？”

“对啊。跟莎拉·丘吉尔有过一段，她丈夫就是上校刚才提到的马尔伯勒公爵，你为什么那样看我，伯尼？这是‘她史’ [2] 。”

“她史？”

“女人的历史。不管怎样，你可以读关于安妮女王的书，或任何其他的，这里有这么多书瞪着我们看。我们可以喝掺了酒的咖啡，反正警察早晚会出现来解救我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做那些复杂的测试，DNA检测和血迹喷溅，还有解剖，他们还可以调查所有房客的背景，还有——”

“还有鲍伯是你叔叔。”我提议。

“嗯，差不多吧。”她叹气，“你知道吗，伯尼？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坐着希望警察出现，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因为就在此刻，我真的会很高兴见到那扇门突然打开，然后雷·基希曼吵闹地走进来。我……”

“怎么了，卡洛琳？”

“什么？”

“你的话讲到一半停住了，然后开始瞪着什么看。”

“是门。”她说。

“门怎么了？”

“我还以为门就要突然打开了，”她说，“而他就会在那里。”

“谁，雷吗？”

她点点头。“愚蠢的念头，伯尼。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吗？”

“我想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出城了。”

“不管怎样，这说明了我的精神状态。你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伯尼？”

“不知道。”

“这意味着业余侦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有什么案子是为业余侦探量身定做的，这就是了。一幢雪封的英国乡村住宅，尸体比雪堆积得还要快。我们就在这里，却束手无策。”

“我很高兴我们放弃的只有破案这件事，”我说，“第一眼见到今天的晚餐时，我的心直往下沉。你觉得那道菜有名字吗？比如柯贝特大惊奇。”

“哦，你倒是提醒了我，”她说着，站起身来，“我答应要帮忙的。”

“帮什么忙？”

“厨房里。”

“你说的不是什么事，”我说，“而是在哪里。”

“我说我要帮忙清理。”

“你？”

“为什么不？”

“嗯，有个理由，”我说，“那不是你的工作。另一个理由是，你偏偏最讨厌在厨房里帮忙。”

“这是紧急状况，”她说，“她们缺乏人手。厨师死了，还有其他种种。”

“其他种种？”我说。

“所以我想我该帮忙。”

我注意到她在回避我的目光，于是灵光一闪。我问她要帮谁的忙。

“在厨房的人，”她说，“听着，我只是——”

“莫莉·柯贝特。”我说。

“是的，她可能也在那里。那又怎么样呢？”

“还有她堂姐伊尔琳吗？”

“她可能有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莫莉一个人在厨房里。”

“可能是，”她说，“既然你提到了，这状况可不太安全。所以我就更应该去和她做伴了。”

“或许我也应该去。”我说。

“不需要，伯尼。”

“两个人会有危险，记得吗？如果莫莉刚好是凶手呢？”

“真可笑。”

“或者万一你就是凶手。”

“更可笑了，伯尼。”

“我只是不希望你走错一步，”我说，“我知道你梦到了她，但是——”

“那是梦，你根本不知道。”

哦，不一定吧？“她是个乡村女孩，”我继续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而且，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女同性恋。”

“你没见到她看我的方式。”

“嗯，你很有异域风情，”我说，“很时髦而且很都市，而且——”

“而且是同性恋，”她说，“而她是柯贝特家的人，这意味着她可能没有多少事没做过了。我唯一异域风情的地方就是我不是她的血亲。听着，我并非打算对她动手动脚，只是去厨房陪她。”

***

我想不出任何其他我想要与之为伍的人，无论是在厨房还是其他地方。我在这里唯一的情感所系是莱蒂丝·利托费尔德，但我不太确定现在我对她到底还有多少深情。无论如何，他们正在度蜜月，而且房子里有个凶手，所以她那冷嘲热讽的丈夫肯定会把她拴得牢牢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逃离，而且有一种可靠的方式可以不必真的离开，就能够达到效果。我想起了艾米莉·狄金森 [3] 有关这个问题的论点：没有比书本更快的快速帆船了。“快速帆船。”我说，或多或少是吧，然后走到图书馆。

我抬头看雷蒙德·钱德勒的书，看图书馆的爬梯，看骆驼和靠枕，寻思着是否真有人能够坐下来，想出一套利用骆驼和靠枕的谋杀计划。我断定那一定是临时起意，否则这整件事情就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巨蟒 [4] 调调了。

我想，我潜伏在门边时，没听到这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的悄声谈话，真是可惜。其中一个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乔纳森·拉斯伯恩，而另一个人就是用骆驼和靠枕杀死他的人。假使我再偷偷往前走一点，可能就会发现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了，而且也可以知道另一个人的身份。相反的，如果我大声地闯进去，打开灯后再为闯进来道歉，我或许就阻止了谋杀。而且，如果这第一次谋杀并未发生，或许其他的谋杀也都不会发生了。

我想，我本来可以解救他们。只要我再鬼祟一些，或者更鲁莽一些就好了。两种极端都可以扭转局面。就是这种不进不退的蠢事，引发了一切麻烦。

好吧，诚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说，“快速帆船”。这是我扬帆离开的最好时机。我走到书架那边开始找书。

我留在图书馆读了一会儿书，然后走到楼上回奥古斯塔姨妈房，在走廊上遇见了米莉森特·萨维奇。她赢了，她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她得到允许留在罗杰叔叔房里。我告诉她，她应该和父母在一起。

“为什么？”她反问，“方便你闯罗杰叔叔房的空门吗？”

“除了烟斗和拖鞋外，还能偷什么呢？”

“而且烟斗很难闻，”她说，逐渐有了兴致，“拖鞋上有洞。”

“可怜的老罗杰叔叔。”

“不，是可怜的麦塔维什小姐！麻烦的老罗杰叔叔。”

“我还是认为你应该待在你父母的房间。”我说。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会是个好主意。”

她看着我。“你认为还会有谋杀发生，”她说，“但是你不愿直接说出来，因为你不希望我害怕。但是如果我不害怕，我就会继续留在自己的房间。”

“这是个难题。”我表示同意。

“我想你是对的，”她说，“我认为还会有人被杀，但我不会是受害者。”

“你怎么确定？”

“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她说，“没有人会找麻烦来杀我。你才是应该要害怕的人。”

“我？”

她严肃地点点头。“有人今晚要被杀害，”她说，“而且可能是你。”

一个小时左右之后，我在另一间起居室里。这一间的墙上没有夸张的羚羊头，只有一对锋利的武器。其中一把是大约八英寸长的波浪状刀锋的剑，我从墙上取下来把玩。我无法举剑发誓，但是它看起来像是把马来短剑，也是剑角羚羊和瘤牛的同类字谜里的常客。我用拇指沿着刀锋摸了一回，断定它锋利得足够割人头了，然后又挂回墙上。

我先前在吧台停留，为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在账簿上记下适当的标记。这是我今晚最后一杯酒，只是每读几页书，滋润一下嘴唇，我正在读伊夫林·沃夫的《独家新闻》，这是本有关驻非洲新闻记者的小说。刚开头有一个段落写到有位新闻记者回忆曾经制作一艘独木舟，但是完成下水时，却像颗石头般沉入水底。细节我有点模糊了，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时，笑了十分钟，我不知道这回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一段，还有点担心不会觉得那么有趣了，而且我最后一定会奇怪，我第一次看时为什么会觉得有趣。

不过，比起担忧被断桥、毒蘑菇、骆驼和靠枕杀死，担心这个问题要好多了。虽然我无法肯定我最喜欢的段落是否还会有趣，但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是个绝佳的选择。当然，书架上就算没有几千本，也有几百本书我没有读过，但今晚应该读些靠得住的东西。我想要逃离，但是得循着熟悉的路离开。

我先前在楼上门廊遇见了拉菲兹，它那副德性会让你回想是否自己做了什么惹它生气的事。它根本不理我，如果它有尾巴的话，一定会高高翘起，径自前行。我阅读了半小时之后，它再度出现，这段期间，它似乎接受了性格移植手术。它走过来磨蹭我的脚踝，在我的腿边缠绕，而且大声打呼噜，连我的膝盖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震动。

当我听到脚步声，抬头见到卡洛琳时，它还在那里，发动它的马达。“你知道吗？”我说，“我有一本好书可以读，还有一杯好威士忌，以及一张舒服的椅子。我有一只猫非常亲切地表现出它好像很爱我，即使我们知道这不太可能。这种生活不错，我希望我不会被杀。”

她瞪着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告诉她米莉森特说了什么。

“哦，得了吧，”她说，“她只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小孩，又不是灵媒之友网站上的第一把交椅。”

“我知道，”我说，“但还是会令人毛骨悚然。这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别这样说，伯尼。”

“为什么？”

“这听起来不吉利，就是这样。而且我已经够害怕了。我刚刚上楼去，发现我们房间的门锁上了。”

“嗯，当然了，”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在里面。”

“我知道。”

“你有钥匙，对吗？我们每人都有一把。你没有遗失钥匙吧，有吗？”

“当然没有。但是我不敢用它。”

“为什么？”

“我害怕里面会有什么。”

“比如说一具死尸？”

“或者一个活人，等着要杀我。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伯尼。我敲了门，希望没有人会开门，也确实没有人，然后我下楼来找你。”

“我就在这里，”我说，“我们上楼吧。或许明天会好些。”

“大家总是这么说，”她说，“但都不会成真，不过这一回几乎肯定会好些。也许警察会来，我们全都可以回家。但我确实喜欢这里，至少是在有人被杀以前。”

“等一下，伯尼。”

她拉住我的衣袖时，我们正经过图书馆朝楼梯走去。我停下来，而她迅速进去。她出来时脸上有我在日本电影上看过的表情——武士切腹自杀前一刻的表情。

“伯尼，”她透过紧咬的牙关说，“进去！”

“为什么？我已经拿了一本书。”

“照做就是。然后看看书架。”

“什么书架？”

“那个书架。”

我进去看了，已经知道我会看到什么。书架本身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但书架上也没有《长眠不醒》，只留下有人拿走书之后的空位。

[1] 特里维廉（Trevelyan，1872—1951），英国历史学家。

[2] 卡洛琳把历史（history）变了一个字母，改成了herstory。

[3]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

[4] 巨蟒（Monty Python），英国的六人喜剧团体，是英式幽默的代表。

20

“我不惊讶，”我说，“我不太想谈这件事，真的，但是我不能说我很惊讶。”

“也许这真的没那么重要，伯尼。有人在这儿和那儿被杀，与之相比一本稀罕的书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书居然就这样消失了……”

“你说得没错，”我说，“那不重要。”

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谈论《长眠不醒》，于是便问起莫莉·柯贝特的事。卡洛琳的表情变得满怀渴望。

“她很可爱，”她说，“而且她有很多关于这边乡间的故事，以及一直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的柯贝特家族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她比我想象得还要天真，伯尼。”

“你的意思是，她只和堂兄弟睡觉？”

“差不多吧。记得我先前告诉你，她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吗？嗯，我开始明白了，只不过她看每个人都是那样。这是柯贝特家族的传统。”

“所以我想你不会半夜里偷溜出去，到仆人房那边拜访一下了。”

“只有在梦里，”她微笑着说，“而且如果今晚的梦有昨夜的一半好，我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准备好上床睡觉还算不上是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在深夜留在彼此的公寓里，所以即使是在狭小的房间里换睡衣也不会那么尴尬。但睡在同一张床上就比较奇怪了，而且只要我想起昨夜她的梦境，就更奇怪了。

我坐起来看书，希望伊夫林·沃 [1] 能够让我的心思远离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卡洛琳坐在我旁边，读她自己的书，而我很好奇谁会先关掉床头灯。然后，当然，门上传来抓挠的声音。

“拉菲兹。”她说。

“恐怕你说对了。”

“你要让它进来吗？”

“如果我们让它进来，”我说，“回头又得放它出去。”

“我们不能让门就这样开着吗？昨夜就是这样的。”

“好啊，”我说，“在一幢目前已经有三个人被谋杀的房子里。”

“你以为锁上门就可以阻止凶手吗？”

“我比较偏好一串大蒜，”我说，“但现在这个时间我不想走到厨房去拿。我不知道锁上门是否真能阻止决心要进来的人，但是一扇打开的门就像是邀请：‘我在这里，来杀我吧。’”

“那就锁着吧，伯尼。也许它会走开。”

可能性不大。接下来几分钟，抓挠声重复了五六次，然后我起身开门让它进来，并且让门开着。

它走进来四处溜达，吃了一点干粮，要人抚摸，抓抓耳朵后面，接着便离开了。我看着它走后，然后盯着开着的门看了很久。

然后我继续看书。

“伯尼？我先前不是和莫莉在厨房吗？我原以为可以知道一些事情，帮助我们想出谁是凶手，可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我合上书。

“我彻底糊涂了，”她说，“束手无策。我猜你也一样，是吗？”

“不完全如此。”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知道是谁干的。”

“嗯，”我承认，“我有一点眉目。”

“大声说出来吧，让我们听听看！”

我摇摇头。“不是现在。”

“你是什么意思，不是现在？”

“只是一种预感，”我说，“有可能完全弄错了。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那又怎样？伯尼，除了你我之外，这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人会告你诽谤。”

“我知道。”

“所以呢？”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可能是错的。”

“伯尼！”她抓住我的手臂，“你看不出来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拒绝行动。”

“是吗？”

“我读了几百本书，”她说，“里面的侦探就像你这个样子。而且说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轻率的话，什么‘现在说出来还为时太早’之类的。接下来马上你就会发现又有一具尸体在地板上了，然后他就会对自己说‘他妈的，都是我的错。我等得太久了。’你就是在干这种事，伯尼。你等得太久了。”

“但这只是预感，”我说，“而且我可能错了，这张拼图还有太多部分没找到。”

“他们都这样说。”

“而且现在是半夜。”

“他们倒是没有说这句话，但这又怎么样？”

“即使我是对的，”我说，“也不能现在跑出去采取行动。所以现在谈这个有什么用呢？”

“有用，让我不至于发疯。”

“或许吧，但如果我一开始就什么都没说，也许会更好一些。”

她摇着头。“你一定要告诉我，伯尼。假设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小孩说对了，你今晚会被杀，如果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秘密就会和你一同死去。”她举起食指，没有特别指向什么东西。“那是另一个每次都会读到的桥段，”她说，“有人全弄清楚了，却不告诉任何人，然后他成为了下一个受害者。”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说。

“不准这么说，伯尼。”

“是你说的。你真的认为我有危险？”

“可能有。任何人都可能有危险。”

“你真的认为如果我告诉你，就会比较安全？”

“我只知道，”她说，“除非你告诉我，否则我永远睡不着。”

她睡着了。

我是先关掉床头灯的人，但是我连瞌睡都没打。我躺在黑暗中，倾听这幢老房子吱呀作响的呻吟。卡洛琳放下她的书，关掉灯的时候，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直到她的呼吸变得又慢又深，我依然清醒。

她在我旁边翻动，从她那边翻身过来时，我就算没真的睡着，也至少是想得出神了。她的手臂伸出来缠绕着我，然后靠得更近，准备要在梦境的场地上开始打垒球。

我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脱身而出，安静地下了床。卡洛琳的手臂没了可以攀附的身体，朝空气里摸寻。我拿我原来用的枕头，塞进她的臂弯里。她推拒了一会儿，似乎在衡量枕头作为莫莉·柯贝特代用品的好处，最后决定抱住枕头。

我在黑暗中迅速而安静地穿上衣服。我注意到门还半掩着，而游戏正在进行。

我溜了出去。

[1]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

21

卡洛琳·凯瑟醒来时，大约是早晨七点。她的眼皮还没完全张开，穿上浴袍后沿着走廊到浴室。直到从浴室回来，她才发现床是空的。

“嘿，伯尼，”她说，“你到哪里去了？”

她瞥了一眼老友昨夜挂衣服的木椅，是空的。她穿上衣服又回到走廊，见到贝蒂娜·柯利布里在隔了几道门的地方，将钥匙插入锁孔。

“你见到伯尼了吗？”她问道。

“伯尼？你的那个朋友？”

“是呀，我的那个朋友，伯尼·罗登巴尔。你见到过他吗？”

“我没见到任何人，”这女人说，“我现在正要下楼吃早餐——如果那里真的有早餐的话，考虑到厨师不在了。”

“我不管早餐了，”卡洛琳说，“我只是担心伯尼。”

“为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

“友谊真是美妙的事，”柯利布里太太说，“但你为什么要担心呢？如果他不在你的房间里，就很可能自己下楼去了。”

“希望你说得对。”

她匆忙下楼，她的心理状态一定非常明显，因为每个遇见她的人都问她怎么了。“我正在找伯尼，”她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很担心。”

她在楼下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到处都找不到伯尼·罗登巴尔。她查看了早餐房、晨房、大图书馆和各式各样的客厅，问了她遇到的每一个人。

没有人见过伯尼·罗登巴尔，自从昨晚就没见过了。没有人知道他可能会在哪里。

“也许他逃离了这个地狱，”达金·利托费尔德提议道，“等我们的早餐结束，这也是我和我妻子计划要做的事。那是我昨天告诉他的计划，也许让他产生了这个念头。”

“他不会这么做，”卡洛琳坚持，“而且一定不会不跟我说一声就离开了。”

“嗯，你对他的认识要比我多。”利托费尔德说，脸上带着一种暗示她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罗登巴尔的嬉笑神情。

其他人一起帮忙，对楼下做了比较系统的搜寻，一无所获。布朗特-布勒上校对罗登巴尔的消失显然很困惑，虽然他的性情使他显得没有卡洛琳·凯瑟那么激动。“你说得对，”他告诉她，“罗登巴尔是个冷静的小伙子。他不像是会这样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消失的人。”

“我很害怕。”卡洛琳说。

“依照常理，”布朗特-布勒说，“我们不必担心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有了三起可疑的命案——”

“哦，不，”她叫道，“不要是伯尼！”

“他那么有活力，”莱蒂丝·利托费尔德说，“我无法想象他已经——”

“别说那个字。”卡洛琳央求道。

莱蒂丝的话就此打住。米莉森特·萨维奇穿着连身罩衣和兔子拖鞋，替她完成了这个句子。“死了。”她说。

每个人都看向她。

“我告诉过他，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死掉的人，”这孩子说，她的下唇颤抖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说，那个想法就这样浮上心头，我想也没想就说出来了。现在却变成了真的！”

那不一定会变成真的，大家跑过去告诉她，而且即使是真的，也不是她的错。米莉森特看起来不太相信。

这在人群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奈吉尔·艾格伦廷抓起电话拨弄着键盘，好像希望切断的电话线在夜里不知怎么的就自行接回去了。卡洛琳抓着布朗特-布勒上校，问他是否能做些什么，而他控制了场面，刻意地清清喉咙让群众安静下来，然后为大家概述目前的情况。

他告诉大家，就伯尼·罗登巴尔的状况而言，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罗登巴尔离开屋子回家了，却没有对他的忠实伙伴或任何人说。第二种可能，是罗登巴尔在房屋或附近的某处，但是听不见他们的叫喊声，因为他睡得很熟，或者被下了药或是被绑了起来，或者……

“或者死了。”米莉森特·萨维奇说。

上校说，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集合大家，然后对这幢房屋做系统的搜查。西西·艾格伦廷拿出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二楼的每间卧房，包括原本由去世的乔纳森·拉斯伯恩居住的小乔治房。

“都是这个狗娘养的搞出来的糟心事。”达金·利托费尔德在去往小乔治房的走廊上评论道。他的妻子莱蒂丝提出反对，指出拉斯伯恩是受害者，他被杀死了。“那是他应得的报应，”利托费尔德告诉她，“看看他引起了什么。看看他造成的一团混乱。”

但是拉斯伯恩的房间里没有一团混乱。里面非常干净整齐，不像其他大部分卧房，里面的房客会为脏乱的状态感到抱歉。“请你们原谅里头的杂乱，”鲁弗斯·奎普冷冷地说，“因为我并未料到会有访客。”而莱蒂丝·利托费尔德打开他们新房的门时，立刻冲到窗户边一把推开，好像这个房间在任何人踏进来以前，必须先紧急让空气流通一下。“那是什么味道？”米莉森特·萨维奇想知道，她父亲退缩了一下，她母亲则要她安静，而莱蒂丝则红透了脸。卡洛琳注意到，她丈夫稍事打扮，看来对自己很满意。

搜寻转移到顶楼的仆人区和储藏区，然后回到一楼，包括迷宫般的公共房间、厨房和餐具室，还有迪蒙特和哈德斯蒂小姐共用的客房，以及艾格伦廷夫妇的私人套房。这一大群房客与员工穿越一个个房间，像是到白宫的日本观光客，什么都要看一下。

他们没有发现罗登巴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一点痕迹也没有。

“他不在屋里。”上校告诉大家，“看来他自己先走一步了，但是我不知道原因和方法。”

“也许他去寻求帮助了，”卡洛琳提议，“但是他独自一人？在半夜里？没有对任何人说？”

“这很难令人相信，”布朗特-布勒同意，“但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每个地方，如果他不在这里，一定在别的地方。这是基本的逻辑论点，不是吗？”

“除非……”

大家都望向卡洛琳。

“除非他发生了什么事，”她勉强说出来，“而且他和……”

“和？”

“和其他人在一起。”她说。

“其他人。”有几个人重复她的话，很是困惑，然后先前错失了上面两层楼的搜寻，而在一楼玩游戏般自己坐轮椅晃过一个个房间的迪蒙特小姐说：“哦，当然。其他受害者。”

“事实上，”克雷格·萨维奇说，“我想过这一点。”

“你想过？”他的太太说，非常惊讶。

“这像是一个有强迫症的凶手会做的事，把所有受害者聚在一起。所以我看了后门，我们摆放尸体的地方，而他们还在那里。”

“没有人碰过。”有人说。

“就我所见到的是如此，我们用的那些草地长椅，每张上面都有具尸体，上面盖着床单。事实上，因为积雪，我无法保证尸体甚至床单还是原来那样。不过那是我们昨天摆放的样子，而今天看起来也还是那样。雪地上有三张草地长椅。”

“三张。”有人说。

“没错，三具尸体，三张草地长椅。”

“应该只有两具尸体。”柯利布里太太说。

萨维奇转动眼珠。“一个是乔纳森·拉斯伯恩，一个是奥里斯·柯贝特，第三个是厨师。我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是第三个，而且——”

“奥里斯掉到了桥下。”有人说。

“所以我们把他留在了那里。”另一个人说。

最后这句话让伊尔琳·柯贝特发出一声条件反应式的叫喊，但是没有人特别在意。“我的天，”克雷格·萨维奇说，“我想是三起命案，三具尸体。但是如果奥里斯还在谷底，这意味着——”

他们全都跑过去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张草地长椅，三具尸体裹在床单里，覆盖着雪。他们聚集在周围，没人有胆量掀开长椅上的床单，看看里面是什么。“哦，谁来做些什么吧！”卡洛琳叫道，上校清了清喉咙，抓住一张床单猛地掀开，雪花四散飞舞，露出乔纳森·拉斯伯恩被冻僵的尸体。

第二张床单也同样掀开了，露出的是死去的厨师。

“我受不了了。”卡洛琳呻吟着，上校掀开第三条床单。有人尖叫起来，但不是卡洛琳。她最糟糕的恐惧没有实现。

因为虽然第三张椅子上确实有具新尸体，但不是她的朋友伯尼·罗登巴尔。

是戈登·沃波特。

是罗登巴尔干的。

这是明显的共识。伯尼·罗登巴尔显然是个疯狂的连环杀手，向众人宣布了他的第四个受害者。他假装带头进行调查，同时等待机会为他的连环谋杀添上新的受害者。

“这不可能，”卡洛琳说，“你们不认识他。他是个善良、高尚的人。”

“他证明了拉斯伯恩先生是被谋杀的，”西西·艾格伦廷记起来，“那时我们全都认为那是意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别人不要怀疑他。”她的丈夫提议道。

“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奈吉尔，”她说，“直到他告诉我们那是谋杀。你觉得会不会……”

“不，”他肯定地说，“不，亲爱的。根本就不是流浪汉干的。”

“罗登巴尔确实指出拉斯伯恩是被谋杀的受害者，”上校说，接下了话题，“而且他甚至挺身带头调查，如果我们的业余努力担得起这个称号的话。这人面颊上一片血红！”

好几双眼睛转向沃波特，眼睛的主人只听懂了上校这话的字面意思 [1] 。但死人的面颊上没有血迹。然而，他的喉咙上有勒痕，显然是被勒死的。

“而现在他走了，”鲁弗斯·奎普说，“消失了，人间蒸发。”

“为什么？”卡洛琳追问。

“为什么？”

“是呀，为什么？如果他是这个残忍的杀手，一边敲死人，一边还假装调查，他为什么要放手逃跑？有人看到他杀了沃波特吗？”没有。“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所以他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玩游戏？”

有人问她想要得出什么结论。

“真相，”她说，“伯尼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一定在。他不会杀任何人，而且他不会扔下我独自离开。”

“如果他还在这里，”达金·利托费尔德说，“也许你能够为我们指出他在哪里。”

“我以为他在第三张长椅上，”她说，“你们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结果发现是沃波特先生时，我们都非常惊讶。”

“我也很惊讶，”米莉森特突然说，“但我不认为那会是伯尼。我以为那是奥里斯。”

每个人都看着她。“奥里斯死了。”她父亲耐心地说。

“我知道。”

“他在峡谷底下，”她母亲插进来说，“你认为有人会不辞辛苦去移动他吗？”

“我以为他是走过去的，”米莉森特说，“你知道人有时候会梦游吗？嗯，或许有时候他们死了也会这样。电影里很常见。”

“你不应该看那些电影，”克雷格说，但是卡洛琳睁大了眼睛，双手伸开挥舞着。

“梦游，”她说，“就是这样！伯尼一定是睡觉时梦游了。”

“而且当他在梦游时，”鲁弗斯·奎普喃喃道，“他还进行了某种梦中勒杀。”

“他一定是认为他要去求助，”卡洛琳继续说，“而他一定忘记桥已经断了，而且——大家往这边来！赶快！”

她跑出去，他们也跟着出去。

“看！”

他们已经在看了——看峡谷底下一个皱成一团的东西。它躺在离另一个扭曲的形体几码远的地方，后者是奥里斯·柯贝特未被雪覆盖的部分。新的扭曲形体上面有少许积雪，但是没有多到完全模糊了身影，可以见到长裤、外套和鞋子。

“那是他的外套，”卡洛琳叫道，“那是他的长裤，还有他的鞋子。哦，我的天，那是他！”

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相当多的讨论。有人认为罗登巴尔可能还活着。虽然同样是摔落，奥里斯跌断了脖子，但峡谷的新受害者着陆的方式可能不同，也许只是断了几根骨头后昏迷过去。但是他会因为暴露在外而死吗？或者他仍然还活着，只要行动迅速或许就可以避免他因为低温而死？

“在你们救他以前，”伊尔琳·柯贝特顽固地说，“你们一定要先救奥里斯，奥里斯是先掉下去的。”

“但是奥里斯已经死了。”有人指出。

“那不是问题，”伊尔琳说，“关键是要讲求公平。”

“等一下，”卡洛琳说，手指着，“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像是有东西刺穿了他的外套。你看到了吗？像是钓鱼竿。”

“可能是根树枝，”有人说，“或许树枝被他摔落的力量折断，跟着他掉落，最后掉在他身上。”

“在我看来不像是树枝。”卡洛琳说。

“不是。”上校同意，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副双筒望远镜。他透过望远镜观看，旋转旋钮调整焦距。“哎呀！”他说。

“那是什么？”

“奈吉尔，”他说，“看一下，来啊。”然后他将双筒望远镜递给艾格伦廷。

“哎呀！”奈吉尔·艾格伦廷说。

“的确。”

“那不是——”

“我相信是，没错。”

“骨质把手安装在钢刀上，还裹着铜线，我看来也很像。”

“没错，是呀。”

“末端较细的刀柄，有一点闪光。”

“一点闪光，是呀。”

“还有刀刃。虽然只能看到两英寸，但那是……”

他的手在空中做成扇形。

“波浪状，”上校说，“没错。”

“我说是。”奈吉尔说。

“但你没有说，”卡洛琳叫道，“或者你们真的说了，但我无法理解你们说了些什么。那个从伯尼身上穿出来的是什么？”

“那应该是一把马来短剑。”奈吉尔·艾格伦廷说。

“褶痕 [2] ？你是说那是他外套上皱褶部分的阴影？在我看来不只是那个而已。”

“K——R——I——S。”上校说，“那是一把短剑，马来联邦的传统武器。我过去见过，在沙捞越 [3] 、槟榔屿 [4] 和其他东方地区。如果你遇见一个家伙鬼鬼祟祟带着一把那玩意儿游荡，你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奈吉尔插嘴道，“直到上校跟我说明。那是跟房子一起买下的，你知道，就像其他所有装饰一样，我们买下这个地方时就已经挂在了墙上。我认为那就是我们的马来短剑——虽然在这种光线和距离下，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是这看起来像是有人拿了剑，刺入了罗登巴尔先生的身体。”

大家的反应正如你的期望——很奇怪，卡洛琳·凯瑟小姐除外。除非你很仔细地观看，否则就不会注意到，但是有那么一刻，她的神情真正地放松了下来。

[1] 上校的意思是指伯尼厚颜无耻，但大家以为是在说沃波特。

[2] 褶痕（crease）与短剑（kris）的英文发音相同。

[3] 沙捞越（Sarawak），马来西亚州名，位于婆罗洲北部。

[4] 槟榔屿（Penang），马来西亚岛屿和州名。

22

至少这是我猜想当时发生的状况。

哦，行了吧。你不会真的以为那就是我吧，对吗？在峡谷底下？别告诉我你以为我惹上了那种过时的身体穿刺狂热，而马来短剑就是我的时尚宣言。

不，当然不是。离奥里斯·柯贝特几码远的扭曲躯体不是我。那是个假人——请别当笑话——用我的衣服塞了从乔纳森·拉斯伯恩的房间拿来的枕头，迅速制作完成的产物。我从先前注意到的墙上取下了马来短剑，从我那件无辜的皮外套背后刺下去时，心中还有些悲痛。我在碗盘橱里找到了一卷钓鱼线，然后把渔线的一端绑在假罗登巴尔身上，将它——他？——放到峡谷底下。

我割断了线，将手上的那一端丢到深渊里，估计应该没有人会看到。我当然也看不到，那时我也很难看清楚假人；我在布置这些场景时，周遭一片漆黑。而我那支随身带着的手电筒是在黑暗的公寓里窥看抽屉和保险柜用的，而不是用来察看几乎不见底的溪谷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抵达谷底的时候，大都已经消散了。

我这样做有个理由。

而且是很好的理由。这不仅是一种像汤姆·索亚那样，想出现在自己丧礼上的冲动，或是像马克·吐温那样，想要确认有关我死亡的报道，真的是夸大其词。

如果我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四处行动了。

公认死亡，即被一般人认定为死了。如果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这么认定——我毫无生命迹象地倒卧在溪谷的冰冻河床里——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四处走动，没有人会怀疑我在哪里，以及我在做什么。

因为这种逼仄感快要把我逼疯了。

乍看之下，我在加特福旅舍会感到拘束似乎相当奇怪。我是个纽约人，我也不像蒙大拿州的大农场主一样需要那么大的空间。我住在一间单室小公寓里，而且在一家杂乱拥挤的书店里消磨白日时光，每天搭地铁列车来来去去，经常和我的市民同胞并肩挤在一起。

另一方面，加特福旅舍的房间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有好几英亩的土地，四周有广袤的乡野。这片广阔之地只有零散的几个房客和少数员工，而且这个人类团体的人数还每天都在减少。我为什么还会有幽闭恐惧症？

嗯，你看，在纽约你四处见到的都是陌生人。他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即使你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高峰时段的地铁里，你其实还是单独一人。大家都是匿名的，只是没有隐身。

所以我习惯于在城市里奔走，冲来撞去，在办公室和住家里溜进溜出，不一定总是让房主知道或得到允许。那就是我的行事方式。那也是我的谋生方式，而且当我有几回陷身杀人案件时，也应付得相当自如。

卡洛琳称我为业余侦探，如果我真算得上是个侦探的话，那肯定是业余的。但在另外两个领域我算是内行人：偷盗和卖书，我也知道业余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差别，扮演侦探时我不会挂出招牌。我知道侦探做些什么——我应该知道，因为读的相关书籍太多了。他们敲门进来问些无礼的问题，检查不在场证明并搜集证据，还会做一大堆我不怎么在行的事。

我不会这么做。我只是四处溜达，暗地里到处摸索，然后翻出一些事情，有时候事情就会解决。

但是在加特福旅舍，所有的人就在那里。根本没有把嫌疑犯聚集在一起的必要，因为他们不会分散得很远。事实上是无法走远。桥没了，电话线也断了，整个地方都被埋在深雪里。

那么我做了什么？嗯，我尝试了像个真正的侦探一样处理这种状况，逐个询问，但是没什么进展。即使如此，到一天结束时，我脑海里还是多了几个念头在嗡嗡作响。我甚至对凶手的身份有强烈的预感，但是看来又不太可能。我需要更多的信息，但这些人全都在这里，让我没有办法获得信息——哪怕我看着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谁又能够责备他们呢？就他们所知，我是杀人凶手，而他们是我名单上的下一个人。）

所以我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当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睡着时，我拿着手电筒偷偷摸摸地四处走，就像第欧根尼 [1] 寻找不诚实的人那样。但在这么做之前得先假装我已经死了，在一个不方便进行检查的地方留下一具明显的尸体。这让我有机会在白天也能继续鬼鬼祟祟地行动。

在我们关掉各自的床头灯之前，我把心里的想法解释给卡洛琳听。起初她以为我要躺在谷底装死，而她很担心我会得重感冒，最后变成肺炎。

“我甚至可能会被冻死。”我告诉她。

“那就不要这么做，”她说，“为什么要冒险，伯尼？这不值得。”

我告诉她在谷底的不是真正的我，这消息让她安心了，我把整个流程告诉她几次之后，她说她已经彻底记清楚了。“最难处理的部分，”我说，“就是要让人到峡谷看一下。”

“为什么我不干脆说：‘嘿，朋友们，他可能掉到谷底了？’”

“可能行得通，”我同意，“但是最好是有别人能想到。”

“所以他们才不会认为是骗局。”

“没错。”

“我会想办法，”她说，“我们四处走动搜寻整幢房屋时，你会躲在某个地方吗？”

“像只虫子躲在地毯里一样舒服。”我说。

“可还有好几个小时。从现在到那时，你要做些什么？”

“布置舞台，”我说，“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

“去哪里？做什么？”

“这里和那里，”我说，“这个和那个。”

“而且你不想告诉我凶手是谁。”

“直到我能确定。”

她打了个呵欠。“要不是我这么累，”她说，“我会跟你争论这事的。你不累吗，伯尼？”

“筋疲力尽了。”

“我可以问一个蠢问题吗？你怎么能够整夜不睡觉，在黑暗里鬼鬼祟祟？你明天就累死了。”

“别管明天了，”我说，“我今晚就会累死了。”

“所以何不干脆别管了，伯尼？好好地睡一觉。睡晚一点，明天白天可以打个盹儿——如果到时候警察还没有出现——你明天晚上就可以熬夜了。”

“你在诱惑我。”

“所以呢？就做每次我遇到诱惑时会做的事。”

“投降吗？”

“嘿，”她说，“那对我有效，伯尼。”

我说我会让身体决定。我阅读了几分钟，然后关上了灯，有一阵我几乎就要睡着了，但那个时刻过去了，而我知道不会再发生了。不过在我离开床前，我得等卡洛琳睡着，舒服地窝在墨菲斯 [2] 或莫莉·柯贝特的臂弯里。

然后我在黑暗中穿上衣服，离开了房间。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这部分了，不是吗？

我有事情要做，而且很忙。第一站是小乔治房，在走廊的另一端。我不担心有人会看到我，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没那么可疑。大不了就说我在找一间没有人的浴室或是伸伸腿脚，但是我没有遇见任何人，所以没什么关系。

唯一不好解释的事情是打开拉斯伯恩房间的锁进到里面；为了降低被人发现的机会，我尽可能减少这项工作所需的时间。先前我已经用自己的钥匙试了这把锁，如果有用的话我也不会太惊讶。其实，这些旧式房屋的钥匙经常可以互换着用，尤其是锁本身已经非常老旧而且磨损严重的时候。

钥匙没有用，我把锁撬开了，而且比转动钥匙多花不了多少时间。我闪身进去将门关起来锁上，正想摸弄电灯开关时，停了下来。没有必要让灯光从门底漏到走廊上。一般人永远不会注意，但我们中间有个杀人犯。他是可能会留意的人，而我最想避免的就是引起这个人的注意。

我大约待了一个半小时，彻底搜查乔纳森·拉斯伯恩的物品，寻找他可能遗留下来的手稿。我发现了足以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时整幢屋子应该已经入眠。然后我抓取了衣橱里的衣服，从床上拿了枕头离开了房间。

想起马来短剑时，我正要往楼下的门口走，只隐约记得剑在哪个房间，但是不确定该怎么走。我有点想拿其他国家的产物代替，比如说南非的长矛，或是剑角羚羊的角。不过还是在适当时机找到了马来短剑。接下来，我搜索了一间餐具室，找寻麻线或绳索，结果顶多只能找到一卷棉线球。在我看来这线不太牢固，然后我又找到了钓鱼线，把两种线都带走了。

我需要用钓鱼线将假人放下去，但棉线在缝合假人的时候派上了用场。我用枕头将拉斯伯恩的一些衣物进行填充，然后将他的一双鞋带绑在裤脚的地方，再把外套的衣袖口绑上我自己的一双手套（就算他有手套，我也没找到）。我没办法把头弄得像真的一样——那只是一团衣服，用线绑成圆形——结果像个稻草人一样虚假，现在想起来还真挺像稻草人的。

我提醒自己没有人会仔细查看它，但我还是重新绑了一次。我用一件深色衬衫围绕在顶部，让它看起来像是顶部的深色头发，底下是看上去应该像脸部的白色汗衫。把这个蠢货降下去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而且还因为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一）我趴在峡谷边，双手伸出去，嘴里还咬着手电筒；（二）我依然非常害怕摔下去。另外也得慢慢地将假人放下，因为我知道它的制作方法有多么不专业。如果遭受重击，它肯定会散掉，虽然真人从高处掉下去也会四分五裂，但我觉得依目前的状态，结果不会令人信服。

于是我缓慢小心地降下这个假人，忍住落地之后想拉扯钓鱼线调整位置的冲动。接着抛弃了钓鱼线，将小手电筒从嘴上拿到手中，看着我的杰作。

这可以骗得了人吗？

很难说。它骗不了我。怎么可能呢？毕竟我很清楚那是什么。当然，它看起来像是一团破布，但是可怜的奥里斯死后的躯体也很像。它看起来像尸体吗？

如果有路过的动物用脚搔弄，就像疯狂的洗衣妇一心要分开白色和有色的衣服一样，那最终就会不像了。

如果有任何人真的仔细观察，那就不像了。

另一方面，万一我的小伎俩被人识破了，会怎么样？在我看来，符合逻辑的假设应该是我造了这个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显然因为我是“谋杀犯”，因为我很着急，一心想拖延别人的追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假设我已经离开了旅馆，而就我的意图而言，这是除了死亡之外的次佳选择。

不过，没有时间思考了，没有时间忧虑和寻思。我还有事情要做。

我非常忙。

我先前在奥古斯塔姨妈房里躺在卡洛琳身边时，一度都快睡着了，但是一旦起身穿衣，我的精神又来了，而且持续了很久。东方天空开始显示出迹象，表明永恒的黑夜并未降临这个星球，这时我还精神奕奕。确实会有黎明破晓，而我似乎正好能赶上晨曦的到来。

我注意到东方的微光时，离加特福旅舍的前门大约有五十码。你或许以为这般景象会让我振奋，但其实只是让我警觉到时间不早了，而且提醒我已经几乎二十四小时没睡了。我浑身又冷又湿，并且精疲力竭，如果不赶快钻到温暖的床上，很可能会在半路上晕睡过去。

我走完余下的通往前门的路，经过遭人放糖破坏的吹雪机，以及红色的小推车。我用开锁工具将锁拨弄开，但门却动也不动。我仔细一看发觉了原因——有人将沉重的门闩插上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完全与世隔绝，还遭大雪围困。即使西西·艾格伦廷一直执着于她那几乎已成格言的论调——有经过的流浪汉存在，我却有预感离此最近的贫穷徒步旅人，正在波士顿广场向路人乞讨，筹措到迈阿密的巴士钱。所以，为什么要把门拴起来？

我猜是出于习惯。我先前出门，前门就已经拴上了，显然有人在夜里经过，注意到我留下没拴的门，便把门栓推了回去。

总是还有厨房门，可能拴上了，也可能没拴，但我没有去查清楚。在我到达厨房前，事实上正在我刚经过三张草地长椅和上面承载的可怕负担时，我来到了一扇镶嵌了玻璃的门廊。那是可以享受阳光，却不必忍受新鲜空气的房间。门上装满了小片玻璃，而且这种门上没有太多可装设固定装置的地方，任何想进来的人都可以打破玻璃进来。所以门锁是什么样你应该能想象得到。一个聪明的女人用根发夹就能打开。我用了我的开锁工具。这扇上也装有门栓，是那种钩状扣式的。只要拿张皮夹大小的塑料月历卡伸进门与门框之间，然后向上一拨，让钩子离开钩眼，就能打开，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进来后锁上门，将钩子扣回钩眼。随即，我见到三张草地长椅，每张都承载着我们这个小团体的过世成员，我低头表示敬意。然后轻松地离开了这间小日光浴室，开始穿越这些迷宫似的房间。

屋子里并非完全寂静。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叽叽喳喳声，偶尔还有脚步声。有那么多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几乎不太可能有一个时刻会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动静。如果这意味着我在回到拉斯伯恩的房间以前，有可能遇见谁的话，同时也意味着我自己也完全可以踏错脚步，撞到发出叽嘎声的桌子，而不至引起怀疑。如果有人听到我的走动声，那也没关系，只要没有人清楚地见到我就行了。

于是我保持侧身躲在阴影里，进入每个房间前都先察看一番。楼梯和楼上的走廊是危险区域，既开放又没什么躲藏处，我打算用最少的时间穿越过去。

我上楼梯走了约三分之二时，才突然想起，三张草地长椅？

我继续走。

为了节省进出时间，我没有锁上拉斯伯恩的门，认定没有人会刚好过来改变现状。我进了房间，关上门，然后集中精神拨弄，将锁锁上，基本上和开锁的过程一样，虽然可以理解一定会少了些刺激。这让我心里有事可想，不会去思索第三张长椅的含义。但是这没花多少时间，而把小门栓推回去根本不费时间，于是我便安全地藏在了拉斯伯恩的房间里，有的是时间考虑那第三张长椅为什么会在那里，而上面又会是谁的尸体。

我寻思着自己为什么会没有察觉到三张长椅。嗯，我告诉自己，我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和一个忙碌的夜晚，确实是精疲力竭了。而且说我没有注意到长椅，也并非完全正确。我显然注意到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为此烦恼了。我真正没有注意到的是多了一张上面有尸体的长椅。

这意味着什么？

或许这一点意思也没有。或许那里本来就一直有三张长椅，其中两张被迫承载了拉斯伯恩和厨师的尸体，而另一张上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草堆和园艺用品。也许三张长椅原来就都堆满了杂物，其中两张上面的东西被移到了第三张长椅上，接着放上尸体，然后三张都盖上床单。

我判断这有可能，但不太像。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第三张长椅和其他两张一样，上面有具尸体。

但会是谁呢？

答案可能必须等待才能知道。就我所知，那可能是任何人的。我可以确定排除的唯一的人是伯尼·罗登巴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可怜的家伙，他是在谷底。

我需要的是睡上一小时。

嗯，不对。我需要的更多，应该是八小时，但那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一小时左右的睡眠至少能让我的工作效率高一点。这当然没有办法让我养精蓄锐，让我在玩这场游戏时有最佳表现。但没有关系，毕竟我并没有计划要开车或操纵机械。我只想要解决几桩谋杀案，然后回家。

拉斯伯恩的财物似乎不包含旅行用的闹钟。而加特福旅舍也不是那种你能够通知前台、请他们打电话唤醒你的酒店。我想我或许可以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休息，但不睡觉，不过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不会奏效。

所以我干脆放弃，随它去。我通常睡得很浅，要是卡洛琳发出警报，我应该会醒来。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应该能听到他们关门的声音。门闩能让他们进不来，而他们不会想到是拴上了，他们会以为是钥匙没有用，而这时候……

我不知道我以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睡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吵醒我。可以听到一些声音——人的走动声、楼梯的吱嘎声、老旧水管发出它本该发出的声音——但是这些都没有嘈杂到足以吵醒人。不过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而显然，我的“闹钟”有效。

我在门旁倾听，很肯定卡洛琳还没有展开她的行动。由于无法察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拉开门闩，想轻轻推门打开一条缝，当然我无法办到。因为我将门锁上了。现在我可以将锁再拨弄开，一两分钟后再锁上，但为何要这么做？因为这样我可以看到鲁弗斯·奎普摇摇摆摆穿过走廊去浴室？这似乎不太值得。

我抓了把椅子，坐在上面。我想，如果有一对无线对讲机就简单多了。我可以呼叫卡洛琳起床，然后开始行动。她一开始动作，我也就可以行动了。我可以展开工作，我可以做事情，我可以到浴室。

啊，是了。那就是本·富兰克林从乔治·赫伯特 [3] 那里偷来的一些东西：“由于缺枚钉子，马蹄铁便没用了，由于缺块马蹄铁，马便没用了，由于缺匹马，骑士便没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骑士——以及多少战役和战争——真的因一枚钉子便失败，但是我曾经偶尔寻思，历史的进展有多少时刻仅仅因为某个人想去小便，就改变了方向。我不知道这种结果会不会比马蹄铁缺了枚钉子还要悲惨，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如果加特福旅舍对古雅气氛的费心关注包括了床底下的夜壶，那就太好了。但是即使真有这种东西存在过，那也已经被小乔治房以前的某位房客带回家当成有盖汤碗了。

当然，如果卡洛琳能不要再梦想她那难以企及的女仆，而是为她失踪的最好的朋友发出警报，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一旦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我要做的就只是等到这一群人到楼下去，然后就可以到浴室了，但是在那之前，踏到走廊上都还不安全。

而事实上，人到底可以忍耐多久？

我不想继续耗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不太有礼貌的谈话，但我也不想引起你们好奇寻思。

所以我可以就这样说明，有那么一刻，我开了窗拿了一只原本属于乔纳森·拉斯伯恩、而他今后不会再用到的鞋子，伸到窗外。我将鞋子翻转过来，然后又拿进来，关上窗户。

就是这样。现在我只要等卡洛琳醒来就行了，希望她没有忘记她应该做的事。首先，我们两个人在早晨都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而且卡洛琳前一晚多喝了那么一点麦芽威士忌。我可以想象她会奇怪我到哪里去了，然后耸耸肩抛开这个疑问，一头栽进丰盛的早餐里，像是燕麦粥里的苍蝇，或者诸如此类的英国传统料理。

“你的那个丈夫罗登巴尔在哪里？”

“你是指伯尼？咦，我没有……哦，我的天，我们要去找他！他失踪了！”

她会做好的，我向自己保证。而在她开始之前，我只能等待。

没问题。我有东西可以读。

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卡洛琳确实醒来了，而且记得她的台词，还成功地将她佯装的惊慌传染给了屋里的其他人。我的门（或拉斯伯恩的门，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小乔治的门）在他们过来时，已经打开了门闩，但还是锁着，让钥匙一转就轻易打开了门锁。

“没有人在这里。”奈吉尔·艾格伦廷宣布，然后众人聚在一起，准备到别的地方去。我在这群人里分辨出不同的声音——卡洛琳的声音像是在惊恐的边缘，利昂娜·萨维奇则喃喃说着安心的话——然后达金·利托费尔德的声音像个破钟般响起来。

“别这么快，”他说，“没有人检查过衣橱。”

“别麻烦了，”卡洛琳迅速地说，“他不在这里。他在衣橱里要做什么？”

“让体温降到室温，”利托费尔德说，“如果他死了，一定会有人把他藏在某处，而衣橱是个好地方。如果这个房间值得查，那衣橱也不例外。”

“让我来，”卡洛琳说，“伯尼？伯尼，你在里面吗？”

“如果他死了，”利托费尔德告诉她，“你要等到回应可就要很久了。为什么不打开门？”

“门卡住了。这真荒谬，他不在这里，我们在浪费时间，而他可能——”

“卡住了？”利托费尔德用表情丰富的声音说出这个字眼，明显在表示无法打开衣橱的门不仅显露出身体虚弱，还透露了心灵与道德上的衰弱。“让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卡住了。”他说，并且一下子打开了衣橱的门。

[1] 第欧根尼（Diogenes，前412—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2] 希腊神话中的梦魔。

[3] 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英国十七世纪宗教诗人，玄学派代表人物。

23

传来了一声可能是卡洛琳松了口气的声音，然后是利托费尔德失望的轻哼声。“什么都没有，”他宣布，“只有可怜的拉斯伯恩的衣物。他净买些垃圾，不是吗？”他吸吸鼻子。“里面闻起来有点臭，像是有人在他的鞋子里撒尿了。可能是那只该死的猫。”

“拉菲兹受过上厕所的训练。”卡洛琳说。

“那很好。无论如何，要是这里面有具尸体变臭，那会比这个难闻得多。我们在浪费时间。”

然后他们离开了。最后一个人关上了门，很明显的没人费心去上锁，这可以替我省下一两分钟，并且减少了我的工具损耗。

我又等了一分钟，确定没有人会回头再看一眼，然后从床底下爬出来。

***

看吧，根本就不用担心。你没有被愚弄。你已经知道在众人看到溪谷底下的假人时，他们还在找我。所以利托费尔德打开衣橱时，你的心头没有突然一紧。

卡洛琳倒是吓了一跳。她确定我在拉斯伯恩的房间里，因为我跟她说了我可能会在里面。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会搜寻这个房间，但是我告诉她，即使他们察看也不会发现我，因为我会藏在某个地方，可能在衣橱里。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藏在床底下。或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和拉斯伯恩的鞋子分享一个密闭空间。更有可能的是我想起了这几年来躲藏过的衣橱，想着如果再玩一次这种老把戏是否会把运气用完。我先前已经到过拉斯伯恩的床底下一次，寻找那并不存在的夜壶，因此知道我挤得进去，而且很舒适。所以我就在那里了，而且感觉不赖。

如果我事先想到的话，就会让衣橱的门大开着，他们不必越过门槛就能够知道房间里没人，看一两眼就会离开。但如果我关上了衣橱的门——拉斯伯恩的鞋子和这个举动或许有些关系——就足以引起利托费尔德的兴趣。卡洛琳以为我在衣橱里，所以让门关着。对我来说，我希望他们打开那该死的衣橱，然后满意地离开，以免有人动起要看看床底下的念头。

后来，当他们发现三张草地长椅上的尸体时，卡洛琳甚至不必假装也非常害怕。因为如果我不在拉斯伯恩的衣橱里，她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就完全有可能会在其中一张草地长椅上。

他们一检查完卧房，就在一楼展开了对我的搜寻，这时便轮到我占了上风——翻乱他们的卧室。我用和多年前几乎一样的方式，一扇门接一扇门地开，那时有个叫路易斯·刘易斯的家伙卖给了我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塔夫旅馆的每一扇门。我曾经考虑每回偷袭五六个房间，每次间隔一两个星期，但这是过去的想法，当时青春之火在我的血液里燃烧。我迫不及待。我想要立即的满足，一刻也不想等待。

所以我在塔夫旅馆用专门为此选择的姓名登记住宿，并且让一位侍者把我的两个大行李箱搬到房间。我在下午三点入住，第二天早上七点离开，而那时我已经比《圣经》里的基甸去过的房间还要多了。塔夫是一家规模庞大的旅馆，不可能偷袭每个房间，但是我尽了最大努力。我会走到门前轻轻敲门，等一会儿再敲一次，然后开门进去。搜寻旅馆房间花不了多少时间——房客待在里面的时间不够久，不会累积一大堆杂物——所以只要检查抽屉和衣橱，翻遍行李，然后翻寻衣橱里衣服的口袋就可以了。

经常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但我偶尔会发现一些值得偷的珠宝，而有时候会找到现金。晚间稍早的时候，我去的房间大部分是空的，但是随着夜深人静，房客都回到旅馆上床睡觉。有些人会对我的敲门声咆哮或是前来应门，只要道歉便可以让他们回到床上；有些人没有听到我敲门，也没听到我打开他们的门，在他们铺了地毯的地板上蹑手蹑脚地走动。房客在里面时我的造访比较短暂，但是也比较有收获，因为如果他们在家，他们的皮包和皮夹也在，我也不必费力翻寻。

然后回到我的房间藏好我的收获。再次出动，手里拿着我的万能钥匙，就像圣诞节早晨的孩子般急切，好奇下一个漂亮的包裹里面有些什么。

啊，年轻！第二天早晨我离开时，抛弃了昨天为我的行李增添重量的电话簿，两只箱子都装满了丰富的收获。我不知道在数过现金，并且卖掉了赃物后，我最后能得到多少，但那肯定不会比如今我从一次不错的邮票或钱币收藏买卖里获得的净利要多，不过那还是一次相对成功的夜间工作。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个名副其实的窃贼。我可以夜复一夜，不只完成一件工作，而是完成几十件。

当然，如果你有把钥匙的话，就没有多大困难。

但这一次我没有钥匙，而毫无疑问，钥匙能够加快工作的速度。无论你使用拨弄和探测工具开锁有多快，有了钥匙都会更快。不过有几位房客忘了锁门，稍微平衡了一下游戏的整体难度。即使有点困惑，但我还是很感激。我想这其实很好——假设其他房客和你一样诚实——但是当周围陆续有人被杀死时，这种幻象不是会变得越来越难维持吗？我猜一个有教养的凶手应该还是会避免进入别人的私人领域的，但即使如此……

我着手我的工作，还得提醒自己不要偷窃——老习惯很难改掉——但因为情势相当急迫，足以让我专注于手边的事。我确定自己和其他人隔了一层楼，听到有人在楼梯上时，我便躲藏起来。他们都在一楼时，我飞快地看了一下楼上的员工区。稍后我从窗户见到他们沿着通道朝断桥那边走，便抓住这个时机进入了一楼的几个房间。

我从艾格伦廷的套房出来时，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外面很冷，而且他们匆忙出去也没有穿上厚重的衣物，所以他们会想尽快回到屋里。我还指着这点呢——他们在外头觉得越不舒服，就会花越少的时间查看死去的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

但是我想看一眼那些草地长椅。

先前的声音过于低沉不清，我无法知道什么事情让他们那么激动，虽然我猜或许是因为屋后的草地长椅。那些长椅上有一具新尸体吗？如果是的话，会是谁呢？

我找到路来到日光浴室，透过窗户见到了三张长椅，而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注意到的人。覆盖的雪全都抖落在旁，遮盖他们的床单被掀开过了。

但是，哎呀，床单又盖回去了。虽然现在上面没有覆盖着雪，但是仍然遮盖了长椅上的东西。

三具尸体。在适当光线下仔细地看，我只看出来了这么多。但是最后一位受害者是谁？

我必须出去看一下，但我已经可以听到他们正回头朝屋里走，每个人都在说话，他们的声音形成不协调的一片模糊。等到我走到门外，跑到长椅那边，然后看一眼——

没有时间了。

我奔向楼梯。

回到小乔治房，我发现自己逐渐不再把这里当成乔纳森·拉斯伯恩的房间，反而当成了自己的，我坐在床沿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接着拿起面前的纸在上面画了张草图，有一大堆圆圈、叉叉，以及箭头。这张图代表了凶杀案发生的顺序，若看一眼我的手稿，可能会认为凶手曾经当过几何学教师。没有其他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没有看着图，或者望向虚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表上的时间。我早晚都得离开这个温暖而狭小的掩蔽处，出去面对世界，至少是在加特福旅舍里有较多人的区域出现。我的假死为我争取到了不少时间，而我又把其中一些花在了令我收获颇丰的逐房之旅中。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可能拿到的所有资料，而且已经想出了是怎么回事。

嗯，几乎想出来了。

大概吧。

现在我认为时机最重要。我不想过早采取行动，也不希望太迟。比如说，早餐之后，但要在他们分散到屋子各处之前。而且一定要在任何人可以逃之夭夭以前。

很棘手。

所以我一直看表，而这是没什么效果的动作，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就像这样一直坐着，我清楚地发觉，我不能让自己享有一直等到该离开的时候才走的这种奢侈。

我需要用浴室。

嗯，看在上帝的分上，这种事确实会发生。这不会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里发生，我也记不得这曾对像菲利普·马洛这种世俗的家伙造成过任何困扰，但是内急时这些全都帮不上忙。

你可能会想，这个问题先前发生过，而我也处理好了，即使不怎么优雅，至少很有效。难道我不能和先前一样再做一次吗？而且最好就只是做，但别再提起了？

相信我。我宁可不去提它。而且直截了当地说，我只能说这回我需要执行的功能和先前不同，那种鞋子加窗户的伎俩就是没有用处。

我想过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和他所处状态的急迫性有关。比如说，如果我在遭受战火荼毒的比利时躲避纳粹分子，我会弄脏我的小窝，并学会安居其中。但我现在没有那么绝望。我不知道谁会在我门外的走廊上埋伏，但我相当确定那不会是盖世太保。

我轻轻推开一条门缝，探头看了一眼。看不到任何人，而能够分辨的唯一的人类活动声响，是在一层楼之外。我把门再推开一些扫视一下长廊，眼角余光处捉到了一丝动作的痕迹。一般在比较不迫切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我再次确认的动作，但是我不能等。我沿着走廊跑到浴室，冲进去，然后，嗯，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暂时将帘幕拉上一会儿，好吗？

谢谢，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我离开时当然关上了卧室门，但没有浪费时间锁门，所以回程时也就不必花时间开锁。我溜进去，长舒一口气，拴上门栓。我再度坐在床沿，尝试回忆在自然的召唤发生前，我在想些什么。

时机，这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关于一连串谋杀案的细节。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皱着眉头，试图将它固定下来仔细思索。我已经通过老派的推理得出了一些结论，然后拉菲兹磨蹭着我的脚踝，开始呼噜呼噜叫，我的思想列车便转向了侧线。

我拍拍膝盖，明确地邀请它跳上来，但它似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呼噜声变大了，而且非常忙碌地用头摩擦我的脚踝，这如果不是意味着它非常高兴看到我，就是它的耳朵发痒，而这是它所能想到最好的挠痒方式。

当然，我想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相互排斥。它可能耳朵痒，同时还对这个用混合猫粮喂它的家伙怀抱着坚贞不渝的情感。对我而言，我满足于发现自己很高兴见到它。所以我弯下腰将它一把抱起来，猛然放在大腿上，而它则继续发出非常响亮的呼噜声。

“乖乖，老拉菲兹，”我大声说，并且抓抓它的耳后，“昨夜没怎么看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

它没有回答，不过它也从来没回答过。我继续看着它，拍拍它，然后想到了另外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它到底是怎么进入房间的？

它可能是在我去厕所时进来的。因为在那之前，它确实不在房间里，而现在它却活生生地在这里。

但它是怎么办到的？

很简单——它跟在我后面进来。我在浴室完事后，它已经在走廊上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扫视这个区域时没有看着地板，我警戒的是比较高等的生物。

它办得到吗？轻巧地跟在我身后，不让我发觉？

不，我认为不会，我应该会注意到。

我先前把门推开一条缝，或是我溜出去时，它也没办法进来。之后我就关上了门。

难道我非常不智地让门留了道缝吗？如果是这样，它就可以进来了。但是我回来时，门确实是关着的。它应该不会关门，更别说是用足够力量让门卡上、关好。

为什么我要想这么多？步骤非常清楚。一、我离开房间，以为关上了门，但没有关紧。二、拉菲兹发现有门缝，跑进来。三、一股气流让门关上了，比我离开时关得还要妥当。四、我回来，发现门关着，以为我离开时就是这样。五、我进来，关上门，拉上门栓，接着不知所措地发现自己膝头有只猫。

我想有可能是这样，然而可能性不大。然后我记起了“排除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的老格言。这么做了之后，留下来的任何可能性——不论如何难以想象——都一定是真相。

我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吗？

我打了一阵寒战，还察觉到一种我没有排除的可能性，因为我压根没想到。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我没有转头，尽可能地只转动眼睛搜寻一遍房间。接着我以我认为有力而低沉的声音说：“现在该是从衣橱里出来的时候了。”

没有回应，甚至拉菲兹也没有出声。

“我说真的，”我说，却怀疑自己是否如此，“你现在可以从衣橱出来了。”

“我出不来，”有了回答，声音细小而尖锐，“我在床底下。”

然后她咯咯地笑了，这个小鬼。我站起来。我的膝头这个安乐窝消失时，拉菲兹不情愿地跳出去，十分稳当地四足着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像我先前曾经做过的一样，真令人难以想象，米莉森特·萨维奇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24

“你不是鬼魂，”她说，“至少我认为你不是，对吗？”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我说，“我不是。”

“如果你是的话，你会告诉我吗？”

“这很难说，”我承认，“谁知道鬼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她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有鬼。我在走廊上看到你的时候，并不认为你是个鬼。”

“为什么？”

“我不认为你死了。事实上，我认为你就在这里，在小乔治房里。你知道我父亲怎么称呼这间房吗？——‘乔治男孩房’。”

“他可能不是唯一这样称呼这里的人。为什么你认为我没死？”

“因为我看到你在床底下。”

“你看到了？”

她点点头。“利托费尔德先生想打开衣橱门，而卡洛琳不想让他开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你在床底下。我见到床下有东西，但不知道那是什么，除非我趴在地上检查一下，不过因为爸爸牵着我的手，所以我没法那样做。”

“他真好。”我说。

“然后利托费尔德先生打开了门，”她继续说，“里面没有人。然后我几乎就要说出来了。”

“我很高兴你没说。”

“‘看看床底下。’我几乎要说了。但是我不想帮利托费尔德先生。我不喜欢他。”

“我也是。”

“再说，”她说，“我又怎么确定那是你？”

“可能是任何人。”

“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人。”

“这是重点。那很可能是个怪物。”

她翻了个白眼。

“嗯，也许是个食人魔。”我说。

“他们住在桥下，”她说，“不是床底下。”

“我承认我弄错了。”

“屋子后面的长椅上多了一具尸体，”她说，“我还以为那是你，所以先前我看到你在床底下一定是弄错了。但结果长椅上的不是你，而是你杀的人，所以……”

“我没有杀任何人。”

“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

“我知道每个人怎么想，但我没有杀任何人。”

“过去没有？你一生都没有？”

“嗯，”我说，“我还很年轻。”

她咯咯地笑起来。“我相信你，”她说，“因为你说的话很有趣。我想凶手不会说有趣的事，你认为呢？”

“不会，”我说，“鬼也不会。”

她想了想，耸耸肩。“不管怎样，”她说，“反正你已经‘死’了。有人刺杀了你，把你的尸体扔到峡谷里。我不应该看，但我看了。”

“然后呢？”

“然后什么？”

“怎么样，看起来像吗？”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她说，“我猜那看起来像尸体，而且有人认出了衣服。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

“什么？”

“褶皱。”

“褶皱？哦——”我在空中画了个波浪形，“是马来短剑。”

“我就是说这个。”

“我知道。它怎么了？”

“如果我刺杀了一个人，”她说，“我不会把他的尸体一路拖到悬崖，然后推下去。而如果他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我就不会刺他了，干脆把他推下去就行了。如果我出于某种原因还是刺了他，但是又想把他推下悬崖，以便装得像是他摔了下去，我就会拿走短剑，然后挂回墙上。”

“马来短剑可能是有点玩过头了。”

“我只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米莉森特说，“然后我开始想在床底下的应该就是你。然后我又想，也许床下的是个鬼。你知道这种想得越多就越茫然的感觉吗？”

“哎呀，当然知道。”

“每个人都回到屋里后，我等没人注意，便上了楼，将耳朵贴在这个房间的门上，很吃力地听着。”

“你听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听到。”

“哦。”

“我很害怕，不敢开门。所以我沿着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门口那边观看。我很有耐心。”

“这是年轻人少有的特质。”

“嗯，反正我能做到。你探出头时，我正在看。我很快缩回去，所以你看不到我。但是我看到你匆匆忙忙顺着走廊跑到了浴室。”

“其实也没有多快。”我记起来。

“我很确定那是你，而不是鬼。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鬼不必上厕所。”

“他们当然会上。”

“不会。”

“他们一定会。你收过邮递包裹吗？你打开的时候，里头不是有些东西防止里面的物品打破吗？”

“所以呢？”

“像拇指那么大的白色小东西，”我说，“别人可能告诉你那是保丽龙 [1] 。”

“那确实是保丽龙。”

“不对。”

“那么是什么？”

“鬼大便。”

我以为这会让她发笑，但是她只是翻了个白眼。“不管怎样，”她凝重地说，“你在浴室里时，拉菲兹跑了过来，然后我猜它会知道。”

“我是否是个鬼。”

“没错。所以我抓住它，带着它来到这里。本来我们都在床底下，但是你开门时，它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我不认为我能阻止你。”

“为什么你要假装死了？”

“因为我要抓住凶手。”

“你知道凶手是谁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

“告诉我！”

我摇摇头。“不是现在，”我说，“但是你要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最后一个受害者是谁。”

“是你，”她说，“或者至少他们以为是你。在溪谷底下。”

“那只是障眼法。”我说。

“障眼法？”

“嗯，是衣服和枕头，在下面的不是真的我，米莉森特，也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知道。”

“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最后受害者，”我说，“在屋子后面的那些长椅上。有乔纳森·拉斯伯恩，有厨师，第三张长椅上还有个受害者。”

“所以呢？”

“所以告诉我那是谁。”

她似乎明白了。“你不知道？”她说，“每个人都认为你知道，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你杀了他，或者至少在发现你也死了之前，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你没有杀他，即使你自己也没有死，而且……”

“没错。”

“所以你不知道。”

“但只要你告诉我，”我说，“我就会知道。”

她看着我。

“怎么了？”

“我知道谁被杀了，”她说，带着一种唱歌般的音调，“而你不知道。你知道谁是凶手，而我不知道。”

“要谈一笔交易了，是吗？”

她严肃地点点头。

“好吧，”我说，“你告诉我谁在长椅上，然后我会告诉你谁把他放在了那里。”

“他？”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女人？”

“也许，”她说，“也许是个女人，也许是个男人。而我知道。”

“我是要搞清楚，”我接着她的话，“而我的方法，是让你告诉我。”

“然后你会告诉我是谁干的。”

“没错。”

“好吧。”她说。

“一言为定？”

她点点头。“一言为定。”“所以呢？”

“所以怎样？”

“所以告诉我。”

她皱皱眉。“我想你应该先讲。”

“为什么？你不信任我吗？”

她什么也没说，但这已经是明显的答案了。我可以先说，但是如果她不信任我，我为什么要信任她？我翻寻我的皮夹，寻找碎纸片，最后抽出了两张纸币，递了一张给米莉森特。

“在华盛顿头像旁边的空白处，”我说，“把受害者的名字写在那里，我也会写下凶手的名字。”

“我以为在钱上面写字是违法的。”

“如果他们为此逮捕你，”我说，“告诉他们是我的主意。现在，别作弊。不要写‘米老鼠’来骗我。好吗？”

“我才不会那样做。”

“你肯定会，”我说，“我也会，但是今天不要。就这么定了？”她点点头，我写下了我最有把握的嫌疑犯，用左手护着不让人看到。我写好后，将纸币折好，再折一次，然后拿给这个孩子。我另一只手拿着她递过来的纸币，也同样折起来。我们双眼对视，然后她数到三，接着立即完成了交换。

我摊开纸币，看她写了什么。我看着米莉森特，发现她也看着我。

“你确定吗？”

她点点头，眼睛睁得很大。“我原以为会是你，”她说，“结果却是他。”

“戈登·沃波特。斜纹软呢外套，胳膊肘处有补丁，还有……”

“那是他。”

“而且他死了。”我皱着眉头，“你认为是意外吗？也许他非常后悔，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杀的两个人身旁，然后在那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结果被冻死了。”

她白了我一眼。“不管怎样，”她说，“他的脖子上有痕迹。他们说他是被勒死的。”

“勒死。”

“有谁检查了他的眼睛吗？我很好奇他是否有细微点状出血。但是可能只有在窒息而死时才会有。等一下，勒死？也许他吊死了自己。也许他因悔恨而死——”我似乎一直执着于这句话，“——然后他在一根杆子或什么东西上吊死自己，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割断绳子，走出去，坐在一张草地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别在意。戈登·沃波特，看上帝的分上。你确定是他？你当然确定了。”

“而你确定他是凶手？”

“嗯，不，”我说，“几分钟以前我确定，现在我什么都不确定了。”

我站起身来走到抽屉柜旁，拿起我先前在读的书捧着，好像能因为吸收书中精华而得到力量。戈登·沃波特，我好不容易让自己相信他就是连环杀手，却被说服有其他人杀了他。

我打开一个抽屉，把书放进去。我打开衣橱门，闻到一阵拉斯伯恩的鞋味，然后关上门。

“时候到了。”我说。

“什么时候到了。伯尼？”

“行动的时候到了。你知道钱德勒怎么说的吗？当事情变得步调缓慢，就招来一群手上拿着枪的人。”

“你有一把枪吗？”

“不，”我说，“而且我只有一个人，但现在正是我发现有几条麻烦的大街要穿过的时候。我要你下楼去，米莉森特。”

“把你和拉菲兹留在这里？”

“你可以带着拉菲兹，”我说，“我主要是希望你把他们都叫到一个房间。”

“哪个房间？”

“图书馆，”我说，“那是所有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应该结束的所在。”

[1] 保丽龙，即泡沫塑料，具有质轻、隔热、吸音、减震等特性。

25

他们全都在图书馆。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但是她把他们全集合起来了。他们或是坐在椅子和沙发上，或是靠着墙和书架站着，或是三五成群地谈话，可能正奇怪她为什么把他们全叫来了。

我的开场白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我想你们正奇怪为什么她把你们全叫到这里来了吧。”我完全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走过门槛，并注意着他们的反应。

大家确实反应强烈。他们眼睛睁大了，下巴几乎要掉下来，有几个人变了脸色或是变得更加苍白了。迪蒙特小姐的手紧紧握住轮椅扶手，柯利布里太太抓住一个书架支撑身体，而布朗特-布勒上校的上唇少了那么一点僵硬。房间里惊叹声此起彼伏，但是没有人真的说出什么，直到莱蒂丝·利托费尔德大喊：“伯尼！真的是你吗？”

“正是本人，”我说，捏了一下自己，“看到了吗？你们不是在做梦，我也不是鬼。”

“但是你已经——”

“在峡谷底下，身上插了把马来短剑，”我说，“只不过那不是真的我。而我像这样突然出现，是想弄清楚谁是那条不吠的狗。”

这引来了一些不解的眼神。“《银斑驹》，”我解释道，“福尔摩斯觉得蹊跷的是狗没有叫。嗯，如果有人看到我出现，却不抽搐、气喘，或脸色发白，这就意味着他一点也不惊讶。而有谁会看到我仍然活着，却不觉得意外呢？就是知道我没有死的人。而除了那个没有杀我的人以外，有谁会知道得更清楚呢？”

“说得好。”上校承认，有几个人也点头表示同意我的逻辑。

然后利昂娜·萨维奇说：“我没有杀你。”

“什么？不，你当然没有，而且——”

“我没有杀你，”她坚持道，“但是我看到你在这里非常惊讶，因为我看到了溪谷底下，以为那是你，并因此认为你死了。我不是那个特定的没有杀你的人，但我确实是许多没有杀你的人之一，而且我还是很惊讶。幸好我没有心脏病发作。”

“真是太好了，”我同意，“我很抱歉惊吓到你，但是——”

“事实上，”她继续逼近，“这里没有人杀了你，因为你还活得好好的。所以我不认为——”

“哦，看基督的分上，利昂娜，”克雷格·萨维奇说，“你总是这样。”

“我总是怎么样？”

“那样，”他说，虽然用词不精确，但感觉上很清楚，“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你应该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是凶手。他杀了拉斯伯恩、奥里斯和厨师，后来又杀了戈登·沃波特，我们其他人都假设他也杀了罗登巴尔。而不管凶手是谁，他知道自己没有杀罗登巴尔。”

“因为凶手一定会记得他杀了谁。”贝蒂娜·柯利布里温和地说。

“因此他应该不会惊讶，”我说，“但是我看了你们每个人的脸色，你们全都很惊讶。”

“我知道，”西西·艾格伦廷说，她的脸色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终究还是某个肮脏的老流浪汉干的。”

奈吉尔叹了口气，而我想他不是唯一叹气的人。

“没有那么简单，”我说，“理由之一是，即使凶手知道我还活着，他也不一定能料到我会像这样突然出现。卡洛琳知道我还活着，因为我告诉了她我的计划。但是几分钟前我看她的脸，她几乎和你们其他人一样惊讶。”

“嗯，你吓到我了，伯尼。”

“我吓着了每个人，”我说，“这很公平，因为在几分钟以前——发现戈登·沃波特的事情时——也吓着了自己。而且我恐怕会吓着你们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迪蒙特小姐说她希望不会再有那么刺激的事情了。达金·利托费尔德翻了个白眼，对他的新娘低声说些听不清楚的抱怨，低声谈话似乎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准则，直到卡洛琳大喊：“大家安静！他知道是谁干的。是吗，伯尼？”

我知道吗？我想要预留后路，含糊其辞，闲聊瞎扯。

“是的，”我笃定地说，“我知道是谁干的。”

很长的一段沉默，然后奈吉尔说：“那么，”而我知道，他们全都盯着我看。

“抱歉，”我说，“我只是觉得这么说听起来更果断一些。你知道这整个该死的事件一开始就错在哪了吗？太过于英国味了。”

“太英国味？”

“太有礼貌、太温和可亲、太喋喋不休。所以当然西西会一直希望凶手是路过的流浪汉，不然就必须得相信是我们其中一人干了这些肮脏的勾当，但我们都是如此高尚的人，所以令人非常难以置信。而我也用同样高尚认真的英式做派来调查谋杀案，起初试图扮演波洛，然后变成业余侦探，问些愚蠢的问题，寻找动机，推敲不在场证明，好像这会告诉我任何线索。”

“没有吗？”

“没有，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件惬意的英国谋杀小案。它既无情又冷酷，不能像简·马普尔小姐或彼得·温西爵爷那样轻巧地四处走走就解决。这是菲利普·马洛那种风格的案子。”

“菲利普·马洛？”上校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

“他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侦探，”我说，“他很清楚鄙陋街头的事，而一旦剥除表面的虚饰，我们在这幢屋子里遭遇的事也是这个类型。我们离任何街道都有好几英里远，不论是否鄙陋，但结果都一样，不是吗？”

“我不知道，伯尼，”卡洛琳说，“看看那些谋杀工具——一开始是骆驼和靠枕，然后是油箱里的糖，还有波浪状刀刃的短剑。在菲利普·马洛的案子里，他们大都只是互相枪击，不是吗？”

“是这样，不过——”

“而且他被打到头，从楼梯上摔下来。没有人遭到枪击。除非你爬上图书馆的梯子，否则也不会从楼梯上摔下来。依照事情进行的方式，如果下一个人是被热带鱼杀死，我也不会惊讶，而你知道钱德勒对这种事会怎么说。”

“那都是细枝末节，”我说，“当你面对真正发生的事时，就会发现那其实相当直接而残忍。而且里面半条热带鱼也没有。”

***

“乔纳森·拉斯伯恩，”我说，“他独自一人来这里，住在小乔治房中，举止像个满怀心事的人。他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坐着写些没有人看过的信。他还盯着人看。有人说曾注意到他奇怪地盯着利昂娜·萨维奇看，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失去联络很久的恋人，或是出生时就分开的双胞胎。拉斯伯恩只是偶尔会这样试探性地盯着别人看。”

“我只猜他对人有兴趣。”西西·艾格伦廷说。

“还有另一个客人对人也有兴趣，”我说，“戈登·沃波特。他和拉斯伯恩非常不同，穿着比较随便且不动声色；拉斯伯恩则苦思冥想，惹人注目。但是他也是独自来此，对其他房客也很热心观察，他也喜欢讲一点闲话。”

“那倒是真的，”哈德斯蒂小姐想起来了，“他对每个人都有一大堆问题，而且会发表枯燥的评论。”

“不过，算得上是个令人开心的伙伴，”上校插嘴说，“似乎是个体面的家伙。”

“但他很挑食，”我说，“不是吗，奎普先生？”

“他翻拣食物，”鲁弗斯·奎普同意道，“在他的盘子上推来推去。”

我朝莫莉·柯贝特看，以便得到确认。“他一向吃得不多，”她说，“而且总是说食物很好，但我收他的盘子时都还剩下一半。这让厨师有点困扰。”

“也让我困扰，”奎普说，“我从来就不信任挑食的人。”

“嗯，这个人死了，”克雷格·萨维奇说，“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原谅他胃口不佳。也许他只是很在意体重。”

“但是他很瘦。”利昂娜说。

“嗯，亲爱的，也许那就是他保持苗条的方法。抗拒像匹马一样大吃的诱惑。”

“他不是在抗拒诱惑，”奎普坚称，“他没有受到诱惑。这个人就是不在乎食物。”

“也许缺乏胃口真有某种天然的可疑之处，”我说，“或许没有。我也说不清楚。让我注意到的不是戈登·沃波特永远没有资格进入光盘俱乐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这点说谎。”

“你是什么意思，伯尼？”

“那时候你也在场，”我告诉卡洛琳，“我想那是我们和他第一次谈话。沃波特说他已经延长了在加特福旅舍的停留时间，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因为食物非常可口。他甚至拍了拍肚子，而且提起了他的腰围。”

“也许他得了厌食症，”米莉森特说，“我看过一个讲这种事的节目。那些女孩让自己挨饿，但还是认为自己很胖。”

“不知怎的，”我说，“我就是不认为他符合这种说法。中年男性很少会得厌食症。不，我认为这里头涉及一个根本原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当政客回答一个你没有问的问题时，他就是在说谎。戈登·沃波特基本上也是在做同样的事。他在加特福旅舍停留得比计划中要久，而没有人要他解释时，他自己却提了出来。而且这个解释还不是真的——让他留下来的不是食物。这说明有其他事物让他留下，而他想要掩饰这一点。”

“真聪明，”达金·利托费尔德冷冷地说，“只可惜你没有在他被某人在脖子上打了个结之前，跟他要个解释。”

“你说得完全正确，”我告诉他，“我做的是业余侦探通常会做的事——等到我可以绝对确定凶手是谁的时候。我想在书里这可能是必需的，否则第七十八页就要结束了。我应该硬挤进去，问一些粗鲁的问题。但是我没有，而某人勒死了他。”

上校清了清喉咙。“所以引起你怀疑的是沃波特。”他说。

“没错，”我说，“我知道当时有某个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和乔纳森·拉斯伯恩在一起。我正要回床上去，而他们就在这里面。”

“你从来没有提过。”奈吉尔说。

“对，我没有。”

“你看到他们在这里了？”莱蒂丝说，“嗯，别让我们悬着心，伯尼。那是谁？”

“灯关了，”我说，“里面一片漆黑，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我可以听到里面有人在谈话，但是声音太低，无法分辨说话的人是谁，当然我也不想偷听。”

“要是我一定无法抗拒，”莱蒂丝承认，“你难道一丁点儿也没有听到吗，伯尼？”

“半个字也没有，我也没有逗留很久。我累了，而且喝了一小杯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此外我当时教养良好，有英国风范，那样做会很失礼。很可惜我没有更靠近一点听，或者干脆大胆地走进去打开灯。我或许可以阻止一桩谋杀。”

“或是看着它发生，”迪蒙特小姐微微喘着气说，“如果你走进去的时候，凶手正在挥舞骆驼——”

她停住，因为这个念头的恐怖而全身颤抖。

“那可能会很棘手，”我同意，“但是这并未发生，而这个周末在加特福旅舍真正发生的事，已经够棘手了。我们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在一幢完美而令人愉悦的英国乡村住宅——”

“你这样说真是好心。”西西低声说。

“——还有一群虽然有点不稳定，但是志趣相投的房客。”

这句话使上校发出表示同意的哼声。

“有两个人却似乎不太相称，”我继续说，“拉斯伯恩，带着能穿透人的目光，以及狂乱的涂写；还有沃波特，既称赞食物，又在盘子上推来推去。就像奎普先生给他的称号，一个挑食者，而且不能信任。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其中一人杀了另一人。”

“沃波特先生杀了拉斯伯恩先生。”西西说。

“嗯，几乎不可能是另外一种状况。”她的丈夫指出来。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但是我无法确定。我知道拉斯伯恩是怎么遇害的——骆驼和靠枕——我也知道为什么，但是——”

“为什么？”卡洛琳追问。

“为了封口，”我说，“他来这里找人，而且知道一些事情，而他对拥有秘密的某人是个威胁。我猜沃波特有个秘密，不然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在这里流连的原因？所以我猜是拉斯伯恩意外发现了秘密，或是他挖了出来，而沃波特杀了他以便保守秘密。这似乎很符合逻辑。”

“你知道，”达金·利托费尔德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听到自己这样说，但是我应该为你鼓掌。在我听来，你好像已经破了案。沃波特是凶手。”

“但是沃波特自己也被杀了。”利昂娜·萨维奇表示反对。

“但那是谋杀吗？”

“否则还会是什么？”

“自杀，”利托费尔德说，“你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吗，罗登巴尔？沃波特杀了拉斯伯恩，好让他住嘴——顺便说一下，你有没有刚好发现拉斯伯恩发现的秘密是什么？我猜沃波特不止有胃口不好这一个秘密。”

“我也是这么猜的，”我说，“而且还以为我或许会在拉斯伯恩的房间里找到提示。毕竟他清醒的时候，一直都在写笔记和信。但是除非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藏物地点，不然就是凶手在我抵达前已经全拿走了。”

“所以秘密和拉斯伯恩一起走了，”利托费尔德说，“嗯，无论如何，这有什么关系？拉斯伯恩知道一些事情，而沃波特想继续掩饰，所以他杀了这个家伙。依照常理，他应该在第二天早晨就退房回家，但是桥断了，让他无法离开。最后他非常后悔，而且可能发觉自己早晚会被逮到。谁知道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谁知道？”

“所以他杀死了自己，”他说，“选择了一条更为轻松的路——自杀了事。”

“但是他的脖子上有痕迹，”有人指出来，“显示他是被勒死的。”

“或是企图吊死自己，”利托费尔德说，“你知道那些割腕的人为什么会留下犹豫的痕迹吗？他们鼓足勇气的过程中会留下的细小的割痕。在我看来，如果你试图鼓起勇气吊死自己，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比如说你站在椅子上，脖子上绕了绳套，在踢掉椅子以前你弯下膝盖，只是想试试那会是什么感觉。绳套拉紧了，你发觉这不好玩，所以决定活下去比较简单。但那时你脖子上已经烙下了绳子的痕迹，或是勒痕，随便你叫它什么。”

“那他是怎么死的？”卡洛琳想知道，“他最后坐在拉斯伯恩和厨师旁边的草地长椅上。他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到那儿的？”

“他还是想自杀，”利托费尔德说，“即使他没有勇气再用绳子。他走到屋后，坐在他杀的人旁边的椅子上。”

“如果记得没错，”上校说，“厨师在中间的椅子上，沃波特和拉斯伯恩在两旁。”

“这有什么差别？他可能也杀了厨师。或者她是因为他没有吃完晚餐而沮丧致死，而他因为让我们其他人没有像样的餐点可吃而自责。无论如何，他拉了一条毯子盖住自己，然后死了。”

“怎么死的？”

“谁知道，”利托费尔德说，“我猜他在打算吊死自己以前，已经喝得愁眉苦脸了，他离开房子以前，可能又喝了更多的香槟，接着坐在两个僵硬的人旁边。要不了多少时间，他就会打瞌睡，然后因暴露在外而被冻死。”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表示同意。

“或者他吃了毒药。他不是很清楚什么蘑菇能毒死人吗？我不认为他会跑来跑去收集雪堆下的毒蘑菇，不过他可能知道一些其他东西，能让你吃了就睡着，永远醒不过来。他也可能用毒药杀了厨师，还留下一剂给自己。”他耸耸肩，“直截了当地看，这有什么区别？他杀了人，现在他自己也死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方法离开这里，我们就都可以回家了。”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我说。

“完全没错，”利托费尔德说，“而且我已经准备好要这样做了。太阳出来了，雪也停了，所以我想这是莱蒂丝和我上路的时候了。我倒不是说来这儿一点趣味也没有，只是——”

“奥里斯！”

大声叫喊这个名字的是伊尔琳·柯贝特，而其音调和音量会让你以为奥里斯死而复生，摇摇摆摆地进了图书馆。整个房间一片死寂，我们全都盯着伊尔琳看，而她布满雀斑的脸有礼貌地泛红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利托费尔德说，“让他安息吧，好吗？你跟你堂兄显然有一腿，而且我猜你肚子里还怀了他的种，不过你一直啼哭只会弄得大家神经紧张。那不会让他复活，而且他很可能本来就不会和你结婚，反正小孩还是会姓他爸爸的姓。这就是乱伦的好处，再有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谈资。”伊尔琳又发出一声哭喊，这回只有哭声，没有话语。“嘿，拜托，”利托费尔德说，“你不能想想办法吗，艾格伦廷？比如说，开除她，送她回家。”

如果利托费尔德想要赢得友谊，他是走错了路。男人都皱着眉头表示不满，而女人们则凶狠地瞪着他。他看看四周，耸耸肩膀，两手一摊。“一群淌血的心，”他说，“我投降了。把你的心肝都哭出来吧，亲爱的。尽情发泄。”

“伊尔琳想要说的只是，”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奥里斯。是这样吧，伊尔琳？”她用力地点头。“而且她的意见很好。因为你的理论无法涵盖几项要素，利托费尔德。”

“比如什么？峡谷下的孩子？他不是很灵敏。桥断了，他一起掉下去。这很过分，但这和沃波特杀了拉斯伯恩有什么关系？”

“桥为什么会断？”

“据你的说法，有人破坏了桥。割断了部分绳索。”

“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他说，“为了杀奥里斯？这听起来像是很愚蠢的方法。听着，罗登巴尔，我知道你很容易四处看到卑鄙的行为，但难道你不认为那些绳子只是因为太老旧或是其他原因，才会断的吗？也许绳索本来就已经要断了，而那个孩子只是运气不好。”

“所以沃波特杀了拉斯伯恩和厨师，然后了结了自己，”我说，“而奥里斯的死纯属意外。”

“你对这有疑问吗？因为我得告诉你，这听起来很合理。”

“嗯，”我说，“我可能对这种说法有点疑问。”

“哦？”

“在我看来则是这样，”我说，“加特福旅舍已经安顿妥当，要度过漫长的冬日周末时，屋里却有两个人藏着秘密。雪开始下，深夜里两位客人抵达，凑齐了人数。”

“利托费尔德夫妇。”奈吉尔说。

“莱蒂丝与达金，”我说，“不顾这辈子遇到的最猛烈的暴风雪奋力前进。你们两位是最后过桥的人。”

“我们真幸运。”利托费尔德说。

“几个小时后，”我继续说，“拉斯伯恩死了，头部遭到重击并窒息。”

“是沃波特干的。”

我没理会这话。“再过几个小时，莫莉发现了尸体，发出警报，喊出著名的科贝特式尖叫，我们全跑了过来。奈吉尔要通知警方时电话不通了。”

“因为有人切断了电话线。”

“我们那时还没有确定这个论点，”我说，“直到奥里斯死后，奈吉尔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才断定电话线被人切断了。所以，认为是暴风雪造成电话中断，而当时电话线尚未切断，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这有点牵强，所以看来比较有可能的是，拉斯伯恩的尸体被发现时，电话线就已经被切断了。”

每个人都觉得有道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说，“是吹雪机坏了。我们假定吹雪机遭人破坏，可能是油箱里加了糖。下一件发生的事则是桥断了，让奥里斯摔落峡谷丧了命。”

伊尔琳发出了小声的啼哭，大家都充耳不闻。

“有人切断了电话线，”我说，“有人给吹雪机加糖。有人切割了吊桥的绳索。在我们知道是谁干了这些事情以前，我们就还没能解答谜团。”

“沃波特。”利托费尔德说。

“戈登·沃波特？”

“为什么不是？他是这里的恶棍。如果他能不顾一切地用铜制骆驼敲击人的脑袋，我不认为他会克制自己，不拉断几条电话线。”

“但他是什么时候做的？”我质疑道，“还有为什么？”

“为什么切断电话线？有人真是没脑子。就是要让我们无法通知警察呀。”

“所以他们就不会来调查。”我说。

“有道理，不是吗？”

“是吗？”我皱皱眉，“也许是。让我们暂时不去想它。那么吹雪机呢？为什么要破坏它？”

“所以那个什么人就无法清理通道和车道。”

“为什么他想阻止这件事？”

“答案一样。让警察没办法来。”

“但是警察为什么要过来？”

他翻了个白眼。“你知道吗，罗登巴尔，”他说，“你死在峡谷下面时，还比较懂道理。警察会来，是因为图书馆里有个死人。”

“但是电话线断了，他们怎么会知道拉斯伯恩的事？”

“也许他觉得，”利托费尔德说，“这里有人有手机。好吧，我承认吹雪机这事是有点蠢了，尤其是考虑到他已经把桥弄断了。但也许沃波特是那种同时系皮带和背带的男人。他不会冒任何风险。”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提议，“切断电话线可以让警察不能来。破坏吊桥和吹雪机则会让我们留在这里。”

“没错，”利托费尔德表示同意，“但是这一点用也没有，因为莱蒂丝和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了。”

“嗯，再留下来一分钟，”我说，“一分钟便足以解释凶手为什么要让我们全都无法离开。”

他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又闭了起来，然后耸耸肩。“我不知道，”他说，“所以呢？”

“所以这很有趣，”我说，“他谋杀了一个人，然后做了些安排，让警察无法立即获得通报来此。但同时他又切断了自己的逃生路线。我们无法离开，他也不能。”

我让沉默在空气里悬宕了一会儿。迪蒙特小姐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让我们全都进退不得。然后他就可以慢慢来，一个接一个杀掉我们。先是奥里斯，然后是厨师，接下来是沃波特先生和罗登巴尔先生——”

“但是罗登巴尔先生活着，”哈德斯蒂小姐指出来，“而沃波特先生自己就是凶手。”

“这倒是真的，”迪蒙特小姐说，她的声音现在比较平静了，“这真是令人困惑，不是吗？”

“是很困惑，”我告诉她，“我本来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迪蒙特小姐。”

“是吗？”

“是的。而那全是因为我以为这是一件英国乡村住宅式的谋杀案。然而不是。”

“不是？”

“鄙陋的街头。”卡洛琳说。

我点点头。“我以为有个不顾一切的凶恶的杀手，打算按照住客名单执行他的工作，一个接一个杀死我们。但是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有人杀了个人，然后想要脱罪。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干的事尽量弄得像是意外，把拉斯伯恩的尸体摆放在图书馆爬梯下方。没有人会怀疑这个人其实是遭到了谋害，而即使警察能够发现犯罪的迹象，他也早已逃到几百英里以外了。而且为了确保他能比警察抢先一步，他弄断了电话线。”

利托费尔德很戏剧性地叹了口气。“那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吗，罗登巴尔？”

“不完全相同。你说凶手也破坏了吊桥和吹雪机。但是他没有。”

“哦？”上校说，“怎么可能？”

“我猜桥的事情毕竟是意外，”克雷格·萨维奇说，“我希望你们的保险还没有过期，奈吉尔。至于吹雪机，嗯，我猜是机器出故障了。你知道有些车子在冷天里就是发动不起来。也许情形就是这样。”

“吹雪机本来就是设计在冷天里操作的，”我说，“因为在天气暖和时，根本用不到。不是这样的，我敢打赌油箱里面掺了糖，我也非常肯定支撑吊桥的绳索是被切断的。但不是凶手干的。”

“那是谁——”

“不想让凶手逃走的人。某个一直注意拉斯伯恩的人，因为他嗅到了其中有利可图。如果他可以让加特福旅舍陷于孤立，没有人可以来去，他或许可以谋得一些好处。”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沃波特没有干这些事，”达金·利托费尔德说，“他确实想让拉斯伯恩的死看起来像意外，但你已经证明了不是。所以他知道有人会试图离开通知警察，所以他切断了支撑吊桥的绳索。”

我摇摇头。“没有足迹。”

“没有足迹？”

“去到桥边再回来的足迹。直到奥里斯奋力穿越以前，雪既深又平整。利托费尔德，你和莱蒂丝前一夜很晚才到这里。而自从你们两位之后，看起来就再也没有人走过通道到桥边去了。”

“真的是这样，”奈吉尔·艾格伦廷说，“奥里斯得走过很深的新雪，可怜的家伙。他要出发时，我还注意到了雪有多深，而且看不到新近的足迹。”

“雪地上的足迹。”利托费尔德说，然后摇摇头。

“前天深夜里，”我说，“拉斯伯恩被谋杀。杀人凶手，让我们称呼他为A——”

“为何不叫他沃波特？”

“我乐意。”我说，“总之，A杀了拉斯伯恩，布置得像是意外，跑出去切断了电话线，然后上楼去睡了不安稳的一觉。B进场。”

“B？”

“我们聪明的小观察家。他溜进了图书馆，发现拉斯伯恩的尸体了吗？有可能，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我认为他在A谋杀拉斯伯恩之前，就切断了桥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利昂娜·萨维奇觉得奇怪。

“因为早在A谋杀拉斯伯恩以前，B就发觉舞台已经布置好了。所有演员都已经抵达加特福旅舍。一旦莱蒂丝和达金·利托费尔德通过了吊桥，就是弄坏吊桥的时候了。”

利托费尔德本来斜倚在书架上。现在他突然回过神来。“等一下，”他说，“我们到达这里，跟B和桥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旦你们到达，”我说，“他就希望能确保你们会留下来。”

“嗯，这倒是奏效了，”他说，“我一到这个连上帝都不要的鬼地方，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哦，亲爱的，”西西·艾格伦廷说，“我们非常尽力让我们所有的客人都觉得加特福旅舍是个舒适的地方。”

“好了，好了，没关系。”奈吉尔说，轻拍她的手。

“但是他说这里是连上帝都不要的鬼地方，”她抗议道，“不是吧，是吗？”

“当然不是，”上校向她保证，“我会在一个鬼地方待上半年吗？那个人很沮丧，西西莉亚。”

“我知道食物已经大不如前了，”西西说，“因为厨师出了事，下雪也让每个人都觉得艰辛，还有可怜的奥里斯也走了——”

伊尔琳·柯贝特又不可自抑地哭喊出来。

“对不起。”鲁弗斯·奎普说。这个胖男人坐在一张过度拥挤的扶手椅里，我本以为他在打瞌睡，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听漏。“这越来越有趣了，”他说，“A杀了拉斯伯恩。B把桥弄到峡谷下面，可能是在拉斯伯恩先生遭谋杀之前或之后不久。如果是在之后，他可能不知道谋杀已经发生了。”

“没错。”

“如果是在之前，他知道有可能发生谋杀案吗？B知道A会杀死拉斯伯恩吗？”

“可能不会。他知道利托费尔德夫妇到了，他不希望任何其他人进出。”

利托费尔德叹了口气，非常生气，但鲁弗斯·奎普不为所动。“所以他溜出去，”他说，“割断了桥的绳索。而且我猜他也替吹雪机加了糖，以便双重保障。”

“不，”我说，“他没有做这件事，他为什么要做？那又无法阻止任何人来去。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像奥里斯那样越过积雪，而且事实上，B自己也走到了桥边。他可能行进得比较慢，尤其是雪还在继续下，但对我们任何人而言，都不是无法穿越的。当然，除了迪蒙特小姐以外。你的轮椅需要清理好的通道。”

这让迪蒙特小姐心烦意乱，让我们得马上安抚她，破坏吹雪机并非是故意为了给她制造不便或危险。迪蒙特小姐冷静下来后，柯利布里太太想知道谁会往吹雪机里加糖。

“因为这似乎毫无必要，”她说。“这会有什么作用呢？只不过是让我们不方便。”

“让奥里斯不方便，”我说，“给引擎加糖的人，让我称呼她为C——”

“她，伯尼？”

“嗯，他或她，”我说，“我想让男性代词休息一下。C一点也不知道A要杀死拉斯伯恩，或是B打算破坏桥。C只知道雪下得很大，而且如果年轻的奥里斯·柯贝特发现他珍爱的吹雪机居然丧失了战斗力，那会是很大的一个玩笑。他的工作是清除通道的积雪，而吹雪机能够让工作比较轻松，如果要用传统的方式用雪铲来除雪，那就要花很多力气。”

“都是我的错！”C大叫，“我发誓我从来就不想让他遇到什么坏事！从来没有！我爱他，现在他死了，都是我的错！”

26

当然，那是伊尔琳·柯贝特，我会替你们省下她讲自己故事时的激动和惊吓，以及那！几乎！强调！每个！字眼！的惊叹号！她并非故意要伤害奥里斯，也没打算对无害的吹雪机造成永久性破坏。在她的理解里，在油箱里放一杯糖，只会让它无法运转，然后只要有人吸干油箱，加入新的汽油，届时吹雪机就会毫发无伤，像新的一样。

奥里斯也会毫发无伤。她有点气恼，不是因为他让她怀了孕，而是因为他一直注意她的堂妹莫莉。这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因为男孩毕竟就是男孩，而且这至少是家族里的事，而不是他和客人或是陌生人有什么不当行为。但是他还是得受些教训，而铲雪一个小时左右，看起来不会太过分。

“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我告诉伊尔琳，“除了对吹雪机以外，而且不管怎样，几个星期后它就没有用处了。从现在到下个冬天之间，做个详细检查之后可能还能用。”

“需要一个新引擎了。”上校喃喃地说。

“至于奥里斯，”我接着说，“如果非要说的话，你多给了他几分钟生命。如果吹雪机立刻就发动了，他几分钟就可以清理好通道，而这意味着他会更快掉到峡谷底下。我知道你想念他，伊尔琳——”

“我爱他！”

“——而他已经死了，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复生，但是为覆水难收的事哭泣没有用，至少你不必担心你是那个把水桶踢翻的人。”不管怎样，这个比喻止住了她的眼泪；她站在那里眨眼睛，试图弄懂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嗯，C的部分就这样，”克雷格·萨维奇说，“这让可怜的女孩很沮丧，但是她与奥里斯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与其他的事也都无关。所以我们回到A和B。B在A谋杀可怜的拉斯伯恩之前或之后不久切断了桥索。”

“如果B愿意承认的话，”上校宣布，“事情会简单得多。”迎接这句话的是扣人心弦的沉默，他自己借由进一步说明来打破沉默。“毕竟，”他说，“虽然B的行动很不幸地导致了意外，却和谋杀不同。B只是希望我们全留在这里。”

“比死还要惨的命运。”利托费尔德小声说。

西西瞪了他一眼，而鲁弗斯·奎普大声说切断绳索根本不能算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他并非只是破坏桥，”他提醒我们，“他设下了一触即发的陷阱，切割了部分的绳索，有人一踏上去桥就会断掉。如果他只是想要让我们与外界隔绝，为什么不干跪把绳索完全割断？”

“他想要谋杀某个人，”哈德斯蒂小姐说，“但是他不是刻意要杀奥里斯。不过，如果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那他如何能够断定那个人会是下一个试图过桥的人？”

“他无法确定。”我说。

“我的天哪，”柯利布里太太说，“你的意思是，他甚至不在乎我们谁会被杀？”

“不，”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并未打算杀害任何人。”

“但是奎普先生刚才说——”

“我知道奎普先生刚才说什么，他的论点也很清楚。以下是我的想法，虽然我承认我无法证明。我认为B把缆绳完全割断了。他没有设下任何陷阱，不论是一触即发型还是别的型号。他割断了绳索让桥掉落峡谷。”

他们看着我。利昂娜·萨维奇说：“那么当奥里斯放弃了吹雪机，走到桥边时——”

“桥已经不在了。”

“那他还继续走？”

“我曾有一点想不明白，”我说，“没有人听到桥的断落声。克雷格，奥里斯发生意外时，你和米莉森特在正在外面。你们都听到了他的喊叫声。但是你们有听到桥落下的声音吗？”

“可能有，”他说，“我不记得了。”

“我能记得的，”米莉森特说，“只有奥里斯在尖叫。”

你可能以为这会让伊尔琳·柯贝特再度发出某种哭叫，但是没有。

“这不像没有吠叫的狗那样明显，”我告诉他们，“而且也没有办法做实验，但是我猜，桥掉下去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但如果桥掉落的时候是在半夜，我们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又全都待在窗户紧闭的屋子里，而且雪下得又多又密，桥的掉落也许就会像柏克莱主教的树一样安静无声。”

米莉森特看起来对这个比喻觉得很困惑。“那是在森林里倒下的树，”她母亲告诉她，“它不会发出声音是因为没有人类在那里倾听。”

“但那还是会发出声音，”米莉森特说，“不管怎样，奥里斯发出了声音，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伯尼，如果桥已经断了，奥里斯为什么不转身回到房子这里？”

“啊，”我说，“这一点非常伤脑筋。”

“但是我相信你有答案。”利托费尔德冷冷地说。

“我对奥里斯很不熟悉，”我说，“但是我对他的感觉是，他的SAT分数应该没有高到能够进入哈佛大学。”

“他工作非常认真，”奈吉尔说，“而且是个坚强的小伙子。”

“困境中的好人。”上校插嘴说。

“但是，嗯，智力上不是很敏捷。”

“我想我们知道你的意思了，”利托费尔德说，“奥里斯老兄和他摔在上面的岩石一样笨。你对此有什么解释，罗登巴尔？你是说他直到已经站在半空中，才注意到桥不见了？”

“他很可能有雪盲症，”我为奥里斯辩解，“同时他也觉得很沮丧，因为没办法让吹雪机运转，还因为奋力穿越积雪而疲惫了。而且奥里斯走过通道过桥多少次了？怎么也有几百次了。这对他简直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根本就不用想。”

“他一定比我想象得还要笨，”利托费尔德说，“就算是现在，他已经躺在雪堆里一整夜，我敢打赌他的体温还是比他的智商高十度。”

“那是个每个人都可能会犯的错误，”我说，带着比我察觉到的还要令人信服的语气，“但重点是B并没有打算杀害奥里斯或其他人。他完全切断了绳索。”

“这就是为什么他更应该自己现身承认了，”上校回到他先前的论点，“他不是凶手，而他的证词可以帮助我们。”

“这是真的，”我说，“但是我们不会听到证言。”

“为什么不？他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毕竟，他就在这个房间里。”

这说中了要害。他们彼此相视，试图猜测是谁割断了绳索，不明智地将奥里斯送到了乌贼骨溪底。我让他们来回地投射质疑的凝视。

然后我说：“不是。”

“不是？”

“不，他不在这个房间。”

“但是——”

“B在草地长椅上。”我说。

上校瞪大了眼。“你是说他已经死了。”

“恐怕是这样。”

“草地长椅上有三具尸体，罗登巴尔。除非你是说——”

“不，”我说，“我们没有失去任何其他人。三具尸体，其中一人是B。”

“厨师吗？她割断了支撑吊桥的绳索，而且因为造成奥里斯的死而悔恨自杀？”

“我想偶尔会有人因为悔恨而自杀，”我说，“但是听起来我们这里好像有自杀传染病。我确定厨师有厨房用刀可以切断那些绳索，但是她尝试让每个人留在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煮出美味的食物。她不是B。”

“那一定是拉斯伯恩先生了，”柯利布里太太说，“你说绳索可能在谋杀发生前就被人割断了，所以我猜可能是拉斯伯恩先生割断了绳子。他一定是先到了屋外，然后回来时沃波特先生已经在图书馆里等他了。”

“真完美，”利托费尔德说，“所有的罪犯都死了，这里除了我们这些胆小鬼，就没有别人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我说：“不是拉斯伯恩。”

“那就只剩下沃波特了，”鲁弗斯·奎普说，两手交叠放在肚子上，“但如果他已经是A了，他怎么可能是B？他不可能同时是两个字母，对吗？”

“字母表里有二十六个字母，”米莉森特说，“足够每个人分两个。”

“但沃波特只有一个，”我说，“他是B，因为他是切断吊桥的支撑绳索、使加特福旅舍孤立的人。他好几天以来都在注意动静，等着看事情如何演变，一旦所有人都到场，他希望能确保没有人离开。但是他没有杀任何人，他没有谋杀乔纳森·拉斯伯恩，也没有杀死自己。”

“那么是谁干的呢，伯尼？”

“这个人现在就在这个房间里，”我说，“而且也许他会想接受布朗特-布勒上校的邀请，自己承认。没有人站出来吗？嗯，若是这样，我就要指认了。他就是达金·利托费尔德。”

27

“够了，”利托费尔德说，“莱蒂丝，拿上你的外套，我们离开这里。”

“我认为不能。”

“你认为不能，嗯，罗登巴尔？嗯，我为什么要管你怎么想？我不知道是谁挑了你来做这个袋鼠法庭里的袋鼠头目，但是我不需要再听下去了。厨师死了，我们的房间漏风，我过得一点儿也不愉快。而且我并不喜欢被贴上谋杀犯的标签。我唯一犯过的罪，只是忽略了几张过期的违章罚单。哦，我还闯过几次红灯，还有几年前我撕掉了不应该拿掉的床垫小标签，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拿。但除此之外——”

“那无记名债券呢？”

这让他住了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很勉强地说，声音听起来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呼吸一样难以置信。

“你的行李箱里，有个信封里装满了债券，”我说，“我没有时间仔细计算，但是总额有好几百万美元。那真是一小笔展开婚姻生活的美妙预备金。”

莱蒂丝看起来非常惊惧。“无记名债券，”她说，“什么无记名债券？从哪里来的？”

她的问题可能是要问她丈夫，但是他没有回应，我便回答了。“从你的老板那里来的，”我说，“我恐怕那正是达金接近你、想尽办法要让你被爱情冲昏头的原因。你提供了他接近你工作的证券公司后面房间的机会，而且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可以偷的东西。”

“但这太疯狂了，”她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债券。它们放在斯坦哈根先生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如果它们在我来度蜜月以后就被人发现失踪了，我会是警察第一个要找的人。”她转向她丈夫。“你怎么能这样做？”她质问他，“你怎么会以为能够逃得了？”

“你们计划在阿鲁巴度蜜月，”我说，“你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是的，但是——”

“我想你们可能会在阿鲁巴发生意外，”我告诉她，“游泳或乘船时发生不幸。而你那丧偶的丈夫换个名字，带着一本不同的护照单独回到美国，也许中途停留在开曼群岛，把财产存到海外户头。没错，警察当局会寻找你，但是你已经死了，而你的丈夫则不存在了。”

“这简直太疯狂了，”利托费尔德说，“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莱蒂丝。”

“我知道吗？”

“你当然知道。这些债券是为了让我们的共同生活有个好的开始，而且——”

“好的开始！八百万美元可比好的开始要多得多。”

“同时也是好的开始，以及退休基金，”他说，“这是我们在阿鲁巴改变身份，然后一起到他们永远不会发现我们的地方的依靠。而且只要我们离开这里，这还是很容易办到的。”

“你原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利托费尔德？”

“我们到阿鲁巴以后，”他转向她，“我希望让你在飞机上显得自然些。我们一到那里，我就会告诉你全部实情。”

“但是你们没有到阿鲁巴，”我说，“你让她说服你来到了这里。”

“是啊，”他说，“别问我为什么。到处都有人互相杀来杀去，最后我却被指控为凶手。”

“我第一次提的时候，你并不想来这里，”莱蒂丝记起来，“后来又说你喜欢这个主意。”

“我知道那对你有多大的意义。”

“这对我没那么大的意义。我只是认为那应该很好玩，就这样。而且我说既然我们已经在阿鲁巴有预约，也许我们应该去，而你说——”

“天哪，”他说，“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你认为藏在这里躲藏比在阿鲁巴还好，”我插进来说，“尤其是你没有费事取消预订。到了警方发现你根本没搭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有机会把所有的痕迹都清除了。你会在这里待上几天，等到追查比较松懈了，你就会离开。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你来错了地方。”

“我们全都来错了，”他有点动感情地说，“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待在这个贫民窟，我完全无法理解。”

西西·艾格伦廷哭出声来，和伊尔琳发出的声音类型完全不同，但是一样非常富有感情。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我说，“直到众人开始像苍蝇一样纷纷倒地。你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控制。”

“为什么？”上校很好奇，“我不惊讶这个家伙是个小偷。我认为他是个不老实的人，而且我猜他靠女人过活。他有那种神态。”

“谢谢你。”利托费尔德说。

“但是他跟其他两个人——拉斯伯恩和沃波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一到就好像把火柴丢到火药桶里一样？”

“他们三个人一定都参与其中，”迪蒙特小姐说，“一起共谋，狼狈为奸。”

“那太蠢了，”利托费尔德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那两个家伙。”

上校清清喉咙。“我们能相信你的话吗，嗯，先生？”

“我相信他的话，”我说，“不管他离开加特福旅舍以后会有什么计划，利托费尔德来这里的构想就只是度个安静的蜜月。但是他走进了在英国乡村住宅里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巧合之中。”

我瞥一眼莱蒂丝。“来这里是利托费尔德太太的主意。她听到了有人最近会取消预订。她打了电话，而她得知确实有人打电话来取消预约，然后她得到了房间。”

“所以呢？”

“但是我没有取消。”我说。

“你？”

“有那么一刻我认为我必须取消，”我说，“但是事情终究还是解决了。我向某人提了某事，而这些话不胫而走，让利托费尔德太太听到了。你们都知道这种事是怎么传播的。”

我赶快往下讲，以免大家开始好奇消息到底怎样从我嘴里传到了莱蒂丝的耳朵里。“重点是，确实有其他人打电话来取消预约，刚好让利托费尔德夫妇得到房间。”

“比阿特丽丝表妹房，”西西说，“有位绅士确实打电话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记不起他的名字。”

“佩蒂斯汉姆。”

“对了，”她说，“我记得他有口音，当时还觉得这口音挺奇怪，因为那个姓很像英国人的姓，不是吗？至少听起来有英国味，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认识任何姓佩蒂斯汉姆的人。当然有佩蒂，还有佩蒂伯恩，但没有佩蒂斯汉姆。”

“佩蒂伯恩肯定是个英国姓，不是吗？”

“哦，是的，”奈吉尔告诉我，“这也是个古老的姓。我猜应该有个佩帝伯恩跟征服者威廉同行过。”

“那就有道理了，”我说，“因为这个姓是法语的盎格鲁化，它结合了两个法文字，petit和bon。”

“意思是小和好，”柯利布里太太翻译出来，“你们认为这是不是在说浓缩就是精华？”

我瞥了一眼卡洛琳，她似乎很喜欢这种说法。“佩蒂斯汉姆也盎格鲁化了，”我说，“虽然我不知道威廉的黑斯廷斯军队里，是否有任何姓佩蒂斯汉姆的人。”

“应该可以找得到答案。”上校提议道。

我告诉他我们不必追溯到那么远。“我猜这是个比较近代的姓，”我说，“而它所结合的字是petit和champ。”

“小冠军。”卡洛琳说。

“小块土地，”柯利布里太太纠正她，“或者，你们知道，像是田地或草地。”

“听起来像是小自耕农或小地主的姓，”上校说，“所以完全不像是征服者威廉的诺曼骑士中的一员。”

“这里倒是有个巧合，”利托费尔德说，“不仅我们打电话来预约，而且那个取消的家伙也没有和英格兰的杂种国王一起渡过海峡。你们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

“巧合，”我说，“在于你们两个有同样的姓。”

“这是什么意思？”

“佩蒂斯汉姆，”我说，“Petit champ。小块土地。Little field [1] 。”

“我的天哪。”他说。

“我第一次遇见戈登·沃波特的时候，他在谈论麦芽威士忌。有一大堆的蒸馏厂，他告诉我，虽然他总是认为这是个狭小的领域（a small field）。那是他所用的字眼，虽然和谈话内容不是那么契合，而且他还特别着重，强调它。然后他继续说，用了‘微不足道的欺骗’（a petty sham）这句话，来看我没有什么反应，他看起来很失望。佩蒂斯汉姆打电话来取消预订时，艾格伦廷太太拿了房间分配表，划掉了他的名字。几个小时后，她在同样的地方又写上‘利托费尔德’。”

“佩蒂斯汉姆是谁？”米莉森特想知道。

“西西说他听起来像是外国人，”我说，“而他肯定涉及某些外国阴谋。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是某个外国势力的情报员，我也无法断定他是否从事买卖，以及交易有没有牵涉秘密或贵重物品。能告诉我们的两个人都死了。”

“拉斯伯恩和沃波特。”卡洛琳说。

“没错。他们都在等他出现。拉斯伯恩监视着每个人，而我猜沃波特也监视着拉斯伯恩。然后达金·利托费尔德出现了，带着一位迷人的伴侣，傲慢的态度，以及罪犯的秘密。他们两人都采取了行动。沃波特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这事，但是他很确定在他有所行动之前，绝不能让人离开。所以他切断绳索，让吊桥跌落谷底。”

“那拉斯伯恩呢？”

“与利托费尔德接触。他总是在写东西，所以我的猜想是，他写了张便条在走廊上递给你。”

“他从卧室门缝塞了进来。”莱蒂丝说。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便条。”她丈夫说。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进到房间的时候，门底下有一张折叠好的黄色纸条。你捡起来看，我问你是什么东西时，你说没什么。”

“哦，那个。嗯，是没什么。我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回想起来，我猜这个家伙一定是把我和其他人弄混了。我以为他只是个怪胎，或者他把传情小纸条塞错了房间。所以我把纸条揉成团扔掉，就忘了。”

“你脸色变苍白了。”莱蒂丝说。

“因为你以为他知道一些事情，”我插嘴道，“你的行李里有八百万可转让债券，当你认为自己可以自由脱身的时候，却有个人传给你一张怪异的纸条，要求午夜时秘密会面。你不能和妻子说任何事情，也无法就此不管纸条。你必须见他。”

“不是要伤害他，”利托费尔德说，“只是想查出他知道些什么，并且告诉他认错人了。我到那里时，房间一片漆黑。我猜里面没有人。我打算要开灯时，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要开灯。”

“然后呢？”

“然后我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我猜佩蒂斯汉姆应该是有东西要给他，但是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他想从我这里拿到东西，而我以为那是指债券。我才不会把债券给我甚至看不见的滑稽角色。但是我无意杀害拉斯伯恩。”

“那你为什么要用骆驼敲他脑袋？”

“我不知道那是个骆驼。”

“那么明显的驼峰都感觉不出来吗？你以为那是什么，钟楼怪人？”

“我甚至没看到它，”他说，“看在基督的分上，那里比母牛的肚子里还要黑。我只是抓住我碰到的第一样东西，然后用来敲他。”

“如果你拿的是靠枕，而不是骆驼，”我说，“可怜的拉斯伯恩现在还会活着。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的运气？”

“我只是想要让他昏倒，”利托费尔德说，“你知道，就是把他打晕。我想我可以把他绑起来，塞在没有人会发现的衣橱里，直到我们有机会离开这里。”

“然后你用靠枕让他窒息。”

“他的脸上有一些血。我用靠枕把血擦掉。”

“你真贴心。”

“我可能把靠枕压在那里太久了。或者他被打到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或者也许——”

“怎样？”

“你想知道我怎么想吗，罗登巴尔？我打赌他甚至在我用骆驼打他以前就心脏病发了。所以我才会在瞄准他的前额时打到后脑勺。他一定是往下倾倒了，而我是在他翘辫子以后才打中他的。”

我看看表。我必须承认心脏病发这个想法非常富有想象力，但如果他居然可以试着朝这方面推论，让他说话实在是浪费时间。不过，此刻浪费时间不是个坏主意。

“那么点状出血是怎么回事？”上校追问，也在帮忙浪费一些时间，“那不是证明这个人是窒息而死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利托费尔德说，“我又不是医生，这个房间里没一个人是。也许造成点状出血的原因不止一种。”

“完全可能，”我同意，“也许那是人在心脏病发之后几秒钟，被骆驼打到头后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沃波特呢？”

“沃波特？”

“你杀的第二个人。”

“我不是已经解释了那是自杀吗？一开始我认为他是对拉斯伯恩的死感到内疚——”

“但是这不可能，因为是你杀了拉斯伯恩。”

“嗯，他死的时候我在那里。我只能承认这么多，虽然我依然认为是心脏病要了他的命。沃波特觉得内疚是因为他切断了桥索，因此天才男孩演出了威利狼 [2] 的绝技，试图在空中漫步。”

“然后他企图上吊，接着晃荡到屋外，因为震惊和低温而死。”

“你说对了。听起来挺有道理，不是吗？”

“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戈登·沃波特知道是谁杀了拉斯伯恩。他保守秘密，等待时机，直到他向你提出要求。他想要什么？和拉斯伯恩要的东西一样？”

“就算他曾经筹划了什么，也从来没有完成。有几次我注意到他向我使眼色，好像要告诉我什么，但是他从来没说出来过。而下一件我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今天早晨躺在第三张草地长椅上，已经僵硬了。”

我又看我的表。你需要他们时，他们到底在哪里？

“我看到你了。”米莉森特·萨维奇突然说。

“什么？”

“和沃波特先生说话，”这个小可爱坚称，“而且你说了稍晚会和他见面。我听到你说的。”

“这太蠢了，”他说，很是厌恶，“当时附近都没有人。”他察觉到他说了什么，然后做了个鬼脸，耸耸肩，放弃了。“哦，去他的，”他说，“我无法再拖下去了，但重点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想出一套办法来，比如说你们都可以分一些债券，但是你们人数太多了，而且一定有人不肯分。不管怎样，为什么要分？我不需要分。”

然后他掏出了一把手枪。

别问我那是哪种手枪。枪这东西让我神经紧张——人们把枪放在抽屉里，用来射杀窃贼，而我反对这种做法——所以我从来没有费心去学任何有关枪的事。我认得出这一把是自动手枪，不是左轮手枪，而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我也可以说这把枪很大（虽然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大），而且正指着我。

“全都不要动。”利托费尔德说。

没有人动。

“你说得对，”他说，“我杀了他们俩，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硬要把整件事情搞得跟联邦调查一样，他们都是自找的。拉斯伯恩以为我是另一个人，而我无法躲开这狗娘养的。我原本无意杀他，起初不是，但是当我打开电灯，看到他躺在那里时，我看了一眼图书馆的阶梯，知道非常容易就可以布置得像是意外。但是只有他死了，这个布局才有用，所以我拿起了靠枕让他不再烦我。”

“沃波特呢？”

“他知道我杀了拉斯伯恩。我想他甚至不知道拉斯伯恩想要从没有现身的那个家伙那里得到什么，但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压榨我而得到一些好处。我试着回避他，但是这个小杂种相当狡猾。在我知道以前，他已经偷偷探知我有一只装满偷来的债券的行李箱，而他已经准备好要抢先一步。”

“结果反而是你把他做掉了。”

“我生气了，”他说，“就其根本来看，和拉斯伯恩那时一样。”

“但这次你没有抓了个骆驼。”

“这次我抓住的是他的领带，”他说，“两手各抓住一端，然后拉到他的脸色发紫为止。我想不出来要拿他怎么办，所以我把他移到外面，摆在一张草地长椅上，盖上一张床单。我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

“你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

“嗯，也许我脑子不太清醒。夜深了，而且我过了很糟的一天，加上喝了几杯那种苏格兰威士忌。而且我也没有记在登记簿上，奈吉尔，恐怕你的记账系统在我这种人身上运作得不太好。”他拿枪猛烈地比画着，“待在那里，上校。如果你不想吃子弹的话，你站得已经够近了。”

我又看了我的表一眼。让他继续说话，我想。“谈到子弹，”我说，“我很讶异你度蜜月时还带了把手枪。你太太可能认为你只是很高兴看到她。”

“很有趣，”他说，“这把枪属于沃波特。我把他的尸体拖到屋外时拿到的。他根本没有机会用到，但我就不同了。”

“你没有系领带。”

“而且我已经把枪拿到手了，弹夹是满的，还上了膛。这是十三发的弹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如果有任何人移动，我就会开始射击。我会先射杀男人，万一子弹用完了，我会徒手把剩下的人杀死。我从来没打算杀任何人，但是我已经杀了两个，如果情况逼得我必须杀掉你们，我真的会做。你到底在看些什么，莱蒂丝？”

“我的天，”她说，非常惊骇，“我居然嫁给了你！”

“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语带轻蔑地说，“你以为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因为我总是有很多钱能供你挥霍。嗯，这就是我得到钱的方式——偷。”

“你也要杀我吗，达金？”

“除非迫不得已，我不会杀任何人，”他说，“我只是要想个法子带着债券离开这里，而且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在任何人能够叫警察来以前先脱离困境。电话线断了，所以你们无法找任何人，但是如果我走到能够渡过溪流的地方，其他人也可以依样画葫芦，而且你们不久也可以找到能通话的电话。”

他停顿一下，想了一遍，我在沉默中倾听，而且听到了些什么。起初我几乎无法分辨，但后来变得比较大声。

“我需要一个人质，”他说，“如果我带一个人走，你们就得留在后头，你们会吗？”

“我当你的人质。”上校说。

“你？天哪，那我得到的是个上唇僵硬的老胖家伙，还得拖着你翻山越岭地跑。如果你没有因为体力耗尽而亡，你就会想办法偷袭我。不，我要拿小孩当人质。”

“你这个狗娘养的。”克雷格·萨维奇说。他向前走了一步，利托费尔德把枪指向他。

“别走得这么快，”他说，“我要带她走，不论是否得先杀掉你。听我说，诸位，如果你们合作，每个人都可以活着离开。你们要做的只是……那是什么噪音？”

“噪音？”我说。

“该死，罗登巴尔——”

“你是指那个啪搭——啪搭——啪嗒的声音吗？在我听来像是直升机。”

“直升机。”

“而且听起来像是朝这里飞过来。我很好奇会是谁。”

“怎么会——”

“好像降落在前面的车道上了，”我说，“也许那是佩蒂斯汉姆先生，因为迟到而满怀抱歉。也许是艾德·麦克马洪，利托费尔德，他过来告诉你赢得了出版家便利屋 [3] 的大奖。即使你将债券还回去，也会是个有钱人了。我的天哪，今天真是你的幸运日。”

他只是盯着我看，一句话也没说，其他人也是。门打开，一群人列队穿过走廊找到通往图书馆的路时，我们依然沉默不语。

他们的带队者，唯一没有穿制服的人，是个大块头，穿着像是替另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华丽灰西服。

“嗯，我们到了，”他说，眼光扫过整个房间，“这不是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纳德吗，看来你已经把嫌疑犯全都聚集在一起了。你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所有人，但是我不会建议这么做，因为一把事情弄清楚，我们就全都可以回家了。而就我而言，当然是越快越好，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雪。”

“我的天，”卡洛琳说，“是雷·基希曼，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

但是她看到了，而且她会活下去看到别的，而这句话对达金·利托费尔德来说就不太可能实现了。他发出难堪而绝望的小声哭喊，然后将枪口塞入他冷酷的嘴里，扣下扳机。

有人告诉我，自动手枪的一大问题，就是很容易卡住。但是这把没有。

[1] Little field是英语“小块土地”的意思，连在一起则是Littlefield，即利托费尔德。

[2] 威利狼（Wild E.Coyote），卡通角色，常常拼命地往悬崖外跑，离了很远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踏空。

[3] 出版家便利屋（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美国最大的出版物订购代理店。

28

四天后我坐在巴尼嘉书店柜台后的圆凳上，打开购自街角俄罗斯熟食店的美味三明治。他们用的是特别容易起皱的蜡纸，但是我不认为那上面真的有蜡，我认为那是某种奇迹式的聚合物薄纸，设计来蹂躏还没有出生的那一代。不论那是什么，都比D线地铁还要吵，而且揉成一团后，总是能够引起拉菲兹的注意。它振作起来，我假装朝左边，却投向右边，而它没有受骗，像个冠军似的跳起来捕捉。

“我以为这阵子没活动对它有害，”我告诉卡洛琳，“但是它的技艺一点也没有荒废生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它很高兴回到家。”

“它不是唯一的一个，伯尼。”

“你说得没错。我认为到乡下是个不错的变化，但是在心底我还是个城市男孩。我宁可坐在布莱安特公园的长椅上，让生活在我周遭来来去去。给我尖峰时刻的地铁，几辆警铃大作的消防车……”

“我知道你的意思，伯尼。简单的愉悦。”

“嗯，你知道西德尼·史密斯是怎么描述乡村的吗？他说他认为那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坟墓。”

“那些新鲜的空气，伯尼。如果你不习惯……”

“完全正确。那么多新鲜空气，我都快受不了了。我真正需要的是待在家里几天，再度找回自己。在书店里工作，和我的猫玩耍。”

“我也一样。整天洗狗，然后回家，看我的猫自己清理身体。”她露齿微笑，“然后晚上外出喝几杯，看看有什么冒险的机会。”

“冒险？”

“昨晚，”她说，“我得了严重的春季倦怠症，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即使在伯克郡他们还没有读到这个字。所以我出门散步了，你知道吗，最后我居然走到了卡比洞。”

“真是令人惊讶。”

“嗯，我的脚可是很聪明的，伯尼。它们自动把我带到那里，而且——”门上的小铃铛叮咚作响，她停住话，有访客光临。“等会儿再说，伯尼，”她说，“话先留着。看看是谁。”

我去探看，就是她，利托费尔德寡妇。我觉得她会不穿黑色衣服，而她确实也没穿，反而穿了一套浅灰色的束腰套装，显得非常漂亮。她穿着白色的衬衫，而领口处垂下的女性化的蝶形领结，则是鲜艳的血红色。

“伯尼，”她说，“见到你真好。还有你那可爱的小猫，”她看到了卡洛琳，脸色一暗。“也许时间不对。”

“这时间再好不过了，”我说，“你看起来很好，莱蒂丝。”

“谢谢你，伯尼。”

“你记得卡洛琳。”

“你的太太，”她说，“不过她其实不是你太太。这真令人困惑。你打电话来时，我以为你或许想来我的公寓，或者会请我到你那边。”

“我想在这里碰面比较好。”

“你在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没想到会有三个人。”

“四个，”我说，“如果把猫算进去的话。而且我无法保证不会有更多人。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相信，但是偶尔真的会有顾客走进来。”

“你开心就好。”

“但是那可能不会发生，”我说，“而在那之前，我们可以自由交谈。在你丈夫吞枪自杀后，我没有多少机会和你谈话。”

她颤抖起来。“这种说法真令人不舒服，”她说，“而且我希望你不要称他是我的丈夫。”

“你是和他结婚的人，”我说，“我想你已经获得了宣告婚姻无效的理由，不过他替你省下了争吵与虐待，就像他替州政府省下了审判费用一样。你又单身了，而且就警察关切的范围而论，你一点犯罪嫌疑也没有。斯坦哈根先生呢？他让你回去工作了吗？”

“他坚持让我休假一星期，”她说，“但是当然他希望我回去。”

“我猜他拿回债券就很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他知道债券不见以前，就已经拿回来了，伯尼。他也了解我和他一样，都是达金的受害人。我太过轻率，让达金有机会复制我的钥匙，但是斯坦哈根先生知道我再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想这一定像是一场噩梦。”我说。

“确实如此。”

“但是现在你眼睛睁开了，全都结束了。”

“没错，伯尼。警察到达那里的时候真是太好了。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他们搭直升机。”我说。

“这我知道。”

“所以道路状况无关紧要，”我说，“没有除雪的车道，或是断落的吊桥，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只要飞过来就行了。”

“这些部分我都知道。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要过来的？还有他们怎么知道需要搭直升机？还有带头的人——”

“雷·基希曼。”

“他是个纽约警官，而且他似乎认识你。”

“这我注意到了，”我说，“很奇怪，不是吗？”

“但是他怎么……”

“伯尼打了电话，”卡洛琳说，“把假人放到谷底，假装自己死了以后，他往下游走，找到一个可以涉水渡溪的地方。”

“不需要涉水，”我说，“乌贼骨溪已经冻结了。我唯一要跋涉穿越的就是积雪，而且我想如果是雪的话，你们就不会称之为跋涉了。这可以称为蹒跚前进或奋力向前，在我看来，两者我都经历了不少。”

“然后，他沿着溪的另一边往回走，”她继续说，“直到他走到停车场。”

“停车场？”

“就在桥的另一边，每个人都把车停在那里。他猜有人应该会有手机，他便打开车门找到了一个。”

“大家都不锁车的吗？我确定达金锁了我们的车。”

“我猜是我运气好。”我说。我没有告诉她，在贼眼中，上锁的车不是最具挑战性的阻碍。“我找到了一部电话，准备打给九一一，但我想不出来要告诉他们什么。所以我打给了雷·基希曼，不要问我告诉了他什么。也不要问他，因为我把他从半夜的睡梦中吵醒，他也无法弄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是他弄对了重要的部分。”

“而且来得正是时候。”卡洛琳说。

我揉了个纸团，丢给拉菲兹。“雷在那里没有任何管辖权，”我接着说，“但是他联络上了州警，而他们尝试联络加特福旅舍，确定电话线断了。所以他们准备了一架直升机，并且带着雷一起过来。其余的部分你都知道了，因为你也在场。”

“没错。”

“所以我猜你会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找你来这儿，”我说，“今天，我的意思是这个下午。”

“我以为你只是想见我，伯尼。”

“嗯，见到你总是令人愉快，莱蒂丝。但是我有些事情想谈。”

“哦？是什么事情？”

“是吊桥的事情，”我说，“跨越乌贼骨溪的吊桥，后来断掉了。”

“桥怎么了，伯尼？”

“你记得桥最后如何掉落峡谷的，是吗？”

她点点头。“戈登·沃波特切断了绳索。”

“没错。而桥摔落谷底，像柏克莱的树一样寂静。然后第二天早晨奥里斯直接走出了悬崖，甚至没有注意到桥不见了。”

“我记得，”她说，“你在图书馆里全解释过了，在达金掏出枪以前。”

“我一直想着奥里斯的画面，”我说。“像那样直接踏空出去。那是个相当好笑的画面，你认为呢？”

“好笑？那个人死了。”

“我知道，但是这介于悲剧与闹剧的边界上，不是吗？还有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的意思是，他又不是在被一只熊追着跑，不是吗？他只是在走路，穿越雪堆，然后突然间没有雪了，脚底下也没有任何地面。他一定非常惊讶。”

“是的吧。伯尼，我们一定要谈——”

“你以为他会因过于惊讶而叫不出来，但是他勉强喊叫出声。你能想象踏空走出那样的悬崖吗，莱蒂丝？在大白天里？”

“你曾经解释他可能得了雪盲症，伯尼。”

“没错。”

“而且他的智力也受到了质疑。”

“这也没错。你或许可以说他几乎没有脑子。不过，他至少还是拥有柯贝特家近亲繁殖的智商，不是吗？你不会认为他打算凭空走过去吧？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莱蒂丝？”

“什么？”

“我想他踩上了桥，然后开始横穿，而割断了一半的绳索最后断裂，那就是他掉下去的原因。”

“但是没有人听到桥断了。”

“啊，”我说，“半夜里也没有人听到。也许发出的噪音不是很大，也许奥里斯的叫声把噪音掩盖了，也可能是混在一起了，才没有人注意到。要记得，雪覆盖了一切，雪可以吸收声音。不，我认为桥是和奥里斯同时掉落溪谷的。”

“那是你原来的看法，”卡洛琳说，“记得吗，伯尼？你第一次告诉大家绳索被人割断的时候。”

“说得没错，”我说，“大致检查了一下绳索末端后，我觉得是那样的。在其中一端很容易看到有些纤维是被整齐地切断，其他部分看起来则是受到拉扯而断裂的。”

“我不明白，”莱蒂丝说，“这有什么区别？也许沃波特不希望冒任何风险让它发出很大的噪音，所以他在完全切断绳索前停住了。也许你在图书馆里说的是对的，奥里斯由于太匆忙了，没有注意到脚踩在哪里。不论如何，他死了，而且不管怎样，沃波特都要负责。”

“你可能是对的，”我承认，“沃波特现在已经听候上天的差遣了，所以他是故意设下致命的陷阱，还是只想防止任何人过桥，已经无从可考了。而且我也不认为试图拯救奥里斯智力上的名声会有什么实际用处。”

我拿起一张纸，但是拉菲兹看起来很舒适。我无心打扰它，也不想冒着丢出纸团，它却视而不见的风险。每次发生这种事，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所以我就放任不管了，”我继续说，“警察结案了，他们也很高兴，所以何必麻烦他们？”我望着血红色蝶形领结上方那张天真无邪的脸。“但是我不希望你以为你可以逃得掉。”我说。

“我不明白。”她说。

“你知道，”我说，“我一直都愿意打赌你从嘴里说出的会是这些话，真是无稽。你当然明白。”

“但是……”

但是之后有六个点，而不是破折号，因为我没有插嘴打断。我只是让话悬在空中，寻思它最后是否会落入溪谷。

然后我说：“你切断了绳索，莱蒂丝。你和达金是最后过桥的人。你要么就是落在后头，要么就是假装掉了什么，然后回过头去，这让你有时间从皮包里拿出一把刀，开始锯割支撑吊桥的绳索。”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正希望你能告诉我呢。”

“这太荒谬了，”她说，“我会为一个我甚至没有见过的人设下陷阱。你和我曾经……很亲近，伯尼。你怎么会认为我做得出这种事？”

“你没有设下陷阱。”

“但是你刚才说——”

“如果你完全切断了，”我说，“那么你就是以‘纽约分钟’的速度切断了绳索。但是在虚假的英国乡间，一分钟要长得多。而且你没有适当的工具。”

卡洛琳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莱蒂丝只是盯着我看。

我指指她的皮包。“如果我从你那里把皮包拿过来，然后把东西倒在柜台上，”我说，“我敢打赌里面有一把可爱的小刀，刀刃比你的小指头还短。那是有用的小配件，用来拆信或削指甲或切除线头都很顺手。你甚至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切断坚韧的绳索，但不太容易。你可能必须用锯的，而这很花时间。”

她沉默了一阵，手臂防卫性地压着她的手提袋。然后她说：“有很多女人皮包里都有刀。”

“我知道。现在有些人带着喷雾器，有些人还随身带着枪。不过那些是小枪，不像达金从沃波特的尸体上拿到的大枪。小型的淑女枪，就像你的刀是把小型的淑女刀。”

“就算我有一把那样的刀，”她说，“也无法证明什么。”

“如果刀上有绳索的纤维就可以。如果正好和加特福桥上的绳索符合就更能确定了。”

她带有敌意地盯着我很久，然后垂下眼帘。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从来无意要让任何人死掉。我希望你相信我，伯尼。”

“我相信你。”

“‘我愿意’ [1] 。那是我站在达金身旁，面对市府牧师时所说的话。那是整件事情的开端。”

“发生了什么事，莱蒂丝？”

“我不知道，”她说，“不知怎么的，我知道我犯了个错。我在婚礼前几天就知道了，伯尼。我猜那是直觉，是我得到的微小暗示。我知道我不应该和他结婚。”

“但你还是结婚了。”

“我在几年前几乎结了婚，”她说，“和一个非常完美的年轻男人，但是我突然丧失信心，在最后一分钟逃跑了。所以我以为我又在做同样的事情，而我告诉自己这回要坚持到最后。我害怕去阿鲁巴，伯尼。我有预感会在那里发生什么事。”

“而那就是你说服他到加特福旅舍的原因。”

“没错。开车的时候，我想，嗯，我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就走人。我可以拿了钥匙，趁他不注意时离开。而当我们走过那座桥时……”

“怎样？”

“我想，嗯，如果我们周末被雪围困，又如果我无法离开，我就可以熬过这心神不宁的状态，安定下来为人妻子。但我不确定是否会下那么多雪让我留下来。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桥出了事情——”

“你就会被迫留下来。”

“没错。后来我想，只要切断绳索就行了，但是绳子又粗又坚韧，天气又冷。我只好放弃，因为达金已经沿着通道回头走过来看我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他看到我正在锯绳索——”

“他可能会觉得奇怪。”

“天知道他会怎么想。我本来打算晚一点再出去完成工作。事实上，我确实下过楼，那是在我，嗯，那个之后——”

“上床之后。”

“是的。我要去完成我已经开始做的事，但是我也非常慌乱不安，因为你毕竟也在加特福旅舍出现了，你和嗯——”

“卡洛琳。”卡洛琳说。

“是的。然后我四处探看，直到找到你，伯尼。然后我，嗯——”

“完成了你要做的事。”

“可以这么说。然后我想再到屋外去，但是我觉得屋内非常温暖舒适，也很想睡，而且外面还在下雪。然后我发觉自己正在寻思，为什么一开始会想破坏吊桥。我不必封死自己的脱逃路线，以便熬过周末。婚姻生活不会那么糟糕。”

“婚姻生活。”我说。

“嗯，我不认为我会当个传统的妻子，伯尼，烤饼干和补袜子之类的。”

“不，”我说，“我想不会。”

“我没想到会闹出人命。坦白说，我原以为需要一把链锯才锯得断那些绳索，我不知道已经破坏到只要有人踩上去，桥就会断掉的程度了。”

“然后奥里斯摔下去跌死了。”

“是的。而且我知道那是我的错。”

“但是你什么也没说。”

“不，当然没有，”她说，“你呢，伯尼？”

“我怎样？”

“你打算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了。”

“我的意思是说给其他人听。你没有对警察说任何事。我猜你那时还没有想出来。”

“我当然想到了。我知道如果是沃波特应该会完全切断绳索，任何其他以此为目的专程前去的人也都会切断。有相当多的工具可以完成工作。厨房里满是又长又利的刀，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墙上还挂有刀刃奇特又锋利的武器，像是我后来用来毁了我的皮外套的马来短剑。所以我猜这起破坏是一时冲动，而那时我便想到了。小莱蒂丝，用一把很小的小刀锯割。嗯，结果那比一把剑还要利，不是吗？”

“你打算怎么做，伯尼？”

“我？卖书直到六点左右，然后回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你要拿我怎么办？你打算告诉任何人吗？”

我摇摇头。

“你不打算这么做？”

“我告诉你。这就够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告诉你？”

“没错，为什么？你打电话来时，伯尼，我还以为我会到你家，然后你会播放你的梅尔·托美录音带，然后我们会在你的假蒙德里安画作前享乐一番。但是这不会发生了。”

“我猜也是。”

“永远不会发生了，伯尼。你永远毁掉它了。为什么？我想知道。”

“嗯。”我说。

“没关系，”她说，“别告诉我。我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你不会再见到我了，伯尼。再见。”

[1] 原文中“我相信”和“我愿意”用的都是I do。

29

“她可能不想知道，”卡洛琳说，“但是我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伯尼？为什么你要打电话给她，让她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时间，让你得在我面前上演这个场面？我不是在抱怨，我当然不想错过，但是……”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错。”

我想了一下，咬了一口我的三明治。莱蒂丝进来后，我就没动它了，而那样的插曲会让你胃口大增。我咀嚼吞咽，喝了一些奶油苏打，然后说：“雷蒙德·钱德勒。”

“什么？”

“这是个雷蒙德·钱德勒式的案子，”我说，“一旦我了解到这点，我就开始行动，而不是像英国绅士那样在客厅里拼图，试着把片段拼凑起来。这就是在你睡觉的那个夜晚，我做了那些事的原因。”

“什么时候菲利普·马洛也假装自己死了，还用一把波浪状的刀刺一个假人，伯尼？我一定漏掉了那本书。”

“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在图书馆里把一切都说出来时，心里确实想的是马洛和钱德勒。我面对达金·利托费尔德的方式呢？完全是菲利普·马洛。”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伯尼。”

我喝掉了剩下的奶油苏打。“也许你无法看出来，”我说，“但是刚刚莱蒂丝的事情，就是马洛式的。”

“是吗？”

“嗯。我不能让她觉得她可以逃得掉。”

“你不想为她当冤大头，”她说，“但那不是菲利普·马洛吧？那比较像是萨姆·斯佩德。”

“他也不会为布丽姬·奥肖西内 [1] 当冤大头，”我说，“但这不是当冤大头的问题。这里牵涉的问题是获得真相，无论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

“而真相是她切断了绳索。”

我点点头。“那时候讲出来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那只会让事情更混淆。我认为她犯了某个过错，无论那是恶意伤害，还是意外杀人，因为如果不是她损坏了绳索，奥里斯也不会丧命。但你要怎样才能证明呢？”

“所以你就一直等待，现在才讲出来。”

“没错。”

“为什么，伯尼？因为你需要一个见到她的理由吗？”

我摇摇头。“正好相反，我不想再见到她。她企图割断一座桥——嗯，我想烧掉我的桥。你听到她说什么了，她本以为最后会到我的地方听梅尔·托美。我想确保这事不会发生。”

“因为你没有兴趣。”

“因为我有兴趣，”我说，“而且我会一直有兴趣，和莱蒂丝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未来的，甚至也没有太多现在。所以我想要设法让我永远不会再见到她。现在我无法打电话给她，她也永远不会打给我，而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她噘着嘴，做了个吹哨的口型。“我想你做的是对的，”她说，“而且我必须告诉你，伯尼，我很感动。”

“谢谢，”我说，“但是不要给我太多赞美。我只是问自己菲利普·马洛会怎么做，然后便放手去做了。”

“雷蒙德·钱德勒。”

这是一个小时以后，我在这期间还真的卖出了些东西，一套很好的丹尼尔·笛福全集。顾客是一位拥有几家洗衣店的瘦长男人。两周前，他几乎就要买下这套书了，但我不得不指出这套书缺了一卷。良心不见得都会让我们变成懦夫，但是可以毁掉很多桩买卖。

他回到店里，把这套书拿到柜台。“我想了想，”他说，“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是完整的一套，价钱会贵很多。”

“毫无疑问。”

“而且如果我找到了缺失的那卷，或许可以花几块钱就买到，那时我就赚了。”

“确实如此。”

“所以我有东西需要寻找，而且这会很有意思。如果我永远无法收集齐这套书，嗯，那又何妨？现在这个样子摆在书架上就很好看了。说到阅读这套书，嘿，我在开什么玩笑？我念大学时必须读《摩尔·弗兰德斯》，但是我只读了克利夫的注解本，还有《鲁滨孙漂流记》的改编漫画，我与笛福的关系就这么多了。”他拍拍这堆书，“我打算看完。”他说，“但是我会等到读完这七卷以后，才开始哀叹缺了第八卷。”

所以我把书装进袋子里，收了他的钱，深深觉得自己的美德得到了回报。不一会儿门又开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雷蒙德·钱德勒。”我抬起头看，原来是卡洛琳。

“那本书，”她说，“是我们当初去加特福旅舍的理由。”

“《长眠不醒》。”

“没错。那时我们看到书在书架上，乔纳森·拉斯伯恩被谋杀以后书还在那里，但是过了一会儿，书却不见了。书怎么了？”

“我拿走了。”

“你拿走了？”

“为了保管，”我说，“也为了让我有东西可读。”

“有东西可读？”

“在拉斯伯恩的房间。我知道我得留在那里，但不知道能在书架上找到什么，所以我把《长眠不醒》收在了他梳妆台顶层的抽屉里。我带了这本书也是件好事。那里只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爱情小说，作者都是些名字有连字符的女人。”

“你真的读了这本书？”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钱德勒的书还是很好看的。”

“我猜那不是哈米特的版本，是吗？”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嗯，如果是的话，你不会真的拿来读，会吗？一本值那么多钱的书？”

我打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翻开封面。“现在，”我说，“大部分作家利用书名页 [2] 来做简单的签名，或是用小书名页 [3] 来签完整的题词。但是钱德勒很少做这种事，所以不太在乎正确的形式。他在环衬页上是这样写的：‘献给达希尔·哈米特，你把杀人案放在了适得其所的鄙陋街头。我相信你会将这本小书搁在书架上你的大作旁边。谨致赞赏与友谊，雷蒙德·钱德勒。’”

“哇！活生生的文学史。我能看看吗，伯尼？是这样写的，没错。但这是什么？”

“你分辨得出来吗？”

“写得真是潦草，不是吗？这也是钱德勒写的吗？看起来不像他的笔迹。”

“不是。”

“‘真是个自负的家伙。让他把他的书拿走，塞进那个拘谨主角的屁眼里。说到这个，他们倒可能真会乐在其中。’这不是签名，伯尼。”

“不，这不是。”

“别告诉我，伯尼。这是……”

“那是哈米特的手迹，”我说，“比平常写得要潦草，但那是他喝醉时写的，而且他一定是醉得差不多了，才会写出这种东西。他一定很不喜欢这本书，根本就没带回家，然后肯定有人把书塞到书架上了。”

“雷蒙德·钱德勒的第一本书，”她说，“状况良好，书衣没有破损。由作者题献给达希尔·哈米特，还有哈米特的回复题词。而且还是这种题词！”

“没错，是相当特殊。”

“我想这一定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终极手迹本了。”

“嗯，如果你找到一本由爱伦·坡题词献给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帖木儿》，那可能会让这一本相形见绌了。除此之外，我猜这书差不多有这种地位。”

“它能值多少，伯尼？”

“我不知道，”我说，“一笔财富，但是究竟是多少呢？我甚至猜不出来。必须举办一场拍卖会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要看有什么人出席，以及他们有多想要这本书。”

“哇。”

“但这无关紧要，”我说，“我不能出售。”

她盯着我。

“加特福旅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揭晓，”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真正的佩蒂斯汉姆先生出了什么事，或是拉斯伯恩与沃波特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也替莱蒂丝保守了秘密，很可能还有其他人也保有其他秘密。但是确实已经揭露的是我的两个职业。米莉森特·萨维奇已经告诉了所有人我是个贼——”

“因为你犯了个错误，告诉了她。”

“嗯，是啊。但现在雷也告诉他们了，这下他们会相信了。此外，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能够进入各个房间，挖出各种事实。但我这书商的身份也揭穿了。”

“所以呢？”

“所以在尘埃落定之后，你我能够回家之前，奈吉尔·艾格伦廷把我拉到一旁。自从他们买下那个地方，他就知道应该要处理一下那些书。他一直犹豫是否要找个书商，因为他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但他告诉我，我是个诚实的人——”

“他不是才刚知道你是个贼吗？”

“我猜他一定是认为我是个诚实的贼。不管怎样，他想知道如果请我替他整理整间图书馆要如何收费，挑出值得卖的书和应该丢弃的垃圾，然后把剩下的书依照顺序排列。我告诉他，我已经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了不少值得收藏的书，我会代理销售，作为最后收费的一部分。我挑选的时候，会清除过期的旅游指南和世界年鉴，《读者文摘》节缩版，俄亥俄州奇里科西小联盟的主题食谱，以及那些你在大量拍卖时销不出去的废物。我完成之后，他会得到很好的金钱回报，以及一间井然有序的图书馆，而且宽敞多了。”

“当然你会在乡间待上几天，而且报酬丰厚。”

“不只需要几天，”我说，“我至少得停止营业一个星期，或许两个星期。不过我要等到八月再办这件事，到时城里天气会太热，我就能够说服自己去乡下一趟。没错，我花这些时间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他那里有非常多的书，其中有些会带来可观的收入。”

她皱着眉，想了一会儿。“但是《长眠不醒》呢？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书曾经在他那里，而如今已经不在了。你不能就这样把书委托给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不说书从哪里来的吗？”

我摇摇头。“这样一本书，”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来源。能够证明手迹存在的是雷斯特·哈丁·洛斯回忆录里的段落，指出这两个人曾经会面，而且当场有一本书签名题献。如果我想卖到最好的价钱，就必须得说出书的来源。即使我什么也不透露，任何能够跟着猫往回追溯的人，最后都可以追到加特福旅舍，而一旦书和加特福旅舍扯上关系，我就曝光了。”

拉菲兹伸出了前脚，然后拉长身体，弓起了背，显示出它对于被人跟踪回到加持福旅舍的前景有何想法。

“所以你在八月回到那里时，可以随身把书带在行李箱里，”卡洛琳说，“然后在那里发现书。你必须跟奈吉尔和西西分钱，但是你那一份还是相当可观，不是吗？”

“我想是的。”

“而且你也可以得到名声，成为发现哈米特版《长眠不醒》的人。”

“是呀。”

“怎么了，伯尼？”

“我会让全世界知道一位伟大的美国作家，写了满是奉承赞美的题词，献给另一位伟大的美国作家，而被献书者则对此书却不屑一顾，甚至没有带回家。他反而在题词后面添上了一小段淫猥的话，把书抛在脑后。哦，我会替自己挣得名声，没错。我会成为毁了自己最喜欢的两位作家名声的人。”

“搞脏名声的是他们两个，伯尼。”

“嗯，我不必当那个向世界宣布此事情的人。”我叹了口气。“我或许可以私下卖了它赚些钱，并期望这笔买卖不会追溯到加特福旅舍。我大可偷偷把书带回去，就像我偷带出来一样，然后来一场发现表演，接着跻身进去分一份好处。但是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

“如果你要告诉我你打算烧书，”她说，“我发誓我会叫得比伊尔琳·柯贝特还要大声。”

“烧掉？你疯了吗？”

“没有，但是——”

“我要把书留下来，”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卡洛琳，这是钱德勒带去要给乔治·哈蒙·寇克斯的书。他最后却给了哈米特，题了绚丽的文辞，而哈米特……嗯，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

“没错。”

“我并不真的认为爱伦·坡曾经为年轻的伊利诺伊州律师 [4] 题了一本《帖木儿及其他诗选》，即使真有，我也永远没有机会捧在手中，更别说是拥有了。但是我可以拥有这本书，卡洛琳。不会有人知道这书是我的，但是我知道。”

“就像挂在你公寓里的蒙德里安？”

我点点头。“和蒙德里安完全一样。”我说。

“莱蒂丝认为那是假画，因为你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蒙德里安？你用传统方式得到的。你偷了画。”

“我真的很高兴拥有那幅画，”我说，“而画是偷来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会有损我的愉快。所以无法出售又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卖出《长眠不醒》又有什么关系？我坐在我的椅子上，看着我的书，然后抬头欣赏我的画，得到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满足。然后我会喝一小口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威士忌，读一小段钱德勒，然后再多看一眼蒙德里安。”

“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是从哪里来的？”

“苏格兰，那是原产地。然后借道加特福旅舍，因为我离开大门的时候，袋子里藏了两瓶。”

“那真是一件糟糕的事，伯尼。两瓶？”

“嗯哼。一瓶是给你的。”

“哦，”她说，然后想了一下，“也许不是那么糟糕。”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在读雷蒙德·钱德勒，啜饮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

“是我，”她说，“伯尼，厨师怎么样？”

“厨师？”

“加特福旅舍的厨师。谁杀了她？还有为什么？”

“这可难住我了。”我说。

“但是——”

“根据雷的说法，”我说，“他们无法判定死因，除了说那是心脏停止之外。换句话说，心脏不跳了，但大部分死人的心脏都不会跳，所以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他们找不到任何毒物的残迹，虽然很难说他们的毒性检测做得有多彻底。可能她得了心脏病，或是脑动脉瘤，或是中风。另外，当时到处都有人被杀死，所以很难相信像她那样的死亡会是纯属意外。”

“她可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什么，”她说，“像是《新闻快报》，而且让她领悟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有人发现她知道了，便杀了她。”

“这有可能。”

“也许她见到了什么事情，或是听到了什么事情。”

“是有可能。”我表示同意。

“或者有其他人专程要杀她，”她说，“而原因和拉斯伯恩或沃波特或达金·利托费尔德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管是谁，他只是刚好抓住了机会。”

“也许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但到底是哪一种呢，伯尼？”

我耸耸肩，虽然她在电话的另一端看不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说。

“但是——”

“这很完美，”我说，“非常有雷蒙德·钱德勒的味道。你知道他们把《长眠不醒》拍成电影时的故事吗？他们正在讨论剧本，然后有人想知道谁杀了司机。但是没有人想得出来，于是有人提议打电话给钱德勒，因为书毕竟是他写的。所以他们打了电话问他。”

“然后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不是很棒吗？不能因为他写了书，就表示他知道谁杀了司机。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杀了厨师，就和雷蒙德·钱德勒一样。”

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不知道，”她终于说话了，“英国推理小说或许非常不写实，比如有人会被热带鱼杀死之类的，但是所有的谜团最后都会得到解答，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满足。如果有个厨师死了，到了书的结尾，你总是会知道是谁杀了她。”

“而且通常是管家干的，”我说，“然而真实世界却没有那么确定，而且有些事情你永远无法解答。我知道这让人沮丧，但你可以接受的，对吗？”

“真该死，”她说，“我想我不得不接受。”

[1] 达希尔·哈米特作品《马耳他之鹰》中的人物。

[2] 书名页（title page），指包含书名、作者和出版社名称的扉页。

[3] 小书名页（half-title page），指仅印有书名的首页。

[4] 指林肯。

版权信息

书名：麦田贼手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乔·皮特曼

1

大堂已经有些年头了，巨大的东方地毯见证了这里过去的辉煌。和屋里的其他家具一样，面对面摆放的劳森沙发看上去已经用了很久，坐靠处塌陷下去，像在发出无声的邀请。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相谈甚欢。几码外，一个椭圆脸、额头宽阔的男人戴着墨镜，在读一本《GQ》杂志。那副墨镜让他看起来既精明又狡猾，不知戴着墨镜读杂志会是什么感觉，一片漆黑吧，我猜。

大堂或许是有些破旧了，但这里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年久失修，反倒很舒适。在十月的这一天，壁炉里的火光像是欢迎的信号，一切都在火光中呈现出最好的一面。壁炉架上的立体画栩栩如生，令你忍不住要伸手把它抓起来抱进怀里，它正是与这酒店同名的那位。

是一只熊，当然，不是那种喜欢在森林里排泄，又把这种习性当成天主教教条一样严格执行的家伙。你一眼就能看出，这只熊从未踏进过森林，更不可能在那里行为不端。它穿着一件小小的红外套，头戴一顶软塌塌的宝蓝色雨帽，脚上穿着一双和金丝雀羽毛颜色相同的威灵顿靴子，像金丝雀一样快活。它憩坐在架子上，夹在一个手提旅行袋和一个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购物袋之间，头顶悬挂的牌子上写着：失物招领。

不过，不用我继续说下去了吧。即使你没有这样一只熊，你认识的某个人也一定有。因为它就是传说中的帕丁顿熊，还会是谁呢？谁比它更有资格装点这个传说中的帕丁顿酒店的大堂呢？

用传奇一词来形容此处再恰当不过。帕丁顿酒店，这座红砖黑铁筑成的七层建筑矗立在麦迪逊大道和东二十一街的交会处，面朝麦迪逊广场，距斯坦福·怀特 [1] 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不远。（又被称为麦迪逊第二广场。你父亲记忆里那个位于第八大道和第十五街交会处的是三号公园，宾州车站入口处的则是四号公园。怀特的麦迪逊公园是建筑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老宾州车站曾经也是。过去的辉煌都已不复存在了。）

帕丁顿酒店的辉煌还在延续，这幢建筑在花园广场兴建之前完工，也存留下来为它的时代做见证。帕丁顿建于二十世纪初，见证了周边地区（以及这个城市和这个世界）这些年来不断由旧翻新，但这座古老的酒店基本上没有改变。它从未多么宏伟壮观，住在这里的永久房客也一直多于临时旅客，而且从很久以前便开始吸引艺术界人士。在左右两边守卫大门的铜牌上记录下了曾经留宿帕丁顿的名人房客，包括作家斯蒂芬·克莱恩 [2] 和西奥多·德莱塞 [3] 以及莎剧演员雷吉纳德·弗伦奇。约翰·斯坦贝克 [4] 在他某段婚姻触礁时曾在此待了一个月，垃圾箱画派 [5] 的艺术家罗伯特·亨利 [6] 搬到东南方几条街以外的格拉梅西公园附近以前，也曾入住帕丁顿。

最近，这家酒店吸引了几位来自英国的摇滚明星。和其他美国酒店相比，这些人对这家酒店的破坏欲要小得多——若非出自对帕丁顿悠久历史的尊敬，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再次进行破坏也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已经有两位摇滚明星死在这家酒店里了，一个被自己带回房间的流浪汉谋杀了；另一个的死因要传统一些，他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

古典音乐界也派有代表，包括至少两名长期房客以及偶尔巡回演出的乐手。八十几岁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埃泰尔，每年他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圣诞演奏会都座无虚席，他在顶楼的套房里住了四十几年。同一层楼的另一头住着上了年纪的女高音索妮亚·布里甘迪，比起她传奇性的女高音歌喉，她那同样传奇的火爆脾气更广为人知。他们会打开房门，一个弹一个唱，上演一出普契尼，或威尔第，或瓦格纳来娱乐（或骚扰）其他房客。

但除此以外，他们从来都不交谈。谣言纷飞——有关他们的绯闻说他们曾经为了某个房客争风吃醋。据说阿尔弗雷德是同性恋，虽然他结过两次婚，也有儿孙。索妮亚一直没有结婚，但据说有过同性和异性情人。根据谣传，两人都跟埃德加·李·霍瓦特上过床。但霍瓦特的床上可没有别人，当然，除了他的熊。

大堂壁炉上方的那幅帕丁顿熊就是霍瓦特的作品。他是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的创始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成功举办后不久，霍瓦特就住进了帕丁顿酒店，直到他一九七九年去世。这幅画是他进驻后送给酒店的礼物，因为霍瓦特过世之后，他的作品行情大涨，所以现在这幅画的价格或许已经接近一百万美元。而它就在那里，挂在众目睽睽之处，就在几乎毫无保卫措施的酒店大堂里。

疯子才会想偷这幅画。埃德加·霍瓦特画过整整一个系列的泰迪熊，从早期史泰福公司出品的邋遢熊到当今的长毛玩具熊。而且，无论是在他的肖像画、风景画或是室内画中，总会出现某一款泰迪熊。他在陶斯 [7] 短暂逗留的期间画了很多表现沙漠风景的作品，在这些画中，有的泰迪熊趴在一株巨大的仙人掌脚下，有的跨坐在围栏上，还有的斜倚在泥砖墙上。

不过，众所周知，他只画过一次帕丁顿熊。而这幅众所周知的画就挂在这间众所周知的破旧大堂里，任人顺手牵羊，可是带走之后呢？如果是你顺手牵走了这幅画，你打算怎么销赃，又卖给谁呢？

这些我全都清楚，可是积习难改。我只要看到价值不菲之物，就忍不住要动脑筋、想办法把它从它合法的拥有者手中救出来。这幅画镶在镀金的庞大木框里，经过思考，我认为比起连框带画一起拿走，把画从框中割下来带走更加便利。

我正在忙着计划犯下特大盗窃案，前台服务员开口了，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抱歉，”我说，“我刚才在看画。”

“我们的吉祥物。”他说。这个人大概五十岁，穿了件波纹领的暗绿色绸缎衬衫，系着一条窄款领带，上面别着土耳其玉领带夹。他的发色是标准的男色主义 [8] 出品的黑色染发剂的颜色，但两条鬓角比时尚的标准要求略长些。他的胡须剃得很干净，不过，他更适合留两撇八字胡，最好还能给胡须上点儿蜡。

“是可怜的埃迪 [9] ·霍瓦特画的，”他说，“他的死真是让人惋惜，多么讽刺啊。”

“他死在一家餐厅里，对吧？”

“就在路口转角那儿。埃迪有着世界上最糟的饮食习惯，他只吃奶酪汉堡、可口可乐和杯形蛋糕。后来，有个医生说服他改过自新，结果忽然之间，他就成了个健康饮食的狂热拥护者。”

“健康饮食把他的身体吃坏了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他说，“不过他开始不停地谈论这个话题，变得有点儿烦人，就像刚受过洗的人一样喋喋不休。我敢说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回原来那样，但没机会了。他死在了餐桌上，被一块豆腐噎死了。”

“太可怕了。”

“那玩意儿的味道是挺可怕的，”他说，“因它而死就更骇人了。不过，埃迪的画把我们跟帕丁顿熊永远连在了一起，搞得人人都以为我们的名字是从它而来。”

“是先有的酒店吧，对不对？”

“酒店要早好多年呢。迈克尔·邦德 [10] 那本描写勇敢小熊的书《遗失的行李》才出版三十几年，而我们酒店的历史可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我无法确定酒店的名字到底是来自帕丁顿火车站还是那个地区。只可惜，那一带算不上伦敦最好的区，但也不是最糟的，那里的廉价酒店和亚洲餐厅也不差。威尔士人刚刚走下开进帕丁顿车站的火车，就会拥进那里找房间。那里也有个同名地铁站，不过，若说我们酒店是以地铁站命名的，我可不信。”

“我认为一定不是。”

“你的修养真好，能有耐心听我絮絮叨叨讲个没完。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我注意到，他的口音在唠叨时起了变化，谈到伦敦时，他带上了英国口音。我告诉他，我预订了一个房间，他问了我的名字。

“彼得·杰弗里斯。”我说。

“杰弗里斯，”他重复着，用大拇指翻过一沓卡片，“好像没……哦，天哪，有人把名字写成了杰弗里·彼得斯。”

我对他说这个错误情有可原，但心里很确定，犯错的那个人正是我自己。我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众多化名弄混了。选择用两个名组成的化名 [11] ，颠倒姓和名是再正常不过的错误了，而且业余人士一天到晚都犯这种错。这件事可比犯错本身还令人泄气，因为如果连我都不算专业人士，还有谁算得上呢？而如果我开始犯这种业余人士的错误，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我填好登记卡，用了一个在旧金山的地址，一个三天以后的退房日期。之后用现金结账。一个晚上一百五十五美元，待三晚，外加税金以及电话费押金，算下来总共大概五百七十五美元。我数出六张一百美元，那家伙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鼻子下面那两撇并不存在的八字胡，问我想不想要一只熊。

“熊？”

他朝栖坐在文件柜上的那一组三只帕丁顿熊努了努嘴，它们和壁炉上那只长得差不多。“你也许觉得这一套有些过分幼稚了，”他说，这会儿，他的英国口音不见了，“也许你是对的。这种服务是在埃迪的画给酒店带来新一波的名气之后推出的。他收集泰迪熊，你知道，在他死后，他的收藏在苏富比 [12] 的叫价高得离谱。对玩具熊来说，贴上霍瓦特收藏品的标签，就跟一串养殖珍珠项链在杰奎琳·欧 [13] 的脖子上挂过几个小时的效果一样。”

“这么说，这三只熊是他的喽？”

“哦，不，没这回事。这些熊是我们的，我猜是经理从施瓦茨公司或者玩具反斗城买的。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在哪儿买的。但每个客人在入住帕丁顿期间都可以有一只熊相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

“真的？”

“别以为我们是大发善心。决定放弃押金把帕丁顿熊带回家的客人多得让人惊讶。倒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拿一只熊上楼，不过只要拿了，很少会有人放弃不要。”

“我要一只熊。”我豁出去了。

“那我就要收你五十美元押金，退房的时候也很乐意将押金一并奉还——除非你想让它陪伴你一辈子。”

我又数出了几张钞票。他开了张收据，把四一五号房的钥匙递给我，然后一把抓过帕丁顿三熊组，让我挑一只。

依我看，这三只熊没什么区别，所以我就做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事。我挑了左边那只。

“绝佳的选择。”他说，就像你在点菜时说要羊肉配新品种的马铃薯时，侍者会有的反应一样。我常常对此感到纳闷，糟糕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有糟糕的选择，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列进菜单里呢？

“好个可爱的小家伙。”话说到一半，可爱的小家伙就从我手中滑落到地板上。我弯下腰，一手捡起它，一手拾起一个紫色信封。信封上只有一个名字，用大写字母写的：安西亚·朗道。“这封信在地板上，”我对前台服务员说，“恐怕我已经踩上去了。”

他撇了撇嘴，从柜台后面的盒子里拿出一张纸巾来擦我的鞋印。“应该是有人把信放到柜台上，”他一边说，一边利落地擦着，“然后有谁把它碰到地上去了。好了，现在很干净了。”

“帕丁顿倒是毫发无伤。”

“哦，这家伙很结实，”他说，“不过，我必须承认，你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要一只玩具熊。我在跟自己打赌，猜谁会要玩具熊，谁不会，不过经常猜不中，我觉得该放弃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拿，也有可能不拿。出差的男人最不可能带走熊，不过有时也会让我感到意外。有个从芝加哥来的先生，一个月入住两次，每次住四天。他每次都要一只熊做伴，从不例外，不过也从来不把小家伙带回家。而且就算每次拿到的熊都不一样，他好像也无所谓。这些熊长得不一样，你看，大小啦，还有帽子、外套和靴子的颜色都不同。大多数穿黑色马靴，不过，画里面那双是黄色的。”

“我注意到了。”

“游客通常都愿意挑一只熊，而且会留下当纪念品，尤其是新婚夫妇。只有一对夫妇例外。太太想带帕丁顿回家，先生想要回押金。我可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那他们带走熊了吗？”

“带走了，等他们离婚的时候，男人八成会跟他太太争夺那只熊的抚养权。不过对于大多数夫妇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都想要熊。欧洲人会拿——英国人除外，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拿。日本人一定会把熊带回房间，有时还不止一只，而且他们绝对都会付钱把熊带回家。”

“而且还要拍照。”我大胆猜道。

“嘿，让你说对了！他们不仅自己抱着熊合影，还拍了我的照片——抱着熊的和不抱熊的，和他们的熊站在酒店门前那条街上留影，在可怜的埃迪的画前拍照，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还在我们一些名流客人住过的或者死在里面的房间外拍。你说这么多照片他们要怎么处理啊？他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看照片啊？”

“搞不好他们的相机里没装胶卷。”

“哦，彼得斯先生！”他说，“你真是太坏了！”

可不是吗。

不管有没有熊，四一五号房看起来都不像是一晚一百五十五美元外加税金的房间。红棕色的地毯上线头已经脱落，梳妆台上散落着没人收拾的香烟，而唯一那扇窗户面对的是通风管。任何纽约喜剧协会的成员看到这间房都会告诉你，这个房间小到你得走到大堂里才能改变主意。

不过我原来也没指望会有多好。对于长期住客来说，帕丁顿酒店非常合算，他们的月租比短期客人一周的房钱还要少，房间还更大。我猜这是一种交易，临时房客砸下一大笔钱，换来在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荣光下自我陶醉的时光，同时也可以补贴这些一年到头住在这儿提供荣光的艺术家。

我不知道这位头戴蓝帽子的小家伙在这种交易里起了什么作用。说这种服务迷人也好，太过做作也罢，总之有助于行销，使酒店更加人性化（呃，熊性化），形成一条小小的产业链。如果有一半客人选择从前台挑一只熊，而这一半中的一半无法割舍他们的熊，保守估算，如果每只熊都能赚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那么通过这项服务，就能凑足钱付每年的电费——起码也是一大半。至少能补贴酒店的运营成本，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壁炉底下的火炉早就被砌上砖、抹上灰泥封了起来，我把帕丁顿放在上面，这里的视野不错，它可以举目环顾，观敌瞭阵。“我很愿意带你看看窗外，”我告诉它，“不过外面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面砖墙，一扇拉上窗帘的窗户。嗯，拉上窗帘说不定是个好主意。你觉得呢？”

它没说话。我拉上窗帘，把手提箱往床上一扔，咔嗒一声打开了箱子。我把我的衬衫、袜子和内衣放进梳妆台抽屉，把一条卡其裤挂在一个迷你衣柜里。合上手提箱，让它立在墙边。

我看看表。该出门了。我还有正事要办。

我跟小熊道过别，它报以我的热情跟我和我的猫道别时得到的热情差不多。我拉上门，门一关闭，弹簧锁就自动扣上了，不过在搭电梯去大厅以前，我还是用钥匙把门锁了两道。

两个女人已经结束了谈话，或是把谈话带去别处了。那个椭圆脸，额头宽阔，戴着玳瑁边太阳镜的男人已经放下了《GQ》，拿起了一本平装书。我走到前台，把我的钥匙扔在上面。那是把真正的黄铜钥匙，和新酒店通用的电子房卡不一样，上面还附了条笨重的铜链——精心设计的惩罚功能，如果你把它随身带走的话，它就会把你的口袋磨出一个洞。我很高兴把它留下，为有个借口能在走过前台时迅速看一眼那三排房客信箱而感到窃喜。

我在地板上找到的紫色信封被放进了六○二号信箱。

我啪的一声放下钥匙，朝那位发色过黑的家伙点了点头，笑了笑，看到一位身材修长的、优雅的年长绅士从街上踏入大厅——模样像是从那个长脸男人的《GQ》杂志里走出来的人物。他身穿剪裁合体的运动夹克和长裤，身边伴随着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

我们的视线相遇了。他的眼睛因认出我而瞪大了。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不过它们可能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就在他显然认出了我的同时，我也认出了他。正如绅士们在酒店大堂相遇时会做的那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擦身而过。

[1] 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1853—1906），美国著名建筑师。

[2]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小说家。

[3]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小说家，记者，代表作《嘉莉妹妹》。

[4]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5] 垃圾箱画派（Ashcan School），美国二十世纪初反学院派的画派。又称八人派（The Eight），他们的写实主义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

[6] 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1865—1929），美国画家，垃圾箱画派最有代表性的画家。

[7] 陶斯（Taos），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8] 男色主义（Just for Men），纽约一家专门生产男用染发剂的公司。

[9] 埃德加的昵称。

[10] 迈克尔·邦德（Michael Bond，1926—2017），以帕丁顿熊系列作品闻名的英国作家。

[11] 有些英文姓氏是由名字而来的。

[12] 苏富比（Sotheby’s），全球三大拍卖行之一。

[13] 杰奎琳·欧（Jackie O.），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1929—1994）的简称，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夫人。

2

要办的事在巴尼嘉书店。它是一家位于东十一街，介于大学广场和百老汇大道之间的二手书店。帕丁顿酒店和我的店之间有十四个路口，而曼哈顿所有南北向的街道都是每英里二十个路口，这道数学题就留给你吧。我本想在两点开门，那是我在门上的告示牌上写的时间，不过早几分钟或是晚几分钟也无所谓，何况天气太好了，搭出租车或地铁都太可惜。我乘出租车去酒店时带着行李箱，但回来时完全可以步行。

我穿过麦迪逊广场，向切斯特·爱伦·亚瑟的雕像致敬——他是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而且姓名里的名比杰弗里·彼得斯还要多 [1] 。我一边沿着百老汇往回走，一边试图回忆起我对切斯特·爱伦·亚瑟的所知所闻。等我开了店门，拉出特价桌（“三本五美元”）摆在门外以后，我便翻阅起自己的存货，找到威廉·福特斯丘写的《总统列传》。此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而且只写到沃伦·甘梅利尔·哈定 [2] （一个名，一个姓，还有一个既是名也是姓）。此书显然是为青少年读者写的，虽然我实在想不出有多少青少年会急忙关掉MTV，跑来查阅福特斯丘是如何谈及富兰克林·皮尔斯 [3] 和拉瑟福德·博查德·海斯 [4] 的（你也看到了，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全是姓，一个名都没有）。

福特斯丘的书已经在巴尼嘉书店的架子上驻留了很久，是几年前我从利泽尔先生手里买下这家店时接收过来的原始存货之一。我没指望能很快把它卖出去，这可不表示它注定会上特价桌。这本书有它自己的价值，是那种你愿意摆在书店里的书，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用它查找资料了。几个月前我才跟福特斯丘请教过扎卡里·泰勒 [5] 的资料——虽然我已回想不起多少当时读到的东西，也不记得当时查阅的原因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他可挺有用——我的意思是福特斯丘，并非泰勒，而现在也是。

我把这本书放在柜台上，生意清淡的时候便拿起来翻一翻，而这种时刻在二手书店老板的生命里还真是数不胜数。我那天下午倒是有几个客人，也做了几笔买卖。一位常客找到了几本她没读过的侦探小说，外加一本绝版的弗雷德里克·布朗 [6] ，她觉得那本书她以前肯定读过，但是再读一次也无妨。我也正有此意，还没来得及回顾就得眼睁睁地跟它分开让我很难过，不过卖书难免遇到这种事。

一位留着无精打采的八字胡，身材矮壮的绅士花了很多时间翻阅那套欧曼写的六卷装《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皮面精装版。我标的价格是一百二十五美元，留下了一点降价空间，不过不会低太多。

“我会回来的。”他终于扔下了一句，然后就走了。也许他会遵守诺言，不过我可没抱太大希望。顾客（或者更准确地说，非顾客）把这句话当作台阶，跟男人对女人说“我会给你打电话”一样，不过是用在卖书人身上。也许他们会的，但多半不会，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坐在电话旁边痴等。

下一个客人从特价桌上拿了一本书进来，付了两美元，然后问我能否在店里稍稍浏览一下。我跟他说随便看，不过也告诉他这是危险的消遣。谁也说不准你什么时候会碰上非买不可的书。

“我乐于承担这个风险。”他说着便消失在书架之间。过去这个星期他来过几次，打扮还算体面，只是稍稍露出了些许落魄的模样，带着一股淡淡的威士忌味，倒不算难闻。他大概六十岁，和我在帕丁顿看到的那个男人年纪差不多，皮肤晒成了深古铜色，短短的胡子修剪得颇为整齐。胡子修成一个V字，精准地结束于一点，色泽银亮，和他的眉毛、头发的颜色一样，或者说跟露在棕色贝雷帽外的头发颜色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儿买书，我有一种预感：他觉得这两块钱可以充做入场费。有些人就是喜欢在书店里闲逛，我买下这家店以前就是这样，而银胡子先生一看就是个无所事事、无处可去的家伙。他不是流浪汉，作为流浪汉来说打扮得太体面了，看来是特意到这里来消磨时间的。

如果他继续待到六点的话，我可以请他帮我关门打烊。不过他在那之前就早早溜了。大概五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爱丽丝·科特雷尔。“我订到房间了。”我说，没提熊的事。

“今晚吗？”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说，“房费我预付了三天。不过我觉得越快越好。”

接下来就不像是二手书店店主和顾客之间的对话了。我压低了声音，就连银胡子先生跟我挥手离开以后也没提高嗓门。我们叽叽咕咕地说了很长时间，最后，她道了声再见，我自己动手把特价桌搬进店里。我往拉菲兹的水盆里倒了清水，为它的碟子添上猫粮，确定浴室门开着，以便它用马桶。之后我便打了烊，锁上门，去了“饶舌酒鬼”。

我和卡洛琳·凯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饶舌酒鬼来杯“感谢老天下班了特饮”，这是附近的一家酒吧，里面有台点唱机，和一个连调杯金汤力都得先参考他那本老波士顿先生手册的酒保。我们有固定的座位，不过就算被人占了，坐到别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今晚我们的桌子被人占了，两个女人坐在那里。我又看了一眼，发现其中一个女人正是卡洛琳。

另一位是埃丽卡·达比——最近轰轰烈烈地闯入了卡洛琳生命的女人。埃丽卡在一家有线电视台上班。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不过肯定非常重要，可能还很体面。埃丽卡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她精明干练，长得又漂亮，栗色长发，蓝色眼眸，还有一副我出于理性而不去过分注意的身材。

“嗨，伯尼，”她说，“最近生意怎么样？”

“轻松有趣。”我说。

“好极了，”她说，“如果我的生意轻松有趣，也就意味着快混不下去了。”她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我得走了，两位。”她俯下身子，吻上卡洛琳的嘴唇，“回头见。”

她像风一样离开了。我坐下来。卡洛琳面前是盛在高脚杯里的红宝石般的液体，我问她那是不是覆盆子果汁。

“金巴利开胃酒加苏打水。想尝尝看吗，伯尼？”

“我好像尝过一次，”我说，“而且一次好像就够了。总之，这里面有酒精，对吧？”

“他们是这么说的，”她说，“不过我可喝不出来。”

“哦，那我就姑且相信了。”我一边说，一边招手跟玛克辛示意。她走过来以后，我点了巴黎水。

“你今晚有活儿要干。”卡洛琳说。

“我今天下午登记入住了。”

“房间怎么样？”

“挺小，可谁在乎呢？不过是摆小熊的地方罢了。”

“什么？”

我解释说酒店提供陪宿的玩具熊，卡洛琳扬起一边的眉毛。“我也搞不懂我为什么要了一只，”我继续说，“也许是不想让它觉得没人要吧。”

“不错的理由。”

“总之，我退房时可以拿回押金。”

“除非你想留下熊。”

“留下它干什么？”

“免得它觉得没人要啊，”她说，“而且等你们两个的关系更进一步以后，甩掉它的影响可就更严重了。伯尼，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是吗？”

“是啊。你的神经紧张过度。得放轻松。我这就让玛克辛给你拿杯威士忌，可你是不会喝的，对吧？”

我摇摇头。“很难说今晚能不能成功，”我说，“不过还有机会。我已经在帕丁顿酒店预付了三天的现金——”

“更别提你还为小熊花了钱，伯尼。”

“所以就别提了吧。总之，如果可以一晚搞定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何况我还知道房间号码，所以应该没问题。”

“你订了间房，而且还知道房间号码？你的功力真是不减当年啊，是吧，伯尼？”

“我知道安西亚·朗道的房间号码，”我说，“你这是明知故问吧？”

“哦，是啊。”她捧起她那杯金巴利，做出通常在喝了一口那种饮料之后才会做出的鬼脸，尝都没尝就放下了杯子。“所以你只喝巴黎水喽？”她说。

“没错。”

“我就知道，”她说着，向女招待扬起一只手，“嗨，玛克辛，”她叫道，“帮咱们的伯尼拿杯酒来，黑麦威士忌，干脆双份好了。”

“我才说了……”

“我听到啦，伯尼。我知道。今晚有工作，你上班之前不喝酒，只喝苏打水、果汁、咖啡和其他根本算不上饮料的东西，这我全都知道。”

“那你还……”

“我了解你的禁酒政策，”她继续说，“虽然依我看是稍稍有点儿过头了。当然，我可不想坏你的好事。”

“可你才帮我点了一杯酒。”

“没错，”她说，“而且点的是黑麦威士忌，因为前几天晚上你好像很喜欢喝。怎么，这么快就端来了。谢谢，玛克辛，你可以把这杯拿回去倒进漱口水瓶子里了。”她把没喝完的金巴利递给玛克辛。“那我就不客气了，伯尼。”

然后她便捧起我的酒一口灌了下去。“因为我跟埃丽卡说好了，”她解释说，“她不太喝酒，所以不懂酒，你知道，她帮我点了金巴利，是因为喝一杯就不想继续喝了。”

“多棒的推荐词。‘点杯金巴利，保你下不为例。’”

“重点是，她很在乎我喝多少。”

“你平常也喝不了多少啊。”

“我知道，”她说，“而且，如果我点了杯女孩喜欢的饮料，外加水果沙拉和几把小雨伞，或者灌下几瓶霞多丽白葡萄酒配晚餐的话，她是绝不会反对的。可就因为我喝酒像个男人一样，她总想着冲到匿名戒酒协会去跟会员们报告我灌起酒来有多可怕。”

“你偶尔是会喝醉，”我同意道，“不过很少酗酒。”

“我就是这个意思。总之，我每熬过一天洗狗的日子，就来个稍稍过火的庆祝，她对此忧心忡忡。她要我干脆就别来饶舌酒鬼了。我跟她说这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全世界最好的朋友就是伯尼，我可不打算让他不得不独自喝闷酒，所以你漂亮的小脑袋就别再有这种念头了。’说起来，她可真漂亮。伯尼，你说对吧？”

“非常漂亮。”

“更妙的是，”她甩了一下头说道，“她觉得我很漂亮。简直是妙不可言吧？”

我也同意——虽然对这事我不打算多想。卡洛琳·凯瑟的身高比她自称的五英尺二英寸还要矮两英寸，所以和街头方向（或者街尾方向，取决于你面朝哪里）两个店面之外的“贵宾狗工厂”里那些她经手美容的狗比起来，她也高不了多少。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在她的店里或我的店里一起吃午餐，下班后则一起到饶舌酒鬼放松，她是我的至交好友，偶尔充当智囊。若不是她偏偏是个女同性恋（或者，依此类推，若不是我偏偏是个男人），我们或许会像普通人一样谈场恋爱，而且像普通的恋爱一样，这场恋爱也早晚会结束，然后我们就彻底玩儿完了。不过照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永远都做至交好友，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有一回我们俩跟同一个女孩上床，当时是搞得有点儿复杂，不过我们安然渡过了那一关，没对我们的友谊造成任何伤害。）

所以没错，她是挺漂亮，深色头发，圆脸上有双大眼睛。偶尔我会赞美她的打扮，就像我有可能夸奖男性友人的领带一样。不过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不高，因为我很难闲出一只眼睛去注意她穿了什么。

“她说得没错，”我说，“事实上，你看起来是有点不一样。你的头发长了，对吧？”

“大家都是如此，伯尼。不剪头发的话就会长啊。这跟刮胡子可不一样。不用天天剪。”

“看起来比往常要长。”我说。自从认识卡洛琳以后，我只看她剪过荷兰男孩头，或许是潜意识里在向那位把指头堵进堤坝而救了荷兰的机灵男孩致敬吧。“刘海的长度没变，后面的头发比过去长了。”

“我想尝试一下新鲜感，”她说，“只是想知道看起来会是什么样。”

“哦，看上去很好。”

“埃丽卡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是她出的主意。”

“挺适合你，”我说，“感觉好像，呃……”

“别吞吞吐吐的，伯尼。”

“看起来不一样了，就这样。”

“‘比较柔和，多了女人味。’你是想说这个吧，伯尼，对不对？”

“呃……”

“用不了多久，男人就会在我进出的时候为我拉门，我喝的酒会从尊尼获加变成茴香甜酒，然后失去自我，变成秀兰·邓波儿那样的小甜妞。你就是打算说这个，对吧？”

“事实上，我是想谈谈切斯特·爱伦·亚瑟。”

“为什么？看在老天的分上。”

“为了换个话题，”我说，“还因为我在麦迪逊广场看到了他的雕像，花了一个下午阅读有关他的资料。一八八○年，他因为纽约州共和党主席罗斯科·康克林的大力举荐，赢得副总统提名。他是加菲尔德的竞选搭档，而且——”

“你指的不是约翰·加菲尔德吧？”

“不，也不是布莱恩。是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 [7] ，而且他们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加菲尔德三月就职，然后——”

“不是一月吗？”

“那个时代的选举耗时较久。加菲尔德三月就职，六月和查尔斯·吉托会面。‘我叫查尔斯·吉托，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个名字’记得这首歌吧？”

“不，伯尼，一八八一年的歌我能记得的不多。”

“有个民谣歌手几年前翻唱过这首歌。本以为你可能听过。”

“我八成是忙着听安妮塔·奥德 [8] 跟比莉·哈乐黛 [9] 才会漏掉了。宝拉或公爵夫人店里都不放查尔斯·吉托的歌。查尔斯·吉托是谁？为什么会有人把他写进歌里？”

“他申请公职失败。由于过度失望且就职困难，向加菲尔德开了一枪，一个月之后，加菲尔德死了。”

“看来以前的人连死都耗时较久。”

“吉托的死可没花多长时间。他们把他吊死了，然后切斯特·爱伦·亚瑟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罗斯科·康克林以为他从此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事与愿违。亚瑟开始推行公务员任用制度，废除了联邦政府一大半的任命权，所以当权者能分发的官职自然就减少了。”

“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减少因申请公职失败而失望过度的人数的好办法，”她说，“可这样是赢不了的，对吧？这样一来，光是应付心有不满的邮局雇员就够受的了。结果呢？大家把亚瑟当成了英雄吗？”

我摇摇头。“康克林气得要命，所以亚瑟没能得到一八八四年的党内提名，他们选了詹姆斯·布莱恩参加竞选，结果被格罗弗·克利夫兰 [10] 击败了，而切斯特·爱伦·亚瑟便恢复了众人认为他更适合的无名小卒身份。”

“不过他至少为自己赚到了公园里的一座雕像。”

“康克林的命运也一样，”我说，“同一座公园，不过在另一边。两人隔着麦迪逊广场遥相对视，看起来都挺失望的。”

“真是个悲惨的故事，”她说，“由此可知，追求正义的人是什么下场。”她挥起一只手，“玛克辛，”她叫道，“伯尼才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你最好再给这个可怜虫拿杯双份威士忌过来。”

她灌下我的酒，我又陪她喝了杯巴黎水。我们举杯共敬切斯特·爱伦·亚瑟身体健康，我真纳闷到底有多久没人举杯敬祝此人健康了。大概很久了，可能有几百年了。

“这样好些了，”卡洛琳放下她的空杯子说道，“跟你说实话吧，只要有你跟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就算只喝刚才那杯漱口水也无所谓。待会儿我要跟埃丽卡见面，她也许不会说什么，不过就算她问起来，我只要跟她说实话就行。‘我陪伯尼聊天的时候，’我会说，‘只喝了那杯金巴利。’”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省略性说谎。”

“我认为你是对的，伯尼，但是管他们呢，去死吧。”她瞥了我一眼。“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在出发之前再点一杯，不过我可不允许。我打算表现出一点儿自制力——就算你不想。”

“太感谢了，没有你的话，”我说，“我现在八成正在阴沟里打滚。”

“而不是跑去作案。”她做了个手势，要来账单，挥手打断我伸手拿皮夹的动作。“省省吧你，”她说，“你只喝了氧化氢和二氧化碳。我来付账是应该的。”

“要是我能把东西拿到手，”我说，“这可以算成公务消费。让头脑在工作的夜晚保持清醒，这个价钱算是很低了。”

“你觉得今晚可以行动吗，伯尼？”

“越快越好。”

“欲速则不达，”她睿智地说，“而且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她皱起眉头。“可话说回来，打铁总得趁热，而且犹疑又是失败之母。”

“这话对我很有帮助。”

“希望如此，”她说，“因为我自己都他妈的讲糊涂了。刚才最后那一杯你真不该点，现在我晕头转向的。”

“下次我一定节制一点儿。”

“总之，”她说，“这回由我付账。你已经把大笔的钱用作这个案子的投资了，对吧？”

“六百美元，外加一点儿零头。”

“就为了方便进入酒店。”

“进出自由，”我说，“跟合法的房客一样——而我的确是个合法房客。想万无一失地通过酒店安保系统，这是唯一的办法。订个房间，付清房费，这里就是你的天下了。当然，你无权乱闯其他客人的房间，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防范。”

“看哪，你讲着讲着脸上都放光了，伯尼。你自己真该看看。”

“唉，刺激嘛，”我说，“酒店对小偷而言就像自助餐厅一样，或是供应节日盛宴的餐厅。只不过食物都没摆上桌——全塞在关着的门后面。而且你永远也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我对着一个回忆微笑起来。“有一回，”我说，“我住进了阿斯特酒店。那时是我事业的初期，酒店生命的末期，不过我们有过那么短短一刻的交会。”

“你说得像是在讲罗曼史。”

“我拿到了钥匙，”我说，“不过我花了近两个小时，又磨又刮，才让它变成可以打开酒店里每一道锁的万能钥匙。其实我对撬锁得心应手，不过有钥匙的话可以更快一点儿。那个晚上我闯进了五十多个房间，其中大多都没斩获，不过全加起来，还算是个丰收夜。”

“你该不会也要在帕丁顿酒店闯五十个房间吧，伯尼？”

“一间就绰绰有余了。”

“你真觉得你会找到想要的？”

“不知道。”

“能找到的话，六百美元的投资是很合算。找不到的话，那六百美元就只能白白冲进了下水道。”

“退还小熊的时候，”我说，“可以拿回五十美元。我还付了电话押金，但没打算打电话，所以这笔钱也能拿回来。”

“你真觉得你可以把小熊的押金要回来吗，伯尼？”

“除非我不得不匆匆离开。要不然的话，当然可以，他们会把钱如数退还给我。只要我把帕丁顿完好如初地还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吗？”

“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是，你能舍得和它分别吗？我小时候就有一只帕丁顿熊，不管给我五十美元还是五百美元我都不会舍弃它。它是我的小伙伴。”

“我那只熊称得上完美，”我说，“不过我可不认为会有多少离别的苦楚。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感情，而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我们还没有难舍难分之前我就逃之夭夭了。”

“也许吧。”

“你好像不信。”

“我只用了不到十秒就爱上了我那只帕丁顿小熊，伯尼。当然，那时我的年纪比较小。现在我可没那么快跟谁定下来。”

“你年纪大了。”

“没错。”

“经过历练，比较成熟。”

“当然。”

“你用了多久被埃丽卡迷得神魂颠倒的？”

“不到十秒钟，”她说，“不过那可不一样。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她真美，对吧，伯尼？”

“她非常漂亮。”

“其实你都会爱上她，对吧？”

“不会，”我说，“原因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不过，把这当作假设性问题的话，当然，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美丽是件肤浅的东西，”她说，“不过除非你是放射科医生，否则光有美丽也就足够了。伯尼，你瞪着我看什么呢。整个晚上你总是偷偷看我，这会儿你又来了。”

“抱歉。”

“也许你应该再来一杯。不过我可不敢说这是个好主意。”

“我也不敢说。卡洛琳，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所以我才会一直盯着你。”

“我想是头发的原因。”

“原本我也以为是，不过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别疑神疑鬼了，伯尼。”

“是口红，”我说，“卡洛琳，你涂了口红。”

“别嚷嚷！你是怎么回事啊，伯尼？”

“抱歉，可是——”

“你想让我怎样？‘嗨，伯尼，我的胭脂和睫毛膏涂得怎么样？’然后让整个酒馆里的人瞠目结舌地看着我吗？”

“我说了抱歉。我没做好心理准备，仅此而已。”

“是啊，真抱歉给了你一个惊吓。咱们在这儿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可我直到现在才吓着了你。”

“口红。”我说。

“省省吧，伯尼。没什么大不了的。”

“长发和口红。”

“不是长发。只是长了一点儿。而且口红只是为了添点儿颜色。”

“涂口红还有别的目的吗？口红也只能这样，增添颜色。”

“没错。所以你犯不着小题大做，行吗？”

“口红，”我瞠目结舌地说，“我最好的朋友成了个口红蕾丝边 [11] 。”

“伯尼……”

“再见了，宾尼男装，”我说，“欢迎，维多利亚的秘密。”

“什么见鬼的秘密啊。你知道他们每个月寄出多少份目录吗？他们可没赚到我的钱，伯尼。我只喜欢看图片。”

“原来如此。”

“喂喂，我家里可没有整整一柜子的法兰绒衬衫，你知道。我的打扮从来都不是非常男性化，对吧？夹克配衬衫可算不上男性化。”

“差远了。”

“而且我只是稍稍抹了点儿口红。你在我对面坐了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注意到。”

“我注意到了，”我说，“只是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

“就是这个意思。不抢眼，只是稍稍一笔带过。”

“女人味儿。”

“年轻的感觉，”她说，“如果我是少女的话，就不用擦了，不过我已经老得需要借助一点儿外力来润色了。不要这样看我，伯尼。”

“怎样看？”

“那样看啊。好吧，去死吧。是埃丽卡的主意。这下你高兴了吧？”

“我原本已经很高兴了啊。”

“她是如假包换的口红蕾丝边，”她说，“而且这一点我从来都没反对过，伯尼，不管就价值观或者美学层面来讲。我喜欢口红蕾丝边。我觉得她们很性感。”她耸耸肩。“只是从来没想到我自己也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以前从不觉得自己是这块料。”

“不过现在你已经改变主意了。”

“埃丽卡觉得我太自卑了，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她觉得温柔点儿的发型再加上口红可以改变我对自己的感觉，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她的话有道理。总之，她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

“事实胜于雄辩。”

“我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你看上去很不错，”我说，“老实说，我可等不及要看你穿晚装的模样了。”

“少来了，伯尼。”

“低胸，有蕾丝花边的，一向错不了。要不就穿那种露肩雪纺衫好了，有吉卜赛风情，可能很适合你。”

她翻了个白眼。

“要不就穿酒娘装 [12] ，”我继续说，“酒娘装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长什么样？”

“这个词对我来说，”她说，“每次看起来都像是拼写错了，除此以外，我可不知道那是什么奇装异服，也不打算弄明白。咱们能换个话题吗，伯尼？”

“耳环，”我建议道，“金色大耳环搭配雪纺衫应该很合适，不过配上酒娘装会是什么效果呢？”

“继续说呀，伯尼。咱们接下去该谈什么了？裤袜？高跟鞋？”

“还有香水，”我说，然后坐直身子闻了闻，“你擦了香水！”

“是古龙水，”她说，“有一瓶已经在贵宾狗工厂摆了好几年了。下班以后我偶尔会洒一点儿，遮住狗味。”

“哦。”

“不要摆出一副大失所望的表情。听着，今天谈得简直是难以形容的愉快，而且我也很高兴你愿意让我请你喝那几杯酒。看来你的确放松了不少——虽然喝的人是我。”

“呃……”

“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她继续说，“包括这场引人入胜的谈话。咱们该走了。我跟某个美女有个深夜之约。先生您则跟小熊有约。”

[1] 彼得斯和亚瑟这两个姓最初是名。切斯特·爱伦·亚瑟这个名字中有三个名，而杰弗里·彼得斯中只有两个。

[2]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

[3]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美国第十四任总统。

[4] 拉瑟福德·博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1822—1893），美国第十九任总统。

[5] 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1784—1850），美国第十二任总统。

[6] 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c Brown，1906—1972），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作家。

[7] 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1831—1881），美国第二十任总统，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遇刺身亡。

[8] 安妮塔·奥德（Anita O’Day，1919—2006），美国爵士乐女歌手。

[9] 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乐创作型女歌手。

[10]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第二十二任和第二十四任总统。

[11] 口红蕾丝边（Lipstick lesbian），亦称为口红女同性恋，魅力同性恋。在美国，口红蕾丝边一般指那些装扮极为女性化的女同性恋。

[12] 酒娘装（Dirndl），德国巴伐利亚庆祝啤酒节时的女性传统服饰，一种紧身连衣裙。

3

我没吃午餐，所以你可以说我已经空腹喝过两杯双份黑麦威士忌了。感谢卡洛琳，我没领教它们的威力。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吃点儿东西，于是在回帕丁顿的路上，我在一家早就想去的西非餐厅停了下来。我点了炖蔬菜配泥豆，因为听上去很有异国风味，结果发现所谓的“泥豆”是我们的老朋友花生先生的另一个绰号。不过吃起来的确很有异国风味，而且每一个服务员都笑容满面。我点了杯猴面包树汁，听起来比泥豆更带异国味，别问我喝起来是什么滋味，因为他们卖完了。我只好点了柠檬水，喝起来就像柠檬水。

我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没在大堂里看到哪个老朋友——除非你把前台服务员算进去，也就是差不多八小时以前为我办理登记入住的家伙。我过去要了钥匙，顺口提了句他轮的这一班好像挺长的。

“从中午到半夜，”他说，“我本应该八点下班的，可是保拉今晚有场表演。她是魔术师，今晚要去单身派对表演。”

“单身派对找魔术师？”

“她要裸体演出。”

“哦。”

“我以前试镜的时候她帮我代过班，很高兴能还她这份人情。只希望她半夜能出现，要不然我可能要在这儿困到四点，一直等到查理上班。”

“然后明天中午再来上班？”

他点了点头，往前趴下来，胳膊肘支在柜台上。给人一种柔若无骨的感觉，让我想起漫画书里的塑胶侠。“对，不过我八点交班，所以也没那么糟。”他皱了皱眉。“我知道你的房间在四楼，可我不记得房间号码了。”

“四一五。”

“是小房间。希望你还满意。”

“还满意。”

“一两天以内我也许可以帮你换到大一点儿的房间。”

“不用麻烦了，”我说，“我只打算在这儿住几个晚上。”

“当初我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一晃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他伸出手指，用指尖抚平一边的眉毛。“从那时起就在这个城市，一直待到现在。我在这儿住了……唔，七年左右。当初奥利芬特先生需要找人填补前台的空缺，他跟我收房租的时候非常宽容，当时我已经拖欠了三四个月，所以我就替补上去，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直做了下来。你知道吧，我是个演员。”

他之前提到了试镜，所以这话我听了并不惊讶。而且这也解释了他的英国口音为什么会忽隐忽现。

“我叫卡尔·皮尔斯伯里，”他说，“你也许看过我的舞台表演。”

“我刚才就在想，你很眼熟。”

他跟我讲了几出他演过的戏，都不在百老汇，然后又说我应该没看过，因为我不是本地人。“不过你可能在电视上见过我，”他提示我，“几年前的普拿疼 [1] 广告里，我演那个航空公司的售票员。我还在《法律与秩序》里演过小角色。当然，你知道他们都怎么说。不怕角色小，只怕拿钱少。”

“这个说法挺好笑。”我说。

“你觉得好笑？这句台词是我自己想的，而且我很喜欢，不过不是人人都懂。有可能是我讲的方式不对。我在几家夜总会做过脱口秀表演，笑料还不错，不过我必须承认，大多数时间，观众的反应都很冷淡。我觉得我的表演大概不是非常好笑。可能有些奇怪的幽默感，不过没办法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奇怪的幽默感，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偶尔冒出几个字让谈话进行下去——他对我的要求也仅此而已——其余的他全包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自己，所以就算我曾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个演员，他也成功地打消了我的怀疑。不过他也谈到了酒店，说在此工作、生活就像成了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的一员——虽然这个不健全的家族里都是疯姨妈和怪叔叔。

他让我怀疑自己搞不好也会成为永久住客，把三天的入住时间延长为几十年。或许我偶尔还会亲自坐镇前台，向入住的客人们倾吐我干这行只是权宜之计，主要还是在等本职工作（即私闯民宅）有所突破。

等我终于抽身和他道别的时候，得到的帕丁顿酒店相关资料已经远远超过所需，而我拿到的关于卡尔·皮尔斯伯里的一手资料更是已经超过任何人所需。他祝我一夜好眠，我则希望他的接班人能准时现身，然后我便一把抓过钥匙，向电梯走去。

那个紫色信封，我注意到，已经不在六○二房的信箱里了。

房间和我离开时一样，小熊仍然站在壁炉架上。我朝它点了点头。我还没准备好要跟这家伙说话，不过也没办法完全不理它。

关于安西亚·朗道我知道些什么？嗯，我知道她是文学经纪人。她做这行已经半个世纪了，这段时间她都住在帕丁顿酒店的一间套房里读稿，通过信函和电话来处理事务，和偶尔出现的客户碰面。近几年，她的生活变得更加隐秘，绝少踏出门外。因为我用紫色信封玩了个小花招，所以知道了她的房间号码。如果我想见她，六○二房间便是我要去的地方。

不过我不想见她。我只想看看她的房间，而且希望房间里没人。

某些窃贼对于登门造访时主人在家这种事毫不在乎。的确，我就认识这么个家伙，他说除非有把握住户都在家里睡觉，否则他绝对不会闯进去。如此一来，他解释说，你就无须担心他们会在你动手时回到家，当场把你逮个正着。

他跟我讲起这事时，我们都是政府的客人，所以接受他的忠告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他人还算不错，只是能谈的话题范围稍窄了点儿，不过你能在牢里碰到的小伙子大都是蠢汉无赖之流，所以离开他们就跟离开监狱一样求之不得。我获得假释时，他们警告我不要跟登记在案的罪犯来往，这种提醒其实是多此一举。）

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闯空门。你可以说我是天性孤僻。我曾经试过当主人在家睡觉时闯进去——无意或是不得已——我必须得承认，我恨透了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我从来不会弄出多大动静，离开时会尽量保持屋内原貌，不过“做客”时我总喜欢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的感觉。有人在隔壁房间睡觉的话，显然不容易感到宾至如归。

不过我可能没有选择。据我所知，安西亚·朗道不常出门。就是因为她足不出户的习惯名声在外，我才会花上六百多美元拿到一把房间钥匙。如果能趁她白天出门时闯进去的话，我会很乐意和酒店的安保措施放手一搏。午餐前后要偷溜过前台其实并不困难。我有各种即兴策略让自己隐形，或者让自己看起来就像这里的一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里玩过各种花招：假扮送货员，会见另一名房客，或者只是拿着一个记事板摆出官员的派头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看起来鬼鬼祟祟。如果你偷偷摸摸地进去的话，全世界的人都会偷偷摸摸地跟在你后头，然后用不了多久，法律便会伸出长长的手臂揪住你的领子。不过如果你摆出一副正在做你该做的事的派头，你猜怎么样，他们就会双手奉上前门钥匙外加保险柜的组合密码给你。

这一套我是从嗨叔叔那儿学来的。嗨叔叔的名声一向很好。有一次，他结束公务旅行正要回家，看到一个登机口前的柜台上挂了个电子标志牌，正在为某家航空公司打广告。（是布兰尼夫航空，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当时我在念高中，不过当时在任的是哪位总统我就不说了。）

嗨叔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谢尔顿，喜欢收集标志牌，用来装饰他的房间。我还记得有个绅士花生的标志牌，花生老先生倚在墙上，龇牙咧嘴笑得就像斯蒂芬·金 [2] 笔下的怪物一样。（我想，在西非他可能会被称为泥豆先生。）不过这个标志牌展示的是一架飞机还有一棵棕榈树，大大赞扬布兰尼夫开往加勒比海的班机。嗨叔叔对它一见倾心，觉得摆在谢尔顿的房间里效果一定不错。

所以他便绕过转角，回到他自己那班飞机的休息室，放下行李箱，解开领带，脱掉夹克，卷起了袖子。

然后他回到布兰尼夫的柜台前，手里捧着本便携记事簿。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不过他径自走到最前头，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给乘客发放登机牌。

“就是这个标志牌吗？”他质问道。

她当时一脸茫然，要不就是请他再说一遍或者变得结结巴巴的。反正就是那种反应。

“这边这个玩意儿，”他指过去说道，“就是这个标志牌吗？”

“呃，我想是吧。”

“嗯，”嗨叔叔说，“就是这个。”然后他便把标志牌从挂钩上拿下来，年轻女子也放下手里的活儿帮他忙活。他把东西塞到腋下，走回他放外套和行李的地方。外套和行李都安然无恙，没人碰过。（身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嗨叔叔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都是正人君子，而且很少对此失望。）他把标志牌塞进行李箱，撸下衣袖，系上领带，穿好夹克外套，等着他的航班登机广播。

那个标志牌在谢尔顿的房间里的确耀眼夺目，等他长大以后，重新布置房间，撤下花生先生和他的朋友，换上《花花公子》的比基尼美女的时候，布兰尼夫的标志牌还是保留了下来。风格很一致，谢尔顿说，你能想象出那些漂亮宝贝躺在棕榈树下，啜饮着菠萝鸡尾酒，展示她们全身古铜色皮肤的景象。你甚至可以想象她们就是布兰尼夫的空中小姐，为你奉上咖啡、茶，或者牛奶，还有你想要的其他东西。

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谢利 [3] 现在是医生，他的候诊室里挂着的是医疗保险公司的标志牌，绝没有人会偷。嗨叔叔如今已经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的庞帕诺比奇，忙于收集折扣券、打高尔夫球以及不断增加他的邮票收藏。我每次偷到邮票都会想到嗨叔叔。他收集英联邦邮票，这些年来我偶尔会发现我认为他可能用得上的邮票，比如稀有的维多利亚临时邮票或者爱德华七世高价邮票，我在寄给他时都会附上字条，解释说是在旧版狄更斯的《马丁·翟述伟》里发现的。如果嗨叔叔怀疑过邮票来源也许不够正当的话，他可是谨守绅士风度，从没提过，而且也太过热衷于收藏，没把邮票退回来。

我是家族里唯一的败家子，有时我也会奇怪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罗登巴尔和格莱姆斯两家都有杰出人物可以做我的榜样，我怎么会永远无法抑制住自己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欲望呢？

一定是基因突变，有时我会这么想，某个染色体发了疯。不过我一想起嗨叔叔，就又觉得奇怪了，看他这一生，你会发现他可是个正直的生意人，诚实可靠、奉公守法。可是某天下午在某一座机场里，他却展示出了骗子般丰富的想象力和飞贼的胆量。如果早年出了什么事，把他朝错误的方向轻轻一推的话，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人呢？

当然，我倒也不认为他会有我这样开锁的才华，这可是天分。不过只要受过一点儿训练，任何人都可以精通各种锁，学会如何把它们打开。

如果嗨叔叔可以拿起邮票镊子，他自然也能处理开锁工具。谢尔顿是外科医生，自然能把本行技巧应用到雷布森、西格尔、费切特和普拉德 [4] 等人的造物上。要是他们年轻时猛地打了一个左转弯，随便我哪个亲戚都有可能步上歧途。而且要是他们做了贼，我敢打赌，铁定一个个都他妈棒得不得了。

结果呢，他们全都成了模范公民，而我则是已经准备好了，要闯进一个老太太的酒店房间里。

你能想象这件事吗？

安西亚·朗道的名字在分类电话簿上的文学经纪人一栏里。我用外线给她打电话，号码拨了一半，我猛地挂断了电话。如果打她的私人电话，必然会留下通话记录，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后果。

我拨了七，然后拨六○二。挂断前我让电话响了六下。

真的这么简单？真的这么走运？她真的外出吃晚餐，或者看戏，或者去拜访朋友了吗？

看来有可能。我留给她的信封已经从她的信箱里消失了，这就表示她可能下楼取过信。（同样也可能是卡尔或者哪个酒店员工把信送到了她门口——孤僻的房客享有这种待遇绝非不可能。）

就算她是亲自取信，也不表示她没有出去转一圈，而是直接回房去了。不过她现在没接电话，所以有这种可能，不是吗？

也许她已经睡熟了。现在还不到九点，对于我认识的大部分人来说，时间都还早，不到上床睡觉的时候。不过我怎么会知道安西亚·朗道的起居时间呢？说不定她有午睡的习惯。说不定她习惯傍晚就睡下，然后熬上一整夜。上年纪的人都睡得很浅，只要电话铃响就可以惊醒，可谁能保证朗道女士不是个例外呢？也许她习惯以速可眠配伏特加来迎接墨菲斯 [5] ，所以地震也叫不醒她。

也许电话铃响的时候她正在浴室，无法及时接电话。也许她正在看电视，而且看《宋飞正传》的时候从不接电话。

也许我应该再试一试，我把手伸向话筒，又及时制止了自己，在我的手有可能惹祸上身之前把它抽了回来，放在腿上。我已经拨过她的号码了，没人接。那我现在是在干什么？拖拖拉拉以便在酒店待足三晚，免得付出的房费不划算吗？我可等不来她绝对不在房间里的保证，好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自由进出。如果需要保证的话，我算是入错行了。

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1] 普拿疼（Excedrin），一种止痛解热剂。

[2]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　），美国作家，被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

[3] 谢尔顿的昵称。◇◇◆◆谢尔顿的昵称。

[4] 雷布森、西格尔、费切特和普拉德皆为锁的牌子。

[5] 墨菲斯（Morpheus），希腊传说中的梦神。

4

帕丁顿有一道单向楼梯，通向楼梯的逃生门上挂了个牌子，上面解释说，此楼梯和蟑螂屋的设计恰恰相反：客人可以出去，可是无法走回头路——想回自己的房间得一路往下走到大堂才行。

才怪。

我走进楼梯间，向上走了两截楼梯。五楼的楼梯转角处有个架在墙上的消防水龙带，附着笨重的大号黄铜喷嘴，他们还真选对了地方摆放这玩意儿，因为整个楼梯里满是烟味。显然，至少有一个酒店员工习惯躲进楼梯大抽一通，如果旁边有个易燃物的话，搞不好早就起火了。不过这儿除了金属楼梯和白灰泥墙之外什么都没有——除非你把消防水龙带也算在内，可你从没听说这种东西着过火，对吧？

到了六楼，我把耳朵贴在门上，确定除了自己的心跳外没有别的声音之后，我便掏出工具摆弄起来。真没什么复杂的，一小截弹簧钢片弹回弹簧锁，我便踏上了六楼走廊，身上一半的毛孔都流淌着自信与得意，然后便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人，她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

“晚安。”她说。

“晚安。”

哦，到目前为止，今晚尚安。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看到她也不会影响到这种安宁。她身材高挑，肤色如同掺了大量奶精和糖的咖啡。她的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窄，颧骨高耸，下巴挺翘，头发编成了非洲式的小辫。我通常觉得这种发型很滑稽，不过现在看起来却很完美。她在衬衫上罩了件短外套，衬衫下是一条裙子。猩红色外套，金丝雀黄的衬衫，裙子则是宝蓝色，这种配色听起来挺俗气，不知为什么实际上倒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事实上，这套配色的感觉还真是熟悉。安全的搭配，虽然我想不出原因何在。

“我想我们应该没见过吧，”她说，“我叫艾西斯·戈蒂耶。”

“我叫彼得·杰弗里斯。”

见鬼，我想道。这可是我第二次搞错了。我叫杰弗里·彼得斯，不叫彼得·杰弗里斯。我怎么连自己的名字这么简单的事都记不得？

“我敢发誓，”她说，“你刚才是从楼梯那头的门里走进来的。”

“是吗？”

“没错。”她说。我当天下午在大堂见过她，但没仔细打量，想不起当时她穿了什么，不过我敢说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光彩夺目。而且，那时我连她眼睛的颜色都没注意到。我现在注意到了，是矢车菊的蓝色，这就表示，她不是戴了隐形镜片，就是基因变异。不管是什么原因，效果都非常惊人。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如此不同凡响的女人了，我只能期盼上帝让电梯快来，把她载出我的生活。

“那些门是自动上锁的，”她继续说，“从走廊这边可以打开，楼梯那头是打不开的。”

“戈蒂耶，”我沉吟说道，“法国姓，对吧？”

“对。”

“有个作家，泰奥菲勒·戈蒂耶。《莫班小姐》 [1] 是他的著作之一。你们该不会是什么亲戚吧？”

“我敢说他一定是，”她说，“某人的亲戚，不过不是我的。你是怎么从楼梯那边走进来的呢，杰弗里斯先生？”

“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我说，“趁门关上以前在锁孔里塞了些纸。这样就可以再回来了。”

“纸还塞在锁里吗？”

“没有，我刚才抽出来了，所以门就可以按它原先的设计继续履行它的职责了。”

“想得真周到。”她说着，露出了一个温暖的微笑。她的牙齿白得发亮，嘴唇丰满。我有没有提过她的声音低低的，有点儿沙哑？她几乎是接近完美了，我真巴不得不要再见到她。

“为什么，”她似乎非问不可，“你会想到要用楼梯呢，杰弗里斯先生？”

“用不着这么正式，”我说，“叫我彼得就好。”

那就叫我艾西斯吧，她应该这么回答。不过她只是咬住了那个问题又重复问了一遍。所幸这时我已经有了答案。

“我想抽烟，”我说，“我住的是无烟房，又不想破坏规矩，所以就躲到楼梯里抽一支。”

“正是我需要的，”她说，“能给我一支吗，彼得？”

“我刚抽完最后一支。”

“哦，真可惜。我看你抽的大概是超低尼古丁的牌子吧。”

她这么问是想干什么？

“因为你闻起来根本没有烟草味，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不觉得你躲进楼梯间是去抽烟。”她闻了闻空气，“事实上，”她说，“我怀疑你恐怕很多年都没抽过烟了。”

“被你抓住了。”说着，我露出了一个令人解除敌意的笑容。

她似乎像密歇根民兵团一样难以解除武装。“真的吗，”她说，“到底是抓住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在楼梯那头做什么，杰弗里斯先生？”

该死，我想。刚刚到了只称呼名字的阶段，现在又变回杰弗里斯先生了。

“我来找人。”我说。

“哦？”

“住在另一层的某个人。我想谨慎一点儿，因为我的朋友不希望有人知道我来。”

“所以你才走楼梯。”

“对。”

“因为如果你搭电梯的话……”

“楼下的卡尔可能会在闭路电视上看到我。”

“概率很小，”她说，“再说他看到了又怎么样呢？”

“或者有可能在电梯里碰到什么人。”我说。

“结果你碰上了我。”

“没错。”

“在走廊上。”

“是啊。”在等该死的电梯时碰到了，我想道，而且电梯显然根本不动，因为到现在他妈的怎么还没到。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哦，我不能说。”

“嗯，不错，”她说，“你是个绅士，这年头绅士可真少见。男的还是女的？”

“我觉得应该很明显吧，”我说，“你刚才说了我是绅士，我也告诉了你我的名字，所以我当然是男的……哦，你是说我的朋友。”

“真聪明。”

“我的朋友是女的，”我说，“而且有关她的事恐怕我只能讲到这里。哦，瞧。你的电梯来了。”

“也该来了，”她说，但没有要进电梯的意思。“有时候等个没完。她是长期住客吗？或者只是小住一阵？”

“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她应该是长期住客，”她说，“不然你们或许会合租一间房。而且她可能是自己单独住，不然你们俩应该会在你的房间见面，而不是她的。”

“该我问你一个问题了。”我说。

“事实上，你已经问过了。你刚才问我，你的朋友是不是长期住在酒店里，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区别吧，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因为如果你有心致力于此的话，也许会是个出色的私人侦探。”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她说，“很有趣的想法。晚安，彼得。”然后她便踏进电梯，电梯门随之合上了。

所以她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还是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其他事也是一无所知。不过至少我们又回到了称名不道姓的阶段。

六○二房间的门下面没有灯光透出来。

这说明灯的确熄了，而我则弯下腰，眯眼凑近锁孔，仔细检查了一遍。灯熄了，电话响过没人接，这意味着什么？她不是出门了，就是睡得很沉。不然，或许我刚才打电话时她正在浴缸里，而现在她正坐在一片黑暗里，孤独地回忆着她过去发掘的作家和打败的编辑。

放弃任务吧，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我，及时止损，拔腿快跑，起航拉锚，抬起屁股，趁还来得及，快跑吧。

我竖耳倾听那个静悄悄的声音，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为何不乖乖照办呢？

为什么不呢？安西亚·朗道永远都在那里。她又不可能去别的地方，而她收集的信件也一样。今晚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为什么？另外一个声音反驳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连这么简单的盗窃工作都要拖延。照这样下去，没过两天，你就会每逢阳光普照的早上都不开店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书店里。要不就是碰上下雨天，你磨磨蹭蹭地不想出家门。拖延是偷时间的贼，更可怕的是，它也是危险的恶习。任性也一样，它们当中不管哪个都会得寸进尺，接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在有任务的晚上喝起酒来，因为一时冲动而乱闯公寓，像坐牢一样待在没有客房服务的破酒店里，连只泰迪熊都没有。

这话听起来夸张吗？唉，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良心。我的良心从来不懂得轻重缓急，也没学会举重若轻。这个良心很拘谨，是我心里一个尖厉的小声音，我真不敢开口让它闭嘴。

我敲敲安西亚·朗道的门，声音不算大。没有反应，我又敲了一次，第二次还是没有人应门，我便迅速向周围看了一圈。没有艾西斯，感谢上帝，什么人也没有。

我可以用我的房间钥匙试一试。总有几把相同的——拥有一千个房间的酒店可不会打制一千把不同的钥匙——不过我连这点时间也没浪费。我的开锁工具派上了用场，而且几乎跟真正的钥匙一样快。

门无声地在铰链上缓缓打开。里面又黑又静。我闪身进去，把门在身后关上。然后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黑暗。我觉得它们应该是在适应，不过很难说，因为我还是一件该死的东西都看不到。此处显然安装了遮光帘，显然她已经拉上了帘子，显然那该死的帘子没被虫子蛀烂，因为我能看到的唯一亮光就只有门底那道窄缝。

我抽出袖珍手电筒，用那束狭窄的光扫过屋内——从我刚才破解的那道门开始。我很高兴看见门上有一条链锁——而且没有拉上，这个迹象进一步表明屋子里只有我自己。如果她已经上了床，很可能会把它锁上，那我就得回四一五房间休息一晚。（倒不是因为链锁会造成多大的障碍。强壮的贼猛地一推就能撞开，用切锁刀也能破解；机灵点儿的则可以把螺丝拨开，不造成损伤，也不留下痕迹。）

在碰到屋里的任何东西之前，我先把屁股口袋里的塑胶手套拿出来戴上。然后我便锁上门，拉上门链，四处仔细看了一遍——或者说，在袖珍手电筒的光下尽可能仔细地看了一遍。我所在的是用作办公室和客厅的房间，两面墙边排满了书柜，第三面墙边摆着档案柜。书柜顶着天花板，而在档案柜的顶部，我看到了几十张裱在黑框里的照片和信件。

这就是安西亚·朗道工作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她坐在书桌旁抽烟（烟灰缸里高高地堆着烟蒂），喝咖啡（她十二盎司的马克杯上写着：“让我休息一下”），用烟头烫电话线。而且我也可以想象，她坐在安妮女王式靠背扶手椅上，两脚搭在配套的矮长椅上翻阅手稿，背后亮着一盏漂亮的阅读灯。手稿中一定包括了格列佛·菲尔伯恩早年的作品，从他惊人的处女作《无名之子》，到最后一本由她代理的书《牺牲的天分》。

告诉你吧，我还真觉得非常刺激。不过其实每次都一样，只要我让自己进入别人的住所或者办公室，通过所有旨在防范本人入侵的措施之后，一定会有这种感觉。行窃所得可以支付我的房租，确保拉菲兹的猫粮不断，不过对我来说，这可不仅是用来糊口的活儿。这是召唤，这是神圣的天职。十三四岁时，我第一次钻进某个邻居的牛奶滑道时感受到的刺激还未完全消失，而且，每次闯入私人空间我都能重新捕捉到那股狂喜。我天生是贼，上帝助我，而且我乐在其中。我一向都是个贼，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不过，即使以合法的形式被这个房间的住客迎进来，我也会惊喜交加。和所有满怀心事的美国半文盲青少年一样，我也曾沉迷于《无名之子》中，被这本书彻底洗礼，认定书中饱受折磨的主角阿切尔·曼纳林是我无法见面的终生挚友，相信那个冗长的故事是他讲给我一个人听的。

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那时还很年轻的安西亚·朗道念了《无名之子》的开头几页，马上发现这是美国小说再次崛起的重要声音。她一口气看完此书，中途给某个出版商打了一通电话，表示她手上有本书，他一定要读一下。

剩下的就是出版界的历史了，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就在这个房间里。

这是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许多人都戒了烟，而且，这种嗜好在许多公共及私人场所都遭到禁止，所以我还真不习惯闻到烟味。嗯，在路上是偶尔会闻到飘来的烟味，饶舌酒鬼里也总有几个人吞云吐雾，不过这里可不一样。安西亚·朗道自从住进来的那一天就开始吸烟，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何况，她可从没躲到楼梯间里，她就待在家里像只烟囱一样猛抽。

如果我再碰到艾西斯·戈蒂耶——上帝保佑还是免了吧——她可不能张着鼻孔指认我不抽烟了。很难说我的衣服到底吸附了多少烟味——因为现在我就站在烟雾之中——不过看来是不可能不沾烟味就逃出去了。

混在烟味里的还有另一个味道。两种味道完全不同，却似乎来自同一个地方，而且我虽然觉得另一种味道非常熟悉，却又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

不过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拼命嗅着味道，活像一只把头伸出汽车窗外的狗呢？行窃固然刺激，不过如果被当场逮到的话，满足感可是会大打折扣。

我直接走向第二个档案柜，标出F—G的顶层抽屉没上锁。我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迅速翻过档案夹。有两份装满资料的E档案——佛斯特·伊文以及奥利佛·伊斯力，接着是F开头的高登·费迪曼，以及朱利安·法夫纳。如果这些人是作家的话，我想道，他们可没有出名的成功作品，因为我一个都没听说过。然后便是罗伯特·克兰·法梅尔，这个人我知道，我的特价书桌上还摆了他的一本书。除非有人把那本书买下来或者偷走了，不然它应该还在那里。

我继续搜索，因为搞不好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档案就在里面，只是放错了位置，不过没找到，而且我也不太惊讶。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对吧？

想翻出菲尔伯恩的档案得多费些神查找才行，我便做了或许一进来就应该做的事。我摸到了卧室，确定这间套房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

卧室门开了一条几英寸的缝。我缓缓推开门，走进去。这里的窗帘也拉上了，我的手电筒已经关上，所以房间里就像母牛的肚子里一样漆黑一片。和套房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间也弥漫着刺鼻的烟味。

烟味遮住了其他味道——晚霜、扑面粉和古龙水组成的味道。而另外那股异味在此处越发明显。我皱起了鼻子，仍然无法断定那是什么气味。

也许菲尔伯恩的档案就在床头柜上。我希望这个念头是真的，当然——我想一把抓起档案尽早走人——不过这个愿望也并非遥不可及。朗道很可能坐在床上，一边啜饮热巧克力，一边凝神细看她最知名的客户寄来的信。她有可能用记忆取暖——不然就是用想起那些信札即将带来的钱来取暖。

我很肯定此处空无一人——我没听到呼吸声，没发觉有人——尽管如此，我在打亮手电筒前还是用另一只手遮住了光源。

然后急忙关上了，我在枕头上看到了一颗长着白发的脑袋。

我静静地站着，屏住呼吸，专心倾听是否有任何声响证明我打扰了她的好梦。我听不到一丝声响，便倒回卧室门口，踮着脚尖，踩着碎步，诚惶诚恐地不发出半点声响。如果档案就在她的床头柜上——只不过我没看见，而且连她是否有床头柜都没注意到——如果真的在那儿的话，那就让它留在原处吧。我可不打算冒险吵醒这位女士。要是她睁开眼睛看到我的话，有可能被我活活吓死；如果她放声尖叫，我可能会被她活活吓死。

回到另一个房间后，我走向书桌，开始主攻抽屉。总共有七个，两边各三个，中间一个。我一一打开，直到找到上锁的那一只。值得上锁的抽屉通常恰恰是最值得费事撬开的那一个。

书桌抽屉的锁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挑战。如果灯光昏暗，你又戴着手套，而且不想制造一丝声响的话，是会麻烦一些，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小事一桩。

我希望里面最好没有枪。上锁的书桌抽屉里通常可以找到一把手枪，如此一来，如果屋主需要自卫的话，他就得从钥匙放在哪儿开始找起。

我对枪从来没有好感，尤其讨厌藏在书桌抽屉里的枪。它们放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方便主人枪决小偷，我对这一点不敢苟同。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恨得牙痒痒。

我打开抽屉，没在里面找到枪，不过也没找到菲尔伯恩的档案。我关上抽屉，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把抽屉锁好，不过这次我没有。我把其他抽屉打开又关上，只是迅速瞥了一眼里面的东西，没有找到菲尔伯恩的信件，也没找着什么枪，而且——

火药。

我闻到的正是这种味道。火药，无烟硝化甘油，随你怎么称呼。我闻到了你在刚刚发射过子弹的房间里会闻到的那种味道。我终于闻出来了，刚才在卧室里的味道还要更浓，我也没听到呼吸声，可是以她抽烟的量来说，她的呼吸声应该很响。我又回到卧室，这一次我比较在乎速度，而不是声响。我直接走到床边，还是听不到呼吸声，在这种距离之内，就表示根本没有声音可听。

我伸出一只手去摸她的前额。

她死了。虽说不是正常体温华氏九十八点六度，但也没降到室温。她没死多久，不过我在触摸到她以前也已经猜到了。如果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的话，我在这个小房间里闻到的可就不仅是硝化甘油和烟味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唠叨着，我不是说了让你放弃今晚的任务吗？我不是说了要你赶紧拔腿跑吗？可你听进去了吗？你有哪一次听进去过吗？

我现在是在听，不过不是在听心里的声音。我在听房间外面的声音，走廊上的声音。我可以听到脚步声，而且必须要很多只脚才能发出那种声音，而且一定是扁平足 [2] 。我还听到了人声，听到有人在敲门喊叫。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不过我觉得不会是我想听的话。

这时有人正在猛敲我的门——呃，朗道女士的门——喊着“警察！”还有“开门哪！”我早就知道是警察，开门可是我最不想干的事。

我拉开窗帘，往窗外看去。没有逃生梯，街道在下面很远的地方。

我听到锁孔里的钥匙声，卡尔的万能钥匙，然后锁便转动起来。等门开了个缝时，我还在卧室里，链锁挡住了他们，我藏在拉下的窗帘后面摸索。啪的一声，我推开窗户，感谢老天以及圣狄司马斯 [3] ，外面有个逃生梯。

我爬上梯子，正当我把身后的窗户关上时，只听见他们哗啦一声破门而入。

[1] 《莫班小姐》（Madmoisell de Maupin）为戈蒂耶的长篇小说。

[2] 此处原文为flat feet，直译为扁平足，英语中指警察。

[3] 圣狄司马斯（St.Dismas），《圣经》中的善贼。

5

我没在逃生梯上等待时机。一路经过四楼和五楼亮着灯的窗户，亮着灯不一定表示里面有人，不过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去凑近观察。我继续走，直到在三楼找到一个漆黑的房间。窗户关着，不过没上锁，于是我便开了窗，从窗台上爬进去，在身后拉上了窗。

我拉上窗帘，打开灯，花了点儿时间喘口气。这个房间住了客人——根据化妆台上的那排化妆品来看，房客是女性或者男性易装癖者——不管是谁，她已经出门去找乐子了。除非她突然思乡病发作要径直奔向机场，不然迟早会回来的。所以我不能在这儿无限期地耗下去，不过眼下，我可以安枕无忧。

安枕无忧，而且是在别人的卧室里。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的第二天性——四处寻觅可偷之物。我刚刚非法进入这个领地，很显然，我不属于这儿。但既然人在这里，何不顺手拿点儿什么呢？

譬如说，项链和耳环。

如果我不该偷的话，它们又为什么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呢？我是说，它们就搁在化妆台第二个抽屉，塞在胸罩和内裤底下掌心大小的珠宝盒里。呃，也许这不完全叫光天化日之下，不过……

每只耳环上都大大方方地镶嵌着一枚一克拉左右的红宝石，周边镶着钻石碎片。项链上的红宝石更大——我猜有三四克拉。哇，这一圈红宝石真像假的呀！但我手边没有珠宝商的眼窝放大镜，也没时间仔细瞧，不过依我看，它们应该是真品。颜色很漂亮，没有明显的瑕疵。而且是镶在黄金上，至少有18K，或许是22K也说不定。

如果是赝品的话，这些宝石应该会更大。再说，谁会把假红宝石镶在足有22K的黄金里？对我来说足够真了，若真如此，今晚就还算小有收获。

毕竟，我有笔投资需要回报。我用了不止六百美元付房费。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不见了。有人抢先我一步，而且还杀了那个女人以便拿到信。我今晚过得很糟，而且这一晚还没过完，所以为何不抓住机会捞点儿小利呢？

可话又说回来，我即将穿过挤满警察的大堂。我是登记在册的客人，把钥匙丢上前台走出大堂并不会引起怀疑。我的行李大可留在四一五号房间，直到酒店的女服务员打扫房间时帮我一一收起来。我也许在袜子和内衣上遗留了几个指纹，不过那又怎么样呢？谁会不辞劳苦地在空房间里撒灰找指纹呢？再说，帕丁顿酒店的客房整理一向漫不经心，他们搞不好还会找到一整套，从我一直追溯到斯蒂芬·克兰。

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做？把红宝石摆回原位，就这么丢下它们吗？

我朝它们看了最后一眼，叹了口气，然后咔嗒一声关上盒子。这样大小的盒子轻轻一滑就能掉进口袋，难道这不是在明显地暗示什么吗？

应该是的。

我出了房门，感谢上帝，走廊里空无一人。我走过电梯，取道楼梯。走到最后一截楼梯下面，我穿过一道没上锁的门，步入挤满了人的大厅，其中很多都穿着蓝色制服。其他人则是平民，想在此处闲晃，直到弄明白这一切骚乱的原因，一些巡警在敦促他们赶快离开，让他们别多操心了，管好自己的事。这正是我的计划，而我自己的事便是赶快逃跑。

我既没有偷偷也没有摸摸，尽可能地闲庭信步，一手攥着房间钥匙，往外走时经过前台，然后——

“就是他！”

我上回听到那个声音——低低的，有点儿沙哑——的时候，觉得它既讨厌又诱人。现在，那个声音提高了很多个分贝，语气急迫。声音的主人——大胆三原色的图案——距我只有几码之遥，正举着一根手指指向我。

“我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他，”她继续说，“他在六楼鬼鬼祟祟的，从一道锁着的门里走出来，而且又说不清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撒了一个接一个的谎。”

而你今天下午走进大堂，我想着，和你一起的那个男人老得可以当你爸爸，虽然我有理由相信他不是。可我把这件事四处张扬了吗？

她的蓝眼睛亮了。“他的名字叫彼得·杰弗里斯，”她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怀疑那不是他的真名。”

“差不多了。”卡尔·皮尔斯伯里说道，带着一点儿我先前没注意到的南方口音，然后我才想到，他是为了这种场合特意装出来的，就像上台表演一样。“他有入住登记，”他继续说，口音很有说服力，而且丝毫不让人感觉夸张，“住在四一五号房，名字叫杰弗里·彼得斯。”

你染了头发，我想道，而且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可我说过半个字吗？

“你们两个都搞错了，”一个我认识的声音说道，“这一位与本案无关，不过如果他在这儿入住的话，那就有嫌疑了，因为他在西端大道有个很不错的住处。这一位不是别人，正是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纳德。怎么了，伯尼，不打算打个招呼吗？”

“你好，雷。”

“‘你好，雷。’听起来一点儿都不真诚。”

“我很真诚啊。”

“哦，好吧，说得也是。你不会很高兴见到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不过总比看到哪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要好吧。咱们现在就去市中心给你按指纹，然后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请他去帮你办理保释手续，咱们迟早能把事情弄明白。每次都能，对吧？”

“雷，”我说，“你没理由把我送去警察局。”

“你是在开玩笑吧，伯尼。”

“戈蒂耶小姐说我没办法交代我的行踪，”我说，“有法律规定我必须交代吗？必须跟她交代吗？我可没问她在六楼干什么，她又有什么权利问我呢？”

“我住在那儿。”艾西斯说。

她那身打扮的配色看起来真眼熟——倒不是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在六楼走廊看见过。我一眼瞥见壁炉上方那幅霍瓦特的画，才恍然大悟。她的裙子和它的帽子是相同的蓝色，她的短外套和它的小外套相配，而她的衬衫和它的威灵顿靴子是一样鲜亮的黄色。不可思议，而且她的肤色虽然和它毛皮的棕色不完全相同，却也非常相近了。

“只因为我以往的记录，”我说，“再加上你从来不相信我已经改邪归正——”

“你没有，”雷说，“一分钟也没归正过。”

“——你就以为我在那儿鬼鬼祟祟地要偷什么东西。好吧，就算我有过那种打算，你也不能因为某个人起了贪念，就把他吊死或者送进监狱吧。我什么都没拿，身上也没带盗窃工具。你不必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搜身。”

“会的，”他说，“等我们把你送到警察局以后。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伯尼。”

“搜的时候，”我说，“我保证你什么都找不到，这一点你也大可放心。不过你到底已经掌握了什么呢？我刚好住在我登记入住的酒店里，这算是什么罪名呢？”

“你登记的是假名。”

“那又怎么了？除非我想骗酒店老板的钱，用假名登记可不能算犯罪。我已经预先付清了现金，雷。如果你打算白住，你通常不会事先付钱吧。这一点我是清白的。”

“要知道，”他说，“你还真会帮自己洗清罪名呢，伯尼。你真他妈的是个天才啊。如果只是有人举报说看见你鬼鬼祟祟，如果你真的没有随身携带撬锁工具，身上也没有赃物的话，我也许只能放你走。不过，六楼有个房间里死了个女人，而且看起来是死于他杀，而你正巧被人看到出现在六楼，所以，你说这会让人怎么想呢？”

“会让人觉得此事纯属巧合，”我说，“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只想回家。你没理由扣押我，我对自己的权利一清二楚。”

“你当然清楚，”他说，“也该清楚了，你都听过多少次了。不过以防你的记忆生锈，我还是再念一遍吧。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明白吧？”

“雷，我——”

“嗯，你很明白。你有权聘请律师。你明白吧？嗯，这一点你也了解……”

6

我想我应该从头讲起。

事情发生于一个星期之前——在一个人人向往的完美秋日午后。纽约经历了漫漫长夏的折磨，一直被一层残酷的热浪笼罩着，刚刚被一股从加拿大吹来的清凉空气拯救出来。

当然了，我的店里装了空调，所以就算天热得像地狱一样，这里也不至于太糟。只不过，虽然店里还算得上舒适，但热浪的确可以降低大众逛书店的热情，所以一个星期以来，生意都很萧条。

凉爽的天气把泡书店的人带回店里。书店从开门起就有人光顾，而且每隔一阵就有人买本书。我对此当然很高兴，不过就算没有生意上门，我也不能说自己真的在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我不在店里。我正身处几千英里以外委内瑞拉的丛林里，和勇猛无畏的雷德蒙·欧汉隆 [1] 在一起。

更清楚地说，我是在念关于寄生鲇的书，这种动物又叫牙签鱼，是一种寄生在大型鱼类的鱼鳃以及排泄物中的小型鲇鱼。我读过欧汉隆早期的书《进入婆罗洲的心脏》，所以在一大袋书里发现《祸不单行》时，便把它抽出来，打算看完以后再上架。

我正在读这本书，坐在我认为专属于书店的怡人宁静之中。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我抬眼看向这只手的主人，是个女人，身材窈窕，黑头发，二十八九岁，鹅蛋形的脸上挂着一张写满关心的面具。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不过你还好吧？”

“很好啊。”我说。看来她没能打消担心，而且我知道原因所在。就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我的声音缺乏说服力。

“你好像……很焦虑，”她说，“好像有点神经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发出的那种声音。”

“我发出的声音？我没注意啊。可能像说梦话一样吧，我猜，只是我没睡着。”

“是的。”

“这本书我看得太投入了，搞不好就像在睡觉一样。我发出了什么声音？”

她侧过脸，我才发现她是个非常迷人的女性，比我原以为的年龄大几岁。三十岁出头吧，我猜。她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男式白衬衫，棕色的头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所以乍看之下比实际年龄要小。

“困惑的声音。”她说。

“困惑的声音？”

“我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好像是‘啊呀呀’。”

“啊呀呀？”

“没错，不过比较像是：‘啊——呀呀！’类似于被人绞死前发出的声音。”

“哦。”

“你说了两三次。有一次你还说：‘哦我的天哪！’好像吓得灵魂出窍了。”

“呃，”我说，“我记得曾经想过这些话，啊呀呀和哦我的天哪。不过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大声说出来了。”

“我明白。”

不过我看得出来，她不明白。她像个研究病人的医生似的，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看，而且这姑娘太过迷人，我可不能让她以为我有毛病。“这里，”我说着，把欧汉隆的书递给她，“就在这里，我指的地方。你读一下。”

“读？”

“请你读一下。”

“哦，好吧。”她清清喉咙，“‘在亚马孙河上，如果你喝了很多水，然后又不小心在游泳的时候小便，随便哪只无家可归的寄生鲇——’寄生鲇？”

我点点头。我本意是让她默念这段，而不是大声朗读出来，不过我想不出该怎么礼貌地告诉她。而且她很擅长朗读，声音洪亮迷人。其他顾客原本就因为我发出的声音和我们的谈话而竖起了耳朵，这会儿都已经停下了手边的事，打算听她念完。

“‘随便哪只无家可归的寄生鲇’——希望我没读错——‘受到尿味吸引，就会把你当成大鱼，兴奋地逆着你尿酸流动的方向游去，如同虫子回到洞里一样进入你的尿道，然后张开它的鳃盖，竖起一组倒刺’……倒刺？‘此时你便无计可施了。这种疼痛显然是致命的，你必须在膀胱迸裂以前就医，而且必须找个外科医生割下你的阴茎。’”

她合上书，一脸困惑，把书放在我们之间的柜台上。她正放下书的时候，其他的顾客开始慢慢地移步离开书店。有个男人真的用手护住鼠蹊部。其他人似乎没他那么戒备森严，不过也下决心尽快甩掉自己也会遇到这种怪物的可怕念头。

“真恐怖。”她说。

“不会有人因此想搭下一班飞机到亚马孙河去。”

“或者到任何一条河里去，”她说，“或者踏进浴缸里。”

“有可能让你根本不敢下水，”我表示同意，“我可能从此就不喝水了。”

“这不能怪你。不过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

“不是‘阴茎’，傻瓜。‘一组倒刺。’”

“我想应该是类似渔钩上的装置吧，”我说，“意思是因为被倒刺固定住了，鱼儿没法循原路返回去。”

“我刚才就这么想，不过还真长了这种东西啊。这个想法真叫人毛骨悚然，对吧？你脸上刚刚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啊呀呀的表情。”

“是吗？我可不惊讶。因为这种事的确让人啊呀呀。”

“没错。这应该是每个男人的噩梦。不过不知道对女孩来说感觉如何。”

“女孩？”

“我说错什么了吗？你更喜欢女人吗？”

“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喜欢，”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也不想碰上寄生鲇。不过我刚才实在是不够礼貌。不管你怎么称呼，女孩或者女人，我想寄生鲇对她们都没什么可怕的。”

“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怕，”她说，“因为她可没打算和那样可怕的动物身处同一块大陆。不过女孩也游泳，跟男人一样。而且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游泳池里尿尿，希望没有打破你的幻想。”

“真是晴天霹雳。”

“好吧，欢迎面对现实，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巴尼嘉吗？”

“罗登巴尔。伯尼·罗登巴尔。”

“伯尼是巴尼嘉的简称吗？”

“是比巴尼嘉简短，”我说，“不过这是伯纳德的简称。巴尼嘉灯塔是泽西海岸一处利泽尔先生以前常去度假的地方，所以他开书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

“所以这是他的店喽。”

“已经不是了。几年前他转卖给我了。”

“所以你的名字叫作伯尼·罗登巴尔，我叫爱丽丝·科特雷尔。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你正欢迎我面对现实，还告诉我你会在游泳池里尿尿。”

“永远不会了，”她发誓说，“我连根脚趾都不会浸到池里去，以防万一里面有只寄生鲇。谁敢保证没有呢？我看那是某种鱼吧。”

“牙签鱼。照欧汉隆所说，是一种鲇鱼。”

“总有人会从南美带鱼过来，”她说，“热带鱼，有些人喜欢养在水族箱里。”

“是的。”

“而且搞不好有人会进口一些寄生鲇，混在一船脂鲤科观赏鱼和月白攀鲈鱼里呢。”

“月白攀鲈鱼的产地是在亚洲。”

“那就混在脂鲤科观赏鱼里好了。你确定月白攀鲈鱼的产地在亚洲？”

“没错。”

“你养热带鱼吗？”我摇摇头。“那你怎么会凑巧知道这种生僻的知识？”

“我开书店，而且没事就会拿本书翻看，这种诡异的知识总会卡在我脑子里，难以抹去。”

“就像卡在尿道里的寄生鲇，”她说，“它们有可能跟着一船的鱼来到宠物市场，有可能跑到某人的水族箱或者户外泳池里，还有可能被人放生了。这里的水对它们来说或许太凉，不过如果把它们放生到佛罗里达呢？”

“你说服我了，”我说，“我永远不会再去游泳了，而且一辈子都要跟佛罗里达保持距离。不过对你们女孩——或者女人——来说，又有什么危险呢？我知道你们会小便——虽然据我所知，你们必须得坐下来才——”

“游泳的时候可不用。”

“可你们又没有阴茎，所以哪儿来的问题呢？”

“你是说根本没有东西可让外科医生割掉。”

“对。”

“你真该看看你的表情。你连外科医生都不愿提，对吧？”

“不是非提不可吧，是的。”

“我们没有阴茎，”她说，“不过我们会小便，而且我们有尿道。而且牙签鱼也有办法游到那里头，找个它愿意当成家的地方安顿下来，那女孩该怎么办？总不能跑到外科医生那里去，‘把它割掉！求求你了，在我的膀胱爆掉以前，赶紧割了它！’‘抱歉，办不到，因为你没长那玩意儿。’”

“哦。”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说好了，”我说，“咱们俩永远别去找外科医生。”

“好的。”

“而且也不要到琼斯海滩 [2] 去。”

“这也没问题。”

“而且咱们永远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

“太好了。”

她唇边留着一抹尚未消失的笑容，棕色的眼眸闪着淘气的光。谈话的焦点集中在寄生鲇这类可怕的东西上，你可不会期望能起到什么调情的效果，不过我们的谈话似乎真有这种效果。也许从我们的话里看不出来，不过这场谈话的笔录可不会包括瞟来瞟去的媚眼和扬起的眉毛，外加偶尔加重的语气以及不时出现的身体语言的细微暗示。没错，就是调情，而且我不希望结束。

“不过我们总得谈些什么，”我继续说，“别管我在看的书了。你在看什么？”

“事实上，”她说，“这本也是你的书。我刚从书架上拿下来，还没买呢。”

“你可以买下来，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和它分别的话。”

她把书放在柜台上，我马上认出了那本书。是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无名之子》。

“这本书大概一个月前才进货，”我说，“我忘了我有没有标价了。是三十美元吗？”

“标价三十五美元。”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说，“也许可以砍到三十美元。”

“如果我真的努力砍价的话。”

“没错。”

“这不是初版，对吧？”

“三十美元或者三十五美元的价格？不太可能吧。”

“不过就一本不是初版的书来说，这价钱太高了，对吧？如果我只是想读一读，完全可以买本平装版。这书还有平装版吧？”

“多着呢。这本书自从第一次面世以来就一直在加印。”

“对菲尔伯恩先生来说是件好事。”

“我不知道这书每年的销量是多少册，”我说，“也不知道他的版税怎么算，不过我同意这对他来说是件大好事。可这是他应得的，你不这么认为吗？这本书很精彩。”

“改变了我的一生。”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我十七岁的时候读了这本书，当时还真可以发誓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且现在看来，搞不好是真的。”

“改变了我的一生。”她直截了当地说，用食指敲了敲书，“没有封套了。”

“没有。”

“不过还是可以帮你赚到三十五美元。”

“哦，还没有，”我说，“不过我活在希望里。要是这本书有封套的话，我会把它拆下来，等到拿到哪本没封套的初版书时再套上。也可以分开卖，封套本身值两百美元，或许还要多一些。初版书有和没有封套，价格就是差这么多。”

“这么多啊？”

“原本应该更多的，”我说，“是因为后来这种加印书也带封套，价格才落下来的。封套长得都一样，至少前十次印刷都是如此。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封底印上书评和摘抄了。你想知道这本书为什么叫价这么高，原因就在于这是初版加印的，如果有人想要初版却又买不起，这本自然可以用于收藏。毕竟，这本跟初版书唯一的差别只是版权页上没印‘初版’而已。上面写的是‘第三次印刷’什么的。”

“实际上是‘第五次印刷’。”

我翻到她说的那一页。“没错。如果你只是想看内容的话，莎士比亚书店就在几个路口以外的百老汇大道上，他们有五块九毛九的平装本。不过如果你想买本接近初版的书，可又不想出一大笔钱……”

“到底是多大一笔钱？”

“《无名之子》的初版吗？我接手这家店以后没多久就拿到了一本。是跟一堆货一起进来的，我发现那是本什么书之后好好感谢了一番上帝。那时我标价两百美元，就当时来说都嫌太低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卖给了第一个发现的人。让他赚到了。”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没，还没有。格列佛·菲尔伯恩的初版书叫价多少呢？这要视书本身的品相而定，当然，再加上有没有封套，还有——”

“书的品相完美，”她说，“封套完整无缺，也非常完美。”

“我最近一次在收藏书目录上看到的标价是一千五百美元，”我说，“听起来应该差不多——如果书和封套的品相都很完美的话。”

“如果书里有题字呢？”

“你是说作者签名吗？因为如果所谓的题字是‘祝蒂米十七岁生日快乐，爱你的内杰拉姑妈’，可不会因此涨价。而且恰恰相反。”

“我会让内杰拉姑妈保留她的祝福。”

“或者轻轻地用铅笔写下来，”我说，“格列佛·菲尔伯恩的签名很少见——在这个动不动就开大型新书签售会的时代还真是个异数。你可不会看到菲尔伯恩在电视购物频道叫卖他的签名书，或者拿支笔搭喷气式飞机做全国巡回旅行。事实上你根本没机会见到他，而且以我为例好了，我就算看到他，也认不出来。他从来没接受过访问或者公开过照片。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长什么模样。而且最近几本书出版之前，还有人谣传说他已经死了，说他最近出的书都是别人代笔的。据说是Y.C.安德鲁斯，那口吻简直是不容置疑。”

“不是埃利奥特·罗斯福 [3] 吗？”

“可能是任何人。总之，有人用电脑做了文本分析——就是那个记者用来证明是乔·克莱恩 [4] 写了《原色》的那套方法——宣称菲尔伯恩的书确实是他本人写的。不过他从来没签过名。”

“要是他签过一本呢？”

“但又怎么证明真是他签的呢？要在扉页上草草写下‘格列佛·菲尔伯恩’也不难，尤其是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的亲笔签名。”

“如果签名是真的，”她说，“而且假设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不仅是签名书，上面还有题字。”

“说的是什么小蒂米生日快乐吗？”

“说到了譬如‘给小爱丽丝——黑麦的威力/胜过弥尔 [5] 的麦酒／叫世人知道错不在己’。永远爱你，格利 [6] 。’”

“格利。”我说。

“对。”

“那我猜你就是小爱丽丝。”

“反应很快嘛。”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提的不是假设性问题。你有那本书，而且可以确定签名是真的。”

“对。”

“把题字再跟我讲一次吧。”她重述了一遍，我点点头。“他这是在引申霍斯曼 [7] 的诗，对吧？‘要领悟上帝的裁决／麦酒更胜弥尔顿。’我以前有个朋友在灌下第四杯啤酒之前一定会背诵这两句。不幸的是，从第五杯到第十二杯他都会一再引用，所以听得还真有点儿腻。‘黑麦的威力更胜弥尔的麦酒’——为什么单挑黑麦酒来说呢？”

“他只喝这种酒。”

“他应该找点儿比这更好的酒来喝，对吧？因为《无名之子》隔了这么多年还在出版，到底有多少年了？”

我还没来得及翻阅版权页，她已经回答了：“大概四十年。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二十四五岁。现在他已经六十出头了。”

“如果电脑分析没错，而且他还活着的话。”

“他还活着。”

“而且你……认识他？”

“以前认识。”

“而且他还在书里题了字送给你。嗯，说到这本书的价值呢，我也只能凭猜测。要是这本书到了我手里，我会找几个专家看看能查出什么。我会先确定笔迹是真品，然后也许会把书寄存给哪家拍卖公司，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我估价可真是强人所难。起码两千多美元吧，甚至有可能高达五千美元。取决于出价者，以及他有多想要这本书了。”

“也要看是否有人竞标。”

“正是如此。而且如果你有知名度的话，也不错。爱丽丝·沃克 [8] ，譬如说，或者爱丽丝·霍夫曼 [9] ，或者甚至是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 [10] 。这可就成了同仁赠书，对收藏家来说就更特别了。”

“我明白。”

“话说回来，题字本身就挺有趣的。他为什么会签下名字？当初你又是怎么碰到他的？另外，呃……”

“怎么了？”

“哦，这可能是个很傻的问题，不过你确定为你签名的那个人就是格列佛·菲尔伯恩吗？因为如果从来没公布过这个人的照片，而且又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长什么样……”

她善解人意地微笑起来。“哦，就是格利没错。”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可不是仅仅碰巧在某家书店遇到他，”她说，“我和他同居过三年。”

“你和他同居过？”

“三年。依你看，我的书可以算是留念本了吧。因为我和他的确有交情。”

“什么时候的事？”

“很多年前，”她说，“我二十三年前搬过去，然后——”

“这么说，你当时还是个孩子，”我说，“他收养了你？”

“当年我十四岁。”

“你三十七？我原以为你三十出头。”

“你真会说话。我今年三十七岁，十四岁时碰到格利·菲尔伯恩，十七岁那年我们分手了。”

“那么你们，呃……”

“是的。”

“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给我写信。”

“你给他写信，然后他给你回信了？这可真要跌破众人的眼镜。三十几年来，所有美国多愁善感的十七岁孩子都读过《无名之子》。其中一半给菲尔伯恩写过信，但从来没有人收到过回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回信。”

“我知道。”

“可他回了你的信？该死，你那封信一定写得很好。”

“没错。不过是他先写给我的。”

“啊？”

“我很早熟。”她说。

“这我相信，”我说，“问题是格列佛·菲尔伯恩怎么会知道你早熟，他怎么会知道你？又怎么会想到给你写信？”

“他看过我写的东西。而且不是信。”

“哦？”

“我看了《无名之子》，”她说，“不过当时我不是十七岁。是十三岁。”

“哦，你已经说过你早熟了。”

“很多人都对那本书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在敏感的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人。它的确让我印象深刻。我一度真的相信格列佛·菲尔伯恩是以我为原型写了那本书呢，也想过要写封信给他，但是没有写。

“不过，两个月以后我写了篇文章，把它当作作业交了上去，把老师高兴坏了。不难了解为什么，其他人顶多只能挤出两三页语法不通的作业，‘我的暑假’之类的陈词滥调。我交上了一篇七千字的议论文，里面充满了青涩的哲学见解和一知半解的灵魂探索。”

“然后你的老师把文章寄给了菲尔伯恩？”

“我敢说这一点她想都没想过。她做了更离谱的事。她把文章寄给了《纽约客》。”

“真的吗？”

“没错。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没退稿。我原本给文章取名叫《我是如何度过非暑假的》，想制造一种反讽效果。他们把题目改成了《一个九年级学生眼中的世界》。”

“天哪，”我说，“你就是那个爱丽丝·科特雷尔。”

那篇文章造成了轰动，为这位小作家赢得了不少注目。她享有十五分钟的名气 [11] ——埃德加·李·霍瓦特在那篇文章发表前不久刚刚阐述过这个现象——被评为当月所有专栏的最佳文章。之后，当骚动平息下来的时候，她收到了用紫色信封寄来的信。

信被打字机打在相同颜色的信纸上，而且洋洋洒洒地用单倍行距写了三页。开头是针对她的文章所写的答复，算是篇回复性的文章，不过到了第二页中间，文章便渐渐跑了题，充满了这位中年作家对生命以及宇宙的思考。

她几乎从第一句话就认出了作者是谁，尽管如此，当她看到签名时还是感到无法呼吸——格列佛·菲尔伯恩，漂亮而流畅的手写字迹。而且，在签名下面还有个位于新墨西哥州特苏基乡间路上的地址。她查阅了地图，发现那个地址就在圣达菲 [12] 北边。

她写了回信，小心翼翼地避免表现出被喜悦冲昏了头的样子，他的答复也跟着回信到来。他告诉她，他目前暂时住在特苏基镇旁的一幢有三个房间的印第安式小屋里，房子是幢随手盖成的泥砖屋，没有建筑蓝图，但非常舒适，他写道，最美好的事物通常不都是自然发生，未经计划的吗？他是在没有大纲、没有故事主线、甚至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写出了《无名之子》，结果却比他任何精心计划的故事都写得更好。

他的信戛然而止，没有任何邀请她来访的暗示。她立刻回信告诉他，他的小房子听起来很迷人。如果真有机会造访，她写道，她确信那幢房子看起来会很眼熟，就像她曾在隐约记得的前生住过一样。

这一次的回复比上一封花的时间要久一些。信只写了短短的一页，完全没提两人先前谈过的任何事情，只写了他一个邻居养的两只混种狗。他说，两只狗虽然脾性各异，其中一只远比另一只更爱冒险，不过它们却从不分开。看完信后，她根本搞不清是否真有这样两只狗，不知道它们是否只是他为两人的关系而编造出来的故事，算是个小小的寓言，但用意不明。这封信就像之前的信一样，打在紫色信纸上，封在紫色信封里。里面还附着一张从纽约飞到阿尔柏克基 [13] 的机票。

四天后，她登上了飞机。飞机降落时，他等在出舱口。两人都没看过对方的照片，不过视线一接触，他们就认出了彼此。他高大而瘦削，肤色黝黑，相貌英俊。他们一起等待她的行李箱出现在传送带上。她向他指出自己的行李，他把行李扛到车上。

在开车去往特苏基的路上，他告诉她，当初他看到她的文章时就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一切。“我知道我希望你来这里，”他说，“也知道你会来。”

小屋和她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也跟他当初宣称的一样舒服，从那里可以俯瞰小溪谷。之后的三年，他们一直住在里面。

“我不明白，”我说，“他哪儿来的胆子给你写信，而你又怎么敢接受他的邀请。他知道你当时只有十四岁吗？”

“他知道我在上九年级。如果我比十四岁大很多的话，我一定是有智力问题。”

“他从没想过你的父母会想办法找你吗，而且他很可能会面对刑事诉讼？”

“我觉得他根本想不到这些事，”她说，“格利并不鲁莽，不过他不怎么花时间考虑行动后果。他可能根本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你读过《无名之子》吧。”

“是的。”

“所以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看待因果报应的。总之他知道不会有问题。就像他当初知道我会用那张机票一样。”

“那你父母呢？”

“他们是一对老嬉皮，”她说，“我父亲当时在尼泊尔，待在加德满都，每天沉浸在大麻带来的迷幻状态中。我母亲待在老家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靠信托基金过日子，每周有三天在一家游说大麻合法化的机构当义工。那家机构的缩写名称叫NORML，虽然她和那名字完全扯不上关系 [14] 。”

“所以她没有反对？”

“她开车送我到机场。格利没有电话，过了几天，我在小屋外面的路上找了个地方给她打电话，说我有可能会待一阵子。她觉得挺酷。”

“你当时真的是十四岁吗？”

“我以前常说我有一颗苍老的灵魂。很难说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不过我跟一般十四岁的孩子的确不一样，也从未觉得自己应付不来。我觉得很自在。”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她在书店告诉我的，拉菲兹趴在她腿上咪呜咪呜，其他顾客则三五成群避得远远地站着，就好像害怕侵犯我们的隐私似的。她在大学广场的雪松酒吧跟我说了更多的事——打烊之后，我们去了那儿，而她也就是在那儿问了侍者是否有黑麦威士忌。侍者回来告诉她说他们有，于是她便点了双份黑麦威士忌外加一杯水。

我说我要点和她一样的饮料，不过要加冰块，浇点苏打水。我问她这种喝法怎么样。她说最好不要掺别的东西，所以我改变了主意——双份纯黑麦威士忌，外加一杯水。

我们在雪松酒吧喝了两轮，然后步行了几个路口，去了我知道的一家外表低调的意大利餐厅。室内装潢也不怎么样，但那里的食物完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我们吃了炖小牛肘，喝了一瓶瓦尔波利切拉葡萄酒，最后，服务员又送来两杯免费的香草利口甜酒来配我们的浓缩咖啡。如果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小店，这一餐或许能吃得更好，不过我很难想象还能够好到哪里去。

吃饭时她又跟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而到了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在葡萄酒温热的凉夜中，我们就像当初她和菲尔伯恩在阿尔柏克基机场时一样，深深地望着对方的眼睛，她在我提出问题以前给了我答案。

“去你那儿。”她说。

我举起一只手，一辆出租车冒出来。就是有这样的夜晚。

[1] 雷德蒙·欧汉隆（Redmond O’Hanlon，1947—　），英国作家，学者，以丛林游记闻名。

[2] 琼斯海滩（Jones Beach），纽约市拿索郡一处海滩公园。

[3] 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1910—1990），美国空军军官，作家。

[4] 乔·克莱恩（Joe Klein，1946—　），美国记者，专栏作家，小说家。《原色》为一部匿名发表的政治小说，克莱恩于一九九七年承认此书为自己的作品。

[5] 弥尔意指《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

[6] 格列佛的昵称。

[7] 霍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国著名诗人和古典文学学者。

[8] 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　），美国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9] 爱丽丝·霍夫曼（Alice Hoffman，1952—　），美国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

[10] 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1884—1980），美国作家，第二十六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大女儿。

[11] 成名十五分钟理论，事实上是由美国波普艺术的开创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提出的。

[12] 圣达菲（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

[13] 阿尔柏克基（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

[14] NORML的发音和Normal“正常”相同。

7

“这就是黑麦，”卡洛琳说，“对我来说稍甜了点儿，伯尼，和苏格兰威士忌比起来。”

“我知道。”

“不过不算糟。只要能克服它的甜味，其实味道还挺特别的。口味很有层次感，虽然无法跟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相比。”

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是某个周末我们在伯克郡尝到的一种很少见的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自成一格的好酒，什么酒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也许只有酒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倒给众神的佳酿可以与之媲美。

“我以前还以为黑麦威士忌是指的那种廉价混合酒，”她继续说，“你知道，就是那种有数字的威士忌。”

“数字？”

“像三根羽毛，或者四朵玫瑰之类的。”

“五只金环。”我说着，做了个手势要玛克辛再给我们拿一轮酒。

“六只天鹅在游水，”她说，“七位国王在撒野。想当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黑麦威士忌和姜汁啤酒正是我的姑妈们在家族聚餐之前喝的饮料，就是三根羽毛或者四朵玫瑰，诸如此类的东西。”

“混合威士忌，”我说，“大都是几种谷物中和蒸馏出来的。很多人把那种酒叫作黑麦威士忌，不过确切地说，并不是。真正的黑麦是纯威士忌，跟苏格兰威士忌或者波本一样，只不过所用的谷物不同。苏格兰威士忌是用大麦酿的，波本是用玉米。”

“黑麦威士忌呢？”

“黑麦威士忌是黑麦酿的。”

“谁猜得到呢？谢了，玛克辛。”她举起酒杯，“敬犯罪一杯吧，伯尼。”

正如各位可能已经猜到的，我们在饶舌酒鬼。我昨晚给卡洛琳打电话取消了我们通常下班后的小酌，而今早她又打来电话取消了我们通常的午餐之约，所以这会儿我们是在弥补失去的时光。

“依我看，”她明智地说，“这玩意儿越喝味道越棒。好的威士忌就是靠这种方法鉴定出来的，你说对吧？”

“我想这只是证明了里头有酒精而已。”

“呃，也许这就是鉴定好威士忌的标准。黑麦是种谷物吗？”

“听说过黑麦面包吧？”

“当然听过。可这玩意儿喝起来一点儿也不像那些小种子。”

“你说的是小茴香籽，那只是为了增添面包的风味用的。黑麦是用来磨面粉的。”

“没被烤成面包的就成了威士忌？”

我点点头。“格利·菲尔伯恩只喝这种饮料，而且显然喝得很多。”

“呃，祝他健康快乐。这么说，她也喝这个喽？那个爱丽丝·科特雷尔？”

“她晚餐也喝葡萄酒，餐后还会来一杯香草利口甜酒。我的公寓里没有黑麦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她好像也能接受。不过她习惯喝黑麦。和菲尔伯恩共度三年的后遗症之一。”

“现在你倒是开始喝黑麦了，”她说，“我也是。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流行趋势，伯尼？会不会席卷整个美国？”

“也许不会。”

“‘如果黑麦威士忌杀不死我，我会活到死期。’你知道那首歌吧，伯尼？”

“不清楚。”

“那我可以唱给你听，不过得再来三四杯这玩意儿我才提得起兴致。歌词是‘方块J，方块J，方块J我嘶喊，如果黑麦威士忌杀不死我，我会活到死期。’”

“方块J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

“而且这根本讲不通，谁不是活到死期啊？不管喝不喝威士忌。”

“伯尼，这是民谣，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罗德姑妈老灰鹅已经死了’这合逻辑吗？罗德姑妈是谁啊？她怎么会在乎鹅死不死啊？灰鹅和别的鹅有区别吗？民谣原本就没道理可讲。写词的人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科尔·波特 [1] 。”

“哦。”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不知道这首歌。你难道从来没和民谣歌手谈过恋爱吗？”

“没有，说来你倒是什么时候……哦，当然了，是敏蒂·海鸥。”

“她姓西格尔。你还记得她？”

“那个吉他手。”

“我可不会称她是吉他手，伯尼。她只会三个和弦，而且听起来全一样。她只是在唱歌的时候拨弄吉他而已。”她耸了耸肩。“而且她的声音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过她小巧的身材还挺带劲儿的。”

“妈的，你说什么呢，伯尼。”

“可别说什么这话有性别歧视，因为你原本就打算这么说。‘她的声音不怎么样，不过小巧的身材挺带劲儿。’这话你本来是要脱口而出的，对吧？”

“我说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按理说，你不该注意到她的身材。”

“敏蒂·海鸥？谁会看不到那一对翅膀啊？”

“伯尼……”

“而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该注意到？就因为她是女同性恋？你也注意异性恋女人啊。你甚至勾引她们，有时还很走运呢。”

“短期关系算走运，变成长期关系就是倒霉了。而且这跟敏蒂是女同性恋没关系。你不该注意到她小巧可爱的身材，是因为她跟我有过一段。”

“哦。”

“不过已经过去了，”她说着，啜了一口酒，“而且你讲得没错，她是长了副可以把你送上月亮的翅膀，所以就忘了她吧。那你呢？”

“我可没什么翅膀好讲。”

“我是说你跟爱丽丝进展如何？走运吗？”

我垂下眼睛。

“伯尼？”

“绅士绝不多嘴。”我说。

“我知道。所以我才会问你，而不是问菲利浦王子。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当一个女人主动提出要去你家时，应该是煮熟的鸭子飞不掉了。不过我可没打算一口咬上去。那一晚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谈她跟另一名男子的恋情，而此人又正好是神秘浪漫的传奇人物，这算是什么打情骂俏的前奏呢？

所以，我把那张梅尔·托美 [2] 的唱片留在架子上，放了别的音乐。这张唱片的历史记录非常辉煌，不过依目前的情况似乎不太合适。

正当科尔特兰为我们弹奏时，她又跟我讲起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事。说他如何每两年就重生一次，换一个新名字，展开全新的生活方式，移居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对他来说，隐姓埋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她解释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所以也没有人能在加油站或超市里认出他来。他购物多半付现金，不得不开支票时，也会签上他当时用的假名，而且他总有满满一皮夹的身份证来以防万一。

他也没有社交生活，从不交朋友。“我们不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她说，“住在那样的村子里，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他比我起得早——总在破晓以前——而且会在早餐前完成当天的工作量，按照惯例做好两人份早餐。我们走过许多长长的步道，时常出去开车兜风，去过几个不同的印第安泥砖屋部落。他对圣伊尔德丰索 [3] 部落的陶器很有兴趣，还打听谁是部落里最出色的陶艺家。我们和她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买了她母亲做的一只小圆瓮。我们把它带回特苏基的家中，他把瓮放在一张桌子上，朗诵起华莱士·史蒂文斯 [4] 那首把坛子摆在田纳西州一座小丘上的诗。你知道那首诗吧？”

我点点头。“不过不太确定诗的意思。”

“我也一样，不过当时好像懂得。我还留着那只瓮，或者坛子。”

“是他买给你的吗？”

“是他留给我的。我搬进去那天他告诉我，我想待多久都可以，还说希望我永远不会离开他。不过他会离开我。”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像天是蓝的，个体现象印证群体进化，终有一天你醒来会发现我走了。”

“可以编成乡村歌曲，”我说，“只除了个体现象印证群体进化，加思·布鲁克斯 [5] 可没办法把这句唱出来，实在不像他的风格。”

“后来有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说，“他已经走了。”

“就这样？你事先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也许有，不过我没留意。事实上，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走了。他留下了汽车和别的东西，只带走了身上的衣服。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他才刚刚寄出他那本书的手稿。我原以为他只是早餐前散个步——有时他会这样，后来我才找到字条。”

“‘玩得很尽兴，不过和其他的事也没什么区别。’ [6] ”

“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是斯温伯恩的诗。‘此爱生绿，彼爱转灰。明日对昨日已无话可说。’”

“这可比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清楚多了。”

“起码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另外还有条附注，那些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不过已经不在意了。他说我想待多久都可以，房租他付到了六月底，也就是六个星期以后。梳妆台顶层的抽屉里有些现金，外加一张到纽约的机票；我可以用那张机票，也可以把它退掉，买张去别处的机票。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任我处置。他已经把汽车转到了我的名下，过户文件就在汽车的手套箱里，所以我要开走或者卖掉都可以，随我的便。”

“你会开车？你不是说你十四岁吗？”

“当时我十七岁了，不过我不会，我一直没学开车。我本想找个邻居把车开到经销商处卖掉，可后来我还是把车留在了那里，还留下了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收拾好当初从格林尼治带去的行李箱，拿了那只黑色的圣伊尔德丰索陶瓮，把它包在我的衣服里，以免破掉。它没破。现在还在。”

“然后你就飞回了纽约？”

“差不多吧。我搭巴士到了机场，拿到登机牌。不过，当他们广播我的航班时，我没有登机。我只是拾起我的行李袋，走出了机场。我想应该有办法把机票换成现金，不过好像挺麻烦的。我还有足够的钱买张灰狗巴士的车票去旧金山，于是就去了那里。”

“带着你的衣服，还有那个黑瓮。”

“我在谭德隆租了个房间。把衣服放进衣橱，把瓮摆在梳妆台上。我哪首诗也没背。”

“当时你十七岁。”

“当时我十七岁。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还和一个著名小说家共度了三年时光，天天听他给我上关于写作的课，不过自从离开康涅狄格州以后，我一个字都没写过。那时我还是处女。”

科尔特兰已经唱完，这会儿我们听的是切特·贝克 [7] 。

我说：“处女。这是个隐喻还是……”

“是字面意思。处女，完璧无暇，或者什么拉丁语的说法。”

“他，呃，没兴趣？”

“他性致勃勃。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做爱。”

我想了想。“他去过亚马孙河，”我给出了一个解释，“而且还光溜溜地跳进了水里，结果碰到一条寄生鲇。”

她摇摇头。“没动手术，”她说，“也没有勃起问题。他只是不愿意把通常所知的那根‘棍子’插入通常的那处入口，但其他各种方式他都尝试过了。搭车去旧金山的那个女孩，从定义上来说还是处女。”

“为什么？”

“他从来没说过。格利不常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或者因为我还是处女，或者他和其他女人也这样。搞不好他是太害怕孩子，到了病态的地步，或者，那也许是他的一个实验，或许他正在经历某个阶段。凡是我发觉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我都尽量不问。因为他会露出失望的表情，而且反正他也不会回答，所以我学会了闭口不问。”

“所以你们都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这只是我们闭口不谈的事情之一。习惯以后就没什么了。再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谈。何况我的性教育也没被耽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其他的事。”

然后她就开始讲述其中的某些事。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稍稍凑向我，把头放在我的肩上，谈起二十年前，她和一个老到可以当她爸爸的男人所做的事情。

“伯尼？你要干什么？”

“我马上回来，”我告诉她，“我要放张唱片。希望你喜欢梅尔·托美。”

“那么，”没过多久，我说，“现在你不是处女了。”

“傻瓜。我到旧金山的第二个星期就不是了。而且，我能撑那么久还是因为头一个星期我碰到的所有迷人的男孩都是同性恋。”

“哦，旧金山。”

她在旧金山待了一年半——花了这段时间写下一本小说的初稿。写完后，她把稿子搁置了一个星期，然后读了一遍，认为那是本烂小说。她原本想把书丢进壁炉里烧掉，但是她没有壁炉，所以她就自己动手撕掉，把所有的稿纸都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让垃圾工人运走了。

她一直都在咖啡店当服务员，自食其力。后来她做腻了，旧金山也住腻了。她搬到了波特兰，还带着那个圣伊尔德丰索瓮，然后又搬到了西雅图。她在西雅图拓荒者广场找到一个房间，在一家书店找到了工作，又写了个短篇故事。她把稿子寄去了《纽约客》，稿子被退了回来，她又寄给了安西亚·朗道——她认识的唯一一个经纪人。菲尔伯恩偶尔会写信给安西亚，偶尔也会收到安西亚寄到圣达菲邮局信箱的信。

“她把稿子退回来了，”她说，“还附了一封信，说我的故事虽然技巧圆熟，但缺少原创性，没有说服力。她还说她已经不再是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代理人了，所以我当初提了他的名字或许是失策了。”

她又读了一遍那个故事，觉得经纪人说得很对。她撕掉了稿子，过了一天还是两天之后，在书店买了本禾林 [8] 出的爱情小说带回了家。她当晚就读完了，第二天晚上换了一本，周末又读了另外五本。然后她便坐在打字机前，没用一个月就写好了一本书。她把书直接寄给出版商，他们寄了张支票和合约给她。

她用的笔名是梅丽萨·曼纳林。曼纳林这个姓来自《无名之子》，不用解释，而取梅丽萨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她觉得和曼纳林这个姓很配。第二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她辞掉了书店的工作。后来，她开始为另一家出版社写皇家爱情故事，书里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对话和懦弱的男主角，那些书的笔名则是维吉尼亚·弗隆。她每过两年就换一个城市，朋友和爱人换得更频繁。她出书的速度很快，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不过也没有快到让她担心自己失去创作热情。

每隔一段时间，二十年里有八到十次吧，她会收到一个印上了她当时地址的紫色信封。里面则是格列佛·菲尔伯恩写给她的信。

“他不需要雇私家侦探，”她说，“我不像他那样过着匿名生活。每次搬家我都会把新的地址寄到邮局。我从来没额外付钱申请不把电话登记在黄页上。不过他还是得费点儿工夫才找得到我。”

第一封信是在梅丽萨·曼纳林的第一本小说面世后几个月出现的。也许是那个笔名引起了他的注意。总之，他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写作风格，也花了时间把书看完，写了评语。这让她感到受宠若惊。他还附上了回信地址——密苏里州乔普林的邮局信箱，以及一个假名，让她回信。她火速写好一封长信，撕掉，又写了封短信，寄出去，没收到回信——直到两年后，另一个紫色信封从千里之外寄过来，这次邮戳上显示的是缅因州奥古斯塔。

时间就这样过去。婚后不久，她收到他的一封信，两年以后又收到一封，是在她离婚后不久。他们两人不断地在国内搬来搬去，偶尔也会搬到国外。他们的路线从未交会，不过她从来没有连续两年听不到他的音信。每一个紫色信封都让她惊讶，而且每次读的时候总是既兴奋又害怕。她不得不承认，他一直都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有时她会因此诅咒他，不过这是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

隔了杳无音信的三年之后，差不多三个星期前，她又有了他的消息。

“在纽约吗？”

不是，当时她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是今年春天搬到那儿的，租了个可以步行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公寓。她和楼里的其他三个房客共用一座玫瑰园，她把他的信拿到花园里读——在某个清风里带着甜香的温暖午后。

他非常激动。这一点颇不寻常，因为他的信一贯笔调轻松。他想知道，她把他寄给她的信怎么处理了。她把信销毁了吗？她能不能把信全销毁呢？要不然，能全寄回给他吗？

她马上写了回信，表示她保留着所有的信，包括他最开始寄给她的那一封。她一向轻装旅行，留下的东西不多，连自己写的书都不是每本都有，不过她手上还有他题字送给她的那本《无名之子》，而且也还保留着他的信件。她还想继续保留下去。他为什么要她把信毁掉？

他寄来了答复——内附回邮信封——是登在《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复印件。他以前的经纪人安西亚·朗道要在苏富比拍卖他多年来寄给她的所有信件。

他给那个女人打过电话，当时气急败坏，失策地让诸如“吸血虫”“只知道敛财的吸血鬼”以及“不及我灵魂的十分之一”的话跑了出来。朗道挂了他的电话，他再打过去时，她拒绝接听。他写了封信给她，委婉申明自己的立场，强调当初写信时认为只有她一个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都得把信要回来。他提出要付钱买下信，让她定个价钱。她无须再向拍卖行多付佣金，他说，也不用把这笔款项报告国税局，又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她一直没有回信。他又写了一封，不过刚投进邮箱就想到她可以把这封信也放入拍卖行列。一想到这一点，他火冒三丈，从此再也没给她写过信。

“他对此束手无策，”我告诉卡洛琳，“法律对信件的规定非常清楚，它们归收信人所有。如果我寄一封信给你，信就是你的。你可以保留，可以撕掉，也可以把信卖掉。”

“首先我得找到愿意买的人，伯尼。”

“哦，如果我是格利·菲尔伯恩的话，你不会费什么力气。他是重量级作家，又是如此神秘，所以他的信特别抢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卖。你唯一不能做的是出版他的信。”

“如果信件归我的话，为什么不行？”

“信件作为物质财产是属于收信人没错。但作为著作财产的话，所有权归寄信人。他拥有版权。”

“等一等。我知道菲尔伯恩是不太正常，伯尼，不过你可别告诉我他曾经把他的信寄到国会图书馆申请过版权。”

“没有那个必要。你写的东西是自动处于著作版权法保护之下的，不管有没有在华盛顿登记过。菲尔伯恩拥有信件的版权，同时也有权禁止别人出版。事实上，几年前他还对此采取过行动。”

“安西亚·朗道想出版他的信？”

“不是，有个人没经过授权写了本他的传记，显然。有几个人这些年来收到过紫色信函，而其中的某些人也愿意让那个写传记的人参考。他打算在书里大量引述信件内容，后来，菲尔伯恩告上了法庭，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那人连摘录都不可以吗？”

“法院宣判他可以概述大意，因为那只是陈述事实，不过如果引用的话，就会侵犯菲尔伯恩的版权。他可以诠释，但不能太过详细，所以最后他根本无法按最初计划完成那本书，印出来的那版根本没几个人想看。”

她想了想，又说：“如果他的信不能出版的话，无论信件归谁，菲尔伯恩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如果不能出版的话，那些信不管是在安西亚·朗道的档案夹里还是跑到哪个收藏家的书房里，对他又有什么差别？”

“其实可以出版。算是吧。”

“你刚才说……”

“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你不能在书里引述，连概述也不能太过详细。不过你可以在拍卖目录上引述，也可以详细描述信件内容。”

“为什么？”

“因为你有权提供出售物品的内容描述。而且，你也有权把东西向可能的买主展示，所以有意购买的人都可以在拍卖前一个星期到苏富比浏览菲尔伯恩的信。媒体也能报道信件内容。”

“他们会费这么大的力气吗？”

“菲尔伯恩如此神秘，他的信又炙手可热，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这么做。他们肯定会报道拍卖过程，宣告成交价格。”

“对菲尔伯恩的宣传又会铺天盖地了。”

“但他是美国唯一不需要宣传的作家。特拉文 [9] 跟他一比简直就成了讨好媒体的妓女，而现在只要出到最高价就能拿到他的私人信函，其实迟早也会全部出版的。”

“等版权到期以后。”

“等菲尔伯恩死后。到时版权还是受法律保护，不过他的继承人必须出庭才行，谁知道他们是否乐意费那个事呢。再说，就算他们愿意打官司，法庭也会因为当事人已死，无法亲身感受到隐私被侵犯带来的影响，而减弱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动力。菲尔伯恩要确保那些信不被出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信拿到手，然后烧掉。”

“那他何不干脆到拍卖会上去，自己把信买下来？”

“他这种人可不会在公共场合露面。”

“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不过他也不用亲自上场，他可以找人代他出价，比方说，律师。”

“是可以，”我同意，“如果他付得起。”

“你觉得值多少呢，伯尼？”

我耸耸肩。“爱丽丝那本有题字的初版《无名之子》，我都不能告诉她价钱。一百封信能卖多少那就更别问我了。”

“一百封？”

“嗯，她代理过他的四五本书。有些信也许谈的是公事——此处寄上手稿，何时寄来支票？——不过或许有些较长的信透露了他的创作过程，让大家可以瞥见隐藏在书后面那个人的隐私。”

“大概估个价嘛，伯尼。”

“实在没办法估计，”我说，“我没读过那些信，不知道信里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而且我也无从得知拍卖当天有谁会出现。我敢说会有几家大学图书馆叫价。要是出现私人收藏家，而他们的资产又足够雄厚的话，成交价也许会冲破屋顶。不过，可别问我穿过屋顶到达哪个数字，也别问我屋顶的标准是多少，因为我不知道。我不能想象这些信的成交价会少于一万，或者超过百万，这个范围实在算不上精确。”

“可菲尔伯恩有那么多钱吗？”

“没你认为的那么有钱。《无名之子》是为他赚了一大笔钱，而且还在不断地赚进版税，不过他之后的书销量都不怎么样。他不断尝试创新，同样、甚至同类的书都不写第二次。他的书一定有人出版，因为你怎么可能拒绝格列佛·菲尔伯恩呢？不过他近来的书都没赚到钱，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出版商。”

“那些新书里面，有好看的吗？”

“大多数我都读过，”我说，“虽然漏掉了几本。还不错，而且有可能比《无名之子》还好。当然比那时更成熟了。不过不像第一本那样让人为之痴狂。照爱丽丝所说，菲尔伯恩不在乎书卖得怎样，甚至连卖不卖得出去，能不能出版都不在意，只要他能每天起床写下他想写的东西就好了。”

“只要他想，他还是可以赚到钱，对吧？”

“当然。他可以写《无名之子幼儿篇》或者《无名之子少年篇》。他可以带着书巡回演讲，可以到大学校园里朗诵作品。或者，他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坐下来，把《无名之子》的电影版权卖掉——他一向拒绝考虑此事。他有很多办法可以赚钱，不过如果他想过宁静的隐居生活，可就全都行不通了。”

“所以他没办法买回那些信？”

“他试过，记得吧？朗道连他的信都没回。而且那些信在拍卖会上抬高的价钱他也付不起。”

“明白了，”她说，“我猜这就是你搅进来的原因吧，嗯，伯尼？”

“真是不幸，”我对爱丽丝说，“你以为律师能帮得上什么忙，对吧？可我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得手的买主是个不爱和媒体打交道的人了。”

“但总会有拍卖目录的。”

“没错。”

“还有新闻报道。”

“迟早会平息下来的，”我说，“不过，那是在龙卷风过后了，而且你的小屋永远都无法恢复原状。总有人可以想出个办法来吧。”

“也许真的有。”

“哦？”

“如果那个人是贼，”她说，没有看我，“他可以抢先一步，不让信件落入苏富比手中，也就不会有拍卖目录。只有技巧高超、经验丰富的贼才能处理这种事。”

“其实早该想到的，”我告诉卡洛琳，“我当初买下书店就是觉得这里是个邂逅姑娘的好地方，而且偶尔也的确如此。的确会有人走进来，有些是女人，有些很迷人。聊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就算不谈别的也可以谈谈书，有时候话题还可以延伸到共饮一杯甚至共进晚餐。”

“偶尔还得等梅尔·托美唱歌以后才会宣告结束。”

“偶尔，”我同意道，“每隔很久的那种偶尔。不过总之我早该想到的。我是说，那天下午我又没有表现得令人神魂颠倒。我能讲的话题只有寄生鲇，怎么可能讨女人的欢心呢。”

“呃，起码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收到菲尔伯恩消息的时候住在弗吉尼亚，”我说，“几个星期以后她走进我店里，从书架上找到了他的第五次印刷版，问我如果那本书是初版又有题字的话值多少钱。书已经在她手里放了二十五年，对于书的价格她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只是找个话题嘛，伯尼，而且比寄生鲇好多了。只是巧合罢了：她需要一个贼，而你刚好就是，巧合便妙在那个巧字。瞧瞧埃丽卡就知道了。”

“我还是算了吧，”我说，“我瞧了敏蒂·海鸥一眼，结果被你痛骂了一顿。”

“我是在讲巧合，”她说，“埃丽卡进入我的生命时，我刚巧有谈恋爱的心情，也不排斥接受一段亲密关系。你能说那不叫巧合吗？”

“真的不算。”

“不算？见鬼，怎么不算？”

“你一天到晚都有谈恋爱的心情，”我说，“而且你只要觉得谁长得漂亮，就等不及要和她一起掀裙子了。”

“我们的视线穿过挤满人的房间刚好相遇，伯尼，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你说得对，”我附和道，“巧得惊人，这表示你们两个命中注定要在一起。不过爱丽丝的事可不是巧合。她花了心思了解我，要做到这一点，也没我原以为的那么难。坐在电脑前面，输入书籍和窃贼，你认为谁的名字会跳出来呢？”

“没错，你的名字是在报纸上出现过几次。”

“被逮捕就是会有这种麻烦，”我说，“知名度大增。要是菲尔伯恩想感受一下隐私被侵犯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抢一家酒铺就知道了。‘别拍面部特写，求你了。我从来不拍照。’祝你好运，格利。”

“我猜这意味着他最好不要亲自去找信。”

“我早该想到的，”我又说了一次，“而且我原本是有可能想到的，可是梅尔·托美唱得真是动情，而……”

“我明白了，伯尼。你打算动手，对吧？你打算去偷信。”

“我得先发疯才行，”我说，“赚不着钱。那些信也许值点儿钱，可我要把它们还给写信的人，他付的钱对我来说肯定不合算。而那个女人则住在酒店里，酒店从来都很难搞。帕丁顿酒店虽说不是诺克斯堡，不过还是挺冒险的，再说彩虹的底端也没有一瓮金子等着我。唯一的瓮是黑陶做的，而且他已经给了爱丽丝。我一定是疯了才会真的动手。”

“那你跟她怎么说？”

“我跟她说可以，”我捧起我的酒，“我一定是疯了。”

[1]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作曲家，歌曲创作者。是著名曲目Anything goes和Let’s do it，Let’sfall in love的作者。

[2] 梅尔·托美（Mel Tormé，1925—1999），美国音乐家，杰出的爵士歌手。

[3] 圣伊尔德丰索（San Ildefonso），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4]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75），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

[5] 加思·布鲁克斯（Garth Brooks，1962—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极具商业头脑，多次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

[6] 科尔·波特为音乐剧《庆典》（Jubilee）所创作的歌曲中的歌词。

[7] 切特·贝克（Chet Baker，1929—1988），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歌手。

[8] 禾林（Harlequin），禾林出版社，全球最成功的浪漫小说出版商，始创于加拿大。禾林小说在全世界拥有五千多万女性读者，美国三分之一的女性都至少读过一本禾林出版的言情小说，被称为“出版界的麦当劳”。◇◇◆◆禾林（Harlequin），禾林出版社，全球最成功的浪漫小说出版商，始创于加拿大。禾林小说在全世界拥有五千多万女性读者，美国三分之一的女性都至少读过一本禾林出版的言情小说，被称为“出版界的麦当劳”。

[9] 特拉文（B．Traven，1882—1969），美国小说家，以写冒险小说及其神秘隐士般的作风闻名。特拉文是其笔名，他的真名，出生地，出生日期和生平都充满谜团，评论界对其一直争议不断。

8

换作格列佛·菲尔伯恩，他会恨死这一切。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带到了警局——一切都毫无尊严可言，按下我的指纹，让我摆好姿势，拍了面部特写和半身照。这是不折不扣的侵犯隐私——你试试去跟两个值了漫长的一班、即将换岗的警察说这句话吧。接着，他们要我脱光衣服搜身，然后把我扔进了拘留室。当晚剩下的时间，我就是在那儿度过的。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的办公沙发上，或是帕丁顿的四一五号房里，都比在牢里睡得好。总之，我几乎没睡，等沃利·亨普希尔一大早跑来把我保释出去时，我简直是步伐踉跄，又臭又脏。

“我跟他们说，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他说，“你住的酒店里死了个女人。这算什么犯罪事实？他们说有个目击者看见你在谋杀案发生的楼层出现，而且你不应该出现在那儿。再加上你入住登记用了假名，警察局里又有一张列了你一长串逮捕记录的单子。”

“可是只有一次罪名成立啊。”我指出来。

“让法官听到的话，”他说，“就等于你坦白认罪了。我强调说你是零售商，有自己的店，要你丢下一切逃跑根本不可能。我想为你申请自签担保释放，可媒体正大肆攻击上一个没让凶手办保释就把他放走的法官，然后——”

“我不是凶手，沃利。”

“这我知道，”他说，“再说了，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把保释金砍到了有希望凑齐的五万美元。”

“有希望凑齐？”

“你出狱了，对吧？你总可以谢谢我，为了你缩短了晨跑路程，一大早就抖擞起精神来到这里。”沃利正在为纽约马拉松大赛训练，比赛日益临近，他每个星期的总英里数也一直在增加。法律是他的职业，跑步才是他真正的热情所在。“而且你也可以谢谢你的朋友马丁·吉尔马丁，”他补充道，“保释金是他出的。”

“马丁·吉尔马丁。”我说。

“你皱什么眉啊，伯尼？你还记得他，对吧？”

我当然记得。我前阵子才跟马丁·吉尔马丁碰过面，就在我因偷了他的棒球卡收藏而被捕以后。其实不是我偷的，不过要提供不在场证明，就得告诉警察我当时在城里另一头行窃，所以我想我还是闭口不言为妙。结果皆大欢喜，马丁和我结成了利益联盟，我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了他的几个想诈领保险金的朋友家中。事成之后，我们各自拿到了一大把钞票，我那一把则是多得可以买下书店所在的那幢楼。这下子我可不用担心贪得无厌的房东了，因为我自己走了大运，摇身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你知道，总有人爱说恶有恶报，对吧？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1]

“记得啊，”我说，“就像昨天还见过一样。要是我刚才皱眉了，那是因为我原本打算让你给他打电话。可我没告诉你，对吧？”

“没有，”沃利说道，“而且我也没有，我是说，我没给他打电话。”

“是他给你打的。”

“没错。他说，他听说你惹上麻烦了，问我怎么救你脱身。我说可能得靠上帝行个神迹才能让你摆脱麻烦，不过救你出狱只需通常保释金的十分之一即可，也就是五万。他派人送来了一个装着五十张百元大钞的信封，你真应该邀请他参加你的圣诞派对。然后，你现在人在这里，自由了。”

“我人在这里，自由了。”我同意道。

“他们以谋杀罪名起诉你，”沃利继续说，“不过，我看他们不是认真的。罪名不可能成立。当然，如果能找到那个杀了叫朗道的女人的真凶，你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要是知道是谁的话，”我说，“一定马上通知他们。不过我现在最好去开店。我养了一只最恨不能按时吃饭的猫。”

“我很理解你的猫，伯尼。不过你确定不用先回一趟你的公寓吗？”他皱起了鼻子。“你好像应该冲个澡。”

“是烟味，”我说，“我待的那个房间烟雾缭绕，就跟他们开会决定提名哈定当总统的那个房间一样。”

“那时我还没出生呢，”沃利说，“而且你身上不只有烟味。”

“你如此热爱跑步，”我说，“怎么还介意清爽健康的汗味？”

“清爽健康的汗味？”他说，“是监牢里的汗臭吧。回家吧，伯尼。冲个澡，换上干净衣服。你的公寓楼有焚化炉吗？”

“是垃圾处理机。”

“随便叫什么吧。赶快把你现在穿的这身衣服扔进去吧。”

现在声称要烧掉自己的衣服是个时髦话题，可有哪个还残留一丝理智的中产阶级真的将此付诸行动了？我把衣服捆好，赶着送到转角的洗衣店。

我的公寓位于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会处。我从东二十一街的十三辖区（电视里的警察会管这儿叫“一三”）搭出租车过去，冲澡、刮胡子、换了衣服之后，我又搭出租车来到店里。我通常都搭地铁——地铁更快，空间也更宽松，而且不用听杰基·梅森 [2] 总在收音机里催你系上安全带。不过在牢里过了一晚可真让人对外头的这些繁文缛节心存感激——虽然人们也没因此变得多有教养。

我到店里时是十一点左右，拉菲兹夸张地表示它很高兴看到我，以它们种族的习俗——蹭着我的脚踝一个劲儿地摩挲来迎接我。我很高兴你回来了，它在说，如果你喂我的话我会更高兴。我照它的话做了，而它也的确高兴了起来。等店里一切安排就绪以后，我找出马丁·吉尔马丁的号码拨了过去。

“我想跟你道谢。”我说。

“小事一桩。”

“要是你在牢房里待过一晚，”我说，“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可不想有这种体验。那就不必客气了，还有我很高兴有机会为你效劳。好久不见了，伯尼。”

“的确，”我表示同意，“几百年不见了，除了偶尔的闪电会面。”

“没错。我午饭已经有约了，哎呀，见鬼，要迟到了，今天下午你有空到俱乐部小坐吗？三点半如何？”

这就意味着我得提早打烊，不过没有他帮忙的话，我连店门都开不了。我告诉他三点半可以，然后便挂上电话，等着今天的第一个顾客上门。第一个顾客大概将近四十岁，穿着海军蓝长裤和扣错纽扣的运动衫。此人瘦得皮包骨头，手腕的骨头突出，喉结明显，稻草色的头发似乎是在美发学校剪的，给他剪发的学生想必成绩不怎么理想。他眯起无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看着拉菲兹——它刚匆匆吃完早饭，正朝着前窗溢满阳光的地点迈进。那家伙扑通一声便躺下了，没有原地转上三圈，证明了自己绝没有狗族的血统。之后，这位书呆子模样的家伙便把那双淡蓝色的眼睛转向了我。

“它没有尾巴。”他说。

“你也没有，”我说，“不过我可没满世界嚷嚷这事儿。它是马恩岛猫。”

“我听说过，”他说，“这种猫没有尾巴，对吧？”

“它们已经进化到不长尾巴了，”我说，“就跟你我一样。不过，既然说起来，如今猫还长尾巴做什么用呢？”

我只是想找个聊天的话题，可他却当真了，眉间出现了几条深深的皱纹，认真地思考着。“我在想，”他说，“尾巴对于动物保持平衡是不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每个星期见一次心理医生，”我说，“而且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讨论解决。”

“我的意思是，身体平衡。”

嗯。我让他继续深思尾巴这个附件在维持动物身体平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马恩岛上这些无尾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所占的优势，不过我本人除了偶尔点个头哼一声之外，对这场谈话的贡献不多。我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我的机智，因为他似乎根本不知道机智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也不想深入探讨拉菲兹的出身。

因为，如果你非要问清楚的话，我可从来都不确定拉菲兹是不是真的马恩岛猫。拉菲兹跟我在照片里见过的马恩岛猫并不像，也不具备该品种典型的跳跃步伐。说实话，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平凡的灰色虎斑猫——曾在没列入官方记录的意外中失去了尾巴，也学会了如何离开尾巴生活。

天知道，它还失去了好几样出生时拥有的东西，但已经学会了在没有它们陪伴的情况下生活。虽然它还会想在家具上磨利爪子，不过爪子其实只是记忆，在命运（也就是卡洛琳·凯瑟）把它带进我的生活以前，它就已经动过了除爪手术。而且，虽然它的气势和个性都是雄性猫族的杰出典范，但代表它雄风的两个标志，很不幸地，也都遭遇了类似的移除手术。

最后这一点说明了它根本不可能让自己的血统得以延续，所以追究它的血统也是多此一举。对我来说，它是马恩岛猫，而且是非常合算的纯种猫。至于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根本不在乎。

“……格列佛·菲尔伯恩。”我的访客说道。

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先前一直在成功地让我的注意力流失。我抬眼看见他站在那里，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等着我回答一个我只听到最后几个字的问题。我做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我得承认，这个表情对我来说毫无挑战性。

“我可以解释一下。”他说。

“这样再好不过了。”

“我只需要，”他说，“复印件。原稿你怎么处理都行。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信，而是信的内容，我想知道信里讲了什么。”

我本可以告诉他那些信就和拉菲兹的尾巴一样下落难寻，不过急什么呢？现在他比刚才谈论我的猫时有趣多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我叫……”

“罗登巴尔，”他说，“我把音发对了吗？”

有些人会弄错第一个音节。第一个元音是长音。“你要是没发对，”我说，“就是我父母对我撒谎了。那你是……”

“莱斯特·埃丁顿。”

我期待这个名字能灵光一现唤起某个记忆。如果你开书店的话，会记住成千上万个作家的名字，毕竟他们算是你挣饭吃的家伙。有些作家我也许一无所知，也许他们写的书我一个字也没读过，不过我总是乐于知道他写的所有书的书名，以及应该放在书架的哪个位置。

我只知道这家伙是个作家，不过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等他自己解释之后，我知道了原因：除了我有幸错过的几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他还没出版过任何作品。不过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写作。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辛勤笔耕，那本书的主题从——你没想到吧——他十七岁开始就念念不忘，挥之不去。

“格列佛·菲尔伯恩，”他说，“我读了《无名之子》，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每个人都这样说。”

“不过我是发自内心地这样认为。”

“每个人也都这样说。”

“大学时代，”他说，“我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报告。除了英美文学以外，还能在很多其他课程中谈论他，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从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作品看转变中的美国种族意识》——大学一年级的社会学。在艺术史这门课上，我写过《小说是抽象表现主义的文学表现》。在把他融进地球科学课时我碰到了一点儿小麻烦，不过其他所有的课程，我都在谈论格列佛·菲尔伯恩。”

他的硕士论文主题是菲尔伯恩，毫无意外，而且还被扩充成了博士论文。他一辈子都耗在这所大学或那所大学里任教，一直在更换雇主，从没争取过终身教职。不管走到哪里，他一定会教几门大学一年级英文，外加一门专门研究你也知道是谁的课程。

“可是他们其实都无心研究，”他说，“他们只想坐在一起聊《无名之子》有多棒，又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且，当然了，也要讲到菲尔伯恩真是个‘酷毙了的家伙’，说他们多想半夜给他打电话谈谈阿切尔·曼纳林和那本书的内容，可他是个如此神秘的人，他们根本找不到他。你知道他之后写过几本书吗？”

我点点头。“我有几本放在书架上。”

“嗯，你是应该有。你干这一行嘛。不过这人每隔三年就出本新书，永远在冒险，而且越写越好，但根本没人注意到。小孩子不在乎这个。他们不想读他的后期作品，而且从他们交的报告来看，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之后的书。”

“可是你读过他所有的书。”

“他写的东西我全都看过，”他说，“外加所有关于他的文章。他是我的生活重心，罗登巴尔先生。等我写完以后，我会交出一本有关格列佛·菲尔伯恩生平及其作品的最高权威著作。”

“这就是你想要看到信件复印件的原因。”

“当然。安西亚·朗道是他的第一个经纪人，也是唯一和他有过亲密关系的。”

“算不上亲密吧，”我说，“据我所知，他们从来没见过面。”

“或许是事实，尽管信件可能证明真相恰恰相反。这只是信能回答的问题之一。他们见过面吗？他们的关系比作家和经纪人更亲近吗？”他叹了口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都是否定的。不过说起来，恐怕没有人比她更有机会接近他了。他在信里吐露过什么？他对于当时正在写的书说了些什么？还有他的思想、感情，他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生活。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需要那些信了吧，罗登巴尔先生？”

“我明白你为什么想要，”我说，“只是不明白，就算你看了那些信，又能有什么用。菲尔伯恩曾经为了阻止别人引述信件内容而闹上法庭。你凭什么以为他不会再闹一次？”

“我知道他会。不过不管要等多久，我都熬得住。他比我大将近三十岁。我不喝酒也不抽烟。”

“真不赖，”我说，“可这样诅咒人又算什么呢？”

“我不是个伪君子。”他说，可信程度就和某某总统坚称他不是恶棍或者另一位宣称他没吸过大麻一样。“不过我的弱点都不会有损健康。我不知道菲尔伯恩抽不抽烟，不过我有可靠消息说他喝酒。”

“黑麦威士忌。”我说。

“传言中是这样的，而且据我推测，他喝的量还真不少。哦，我是希望他可以活得长长久久，罗登巴尔先生。我希望他能写更多的书，多多益善，也希望我有机会一一拜读。不过凡人终将归于尘土——虽然某些人活着的时候可以创造出不朽之作。而且，虽然他有可能再活三十年，而我今天下午就可能会被巴士撞倒……”

“不过你比他晚死的概率更大。”

“保险公司的统计员会这样说。只要他还活着，我连出版这本书的念头都不会有。相信我，只有不用担心他怎么看这本书，我才能放开手来痛快写。只要他不在人世了，我想什么时候出版都可以。至于目前呢，我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让书里的内容尽可能地准确，而且尽量涵盖所有细节。”他调集了所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电影里党卫军军官的温暖，微笑起来。“这也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你说什么？”

“信不在我这儿。”我说。

“哦？”

“连张明信片也没有。我以前的确是因为偷窃被起诉过，而我昨晚也的确在安西亚·朗道入住的酒店被捕了。不过我没有偷朗道的信。”

“菲尔伯恩的信。”

“不管是谁的。”

“你也只能这么说了。”

“匹诺曹也只能这么说，”我说，“如果他不想长出长鼻子的话。”

“要是你手里没有信，那是谁拿了呢？”

问得好，我也希望我知道答案。我告诉他实话之后，他露出了狡猾的表情。“就算是落到你手里好了，”他说，“要是这些信正四处乱飞的话，总会落到个什么地方吧，所以谁敢说不会跟着你呢？”

“谁敢说呢？”

“你得好好考虑你的出路，选择一条对你最有利的。不过，就算只是以防万一，你也该找个复印机，做个备份，对吧？”

“窃贼一向这么做。”我说。

“真的？”

“我们什么都复印。皮草、珠宝、稀有钱币……”

他点点头，把我的玩笑话当成什么新知识记了下来。“给我一份复印件就行了，”他急切地催促道，“我没有钱，这一点你一定很清楚，不过我可以凑出几美元支付费用。”

“支付费用？”

“复印费用。”

“换句话说，”我说，“每页你可以付我十美分。”

“哦，也许再多一点儿吧。不过我可以回报给你更重要的东西。你可是在帮助学者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而且，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会在致谢页上列上你的名字。”

“这才对嘛，”我说，“卑微的小偷能有多少机会得到这种礼遇呢？‘感谢伯纳德·罗登巴尔’——你觉得能挤下我的中间名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此书献给伯纳德·格莱姆斯·罗登巴尔，因为他与我分享从已故的安西亚·朗道手中偷来的有用文件。’这话她听了一定会非常自豪，对吧？”

“朗道小姐吗？”

“我妈妈——看到自己的儿子得到这种礼遇。当然，警察可能不这么看，我想我们的遣词造句可以再谨慎一些。再说了，谁知道等这本书能出版的时候，会不会已经过了盗窃罪的追诉期限了呢，你说是吧？”

他表示同意，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甚至非常可能。他递给我一张印有他名字的卡片，莱斯特·埃丁顿，上面还有一个我没听过的宾夕法尼亚州小镇和大学。我将这一点如实告诉他后，得知那个小镇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靠近俄亥俄州的边界。

“你一定很累，”我说，“一早开了那么远的路赶过来。”

不过他这个周末就在城里，住在某家酒店。该不会刚巧是帕丁顿吧？不是那样高档的酒店，他跟我保证，并说出了第三大道一家酒店的名字——的确和帕丁顿差了一两个等级——虽然只有几步之遥。他来这儿是要和苏富比的人讨论是否有一丝渺茫的机会可以说服他们给他信的复印件。而且他也希望能和安西亚·朗道见上一面，不管是看信还是为她做个采访——她曾多次拒绝的要求。此外，他还有别的诉求。

“那么，”他说着直起身来，“我已经占用了你不少时间。要是信真的到了你手上……”

“我会记得你的话。”

他大概是希望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不过我猜他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将一只手甩过柜台，态势如此古怪，让我愣了一下，不知拿那只手如何是好。

我握了握他的手，看来他就是这个意思。之后，我把那只手交还给他，他终于走了。

埃丁顿身后的门刚关上，电话铃就响了。是卡洛琳，她要带午餐过来。“我知道今天轮到你了，”她说，“不过我也知道你刚开店，所以我想说我可以再带一次饭。除非你早餐吃得晚，打算把午饭省掉。”

“你提醒我了，我什么早餐都没吃。”我说，“我喂过拉菲兹，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把它从我的脚边赶走。可怜的家伙当时都快饿死了，我也是，现在还是。所以我当然不打算省掉午餐。”

“那头猪。”她说。

“你说什么猪啊？”

“你那只猪一样的猫啊，伯尼。它吃早餐了吗？”

“一口也没少吃。”

“那么，它今天已经比你多吃了两顿啦。我九点一刻左右喂过它，在我开店以前。我敢说它根本没告诉你吧，对吧？”

“它说了‘喵’。这算吗？”

“那只动物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听着，我马上就过去找你。熏牛肉三明治外加几瓶奶油苏打怎么样？”

“喵。”我说。

“马丁真是体贴，”她说，“想想看，起初是你偷了人家的棒球卡，结果他还回过头来救你出狱。”

“我没偷他的卡。”

“哦，可他以为是你偷的啊。重点是，你们的关系没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可现在你再看看。”

“我过几个小时就要去见他了，”我说，“在他的俱乐部。”

“我猜你也好一阵子没见过他了，对吧？”

“很长时间了。”我说，然后瞥了一眼我的表，“差不多有二十二小时了。”

“你在哪儿——”

“帕丁顿酒店，”我说，“不是昨晚，白天早些时候。当时我正要出酒店，他从大门走了进来。”

“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没说，”我说，“因为我们没说话。不过要我猜的话，他是在搞婚外情。”

“帕丁顿是那种酒店吗，伯尼？”

“搞婚外情的那种？除此之外还有哪种啊？”

“我是说那儿都是妓女吗？因为我没听说那儿有这样的名声啊。”

“是没有，”我说，“也没有妓女，不过婚外情不需要妓女参与。只要有个不是配偶的对象就行了。”

“而他有一个？”

“正挽着他的胳膊。我仔细看了看她，她也值得一看。不过她可没看我，就算看了也没往心里去。因为她没认出我来。”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哦。刚才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你要说她是爱丽丝·科特雷尔。”

“不是。”

“如果你不认识她的话，当然不是。可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怎么会希望她认得出你？”

“我说的不是当时，”我说，“是后来。”

“后来？”

“我在六楼走廊碰到了她，”我说，“天知道为什么我还记得她，虽然第二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打扮得跟帕丁顿熊一模一样。而且后来，在酒店大堂里，她还记得我。‘就是他！’她喊着，真是讨人喜欢啊。”

“你看到跟马丁在一起的就是她？”

“正是同一个人，”我说，“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佩服马丁的品位。她的名字叫艾西斯·戈蒂耶，就住在那家酒店里。”

“是她向警方指认你，然后马丁把你保释出来？”

“是啊。”

“这一切又跟信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

“或者谋杀案。全都有关联吗？”

“问得好。”

“什么都比不上熏牛肉三明治，对吧，伯尼？”

“无与伦比。”

“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和奶油苏打配在一起才好吃。和其他东西一起吃全不对味。”

“这话你可说对了。”

“伯尼，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真希望我知道，”我说，“因为事发当时我就在那里，还因此被搅进了案子里，要是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会比现在开心得多。”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我前一晚抵达帕丁顿，一直到我稍后离开——手腕上套着手铐，雷在我耳朵边上唠叨着他那版独一无二的米兰达警告。

“我妈妈以前总跟我说要穿干净的内衣裤，”我说，“以防万一被车撞了。”

“我妈也这么说，伯尼，可她从来没告诉过我原因。我就以为那只是正派人士的守则之一呢。不过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被车撞了，内衣不是也会和其他东西一样全被压得稀烂吗？”

“这我倒从没想过，”我向她承认，“可我一直都乖乖地听话，每天早上都换上干净的内衣裤，而且这么多年来从没被车撞到过。”

“真是浪费。”

“不过其实她应该告诉我，”我继续说，“穿干净的内衣裤是要以防万一警察剥光我的衣服搜身。”

“这确实比被丰田汽车撞到的概率大得多。”

“对我来说的确是这样。不过重点是，如果被剥光衣服搜身的时候内裤很脏，那真是尴尬到了极点。我是说，穿着干净内裤都已经很尴尬了。”

“我可以想象。”

“不过如果你被车撞倒了，昏迷的概率很大。”

“死亡的概率也很大。”

“不管哪一种情况，总之你连内裤是脏的都不用知道。而且如果你还能清醒，还会在乎内裤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愁得没空尴尬了。”

“昨晚还真是尴尬，对吧？”

“被人搜身吗？这么说好了，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什么，那可就糟了。我说的不是脏内裤。”

“很好，”她说，“因为关于内裤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就算永远不再提这个话题我都无所谓。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吧，伯尼？”

“没有。他们没找到我的工具，不然他们可以起诉我的理由就更多了。他们没找着格列佛·菲尔伯恩寄给他经纪人的信，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没找到。而且他们也没——”

门开了。

“——问出昨晚大都会球队到底怎么了，”我表情无辜地说，“那个他们刚从萨拉索塔 [3] 找来的左撇子小伙子昨晚应该上场的，可是我一直没听说他表现得怎么样。”

卡洛琳看着我，一副以为我把脑子丢了，或者找回来却塞错了地方的表情。然后她便看向门口，这才恍然大悟。

[1] 相关故事请见《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2] 杰基·梅森（Jackie Mason，1931—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影星。

[3] 萨拉索塔（Sarasota），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

9

是雷·基希曼，他身上套着深蓝色西装，打了条红蓝条纹领带，想必一定穿了干净的内衣裤——出于为他着想的心态，我希望内衣裤比那套西装合身。他看看我，摇了摇头，看看卡洛琳，再次摇摇头，然后便走过来倚在柜台上。

“我听说他们把你放出来了，”他说，“很抱歉不得不先把你关起来。这种事我没有选择。”

“嗯，”我说，“我看是没有。”

“你没放在心上吧，伯尼？”

“没放在心上，雷。”

“这我就放心了。伯尼，我得告诉你，以你的年纪在酒店里爬上爬下是老了点儿。这是年轻人的把戏，可你已经不是小孩了。你现在都算是敲上中年人的门了。”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说，“我也是在轻轻地敲。如果他们不放我进门，我可不会撬锁进去。”

“那可就是几百年来第一扇你不撬的门了，”他说，“你昨晚在老小姐的房间里，对吧？”

“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换上狡猾的表情。“没什么。”他说。

“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没有盗窃工具，没有大捆钞票，没有金币，没有珠宝。那个英国佬是怎么说从来不叫的狗来着？”

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想了想他这句话，假设所谓的英国佬是福尔摩斯，那只狗一定不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主角（一般人常会犯这个错误），而是《银斑驹》里那只像巴仙吉犬 [1] 一样沉默的狗。不过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英国佬只有雷德蒙·欧汉隆，上回我读到这个人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美洲豹、蝎子、叮人的蚊子，咱们的老朋友牙签鱼就更别提了。他才不会谈论什么狗呢。

“不知道，雷，”我说，“他是怎么说那条狗的？”

“它会咬人，伯尼。你的故事也一样，说什么住进酒店的房间去跟哪个女孩约会。像你这种人会花大把钞票开房间只有一个原因，非得是大宗盗窃案不可。你跑去那个地方是为了找你要偷的东西。”

“也许吧。”

“伯尼——”

“卡洛琳，”他说，“没人学过 [2] 你不要插嘴吗？”

“有人很努力地学过我，”她说，“不过我这个人教得很慢。伯尼，他昨晚对你说了一遍米兰达警告，记得吧？所以说话要小心，因为说不定会被当成证据。他完全可以站在法庭里发誓你说过。”

“我想怎么说都行，”他很有说服力地表示，“不管伯尼说了没有。没办法在证人席上信口胡扯的话就不必当警察了。不过现在的重点不在法庭，伯尼。重点是你我要香喷喷地从这堆屎里全身而退。你是让我继续讲下去呢，还是要我走人？”

“我说了算吗？”

他愤怒地瞪着卡洛琳，我啜下最后一口奶油苏打。“讲下去吧。”我说。

“你就在这家酒店，”他说，“而且可不是为了什么浪漫情事而来的。你当时在六楼，因为你说在那儿遇见了高低椰。”

“高低椰？”

“你已经把她忘了吗？那个黑女孩，在你想偷偷溜出大堂时高声尖叫的那一个。”

“艾西斯·戈蒂耶。”

“对啊，正如我说的。高低椰。”

“我是在走廊里碰到她的，”我说，“我觉得我们聊得还算投机。”

“就说她对你印象深刻好了，伯尼。她直接找到了前台服务员，要他马上拨打九一一：‘别再往头发上抹鞋油了，眼下正有个可疑人物在这儿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呢。’”

“真不明白她怎么会说我是可疑人物，”我说，“我明明从头到尾都没起过什么疑心。”

“你啊，”他说，“简直比黄瓜还要冷静，虽然都已经成了腌黄瓜。说到这个，那一根你还吃吗？”我摇摇头，他便一把抓走了黄瓜，两三口吞了个精光。“谢了，”他说，“依我看，伯尼，你是听说了那个叫朗道的女人的事和她那些信。你跑去找信，结果不小心撞见了尸体。”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杀了她喽？”

“当然不是，伯尼。你不是杀手。你是个贼，还是贼里面最能干的那种。不过说到暴力的话，你简直是集甘地和耶稣于一体。”

“那正是我啊。”我说。

“总之你看见了朗道，”他说，“而且她已经死了。于是你就赶快跑了，顺手锁上了门，连同链锁什么的全闩上了，像你过去每一次做的一样。这是你的注册商标，伯尼。”

“谁让我生来就是个讲究的人呢，”我承认，“不过——”

“让我讲完。你自己闯进去，找到了一个死女人，然后又自己跑出来，却撞上了一个活女人。”

“艾西斯·戈蒂耶。”

“黑皮肤那位，”他表示同意，“有个法国名字。她正要出门。你怎么不干脆跟她一起锁进电梯离开犯罪现场算了？那样一来，等警察控制酒店大堂的时候，你已经安全自在地躺在自家床上了，不是吗？”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雷。”

“当然，”他说，“狗。”

“什么狗？”

“不讲话的那只狗。我们搜过你，伯尼。把你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也把你四楼房间里的每个角落翻了一遍。结果你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

“一些袜子和内衣裤，”我说，“还有一只泰迪熊——除非纽约的精英分子把它偷走了。”

“你对警察的期望太高啦，伯尼。没人偷走你的泰迪熊，再说了，它是酒店的财产，本来就不属于你。我们找了半天依然两手空空，一样盗贼的工具也没找着。”

“所以呢？”

“所以东西到底在哪儿？”

“你尽管搜啊。”

“我们搜过了，记得吧？”

“记忆犹新。”

“你没把东西留在家里，”他说，“不然你怎么能打开朗道的门，甚至还在离开前把门反锁？总之它们是你的美国运通卡，是你离家时的必备物品。不过你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搜身，所以就把它们丢到了什么地方。”

“而且只要咱们知道工具在哪儿，”我说，“就可以用它们闯进五角大楼，窃取政府机密。”

“如果咱们知道工具在哪儿，”他说，“找到的就不会只是一套偷窃工具，还能找到那些信。别问我是什么信，伯尼。如果读了今早的报纸，你也该知道——如果你原先真不知情的话。某个我没听说过的名作家写的信，所以他能有多出名呢？从没在脱口秀里见过他。这样一来，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是谁啊？”

“你可以试着读一读他的书。”

“如果我想看书的话，我还是继续看畅销作家——温鲍、康尼茨、艾德·麦克班恩的书吧。起码他们头脑清楚，不像那种会把所有的信都写在紫色信纸上的大白痴。信全不见了，伯尼。我们搜过她的房间，因为那里就是犯罪现场。没有信。”

“也没有盗窃工具。”

“正如我刚才说的。”

“也没有狗，”我说，“雷，你刚才说了我没杀她，记得吧？”

“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楚。”

“是他杀，对吧？还是自然死亡？”

“有人朝她的头猛敲，”他说，“再往她胸口上插了把刀，所以自然造成了她的死亡。凶手把刀一起带走了。他有可能把刀留下了，你也有可能带走了刀，和你的盗窃工具还有信一起藏起来了，可他为什么要留下刀，你又为什么要捡呢？这都说不通嘛。”

“很少有什么事情说得通，”我说，“我还以为她是被枪打死的。”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闻到了火药味。“不知道，”我含糊地说，“可能是听到的吧。”

“那你听错了。不过就算她中了弹，开枪的也不是你，因为昨晚我们给你做了石蜡测试，你表现完美地通过了。”他扯了扯下嘴唇。“当然，你可以戴手套。还记得你以前总是戴着橡胶手套，在掌心处挖个洞，以便通风。那是你的另一个注册商标，就像偷了马以后把门锁上一样。”

“我了解伯尼，”卡洛琳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雷。他从来都没偷过马。”

他瞪了她一眼。“橡胶手套没办法帮你通过石蜡测试，”他继续说，“因为你的掌心还是会沾上硝酸盐粒子，不过现在你改用一次性手套了，塑料膜做的那种。”他禁不住露出了一个微笑。“只不过昨晚你什么手套都没戴，对吧？”

“怎么说？”

“你留下了一个指纹。”

怎么可能？我清楚地记得，在扭开弹簧锁，把自己关进安西亚·朗道的房间之前，我明明套上了塑胶手套。而且戴上手套以后，我马上擦了我有可能碰过的门把、门和门框。一直到我整个人都出了套房之后，才把手套脱下来。脱下手套时，我已经到了套间楼下的防火梯。

“你不打算问我在哪儿发现的吗，伯尼？”

“有这个打算，”我说，“不过我有种预感，你一定会告诉我。”

“在一个信封上。”

“哦，”我说着皱起了眉头，“什么信封？”

“哈，”他说，“我就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你连自己漏下了两封信没拿走都不知道。紫色信封，两封都是寄给安西亚·朗道的。安西亚到底是个什么名字啊？”

“女孩的名字。”卡洛琳说。

“呃，卡洛琳也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信都是用同样的信封寄来的，而且跟现场所有东西一样，也撒上了粉，查指纹。其中一封上面全是指纹，有一些被弄模糊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她的，不过其中一个像水晶一样干净，你猜是谁的？”

“看来是我的。”

“你没费心处理那个指纹，”他说，“因为你原本打算把它跟其他所有信一起拿走。我看你是搞砸了。别做出这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伯尼。指纹把你扯进了谋杀案，可我原本就知道你人在哪里，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你怎么说吧。”

“你有整整一沓信。原先应该是放在哪个大信封或者档案夹里，所以有多厚呢？一英寸？两英寸？高低椰没说你拿着东西，所以你的手应该是空的，因为你的衬衫里塞满了。”

“我的衬衫？”

“你的衬衫底下，我猜信就藏在那里。这样你就可以逃过高低椰这一关，不过训练有素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你必须在进入大堂以前把东西藏好，因为你知道有人被杀了，也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抓住。”

“被训练有素的人。”

“或者某个刚好认出你是个一激就上钩的小偷的人。”

“无药可救的小偷。”

“是你自己说的。可是你没把东西藏在自己房间里，也没带着东西出酒店，所以东西藏在哪儿呢？”

“既然你不相信我根本没拿的话——”

“打死我都不信。”

“——那我一定是把东西藏在酒店某处了。”

“是啊。依我猜，是另一个房间，如果我年轻气盛的话，我就会一间一间地仔细搜查，搬开家具，掀开地毯。”

“不过你是个有智慧的长者了。”

“你懂我的意思，伯尼。咱俩现在都有机会捞到好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你把东西藏到哪儿了，我会亲自去拿，接下来咱们就等着瞧吧。”

“等着瞧什么？”

“看怎么换现。难就难在这里。从我听到的消息来看，没人知道那些信件值多少钱。除非能够公开出售，不然根本就换不了多少钱。你要是偷本珍品书或者有价钱币、名画什么的，就有那些脑子不正常的收藏家会花大价钱买下来，然后藏在别人连想偷看一眼都找不到的地方。可是只有大学图书馆是这些信的大买主。而且，除非可以向外界大肆宣扬自己拿到了这些信，不然他们是不会花大钱的。”

“他们要的是宣传。”

“就跟找个年轻女孩做女友的老家伙一样。这事一半的乐趣是跟老朋友炫耀——尤其是当他也没什么成就可供炫耀的时候。所以说，这种买卖一般只能把赃物卖回给保险公司……”

“呃，如果是这样……”

“可是这些信没买保险。朗道不肯为那些信件买动产保险，而且因为苏富比还没拿到信，所以他们公司的保险也不能涵盖。再说，朗道又不能把信赎回来，因为她已经死了，而且除非有个没人听说过的新遗嘱，否则她的财产就全得捐给艺术家工会，资助穷困潦倒的作家——依我看，大部分作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种境况。”

“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雷。我们不够尊重艺术。”

“是啊，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重点是，伯尼，总有人愿意出赏金，上帝总会打开一扇门让咱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赚到钱。然后，咱们就把钱分了。”

“五五对半分账。”

“这是唯一避免伤害感情的办法，伯尼。你一半我一半。平均分配，谁也不多拿一分。”

“好像挺公平。”

“见鬼，不能更公平了。所以呢？咱们就这么定了？”

“大概是吧，”我说，“不过我必须亲自把信拿回来。”

“怎么拿？到处都是登着你照片的报纸，伯尼。你连前台那关都过不了。我去拿吧，我可以像酒店老板一样走进去，不会有人拦我的。”

“把你的警徽借给我，”我说，“我也一样办得到。”

“你真会说笑话。”

“信藏在安全的地方，”我说，“而且没有人会找到。我可以尽快拿到手，不过不着急。再说你去拿会有困难，雷——就算你知道东西在哪儿。”

“这讲不通，伯尼。”

“雷，”我说，“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事通通告诉你，可你就是找不到。相信我。”

“是啊，”他说，“你藏东西的本事就和找东西一样神乎其神。我只希望你没有直接把信藏在朗道的套房里。”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想必已经彻头彻尾地检查过那个地方了。”

“没错，”他说，“你的房间也是。包括小熊。”

“小熊？帕丁顿熊？”

“在你房间里，坐在壁炉上。”

“你觉得它身上能塞一个两英寸厚的文件夹？那它到底有没有把东西藏在它的小红夹克底下呢？”

他摇摇头。“不是信。不过它有可能捧着盗窃工具，甚至是一把枪——如果是手枪的话。”

卡洛琳用小红帽的口吻说：“亲爱的帕丁顿，你到底是爪子里抓着一把枪呢，还是因为看到我才这么高兴？雷，你跟你那伙人有没有把伯尼的小熊开膛破肚？因为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他要控告你们的理由非常充分。”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保护动物协会投诉，”雷说，“不过我们只帮它做了X光扫描，所以你大可放心。总而言之，搜查相当彻底，伯尼，你的房间和她的都是，不过这和搜毒品不一样，不能带狗进去。狗怎么能帮你找到某个人写的信呢？”

“或许你可以让他闻闻格利·菲尔伯恩的笔迹样本。”

“或者紫色信封。我知道你有多调皮，所以找了几个巡警在她的档案柜里找那些紫色信件。藏信的绝佳地点，只要把信塞到别的档案袋里就行了。”

“就跟爱伦·坡 [3] 那篇《被窃的信》的情节一样。”卡洛琳说。

“随便吧。被窃或者悲泣，总之他们一无所获。不过我们没有劈开书桌或者冰箱门，所以你还是可以再溜回朗道的住所，找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把东西通通塞进去。问题是，套房现在被当成犯罪现场封起来了。你进不去。”

“我不需要进去。”

“很好，”他说，“所以是别的地方，某个你进得去的地方。”

“差不多吧。”

“而且我进不去。”

“你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去，”我说，“而且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让你浑身不自在。”

“那就算了，”他耸耸肩，“好吧，伯尼。就按你说的办吧。慢慢来，可是不能太慢，明白吗？眼下风声很紧，而且还有个据说很有名的女士被人杀了——虽然我认识的人里没一个听过她的大名。你该不会刚好知道是谁杀了她吧？”

“如果你说了半天只是为了——”

“当然不是，我知道你没杀她。可你在我们之前抵达案发现场，所以你可能看到了什么，有些什么线索。而且就算没看见，你也总有办法摆脱踩到自己老二的处境，然后又香得像朵水仙花似的冒出来。前一分钟你还是阶下囚，后一分钟就又看到你跟满满一屋子的人解说谁是真凶。”

“呃，我很高兴这个房间没有挤满人，”我说，“因为现在我一反常态，舌头打结了。”

“你说的是真的？”

“绝无虚言。我一点儿线索也没有。”

“不过你可能会想出什么主意来，”他说，“以前你不是没有这样做过。如果找到线索，你也知道该跟谁通风报信。”

“当然，雷。咱们是搭档。”

“你说对了，伯尼。咱们俩搭档一向合作顺利，对吧？而且这一回我有很好的预感。这事干完之后咱们应该都有斩获。”他在门口停住脚步，“很高兴看到你，卡洛琳。你几乎一个字也没讲。”

“根本没机会讲，雷。”

“也许这就是原因。你不开口的时候的确更讨人喜欢。”

“哇，”她说，“不知道这话用在你身上行不行得通？”

“看吧？你只要一开口，就是原来那副讨人嫌的模样。可嘴巴闭紧的时候还不错。你知道吗？你看上去不一样了。”

“啊？”

“你看上去不一样了，”他说，“大部分时间你看起来都像准备咬人的狗。”

“可现在我看起来像是刚洗了澡，梳过毛的贵宾狗？”

“比较像毛茸茸的可卡犬 [4] ，”他说，“变得温柔了，你知道吗？”他打开门。“不管你是怎么办到的，继续保持。这是我的建议。”

[1] 巴仙吉犬（Basenji），一种极少吠叫的狩猎犬，也称刚果犬。

[2] 雷在此处用的词是learn，通常表示“学”，俚语中有时用它表示“教”。

[3] 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西方侦探小说鼻祖。《被窃的信》是爱伦·坡创作的侦探小说之一。

[4] 可卡犬（Cocker spaniel），猎鸟犬中最小的犬种，温和好动，毛质为丝绸状。

10

“不管你是怎么办到的，”她低声咆哮着，“继续保持。雷蒙德·基希曼——女子礼仪学校创办人的建议。”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雷。”

“没错，”她说，“而且没有一天不后悔。水仙没有香味，伯尼，怎么可能香得像朵水仙花似的冒出来？那头死猪。”

“就因为他提到了水仙？”

“因为他说了那些对我的评价。他注意到了，伯尼。他不知道他注意到了，可是他注意到了。真丢人。”

“是因为你头发长了。”我说。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跟衣服也有关系。瞧我这件衬衫。”

“哪里不对了？”

“这件你能穿吗？”

“呃，”我说，“不，不能吧，说实话。可我是男人，卡洛琳。”

“太女性化了，对吧？”

“呃，对。”

“问题来了，伯尼。我要变成娇滴滴的女人了。看看我的指甲。”

“哪里不对了？”

“你就看一眼吧。”

“怎么了？”

“你看它们还和原来一样吗？”

“修得挺短，”我说，“而且上面没有指甲油——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除非你是涂上了那种无色指甲油。”她摇摇头。“那么在我看来，”我说，“它们还和原来一样。”

“没错。”

“所以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问题，”她说，“是在里面。”

“指甲底下？”

“皮肤底下，伯尼。指甲一直没变，不过这是第一次看起来不对劲。对我来说，我的意思是。指甲看起来太短了。”

“是很短没错啊。和以前一样。”

“在这以前，”她说，“看起来都不短。以前看起来刚刚好。可现在看起来，我嫌指甲太短了。短得没有吸引力。”

“哦。”

“跟我的头发一样。”

“哦。”

“你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吧，伯尼？”

“好像是，嗯。”

“是埃丽卡，”她说，“她把我变成了芭比娃娃。接下来呢，你倒是说说，涂脚指甲油？穿耳洞？伯尼，你要跟泰迪睡觉，我呢，马上就要穿着泰迪睡了 [1] 。妈的。”

“呃，你还是会说脏话。”

“现在是会。可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说‘讨厌’了。伯尼，我本以为你没拿信呢。”

“是没拿啊。”

“那信封上怎么会有你的指纹呢？”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查出了朗道的房间号码。记得吧？我假装找到一个上面有她名字的信封……”

“然后前台服务员就把信放进了她的信箱。你只是随便挑了一个紫色信封？”

“我想用一个容易辨认的。我知道菲尔伯恩习惯用紫色信封，所以，呃……”

“信封里面是什么？”

“一张空白的纸。”

“紫色信纸？”

“你说呢？”

“你想干什么，想让她心脏病发作吗？她拿到信，以为是他寄来的，然后看到一片空白。如果换作是我，会以为是个不爱说话的男人威胁要杀了我呢。”

“我原本是想说，”我说，“她应该等我摸走信以后才会收到那个信封，然后她会以为是菲尔伯恩在报复她。”

“你真是那样想的，嗯？”

“呃，多多少少。”

“进了巴黎水的脑子，对吧？”

“卡洛琳……”

“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信在哪里？”

“一丝线索也没有。”

“你和把你卷进这个麻烦的女人谈过了吗？”

“爱丽丝·科特雷尔吗？”我把手伸向话筒，“我试过了，可她没接。这次还是没人接。”

“真奇怪，她竟然没想过跟你联络。”

“你这么一说，的确奇怪。待会儿我再试试看。”

“那你跟雷搭档……”

“对半分账，”我说，“平均分，谁都不多拿一分。不过我们还没有东西可卖，到目前为止的最佳提议是：如果我把信复印一份的话，某个男人会付复印费给我。所以也没什么好分的。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我搞错了，”我说，“再说吧。不知道马丁有什么打算，真叫人纳闷。”

她回贵宾狗工厂以后，我还在纳闷，不过我有川流不息的顾客让我不断分心。首先进来的是玛丽·梅森——我敢发誓她跟我买书只是为了找借口来看猫。她一如既往地对拉菲兹小题大做了一番，而它也一如既往地坦然接受。之后，它便纵身跳上一个高书架，蜷身窝在盒装的托马斯·洛夫·皮考克 [2] 书信集旁边——恐怕只要我还是这家书店的店主，就甩不掉这套书了。我卖给梅森小姐两三本侦探小说——内容很温暖，你听到了一定很惊讶——而且正当我拉开收银机，要开收据时，有个男人拄着拐杖进来，问恩典堂该怎么走。

就在百老汇转角，而且比露德同性恋活动中心更容易找。我给他指了正确方向。他一拐一拐地走了，紧接着，我那位头戴棕色贝雷帽，留着银色胡子的长脸朋友就跨进了门，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带着浓郁的威士忌味。他径自走到诗集区，一本正经地浏览起来。

一位穿着工装裤的年轻女人想知道时间，我告诉了她。还有个塞内加尔人——个子很高，而且简直瘦得吓人——想卖给我几只劳力士表和普拉达手提包。他向我保证说，这些都是纯正的赝品，可以为我带来绝好的商机。我解释说我经营的是书店，只卖印刷品，于是他便摇着头走了，边走边为我欠缺生意头脑和眼光而叹息不已。我摇了摇头，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又给爱丽丝·科特雷尔打了一次电话。没有人接。

我又打了一通电话，这回打给了毛克利。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退学生，曾经的瘾君子，如今仅剩的脑细胞只够做书探这行。我从他手里买了不少书，而他在我书架上看到定价低得离谱的书时，也跟我买过几本。

如果没别的事要做的话，他会代我看店。我希望他能在我跟马丁·吉尔马丁碰面时帮我代班。可是他也没接电话。

我又拿起了雷德蒙·欧汉隆，希望有人提醒我，还有别的丛林比我定居的这个更糟。接下来打断我的是个地包天的胖子，长了头卷得密密的棕发。看起来像只烫过毛的牛头犬。

“罗登巴尔。”他说着，朝我塞来一张名片，希里亚德·莫菲特，上面写着，收藏家。下面是一个地址，位于华盛顿州贝林厄姆的邮政信箱，传真号码，和一个电子邮箱。

收藏家还真能把人逼疯。他们都有点儿疯癫，不过旧书店少了他们可没法生存，他们买的书比谁都多。他们不仅买自己读过的书，还买永远不打算读的。反正也不是真的有时间读。他们得忙着仔细研究目录，走访廉价书店，拍卖场，还有，没错，像我这样的店主。

我问他收藏什么。他俯在柜台上，压低声音，一脸神秘地对我耳语起来。

“菲尔伯恩。”他说。

真巧。

“我是完整主义者。”他说，语气中骄傲与退缩兼具，仿佛宣称他有皇室血统且罹患血友病。“我什么都要。”

“呃，我这儿没几本。”我说，“小说区按字母顺序排列着几本。我有《无名之子》，不过是第五次印刷。”

“我有第一次印刷的。”

“我就知道你会有。”

“还有一本第十次印刷的，”他说，“为了修订过的封套。外加十四本平装版。”

“要送给朋友分享？”

他听了大惊失色。不知道哪个带给他的震撼更大——是朋友这个词呢，还是要送书给人这件事。或许两者皆是吧。

“十四本平装，”我说，“哦，每次印刷一本。”

“差远了。总共超过六十次印刷。哪个白痴会想全部收藏？我是想每种封面收藏一本。六十几次印刷，总共十四种封面。”

“所以你全都有。”

“每种封面的第一次印刷本我都有。除了一个，二十一次印刷换了新封面，不过我那本是第二十二次印刷。第二十一次印刷的我还没来得及买。数量不少，而且当然不值什么钱，不过请你想办法给我找一本。”

“唉，”我说，“我很希望能帮上忙，可我只有买下一整套藏书的时候才能拿到平装书，而且我通常都马上批发出去了。”

“我已经给专家列出清单了，”他说，“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哦。”

“我只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收藏范围。”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完整主义者。”

他点点头。“我有国外版。几乎收齐了。我有马其顿语的《无名之子》。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3] ，SC太普通了，我的是马其顿版本。其实根本不应该存在的，没有哪个目录学家列出来过，而且我认为这个版本应该没有授权，一定是盗版。不过有人翻译了内容，也排版印出来了，我手头就有一本。有可能是斯科普里 [4] 这边唯一的一本，总之是有这本书，而且就在我手上。”

“真叫人印象深刻。”

“只要我想收藏哪个人，罗登巴尔，我都会全力以赴。”

“看得出来。”

“我不仅收藏书。我还收藏人。”

我开始想象他举着一个庞大的捕蝶网，越过山丘溪谷，把吓出魂的格列佛·菲尔伯恩追得四处飞跑的场景。

“我有他那届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他说，“毕业班一共有八十个学生，所以他们能印多少本呢？而且你说，能有几本留下呢？要找到还留着纪念册的学生可不容易，想说服他卖掉就更难了。”

“不过你办到了。”

“没错，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跟它告别，就算你出我当初付的二十倍价钱也不行。他是唯一没把照片放上去的毕业生。他的‘在校成就’那一栏里一片空白。高二那一年，他是级长，你知道吗？他是拉丁文荣誉学会的一员，学校乐队的小号手。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知道南达科他州的州政府在哪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不沾边的话啊。”

“没什么，”我说，“不过是你问历史我答地理罢了。”

他瞪了我一眼。“他从那时就害怕拍照，”他说，“是唯一没登照片的毕业班学生。我拿到的这本上有他的签名。在原本该登照片的地方，他写着：‘当你垂垂老矣／静坐不动之时／烦请念及那个／逆势写作之人。’笔迹是斜的。”

“向上斜。”我猜道。

“而且他签了全名。格列佛·菲尔伯恩。”

“签名照，”我说，“只是缺照片。”

“不过他的照片的确出现了。不在毕业班的个人介绍部分，是团体照。他和乐队的合照，只是他用一支小号挡住了脸。一定是故意的，我敢打赌。”

“真是个淘气包。”

“他也是拉丁文荣誉学会的会员，我刚才可能说过了，而且他们可没让他躲在恺撒的《评论集》后头。他坐在最后一排，从左边数第二个。他半躲在旁边的学生后面，脸被影子遮住了，所以很难从那上面看出他到底长什么模样。不过，那毕竟是如假包换的格列佛·菲尔伯恩的照片。”

“而且在你手上。”

“毕业纪念册在我手上。我希望拿到原照，可当初的摄影师早就去世了。而且他的档案多年前就遗失了。原照已经丢了，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不过我有菲尔伯恩童年时住的房子的原照。但房子二十多年前就被拆掉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看到？”

“没有机会买到。州政府收购了房子，要在那里建高速公路的支线，不过我可以买下房子移到别的空地上。想想看，把闻名世界的格列佛·菲尔伯恩收藏摆在他小时候居住的房子里！”他叹了口气，叹息声里充满了惋惜。“二十多年前。就算当初知道，我也没钱买。不过，我总可以想出别的办法。”

“你很投入。”

“人活着就该如此。现在我不仅很投入，而且负担得起了。我希望拿到那些信。”

“如果信在我手上，”我说，“你打算付多少？”

“由你开价。”

“如果由我开价，”我说，“价钱会很高。”

“说吧，罗登巴尔。”

“问题是，想要那些信的人不止你一个。”

“但我是最想要的那一个。你和多少人谈交易都可以，但请给我出最高价的机会。不然你就先定个价码，给我机会达到你的要求。”他上身前倾，收藏家特有的疯狂在他暗色的眼睛里燃烧着。“总之不管你想怎样卖，千万不要瞒着我把信卖了。”

“那些信，”我小心翼翼地说，“目前不在我手上。”

“这我能理解。”

“不过不表示以后不会到我手里。”

“到时候……”

“我会想办法联络你。不过你人在……”我看看他的名片，“……华盛顿州的贝林厄姆。靠近西雅图吧？”

“是的，但现在不是，我人在纽约。”

“这我能看出来。”

“我前天搭飞机来这儿。原以为也许可以和这位朗道谈谈，看她是否愿意先听我出价，而不是公开拍卖。有钱赚为什么还要等呢？何必付那笔佣金。”

“她怎么说？”

“我没能和她面谈。我先去了苏富比，得知他们已经取得了朗道的签名同意书。他们预付了一笔钱给她，她也同意当月交出整批菲尔伯恩档案，好让他们规划目录，准备一月份的拍卖。我强烈建议他们整批拍卖。我确定，无论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还是其他不管哪个学术机构的投标人都会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他们同意了吗？”

“还没决定，要等看到货以后才能定下来。我的预感是他们会分批卖掉。这就意味着必须分次出价。万不得已时我会照办的，不过如果能够开张巨额支票，一次了结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我指出，支票有可能造成问题。对苏富比可不会，他说，不过如果是私人交易，完全不会留下记录的话，现金交易比较简便。他告诉我他目前住在五月花酒店，在中央公园西路，而且还会在那儿待一个星期左右。他还要接洽几个掮客、书商及这一行的其他人物，而且他有可能去几家博物馆看一两场展览。格列佛·菲尔伯恩是他的最爱，不过不是唯一。

我们握了手。原本以为会摸到一只汗津津的手掌，但那只手很干燥，坚定而有力。原来他并不吓人，不过是个收藏家罢了。

我试着拨打了爱丽丝·科特雷尔和毛克利的电话，都没人接。我断定这两位正一边共进迟来的午餐，一边谈论我。我放下话筒，拿起欧汉隆。不过，就在我奋力结束语句过度繁盛的第一段时，有人清了清喉咙，掳走了我的注意。是那位长脸银须的朋友。

“我忍不住偷听了。”他说。

“我也是。”

“那位绅士不会是认真的吧？”

“他是收藏家，”我说，“他们就是那样。”

“不是每一个都那样。”

“他和其他的没什么差别，”我说，“只是更夸张。”

“那位作家，”他说，“格列佛·菲尔伯恩。听起来他像是……想把那个人当财产，把那个人做成标本挂在墙上。”

我点了点头。“精心保存，”我说，“然后完美地展示出来。出自热情或者疯狂吧，或者两者皆是，总之他着了魔。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他读了本书，爱上了它。唔，我也读过。”

“我也是。”

“我觉得，可以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有几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着，伸出指尖整理胡子。“不过人总得往前走，去开创新生活，不能总是收集过往的纪念品做凭吊。我可没有读完哪一本书以后就迫不及待地非装满一整瓮作家剪下来的指甲才罢休。”

我们展开了一段关于书的愉快的谈话——当初我决定买下书店时曾遐想过这样的谈话。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已经偷听到了——而他则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说他叫亨利·瓦尔登，来自印第安纳的秘鲁市。

“我已经不住在那儿了，”他说，“我以前有家小工厂，是家族传下来的产业，雇了大约二十名员工。我们做黏土制品，后来有家大型玩具工厂想吞并我们。”他叹了口气，“我喜欢做黏土，”他说，“不过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无法拒绝他们开出的价码。”

他是举手表决中的少数派，所以他就优雅地放手了，拿了他那份钱。不过，他不想继续跟两个他不再喜欢的哥哥姐姐以及二十个不再喜欢他的黏土工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了。他一直都很喜欢纽约，目前他待在一家酒店里，正在寻觅公寓，还有自己下半辈子的方向。

“我甚至想过要——答应我，别笑——开一家书店。”

“要笑也轮不到我笑，”我说，“我觉得这个主意挺棒。只要记住能在旧书业挣得一笔小财的必胜之路。”

“是什么？”

“一开始一定要有庞大的资金，”我告诉他，“与此同时，你想不想得到第一手的经验？你可以帮我把特价桌搬进来。”

“你要打烊了？”

“我在半英里外的上城和人有约，可是因为跟你谈得太高兴，马上就要迟到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店，”他提议，“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或许不会愿意让我关店，不过如果你能在打烊时回来的话……”

我花了十秒钟决定把店交给他。这人看起来很老实，不过外人也是这么看我的，所以我又怎么能确定呢？我花了比打烊更短的时间告诉他该做什么，怎么做。“其他事情，”我说，“譬如想卖书的还有想讨价还价的，就让他们等我回来。如果还有什么事我没提到，问拉菲兹就好。”

“喵。”拉菲兹说。

[1] 此处泰迪是双关语。前指泰迪熊，后指一种俗称为泰迪的性感内衣。

[2] 托马斯·洛夫·皮考克（Thomas Love Peacoke，1785—1866），英国小说家，诗人，东印度公司职员，著名诗人雪莱的挚友。

[3]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是前南斯拉夫人说的语言之一。

[4] 斯科普里（SkopJe），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

11

“凯斯勒马里兰黑麦威士忌。”马丁·吉尔马丁念了这个词，对着光举起杯子。“听起来像是酒店服务员会送进房间的东西。”他啜了一口，想了想，“有甜味，但没到发腻的程度。可我看还是比不上苏格兰威士忌。”

“嗯。”

“不过味道很独特，香醇爽口，也很够劲儿，必须承认。”他又啜了一口，“很美国的饮料，不是吗？不过没听说过有谁喝这个，不管是不是美国人。但是一定有人喝吧。这个酒瓶上没积灰尘。”

我刚才问俱乐部里有没有黑麦威士忌，不要混合的，只要纯黑麦酿的，侍者便把凯斯勒牌捧过来。我像个瞪着酒瓶寻找在法国原产地封装标记的品酒专家一样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我说看起来可以，他便拿走瓶子，斟满了两杯端过来，我们俩便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喝酒。

“我可以想象约翰·韦恩 [1] 点这个酒，”他说，“我是说在某部电影里，砰的一声撞开某某酒馆的双推门。酒馆里立刻一片死寂。他挺着肚子，大摇大摆地走向吧台。‘黑麦威士忌。’他说，每个音节都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拽劲儿。”他再啜了一口。“这酒越喝越上口。”他说。

我们坐在他那家位于格拉梅西公园的俱乐部的一层大厅里。都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条纹领带，不过马丁看起来比我要优雅得多。每次都是这样。他身材高大，挺拔瘦削，一头银发，无论外表还是举止神态都是一副从贵族绅士广告里走出来的模样，不然就是属于类似“冒牌者”俱乐部这种墙上挂着如著名演员德鲁·巴里摩尔以及布斯之类名流肖像的地方。他们看起来时髦高贵，我的东道主也一样。

马丁是生意人，投资商，除了在人生这场戏中演出自己的角色以外，并不是演员。不过，冒牌者俱乐部的成员还包括其他非演员——入会的主要条件就是脉搏跟支票簿。马丁在俱乐部会员里被列为剧院常客——而这通常指的是偶尔会去看场戏。不过马丁参与的程度更深一些。他偶尔出资支持外百老汇的舞台剧制作，多年来已经和演艺圈的个别人士建立了一对一的互动关系。

个别女士，我是说。

“今天的《每日新闻》说她是演员。”说着，我端起了自己的黑麦威士忌。“我原本也该猜到。”

“你指的是艾西斯。”

“艾西斯·戈蒂耶，是个真正的美女，马丁。这一点我得承认。”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然后好像是被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不是你想的那样。’当然就是，绝对就是你想的那样，所以请允许我更正一下。不仅仅是你想的那样。”

“好吧。”

他举起酒杯，发现是空的，便朝侍者招招手。我们俩的酒杯都续满以后，他啜了一口，重重地叹起气来。他说：“你应该从来没见过我的朋友约翰·康西丁。”

“应该没有。”

“你们俩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约翰是债券交易商。喜欢航海，经常打高尔夫球。”

“他是这里的会员吗？”

“不是，不过我提议过要帮他加入。说起来，他算是剧院的主顾。”

“说起来算是。”

“没错。约翰婚姻美满，已经当了祖父，不过坐帆船打小白球带来的乐趣终归有限。多年来，约翰和几位迷人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陆续交往过。”

“女演员。”

“大部分是。一年前，约翰和他的太太参加纽约一个牛皮癣基金会举办的慈善宴会。当他们回到位于沙角的家时已经是午夜之后了，他们不在家时，家里来过访客。”

“夜贼。”

“对。康西丁夫妇回来以前，他们已经来过又走了。”

“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说，“对主人和客人都是。某些夜贼遭人挑衅的时候有暴力倾向，某些被盗的住户也是。”

“约翰以前是科尔盖特摔跤队的选手，”他说，“当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后他享用过不少丰盛的晚餐，更别提还动过一次血管扩张术。所以他和那些不速之客没碰上面也是件好事，更何况，这次拜访对他来说是个机会而非冒犯。”

我赶忙插话说。“保险。”

“你脑筋转得很快，不过约翰也是。他只瞥了一眼就看出来他被洗窃了，还是被洗劫了？”

“都一样，”我说，“两个都可以。”

他考虑了一下。“被洗劫了。”他做了选择。“抢匪抢东西，绑匪绑人，小偷偷东西，窃贼窃人住处。这些窃贼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椅垫四处乱丢，家具东倒西歪。伯尼，你看起来吓坏了。”

“相信我，我是真的吓坏了。”

“辛西亚也是。”

“康西丁夫人。”

他点点头。“约翰把她带到房子外面，让她在车里等，他则跑去估算损失，通知有关部门。”

“很危险。要是贼还在屋里怎么办？”

“他若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准备冒个险。他冲到楼上的主卧室——那儿有明显的犯罪迹象，床头柜倒了过来，抽屉全翻在地板上。”

“野蛮人。”

“约翰没继续浪费时间。他打了九一一，然后匆匆赶下楼找他太太。‘保险柜敞着，’他告诉她，‘他们把东西全拿走了。什么都不剩。’”

“事实上他们没拿？”

“保险柜嵌在墙壁里面，”他说，“藏在卧室的一幅版画后面。画本身还值几个钱，不过贼没有看出来，要不就是不在乎。如果他们知道该拿画的话，就会发现保险柜，而且说不定他们就把柜子打开了。”

“如果他们连保险柜都没本事找到，”我说，“也没本事打开柜子。除非你的朋友把组合密码贴在画的背面——就像几年前我拜访过的某个家伙一样。”

“你是在开玩笑吧。”

“他大概是觉得这样有助于记忆，”我说，“而且我猜，他认为不会有人注意到。而且还真给他料中了。我是等到临出门前把画挂回原位时才发现的。我凭自己的才华和天赋打开了保险柜，不过如果能早看到他准备的资料，我就能早点儿打开，早点儿走人。”我对着回忆摇了摇头。“算了。约翰·康西丁清洗了自己的保险柜。”

“那里面有他的一些现金，”他说，“没上保险，国税局也没必要知道的现金，被他藏到别的地方了。保险柜里还有一些文件——房屋的所有权状，一些债券和股票，几张期票和他手上的抵押。他把这些东西和地板上的烂摊子混在一起，制造假象，让人以为窃贼觉得它们不值得拿。”

“他们拿走了现金，”我说，“没动票券。”

“他的剧本是这样写的。他们也拿走了珠宝。事实上，他们是拎走了辛西亚的珠宝盒，外加梳妆台顶层抽屉的所有东西，不过她把最好的十件还是十二件珠宝全放进了保险柜。因为过于名贵，这些珠宝都列入了约翰的家庭险。当他对她说，他担心这些东西永远都找不回来的时候，口袋里塞满了珠宝。”

“有些人会说他聪明机智，”我沉思道，“有些人会说他卑鄙无耻。”

“机会就在那儿，”他说，“约翰伸手抓住了。不过只有一瞬，后来还是从他手里溜了。警察上门检查，告诉他看起来像是那一带的一帮惯偷所为，说找回失窃物的机会非常渺茫。所有失窃财产约翰都申报了全额理赔——除了没报失的现金，当然，但是添上了几件他自己摸走的珠宝。保险公司付了钱。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像狡猾的黄鼠狼一样卑鄙，不过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别无选择。毫无疑问，那些珠宝是约翰的财产，他也为它们上了保险，大家都很清楚他家遭窃。理赔申请得到批准，支票也开出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从他手里溜了嘛。”

“没错。”他拿起他的杯子。“这个黑麦酒还真让人越喝越上瘾，对吧？你说我们还有时间再叫一杯吗？”

“时间不是问题。不过我可能得开车或者操作机器。”

“那你要保持头脑清醒，”他放下杯子说，“继续说约翰·康西丁。公司付了钱，不过，约翰刚刚存进支票，辛西亚就展开了疯狂购物。所有丢失的东西她都要重买，如果她想稍稍升级一下的话，谁又能怪她呢？等她完工以后，她已经把保险公司理赔的钱花得一毛不剩，还透支了好几千。”

“所以约翰反而因这笔生意赔了钱，”我说，“不过以纯利来看，他还是赚了，对吧？现金少了几千块，不过他手上还有珠宝。”

“可他能把珠宝怎么样？”

“哦。”

“正是如此。如果他让老婆参与骗保的话，事情就不同了。不过恐怕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坏处。约翰租了个保险箱藏好珠宝。”

“它们都还在里面。”

“不全在。”

“哦？”

“盗窃案发生时，约翰和一名年轻女子有不寻常的友谊，她名叫……嗯，反正无所谓了，因为他们已经分手了。当时他对她非常着迷，给了她一只原来放在保险柜里的手镯。设计并不引人注目，而且最多值几千美元。非常慷慨的礼物，但也不会太过头。几个月后，他们分道扬镳时，她没表示要还，他也没觉得自己有权要回来。”

“现在她已经是局外人了。”

“对。”

“不过又有一个女人搅和了进来。”

他点点头。“就在他们分手后不久，”他说，“或者是在那之前不久，约翰碰到了另一位年轻女子。”

“女演员。”

“没错。”

“她该不会就住在帕丁顿酒店吧。”

“正是，”他说，“而这就意味着他每次去看她时都得穿过大堂——约翰对此不太满意。但是那里有某种艺术传统，也非常浪漫。何况约翰对这女孩又很着迷。”

“以至于他给了她……”

“他说是借的。”

“借？”

“他是这么说的，他跟她说得很清楚。她参演了外百老汇的戏，《游戏人生》，是一出重排的老戏，剧组提供的项链是那种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低级货。她觉得看起来既艳丽又俗气，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她是非裔美国女演员，扮演传统白人的角色，装扮俗丽是她的最大禁忌。而约翰被崭新的爱情冲昏了头，就告诉她，他有合适的珠宝。”

“红宝石项链。”

“还有配套的耳环，”他说，“他的直觉很对，至少就短期而言。她非常喜欢那条项链。怎么可能不喜欢呢？镶在22K金子上的缅甸珠宝并不难讨人喜欢。她觉得那条项链和她的角色是绝配，在台下她也一样喜欢。演戏的时候，她只戴项链。谢幕以后，她跟他碰面喝一杯时，会再戴上耳环。”

“而他跟她说过只是借给她的。”

“他是这么说的。不过在她的记忆中不太一样。”

“戏已经停演了吧？”

“几个月前就停演了。”

“但是她没有归还珠宝。”

“对，而且约翰不想给她施加压力。何必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奏出不和谐的音符呢？”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说，“就让她留着好了。除非珠宝非常名贵。”

“一套三件珠宝——项链加一对耳环——以六万五的保价列在约翰的家庭险里。当初他就是花那么多钱买下来的，保了同样的数额，也拿到了同样的赔付。”

“怪不得他想要回来。”

“没错。”

“不过他没催她还。”

“嗯，没有。但是辛西亚开始和他谈论那些珠宝了。”

“所有被偷走的吗？还是特别提到了这几件？”

“是红宝石项链和耳环。她买了其他珠宝，不过不认为那些能取代丢了的东西。红宝石是她的最爱。是约翰有一次掘到一大桶金时帮她买的，所以也有纪念价值——对两人都是。现在他开始后悔把珠宝从她身边拿走了，可他总不能说找就又找回来了，对吧？所以他才编出了一个私家侦探。”

“‘编出’？你是说……”

“捏造出来的，”他说，“‘我跟某人讨教过，’他告诉她，‘一个行动诡秘的家伙，不是什么好人，不过黑道的人脉四通八达。’也就是说这个侦探会帮他买回项链耳环。”

“我打赌，康西丁夫人一定非常感动。”

“简直是难以言表，约翰说，她的反应让他领悟到妻子对他有多重要，觉得自己真是坏透了，为了蝇头小利而犯下大错。‘女演员来来去去，’他说，‘只有老婆是永远的。’他去了帕丁顿酒店，想要回珠宝。”

“但没能要回来。”

“‘东西是我的，’艾西斯说，‘你送给我了。’这种时候需要谈判技巧，不宜感情用事，不过后者战胜了前者。约翰说了一些让自己事后后悔的话，讽刺她的演技之类的，而她也同样不客气地批评他作为情人不够勇猛。等该讲的都讲完以后，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而项链和耳环还在她手上。”他叹了口气，“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给我打了电话。我跟他在这里见面，请他到楼上吃午餐，他把我刚才告诉你的事一一说给我听。”

“他打算找你，”我猜道，“做私人侦探。”

“你说我是那种人吗，伯尼？行动诡秘的家伙？你是我黑道上唯一的人脉，可约翰根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你没猜对，他只是想找个人吐苦水——找个认识所有当事人的人。我和埃德娜跟他和辛西亚的交情不错，你知道，而且我也看过艾西斯的表演。我得承认，约翰在气头上发表的评论毫无根据。她的演技好得无可挑剔，她把舞台都照亮了。”

“你是什么时候和约翰吃午餐的？”

“星期五。”

“而他跟艾西斯吵架分手是——”

“几天前。我跟约翰说我会尽力而为。他没办法跟她谈，因为他们不欢而散，不过也许中间人可以帮他说几句好话。他觉得或许我能开个不错的价钱，帮他要回红宝石。他给出的价钱是五千美元，虽然不到原价的十分之一，倒也不至于少得可怜。要是由他付的话，相当于事后给她的感情赔偿，有点太羞辱人了。不过，如果由中立的朋友支付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你就来到酒店，然后——”

他摇了摇头。“我星期一给她打电话，”他说，“约她星期三中午共进午餐。我和她在东三十九街的奇狗小馆碰头。你见过她，一定注意到那双蓝眼睛了。”

“很难不去注意。”

“如果她是瑞典来的金发女郎，”他说，“那双眼睛也没什么特别的。要看长在哪儿了，对吧？”他噘起嘴唇，吹了个无声的口哨，“我们点了生菜沙拉和煎蛋卷，共饮了一瓶香醇的葡萄酒。”

“然后回到了帕丁顿酒店。”

“你出去时，”他说，“我们正好进门。”

“我看，她答应了要退还珠宝吧。”

“不完全正确。我们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在她房间里，”我说，“你在那儿待了多久？”

“几个小时。”

“讨论目前这种情况。”

“差不多吧。”马丁说，表情就像是刚刚跟金丝雀捣过乱的猫。

“我猜你们有很多事需要讨论。”

“比你能想到的还多。我得站在她那一边骂约翰，她被他气坏了。”

“因为他侮辱了她？”

“不仅如此。他还拿走了红宝石。”

“还好我们没喝下第三轮酒，”我说，“因为刚刚那轮的劲道比我预料的还大。要是约翰已经拿走了红宝石，为什么还找你上阵？”

“他没拿到。可她手上也没有。她原本打算戴上珠宝赴午餐约会，可是没找到，宝石不见了。”

我挑起一边眉毛。

“你不信？”

一个字也不信。如果马丁在中午见到她时，珠宝已经不见了，当晚它们怎么会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的内衣裤抽屉里？不过我只挑起了一边眉毛，这样比较方便。

“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他承认，“不过她的话听起来像是真的。”

虚假的项链，真实的戒指 [2] 。“你说过，她的演技很好。”

“我也这样想过。总而言之，我倾向于暂且相信她。”他把目光转开，投向不太远的地方。“她既迷人又优雅。午餐吃得很高兴，我们喝了一瓶香醇的波马特酒 [3] ，相处得非常愉快。我想过她可能是谎称珠宝不见了吗？当然想过。搞不好它们就在梳妆台抽屉里，或者塞在她那只泰迪熊穿的马靴里。我不能确定，不过当时我可不在乎。”

“而且你何必在乎呢？又不是你的红宝石。”

“但约翰是我的朋友，而且他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跟他的女朋友上床可不会减轻我的责任。所以我还是跟艾西斯说得很清楚，如果宝石能像失踪时那样又突然神奇地出现的话，我可以保证让她赚到一万美元。”

“你刚才不是说五千吗？”

“那是约翰最初的想法，不过他已经同意，如果不得已的话，我可以开到一万。我刚刚说出了最低价，就接着抬到了最高价。何必跟一个刚和你上过床的女人讲价呢——更何况花的又是别人的钱？”他叹了口气，“最高价没能打动她。我可以感觉到，她已经找人估过价了，至少已经对珠宝的价值有了概念。她的立场一直没变——红宝石不在她手上，所以她不能拿钱。它们被偷走了，她没报案，是因为她觉得肯定是约翰干的。”

“何况她又没有产权，报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正是如此，”他说，“那天看见你的时候，伯尼，我没把你跟艾西斯还有红宝石联系到一起，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东西被偷了。后来才想起曾跟你在大堂擦身而过。”

“可是她要赴约之前宝石就不见了，而你撞见我时，你们已经吃完饭了。”

“谁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或者到底造访过酒店几次？不过有可能不是你。有可能是受约翰委托去查访项链和耳环的某个人。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听说她如此厚颜无耻，大为吃惊，矢口否认珠宝失踪跟他有关，而且认定她一定是在撒谎，为她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狡猾的婊子而感到惊讶。他的反应很激烈，很有说服力，把我因为跟她共度了一段温柔时光而可能引发的罪恶感打得烟消云散。我可没在我朋友的私人领域里偷猎，因为他们的关系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

“所以他们俩的话你都相信了。有人拿走了红宝石，不过不是他。”

“没错。我再次想到了你，我原本打算今天给你打电话。不过，我昨晚有事打给艾西斯，她跟我提到了帕丁顿的骚动。说她在走廊碰到了一个可疑人物，结果发现他正是窃贼兼凶手。”

“窃贼倒有可能，不过——”

“不用说了，伯尼。我知道那个女人的死跟你无关。”

“大家好像都知道我不会动手杀人，”我说，“可我还是一天到晚因为谋杀案而被捕。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保释出狱。”

“我很抱歉你得在牢里待一晚。不过，如果你愿意还我这个人情……”

“怎么还？”

“红宝石。”

“啊，红宝石，”我说，“你打算给谁，决定了吗？你的老朋友，还是你的新任女友？”

“这是个问题，”他承认，“而且只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你为什么会去找红宝石？纯属巧合吗？或者，难道约翰真的认识什么行动诡秘的私人侦探？”

“我可不认识什么私人侦探，”我说，“不管是不是行动诡秘的。而且我可没听说过什么约翰·康西丁，我猜我连那出《游戏人生》也错过了，因为我也从没听说过什么艾西斯·戈蒂耶。我到帕丁顿来不是为了红宝石，而是要拿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

“那个遇害的女人——”

“是他的经纪人，信在她手里。是的，我去找信，有人捷足先登，还把她杀了。然后我就被铐上了手铐，塞了一耳朵什么依照宪法我有什么权利。”

“你不知道红宝石的事。”

“不知道。”

他看看我，看看别处，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要再来一杯。”他说着，挥手招来了服务员，“你要喝巴黎水吗？”

“不用了，黑麦就可以。”

“我以为你想保持头脑清醒。”

“已经够晚了，没有必要，而且我现在觉得清醒的头脑被高估了。昨晚我头脑清醒，结果换来了什么呢？”

酒被端来了，我们继续喝。然后，他继续说：“很难开口，可这话还真是不吐不快。你刚才说红宝石的事你不清楚，而且我也绝对不想指责你是在撒谎，不过……”

“不过你觉得我是在撒谎。”

“伯尼，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说的珠宝是红宝石？”

“是你自己说的啊。”

“我没说。”

“你当然说了，马丁。22K金镶的缅甸红宝石。记得吧？”

他摇了摇头。“我先提到了她在戏里戴的项链，又说约翰提议给她换一条。‘红宝石项链，’你说，之后我才描述起那套项链和耳环。可你怎么知道是红宝石？”

“我完全可以说是人类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我相信你可以。”

“不过我不打算这么说。”我又喝了几口黑麦酒，希望它比弥尔的麦酒更能减轻我的罪恶感。“我刚才是在撒谎，不过，同时我讲的也是实话。”

“哦？”

“我从没听过康西丁，或者艾西斯，或者红宝石的事。我去找信，结果找到了一具尸体。当时我只想脱身。”

“然后呢？”

“出门时，我抄近道穿过另一个房间，你猜我在内衣抽屉里找到了什么？”

“不会吧。”

“没错。我不是去找红宝石的，那不是我的目标。老实说，我更喜欢现金，不过我找到的是红宝石，而且，以我并非完全没经过专业训练的眼睛来看，像是漂亮的上等货。所以我就拿了。”

“因为，这毕竟是你的职业。”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她当天上午找过红宝石，没找到，她不是这样跟你说的吗？”

“对。”

“当时我还没到酒店呢。我是遇见你之前的几分钟才登记入住的。总之，她一定是在跟你说谎，你说对吧？除非她找错了抽屉，才会真的以为珠宝失窃了。”

他想了想。“不知道，”他说，“听起来有点儿离谱，对吧？她总该把所有的抽屉都看一遍才能确定吧？”

“也许，不过——”

“她有可能撒谎，”他说，“不过很难说到底是为什么。总之，什么都可能发生。”

“你刚说了。你刚才说也许红宝石被塞进帕丁顿的靴子里了。”

“帕丁顿的——哦，熊啊。是，我是说了，对吧？”

“我连她房间里有只小熊都没注意到。绝对不在梳妆台上。”

“她把熊摆在床上。哦，后来拿到小椅子上去了。”

“我一定看过那张床，”我说，“不过，如果上面有熊的话，我可没注意到。我也不记得小椅子上有熊。”我皱了皱眉。“这样回想起来，我可不记得什么小椅子。只有一张很大的安乐椅。”

“哦，我不记得什么安乐椅，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家具摆设。我记得小椅子是因为她把小熊拿过去了。不过，要我描述椅子的具体款式的话，可是强人所难。唯一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的装饰品就是那幅吓死人的画。”

“什么？”

“黑天鹅绒上的猫王 [4] 。我当时可能是吓得失态了。‘黑人文化，’她告诉我，‘你不会懂的。’我敢说她是在讽刺，不过——”

“黑天鹅绒上的猫王。”

“你看过那种画吧？就是那种卖狗玩扑克的挂画的店。我总是奇怪谁会买那种玩意儿，现在我知道了。”

“不知道我为什么没看见。我当时是赶着出门，不过通常对周围的环境不会如此大意。这种品质对窃贼来说太危险了。不过我刚刚看见一具尸体，拼命逃离案发现场，警察又一直在猛敲门，我的意志都快崩溃了。我能逃到防火梯就谢天谢地了，没注意房间里有什么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还没崩溃到忘记拿珠宝。”

“就别提这事了，”我说，“我刚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安西亚·朗道房间外面的走廊上看见了艾西斯。”

“那又怎么样？”

“该死的，她在那里干什么？”

“你不是说她在等电梯吗？”

“她是那么说的，最后电梯终于来了，她也上去了——来得可真够晚的。不过先不说电梯。她去六楼干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我也许不记得黑天鹅绒上的猫王，”我说，“不过我记得那个防火梯。我钻出朗道卧室的窗口，爬下三截摇摇晃晃的铁梯才找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那是三楼，也就是艾西斯住的地方，而且——”

“不对。”

“不对？”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她的房间在六楼。所以她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六楼走廊等电梯。不过如果她的房间在六楼，而你闯进的房间是在三层楼底下……”

我们面面相觑。

[1]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好莱坞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闻名。

[2] The ring of truth意思是听来属实，ring在此处是双关语，有叮当响之意，也表示戒指。

[3] 波马特酒，一种法国产无果味红葡萄酒，因产自勃艮第最著名的波玛村而得名。

[4] 猫王，是美国摇滚乐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Aron Presley，1935—1977）的绰号。

12

“猫用了马桶，”亨利·瓦尔登说，“不过你应该知道。可能就是你教的。”

“我唯一教过它的就是当游击手 [1] ，”我说着，顺手把纸捏成球，扔到了拉菲兹左边。如果它身在游击手的位置，那么球就是直直地朝二垒飞去。它一掌把球拦下，毁了我安打 [2] 的机会。

“就像这样，”我说，“可我不知道它有多少技术是从我这儿学的。它从最开始就是这种反应。教它投到一垒是白费力气，更别提要它来个双杀 [3] 了。”

“它径直走到了浴室门边，”瓦尔登说，“我把门关起来了，不知道你是特地为它打开的。它挠了挠门，我才意识到是让我帮忙打开，它蹿进去跳上马桶，把马桶当成了猫砂盆。”

“它冲水了吗？”

“怎么了，没有啊。”

“它从来不冲水，”我说，“它愿意学的东西还真没几样。不能把球丢到一垒，尿完后不冲水。除此以外，”我揉了一团纸扔过去，“倒也不算一只坏猫。”

我继续朝猫之国的德里克·基特 [4] 扔纸团。原先开始这项例行训练是为了磨炼拉菲兹的捕鼠技巧，不过后来发现只要它出现，我的店就会马上变成无鼠环境，它不需要动半只爪子。可话又说回来，让它的技巧生锈毕竟不是好事，而对我来说，发现我在喝过三大杯凯斯勒马里兰黑麦以后还能丢纸团给它追杀，倒也真是件好事。

店里来过顾客，亨利告诉我，而且他也卖了些书，每本都以定价卖出，也记得收营业税。每笔账他都开了收据——这我可不是每次都记得开——还把小票全夹好塞进了收银机的一角。

一个女人带来了满满一购物袋的书，想要脱手。亨利说服她把书留下，以便我有时间从容估价。我迅速浏览了一遍，看到有马克·肖勒 [5] 写的《辛克莱·路易斯 [6] 传》，一本詹姆斯·T.法雷尔 [7] 的《贫民窟麦金蒂》的初版书；还有一大捆盒装的文学遗产出版社套装书——不难找，但总是很抢手。

“好的，这些都可以。”我告诉他，“法雷尔这本是珍品。我一本都没见过。但比这更难找的就是收藏法雷尔的人，不过如果真卖不掉的话，我还可以读一读。”

“看起来都是好书，”他说，“我没资格出价，不过我不希望她把书卖给别人。”

我告诉他他做得很对，说这话的语气似乎应该配合摸摸他的头。他还记下了几个电话留言，我看了一遍。卡洛琳打电话取消我们下班后一起喝酒的约会，她临时有事。一个叫哈克尼斯的人打过电话，是苏富比的，留下了号码。还有一个女人打过几次电话，拒绝留下姓名，也没留言。

我说：“每次都是同一个女人吗？她没说她叫爱丽丝吧？”

“她一直没说名字。”

“嗯。听来像不像她的名字有可能叫爱丽丝呢？”

这句话把他搞糊涂了，我可以理解。我有种感觉，如果我没在冒牌者俱乐部喝下第三杯酒的话，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空腹连灌三杯烈酒——是空腹，除非你把熏牛肉三明治也算在内，但它们的吸收力已经在中和奶油苏打的时候用光了。

已经过了打烊的时间。亨利帮我把桌子搬进来，我关上窗板，帮拉菲兹换水，为其他夜间工作忙碌着。拉菲兹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亨利则站在一旁专心盯着，就好像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向他传授贩书行业的诀窍。

我想给他几美元，不过他坚持不要。这样度过几个小时挺惬意的，他说，而且谁知道这种经验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呢。他总得找个地方过下半辈子，耗在书店里未尝不是个好选择。

“入行的最好办法，”他说，“就是帮已经入行的人打杂。你当初就是这么开始的，对吧？在某人的店里帮忙？”

“没有，我是直接跳进来的。”说着，我开始向外走，他忙跟上我的脚步。“以前我经常在利泽尔先生的店里买书。他说，如果有人肯出到合适价钱的一半来买他的店，他就会立刻搬到佛罗里达去。于是我就问他所谓合适价钱的一半是指多少，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他支吾了一下，后来就开了价，我便说这地方我要了。”

“就这样？”

“我刚拿到一笔小钱，心想为什么不呢？要不然我也只会把钱花在吃的用的上面，随随便便就花完了。所以我就跳进来了。我连这一行到底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了解的话，也许我当初会离这一行远远的。”

“但你喜欢这个职业。”他说。

“是吗？也许是吧。”我们一路走着，谈论书，谈论卖书，在我意识到之前，我的脚显然就有了自己的主意，而且是馊主意。它们径自把我带到了饶舌酒鬼。

我心想至少也该请这人喝一杯吧。我们就进去了，我坐在老位置，他则坐上了卡洛琳的椅子，玛克辛过来时我正在问亨利想喝什么酒。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近来一直喝黑麦，觉得应该继续喝下去，他说听起来不错。

我没必要喝第一杯酒，不过如果喝完就走应该也无妨。问题是，你相信吗，亨利坚持要请我喝一轮，我想不出在不伤害他自尊心的前提下拒绝他的方法。第三轮可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了，这我承认，不过喝过两轮以后，逻辑自然会从窗户里跑掉——如果逻辑真的从门里进来过的话。

如果我吃了点儿东西，或许还没那么糟。不过在这儿吃饶舌酒鬼的东西，只能是便宜了黄金养胃泡腾片的药商，除此以外，对谁都没有好处。亨利曾经想点墨西哥玉米片，不过我成功制止了他。接着，我记得我就玩起了点唱机来。每次我决定玩点唱机都不是好兆头。我总选同样的唱片——班尼·贝里根 [8] 的《无法起头》和派西·克兰 [9] 的《淡去的爱》，这两首歌都没什么不好，不过我点唱的话就不是好兆头，因为这意味着我喝醉了。

有些地方总对喝醉的顾客怒气冲冲，一副他们是卖给你酒、可压根没想到你真的会喝的模样。不是吧，你竟然真的拿起杯子，灌下这种可怕的液体，然后又粗俗地让酒精在你身上发挥了作用。唉，丢脸哪，浑蛋，求求你到别的地方去发酒疯吧。

不过饶舌酒鬼不同。在那儿喝醉没人管得着——只要你没骚扰其他醉鬼。我可没有。我领着大伙唱了一会儿歌，是有可能骚扰了某个乐感很好的人，不过饶舌酒鬼所有的顾客全都乐在其中。

我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里的，总之接下来我能记得的事就是我们到了街上——我和我新出炉的最好的朋友。我到了路边，看到什么车都挥手叫停——卡车、旅行车、下班的出租车，还有一辆巴士。没一辆理会我，奇怪，不过，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下来了，我让亨利坐上去。

“我搭下一辆，”我说，“小意思。”他便扬长而去，而我呢，就在正要拦下一辆蓝白两色的巡逻车时及时打住了。

我让手臂垂在身体两侧，不过两个警察缓缓开过去的时候，好像一直盯着我看。“伯尼，”我大声对自己说，努力把字咬清楚，“伯尼，老小子，你酩酊大醉，醉生梦死，头重脚轻。你得在闯祸以前回到家。你等的是车顶亮灯的黄轿车。看清楚再招手。只能对那一种车招手。”

我也许谨慎过了头，因为我还没来得及举手，就有一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不过最终我一定还是拦下了一辆，因为下一件我能记起来的事就是我已经坐在里面了。而且很累，累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我一定在车里闭上了眼。我开始注意到出租车司机时，眼睛是闭着的——我对那家伙的印象很深。“朋油，朋油，”他对我说，语气明显很急切，而且是每个词里只能念对一个字的口音。“朋油，到了。你向睡，就区你房间睡。”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管我。我叹了口气，睁开眼睛，向前倾身，朝计价器眨了眨眼。上面的数字很难看清楚，于是我判定是自己看错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三点六美元，可通常我都要花十美元外加小费才能回到家，所以拉到我生意的通常都是地铁。

不过今晚搭地铁显然不是个好主意。

我踏出车门，斜倚着出租车，掏出皮夹，找到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一美元。“你的计价器有问题，”我说，“该找人修修了。”

他接过钱，看看钞票，然后看了看我。我问他是否有什么不对。钱不够吗？

“够，够多，”他说，“你自己进去，行吗？”

“行，”我说，然后环顾四周，“这是哪里？咱们在哪儿？”

“你说的地方。”

“我说的地方？”

“你说了让我载你去的地方。我们到了，我的朋油，睡觉去，行吗？”

“行。”我说着站直了身子，和出租车分开了一秒，等我再次想靠上去时，车已经开走了。我站稳脚步，高难度动作，然后转身仔细看了看我的房子——我得说这和我的房子连一块砖也不一样。哦，这下子奇低的车费就有了解释。司机因为乘客睡在他车里而发了脾气，所以就随便把我放在了一幢老房子前面——而我呢，也愿意相信我们已经一路开到了上西区，坚持按原价付钱。

可我们是在该死的什么地方啊？

我挺起身，专心盯着正前方的建筑物，不是它在晃，就是我在晃。理智告诉我说站不稳的是我。遮棚上写了什么字，但是我怎么可能看得清呢？

绝对不是我那幢房子，不管司机怎么说。不过看起来还真眼熟。

我是打算去见哪个朋友吗？此处绝非卡洛琳位于阿伯巷的公寓，虽然计价器的价钱相去不远。还是别的女性朋友？我不知道爱丽丝·科特雷尔住在哪里，我们只一起去过我的住处，不过说不定我把某个前任女友的地址给了司机——习惯使然。呃，并非习惯使然，因为我没有没事就去见一面前女友的习惯。黑麦威士忌使然，就算是吧。

我走近前门，看起来仍然眼熟。我打开门跨进去，走廊看起来也很眼熟。我走过几张椅子和沙发，看向壁炉，看见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头戴宝蓝色帽子，穿着鲜艳的红色外套，而靴子的颜色和载我来的出租车一模一样。

哦。

我挺起身，走出一条完美的直线，直通向柜台，只见一位貌似退休会计师的圆肩男子正在读一本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10] 的拿破仑战争故事。

“杰弗里·彼得斯，”我说，“四一五号房间。请给我钥匙。”

[1] 游击手，棒球名词。一说，因为早期的游击手防守距离与其他内场手相比，距离打者较近，其任务也是“拦截短球”，所以该防守位置命名时就取“短——short”和“拦截——stop”合并而成。

[2] 安打是棒球及垒球运动中的一个名词，指打击手把投手投出来的球，击出到界内，使打击手能至少安全上到一垒的情形。

[3] 双杀是在棒球比赛中，一系列连贯防守动作造成两名进攻球员同时出局。

[4] 德里克·基特（Derek Jeter，1974—　），纽约洋基队球员，美国职棒最具人气的球星之一，也是洋基队最具影响力的球员。

[5] 马克·肖勒（Mark Schorer，1908—1977），美国著名文学家，文艺批评家。

[6] 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国作家，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他早期的五部长篇都是具有浪漫气息的通俗小说，《大街》《巴比特》和《阿罗史密斯》这三部作品被认为是他的最优秀之作。

[7] 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Farrell，1904—1979）美国小说家。因代表作品《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而知名。一九六○年，该三部曲被搬上银幕，一九七九年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这部小说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之一。

[8] 班尼·贝里根（Bunny Berigan，1908—1942），美国爵士乐小号手。

[9] 派西·克兰（Patsy Cline，1932—1963），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10]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1914—2000），英国小说家，翻译家，因创作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的海洋惊险小说而蜚声文坛。

13

八小时以后，我醒了。我睡足了，很高兴还活着，头脑清醒，感觉全世界都运转正常。而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我认识一群会很愿意跟你打扑克的好好先生。

因为这根本不是我现在的感受。两种感觉把我叫醒，一个在我额头下面一两英寸的地方，另一个在胃的下部。我抽痛的头警告我动一下就会死，我的胃则提议说，现在该把我之前犯傻灌进去的东西吐出来了。

我待在原处不动，用力闭上眼睛，想凭意志把这一天赶走。我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不过感觉不像我的床。而且，那种“我不是独自躺在上面”的可怕感觉挥之不去。

我勉强睁开眼，看见另一双眼睛从几英寸以外向我看过来。小小的扣子眼睛，没错，是帕丁顿。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至少我注定会记得的那些都回来了。我已经告诉了你，能记住的最后一件事——努力走出一条直线，穿过大堂，伸手去要我的房间钥匙。我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过重新拼凑并不难，因为现在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站起来，洗了澡，刮了胡子。我的头没有真的裂成两半，胃也没出毛病。还好，我先前把装剃须用具的小盒塞进了行李箱，里面放着阿司匹林。我穿上干净袜子和内衣裤——以防万一被车撞了，或者遇到警察——以及前一天穿的衬衫长裤和外套。

我很高兴看见衬衫和长裤挂在衣架上，外套挂在椅背上。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个非常好的兆头。如果我昨晚能神志清醒地把衣物挂好，那应该不算太糟，对吧？

啊，这种种编给自己听的小谎言。记忆——偷走自尊心的贼——向我保证我先前的确行为不检。井井有条可不表示我没喝醉。

首先，要出租车司机载我到帕丁顿可不是清醒的人会做的事，连有五分醉意的清醒酒鬼都不会这么做。我原先是想回酒店，得想个办法在我的工具和手套跑进证物柜以前把它们拿到手，还得抢先一步夺下辛西亚的红宝石。

可是怎么下手？我最后一次看到帕丁顿酒店，也就是它最后一次看到我的时候，我戴着手铐，一副丧家犬的表情。如果我回到犯罪现场，似乎应该采取比较间接的方式。譬如说，非法借道地下室，在屋顶上散个步。我可没办法像酒店老板一样大大咧咧地走进去。

但这不正是我所做的吗？我径自走进来，如果不像老板的话，至少也像个信誉良好的房客。为什么不呢？我已经预付了房费，而且没有人要我退房或者退钱给我。如果柜台后面的是卡尔·皮尔斯伯里，又或者，如果让人不寒而栗的艾西斯·戈蒂耶躺在大堂沙发上的话，我不会那么轻易过关。不过当时那位近视的晚班职员怎么会知道彼得·杰弗里斯，杰弗里·彼得斯，或者随便哪个我捏造的身份呢？那小子平易近人，他只是把我的钥匙拍在柜台上，连登记簿都没核对一下。

搞不好我的脑子——被黑麦威士忌解放了，不再受传统思维桎梏的限制——在我被出租车司机要求提供一个地址的几秒钟之内全帮我算计好了。我考虑了一下这个可能性，然后不情愿地摇摇头。（馊主意，不管有没有服过阿司匹林。我的脑袋此刻都不宜摇晃。）

不对，我回帕丁顿不是大脑思考的结果。我粗心大意犯了错，结果竟然走运蒙对了。

我拿起帕丁顿小熊，它看起来毫发无伤。可能是警察给它照了X光后又送了回来——似乎不太可能；不然就是酒店换了只新的过来——好像也挺奇怪。算了，它在这里，我也是，它能继续待在这里，可是我要开工了。

我拿起我的表，看见现在的时间，马上凑到耳朵边听它是否还在滴答响。没有，当然没有，这是块电子表，一辈子都没滴答响过。不过秒位上的小数字倒是在肉眼可见地一闪一闪，这就意味着它还在运转，上面显示的是凌晨三点三十七分。

我以为还要更晚，我理所当然地这样以为。在我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才不省人事以后，应该保持这种优秀品质，在文明的时刻到来之前继续人事不省才是。而现在我发现还是半夜，顿时觉得筋疲力尽。

床在召唤我。我瞪了它一眼，然后迈着大步走出房门。

楼梯间入口的告示牌提醒我，门关上以后可进不来。这通警告的对象是普通人，不过万一我的工具已经不在原位了呢？嗯，我可以一路走下去直到大堂，不过，我想起了上回这么干的时候有多好玩。我拍拍口袋，找到一根木头牙签，便用拇指推开弹簧锁，把牙签塞进锁边，拉好扣住。这样即使关门也不会锁上了，而且任何从四楼走廊过来的人都不会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楼梯间里还是闻得到烟味。没关系，只要没造成火灾就好。

而且的确没有，我目前还没看到这种迹象，至少不是真正的大火，因为没有惊动架在五楼楼梯口墙上的消防水龙带。我拧下笨重的铜制喷嘴——多么完美的便携武器啊——然后摇出我那圈轻巧的钻子探针和我的小手电筒，都包了两层，裹在一副塑胶手套里。之后，又从帆布水龙带里抽出了那个仍然摆放着红宝石耳环项链的小珠宝盒。我把每样东西都塞进我不计其数的口袋里，把喷嘴拧到水管上。

我向下走回四楼，开了门，正要抽回牙签，又改变了主意，让门按原样关上。如果知识即是力量，我领悟到，我只是个九十七磅的孱弱男子，就算拿着查尔斯—阿特拉斯健身中心的优惠券去索取肌肉训练的秘籍，恐怕也无济于事。

我在楼梯上坐下来，开始一一列出我不知道的事。我没写清单，不过如果列出来的话，看起来应该是下面这样：

我必须知道但还不知道的事情

1.谁杀了安西亚·朗道？

2.刀是从哪儿来的，下落如何？

3.为什么爱丽丝·科特雷尔还没有联系我？

4.说起爱丽丝，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她？

5.珠宝为什么会在三楼那个房间里？

6.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到哪儿去了？

7.艾西斯·戈蒂耶和安西亚·朗道有什么关系？

8.我该怎么摆脱这堆麻烦？

我又往下走了一段楼梯，把手伸进口袋里找牙签，打算卡住门锁，以便稍后再度回到楼梯间——由此可见我的脑子转得有多快。等到我去抓门把但没抓到时，才恍然大悟。我掏出工具，打开了门。

当初我从三楼那个房间里跑出来时，作为骄傲地拥有一套红宝石项链和耳环的人——虽然并非合法主人——我当然没注意房间号码。何必费事呢？我还有别的事要费心，何况根本没必要知道。我只是借道路过，不会第二次经过那里。我已经拿了值得拿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回去？

不过，要缩小范围并不困难。我溜进防火梯以前，是在安西亚·朗道的房间里。后来钻进去的那个房间是在三层楼下面，如果不是在朗道房间的正下方，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朗道的房间号码是六○二，所以我应该先从三○二开始找，如果不对的话，我可以试试左右两边的房间。

我摸清了方向，找到三○二房间——就在三○一房和三○三房中间，缺少点儿惊喜，是吧。这些房门底下都没透出灯光，而现在已经快凌晨四点了，所以整家酒店甚至整座城市里的大部分卧室房门应该也是如此。纽约也许是座不夜城，不过这个时候还是有为数众多的市民倾向于闭上眼睛。

我很想加入他们。我的头疼回来了，而且感觉疲惫不堪。我喘不过气，而且也不知道是否值得一喘。等我真的喘了口气，又能怎么样呢？

我瞪着面前的三扇房门，觉得自己很像猜猜看节目里一脸茫然的来宾。我必须选择其中一扇，但无论门后有什么，我又打算用什么来换呢？我的自由？我的未来？

我走向三○二房，象征性地把耳朵在门上贴了一下，然后掏出工具撬开锁。门没做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于是我溜了进去，关上了门。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让眼睛适应黑暗。窗帘已经拉上了，不过遮光效果比不上安西亚·朗道的遮光帘，等我的瞳孔慢慢放大以后，我的视力能保证我不至于撞上家具。

不过我的听力警告我不要乱动。

我听到了呼吸声，沉睡的人深沉缓慢的呼吸。没想到这个声音对我很有安抚效果，因为这表示这个房间里的房客还活着。如果我不得不撞到什么人，我宁可这人还需要氧气。

出门吧，我告诉自己，有人在，而且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如果你不弄出声响，赶快离开，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发现。你还在等什么？

但如果我就这么走了，我还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房间。我只知道房间里有人，这条线索对我有任何帮助吗？

我掏出袖珍手电筒，拇指按在开关上。我不需要太多光线，也不会使用太久。只要看到黑天鹅绒上的猫王，我就能知道自己找对了房间。只要确认他不在，我就能知道自己找错了。

我把手电筒指向墙壁，轻轻按下开关，然后几乎是马上就松开，每隔几英尺重复一次，在房间里巡视了一圈。我已经设法证实了，四面墙壁都没有挂画——不管是黑天鹅绒背景上的猫王，还是大眼睛的流浪儿和哭丧着脸的小丑。

不是这个房间。

我把手伸向门把，轻轻一转——轻得不能再轻，打开了一道细缝，停住脚，倾听走廊里有否生命迹象，然后踏出房间，关好门。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点到谁来就是谁，想赌一赌剩下的哪扇门后藏有黑天鹅绒衬底的猫王。同时我也在纳闷，画上的猫王是哪个版本——小猫王还是老猫王？精瘦的饥饿猫王，还是塞了过多花生酱香蕉三明治 [1] 的肥胖猫王。眼神明亮的健康猫王还是目光呆滞的瘾君子猫王？

我没亲眼见过这幅画，而且——

我当然没见过。我听马丁·吉尔马丁讲过，而他则是在艾西斯·戈蒂耶六楼的房间里看到了那幅画。那我又在下面三楼这层找什么呢？

要我说，人脑真是可怕的东西，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罢工状态下的时候。我还处在要命的宿醉状态之中，不过我怀疑恐怕不仅是这样。我是否还醉着呢？有可能吗？

真是不公平。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好吧，还算公平，这叫自作自受。可是酒醉加宿醉？这不就跟打雷和闪电一样吗？它们都是同一个现象的后果——我指的是烈酒，很多烈酒——可是闪电先到，雷声隆隆而至的时候闪电已经消失。

一个念头闪过，告诉我应该回到床上，一直睡到这个不知是什么醉消失。不过机会已经来敲门了，不是吗？而我的本行不正是把门打开吗？

我要开的这一扇门，是三○二房间的门。我刚才已经开过了，现在再开一次。这一次我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门口，用袖珍手电筒斜穿过门缝，再辅以走廊里的光，往房间里四处打量，想找个眼熟的东西。

我看到了不太眼熟的东西，也好。我从防火梯进来时，是面朝着通向走廊的房门，当时梳妆台在我右边，床在我左边。而这个房间的布置如同镜像，恰恰相反。我的大脑回放了一遍，就像老北地教堂钟塔里那个家伙一样——让我想一想，列维尔先生是说军队从陆上来就打亮一盏灯，从海上来就打亮两盏呢，还是刚好相反？ [2] ——然后认定我没记错。这不是我找到红宝石的房间。

我再一次关上房门。我本想替睡美人完成忘了做的事——也就是拴上链锁，以防像我这样的人进去。如果你有工具的话（我有），这一点不难办到，不过当你不是酒醉就是宿醉，或者可能两者皆有的时候，若非必要，还是不做为妙。

接下来我撬了三○一，门才开了两英寸就被链锁卡住了。我是可以打开——仔细想想，其实这要比重新上锁容易些，而且也更有意义——不过我知道屋里有人，既然是这样，若非必要，我又何必闯进去？

我尽可能透过细窄的门缝看进去。房间的布置和我记忆里一样，不过这间房里有两张单人床，而我这才想起来，我从防火梯进去的那个房间里摆的是双人床。所以也不是这个房间。

只剩下三○三，也只有这把锁搞得我焦头烂额。别问我为什么。这把锁跟其他的一样，是基本机械装置，也应该一样容易打开才对。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也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我的“醉酒与宿醉同时发生”的假说。

如果有人看到我在鼓捣这把该死的锁，我会羞愧而死，而我在走廊里每多站一分钟，以这种方式死掉的概率也就越大。我没看见一个人——毕竟，现在是该死的半夜——不过我感觉好运快用完了。

锁很旧，里面的某些锁针和制动栓都坏了，有时候你只要狠狠地瞪这种锁一眼，它就会分崩离析，自动打开。不过眼下的情况是，我的钻子不断地在锁里溜来溜去，直到我宣告放弃，掏出我房间的钥匙试试看。有可能行得通，虽然机会渺茫，不过偶尔还是会发生一次吧，而如果这次就是那个偶尔的话，不是挺不错吗？

继续做梦吧……

我把钥匙放回口袋，继续认真干活，这次运气好转。我开了门缝，让我的手电筒在门缝里来回转动，只见放床的位置有张双人床，而且床上没人。我闪身进去，把门关上，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再次打开手电筒，这次不用赶时间，而且也有十足的把握这正是那晚我待过的房间。当时我没注意看，因此就算努力回想也想不起房间的内部摆设，不过等到看见的时候，我还是认了出来。高脚梳妆台顶上那堆垃圾也很眼熟。我打开几只抽屉，就是这里。第二只抽屉里放着女性内衣裤，不过这次里面没塞珠宝。

我可以把红宝石摆回原位。如果住在这一间的房客还没发现东西失踪，我就能把我的行为掩盖得滴水不漏。要是她已经知道东西丢了，那么她会找到失物，然后怀疑自己发了疯。

问题是我又没发疯。我为什么要把珠宝放回原处？我不确定真正的物主是谁，也不知道宝石是否真的有主。辛西亚·康西丁，她丈夫约翰，还是艾西斯·戈蒂耶？我可看不出他们之中有哪一个的道德达到了拥有无抵押产权的高度。三○三女士和他们一样有权宣称物归己有，而我不也和她拥有同样的权利吗？

我决定了自己的所有权，于是珠宝盒仍然安放在我口袋里。

不过又有了一个问题。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我得坐下来想想。我之前一直没有停下来质疑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房间，之后，因为专心寻找正确的房间，还要想办法撬开锁，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进门后我打算干什么。

不过到这儿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选择，对吧？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房间，又进来了，我大可四处查探，直到得知房客是谁。这样一来，我就能知道是谁摸走了艾西斯·戈蒂耶的红宝石，然后得知……

什么？

我也许会得知艾西斯某个濒临破产的朋友的名字，此人一直对红宝石虎视眈眈，行窃时机一到就立刻抓住。所以，即使我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除非我打算通知艾西斯，以便能跟她恢复到称名不道姓的状态。

这样一来我会更接近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吗？能让我知道是谁杀了安西亚·朗道吗？我没写下的那张单子上列了八个问题，这件事唯一可能回答的只有珠宝为什么会在那个三楼的房间里出现。

可话说回来，我无法将所有事件全都环环相扣的念头赶走。否则巧合所起的作用未免也太大了。再说，如果真的每件事都有联系，那我收集到的每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指向线索。

我戴上手套——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留下了数不清的指纹，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找借口留下更多——便开始工作。小书桌上有盏台灯——铜制的，套着绿色玻璃灯罩，我现在想起来了，第一次造访时曾见过这盏灯。我把灯打亮，四处查看，搜寻可以指认房客身份的东西。

如果我碰巧是警察的话，事情会简单一些。我敢说某些衣物上一定有可以追溯查出买主身份的标签或者洗衣店标记。其实警察只要把警徽朝前台服务员一亮，就可以直接问出住在三○三号房间里的人叫什么。但也不是万无一失，也许只会得到一个像彼得·杰弗里斯这样的假名，但这毕竟是警察独享而窃贼没有的另一个特权。（如果你知道了他们所有的特权，就会发现，不管我们干了什么，竟然还能逃掉，可真是奇迹一桩。）

我在衣柜里检视衣物，像是寄希望于她妈妈在送她去夏令营前为衣服缝上了名牌；我对着标签和洗衣店标记沉吟思考，仿佛它们打算对我吐露什么。我打开一只小行李箱上的搭扣——带轮子和拉式把手的那种箱子。几年前除了空中小姐不会有人用，而现在你只能看到这一种。里面是空的，我把它合上，关掉衣柜的灯，正要跨步出去时，突然有个念头闪过。我刚才看到了什么东西。见鬼，到底是什么？

行李条。

哦，当然。大家都往行李箱上系牌子，上面有名字地址和电话，以便航空公司帮他们搞丢行李之后，可以——八百年里能遇到一次——找回来。（如果有人偷了你的行李也会很有帮助。要是他喜欢你财物的整体品质，他就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更多。而且，要是你还往箱子里塞进了一串钥匙的话，就更好了。）

我转过身，弯腰查看行李条，灯光太暗当然看不清楚。我直起身，伸手扭亮衣柜灯，灯一亮我又关上了。

因为我听到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哦，天哪。现在怎么办？

待在衣柜里吗？不行，不可能，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我飞奔过去，关上了它，钥匙继续在锁里咔嗒作响。就算你有钥匙，老朽的锁针和制动栓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几分钟前的麻烦现在成了天赐良机。回到衣柜里去吗？不用了，浴室更近——念头还没转完，我已经跑进去关好了门。

而且时间刚好，我听到前门打开了，没多久又听到门关上。我没听到开灯的声音，不过她打开房间里的灯时，浴室门底透进了光。

还好我没进衣柜。以前有过几次，房主出人意料地现身时，我刚好在衣柜里，每次都铆足了劲才没被发现，不过我不看好这次的运气。今晚天凉，她应该穿了夹克或外套，所以一进门她就会脱掉，衣柜自然是她首先要去的地方。

那么，她之后要去哪里呢？

浴室，当然，如果她闯进来发现我的踪迹，我该怎么办？我没办法假扮成来修漏水水管的水电工。我穿的衣服不对，也没带来合适的工具做道具。

我该锁门吗？

见鬼，如果我锁门，她会听见。除非我咳嗽一声或者冲马桶把锁门的声音盖住，不过她就会听到更多动静。而且，就算没听到，她想开浴室门的时候也会发现门锁上了。然后她会打电话到楼下，接着他们就会派人上门，下一件事就是我又在听人宣读我的权利。这些权利都很重要，不过我能忍受听人宣读的次数很有限。

有扇窗，是毛玻璃，所以看不出是否通向防火梯。看起来像是自从上漆以后就没开过，很难说能不能打开，而且根本不可能不弄出声响就打开。又是一扇小洞一样的窗户，想爬出去绝非易事，再说——

门把转动，门开了。

[1] 猫王最喜爱的食物。

[2] 此语出自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1807—1882）的诗《保罗·列维尔骑马来》（Paul Revere’s Ride），指美国独立战争之初，以不同的亮灯信号表示进犯的英军来自海上还是陆地。

14

不过此时我正站在浴缸里，蜷缩在浴帘后面，对整件事的发展就像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里的珍妮特·利一样觉得心神不宁。

她打开了门。我对此并不惊讶，不过也没感到高兴。浴帘是半透明的。我可以透过帘子看到人的轮廓，不过必须费点儿劲。光线越充足，我就看得越清楚。

如果浴帘是由单向镜子的发明人设计的话，我可能会对充足的光线表示欢迎。但任何优点都有副作用，我看得越清楚，相对的，我也越容易被对方看到。

灯虽然亮了，我还是看不到来客的模样。根据她平凡的侧影，我可以估算出她不太高也不太矮，既不瘦得过分也不胖得惊人。而且就算根本没看到她本人，我也可以猜出个大概。总之我所掌握的不只是透过浴帘看到的模糊形象。我看过她柜子里的衣服。

好了，我现在又知道了一件事。我知道她衣着整齐，甚至偏向保守。至少很挑剔。

因为她开灯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门关上。

我不知道。也许人人都这么做，又或许每个女人都这样。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单独待在自己家里小便时，从来不关上浴室门。有人会关，肯定有——我不正和这样的人同处一室吗——我也知道某些人如厕时会打开水龙头，以免听到自己在做的事。

她没这么做，所以我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如果我比我的本性还要变态一点儿的话，今晚有可能充满挑逗，或者香艳刺激；不过受当下状况所限，我只觉得深受骚扰。并非因为我被冒犯到了，而是因为我能做的事只有羡慕。那个温吞吞的哗啦声让我意识到我也一样有个膀胱，也因此感觉到了原先没注意到的排泄需要。

这一点我不再详细描述了，不过如果你考虑以犯罪为一生志向的话，倒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这种生活可不全是富贵荣华，你得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希望自己可以小便上面。

我的客人得到了这个珍贵的机会，正在充分利用。之后她便起身冲水，然后洗了手——像这样一个连关门都不嫌麻烦的人，没人奇怪她会洗手吧？

之后她打开门走出去，我的血液凝固了。因为她像聊天一样随口说道：“该你了。”

我倒不是对轮到我而感到很不高兴——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此时就算还没到不停地把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脚的程度，我也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曙光了。不过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看见我的，而她又怎么能掩饰得那么好，然后又如此自然地说出那句话来呢？“该你了”——等我真上场时，只怕她已经拿起电话，让楼下的接线员拨打九一一了。

而且她没把门关上。

我必须指出，这一切发生得很快，我没有时间多想。要不然我可以猜得出——想来你已经知道了；不过在我的酒醉或是宿醉（你随便选一个吧）的脑袋可以正常运转之前，一个比前一个更高的侧影已经穿门而入，关上门。然后他便很有男子气概地走向马桶，弯腰拉起坐垫，挺直上身办起正事来。

我本该拉上帘子防止飞溅的，不过我人就在帘子后面。他办完来这儿要办的事，冲了马桶洗了手，拿起毛巾擦干手，出门时顺手把灯关上。这一次没关门。

所以我听到了他们做爱的声音。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正要进入偷窃这一行的少年时，这件事（我脸红着承认）对我来说的确清楚地挟带了少许性欲的成分。你可以怪到我的年纪上：对我来说，当时几乎每件事都可以跟性扯上关系。

有的弗洛伊德派学者可能会做出分析，说我第一次闯空门的目的是期望偷窥到原始场景——也就是看到我爸妈在做那件脏事。天知道潜意识里暗藏了什么，不过我必须告诉你，那可是全天下我最不想看到的事。而且如果我想偷看自己的父母，我可不会跑到别人家去看，我会待在自己家里。

不过当别人在做我不该看的事时，我不会拒绝偷瞥一眼。我从没刻意去找，而且每次登门拜访都大费周章以确定家中空无一人。话虽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我找到的东西扰得心神不宁。没铺好的床会让我方寸大乱，总想着在我抵达现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那上面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一副胸罩，一条内裤——我没偷，也没待在那儿猛闻内衣裤或者狂抓地板，不过见鬼了，我就是能很清楚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有一次，我因为离一对正在交欢的男女非常近而觉得亢奋无比，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却完全无视我。也许，如果能找到内心里那个少年的话，我还可以召唤出一些兴奋的感觉，不过我可没把握。我觉得那种日子已经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很彻底。

因为，虽然我很享受亲自参与此项运动的快乐，但早就不能体会身为旁观者的乐趣了。多年来，我确实看过几部限制级电影，而且也没发现自己为此而扭捏不安，不过我还是宁可一辈子都不用再看第二部。

所以我便站在那里，聆听他们做爱，希望我，或者他们，或者我们大家都在别处，从事别的活动。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打牌，或者共享比萨饼。我不需要闭上眼睛——他们在另一间房里，而我则置身浴帘后——不过我还真想把手指塞进耳朵，屏蔽一切我不太乐意听到的声音。

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只是没两秒就抽出了手指。因为，你知道，我需要耳朵可能提供给我的任何信息。我只知道他们是一男一女，对其他的事一无所知。截至目前，我还没听到他说半个字，而她也只有在离开浴室时说了声“该你了”，不过单凭三个字我可无法判断那声音是否耳熟。

也许他们会说话，也许他们的话会透露身份，或者回答我那张没列出的清单上的问题。所以我便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可他们也仅仅发出了一般人从事这类活动时会发出的声音而已。哼一哼，唉一唉，咿咿呜呜地呻吟两下，外加偶尔猛吸口气，然后满足地低叹一声。

然后，就在收尾的时候，她明显亢奋起来。对他而言，兴奋刺激度可能也毫不逊色，不过他非常具有男子汉气魄地抑制住了表达的冲动。她则开口说话了，而且很吵，所以我便打算调到静音，这时一个词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便全神贯注地听着，是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就这样！”

我知道她是谁了。

我不知道字典里是怎么定义“反高潮”的。我可以查字典，不过你也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没有，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隔壁房间里有两个人做完爱以后，你站在浴缸里，发疯般地想要小便。

下一步呢？

我听不到任何声响，可这到底表示什么呢？或许他们只是一起安静地躺着，如果不是在养精蓄锐打算续战一回，便是沉入了梦乡。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无法脱身。

我待在原处，发现自己想起了雷德蒙·欧汉隆和寄生鲇。假设我正在亚马孙河里游泳，和现在一样有股迫切感，而且知道尿出来就等于是给几条在附近游动的寄生鲇发出正式邀请函。我能撑多久？

你明白我眼下的处境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能支持我坚持多久，或者最终会导致我采取什么行动，不过另一间房的声音闯了进来。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动，而且交谈起来，虽然声音低得听不清楚。

脚步声逼近了，浴室灯亮起来。哦，天哪，他们该不是打算洗澡吧？经过那种活动以后这事儿倒也不是没听过，不过——

是女人，而且我很高兴地发现她没我原先以为的那么挑剔。她拿了条毛巾在洗手池里弄湿，擦了擦，又拿了另一条擦干身体。她走出去，然后轮到他了。而且你能相信吗？这个浑蛋又尿了一次，又冲了水，洗了手，便关灯离去。

又传来走动的声音，之后，灯熄了。不是浴室灯，这一盏早就熄了，是卧室那盏。接下来我听到一个甜美得无与伦比的声音，也就是关上门，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得确定我没听错，同时也要给他们机会回来拿他们有可能忘了的什么东西。我原本想再等一会儿，给他们充分的时间一路走到电梯再回来，不过老实说，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我拉开浴帘，爬出浴缸。我无须把马桶坐垫拉上来。他拉上以后没放下——毫不体贴的沙猪男人。

我可不一样。毕竟，我是善解人意的新好男人。完事之后，我放下了坐垫。

说实话，我现在想的就只有赶快离开。不过我还记得要检查衣柜。行李箱仍在原处。我连他们有没有去过衣柜都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只顾着在浴室里进进出出了。

我认真看了行李箱上的牌子，上面的名字是凯伦·卡森麦尔，地址是俄克拉荷马的亨利埃塔。我本想抄下来，可是何必费事呢？临近结尾时她发出的声音我已经认出来了。那个声音我听过，而制造这个声音的女人当初可没自称是凯伦·卡森麦尔。

再说他又是谁呢，而他又凭什么让她发出那种特殊声响呢？早些时候我或许应该稍稍拉开浴帘，迅速看他一眼。不过当他用马桶和洗手池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背影。我应该不认识他。

他们铺好床了，我注意到。不过没换床单，所以男人很有可能留下了一些DNA。而且如果他妈的DNA要留在原处，我可没意见。

奇怪，他们还有时间铺床……

我走回去又看了一眼，我杰出的观察力下结论说，他们并没有铺床，因为原本就没弄乱床铺。丝绒床罩上留有难以搞错的、（更别提难以启齿了）我刚刚听到的那种活动的印记。一切全在预料之中，外加一样我没预料到的东西——一块黑色的印记，大概手掌那么大，形状也差不多，位置恰恰就在一只枕头的上方。

我奇怪那是什么东西。我不太想碰，不过看了很久。会不会是底下渗出来的？倘或如此，我可不想看下面的源头。不过我勉强自己掀起了床罩一角，瞥了一眼下方的枕头，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白枕套，没有黑色的痕迹，根本就没什么异常之处。

我难道打算在她——或者他们两个——回来的时候继续瞪着这个东西看吗？

不，绝对不想。我想回自己的房间，我唯一想看的就是我闭上的眼皮背面。于是，我便马上去了想去的地方，做起想做的事来。这时已经接近五点了，选个恰当时机离开酒店可要比在天亮前偷偷溜出去更不惹眼。何况又何必大老远赶回我在上城的公寓，几小时以后又赶回来开店门呢？我的房费已经付了。应该好好利用一下。

阿司匹林的瓶子上写明了每四个小时服用一颗，不能超出剂量，不过写这话的人不可能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我一回房就马上又吞下两颗，现在正躺在床上，面对一片漆黑，等着药效发作。

帕丁顿熊躺在我旁边。我已经脱下了所有的衣服。它依然衣冠楚楚，连靴子都没脱。我想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帕丁顿身上，但就是做不到。

我的心思回到了三○三号房，以及我在那儿碰到的人。哦，不对，也没真的碰到谁，这一点要感谢老天，不过我透过浴帘瞥到了她一眼，也透过打开的门听到了她的声音。

那一瞥只告诉了我她坐在马桶上小便。但那声绝不会弄错的热情呼喊，正是之前在我自己公寓的四面墙内回响的呼喊声，这当中透露的信息要多得多。

行李条发誓她就是凯伦·卡森麦尔。不过我可不信。

她是爱丽丝·科特雷尔。

15

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十点过后没几分钟我便开了店门做生意。拉菲兹在门口迎接我，在我脚踝边磨磨蹭蹭，向我保证它正濒临饿死的边缘。表演的可信度很高，不过并没拦住我给贵宾狗工厂的卡洛琳打电话。

“我没喂它，”她说，“我自己也是几分钟前才开店门。漫长的一夜。”

“我也一样。”

“我知道，”她说，“因为我一直联系不到你。而且我是很晚才打的电话。你到底跑去哪儿了？”

有人在店门口。“午餐时我再跟你说。想让我买什么吃的？”

“不知道，”她说，“不要太过头的，行吧？今天早上我无法面对早餐，现在你有概念了吧。清淡些的。”

我不知道拉菲兹昨晚是怎么过的，不过它完全可以面对早餐。第二个顾客紧跟着第一个进来了，当他们在店里不同的角落走走停停时，我则大致翻阅了亨利·瓦尔登说服某位女士留在店里让我估价的一袋子书。昨天下午已经瞥过一眼了，看起来不错，现在仔细检查过后看起来更好了。没有伟大的珍品书，没有爱伦·坡的《帖木儿及其他诗集》，不过都是品相良好、能卖出去的好书，也就是说摆在书架上好看，而且下架很快。

我记了笔记，草草写下数字，估算起我可以把价钱开到哪个保证利润的数字。就在我算出一个数目时，亨利·瓦尔登走了进来，看起来他前一晚似乎是待在某座禅寺打坐，而不是在饶舌酒鬼疯狂酗酒。他换了另一件运动夹克，穿着干净的衬衫，眼睛明亮，皮肤带着光泽。他的银色胡须和鼻子下面的八字胡都跟往常一样理得整整齐齐，棕色贝雷帽斜戴出一个时髦的角度。

“早安，”他说，“昨晚很快活。”

“我也很快活，”我说，“总之，就我能记起来的部分是这样。烈酒搞得我头昏脑涨。”

“真的？看不出来啊。”

这句话很受用，不过我可不打算信。大家一天到晚都这么说——“哦，真的吗？狗和你丈母娘都把你咬了 [1] ？有趣，因为你看起来一点儿醉相也没有。 ”是啊。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找了几本书看，而我则打了两通电话，在马丁·吉尔马丁的办公室找到了马丁，告诉他，他找的书——我不想说珠宝——都在安全的地方。我没多做说明，安全的地方指的是我后边房间里那袋干猫粮的底部。

“不过别露口风，”我说，“对那两个人都不能讲。”

“约翰跟艾西斯，”他说，“要等我们知道拿，呃，那些书怎么办以后再说。”

我挂了电话，拨了爱丽丝·科特雷尔的号码，或者说是她给我的号码，不过现在看来也没比她给我的其他任何信息可信。没人接，我必须承认，我对此并不惊讶。

留下那袋书的女人到了中午还没露面。我把纸板钟挂上橱窗，标明一点回来，然后问亨利他是否愿意帮我搬桌子。最后，我把桌子留在人行道上，撤下了我的纸板钟。

“我有了一个帮忙看店的，”我告诉卡洛琳，“有个很闲的顾客。我付不起薪水，不过他好像也不想领薪。他喜欢在那儿闲晃，还说他在学习入行的知识。”

“曾经有个叫基斯的家伙，”她说，“还记得吗？他想当我的学徒。我只要教他梳理狗毛，他就很乐意帮忙打理所有的烂摊子。本应是个不错的交易，不过我受不了他在旁边。他让我神经紧张。”

“亨利倒没惹到我的神经，”我说，“今早没有，而且它们可是一根根都疼得厉害。”

“你的神经？”

我点了点头。“昨晚不好过。”

“和我一样。”

“我以为你和埃丽卡在一起。”

“没错。”

“我以为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喝漱口水跟苏打水。”

“我也这么以为，”她说，“午餐吃什么，伯尼？我没法面对早餐，所以现在挺饿的。”

“我也是，”我说，“我不知道午餐吃什么。”

“你买了午餐，可又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去了那家乌兹别克店。”

“塔什干二人组”

“对，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菜单写在黑板上，可谁知道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能东指西指，把钱交出去，然后一个家伙递过来吃的，另外一个递上零钱。”

“加起来是两个人没错。”她打开一个盒子，闻了闻。“但是，”她说，“我不觉得这玩意儿清淡。”

“哦，该死，”我说，“我忘了。”

她吃了一叉子食物，眼睛瞪起来。“离清淡可差得远着呢。”她宣布。

“别吃了。我再去帮你买。”

“不用，待着别动。搞不好我原来的打算完全错了——说什么现在的状态必须得吃清淡的，可能辣的食物才真的有帮助。”

“嗯，这玩意儿是辣。我看它连旧水管生的锈都能去掉。”

“咱们说话的这会儿，我的气管又旧了一些。味道不错，对吧？我觉得这是灵药。”

“但愿如此。”

“要是吃下去更糟的话，我就回家。反正回家又不是全世界最糟的事。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伯尼？”

“不知道。”

“也许不知道还好一些。说什么肠胃不适要吃清淡些，搞不好全是胡扯。跟胃溃疡要吃清淡些一样扯。”

“你没得胃溃疡。”

“就要得了，”她说，“要是咱们继续吃乌兹别克菜的话。你今天早上过得不顺吗？”

“我跟马丁一起喝酒，”我说，“然后又和亨利喝。”

“看店的亨利。”

“对。马丁和我喝了凯斯勒，亨利和我喝了老奥弗霍欧特。”

“老奥弗霍尔德。”

“都一样。他们还算喜欢黑麦威士忌，而且酒量不错。可我却被弄得烂醉。”

我告诉她昨晚是如何收场，又如何在凌晨三点半展开了另一场，等一小时以后回到床上，才再次收场。

“哇，”她说，“本以为我昨晚那样就算狂欢夜了。”

“发生什么事了？”

“埃丽卡在商场上凯旋，要大肆庆祝。”她说，“所以她就带我去罗蕾莱庆祝了。”

“六十层楼高？最豪华最时髦？视野难以形容？就是那个罗蕾莱？”

“正是。我穿上她非要我买的衣服，觉得非常怪异，可她不停地说我多么美，等到第二杯罗布·罗伊喝到一半，我也开始相信她的话了。”

“哪儿来的罗布·罗伊？”

“侍者端来的。哦，你是问怎么喝罗布·罗伊，不喝金巴利？因为要庆祝。所以情况特殊，所以我们可以喝个微醺。”

“微醺。”

“视野确实很棒。可以看到新泽西，也可以看到皇后区。问题是能看到两个你想都不会想去的地方，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她耸耸肩，“总之，那个地方既时髦又豪华，伯尼。跟洗罗特韦尔犬简直是天壤之别。”

“都是纽约生活的一部分。”

“没错，洗罗特韦尔犬、罗蕾莱酒店、塔什干二人组。”她径自叉起一个小煎饺，丢进嘴里，嚼了嚼，然后伸手举起冰茶。“纽约市以外的人，”她说，“一辈子都尝不到乌兹别克菜。他们连自己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

“可怜的浑蛋。”

“而我们呢，话说回来，连自己在吃什么都不知道。伯尼，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六十层楼高，还有破例的罗布·罗伊。”

“没错。还有破例的罗布·罗伊。不过我要跟你讲的是，有两个家伙走了过来，跟我们调情。”

“哦？”

“‘哦？’这就是你要说的吗？”

“你要我说什么？你们是一对魅力十足的女人，有两个男人被你们吸引了，也没那么难以置信。”

“伯尼，男人从不会被我吸引。”

“从来不？”

“平均两年一次，”她说，“有些醉鬼会晃进‘卡比洞’或者亨利埃塔·赫德森的店，搞不清自己是在女同性恋酒吧。如果我又刚好站在他面前，他也醉到了那个份儿上的话，他是会朝我进攻。不过除此以外，没了，男人都会离我远远的。因为我是个很明显的同性恋。”

“呃，昨晚你不在卡比洞。”

“不在，也没穿长裤和外套，而且头发比我小时候扎辫子那会儿还要长，再加上我涂了口红，伯尼，还有眼影，看在老天的分上。”

“真有这回事吗，眼影？”

“还有我不知道叫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埃丽卡帮我化了妆。我们在她公寓里，一副回到少女时代开睡衣派对的模样，互相化妆。除了她是自己化的妆，因为我可不知道怎么下手。”

“眼影。”我说，“总之，他们发动攻势，你们就让他们滚蛋，然后……”

“没有。”

“没有？”

“我本想这么做的，可是埃丽卡踢了我一脚。然后她就抬起碟子那么大的眼睛看向他们，满口说好，说如果他们请喝酒的话，我们乐意奉陪。于是他们就坐到了我们这桌，我们赶紧灌下罗布·罗伊，准备喝他们请的那轮酒。”

“太怪了吧。”我说，“她在打什么主意？”

“当时我就在纳闷。我原想或许是酒精在作怪。你知道，有些从不喝酒的人就这样，你永远搞不懂为什么。”

“然后有天晚上他们喝了几杯，你才恍然大悟。”

“没错。我原想她或许就是这种情况，果真如此，我可得想办法把她带出酒店。不过之后她要上洗手间，还招手让我跟着她。”她皱皱眉，“男人不来这套，对吧？把上厕所当成社交活动？”

“我平常一起混的那些不来这套。”

“这件事我得站在男人的阵线上，伯尼。上女厕所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携伴同行的迫切需要。我上了就回来。不过埃丽卡根本就不是去上厕所。她只是需要找个没有男人在场的环境说话。”

“然后呢？”

“我对此其实无所谓，因为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她。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应付这两个小丑，然后她就要我顺水推舟地玩下去。”

“玩下去？”

“会很有意思，她说，我们可以刻意误导，一路耍弄他们，然后再偷偷溜走。”

“你们穿了衬裙 [2] ？”

“很好笑，伯尼。我试图全力打消她的主意，不过她说了算，场面由她控制。‘咱们在庆祝呢。’她提醒我说，庆祝花费可以由他们来付，这本身就是件值得庆祝的事。”

“所以你们就回到那两个造访本市的消防队员——”

“气象学家，伯尼。他们是中西部来的气象学家，来这儿参加大型气象会议。”

“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会。”

“彼此彼此，天气的笑话就可以不讲了吧，不过他们的服务还不仅如此。他们请我们喝了更多的酒，然后请我们吃饭。”

“在罗蕾莱？一定花了他们……”

“算起来真是一大笔钱。不过他们才不在乎，反正是照惯例按出差费报销。而且布施必得福报，有人刚花了几百美元把你喂饱，哪个女孩不会表示一点儿感激呢？”

“我出的价钱一向比这还低，”我说，“不过连这一点都没能办到的女孩，数量高得叫人惊讶。”

“即使她们听了你那张梅尔·托美的唱片也一样？”

“没错。这么说，你一定想过要怎么摆脱他们了。”

“我连担心接下来的五分钟要怎么熬过去都来不及。我坐在那儿，觉得自己是个傻子，而且我看这就算是尽到我的责任了。与此同时，埃丽卡像个疯子似的一直调情。”

“跟两个气象人。”

“想知道风往哪里吹，”她说，“你可用不上他们。其实他们人还不错。”

“我敢说他们的老婆不了解他们。”

“我可搞不懂为什么。天知道我了解得很。有什么可了解的？这两个人色欲熏心，只想找人上床。我有同感，只不过性取向不同。”

“而与此同时，埃丽卡在那儿调情调得晕头转向。”

“头是最不重要的部位了。她使劲向前趴，好让埃德往她的裙子里看，而且，我敢说他肯定把一只手搭在她腿上了。菲尔一手搁上我大腿，我真想拿把叉子扎下去。”

“结果呢？”

“我又灌了些葡萄酒。直接把它倒进了罗布·罗伊里，另外还拿了一小杯B＆B [3] 配咖啡喝。”

“我看这样是比喝纯白兰地更有女人味。”

“我宁可喝白兰地，”她说，“而且一小杯不够，我得来一缸。因为我有种可怕的感觉，觉得我们就要跟着他们回酒店了，要不就是把他们带到埃丽卡的住处。”

“那样一来——”

“那样一来我很害怕，”她说，“因为以前有过这种事：某个女人一口咬定自己是同性恋，结果却证明是双性恋。在那两个家伙发动攻势以前，我其实就开始担心你。”

“担心我在呼天抢地发誓我是女同之后，却发现自己是双性恋？”

“埃丽卡对你是满肚子问号，”她说，“从我们怎么变成朋友，到你住在哪儿，早餐吃什么，无所不问。真把我弄得起了疑心，然后这两号人物出现了，于是……”

“于是你就想到结果你会跟着他们回家。”

“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埃丽卡会说：‘哦，天哪，咱们昨晚一定是喝醉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就得假装我也想不起来，不过我会想起来。所以我决定让他们去死吧，反正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躲过去的。不过，其实我不必费心。他们付了账，我们一起乘电梯下楼，接下来的事就是埃丽卡和我在出租车里，菲尔和埃德留在街上，看着我们渐行渐远，跟我们永别了。”

“欢迎来到纽约。”

“我们去了我住的地方，为了来点儿新鲜感嘛。”她说，“结果她非常兴奋。‘假装我是男人。’她说。‘好，’我说，‘你是男人。下班以后咱们喝两杯去吧，好吧？’她要我继续玩下去，真是诡异。”

“我可以想象。”

“然后就轮到她了。‘现在假装你是男人。’她说，这也挺诡异。这件事我连提都不想提，伯尼。”

“我也是。对于更衣室里的谈话 [4] 我一向格格不入。”

“或者洗手间谈话。不过我跟埃丽卡没继续聊下去，因为后来我就睡着了。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换好衣服走了，所以陪我醒来的只有宿醉。”

“你说它会往哪儿走？”

“宿醉吗？我想是会离开吧——感谢塔什干二人组。哦，你是说我跟埃丽卡的关系？不知道。也许时间会告诉我吧。你和爱丽丝的关系呢？”

“我看已经完蛋了。”

“那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呢，还有你找到的那些红宝石呢？还有安西亚·朗道的谋杀案呢？还有所有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呢？”

“不知道，”我说，“我一发现在那儿热情尖叫的人是爱丽丝，心里马上想说她竟然在这个房间里，可真巧。不过根本不是巧合——如果是她的房间的话。然后我又想了想，这才看出真正的巧合。”

“是什么？”

“珠宝。约翰·康西丁监守自盗，把它给了艾西斯。”

“借给。”

“他的一面之词，总之不管是借还是送，她拿到了珠宝。然后珠宝跑进了爱丽丝·科特雷尔的房间。这才真叫巧合。”

“最后跑进了你的口袋，”她说，“不过无关巧合。这叫偷窃，而且说不定当初珠宝跑进爱丽丝房间的原因也是这个。”

“她是珠宝大盗？”

“不可以吗？”

“而且就因为她本人正是小有成就的窃贼，她还要把我卷进来偷信，以便她以后能把信还给格列佛·菲尔伯恩？”

“或许她不是珠宝大盗，伯尼。”

“那她是什么？又是怎么和珠宝搞到一起的？而且，而且……”

“而且怎样，伯尼？”

“不知道，”我说，“不过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

[1] 英语中的俗语把醉酒比成狗咬人。

[2] 此处slip是双关语，意谓偷溜，也有衬裙之意。

[3] 一种白兰地的名称。

[4] 美国男人经常在球场更衣室聊天或者说些知心话。

16

我不在的那段时间，亨利做成了几笔买卖，也和留下那袋书的女人达成了协议。他用收银机里的钱付了款，让她写下收据，甚至帮我省了钱：他开的价比我预计要给的少二十五美元，她二话不说就收下了。

苏富比的哈克尼斯先生又打了一通电话。我不想回电话，也看不出再给爱丽丝·科特雷尔打电话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明白了那个号码不是她的。所以我便和亨利聊起书来，他靠在柜台上，手托着下巴，谈起托马斯·沃尔夫 [1] 在他还算年轻敏感时给他的印象。“当时我觉得《天使，望故乡》真是棒极了，”他说，“几年前我想重读一遍，可是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了。”

“毕竟，你不能再回家 [2] 。”我说。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虽然有些书我可以一读再读。不过看来读沃尔夫得趁年轻才行。”

“苏斯博士 [3] 也一样。”

“不好说，”他说，“我现在反而更喜欢《戴高帽子的猫》。还有坐拥那一缸帽子的小孩。”

“巴梭罗喵·卡宾斯，”我说，“或许你只是喜欢关于帽子的书。我这儿有本《绿帽子》。迈克尔·阿伦 [4] 写的。放在这里好几年了，如果你拿去看的话，可以告诉我写得好不好。《无名之子》怎么样？如果你十七岁的时候看过，你会说这本书改变了你的一生，不过我认为你没有。”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早就过了十七岁。”

“可你看过？”

“出版的时候看过，而且在那之后又看过几次。”

“不过我看它可没改变你的一生，对吧？”

“其实不管看什么都会有这种效果，”他沉思道，“就连早报，还有饼干盒底的谜题也一样。看过以后人都会变——不管内容是什么。”

这把我们带入了一场深刻的哲学谈话。我买下这家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种谈话，所以我全心投入。后来，传来了门打开的声响，我停住讲到一半的话，扭过头去，这个女人很眼熟。不过等她开口说了：“嗨！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才想起这人是谁。

是艾西斯·戈蒂耶，得等她开口才认出她来，是因为她变化太大。这回她打扮得不像帕丁顿熊，不过套了条牛仔裤、身穿粉红色布克兄弟衬衫的她看起来也很不错。她的小辫子已经变成了红色挑染的及肩直发，而这——像我这样聪明的人——一想就知道是假发。

“我一天到晚都在这儿，”我说，“这是我的店。倒是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不是说你。”她说。她正看着亨利，他挺起胸膛，一手垂到身侧。“哦，抱歉，认错人了。”她转身看向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店，”她说，“也知道你不开店时做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谈。”然后她便转身再次看着亨利。

“我该吃午饭去了。”亨利讲出了外交辞令。

门在他身后关上以前，她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她说，她跟马丁谈过，他告诉她，他跟我谈过。“他说你没杀死朗道小姐，”她说，“不过这跟警察讲的一样。你去那儿偷什么东西，可是没找到。”

“我不太喜欢你的说法，”我说，“听起来好像我是个小偷，而且做坏事的能力不足。”

我抛给她我让人最难以招架的微笑，不过看不出有什么效果。“你是个小偷，”她说，“跑到我住的酒店偷东西。同时也有人溜进我房间偷走了红宝石。把这件事和你联系起来似乎不需要多少想象力。”

“我懂你的意思，不过——”

“马丁说你没偷，”她继续说，“不过有个问题，你知道。起初我告诉他红宝石失踪时，可以看出他不信。他以为我是想留住珠宝，可又不想当面拒绝交还才这么说的。‘唉，俺是很想还回去，也免得可怜的康西丁太太得相思病，可俺没法子，因为不知被哪个家伙偷走了。’”

“‘老天垂怜，思嘉小姐，接生婆的事儿俺哪儿会啊？ [5] ’”

她瞪了我一眼。“不过他现在信了，”她说，“他跟你谈过，然后信了。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罗登巴尔先生？”

“我想他恢复理智了。”

“我看这就意味着，”她说，“他知道关于珠宝遭窃的事我没有撒谎，因为你承认是你偷的。我在走廊里撞见你的前一个晚上，你一定已经来过酒店一趟了。”

“然后我又回到了犯罪现场？”

“你发现帕丁顿酒店的安保措施不怎么样，所以你就想瞧瞧其他房间里藏了什么宝物。不过我只想知道你之前为什么会跑到我房间里。是约翰·康西丁派你去的？”

“这个人我没见过。而且要是我已经帮他偷回了红宝石，他又何必让马丁说服你放手呢？”

“也许他不知道你得手了。也许是你决定隐瞒，因为你觉得把宝石卖给别人或许会比他答应的价钱更合算。”

“一句话就讲了这么多也许。”

“是两句话，一句一个也许。”

“真的吗？哦，听起来还是很多。”

“对你来说假设性 [6] 太高？”

“说我太过假设性？”

“这是要让我唱歌吗？”她一手放在腰际，歪了歪头。她和着《说我不负责任》的曲调低哼起：“说我太过假设性。外加……外加什么？”

“字母顺序，”我提议道。

她扮个鬼脸。“外加理论性。”

“好一些。”

“别忘了字母顺序。”

“这我喜欢，”我说，“很高兴我能小有贡献。我认为咱们已经写了一首热门金曲。”

“我认为你是顾左右而言他，”她严肃地说，不过脸色看起来没那么严肃。她想要挤出一丝微笑，不过没起到什么效果，笑容只是勉强挂着没掉。

“你认为你的红宝石在我手里。”我说。注意此处的所有形式，我借此让她知道我跟她站在同一阵线。“假设你说对了吧。”

“我就知道！”

“嘿，”我说，“保持我的假设语气，好吗？我没说你说对了。我说假设你说对了。事实上，我从来没偷过你的东西。”

“这话当真？”

“可以发誓。”

“难道你的话能算数吗？小偷的话？”

我说：“珠宝是在你房间里丢的，对吧？我可没踏进过你的房间半步。我连你住几号房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进去过？”

“因为你住在六楼，我唯一进去过的六楼房间里住的是安西亚·朗道。”

“可怜的安西亚，”她说，“她对大部分房客都很凶，不过对我一向很好。‘你哪天要是写书，’她告诉我，‘直接拿给我就好，亲爱的。’”她的眼睛盯着我，“你刚才承认了！”

“承认什么？”

“承认进过她的房间。”

“算不上什么承认，”我说，“又不是在法庭上。总之，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我的一个指纹。重点是，我没进过你的房间，也没见过你那张黑天鹅绒上的猫王。”

“那你怎么……马丁一定跟你讲过。”

“他对此印象深刻。现在回到咱们的假设好吗？假设，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你的珠宝在我手上。”

“正是讨论没错。好吧，就照你说的。珠宝你没拿，不过假设你拿了。”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高兴得起来？”

“要我高兴起来？把该死的珠宝还给我，我会高兴得发疯。”

“非这样不可？必须是珠宝？”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知道重点，”我说，“是美丽的红色宝石呢，还是宝石的价值？”

“讲下去。”

“按宝石的价值付给你，你能接受吗？”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还是蓝色的，我注意到了，不过没那么触目惊心。一定是习惯了。

“约翰·康西丁试过这一套，”她说，“他要马丁出价五千。五千！”

“真是少得可怜。”

“再少就要看不见了。鉴定师说宝石价值八万美元。”

“这可比投保的价钱要高，不过也许差不了太多。这样吧，五千你就忘了吧。”

“我一听到就马上把它忘了。”

“那就顺便把八万一起忘了吧。假设你可以拿到两万美元。”

“两万美元。”

“不声不响地拿到手。”

“比实际价值少。”

“假设宝石是真品，还要假设……”

“专业鉴定人说是真的。如假包换的缅甸红宝石，他说。”

“说来有趣，”我说，“品质最好的红宝石来自缅甸和斯里兰卡。它们是高品质宝石的主要输出国。”

“我知道。”

“那你说人工合成红宝石的最大输入国又是哪里呢？”

她看着我。“你打算告诉我是缅甸跟斯里兰卡，对吧？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自己想吧。”

“我在公路上看到一家店挂了个牌子。‘本店收购垃圾，贩卖古董。’缅甸和斯里兰卡的人就是这么干的？”

“没错，”我说，“而且假设他们又不会被抓住——因为要分出合成红宝石和天然的真假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红宝石或许就不是长期投资的理想目标了。”

她皱起眉头。“我没打算卖，”她说，“如果真能卖掉，拿到手的应该不止两万。你知道，我戴这些珠宝上台。”

“在《游戏人生》里。”

“你看到我了？不对，当然没有。马丁跟你讲过。”

“听说你造成了轰动。”

“这是你信口胡编的，不过听了还是很受用。”这次她泛起了一抹真心的笑，“我喜欢那些红宝石，”她说，“戴在身上的感觉很棒。而且还是约翰给我的。不过我对约翰的感情变质以后，对红宝石的感情还是一样。”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两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会想念红宝石。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想念了。不过话说回来，钱要好用得多。不过你也不是在给我开价，对吧？”

“只是假设性问答，记得吧？”

“没有别的意思？”她挑起一边眉毛，“我想要回我的红宝石，罗登巴尔先生。”

“伯尼。”

“我想要回我的红宝石，伯尼。或者我的两万美元。不过宝石和钱你都没有，所以说了半天我们都是伪君子。”

“你的意思是纯属假设吧。”

“很难说。”她回答说，然后朝门走去。

少了艾西斯，店里安静了许多，而且整个屋子都灰暗了下来。她就算没穿上彩虹所有的颜色，也能令此处蓬荜生辉。此刻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亨利还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回来。

我拿起话筒，拨了爱丽丝的号码——或者我误以为是爱丽丝的号码——一如既往，仍然没人接。我挂上电话，花了点儿时间理清头绪，然后想通了。

我能摆脱这一堆麻烦。

我一头栽进来是为了讨好女朋友，外加帮一个写了本曾经——嗯，没错——曾经改变我一生的书的作家。《无名之子》也许没拦住我走上犯罪生涯，不过我的世界观从此永远改变了，而这一点可不是饼干盒底的谜题能够办到的。所以我打算动手拿回菲尔伯恩的信函，可是有人抢先了一步，如今它们已经远远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如果你打算找针，至少也该知道去哪片海面。可我不知道。信件谁都有可能拿，现在跑去哪儿了都有可能。

所以菲尔伯恩拿不回信了，不过他不会怪我，因为他不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他或许会怪爱丽丝·科特雷尔，或许不会，而她如果想的话，的确能怪到我头上，不过她已经效率十足地离开了我的生活，再次出现时却是和一个没看到脸的陌生人共享她兴奋的嘶叫。我没法说服自己欠了她任何东西。

我把自己弄得走进了谋杀现场，还因此被捕，不过我可没待在牢里独自憔悴，而且我的罪名迟早都会被撤销。就算他们最后找不到安西亚·朗道的谋杀案元凶，也不能把账算到我头上。

所以还剩什么可烦心的呢？红宝石吗？哦，好吧。我最近是没检查过，不过我能肯定它们还稳稳地埋在猫粮下面，和房子一样安全。不管约翰·康西丁是否愿意付两万美元买回珠宝，或者艾西斯是否会收下钱，其实都不是我的问题。这是马丁的问题——一等我把珠宝转交给他，他可以自己去想办法。

这下还剩什么呢？哦，目前是剩了一袋我刚刚买下的书，而且它们所待的地方对我可没好处。我抽出书本，摞在柜台上，动手标价，然后把它们插在书架上应该待的地方。《贫民窟麦金蒂》难以标价；我查了两本价目书，徒劳无功，决定暂时留白不标。

我悠闲地把书翻到第一页，读了起来，第三页读了一半，有个耳熟的声音把我震出法雷尔的讲述。“哟，哟，哟。”雷·基希曼大声喊着，于是我便直起身，砰的一声把书合上。

“嗨，伯尼，”他说，“你看起来一副被当场抓到的模样，可你也不过是在读一本书罢了。是因为良心不安吗？”

“这本书价值不菲，”我说，“我不该读的。总之，你吓到我了，雷。”

“你开了家店，总准备好了偶尔有人上门光顾吧。这是零售商的风险之一——就算店面只是幌子，而他其实是个贼。”

“雷……”

“那些信出现了吗，伯尼？”

“没有，”我说，“而且它们也没有这个打算。我原先找过，这我承认，不过有人领先我一步。”

“而且刺死了朗道。”

“很明显。”

他皱起眉头。“依我看，”他说，“前几天你好像说了信在你手上。”

“没有，”我说，“当时你说信在我手上，我说信在安全的地方。”

“对谁来说很安全？”

“对我来说，”我说，“而且不管信在哪儿，是谁拿的，老实说我都不在乎。”

“伯尼，咱们的交易怎么了？”

“没怎么，不过就算精算大师也没办法无中生有。没东西可让咱俩瓜分，雷。”

“这么说你是撒手不管了。”

“对。”

他开始说什么话，可是电话铃响了，我伸手接起来。是希里亚德·莫菲特——世界排名第一的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收藏家——只是打来提醒我他有多么感兴趣。

他没说完我就打断了。“我手里没有信，”我说，“而且永远不会有。现在我有点儿忙。”

我挂上电话。雷说：“刚才我们在说，你是打算撒手不管了？”

“没错。”

“所以你一直没回酒店去，我是说毛绒熊那家。”

“帕丁顿酒店，”我说，“对，没有。我怎么回去？他们可不会让我进门。”

“你什么时候需要等人家让你进门了？”

电话再次响起来。我做了个鬼脸，拿起话筒，是菲尔伯恩学者莱斯特·埃丁顿，说他也许应该强调一下拿到菲尔伯恩或朗道的信对他有多重要，而且几经考虑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付的钱远比复印费来得多。几千，事实上，而且——

如果事先知道自己的台词，那么对于眼下的情况很有帮助，而背台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困难。“我手里没有信，”我说，“而且永远不会有。现在我有点儿忙。”

我挂上电话。“你一遍遍地这样讲，”雷说，“用不了多久你自己就会信了。说来听听，伯尼。昨晚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是啊。跟卡洛琳鬼混？”

“没有，她有约会。”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了？”

“我在饶舌酒鬼喝了几杯。”

“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对于独自喝闷酒，人们是怎么说的？”

“我想总比自己发闷不喝酒要好吧，”我说，“不过我有伴儿。”

“然后呢？”

“然后我回家了。”

“回西端大道跟七十一街的交会口那儿。”

“那儿是我的住处，”我说，“是我的家，所以我决定回家时都去那儿。”

“你有可能是跟和你喝酒的不管哪个人回家去啊，”他说，“回她家，我的意思是。”

“那人是男的。”

“哦，”他说，“我从来没想到你是那样的人，伯尼，不过你跟谁回家关我屁事？”

“我单独回家，”我说，“回我自己的家，没人陪，而且——”

然后电话铃响起来了。我接起来对着话筒狂吠，电话里安静了一阵，然后一位苏富比的维克多·哈克尼斯先生说他一直试图和我联络，他猜我是没时间回电。

“这是非官方接触，”他说，“就当是探口风好了。安西亚·朗道小姐已经安排好了，要我们处理菲尔伯恩信件拍卖事宜。她带了信来，所以我们读过，不过她不肯把信留下。我们给了她预付金，她也签下了我们的标准协定，她的继承人和受让人都得遵守。”

“我不知道我也包括在内，”我说，“我想不出她为什么要在遗嘱里把我算进去。我没见过这个女人。”

很长一阵停顿，然后哈克尼斯先生再度发起了进攻。“我要说的重点是，罗登巴尔先生，我们对这些物品兴趣浓厚。信件会是我们一月份书籍文件拍卖会的重头戏。其价值超过了我们预期可以借由拍卖得到的佣金，而佣金本身就已经非常丰厚了。”

“有趣，不过——”

“所以说，”他说，“我们可以付你佣金。现金支付。不问问题。”

“你们有权这么做吗？”

“信件仍然是朗道小姐的法定财产，”他说，“不管它们现在落入何人手中。而我们和她的协定也维持同样的效力。如果我们真能找回信件，并没有法律责任必须解释东西为何到了我们手里。”

我深吸一口气。“我手里没有信，”我说，“而且永远不会有。现在我有点儿忙。”

我挂上电话。“你这话翻来覆去讲不完，”雷说，“依我说，伯尼，你听起来就像坏掉的唱片。”

“唱片本来就是要让人弄坏的。”

“好吧。这么说你昨晚是直接就回家喽？”

他到底想要知道什么？“我去了饶舌酒鬼，”我说，“这我已经讲过了。”

“和你那个同性恋朋友灌黄汤。”

“他名叫亨利，”我说，“而且他不是同性恋，至少我看不是。是或不是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反正我没跟他回家。”

“我也没有。”

“没有，你自己回家的？几点？”

“不知道。八九点吧，我想。大概。”

“你就直接回家了。”

“我在熟食店停住脚，买了一夸脱牛奶。为什么？”

“是要放在咖啡里吧。哦，你是说我为什么问？纯属聊天，伯尼。这么说你是回家去了，而且整晚都独自待着，对吧？”

“对。”

“那今早……”

“我起床，然后来到店里。”

“然后打开店门，喂猫，做你一向都做的事。”

“对。”

“所以你是直接踏出家门的，对吧？你什么都没注意到？”

哦，天哪。不问不行，虽然答案我可不想听。“没注意到什么，雷？”

“一个死了的女孩，”他说，“恰恰躺在你家客厅地板的正中央。她旁边可找不出可以通过的空间，所以我看你一定是跨过她的身体离开的。奇怪你竟然压根儿没有注意到。”

[1]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小说家。

[2] 《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托马斯·沃尔夫作品之一。

[3] 苏斯博士（Dr. Seuss，1904—1991），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有《戴高帽子的猫》。

[4]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保加利亚作家。

[5] 艾西斯换上黑人腔调，所以伯尼干脆模仿《乱世佳人》中郝思嘉的黑人女仆以示响应。

[6] “假设性”（Hypothetical），以下连用的“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字母顺序”（Alphabetical），和“理论性”（Theoretical）字尾都押了韵脚。

17

“死了的女人。”我说。

“女孩，女人。随你怎么说，伯尼。反正她不太可能听到，你叫她什么也无所谓了。这位可怜的女士已经僵硬了。”

“在我公寓里。”

“除非你已经搬出来，又另外有人搬进去。你还住在同一个地方吗，伯尼？”

“嗯。”我说。

“我看那儿住人是不错，”他说，“不然你也不会住下去，而且死在里面一定也挺好，因为她就是去寻死的。不过倒也不是没人帮她的忙。”

“她是被人杀死的？”

“我得说是的。偶尔会有人开枪打自己，隔三岔五他们会用刀捅自己，不过很少有人两样都来。”

“她是被……”

“枪杀外加刀戳，没错。肩膀中弹，刀刺中心脏。验尸官说差不多是当场死亡。”

“至少她没受苦，不管她是谁。”我说，“刀伤致命吗？”

“如果致命的是枪伤，”他说，“准是血液中毒，因为她已经把伤口包好了。验尸官不肯妄下结论，不过他说伤口至少是二十四小时之前造成的。她中了弹，包扎完毕，然后跑到你的住处被人戳死。”

“什么时候的事，雷？”

“照情况来看是昨晚，正当你在家里睡大觉的时候。”

“是谁发现尸体的？”

“两名巡警。”

“当时他们刚好路过我家，凑巧发现她在那里？”

“有人报警。”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大概十一点。有个邻居告诉门卫，说你家三更半夜传出可疑的声响。”

“这么说他是一直等到早上才跟门卫讲的？”

“是她。你认识赫施太太吧？”

“住在走廊另一头。好好女士。”

“哦，她深夜听到声响，不过别问她几点了。因为我已经问过了，就是问不出时间。她回床上睡觉，醒来后觉得奇怪，所以跑去敲你的门，可你没应，之后她打电话给你，也没人接，所以她才告诉了你们的门卫。”

“所以他就报警了？”

“他试过用对讲机找你，然后上楼猛敲房门，可你没应，她也没有。”

“她？”

“死了的女孩。所以他才打电话报警。”

“于是两名巡警才上门撬开我的锁，”我说，“他妈的。”

“放轻松，伯尼。”

“要是你知道我被迫换过几次锁……”

“这回你不用换，因为没人撬。门卫有钥匙。”

“是吗？”

“你留给他的那把。”

“我还以为一定是弄丢了。如果当时他有钥匙，为什么不直接打开？”

“也许他担心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也许他的确开了门，从门口看到她，然后就冲了出去，让巡警自己去发现她。又有什么差别呢？今早她死在地板上，而且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雷？”

“马上。我跟你的资料在局里的电脑里可是紧密相连，伯尼。有面写了我名字的小旗子，只要你的名字一出现，它就会抖动着跳出来。不用多久就会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看看表。“不过你花了一段时间才过来。”

“嗯，没错。我想为什么要赶呢？何不等着看验尸官有什么话说。再说我也想看看她是什么人，以防万一你没搞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我心里已经有底了，不过我还是得问。“她是谁，雷？”

“凯伦·卡森麦尔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她今早四点半还活生生的，我想道。活色生香，在帕丁顿酒店三○三号房间里铺着床单的床上发出凯旋的声响。然后那个男人便像赶羊羔一样把她带出门，又东拐西弯地把她领到我的公寓，在那儿把刀刺进了她的胸口，留下她独自死去。

“伯尼？”

除非她是自己去了我的住处，在那儿碰见了其他人。我无从得知和她共用过三○三号房的男人是否杀了她，或者另有其人。不过没什么差别，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可为什么要选我的公寓？

“嘿，伯尼……”

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地方。也许是发现自己身处险境，想到我可以帮上忙。

“喂，伯尼？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就在这里，”我说，“我正在动脑筋，就这样。她的名字不叫凯伦·卡森麦尔。”

“当然叫。”

电话铃响了。

“去接，”雷说，“见鬼，说什么她不叫那名字。这可是警察找出来的结果，包括抓了她冷冰冰的死手指按出指纹，送到华盛顿比对。凯伦·雷丝·卡森麦尔，来自……”

“俄克拉荷马，”我说，“俄克拉荷马，亨利埃塔。”

“如果不是她，你怎么知道她是哪里人？还有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听得我头痛。”

“他们要的东西都一样，”我说，“你要我接？好，我这就去接，我这就跟他重复我跟前两个人讲过的话。然后我再告诉你，自称凯伦·卡森麦尔的女人其实叫什么名字。”

我抓起话筒。

“我手里没有信，”我大声喊着，“而且永远不会有。现在我有点儿忙。”

“伯尼？是你吗？”

“哦。”我说。

“看来我挑的时机不对，”她说，“待会儿再打好了。”

“等一等。”我说，可是电话已经挂断了。我看了一会儿话筒，不过此举从没奏效过，所以我还是宣告放弃，把它挂回原位。

“呃，”他说，“讲来听听。”

“啊？”

“名字啊，”他说，“死在你家地板上那位女士的真实姓名。”

“她已经不在我的地板上了，对吧？可别说他们还没把她搬走。”

“少拖时间了，她是谁？”

“凯伦·卡森麦尔。”

“我原来就这么说的。你鼓起劲头非要说是别的。”

“没，我没有。”

“你当然有。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也知道你说了什么，现在我想知道你差点儿说了什么又是为什么决定不说了。”

“不管是什么，”我说，“那通电话把要说出来的话赶跑了，你逼我接那通电话，这就是你的报应。”

“伯尼——”

“不管是什么，”我说，“我保证根本不重要。要是我哪天想起来了，一定告诉你。”

她名叫爱丽丝·科特雷尔——我要说的话正是这个，如果那通电话没让我大脑空白，肯定也让我改变了主意。

因为打来电话的正是爱丽丝·科特雷尔。

“这儿，”雷说，“看看吧。”

“我最讨厌看这个。”

“可不是嘛，伯尼。你要是爱看的话，我可真得开始担心你了。没人爱看尸体，你说咱们埋尸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不用再看？”

“理由够充分了，”他说，“怎么样？你觉得？”

我转过身子。“没见过她，”我说，“咱们可以走了吗？”

“昨晚我没回家。”我说。

“老天，这话可真叫我吃了一惊。”

“我那样说有我的理由。”

“当然，理由是你是个骗子。有个人以偷窃为生，你可不会把他嘴里冒出来的每个字都当真。我问你的问题里有一半是为了听你会编出什么故事来。”

“你不希望我说实话？”

“如果有这种奢望的话，”他说，“就表示多年来我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打从我们见面那一天起，你一直都在跟我撒谎。可我为什么要因此跟你过不去呢？多年来咱们互助互利给了彼此很多好处啊，伯尼。”

“可不是嘛。”

“你的钱包鼓了不少。而我也伸张了正义，逮到几个犯人。”

“有时你逮的是我，雷。”

“可罪名都没成立，对吧？你每次都全身而退。”

“截至目前。”

“你见过这个卡森麦尔吗？”

“没，”我说，“原以为见过。有那么一会儿我把她当成了别人。”

“她看起来眼熟？”

我摇摇头。“我说的是更早以前。认尸前，原以为我公寓里的女人可能……呃，是别人。”

“到底是谁呢，伯尼？算了，不用铆足力气编故事了。还不到停尸间你就挺不住了。要我猜的话，我会说是电话里的人。”

他把车停在消防栓旁边——要是没了它们警察可怎么停车啊——然后我们便绕过转角，到了我的店。我们进门时，亨利正在收钱入账。雷开始缠着我去看已故的凯伦·卡森麦尔时，他已经吃完午饭回来了，所以我便留下他帮忙看店。

先前我没帮他们引见，所以这会儿便当起介绍人来。“这位是雷·基希曼，”我说，“是位警官。这位是亨利·瓦尔登。开过黏土厂。”

“我都不知道黏土要在工厂里做，”雷说，“还以为只要挖出来就好了，跟泥土一样。”

是要挖，亨利告诉他，不过之后得加工，也就是清除杂质，添加化合物，防止泥土干硬。之后便可以上色包装，然后运到商店里。

“然后大伙儿便把黏土给了孩子，”雷说，“然后那些小杂种就沾着黏土，在地毯上打滚，黏土渣永远没人能清干净。你帮伯尼工作吗，亨利？”

“他让我在这儿闲晃，”亨利说，“有空的话我就帮个忙。比做黏土有趣。”

“如果你喜欢书本的话。”雷说。亨利说他是书迷，喜欢在书店里碰到的那些人。什么人都碰得到，雷同意道。亨利问我还需要他做些什么吗，我说不用，书店就快打烊了。亨利说他明天应该会见到我，出门时拍了拉菲兹一下。

“这人还可以，”门在他身后关上时，雷说道，“那天我过来时，他也在吗？”

“很难记得住谁在谁不在。他常来这儿消磨时间。”

“亨利·克莱 [1] 。不是有个名人叫亨利·克莱吗？”

“就是那个说他宁可做个正统的人，也不要当总统的。”

“没错。”

“可是他不叫亨利·克莱。是亨利·瓦尔登。”

“大同小异。重点是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他的脸也是。也不对，第一眼看上去很眼熟，可第二眼看去你才会发现是第一次见。”

“第二眼看去，你是第一次看到。”

“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看到那把胡子，你一定会记得，对吧？引人注目之类的。伯尼，说起眼熟。也就是咱们刚才见过的那位女士，我知道她不是你原以为的那位，不过你确定她一点儿也不眼熟吗？”

“她看起来一副死相。”

“对。呃，这一点没什么争议的空间。”

“她看起来好像一直是死的，雷。好像生来就是个死胎，而且倒霉事从此没断过。”

“照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她今年四十六岁。发生在她身上最倒霉的事就是昨晚被人用刀捅死，不过在那之前她的被捕记录有一大堆，而且不止一次成功脱罪。”

“逮捕原因呢？”

“偷窃。她是小偷。”

“我公寓里来了小偷。”

“对，第一次吧。她一定是想偷东西。”

“大概是吧。”

“你好像无所谓。为什么？”

“呃，她可没带着东西逃走，对吧，雷？”

“没，不过不管是谁杀了她，有可能拿走了她偷的东西。”

“我可不知道她想去拿什么，”我说，“何况我又没什么东西可让人拿。”

“你的小命呢，伯尼？”

“啊？”

“她包里塞了把枪。”

“枪。”我说。

“非常非常小的一把。从上次开火以后就没清理过。”

“搞不好她开枪打了捅她的人。”

“然后把枪放回包里？”他做了个鬼脸。“枪倒有可能是，”他说，“几天前打中她的那一把。”

“肩膀上的枪伤。”

“是啊。型号对得上。点二五口径，用来挡住埋头进攻的蟑螂再理想不过了。”

“要是有人朝她的肩膀开枪，”我说，“手枪怎么会跑进她皮包里？”

“也许前不久开枪打她的家伙跟昨晚拿刀刺她的是同一个人。她倒下死了，而他则把枪塞进她皮包里，隐藏凶器。”

“说得通。”

“一点儿也不通，”他说，“可有哪件事情说得通？”

“可能原先是她自己开枪打自己。”我说出一个想法。

“这就说得通了。那女人想自杀，于是开枪打中了自己的肩膀。”

“她是不小心打到了自己。”

“枪是她的，她又不小心拿枪伤了自己。”

“不行吗？”

他仔细想想。“她的档案里列了一长串逮捕记录，”他说，“没看到因持有枪械而遭到起诉的。”

“人是会变的。”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可没看到什么证据。她两次因为攻击而遭到起诉，两次都撤诉了。不过没用过枪。”

“她用了刀。”我说。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迟疑了一下，我可以感觉到答案呼之欲出。她的确用了刀吧？”

“没错，她刺伤过两个家伙。”

“可我敢说她皮包里没放一把刀。”

“没有。”

“我的公寓里也没找着。”

“你的厨房里塞了满满一抽屉的刀。不过没有，现场没找到凶器。他们推断是凶手随身带走了。”

“同一把刀吗？”

他赞许地笑了笑。“很好，”他说，“你应该能当个好警察——如果你没先当了窃贼的话。”

“谁说不能两个都当呢？杀安西亚·朗道的是同一把刀吗？”

“如果我拿到了那把刀的话，”他说，“要说是或不是都很简单。现在也只能说不是没有可能。你看呢，伯尼？有没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刀的线索？想到了把刀捅进卡森麦尔的人会是谁吗？”

“没有。”

“你知道关于卡森麦尔的事吧，伯尼。你说了你没见过她，也说了她的事你完全不知道，可我第一次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看见你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不像第一次听到。”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我说，“可我见过。”

“在哪儿见过？”

我想了想。有理由瞒着他不说吗？一定有，可我想不出是什么。

“她住在帕丁顿酒店。”

“你怎么知道？昨晚你在酒店，对吧？”他没等我回答，“我用一下你的电话。”他说，手才伸出去，电话铃就响了，“妈的。”他说，径自拎起话筒，“伯尼书店，”他说，“你是谁，卡洛琳吗？抱歉，搞错了。等一等。”

他把话筒递给我。爱丽丝·科特雷尔说：“伯尼？是你吗？”我说是，“刚才那人是谁？”一个警官，我说。

“哦，那你不方便讲话，”她说，“没关系。听着，我想让你知道事情全处理好了。我拿到了我们要找的东西。”

“怎么到手的？”

“说来复杂。可我打电话到俄勒冈给格利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我把所有的信都送进了碎纸机，碎片全扔进了焚化炉。我现在在机场。我到夏洛茨维尔的班机就要广播登机了。”

“呃……”

“再见，伯尼。”

电话在我耳边滴滴作响。我把话筒递给雷。

“该你了。”我说。

“哦，”他说，“没有卡森麦尔的登记记录。帕丁顿酒店没有记录。”

他打电话时，我已经把特价桌搬了进来，开始打烊。我本可以等他空出手来帮我的忙，不过那可得等很久。警察，我已经学到了，倾向于逃避担负重物。

“也许她走了。”我提议道。

“我们知道她走了，”他说，“因为有人往你心脏里插把刀的时候通常会起到这种效果。不过她没退房，因为原先她就没有登记入住。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在那儿待过？”

“我进过她的房间。”

“昨晚？”

“之前还有一次。”

“可你从没见过她。”

“没有。”

“而且你也不知道她是谁。”

“对。”

“那你怎么知道是她的房间呢？”

“她的行李箱摆在衣柜里。”

“你只要看一眼箱子就能知道主人是谁吗？”

“如果上面贴了写着她名字和地址的牌子的话，我就能。不过她登记入住的时候也许用了别的名字。”

“可行李箱的牌子上却写着自己的名字？”他皱皱眉，“她皮包里有三张不同名字的身份证。我刚才一个个都念给酒店前台那个同性恋听了。”

“哪个同性恋？”

“留着长头发，抹了鞋油的那个娘娘腔。卡尔·匹兹堡。”

“皮尔斯伯里。”

“随便吧。他没听过这个人，不管她用的是哪个名字。”

“那她就是用了第四个名字。而且她应该没退房，因为凌晨四点时房间里还有人。当时她有可能已经跑去我的公寓了，不过她应该计划好了要回帕丁顿。她的行李箱还在衣柜里，衣服也还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也许我该过去瞧瞧，”他说，“你不会还记得房间号码吧？”

我拎起话筒拨了个号码。没人接，我可不能说我对此很吃惊。

“当然，我记得号码，”我告诉雷，“想做个交易吗？”

[1] Clay音译为克莱，意译为黏土。

18

当晚我抵达饶舌酒鬼时，已经接近九点了。我也没期望真能在那儿找到谁——当然，除了那些你一定会在那儿找到，而且永远不会在别处找到的人。不过亨利在那儿，那顶棕色的贝雷帽待在他长长的脑袋上，灵活的手指正捻着银色的胡子。他面前放着一杯酒，脸上挂着一副非常舒适满足的表情，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光顾这里。

“你的朋友来过，”他说，“卡洛琳。很有魅力的女人。”

“她喝金巴利，对吧？”

“是那东西吗？她管它叫漱口水。她给自己点了一杯，还帮你点了双份威士忌。”

“然后喝掉我的威士忌，留下漱口水没碰。”

“你是说她以前也这么干？她又叫了杯威士忌，坚持说也是帮你点的，后来侍者把酒端来时，她要侍者把漱口水带走。‘今晚我什么都不喝，’她告诉侍者，‘漱口水也不例外。’然后她又帮我叫了一杯酒，说是请我的，还告诉我，如果我喝太多的话，得买乌兹别克餐厅的东西来吃。乌兹别克餐馆到底卖什么？”

“乌兹别克菜。”我说。

“哦，她好像很推崇。她把她的第二杯喝完——呃，你的第二杯——往桌上丢了些钱，然后就迈着大步走出去了。她说她得跟某人碰面，把话讲清楚。侍者来了。你要喝什么？”

“我看我应该继续喝威士忌，”我说，“因为我一直都在喝这个——虽然没有半滴灌进我的肚子里。你就喝这个吗？”

“事实上，”他说，“这是黑麦威士忌。”

“哦？”

“昨晚你怂恿我试过，今天我没多想就点了。”

“今天喝起来一样好？”

“会上瘾。”

“你觉得这酒有可能变成你的杯中常客吗？”

“不是没可能。”

我给我们点了黑麦，上酒后我举起酒杯。“向改变人生的书致敬，”我说，“不管变好还是变坏。为什么要开黏土厂，亨利？”

“什么？”

“最初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印第安纳州秘鲁市有很多黏土工厂吗？”

“以前是这样，”他说，“生意就是这样开始的。工厂开了多年以后，黏土全挖光了。”

“我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在南方买生黏土，”他说，“然后运到秘鲁，在那里加工包装。”

“然后运到全美各地。”

“全世界各地。只要有小孩，也有地毯可以让他们抠着黏土粘上去的地方，都卖过。”

我埋头喝酒。我们两人沉默了很久，然后有人往点唱机里投了两毛五的硬币，放起派西·克兰的唱片。不是《淡去的爱》，不过也很好听。我们一直等到派西唱完以后才开口。

然后我说：“科尔·波特在印第安纳秘鲁市出生。”

“千真万确。”

“而且那儿没有黏土。”

“不再有了。矿土——”

“已经光到不能再光，因为原本就没有。不过距秘鲁市东边很远的地方曾经有过不少冲积层黏土，靠近一个叫亨廷登的小镇。”

他想了想。“关于黏土你懂得不少，”他说，“对一个不做这行的人来说。”

“我去过一家书店。不是我自己的，是亚斯特坊广场的巴诺书店 [1] 。我想查看《汽车导游手册》，可我手头上的旅游书只有警告你牙签鱼是多么危险的那一种。”

“牙签鱼会怎样？”

“它会把自己埋在橄榄鱼里，”我说，“然后两条鱼一起游进一条叫马提尼的鱼里漂啊漂的。别讲牙签鱼了，好吗？”

“好。”

“亨廷登有家黏土厂，”我说，“而且照《汽车导游手册》所说，他们提供免费导游，只要你往大门口一站，就有人领你参观工厂。”

“在亨廷登开家黏土厂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说，“为什么不呢？从秘鲁到亨廷登还不到五十英里。”

“在地图上看好像更远。”

“哦，其实不是。它们在同一条河上，沃巴什河。所以，两个城附近可能都有黏土矿？”

“或许吧。”

“而且秘鲁和亨廷登一样也有黏土厂，也说得通吧？”

“看不出哪里说不通，”我说，“不过事实摆在眼前，秘鲁没有。那里是科尔·波特的出生地，有家马戏博物馆，还有家火车头博物馆，纪念那座城的铁路史。只是没有黏土厂。”

“也许没有，”他说，“但也有可能有。”

“你去过秘鲁吗，亨利？”

他点点头。“很好的一个地方。火车头博物馆让人印象深刻。”

“亨廷登呢？”

“也很好。我参观了黏土厂。”

“我想也是。有哪个大集团要买下工厂吗？”

“老天，希望没有。”

“这部分是你捏造的。”

“当然。”

“而且你把工厂从亨廷登搬到了秘鲁……”

“呃，比较好听，”他说，“亨廷登实在太俗了。我是说这种镇名太多了。不过秘鲁呢，听起来就比较酷。”

“酷？”我说。

“秘鲁是国家。印加人，安第斯山，马丘比丘 [2] ，听来有异国风情，然后从这里跑到印第安纳。印第安纳秘鲁。再说科尔·波特生在那里，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不过还是让那儿更特别了。要是某人打算开家黏土厂，为什么不干脆让它沿着沃巴什河漂四五十英里呢？”

“因为更好听。”

“嗯，对。”

“我看《无名之子》对你的影响比大多数人要大。”

“我看也是。”

“格列佛·菲尔伯恩。”我说。

“可笑的名字。”

“不过很特别。比亨利·瓦尔登特别。雷把你叫成亨利·克莱，他常把名字搞错。”

“很多人都这样。”

“当初你取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黏土厂的故事让你无意中选了亨利这个名字。说起来，也可能是正相反。”

“很多事都可能倒过来发生。”

“亨利·瓦尔登。亨利代表亨利·戴维·梭罗 [3] ？这就引到了瓦尔登湖 [4] 。”

“那里，就我所知，可没有冲积层黏土。”他举起酒杯，看着酒，沉吟着，“那群该死的学者一天到晚都爱搬弄那种垃圾，”他说，“你写的每句话都要被拆开来挖找隐藏的意义。要是他们自己写东西的话，就会知道那根本行不通。想把意义塞进作品里已经够辛苦了，更别提什么隐藏的意义了。你是怎么看穿的？不可能是黏土厂的地点吧。”

我摇摇头。“你看起来眼熟。”

“对你而言？”

“对，但是印象很模糊，而且我没多想。不过其他人也觉得你眼熟。事实上，其中一个还以为认识你，还跟你打了招呼。”

“那个美艳惊人的黑女孩。”

“艾西斯·戈蒂耶。你站在那儿，撑着下巴，她跟你道声好，你放下手转过身，她跟你道歉说认错人了。因为她一看到你的胡子，就知道你不是她原先以为的那个人。”

“所以你才开始动脑筋？”

“错，还要加上别的事。雷也有同样的反应。他原以为认识你，然后又觉得不对。这样一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你眼熟，原因是我第一次走进帕丁顿的大堂时就见过你。你坐在那儿看《GQ》杂志。那个人是你，只不过当时你没留胡子，没戴贝雷帽。你戴了副墨镜，对吧？而且感觉上你那时头发多很多。”

“亨利·瓦尔登，”他说，“乔装大师。”

“原先就没人见过的话，要乔装应该也没什么挑战性吧——一个怕曝光而且把隐姓埋名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人。胡子搭配贝雷帽的组合很完美，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有了标志性特征——德高望重的长者耗费心思打扮成一副放浪艺术家的模样。而且那把修得再完美不过的银胡子实在惹人注目，任谁看到都会马上记住。我一看到那把胡子，就知道从来没在别人脸上见过，这就表示我没见过你。可我见过。”

“我觉得我是刻意让你发现的，”他说，“不然我不会耗掉那么多时间在书店里闲晃。”

“你甚至买了书。”

“你没从我身上捞到多少钱。”

“没从你向我买的书上捞到，”我说，“我说的是你在伯利克里书店买来转卖给我的书。你说是某个女人带来的书。那天我把那些书上架，灵机一动翻到其中一本的一百五十一页。斯塔夫罗斯·弗拉霍斯总会在这一页用铅笔写下价钱。他在这本书上标价了，而且，你知道吗？所有的书他都标了。”

“这我不知道。”

“所以他才会选在那里标价，不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写在扉页上。我打电话给他，他想起了那笔买卖，记起了那个在书店里选书并用现金买下的人，还形容了那个人的长相。他也告诉我你付了多少钱，这笔交易你的损失可大了，对吧？”

他微微一笑。“你教我要怎么靠卖书存留小财，记得吗？”他耸耸肩。“我假借别的名义在你店里晃荡，我想我是觉得我欠了你什么。”

“第一次你是怎么跑到店里去的？是跟踪她去的吧，我看。”

“她，”他语气沉重，“我在酒店里看到她。我在那儿开了一个房间，所以才会坐在大堂里看杂志。我戴了假发，架了副墨镜，飞到城里，登记假名住进了酒店。不是格列佛·菲尔伯恩，也不是亨利·瓦尔登。那个可恶的小朋友出现时，我刚刚安顿妥当。”

“有趣，”我说，“她一直说你的好话。”

“哦？”

“她告诉我，你写信寄到弗吉尼亚找她，说你写给朗道的信就要送去拍卖，你很不高兴。她身负重任要把那些信件追讨回来，交还给你。据她说，任务已经完成。”

“什么意思？”

“或者完成了一半吧。我跟雷在一起的时候，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信拿到了。然后她就打电话到俄勒冈找你——”

“俄勒冈？”

“你云游四海，不是吗？她打电话给你，我看你也只需要确定信件全已销毁，因为她把信投进了碎纸机，然后把机器吐出来的全都烧光了。真不知她是怎么拿到手的。”

“拿到什么？”

“碎纸机啊。从夏洛茨维尔带来的吗？你说复印店里有吗？只用碎纸机的收费是多少呢？”

他叹了口气。“能把小小爱丽丝投进碎纸机里，”他说，“应该不错。不然就用削木机好了。要是信件落入了她的手里，那就没有被销毁。而且，天知道，她可不会交还给我。”

“她打算卖掉？”

“我不知道她打算怎么处理。她跟你提过我们的关系吗？世纪爱情史，爱丽丝·科特雷尔扮演洛丽塔的角色？”

“大致讲过。”

“我就说嘛。她讲了什么？”

我给他讲了简易版，他自始至终都在摇头。他不断地摇头，等我讲完后，他啜了一口麦酒，吐出一声长叹。“我是给她写过信，”他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有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共鸣。然后我就收到了她一封接一封的回信。她当时的处境很糟，她告诉我。她必须从家里逃走。她爸爸几乎天天对她性骚扰，她妈妈用铁衣架打她，之类的事。扰得我又烦又累，所以我就告诉她，她可以过来小住一阵。”

“然后呢？”

“然后她就来了，而且比夏天的感冒还难赶跑。”

“据我了解，她待了三年。”

“六个月还差不多。”

“哦。”

“她有自己的床，可她总是等我睡着以后爬上我的床。”

“她说当时她一直保持处女身。”

“也许吧。我当然是没有做任何事改变这一点——虽然她可是铆足了劲要勾引我。她的花样比白宫实习生还多，不过那又怎么样？那样一个又瘦又瘪、发育不良的小孩，我没有那种癖好。”他摇摇头，“她也许是寄希望于我曾经在给我经纪人的信里吐露过心声，说有个讨人喜欢的小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信里写了什么，亨利？”

他微笑起来。“‘亨利’。我看你不妨继续这样叫我好了。信里写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来。安西亚是我的经纪人，我们是亲密的‘作家和经纪人’关系。”

“而你想把信要回来。”

“我希望它们失踪，不再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伸出脏手碰到它们，在里面偷窥我的隐私。我选择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过无论你写什么，读者都会在里面找你。”

“他们找到的是我愿意展示出来的部分，”他说着，茫然地看向远方。“小说只是虚构，”他说，“我可以任意捏造事实，比方说编一个从亨廷登搬到秘鲁的黏土厂——如果我有意如此。我不在乎是谁在读我的小说，或者他们自以为在书里找到了什么。”

“明白。”

“是吗？”他的眼睛探向我的。“比方说你正在跟某人讲话。要是你讲的一字一句他都听到，你不会在意，对吧？”

“如果我在意的话，我为什么要说话？”

“没错。不过假如说，他一边听，一边也在读心，把你脑子里没说出来的想法也看到了。这你觉得怎么样？”

“我懂了。”

“我写的小说是我跟世界的对话。我的私生活是个人隐私，是我和自己无言的对话，我可不想被哪个读心人偷听了去。”

“所以谁拿到信都一样，”我说，“收藏家，或者学者，或者大学图书馆，甚至爱丽丝·科特雷尔。不管信落到谁手里，都是侵犯个人隐私。”

“就是这个意思。”

“艾西斯，戈蒂耶。”我说。

“她的事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明艳照人，而且很会说话。”

“凯伦·卡森麦尔。”

“这个人是谁？”

“一个死了的小偷，”我说，“酒店前台呢？没成为演员而且染了头发的那个，名叫卡尔，还有那个戴着眼镜、像个会计师的家伙，他的名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想是欧文。而且至少还有另一个前台，叫保拉的女人，鼻子非常大，下巴和漫画里的迪克侦探一样。”

我们还在饶舌酒鬼，我的同伴也还在支持美国的麦酒制造业者，不过我已经改喝巴黎水了。

“我也没有真的去结交哪个酒店前台，”他说，“或者酒店里其他什么人。我到那儿时还幻想着可以说服安西亚交还信件，可我连怎么接近她都想不出来。我付不出信件可以在拍卖会上帮她赚得的价码，也没办法威胁她。我能怎么办，告她吗？告她道德沦丧吗？”

“拿刀捅她，”我提议道，“然后拿了信逃跑。”

“那不是我的风格。事实上，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是我的风格。跑到酒店里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大极限了。然后我就坐在大堂里，戴着顶假发，架着一副墨镜，喝足了麦酒以面对每天的世界。”

“就我所知，黑麦的威力更胜弥尔的麦酒。”

“‘叫世人知道错不在己，’”他继续说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我那天晚上说的吗？”

“爱丽丝引述给我听的。”

“天哪，”他说，“隔了这么多年她还记得？”

“你在那本给她签名的书上写了。”

他哼了一声。“我从来没给过她书。当时她已经有了一本，总没完没了地向我引述，而且我可绝对没在哪本书上给她签名或者题字。不过这句话我以前倒是经常讲。”他吸了口气。“继续说帕丁顿。我坐在那儿喝酒，正事一件也没办。”

“然后你就来到了我店里。”

“对。爱丽丝出现了，我认出了她，但她没看穿我的乔装。之后我便跟踪她到这里来，在这过程中目睹你介入此事，看得我目瞪口呆。你经营二手书店，不过好像也做别的事。窃贼，结果竟然是这样。”

“呵呵。”

“然后其他人又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店里，每个人都对信各怀鬼胎，想要拿到手。所以我也一天接一天地跑来，深感诧异，不知后续发展会是什么样。你当初同意偷信了，对吧？帮爱丽丝？”

“帮你，”我说，“目的是让信回到你手里。”

“那是她的一面之词。她说了我会付钱给你吗？”

“她说你没多少钱。”

“天哪，这话不假，而且帕丁顿快把我的钱拿光了。那你是打算捞到什么好处呢？”

“没这个打算。”我说。

“没有？你是纯粹出于好心才出手？”

“呃，你知道，”我说，“我觉得欠了你什么。你写了《无名之子》，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

“亨利，”我说，“亨利，我或许有个主意。”

“你是说信？你有办法拿到手？”

“我是有一些想法，不过我讲的是别的。我想到——”

“安西亚的谋杀案吗？还有另外一桩，发生在你公寓里的那桩？”

“对于那件事我的想法更多，”我同意道，“不过我想到——”

“你提过的红宝石吗？我还是搞不懂红宝石怎么会被扯进来。”

“我也是，不清楚细节，虽然我是有一两个想法。不过我要讲的稍稍有点儿不同。关于你身无分文，关于努力耕耘理应得到适当回馈。而且我想，应该事关所谓侵犯隐私的定义是什么。”

“哦。”

“让我给你细说一遍，”我说，“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1] 巴诺书店（Barns＆Noble），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

[2] 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印加文化一大遗址。

[3]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的作者。

[4] 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梭罗曾在此隐居，并写下《瓦尔登湖》一书。

19

雷·基希曼搔搔头。“不知道啊，”他说，“你是说那些害得人东死一个西死一个的著名的信吗？对我来说，那不值几个钱。他是同性恋？”

“我想不是。”

“你确定？因为正常人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信全写在紫色信纸上？如果这都不是同性恋文具的话，我可不知道什么才是。”他捡起一张来，“里面有一半他连半张纸都没写满，这你注意到了没有？而且版面很烂。到处都是划掉的字句。警官要是交出这样的报告，相信我，一定会被臭骂一顿。”

“好吧。”我说。

“还有你看看这儿，好吧？拼写简直一团糟，而且话根本不通。‘In high dudgeon，格利。’”

“哪里有问题，雷？”

“他把‘dungeon’给拼错了。里头没d，至少上次我瞧见时还没有，而且漏拼了n。再说，地牢本来就不在高处。它们都低得跑到地下室里了。 [1] ”

“看来没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喽？”

“我对有人会傻得花一大笔钱买下那堆垃圾倒是印象深刻，”他说，“不能更深刻了。而且要是你真能理清这两桩谋杀案，让我结案，那我可就要印象深刻到地底几万英里了。我完全看不出你能怎么解决。”

“也许办不到。”

“也许办不到，”他表示同意，“不过你有辉煌的记录，可以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单单把信拿到手就已经是变兔子的高手了。你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查过警局资料后，给了你一个地址，然后你手里就冒出一大沓紫色的信。我敢说你是按了门铃伸手要来的，对吧？”

“我说我正在大学里半工半读。这话一说，大家都会尽量帮忙。”

“是啊，干脆去当杂志推销员算了。不过兔子还真一只接一只地跳出来，所以我就先信了你的话——不管合不合理。完事以后，”他说着，用指头敲着这沓紫色信纸，“完事以后，我可要跟你分蛋糕，从正中间切开。”

“一人一半，谁也不多拿一分。”

“跟以前一样。剩下的我也跟你说清楚吧，伯尼。要是你能揪出凶手，那就和过去的表现一样出色；要是揪不出，那咱们最后只能拿到钱。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给，”卡洛琳说，“全办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挺好，”我说，“而且我怎么谢你都不过分。”

“对，”她说，“事实上，你根本谢不了。离过分差远了。虽然过程几乎可以算是有趣——疯狂的有趣。‘快速的棕色狐狸跳过一条懒狗（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吗？除了里面有全部二十六个字母以外。”

“我觉得意义就是这个。”

“还侮辱了狗，而且真实生活里我可从来没听过。狐狸通常都会他妈的躲开狗，尽快逃跑。它们可不会浪费时间做体操。除非狐狸得了狂犬病 [2] 。”

“‘狂犬病的棕色狐狸跳过一条懒狗。’”

“我有一次就这么讲过，事实上。还有一句有二十六个字母的句子，讲了什么往我的袋子里头塞六个酒瓶，不过这个话题我可不想继续了。总之，伯尼，祝你快乐。”

“谢谢，”我说，“不过得等案子破了我才快乐得起来。”

***

现在是我和那位留着银胡子的黏土工人倾心交谈后的第二天，我在书店里，只是还没做过一笔生意。我一直忙着训练猫，揉起紫色的皱纸团抛来抛去。至于猫咪能否辨识颜色，或者是否在乎，我不确定。它追扑过去，就跟以前玩白纸团一样起劲。

它往右扑杀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说：“巴尼嘉书店。”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伯尼。”

“哦，爱丽丝，你好。夏洛茨维尔之旅玩得如何？”

“无趣至极。”她说。这话我信。“伯尼，我刚知道一个让人烦心的消息。”

“哦？”

“通信档案，”她说，“不完整。”

“丢了一封？”

“丢了一半——如果我得到的消息没错。我原以为全拿到了，结果只有一半。”

“你丢进碎纸机、然后烧掉的一半？”

“对，没错。另外一半……天哪，简直太疯狂了。”

“是啊。”

“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知道，我对信的事感到挺纳闷。昨天我没机会跟你讲，不过……”

“不过什么？”

“哦，我找到一整批信札。是用打字机写的，而且是紫色信纸。”

“你找到的？”

“是啊。你知道，有天晚上我的公寓里出事了。”

“我想我看到过这则消息。”

“在夏洛茨维尔出的报纸上？真奇怪，他们竟然会刊登。”

“伯尼——”

“有个女人遇害了，”我继续说，把一张紫色信纸揉皱，“我一听说，马上想到是你。”

“我？”

“可接着你就打来了电话，听到了你的声音，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放心。不过有别的事让我不放心。”

“伯尼……”

“你的声音很清楚，就像在我耳边一样，”我说，“线路非常好。真会让人以为你人在城里呢。”

“伯尼，你找到的那些信……”

“我回到公寓时——”

“你在你公寓里找到的信？”

“没有，要是信在那儿，警察早连同那个死去的女人跟她的皮包还有她身上其他的东西一起拖走了。不过他们漏了一样东西——一张上面写着我的地址的纸，是女人的笔迹。”

“你的地址。”

“是啊。而且下面还有另一个地址，是东七十七街的一个公寓。”

“我懂了。”

“呃，我可不懂。不过我去了那儿，长话短说……”

“你找到了信。”

“对。我没打算找，因为你说过你已经拿到手而且销毁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些信准是假货，搞不好是复印件，反正不管怎么样，全部销毁总错不了。”

短暂的停顿。她等着我说下去，我让她等。终于，她开口了，声音比之前高亢。“那你……毁了信？”

“还没有。”

“感谢上帝。”

“不过待会儿打烊了，我就要动手，而且……你刚才说的是‘感谢上帝’？”

“伯尼，别销毁信。”

“不要销毁？”

“我最好先看看。”

“为什么，爱丽丝？”

“鉴定真假。确定是同一批，没有漏掉。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没别的意思。”

“我想我是可以把信带到夏洛茨维尔，”我说，“不过现在我走不开。也许下个月一号以后——”

“不要到夏洛茨维尔来。”

“不要？我是可以找联邦快递送去，不过——”

“我会回纽约。”

“我可不希望你专程跑一趟。”

“伯尼，我就在纽约。”

没错。“我就说嘛，一点儿杂音都没有。”我说，“太棒了，爱丽丝，你可以参加派对了。”

电话那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什么派对？”

“我的派对，”我说，“今晚七点半在帕丁顿酒店。你知道帕丁顿在哪儿，对吧？”

“伯尼……”

“我在想什么呢。你当然知道。在六一一号房。”

“六一一号房？”

“不是安西亚·朗道住过然后死在那儿的六○二房，也不是四一五或者三○三。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把你挡在前台，不过你如果真的进不来，就告诉他们你要参加罗登巴尔先生开的派对。”

又一次停顿，比之前更长。然后她说：“还有谁会去，伯尼？”

“哦，”我说，“嗯，到时候就知道了，对吧？”

“这就是帕丁顿喽？”卡洛琳·凯瑟说，“很好看的小熊，伯尼。”

我把它在膝盖上弹来弹去。“是个好家伙。”我表示同意。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帕丁顿酒店。这地方我很喜欢，不过你的房间可不怎么样，对吧？”

“老鼠都得驼着背走路。”我说。

“楼上那一间好多了。比较大，这一点很好，因为这儿实在太挤了。怎么可能把人全都塞进来。”

“已经有人到了吗？”

“全到齐了，”她说，“现在不是流行迟到吗？真奇怪。他们七点前不久就陆续到了，不过雷把他们挡在大堂里，七点十分才放人。现在他们全在六一一，正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和猫王对视呢。”

“黑天鹅绒上的猫王，”我说，“强而有力的宣告。”

“那双眼睛能跟着你，伯尼。你注意到了吗？”

“伟大的艺术正是如此。”

“离开房间以后，”她说，“那双眼睛也跟着我。我踏进走廊时还感觉他在盯着我，一直盯到我搭电梯来这儿。”

“现在呢？”

“没有了。”

“哦，”我说，“咱们上楼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还盯着大家看呢吧。”

[1] “In high dudgeon”意为极其愤怒，但“愤怒”dudgeon和“地牢”dungeon的拼写很像，雷分不清楚。

[2] “狂犬病”（Rabid）发音与“迅速”（Rapid）相近。

20

艾西斯·戈蒂耶的房间比我的好多了。更大，这是当然，而且装潢更好，窗外是麦迪逊广场的优美风景。猫王从壁炉顶端俯瞰下来，壁炉和我的不同，没用砖块封起来。事实上，这个炉子还能用，现在就派上用场了。看不到火，因为火被遮在一面几乎不透明的炉网后面，不过你可以闻到空气里有燃烧的木头味，偶尔还能听到在火中爆裂开的噼啪声。

房间里就算没有火，应该也很温暖。我点火时感觉屋子里有些凉，不过现在已经暖和起来了，可我不知道和炉里的火有没有关系。房子里挤满人的话，每个人都会暖和起来，尤其是当其中几个人心中的怒火正熊熊燃烧的时候。

没错，这里座无虚席。艾西斯·戈蒂耶在这里，看起来和我们第一次碰面时差不多：头发梳成无数的小辫，身上穿着帕丁顿小熊的缤纷原色。马丁·吉尔马丁紧挨在她的一边，相形之下，他身上的暗沉斜纹软呢非常朴素。爱丽丝·科特雷尔穿着西服套装，看起来很庄重，另一个我没见过的男子也一样——高高瘦瘦的窄鼻子家伙。房间里其他人我都认识，所以按照排除法，我判定此人是苏富比的维克多·哈克尼斯，他的长相和这个角色还挺搭。

格列佛·菲尔伯恩不在场，不管有没有银胡子，有没有棕色贝雷帽，有没有假发或者墨镜。不过研究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全球头号权威也到场了，正是莱斯特·埃丁顿本人。他的衬衫扣子这次扣对了，算是有了些变化，不过看起来还是像只怪里怪气的呆头鹅，而且，除非时尚杂志帮他做整体造型，否则只怕很难有所改善。

希里亚德·莫菲特，全球头号收藏家，也莅临现场，他的庞大身躯塞在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碎格子花外套里面，两件衣服都太小。他坐在椅子上，上身前倾，比先前更像牛头犬了。我手上就是支票簿，他似乎在想，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能坐的地方不多，所以有些人站着。卡尔·皮尔斯伯里——舞台、银幕以及酒店大堂之星——倚在墙边，摆出一副永远倚在墙边的架势。他的白丝衬衫纤尘不染，暗色长裤折线笔挺，不过他的黑鞋倒是需要擦亮。我猜他把鞋油都用在头发上了。

雷·基希曼也站着，身穿不合身的蓝色西装，真是巨大的惊喜，而且门边还有一个警察。那个人我没见过，姓名不详，不过要看出他是警察并不难，因为他穿着制服。卡洛琳·凯瑟也在场，当然，还有她的朋友埃丽卡·达比。两人看起来如此娇媚，很难相信竟然没人冲过去给她们俩搬椅子。

我走过去，站在舞台中央，那扇东方屏风前面，也就是壁炉前面。我可以听到火燃烧的声音，所以你不难想象这里有多安静。这伙人应该有很多话要聊，可是没人吭声。他们全在看我，等我开口。

我不确定该怎么开场，所以惯用的开场白便脱口而出。

“我猜大家都在奇怪我为何把各位召集到此，”我说，“真不知道该从哪儿讲起，也不知道是否该从头讲起。起初，有个叫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人写了本叫《无名之子》的书。要是你觉得这本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可不是孤单一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在座的大多数。

“不必说，这本书改变了菲尔伯恩的一生，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这本书让他能够以他唯一爱做的事——写作——维生。不过他也因此很难拥有他想要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他避开镁光灯，躲开信件往来和访谈，从来不肯让人拍照，而且用化名生活。虽然如此，他的隐私偶尔还是会遭人侵犯。

“一次对他隐私的重大侵犯就要到眼前了。一个叫安西亚·朗道的女人——帕丁顿的长期住客，菲尔伯恩的头号经纪人。她要把菲尔伯恩写给她的信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菲尔伯恩签过名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稀有珍品，而他的亲笔信更是举世罕有。”

“我有他的几封信，”希里亚德·莫菲特说，“包括寄给北卡罗来纳州希克里城一个房屋经纪人的信——询问对方出租的房子。至于文学性信件，我看他恐怕已经多年没动笔写了。他把手稿寄给目前的文学经纪人时，用的是快递，还捏造回邮地址，里面没附纸条。”他叹了口气，“这人不容易被收藏。”

“所以寄给朗道的信很值钱，”我说，“甚至无价。”

“没有无价的东西，”来自苏富比的哈克尼斯说。听起来像在引述该公司的座右铭，我这种外行还反驳什么呢？“除非你把无价定义成：数目只能等公开拍卖会叫价结束以后才能决定。我看过几封样本，完全相信它们能换取可观的数字，绝对可以逼近甚至超过六位数。”

“信件还没卖掉，”我说，“所以无从得知进账能有多少。不过我们都知道信件很值钱，而且魅力无穷，所以才能把一些有趣的人物一路引来纽约。其中有几位就在这里。比如说希里亚德·莫菲特，他已经告诉各位他拿到了几封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他想得到其他的。”

“我收藏这个人。”他说。

“还有莱斯特·埃丁顿，他非常了解菲尔伯恩的事。”

“他是我的生命巨著，”埃丁顿告诉我们，“莫菲特，我很有兴趣看看那封写给北卡地产经纪人的信。我知道他在大雾山待了两年，要是能确定是哪两年就太好了。”

“这封信不卖。”莫菲特大声喊着，而埃丁顿则告诉他复印件一样可以，甚至手抄本也可以。莫菲特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另外还有凯伦·卡森麦尔。”我说。

我环顾一周，每张脸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除了雷——他知道这个名字；还有另外那个警察——他好像没在听我说话。

“凯伦·卡森麦尔当过小偷，”我说，“不是个完美的窃贼，因为她被抓住了几次，还坐过牢，不过她的专业技术很好，也从不在廉价商店顺手牵羊。她专偷高档货物，据说都是应客户要求行窃。”

“于是她来到了纽约，伯尼？”

“从堪萨斯城，”我说，“照她的行李条所说。不过两个星期来，航空公司从堪萨斯城飞到纽约的班机都没有登记过叫卡森麦尔的乘客。”

“所以她是更早的时候来的。”莫菲特说，下巴上垂下来的肉一晃一晃的。

“或者用了假名。”艾西斯·戈蒂耶说，“罪犯都用假名，对吧？前几天我才碰到一个人自称是彼得·杰弗里斯，还是杰弗里·彼得斯呢。我想不起哪个是对的，他也一样。”

“要用假名乘飞机可不容易，”我说，“登机时要出示附照片的身份证明，而且必须用信用卡买机票，否则会引来安保人员的注意，谁都会尽力避免这一点，尤其是小偷。而且如果她用了假名，她可不会继续贴一个上面有她真名的行李条。”

“很难说，”埃丽卡说，“罪犯都很笨。这一点众人皆知。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落网。”

“有时候是走霉运，”我说，带着点儿辩护的意味，“总之我们知道她用了真名，因为她搭的那班飞机留有记录。安西亚·朗道遇害前三天，凯伦·卡森麦尔搭了联合航空公司从西雅图飞往肯尼迪机场的航班。”

“他们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哦，旅客名单上找到了她的名字，”雷说，“而且搞不好也有她从堪萨斯城飞到西雅图的记录，如果要找应该能翻出来。她跑到西雅图偷什么，伯尼？体育馆的圆穹屋顶吗？”

“我看她什么也没偷，虽然有这种可能。依我对凯伦的判断，如果她遇到诱惑，很难拒绝。不过她到西雅图是为了和某一位非把信拿到手不可的人士碰头。此人住在西雅图，或者是从车距一小时以外的某地开车过去的。比方说，贝林厄姆。”

希里亚德·莫菲特的下巴往外一甩。“可笑，”他说，“纯属臆测。贝林厄姆离西雅图有一大段距离，和加拿大边境不过投石之遥 [1] 。你说这女人是小偷，来自堪萨斯城。我怎么可能认识她？”

“你是收藏家，”我说，“朗道遇害后，我被捕了，之后你马上来到了我店里。等于讲明了你打算买信——即使它们是赃货，即使我是杀了人才弄到手的。当时给我的感觉可不是你以前从没开过这种口。”

“这话你口说无凭。”

“要找证据并不难，”我说，“卡森麦尔也许在西雅图哪家酒店入住过，要查出是哪一家也不难。只要她打过电话，就会有记录留下。要是她跟哪个长了张牛头犬的脸、外加头发像钢丝卷、又胖墩墩的家伙碰过面——”

“说话小心点儿！”

“改成一位壮实的绅士好了，”我心平气和地说，“头发卷曲，下巴坚定。要是她跟这样一位潇洒的男士碰过面，不管是在酒店大堂或者咖啡店，或者附近哪家酒吧，一定有人想得起来。你又何必强辩呢？可没人让你承认你是共犯。你只不过是让她知道信件对你有多重要，顺便透露在哪儿可以找到。”

“这可一点都不违法。”

“当然。而且你说不定还预支了些钱给她做费用。”

他想了想。“听起来好像有违法的可能，”他说，“所以我敢说我没做过这种事。而且要是真的有人付给了她费用，我敢说付的一定是现金，所以也不会留下记录。”

“总之她来到纽约，”我继续说，“在帕丁顿租了间房。不过有件怪事。她以死人的状态出现时，警察查过是否有她的入住登记，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记录。”

“这有什么奇怪的？”莱斯特·埃丁顿说，“乘飞机要用假名或许有困难，可入住酒店能难到哪儿去？”

“没那么难，”艾西斯说，“伯尼干过——虽然要他记住假名的确有点儿麻烦。”

我心中一喜。我们又回到称名不道姓的亲密阶段了。

“麻烦很多，”我说，“除非你有张假名下的假信用卡，不然你就得用现金支付，还必须提前预付定金。不过她还是有可能这么做，为了能让她的名字和她打算作案的现场划清界限，不过我们知道她没用假名。”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间房，”我说，“雷？”

“依据某人提供的资料，”这位值得奖励的先生宣布，“我调阅了这家酒店的这个房间最近的入住记录。在酒店登记簿上，这个房间上星期整整一星期都没有人投宿。”

“等等，”艾西斯说，“要是没留下记录，你怎么会知道她住哪间房？”

“依据某人提供的资料。”雷说。

“谁？”

“我。”我说。

“那你又是怎么会有资料呢？”

“我刚好在那个房间，而且——”

“你刚好在里面。”

“两次，”我说，“第一次我不知道是谁的房间，也没想知道。我从防火梯回到大堂，一心一意只想跑出这幢大楼，不再和它扯上瓜葛，因为我刚从安西亚·朗道的套房里跑出来。”

“就是遇害的那位女士，”穿制服的警察说，“你进过她的套房？”

“没错，而且——”

“我听漏了什么吗？”他转向雷，“这个人怎么不在监狱里？”

“他已经保释出狱了。”雷回答说。

“他保释出狱了，现在演戏给咱们看？”雷瞪了他一眼，他耸了耸肩。“啊，”他说，“只是问问。没别的意思。”

房间静下来，我任它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我第一次穿过那个房间时，注意到一样东西。事实上，我第一次造访时找到了一个东西，而且，呃，我就顺手带走了。”

“雷，”警察说，“你跟这家伙宣读了他的权利没有？因为他刚才承认犯了D类罪行。”雷又瞪了他一眼，他张开嘴巴，然后又合上。

“是珠宝。”我说着，瞥向艾西斯，她把这笔资料记在脑子里，沉吟着点点头。“之后我发现那是酒店某个长期住客的财物，而且她并没有住在我顺手牵羊的房间里。显然是有人从她那儿偷走，然后放在了我找到东西的那一间屋子里。”

“有趣，”希里亚德·莫菲特说道，“虽然有一些难懂。问题是这和两桩谋杀案，还有菲尔伯恩写给朗道的信失踪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我会讲到。”

“呃，希望你能加快速度，”他有点儿暴躁地说，“请谁开扇窗户好吗？体温加上壁炉，这里也太热了吧。”

我看看艾西斯，她转向马丁，于是他走向窗口打开窗。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我说，“也就是把六○二跟三○三加起来算了算。是房间号码。”我解释道，因为出现了几张困惑的脸。“朗道住在六○二，有人进了她的房间，杀了她，拿走菲尔伯恩给她的信。三○三是凯伦·卡森麦尔的房间，我在那儿找到了失窃的珠宝。我，呃，拿东西的时候，当然不知道珠宝是赃物，而且还是等我再次回去时才知道那是卡森麦尔的房间。”

“你回那儿……”

“去查出是谁的房间。我认为，六楼的盗窃谋杀案和在三层楼底下出现的失窃珠宝应该有关系。总之，我去了那儿，在衣柜里发现了贴着凯伦·卡森麦尔行李条的行李箱。原本也许还会有别的发现，不过我听到门外有人回来了。”

“卡森麦尔？”

“我原以为是她，”我说，“当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没来得及去看行李条，不过我假设门外的人是房间当时的住客。正值半夜，应该不会是友人来访。”

“有可能是另一个小偷，”艾西斯猜道，“跟你一样。”

“跟我不一样，”我说，“因为这个小偷有钥匙。我赶紧藏了起来。”

“藏在衣柜里？”

我看了看爱丽丝，是她问的问题，而且她看起来也被自己提出的问题吓了一跳。“不是衣柜，”我说，“算我走运，因为我觉得他们查看过衣柜。”

“‘他们’？”

我朝爱丽丝点点头。“是两个人，”我说，“一男一女。我躲在浴室里，藏在浴帘后面，两个人我都没看见。我待在原处，他们用过卧室以后就走了。”

“用过卧室？”埃丽卡说，“怎么用？”

“呃，不是睡觉。”

“他们做爱了，”卡洛琳说，“对吧，伯尼？”

“没错，”我说，“然后就走了。”

“卡森麦尔和某个男人，”雷·基希曼说，然后瞥了瞥卡洛琳，“或者可能不是个男人。”

“是男人。”我说。

“你怎么知道，听到他的声音了吗？”

我摇摇头。“他没放下马桶圈。”我说。

“猪。”艾西斯说。

“我其实并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我继续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当然认不出。不过我认出了她的声音，不是卡森麦尔。”

“你怎么听得出？你说了你从来没见过卡森麦尔。”

“从来没有，”我说，“所以如果我认出了声音——”

“那就表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马丁说，“这个女人。”

“嗯。我会对安西亚·朗道和她那份塞满了信的档案夹有兴趣，就是因为她。而那时她竟然出现在我找到失窃珠宝的房间里，等她走后，我查看了行李条，看到凯伦·卡森麦尔的名字。所以我就以为这是她的房间，而她和卡森麦尔是同一个人——虽然原先见面时她给了我别的名字，但其中一个名字是化名，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也许没错啊，”爱丽丝·科特雷尔沉着地说，“你怎么能确定她们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凯伦·卡森麦尔死了，我想道，可你还坐在这里想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不过我只是说：“我在停尸房看到了凯伦·卡森麦尔，确定自己以前从没见过那张脸。不过就算在那之前，我也已经发觉我偷听到的女人和那间房的住客不是同一个人了。”

雷说：“为什么，伯尼？”

“床铺得好好的。”这句话让房间里的人都露出疑惑的表情，所以我解释道：“两名访客在三○三房做爱，然后离开，可我去看那张床时，已经铺得好好的了。”

苏富比来的那个人，维克多·哈克尼斯，清了清喉咙。“这似乎也只能证明，”他说，“他们爱干净而已。”

“我可看不出他们怎么会有时间铺床，”我说，“而且铺得很专业，像是酒店女仆的手法。事实上，看起来就跟他们来之前一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原本就没把床弄乱。”

“你是说他们……”

“在床罩上做爱，”艾西斯·戈蒂耶帮他讲完，做了个鬼脸，“这比不放下马桶圈还糟。”

“我看他们是在赶时间，”我说，“而且可能是想避免留下去过那儿的痕迹——凯伦·卡森麦尔回房后可能会注意到的痕迹。不过他们的确留下了证据，所以我才有办法判断那个男人是谁。”

“DNA，”警察说，“可是怎么能拿到样本比对呢？而你又怎么会有时间做测试，而且——”

“不是DNA，”我说，“留下的证据不是那一种。也许他们采取了防护措施。”

“希望如此，”艾西斯说，“人人都该如此。”

“那个男人是谁？”卡洛琳问道，“指向他的证据又是什么？”

“是个污点。”

“习字簿上的一个污点吗？ [2] ”维克多·哈克尼斯问道。

“为何不是他的徽章 [3] 呢？”我说，“不过这是床罩上的一个黑点。在上部，枕头上面。就在他头枕着的地方。”他们还在思考时，我补充道，“记得我之前提到的吗？我说了听到钥匙在锁里转动，所以我才会假设是房客回来了。结果不是房客，可明明又是拿着钥匙的人。房间里有两个人，女的我认识，可我想不出她为什么会有别人房间的钥匙。不过也许是男人能拿到钥匙。比如说，三○三号房间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可以打开酒店的任何一个房间。”

“进三○三房的钥匙，”卡洛琳说，“还有床罩上的黑点。”

“我心中浮现出了一个人，”我说，“一个在酒店里工作的人。有个人可以把凯伦·卡森麦尔安顿在某个房间里，又不必照规定登记。因此，这个人知道她住在哪间房，也可以随意出入。这个人的头发和床罩上泄漏底细的污点一样黑漆漆的，那种黑色不是自然母亲赐予他的。卡尔，你在帕丁顿工作了很多年。你知道有谁符合我刚才的描述吗？”

[1] 投石之遥（A stone’s throw），形容非常短的距离。

[2] 原文为a blot on his copybook，比喻破坏自己的良好记录。

[3] A blot on his escutcheon，在英文中，徽章上的污点是比喻名誉受损。

21

众人看向卡尔·皮尔斯伯里，我可真服了他——完全处变不惊。他沉吟着皱起了眉头，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下巴，噘起嘴唇，吹了个无声的口哨。“某个在帕丁顿工作而且染了发的人，”他说，“说起来，几年前我们这儿是有个戴假发的员工，不过这是两回事，对吧？我还真想不出有谁会用染发剂。”

“那一定是有人把你头朝下提起来，”雷说，“再把你的脑袋塞进了墨水瓶里，因为你这窝扫把头看起来简直和人造草皮一样自然。”

“我？”他说着，睁大了眼睛，“你真的觉得我染了发？”

“大家都知道你染了，卡尔。”艾西斯说。

“大家？”

“附近三个州以内所有的人。”

“这么明显？”

“恐怕是这样的。”

“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虽然这里或那里是有几处空白。我知道你来自中西部，凯伦·卡森麦尔也是。你们两个的年龄也差不多。我看你们早在老家就认识了，不然就是在纽约遇到的。”

“这真可笑。”

“我想过她是到这儿以后才以陌生人的身份接近你，”我说，“不过很难相信。你们应该早就认识。”

“这就说得通了，”希里亚德·莫菲特说，“我在西雅图遇到那个女人的时候，可绝没提过什么违法勾当——”

“不管你有没有提，”雷向他保证说，“我们还有条更大的鱼要宰。何况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是在西雅图，这里是纽约，我可没看见哪个西雅图警察在这个房间里。所以有什么要说的就赶快说吧。”

“好吧。”莫菲特说，下巴向前戳着，“我提到这家酒店的时候，她的反应很奇怪。在那之前她好像不太感兴趣，对我的提议一直没反应，可那之后，她脸色一亮。‘帕丁顿，’她说，‘不知道他现在还在那儿吗？’我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她只是摇摇头，催我提供更多细节。”

“这可什么都证明不了，”卡尔说，“她认识一个在酒店工作过或者住过的人。那又能说明什么？”

“一个好警察能查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雷说，“等我们仔细看过你们俩的背景，很可能会找到什么线索把你和她放在同一时间的同一个地点，你说是吧？干脆现在就承认，省得大家麻烦。”

“就算我认识她，”他说，“也证明不了什么。”

“依我看，事情的经过如下，”我说，“她跑来酒店，告诉你她想用假名登记入住。你想了个更好的主意：她连登记都不必，你帮她找个房间。这一来起码可以帮她每晚省下一百五十美元。”

“你凭什么认定我会做出这种事？”

“酒店业也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我说，“前台借此赚点小钱，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像酒保忘了收酒钱一样，会有心照不宣的顾客付超额小费表示感激。不过凯伦·卡森麦尔提供的可不只是让你通过背地里租给她房间来捞几美元的机会。她付得起房费，因为你提供的不仅仅是住处。你有办法让她进入安西亚·朗道的房间。”

“她何必找我帮忙？你已经说了她是职业小偷。”

“她对偷东西很专业，”雷说，“不过档案上可没说她哪一次不用钥匙就能打开门。”

“你可以让她进去，”我说，“这一点她一定会好好谢你。你可以找一把朗道房间的备用钥匙或者借给她万能钥匙。而且你可以通知她朗道什么时候不在酒店，这样一来，她就可以从容进出，而且不会碰到那个女人。”

“几年前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案子，”雷说，“是城里的一家大酒店，我们开始接到报告说盗窃案不断。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而且失窃的都是现金，另外——受害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日本商人。”

“城里好几家酒店都有这种事，”埃丽卡说，“你们只知道这一家。”

“这一家发生了多次，”雷说，“很明显是盗窃，而且摆明了把他们当作目标。我们介入调查以后，发现比原先想的还糟，因为很多日本人被偷了，又嫌报案麻烦，所以没报案。我们知道一定是内部人员搞鬼，嫌疑范围缩小到一个职员身上，可是证据不足。”

“结果呢？”

“你说呢？有一个我们取证的日本人，他被偷了，也认识另外几个受害者。我们告诉他哪个职员有嫌疑。”他看着远方，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有趣的家伙，”他说，“他妈的会是个顶尖的扑克好手，因为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伸手的时候，能看见腕上的刺青，等他松开领带解开领扣，露出来的刺青就更多了。还有另一件有趣的事，如果他是美国人的话，你会认为他小指上戴戒指。可见鬼了他就是不能戴。”

有人很尽责地问为什么。

“没地方戴，”雷说，“两根小指头都不见了。有意思吧？”

“日本黑道。”我说，“那个职员怎么样了？”

“呃，肯定是拿着钱跑了，”雷说，“因为他不见了，而且再也没出现过。”他耸了耸肩。“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之后一个月左右我都没去寿司店。”

卡尔露出不小心吃多了乌兹别克菜的表情。看来他不喜欢酒店职员失踪的故事。

“或许你跟她合作过一笔买卖，”我告诉卡尔，“因为某种原因她知道你不是个虔诚的教徒，所以就出了个主意，你也很感兴趣。事实上，你自己又出了个主意。”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伙总是这么说，”我说，“但从来都不是实话，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你跟她提过，有个女人就住在帕丁顿，是戏剧界人士，说她戴的项链珍贵无比，还搭了配套的耳环。”

艾西斯的下巴都掉下来了，飞快地转向卡尔。“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

“别听他的，艾西斯。”

“那你说，我为什么该听你的，卡尔。”

“看在老天的分上，这个人自称小偷。”

“事实上，”卡洛琳插嘴说，“我觉得‘承认’要比‘自称’更恰当。他又没四处向人宣传。而且，对于自己是个小偷这件事，他还真有一点儿惭愧呢。”

“那他为什么不洗手不干？”艾西斯想知道。

“别告诉别人，我觉得他上瘾了。”

“他试过心理治疗吗？或者什么十二阶段疗法？”

“好像什么都没用。”

“不过我活在希望里，”我说，“卡尔，你和艾西斯都是演员。你还在酒店大堂做前台，可她已经有了角色，还戴着红宝石。或许你因此怀恨在心，或许你只是觉得这笔钱好赚。你给了你朋友凯伦一把钥匙和房间号码，告诉她该找什么。而且我看她的确很专业，因为她只拿走了珠宝，房间里其他的东西原封未动。”

“我都不知道有人进去过，”艾西斯说，“我以为小偷会把房间弄得很乱。”

“只有最低级的才这样。”

“我只知道项链和耳环不见了。我找过，没找到。原以为是自己放错了地方，可我又一想，哦，或许是被我的朋友拿回去了。后来我发现你是小偷，心想一定是你拿的。”

“呃，没错，”我说，“不过是卡森麦尔先拿走的。她把东西塞进了她内衣抽屉的最里面。”我摇摇头，“鞋匠的小孩没鞋穿，这话还真没错。卡森麦尔这种专业人士竟然拿了宝石就藏在小偷首先会找的地方，我看她是急着去办她来此地要办的事——偷走菲尔伯恩和朗道的信。”

我吸了口气。“现在要讲的事关系到时间的先后顺序，”我说，“朗道案发生当天正是我来帕丁顿的第一天。我差不多午餐时间登记入住，领了小熊以后就进了房间。”

“你拿了只小熊？”艾西斯问，“你来这儿打算偷东西，房间里还想摆只熊？”

“我可看不出来这两件事有什么冲突，”我告诉她，“熊很可爱。重点是，我登记入住的时候，从地板上捡起了一个信封。信封会在地上等着我捡，是因为我两秒钟之前刚刚扔下它。上面有安西亚·朗道的名字，可以用这个办法找出她住在哪个房间。我只要看看卡尔把信放到哪儿就行了。”

“我哪儿也没放，”卡尔说，“信就留在柜台上。”

“当时没有，”我说，“可等我把东西收好，回到楼下时，你已经把信塞进了朗道的信箱。”

“怎么看出来的呢？”莱斯特·埃丁顿问道，“至少也有一打信摆在一打信箱里吧。”

“这一封是紫色的。”

听到这话，他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希里亚德·莫菲特也一样。“和格列佛·菲尔伯恩写的所有信一样。”莫菲特说。

“我用了显眼的信封，”我说，“才方便辨认。选紫色是因为我知道菲尔伯恩喜欢用这个颜色的信封。所以我就到文具店买了几张紫色信纸和信封。”我从胸前的口袋里拉出一张纸，朝四面挥了挥，“像这样的。”我说，然后把纸放回去，“我在信封里放了一张空白纸，交给前台，后来临出门前，我把钥匙交给前台保管，那时，信封已经进了安西亚·朗道的邮箱。当晚我拿回钥匙时，信不见了。”

“她拿了信。”

“我原以为是这样。不过近几年来安西亚·朗道愈发深居简出，很少离开酒店，也难得踏出套房半步。”

“当初我得去她房间，才能检查她打算委托给我们的信，”维克多·哈克尼斯插嘴说，“‘你得来酒店才行。’她说，跟我约定在大堂碰头。我从大堂打电话上去时，她说：‘你得上楼来。’”

“所以我看她应该不会下楼拿信，”我说，“我觉得她会找人拿上去给她。”

众人看向卡尔。“那又怎么样？”他质问道，“这又能把我和什么扯上关系？我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的信拿上去，塞进她房门底下。有几个房客可以有这种待遇。朗道小姐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就把信塞到她的门底下。”

“没错。”

“是吗？如果我说有人看到你敲了她的门呢？”

“我把信塞到她门下。如果我敲了门，也只是让她知道我拿来了信。我偶尔是会敲门。”

“不等门打开就离开。”

“对。”

“如果我说有人看见你一直等到她开门呢？”

“没人看见我，”他的脸红了，“有谁分得清到底是哪天？她也许开了门。有时是会——如果我敲门时她正好站在门边的话。开或没开有什么差别呢？”

“我其实是猜的，”我说，“不过应该非常接近事实。我知道你敲了门，也确定她让你进了门，之后，我想你是动了手脚，以保证她会熟睡。当时她在喝茶吧？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太可笑了。”

“也许不是茶，”我说，“而且，可能不是当你在场的时候喝——不管喝的是什么。反正你想办法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

“如果是这样，”雷说，“应该留了痕迹。在杯子里——如果她没洗的话；在她体内——如果她喝了的话。”马丁问他们是否找到了什么。“没有，”雷说，“因为我们没有找。那个女人遭人重击头部，用刀刺死，所以通常警方不会检查体内的毒素，看她有没有服毒。不过现在下令也一样，如果她服毒了，我们会知道的。”

“不是毒药，”卡尔说，“天哪，我不会下毒杀人。”

“只是帮她入睡的东西。”

“她一直睡不好，”他说，“又总守着房间不出门，而且我知道凯伦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凯伦会趁朗道小姐睡着时进去，如果她没睡熟——呃，我很担心后果。”

“理由充分——后续发展就是证据。”

“哦，天哪，”卡尔说，“也许我不该再说下去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你有权保持沉默，”雷沉稳地说，把卡尔所有的权利说了一遍，“房间里所有的人也都一样，”他补充道，“你们全都有权保持沉默，还有我刚才念的所有的话。不过，如果你问我的意见，你现在闭嘴可就疯了。”

“为什么？”

“你触犯了某些法律，”他说，“而且毋庸置疑，你是从犯，不过如果你帮我们查清案情，把整件事和开斯米尔连在——”

“卡森麦尔。”我说。

“都一样。你这么做的话，就能全身而退。再说她已经死透了，说了又能有什么坏处？”

“她杀了朗道小姐，”卡尔说，“我是说，这你已经知道了，对吧？”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事情经过呢？”

“没多少好讲的，我留了些时间，等药起作用，然后打电话给朗道小姐。她没接，所以我就假设她睡熟了。接着我就打电话到凯伦房间，要她下楼来拿钥匙。她照办了，然后拿着上楼。接着，朗道小姐就死了。”

“事情经过呢？”

“我只知道凯伦讲的部分。她进了门，朗道小姐醒来和她理论。凯伦捅了她，然后跑了，没有人看见。”

“你没漏掉什么？”

“应该没有。”

“他们在我公寓里发现卡森麦尔的时候，”我说，“她肩膀中弹了，而且不是在西端大道受的伤，因为伤口已经清理过，包扎好，开始愈合了。是朗道开枪打了她，对吧？”

“哦，没错，”他说，“我忘了这段。”

“像这样的细节是容易忘记。她给你打了电话，对吧？从朗道的公寓里，说她的肩膀刚中了一枪。你要她待在原处别动，然后上楼领她到你的房间——从你二十几年前搬到帕丁顿后就一直住在里面的那间。比你安置卡森麦尔的那一间更近，而且你那里还有急救箱、胶带纱布和消炎药。你帮她包扎好，留下她在那儿休息。之后你就回到了朗道的公寓。”

“我为什么要去？”

“看看你能帮那女人做些什么。你不会扔下她不管，对吧？”

“对，当然不会，”他表示同意，“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

“当然可以帮上。”

“你说什么？”

“关于枪伤有个有趣的事，”我说，“我在朗道的房间里闻到火药味。起先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后来知道了，才发现我和一个死人同处一室。我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被枪杀的，后来才得知她的脑部遭到了撞击，还被刀捅了，这让我一头雾水。不过等弄清楚了是朗道开的枪，也就说得通了。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吓着了小偷，还朝小偷开了枪。”

我停下来，和卡尔听到日本黑道让酒店前台失踪时的感觉一样。我可不喜欢小偷中弹的故事。

“之后，凯伦用刀捅了她。”我继续说，“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想想的话，这挺奇怪的。有人朝你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你的肩膀。你想拦住她，让她别再开枪，结果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拿出一把刀来捅她。”

“听来像是自卫，”雷说，“但不是，如果当时你正在犯罪就不能算。这叫谋杀，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也不太可能。有人朝你开枪，你却拔刀自救？”

“凯伦随身带着刀，”卡尔说，“以前就给她惹过麻烦。”

“我知道，”我说，“不过她干活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捅过人。她留着刀子在平时用。所以她在朗道的套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手里不可能拿着一把弹簧刀，对吧？就算有刀，应该也是在她皮包里，而且她或许一走进房门就放下了——如果她原先真的带了皮包的话，不过我对此很怀疑。而且就算朗道射出子弹的时候，皮包还在她身上，你说她会动手在包里翻找那把刀子吗？”

“带没带皮包有什么不一样？”艾西斯想知道，“总之这个卡森麦尔用刀捅了朗道，对吧？”

我摇摇头。“不对，”我说，“门儿都没有。”

“可是——”

“她打了朗道的头，”我说，“她捡了个稍有分量的东西，朝老小姐挥过去。不用使多大的劲儿就可以打昏老小姐。”

“然后又捅了她一刀。”卡尔说。

“为什么？”

“为了以防万一吧，我想。”

“以防万一构不成谋杀罪？她当时只想逃离现场，包扎肩膀。朗道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对卡森麦尔构不成威胁。她只要拿了菲尔伯恩的档案夹回家就好。”

“还有谁有理由杀她呢？”

“假设说，卡森麦尔跑出门后，朗道睁开眼睛。也许她给前台打了电话，或者她是在你回到犯罪现场以后醒过来的，卡尔。你想收拾残局，也许卡森麦尔还没拿到信，你得自己动手。不然，你也许只是想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偷。”

“可笑。”

“如果你翻找过卡森麦尔的皮包并带着刀去的话，就是预谋杀人。如果卡森麦尔忘了把皮包带走，你回去拿，然后朗道醒了，你才拿出了刀，纯粹出于冲动。哦，按这种说法，你的运气可能好一点儿。”

我见过最好的瞠目结舌来自杰克·本尼 [1] ，当时有个抢匪问他：“要钱还是要命？”卡尔的口才可以跟他媲美——他站在那儿，大张着嘴巴。

“嗯，”我说，“真是会狡辩。不过不着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编故事。”

“等一等，”他说，“我什么都不该讲，而且是从一开始就不该讲，对吧？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演过《法律与秩序》。我知道你们这种人在玩什么花样。”

“那你差不多也算是执法人员喽，”雷说，“所以我们才给你这么个机会列入官方记录。”

卡尔翻了个白眼。“饶了我吧，”他说，“我知道这是陷阱，可我不在乎。我这就跟你实话实说，也只是为了理清头绪。无所谓了。反正没有人会信。”

“我有个感觉，你说得没错，”我说，“不过我们还是听听看。”

“前一段你都说对了，”他告诉我们，“一直说到我在前台，凯伦从朗道小姐的房间打电话过来，还是对的。她当时歇斯底里，我只听得懂她中弹了。我丢下前台工作不管，到了那儿，发现她的肩膀在流血，朗道小姐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不过还活着。朗道小姐有一边的脸上有淤青，我想应该是凯伦用胶带打的。”

“她用胶带打朗道？”

“朗道小姐把胶带固定在书桌上一只很重的黄铜座上，凯伦就是用那个东西打了她。她顺手拎起来砸过去，显然砸到了朗道小姐身上，把她砸昏了。那东西有一吨重。”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雷确认说，“我们在前面那个房间的书桌上找到了。”

“整理房间的时候，”卡尔说，“我摆在那儿的。凯伦或许也是在那儿找到的。有关系吗？”

“依我看是无所谓，”雷说，“开斯麦尔也无所谓了，因为她现在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讲下去。”

“我碰了朗道小姐，”他说，“我知道不该那样做，可我总不能把她就那样留在地板上。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太，你知道，轻得像羽毛一样。我抱起她，放在床上。”

“也就是我到那儿时她躺的地方，”我说，“不过有个差别。她当时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说，“我后来又回去的时候她就断气了。我先回到我的房间，凯伦在那儿，当时她至少还能走路。我房间里有急救箱，像你说的一样，我把伤口清洗干净，包上消毒纱布，几年前我帮《综合医院》拍了几个星期的戏，所以对这种事不是毫无经验。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视剧没有，我是里面那个人人都不抱希望的红斑狼疮病人。我让大家吃了一惊。”

“可不是最后一次，”我说，“这么说，你把她放到床上去了。”

“当然。之后我就赶到楼下大堂，确定没有等候入住的客人在排长队。那里很安静，所以我又回到六楼，进了朗道小姐的公寓。我没着急马上去看她，因为我知道我得叫救护车来，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整理好套房。我擦了胶带座，摆回书桌上，然后关上凯伦拉开的抽屉，找到了落在地板上的枪，还有凯伦留下的皮包。还有，顺便说一下，她进套房的时候是带了皮包，以便在离开时把信塞进去。是个大皮包，大到可以容纳一个厚厚的九乘十二英寸的信封。”

“听起来像是她遇害时带的皮包，”雷说，“里面没有什么厚信封，不过有把方便携带的小手枪，说不定就是朝她开火的那把。”

“我做了所有能想到的事，”卡尔说，“然后我就跑去看朗道小姐，她躺在床上，就在我把她放上去的地方。可她死了，凯伦的刀插进了她的心脏。”

“你怎么知道是卡森麦尔的刀？”

“因为她随身都带着那种刀，弹簧刀，手柄两侧是珍珠母贝，刀身长四英寸。插在她胸口上。”

“我没看到刀，”我说，“当然有可能是被毯子盖住了。”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没有什么刀子插在她身上。”雷说。

“我把刀拿走了，”卡尔说，“我知道不应该拿，可是——”

“看在上帝的分上，”警察说，“你做的那些事根本没一样是应该做的。”

“我知道。”

“至少不该拿走刀。”

“我知道。”

“好啦，说下去吧，”警察说，“我没有打断你的意思。说下去。你拿了刀。”

“洗掉了上面的血，”他说，“虽然我知道法医检验的时候痕迹应该还是会露出来。这我知道。”

“嗯，当然，”雷说，“你演过《法律与秩序》。”

“不过感觉上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之后你拿了刀——”

“放进了她的皮包。”

“和枪一起。”我说。

“哦，对。”

“那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皮包里吗？”

“对。该不会刚好有个厚厚的九乘十二英寸的牛皮纸信封吧？”我耸耸肩。“我是说，挺明显的，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那么确定信封能放进去？”

“我找过信封，”他说，“因为她跟我说了，朗道小姐向她开枪以前，她有机会找到信。可我没找到信封，所以我就想，不管刀是谁插上去的，那个人应该同时也找到了信。不过皮包不应该那么重，所以我就又看了一次，只见皮包外层的后面还藏了一道拉链。装满信的信封就塞在里面。”

“所以你就不用翻找所有档案了。”

“没错。我得尽快处理所有的事。”

“你是怎么处理那些信的？”

“我把皮包拿回了我的房间，”他说，“凯伦在那儿休息。我不知道事发经过，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谁捅了朗道小姐？我很确定，第一次看到她时，她还活着，而且我知道当我回到那儿时她已经死了，可我对天发誓，捅我的绝对不是她。”他停下来，皱起眉头。“我，”他说，“捅她的不是我。”

“也不是她，”雷告诉他，“那就说下去吧。”

“你把皮包拿回房间。”我说。

“对。”

“刀子还在里面。”

“对。”

“还有枪，当然。朗道的枪。”

“对。”

“信呢？

“信怎么了？”

“你怎么处理的？因为你不可能交给卡森麦尔，要不然她就会像风一样溜走——任务完成。你把信塞到哪儿去了，卡尔？”

他叹了口气。“另一个房间。”

“哪一个房间？三○三号房？”

“对。凯伦在我的房间，所以我想……我也搞不清楚我想了什么。其实我连想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你回房以前，就把信藏到那儿了。”

“呃，在我回房间的路上。不顺路，回房是不用经过，不过……”

“知道了。我还真够浑的。艾西斯和我正在六楼走廊迈向称名不道姓的亲昵阶段时，你八成正在藏信。你在我进去之前的几分钟把信拿出了朗道的房间，之后你又刚好赶在我从防火梯钻进三层楼底下的房间以前，把信塞进了那里。你怎么不把信封塞到内衣抽屉里？这样一来还真可以省掉我所有的麻烦。”

“我……”

“你把信放在哪儿了？”

“衣柜的一个架子上。”

“之后你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告诉凯伦你把信放在了哪里。”

“呃……”

“你没说，对吧？”

“没全说。”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朗道小姐死了。不过没提刀子，所以我认为她大概以为朗道是被胶带座砸死的。”

“这种死法可真惨。”卡洛琳说。

“所以她以为人是她杀的。”

“我想是的，不过后来电视新闻播报这一段的时候，她知道朗道小姐中了刀。”

“那她一定想到是你干的喽。”

“我跟她说我没有，我说拿到信的那个人，不管是谁，一定同时也发现了她的刀，于是就用在了朗道小姐身上。我不知道这话她信不信。”

“所以你没告诉她你把信藏在哪儿。”

“没有。我原以为她回自己房间以后，应该会看到，不过她没有。她只发现她的红宝石不见了。”

“我的红宝石。”艾西斯说。

“对，不过当时凯伦是把红宝石当成她自己的，而且东西不见了。她告诉我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她是在撒谎，免得和我分成？如果是真的，宝石到哪儿去了？”

“与此同时，”我说，“我被抓住了。而且你早就知道我是贼。”

“可你去三○三房干什么呢？所以我判定偷宝石和捅死朗道小姐的是同一个人。”

“嗯，会拿把刀刺杀小老太婆的人，也许不会规定自己不许偷盗珠宝。”我说。

“先不管珠宝，就说那个人吧。你说是谁呢？”

“不知道。”

“你知道，”我说，“你这话我很难相信。我觉得你心里挺清楚。”

他垂下眼睛。“我仔细想过。”他承认道。

“真的啊。”

“老实说我不知道。”

“不过老实说你的确有个人选。”

“不对，我——”

“那个人就是你没把信藏到自己房间里的理由，”我说，“你没告诉你的老朋友凯伦，她搜走的信就在她自己衣柜的架子上面，原因也是这个人。是你自己玩的花样，对吧？”

“我可没跟凯伦耍两面派，”他说，“我打算还信。”

“什么时候？”

“再过一两天。等我有机会——”

“复印以后。”我说。

“对。”

“因为某人想要复印件，”我说，“你实在拒绝不了那个人开给你的价钱。”

“这个人我连见都没见过，”莱斯特·埃丁顿立场坚定地说，“我需要格列佛·菲尔伯恩所有信件的复印件，可我财力有限，付不了多少钱，而且我是绝对不会跟人合伙犯罪的。”

“别紧张，”我说，“不是你。”

“可另外还有谁会要复印件呢？莫菲特是收藏家。他想要原件，承认原来见过凯伦·卡森麦尔的也是他。苏富比已经取得信件拍卖权了。”

“而我也只是想把信还给原先写信的那个可怜虫，”我说，“要复印件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想自己写书。所以她才找到了我，不过她可不想碰运气，我去偷信，结果扑了个空以后，她加倍努力。怎么样，卡尔？你说杀掉安西亚·朗道的会是她吗？”

卡尔没搭腔。

“被猫咬了舌头。”我说完，转身狠狠地盯了爱丽丝·科特雷尔很久。“怎么样？是你杀了她吧？”

[1] 杰克·本尼（Jack Benny，1894—1974），美国喜剧电影演员，广播家。

22

“伯尼。”她说，她的反应仿佛是被人一刀捅进了心脏，而且此人和她非常亲密，就像布鲁图和恺撒的关系一样 [1] 。“伯尼，真不敢相信你觉得我有办法杀人。”

“你有办法做到很多事啊，”我说，“一开始就是你把我卷进了这堆麻烦里，编了个故事，说是出于好心，想帮格列佛·菲尔伯恩讨还信件。这样一来，你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拿到信。”

“可那是实话啊，”她说，“我就是为了帮他。”

“因为菲尔伯恩写信寄给了你在夏洛茨维尔的家。”

“我也许撒过几个小谎。”

“小谎？”

“善意的谎言吧。我不住在夏洛茨维尔，格利也没写信给我。可我知道他的心情会有多差，也知道要是那些信能凭空消失，就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再说，我又在你的店门前走过几次，知道店主的副业是小偷——”

“他的正业是小偷，”雷插嘴道，“副业是卖书。”

“所以我就想，我或许可以说服你帮一个伟大的作家做点儿好事。”

“顺便帮一帮平庸的作家。”

“你说什么？”

“我店里会收到《出版者周刊》，”我说，“通常我都没时间看，里面也没有多少旧书交易商能用得上的消息，不过我还是抽出时间翻看了几期旧杂志，猜猜谁得到了一个写书的提案？我忘了你的经纪人是谁，反正不是安西亚·朗道。你打算写本回忆录，对吧？主要内容就是你和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恋情。”

“不仅仅是那个，”她说，“我的生活很丰富，大家也会有兴趣读我的事。”

“不过万一没人有兴趣的话，能抹黑菲尔伯恩也不错。关于你打算写的内容，你已经给了我一个大纲，关于我的文学英雄，我不想知道的事你都讲了。原来，你连你不知道的事也讲了。”

“我写小说，”她说，“给事实稍稍做些艺术加工是很正常的。”

“你没打算把信还给他，对吧？”

“也许最后还是会还给他。不然我可能就干脆把信毁了。或者有可能卖给你，莫菲特先生，或者转交给你，哈克尼斯先生，而且说不定我会多印一套给你，埃丁顿先生。不过我可能会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拿到信。”

“不过，你一心想要拿到手。就算我住进了帕丁顿，你还是成功地接近了卡尔，提出了相似的建议。不过你没有向他的同情心哀求，也没把这件事讲成是做慈善，你用身体做了交换。”

“说得可真难听。”

“你拿不出多少钱，”我说，“不过你够性感，卡尔又禁不起诱惑。而且你讲得很清楚，他帮你拿到信，但不会有任何损失。你会复印一份，把原件还给他，他愿意怎么处理信都行。”

“卡尔真受欢迎，”卡洛琳说，“他和凯伦上床，可又拒绝不了爱丽丝。”

“凯伦和我从来都不是一对。”卡尔说。

“只是好朋友，”艾西斯说，“你让她睡你的床，可你坐怀不乱，从来没动心？”

“我一直怀疑卡尔是同性恋，”雷说，“可他怎么会被爱丽丝勾引？”

卡尔翻了个白眼。“男人要是有绅士风度，”他说，“或者举止稍有戏剧性，就有人妄下断言说他是同性恋。我偏偏不是。不过我有几个好朋友是，凯伦就是一个。严格说来，她不算很好的朋友，不过她的确是同性恋。”

“所以你对她没兴趣。”

“嗯。”

“可你对爱丽丝有兴趣。”

“她妩媚动人，”他说，“很会挑逗，又有说服力。她出价两千美元，这钱我还在等——”

“别指望了。”爱丽丝说。

“——而且她还说，事成以后，我们庆祝的方式一定会让我满意。朗道小姐遇害的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来问事发经过。我告诉她信我已经拿到手了。”

我转向爱丽丝。“我原来就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你的消息，”我说，“其他人全都打来电话，或者登门造访，可你倒躲得远远的。就算不为别的，你也应该想知道我有没有拿到信。不过你早就知道了。”

“这些都没错，”她说，“不过我没杀朗道。当晚我根本不在那里。”

“你有可能在那里，”我说，“卡尔四处奔波、触犯法律、背叛老朋友的时候，你有可能轻松溜过前台。”

“可我为什么要杀安西亚·朗道？”

“她是经纪人，”我说，“你不是说过她拒绝了你吗？你可能怀恨在心。”

“这话连你自己也不信。”

“完全不信，”我说，“因为你怎么知道要在凯伦·卡森麦尔的皮包里找刀子呢？再说了，杀朗道的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杀卡森麦尔的那位。凶手可能用的是同一把刀。仅仅是这一点就差不多洗清了你的嫌疑，因为卡森麦尔在我的公寓里被人捅死的时候，你正在三○三号房里和卡尔速战速决。”

“当时你躲在浴帘后面，”她说，一抹微笑隐隐出现在她的嘴角，“就和偷听哈姆雷特谈话的老臣波隆尼尔一样，只不过你没被刺死。而且你还认出了我的声音，伯尼。真是甜蜜。”

“你匆匆穿上衣服，”我说，“没浪费时间掀开床罩，免得还要浪费更多的时间铺床。卡尔从他藏信的架子上拿下信，交给你，然后你就出门了。不过现在我无法断定你是否真的没时间马上搭出租车来到我的住处，碰到凯伦，然后往她身上插了一把刀，可你他妈的又是何苦呢？信你已经到手了，再也没你的事了。”

“没错。”

“何况你又为什么要在乎她呢？你又怎么会知道她皮包里有刀呢？”

“卡尔有可能提过，”埃丽卡·达比说，“天知道他们在床上都说了什么。”

“可我没提，”卡尔说，“我连凯伦的名字都没提过。我们，呃，做爱的时候，就在凯伦房间里，因为信就在那儿。不过我没告诉爱丽丝房主是谁。”

“你跟我说房主是长期住客，正在东岸客串演出什么情景喜剧，”她说，“所以你知道信在那儿很安全，而且不会有人骚扰我们。”

“还是说凯伦·卡森麦尔吧，”我说，“信的事你是怎么跟她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她告诉我放在皮包里的信不见了，我就说，一定是杀了朗道小姐的那个人拿走的。”

“也就是说，她知道人不是被她砸出去的胶带座打死的，之后，她向你问起了信的事。”

“对。”

“当时她有什么打算？”

“呃，她断定信已经不见了，”他说，“而且没必要为泼出去的牛奶或者溅出去的血痛哭流涕 [2] 。至少红宝石在她手上。后来，她回到房间，发现宝石失踪了，我实在无法相信她。她觉得有可能是我拿的，因为别人不知道珠宝藏在哪儿。可我不知道珠宝藏在哪儿，也无法知道我到那个房间里、把信藏进衣柜时，宝石是否还在。不过我没说这个，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衣柜里有信。”

“嗯。”

“然后她就判定东西在你手上。”

“你是说信？”

“不，红宝石。你是个贼，她说，而红宝石是从上锁的酒店房间里偷走的，所以理所当然你就是嫌犯。总之，她听说了宝石在你那儿。不知是谁告诉她的。”

“不是我，”艾西斯说，“我没见过那个女人，总之就算见过，我跟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她知道你住在哪一间，”卡尔继续说，“她跟我说，对于红宝石，她打算再试最后一次手气，如果不行，她会搭最早一班能搭上的飞机回堪萨斯城。说这话时已经很晚了，然后她就出门了。我马上打电话给爱丽丝，一起去了她的房间，因为我知道她起码得在外面待上两个小时。”

“可她一直没回来，”我说，“有人在我的公寓里遇到了她，也许就是那个人把她引去的。那个人能帮她开门，因为她自己不能动手。凯伦的偷窃技术很好，不过没有开锁的技巧。”

“谁有呢？”雷纳闷道，“这个故事里有这么多门要开了又关，伯尼。而且到目前为止，唯一具备开锁技巧的就是你。可你怎么会需要这个技巧开你自己的门呢？”

“确实，”我表示同意，“而杀了凯伦·卡森麦尔的那个人也不用。”

“你知道是谁？”

“嗯，”我说，“我知道是谁。”

“那就说出来吧，”卡洛琳提高音量，“因为至少我就没有半点儿线索。你所讲的内容，到现在我大致都还能理清，伯尼，虽然很复杂。不过我根本想不出有谁会下手。也许最后发现原来是凯伦·卡森麦尔杀了安西亚，朗道，然后她去了你的公寓，突然良心发现，举刀自尽。”

“然后把刀子吃了？”

“什么，刀子不见了吗？那就是另外有人在尸体被发现之前跑过来，觉得那把刀刚好可以用来削苹果。好吧，是有人杀她。不过不可能是这个房间里的某个人，而且我也想不出另外还会有谁，所以——”

“是这房间里的某个人，”我说，“可以不说的话，我真不愿说出来，卡洛琳，可我别无选择。就是坐在你旁边的女人，埃丽卡。”

“怨气久久没消，”我说，“也许她们有过一段，结果不欢而散。也许她们追过同一个女人。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埃丽卡·达比对凯伦·卡森麦尔怀恨在心，积怨多年。”

埃丽卡看着我。她的表情很难解读，自从我指出她是凶手以后，她就一句话也没说。也许她还记得雷向房间里每个人宣读过的宪法权利——虽然态度不够严肃。也许她只是没什么话可讲。

“埃丽卡想报仇，”我继续说，“而且她显然熟知西西里的名言：报仇这道菜放凉了吃最好。因为她等着事件完全平息下来，卡森麦尔根本不知道她的恨意还在蠢蠢欲动。卡森麦尔一到城里就和她联络了，还让自己的老朋友知道了自己的来意和住处。

“凯伦打算行动的当晚，埃丽卡来到了酒店。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她的预谋，又有多少是即兴演出，不过卡尔离开前台的时候，她一定已经到了那儿。她知道凯伦打算去偷哪一间，所以只要从挂板上抓一把钥匙上楼就行了。卡尔在楼下展示他的医护技巧时，她来到了六楼，走进朗道的房间，看到之前的两个人留下的现场——朗道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地板上放着一把枪，椅子上放着凯伦的皮包。

“也许朗道醒过来，开始大呼小叫，埃丽卡成功地让她闭上了嘴。不过我觉得老小姐可能一直都没睁开过眼睛。我想，埃丽卡看到她躺在那里，想起自己的老朋友会随身携带刀子，就把一块手帕包在手上，从皮包里抽出刀来——这样一来，刀子上就只有凯伦的指纹。之后便一刀插进了朗道的胸口，没有拔出来。

“然后埃丽卡就离开酒店去报警了。艾西斯也通知前台说她在走廊里看见了我，于是卡尔也报了警，不过当时警察已经上路了。他们来得这么快，原因正是如此。埃丽卡以为这样应该就成功了——凯伦·卡森麦尔是喜欢带着刀的知名小偷，而且就在案发的酒店里，带着她指纹的刀稳稳地插在受害者的胸口，而她的皮包又在几码以外。警察会像发现腐尸的秃鹰一样抓住卡森麦尔，如果她有个好律师的话，也许等二十年左右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马路。如果律师不得力，她就会得到一个无法保释的无期徒刑，或者在手臂上挨一针。

“你没考虑到的是，”我跟埃丽卡说，“卡尔会在警察抵达之前，抢先一步到了那个房间。所以警察到的时候，尸体上已经没有刀子了，椅子上也没了皮包，总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嫌疑指向你的老朋友凯伦。不过她倒也不是安然无事。来纽约要拿的信没到手，而她顺手摸走的珠宝也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不过这样你还不满意。你告诉她——卡洛琳对你说漏嘴了——你知道我拿到了红宝石，甚至有可能还拿到了信。而且你很清楚我把东西藏在了公寓的哪个地方。

“你让她在你的公寓等你。你出门吃晚餐，回到了卡洛琳的住处，而不是你的，然后一等卡洛琳熟睡，你就偷偷溜出门。之后，你回到你的公寓，接卡森麦尔出来，一起到了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处。一进我的公寓，你就伺机行动——先得从她的包里拿到刀子，然后就要像你对付安西亚·朗道一样对付她。这一次，你的受害者神志清醒，所以比较麻烦。你们弄出了动静，所以我的邻居赫施太太注意到了，不过没有马上报警。之后你便径自出门回家了。”

“她们是怎么进去的？”是那个警察，这会儿他似乎有了兴趣，“你说了卡森麦尔没有开锁工具。这位女士是个贼吗？”

“就我所知，不是。”

“那她怎么进门的？”

“她有钥匙，”我说，“卡洛琳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有钥匙可以进出对方的公寓和店铺。前几天她用了书店的钥匙开门帮我喂猫。”

“而且她把钥匙给了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名叫埃丽卡，”我说，“埃丽卡·达比，等会儿你开逮捕令以双重谋杀的罪名逮捕她时，名字一定要写对。她带着卡洛琳出门狂欢了一晚，而且只有这一晚，她没管卡洛琳喝酒。事实上，她还怂恿了卡洛琳多喝。”

“我们说好要庆祝的。”卡洛琳说。

“之前，她对我的兴趣超乎寻常。问你我住在哪里，还有起居作息之类的事情。所以她知道我的地址，知道你有我的钥匙，也确定你喝了足够的酒，饱尝了足够的……呃……”

“刺激，”卡洛琳提示说，“之后我就昏过去了，睡得像被木棒敲了一下头。然后呢？她怎么知道去哪儿找钥匙？”

“你通常把钥匙放在哪儿？”

“门旁边，布告栏上的一个钩子上。”

“钥匙圈上的小标签写着什么？”

“‘伯尼’，”她说，“看来应该不难找。”

“门卫呢？”警察质问道，“你们的楼里二十四小时都有门卫看守，对吧？”

“二十小时还差不多，”我说，“他们可不是每分每秒都坚守岗位，而且偶尔还会打瞌睡。不过就算当时门卫就在门口，非常清醒，又能怎么样？两名衣着入时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下了出租车，一起走进大堂，就像走进自己家里一样。”

“轻轻松松就过关了。”警察说道。

“没错。之后，埃丽卡把卡森麦尔的尸体关在里面，上了锁，搭出租车回到阿伯巷，把我的钥匙放回原位。她应该也拿了你的钥匙，以便事后可以进门，也一起放了回去。然后她就回到家里，做起不义之人的好梦。”

“就这样？”

“就这样，”我说，“故事讲完了。她杀了两个人，因为其中一个很久以前做了一件让她怀恨在心的事。等这件案子送到法庭，我想地方检察官应该可以查出真相。不过就算不知道真相，我觉得也不错。整件事感觉上就是这样不合情理。”

“故事很精彩。”埃丽卡说。

“非常荣幸，”我表示同意，“也许里面有几处遗漏的地方，不过说得通。”

“我唯一要讲的就是，”她说，“你这席话连一点证据也没有。”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很有趣，无辜的人不会开口大喊没有证据。他们只会说自己没做。不过事实摆在眼前，证据充足，而且警方开始调查以后还会有更多。比如说，会有人知道你和凯伦·卡森麦尔的往事。把你和凯伦送到我公寓的出租车司机或许还记得你——如果拿着你们俩的照片四处向人展示的话。安西亚·朗道遇害当晚，在酒店看见你的人会站出来，而如果警察找到了你的指纹我也不惊讶——现在已经有了一组指纹能比对，而且他们又知道该找什么。

“与此同时，当然，还有刀。”

“什么刀？”

“你用来杀两个人的那一把，四英寸刀刃的弹簧刀。我打赌就在你公寓里，你和我赌多少？”

“无稽之谈。”

“我有预感警察会在那里找到，”我说，“泡在一碗漂白剂里，就在厨房橱柜上、弗吉尼亚牌淡烟的月历下面。我猜目的是为了除掉血迹，主意不错，不过为什么不把刀子扔掉？比如说丢进水沟里，或者扔到垃圾桶里？”我看着她，“要当纪念品？呃，也许是比杀人狂杰弗里·达默 [3] 的收藏品好一些吧，不过保留着还是会有危险啊。”

“我的公寓里没有刀。”

“看来是我的消息有误。那你是怎么处置那把刀的呢？”

“我根本没……你怎么知道我的厨房里有弗吉尼亚牌月历？”

“大概是卡洛琳提到过玛蒂娜那张美丽的照片。”

“你这个狗杂种，是你用那把刀栽赃我。可是——”

“我是怎么进去的？”

“我知道你怎么进去的，你是个贼。可你是从哪儿弄到了那把刀？不可能是同一把，刀子不一样。你在我公寓里放了另一把刀！”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说，“你就会发现房间里的人都已经明白的原因。要知道刀子不同只有一个办法。”

“你有权保持沉默。”雷·基希曼吟诵着。他之前已经讲过了，对着一屋子的人，不过现在他在对她讲，而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孩正往她的手腕上戴手铐。我对众人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空间很充裕，因为卡洛琳已经躲开了。

然后，两名警察把她带出了房间，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1] 公元四十四年，恺撒被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之前，恺撒十分喜欢并信任布鲁图。他最后的遗言还在感叹为什么是布鲁图杀了他。

[2] 不必为泼出去的牛奶痛哭，意为覆水难收。

[3] 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1960—1994），美国连环杀人狂，杀死了十七名年轻男子，并将受害人的尸体藏在自己家中。◇◇◆◆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1960—1994），美国连环杀人狂，杀死了十七名年轻男子，并将受害人的尸体藏在自己家中。

23

我必须承认，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不错。艾西斯·戈蒂耶的房间比我住的那一间更大，而窗子开着也有帮助，不过里面总是感觉有点儿闷。这时让空气对流一下有益无害。

即便如此，房门打开时，房间里的人好像全都屏住了气。等门弹回来，咔嗒一声合上以后，房间里的能量顿时高涨起来。

“呼。”希里亚德·莫菲特舒了一口气，顺手梳理起他那头鬈毛，“真高兴挡路石被移开了。”

“没错。”莱斯特·埃丁顿说。

“时间也拖得够久了，”维克多·哈克尼斯说，“不过已经结束了，坏人已经被绳之以法，咱们总算可以继续进行了。”

“等一等，”我说，“一连串复杂的事件才刚理清，凶手一曝光就束手就擒。可你们觉得这只是移开的挡路石？”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别的原因。”莫菲特说。

“我把各位找到这儿来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说，“如果各位还不明白的话。”

“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莱斯特·埃丁顿说，“你是为了这件事才来的，还有那个女人——埃丽卡吗？”

“是埃丽卡，”卡洛琳说，“也许她是为了这个原因来的，显然警察也是为此而来。不过有些人为的是信。”

“啊，”我说，“信。”

“格列佛·菲尔伯恩写给他经纪人安西亚·朗道的信。”

“那些信啊。”我说。

“上次听说，”莫菲特说着，朝爱丽丝点了点头，“信在她手上。”

“但没拿多久。”爱丽丝说。

“到底是谁的错呢？你打电话告诉我，你已经碾碎了信，还烧掉了碎屑。信全毁了，你跟我保证，还说已经通知了菲尔伯恩，他也放心了。当时你在回弗吉尼亚的路上。事实上，你还不得不切断我们的谈话，去赶飞机呢。”我递了个我最棒的媚眼过去。“又一个小谎，对吧，爱丽丝？”

“你为了我，将自己置身险境，”她说，“束手就擒，又在牢里待了一晚。我不希望你继续去追你无法找到的东西。所以，没错，我就又跟你撒了个小谎，让你安心，免得你遭到不测。”

“真体贴，”我说，“真的把我打动了。但自那之后我也没能脱身。”

“不过那之后你就把信从我手上偷走了，”她说，“对吧？”

“我有一个你的号码，”我说，“虽然你好像从来不接。雷查到了那个号码所在的地址，我就收拾好钻子和探针，做了我最拿手的事。”

“所以信在你手上？”莫菲特质问道。

“一定在，”爱丽丝说，“因为肯定不在我这儿。”她悲伤地摇了摇头，“如果我曾经有机会复印的话，”她说，“我可不在乎信的下落。我原打算马上复印，可又决定不用赶时间，不如先从容看过再说。之后我就可以复印下来，然后毁掉原件。”

“天哪，”维克多·哈克尼斯说，“这……这叫破坏艺术财产！”

“不可能，”我说，“其实你会想办法卖给这里的某位绅士。”

她做出要抗议的样子，又耸了耸肩作罢。“也许吧，”她说，“信已经不在我手上了，怎么说又有什么差别？”

“咱们把话说清楚。”莫菲特看起来更像牛头犬了，而且，可以感觉到，他咬人和狂吠的本事一样厉害，“信归谁？”

“我只需要复印件，”莱斯特·埃丁顿说，“只要给我个机会，让我以合理价格买下一套复印件，原件交给不管两位绅士中的哪一位，我都无所谓。”

“我也一样，”爱丽丝说，每个人都回过头瞪着她。“我还有本书要写，”她说，“有个故事要讲，信可有可无，不过有了当然没害处。而且我会付合理的价格，和埃丁顿先生一样。事实上，就算我们一人一份，也不会损伤原件，信也不会因此贬值，你没理由拒绝我们。”

“这得由信的主人决定，”莫菲特说，“等我拿到信以后，我会决定谁能拿到复印件。”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艾西斯说，“你什么时候成了信的主人？”

“等眼前的过场走完，”他告诉她，“我就是信的真正主人。在座的人当中，夺标者非我莫属，这就是我的打算。这场小型拍卖会由你主持，罗登巴尔先生，所以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等一等，”维克多·哈克尼斯说，“你也许财力雄厚，先生，不过法律站在苏富比这一边。信件的产权归安西亚·朗道所有，她一过世，信件自然就是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和她达成的协议依然有效。我们很乐意付一笔丰厚的佣金，加速事情的进程。不过，我们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对这笔智慧财富既没有权利、产权，也没兴趣的人把东西转手。”

“去告我吧。”莫菲特提议道。

“我们有这个打算。”

“或者省下这番剑拔弩张，现在就跟我达成协议。我完全可以开出两张支票，一张给罗登巴尔，一张给苏富比。我说支票，只是要表达这个意愿。要付现金其实一样容易，绝对足够支付你们公司拍卖成功所得的佣金，而且还要多。”

“这不合公司规定。我们的人恐怕不会批准。”

“你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也不会讲，”莫菲特说，“这样一来，你想让现金去哪儿，你说了算，对吧？”

哈克尼斯同时做出吃惊和动心的表情。看他会倒向哪一边应该很有趣，不过今晚已经熬得够久了。我举起手，打了个信号，马上有人接收到。

“我说啊，”马丁·吉尔马丁说，清了清喉咙，“虽说我没有立场讲话，因为信件不在我的处理范围之内，不过各位先生是否过于心急了呢？”

有人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为之争执不休的信，”他说，“也许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也不一定在我们这位朋友的手上。你们急于下结论之前不是应该先把这点搞清楚吗？”

“说得好，”莫菲特道，“要是你把信带来了，罗登巴尔，现在也该让我们看一看了。”

“如果没带，”哈克尼斯说，“现在去拿应该是个好时机。”

我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拉出之前展示过的紫色信纸。这一次我把纸展开，交给马丁。“我带了样本过来，”我说，“你来念一下吧。”

他戴上老花眼镜，眯起眼，看着信。“‘亲爱的安西亚，’”他念道，“‘意大利的版权已经卖掉了，我还没收到支票。告诉他们我打算囤积意大利面，所以钱最后还是会回到他们手里的。与此同时，他们倒是悠闲自在地拿着我的钱一边玩滚球戏一边喝卡布奇诺。我对此并不满意，in high dudgeon，格利。’”

“我看看。”莫菲特和埃丁顿异口同声地挤到马丁身边说。

“是他的签名，”莫菲特说，“到哪儿我都认得。”

“我也是，”埃丁顿说，“当然认得——我见多了。虽然不能发誓，不过看起来像是那些年他用的皇家牌手提打字机。e的上半部分被墨填满了，g则打得稍稍偏高。”

“这话我信。”我说，我真的相信。

“这一封是真品，”莫菲特说，“我相信你把其他的都放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咱们现在就说清楚。你想要什么？”

“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什么，”我说，“现在你想知道我要什么？”

“不对吗？”

“好像没人关心，”我说，“格列佛·菲尔伯恩会要什么。”

“他人不在这儿，”莫菲特说，“所以咱们不能问他。说重点，老兄。”

“总之，”哈克尼斯说，“他与此事无关。”

“哦，依我看好像与他最有关。信是他写的。”

“可从他投进邮筒的那一刻起，信就不是他的了。他保有版权，可是依照法律，这些信件作为实物可是收信人的财产。”

“我知道。”

“所以他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根本不重要。”

“我不同意，”我说，“我卷进这个烂摊子不是为了钱。相信我，昧着良心赚钱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想帮一个写了一本改变我一生的书的人做点儿好事。”

“说重点，老兄。”

“好吧，”我说，这时我已经移到壁炉边。我抬头看看猫王，他回眼看向我。这念头很蠢，我知道，不过我感觉到摇滚歌王对我的下一步表示赞同。

所以我就把手伸向炉网顶端，让信滑进去。“看，”我说，“爱丽丝，你说过你把信烧掉了。好吧，就当作你真的烧了吧。就当作这是唯一逃过火舌的一封吧。现在它可以加入火葬行列了。”

众人的反应慢了半拍，不过一旦反应过来，他们可没浪费一秒钟，一把推开我，狠狠扯开炉网。他们刚检阅过的信躺在即将熄灭的火堆顶端，大家就这样看着它噼啪燃成了火焰。

一幅美丽的画面，那张紫色信纸在半焦的木材和星星余烬上绚烂地燃烧着。他们瞪眼看过去时，发现下面还有紫色的纸片——他们刚才在听我讲是谁杀了信札的合法主人时，其他的信纸一直在燃烧，现在只剩下焦黑的残骸。

“天哪。”维克多·哈克尼斯说。

“无法取代的宝藏，”莫菲特说，“独一无二的智慧财富，这下子全部化为乌有。你这个狗娘养的大浑蛋。”

“后世学者的权利就这样被你剥夺了，”莱斯特·埃丁顿说，“现在你高兴了吧。”

“你触犯了法律，”哈克尼斯说，“我们可以提请上诉，你知道，以朗道遗产的名义。拿法律开玩笑，任意毁坏他人财物……”

“法律制定了就是要被人触犯，”我说，“若想让以上罪名成立，你们可有得忙了。不过我又有什么选择呢？咱们之中谁又有过什么选择呢？”

艾西斯问我这话的意思。

“我们都是偏执狂，对吧？爱丽丝执着于写书，埃丁顿执着于研究，莫菲特执着于收藏，哈克尼斯执着于工作。至于埃丽卡·达比呢，她是执着于报仇。看看那带来了什么后果。”

“你呢，伯尼？”

我看着卡洛琳，然后看了看每个人。“没错，我也许是罪犯，”我说，“可这并不表示我是坏人。听起来是陈词滥调，不过我是执着于做应该做的事。”

这话说出来，众人沉默以对，深深笼罩下来的沉默，直到我拿起拨火钳搅动灰烬时才被打破。原先还没完全烧掉的紫色小纸片接触到了星星余烬，乍地燃起了明亮的火焰——虽然只是一瞬间。纸片太小了，不值得去救，不过看着它们全部消失还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就这样了，”我说，“派对结束了。除非各位还想多待一会儿。这儿的客房服务如何？卡尔，咱们可以打电话到楼下点些饮料吗？”

他摇摇头。

“那就到此为止，”我说，“谢谢光临，各位。你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三位智者——哈克尼斯、莫菲特和埃丁顿——一起离开了。几分钟前他们还是敌人，不过，现在他们对我的同仇敌忾之心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卡尔·皮尔斯伯里晃了几分钟，想找出个办法保住工作。如果丢了工作，他质问道，他要去那儿落脚住宿？艾西斯告诉他，他可以另找地方重新开始。

“头发灰的话就让它灰吧，”她提出忠告，“看起来有贵族气质。”

“你是说真的？”

“哦，毫无疑问，”她说，“你的男性魅力十足，配上灰发就是万人迷了。”

我觉得他相信了。毕竟，他是个演员。他的脸色一下子亮了，跟大家说了声再见，走出门去。

爱丽丝是下一个。她等了一会儿，向我保证说我是狗娘养的，毋庸置疑。不过她很佩服我如此恪守原则。“这样你可就是个有原则的狗娘养的，”她说，“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会把你写进我的回忆录。”

她气呼呼地跑了。等她离开后，我从裤袋里掏出了珠宝盒，掀开盖子。艾西斯拎起项链，打开扣钩，套上脖子，再度扣好。她从皮包里掏出粉盒，检查着镜中的影子，然后把卡洛琳叫过去看一看。

“真美。”卡洛琳说。

“可是，你知道吗？”艾西斯说，“只怕以前戴这些宝石的感觉永远回不来了。两个女人被杀，虽然不是为了宝石，但总甩不开阴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卡洛琳说。

“所以，”她说着，取下项链放回盒子里。我盖上盖子，她从我手里取走盒子，递给马丁。“希望辛西亚·康西丁戴着高兴。”

“她永远不可能像你这么可爱，”马丁说，“不管有没有红宝石陪衬，亲爱的。”

“你真体贴。”艾西斯说完，仍在那儿等着。

他没让她久等。他打开珠宝盒亲自清点珠宝——经过这一晚的各种波折之后，谁能责怪他太谨慎呢？然后他便把东西放进了口袋，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艾西斯。

她说：“两万？”

“两万五千美元，”他说，“我说服约翰再大方一点儿。”

“你真好，”她说着，吻上了他的脸颊，然后收下信封放进皮包里。“据说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红宝石应该也是，不过女演员的生活不稳定，两者都要让位给现金。人总得实际点儿，是吧？”

“千真万确。”

“可你却不实际，伯尼。你是个贼，所以你有阴暗面，可你的阴暗面却有它自己的光明面，对吧？起初听说你拿了一只熊，我就有了这种怀疑。拿着泰迪熊的贼！”

“是啊。”我说。

“然后你又放弃了一笔小财，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你偷了我的红宝石，又还回来，而且这笔生意你一分钱也没赚，对吧？”

“我不会做生意，”我向她承认，“书店经营得也不怎么样。”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她热情地说，“你很特别，伯尼·罗登巴尔，很特别。”

之后她握了我的手，握的时间好像比我预期的要久一点儿。

24

几天以后，我在书店里丢纸团——白色的，不是紫色——给拉菲兹。对于这项训练计划它似乎已经玩腻了，不过还是忠心耿耿地尽它那一头的职责。然后，门开了，是爱丽丝·科特雷尔。

“信真的在你手上，”她说，“对吧？你该不会只是耍花招把我骗来的吧？”

“不可能，”我说，“不过说到花招，倒是想请你先让我看看钱。”

“我要先看你的货，伯尼。”

我摇摇头。“卡尔没先拿钱，他的下场你也看到了。我只是向你讨回你答应过他的两千美元而已，钱没拿到手，我就什么都不能让你看。”

“看来我是罪有应得。”她说着，从皮包里抽出一沓纸钞。全是百元面额的钞票，总共二十张。我知道这个数字，是因为我数过了。

我在我的皮夹里帮它们找到了家，从柜台底下拉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个信封和凯伦·卡森麦尔皮包里那个没什么不同。同样的信封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帕丁顿酒店三○三房里，一次是在爱丽丝自己位于东区的公寓里。我打开信封，抽出一沓和原先那一个信封里类似的信纸。不过这一沓是白色的，和我一向丢给拉菲兹的纸团一样。

她一把抓过去，一页页地翻过。“这是你烧掉的最后一张，”她说，“‘in high dudgeon，格利。’听起来像是伦敦哪个郊区，是吧？‘你住在哪儿？’‘in High Dudgeon，只隔投石之遥就到……’到哪里？”

“柏德汉。”我提议道。

“听起来不错。说不定格列佛·菲尔伯恩在High Dudgeon度过了许多时光呢。伯尼，真不知道怎么谢你。”

“你付给我钱了。”

“你为这两千美元真是忙坏了。你知道，我答应卡尔的可不仅仅是这个。”

“我知道。”

“你躲在浴室里的时候，真的听出了我的声音？我说话声音很小，而且没说几个字。”

“我不需要几个字就能认出来。”

“说不定你还会听到，你知道。”

“啊？”

“要是你出对了牌的话。”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我说。

“你有我的号码？”

“可以这么说。”我说。

不到一小时，门又开了，这回是个瘦骨嶙峋的男人，他的格呢衬衫上罩了件斜纹呢外套。是莱斯特·埃丁顿，而且我没先跟他要钞票。我递给他一个信封，和先前给爱丽丝·科特雷尔的那个一样，他抽出里面的东西时抱歉地微笑起来。

“凡事谨慎为妙，”他说，“我只看过一封，显然是真品，可是……”他皱皱眉，点了点头，连连咋舌，自顾自嘀咕起来，最后终于正色抬起眼，“这是金矿，”他说，“弄丢了可是百分之百的大悲剧啊。”

“所以我事先复印了。”

“感谢上帝你印了，”他热切地说，“我不该这么说，不过我很高兴原件消失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在我之前使用这些资料了。”

“菲尔伯恩在世的时候你都用不上。”

“绝对保证。在他离世后没法反对——或者起诉——以前，我一个字也不会出版。”

这回数钱的是他，数字稍微大一点儿——混杂着面额为五十和一百的钞票，总共三千美元。我心想这些钱一定是他努力工作赚到的，所以起念要还他。我依惯例处理了这种念头——毫不留情地把它碾碎。

“致谢那一页会列出你的名字，”他说，“不过不会标明你提供的是哪一种帮助。”

“是啊，”我说，“凡事小心为妙。”

维克多·哈克尼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出现了，还提着一个派头十足的公文包。看起来起码要花掉他一千美元，不过在我看来，和塞内加尔人铆足了劲想推销给我的仿制品没什么两样。我是说，我怎么知道如何分辨呢？

当时我有一个顾客——一位戴着贝雷帽留了一把银胡子的长者——所以我就把哈克尼斯领进了后面的房间，从档案柜上拿下一只九乘十二英寸的牛皮纸信封。他坐下来，打开信封，抽出几十张紫色信纸。

“太棒了。”他说。

“少了一张，”我说，“必须烧掉以说服其他人我已经毁掉了整批的那一封。”

“讲到滚球戏和卡布奇诺的那一封？”

“还有high dudgeon，”我说，“其他的全在这儿。”

“本公司深表感激，”他说，“我也一样。佣金倒无所谓。我们已经对外宣布要拍卖信件，如果做不到，可有损颜面。”

“大家都不愿意见到。”

“当然。不过还有文学史上无法计算的损失，以及受益于安西亚·朗道遗产的慈善机构在金钱上的损失。只可惜他们不会知道，他们欠了某个二手书店老板多少情。”

“人情就算了。”

“拿现金就好，对吧？”他打开公文箱，抽出银行用的信封。“五千美元，说好的。相信你会满意。”

十二点刚过，我在熟食店买了午餐，带到贵宾狗工厂。一点多一点儿，我出门左转，而非右转。我在百老汇路口再次左转，往上城走了两个路口，迈进某家咖啡店。希里亚德·莫菲特在后面的雅座里等我。我坐在他对面，然后把一个——没想到吧——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

他已经吃过了，而我只想点杯咖啡。等咖啡凉下来时，他用如我预期的那种谨慎态度审视着信封的内容。他用了一个袖珍放大镜，而且看得很慢，检验结束后，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而且脸上他妈的还真发了光。他是收藏家，眼下摆在面前的正是值得收藏的物品，仅仅这一点就可以叫他容光焕发。

“你烧那封信的时候，”他说，“我的心一沉。你把炉网拨开，展示其他所有的信——那些你在说明是某个恶女人杀死了另外两个恶女人的时候已经化成灰烬的信。我觉得我就要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

“我知道会给你带来困扰，”我说，“不过没想到那么严重。”

“可你毕竟没烧掉。”

“得做个样子，”我说，“要不然怎么有可能转交给你。苏富比有合法处理权，而维克多·哈克尼斯可不会因为你提议要帮他搔搔肚子、就乖乖躺下来翻过身。不过现在他认定了信件全都不见……”

“他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莫菲特发誓说，“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有渠道得知。我一定低调珍藏。”

“必须这么办才行。”我往前倾过身子，声音压低。“我听到一个谣言，”我说，“据说苏富比就要拍卖一批信件，说是菲尔伯恩写给朗道的。”

他的眼睛微微瞪出了一点儿。“这些信？”

“不可能。页数一样吧，加减几张，不过内容不同。也写在紫色信纸上，看起来像真品，不过……”

“其实是赝品吗，你觉得呢，罗登巴尔？”

“必须是，对吧？记不清我听说了什么或者在哪儿听到的了，不过我看那些信准是可以乱真的赝品。展示的时候你会想去看看的，我认为。”

“当然。”

“你甚至有可能想买下来，”我说，“虽然你有把握它们是赝品——如果价钱可以的话。因为——”

“因为这样一来菲尔伯恩—朗道信件的所有权就会列入官方记录，我想什么时候展出，在哪儿展出都行。想得好，罗登巴尔。想得太好了。我付给你一大笔钱，可我得说这是你应得的。”

“说到这个……”

他点点头，把手伸进口袋，抽出信封。

“嘿嘿嘿，”雷·基希曼说，“望眼欲穿啊。真高兴看到你，伯尼。”

“非常荣幸，雷。”

“进行得怎么样，和那些人碰过面了？”

“是的。”

“做了一点儿交易？”

“没错。”

“真希望，”他说，“能亲眼目睹他们眼睁睁看着美梦落空的表情。你怎么这样看着我，伯尼？”

“美梦到头来总是落空，”我说，“算了，不说了。不过是挺好看的，这我同意。”

“你给他们看了一张在紫色信纸上写的信，把信烧了，他们看着你烧掉一堆其余的烂信，然后会怎么想？其实你只是把紫色的纸烧掉了，外加一张真信，加强说服力。”

“看起来好像奏效了。”我表示同意。

“然后你把信卖了，”他说，“而且咱们是同伙，对吧？”

“平均分配，谁也不多拿一分。”我说着，递给他一个信封。

六点钟，亨利帮我把特价桌抬进来。我把打烊的牌子挂上橱窗，之后两人就一起到后面的房间坐下来。我叹了口气，想想今天真是忙碌漫长的一天，能喝上一杯该有多好。而亨利——还是这样叫他吧，如果你觉得怎么称呼都一样的话——亨利从他外套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色扁平罐。我找到两个我觉得还算干净的杯子，而他则为我们俩倒了两杯纯酒。

我灌下我那杯，拒绝了他为我续杯。“全办完了，”我说，“可以说进行得很顺利。”

“归功于你，伯尼。”

“不，归功于你，”我说，“打出五十页假信，外加签名，再从头打出五十页完全不同的信，外加签名。”

“挺好玩。”

“总之，感觉一定像是在工作。”

“所以我觉得好玩。必须承认，这是个挑战。不过比写小说容易多了。没有情节，无须连贯，除了内容要像我的语气以外，没有别的条件，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简单呢？”

“或许吧。”

“不过最好玩的事是捉弄那个恐怖的爱丽丝，因为我知道，她付钱买下的复印件只会破坏她的名誉。‘亲爱的安西亚，有一个讨厌的女孩没完没了地烦我，听名字就像是个装腔作势的人，叫爱丽丝·科特雷尔。这个人你也许知道，因为《纽约客》刊登过她品位低下的评论。这个人很善于用早熟兼弱智的一套唬人，再加上厚脸皮纠缠人的劲头。她可悲得让人不忍伤害，可又总是哭得让人烦心，长相叫人看了反胃，真想把她送进毒气室。’看她要怎么在她的回忆录里诠释这一段吧。”

“我特别留意把这封信放进复印件那一批里了。”

“很好。”

“你不介意那些人全都有你的信？埃丁顿、莫菲特，还有无论哪个即将买下苏富比拍卖的那些信的人？”

他摇摇头。“让他们自得其乐吧，”他说，“反正他们不会把头放在我的肩膀旁边，读起我的私密想法。他们会相信我为了蛊惑他们才编出的故事。他们都被书信小说蒙骗了，而且永远不会发觉。”

“整件事你都乐在其中吧？”

“很多年都没这么快活了，”说着他又给自己添了一小杯，“近来写作不顺，你知道。我觉得这趟快活的旅行可能已经打通了我的思路。等不及要回去再拿起笔了。”

“太好了。”

“没错，”他说，“唯一伤感的部分就是道别。甜蜜的哀伤，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必须承认，这句话他说得一针见血。我已经退了帕丁顿的房间，伯尼，得赶飞机去了。我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不过你也知道我的生活方式。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碰不上面了。”

“也很难说。”

“的确。也许我会给你寄信。”

“那我就静候紫色信封，”我说，“看完以后马上烧掉。不过你忘了一样东西。”

“什么？”

我递给他一个信封。“放到安全的地方，”我说，“里面有三万美元。”

“太多了。”

“我们讲好了一人一半的，记得吗？我向爱丽丝要了两千，埃丁顿三千，维克多·哈克尼斯五千，华盛顿州贝林厄姆的希里亚德·莫菲特五万。加起来是六万，一半是三万，这是你那份。”

“你冒了所有的风险，伯尼。”

“但你做了所有的工作，更何况，说话算话，你也用得上这些钱。别忘了放到安全的地方，小心扒手。”

25

“我不明白，伯尼，”卡洛琳说，“你把我弄糊涂了。”

“最近很多人都这样，”我说，“我看或许我也会传染上。”

“我知道，常言道‘感冒要吃，发烧要饿。’不然就是刚好倒过来，不过现在两句都不适用。糊涂时你怎么办？”

“可以试试把它淹死。”

“这倒是个点子，”她说着，绝望地朝玛克辛招手——这人有时要等很久才会过来。“嗨，玛克辛，”亲爱的女孩终于现身了，卡洛琳说，“我要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别想再给我端漱口水了。伯尼，你呢？还是黑麦威士忌？”

“我已经很久不碰黑麦了，”我说，“我也喝苏格兰威士忌，玛克辛。”

“亨利回家去了，是吧，伯尼？”

“亨利其实没有家，”我说，“所以他要怎么回去呢？不过没错，他是继续走下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没留银胡子的模样——除非你把当初我在帕丁顿大堂里看到他的那几次也算进去，当时他只是个在看杂志的陌生男人。今天下午他在店里上了厕所，出来时下巴光溜溜的，胡子都包进卫生纸里了。他说，要是能长出那种颜色的胡子，他会留一把真的。”

“总是可以染嘛。”

我们谈到卡尔，谈到大家都说染发一定看得出来，就像戴假发也会被识破一样。不过，这只是表示，我们俩都觉得头发染坏了或者假发太明显罢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纳闷说，为什么女人染发或者借助一点儿手术来隐藏时间的侵袭都很正常，却不知为什么男人这样做就是不对劲。

“或者化妆，”我说，“讲到这里，看得出来你没化妆。还有，我很喜欢你新剪的头发。”

“我一向这样剪，伯尼。从我们认识起我就剪这个发型。”

“最近刚剪的。”我说。

“是过渡期。”她说，“现在已经过完了，真是见鬼。我现在不觉得指甲短了。看起来就是我该有的指甲。”

“我也喜欢你的衬衫，”我说，“什么牌子，宾尼男装吗？”

“你有意见吗？”

“他们的东西就是耐穿，”我说，“而且格子纹永远不会过时，对吧？”

她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看起来比平常还要T，”她说，“可我才不在乎。我这叫过度反应，行吗？过度补偿。会过去的。与此同时，伯尼，我还是很糊涂，而且我讲的不是穿着。”

“什么把你搞糊涂了？”

“刀子。”

“哪一把刀？埃丽卡用来杀掉两个受害者的那一把，还是警察在她公寓里找到的那一把？”

“这么说，不是同一把？”

“怎么可能是同一把？她把刀拿走了，而且如果还有点儿脑子，应该已经处理掉了。我到时报广场仅剩的几家还没因为迪士尼入侵而倒闭的商店里，买了一把放进她的公寓里。”

“我就说嘛，伯尼。之后你就让刀浸在漂白剂里，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面没有血迹。可你怎么知道要买哪种刀？卡尔说是镶了珍珠母贝的弹簧刀，可那时你已经进出过埃丽卡的公寓。之前你和他私下聊过吗？”

我摇摇头。“我是猜的。”

“只是猜的？你凭直觉买了把和凶器完全相符的刀？”

“没有完全相符，”我说，“甚至也不太像。只是时报广场通常卖的普通弹簧刀，刀刃比凶器稍长。没有匕首的柄，而且两侧是黑色，不是珍珠母贝。”

“哦。”

“不过这把刀和那把用来杀死两个女人的凶器的大小和形状都差不多，还泡在埃丽卡厨房的一碗漂白水里，我想她要解释清楚也很困难。她打算怎么说？‘不是我用的那把！我的刀上有珍珠母贝装饰！’”

“‘这辈子我从来没用过这种男人用的刀！’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吓吓她，”我说，“让她乱了阵脚，不要自以为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呃，起效了。伯尼，我和一个凶手上床。我本来要说‘女凶手’，不过这有性别歧视，对吧？”

“都一样。”

“不管用哪个词，”她说，“我就是那么做了。而且从没起过疑心。我知道她这个人很过分，尤其是昨晚，我们搭上那两个气象学家，又浇了他们一大盆冷水。”她打了个冷战，然后满心感激地拿起酒，“一想起来我还是会心烦意乱，”她说，“不过把我搞糊涂的还不是这个。”

“哦？”

“你在艾西斯房间的火炉里烧掉了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她说，“在场的人全看到了。”

“对。”

“不过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她说，“之前检查过的一封信扔进了火里。之后他们看见很多紫色信纸留下的余烬。可你其实没烧掉。”

“哦，这你本来就知道。”我提醒她，“是你买来的紫色信纸，帮我打了一批假信，记得吧？”

“我可没忘记那只懒狗，”她说，“还有得了狂犬病的棕色狐狸。我打好信，然后你全烧了。”

“对。”

“与此同时，亨利开始写假信。我还是把他当成亨利，伯尼。”

“我也一样，”我说，“不过他没写假信，因为信全都是真的。他是格列佛·菲尔伯恩，所以他写的不管哪封信都是格列佛·菲尔伯恩的信。”

“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说它们是真品。”

“那就说它们是虚构的吧。不是真品，也许，不过也不是赝品。”

“好吧。他动手写起虚构的信。然后你把虚构的信拿去复印。”

“复印其中一组，”我说，“他捏造了——”

“好，捏造，这个词我喜欢。”

“两组信，我拿了其中一组到复印店，姑且称作A组，印了两份。”

“给莱斯特·埃丁顿和爱丽丝·科特雷尔。”

我点点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还有另一个人拿到了复印件，”我说，“就是那种省略性的小谎。”

“爱丽丝也许会说是省略性的善意谎言，伯尼。”

“或许吧。总之，我把A组信给了维克多·哈克尼斯。这样一来，万一苏富比展出那批信时，埃丁顿或者爱丽丝去了会场的话，他们就会看到一组和他们的复印件完全相同的原件。而且他们还会多一样苏富比那一组没有的东西。”

“是什么？”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烧掉的那封信的复印件——寄自High Dudgeon。烧信前就复印好的证明。”

“这你是怎么办到的？”

“哦，并不困难。那天下午我们聚在艾西斯·戈蒂耶的房间里以前，我先复印了那封信。”

“哦，是这样。”

我尝了尝我的酒。“另外一组信，”我说，“B组，到了希里亚德·莫菲特手里，而且我没有这一组的复印件。所以他手上的可是独一无二的信，很公平，因为他比其他三个人加起来还多付了四倍的钱。他一定会非常珍惜他得到的。依我说，这笔钱花得值得。”

“依你说吗？我真正觉得糊涂的就在这里，伯尼？”

“什么把你搞糊涂了？”

“把我搞糊涂的是，”她说，“这些钱转过来转过去，可你却两手空空没赚到一分。你在红宝石上捞到钱了吗？”

“我捞到了一个朋友，”我说，“也还了人情。马丁的人情。他保我出狱，这是任何人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了，我也想办法给了他回馈。辛西亚·康西丁拿回了她的项链和耳环，约翰·康西丁又开始享受婚姻生活——至少在下一位性感女演员出现以前。艾西斯失去了耳环，不过得到了耳环留下的金蛋，如果红宝石是人工合成的话，不管价钱会跌多少，对她都没有影响了。马丁则享受了和艾西斯之间的短暂爱情，现在全身而退，依然感觉不错。”

“这些都是人情。新朋友是谁？”

“艾西斯，”我说，“当初在走廊里遇见她时，我们都看对方不顺眼，等到发现我偷了她的红宝石以后，情况更糟了。不过那天晚上在她房间里上演了摊牌大戏以后，我在她眼里加了很多分。”

“再加上她很欣赏你拿了小熊。”

“还是一只和她打扮相同的呢。明晚我和她有个约会，如果顺利的话，她就可以凑近帕丁顿仔细看一看了。”

“在哪儿看？”

“我的公寓，”我说，“这些天它都住在那儿。其实可以把它交还酒店，要回押金，不过我决定还是留下这个小家伙。这笔交易也算是后续的好处之一，卡洛琳。我还了份人情，交了个新朋友，还赢得了一只泰迪熊。”

“而且你的新朋友明天就能看到小熊。说不定她还可以听到梅尔·托美。”

“希望总是有的。”

“好啊，都很好，”她说，“可是钱呢？艾西斯·戈蒂耶拿到了钱，亨利，又名格列佛·菲尔伯恩拿到了钱……”

“别忘了雷。”

“他也拿到了钱？”

“我们说好的，记得吧？五五分账。”

“再把数字跟我讲一遍，伯尼。”

“爱丽丝付了两千，”我说，“莱斯特·埃丁顿付了三千——这比他原先要付复印费的提议好一些。另外，维克多·哈克尼斯代表苏富比付了五千。”

“再加上希里亚德·莫菲特付了五万美元。”

“没错。”

“两千加三千等于五千，再加五千是一万，一加五是六。六万美元？”

“你不用铅笔和纸就能算出来，真神奇。”

“而你给了亨利……”

“一半。三万。”

“然后你跟雷五五分账？”

“我们说好了的。”

“亨利拿到他那份以后剩下的一半，对吧？”

我摇摇头。“雷不知道亨利的存在，”我说，“只知道这个时髦的老家伙常在我店里晃荡，甚至帮我看过一两次店。就雷所知，只有一组信，而且是二十年前某个他从没听过的知名作家写的。我假装烧了信，然后又把复印件卖给了两个人，原件给了第三个人。所以我不能告诉他我给了亨利三万美元。那样只会把他搞糊涂。”

“所以替代方案是，把另外三万给了他？自己落得两手空空？”

“我原本就没有期望能拿到什么，”我向她指出来，“爱丽丝撒谎骗我，说我们是在帮格列佛·菲尔伯恩一个大忙，最后竟然成了真的。我真的想办法帮了他一个大忙。”

“所以现在你心里暖暖的很舒服，”她说，“可是除此以外只是一场空。”

“哦，”我说，“也不完全是一场空。”

“怎么说？”

“雷只知道一组信，”我说，“如果提起第二组的事，只会把他搞糊涂。我给了他从爱丽丝、埃丁顿和苏富比那儿拿到的那一万美元的一半，而且没有扣除额外花费的钱，连复印的费用都没算。他拿到整整五千美元，一分不少，而且好像对此非常满意，我觉得五五分账做到这个地步也就不错了。”

“所以结果你拿到了……”

“两万五千美元，”我说，“我出生入死，卖力工作，这笔钱算不上多么高的报酬，不过离一场空还有一大段距离。我得卖很多本书才能净赚两万五千美元。”

“我得洗很多只狗才行。不是大笔财富，不过你说得没错，离一场空也很远。知道吗？这和艾西斯拿到的数字一样。”

“没错，”我表示同意，“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梅尔·托美，保护好你的嗓子。伯尼，你还有样东西呢。”

“有吗？”

“信。”

“什么信？”

“真正的信，伯尼。那组原件——凯伦·卡森麦尔从安西亚·朗道那儿偷来，然后卡尔·皮尔斯伯里又从凯伦·卡森麦尔的皮包里偷走，再转手给爱丽丝·科特雷尔，最后你又从她公寓里偷走却假装烧掉，但没有烧的那些信啊。”

“哦，”我说，“那些信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在你手上，对吧？其他人手上都没有，而且信没被丢进火里。”

“亨利以为投进了火里。他不知道你打了一组替代品让我烧掉。”

“所以你留了下来，”她咧嘴笑道，“又一个纪念品，伯尼？就像你公寓里那幅蒙德里安 [1] ？大家全以为是赝品，可你我知道那是真的 [2] 。就像你书房里那本《长眠不醒》，对吧？雷蒙德·钱德勒 [3] 题字送给达希尔·哈米特 [4] 的，但没有人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5] 。”

“属于同一等级，”我说，“我不能卖，连向人展示都不行。不过我完全可以安享占有的乐趣，就和那本书、那幅画的情况一样。不过这次行不通。”

“这话是什么意思，伯尼？”

“我知道亨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我说，“而且说不定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到他，不过我自己会知道。这一点让我很烦心。他以为那些信被毁了，要是他知道信还在的话，他会觉得被我出卖了。”我皱了皱眉，“如果他永远不知道的话，还算出卖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一点一直困扰着我。如果我有个完好的壁炉，我会烧了信。”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处理了。你知道纽约有些公司出租碎纸机吗？”

“没什么奇怪的。纽约有些公司还出租大象呢。你租了台碎纸机？”

“昨天送到的，”我说，“于是昨晚我就把菲尔伯恩给朗道的信一张一张地塞进了机器。爱丽丝撒过小谎，说她把信纸送进了碎纸机，把机器吐出来的碎片全烧掉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全世界的人加起来都无法让碎片复合。我把纸片扎成一捆，扔进了垃圾处理机。”

“所以信件全都不在人世了。”

“总之不是以可读的面貌存在了。”

“可你把它们送进机器以前读过，对吧？”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我说。

“然后呢？”

“然后我决定放弃，”我说，“我认为这叫侵犯隐私。”

“你一天到晚都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她说，“伯尼，你闯进别人家里翻箱倒柜，找到喜欢的就拿回家。相比之下，读几封旧信根本不算什么。”

“我知道，”我说，“不过这可是格列佛·菲尔伯恩。卡洛琳，这个人写了《无名之子》。”

“而且那本书改变了你的一生。”

“没错，”我说，“所以我觉得我欠他一份情。”

[1] 皮特·科内利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自称“新造型主义”，又称“几何形体派”。

[2] 见《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3]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硬汉派的重要作家，代表作有《漫长的告别》《长眠不醒》等。

[4] 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1894—1961），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硬汉派创始人，代表作为《马耳他之鹰》。

[5] 见《图书馆里的贼》。

版权信息

书名：伺机下手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玛吉·格里芬，
我的好朋友、好读者，
最棒的参谋和助手

1

“这个人，”我的朋友马丁·吉尔马丁说，“是个绝对的……完全的……彻底而十足的……”他伸出手，摇摇头，然后叹了口气，“我没词儿了。”

“看得出来，”我表示同意，“总之，问题在于名词。形容词你好像很够用了，但名词——”

“帮帮我，伯尼，”他说，“谁最有资格提供恰如其分的词汇呢？毕竟，文字是你的行业。”

“是吗？”

“你卖书，”他说，“而书是什么？纸、油墨、封皮、胶水，这当然没错，但如果书只不过是这些平凡无奇的元素，大家顶多也只会想要一本。不，构成一本书的是文字，六万或八万或十万字构成了一本书。”

“或是二十万字，甚至三十万字。”我最近正在看《新寒士街》，于是想到了乔治·吉辛 [1] 书中描绘的情景，那些不太出名的维多利亚作家是如何被他们的出版商逼着写出了一套又一套厚达三册的冗长小说，给一群显然闲得要命的读者看。

“那些字数远远超过我的需要，”马丁说，“伯尼，我只要一个词，用来总结，”他扫视了一圈餐厅，压低声音，“不，用来刺穿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要像用针把昆虫钉住一样。”

“那就说他是一只昆虫。”我建议道。

“太温和了。”

“蠕虫，老鼠。”他一直摇头，于是我转换方向，离开动物界，“无赖怎么样？”

“比较接近了，伯尼。天哪，他是个无赖，但还要糟得多。”

“流氓。”

“接近一点了，不过——”

我皱皱眉，真希望有本同义词词典摊在我面前。无赖、流氓……

“恶棍？”

“哦，更接近了，”他说，“如果想不出更好的，我们就凑合着用这个吧。这个词儿真够古老的，不是吗？而且比无赖或流氓要好，因为很明显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状态。那种烂是永久性的，那个人是烂到骨髓里了。”他抓起玻璃杯，嗅了嗅里面陈年甘邑白兰地的芳香。“用恶棍这个词来表达名叫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这个名字带屎到什么地步，的确是很接近。”

我正要开口，他忽然举起一只手阻止我。“伯尼，”他说，双眼惊讶地睁大了，“你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带屎。”

“没错。真是太完美了，总结了这个人的精髓。这个词是哪儿来的？不是从字源，这个词的字源已经够清楚了，问题是我们怎么会谈到这个词的？现在都没人说带屎了。”

“你刚刚才说的。”

“没错，可是我不知道有多久没讲过这个字眼了。”他一脸笑容，“我一定是得到天启了。”他说着，以一口陈年白兰地奖赏自己。我没做什么值得奖赏的事，不过我也从自己的玻璃杯里啜了一口。那酒像液体黄金似的溢满口腔，如蜂蜜般滑入咽喉，振奋精神的同时竟还温暖了体内每一个细胞。

我一会儿并不打算去开车或操作机器，所以管他呢。我又啜了一口。

我们正坐在“冒牌者”的餐厅里，这是格拉梅西公园对面的一家私人俱乐部，这里的每个细节都如我们喝的这瓶甘邑白兰地般古老庄严。会员从演员到作家不一而足，都是些艺术圈里的人，或者至少在此方面有所涉猎。不过有一类会员叫作“剧场赞助人”，马丁·吉尔马丁就是以这个身份加入的。

“我们需要会员，”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只要你有脉搏和支票簿就能加入，不过你转头看一圈，会怀疑有些会员两者皆无。你想成为会员吗，伯尼？你看过音乐剧《猫》吗？如果你喜欢那出戏，就可以用‘剧场赞助人’的身份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果不喜欢，就可以用评论家的身份。”

我放弃了这个加入俱乐部的机会，估计他们可能不接受有犯罪前科的人。不过我很少拒绝马丁的午餐邀请。这里的食物还过得去，酒是一流的，服务则无懈可击。从巴尼嘉书店到这里的半英里路上，我会经过八家或十家这样的餐厅，但那些餐厅无法提供“冒牌者”那种十九世纪大宅邸的富贵气氛，还有弥漫于整个空间的历史与传统韵味。何况有马丁这个好同伴，去哪里我都乐意同行。

他是位上了点年纪的老绅士，就是那种看《时尚先生》杂志的人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会变成的样子——身材修长而挺拔，整年都晒成一身健康的古铜色，满头银发。他一向穿戴讲究、梳整妥当，唇上的小胡子整整齐齐，衣着相当优雅而不浮夸。舒舒服服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他也忙着经营他的事业，碰上有吸引力的投机生意找上门来时，他也会做点投资。

当然，他还是个剧场赞助人。因此他去看了不少戏，有百老汇的也有外百老汇的，偶尔碰上喜欢的剧还会投一点钱。更准确地说，他的剧场投资就是和一些年轻的女演员签约，其中有些人也确实有点才华。

这指的是戏剧方面的才华。至于比较私人领域的才华，那就只有马丁可以评论了，但他不会说出来。他是个谨言慎行的人。

我得说，我们的相识非常偶然。马丁收集了一大批棒球卡，而我偷了它们。

只不过，当然，实情要远远复杂得多。我连他有这批收藏都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他和他太太某个晚上要去看戏，所以我计划趁机去拜访他家。但那晚我喝醉了，而马丁（他当时有现金周转问题）报警说他的收藏被偷了，因而获得保险理赔。最后我拿到了那些棒球卡——早跟你说这事儿挺复杂的——而且顺利脱手，买了我书店所在的那幢楼。这已经够棒的了，不过最棒的是马丁和我因此结为好友，偶尔会联合密谋去犯罪。 [2]

实际上，这个午后马丁心里所想的就是犯罪，那个假定的受害者，你也不会意外，就是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就是那个带屎的。

“那个带屎的，”马丁充满感情地说，“很明显，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姑娘。他并不想培养她或经营她的事业。他的兴趣只有淫乐。他诱拐她，带她走向堕落，那个无赖、流氓、恶棍，那个……”

“带屎的？”

“一点也没错。天哪，伯尼，他都老得可以当她爸爸了。”

“就你这个年纪吗？”

“哦，我想他比我年轻几岁吧。”

“这个浑蛋。”我说。

“我说过他结婚了吗？”

“下流！”马丁也结婚了，跟太太住在一起。不过看来我不必指出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已经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我让马丁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讲。在他讲的时候，我们的甘邑白兰地消失了，而我们那位侍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圆圆胖胖的老先生，留着一头黑亮的鬈发，突出的腹部把背心撑得鼓鼓的——拿走了我们的玻璃酒杯，重新添满后送了回来。时光悄然流逝，吃午餐的人渐渐散去，而马丁还在继续跟我说玛里索。（“好可爱的名字，你不觉得吗，伯尼？当然了，那是西班牙文，源自mar y sol，意思是海与太阳。她母亲是波多黎各人，父亲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迷人小国。的确是海与阳光的结合！”）确实才华横溢，而且长得很美，她身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纯真韵味，简直令人心碎。他是在契诃夫剧作《三姐妹》的观摩演出里看到她的，演出本身他不予置评，但她的表演和迷人的舞台风采吸引了他，那种感觉他好多年没有过了。

于是他到了后台，次日带她去吃午餐，讨论她的职业规划，然后带她去看一场他认为她非看不可的戏，至于剩下的，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每个月一张小额支票，这在他个人的财务雷达系统中小得几乎看不到，但意味着她可以辞去女招待的工作，有更多时间去参加选角面试和表演课；当然了，这也便于马丁偶尔去拜访她位于地狱厨房的公寓，进行法国人称之为“五点到七点”的傍晚情人幽会，或稍早一些去，那就成了纽约人所说的“午餐约会”。

“她以前住南布鲁克林，”他说，“乘地铁要很久。现在她走路五分钟就有几十家剧院。”而且她的新住处离马丁的公寓只需要坐一小段出租车，从他办公室过去还更近，反正怎么安排都方便。

他迷上她了，她似乎也同样充满热情。在西四十六街那套无电梯公寓中拉下的窗帘后头，他向她展示一些她年轻的情人无法拥有的细致之处，而且乐于向她证明：年轻人的元气和精力比不上经验带来的技巧和复杂。

他为她找的公寓真是个伊甸园，唯一缺少的就是蛇，但这个角色很快就出现了，就是那个带屎的科兰多·梅普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马丁可跟我讲了不少，总之就是玛里索哽咽着告诉心碎的马丁·吉尔马丁，她不能再跟他交往下去了，但她会永远感激他的慷慨大方，更不知该如何感谢他的种种恩赐。她的心已经属于那个人，她知道命中注定要与他共度余生，甚至到来世。

而那个人，马丁震惊地得知，就是那个带屎的。“她以为他会为了她离开他老婆，”他说，“其实他每六个月就换个新妞儿，伯尼。偶尔有一个可以撑满一年。她们都以为他会离开他老婆。有一天他确实会离开她，但不是她们想的那样。当心脏病如我所愿地把他永远带离这个世界时，他才会离开老婆，让她成为一名富有的遗孀。”

马丁之所以如此恶毒，部分原因是梅普斯并不只是个不知名的对手。马丁认识这个人，而且远远不只是点头之交。他们常在戏剧演出和针对赞助者的试演会上碰到，马丁和埃德娜还去过梅普斯家，那是位于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幢粗石大宅邸。那次去是为了帮助艾弗里特·昆顿滑稽剧团公司，他们失去了长年在谢里丹广场的办公室，需要找新的地点。“你付两百美元吃顿晚饭，看一场不对外开放的表演，”马丁回忆，“然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你再写一张一两千美元的支票。晚餐还可以，葡萄酒只是及格，但昆顿是个天才。我反正会捐钱，而埃德娜也很乐意去看看他们的房子。他们带所有人参观了那幢房子。没去看地下室或阁楼，但拖着我们去看了所有的卧室，主卧室里有一幅画，是海景。”

“我猜不是透纳 [3] 的作品。”

他摇摇头。“那幅画只是过得去而已，”他说，“跟葡萄酒一样。画里只是一艘普通的船。唯一不寻常的地方，就是那幅画是歪的。”

“真是带屎！”

他抬了抬眉毛。“我倒没那么在乎这点，”他说，“不过看到一幅画挂歪了，总归有点奇怪。跟周围的井井有条很不协调。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是那种会在别人家里把画给扶正的人。”

“可是这次你去扶了。”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伯尼，有某种东西让我待在那儿，走到那幅画前。你知道柯勒律治 [4] 的那句诗吗？‘如画中之船静待，静待在画中之海。’”

我知道那句诗——其实是两句——是出自《古舟子咏》。不同于高中英文课里其他非读不可的不朽作品，这首诗我还真挺喜欢的。“‘水，水，四处都是水，’”我也引用这首诗回他，“‘所有的甲板都干缩；水，水，四处都是水，却无一滴可饮。’”

他赞同地点点头。“大部分人都以为最后一句是‘没有一滴可饮’。”

“大部分人都记错了，”我说，“大部分时候、大部分事情都是如此。那幅画中之船真的静待吗？静待在画中之海？”

“没错，”马丁·吉尔马丁说，“不过精彩的是画的后面。”

[1]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主要创作描写中低阶层的现实主义小说。《新寒士街》为其代表作之一。

[2] 参见《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3] 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描绘了夜晚的海景，名为“Fishermen at Sea”，评论家称这幅画“总结了十八世纪所有艺术家对海的表达。”

[4]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湖畔诗人”的代表之一。

2

“嵌入式保险柜，”卡洛琳·凯瑟说，“他把那幅画扶正，感觉到后面有东西，结果是个嵌入式保险柜。”

“没错。”

“马丁的想法，”她说，“他邀你去吃午餐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抽空去河谷区一趟，进入梅普斯的房子，打开那个保险柜。”

“我宁愿相信这不是那顿午餐的重点。毕竟，我们是朋友。你不认为他会很乐于跟我聚一聚吗？”

“那还用说，伯尼。如果我是哪个豪华俱乐部的会员，我天天都会邀你一起吃午餐，但眼下，恐怕最豪华的也不过就是现在这样了。”

我们在卡洛琳的店“贵宾狗工厂”里，我的巴尼嘉书店位于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的东十一街，和她只隔了两个店面。今天是星期三，平常这时候我们应该在巴尼嘉书店吃三明治，前一天才该在她的宠物美容院吃午餐。但因为星期二我跟马丁碰面，而星期一我跟卡洛琳又在书店吃过午餐，所以今天轮到她当主人，我负责买食物过来。于是，我去“坎大哈二人组”店里买了两张皮塔饼和两份不知道是什么的配菜，那是一家百老汇大道街角上新开的店。他们店里唯一的无酒精饮料是一种看起来很恐怖的蓝绿色液体，里面加了开心果调味，所以我在隔壁买了两罐可乐。

“好吃，”她说，“不过你觉得会有多地道呢？我是说，阿富汗会有皮塔饼吗？”

“有关系吗？我是说，北京有墨西哥卷吗？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有意大利比萨饺子吗？”

她明白我的意思。毕竟，我们在纽约，这里有一半的墨西哥卷摊子老板是华人，而大部分的比萨店是阿尔巴尼亚人经营的。“你说得没错。”她说，“我们再说说马丁。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太寻常，对不对？通常他找上你的事，都是去偷他朋友家，好让他朋友拿保险补偿金。但这个梅普斯听起来不像他的朋友——”

“除非你觉得带屎是个亲昵的称呼。”

“而且我想那人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偷。那保险柜里有什么？”

“现金。”

“马丁怎么会知道？别告诉我当时保险柜没关。”

“如果没关，”我说，“他自己就能把钱拿走。其实也不会，因为当时他跟梅普斯还没有任何过节。他根本没怎么注意梅普斯，只是总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和骗子，但那是在马丁遇到玛里索之前很久的事情了。”

“她当时说不定还在波多黎各的首府圣胡安念高中呢。”

“其实是在奥克蒙。”

“管他是什么。奥克蒙？奥克蒙在哪儿，伯尼？”

“宾州。就在匹兹堡旁边。”

“费城也就在匹兹堡旁边。”她说，“他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现金？”

“梅普斯无意间泄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总之是暗示他偶尔会收到现金，而且不会存进银行或记在账簿上。”

“我现在都很少收到现金了，”卡洛琳说，“现在大家几乎都用信用卡交易。这样也好，因为信用卡不像支票那样会退票。你常收到现金吗？”

“如果不到十块钱，几乎每个人都会付现金。前几天我卖了一批书，总共四十八块零几毛，那家伙给了我一张五十元钞票。不过这种事很少见。”

“什么很少见？一笔生意四十八美元？还是收到现金？”

“都很少见。如果是特价桌上的书卖了两三块钱，有时候我就把钱收在口袋里。不过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输入收银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偷自己生意上的钱。店里的收入我尽量如实记载，也乖乖报税。”

“因为你的另一份工作是免税的。”

“偷窃这一行就是这样，”我说，“不必缴税，而且不必做什么文书工作。”

“那养老金的问题我就不问了，伯尼。总之，梅普斯是做哪一行的呢？”

“他是医生。”

“病人都付他现金吗？”

“不完全是，不过会有很大笔的现金。”

“可是大家都有医疗保险，”她说，“谁会付现金呢？”

“我就没有医疗保险。”

“哦，是啊，我也没有，伯尼。我们是自己开店的，医疗保险的保费会让我们破产。好在我的健康状况不错，很少需要看病，但如果非找医生不可，我就开支票。这样至少可以扣抵税额。”

“是啊。”

“当然啦，说不定梅普斯是那种老派的医生，”她说，“就像我在史蒂文森城看的那个。不需要预约，就像去查巴 [1] 一样，直接进去拿个号码牌就行了。基本收费是十五或二十美元。不过那家伙是个圣人，伯尼，而梅普斯听起来不太像是封圣的候选人。”

“的确不像。”

“那他是什么样的医生？”

“做整容手术的。”

“你是开玩笑的吧？他替人家整鼻子，还收现金？”

“据马丁的说法，”我说，“大部分整容手术是选择性医疗项目，保险公司不会报销的。如果你想隆胸、抽脂或整鼻子，就得自掏腰包。”

“或者从自己的支票账户里扣钱，因为如果我花了这么一大笔钱，那至少希望能抵减税额。那些手术费还是可以抵税的吧，即使是选择性的？”

“我想是吧。”

“所以呢？”

“口袋里有那么多现金的人，”我说，“都希望付现金时能避人耳目。比如，只是每年从你生意的年收入里刮走小小的十万美元。”

“这花招在我的店里可行不通。我的意思是，只从收入表面刮走一小层可不够，伯尼。十万美元得挖穿岩床，到地球中央去了。”

“我只是打个比方。”

“绝对不会是狗美容业，我明白了。”

“你有那么多现金，”我说，“会拿来做什么？你可以为老婆买条钻石项链，没问题，但接下来你大概没法为这条项链投保，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人来问你买项链的钱是哪儿来的。如果你是收藏家，那当然就没问题了。你可以买邮票、钱币和珍本书，长期买下去，全都付现金，而你的嗜好会吸掉你每一分多余的钱。不过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用来做整容手术？”

“你必须开一张支票给医院，”我说，“才能用来抵减税额，不过也许医生会让你知道他不介意收现金，甚至如果是现金的话，还可以少收一点。这样双方都占了便宜。”

“很棒。”

“太棒了，”我同意，“而且，我猜梅普斯有一些熟人，要不是我自己也时常游走在那一侧，我会说那些人是站在法律对立面的人。”

“罪犯。”

“总之就是那一类的，没错。根据马丁的说法，如果有个黑道老大需要动非法手术，就会去找梅普斯。”

卡洛琳一脸狐疑。“非法手术？你指的是堕胎吗？上回我听到时，堕胎还是合法的呀。”

“但是如果你有个枪伤要缝合，”我说，“你得找个不会向警方报告的医生。或者如果你拿着一张通缉犯海报走进诊所，要求医生替你整得不像照片里的人，顺便替你去掉某些警方提到的刺青或特殊记号……我想梅普斯这类病人接的不多，但我敢打赌他们付很多钱，而且不会用万事达卡。”

她想了一下，点点头。“总而言之，”她说，“他收了不少现金，而且藏在保险柜里。”

“马丁觉得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是怎样的呢，伯尼？”

“我估计他收了很多现金，”我说，“而且他在那个保险柜里藏了一些东西。如果不是现金，也一定是值得藏的东西。总之，我知道他有个保险柜，而且知道在哪里。我甚至还知道保险柜前挂的是一幅什么画。”

“画中之船航行在画中之海。”

“画得很糟糕的船航行在画得很糟糕的海上。”

“你觉得那个保险柜好开吗？”

“嵌壁式保险柜？我还没碰到过真正难开的。如果他有个特别难开的嵌壁式保险柜之母，好吧，那我就得把它从墙上撬下来，带回家慢慢研究。这就是嵌壁式保险柜的特色：可以拆下来。否则它们当初就没法嵌进墙壁里了。”

“你要去偷吗，伯尼？”

“我告诉马丁我得考虑一下。他很希望我去偷，还要求跟着去，甚至说他愿意放弃他那一份。”

“他要忘记什么？”

“是放弃，不是忘记。照理说他提供信息是可以抽成的，如果他跟着去，还可以再分一份。不过他说他愿意跟着我去，但分文不收。当然他大概知道我不会答应让他一起去，不过这是为了表明他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去偷。他在乎的不是钱，只是想看到科兰多·梅普斯狠狠损失一把。那个保险柜里的东西，不是现金就是珠宝首饰之类的，所以应该没上保险，一旦被偷可就是那位好医生的直接损失了。”

“你觉得梅普斯真带了那么多屎吗，伯尼？”

“这个嘛，我想他不是什么天生高尚的人，至少是个无赖，说不定还是个流氓。马丁有理由憎恨他，因为他在马丁还没玩腻时，就抢走了他手上的妞儿。就我个人而言，我跟梅普斯医生无冤无仇。他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以后也不太可能，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可以让他抢。”

“我也没有。”

“不过我偷东西不必非得因为我恨那个人。我从来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我知道那本来就是违法的。”

“你说过那是性格上的弱点。”

“没错，也许我该针对这个弱点做些什么。或许有朝一日我会的。”

“不过不是今天，对不对，伯尼？”

“没错，不是今天，”我说，“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

“后天是什么日子？”

“星期五。”

“谢谢你，伯尼。如果没有你这个朋友，我就得去买本日历了。星期五会发生什么？”我没开口，看着她，卡洛琳拍了一下额头，说，“啊，你打算在那天动手，星期五晚上吗？我猜这意味着那天晚上在‘饶舌酒鬼’你会点巴黎水。”

我们习惯每天下班后在附近的酒吧碰面喝一杯，庆祝辛劳的一天终于结束，从洗狗和卖书的高压中解放出来。偶尔碰到我稍晚要去工作时，我就只喝巴黎水。平常我的解药是苏格兰威士忌，配什么喝都行，但是可惜呀，配上偷窃就不行了。

“不过没关系，”她说，“因为那天我不会去饶舌酒鬼。”她昂起头，挤挤眼睛，“我有个约会。”

“是跟我认识的人吗？”

“不是。呃，我不该这么早下结论。说不定你认识她，但我不认识。”

“你在网上认识的。”

“没错。”

“哪个网站？‘相约女同志’？”

“这个网站最棒了，伯尼。和‘女同之友’相比，他们过滤掉了更多十来岁的男生。说起来，未成年小伙子和女同性恋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着迷？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他们没兴趣。”

“你是说，你不会幻想自己是十五岁小男生，或者幻想跟他们鬼混？”

“奇怪的是，”她说，“我从来不会。伯尼，你也曾是个十五岁的小男生。”

“当时还没有电脑约会和网络聊天室。”

“是啊，但已经有女同性恋了。你那时对女同有幻想吗？”

“我当时的确有幻想，”我说，“不过应该和女同无关。在女同被广泛关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我的幻想生活很丰富，不过就我记忆所及，里面没有女同。”

“我只是想到了一个画面：在这种聊天室里热情交谈的两个女同，撤除所有防备，告诉对方自己想做什么、会怎么做，而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小男孩。这让我想到了一些事。”

“什么事？”

“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小鬼。我是说，他们可能很疯狂，不过并不笨，对吧？”

“所以呢？”

“所以难道你不认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线上哥们儿跟自己一样不是女同吗？如果他们明知道，却还是玩下去，那目的是什么？”

“开心啊。”我提议道。

“我想是吧。总之，在‘相约女同志’上这类恶作剧就少得多。那边不聊天，只能发帖。点了帖子，你就订了一个约会。”

“那这次是什么，你的第四次约会吗？”

“只是第三次，伯尼。一星期前有个约，一切都安排好了，结果她取消了。”

“临时怯场吗？”

她摇摇头。“温暖的回忆召唤了她。她跟前女友决定还是再一起努力试试看，所以就取消了约会，之前她还说她现在自由自在、不受拘束了，前一段感情太恐怖了，她再也不想看到那个贱货了。如果她打算吃回头草，好吧，那我很高兴没和她浪费一个晚上。”

“很有道理。”

“我星期五要约会的那个人，”她说，“是个律师助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在商业不动产交易中代表业主。”

“她可能为了听起来比较刺激讲得稍微夸张了点。”

“所以她的工作就没什么魅力。但日复一日地洗狗也不能让你登上《名利场》杂志封面。总之，她似乎还挺有意思的。当然，没有照片的话，也很难知道对方能不能吸引你。”

“‘相约女同志’上没照片？”

“这也是避免小男生来搅和的方式之一。你可能会认为贴照片才比较好，因为他们不能传自己的照片上去，可是他们会从别处下载别的照片来用。”她翻了个白眼，“十来岁的小男生彼此发送裸体女人的照片，假装自己就是那个女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她叫什么名字，你要碰面的那个女人？”

“如果我们合得来，她或许早晚会告诉我。不过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彼此的网名。她叫‘鬈发小妞’。”

“或许她不会穿一身打猎装出现。”

“我想这个网名其实是有点反讽意味的。她不是那种很有女人味的人，不过也不是开大拖车的那种类型。”

“介于两者之间。”

“没错。”

“我不是那种很女性化的女同，可是我在办公室能装出那个样子。”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伯尼。我感觉她还挺有趣的。这个晚上就算不浪漫，至少也会很好玩。所以，我还真期待星期五的到来呢。”

“我也是。”我说。

[1] 查巴（Zabar’s）创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在已经成了众多纽约居民依赖的食品店。

3

我回到书店开门营业，比起一个在商业不动产交易中代表业主的律师事务所里的律师助理，我的这个下午不会有更多刺激。“鬈发小妞”这一天肯定赚得比我多，而且我敢打赌她有医疗保险。

我大约六点打烊，把放在外面人行道上的特价书桌搬进来，确认了拉菲兹的食物碟里有猫饼干、水碗里面还有新鲜的水，而且厕所的门半掩着，好让它能使用马桶。我在饶舌酒鬼跟卡洛琳碰面，我们和平时一样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她的加冰块，我的加苏打水。玛克辛端来了酒，我们举杯——敬犯罪，大概吧——然后各自喝了。第二轮喝到一半时，卡洛琳问我晚上要不要去她家一起看电视。今天是星期三，她说，晚上会播出《白宫风云》和《法律与秩序》，配上从“湖南盘”叫来的中餐，边吃边看电视，那可是完美极了。

“不行。”我说。

“你有约会吗？”

“我记忆中上一次约会，”我说，“是一○六六年。”

“黑斯廷斯之役？”

“如果我参加了，”我说，“那我一定是在战败的哈罗德那一方。我上次约会就是这个下场。”

“你可以试试网络约会，你知道的。”

“是啊。”

“伯尼，就算你不试网络，也总会遇到意中人的。只是时间问题。”

“等我遇到意中人，”我说，“我早就忘了该怎么约会了。不，我今天晚上没约会。我得去工作。”

“今天晚上？我还以为你预定星期五上工。”

“今天晚上也去。”

“可是你喝了酒。”

“反正我又不是一个人喝酒，对不对？”

她皱起眉头。“伯尼，你出去偷东西前向来不沾酒的。这是你坚守的原则，而且好像是唯一的原则。”

“我还从不跟医生玩牌，”我说，“也不在店名叫妈妈的餐馆吃饭。 [1] ”

“也不在你偷东西之前喝酒。”

“也不在我偷东西之前喝酒。”我赞同道，“我得说，这是我的三大铁律。”

她想了想。“你今晚要工作，可是不牵涉闯空门。”

“我不能开门，”我说，“也不能闯进去。”

“你是要去给人估价吗？”

我的二手书生意有时候得在晚上进行，有时是应某个客户的要求去替他们的藏书估价，以便评估保险金额，或是给某个可能的卖家开价。不过今天晚上不是要去估价。

“是跟偷东西有关的事，”我说，“需要脑子相当清醒，但不必滴酒不沾。我要乘地铁去河谷区，看看梅普斯的家。”

“事先勘查。你需要同伴吗？”她皱皱眉，“可是我九点前得赶回来。理由听起来会很愚蠢，但我真的不想错过《白宫风云》。”

“不愚蠢。反正今天晚上会很无聊，我只是要看看那幢房子，在附近转一转。”我端起酒杯，看着杯中怡人的颜色，“星期五我倒是可以带个同伴，不过你已经跟‘鬈发小妞’约好了。”

“慢着。我还以为马丁要跟你一起去。”

我摇摇头。“他想去，但我不可能带他一起。你别忘了，他认识梅普斯。如果他在那一带被人看见，如果整个窃案有任何扯上他的地方——”

“你打算找我一起去？那为什么不开口呢？”

“呃，我一发现你有约会……”

“怕我会取消对吧？我现在还是可以取消的，写个电子邮件给‘鬈发小妞’说我临时有事就行了。”

“不，不要取消。这是你第三次通过‘相约女同志’约会，而人人都知道无三不成礼。何况，对于把你扯进我的犯罪行动中，我一直有点小小的愧疚。”

“只要我们不被抓住，”她说，“你就没什么好愧疚的。”

“主日学校里可不会这么教你。”

“太可惜了。”她皱起眉头，“几点？”

“我真的不希望你取消约会。”

“这点我明白。你打算几点动手？”

“不知道，还没决定。梅普斯夫妇有大都会歌剧院的戏票，八点开演，所以他们最可能在七点左右离开家。”

“你就打算那时候去吗？”

“不，那对我来说有点太早了。我大概会九点左右出发。他们要看的歌剧是《唐·乔瓦尼》，总共要演将近四个小时，等他们回到家——”

“我可以去。”她说。

“可是你和‘鬈发小妞’的约会——”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星期五不来饶舌酒鬼了吗？我跟她约了六点十五分在阿尔贡金饭店的大厅见面。这样约会结束后，我还有大把时间回家换上牛仔裤和球鞋，跟你到约好的地方碰面。”

“要是你们见面很谈得来呢？”

“那我们去河谷区的路上，我的表现或许会比之前来过一场彼此讨厌的约会要更好。所以呢？”

“我指的是真的很谈得来，”我说，“然后决定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决定去，呃——”

“去做十五岁小鬼在聊天室里梦想的一切。放心吧，伯尼，那种事不会发生的。”

“可是如果你们彼此都很喜欢对方——”

“如果真的如此，”她说，“我也真心这么期望，虽然天知道，概率实在太低了。但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我们会喝第二轮酒，然后我们会告诉彼此这次碰面有多愉快，接着我们会握手，或许握到最后还会偷偷捏捏对方的小手。之后我们会在网上相遇，安排下一次的晚餐约会。”

“听起来很复杂。”

“可比跑去‘卡比洞’拖着某个醉鬼回家要简单得多。”她承认，“但大部分时候，这种约会很难碰到合得来的人，你只能独自回家；而要是你走运，最后你会跟谁共度此夜？还不就是那种去女同酒吧让人钓的女人。”

“哦。”

“伯尼，我猜我会做的，就是和‘鬈发小妞’喝两杯酒，然后回家路上买份烤鸡，回来跟猫一起分享之后就去‘卡比洞’混一夜。不过我宁愿跟你去河谷区。你真的需要同伴吗？”

“唔，我想开车去。今天晚上乘地铁没问题，但如果手上拿着不属于你的东西，公共交通工具可不是最安全的方式。”

“你需要我。”她说，“万一你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呢？”

“我也这么想。”

“我们是商业伙伴，”她说，“我是你的帮手，就跟以前一样。而且当然，我不会透露只言片语，可是这样一来，‘鬈发小妞’就会注意到我有种神秘的气质。”她咧嘴笑了，“所以，这能有什么坏处呢？”

[1] 出自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的《漫步荒野》。

4

其实我也不是真有必要先回家一趟，就穿着那天早上的衣服也没问题。乘地铁没有服装规定，河谷区也应该不会有，我只是希望避免引起注意，而我身上穿的卡其裤和马球衫唯一可能会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衣着品位不怎么样。

现在是春天——我可能没提过——如果傍晚气温降几度，我穿短袖衬衫可能会觉得冷。就算不冷，反正我也在饶舌酒鬼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多耗点时间让酒力消退也没坏处。接下来的工作不需要清醒的头脑和迅速的反应。尽管这任务本身完全合法，却是另一个犯罪计划的一环。从饶舌酒鬼到地铁站的路上我吃了片比萨，觉得应该有醒酒效果，但双重保险有什么坏处呢？为什么不回一趟家，甚至在家里弄杯咖啡喝呢？

结果，醒酒效果没那么好，不过这事不可能预先知道。我回公寓拿防风运动夹克，那件夹克是黄褐色的，比我裤子的颜色要暗一些，穿上之后，我就成了个标准的寻常百姓、路人甲，看起来无可挑剔，而且奉公守法。

我的公寓在西端大道和西七十一街交会口的一幢战前建筑里。我的生活大半都在格林尼治村——当然，我的书店就在那里，位于东十一街，从我们的店往南、再往西走不到一英里，就是卡洛琳位于阿伯巷的公寓。她每天步行去店里工作，我常想着如果自己也能走路去工作一定很棒。我猜我其实也可以步行，但这样的话就得花上两个小时，目前看来这似乎不是个好主意。

搬到格林尼治村似乎也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根本不可行。我现在的公寓有房租上限管制，所以我的租金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如果我放弃这里去市中心租一户类似的公寓，得花至少三到四倍的钱。或者，如果我的夜间活动真让我赚了一大笔，我就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合作公寓或共管公寓，然后每个月付的管理维修费就约等于我现在的房租。

何况，我已经习惯这个地方了。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一套简朴的一室一厅公寓，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巷子另一头的公寓，我也从没费事去改善公寓里的陈设和装潢。

呃，慢着。刚才说的不太对。我搬进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壁炉两旁做了一个嵌入式书柜（偶尔有人来访时，她们都会问那个壁炉真能用吗。不，我解释，壁炉退休了）几年后，我做了第二个改动——在卧室的壁橱后面做了个隐藏夹层。我偷来的东西就先放在那里，再设法慢慢处理掉。我紧急救命的钱也放在里头，有五千到一万美元现金，还有两本护照，其中一本是真的，另一本则伪造得相当高明。

此外，当然，我还收藏了一些凿子、探针之类的物品，人们通常称之为盗窃工具。除非你有锁匠执照，否则仅仅持有这些工具，就足以让你去纽约州北部的监狱当州长的客人。偶尔我也会想是不是要弄一份锁匠执照，这样就可以避免因持有盗窃工具而被捕。但受理证照的人如果在申请书上看到我的名字，可能会暗自偷笑，说这根本不可能——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或许发执照的部门不会去比对一份曾被定罪的大师级窃贼的名单，但若果真如此，那这个考核制度就是有瑕疵的，这不是太令人震惊了吗？

我冲了杯咖啡喝，然后走到壁橱去拿防风运动夹克，八点左右我下了楼，走到西七十二街和百老汇大道交会口去搭乘IRT西区地铁。我两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裤兜里则装着我的盗窃工具。

我以性命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我猜一定是习惯成自然。我正要去工作，即使我知道工作内容完全只限于事先勘查。但人们去工作时都会随身带着吃饭家伙，而我正是这么做的。

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才意识到我带着工具。我考虑过回家把那些工具放回原处，又觉得为此专门跑一趟也太蠢了。没人会把手伸进我的口袋，唯一可能这么做的就是我自己。我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所以警察不会有理由搜我的身。我又没在后裤兜里插一把装满子弹的枪满街乱跑。我身上带着的是盗窃工具，仅此而已。而工具又不可能突然跳出来自首。

河谷区属于布朗克斯，但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必觉得羞愧，因为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守住这个秘密。在报纸分类广告的售屋信息里，河谷区的待售房屋清单自成一区，就跟在曼哈顿后头。而布朗克斯的信息，则要到很后面才能找到。

地铁驶到了曼哈顿北端，轨道开始升上地面，因此如果你望向窗外，就可以看着列车穿越哈林河，碾过国王桥，进入河谷区。如果你真的望向窗外，绝不会看见一个广告板宣布“河谷区——布朗克斯的一部分，且引以为荣！”这可真是绝妙的广告语，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急着用。

当你在最后一站西二四二街下了车，迂回着往南再往西，沿曼哈顿学院大道——街名的由来是因为这条路就环绕着曼哈顿学院那爬满常春藤的校园——前进，你简直会以为自己身在曼哈顿。“曼哈顿社区学院”位于曼哈顿岛的特里贝卡区，而“玛丽蒙特曼哈顿学院”则在东七十一街，另外你会发现“曼哈顿音乐学校”是在百老汇大道和西一二二街交会口。这些学校的校名中都有“曼哈顿”，也的确都位于曼哈顿，但奇怪的是，“曼哈顿学院”位于河谷区，而河谷区明明在布朗克斯。

啊，对了。奥格登·纳什 [1] 曾在七八十年前写过：搬去布朗克斯吧？／不，谢了！七八十年前，布朗克斯就没有受到尊重，而且多年来这里的形象并未有所改善。河谷区拥有美好的古老粗石屋及知名的大学预科“河谷区地区日校”，可想而知，它自然不愿意与布朗克斯的某些地带相提并论，比如阿帕契堡 [2] 。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寻找梅普斯家的房子，然后暗暗后悔身上没带地图。我家里有一本海格斯托姆地图公司出版的纽约五个行政区地图集，我用它研究过河谷区的地图，规划过路线，不过这会儿手上如果有那张地图的话会更方便。那本地图集号称是“口袋本”，但我看除非你是袋鼠，才会有那么大的口袋。我考虑过把那页撕下来，但我实在是个爱书人，不能只凭一时冲动就把一本有用的书分尸。我有一张曼哈顿的折叠地图可以随身带着，但带了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河谷区的居民可能会希望被划入曼哈顿，但其实河谷区根本不在那张地图上，地图公司可清楚得很，河谷区在布朗克斯。

地铁站所在的百老汇大道上有两家便利店，或许其中一家会很乐于卖给我一张布朗克斯的地图，只要我答应不声张自己的购买地点。但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要买，等想到时又已经在漫长曲折的曼哈顿学院大道上走得很远了，远得都迷失了方向。如果回头去买张地图从头再来，那就太可悲了，于是我继续走下去，在德拉菲大道右转，然后在二四六街左转，于是来到了亨利·哈得孙街，这里离哈得孙河不远。我继续朝河边走，经过了几条我记得在地图上看到过的街道，不时转错个弯，不过这是熟悉这个区域必需付出的代价，这不就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吗？

然后我从名称颇具诱惑力的犁人树丛巷再往北走了一个街区，来到德文郡小巷。河谷区属于丘陵地带，而德文郡小巷就位于上坡处，街道东边有许多独幢房子——梅普斯家就是其中之一，位于坡顶。这些房子都很大，矗立在占地甚广的庭院里，草坪往下斜向人行道。那些草坪看起来很陡，无法用割草机修整，约三分之一的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以常春藤或富贵草取代一般的草皮。不过梅普斯家有草皮，而且看起来照料得很好，他家的灌木也修剪得很齐整。说起来，他是个整容医生，对吧？本来就该把事物改造得更具美感，不是吗？他自己可能没有修剪树篱的大剪刀，但他一定会确保它们都被修剪得很好。

从我站的地方看不见哈得孙河，即使沿着车道往坡上走，来到屋子旁，也只能看到一条细细的河流。从房子一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更多，而在二楼或三楼就可以看个清楚了。人类灵魂中有一种莫名的想看到水的渴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家里有水族箱。不是因为鱼，而是因为水。我知道德文郡小巷这里的住户不必瞪着装满孔雀鱼的鱼缸，因为他们能看见哈得孙河。

我回到房子前方的车道，在那里我只能看到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的豪宅，一时之间也足够我看的了。那是一幢大房子，不过整个街区的房子都很大。有几幢是红砖造的，有两幢是都铎式的半木制灰泥建筑，其他都是岩石材质的，让你想到城堡也是用这种材料建的。德文郡小巷的房子不是城堡——我没看到任何护城河或可以拉起的吊桥，连一道升降闸门也没有——但仍感觉得到某种明显的城堡气氛。那些房子让人感觉内容充足，这一点对我而言当然很完美；但它们似乎又是无法攻破的，这对我来说就不是好事了。没有人进得去，那扇庞大橡木门中央的狮头黄铜门环咆哮着。想都不要想，一扇扇巧妙镶着金属带的窗子低吼着，没人能进得去，快回家吧。

那些金属带表明这幢房子装了防盗警报系统，前门的雷布森锁下加装的一个盾形牌子告诉我这个防盗系统是凯尔格保安系统。我对凯尔格很熟悉，还买了一套以提高自己的熟悉度，而这种熟悉并未让我鄙视这套安保系统，只不过不愿尊敬。我无法绕过这个系统，除非带一把电钻，但那会比警报本身引来更多注意。一旦我进到屋里，就可以关掉警报系统，我知道怎么关，但我得进去才行，而凯尔格系统这会儿正得意地坐在那里，告诉我进入诺克斯堡 [3] 可能还要容易些。

话说回来，没有什么地方是进不去的。我从没去过诺克斯堡，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我甚至不确定里面是否真的有黄金，你能确定吗？）不过我确定要进去是有可能的。当然不会容易，不过“容易”和“不可能”之间可是隔着一片汪洋。

梅普斯家不是诺克斯堡。可能有点棘手，但还是能进去。办法总是有的，我就是打算先来看看，找出方法，这样星期五我就知道该怎么动手了。

不过现在我要先走回犁人树丛巷，绕着这个街区走一圈。我已经站在梅普斯家前面好几分钟了，可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如果有人看到我，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看到我离开，而且绕上一圈后，我可以对这一带有个完整的概念。

我花了五到十分钟，回到那幢有修整过的草坪和灌木的庞大岩石住宅时，一切看起来和之前一样，同样的窗子里亮着同样的灯。我无法分辨是否有人在家，因为几乎所有住独幢房子的人离开时都会习惯性地把灯打开，免得一片黑暗的屋子会招来小偷。（对小偷来说，完全没开灯的独幢房子就表示屋主在家睡觉，不过不可否认，这招只有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才管用。）

住公寓的人出门时则通常会把灯关掉，他们有很合理的推测：如果小偷想进去，是不会在乎屋里是否开着灯的。住公寓难免要承担偶尔被偷的风险，不过高额电费账单可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而且每个月都会来一张。

不过，住独幢房子的人觉得自己更容易遭小偷，并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以前你看到独幢房子灯亮着一整夜，清晨四点都还亮着，就知道屋里肯定没人，但现在家家都有电灯定时器，电灯开开关关，好像真有人在家一样。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游戏的一部分，一个家庭版的军备竞赛。更好的锁和更复杂的警报系统层出不穷，而像我这样的坏蛋就不断设法破解那些锁和警报系统。同样的技术可以用来加固一道门，也可以促使我这种人找出新方法去破解。

梅普斯家里有人吗？无论他们如何聪明地设定家里的电灯，要弄清这一点还是有办法的。我可以打电话过去，看他们会不会接。不过语音信箱和电话答录机会混淆真相，转到答录机也不表示没人在家。下一步就是去按门铃。即使他们不来应门——如果是半夜的话，他们当然不会来开门——屋里有人你也可以察觉到一些迹象。他们会打开一盏灯，四处走动，制造出声音，然后小心又勤奋的小偷就会暗自溜走，改天再来。

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依靠逐渐锻炼出来的直觉，只要站在一扇门前，你就能感觉到门的那头是不是有个活人。这种直觉不是万无一失，而且会受某些力量左右，比如不耐烦或满怀希望的思绪。但那种直觉是存在的，你慢慢地就能学会掌握它。

直觉告诉了我什么呢？

它告诉我，眼前这幢房子是空的。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这个结论，也没有合理的论据指出屋里没人。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但有没有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来这里不是要闯空门的。星期五会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届时我不需要直觉告诉我房子是空的，因为歌剧《唐·乔凡尼》可以确保这一点。而且到时我有个助手随行，还有辆车载着我和助手，以及我们稳稳到手的战利品迅速而安全地脱身。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琢磨出星期五该怎么进入这个该死的地方。

我首先做的事是检查窗户。我已经看到了一楼（来自英国或欧陆的小偷会称之为“地面楼层”，因为他们的文化是从一道楼梯的顶端开始计算楼层的，而不是从楼梯的底部开始算）窗户上的金属带。不过，有时某些屋主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会在比较容易进出的窗户上安装防盗系统，而忽略那些他觉得对小偷来说太偏僻的地方。毕竟，他真的会在设定警铃前逐一关上房子里的每一扇窗吗？他可能会希望楼上角落的某扇窗就不关了，以保持通风。高一点的窗子就不装防盗金属带了，这样轻松点，不是吗？而且也同样安全，对吧？

轻松点，或许吧；安全，那可不见得。如果二楼的窗子没有凯尔格保安系统把关，弄一把够长、能让我爬进去的折叠型铝梯来不会太难。而如果这把铝梯能让梅普斯家为我芝麻开门，我今晚就可以潜入车库看看有没有可以借用的梯子。我用完了会放回去，一切保持原状。

我仔细看了一遍，知道自己不必进车库了，因为梯子也帮不了我。二楼的每扇窗户都有金属带。（还有一个可能——虽然这可能性很小——就是那些金属带只是做做样子的，就像打击率零点零一还能拿到三冠王 [4] 的可能性一样小。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你不会拿钱去赌这个。）

那地下室的窗子呢？那些窗子很小，上头的玻璃常常破了之后又没马上换新的，何况地下室又脏又乱令人讨厌，里头有一大堆蜘蛛、蜈蚣和夜间爬行动物，平常除非不得已，你是不会去地下室的，所以谁能想得到地下室的某扇窗子会成为小偷进门的路径呢？就算小偷想爬进来，他能钻得过那么小的窗子吗？他为什么会想钻进地下室呢？

地下室的窗子边缘也全都装上了同样的金属带。我很失望，但不意外，至少我不必伸长脖子卡在那里，才发现自己钻不过去。

那三楼的窗子呢？从我站的地方看不清楚，不过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恐高症，不过也没疯狂到爬那么高去闯空门。就算我能找到梯子上三楼，还能把梯子固定好，以免爬到一半梯子倒了，我也不愿意在梯子上花那么多时间，被任何附近刚好朝这里看的人发现。有很多非法的事情是旁人不经意瞥见时也看不出来的，不过其中可不包括爬上一扇三楼的窗户。

好吧，放弃那些窗户了。也放弃那些门了。剩下还有什么？

这幢房子就像同街区的其他房子，至少是四分之三个世纪前建造的。显然是战前。（Prewar这个词若是讨论纽约的房地产，向来指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论那次决战后又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就像antebellum这个词永远是指南北战争之后，antediluvian的洪水就是《圣经》里的诺亚洪水，除非你刚好住在约翰斯城 [5] 。）我猜这幢房子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有办法查清楚，不过反正无所谓。那个年代建的房屋几乎都会有煤炉，这说明房子里有专门放煤炭的地窖，所以也得有个滑道，让运煤车能把煤倒进去。

于是，这就表示滑道口会有一扇木头小门，可能在屋子的后墙上，打开的角度在四十五到六十度之间。还记得《玩伴》那首歌吗？哦，当然，这首歌跟杂志插页模特一点关系也没有 [6] 。玩伴，出来跟我玩／带着你的三个娃娃来／爬上我的苹果树／对着我的雨水桶喊／滑下我的地窖门／我们一起开心玩／永永远远。

现在都没有这种儿歌了，也没有地窖门可以让你滑下去。不过梅普斯的房子建造时是有的。现在人们都会把那道门长期锁上，通常都是用挂锁，可是一扇装着挂锁的小木门要怎么跟防盗安保系统连线呢？

这可能是个办法，不过当我绕到房子后头想找通往煤窑的入口时，就发现不必妄想了。这房子的确曾经有个地窖入口，非常确定，不过早就被废弃了，地窖口用砖头和水泥填了起来。没错，我还是可以进去，不过得用上凿地电钻，而且这玩意儿很容易惊动邻居。

见鬼。

总会有办法的，我告诉自己。这话当祷告词不错，不过细想一下，我怀疑这话并不是宇宙真理。没准就有一次没办法呢？

可是一定要找出办法。这是一幢很大的老房子，一定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角落，还有窗台和楼梯下的橱柜，以及从未有人进去过的房间。这样很好，只不过这些都在屋里，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石头，还有门，以及多得我都懒得数的窗子，而且窗子上都装了安保设备，我没法破窗而入，除非我设法让这一带停电。

我正在思索该怎么制造停电事件——更像是在胡乱猜测而不是寻找可行性措施，然后我睁大了了眼睛，看着一直在我眼前的某样东西。我之前怎么会没看到？当然，答案是我当然看到了，却不知怎的没认出来。我看到了它，知道它是什么，没认出来它所代表的意义。

它表示我曾像侠盗罗宾汉一样成功过，这就是它的意义。

[1] 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1902—1971），美国诗人，以其韵律怪异、结构奇特、含有淡淡讽刺意味的诗歌而成名。

[2] 阿帕契堡（Fort Apache），是纽约市警局第四十一分局的绰号，该局辖区位于布朗克斯南边地带，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间，这个地区充斥着犯罪、毒品、纵火等治安问题。

[3] 诺克斯堡（Fort Knox），位于肯塔基州北部的军事用地，为美国联邦政府储存黄金。

[4] 三冠王是指击打王、打点王和全垒打王。

[5] 约翰斯城（Johnstown），位于美国宾州西南方，一八八九年一场大洪水将此城几乎全毁，死亡逾两千人。

[6] 杂志插页（Centerfold)这个词主要指《花花公子》这类杂志中的性感照片，因上文提到玩伴（playmate）一词，所以有此联想。

5

转身沿车道往下走、离开梅普斯的房子，是我毕生做过最艰难的事情之一。

眼前这幢房子是一座难以攻陷的堡垒，我却有个完美的方式可以闯进去。而且我万事俱备，凿子和探针都在身上，双手也可以轻易钻入我塞在口袋里的塑胶手套。谁能说我不能因无意中带着手套和工具出门的先见之明受益呢？或许我潜意识里早就知道会有机会来敲门。现在我就该动手，怎么可以让机会溜走呢？

我之前没打过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在家，不过我觉得屋子里没人。有一篇文章提到过，屋里没人是能听得出来的，有人的房子里会有人类能量无声地穿梭。我没有这种感知能力，但我知道自己有时能感觉到有人在屋里，而这幢房子却没给我这种感觉。而且我从车库得到了确切的证明：窥视一眼，就看得到一辆又大又快乐的雷克萨斯SUV停在一侧，旁边空出的位置停第二辆车绰绰有余。

天哪，真想动手，我咬紧牙关，口水流得跟巴甫洛夫的狗似的。我指尖发抖，热血沸腾，使出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自制力才离开那里。

离开梅普斯的房子并没有关掉塞壬女妖诱人而致命的歌声。心里有个声音在提醒我，其他房子也跟梅普斯家一样，每一幢当然也有恰当的瑕疵，向一名积极进取的小偷敞开。我为什么不趁现在闯入其中一幢呢？时间允许的话，甚至可以连闯两幢。为什么不呢？

因为如果有人家失窃，这一带的每个人都会紧张起来，我告诉自己，于是就会增加星期五晚上的风险。但那个心底的声音却机灵得很，他提出有力的辩驳：在我闯入梅普斯家之前两天、隔着几户之外发生的一宗窃案，会让星期五的偷窃看起来像是连环窃案之一，这样梅普斯就成了一个意外的受害者，而不是被锁定的偷窃对象。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会想到谁跟梅普斯有仇从而去找马丁，而是会朝反方向去找线索。

闯进角落的那幢房子吧，那个声音喃喃低语，这样他们就不会仔细去查梅普斯家的窃案了。他们会以为两件窃案相关，然后监视这一带，耐心等待窃贼第三次作案。但不会有第三次了，没人想得出为什么。

你无法跟这种声音争辩，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走，我就是这么做的——低下头，双手插在口袋里，双肩防卫地前倾。那个声音还在唠叨。感谢你的建议，我告诉那个声音，然后一路走到地铁站，爬上月台，乘车回家。

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挡风夹克放回衣柜。然后站在那儿，把我的秘密夹层打开——知道方法的话，其实很容易打开——把我的小偷工具和手套塞回去。我泡了茶，坐在电视机前。《白宫风云》播完了，《法律与秩序》正在播下半集，检察官杰克·麦考伊太急于将嫌疑犯定罪，玩了个肮脏的手段。曾经一度，电视上的警察和检察官都是好人；然后有一阵子，其中一些成了坏人；现在媒体和观众都比较通情达理了，知道一个角色可能好坏兼具。

某件和剧情无关的事情让我一路看了下去，甚至让我没怎么注意剧情发展。饰演十二名陪审员之一的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我几年前交往过的一个女人。之后我没再见过她，而且完全失去了联络。

我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她。她参与过一些表演，虽然没有什么成绩。她也写作、唱歌，不过她做得最多的，也是让她能买得起丝袜和眼线笔的，就是端盘子。《法律与秩序》是在纽约拍摄的，而不是在加州，这是这出剧集中的配角和临时演员看起来像实际人物的原因之一，所以一个在纽约发展的歌手或作家或演员或女招待出现在这个剧集的陪审席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摄像机能在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我或许可以确定那是不是弗朗辛，可偏偏没有，于是我也无法确定。镜头只是偶尔扫过陪审团，每次都足以让我肯定那个人很像弗朗辛，但又不足以确定到底是不是她。然后，因为想着也许下一回镜头扫到她身上时能让我得到结论，我就一直等着陪审团的镜头，忽略了其他的剧情。

最后陪审团达成决议（他们宣告那个浑蛋无罪，所以麦考伊的道德过失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的疑问却没能达成决议。我期待会有人向法官申请，要求陪审团成员分别表明自己的决定，可是没有。反之，镜头切到扮演麦考伊的萨姆·沃特森和演另一位检察官的弗雷德·汤普森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沃特森一肚子气，汤普森则很看得开。然后就是以光速播放的片尾演职人员名单，不过没什么用，因为她的名字反正不会被列在上头。一个没有台词的临时演员通常是不会登上演职人员名单的。

于是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想着弗朗辛，其实也没多少可以想的，因为我们只约会了几个星期，最多一个月。如果我没记错，我们终于上床的那一夜成了共度的最后一夜，不是因为床上很糟糕，而是我们真的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能持续交往到最后上床，只是为了确定我们没有搞错任何可能性。一旦对彼此的性好奇熄灭，无论我还是她就真的没有理由再继续交往下去了。

我试图搞清弗朗辛和我交往是几年前的事情，最后断定最少三年前、最多六年前，只能缩小到这个范围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计算那时之后，有多少个女人走进又走出了我的生命。我不记得最终得到的数字是多少，但其实无所谓，因为不管数字是高是低，都只会令人沮丧。我的意思是，就算我在弗朗辛之后有过三十个女朋友，或者只有两个……明白我意思吗？

更令人沮丧的是，最近我似乎连玩这个游戏的劲头都没了。我根本就没站上打击区，更别说创造高的打击率了。自从上一次约会失败之后，我已经很久没试过了，上次是我跟某个傍晚时分偶然逛进我书店的女人搭讪，我提早几分钟关了店门，跟她去喝了杯酒，然后到第三大道的电影院看一票两片的电影，然后送她上出租车，从此没再见过她。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当然她也知道怎么联络我，但我们双方都没说“我再打电话给你”，也的确都没有打。她之前没来过我的书店，之后也没再来过。

而上一回我真正和女人上床是……呃，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我曾经有个认真的女朋友，交往了几个月，然后冬天时走到了苦涩的尽头，不是去年冬天，而是前年。然后接下来那个春天（也就是去年春天，大约一年前了）的某个时间，我开始发作了。

发作。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说法的，也不知道在这个方便的说法流行之前，我们是怎么形容这种状况的，或许叫“行为失调”吧。不论你如何称呼它，我对心碎的反应就是顽固地照顺序连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我每星期大半的时间都多少处于酒醉状态，但给我带来的唯一效果就是昏昏沉沉的宿醉和典型的酒后懊悔。然后我开始用一种颇为急切的态度追女人，还真追到了几个，不过我能追上的，都是任何自重的选手都不会沾的那种。最后，就是去猛偷一阵东西，在此状况下，我大概会连续两星期平均每晚闯一次空门。我制造了个人的犯罪高潮，要承担的风险简直不堪设想，但至少我没有自毁倾向。我并没有下意识地希望被捕，也没有人抓到我，而当我终于恢复清醒再度平静下来时，至少有了一笔可观的金额收在我的备用户头里面。我全身而退，至少比喝酒和追女人的下场好多了。

而那阵子之后……唔，我的性生活就像个坚守誓约的神父一样。我帮卡洛琳写了她在“相约女同志”网站上的征友广告，（“想寻找春天艳遇吗？五英尺二英寸，双眼含情，喜爱纽约，讨厌垒球，规定自己只养两只猫。我认真的关系往往以心碎或性生活死亡收场，所以来场不认真的关系如何？”）却不肯替自己写个同样的广告。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必经阶段。我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一个女人，等我准备好的时候，会自动改变散发的心灵感应频率，现在清醒地懂得要避开我的那些女人，届时就会突然认为我迷人极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告诉自己。时间，就是这样。

所以《法律与秩序》结束后，我看了五分钟本地新闻，然后把电视频道切来切去，这台看三十秒，那台看两分钟，没有被任何频道吸引，或许因为我看得不够久，没给它们机会吸引我。我想过打电话给弗朗辛，（“嗨，我今天晚上在《法律与秩序》上看到你了，我发誓我的视线无法离开陪审席。你真是照亮了整个屏幕！”）也找过她的电话号码，可是我们没约会的这几年我更新过通讯录，没留下她的号码。我伸手拿电话，发现竟想不起她姓什么，于是又把话筒放了回去。然后我又逛了一圈频道，然后关掉电视站起来。

前面所述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我接下来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但无法当作理由。整件事真是难为情，所以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只是平铺直叙地报告。

我来到衣柜前，打开那个小夹层，拿了工具和手套，穿上防风夹克，又改变主意换了件蓝色运动上衣，然后下楼走出这幢建筑。

四处徘徊，伺机而动。

6

四处徘徊。

这个词有种奇妙的特性，不是吗？乍听之下充满威胁和刺激，有种病态的迷人吸引力。曾有人发现诗人拜伦“疯狂、邪恶，伴君如伴虎”——这显然让那个浑蛋变得令人难以抗拒。你都能想象他四处徘徊的模样，不是吗？

一个小偷四处徘徊，说明他想来一次即兴发挥。现在即兴发挥广泛用于艺术领域，特别是爵士乐；一名爵士乐手充分发挥即兴时，他所演奏出的曲调和创造出的词句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会从内心深处发掘出音乐来。当我放唱片，倾听莱尼·特里斯塔诺，或兰迪·威斯顿，或比利·泰勒这些人的钢琴独奏时，我会迷失在他们用音符即兴创作的错综复杂和巧妙细微之中。

音乐家当然可以尽情即兴发挥，而我真正该做的则是待在家里，放几张我的老唱片，欣赏那些乐手们在键盘上徘徊寻觅。因为偷窃中的即兴演出就不同了，它能让你获利最小而风险最大，这生意要怎么做下去呢？

我应该指出，我不建议任何人从事这个行业。首先，这种职业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虽然我无法放弃当小偷，但这并不表示我不明白这一行卑劣不堪的本质。即使撇开这点不谈，小偷也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选择。

啊，我就先承认吧，其中有吸引人的地方。你自己就是老板，而且从来不必忍受求职面试的折磨，从来不必说服任何人你有必要的经验应付工作所需，或相反的，说你没有被大材小用。不必有人雇用你，也不会有人炒你鱿鱼。

同时，你也不必像一般商人那样不得不仰赖于你在顾客中所建立的良好商誉。因为顾客只会给你恶评，所以他们最好除了知道你去拜访过他们之外，对你一无所知。你不必去兜揽生意，不需要跟供应商打交道，也不会有贪婪的房东来提高你的店租，因为你根本没有店面。

你的生意在本质上不受国内或国际经济是否景气的影响，还有个既定的机制可以应付通货膨胀——偷来之物的价值会随生活成本的上涨而上涨——而且经济萧条也不会让你失业。（不景气的时候，竞争会稍稍激烈一点，或者一些良善公民会决定下海玩票。但没关系，生意机会还是够大家分的。）

而且，你不需要市政府或州政府核发执照，也没有工会可以参加，没有费用要缴纳，没有表格要填写。但从另一方面看，你没有养老金，而且既然你没缴税，所以也没资格享受社会保险和老人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其他有如镶在黄金岁月戒指座上的钻石般闪亮的福利。你也没有病假，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医疗服务。总而言之，一切都得靠你自己。

当然，工作时间由你自己决定，而且从来不必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即使加上调查和研究，你一个月也不可能工作四十小时。一旦你开始投入工作，时间是最重要的，而且偷窃与其他差事不同，做得久的人可不会得到奖赏。偷窃的原则是尽可能早去早回。

听起来挺好的，不是吗？即使是其中的缺点——没有养老金、没有社会保险、没有保障年薪——也都是自给自足的浪漫独行侠为了坚持在这世间傲然独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你几乎可以听到作为背景音乐的乡村歌曲，梅尔·哈格德催促你别再精疲力竭地在城市讨生活，像个男子汉一样搬到蒙大拿州去。

不过呢，也有不利之处。首先，你不会觉得自己是社会中有用、有生产力的一员，因为你显然不是。即使你可以摆脱那种拿走他人财产的罪恶感，即使你可以用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名言“财产即窃盗”来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也不能让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贡献。

一个建筑工人走过摩天大楼时可以告诉自己：“嘿，那是我盖的。”一个为医疗过失保险费不断上涨而哀叹的妇产科医生可以想想由他接生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从而感到些许安慰。厨师、妓女、酒保，甚至是毒贩，都可以在一日结束时感到欣喜，因为他们能想着那些人因为光顾自己的生意而变得好过些。

而一个小偷能告诉自己什么？“嘿，看到那幢房子没？我进去偷过东西，洗劫一空，只差墙上的油漆没偷走。像土匪似的抢得一干二净。这只是我偷过的其中一户而已……”

好极了。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因为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会被抓住。如果他们逮到你，就会把你关进大牢。

据我所知，一般人可能对监狱有些浪漫的幻想。也许你以为这下终于有机会读普鲁斯特了。也许你看过HBO的电视剧《监狱风云》，忽略了比较不那么讨人喜欢的部分，认定那种戏剧性的生活加上机智的对白非常美好。那么，把那些想法赶出你的脑袋吧。我进过监狱——只有一次，而且时间很短，感谢上帝和小偷的守护神圣狄司马斯——也确实学到了教训。

因为里头真的很恐怖。所有让偷窃变得迷人的自由全都被夺走，而且总有人来命令你。警卫凶巴巴的，狱友也不好惹。我是说，想想他们是干了什么才被关进这里的。总而言之，你在地铁D线上遇到的人都比这里的狱友高贵。

你也不会在这里阅读普鲁斯特，或《战争与和平》，或其他任何你曾发誓只要有空就一定要看的传世名著。你会有大把的时间，可是监狱里头吵得很，任何时候都很吵，一群人大吼大叫、东敲西打，还摔东西。如果《监狱风云》拍出监狱生活的真实面貌，就不会有任何机智的对白了。背景的轰隆嘈杂声会把那些对白全部淹没。

是非对错先摆一边，偷窃行为本身就是没道理的。我知道我该放弃，相信我，我试过。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少次曾发誓要戒掉。有一次我还真设法戒掉了两三年，然后我闯进一户公寓，从此又开戒了。这是一种瘾，一种强迫症，而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针对这种毛病的专业课程。我想我可以发起一个“匿名戒偷者协会”，而且都不必去找愿意出租场地供我们开会的教会。我们只要偷偷闯进随便哪个筒子楼就行。

在戒掉之前，我最多就是记住我在监狱学到的教训。不是狱方希望教我们的不可偷窃，而是另一个比较实用的版本——别被逮到。

要避免被逮到，就要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而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得每次动手前都先评估，尽可能计划周全，做好准备。比如梅普斯的房子。我事先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保险柜的位置，可能藏着现金的地方，而且我很开心地得知这些现金没有向政府申报，这意味着失窃后他很可能不会去报案。我已经确定了谁住在那幢房子里——只有梅普斯和他太太，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早就搬出去了。并得知梅普斯夫妇有大都会歌剧院的季票，星期五晚上会去看戏。我还顺便去了一趟林肯中心——离我的公寓步行只要五分钟——确定那出歌剧会让他们坐在位置上，直到接近午夜。

另外，行动前两夜我还去实地勘查了一趟。我评估了门锁和安保系统，探查了防卫设备，而且反复察看，直到找出一个通过这些设施的方法。然后我回家，准备再花两天时间细化整个计划，修正细节。

这并不表示一切都不会出错。有一句格言：凡事都有可能出错。梅普斯夫妇可能突然偏头痛，决定不去听莫扎特了。梅普斯的儿媳妇可能把老公赶出家门——如果他像他老爸一样带屎的话，天知道她还真有充分理由——让小梅普斯突然夹着尾巴收拾包裹回家，准备窝在他以前的房间里等到他老婆回心转意。我可能进门时就会发现他在屋里，而且他大学时代是运动健将，现在还定期到健身房报到，最近还刚学了武术，更能够保卫家园，对抗一个倒霉的小偷。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不过反正你懂我的意思。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该盲目向前冲，踢开你碰到的第一扇门。

反观现在的我，四处徘徊，伺机而动。我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一边口袋里装着手套，另一边装着工具。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我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我他妈的应该比谁都清楚，这种事往往会有怎样的结果。

眼下，我是在发作。我觉得难受，因为我没有女朋友，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变心情，却没有买醉或追女人的劲头，因为我多少知道这两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好处。

我叫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路口放我下车。我走在默里山一带的街道上，知道我犯了个大错，知道这不会有好下场，知道我正走向一场大灾难。

但最糟糕的是：我感觉很棒。

7

第一幢让我觉得看起来不错的建筑是三十九街南侧、公园大道靠东的房子。我在街对面研究着，断定住在里头的人衣食无忧。然后我过了街，走近了仔细瞧瞧，看到一块牌子上说这个地方是“威廉姆斯俱乐部”（这是说所有会员都曾就读于威廉姆斯学院，而不是他们的名字都是威廉）。

不觉间，我已开始考虑起来了。从正面看，我很确定那个地方是空的。俱乐部夜里不开放，留一盏灯防止有人侵入也很正常。四楼的所有窗子都像小偷的良心般一片漆黑。我知道有些俱乐部有住宿的房间提供给外地会员或有婚姻问题的本地会员，但这类房间通常都在顶楼，他们不会听到我在楼下移动的声音，就算听到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我也不认为会碰上一套达到艺术境界的安保系统。据我所知，纽约的私人俱乐部从没有人闯入偷窃，所以为什么要动用几千块的会员基金，去预防某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门上会有锁，我相信锁很好，但那又怎样？锁越好，里头的制栓转动时所带来的满足感就越强。如果每扇门都为你大开，那乐趣何在？成就感又在哪里呢？

可不光是进去的问题，你还得出来，并且还要带着战利品。我相当确定他们会有很不错的酒窖、温馨的台球室，以及藏酒丰富的吧台。可是我无法想象自己手上拿着两个瓶子醉醺醺地从里面走出来，不论那两瓶葡萄酒有多么了不起。

里面不会有一毛钱现金，私人俱乐部里是不使用现金的，甚至连卡都不需要，任何消费都只要签名，然后每个月开一张支票给他们。墙上会挂着画，肯定裱着精雕细琢、贴了金箔的画框，但那些画可能是某个姓威廉姆斯的学校创办人，还有历届校长、杰出校友、明星运动员的画像。如果你想把那些画换成现金，就得把画从框上割下来，然后把画框拿去卖，因为没有人会付钱买那些画像。

我继续往前走，多少有点不情愿，说实话，我已经想象过自己安静地走过俱乐部一个个黑暗房间所感受到的快乐——脚下是精致的地毯，或许有点旧，厚重窗帘的气味夹杂着昂贵雪茄的芳香。也许吧台后面有个雪茄储藏盒，我可以取一支到阅读室去，外加一杯陈年波尔多或白兰地。我可以坐在松软的单人皮沙发上，脚搁在成套的脚凳上，肩后有一盏灯亮着，我可以沉醉在从俱乐部图书室拿来的某本书上，然后——

回家吧，心里有个声音建议道，但我几乎听不见。

我想找一幢褐石建筑。

我指的是这个词最宽泛的定义。严格来说，纽约的褐石建筑是三至五层楼高的建筑，正面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都是以褐石建成。不过“褐石”这个字眼也可以指代用其他材料建成的类似结构建筑，包括石灰岩，甚至是砖头。

如果褐石建筑可以由外表分为几类，那么内部的类别就更是多得数不清了。很多在原来建造的时候是计划给一户人家住的，这种房子的典型特征是客厅占一整层，通常比街道高半层楼，天花板比其上的两层楼（卧室所在）或下头的半地下室的层高都要高。有的则是设计给三户或四户人家住的，每层楼住一户。（每层可住四户人家的那种出租公寓有时也会有褐石的正面，往往容易让人混淆。）

历经多年后，许多原来只住一户人家的褐石建筑都被分割给好几户人家居住，其中一些变成了以房间为单位出租，里面住了两三打房客。这类转变偶尔也在社区“绅士化”的过程中再度转换，又变为三户人家或甚至回到一户人家居住一栋建筑的状态。

默里山这一带从未显著没落，据我所知，此处的褐石建筑每层楼最多只住一户，很多甚至是整幢楼只有一户人家。有些褐石建筑的底层有商户，上面则是公寓。有的则成了私人俱乐部——我已经无意中遇到了其中之一。还有少数整幢楼都是商户，不过大部分仍然是一般民宅，比起公寓大楼更容易下手，因为一般公寓大楼几乎都有门卫或监控摄像头，或两者都有。

虽然同样穿着制服，但纽约的门卫可比不上伦敦塔的守卫那般坚不可摧。若机会合适，我很乐意去糊弄一名管理员。但今天根本算不上合适的机会。我不知道任何房客的名字，也没有将哪户公寓列入特定目标，因此我知道找褐石建筑会方便得多。

于是我四处逛着，考虑着要找哪一幢下手。

我逛了一定有半个小时，可能更接近四十五分钟。对于一个本来该是随机的选择来说，这可真是很长的时间，感觉就像是要从帽子里抽出一张票之前，先仔细摸过每一张。要了解一幢房子，光靠漫步闲逛能获得的信息极其有限，我想到的就是，我可能是想耗掉那股冲动，不断地走，直到偷窃的冲动离我而去，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没那么走运。我突然停在一幢褐石建筑前，它的正面确实是褐石所建，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东三十六街上。地下层是一家旅行社，一楼则是一家专门经营部落艺术的画廊，橱窗还亮着，里面展示的大部分是来自大洋洲的艺术品，还有四五件非洲工艺品。包括一个贝宁的青铜豹，以及一个在我未经训练的双眼看来像是非洲多贡族面具的东西。

这家画廊应该有某种安保设施，但即使门大开着，我也不会去偷。你不可能双手拿满原始部落的手工艺品走在大街上。即使是在纽约，这种行径也会惹人注目。何况，就算你能顺利脱身，这些玩意儿能拿去哪儿变卖呢？

我爬上阶梯，检查三个门铃旁的名牌。（位于地下室的旅行社有自己的出入口，在街面往下半层。）最底下的名牌写着拉迪斯拉斯·沙波画廊，另一个是F.菲尔德茅斯，最顶端的那个只标着克里利。

克里利或菲尔德茅斯，菲尔德茅斯或克里利。我得挑一个，不过暂时还不急。首先我得进入这幢建筑才行。

这幢楼有两扇门，一扇通往前厅，另一扇从前厅通到建筑内部。两扇门都装着锁，不过两个都没有什么难度。我先研究第一个，用食指的指尖敲敲那个圆柱状的锁，如果这样就能让锁弹开，我也不会太惊讶。不过锁没开，于是我拿出那串工具，在开始认真干活儿前，先往后看了一眼。

我看到一辆当地分局的警察巡逻车慢慢驶过，密切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如果他们往我这里看，能看到什么？只不过是个看似无辜的家伙，体面地穿着卡其裤和一件休闲外套，有点困难地要把钥匙插入锁孔，这不过是在街角的酒吧喝了一两轮酒（或三四轮）会有的寻常反应。这个锁太简单了，我用根牙签就能打开，因此毫不费力地解决了。我进了前厅才又往街上看了一眼，那辆警车早已不见踪影。

不过知道警察恪尽职守，还真是让人欣慰。

我花了点时间戴上塑胶手套——这个举动就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了，哪有人开自己家的门之前还要戴上手套的？然后我打开里面那扇门，不比打开外面那扇更难。我安静地关上门，站在那儿，除了街上透进来的灯光外，四周一片黑暗，我站着倾听整幢建筑里的声音。

要我说，这幢楼安静得像坟墓。

我爬了一层楼，停在菲尔德茅斯（Feldmous）的公寓门口。这个姓氏我没听过，是德文，我懂一点，只知道可以翻译为田鼠（field mouse）。克里利（Creeley）我想是个爱尔兰人的姓氏，或者是有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我不知道这姓氏的意思是什么。creel是渔夫用来装捕到的鱼的编篮，但我实在想不出跟那个姓氏有什么关系。

克里利还是菲尔德茅斯？菲尔德茅斯还是克里利？

一切条件都相同时，最好是挑楼层较低的那户公寓。可以少爬一层楼梯，而且更重要的是，出去时可以少下一层楼。菲尔德茅斯家的门底下没有透出灯光。我贴在门上听了好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听到，然后我吸了口气，按下门铃。

接下来还是什么都没听到，只有门铃的声音，我耐心等待着，正打算再按一次门铃时，没错，我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那种绊到东西时会发出的诅咒声，或许是因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所致。脚步声停了一下，然后又响起。

楼上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不知道，于是我把先生或小姐讲得很模糊。“是克里利吗？”我隔着门喊。

那个脚步声又停了，沉默了半晌。然后一个因睡意和恼怒而浊重的男声说：“住楼上。”

“哎呀，真是对不起。”出于某种原因，我装出了英国腔。

“操他妈的白痴。”菲尔德茅斯说，听起来有气无力。我走向楼梯，听到他走回去睡觉的脚步声。

上了楼，我面对着克里利家的门，把同样一套过程从头玩一遍。先确定门下或钥匙孔里都没有灯光透出，然后伸出手指按门铃。如果克里利走近的脚步声响起，我完全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会说“菲尔德茅斯先生吗？”而且不必故意讲得很模糊，因为我已经确认了菲尔德茅斯是男的。（虽然我知道可能还会有个菲尔德茅斯太太，但反正我没碰到。）

然后克里利先生或女士会告诉我菲尔德茅斯住楼下，接着我会用地道的英国腔道歉告退。然后我会下楼，不是下一层而是下两层，最后我会离开这幢楼。接下来，上帝啊，我要拦住看到的第一辆出租车回家。

可是我没听到任何脚步声。

我又按了次门铃，仍然毫无反应。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着那片寂静。

门上有三道锁。我把三个全打开了，或至少我以为打开了，但其实中间那个没上锁，所以我挑动制栓的结果是把锁给锁上了，要开门时才发现。我又挑了一次锁，把我无意中上了锁的制栓给挑回去，这回门开了。

然后我进去了。

8

多美好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种感觉，只能说此时我的种种感官比平常更敏锐，血液在血管中唱着歌，指尖因兴奋而刺痛；但我把这种感受描述得越精确，整件事听起来就显得越病态。我难描述那种让我着迷的快乐，那种结合了幸福、甚至是享受的感觉。就好像我正置身于我应该出现的地方，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这种感觉实在莫名其妙。我其实置身于我显然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法律明文规定我不许进入的地方。而且我正在做我根本不该做的事情。

但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什么感觉。

真是美妙极了。

有几分钟，我只是站在那儿，感受自己的反应，享受其中的点点滴滴。公寓里一片漆黑，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那种黑暗。可以看清后，我花了几秒钟把三道锁全都锁上。然后四处查看一圈。

一进门是整户公寓里居中的房间，是厨房兼餐室。左面，对着第三十六街的是个很大的客厅；往里则是一个几乎和客厅一样大的卧室，窗户开向一个天井，对面就是第三十五街上的建筑。这三个房间都可以作为相当不错的工作室，所以以纽约的标准来说，不管克里利是先生还是小姐，这人都有个很大的居住空间。（相对来说，一个住在伊利诺伊州莫林市郊破烂拖车屋里、领社会补助金的母亲，轻易就能拥有这么大面积的居住空间，还外加屋前的草坪和后院。）

卧室的窗子上都装了遮光帘，我拉了下来，把布窗帘也拉上。不知道克里利会不会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卧室有遮光帘，而且主人现在不在家。这样的话，我就有大把时间完成工作了。

我打开一盏床头灯，四处看了看。那张床——中型尺寸双人床，柚木制成的——铺好了，枕头也拍松过。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克里利是个女人，或者跟女人同住，因为哪个独居的男人会铺床呢？哦，我想军事训练会让某些男人养成这种习惯，但我直觉上认为克里利是女的，而且只要看一眼桃花心木梳妆台——上面有一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香水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可以确定这一点。克里利是一位女士，而且非常女性化，她的衣橱里有裙子，有上班穿的套装，以及休闲时穿的牛仔裤。

我离开卧室，把门掩着以阻隔大部分光线，但又不会完全挡住。借着泄出来的一丝光，我走过厨房，来到客厅，面对街道的前窗也透进来一些光线。客厅的窗户挂着沉重的天鹅绒落地窗帘，想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时期就挂在那儿了。我把窗帘拉上，开了一两盏灯，让自己像回到家一样。

有时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部分，你可以花上几分钟潜入另一个人的生活，这就像你潜入他家一样容易。我在沙发上伸展四肢躺一躺，在与沙发成套的单人扶手沙发上坐一坐，浏览那个小小的书架（大部分是平装本，显示书的主人时尚、世故、却节俭，不是个浮夸的人）。我慢悠悠地踱进厨房，打开冰箱。鸡蛋、培根、几种香肠，还有一些从布里克街的莫里商店买来的奶酪。没有牛奶，不过有半品脱全脂鲜奶油。没有啤酒，没有面包，没有面包圈。我注意到没有碳水化合物，想起了书架上有本已故的阿特金斯博士最后的著作。克里利女士的冰箱表明她正在实行阿特金斯博士所倡导的低碳减肥法。

从她衣橱里那些衣服的尺寸来看，成效还不错。如果她曾是个胖妞，那么一定早就把肥大的衣服捐给救世军了。

我从她书桌上的电费账单上得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其他账单和收据也肯定了这一点。我没看到支票簿，估计她放在随身的皮包里了。我知道了芭芭拉·克里利独居，而且看得出来她通常独自入睡，但她显然对未来抱着很高的期望。

我怎么知道？因为衣柜告诉我她是一个人住。如果她有男朋友会过来跟她过夜，那么为了方便起见，一定会有几件衣服留在这里，但没有。中型双人床买来时肯定是打算至少偶尔有人同住的，而从床垫一侧浅浅的凹陷，但另一侧却全无长期使用痕迹来看，她都是独自睡的，而且睡在床的右侧。

没错，我查过了。没错，我把床上的床单拉开并且摸了床垫的两侧，以感觉其坚实程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行为不是出于淫欲，而是源于一种能引起同样羞愧程度的强烈好奇心。我翻开她的寝具，戴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她的床单里。当然事后我把床重新铺好，但这并没有消除精神上的污点，对不对？

几年前卡洛琳有个朋友家里遭了小偷。不管是谁干的，那个小偷都没偷走太多东西——因为办不到，她根本没什么东西好偷——但她告诉我们，她失去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他去过我的住处，”她颤抖着说，“他碰过我的东西。我真想把我的衣服全烧掉，把整个住处罩起来进行烟熏消毒。我想搬走，想搬回内布拉斯加，你知道我有多讨厌内布拉斯加的。天哪，我觉得被侵犯了。”

我完全明白那种感觉。我自己的公寓被人很外行地乱翻过后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这个词，“乱翻”；那些笨蛋把我架子上的书全给翻了下来，在地板上散成一堆。我突然间明白了曾被我拜访过的人会有什么感想。我告诉自己那是两回事，我离开时从不曾留下一团混乱或损坏任何东西，但那又怎样？侵犯还是一样的。

啊，好吧。也许有一天我会改过自新。眼前，我还是可以乐在其中。

我得开始工作了。

有个源自陆军工兵团、后来在T恤和汽车保险杆贴纸上广为流传的标语。字句或有出入，但主旨就是：往往火烧眉毛的时候，人很容易忘记自己原本的目的。

同样，当我因为翻寻某人的家具和日常用品而浸入此人的生活，或至少窥到一部分时，我就很危险地忘了当初来访的目的。我的初衷纯粹而简单，就是贪婪。

小偷就是贪。要承认并不好受，但这个事实无法回避。如果不贪婪，我们就会诚实度日，满足于生活中的一切，但我们并非如此。我们想要更多，而我想要的——也就是让我来到这里的诱因——就是芭芭拉·克里利家里一切值得偷的东西。

她过得挺好的，从她住在这个颇为高端的地段，以及她衣橱和柜子里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来，但这并不一定表示她有我想要的东西。也许她会把钱存起来，也可能花在了旅行或奢侈品上头。也许她把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放进了银行保险箱。

我系统搜查了她的三个房间。到我准备收工的时候，得到了以下收获：一对耳环，看起来是红宝石和钻石，镶在绝对是黄金的座上；一块晚宴表，产自瑞士格劳宾登，表盘和表带是白金做的；一条漂亮的金手链，有八个或十个不同动物形状的吊饰，外加十五个作为吊饰的金币，都不是什么值钱的古钱币，但就像手链本身，值钱的是黄金；另外，在她冰箱的冷冻柜里，除了能让阿特金斯博士地下有知也颇感欣慰的许多牛排、排骨和烤肉外，还有一个棕色的牛皮纸银行信封，里头装着二十、五十和一百美元面额的钞票，共一千两百四十美元。

当然，她的首饰不止这些。有个高中毕业纪念戒指，是黄金和黑玛瑙做的，也值点钱，还有一堆耳环和手链。还有个金链子附了盒式小坠子，里面有男女各一张照片，我想是芭芭拉·克里利的父母。

纯粹从金钱的角度衡量，这些东西都值钱，都该拿，但我已经发现自己倾向于去权衡一件工艺品的金钱价值和它对物主可能有的情感价值。为什么要剥夺这个女人的高中纪念戒指和她的盒式小坠子，只为了这两件东西能为我换来的区区几块钱？这对她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对我的帮助，好像不太应该。

这会儿如果我偷的对象不是芭芭拉·克里利，而是——比如说伊丽莎白·泰勒，考虑的物品也不是一个高中纪念戒指而是条钻石项链，我才不管那是不是她此生最爱的前夫理查德·伯顿送她的，是不是每次看到这项链时，紫罗兰色的双眼总会含泪。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考虑情感价值。不过我在克里利的首饰盒里没看到什么价值连城的珍珠，所以我拿了刚刚提到过的东西，留下其他的。不是我有良心，也不是天性善良，只是比例问题罢了。

我一边搜寻一边整理，等搜过整户公寓，我确定自己把一切都恢复成了原状——当然除了拿走了几件我刚刚提过的物品之外。我临走前又看了一圈，把客厅里的灯一一关掉，拉开天鹅绒窗帘。才刚弄好，就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

见鬼。

我快速穿过整户公寓，关掉厨房灯，把床头灯捻熄。脚步声在二楼停了下来，而有那么一刻，明知不可能我还是期望楼梯上的不是芭芭拉·克里利，而是某个打算半夜拜访J.菲尔德茅斯的人。

没那么幸运。脚步声又重新响起，我听到了人类的讲话声（不然还会是什么生物呢，鹦鹉？），但听不清在讲什么。如果芭芭拉不是带了个伴回家，就是她在自言自语。好吧，那三道锁可以拖延点时间，等她打开锁，我就已经爬下火灾逃生梯了。

我掀开窗帘，又拉起遮光帘，抓住窗户把手。

那该死的玩意儿纹丝不动。

我查看是不是锁住了，结果发现更糟。那个该死的玩意儿被钉死了。显然芭芭拉（或某个前任住户）太担心会有人从逃生梯入侵，便拿了锤子和铁钉保护自己的安全。不影响通风，窗户顶端能开一道缝，但人无法钻出去，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我打算怎么办？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三楼了，显然有两个人，因为我可以听到两个人的声音。一个男低音，另一个是女高音或次女高音。可见平常独自睡在床右侧的芭芭拉找到了某个人带回家。于是今晚成了她的幸运之夜，但当然不是我的。

她开那些锁时有些困难，我很庆幸。听起来好像她和她的同伴喝了酒，对于两个决定一起回家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新鲜事儿，而她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灵巧。但她迟早会打开锁，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拉起遮光帘，掀开窗帘，现在怎么办？衣橱吗？我的职业生涯中曾两度躲进衣柜里，两次都没被发现，但不知怎的，我知道事不过三，可不能期望这次还能躲得过。

“天哪，快把该死的钥匙给我。”那个年轻的浪漫骑士说，我知道自己的时间用光了。

我朝地板跪下，钻进床底。

9

我设法不去听。

之前我已经足够热心地四处刺探芭芭拉·克里利的私人生活了，但这个不同。刚才她不在，我所做的也不过就是把她的东西搜一遍，感觉一下物主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现在，她跟我同在这户公寓里，外加那个男人。不难猜测他们现在进了门打算做什么，而除非他们热情过头把对方的衣服扯掉、在厨房里就办起事情来，否则他们就会在我的正上方做那件事。

天哪，我刚才已经回到家了，已经把我的小偷工具收好，放在秘密夹层里。我已经在家里安顿下来，本可以安然度过今夜的。为什么就不能乖乖地去睡觉呢？

但我偏不，那样就太轻松了。所以我没舒舒服服躺在自己的床上，而是塞在了芭芭拉·克里利的床底下。这儿空间很挤，等到一对身体交叠在床垫上，还会更挤。

而且只要有人朝床下看，我就完蛋了。塞在床下可没法迅速脱身，只能待在原地，等警察来把我给拖出去。

“真困。”女人说。

“是啊，你今晚会睡个前所未有的好觉。”那个男人说。

“我眼睛都睁不开……”

“如飞丸会有这种效果。”

“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住在这里，昏了头的婊子。天哪，你住得挺不错的，不是吗？你撑着点，先让我把你的衣服脱掉。”

“太困了……”

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听到了，而且听到一半时恍然大悟。那男人说的一件事——如飞丸会有这种效果——足以提供线索。如飞丸（roofie）是氟硝西泮（Rohypnol）的别名之一，这种现代医药科学的奇迹产物是一种强效镇静剂，即一般人所说的“约会强奸药”。芭芭拉·克里利已经遭了小偷（虽然她还不知道），现在又要遭到强奸了（虽然她也不知道）。

我忽然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可是能怎么办？如果我试图从床底下钻出来，早在能做些什么之前就会惊动那名男子。刚才我是头先钻进来的，所以要出去会是脚先出现，而等到我的头也移出床下，他就可以等在那儿，用个什么往我头上敲。即使我能在他做出反应之前就钻出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没学过武术，没练过拳击，我上一次打架是十一岁那年。我的对手是凯文·弗格森，他把我打得鼻血直流，大概也是我活该，因为我朝着他学鸟叫“啾，啾，啾”。（他的姓是“鸟之歌”的意思。如果换成菲尔德茅斯，我很可能就会学老鼠喊“吱，吱，吱”，然后照样被打得流鼻血。我十一岁的时候可真是讨人嫌。）

重点是我从来不擅长打架，也不是光凭外形就能吓倒对手的大块头。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我没看到那个用药迷昏芭芭拉的家伙，可是他的脚步声沉重，嗓音低沉响亮，我脑子里浮现的形象是个大个子，花过很多时间在健身房举那些金属器材。当然因为我心地纯洁，所以有可能我的力气会增为原来的十倍，但这对我有什么用处？他的力气很可能是十一倍，即使他的心肠比奶牛的肚子里还黑。

我本能地想发挥骑士精神，实际上却办不到，我只能待在原处，就像画中之船静待在画中之海，让那个恶棍任意对待她。

接下来十或十五分钟的情形我就不说了，多讲也没好处。我没法关掉声音，也没法停止在脑中编织种种配合声音的画面，不过我不打算跟任何人提。芭芭拉·克里利必须忍受这些，但至少她不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也不需要知道。

我说过她不知道这件事，但这并不表示她从头到尾都没知觉。其中有一刻，她的声音有如铃声般清晰地响起：“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闭嘴。”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正在爽，”他说，“不过明天早上你什么都不会记得。你只会想不通为什么下身酸痛，以及床上那块湿漉漉的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发出野蛮的笑声，但她什么都没说，我猜她一定又回到了氟硝西泮的昏迷药效之下。根据我对这种药物所听说和阅读过的资料，他说得没错，事后她什么都不会记得。只要把两颗如飞丸磨成粉混进饮料里，就能让喝下去的人不省人事，虽然中间偶尔会有几次看似神志又清醒过来。有时被害人甚至会配合做爱（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做出寻常的动作，发出寻常的低哼和叹息，但不是有意识的，事后也不会有什么印象。

这就是氟硝西泮，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药物。我想不通的是，怎么会有人想用这种药。跟某个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的人性交，乐趣何在？更别说她根本没法配合你的一举一动。这不是有点像跟一个充气娃娃做爱吗？

而同样的，这种娃娃显然卖了很多，多到可以确保批量生产。似乎有数量颇为庞大的男人不在乎伴侣是否乐在其中，或者甚至是不是有这么个女人。我明白，一个因为吃了如飞丸而完全昏迷的女人可能就像个充气娃娃，但不必为了把她吹涨而喘不过气，也不必担心她在“关键时刻”瘪掉。

我猜芭芭拉·克里利称职地充当了一个有血有肉、不会泄气的娃娃，因为她的伴侣显然非常尽兴。他不断呻吟又低哼，说着“宝贝，宝贝”或诸如此类的话，冲向终点时还发出了很多噪声。然后我上方的床停止吱嘎摇晃，感谢老天终于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移动身子，下了床。

“不坏，”他说，“以一个死妞儿来说，你真是块嫩肉。”他发出那种我稍早时候听过的低沉笑声，接着语调故作郑重地说，“怎么样，亲爱的？你觉得棒吗？”然后又开始笑了。

我待在原地。“以一个死妞儿来说。”但她只是吃了药，对吧？只是两颗如飞丸，足够让她昏迷，但还不足以致死。他意思不是真说她死了，对吧？

我趴在下面纳闷着，而他则在公寓里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逛，穿衣服时制造出比一般男人更多的噪声。我听到他把抽屉拉出来，倒出里面的东西，很明白他在干什么。但我无能为力。我一直知道那个浑蛋在干什么，但也一直无能为力。

最后他走远了，好一会儿我都没听到他的声音，不知道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他的脚步声重新响起，我还听到了一个嗡嗡的声音。一开始我不明白那是什么，直到他开口才为我解开疑团。

“你叫芭芭拉，”他说，一副刚刚得知的口吻，“嘿，芭比娃娃，我给你剃剃毛如何？让你醒来后惊喜一下。也让你生命中的下一个男人办事更顺利、更甜蜜。”

电动剃毛刀继续发出嗡嗡声。

“唉，算了，麻烦死了。”他说，然后出现了一个声音，不必花太多想象力也知道是电动剃毛刀摔到地板上的声音。“再见了，”他说，“好好睡吧，蠢母牛。”

他出去时摔上门，没停下来把锁给锁上。我听到楼梯上响起他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一楼大门重重摔上的声音。接着，等到没再听到其他声音后，我又扭又爬，随遇而安的侠盗英雄从床底下出来了。

他留下了一片可怕的混乱。我猜他刚刚制造的噪声是在寻找可偷的东西时衍生的副产品；他占到了性欲的便宜后，还想再顺带捞到金钱上的便宜。

她的黑色手提皮包被他摔在地板上，里头的东西撒了一地。我捡起一管口红、一把梳子，她的支票簿和一串钥匙，放回手提包里。她那个有烫金的绿色法国制皮夹被扔在角落里；我捡起来，看到她的驾照被半抽出护套，猜想他是因此知道她的名字的。驾照上印着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安·克里利，生日显示她今年三十二岁，照片里的她是个深色头发的漂亮女子，露出在车管所拍照时能展露的最美的笑容。

我拿着那个皮夹，走过她被脱下的那堆衣服，来到床边。她四肢展开躺着，头歪向一边，嘴巴张着，这副模样绝对不会让她看起来有多体面，不过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要不是我此刻内心充满了对她的同情和歉意，我应该会觉得她很好看。她全身赤裸，我于心不忍，于是冒着吵醒她的危险，用床单盖住她。不过当然没惊醒她。她还活着，呼吸深沉而均匀，几个小时内都不会有醒来的危险。

我检查了她的皮夹，看到他没拿走信用卡，她的金融卡也还在。除非他知道她的个人识别密码，否则无法用金融卡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不过他还是可以不顾一切地把卡带走，所以我很高兴他没拿。在我来看很明显，他是业余的，不是真正的小偷。有些小偷会在偷东西时强暴遇到的女人，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强暴，而是因为刚好碰到对方让他们看上眼了，所以不管不顾。同样，也有些强奸犯占了女人便宜后，又觉得或许还可以顺便捞上几个钱。这个男人属于后一类，因此她的信用卡没被拿走，只不过整个地方被翻得那么乱，这也是强暴的一部分。

而当然，她的皮夹里没有钱了。

我把她的皮包收好，皮夹放进去。我把翻倒的各个抽屉拾起，收拢里头的东西，然后把抽屉归回原位。我放弃没拿的首饰好像被他拿走了一些，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他没拿走有她父母照片的那个小盒子吊坠，只是她的高中纪念戒指被拿走了，这个王八蛋。

在浴室里，他往墙上摔了几个瓶子，其中只有一个是玻璃瓶，其他全是塑料瓶，所以只摔碎了一个。我清理了那个破掉的瓶子，把玻璃碎片捡干净，免得她被割伤。我找到他启动后又摔在地板上的雷明顿女式剃毛刀，毫无意外地发现坏掉了。粉红色的塑料外壳裂了，我拧动开关，没有动静。我把它扔进垃圾桶，然后又改变主意，用纸巾包起来，塞进了我的外套口袋。

我尽量把屋里收拾干净，只差没跪下来刷地板了。然后我进卧室看了她最后一眼，我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这么接近裸体女人了，但我只感到哀伤。

我走到门前，打开。然后沉重地叹了口气，回到卧室做了最后一件符合骑士精神的事情。没花多少时间，也许五分钟吧，之后我离开芭芭拉·克里利的公寓，把她的锁锁上，然后回家。

10

“如果科兰多·欧克里·梅普斯是带屎——”

“是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

“无所谓。如果他只因为抢走马丁的女朋友就成了带屎，伯尼，那这个家伙算是什么？”

“一定有个词可以形容，”我说，“可是我想不出来。”

“好，我先抛砖引玉，”卡洛琳说，“我得说他是个人渣。你始终没机会看他一眼吗？”

“他在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床底下，唯一看到的就是积得厚厚的灰尘。”

“还好你没打喷嚏。”

“是啊，”我同意，“还好我根本没想到打喷嚏这回事，因为就算不必担心打喷嚏也已经够不舒服了。不过，我确实始终没有看到他。我猜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有六块腹肌，而且肩膀很宽，不过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声音很低沉。”

“伯尼，我认识一些女人声音也很低沉。光从声音低沉是没法判断太多东西的。”

这是星期四刚过中午，我们在我的书店里吃午饭。卡洛琳跑到很远的“第二大道熟食店”买来三明治，里头夹着全纽约最棒的腌咸牛肉和烟熏牛肉。我问她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她回答说不是什么大日子，只不过她昨天梦了一晚上熟食店。

“我昨天晚上没吃晚饭，”她说，“坐在电脑前好几个小时，浏览‘相约女同志’上的征友启事，然后想到与其浪费时间吃饭，不如去‘卡比洞’吃点零食。所以我上床时，肚子里只装了一点点下酒的坚果，然后我不断地做一个梦，梦中他们一直在替我做三明治，却始终没送到我的桌上来。等到醒来，我就知道我们今天午餐该吃什么了。真好吃，不是吗？”

我们吃着三明治，喝着芹菜汽水，这正是我想吃的，不用做梦也知道。腌咸牛肉是拉菲兹最爱的食物，卡洛琳多买了一些，放进它的猫食碟子里，它立刻狼吞虎咽且对着食物说起话来，它只有面对熟食店的腌咸牛肉时才会举行这个仪式。暹罗猫偶尔会对食物讲话，至少卡洛琳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拉菲兹是一只无尾虎斑猫，据说是马恩岛猫，但又缺乏典型马恩岛猫所特有的身形和兔子般的步伐。它唯一具备的马恩岛猫特征，就是没有尾巴，我一直怀疑它是只失败的马恩岛猫，也可能是我搞错了。它肯定不是暹罗猫，不过碟子里有腌咸牛肉时它听起来就很像暹罗猫，如果你躲在床底下，只能听到它发出的声音，就很可能把它想象成一只暹罗猫。

卡洛琳说：“总之，你说这种男人是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他显然憎恨女人，但为什么他希望女人失去知觉呢？”

“不知道。也许有知觉的女伴通常对他评语不佳。”

“至少芭芭拉·克里利没法当面说他是个很差劲的情人，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呢，正常人总会希望对方有反应。也许他的第一个女友是个英国人。”

“有可能吧。”

她放下三明治。“有一个笑话，伯尼。你知道，就是有个法国人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女郎，然后开始跟她做爱的老笑话吗？”

“我知道那个笑话。”

“有个人经过时告诉他，说她已经死了，然后法国人吓坏了。‘曹透了，’他说，‘我还以为她是英国人！’”

“我知道这个笑话。曹透了，嗯？”

“法国人就是会这样说啊，总是挂在嘴边，曹透了 [1] 。别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绝对不会问的。”

“伯尼？你走前还把东西整理好，真的挺体贴的。你当时应该很着急离开吧。”

“唉，我很替她难过。我想做点事情。”

“听起来你只差没给她洗窗子了。”

我摇摇头。“我只是替她把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下而已。我本来打算帮她把衣服收好的，但我怕给放错了地方。何况，我也根本没办法让她不知道她回家后把衣服脱光了，或有过性关系。但我也不想让那些衣服就堆在地板上，所以我就把衣服叠好，放在了椅子上。”

“你还帮她把东西收进皮包里，等等。伯尼，你觉得他会给她留下纪念品吗？”

“纪念品？”

“比如让她意外怀孕或染上性病。”

“哦，”我说，“我想可能不会吧，他戴了安全套。”

“真的？以你的描述，他没有那么体贴人，不是吗？”

“我想他是体贴自己。”我说，“他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她的。”

“也可能是为了避免留下证据。”

“证据？”

“你知道的，DNA。她可能会去报警，警方会采样，以后如果逮到他，就可以凭DNA确认身份。”

“如果他担心这点，”我说，“那他或许会把安全套带走。”

“他留下了吗？”

“在地板上。”

“真恶心。你做了什么？”

“我把它处理了。”

“怎么处理的？”

“捡起来扔进马桶里冲掉。”

“你碰过了？真是太恶心了。伯尼，你怎么敢碰？”

“我戴着手套。”

“哦，对。”

“我没法把它就这样留在那儿。”

“是啊，那当然。伯尼，你知道吗？有你在那儿，芭芭拉·克里利真幸运。”

“啊，那当然，”我说，“那可是她的超级幸运之夜。”

“我是说真的，伯尼。如果你不在那儿，那个人渣就会把她的手表、吊饰、手链和钻石耳环全拿走了。”

“而不是被我拿走。”

“可是你放回去了，伯尼。”

“唉，我替她觉得难过。一个没良心的王八蛋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把她带回她家，然后强暴了她。现在我又偷了她的东西，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过是你先到的。”

“尽管如此。我原先已经拿了他留下的首饰，可又一想，如果我把比较好的东西放回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自己遭了窃。有几样东西搞丢了，但哪个低能小偷会偷走一枚高中毕业纪念戒指，却留下有一堆小金币吊饰的手链？”

“她会以为一定是自己把那个纪念戒指丢在哪了。”

“如果我有办法查出他是谁，”我说，“我会找一天夜里去拜访他，帮她把戒指拿回来。”

“除非到时候他已经把戒指卖掉了。”

“啊，他不会卖掉的。他根本不知道能卖给谁，而且反正他是想留着当个纪念，好记住她，那个王八蛋。”

“如果你能把戒指偷回来，那就太妙了。可你要怎么把戒指还给她？放进她的信箱吗？”

“或者想办法进她公寓，放回原来的抽屉里。”

“太完美了。她会以为她上次找的时候没看到，以为是藏在哪个人造宝石底下。”卡洛琳皱起眉头，“否则她就该担心自己疯了。但至少她的戒指又找到了。”

“我离开一个地方时，向来会尽量保持原状，”我说，“不过去他家时我或许会破个例。不过也只是说说罢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或住在哪里。”

“而且你扔掉了唯一能确认他身份的东西。”见我一脸茫然，她又说，“你把它冲进马桶了，记得吗？”

“哦，对。”

“你又不能到处跑来跑去，给每个声音低沉的男人验DNA。伯尼，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想做善事才闯进她家，但最后你做的是好事，而且她很幸运碰上了你。你不是告诉我，你甚至在她的皮夹里面塞了钱吗？”

“一点点而已。”

“多少？”

“呃，我根本不知道那里头原来有多少钱。我想她身上不会带太多现金，于是就塞了一张一百美元和一张二十美元在她放纸币的那个夹层里。”

“小偷会给你钱呢。这一定是史无前例的，伯尼。”

“你这么认为吗？”

“外加你把原先拿的每件东西都放回去了——手链、耳环和手表。”

“对。”

“还有那个冰箱里装满钱的信封。伯尼？你放回去了，对吧？”

“哦，不，”我说，“我没放回去。”

“哦。”

“我从里面抽出一百二十美元，”我说，“放到她的皮夹里，剩下的我拿走了。”

“哦。”

“骑士精神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想是吧。”

“你很惊讶？”我说。

“是啊，有点。我原本还真有点把你当成一个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了。”

“恐怕盔甲有点发暗了。我去那儿是为了偷东西，卡洛琳。我把偷来的东西大半放回去了，但我跑这趟还是想赚点钱。”

“所以你赚了……”

“一千一百二十美元，”我说，“还要扣掉出租车钱。”

“嗯，时薪比你卖书高。”

“那还用说。”

“可是考虑到其中的风险……”

我摇摇头。“我根本不想去那儿的。那样四处徘徊寻找下手机会真是疯了，而我只想把那种感觉驱赶走，至少暂时驱赶走。其实我知道这有多么不理智，又有多危险。”

“可你还是做了。”

“我还是做了。不夸张地说，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而且我真的没法不拿走那个棕色信封里的钱。我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个有教养又高尚的人。我不会失礼去冒犯别人，也绝对不会在女人的饮料里下药，但这还是不能为自己开脱。说到底，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贼。”

书店门上挂着一个铃铛，每逢门开时，就会发出怡人的叮当声。我最后一句话正说到一半，听到铃声响起，我本以为自己可以马上闭嘴，但是我没有。

“这可不是真理吗，”我的访客说，“再真实不过了，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纳德再没讲过比这更老实的话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贼，的确就是你，没错，而且如果你能活得比玛士撒拉还要老，你也同样只会是个贼。”

我感觉自己即使不能像《圣经》里的玛士撒拉那么高寿，但要超过他年轻的弟弟应该不难。“嗨，雷，”我说，“近来犯罪率怎么样？”

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再开口说话时，那股轻快的戏谑劲儿全不见了。“装得好像不知道似的，”他说，“你这回真是两脚都踩进泥坑里了，伯尼。娄子捅大了，我不知道你这次到底该怎么脱身。”

[1] 卡洛琳指的是法语Sacre bleu，意思是糟透了，发音同英语中的soccer blew。

11

“这套西装不错，”我说，“阿玛尼的吗？”

“差不多，”他说着把翻领往后拉，好让我看标签，“卡纳列托。另一个意大利牌子，做西装最专业。”

不管做这套西装的是哪个巧手裁缝，收费都不会是一个警察的收入负担得起的，不过雷·基希曼也从没打算靠市警察局那点薪水过日子。幸好看到他这身西装的人绝不会以为值很多钱，因为穿在他身上看起来一点也不昂贵。正如我之前所说，那是一套很不错的西装，但不管他穿的西装有多好，看起来总像是为另一个人、而且是身材跟他完全不同的人量身定做的。此时他身上穿的这套海军蓝细灰条纹西装，肩膀处太宽，腰部太紧，袖口的污渍也不会让他看起来更好。那污渍看起来像是意大利面酱汁，另一种意大利人擅长制作的玩意儿。

“至于你呢，”他说，“我得说你很适合穿条纹衫。”我穿了件条纹马球衫，服饰邮购商Land’s End的这款红蓝条纹衫一年前上市，生产过剩；我是上个月从他们清仓拍卖的目录中挑来的。“真可惜，监狱现在都不用条纹衫当制服了，因为你穿上真是好看极了。”

“漫画里面还是穿条纹衫的，”我指出，“漫画家要表现某个人成了囚犯时，总是给他们穿上条纹号服。”

“真的吗？嗯，我想你没法进搞笑漫画，因为你会被套上橘色跳伞装。很高兴你觉得好笑，卡洛琳。也许你愿意跟我解释一下好笑在哪里。”

“我只是试着想象了一下你穿上橘色跳伞装的样子，”卡洛琳告诉他，“我想你看起来会像史奴比里的‘南瓜大仙’。”

“你穿了会像个吹涨的海滩球，”雷告诉她，“不过你反正穿不穿都很像。”

“那是我的荣幸，雷。”

“我也很荣幸。”他说，“告诉你一个有用的消息。等我把你的哥们儿带去警察局后，你就可以帮他锁门了。”

“慢着，”我说，“我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雷，你是认真的。”

“跟切片检查结果是阳性一样严肃。你已经逍遥法外太久了，伯尼，不过这次我可不知道你怎么逃得过。”

“嗯，或许你可以帮我。”我说，“首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做了些什么？”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由我问问题，让你来告诉我呢？”

“我想我们可以试试看。”

“首先，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在家。在家看《法律与秩序》。”

“我没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演了些什么。那些警察很漂亮地破了一个案子，却被检察官给搞砸了。这样的剧情才棒。真实社会也是如此。你在家里，嗯？”

“一整夜都在家。”我决定稍作回避，“当然《法律与秩序》十点才播，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你十点之前做什么是你的事，伯尼。”

“事实上，”我说，“我十点之后做什么也一样是我的事，不过我刚好在家，而且很早就去睡了。我上床时肯定离午夜十二点还远得很。”

“而且一觉到天亮？”

“除了中间起来上厕所，不过我没法告诉你是几点，因为我没看钟。也许以后这类事情我应该记一下，免得哪个执法人员来问我，但是——”

“问题不在于你什么时候起来上厕所，”他说，“而是在哪里上厕所。”

卡洛琳说：“什么，你尿到马桶外面了，伯尼？太恶心了，不过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会这样。这是生理缺陷的自然结果，导致你们得站着尿尿。不过我不知道警方还管这种事。”

雷看着我，等着我回答。“我是在厕所尿的。”我告诉他。

“在你公寓的厕所。”

“奇怪得很，”我说，“偏巧我去的就是那个。”

“这么一来，”他说，“那你或许可以告诉我，你去东三十几街到底是干什么？”

我承认，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本来是这么猜想的——河谷区那一带有人闯空门，而某个证人在警方出示的一大沓嫌疑犯档案照里面挑出了我，说我曾在那一带徘徊。不过我徘徊是在那晚稍早些的时候，而雷却说他只对我在《法律与秩序》之后的行踪有兴趣。

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某个证人认为他可能在河谷区一桩闯空门案件之前数小时看到过我——不过，我什么也没做，不会留下指纹或其他证据，所以我不相信雷凭这些就能把我怎么样。他最多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

结果他提到了东三十几街。

他是从哪儿得来的情报？唯一会报警说克里利家被盗的人，就是芭芭拉·克里利本人，而她根本不会知道自己是一宗盗窃案的被害人。很可能她现在还处于酒精和如飞丸所造成的宿醉头痛中，还没发现她的毕业纪念戒指不见了，更别说她冰箱里的那些现金。等她发现了，只会以为是被她带回家的那个浑小子拿走了。即使报案——我有理由相信她不会想报案——即使她能记起那场邂逅，她向警方描述的也只会是带回家的那个情人。她绝对不会向警方提起我，因为她根本没看过我一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却得说些什么。“东三十几街，”我说，“你指的是曼哈顿吧。”

“不，我指的是堪萨斯州的阿里不达镇。”

“东三十几街。你指的是靠东河的基普湾那一带吗？”

“往北再往东一点，”他说，“想想默里山。”

“默里山，”我说，“默里山。我以前有个同学叫莫里·希尔曼，不过——”

“我们知道你当时在那儿，伯尼。”

“我想你有证人吧。”

他摇摇头。“比那更好。我们有影像证据。你听说过监控录像吗？”

我当然听说过，而这正是我远离公寓大楼的原因之一。不过菲尔德茅斯和克里利的那幢建筑里面没有监控摄像头。我查看过，一向都会的，而且早在摄像头录到我之前我就会发现它。

“你在吓唬我，”我说，“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认为我做了什么。这点我觉得你应该先告诉我，我们才能往下谈。”

“你这么想吗？”

“没错，雷。”

“随你怎么说，伯尼。午夜过后没多久，有两个窝囊废走进了第三大道和第三十七街交叉口的一幢白砖公寓大楼。他们制伏了门卫，用防水胶带把他的脚和脚踝绑起来，又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锁进放包裹的邮件室里。然后他们找到了所有的监控录像机，打开，把所有的录像带都拿出来。”

“听起来似乎很费劲，”我说，“只为了偷几卷录像带。”

“你继续耍聪明说俏皮话吧，看会有什么报应。接下来他们就上楼，到顶楼那户公寓去。”

“好地方。”

“他们硬把门撞开，制伏了那户公寓里面的一男一女，这两个人以莱尔·罗戈文夫妇的名义租下那个地方，可能是真名，也可能是假的。他们就像对待门卫一样，用防水胶带把那对夫妇绑起来，然后去干活儿。罗戈文的公寓里有个保险柜，又大又重，一般人家里根本不会摆那种玩意儿。他们把保险柜打开，拿走里头的东西，跑掉了。”

“你觉得这事跟我有关。”

“我知道是你干的，伯尼。”

“因为你认识我，知道我的做事风格，我长期惯于制伏门卫、用防水胶带把他们绑起来，而且屋主在家时，我会强行闯进公寓里。”

“不，你这辈子从没干过这种事。”

“没错，”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扯这些，浪费我和你的时间呢？”

“还有我的时间。”卡洛琳说。

“如果你想回你店里去给洛威拿犬洗澡，”雷告诉她，“就请便。伯尼，那不是你的行事风格。另外我也无法想象你伤害门卫或拿枪指着罗戈文夫妇。”

“那你到底为什么——”

“我猜，”他说，“而且基本上很确定，是你打开了那个保险柜。那是个莫斯勒保险柜，只有真正有天分的高手才打得开。如果你小子真有什么该死的天分，那就是开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唱歌画画，不过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开任何锁。他们要你干的就是这个，而这就是为什么你走遍了那一带，紧张得像只长尾猫在摆满摇椅的房间里绕来绕去。”他瞥了一眼在窗边晒太阳的拉菲兹，说道，“无意冒犯，伯尼，你觉得这会是它尾巴不见的原因吗，从摇椅底下走过时被碾断了？”

“它是马恩岛猫，”我说，“天生就是那个样子的。”

“那我想，你也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有开锁的天分，而不是生来没尾巴，虽然认真想想这大概也是事实。”

“雷，”我说，“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我是说，除了尾巴之类的。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跟这些事情扯上关系。你刚刚告诉我，我是他们找去开那个保险柜的，但为什么是我？”

“他们听说你很在行。”

“不，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

“我告诉过你，伯尼。我们有你的画面。”

“我的画面？哦，我的录像带画面。”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好吧。可是你刚才说他们把录像带拿走了，监控摄像头没派上用场。”

“在那幢楼里面，没错。不过那附近的可就不是了。老天啊，伯尼，你走过第三大道和第三十四街交叉口那家大通银行的一个提款机，又走过无数幢大楼。你一定是在那附近转了一两个小时，等着他们打电话来叫你去那个顶楼开保险柜。伯尼，你该记住的是，这类摄像头到处都是，不光是在大厦的门厅或电梯里。你走在街上，任何一条街，都最好面带笑容，因为你很可能已经上了偷拍秀节目。”

“你说你拿到了这些录像带。可是你知道，监控录像通常很模糊，焦点不准。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要我说出你穿了什么衣服吗？卡其裤和蓝色运动夹克。还有马球衫，但不像你今天穿的有条纹，是单色的马球衫，不过别问我是什么颜色，因为我没法告诉你。”

“你有我的画面，”我说，“但我也不过就是在那儿走来走去，据我所知，这不犯法。那些画面并不能证明我做了什么坏事。”

“的确不能，”他说，“直到你张开嘴，倒出谎话来。”

“啊？”

“我问过你昨天晚上在哪儿，”他说，“你说你在家，看电视，很早就去睡觉，没再爬起来过，除了去尿尿，还说就在你家的厕所里尿。你还记得你说过这些话吧？”

“那又不是发过誓的证词，”我说，“所以不算作伪证。不过你说得没错，我刚刚撒了谎。”

“这我早知道了，接下来讲点新鲜的。”

“我撒谎的原因，”我开始编故事，“是因为在你面前，”我转向卡洛琳，“我不好意思承认我去了哪里。”

“矮冬瓜跟这有什么关系？”

卡洛琳瞪了他一眼。我说：“哦，见鬼。有这么个女人跟我交往过，那是一段很病态、毫无希望的关系，我曾在卡洛琳面前发誓我再也不会跟她见面了。可是我昨天夜里又跑去找她了。”

“我敢说你去了默里山。”

“没错。她就住在那里，可是她不在家，所以我在那附近乱转，找了几家她常去的酒吧和餐馆。”

“结果你找到她了吗？”

“终于找到了，但花了很长时间。”

“伯尼，我真不敢相信，”卡洛琳配合着帮腔，“你明明跟我对天发誓说你已经走出来了，现在竟然回头去找那个神经病婊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错了。”

“你们两个真是了不起，”雷说，“一个接一个的谎话，演得还真像样。这位恐怖的小姐，她有名字吧？”

“当然有名字。”

“是啊，那好，别告诉我，暂时别讲。我们先来做个小实验。”他掏出笔记本，扯了一页下来，从中间撕开，一半给我，一半给卡洛琳。“既然你们两位都知道这位小姐，”他说，“那何不各自把她的名字写下来？”

我们照办了，然后他把纸条收走。“‘芭芭拉，’”他念道，“另一个也是芭芭拉。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串通好的，不过反正无所谓。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我根本一个字都不信。”

“很好，”我说，“但这偏偏就是事实，不过你不必相信，把我的录像画面拿给那些人看就行了。”

“哪些人？”

“叫罗金还是什么的那对夫妇。”

“罗戈文。”

“好吧，把我的录像画面放给罗戈文夫妇看，问他们能不能指认我。如果他们没法指认，也许你就可以改去骚扰别人了。”

“做不到，伯尼。”

“为什么？”

“他们脑袋旁边各吃了两颗子弹，再也无法指认任何人了。”

“我的天哪！”

“你不知道，对吧？我猜到了。你的伙伴一定是先让你回家，然后才做掉的他们。”他皱起眉头，“伯尼，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对，该不会是要吐了吧？”

我摇摇头。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作风，”他说，“你不会来硬的，也不会犯下三件凶杀案。”

“三件？你刚才不是说罗戈文家只有夫妇两人？”

“是，不过呢，那个门卫被绑得有点太紧了，等到有人发现时他已经窒息而亡了。”

“天哪，太可怕了。”

“真是坏到不能再坏了。伯尼，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想跟犯下这种案子的人合作呢？”

“我没跟任何人合作。”

“通常你的确不会，”他表示同意，“很聪明，因为伙伴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会出卖你，以保住自己。这正是你眼下该做的，朋友。”

“什么？”

“说出昨天和你共事的那些浑蛋吧，让我们抓住他们，然后你提供证据，作证指认他们，这样你只会获判个轻罪，外加法官的一顿严词告诫。听起来不错，对吧？”

“是不错，不过——”

“事实上，”他靠在柜台上压低声音说，“你不太可能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到。你我过去有过很多合作，这次或许也可以找出个办法。五五分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没那么难懂。“说到这个，”我说，“他们到底从那个保险柜里拿走了什么？”

“该问的人是我，伯尼。你才是昨夜在场的人。”

“可是我不在。”

“哦，伯尼，”他摇着头说，“你太让我失望了，真的。”

“唔，我不是故意的，雷，可是——”

“走吧。”

“啊？”

“怎么，你想听整篇演讲？‘你有权利保持沉默，等等。’我要逐字逐句念给你听吗？”

“不必，这样就很好了。你是认真的吗？要逮捕我？”

“说得太对了，我的确要逮捕你。三个人死了，你有重大嫌疑，我不逮捕你逮捕谁呢？现在你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我想我最好使用我保持沉默的权利。”我转向卡洛琳。“打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我说，“叫他想办法。另外拜托再帮我个忙好吗？把我剩下的三明治包起来，放在拉菲兹碰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沃利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我弄出来，不过等到那时我一定会很饿。”

12

第一次遇见沃利·亨普希尔时，我刚刚被逮捕，正十万火急地需要一个律师。我打电话给之前多年担任我律师的克莱因，却得知他在上回替我服务过后的这段期间内死了。不会有人想到自己的律师会死掉，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但最后我找到了沃利，他那时正在练习，打算参加纽约市马拉松比赛。我得说我很高兴他这样做，因为我想这些训练能让他不发胖，并让他的心血管系统保持最佳状态。对于我这种重罪惯犯来说，得花一些时间才能适应新律师，所以总希望挑一个能长期合作的。

沃利继续为马拉松比赛训练，也去参加了比赛，直到他的一只膝盖受伤。然后他遇到一个好女孩结了婚，有了个孩子。接下来，要么是他发现她没那么好，要么就是她发现他没那么好，或彼此都发现对方没那么好。总之他们离了婚，她带着孩子搬到了亚利桑那州，在那里学做陶艺。“她在拉坯做陶壶，”沃利说，“只要她别用来砸我，我会努力祝福她。”

离婚后他去学了武术，这种课程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部分而且不会损伤他的膝盖，技术的提高还让他与某些不那么可敬的当事人交涉时信心大增，但他向我保证，武术带来的主要好处是心灵方面的。“你一定要去试试看，”他告诉我，“会改变你的一生。”

我试过跑步，虽然从没达到过马拉松级别，但我得说，那已经改变了我的一生。跑步让我感觉更好，我也持续跑了几年，然后停下来，却感觉比跑步的时候还要好。我告诉沃利，等我有更多的时间再说吧，他露出了那种心灵高人一等的人类所特有的谅解式微笑。“伯尼，等你准备好了，”他柔和地说，“告诉我就是了。”

他出现在市中心的警察总局广场，雷之前把我带到了这儿来。下午晚些时候，沃利把我弄出来，带我到街角一家位于二楼的茶艺馆，一楼是卖中式漆器家具的。我们坐在一张矮几前，地板上有个凹处放脚，然后一名苗条的小个子女郎过来教我们如何泡茶。我从没学过泡茶，以前都是把茶包扔在杯子里，倒入热水就行了。但这次泡茶的过程很复杂，有一个装满水的茶壶，底下烧着一罐斯特诺牌酒精膏，好让水保持在沸点，还有一组泡茶用的小玩意儿，我们得用那些小小的瓷杯喝茶。

“真是好茶，”沃利说着喝掉了四分之一盎司颜色接近眼泪的液体，“喝光它，伯尼。”

我照办了，并注意到了那股极稀薄的香味。我得说，尝起来真像白开水。

“很神奇，对吧？除了在香港，就数这家茶艺馆最棒了。”

“真的吗？那应该会排长龙才对呀。”

“问题在于，”他说，“没有人懂茶。伯尼，警方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太刁难就放了你。我的意思是，他们手上有什么证据？他们可以证明大约那三个人被抢劫谋杀的同时，你就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内。好吧，有好几千人也在。他们无法证明你去过那幢大楼，更别说犯罪现场的顶楼公寓了。我不得不怀疑基希曼在想什么，明知道没证据，还硬把你拖到警察局去。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他们正在搜你的公寓，并且发现了什么。”

“他们正在搜我的公寓？”

“怕是这样，伯尼。他们把你拘留了，然后说服哪个好说话的法官签一张搜查令，这会儿恐怕正在翻箱倒柜呢。你看起来不太开心。要不要告诉我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

“没有非法的东西。”我说。我公寓的墙上有一张蒙德里安的抽象画，刚好是真迹，不过所有人都以为是仿制品，我已经挂在墙上好多年了 [1] 。我的盗窃工具都收在秘密夹层里，里头还有两本护照，如果被发现会给我惹来一些麻烦，不过我想警方不会发现的。以前他们从没搜到过。

“没有昨天晚上偷来的东西？”沃利说。

“沃利，我没去那儿。”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也没有，唔，任何去其他地方得来的东西吧？”

他还没问我昨天晚上在默里山干什么，但这不表示他猜不到。我告诉他没有，他似乎满意了。

“伯尼，再喝点茶吧？”

“唔，好。”

“一想到我以前喝了多少咖啡，”他说，“就让我紧张得发抖。茶对身体比较好，你知道。”

“想必如此。”

“里头有一些成分，我忘记叫什么了，不过好像每天都有人在茶里头发现对人体有益的新东西。我只是发现喝茶能提振精神。你呢，伯尼？”

“我觉得很提神。”我说。

“我也是。伯尼，你现在在跟谁交往吗？爱情生活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我摇摇头。“你呢？”

“零。除了律师业务和在武术道场练习外，我剩下的时间还真不多。不过呢，古老的冲动还是有，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

“我真正有兴趣的，”他说，“就是跟给我们服务的那位女服务员发展恋情。你注意到她了吗？”

“我刚才没怎么注意。”

“我觉得她很美。那种神秘的东方气质，而且她穿的那种丝绸长袍真是快让我发疯了。我想那衣服叫作旗袍。”

“没错。”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只想钻进她那件旗袍里。我想邀她出去吃晚餐，可是不行。”

“为什么？”

“她完全不会讲英语。我是说，即使我能设法让她听懂我的话，甚至如果她愿意隔着餐桌坐在一个圆眼睛外国佬对面，那顿晚餐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你筷子用得怎么样？”

“我指的是交谈的部分，伯尼。我们甚至没法闲聊几句。我还在考虑学中文。”

“别闹了。”

“会很有用的。中国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其中某些人会需要律师。你不认为如果他们找个懂他们语言的律师，会觉得比较自在吗？”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找个中国人律师，或许会更自在。”

“你说得没错，该死。我想学中文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就可以跟那个女服务员说话了。老实说，我觉得她喜欢我。”

“哦？”

“每次我来这里，”他说，“她都要把那一套冗长的废话从头讲一次，教我怎么泡茶。我一星期来这里三四次，所以显然已经知道该怎么泡茶了。那为什么她每次都要从头讲一遍？我猜想是她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可能。”

“不然还会有什么解释？”

“也许她忘记你来过了，因为她觉得所有白人看起来都长得一样。”

“你这么想吗？”

“或者呢，”我说，“可能她觉得你没那么聪明，不会记得上回泡茶时教过你的那些。”

“你可真懂得鼓励人，”他说，“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提起这个话题。伯尼，我得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昨天晚上不在案发现场，你大概是我所能想到最不可能牵涉到这种事情里的人，可是你知道任何与此事有关的消息吗？”

“全是从雷那儿听来的。”

“没人来找过你吗？比如有人找你加入，你说不去，但保证不会说出去？”

“沃利，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唔，这么一来，或许就可以解释你在那附近干什么，而且为什么不能告诉基希曼。或许你在那附近逗留，是为了看整件事情是怎么进行的。”

我摇摇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只能告诉你，我在默里山是有理由的，虽然我必须承认那个理由不是非常好，而且我不愿意告诉雷·基希曼，你也不需要知道。”

“明白了。”

“而且我在那附近的理由，无论如何都跟罗戈文家的窃案无关。顺便说一声，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说那是一桩窃案了，因为根本就不是。那是入侵民宅打劫，而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参与的。”

“我首先就告诉他们。‘如果你稍稍了解这个人，就知道这不是他的作风。’”

“另外，也没有人来找我合作，我被捕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案子。而且如果有任何人曾经想过找我加入这个行动，我也会把他们给供出来——”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这么一来我就根本不会去默里山，因为我希望他们犯案时，我离得越远越好，最好身边还陪着两个法官和一个红衣主教。”

“好让你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我懂你的意思了，伯尼，不过我这么说吧，你认识很多人，会听说很多事情。”

“沃利，我尽量不跟罪犯来往的。”

“我也是，”他说，“当然，除了现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可是做我这一行实在很难避免。你那行也是，所以有可能你哪天会碰到某个人知道一些事情，而如果真听说了什么的话——”

“我会告诉警方，这样对我会有好处。”

“好处可大了。当然我明白，这可能会违反你的荣誉信条，没有人想当告密的耗子。”

我摇摇头。“我才不在乎那些浑蛋呢，”我说，“我很乐于看警方抓到他们，而且不是因为警方因此就不会来烦我。上帝知道，他们杀了三个人。就是这种浑蛋败坏了小偷的名声。”

[1] 参见《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13

“大概两点，”卡洛琳说，“他们到贵宾狗工厂来。雷和两个穿制服的警员带了一张对巴尼嘉书店的搜查令，要我去帮他们开门。因为雷把你带去警察总局后，我就把你的店锁上了。我说就算他们有搜查你书店的权利，也不意味着我有义务关掉自己的店，去替他们开门。然后雷承认我说得一点儿也没错，不过我如果不去替他们开门，他们就会自己设法硬来，意思就是他们要用一把大铁剪把挂锁和铁窗剪开。我想你大概不希望这样，于是就听他们的话照办了。希望我没做错。”

“完全没错。”

“开了你的店门后，雷告诉我可以回去工作了，我告诉他得等到他们离开、我把店门重新锁上后才行。你知道，我想在场看着他们搜查。我不想让他们翻得乱七八糟，或者吓着拉菲兹。”

“它对搜查的反应怎么样？”

“它好像认为这些人都是顾客。不过它也只是一只猫，没发现这是一群只会动嘴皮子的文盲。总之，他们没太仔细搜查。要彻底搜查一家书店得花好几个小时，他们根本懒得这样做。他们只是翻了你后面的办公室和柜台里面，不过没把书从架子上拿下来。”

“看起来倒还好，”我说，“根本看不出有人来过。”

“你去过了？”

“来这里的路上顺便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在卡洛琳的公寓，位于阿伯巷，在格林尼治村的一条死胡同里，古怪又迷人，简直没人找得到。卡洛琳刚搬来时，每天都得从某个固定的地方往回走，不然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她的公寓也跟所在的这条巷子一样古怪又迷人，厨房里有个浴缸，上面顶着一块三夹板便成了餐桌，我们现在正围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从“无虑咖喱”打包的孟加拉食物。我在那家茶艺馆待得太久，不想再吃中国菜了。

“我猜到你会把店门锁好，”我说，“不过我想确定一下。何况我还有吃剩的三明治。”

“差点儿就没了，伯尼。有个穿制服的小鬼看到了。我告诉他，要是他敢去碰，我就去告他，把那个小浑蛋吓得脸都白了。”

“这招对雷就没用。”

“要是我认为雷会去吃，”她说，“就在里头下毒。他真有胆子，居然敢把你抓走。”

“这件案子太严重了。他为了破案会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他该知道，你不可能跟这案子有关系呀。”

“或许吧，不过这种案子一定要想方设法翻起每一块石头，追查任何可能的线索。”

“如果他完全清白，才有权利翻起第一块石头 [1] 。”她皱起眉头，“我想我知道自己的意思，但似乎表达得不是很清楚。”

她问起沃利，我把茶艺馆里的对话转述给她听，她说茶叶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品质越高，味道就越淡，等你喝到顶级的，根本一点味道都没有。“不像‘无虑咖喱’，”她说，“你可以切切实实尝到味道。”

“当然，接下来几天我们大概都没法尝出其他东西的味道了。”

“这是值得的，”她说，“相信我。”她用餐巾擦擦前额，满足地叹了口气。“所以你喝完伪装成茶的自来水后，就直接到书店去了吗？”

“我先回家了一趟。”

“看他们把你的公寓搞成什么样了，结果呢？”

“看得出他们去过，”我说，“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没弄得太乱。也许新来的局长送他们去上过礼仪课。你怎么了？”

“我在想象雷上礼仪课的样子。他会坐在前排，等老师走进来自我介绍时，他会放屁。”

“有趣，他一向对你评价很高的。”

“才没有呢。他受不了我，感谢上帝，因为这样我恨他的时候就不必觉得有罪恶感了。我猜他们没发现你藏东西的地方。”

“对，我很确定他们没有发现。”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样你就从罗戈文家的谋杀案解脱了。其实本来就与你无关，现在弄清楚了。”

“如果雷不时跑来找我麻烦，我也不会惊讶，”我说，“不过反正有没有这个案子他都会找我麻烦。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警方赶紧破案，就算只是为了让那些浑蛋从社会上消失。”

“那个门卫真不幸。”她说。

“罗戈文夫妇呢？”

“嗯，他们也很不幸，当然，但雷不是说他们不一定真的姓罗戈文吗？”

“这并不表示就可以杀他们。”

卡洛琳转转眼珠。“如果他们用的是假名，”她说，“那就有可能是坏人。当然，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该杀，但这说明他们可能跟闯到他们家的那些人有恩怨，比如合作贩毒之类的，结果他们背叛同伙，因而遭到杀害。嘿，你平常看报纸的，伯尼，这种事情很常见。”

“倒也是。”

“可是这些根本不关那个门卫的事，”她说，“他只是尽忠职守而已，结果却丢了性命，所以我替他觉得难过。我也替罗戈文夫妇觉得难过，不过没那么强烈。”

“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

“我替谁难过或者有多么难过都不重要，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半点用处，不是吗？”

“别问我，”我说，“去问沃利·亨普希尔吧。他正在学武术，特别讲究心灵层面的东西，所以这类问题他应该最拿手。”

我留下来跟卡洛琳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随手拿本书看了半个小时，她则打开电脑收发电子邮件，看论坛留言板和她订的新闻。然后我猜她是去谷歌搜索了一下，因为她告诉我有个索尔·罗戈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几个小联盟棒球队当过投手，还有一个叫西里尔·罗戈文·莱希的女人曾出版过几本小说，之后改用笔名创作起了侦探小说。

我说：“笔名？她的本名就像是个笔名。”

“总之，”她说，“我找不到叫莱尔·罗戈文的，另外我不知道他太太的名字，所以也没法搜索她的资料。想不想听听好消息？”

“当然想。”

她咧嘴笑了。“我跟‘鬈发小妞’已经约了明天晚上见面。她说她真的很期待。”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

“我也觉得。伯尼，那之后呢？”

“之后？”

“河谷区的事情呀，我们还要去吗？”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来奇怪，这事儿我还完全没想过呢。明天就是星期五，卡洛琳晚上先和“鬈发小妞”有约，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跟他太太则与莫扎特有约，然后卡洛琳和我稍晚与梅普斯家卧室墙上的保险柜有约。

虽然在我们约好之后我又偷了一户并被逮捕了一次，但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爱怎么描述都可以，反正都过去了。梅普斯夫妇仍然要去听歌剧，我仍然是个小偷，梅普斯则仍然带屎；我也只能假设那些钱仍然放在保险柜里，所以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改掉这个好端端的计划呢？

“当然，”我说，“我们去，为什么不去呢？”

我离开卡洛琳的公寓时应该是十点左右。我去谢里丹广场搭了地铁。这是个只有慢车停靠的站，我也可以在第十四街换乘快车的，不过我觉得坐在慢车上挺好的，于是就没换。我在七十二街下车，走路回家，边走边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去趟熟食店。我记得好像有东西要买，却想不起是什么。

我在西端大道转弯，到了我住的那幢公寓，发现门卫没有坚守岗位。由于室内禁烟，大楼管理员通常会走到户外抽一根。可我们这幢大楼住了几个反烟分子，他们抱怨过进出大楼时都要忍受香烟的烟雾，于是有几个家伙觉得犯了烟瘾快受不了时，就会溜到街角去抽。我想除非市长宣布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全面禁烟，否则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然而不仅门卫不在，公寓大门也敞着。如果我不住在这幢大楼，就会兴冲冲地走进去，开始寻找偷窃对象。可是我住在这里，所以我只是走进电梯，上楼回到自己住的公寓。

我掏出钥匙，却不知怎的又先转了转门把，竟然转动了，门开了。笨警察，我心想。那些浑蛋再怎么不顾别人，也该把门锁上，可是他们偏不，连锁个门都嫌麻烦。

然后我推开门，进了公寓。

我刚走了两步就明白过来了。不是警察没锁门。天哪，他们来过后，我已经回来过一趟了，也确定他们离开时锁了门，然后我又出门，先去我的书店，再去卡洛琳家。而我离家前向来习惯把门锁得好好的。即使忘了，门上的弹簧锁也会自动扣上，从外面打不开。

这说明我离开后又有人来过了，而如果我有点脑子，试着转动门把时就该发现这一点了。一旦明白这点（而且光这点就够了），我就会立刻掉头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1] 此句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8：1-59），耶稣说：“没有罪的人才有权向她扔第一块石头。”意思是完全清白的人才有权审判别人。

14

如果有人早就埋伏着要袭击我，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无法让时光倒流，赶紧去补几堂武术课。不过没人躲在门后，也没人从墙后跳出来。不管入室行窃的是谁，都已经离开了，那就好，话说回来，如果他们根本没来过的话，那就更好了。

这些狗娘养的混账东西（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不过我倾向于用复数），可不像稍早时来过的警察那样上过礼仪课。他们把我公寓里翻了个底朝天，就好像他们是龙卷风，而我的公寓则是拖车屋的公共停车场一样。他们倒没有恶意破坏，没有砸坏或摔坏任何东西，这也表示这次作案并非出于恶意——不过龙卷风也没有恶意，不是吗？

他们把我的蒙德里安画作从墙上拿下来放在地板上，不过没有破坏，也没有想到要带走。要么就是他们没认出这幅画，要么就是和来这里看过它的每个人一样，认为这只是不值钱的仿作。

我不知道他们来我家想找什么，不过我敢说绝对没有这幅蒙德里安值钱，这幅画在拍卖会上可以卖到几百万美元，但前提是卖家能提供真迹、证明来源清楚。至于在黑市，好吧，谁知道能卖到多少？我从来不想搞清楚，因为同等价格的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这幅画带给我的愉悦？

而此刻看着这幅画更是让我舒心，因为它比起公寓里的其他地方要讨人喜欢多了。

他们可真是把我的公寓给好好翻了一遍。书都从书架上拿了下来，不过至少还算整齐地堆在地板上。橱柜和书桌的抽屉都被拉出来翻倒了。衣柜里的衣服被推到一侧，而且该死，衣柜后方我定制的那个藏物处，之前连警方都没能找到，却被他们打开且洗劫一空。

而且在劫掠的过程中这个装置也被毁掉了。原来它就像美国手工艺行会卖的那些设计巧妙的木盒子一样，你必须把这块木板往左推，以便把另一块木板往后推，最后把第三块木板往右拨，然后木盒盖子才会跳开。一旦你知道怎么操作，一下就能打开，可是没有人天生就知道，也没那么容易猜，尤其是如果你和我之前所有的访客一样，根本不知道面前有个秘密夹层的话。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也没浪费时间去破解密码。他们用了蛮力，我的秘密隐藏地就此寿终正寝。

他们留下了那两本护照，我猜他们不担心我会逃离这个国家。也留下了我的小偷工具，而从他们暴力破门的行为看来，他们不知道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还留下了塑料外盒破损的电动剃毛刀，是我从芭芭拉·克里利家带回来的。

可是他们拿走了我的钱。昨天晚上，我把工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回去时，也把那笔从芭芭拉·克里利的冰箱冷冻层里拿来的一千一百二十美元放入了我的应急基金。我还点过那沓纸钞，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些浑蛋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钱。包括前一天的收获，总计八千三百五十七美元。（没错，这个数字很奇怪，因为我一向确保这笔应急存款中有些零钱。逃命时，你总不希望进了公共电话亭才发现身上只有百元钞票。）

八千美元加上零钱。他们来我家不是为了钱，这点很清楚，但他们发现了这个暗柜，里头有钱，就拿走了。而且要命的是，我还没法责怪他们。

毕竟，我自己也干过同样的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抱起一大摞书，一一放回书架。

我承认，这样实在很愚蠢。换作任何人处在我现在的状况，如果要列出一张优先顺序表，大概都会把“将个人藏书归位”这件事列在清单的末尾，大致位于“列出送洗衣物”和“用牙线清理牙齿”这两件事情之间。书在地板上码成堆，我四处走动也不会绊到。某种程度上来说，书放在那里要比归回书架来得安全，不会有掉落下来的危险。

但我是个书商，每个工作日的大半时间都待在一家旧书店里，从一些更想要金钱的人手上买进书，然后再把书卖给那些更想要书本的人。每笔交易大概都是卖出一本或两本或三本，但买进时通常数量庞大；虽然有时会有像毛克利这样的书探带来一两本他偶然发现的好货，但通常我进货的单位都是以购物袋或手推车或卡车计。如果买下了一整套藏书，我就把那些书先堆到店后面的房间，装进纸箱，直到抽出时间来处理。我通常一次处理一箱，拖到前面的书店里，一本本放到适当的书架上。

这工作我有时间就会做——鉴于我是个古书商，日常工作节奏都很缓慢悠闲，所以我通常有大把时间整理书。碰到生意清淡或没什么事可做的时候，我就会拖出那些库存书来，把它们归类上架。

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同时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首先要做的是损害控制。除了被侵犯的感觉，我还损失了什么？

嗯，钱。八千多美元，虽然如今钱越来越不值钱，但这还是很可观的数字。（我外祖父格林姆斯当年花了八千美元买下了一幢房子，后来我妈就是在那幢房子里出生的，然而现在曼哈顿有些人——当然，是有钱人——每个月的房租就得花这么多。）损失钱很伤心，但钱就是这么回事：损失了总是很伤心，但绝不会痛苦到难以承受。

因为其他钱可以取代这些钱。芭芭拉·安·克里利的高中纪念戒指是无可取代的，我却可以再赚回八千美元，到那时我现在感受到的痛苦就会消失。所以我看到那笔应急基金就这样飞了固然很恼火，但我知道自己还会再赚回来。

除了金钱之外，我能想到的损失还有时间，让我的公寓恢复到那些小偷来访之前的样子需要时间。我得花上一定的时间，以及一定数额的金钱更换被破坏的锁，再亡羊补牢地加上一个比较坚固的锁，降低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再花点钱找个清洁女工，清掉外来者的痕迹。我的邻居赫施太太雇了个女人每星期来替她打扫一次，我以前偶尔也会找她，这次仍然可以。不过这些都得等到我把书归回到书架上的原位，把抽屉一个个放回原来的桌子和橱柜里。所以先办重要的事，可是——

啊，要命。我几乎忘了他们破坏了我的秘密夹层。帮我做这个装置的家伙已经搬到西海岸去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去了华盛顿——而且我不知道能找谁来替我重新做一个。如果我能联络到他，可以请他推荐个人，但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或者是否还待在那里。而且他的名字过于大众化：大卫·米勒，所以在网络上搜寻他的念头也可以放弃了。网络搜索能把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变得像跳下脚踏车一样简单，根本不算什么。但要找到我想找的那个大卫·米勒则比较像在一堆针里找出特定的某根针。我太清楚了，因此根本不会去试。

好吧，我会找个人来帮我重新做个秘密夹层的。但是不急，因为眼下我也没有东西要藏了。

我拿起另一摞书，开始一一把它们放回书架。心里想着，除了把住的地方收拾干净，对付那些闯进来的人同样重要。因为很显然，他们来是为了找某样东西，而不是那八千美元。八千美元当然值得拿，但不值得非法入室行窃，这些浑蛋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一定是前一天晚上闯进罗戈文家的那帮人。

我的意思是，否则还会是谁？追求利益的专业小偷绝不会挑我家下手，想偷点东西买海洛因而临时起意的毒虫也不会摇摇晃晃走进一幢有门卫的大楼，而且——

哦，我的天哪。

我冲进走廊，按了电梯，又转身冲回家。我的工具还在那个已毁的小密洞里，没被访客拿走，我抓起那串工具，急匆匆回到电梯前。但在我回去拿工具时，电梯来过又走了。我决定不等电梯，改走楼梯，一路往下冲的同时，内心对可能发现的事情充满了恐惧。

三十四街和公园大道交叉口那幢大楼的门卫窒息而亡。死因被鉴定为意外，用来封住他嘴巴的胶带也封住了他的鼻子，但或许一开始就有人决定多用一段胶带把他的鼻子也封住，免得留下活口日后指认他们。即使那是个意外，谁敢说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走向邮件室，试了试门把。门锁住了，我把耳朵贴到门上听，但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我掏出工具，开始干活儿。

15

不管那些人是谁，他们一定是听了华盛顿某个联邦天才官员的建议，为了发生恐怖袭击时可以用防水胶带封窗户，囤积了很多胶带。他们显然是趁日用品连锁店凯马特存货告罄之前跑去买的，所以手上存货太多，而且在捆绑我们这幢大楼的门卫爱德加多时毫不吝啬——很不幸，那些人来访时正好是他值班。

他们把他的手用胶带缠在背后，让他坐在一张直靠背木椅上，把他的脚踝缠在椅子的前腿上。然后用胶带绕着他的腰部，缠紧在椅子的靠背上，最后又撕了一片胶带贴在他嘴上。不过他们没贴住他的鼻子，感谢上帝，所以他还活着。

可是恐怕也只是活着而已。他很勇敢地设法挣脱，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直到翻倒过去，但这姿势只是让他更加不舒服了。最后他终于设法侧身着地，脚悬在空中，头往下倾斜。这样的姿势会让血液涌向他的头部，不过也不会涌，可以慢慢流，因为爱德加多哪儿都去不了。

以这个姿势，他只能看到一小片地板，所以我打开门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可能是某个来救他的人，也可能是原来绑他的那伙人回来要灭口。总之有人出现了，所以他拼命制造出声音，发出了一连串极为生动的呜呜鼻音。原先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还活着，听到呜声让我立刻松了口气，我把他翻转过来，好让我们能看到对方，然后开始替他松绑。

我掀起盖住他嘴巴那片胶带的一角，掀到足以撕开来的程度，然后告诉他忍一忍。“会很疼。”我说，准备动手。我猛地把胶带撕下，我发誓这个可怜的小浑蛋眼球都突出来了，不过他半声也没吭。

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忍住的。爱德加多又矮又瘦，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我想他唇上蓄着小胡子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些。但那些胡须稀疏而不成形，因此造成了反效果，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装大人。而这会儿，那些胡子忽然间看起来更稀疏也更不成形了，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随着防水胶带被拔了下来，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没痛得喊出来。

他终于可以开口了，马上爆出一长串狂乱且急促无比的话。是西班牙语，所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听得出他的真诚。

“放松，”我说，“你没事了。他们不会回来了。你现在没事了，爱德加多。”

“爱德加。”

“我以为你叫爱德加多。”

他摇摇头。“不叫这名字了。现在改成爱德加了，比较美国化。”

“有道理。你坐着别动，我帮你割断这些胶带。”

胶带贴得实在太多了，根本撕不干净，我犹豫着要不要跑到楼上去拿瑞士刀，然后想起我们人在邮件室，书桌上当然会有用来割纸箱的美工刀。我转身看到了刀，如今美工刀能做的事不像几年前那么单纯了，不过要用来割断胶带还绰绰有余，我设法割开胶带而不割伤爱德加多——对不起，应该是爱德加——很快我就把椅子扶正，让他坐在上面。

“现在，”我说，“你牢牢坐着别动，好吗？”

“牢牢坐着？要怎么牢牢坐着？”

“那只是一种说法，”我尝试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算了。你坐在这里就是了，我去帮你倒杯水。你要喝水吗？”

“好。”

“我马上回来。我去倒杯水，然后打电话给警察，然后——”

“不要！”

“不要？爱德加，你差点死掉，那些把你绑起来的人已经杀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跟你一样是门卫。我当然得打电话报警。”

他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

“为什么不能报警？”

“移民局。”

“你要我打给移民局吗？”

“哦，天啊，不是！”

“啊，”我说，“你不要我打电话给移民局，也不要我打电话报警，因为你怕警方会通知移民局。”他热切地点着头，显然很高兴这个白痴美国佬终于弄懂了他的意思。“可是你不是非法移民，不是吗？你没绿卡怎么能得到这份工作？”

花了几分钟，他终于设法让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结果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绿卡。其中一些是由移民局发的，还有一些是私人企业的产品。后者可以摆平雇主，但移民局的人可以辨别出其中的差异，然后一个勤奋且有生产力的纽约人就会被踢走。

我向他解释，警方除了去管移民局的闲事之外，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他们唯一想从他这里知道的，就是把他捆得像个圣诞礼物一样的那些人的信息。但说到一半我就改变主意了，因为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就像《窈窕淑女》里的歌唱的，当警察无法靠近他怀疑的嫌疑犯时，就会怀疑靠近他的嫌疑犯。有这种歌词的歌不太可能登上畅销排行榜，但它道出了悲哀的事实。爱德加显然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是当警方无法查出任何结果时，某些目光锐利的警察就会决定应该对这名门卫进行更加严苛的审视，爱德加的身份随时都可能暴露。

然后，他们会发现他的绿卡边缘有些发灰，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怀疑，别无选择的警方会通知移民局的人，移民局的官员马上就会逮捕爱德加，把他遣返回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总之就是他度过昔日美好时光的地方，当时他还叫爱德加多，砍甘蔗的月薪是三美元。

“不要警察，”我赞成，虽然迟了点，“也不要移民局。我们上楼去，让你梳洗一下，喝杯水。或许喝点咖啡。”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一杯咖啡，嗯？”

“一杯咖啡，”他用英语说，然后转为西班牙语，“好，有何不可？”

作案的有两个人，虽然爱德加只看到了其中一个，而且也没看得太清楚。他们的作案方式真是简单。爱德加十点接班，大约二十分钟后，第一个人——比爱德加高且壮，这个描述符合大部分成年男子——朝他走来，说要找我。这人穿着黑色长裤，褐色山羊皮拉链开襟外套，蓝色大都会队棒球帽遮住了前额。外套里面穿了衬衫，但爱德加没仔细看，因此不记得是什么样子。

爱德加按了我公寓的门铃，看没人应门，就告诉那位访客。然后那位访客举起他手上的公文包，告诉爱德加说他想把这个公文包交给罗登巴尔先生，但这东西很重要，他想确保放在安全的地方。你们有放包裹的房间吗？门上有锁的那种？

爱德加说有，并向他保证会把东西放进邮件室。那个人说他希望现在就放进去，只是为了安全考虑，他会报答爱德加的。说到这里，他用大拇指摩擦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这个手势不受国境限制，都表示会用一些钱让对方尝到甜头。

爱德加以为这是赚取小费的特殊方式，反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还有好多事情他搞不清。所以他从大厅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邮件室的钥匙，带着那个人穿过走廊，经过电梯前方，打开邮件室的门。

门一打开，那名男子就冲上来往他脸上挥了一巴掌，他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对方是计划好的，当他明白过来想喊叫时，发现自己的嘴已经被胶带封住了。那名男子把他往前猛推，他跌跌绊绊地进了邮件室，没多久另一个人进来，接下来他就成了我发现时的样子——被绑在椅子上，手被胶带缠在背后。好吧，不完全像我发现他时的样子，因为开始时椅子还保持直立状态，后来他努力想逃，不久后椅子就倒在地上了。

事情就是这样。

一队警察可能会想出更多问题来问他。至少会不断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想确定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我则乐意假设他没有隐瞒。我同时也乐意给他咖啡，结果他喝完三杯时，我连一杯都还没喝完，然后他向我借用厕所，想想他喝了那么多咖啡，这也很正常。

几分钟后，我听到一声震惊又沮丧的轻呼，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厕所，一脸惊恐。我想着会不会是浴缸里又出现了一只讨厌的水蟑螂。它们是从水管里爬上来的，又大又恶心，可是上帝知道，爱德加是在热带国家长大的，他一定看过更可怕的昆虫才对。

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指碰了碰上唇。

“啊，对了，”我说，“我忘了你还没看到。爱德加，我找不出方法补救。我借你一把刮胡刀吧，你可以把胡子刮干净。”

他困惑地看着我，我比手画脚，假装拿着一把刮胡刀刮掉我根本没有的胡髭。他看起来垂头丧气，喃喃地说了一大串又急又快的西班牙语。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让我猜，大致上一定是类似这样我看起来就会像个白痴，没有人会把我当回事。

我坚定地摇摇头。“你刮掉胡子看起来更好，”我坚持，“反正随时都可以再留，但现在得先刮掉。”

我给了他一把新的一次性刮胡刀和一罐刮胡膏，然后他关上了厕所门。门再度打开时，他看起来年约十七，比这一切发生之前年轻了六个月。

我说他看起来很好，问他还需不需要什么，比如一颗阿司匹林、一点儿食物，或许冲个澡，可他只想回到楼下继续看门。他已经离开岗位太久了，他说，如果大厦管理员接到投诉就不好了。虽然那个管理员是爱德加姐夫的表妹夫，但如果知道他如此偷懒，也一样会把他开除。

何况，他说，大厅现在没人看着，这样不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走进来。住户们付了很多房租，他们有权利希望他坚守岗位，保护住户的利益。

于是他走了，他谢谢我给他的咖啡，谢谢我没有坚持报警，并且不顾自己刚经历过的一切，急着要回去工作。真不明白移民局为什么想把这样一个人遣返回原来的国家。

16

既然门卫都把胡子刮干净，重返工作岗位了，我觉得自己也该照办，继续打扫公寓。其间我打电话给一个二十四小时服务的锁匠，告诉他我的锁坏了，需要换掉哪些地方，并嘱咐他来时带个雷布森直筒锁和一个狐狸牌警察锁。他花了十五分钟到我这里，然后又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安装，而他向我收取的费用又加重了我所承受的侮辱和伤害。我写了一张支票给他，上床去睡觉，满心期待能一觉睡到中午，不过到了八点，我的眼睛突然自动睁开了，于是我不抱什么期望地展开了新的一天。

冲过澡、刮过胡子后，我心情好了点，早餐也不赖，打开书店的门时，我觉得自己又比较有人样了。我喂了拉菲兹，帮它冲了马桶——它会用马桶，但连卡洛琳都不知道该如何教会它冲马桶——然后把特价书桌拖到门外，之后坐在柜台后面，等着全世界的人络绎不绝地登门造访。一直没人，于是我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想到后头房间里有几箱书得上架。

我走到一半，又转身回到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我觉得前一晚弄上架的书已经够多了，于是我拿起一本书，这本书是跟其他一些书一起进货的，但我当初把它挑了出来，打算在让顾客眼前一亮之前自己先看一遍。是惊悚推理小说家约翰·桑德弗的新作，我已经看了五十页，如果没什么人打扰的话，我估计午餐前可以再看五十页。

桑德弗书中的警察都喜欢互开玩笑，其中有一个实在太好笑了，所以电话铃响时我还在笑个不停。我拿起电话说：“巴尼嘉书店。”然后一个我熟悉却想不起是谁的声音跟我道早安，问我会不会刚好有一本约瑟夫·康拉德的《秘密间谍》。

“等一下，”我说，“应该有，不过我得去确认一下。”

我走到小说区，发现有那本书，就在我按字母顺序摆放的地方。我把书拿到柜台，告诉来电者说我的确有一本。

“不是初版，”我说，“不过很干净，精装版。十二美元就可以买回家。”

“你帮我收着，”他说，“我今天找个时间过来拿。”

我可以问他的名字，但那样会显得尴尬，因为他的态度清楚地表示出了他认为我知道他是谁。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他没出现，过一两天我就把书放回架子上。比起一笔十二美元的买卖，我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

***

“比起一笔十二美元的买卖，”我告诉卡洛琳，“我有太多该操心的事情了。”

“可不是吗！”

“真想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他们拿走了我的钱，可是一开始把他们引来的不是钱。你觉得他们是要找什么？”

“我不知道，伯尼。你有什么？”

“八千美元现金，比我平常存放的钱要少。加上我付给锁匠的钱，总共将近九千美元。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是去过罗戈文家打劫的那一伙窝囊废，我觉得一定是他们，那我就完全不明白了。我跟罗戈文夫妇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从没听过罗戈文这个名字，直到……”

“直到雷走进来逮捕你。”

我缓缓地点点头。“一定跟这件事有关，”我说，“他们犯了案，然后我因为这个案子被逮捕。警方搞错了，但报纸上的报道没提这部分，所以真正犯案的人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个案？伯尼，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毛病？短暂失忆吗？”

“他们知道自己犯了案，”我说，“但他们不知道我什么也没做，我被逮捕是因为我为了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目的刚好在那一带晃荡。但他们只知道我被逮捕了，这说明我跟罗戈文一家或许有些关系。”

“比如什么关系？”

“比如我不知怎的抢在他们之前，开过罗戈文家的保险柜；而他们不论在找什么，总之没找到，于是就认为东西被我拿走了。”

“你觉得他们要找什么？”

我摇摇头。“一点头绪都没有。”

此刻是午餐时间，而我上午还真做了点生意。我卖了八本或十本书，其中有一本漂亮的大开本摄影集，记录了全盛时代的布朗克斯，可惜那个时代早就来过又离去了。另外，专门买杂志的米基·托乐里斯空手而来，抱着满满一纸箱过期的《国家地理》和《花花公子》，摇晃着走出去。我不会把杂志摆上书架，这种东西肯定卖不出去，除非你专门经营过期杂志，有很多存货。不过有些杂志我也会收购。具有收藏价值的通俗小说杂志当然包括在内，还有所有的类型文学杂志——侦探、科幻和西部小说，还有《花花公子》（只要插页没被撕掉）和《国家地理》，这两种杂志有不少人收藏，遇到像米基这样的人就可以转卖出去。他给了我现金，其他几个买书的人也是，不过要补满前一晚的损失，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去买了两个人的午餐——汉堡和薯条，我今天没什么创意——然后到贵宾狗工厂去，让卡洛琳跟上事情发展的速度。说是这么说，但其实更像是我在白费力气。

“我觉得，”我说，“他们在找什么可能并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

“嗯，对他们很重要，”我说，“对警方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因为警方没办法把案子安在我头上，所以希望能安在别人头上。重要的是这些家伙——顺便说一下，真希望我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

“嫌疑犯。”

“嫌疑犯，”我表示赞成，“重要的是那些嫌疑犯在寻找——见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东西。”

“麦高芬 [1] 。”

“谢谢你。那些嫌疑犯在寻找麦高芬，既然我的名字被扯进这个事件中，他们便来我家碰碰运气。于是他们来找，但没找到，然后——猜猜怎么着？他们找到了我的藏宝洞，而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马上发现这里是我藏东西的地方，而那个麦高芬——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词就是这么用的，伯尼。”

“他们发现那个麦高芬不在里面，而如果我有的话，一定会藏在这里，所以显然我没有那东西。这表示他们可以放过我了。”

“你觉得他们会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会。”

“你不认为应该去报警吗？”

“有什么好处？你想想，我向爱德加保证过不会让移民局的人来找他，而我敢这样保证是因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嫌疑犯——该说嫌疑犯是吧？”

“伯尼……”

“其中一个嫌疑犯比爱德加高且壮，这点信息实在没法把目标范围缩小太多。啊，另外他可能喜欢大都会队，或是揍了哪个大都会队的球迷抢了他的帽子。如果我没把这些告诉警方，你觉得我算是隐瞒了有价值的线索吗？”

“我想不算吧。伯尼，你知道吗？幸好他们去的时候你不在家。”

想到罗戈文夫妇，我点点头，打了个冷战。

“如果你在的话——”

“但我不在家。”我说，觉得该换个话题了，“今天晚上不去饶舌酒鬼喝酒了，对吧？因为你得先跟‘鬈发小妞’约会，接下来跟我还有个约。”

“你还要去吗？”

“现在更该去了，”我说，“经过了昨天晚上，我有最佳的理由去河谷区跑一趟。我需要钱。”

[1] 麦高芬（McGuffin），是虚构故事中的一个专有词汇，指某个会影响人物和动机的元素，所有人都想要，一般没有详细的描述。麦高芬在电影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特别是悬疑电影。希区柯克在《三十九级台阶》中用到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了普及度。

17

我吃午餐花了不到一个小时，一点之前又回到书店柜台后面准备做生意了。后来回想的时候，我断定那个胖子一定是躲在隔壁或者街对面的哪家门口，等着我休息回来开门，因为我刚把约翰·桑德弗的小说拿起来看，门上的小铃铛就宣告了他的到来。

这不意味着我得放下手上正在看的书。我给了他一个欢迎的微笑，轻轻点了点头，让他自己去浏览书架，几乎每个人进门我都是这个反应，除非上门的人带着书要卖给我，或是来问圣恩堂该往哪个方向走。那个胖子空着手上门，所以即使他有书要让我收购，也没带在身上；而且我不觉得他是想在街角那个新教圣公会的教堂中寻求和平与宁静，所以我合上书，等着看看他想要什么。

我知道喊他胖子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按照通常的政治原则，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见铲子说铲子”，有话直说，毫不掩饰。或许有个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委婉说法来称呼胖子，不过我懒得花时间去查，所以我就继续称他为胖子，希望你们不会反对，反正他一定不会反对。

所以他是胖子，毫无疑问。有些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肥胖，就好像这些多余的体重是趁他们没注意时忽然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于是现在他们不知道该拿这些重量怎么办。而他则不是那样。只要看他一眼，看到那种自信的态度、那种移动的方式，你多少就会明白他一辈子都胖，从一个胖婴儿长成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历经尴尬年纪长成一个胖胖的青少年，最后终于成为一个胖胖的成年人。他没有那种好似腹部藏了一个海滩球要走私过海关一般的大肚腩；也没有细瘦的四肢从肥胖的躯干伸展出来、活像一个戳着牙签的马铃薯。不，他全身都胖，而我能感觉到他对此怡然自得。

他穿了一套蓝色西装，如果不是量身定做的，那至少也特地修改过，而且是由一个很有想法的裁缝动手的。这套西装不会让他看起来比较瘦，反正什么衣服都不可能，但很合身，让他看起来清爽又得体。你还想要几码长的西装毛料达到什么效果呢？

他的衬衫是白的，宽领角，领带刚好是今年流行的宽度，上头整齐排列着海军蓝与深红色的条纹。我没法说出他穿什么样的鞋子，因为他走进来时我没注意，等到我仔细打量他的时候，他又站得离柜台太近，看不到脚。不过我打赌他穿的是好鞋子。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舍不得在鞋子上花大钱，而且他们都很愿意花时间慢慢挑。

“罗登巴尔先生。”他说，不太像是陈述句，但也不太像是问句。我点点头，确认他叫得没错，他给了我一个笑容，露出很多牙齿。那些牙齿很白很整齐，完美得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真的。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那个笑容。

“非常荣幸。”他坚定地说，伸出手来，毫不意外，那只手胖乎乎的。我握了他的手。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握住伸到面前的手，而且每次我还没想清自己到底想不想跟对方握手时，就已经握住对方的手了。不过这一次，我十分乐意跟这名男子握手。他或许是个顾客，而就算不是，他见到我既开心又荣幸，我为什么要让他站在那里白伸着手呢？

我们握手时，拉菲兹趁机从透着阳光的橱窗上跳下来，跑到柜台前，然后开始绕着那个胖子的脚走，一边走一边磨蹭着他的脚踝。我早上开门时，拉菲兹已经跟我进行过一次这个例行活动了，这是它希望我喂它的一种通知方式，好像以为如果不天天提醒的话，我就不会想到似的。可是我今天已经喂过它了，逻辑上它也不可能去期待一个陌生人担任这个荣誉任务，无论此人把自己喂得多么好。

我往下看拉菲兹摩擦他的双脚时，应该是趁机看他鞋子的好时机，但我忙着注意那只猫的异常行为，没留心它正抵着摩擦的东西。总之，我敢说那是一双昂贵的鞋子，而且他鞋柜里一定有一打同样好的鞋。

他松开我的手，往下看着拉菲兹。“一只猫！”他喊道，显然满怀喜悦，“我非常喜欢猫。可是它的尾巴怎么了？”

“它生来就没有尾巴，”我说，纳闷着自己讲的是不是事实，“它是马恩岛猫。”

“啊，当然了。来自马恩岛。”

“唔，并不是它本人——或我该说本猫？——是它的祖先来自马恩岛，但拉菲兹是在纽约出生的。”

“我非常喜欢猫。”他又说了一遍。然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伸手搔了搔拉菲兹的耳后。那只小恶魔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胖子又多搔了它几下，拉菲兹又多呼噜了几声，然后跑开，跳上烹饪书区的一个空位，从下往上数第四格。它从那里注视着我们，好像它的祖父或祖母是那种会笑的柴郡猫，我真的觉得它好像在微笑。

“有只猫一定很好，”胖子说，“如果我开了家书店，一定会在里面养只猫。我觉得你养猫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谢谢。”

“现在呢，”他说，“我相信你有一件我要的东西，罗登巴尔先生。”

“是吗？”

“我相信是的。”

他又像之前那样微笑了，那些牙齿或许的确是真的。我很确定他挑牙医就像挑裁缝一样仔细，而且牙科技术在近年大有进步。只要定期去看个一流的牙医，你就可以拥有满口完美的好牙，完美到任何人都会以为是假牙。

可是我能有什么东西给他？

哦。

“《秘密间谍》。”我说，他面露喜色。我朝后伸手，把康拉德的小说从架上拿下来。我正要拿给他，他也正要伸手接，此时我忽然抽了回来。“可是之前打电话来的不是你，对吧？”他犹豫着，然后我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托你来帮他拿书。”

我再度得到一个微笑，还有点头确认。我把书递给他，他仔细检查，但方式很奇怪；他没有翻阅，甚至没有看看书名或版权页，而是把书拿在手上转来转去，好像想通过手掌吸收此书的精华。我见过某些收藏家碰到初版书或装帧精致的书时会做类似的事，但这本书只是供阅读的寻常版本而已。

但他是替打电话来的那个人取书，可能对书本所知不多，只知道书店很适合养一只猫。或许他以为有人递书给你，你就该这么把书在手上转来转去。

“就是它了，”他满意地说，“你要收多少钱？”

“和我在电话里说的一样。上头标的是十二美元。加了税以后是十三多一点，不过我们可以去掉零头。就十三吧。”

“十三。”他说。蓝色的眼珠透露出一股饶有兴趣的神色。他向左侧身——也就是朝向拉菲兹——然后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暗褐色的钱包，但他的身体挡住了我的视线。他数了十三张纸币，或者说至少听起来如此，他一边语调奇怪地念叨着“十三”，一边把钱包放回口袋。然后他转过来，把那沓钞票对折，小心翼翼地握在掌中，掌心向下交给我。

我觉得应该数一下那些钞票，但又告诉自己别犯傻了。他少给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且如果我收到的是十一或十二，而不是十三美元的话，我真的会在乎吗？我也配合他的小心翼翼，用掌心接过那些钞票，流畅地移转到钱包里。我写了张收据，塞到书中，再把书放进一个大小相仿的棕色纸袋中，递给他。

“非常荣幸。”他说，再度露出那个灿烂的笑容，然后灵活地转身，走向拉菲兹，又搔了搔它的耳后，“真是可爱的小猫咪。”他说，而拉菲兹则全心全意地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接着胖子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宣告他离去的铃铛声还在响，我就伸手去掏钱包了。我低头一看，发现他弄错了，因为最上面一张是百元钞票。然后我翻了一下那沓纸币，全部都是一百美元的。

我可能是个贼，但不会在自家书店行窃。我不会抢顾客的钱，也不会让他们抢钱。他刚才不小心付了一千三百美元买了一本十二美元的书，光营业税就比任何人该支付的要多，不论政府是否有财政危机。

我冲出柜台，猛地拉开门，站在人行道上，四处张望寻找他。他已经往大学广场方向走过了两幢建筑，正站在人行道边缘等着过马路。“嘿！”我喊道，他没回应。如果我知道他的名字就能喊了，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喊的是，“嘿！秘密间谍！”然后拔腿沿人行道跑向他。

他随着我的声音转身，但没转身或许更好。这样他可能就会看到那辆车驶来，无论如何对他有点好处。

我不知道那是辆什么车。我应该知道的，因为我就看着车子开过来，我看到车子加速，然后看着它突然随着尖锐的刹车声停下来。然后我看到乘客座的车窗打开，看到一支枪伸出来。

然后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因为我的直觉引领我做出了适当的反应，我猛地卧倒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一辆停着的车帮我挡住了那个拿枪的家伙。他的枪并没有指着我，但之后有可能转向。

我后来才知道，那把枪果然转向了。那是一把自动连发手枪，射手胡乱扫射，子弹乱飞。而当然，枪口的正前方，就是那个胖子站的地方。我躲藏的那辆车身上嵌了几颗子弹，还有一颗飞进一家欧洲古董进口商的窗子，留下一个整齐的弹孔，最后子弹留在了一个法国乡村风格的古董书橱里。还有很多子弹飞到别的地方，但更多的还是飞往了原来的目标，这对那个胖子可不会有任何好处。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切，因为我不敢动。我的确转了转头，设法从替我挡子弹的车子下面看到一点点有限的情况，而我看到的是：车门打开，我推测是枪手的那个人，跳下车，跑到胖子躺的地方，伸手拾起一样东西，很可能是一个书本大小的棕色纸袋，接着回车里关上车门。然后那辆车子火速离开，在大学广场右转时都完全没减速，引起很多车辆按喇叭表示抗议。

我不记得自己走到了胖子躺着的地方，但我一定去了，因为恢复神志后我发现自己站在那儿，低头看着他。他中了至少十几枪，血从他身上涌出来。他没有在笑，不过谁能怪他呢？

“伯尼？”是卡洛琳，“我听到枪声就跑出来了，怎么回事？他是谁？这些钱是哪儿来的？”

我低头看到自己手上还抓着那一千三百美元。“这是要找给他的钱，”我说，“不过我想现在不必了。”

18

“好吧，”雷说，“我们再从头叙述一遍。”

我们在书店里，还不到下午三点，但感觉好像是凌晨三点。我前一夜过得很糟糕，几乎没怎么睡；而今天白天很轻松，直到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待在柜台后面，而雷则站在柜台前。他一直问问题，我已经就我所知回答了大部分。

“所以这个家伙走进来，”这会儿他说，“而你之前从没见过他。”

“从没见过。”

“大块头胖子，全套的西装，打着领带，你之前一次都没见过这个人。”

“我刚才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他从没走进来，替比如说某个在医院的朋友来取书？”

“如果他来过，”我说，“我会记得的。但要记得一件没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很困难。”

“啊，不知道呢，”他说，“有些人就常干这种事，我们称之为撒谎，伯尼，而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次我没撒谎，”我说，“他进来，跟我的猫玩，然后说我有一件他要的东西。”

“于是你给了他一本书。”

“对。”

“你从没见过他，却刚好知道该拿什么书给他。”

“哦，天哪！同样的事情我到底要跟你重复多少次？”

“说到我明白为止，伯尼。所以再跟我说一次吧。”

“我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那个胖子打来的。”

“不，不是那个胖子打的。是一个客人，我想是，他问我店里有没有某本书。”

“是这个叫康拉德的家伙写的，他姓什么来着？”

“就姓康拉德，名字是约瑟夫。他是波兰人，在海上度过了很多年，最后靠自学学会了英语，成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康拉德是个波兰姓？”

“他改过了。”

“不怪他，”他说，“他原来的姓可能有一大堆Z和Y，只有波兰人才会念，不过大概也念得很辛苦。所以你说你有这本书，而且帮这个家伙留着。”

“对。”

“然后当这个家伙走进来，就是那个胖子，你就把书给了他，而不是给打电话来的人。”

“我以为是打电话的那个人托胖子来拿的。”

“你问过他要的是哪本书吗？”

“我说了书名，他乐不可支。我把书递给他，他活像拿到圣杯似的。他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他，他迫不及待地把钱塞到了我手里。”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先跟猫道别，”我说，“然后才离开的。”

“然后被打得屁股开花。你为什么跟在他后面追了出去？”

“他忘了拿找零。”

“所以你得还给他？你，伯尼？”

“在这里，”我说，“我诚实可靠。即使在看似今年最漫长一天的今天。”

“那本书多少钱？”

“十三美元。”

“他给了你多少钱？”

“十五。”我说。不管在书店内或书店外，诚实都要有个限度，“他给了我一张五美元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没等我找钱就走了。”

“所以找零是两美元，对吧？你是想告诉我，你追在他后头跑上街，只为了还他两美元？”

“亚伯拉罕·林肯小时候，”我说，“曾在一家店里当店员。有天他少找了钱给一个顾客——”

“林肯会这样？我一直以为他应该很诚实的。”

“那是个意外，那个人走了之后，林肯才发现自己犯的错。所以那天晚上，他大老远走路到那个人家，只为了找钱给人家，路上很黑，积雪很深。你知道他是为了还多少钱吗？”

“两美元？”

“一美分。”我说。

“一美分？因为那上头铸着他的头像吧？”

我看了他一眼。“一美分，”我说，“但林肯知道留着它是不对的，所以就还了回去。”

雷皱起眉头思索着，或是装出了思考的样子。“你知道，”他说，“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伯尼，你觉得这故事是真的吗？”

“我想故事中的精神是真的。”

“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就是，”我说，“不，我不认为那个故事是真的。”

“我当时就不相信，”雷说，“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我觉得那故事就像乔治·华盛顿砍掉了邻居的樱桃树一样。故事编得很好，但根本没这回事。回到那本书吧，伯尼。那只是架子上的一本旧书，对吧？”

“对。”

“不稀有也不贵重。”

“的确不值钱。”

“否则你为什么十三美元就卖了呢？而且我记得你说过，你有这本书很久了。”

“好几年了。”

“所以那个胖子要找的其实不是这本书。”

“雷，你脑子真灵。”

“那我就要问问你了，”他说，“你老实回答也不会有罪，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是我不知道或不需要知道的？可能会让某些人认为你有他们想取回的东西？”

这个问题不必费力想很久。我唯一涉入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星期三夜里的冒险，四处徘徊进了芭芭拉·克里利的公寓；另外一件是尚未发生的梅普斯家窃案。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引得那个胖子走进我的店。

“没有。”我说。

“那就是罗戈文谋杀案了。”他说，“凶手进入他家，杀了三个人，然后打开保险柜，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却没拿到的。可能是一本书。”

“一个麦高芬。”

“这是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我说，“我想你没说错，他们在找的东西至少外表有点像书。”

“一定是。”

“但不是康拉德的《秘密间谍》，否则未免太巧了。”

“那件东西，”他思索着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然你把那本书递给胖子的时候，他会立刻还给你。”

“或者扔到我脸上。”

“或者扔到那只猫身上。不过，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他说这本书只要十三美元的时候，他的反应有点奇怪？”

的确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以为我指的是十三张百元大钞。而且对那个麦高芬来说，这还是一个很低的价格，这就解释了他那谜一般的笑容，还有他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他带了多少钱来。只有上帝知道我可以把价钱开得多高。

“也许他以为我只是想摆脱那个东西，而要价十三美元是为了保住面子。”

“十三美元可遮不了你的脸，顶多遮住几根胡须罢了。伯尼，这里头一定有两组玩家。枪杀罗戈文夫妇的那组人和另外一组。我猜胖子是另外一组的，杀死罗戈文夫妇的人和开枪打死他的是同一组。”

这组人也踢开了我家的门，我心想，因为他们的作案手法跟罗戈文家的入室行劫案很像，同样用防水胶带捆住了门卫。可是我没跟雷提起我家被偷了，或许是因为我答应过爱德加不会让移民局的人来找他。我可以现在告诉雷，但接下来我就得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还是绝口不提这回事比较简单。

“两帮坏人，”他说，“其中一帮已经杀了四个人。那时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尼在哪里呢？他正趴在地上呢。”

“这个嘛，我原本不用趴在地上的。”我说，“我之所以被卷入完全是因为你挑上了我。他们发现我被逮捕了，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警方的无能造成的失误。”

“别生气嘛，伯尼。”

“他们真以为你们这些家伙脑子很清楚呢。”我说，“你知道我该做什么吗？我该要求警方二十四小时保护我。”

“你想要吗？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儿，伯尼。来我们分局，我把你关进牢里就行了。”

“你太幽默了。”

“说真的，你要我弄个便衣跟着你吗？我得跟局长解释一下，不过可以解决的。”

那就太好了，我心想。我们到河谷区偷梅普斯家时，那个家伙可以跟着来。他可以帮我们望风，以确保车子不会因为停在“禁止停车”的区域而被开罚单。

“谢谢，”我说，“不过我想还是算了吧。”

***

雷在店里的这段时间，我其实还做了几笔生意。顾客进进出出的，逛的比买的人多，但偶尔有人拿本书到柜台来，我就打断雷的话，打开收银机结账。时不时会有个人来问外头的枪击事件，我就附和着说真是可怕，然后便不再多言。

雷终于离开了（但没有保证他不会再回来），我才真正闲下来一会儿，回去看约翰·桑德弗的小说。这本书越来越精彩了，虽然故事的主线有点牵强，不如这个系列的其他几本。但和之前一样，这本书的叙事视角也不断转移，从男子气概十足的英雄警探卢卡斯·达文波特，移转到书中的坏人主角身上，这坏蛋是个曾经的素食主义者、最后又对自己的信仰幻灭了的公理会牧师，他在明尼苏达州四处残忍行凶，杀害著名的素食主义者和种植有机食物的农民，先残杀他们，再吃掉他们的肝。非常荒唐，但不知怎的却让你觉得合情合理。而正当我看得入迷时，该死，有个人进了店门，朝我的柜台径直走来。

他是个高个子，留着精心修剪的胡子，瘦得像根通水管的铁条似的，穿了一套褐色斜纹软呢西装三件套。他名叫科尔比·里德尔，是新学院大学的教授。我忘了他是研究什么的，不过我非常确定是个什么“学”。

“哦，”他说，“你今天好吗？”

当然，这个声音就是我上午在电话里听到的，当时我就觉得耳熟，但却想不起是谁。“哦，该死，”我说，“你是来拿书的。”

“伯尼，时间不合适吗？”

“不，完全不是，”我说，“至少不会比其他时间差。科尔比，另一个人把你的书拿走了。”

“哦。”

“真是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会帮我把那本书收着。”

“我是收着了。”

“哦。”

“然后有个人进来，我就拿给他了。”

他在努力搞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我则打从心底希望他弄明白。“你以为他是我。”最后他说。

“我以为你托他来拿的。他说他知道我有件东西要给他，所以——”

“所以你以为我托了他来拿，就把那本《秘密间谍》交给了他。那他为什么没退还给你？”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他正好也在找我想要的那本书，未免太巧了。”

“他没在找这本书。我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把我的书给了他，他也很满意。”

“显然如此。”

“他付了钱吗？”

“连营业税在内都付了。”

“你们对州长真好。你觉得他会把书拿回来退还吗？”

“恐怕不会。”

“真的吗？等到他明白这不是他要的——”

“他不会明白了。”

“为什么？他脑死亡了吗？”

我想他很快就会在“五点现场”看到相关新闻，或在早报上看到，所以何不现在告诉他？“发生了其他事情，”我说，“他走出书店，手上拿着书，然后一辆车忽然停下来，有个人摇下车窗，开枪把他打死了。”

“天哪！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该不会是另一个人付了更多钱把书买走，你为了掩饰真相，就编出这个故事吧？”

“我不会把留给你的书卖给别人的。”我说，“另外，没错，我不是开玩笑的。你可以去看库珀·斯通古董店橱窗上的那个洞。那颗子弹没射中那个家伙，不过大部分子弹可没落空。”

“真令人震惊，”他说，“而且真是戏剧性。我得说，比老康拉德写过的任何故事都要刺激。伯尼，我知道提起这个话题实在要命，不过他们朝他开枪，而他倒在人行道上时——我想他倒下了，对吧？”

“差不多吧。”

“唔，那他手上的书也掉了下去，对下对？我猜你没把书拿回来。”

“是的。”

“不过你想过或许可以去拿？”

“没想过。”

“啊。因为是证据？被警方没收了？”

“被凶手拿走了。”

“凶手？”

“他把书捡起来，然后车开走了。同时还违反了几条交通规则，不过我看他们也不会太在乎。”

“他们杀了那个人，”他思索着说，“然后拿走了我的书。唔，不是我的书。我还没付钱呢，所以书的所有权还没移转。那还是你的书。”

“你说是就是吧，科尔比。”

“好吧，我想想，”他说着转向书架，“这个周末我得找些书来看，不是吗？”

我跟他一起来到小说区。我把店里其他的康拉德作品指给他看，但他不感兴趣。他说，对他而言，《秘密间谍》的诱人之处在于背景在陆地上。康拉德写的海上故事实在不合他的口味。

“这里有格雷厄姆·格林，”我告诉他，“我这里有很多格林的作品，而且有几本是初版的。”

“哦，天哪，”他说，“我不要格雷厄姆·格林。”

“你不喜欢他？”

“格雷厄姆·格林最显著的特点是，”他说，“他笔下的角色从偷情中得到的快乐，比我们其他人拥抱自家老婆时得到的快乐还要少。不，我放弃格雷厄姆·格林。”

他挑了伊夫林·沃的盖伊·克劳奇贝克三部曲中的一本，我忘了是哪一本。他看过这本书，但家里没有，且时间过去够久了，他很乐意再看一遍。想到将要读这本书，他高兴起来，决定好好多读几本沃的作品，因此又挑了三本，然后开了一张支票给我。“可我还是想要《秘密间谍》，”他走到门口时回过头说，“如果正好有人来卖这本书——”

“我会留给你，”我向他保证，“绝对不会让其他人拿走。”

19

我正准备打烊时，此时我最不想见到的人——雷·基希曼出现了。

“好极了，”我说，“我正盼着你来呢。”

“是吗？”

“当然，”我说，“你正好可以帮我把特价桌搬进来。”

“我很乐意，伯尼。”

“很好。你抬那边——”

“只不过我不能搬东西。医生嘱咐的，对我的背不好。”

“如果我们角色对调，”我说，“而我编个这种借口给你，你就会问我那医生叫什么名字。别担心，我不想知道。你就站在那里看我辛苦劳作吧。”

“很好。”他说完，就戳在那里不动。他至少可以帮我扶着门，也的确帮了，并切实地奉行“至少”原则。进到店里头，他庞大的身躯靠着我的柜台，等着我安顿拉菲兹过夜的杂事。

“等你弄完了，”他说，“我们可以到你跟矮冬瓜每天晚上去的那家酒吧。我本来打算直接过去给你们个惊喜的。”

“真希望你这么做了。”

“是吗？为什么？你喜欢意外？”

“我喜欢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意外，而你就会是那个人，雷，因为我们今天不会出现。”

“你们不喜欢那地方了吗？”

“卡洛琳今天有约会，”我说，“而我不喜欢一个人喝酒。”

“所以你跟我喝嘛，伯尼。锁上店门，咱们走。”

我摇摇头。“今晚不行，雷。”

“今晚不行？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没错，”我说，“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可以喘口气了，但我今天晚上不太想喝酒。”

“那就喝杯咖啡。大学广场上有家新开的店，应该不错。”

“是不错。就是东西有点贵。”

“那有什么问题，”他说，“你买单嘛。”

结果我付钱为两人各点了一杯大杯拿铁。我相信这玩意儿如果用英文名字一定会便宜点 [1] 。我买了咖啡端到他挑的角落桌子上，告诉他科尔比·里德尔刚刚来过书店，想拿他那本康拉德的小说。

“所以就跟我之前猜测的一样，”我说，“有个顾客跟我预订了这本书，我以为那个胖子是来帮他拿书的，胖子也以为那就是他要找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在我手上。”

“可是你说你没这东西。”

“如果我有，”我说，“肯定第一个告诉你。不管这玩意儿是什么，有好几个人为它送了命，所以我怎么会想留在手上？我会赶紧交给有关当局。”

“那当然。你的这个顾客，他有名有姓吧？”

“必须有，雷。这年头没个名字就好像没有社会保险号一样，没法生活。”

“伯尼，你要不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呢？”

“不行。”

“不行，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说，“你不看报纸的吗？丹佛那边发生过一个案子，警方想逼一个书店老板透露他某个顾客买过哪些书。那名顾客是个毒贩，警方想证明他买过一本《如何在自家厨房制造冰毒》。”

“谁会出这种书？”

“书名可能不是这样。重点是，乔伊斯·梅思基斯坚守原则，半个字都不透露。她一定花了很大一笔律师费，可是她赢了。她可以不惜性命捍卫‘阅读自由’的原则，我怎么能逊色呢？”

“一派胡言，”雷说，“这个波兰佬康拉德跟在家里制毒有什么关系？你是在放烟幕弹，伯尼，不过没关系。你不想告诉我名字，好啊，那我来告诉你一个名字，怎么样？”

“雷，你把我搞糊涂了。”

“阿诺德·莱尔。”

“阿诺德·莱尔？”

“有印象吗？”我摇摇头，“那雪莉·施尼特克呢？”

“阿诺德·莱尔和雪莉·施尼特克。施尼特克？”

“我觉得我应该没念错。”

我相信他没念错，虽然他每次都把“蒙德里安”读成“莫特里恩”。“阿诺德·莱尔和雪莉·施尼特克。我可以想象这两个名字刻在树干上，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爱之箭贯穿其中。总之，他们是谁？”

“还记得罗戈文的名字吗？”

“给我两秒钟，那名字就在我舌尖上。”

“那你为什么不吐出来呢？”

“莱尔，”我说，“阿诺德和雪莉就是罗戈文夫妇吗？”

“曾经是，”他说，“现在他们都吃了枪子儿翘辫子啦。我们通过指纹比对得知了他们的真名，前科几乎跟你一样多。两个人都是几年前从俄罗斯来的，去了布莱顿海滩。那一带住了很多辛苦工作、安分守己的俄罗斯人，不过他不是其中之一，她也不是。”

“他来自俄罗斯，却有阿诺德·莱尔这种美国化的名字？”

“不，他来美国后改了名。是通过法律程序改的，这一定是他干过的最后一桩合法的事情。至于施尼特克，据我们能查到的，她确实生下来就叫这个。”

“有些人就是这么幸运。”我说。

“不到一个月前他们租下了那个顶楼公寓。转租的，签了一年的约，现金支付。别问我他们怎么想出罗戈文这个姓的。”

“也许他们是想到了索尔·罗戈文。”

“见鬼，他是谁？”

“五十年前水牛城野牛队的投手。”我说，“或许是想到了西里尔·罗戈文·莱希，是个女作家，我书店里就有她的一本书。”

“好极了，伯尼。我们就以真名称呼他们吧，莱尔和施尼特克。这俩名字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吧？”

“完全没有。”

“那个保险柜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其他家具是跟着房子一起出租的，我们联络上房东，她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我们询问了纽约卖保险柜的几家公司，没有人卖给他们过。”

“真有趣，”我说，虽然并不确定有趣在哪里，“雷，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也该问自己这个问题，伯尼。”

“然后呢？”

“首先，”他说，“我很确定你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确定，而且我记得之前早就告诉过你了。”

“是啊，但如果你每次开口我都直接把你的话当真，他们就该把我送进疯人院了。不过这一次看起来你说了实话。我想这对你我都是个机会。”

“机会？”

他郑重地点点头。“这么多年来，”他说，“我们两个人合作得挺好的，伯尼。”

“总的来说，”我说，“我赞成你的说法。”

“有个什么东西很多人都想要。不管那是什么，有人甚至可以为它而杀人。”

“然后你觉得这对你来说，看起来好像是个机会？我只觉得这看来像是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

“要是我能破这个案子，”他说，“那可是大功一件。现在我们知道罗戈文夫妇是谁了，加上街头的枪击事件，于是案子不归我们管了。现在是重案组接手。但这不表示我不能花点时间在这案子上，如果我能破案，哈，看起来会有很多好处。”

“我相信是。不过跟我有什么关系，雷？”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破的，”他说，“好警察也做不到。”

“很多时候，”我说，“他们做得太多了”

“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问题是，我们查到了莱尔和施尼特克，这可是集团犯罪了。很多时候即使你很清楚是谁干的，也还是结不了案。但不管此案是否结案，其中一定有很肥的报酬，伯尼。”

“只要我们查出他们在找的是什么东西。”

“答对了。”他说。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对吧？”

“对。你呢？”

“一点头绪都没有。”

“好吧，”他说，“我们其中一个人或许能摸出些什么。你说我们来个互通情报怎么样？你发现了什么，就告诉我。反过来也一样，我会告诉你。”

“如果拿到报酬了呢？”

“五五分成，”他说，“只不过功劳得归我，因为功劳归你也没什么用。除非我们能让市长表扬你一下，给你个本周荣誉市民之类的奖，不过说实话，以你过去的前科和种种记录，希望不大。不过现金我们就对半分了。”

“很好，”我说，“这件事我就遵照你那位裁缝的教诲吧。”

“我的裁缝？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没有裁缝啊。”

“真的？我还以为你的衣服全是‘帐篷师奥玛’做的呢。”

“这是在挖苦我吗？他到底是什么人？”

“算是吧，”我说，“不过不严重。他跟阿诺德和雪莉一样，早翘辫子了。不过他活着的时候，是个波斯诗人，名叫奥玛·海亚姆 [2] ，他说过很多有学问的话。其中一句就是‘拿走现金，放弃功劳’。”

“现金和功劳，嗯？”他想了想，说“唔，他不是我的裁缝，名和利我都要。”

二十三街和第五大道交会口有家店出售预存话费的手机。我很确定，全纽约到处都有类似的店家，可是通常你只有要买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这种店的存在，而即使如此，你还是可能看漏。我确定在第十四街看到过一家，离雷把我一个人扔下喝剩下的四美元拿铁的店只有几个街区，不过去我知道的地方比较简单，于是我就去了。

我给了店员一点钱，他给了我一部只能通话一定时长的手机，用完就没用了。我忘了到底是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会用其中极小一部分。我只有一个电话要打，而且我打算只拨一次或两次，或许最多三次。

我把新手机放在胸口的衣袋里，离开那家店一直走，过了两个街区才明白自己要去哪里。我看看表，时间还很多，这好像是个消磨时间的合理方法。我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双脚好像有自己的意志似的，没多久，我就来到了第三大道和三十四街角落那幢白砖建筑的斜对角。我星期三晚上曾经过了这里，该死，我那天夜里踏遍了整个街区，却没有任何理由去留心这幢建筑。

我仔细打量这幢楼，它看起来就像四十年前在纽约各处冒出来的其他白砖建筑一样。丑陋的平价楼房，造价低廉，天花板在建筑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低；至于那些墙，即使你是聋子，也能听到隔壁有人放屁。现在这种房子没人盖了，真是太好了。

我想过要不要过去跟那个正站在人行道抽烟的门卫讲两句话。可是能问他什么？他又能告诉我什么？我很确定，他能说的雷都早已知道了。

倒不是我对雷提出的合作关系有什么期望。不过，有人杀了罗戈文夫妇（我得慢慢习惯把他们想成莱尔和施尼特克）。而同样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那伙嫌疑犯”——给门卫爱德加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劫掠了我的公寓，偷走了我的应急基金，然后在我的一位好顾客身上留下了很多弹孔。（我从没见过那个胖子，不过一个来我店里不到五分钟却花了一千三百美元的人，实在是个好顾客。何况，拉菲兹觉得他是个王子。）

如果我能帮雷抓到那群浑蛋，或者能从他们身上刮到一些钱，或两个目的都达到——唔，那我可乐意得很。

我又多走了几步，心里想着有多少摄像头录下了我的身影。这些侵犯个人隐私的玩意儿让干坏事变得特别困难，所以我想犯罪率下降也不意外。很快，每个罪犯就都得选择明目张胆地犯案，或进入生意世界，在商界犯罪很少会被判刑，也不用担心摄像头。

这种事情最适合找个卖酒的地方好好沉思，于是我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一家高级酒吧，店名叫“帕西法尔”，就在列克星敦大道上，往北几家就是三十七街。现在是过渡时间，周边没那么拼命的上班族正准备回家，而住在这一带的酒鬼们还没出门。因此吧台还有空位，我坐下来点了一瓶巴黎水。酒保是位高个子金发女郎，颧骨又高又尖能坎伤人，端了一瓶圣培露，还在里头挤了一片柠檬，然后收走几块钱，留我一个人在那儿茫然地喝着。

一定就是在这么个地方，我心想，芭芭拉·安·克里利遇上了那个声音低沉的痞子，让她生平第一次领教氟硝西泮，然后干了那件令他骄傲的事，或该说是那件无耻至极的事。不知他会不会再来同样的池塘钓鱼，然后我朝四周看了看，不明白自己在寻找什么。既然我没见过他，除了他的声音对他一无所知，也就不太抱期望认出他来。

但我可以认出芭芭拉·克里利，而且确实认出来了。她站在吧台前，一只脚踩在横杆上，跟我相隔不到五张凳子的距离。

只不过那不是她，看上一秒钟就能迅速确定这一点。比起我刚闯入过的公寓的那位女主人，这个女人老了点，也胖了点，她的脸轮廓更深，头发更短。我越看就越觉得两个人不像。

我看了看酒吧里其他地方，但也只是形式上扫视了一圈。我知道她不会在这里，确实不在。但我同时完全确定这会是她常来的地方。或许不是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给她下药的家伙——我发现自己心里暗地喊他“如飞男”——但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如果我在这边泡得够久，喝够多的意大利气泡矿泉水，肯定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人出现，说不定两个都会。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希望碰到他们中的一个呢？

但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对吧？我有活儿要干，而且差不多是时候了。我喝掉大半杯圣培露，留下一点零钱，然后回家。

[1] 拿铁（latte）为意大利语，全称应为cafe latte，字面意为咖啡牛奶。现一般美式餐厅均以latte通称意式咖啡牛奶。

[2] 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ám，1048—1131），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著有四行诗集《鲁拜集》。海亚姆（Khayyám）的原意为“制作帐篷的师傅”。

20

八点四十五分，我已经坐在了一辆青铜色的福特水星黑貂型轿车的驾驶座上。车就停在阿伯巷，前保险杆离巷子里唯一的消防栓不到八英寸。这个距离比法律允许的要近，但我根本不担心违规的问题，因为车是偷来的。

我总是怀疑阿伯巷里会有多少交通警察和开停车罚单的女警——甚至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阿伯巷在哪里——但如果有警察来，我随时能看到，我这样停车就是为了能看见所有进入这条小巷子的人，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走路的。引擎上没插着钥匙，因为我根本没有钥匙，不过发动一辆车只需要一两秒钟，只要看到警察，我就会立刻发动车子。

我等了十分钟都没人出现，既没有警察也没有普通人，最后终于有人走进巷子来，我发动黑貂车、按响喇叭，因为来的人是卡洛琳。她四处张望，没看到熟悉的车，于是继续走。我又按喇叭，她转过身来，皱着眉，我摇下车窗喊她名字。

“啊，”她说，“好漂亮的车子，伯尼。你哪儿弄来的？”

“七十四街，借来的。”

“是吗？跟谁借的？”

“问住我了。”

“这是你偷来的。”

“勉强算是偷而已，”我说，“我打算还回去的。”

“挪用公款的人也都是这么说的，伯尼。他们都计划要把钱归还的，但不知怎的就是抽不出时间去还。”

“唔，我可是真心诚意打算要归还这辆车的，”我说，“在这座城市有辆车是一件头痛的事。我该停在哪里？弄个车库要花好大一笔钱，可是如果停在街上——”

“就会被‘借用’，”她说，“然后送去解体重组。”

“你知道，”我说，“你越来越不像我的帮手了，倒是越来越像雷·基希曼。”

“这可能是你跟我说过的最下流的话，”她说，“但我想你或许是对的。对不起，伯尼，我有点糊涂了，我不确定你还要去。”

“我说过要去的。”

“我知道，可是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以为你可能会改变主意。那个胖子就在你面前被枪杀了呢。”

“河谷区离我们有好几英里远。”

“我知道，可是——”

“而且我需要那些钱。”

我也需要赢一次来振奋精神，转转运气。自从我躲在床下那次开始，事情就一直在恶化。之后我被警方找麻烦，家里被一群浑蛋给偷了，还在一桩驾车凶杀案中担任配角。现在该轮到我来做点什么了，不能再被动地空等，看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我不能去轰炸伊拉克，但我可以去偷梅普斯家，还不必先弄清法国总理有什么看法。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卡洛琳说，“我马上回来。你可不准自己先走。”

我走西城大道，这辆黒貂行进平稳且很好操控，一路畅通，可以一直开着巡航系统，只是街上依旧很吵。在五十七街交叉口碰到红灯时我瞥了卡洛琳一眼。“我猜她没有放你鸽子。”我说。

“没有啊，伯尼。而我坐直了身子。”

“坐直身子？”

“然后睁大眼睛。我先到的，不过只早了一两分钟。我径直走进阿尔贡金饭店的大厅，就像多萝西·帕克或者罗伯·本奇利。”

“还有亚历山大·伍考特和乔治·S.考夫曼 [1] ……”

“还有那些人，没错。我在大厅里找了张桌子，一位活像是从伦敦男士俱乐部里走出来的侍者过来问我要喝什么，而我不知道。”

“这倒罕见。”

“哦，大厅旁边有个酒吧，想喝酒可以去那里，但大厅是让人会面喝茶的。现在大部分人说要一起喝杯茶，其实见了面都在喝酒。说喝茶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她要是真打算跟我喝茶，结果来了看到我像个酒鬼怎么办？”

“你不是在‘相约女同志’网页上说了你爱喝苏格兰威士忌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该不该在第一次约会时喝。你知道有个说法，伯尼。要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可没有第二次机会。”

“真有这个说法？”

“我想是的。正当我在那儿权衡利害得失的时候，一个女人进了门，径直朝我走来。她甚至都没花两秒钟扫视一下全场，目光就立刻锁定我，走了过来。”

“结果她只是恰好路过看到你，要来向你推销安利的产品。”

“那是‘鬈发小妞’，伯尼。”

“她长得像网络上的昵称吗？”

“她长得很好看。比我高，不过你认识有谁比我矮吗？深色头发，身材优美，皮肤白里透红，大大的灰色眼睛——”

“灰色？”

“她说以前是蓝色的，但现在退色了。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

“我只听说过头发会退色。”

“我想眼睛也会退色的，可是又不像头发可以用染发剂解决。她说她一下班就直接过来了，希望我没久等，我说我也才刚到，都还没点东西，然后她说……”

诸如此类。她逐字逐句把她们的对话转述给我听，法庭记录的详尽程度也不过如此。我没认真听，因为关于外貌的形容吸引了我。

头发、身材、肤色、眼珠——没错，符合很多女人，但我一时间有种感觉，觉得冥冥中有个莫大的巧合在看不见的地方盘旋，我耐心等待着契合的时间。

我回过神来，她正在说她们最后终于点了饮料。“她问我想喝什么，我说或许来杯茶吧，然后她说她以为我喜欢苏格兰威士忌，我说我是喜欢，不过有时候喝茶也不错，然后她说她也天天喝茶，不过到了星期五晚上，她觉得只有苏格兰威士忌才最过瘾，我说既然如此，喝一杯也无妨。因为我知道你工作前不喝酒的，伯尼，所以我也不该喝，不过如果我不进那幢房子，那就不一样了。我不会进去的，对吧？”

“对，我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屋。”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想，喝一杯应该也没事。”

“所以你喝了一杯。”

“呃，两杯。”

“你刚才不是说——”

“伯尼，谁会只喝一杯呀？那就好像裤子只有一条裤腿或剪刀只有一边似的，这种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人只喝一杯酒的。”

“一定有人只喝一杯，”我说，“不然这说法是哪儿来的？‘我想我要喝一杯。”一杯。不是两杯，不是六杯，不是十杯。‘我想我要喝一杯。’大家经常这么说。”

“好吧，大家也常说‘我想我要再喝一杯。’一杯只是测量的起点。总之，我们各自喝了两杯，我还吃了一整盘混合坚果以吸收酒精，我现在没问题。”

“你好像是还好。”

“因为我确实还好，而且开车的又不是我，所以我不必担心酒精测试，何况我又不打算进那幢房子，所以有什么问题？”

“我不认为有问题。我猜你们两个很谈得来。”

“我喜欢她，伯尼。而且我觉得她也喜欢我。”

“你给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这是好事，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做尝试。”

“她住哪里？”

“曼哈顿。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可不希望见了她又为她着迷之后，才发现她在地理上不受欢迎。”

“地理上不受欢迎。这太不幸了，没错。我曾跟一个女孩约会，我们很谈得来，可她就是不肯告诉我她住在哪里。我们总是约在不同的地方碰面，或是去我家。”

“她住布鲁克林吗？”

“在皇后区很远的那边，”我说，“要先乘地铁好几天，然后转公交车，下车还得走十个街区。于是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如果她乐意每次都到市区来——”

“如果对方住得那么偏远的话，”我说，“最后你们就会被压力所迫不得不住在一起，否则其中一个人就得花半辈子的时间在交通上。我猜这省掉了很多分手的困扰。”

“哦。”

“此外，”我说，“她的声音令人烦躁，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习惯的，结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并不想习惯。事实上我压根不想听那个声音听太久，久到让自己习惯。”我从口袋里掏出那部手机，拨通了我稍早时设定在里面的号码。“所以就是这样。”我说，此时德文郡小巷那幢房子里的电话铃声响起。响了四声，然后切换到答录机，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录下的声音请我留话。我没听完就挂断了电话。

“唔，鬈妞不会住得太偏远。”卡洛琳说。

“鬈妞？”

“鬈发小妞的简称。其实她各方面都很让人欣赏。”

“没有令人烦躁的声音，嗯？”

“声音很好听，有点沙哑。”

“即使住在曼哈顿，也有可能在很偏远的地带。比如说，华盛顿高地。”

“华盛顿高地没那么远。我以前有个女朋友就住在华盛顿高地。”

“我指的就是那个。”

“哦，那是个灾难，不过你不能怪她住的地方。那段关系本身就是个灾难。总之，鬈妞住得近多了，因为她是走路去上班的，只要花十五分钟。”

“她在哪里工作？”

“四十五街和麦迪逊大道交会口。这就是为什么她挑了阿尔贡金饭店。怎么了？”

“我只是有点好奇。如果她住的地方离那里步行只有十五分钟，那她有可能住在东六十几街。”

“应该是吧。”

“也可能是西五十几街。”

“所以呢？”

“或是东三十几街。”

“你到底想说什么，伯尼？”

“我只是想确定。”我说。

“你想确定什么？”

“确定她不是我担心的那个人。”

“啊？”

“因为如果是的话，那就太巧了。”我说，“可是巧合常常有，而我有个感觉，正有个巧合要发生。要是结果她真是我认为的那个人——”

“你认为她是谁？”

“如果你们两个人把名字告诉过对方，”我说，“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看起来——”

“我们说了名字啊。”

“你们说了？”

“当然，伯尼。只有在见面前才保持匿名的。我们一见面就交换名字了。甚至在那个老侍者把酒端来之前就讲了。”

“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说我是卡洛琳。卡洛琳·凯瑟。我知道这名字不是很有想象力，但我也只能想得出这个名字，而且——”

“那她说什么？”

“她说：‘嗨，卡洛琳。’完全相信了我的话，丝毫不怀疑我会对这种事情撒谎，而且——”

“她说她叫什么名字？”

“蕾西·卡威诺基，”她说，“朗朗上口。”

“你确定？”

“你是说是不是朗朗上口？我确定，伯尼，毫无疑问。”

“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确定那是她的名字吗？我确定她是这么讲的。我该问她要驾照看吗？你要不要告诉我你担心她是谁？”

“芭芭拉·克里利。”

“芭芭拉·克里利。就是那个被——”

“被抢又被强暴的。没错，你不必告诉我。我知道这很荒谬。”

“如果不荒谬的话，”她说，“还真需要有很多理由呢。纽约市有八百万人口，伯尼，概率有多高？”

“五个行政区有八百万个人，”我说，“要算的话，曼哈顿顶多两百万人吧。”

“两百万分之一？”

“两百万里有一半是男的，”我说，“剩下一百万之中，再去掉小于二十岁和超过五十岁的，再去掉已婚的，再——”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说，“不过你还是疯了。”

“你说得没错。”

“总之，算了吧。蕾西不是芭芭拉。”

“我知道。”

“如果她是芭芭拉的话，那就不单是巧合而已，还是个很愚蠢的巧合。”

“我知道。”

“听起来我好像生气了，我生气了吗？我没生气，我只是感到难以置信，仅此而已。”

“你说了算。”

“她的名字是蕾西·卡威诺基，”她说，“她可爱、聪明，还很亲切，而且她是同性恋，伯尼，她自己也明白这点。她不是那种‘哦，我一直以为跟女人交往可能会很有趣’的女人，也不是那种‘多样化是生活的调味料’的女人。她和我一样，男人对她来说不值一提，而她最不会拿来紧靠着男人的东西之一，就是她美丽的身体。你记得那首歌吗？”

“记得。”

“‘如果我说你有美丽的身体，你会紧靠着我吗？’嗯，如果你这么问她，伯尼，她会说不。”

“好极了。”

“但她可能会紧靠着我。等着瞧吧。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她不是芭芭拉·克里利。她是蕾西·卡威诺基，要是有人约会强暴她，那会是我干的。”

[1] 这些人都是“阿尔贡金圆桌”（Algonquin Round Table）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十余位精英文人常在阿尔贡金饭店聚会，共进午餐，被称为“阿尔贡金圆桌”。由于席间往往放言畅谈，辩论，尤以机智与幽默感著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名盛一时，被认为影响了此后美国的文坛。文中提到的四人是这个团体知名成员，帕克与本奇利为作家，伍考特为评论家，考夫曼为剧作家。

21

我们沿着西城大道一直开，然后上了亨利·哈得孙公园大道，一路往北，过了哈莱姆河，进入布朗克斯区。我从第二三二街的出口下来，转到栅栏大道。河谷区公园那块窄窄的绿化带就在我们左边，而市北铁路的铁轨就介于公园和哈得孙河之间。

我之前已经在地图上研究过路线，不过这里单行道太多，把我搞得迷失了方向，花了点时间才找到德文郡小巷。我边绕着圈子找这条小巷子，边告诉卡洛琳我星期三晚上来执行的那趟任务——侦察地形并查探梅普斯家的防御设施。不能从大门进去，我说，因为我没法从外面破解那套警铃系统，而且所有窗户都和安保系统连线，我原本的王牌是那个通往煤窖的洞，但那里也被砖头和水泥这张更大的王牌给盖住了。

“我放弃，”她说，“你打算怎么进去？”

我说，等到了那儿我会指给她看，很快我们就到了。我还没转进德文郡小巷，就拿出手机又打了一次那个号码，又是电话答录机。这回我等到留言的信号声响过后说：“梅普斯医生吗？你在家吗？如果在家麻烦接一下电话。我有很重要的事。”

没人接电话，于是我按掉手机。“以防他在过滤电话。”我说。

“很好，”她说，“可是现在你的声音留在他的答录机里了。这样真够聪明吧？”

“如果我离开时那段留言还在，”我说，“那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你打算把它删除。如果是数字式录音就没问题，但如果是那种旧式的磁带答录机，就根本消不掉。我们一般说的消掉，只是让新的留言盖掉旧的。如果他们家用的是磁带的那种呢？”

“我就把那卷磁带偷走。”我说。

我驶入德文郡小巷，马上看到了梅普斯家。虽然我不敢发誓，不过看起来亮着和两天前同样的灯。房子前面有一个停车位，对街还有另一个，但我按照自己原来的决定，转入梅普斯家的车道。我一路开到后头，把车停在车库前面，没关引擎。

卡洛琳在说话，不过我没理会，下了车。车库门关着，我试图往上拉，可是门纹丝不动。车库侧边有个小门。星期三夜里没锁上，现在也一样，不过开这类锁反正花不了我多少时间。既然没锁，那我就半点时间也不必花。我进去先找到电灯开关，然后找到车库门的按钮，打开。门一往上升起，我就关掉灯，回到车上，把车开进车库，直到与一辆雷克萨斯SUV并排（我的车在它身边显得很卑微），然后关掉引擎。

我准备下车。而卡洛琳没动。她说：“伯尼，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吗？我们在野兽的肚子里呢。”

“这里不算肚子。我要去的那幢房子才是肚子。”

“那这里是什么？口腔，我们像块烟草一样卡在这里，只能指望被嚼碎或被吐出来。我们把车子停在你打算进去行窃的房子的车库里。要是有人来怎么办？”

“不会有人来的。”

“要是有人经过，看到有辆车停在这里，知道这不是他们家的车怎么办？”

“车库门关上后，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你打算关上车库门？要是有什么万一，我们就被困在这里了。”

“不，”我说，“我们不会被困在这里，只有车会被困在这里。”

“可是我会待在车里，你是这么吩咐我的。”

“你不必待在车里。你可以站在车库旁边望风，留意四周动静。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有没有人开车上了车道。”

“然后我该怎么办？发动引擎让一氧化碳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然后你就按喇叭，”我说，“按三声，又长又响。”

“这是信号？”

“这是信号。你发出警告后就赶紧跑。”

“怎么跑？”

“穿过后院。那里有一道五英尺高、顶端有倒钩铁丝的围墙。你可以翻过去，对吧？”

“或许吧，如果有个愤怒的屋主在后头追的话。翻过去之后呢？我直接跑掉就行了吗？”

“做小偷这行呢，”我说，“最重要的是要会灵活应变。你一直跑到下一条街的人行道，然后就可以走了。”

“走到哪里？这一带的路我根本不认识。”

“那就自己摸索到百老汇大道，然后去搭地铁。不过，不会有人在后面追你的，这一切都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而已，因为不必等到他们回家，我们早就离开了。”

“你说了算，伯尼。我真希望能像你这么确定。现在你要怎么进去？差不多也该告诉我了吧。”

“我会指给你看。”我说。卡洛琳下了车，我带她走出车库，按下按钮降下车库门，同时往外走。我们沿车道往下，走到接近屋子的一半时，我停下来，指着。

“那里！”我说。

“哪里？那是个边门，伯尼，你刚刚才说过门上也连接了警报系统。”

“我说的是门的右边。”

“门的右边？门的右边根本什么都没有。”

“就紧靠着门的右边，”我说，“水平看过去。你看到了什么？”

“我要知道才怪呢。一个白色的长方形木头。如果它再靠近地上些，我会说那是个让宠物进出的门，不过能跳到那个高度的只有袋鼠，可是那个门对袋鼠来说又太小了。见鬼，那到底是什么？”

“牛奶滑道。”我说。

“牛奶滑道？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是一种送货口，”我说，“长度就跟墙壁的厚度一样，两端各有一道门。送牛奶的人打开外头那道门，把牛奶放进去，然后屋主打开里头那道门，把牛奶拿出来。”

“现在还有人送牛奶吗？”

“据我所知没有了，”我说，“不过这些房子盖的时候是有的，牛奶滑道是当时的标准设施。那些增建了铝墙板的房子应该把牛奶滑道盖起来了。不过河谷区这一带不会有太多的铝墙板，那不适合石头搭建的房屋。即使你重新翻修房子，封起通往煤窖的滑道洞口，却不会没事去封牛奶滑道。留着不会有什么影响，那块空间还能拿来做什么？而且封上一定会把房屋内部的墙面搞得一团糟。你小时候家里有没有牛奶滑道？”

“在东方公园大道的二十楼的公寓上？除非牛奶商变成苍蝇人。”

“唔，我小时候住独幢的房子，”我说，“我们家就有个牛奶滑道。有天我放学回家，妈妈不在，大门锁住了。于是我就从牛奶滑道钻了进去。”

“伯尼，你当时几岁？”

“不知道，十一？还是十二？”

“你当时个子比较小。”

“所以呢？”

“你现在长大了，可是牛奶滑道没长大。你自己看看，那个洞你不可能钻过去的。”

“当然钻得过去，”我说，“我十二岁以后又长大了一些，不过我最后一次钻牛奶滑道可不是十二岁。我十七岁时又用这个办法进过屋，那时我已经发育完成了。而且即使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大家也不相信我可以钻过去，因为滑道看起来好像太小了，但其实可以。”

“牛奶滑道的另一头是什么？”

“晚一点才能告诉你。不过通常会是一个壁橱。”

“假如橱子锁住了呢？”我看了她一眼，“对不起，伯尼，我忘了我是在跟谁说话。如果锁住了，你会打开。那假如，呃，假如你终究还是没法钻过去呢？”

“那我就出来，”我说，“再想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办法可想，那我们就回家，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了。”

***

只要你的头能钻过一个洞，身体的其余部分就可以跟进。

这是基本的指导原则，不过显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如果你体重四百磅，你的头可以钻过一个洞，可是屁股会卡住。（我想到那个为了一本《秘密间谍》而大方地多付了那么多书款的胖子。骆驼要穿过针眼，我心想，都比他钻过牛奶滑道要容易。）

不过呢，这是个挺好的一般通则，每天都有新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通则适用。拉菲兹似乎天生就知道：要是它的胡须可以顺利通过一个洞，它的整个身体就都能钻过去；而如果胡须过不去，它就会后退，想另外一个办法，或决定反正它其实不那么想过去。

梅普斯家的牛奶滑道够大，足以容纳我的头，就算我有大胡子也绰绰有余。我戴上手套，开始认真干活儿。

那个牛奶滑道外头的小门上有一个搭扣。那不是锁，只是避免门被风吹开的小装置而已。不过那个搭扣不想被掀开，因此那扇小门也不想被打开。时光和油漆让门和搭扣都卡住了，不过只要稍微施加些压力（再加上一把刀子的刀刃），就会让它们改变态度。

滑道内侧那扇门上也有一个小搭扣，不过是在另外一面，设计要让取牛奶的人开的。我的工具就在手边，一片四英寸长、薄而有弹性的钢条就可以拨开那个搭扣，仿佛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内侧的门打开了，但我把门推开才几英寸就感受到前方有阻力。那是一种松软有弹性的阻力；我可以用力把门推得更开，但一放手，门就会弹回来。

我打开小手电筒，立刻看到了问题出在哪里。果然不出所料，牛奶滑道开向一个壁橱，而阻力的来源是一件大衣。

我伸出一只手探过去，把大衣拨开，让门可以完全打开。然后我把工具和手电筒塞回口袋里，手上仍戴着手套，把头探出洞口，整个身子也尽可能奋力跟进。我的肩膀挤过去了，接着尽量让自己变窄、尽量像条鳗鱼，急急向小偷的守护神圣狄司马斯念了段祷告词后，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又扭又爬。

我必须说，所有的记忆全都回来了。不仅是年少时那第一次神奇时刻，被锁在门外的我发现了一个进屋方式，因而激动不已。第一次不涉及违法，也毫无危险之处，我被锁在外面纯粹是个意外，而且我有一切权利和理由进入屋里，但那种激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了，之后这种激动则为我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立刻就开始玩锁，自学如何开锁，寄信到在《科技生活》杂志上登广告的函授学校报名锁匠训练课程，把我妈妈的大门钥匙按在肥皂上，锉磨出一把符合那个印模的复制钥匙。

如果我在那个命中注定的下午没被锁在门外，是否就能逃过犯罪的一生？不知为何我很怀疑。据我所知，没有罪犯会偷自家果树上的桃子。我母亲的格林姆斯家族和父亲的罗登巴尔家族都以世代清白而自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老实工作赚取应得的老实钱。而相反地，我，却是个天生的贼，是那种应受谴责的角色，是一般人说的“宁可偷一块钱也不肯老实赚五块钱”的人。（其实这不完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那么坏，不过我肯定是宁可偷五块钱，而不愿老实赚一块钱。）而且对于进入那种专门设计出来把我挡在外头的地方，我确实天赋异禀。我研究锁，练习打开它们，但这些课程对我来说很简单。那——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是一种天赋。

我很少回想起那些早年时光，但要说起来，我也很少爬牛奶滑道。所以我让这一切在心中迅速掠过，这颗心最好还是专注于尽快通过牛奶滑道这个任务上。因为呢，应该很容易想象，一个人在既非屋内也非屋外的过渡地带，是最脆弱的。如果正当我的头在衣柜里而我的脚悬在车道上时刚好被人撞见，我就很难解释我在做什么，也没办法逃跑，再去偷别家了。

但我也不能迅速爬过去，因为我现在卡在一个点上，半进半出，达到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平衡状态，一种让人不喜欢的停滞状态。挣扎和扭动都没有用，也没办法抓住什么东西把自己给拉出去，因为呢，该死，我把双臂置于身侧好让肩膀能通过，现在我的双臂被牛奶滑道两侧牢牢卡住了。

我告诉自己，只要用正确的方式扭动就行了。如果以一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方式扭动，就可以制造出一点点冲力，然后不一会儿，我就可以……

要命。

没有用。

上帝啊，事情就要这样收场吗？头在里身子在外地卡在别人的房子中间，无法向内也无法向外移动，无计可施，一直等到梅普斯和他太太回到家报警？如果这是我第一次耍这种特技，在我还没入行前发生这种事，我的整个小偷生涯可能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可如果当时没发生，为什么现在要发生？

我原可能继续想得更远，甚至可能享受其中的讽刺，但正当此时，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22

我没听到车子的声音，也没听到脚步声。我的头在衣柜里，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而且头的四周是几件大衣和其他外套，所以可能因此听不到声音。况且这段期间我也没有留神听。我忙着扭动挣扎，还有回忆昔日的牛奶滑道，因此没空竖起耳朵。卡洛琳按了喇叭吗？我告诉她要按三声，又长又响。但如果她按了，我听得到吗？车子在封闭的车库里，而我则在衣柜里。也许她按了喇叭，但我没注意到。

我脚踝上的那两只手抓得很紧。我的心直往下沉，思绪停滞，唯一的期望是卡洛琳能及时脱身，这样她就会想到替我打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

过了好几个小时，也可能只是几秒钟而已。一个声音说：“是我，伯尼。”

她就只说了这些。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说，而我非听不可，但她没说其他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卡洛琳和我会成为毕生至交的另一个原因。她没再多说一个字，只是抓紧我的脚踝，轻轻往前推，缺的正是这个。我脸朝下，跌进了黑暗的衣柜，心里高兴得要命。

四十分钟后，我打开了侧门的锁，也就是牛奶滑道旁的那扇门，离开这幢房子。我在前门旁的入口大厅找到了警报系统的控制盘——通常都是安在这个地方的，好让屋主进门时可以输入密码。我研究过凯尔格系统，知道它划分为几个区域；你可以设定让系统忽略掉某些区域，这样你就可以打开一扇二楼的窗子通风而不必事先解除一堆警铃和汽笛。我查清了侧门所属的区域，设定为忽略，然后从侧门离开。

梅普斯太太跟大部分主妇一样，把多余的杂货袋收在厨房的餐具柜里。我顺手拿了四个，因为我要拿的东西很重，得套两个袋子才行。我把两组购物袋套好，装满了我在主卧室保险柜里发现的东西，外加一样我实在没法不拿的东西，然后把这些提出屋子，走过车道来到车库。卡洛琳吐出了一口气，我在屋里的大半时间，她这口气肯定都是憋着的。

“我正开始担心呢，”她说，“你进去快一个小时了。”

“是四十分钟。”我说。

“那就是将近一个小时了。来，我帮你开门。要不要我按车库门的钮？”

“等我把这些搬上车再说。”后备箱的盖子上有个按钮，在你没有钥匙的时候尤其方便。我按了按钮，把袋子放进去，然后坐上了驾驶座。卡洛琳按了车库门的钮，门打开时，她已经回到我旁边的乘客座上了。我发动车子，一路倒车开出车库，然后下车进去最后一次按下那个钮，把车库门关上。我还戴着手套，而且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擦拭了她可能碰过的各个表面。

她注意到我的举动，然后告诉我说她很确定自己没有碰过任何东西。“这只是以防万一。”我说，然后回到侧门，用我的工具把锁锁上。稍早我钻过牛奶滑道之后，卡洛琳已经关上了外侧的小门，我又把门打开，把上面的指纹擦拭干净，然后关上，照原样将搭扣扣紧。我之前已经扣上了内侧的小门。

我又上车，一路倒车下了车道。德文郡小巷人车稀少，这既是好处也是坏处——很少有过路人会注意到我们，但只要有任何人注意，我们就分外惹眼。不过很快我们就开上了另一条街——应该是犁人树丛巷——而且没多久就来到了百老汇大道，往南朝曼哈顿驶去。

我们可以照来时的原路——亨利·哈得孙公园大道、西城大道——开回家，但不知怎的我觉得应该继续走百老汇大道，以稳定的速度行驶，遇到红灯就停，绿灯亮了再继续我们的旅程。百老汇大道是一条德高望重的老字号道路，从曼哈顿底部一路延伸到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有个步行走过这条长街道的家伙写的，他不是从阿尔巴尼，而是从威彻斯特郡的郡界开始走的。文章里谈到他沿途所见，还有这条路的历史，你应该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了解这条道路的种种信息。或许开车的时候还能途经不少他写过的地点，但我没太留心。

“伯尼？”

“嗯？”

“出了什么差错吗？”

“没有啊，怎么了？”

“你一直都不说话。”

“哦，”我说，“你说得没错，我好像是没说话。”

“所以我以为或许出了什么差错。”

“没有，”我说，“一切都很好。”

“哦。”

“有很多钱，”我说，“他一定经常收到现金付款，而现金的麻烦就在于你必须洗钱，否则就得申报，然后要缴税，这样还有什么意义？但在你还没找出洗钱的方式之前——而洗钱费用和税款也差不多了——你总归得把钱堆在某个地方。”

“他就是这么做的吗？”

“他把钱堆在了保险柜里，但叫这个名字是不对的，因为它根本不保险。我本来想着可能得把保险柜整个拆下来带回家慢慢研究，那也没问题，不过我把那幅海景画从墙上拿下来看到保险柜之后，就发现它跟那个牛奶滑道一样容易打开。”

“而且你还不必爬过去。”

“除了现金之外，”我说，“保险柜里还放了一些人们通常都会放在那里的东西。股票、房契、几张保险单、重要文件，还有一些他老婆的珠宝。她的梳妆台上有个小红木盒子，里头放满了珠宝，不过有几件比较好的都摆在保险柜里。”

“我敢打赌那些东西现在都不在里头了。”

“你输了。我没拿那些文件，也没动那些珠宝。”

“这不像你啊，伯尼。”

“考虑到所有的状况，”我说，“我宁可警方永远不知道我们刚刚的行动。倒不是怕他们可能会查出是谁干的，更别说能拿出证据，而是如果警方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就不会去调查。如果我拿了珠宝，梅普斯就有理由报案。珠宝可能有投保，一定要报案才能得到赔偿。但如果我只拿现金——既然他从没申报过——那把警方扯进来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些损失的钱没有投保，他不可能期望得到任何补偿，反倒是国税局的人会冒出来查他的现金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你认为他会忍痛挤出微笑？”

“他可能会生气或者哀叫，”我说，“不过也只能私下发泄。以前他或许觉得那些现金来得容易，现在他可以告诉自己它们去得也同样容易。”

“好极了。”她说。

“没错。”

“真的太棒了。那个带屎的吃了个大闷亏，还一点办法都没有。总共有多少钱，你有概念吗？”

我摇摇头。一堆钞票混在一起，我告诉她，从一百美元的到一美元的都有，有些用橡皮筋捆成一沓，有些塞在信封里，有些则是散放着。我想应该超过了十万，但不到一百万，不过也只是猜测。

“给了马丁提供情报的佣金之后，你还能赚好大一笔。”

“别忘了你那份。”我说。

“不必太多，我只是陪你去罢了。”

“不，”我说，“你救了我一命。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还不进不出地卡在那个柜子里呢。”

“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也这样过，伯尼。那可不好玩。好吧，我帮上忙了，可是我没冒任何风险啊。”

“如果你被抓住了，会怎么告诉警方？说你只是来陪我的？”

“不会，可是——”

“马丁拿全数的百分之十五。扣掉他的一成五之后，你拿三分之一。”

她沉默地计算着。“我没有纸和笔，”她说，“所以可能算错了，不过照我算的，我会拿到将近三万美元。”

“有可能会更多。”

“天哪！你知道我要洗多少只狗，才能赚到那么多钱吗？”

“很多只吧。”

“没错。伯尼，我该拿这么多钱怎么办？”

“随便你，那是你的钱。”

“我是说，你知道的，我是不是得把这些钱洗干净？”

我摇摇头。“没那么多。我知道，这是一笔财富，但你又不会拿去买股票。你只是希望能过得好一点，不必担心是不是能买得起一件蓝色外套，或一张抢手的百老汇歌舞剧《金牌制作人》的戏票。所以你就把钱放在银行保险箱里，需要的时候去拿。相信我，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么钱不知不觉很快就花掉了。”

“我觉得很安慰。”

我们继续沿着百老汇大道开到我家附近，转上哥伦布大道，经过了林肯中心。广场上挤满了从里面出来的人群，一时间我还以为《唐·乔凡尼》演完了，事实上还早着呢。今天晚上费舍音乐厅也有一场音乐会，一定是刚散场，如果我偷的是出租车而非这辆黑貂，现在就有生意上门了。我穿过了那些招出租车的人潮，朝格林尼治村驶去。

“伯尼？如果我最少可以分三万美元，你就可以拿超过六万美元。对吧？”

“是。我觉得二比一很公平，但如果你觉得——”

“不不不，”她说，“你已经给我太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能分到这么多钱，还不必操心如何销赃，不必担心警察——”

“所以呢？”

“所以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很开心呀。”

“是吗？看起来你不怎么开心，而且好像……”

“怎么？”

“好像有心事。”

“有心事，”我说，“唔，或许是吧。”

“你要谈一谈吗？”

“会有机会的，”我说，“不过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办。首先我要把你和这些钱送到你家。我最近访客太多，不想把这些现金堆在我公寓里，至少得等访客少一些，而且把新的壁柜做好，能藏这些东西才行。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你家，接着把车子开回去归还，然后打几个电话。之后我会再回到阿伯巷。希望到时候有煮好的咖啡，或许还有熟食店买来的食物，我会坐下来跷起脚喝咖啡。到时我们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心事是什么。”

23

我回到阿伯巷卡洛琳家，看到浴缸上盖着的那块三夹板上摆着丰盛的食物。有“湖南盘”的橙汁牛肉，有从一家小叙利亚店里买来的南瓜碎羊肉炸面饼，还有韩国熟食店买来的什锦冷盘。“我忽然想到我们两个人都还没吃晚饭，”卡洛琳说，“我饿得想去啃木头了，你可能也差不多，但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所以我就走到哈得孙街，看到什么买什么。”

我们装满一盘盘食物，一一吃光，而她的两只猫阿齐和尤比则可怜兮兮地凝视着我们，活像“国际领养儿童计划”广告里的小孩。这招没效，阿齐是缅甸猫，尤比则是俄罗斯短毛蓝猫，两只看起来自从小时候第一次和毛线球打仗胜利后，就不曾误过任何一餐。

不过我们误了一餐，又好像要补回来似的猛吃了一顿。吃饱之后还有剩的——卡洛琳就像其他饿着肚子去采购的人一样，买了一吨食物——部分剩菜收进冰箱，还有一些给猫吃。

“看看这两个影帝，”她说，“现在食物放到它们碗里了，它们倒是慢悠悠地晃过去，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哎呀，这是什么呀？食物，不是吗？唉，我还不怎么饿呢，不过我就勉强吃一点吧，免得伤她的心。’”

“我刚才就是这样，”我说，“我是勉强吃的。接下来我要勉强自己喝杯咖啡。”

“我煮了一壶，因为你让我煮的。不过咖啡不是会让你睡不着觉吗？”

“但愿如此。”我说。

“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睡觉吗？”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想你还没腾出时间数那些钱，对吧？”

“数？那些钱我连看都不想看。两个袋子还在衣柜里，就在原来你放的地方，我出去买东西之前又拿了把椅子挡在柜门前。但反正也没什么用。”

“这样不太容易被偷走。有些犯了毒瘾的家伙会踹开门跑进来，随便抓个手提录音机上街去换个十块钱，结果呢，看看他们发现了什么？”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嗯，那把椅子就可以阻挡他们，”我说，“你能想到，真聪明。”

***

我把袋子从衣柜里取出来，数钱时喝了两杯浓浓的咖啡。毒品贩子不会费事去数钱，他们知道多少张钞票的重量是一磅，会直接把钱堆在秤上看重量。这招可用于面额相同的钞票——对那些毒枭来说，就是一百美元——但梅普斯的这些钱从一美元到一百美元，各式各样都有，而且我们手边唯一的秤是浴室里称体重的那种，何况我和卡洛琳都不知道多少张钞票的重量是一磅。所以我们把钞票按照面额分类，然后清点。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数钱这件事还是很愉快的——只要数过的钱可以自己留着。

我们各自拿了一沓数，数完在一张纸上写下总额，再拿下一沓。全部数完之后，我把那张纸上的数字加起来，在最下方写下总数。我拿给卡洛琳看，她的眼睛瞪大了。

“二十三万七千元整？”她说。

“尾数被我四舍五入了。”

“将近二十五万了。”

“很接近。”

“我的天哪，真是一笔财富呢。”

“折算成其他东西，大概就是一幢好建筑里面，一户大型公寓的价钱。”

“这是一种折算方式，”她表示同意，“但既然我不打算买房子，还是用另一种我更喜欢的折算方式吧。这些钱够让我付一千个月这里的房租了。这样是几年？”

“八十多年。当然就算有房租管制，这么多年也还是会涨一点价钱。算下来应该是够付六十五年。”

“太久了，伯尼。六十五年后，我说不定就想搬去格林尼治老人院了。只希望他们让我带着猫。不过，这些钱也不是全归我。你能不能帮我算算，我能分到多少钱？”

当然可以，我拿起笔，在纸上先扣掉马丁那份，再把剩下的除以三。然后告诉她，她的那份是六万七千一百五十元。

“我发财了，伯尼。”

“嗯，你是比几小时之前富有了。”

“我比过去半辈子都要富有。伯尼，我很怕家里放着这些钱。”

“放在这里应该很安全。你家门上装的是好锁。虽然是一楼，但你的窗子上都有铁栅栏，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有理由想到你有任何值得偷的东西。”

“多谢。”

“你懂我的意思。这里有很多钱，但只有你我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其他人。”

“我也是，而且放在我家比放在你家安全。不过伯尼，要放在衣柜里吗？那里不是小偷第一个会去找的地方吗？”

她说得没错。我问她要不要洗澡。“不是很想，”她说，“还是说我该洗了？”她举起一只手臂闻了闻身上。“没什么臭味呀，”她说，“我想睡觉之前再洗澡。怎么了？”

“你现在洗吧。”

“啊？哦，我懂了。”

“我会转过去，”我说，“然后埋头看书。真希望手上有我正在看的那本书。约翰·桑德弗的新作。”

“这本书我买了，伯尼。一星期前看完了，正想问你要不要借。”

“早知道的话，我会跟你借的。店里刚进了一本，我前几天才开始看。就是讲有个人专杀素食人士的那本。”

“就是那本。有回我自己也很想杀一个吃素的人。我请了这位年轻甜心小姐来吃晚饭，花大把银子在欧特马内科肉店买了块上好的威灵顿牛排回来，一端上桌，那位小姐就告诉我说她不吃红肉。‘那你带回家，’我真想告诉她，‘摆在厨房料理台上，别放冰箱，一星期后它就不会是红色的了。会变成很漂亮的绿色，你就可以假装那是蔬菜。’你找到那本书了没？我想应该是放在书架的最上层。”

“找到了。”

“我很喜欢那本书。我觉得最棒的一场戏就是他杀那个减肥医生，叫病人只吃豆芽和芹菜的那个。”

我说我还没看到那里，她说那她就不再多讲了，免得破坏我的兴致。我很快就读得入迷，一直看到她告诉我可以转过身子了，因为她已经洗完澡，穿好了衣服。

“我用毛巾把浴缸擦干了，”她说，“那本书怎么样？好看吧？”

“对，写得很棒。”

“我想这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连书名我都很喜欢。《猎杀莴苣》。浴缸准备好了，伯尼。”

我把那两袋钱放进浴缸里，再把三夹板盖上，然后又拿开三夹板。“可惜你的猫会用马桶。”我沉思着说。

“是吗？我一直觉得幸好它们会用马桶呢。哦！如果我们用猫砂把钱盖起来，看到的人就会以为那只是个大号猫砂盆。”

“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也会觉得我的猫比主人爱干净，因为这样一来，我该怎么洗澡？可是我才不管小偷怎么想。当然，你除外。”她朝我挤了挤眼睛，“杂货店还没打烊。你觉得买一袋够吗？还是应该买两袋？”

两袋猫砂圆满完成任务。任何人只要掀开浴缸的盖子——为什么有人要干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都会忙不迭地再拉回去。我们可以鼓励那两只猫使用猫砂，好让我们的道具更逼真，但卡洛琳觉得这么一来就超过她的忍耐限度了。她花了很久才教会两只猫使用马桶，如果要它们改在浴缸方便，她就得先毒死它们，换上两只新的小猫。

“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她说，“啊，我忘了问。他的答录机，你在上面留过言。你拿到录音带了吗？”

“那是数字式的，所以我只要删除留言就行了，手机我也处理掉了。现在这个时代，警方要找出谁打的电话实在是太容易了。就算没有来电号码，或只是显示为‘来电者不详’，警方也还是可以从电话里找出通讯记录，知道是谁打的电话、什么时候打的。”

“我知道，《法律与秩序》里经常演。”

“可是有了预付电话，”我说，“他们就只能查到这部电话是从哪里卖出的，但查不出是谁买的。所以我把电话扔掉，一切就结束了。”

“你就把电话当成垃圾扔掉？”

“我可以这么做，不过又好像太浪费了。毕竟还有预购的那些通话时数。我来这里的路上把手机留在地铁里了，捡到的人可以免费打电话给他在多米尼加的妈妈。”

“你考虑得真周到，伯尼。”

“我差点周到得把那辆水星黑貂车的油箱给加满，”我说，“不过没有。我在离当初借用时那个停车位几步以外找到了一个车位，也把我拔出来的启动器给插回去了。车主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的。”

“只不过他会觉得当初明明不是停在那个位置。然后他会以为自己是提前得了老年痴呆症。伯尼，发生了什么事？”

“嗯？”

“之前你有心事，”她说，“现在没有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现在还记挂着，”我说，“只不过暂时放在架子上了。”

“真的？”

“千真万确。”我说，然后走到衣柜边。之前我在梅普斯家除了拿钱，还另外拿了一样东西，塞在其中一个袋子里一起带走，然后把钱放在衣柜里时，又将那件东西从袋子里拿了出来。我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置物架上，免得小偷或卡洛琳发现，现在我把它拿了下来，递给卡洛琳。

“是一本书，”她宣布，“精装本，没有书衣。”她斜着眼看看书脊。“《秘密间谍》，约瑟夫·康拉德著。你卖给那个胖子的书不就是这本吗？”

“卖了一千三百美元。”

“结果你在梅普斯家的藏书里发现了另一本？真方便，伯尼。现在你可以让那个顾客满意了。你再说一次他叫什么来着？”

“科尔比·里德尔。”

“对，我怎么会忘了呢？这名字应该很好记。唔，你之前说过，你有种感觉，有个巧合正等着现身，我想这件事应该算吧，对不对？或者他的藏书实在太多，这本书一定会包括在内？”

“他的藏书很少。”

“是吗？那就真是太巧了。”

“比你想的还要巧。”

“伯尼，不会吧。”

“你看看书后的环衬页。上面写着标价十二美元，你或许认得那些数字是我写的。而且这本书没放在书橱里，就放在楼下，在他书房的书桌上。”

“是同一本书。”

“没错。”

“不只是书名一样而已，而是同一本。”

“没错。”

“伯尼，这不单是巧合。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跑到那里去？”

“我不知道，”我说，“但你之前想知道我为什么有心事。这就是原因。”

24

“那个胖子拿走了这本书。”

“对。”

“不过他并没拥有太久。枪杀他的人拿了书，开车走了。”

“对。”

“那个胖子以为这本书是另外一个东西，杀死他并把书抢走的那个人也是。”

“对。”

“然后这本书出现在梅普斯的书房。车里的人是梅普斯吗？梅普斯杀了他吗？”

“他是个带屎的，”我说，“但马丁从没说他是刺客。那个人是个整容医生，他用的是手术刀，而不是AK47。”

“那个胖子就是被这种枪射杀的吗？”

“是某种自动武器。只要按下扳机，子弹就会连续冒出来。我对枪唯一的了解，就是最好离远一点。”

“我也是。要么就是梅普斯在车上，要么就是车上的人是替梅普斯去取书的。”

“挺合逻辑的。”

“可是那本书跟罗戈文夫妇有关，只不过那不是他们真正的姓。我忘了他们姓什么。”

“莱尔和施尼特克。”

“他们跟梅普斯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

“反正，我是什么也不知道。车上那些人是谁？我的意思是，他们会是杀了罗戈文夫妇的那帮人吗？哦，应该是莱尔和施尼特克。是他们杀了莱尔和施尼特克吗？”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还不确定。我的公寓被彻底翻过，是被那帮杀了莱尔和……唉，算了，我决定就称他们为莱尔夫妇算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夫妇还是同居还是只是好朋友，不过我实在觉得施尼特克读起来很麻烦。”

“舌头会打结，对不对？”

“是啊，没错。总之，做这两件事的是同一伙人，因为他们对付门卫的手法都一样。”

“同一种模式。他们就是我们之前称之为‘那伙嫌疑犯’的人。”

“没错，那伙嫌疑犯。我不知道谁是谁，卡洛琳。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深奥了。我只知道那本书放在梅普斯的书房里，而它不该在那儿的。”

“然后你把书拿走了。”

“我知道，别问我为什么。这可能不是明智之举。我闯进了他的房子，把他的保险柜偷个精光，手法利落，不留痕迹，然后我拿了那本书，结果就把嫌疑犯的名单从所有小偷缩小到了一个对康拉德的某本著作有特殊兴趣的小偷。我简直就像拿蚀刻工具在保险柜上签了名。”

“伯尼，他刚刚损失了二十五万美元。”

“不到。”

“很接近了。他刚损失了一户公寓的钱——”

“唔，还是很不错的公寓，位于高端地段。”

“——而你认为他会注意到那本书不见了，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他会在意那个不值钱的鸟玩意儿吗？何况，那本书并不是真正的‘麦高芬’，而是假的，抢到的人一发现那不是他们要的东西，就根本不会在乎了。”

“你说的都没错。”

“伯尼——”

我站了起来，举起双手掌心向外阻止她继续发问。“这对我来说太深奥了，”我说，“每件事都是。”

“伯尼，你要去哪儿？”

“酒吧。”

“你想喝醉吗？伯尼，你可以待在这儿。我家里就有很多酒。”

“那就不像是喝酒了。”

“啊？”她摇摇手赶走思绪，好像是在对付一只讨厌的苍蝇，“你才刚喝了很多咖啡，现在又要跑出去喝酒？你会醉倒，躺在那里因为咖啡的效力而发抖。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吧，伯尼。”

“我不是要出去喝醉，”我告诉她，“我只是打算去喝酒。我是要去默里山的一家酒吧。我想看看这几天究竟有多少巧合发生。”

我搭了辆出租车到帕西法尔。要从西村到那里，搭出租车是唯一合理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而且只要想到卡洛琳浴缸里的那些钱，我就觉得自己花得起。

时间很晚了，但稍早时我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喝圣培露时，就觉得这家酒吧是那种会开到很晚，直到法律规定的最晚营业时间为止的。纽约的法律规定可以营业到每天凌晨四点，除了星期六必须提早一小时，三点就得打烊。（纽约饮酒法令的特色，就是肯定违反你的直觉。）

帕西法尔的人比稍早时少一点，不过这些人的声音可不小，好像吸收酒精后能提高他们的个人分贝量。整体来说，他们加起来的声量低于一般汽车的引擎运转声，不过却比劳斯莱斯优雅的低鸣要大声得多。我还可以听到自己思考的声音，不过我为什么会想听到，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还是那个金发女郎酒保当班，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记得我，可是她问我要不要圣培露，证明她的确记得。我摇摇头，说我要喝苏格兰威士忌。

“这样好，”她说，“想喝什么牌子？我们的店内酒是提切斯。”

“你们该不会有格兰·德拉姆纳德罗希吧？”

她皱起鼻子，说她没听过这个酒厂，我也不怎么意外。我只见过一次这种酒，在麻州伯克郡一个古怪的旅舍里，回家时往行李箱里塞了三瓶 [1] 。我尽可能慢慢喝，不过现在都喝光了，我很怀疑是否能再喝到那么好滋味的酒。

光是这个想法就让我没法喝提切斯，所以我要求喝纯麦威士忌，他们酒吧里有不少种。我点了拉弗格，或许只是因为我很得意自己能念对这个酒厂的发音，然后要了双份。这种威士忌的味道很独特，你一定尝得出来。我几年前喝过，不过和德拉姆纳德罗希一样，都早已在记忆中消逝，所以我啜了一口，再一次领略那种味道。这种酒就是该慢慢品。每次像麻雀似的啜一小口，然后不断告诉自己你喜欢这个味道，等到喝完一杯，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了。

我喝下第一口，心想，是了，这是拉弗格，没错。我已经忘了它的滋味了，不过就是这个，我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稍后我又啜了第二口，足以判断自己对这个味道有什么感觉。我认定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大约到了第五口，到了一种熟悉的程度。我适应了，而我是否真正喜欢它也没什么关系了。它就好比是个表哥。上帝知道，那个人是你表哥！你说你不喜欢他是什么意思？你喜不喜欢他，他都是你表哥！

我正准备啜第六口拉弗格表哥时，一个女人走到吧台前，与我隔着两张凳子坐下。此时快凌晨两点了，但她看起来好像是刚从办公室过来的一样。她穿了一套炭灰色的法兰绒裤装，深色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髻，你们已经知道她是谁了，但我却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因为上次我看到她时——也是我唯一见她的一次——她的头发是放下来的，没穿衣服，张着嘴。

那个高个子金发酒保认识她，也知道她喝什么。“嗨，”她说，“G和T吗？”

“多放些G，”那个褐发女郎说，“加一点点T就行。”

“没问题。你今天来得有点晚，对吧？”

我用眼角偷偷瞄着，所以没有真的看到那个褐发女郎翻白眼，但我觉得她确实这么做了。“我根本没想到会来，”她说，“还在想你们能不能打包。”

“我想纽约州酒类管理局不会批准的。”

“那现在是不是该有个测试性案例了？”此时她的金汤利 [2] 已经调好了，放在她面前的吧台上，她拿起酒吞了一大口，比我啜五小口的量还要多。“啊——！”她说，一副真心喜欢的口吻，“我需要这个。西格丽德，在你决定展开酒保这份事业之前——”

“先慢着，当酒保不是一份事业，我也没有决心投入。”

“没有吗？”

“当然没有。没有人会下这样的决定，就算有也不是在纽约。你一方面决定投身艺术领域，一方面又端盘子维持收支平衡，然后你慢慢明白当酒保赚的钱比较多，还不必工作得那么辛苦，而且你把一整盘意大利面掉在一桌坐满了来自新泽西州山脊道的人面前也不会被骂——”

“你碰到过这种事吗？”

“没有，不过有可能。所以你去美国酒保学校上课，这没什么难度，毕业后找了份工作，调马提尼和螺丝起子，那反正也不是脑部外科手术，直到老板把手伸到你的裙子里，你就辞职了——”

“你碰到过这种事吗？”

“没有，不过有可能。于是你找到另一份工作，终于有一个地方合理地对待你，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好几个月都没有参加角色或模特儿甄选了，一时之间你因此产生了罪恶感，不久后变成因为自己没有罪恶感而觉得不安，最后就是这样了，你此生已经注定，你就要一辈子调咸狗或者哈维撞墙这些鸡尾酒，永无尽头地调下去。但这并不是你的事业。”

“哦。”

“抱歉，”西格丽德说，“我说得太多了。”

“不，其实还挺有趣的。”她又喝了些金汤利，我也趁机啜了口我的拉弗格。味道果然越来越好。

“不知道我怎么会说上这么一大堆，”西格丽德说，“只不过今天晚上节奏很慢，加上一个小时前又有个家伙想勾引我，让我更烦。”

“哦，行了。这种事情你一定经常碰到。”

“的确，但大部分我只是跟他们说不，少部分却让我忍不住说‘去你的’。这家伙以为他是上帝的恩赐，不敢相信我竟然拒绝他。仔细想想，他以前来过，而且——”

“而且怎样？”

“没有而且了。”她咧嘴笑了，“我的思绪开始乱飞了，我只是在胡说八道。你知道，你刚才正要问我问题，我却说了一堆话。”

“是吗？我只是好奇，你有没有想过当律师，不过刚刚你已经回答了。你原来想当演员的。”

“其实是演员兼模特儿。”

“哦？真没想到你当不成模特儿。”

“镜头偏爱那种很瘦的人，镜头后那些厌女症患者也是。不过我还是接过模特儿的工作，只不过没有人愿意跟我合作第二次。我以前工作态度不好。”

“哦。”

“我现在的工作态度还是不好，不过当酒保就还可以，尤其是我有身材。不过答案是不，我从没想过要当律师，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今天晚上我开始希望我没进入这一行。不过这个——”她举起自己喝空的酒杯，“绝对是有帮助的。”

“再来一杯？没问题。那你呢？你的拉弗格还好吧？”

我说我很好，于是她就忙着去调下一杯金汤利了。

“她刚才说你喝的是什么？”

“拉弗格。”我说。

“听起来是这个音。那是某种甜酒吗？”

“是苏格兰威士忌，一种艾拉岛的纯麦苏格兰威士忌。”

“那里接近弗斯湾吗？”

“一定很接近，你不觉得吗？”

“我想是吧。好喝吗？”

“开始变得好喝了。我想再喝三口就会觉得棒极了。”

她聪明地点点头。“那是一种需要时间慢慢领略的滋味，你还没完全领略到。”

“没错。”

“不过已经开始觉得好喝了。”

“每一小口都越来越好。”

“要小口小口地喝，”她说，“如果你一口干掉，那还没开始喜欢就醉倒了。”

“正是如此。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不愉快吗？”

“只是觉得我永远无法从那个该死的办公室脱身了。我是律师。你大概已经猜到了。”

“我碰到二和二，”我说，“就把它们加在一起。”

“我工作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离这里十个街区，非常方便。我走路去上班，大半时候工作都还挺好的，但偶尔会碰到要赶时间弄完的案子，超过期限一切就完蛋，得从头再来，有时还会更糟。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个得在午夜前弄完的案子，当然进展得非常糟糕。”

“当然。”

她伸手拿起那杯不知不觉间神奇地出现在她面前的金汤利。西格丽德注意到我们两个正在讲话，不发一语地放下酒就离开了。这招不知道是不是美国酒保学校教的，不过确实应该教。

“是关于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一家饭店的交易，原来可能还更糟，我们也许得跑去什里夫波特把案子结掉。但既然买主和卖家都住在上东区，彼此只隔着几个街区，所以我们就决定，嘿，管他呢，我们就在这里解决吧。”

“那你代表谁？买主还是卖家？”

“我代表放款人。所以意思就是，哪方获利都无所谓，反正权状在我们的客户手上。总之，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我们一定得结案，但看起来没希望，而最糟糕的是给我帮忙的那个律师助理是个低能儿，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助理，就是每次都把事情弄得好好的那个，在他妈的六点整就离开了该死的办公室，去赴约了。”她举起杯子，“请原谅我讲拉脱维亚文，可是我想到就说出口了。”

“拉脱维亚文？”

“我养成了不说‘法语’的习惯。你知道，比如改说‘自由薯条’ [3] ？”

“哦，对。”

“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不过我喜欢那个音韵。‘请原谅我说拉脱维亚文。’你真的喝得很小口，对吧？现在觉得怎么样？”

“简直是太好喝了。我很愿意请你尝一口，不过你一定不喜欢。”

“那就算了。”她看着我，褐色的眼珠很专注。“我是芭芭拉。”她宣布。

“我是伯尼。”

她想了想。“芭芭拉·克里利。”

“伯尼·罗登巴尔。”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不仅是你，几百万人都没听过。光是在中国就有——”

“而且你看起来也不眼熟。我可以发誓我以前没见过你。”

“所有住在上海的人也都没见过我。”

“除非我是眼角扫到过你什么的。你常来这里吗？”

“不。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哦，真不敢相信我问出了这种问题。‘你常来这里吗？’其实我根本不这么觉得。”

“觉得什么？”

“感觉，”她说，“我有种感觉，好像我在某种近乎神秘主义的层面上非常了解你。而且我觉得你也真的了解我。”她皱起眉头。“真荒谬。我不认为是喝了酒对我的影响，但显然有。我现在像个白痴似的说个不停。”

“更像小溪潺潺。”

“你嘴巴真甜！你叫伯尼？”

“没错。”

“如果你喝完了，我想请你再喝一杯拉——叫什么来着？”

“拉弗格，”我说，“不过我这一杯就够了。何不让我请你喝下一杯？”

“谢谢，但是不用了。我其实不太能喝酒的，可能你看我第一杯喝得那么快，就以为我很能喝。”

“你需要那杯酒。”

“我想是吧。我常来这里，不过很少喝超过两杯。不过前几天晚上……”

“怎么？”

“发生了件奇怪的事。我和平常一样喝了两杯酒，不是什么花哨的酒，就是老样子，金汤利，然后我觉得我一定是失去意识了。”

“哦？”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酒吧的。醒来时发现这辈子没宿醉得这么严重过。我的意思是，我从来不会宿醉的，也从来不会醉晕过去。我想之前唯一一次是我上大学一年级那年，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只不过把冒险全换成了喝酒，要一直喝。上帝知道我那时都喝了什么，不过肯定比我前两天晚上要多得多。”

“啊，年轻真好。”

“我当时很年轻，没错。也没有宿醉，第二天醒来觉得还可以，只是不记得前一夜最后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其他人都说我当时看起来好得很，没做什么诡异或放肆的事情。”

“那就是没出丑了。”

“可是前天晚上，”她皱着眉头说，“你那天晚上没来这里，对吧？应该是星期三。”

“我之前只来过这里一次，”我说，“就是今天稍早些的时候。工作后进来喝了一杯。”

“拉弗格？”

“圣培露。你不可能从这水里尝出什么味道，但也不需要。”

“只是解渴的。你喜欢这里，然后又回来了。”

“没错。”

“你刚才说，你是工作后过来的，什么工作？”

“我有家书店。”

“真的？你是巴恩斯先生还是诺博先生 [4] ？”

“这个嘛，从没人叫我诺博先生。我得说我比较像斯特兰德先生 [5] 。我开的是二手书店，不过比斯特兰德书店要小得多。”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认识的一半律师都想辞职去开旧书店。另一半律师则根本不识字。你的书店在哪里？就在这一带吗？”

“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的第十一街。”

“你下班后刚好经过这里？”

我断定，她在房地产业真是屈才了。她该去给证人录口供和进行交叉询问。我告诉她，我刚好来这附近给一个老顾客送书，发现了帕西法尔。

“然后你就进来点了一杯圣培露。”

“其实是想喝巴黎水的，不过他们只有圣培露。”

“圣培露也可以接受。”她把手放在我手上。那只是谈话间的惯性动作，但我注意到另有含义。如果一个女人开始触碰你，那就是个好兆头。

“事情真的很奇怪，”她说，“你知道，我星期三夜里不是单独回家的。”

“你这么说是想吓唬我吗。”

“别傻了，”她说着又碰了碰我的手，“你没有理由被吓着，可我倒是有点吓着了。不是被带个人回家的念头吓到，我的意思是，如果两个成年人彼此都有某种强烈的欲望，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对。”

“可是我却不记得了，伯尼！我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吓到我的是这个。其实我甚至有点害怕。我到底带谁回家了？可能是哪个爱泡酒吧找一夜情的。”她之前低垂着眼睛，此刻抬起来看着我，“那不是你，对吧？”

“真希望是我。”

“这是你第二次嘴巴这么甜，距离上一次多久，十分钟吗？伯尼，我知道那不是你，不可能是你，你之前从没来过。但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曾经是——”

“情人？”

“唔，很亲密，情感相通。我走进店里就有这种感觉了。”

“前世吧，”我说，“前世的情缘。”

“你这么觉得吗？”

“不然还有什么解释？”

“伯尼，你也有相同的感觉吗？”

不知怎的我抓住了她的手，并且很喜欢握在手里的感觉。有某种感情在滋生，持续了好久，但我一开始没意识到。

“你带某个人回去的公寓，”我说，“在附近吗？”

“就在街角。”

“我在想，”我说，“说不定我去过。”

“伯尼，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搞清楚。”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

[1] 见《图书馆里的贼》。

[2] 原文为gin and tonic，缩写为G＆T。

[3] 美国人说粗话时，常会习惯上加一句“请原谅我讲法语”（Pardon my French.或Excuse my French.），以委婉谑指粗话。但二○○三年初因法国不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美国政界掀起一股反法情绪，也影响民众发起抵制法国货行动，甚至将许多包括French的菜名改名，最著名的便是将炸薯条（French fries）改称“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法国吐司也改为“自由吐司”，因而产生许多笑料。

[4] 指巴恩斯与诺博（Barnes and Noble），全美最大的实体连锁书店。

[5] 斯特兰德（Strand），纽约知名的大型二手书店。

25

你们应该不在乎，就算在乎也没办法了，总之我要跳过接下来约半个小时的细节。只能说某些事情不像品尝拉弗格，不会淡忘也不需要温习。有些事情一旦经历过，便再也不会忘记。比如骑自行车，还有游泳。

“有件事是确定的，”她说，“那不是你。”

“什么不是我？”

“星期三晚上。我的意思是，我早就知道不是你，但现在我更确定了。”

“怎么确定的？”

“如果那是你，”她说，“我一定会记得。”

“如果那是我，”我说，“我不会等到今夜才来重新唤起你的记忆。”

“最该死的就是这个，伯尼。昨天我醒来时头痛欲裂，而且当然忘了设定闹钟，所以不得不匆匆赶去上班。我吞了几颗阿司匹林，急急忙忙冲了个澡，没有像平常先喝杯咖啡，就冲出了家门。我跳上出租车，冲到办公室对面的星巴克，九点时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了。”

“真了不起。”

“然后我坐在那里，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能记起我在酒吧里跟一个人聊天，却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也想不起任何有关他的事。接下来我只记得我醒来时头很痛。”

“所以也许你根本没带他回家。”

她摇摇头。“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昨天晚上到家，看得出前一晚有人来过这里。不管他是谁，显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是说，他碰过我的东西，还把我的东西移动过。”

“的确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首饰不是平常放的样子。但他一定只是看看而已，因为他什么珠宝也没拿走，不过你知道他拿走了什么吗？”

“什么？”

“唔，你一定会觉得我疯了，他拿走了我的电动剃毛刀。”

“我不觉得你疯了。我觉得他才疯了。他为什么——”

“我知道，很奇怪，对不对？可是我到处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我平常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就在浴室的置物架上。一个小小的雷明顿女式剃毛刀，形状正好适合女性小巧的手。我的意思是，什么男人会想要这种玩意儿？”

我握住她女性化的小巧的手。“肯定不是想跟你结婚的那种。”

“完全没错。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他准备把剃毛刀带回家送给他女朋友。”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嗯，如果他想留个纪念品，不是该拿个比较私人的物品吗，比如内裤或胸罩？”

“的确。”

“他搜过我的皮包，可是却没拿一分钱。事实上我发现钱比我原来以为的还要多。所以他不是常见的那种小偷。你被偷过吗？”

有过几次，但我没跟她讲述其中的任何一次，而是编了另外一个。“几年前，”我说，“一个小偷从防火梯爬进我家。他把我的电视机搬到窗边，但我猜他觉得搬出去太重，就扔在那儿了。他偷走了一台组合音响和我刚买的CD机，还有里面的一张CD，害我花了好久才买到同一张。”真好笑，一句谎言能引出更多谎言。我勒住缰绳，或者该换个隐喻，把方向盘使劲往右边扳。“他也拿走了一点钱，屋里有的他全拿走了。不过真正让我困扰的是，他拿走了我的高中纪念戒指，因为那是无法再买个新的来取代的。”

“这就有趣了。”

“是吗？当时我可不觉得好笑。”

“不，我指的是这事情奇怪得有趣，而不是可笑得有趣。因为我也找不到我的高中纪念戒指了。”

“你在开玩笑吧。你觉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我们都笑了，她说她不确定是不是那个人拿的，说不定戒指已经丢了一阵子了。“因为他没拿走那一对很好的耳环，还有一块手表，和一条我从没戴过的手链。手链是黄金的，上头还有一串金币。我的意思是，任何人看到那条手链都会知道值点钱。可是高中纪念戒指，呃，黄金的成色最多十K金，而且上面嵌的是玻璃。”

“听起来很像我被偷的那个。如果能当十块钱，那当铺老板一定很大方。你的高中纪念戒是什么颜色的？也许他觉得颜色跟你的粉红色电动剃毛刀很配。”我翻过身侧躺着，一只手放在她身上，“芭芭拉，你喝的那些金汤利的劲儿现在应该都退了吧？我是说，你明天早上会记得这一切吧？”

“怎么忘得掉？”

“我只是在想，或许我们应该再加深一下记忆。”

“哦，”她说，然后抱住我，“哦，天哪，这主意太妙了。”

事后我穿上衣服，她则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我们进门后她就把头发放下来了，然后才转身投入我的怀抱，此刻她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她时那样。她当时也是赤裸着，但这回我觉得不需要用床单盖住她。我可以欣赏她，不再觉得冒犯。

我走向房门，她说：“伯尼？你怎么知道那是粉红色的？”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那一刻我唯一能想到的粉红色的事物是……唔，算了。

“我的剃毛刀，”她说，“他拿走的那个。你怎么知道那是粉红色的？”

哦，要命。“你说过它是粉红色的。”我说。

“是吗？”

“一定是。”

“但我心里一直认为那是桃红色，制造商是这么标示的，所以如果我说过，我应该会说桃红色。”

“也许你的确是这么说的，只是我记成了粉红色。”

“嗯，可是我想我没说过。”

“啊，”我说，“你确定你没丧失记忆吗？不，真的，我可能只是心里假设它是粉红色的。我印象中没看见过其他颜色的女用剃毛刀。有其他颜色的吗？”

“当然有。”

“啊。我还以为全是粉红色的呢。怎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她懒懒地说，“我只是好奇，仅此而已。”

26

我偶尔会想，随着“感谢上帝今天星期五”而来的，往往是“哦真讨厌又到周末了”。只有当你有些好玩的事可做时，闲暇时间才是天赐礼物。如果你无事可干，好天气会让你出门，去海滩或公园休息会让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多无聊。可是如果周末下雨，你就无路可逃了。

雨是从星期六天亮前一两个小时开始下的，大约就是我在西端大道下出租车的时候。爱德加当班，他撑着伞过来，问候时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只是没了胡须。他告诉我说我没有任何访客，我听了很高兴。

我上床睡觉，起床时雨还在下，本地新闻频道的女播音员一脸歉意地说雨会至少下到星期一早上。体育播报员讲了一些让人热情尽失的事，新闻主播则抱怨个不停，我关掉了电视机。

我出门吃早餐，虽然这个时间其实是供应午餐。说法不重要，反正我吃了个煎蛋卷，喝了些咖啡，看了《纽约时报》。上头的新闻不是无聊就是可怕或两者皆具，电影上映表里也没有我想看的。

我刚到家，电话铃声响起。是卡洛琳，跟我报告说没有人趁她睡觉时闯入她家突袭浴缸。“别以为我没检查过，”她说，“我可不止掀开盖子看一眼而已。我还把手插进了猫砂里，好确定那两个袋子还埋在里面。”

“你竟然没挖出那两个袋子，把钱数一遍。”

“如果之前想到的话，我说不定真会这么做。听着，伯尼，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摆脱那些钱？”

“摆脱？”

“你知道我的意思。哦，趁我还没忘——我不知道你今天要不要去开店，不过我帮你喂过猫了，所以别让那个小骗子唬得你给它开第二个罐头。”

“我很确定的是，”我说，“不会有人冒着倾盆大雨出门买一本二手书，所以我不会费事去开门做生意。你呢？你今天营业吗？”

“我连试都懒得试。我决定今天是我的心灵保健日。还有，我不是专程去喂拉菲兹的。我有几个预约的客人，得打电话跟他们取消。他们松了口气，因为这种天气，谁想带着狗出门？”

“大都会队在谢伊球场的棒球赛因下雨延期，”我说，“而且我找不到一部想看的电影。”

“阅读约翰·桑德弗总是个不错的选项。哦，你把书忘在我家了。你店里还有一本，对吧？不过你不打算去店里。唔，伯尼，既然你昨天晚上弄来了那么多钱，觉不觉得富有得可以再去买一本？”

“富有，不过还没疯狂到那个程度。我不想要三本。我只有两只眼睛。”

“还有两片会动的嘴唇。你昨天晚上应该把我那本拿走的。我还以为你拿了，不过那书现在就搁在你留下的地方。”

“我不想带着书到处跑。”

“什么，到处跑？你不是乘了出租车吗？”

“说对了。”

她想了一会儿。“可是你没有直接回家。”

“又说对了。”

“啊，没错——你说过你要去酒吧。你还说你不打算喝醉。”

“我的确没喝醉。另外，你会觉得这违反本能，但我只喝了一杯。”

“所以你很早就回到了家。”

“没有，”我说，“因为我出了酒吧后没有直接回家。”

“哦，天哪。别告诉我在昨天晚上我们干了那一场之后，你又去四处寻找下手机会了。你一定是疯了。”

“我是去寻找下手机会了没错，”我说，“不过不是为了偷东西。”

“那还会是什么……哦，我懂了。那结果呢？”

“什么结果？”

“结果，交上好运没？”

“绅士不会多嘴的，”我说，“是，我交上好运了。”

“是我认识的人吗？”

“差不多。”

“差不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唔，她在四十五街和麦迪逊大道交会口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我说，“不过不是当律师助理。她是个正牌律师，而且跟鬈发小姐在同一家事务所工作。”

“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纽约有八百万人口吗？”

“实在是太巧了，如此而已。我和一个在‘相约女同志’网站认识的女人约会，而同一天晚上你跟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人回家。”

“我想那家律师事务所很大。即使如此，也还是很巧。不过我还知道一件更巧的事。”

“什么？”

“她带我去她住的公寓，”我说，“但她不知道我去过那儿。”

“你去过她的公寓，可是她不知道。哦，天哪，别告诉我……”

“好吧。”

“你开什么玩笑？快说！”

我是当面告诉卡洛琳的，不过我出门去她家之前先打了通电话去花店，但在听到“你的电话可能被录音”时挂掉了。芭芭拉住的是褐石建筑，没有门卫可以代收，楼下的邻居又脾气不好，所以除非我知道她在家能自己收，否则还是别送花给她。

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刚好她正要出门。她要去长岛参加一个婚礼，已经快迟到了。“不过我想可能是你打来的，”她说，“所以就接了电话。”

我告诉她，我只想说昨夜有多么愉快，她说她也一样，然后我建议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饭。她说她今天晚上得在长岛过夜，星期天又有个早午餐之约，很难说会弄到多晚，也不知道有没有便车可以搭，或是得搭火车回来。我们说好等她回来，或等她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时再打电话给我，如果她不会弄得太晚，我也没别的事情，我们就碰面。

这么一来我就不必打电话给花店了。没有意义——只是白白放在没人的房间里浪费香气而已。

雨势让我更愿意选择乘出租车到卡洛琳家，但很多纽约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空出租车比率骤降到了两成以下。我应该打不到出租车，也就没浪费太多时间去试。我有伞，走到地铁站不会淋湿。

***

“她们两个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真是惊人的巧合，”卡洛琳说，“不过你跟她回家不是巧合。因为你在找她，对不对？”

“嗯，差不多吧。我觉得帕西法尔是那种她可能会去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也可能碰到他。”

“他？哦，那个强奸犯。但如果你碰到了，怎么才能认出那是他？”

“如果我听到他说话，就可以认出他的声音。我有个感觉，他之前去过那里，就在我到之前不久。”

“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只是一种感觉。总之，也不重要。天哪，我真讨厌下雨的周末。”

“伯尼，这种事人人都讨厌。”

“尤其是这个周末。不过即使太阳出来，我还是恨这个周末。一切都卡着，不能动。”

“卡着？”

“那些钱卡在浴缸里。我们没法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把钱放进去，因为银行要到星期一才开门营业。其他每件事也都卡着。芭芭拉卡在长岛参加一个婚礼，雷也没上班。有时候他周末也工作的，不过这个周末他休息了。我打电话到分局，他们说他今天休假，我打电话到他家里，电话没人接。”

“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他们可能已经查出了那个胖子的身份，或者莱尔夫妇手上到底有什么让那伙嫌疑犯觊觎。他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太多，但我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就是那本康拉德的书，那个假的麦高芬，竟然跑到了梅普斯的房子里。”

“你不能告诉他梅普斯家的事。”

“我不能告诉他有关梅普斯家被偷的事，但我为什么不能说梅普斯拿到了麦高芬呢？何况，如果我能告诉他一些事情，或许也能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情报。”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也可以帮我查一些东西。但我得先开口才能让他帮我查，而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真希望可以联系上他。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我只是没想到会听到你说这句话，伯尼。”

“我讨厌周末，”我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吗？我们可以出去。”

“这种天气出门？要去哪里？”

“巴黎怎么样？”

“去巴黎度周末？”

“没错，我们可以搭协和式超音速喷气飞机。住在乔治五世饭店套房，在马克西姆吃晚餐，搭游轮逛塞纳河，漫步在圣日耳曼大道，在双叟咖啡馆品尝咖啡欧蕾和牛角面包，然后再上飞机就回家了。”

“那要花上一大笔钱。”

“碰巧我们现在有很多钱，可以好好挥霍。协和式超音速喷气飞机来回的机票是一万五到两万美元，豪华套房一夜一万美元，晚餐五千美元——跟你说，花上五万美元，我们就会有个难忘的周末。”

“啊，听起来真棒，伯尼，可是——”

“可是我们不能去，”我说，“因为协和式超音速喷气飞机已经停飞了。而任何人如果想用现金买机票，更别说三四万美元的现金，大概都会被请到一个挤满警察的房间里盘问几个小时。何况，我们得搭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这种天气怎么叫得到车？”

“而且你明天晚上跟芭芭拉·克里利有约会。”

“这种天气，她不可能及时从长岛赶回来的。天哪，我真恨周末。”

有一件事我可以做，不过又得把自己弄湿。趁着卡洛琳正在弄湿自己——她到街角去拿干洗的衣服了——我从她的浴缸里掏出一沓钞票。她在的时候我也可以拿钱，不过我不想跟她解释我为什么需要这些钱。没过多久她回来了，我放下桑德弗的小说，走路到第十四街，搭上一辆往东的公交车到第三大道，再换往上城的公交车。我在三十四街下车，走了两个街口，进入芭芭拉住的那幢褐石公寓。

我上楼，走过菲尔德茅斯的家门，然后记住只挑开她平常上锁的那两道门锁，省了点时间。我在五分钟之内进去又出来，回到街上时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回卡洛琳家？去书店？往上城回我家？

我走到街角的帕西法尔，想知道下雨的星期六午后这里会有什么样的顾客，结果发现就是那种典型的下雨星期六午后的顾客。这种天气，酒吧会有一种温暖而热情的气氛，但等你从温暖的氛围中缓过神来，就会留意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

我相信自己也不例外。我坐在吧台边的一张凳子上，西格丽德的角色现在由一位黑人女郎扮演，她有一头短短的鬈发，不是被上帝就是被她自己染成了红色。她跟西格丽德一般高，也有同样的高颧骨，而且隐隐散发出同样的信息：敢跟我睡觉你就死定了，不过很值得。

我点了拉弗格，花了很长时间喝，小口慢慢啜。这次我有些进步，或者是酒有进步；喝到第四口时我就觉得味道实在很不错。

我边喝边观察酒吧里的状况，没开口，只是听着其他人谈话。我期望能听到某个低沉的声音，不过没真的抱什么期望。酒吧里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我心目中的那个人，听起来也没有一个人像他。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也没太认真听，因为我忙着思考。你应该可以搞清楚的，我告诉自己。整件事情充满巧合，如果有那么多巧合，那么这些事情迟早会以有意义的顺序契合在一起。我这么告诉自己，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那些碎片，但还是想不出什么头绪来。我觉得整件事就像一个拼图，但遗失了其中几片。即使我能找到遗失的那几片，或许还是会解不开，但至少会有机会。

我走到公用电话前，扔了比之前更多的硬币进去，拨了一个号码，会记得这号码只是因为我今天已经拨过两次了，然后听着电话在雷·基希曼的家里响着。如果电话铃响而没有答录机接，会不会有提示音？我猜会听到一只手鼓掌的声音，总之，差不多就是我今天所能做的，孤掌难鸣。电话铃一直响到我懒得听下去，于是我挂断它回到吧台。我的杯子里原本还有一小口或两小口的酒，而且吧台上还有很多找回来的钱，比我打算要给的小费多。可是那个酒保（我没听清楚她的名字，但我很确定不是西格丽德）以为那是要给她的，于是全给收走了。

我真的恨周末。

27

星期六午夜过后某个时间，雨停了，时间太晚，无法让城市大部分的居民享受到好处，接着黎明前又开始下了，毁掉了大半个星期天。我出去吃早餐，然后带着报纸回家。手边还是没有任何版本的《猎杀莴苣》，不过周日版的《纽约时报》有几百页，足够任何人度过一个下雨的星期天，还可以继续再看半个星期。即使我把所有的广告页扔进可回收垃圾箱，外加例如“求职版”（因为我不想要）和“汽车版”（因为我不需要），剩下的版面还是多到会让人重新思考所谓的媒体自由。

我坐下来看报纸，偶尔停下去打个电话到雷·基希曼在森尼赛德的家。大约十一点时，他太太接了电话，她刚从教堂回来。不，她说，雷不在家。他要上班，连陪她做礼拜的时间都没有。我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她说如果他打电话回家会帮我转告，但听她的口气，好像不觉得他会打电话回家。

我试着打去分局，也留了话。然后回去继续看房地产版，上面有一篇鼓舞人心的报道，说一对夫妇到处苦苦寻找一个住处，希望能容纳他们两人各自的嗜好，不过他们比较喜欢称之为“兴趣领域”。他要为火车模型设置精致的轨道线，而她则收集风向标和古老的农场设备。他们花了区区八百万美元买下了一个老仓库，在诺利塔，你可能以为这跟纳博科夫有关，讲一个还没到青春期的女孩不会和中年男子亨伯特·亨伯特有任何瓜葛的故事 [1] ，但其实诺利塔是个房地产专有名词，指的是小意大利区北边的一个新兴区域。这对夫妇自己动手完成了大部分的改建工作，因此全面翻修只花了四百万而已，所以——好吧，你可以自己算算，看他们这笔房地产交易有多么划算，新房子有足够的面积让他铺设按比例尺计算相当于五十英里的火车铁轨模型；而她也有许多空间展示她的宝贝，包括麦考密克发明的第一台收割机。

我打电话给卡洛琳。“我想知道，”我说，“他们去哪里找到这些人的？”

“啊？谁去哪里找到哪些人？”

“房地产版第四页。”

“我再回电给你。”她说。

将近十五分钟后，电话才响起，我接起来就说：“你怎么拖了这么久才回电话。等我们翻修过新房，你想做什么——要玩你的小火车，还是去超大的后院里收割小麦？”

一段长长的、思考的静默，然后一个完全不像卡洛琳的声音说：“我根本没有拖延，我一接到留言就回电给你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一定是英语，因为我听得懂每个字，但却根本搞不懂你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

“哦，雷。我还以为是卡洛琳。”

“我比她高一英尺，还重很多磅，而且我的声音比较低沉。更别说她是女的，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大部分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分辨出我们两个人。你打过电话找我，伯尼。你发现了什么？”

“有可能。”我说。

“伯尼，我们花了好些工夫才查出他是谁。他皮夹里的钱多得可以噎死一头山羊，可是里头半张身份证件都没有，他身上的其他地方也没有。”

“他没绑着藏钱的腰带吗？”

“除非他埋在皮肤底下了，因为我上次看到他，他正光着屁股全身赤裸地躺在一张金属床上，有个法医正在把他身上的子弹挖出来。当然，我们采了他的指纹，可是什么都没得到。”

“那个人没指纹？”

“他指尖上有指纹，就像每个人一样，除了那些外太空访客。可是资料库里没他的指纹，因此我们什么都查不到。”

他咬了一口甜甜圈，又喝了一大口咖啡。之前他开着一辆小骄车来接我，一辆雪弗兰的蒙地卡罗，肯定是从哪个买卖劣质可卡因的嫌疑犯那里没收来的。现在我们在威廉斯堡大桥旁靠曼哈顿这端的一家餐厅里，不知为何，雷喜欢这家餐厅。我们在柜台点了咖啡和甜甜圈，然后自己端到座位上，这会儿雷正把他查到的事情告诉我。

“所以接下来就没得查了，”他说，“但我们还是得知了他的身份。”

“怎么知道的？”

“因为警察功夫深，”他说，“他是怎么去你书店的？你在公车或地铁里不会看到太多胖子，除非他们太穷了，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他的皮夹什么样了。”

“他身上有多少？”

“我没称过他，不过肯定超过三百磅。哦，你指的是钱吗？”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出大概一英寸，“一沓这么厚的钞票。八千七百块现金，全都是百元纸币，还不包括他带的欧元。这种人乘得起出租车，但我马上就知道他一定不是乘出租车去你店里的。”

“你怎么知道的？”

“他要拿出一百元纸币让出租车司机找吗？伯尼，他身上没有零钱。这说明他是开车去的。他开到那里，而且回程也打算开车回家，不管他住在哪里。”他耸耸肩，“当然啦，我们也查过出租车了，看有没有人在午餐时间载过一个胖子到东十一街你书店那边。查那些只是例行公事，反正我早知道他是开车去的。”

“说不定他是步行的。”

“凭他那个体重？”

“我不知道，雷。他走路时看起来很轻盈。”

“每个胖子走起路来都很轻盈，伯尼。他们需要强健的双腿才能站起来。总之，就算你说得有道理，也没用。我们找到他的车了。”

“哦。”

“他离开你书店往东走，正准备过马路时被人击倒了。所以我应该从你书店往东再往南去找，猜猜我们在大学广场和第五大道之间的第十街找到了什么？”

“一辆车吗？”

“别克，”他说，“就停在消防栓旁边。”

“还好你在交警把车子拖走前赶到了。”

“交警不会拖走的，伯尼，他有使馆车牌。外交豁免权可能没法让他逃过挨一身子弹的命运，但可以保护他的车不被拖吊。可能也不会允许我们去搜他的车，我不太清楚规则，但命中注定我还没注意到那个使馆车牌，就已经打开车门进去搜了。我可真不小心。”

“不过真方便。”

“置物匣里有他附照片的身份证件、驾照，另外还有拉脱维亚大使馆签发的到任证明。这家伙的名字是瓦尔第·伯金斯，大使馆说他是拉脱维亚派来处理联合国事务的，不过不是太重要。除此之外我们只知道他住在哪儿，是个旅馆，五十一街的布兰泰尔饭店。他在那边按月包租了一个房间。旅馆不错，虽然没有卡莱尔那么豪华。我们在房间里只发现了一本剪报的剪贴簿，我走之前他们正在找人翻译剪报的内容。”

请原谅我讲拉脱维亚文。我说：“我猜那些剪报应该是拉脱维亚文的吧。”

“有些是俄文，看字母就知道。他们自己有一套字母表，很像希腊字母，可是更糟。”

“西里尔字母。”

“不，我很确定那是俄文。剩下的和我们共用一套字母表，谢天谢地。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剪报，里头猜测‘里加黑魔鬼’ [2] 可能躲在美国。”

“里加黑魔鬼。有提到他的真名是什么吗？”

“有啊，”他说，“一大串元音和辅音。我猜他是个战犯之类的。”

“又一个老糊涂的欧洲人，可能曾在集中营当过警卫。不管他做过什么，可能都不记得了。”我想了一会儿，“阿诺德·莱尔几岁了？”

“我忘了，怎么了？”

“因为他改过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可能也有很多元音和辅音。如果‘里加黑魔鬼’是战犯，那一九四五年莱尔至少二十五岁，说不定还更老。否则他就是‘里加黑魔鬼’的未成年助理。但如果他当时是二十五岁，那现在多大了？八十四岁？”

“得了吧，莱尔顶多五十岁。”

“我只是猜测。这其中必有关联，雷。不是那些有关黑魔鬼的剪报，而是伯金斯和莱尔之间。”

“他们两个都是俄罗斯人。”

“伯金斯不是，他是拉脱维亚人。不过拉脱维亚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但不是一开始就是，因为两次大战之间，拉脱维亚是个独立的国家，不过后来俄罗斯人占领了那里，也占领了其他波罗的海国家。雷，要进那户发生谋杀案的公寓有多难？就是三十四街和第三大道交会口的那幢。”

“伯尼，那是犯罪现场。封起来了。”

“哦。”

“怎么了？”

“我想进去。”

“啊，好吧，我们只要请求重案组那些人批准。‘这个伯尼是个有前科的窃贼，而且早先他是这个案子的嫌疑犯，他想去犯罪现场看看。你们有意见吗？’”

“我还以为可以走非正式渠道混进去。”

“也就是说，把你偷弄进去。为什么？”

“两个人死在了那里，”我说，“外加楼下的门卫。他们被杀都是因为有人去那里找某样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的确不知道，但我开始有点概念了。“但我们知道他们没拿到。”

“伯尼，我看过那个保险柜，里头是空的。”

“所以如果麦高芬之前放在保险柜里，那伙嫌疑犯早就拿到了。”

“该死，麦高芬是谁？他又是哪儿来的？”

“只是个名字，”我说，“用来代表人人都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总得给那东西一个称呼，可是我们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如果那玩意儿当初在保险柜里，他们早就该拿到了。但如果没在保险柜里呢？”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为什么他们弄来了保险柜，却不把东西放在里头？除非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那个东西。”

“有可能，”我承认，“不过我觉得他们有那个东西，而且计划要卖掉，于是买了保险柜，这样拿到报酬时，就可以把钱锁进去，因为他们觉得那会是一大笔钱，而且会是现金。假设他们把麦高芬放在了别的地方呢？”

“然后那伙嫌疑犯拿到了。他们严刑拷打莱尔和施尼特克，直到他们把东西交出来，然后——”

“你发现严刑拷打的证据了吗？”

“没有，只有他们头上的两颗子弹。”

“那的确挺疼，”我说，“可是无法逼迫他们开口。”

“那他们就是没被拷打就说了，或者那伙嫌疑犯自己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你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吗？因为如果东西在那儿，可是他们漏掉了，那么我们警方就会找到它。”

“我知道他们没发现那东西，雷。否则他们就不会去我的公寓找了。”

他叹了口气。“去搜你家的是我们，伯尼。我们有法院的搜查令，一切光明正大。”

我告诉他有关第二次搜索的事情，而当他抗议我没报案时，我告诉了他有关门卫爱德加和移民局的事。

他一脸伤心。“我们不会把人出卖给移民局那些浑蛋的，”他说，“移民局里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另外一半有亲戚拿假绿卡或者根本没绿卡。当然，我明白为什么他会担心。而且我必须承认你没说错，对待门卫的手法相同，显然是同一伙人干的，如果他们已经发现了那样东西，就不会继续找。所以你猜我怎么想？我觉得那东西一开始就不在公寓里。”

“因为谋杀现场已经被老练的警方调查人员搜过了。”

“说对了。”

“雷，你们当时在找什么？又找过哪些地方？”

“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把那个地方从上到下彻底搜了一遍。至于我们当时在找什么？要等我们找到才知道。”

“我是个专业的小偷，”我说，“比你们知道更多藏东西的地方，也更知道该去哪里找。而且我甚至有点概念，知道大概要找什么。”

“所以你要我把你给偷弄进去。违反所有的规则，还插手一件已经不再归我管的案子。”

“对。”

“再去给我买两个甜甜圈，”他说，“上头有巧克力和彩色糖针的那种。”我去柜台取了，他一言不发地吃掉，然后把剩下的咖啡喝完，站了起来。

“好吧，管他呢。”他说。

我开始找寻麦高芬之前，想先看看几样东西。首先就是莱尔家那扇门的锁。开锁可以不留痕迹，只要你小心别刮伤圆柱筒的表面。可如果进门时粗鲁点儿的话，就会留下凿痕或刮伤，但我都没发现。在我看起来，是莱尔夫妇开门让凶手进去的。

之前雷对着门卫亮出警徽，拿了一串钥匙，然后我们两个人扯下门上印着“犯罪现场”的胶带，我把胶带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打算稍后远离犯罪现场时再扔掉。我研究过门锁后，雷用钥匙打开，我们进去了。

鉴定组的人早就来过又走了，不过你还是会忍不住想踮起脚小步走。我掏出一双塑胶手套，让雷扬起了眉毛，不过我想不出任何要在现场留下指纹的理由，而不该留下指纹的理由倒是想到了好几个。

“是莱尔夫妇开门让他们进来的。”进去前我告诉过雷，而仔细检查后，我对保险柜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不是莱尔帮他们打开的，就是他把密码告诉了他们，让他们自己打开。没有人硬撬开或扳开，而全美国能不使用蛮力打开这个锁的，不到十五个人。”

“十五个，嗯？你和其他十四个？”

“开这个锁不容易。不过重点是，如果他们厉害到能打开这个保险柜，就不必把我的门踢开了。我门上装的锁挺不错的，但和这个宝贝相比也只是小儿科。”

保险柜没锁，所以我也不必炫耀技巧了。我打开来，就像雷说过的，里面空空如也。

“如果就像你说的，是莱尔帮他们打开的，”他说，“而且如果他们到处搜过，却没找到那样东西，那为什么要朝莱尔头上开枪？我可以想象他们会朝其中一个人开枪，好让另一个人知道他们是玩真的，可是为什么要把两个人都干掉？”

“朝他们头上开枪。”我说。

“这对你应该不是新闻了，伯尼。我告诉过你的，就算我没说，你也早该从电视和报纸上知道了。他们两个都是头部中弹，而且是用同一把枪。另外呢，你不必问了，不是杀伯金斯的那把林德鲍尔TDK全自动冲锋枪。莱尔和那位女士是被点二二口径的手枪射杀的。”

“你们的人搜过这里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不过东西很整齐，”我说，四处张望，“你们把东西都归回原位了。”

“伯尼，这里是犯罪现场。我们什么都不能碰，得先等鉴定组的人弄完，才能做必要的搜查，搜过后再把所有东西归回原位。”

“你们在我家就是这样，”我说，“但他们可就不来这套了。”

“他们翻得乱七八糟？对，你刚刚说过。”

“可是他们没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除了客厅有两具尸体，我想他们没动什么东西。这表示他们没搜过这里，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他们把那个该死的玩意儿从保险柜里拿走了，就像我一开始告诉你的。”

“但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他们没拿到那东西了。所以剩下还有另一个可能，而且我只能想到这个可能。”

“说来听听。”

“他们拿到了某样东西，”我说，“他们以为那就是麦高芬，并且当时他们认为没必要留下莱尔夫妇两个活口。”

“砰砰！”

“然后他们就溜了，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发现拿到的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东西还在这里。”

雷花了点时间仔细思索。“好吧，”最后他终于说，“这说法我找不出任何破绽，所以你该做的就是证明它。如果东西在这里，那你就找出来让我瞧瞧吧。”

二十分钟后，我们站在餐厅里，低头看着我放在餐桌上的四张照片。四张都是彩色的，四英寸宽、五英寸长，看起来像是同一部相机拍的。四张照片的边缘都被透明胶带贴在刚从一本书撕下来的书页上。如果你凑近点仔细看，就会发现另有一层胶带，只有一半的宽度，这表示照片曾贴在其他地方，然后被割下来重新贴过。撕下来的书页原本属于里昂·尤里斯所写的《七号皇家法庭》。我几年前读过这本书，对它印象很好，要把那几页撕下来让我很舍不得，尤其作者不久前才过世。不过这是读书俱乐部的版本，而且书皮已经不见了，所以反正书况也不会太好。我把书放在照片旁，看起来好像完整无缺。

那些照片上有两张脸，正面和侧面各一，都是特写。两张脸都严肃而面无表情，是那种寻常的中年白人男子；单从这些照片无法判断他们的下巴下面是否还连着身体，也可能是刚从《双城记》里断头台下面的篮子里捡出来的。

“看吧，”我得意地说，“大头照 [3] 。”

[1] 此处指纳博科夫的作品《洛丽塔》（Lolita），名字和诺利塔（Nolita）很像。

[2] 里加（Riga），拉脱维亚首都。

[3] 此为双关语，head shots字面意思为“大头照”，也有“头部受击”的意思。

28

“我放弃了，伯尼。这些人到底是谁？”

“雷也想知道，”我说，“他还想留着那些照片，但我指出它们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证据，所以他不能就这样把照片交上去。他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以合法的方式找到这些照片。这样他就可以合理推诿找到照片的责任。我想他喜欢这个说法。”

“这不怪他，我也喜欢这个说法。照片里这两个家伙是谁，你有眉目了吗？因为我不知道要从何猜起。你看着这些照片，第一眼会觉得两张脸好像是兄弟，或者是表兄弟；然后你再看看，就看得出他们有多么不一样。鼻子不一样，嘴巴也完全不同，这个人有双下巴，这个人前额比较高，另一个脸上有疤，眼睛周围也不一样——你知道，把这些加起来，只能说他们两个都是人类，但他们确实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我不知道是哪里。”

“比如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表情，或者该说同样缺乏表情。”

她点点头。“脑袋的形状也完全一样。”

“雷说他们是兄弟，不过有不同的父母。”

“就像漫画里的艾克和迈克，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俩并不像。这个艾克看起来比较老，对吧？”

“这个嘛，他是金发。通常金发男是玩得比较疯狂。”

“迈克肯定要年轻些。如果他是女人，你就会说他的头发是鼠灰色的，可是不会有人这样形容男人。你会怎么形容他头发的颜色？沙褐色吗？”

“应该是吧。”

“真有趣，”她说，“他的头发比艾克少，但看起来却年轻几岁，真不懂为什么。”

“也许他比那个金发的晚生十年。”

“那就不奇怪了，伯尼。也或许是因为他生活严谨，饮食比较健康，吃更多的蔬菜，做很多的运动，定期去看牙医，假设他们还有牙齿的话。他们都闭着嘴，冷静地凝视前方，没准这就是他们看起来很像的原因，虽然他们并不像。伯尼，你怎么知道要去哪里找出这些照片？”

“我给了伯金斯一本书，”我说，“他很乐于付我一千三百美元，我想他最多可以出到一万美元，因为他身上就带了那么多钱。他不在乎书名或作者，而我说书名的时候，他一定以为我指的是他的身份，因为他正是某种秘密间谍。”

“然后他们射杀了他，抢走了他的书——”

“然后拿到河谷区那边梅普斯的房子里。或者交给了梅普斯，然后他又带回家。他们没说：‘一本书？我们才不要什么破书呢’，然后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他们认定这本书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东西，所以我想了想，觉得那可能是某件可以藏在书里的东西。于是我明白可能会是照片，因为照片绝对可以藏在书里。然后你把这本书放进书柜里，不会有人想到要去书里找。”

“就像爱伦·坡的那个故事。”

“《失窃的信》。没错，想法是一样的。别忘了，那户公寓是转租的，而原来的房客在书柜里留下了很多书。雷说他搜索时和一群警察一次搬出一摞书，好确定书后头没藏着东西。如果你不知道要找什么，这个方法很合理，但刚好在这个案子里，他们这么做是白费力气。某个警察把那本《七号皇家法庭》拿在手里过，却对自己手上有什么毫无察觉。”

“所以你逐一检查那些书，一次检查一本。”

“没花很长的时间。你只要打开书翻一翻。如果里头藏着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困难之处在于要找到正确的书，结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然后又检查了一遍其他书，确定只有一本里贴着照片。”

“伯尼，我不知道换了我的话，会不会有那个耐心。”

“我不必去想这个，因为雷不断把一本本书拿起来翻，好让我知道警察的工作有多么辛劳。我能做的，就是依样画葫芦。当然，其他书里头都没贴照片，不过我们得全翻过了才能确定。”

“只有四张照片，”她说，“每个人两张。我之前问过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不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没回答。”

“哦。”

“你的电脑能用吗？”

“我的电脑能用吗？当然能用。我刚才就在上网，我查了好友列表，猜猜还有谁也在线上？鬈发小妞，所以我们互相发了一会儿消息。我们星期二晚上要约会，除非她得加班。”她咧嘴笑了，“她刚刚一个劲儿地抱怨有个律师总是给她一堆工作，说她真是个贱人。我好像知道她在说谁。”

“看来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四人一起约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喜欢我，伯尼。这很棒，对不对？”

“非常棒。”

“你问我的电脑干什么？”

“因为你比我懂，”我说，“或许你会愿意帮我查点资料。”

雷随身带了一卷新的印着“犯罪现场”的胶带，用来封住那户公寓后，他表示愿意送我到卡洛琳家。他开到谢里丹广场，剩下的路让我自己走，宣称他每次在那些弯来拐去的小巷子里都迷路。他可能只是急着想回家。雨还在下，我很庆幸自己带了伞。

下车前我伸手到口袋里，才想起这几个小时我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你可以帮我个忙，”我说，“能不能帮我查一组指纹？”

他看着我，要我再说一遍。然后他说：“我能不能查指纹？没问题。能不能帮你查？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谁的指纹？从哪儿来的？”

“如果我知道是谁的指纹，”我跟他讲道理，“就不会要你帮我查主人的身份了。至于其他的问题，你不会想知道答案的。”

“意思是你不想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伯尼，我今天违反了好多规则。”

“规则就是用来违反的。”

“嗯，你这点说得没错。”他说，伸出手来，我把东西放在上面，他看着手上的东西，然后再看着我。“我不知道，伯尼，”他说，“这是你的吗？你走路大概像瓦尔第·伯金斯一样轻盈。”

此刻，卡洛琳正坐在她的电脑前，我用她的电话打了几个出去。我打去马丁·吉尔马丁家找到他，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很谨慎，然后跟我约次日午餐碰面。他问我去“冒牌者”可以吗，我说我一向乐意去，不过我时间可能会很紧，因此建议喝杯酒或咖啡，不必吃饭，不过我很乐意跟他碰面。

我挂掉电话，又打给芭芭拉·克里利，我说“喂”的时候，她说她正希望我打去。“我大概半小时前打电话给你，”她说，“可是答录机接了电话。”

“我出门了，”我说，“现在还在外面。”

“我在家。”

“我知道，”我说，“你接起电话时，我就知道你在家了。”

“哦，是啊，当然。我真是傻瓜，说自己在家里。我的意思是，你打电话来我家，所以我当然在家里。”

“我不认为你是傻瓜。”

“不会吗？”

她的声音不太稳，我问她是否还好。

“我想是吧。你还想一起吃晚饭吗？”

“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的。我希望你在家，这样我就可以带你出去吃点好菜了。”

“好吧。”

“好吧？”

“当然了，没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在家。一起吃晚餐很好。”

“好极了，什么时间比较好？”

“什么时间，我不知道。你说吧。”

“嗯，七点？”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回家换衣服了，“这样可以吗？”

“七点很好。”

“我们要先挑个地方吗？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不见得每家餐厅都开门。你有特别喜欢的餐厅吗？或者我们先在帕西法尔碰面，然后想想要去哪里吃饭。”

她停顿了一会儿，好像一口气问两个问题让她无法应付。然后她说：“你可不可以先来我这里？”

“如果你希望的话。”

“我希望你来，伯尼。你会七点过来吗？”

“好的。”

“你知道地址吗？”

“我知道。”

“那我们七点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早点过来。准备好之后随时都可以过来。我在家里等你。”

她挂断了电话。我坐在那儿抱着听筒愣了好久，然后才放下。

“我得回家一趟，”我告诉卡洛琳，“我得刮胡子，冲个澡。我有约会。”

“跟芭芭拉吗？太棒了。”

“希望如此。”我说。

29

七点差几分钟时，我登上了东三十六街那幢褐石公寓前方半层楼高的台阶。我按了门铃，她按键开门让我进去，我上到她住的那层楼时，她正等在门口。她身上穿了一件印着粗条纹的连衣裙，如果蒙德里安不那么执着于直角的话，大概也可以画出这样的图案。

我告诉她我喜欢她这件连衣裙。其实之前我看到过，当时就很欣赏这件衣服，不过穿在她身上比当初我看到挂在衣柜里时要好得多。她说她把这件衣服带到长岛去了，准备穿着去参加星期天的早午餐，不过私下问过后她发现其他大部分女生都会穿牛仔裤或半身裙，所以这件连衣裙又回到了行李箱里。她不知道晚上该去哪里吃饭，但如果我觉得她穿得太正式或太不正式，她可以换件衣服。

我穿着休闲外套和灰色的宽松长裤，口袋里有一条领带，所以我想我们去哪里都没问题。我说她穿成这样很美，也的确如此，不过她有种不安的神色，跟我之前在电话里听到的感觉很像。她让我进了公寓，但气氛有些尴尬，一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吻对方。我们两天前才上过床，但我们其实根本不认识对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期望对方拥吻自己会不会太过冒昧？我犹豫着，她也犹豫着，然后我向她伸出手，她投入我的怀抱，我们接吻了。

那是个美好而缠绵的拥抱，不过我们分开时，她似乎还是很烦恼，我问她是否一切都好。

“还好，”她说，接着想了想后说，“不。”然后又想了想，皱起眉头。“我不知道。”最后她说。

“怎么了？”

“我有点害怕。”

“看得出来。是什么事？”

之前她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此刻她抬起头直视我。“伯尼，”她说，“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觉得自己可能疯了？”

“首先，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正常过。”我瞥了一眼她的床，想着自己躲在床下而非在床上那回。“有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真的很疯狂，可是好像就是管不住自己。”

“你是指比如说你已经决定不要吃甜点，后来又吃了。你原来根本不想吃的，可是甜点一来，你还是照吃了？”

“诸如此类的吧，”我说，“可是更严重。比如那是种含糖量很高的甜点，而我又有糖尿病，可是我还是照吃不误。”

“你有糖尿病？”

“不，那只是举例，说明我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想确定一下。每个人偶尔都会这样，不是吗？可是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真的觉得我可能疯了。首先就是我喝了两杯就失去意识那次，这不会是个好征兆。然后又是这件事。我能不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当然可以。”

“请坐，要不要喝点什么？我有几种汽水，或者可以帮你泡杯茶。或咖啡，不过我只有速溶的。”

“不用了，我这样就很好。”

“但愿我能说同样的话。伯尼，星期六早上醒来时，我想起我们聊过的，有关我失去意识那一夜带了某个人回家的事。他翻过我的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拿，只拿了我的雷明顿女式剃毛刀。后来我又想到不见了的高中纪念戒指，就去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的首饰。好东西都在，但有一对耳环肯定不见了，还有两条银脚链。”

“他拿走了更多纪念品。”

“丢了我也不会死，只是有点闹心。”

“那当然。”

“然后我想起了那些钱。”

“你皮包里的？你说钱都还在。”

她摇摇头。“另外一笔钱，”她说，“我家里向来不放钱的，没有必要，走两个街口就有自动提款机了。不过这一两个星期，我手头有很多现金。不是什么巨款，可是我觉得还算不少，一千两百多美元。”

“这么多现金，是挺多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多到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我把钱放在冰箱里了，冷冻柜那一层。不知道，也许小偷找的第一个地方就会是那里。”

不是第一个，我心想，不过一定会找那里。

“首先，我手上有那笔现金，”她说，“是因为爱丽森·哈尔罗快结婚了，她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比较晚婚的。她和斯科特拿不定主意该办个盛大的婚礼还是去欧洲度蜜月，如果两个都做的话，他们不太负担得起，除非借钱。消息传开后，我们大家就讲好要送现金给他们当礼物，但不是各自送，因为那样感觉有点像电影《教父》的开场，每个人都带着信封来。

“于是我自愿替大家收钱。我跟每个人联络，看他们愿意交多少，大多是一百美元，每个人都交齐后，这笔蜜月基金总共有将近九千美元。”

“令人惊叹。”

“大部分人给了我支票，”她说，“可是没想到也有很多人给我现金，现金的总数超过一千两百美元。我把支票存进银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把钱存进去，现金有种魔力，你懂我的意思吗？”

“完全懂。”

“那就好像拥有一个秘密，或一种暗器之类的。那些钱刚好能装进一个棕色信封里，我把它塞进了冷冻柜，我喜欢把现金放在冰箱里。”

“比果酱饼干要好。”

“而且不像一桶哈根达斯冰淇淋，会在半夜诱惑你。我想我最后还是会把那些钱存进银行，但在当时，我觉得放在冰箱里面应该还好。接下来我就忘了这回事。前两天我第一次检查看丢了什么东西时，我检查了皮夹，数里面的钱，那时甚至没想到冰箱里的钱。或许那本身就是个征兆，说明我脑子有点不对劲了。”

“听起来不像。你只是一时忘记了，仅此而已。”

“也或许是我的脑袋让我忘记了。总之，昨天我检查过放首饰的抽屉后，想到了那场婚礼。我按照我们的计划，开了一张所有人礼金汇总起来的大额支票，提早几天时间寄去，这样他们就能在婚礼和蜜月前把钱存进银行。收拾去参加婚礼的东西让我想到了那张支票，然后又想到那笔现金，我忽然胃里一紧，跑去看冷冻柜。”

“我猜钱不见了，不然你不会告诉我这件事。”

“我把冷冻柜里每件东西都拿了出来，包括一块我一直抽不出时间做的牛腩，放在里面太久，恐怕更像冰冻的乳齿象肉。我真的找过了，因为我迫切地希望钱在那里。我的意思是，我反正准备好要去买一把新的电动剃毛刀，至于班尼特高中的纪念戒指，我什么时候戴过？但一千两百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确实。”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蠢，为什么要把钱放在那里。我收到支票都马上存进银行了，现金也该一起存，这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可是不，我就非得把钱放在手边不可。全是现金——天哪，我真是太蠢了。”

“别自责了，”我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责怪受害者。你没做错任何事，有个不要脸的王八蛋——”我心想，此人名叫伯尼，“从你这里偷走了东西，你还以为这是你的错。其实不是，这是他的错。”

“如果钱不是放在那里——”

“但钱已经放在那里了，而且你有权放在那里，他没有权力拿走。如果你只是把钱放在一眼就能看得到的厨房桌子上，或许还可以怪自己，可你不是放在那里的呀。你放在冷冻柜里，那是他不该去看的地方，结果他到处翻你的东西，发现了钱，就拿走了。芭芭拉，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而且也肯定不是因为你脑子出了问题。”

“我知道，”她说，然后咽了口口水，“我还没讲完。”

“哦？”

“今天下午到家，”她说，“我打开冷冻柜，别问我为什么。”

“好。”

“不，我知道为什么。我在妄想或许这回钱会在里头。所以我打开了冷冻柜。”

“结果呢？”

“钱就在那里。”

就在我昨天下午放的地方，当时她出门去长岛了。“你在开玩笑，”我说，“所以钱一直在里头？”

“伯尼，我发誓之前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出冰箱了，每样都拿出来了。”

“包括那块乳齿象的肉。”

“真的是每一样。当时我站在那里看着空空如也的冷冻柜，心里甚至还想到现在正是除霜的好时机，不过我又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去了。当时钱不在那里，伯尼。”

“好吧。”

“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

“现在钱就在里头，你想看吗？”

“不必了，我为什么想看？”

“这样你就能知道我没有发疯。除非你认为正好相反，我疯了。这里，我想给你看。看到没？你要不要数一下？”

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臂稳住她。“收起来。”我命令她。

“刚好是一千两百四十美元。你确定你不想数一下？”

“非常确定。”

“钱一定是一直就在那里。不可能不见了又自己跑回来。可是我之前怎么会没看到？”

我告诉她，有许多合理的解释。她叫我讲讲看。

“那些钱有可能消失了，”我说，“然后又重新显形了。”

“会有这种事吗？”

“谁说不会？你就这样想，芭芭拉。如果你昨天没检查，那些钱也会自行消失又显形，只不过你根本不会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东西不会凭空消失的。之前从没有过这种事。”

“有一次，我的一桶哈根达斯就是这样。消失了，我敢发誓我没碰它。”

“我是认真的。”

“这个嘛，不要这么认真。”我说，“我来告诉你最可能的解释。你昨天找那些钱时，有心事，加上又恐慌。那些钱就在那儿，而你把它跟其他食物一起从冷冻柜里拿出来，没意识到就是那些钱。然后你把东西放回冷冻柜时，也只觉得那不过是另一包斯图弗的微波速食餐。东西就在你眼前，但你就是没看到，这种事情常有的。”

“这不是老年痴呆症或者脑瘤的前兆吗？”

“恐怕不是。”

“我知道你说得没错，”她说，“一定就是你说的那样。不过我还挺喜欢你的第一个理论的，说东西自动消失之类的。噗！不见了。噗！噗！又变回来了。”

“里奇·杰伊就常常变这类玩意儿。只不过是魔术。”

“好吧，这样就能解释一切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们要去哪里吃饭？”

我们去了一家法国餐厅，她点了一大锅白豆炖肉，我则点了法式牛排加炸薯条。餐前酒我们都点了杯罗布·罗伊鸡尾酒——我点了一杯，她听了觉得好像不错，于是也要了一杯。我们觉得这些菜应该配上味道厚重的红葡萄酒，一致同意点了瓶诺伊-圣乔治佐餐，结果证明是个极佳的选择。这一餐可能不是我建议卡洛琳去巴黎过那个想象中的周末时会吃到的，但也无懈可击。

我抢了账单，但她坚持各付各的，而且听起来似乎很坚持。她拿出信用卡。我有很多现金，于是我让她付账，再把我那一半钱给她。

她挥着那沓钞票，说：“我有点紧张，你确定这些钱交给我，不会又消失了吗？”

“风险永远都有。”

回到第三十六街，她带着我爬了两层楼，钥匙却没法插入最上方的锁孔内。让我来吧，我应该这么说，把钥匙拿过来，替她开门。但当然我没这么做，然后钥匙插了进去，锁转开了。

然后她毫无困难地把钥匙顺利插入最下面的锁。钥匙宛如被磁铁吸入，或是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冲力。但接下来，却转不动。

“该死。”她说，用力猛转，接下来，当然，钥匙断在锁里面了。

“哦，要命，”她说，“看到我干的好事了吗？见鬼，去死吧！请原谅我说拉脱维亚语，可是我真是太蠢了。”她看着那个锁，再看看手上的半截钥匙。“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得打电话找个他妈的锁匠。真他妈天杀的！”

我出奇地冷静，但我不懂为什么。我握住她的肩膀，像在对马儿轻声细语般说着“别紧张，别紧张”，然后轻轻把她推到一旁。我从口袋里掏出工具，挑了一把德国制的尖头小钢钳，从锁孔里面夹出那截断掉的钥匙。我仔细检查，像牙医检查一颗刚拔出的臼齿似的，然后将它扔进我外套胸前的口袋，再弯腰熟练地挑开她的锁。

这个任务没花多少时间。门开启后，我站直身子，示意她进去，可是她呆立着没动，睁大眼睛，嘴巴张开。“进去坐下吧，”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30

“小偷，”她说，“我以前从没碰到过小偷。不过我怎么能确定？要不是你告诉我，我也不会知道你是小偷。”

“我打开你的门锁时，你一定也有点疑心了。”

“我当时完全蒙了。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那么不真实，觉得自己真的是发疯了而且还不知道。还想着或许你只是某个不可思议的童话英雄，一个无所不能、可以应付任何状况的男子汉。”

“什么样的英雄会躲在床底下？”

“聪明的英雄。床底下真的有空间吗？我听说过有些女人总要检查床底下，看看有没有人躲在下面。我还以为那是笑话，可现在你看着好了，我也会去检查了。他给我的那种药叫什么？”

“氟硝西泮，简称如飞丸。”

“迷奸药。这个王八蛋。请原谅我讲拉脱维亚语，不过真是操他妈的吃屎的王八蛋。”她喘了口气，“呼！我太激动了。请原谅我讲拉脱维亚语，这话刚刚我是不是说过了？”

“你想说几次都没问题。”

“我带了个陌生人回家，而家里已经有另外一个陌生人了。如果我是一个人回家的，你会怎么办？”

“也差不多吧，因为我没机会爬出窗户。顺便跟你说一声，你把窗户钉死真是太冒险了。万一有火灾怎么办？”

“有两扇窗户呀。”

“对，都被钉死了。”

“我敢跟你打赌，我知道你试着想打开的是哪一扇。”

“只有一扇被钉死了？我真是个奇蠢无比的王八蛋。”

“还好你挑了右边的那扇窗，否则你就会带着我所有的好首饰跳出窗外了。不过，你为什么又把那些首饰放回去了呢？”

“因为我替你觉得难过。因为他离开后，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你了，而我是不偷熟人东西的。”

“可是你把钱拿走了。”

“这个嘛，我没跟你熟到那个程度。而且那只是钱，又不像首饰有个人意义。”

“那条有吊饰的手链是我爸爸给的。他收藏钱币，遇到生日之类的特殊日子，他就会加一枚钱币，或者有时只是他在展览上碰到某些特别的东西，也会加在手链上。我从没戴过那条手链，因为样式太土了。可是如果弄丢的话，我会很难过的。或许我该放在银行保险箱里。这个手链一定值几个钱。”

“那对钻石耳环也是。”

“我知道。它们是我祖母的，失去了我会很伤心的。可是我偶尔会戴，要是放在保险箱里，每次想戴就都得跑银行了。”

我告诉她有关暗格的事情，并表示也要帮她做一个。

“我的英雄。”她说，眼中也透露出崇拜的神情，这似乎是吻她的好时机。于是，唔，接下来事情就依次发生了。

“所以你知道它是粉红色的。”她说。

那件特殊活动之后，紧接着她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指的是她的雷明顿女式剃毛刀。

“你拿走了，”她说，“所以你当然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你认为是他摔坏的？他喜欢他的女人不剃毛吗？”

“刚好相反。他企图帮你剃毛。”

“帮我剃毛？他要剃哪里——哦。”

“没错。”

“既然是这样，那我很高兴他摔坏了剃毛刀。我已经买了新的，天知道能用多久。他会把剃毛刀摔坏，是因为他就是我刚刚骂过的那些字眼的真实写照，但你为什么要拿走它呢？”

“这样你就不会想不通它为什么摔坏了。”

“于是我就不会知道过了多么可怕的一夜。你帮我整理家里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你把首饰放回去，是因为你是个温柔的男人。你或许犯了罪，但你同时也太心软了，没办法当个铁石心肠的罪犯。”

“有时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个真正的罪犯，只是一个从事犯罪活动的人罢了。”

“哦，我喜欢这个说法。”

“然后我再告诉自己，那些都是屁话。”

“这个我也喜欢。你把首饰放回去，因为你觉得你好像认识了我，可是你把钱带走了，因为那只是钱而已；后来你又把钱放了回去。因为我们上过床？”

“应该是吧。你当时还不知道钱不见了，我想趁你还没发现赶紧把钱放回去。”

“结果没有如愿，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通过电话之后、在你过来之前，不会去检查冰箱里的钱呢？”

“我猜的。”

“为什么，伯尼？”

“因为那是巧合，而我最近经常遇到巧合。如果我知道你已经发现钱没了，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我会找个方法把钱还给你，但一定会换个方式，免得让你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

“你之前成功让我怀疑了自己的理智，却不自知。顺便告诉你一声，我喜欢你编的那些解释。”

“一时之间，我也只想得出那些说法。”

“自行消失的说法真聪明，但另一个说法才真的有道理，让我觉得好过多了。就是你说我可能把钱拿出来又放了回去，却没意识到。我想那是神经性失明的一种，对不对？但我是到了家，发现钱又出现了，才受不了发神经的，这还算神经性失明吗？”

“这种状况比较接近情绪引发的视网膜剥离吧。”

“听起来像是。哦，你这几天很忙，不是吗？星期三晚上你破门而入进入我家，不过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你其实没有破坏任何东西。唯一坏掉的是雷明顿女式剃毛刀，还不是你摔坏的。不管用什么说法，总之你星期三晚上来这里。然后星期五你在帕西法尔钓上我，或是我钓上你——”

“我们钓上了彼此。”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然后星期六你又回来把钱放回去，然后——我刚好想到了一件事，伯尼。他把我皮夹里的钱拿走了，对不对？”

“对，但很幸运，他没拿走信用卡。”

“那不是重点。他拿走了皮夹里放的钱，我觉得不会超过八十美元，次日却发现里面有更多的钱。是你放的，对不对？”

“唔，是啊。从冰箱里那一千两百六十美元里头抽出来的。”

“然后你又把那一千两百六十美元放回去了。这笔生意你赔了。”

“我是个挺厉害的小偷，”我说，“却不是个了不起的生意人。”

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好奇的表情。我曾在电视剧《默克与明蒂》里的女主角明蒂脸上见过类似的表情，就是她看着男主角罗宾·威廉姆斯时那样。你是外太空来的，她似乎在说，可是你更可爱。

她吸了口气说：“今天是星期天，这个晚上你两度进入我的公寓。第一次是我让你进来的，第二次是你让我进来的。而同时，你还经营着一家书店？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

“芭芭拉，”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大概是很想找人倾诉吧，因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几乎一直讲个不停。等我讲完，她也就知道了一切。

31

星期一早上，卡洛琳和我数了钱。我们直接到她的银行，她和一位职员坐下来，办理租保险箱的手续。那家银行只剩最小尺寸的保险箱，不过已经足够她存放随身带着的六万五千美元大额钞票了。她分到的钱不止这些，另外还有两千多美元，不过都是些小面额纸币，她就放在家里慢慢花。

接着她回去开店，我则乘出租车去上城。乘地铁会比较快，但我身上带着那么多钱。一号地铁在百老汇大道和七十九街交会口有个车站，多年来我在那个街角的花旗银行都有个保险箱。乘地铁十分钟就可以到那里，但我为了偷这些钱花了太多工夫，不能冒险让什么小毛贼给抢走。虽然乘出租车时间比较久，但下车时身上只少了十美元，这对我来说没问题。

我进入银行，坐在被指引到的桌前，在一张签名卡上签下了威廉·约翰逊。这是我开户时用的名字，故意挑了个让人很容易忘记的，但我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威廉·约翰逊是我小时候第七团童子军的辅导员，我一直很喜欢他。那些报道流传时，我跟所有人一样惊讶。

那位银行职员之前从没见过我，但她把我的签名跟原来开户资料上的比对过后，便让我进入金库，用我的钥匙和她的钥匙把我的保险箱取出来。那是个大号保险箱，至少有卡洛琳保险箱的十倍大，但银行职员张女士轻易就可以拿得动，因为是空的。我从没把任何东西长期存放在这里，因为这保险箱只能防贼，防不了警察或国税局，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拿到法院命令来打开它。他们没来开我保险箱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早晚他们会发现，我希望届时保险箱是空的。所以我现在只是把这个保险箱当成一个暂时的储藏处，在想不出更好的地方之前，可以先放这里。如果我的秘密暗格还在，东西就可以放在那里，但眼下只好放在金库的保险箱里了。

张女士带着我来到一个小房间，我进去后锁上门，把整整十二万五千美元从带来的那个人造麂皮公文包里挪到保险箱中。我分到的部分是将近十三万五千美元，但已经花掉了一些，剩下的则放在卡洛琳的浴缸里，藏在猫砂底下。

再有就是马丁的那份，我离开银行时还放在公文包里。分给他的是三万五千多一些，足够说服我再叫一次出租车到书店。我开了店门，不过没费事把特价书桌搬出去，因为此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再过一个小时我还得把它拖进来。卡洛琳已经喂过拉菲兹了，不过它照样缠着我的脚踝磨蹭，想哄我再开一罐猫罐头。这招偶尔会奏效，但这回我没上当。

我打开那个公文包，拿出卡洛琳帮我从几个不同的网站下载打印的资料。我之前浏览过一遍，不过现在我有更多时间仔细看看那几页东西，这会儿全世界的读书人与藏书人都未能找到通往我店门的途径。我正仔细把那些资料看第二遍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响起，宣告顾客的到来。

“欢迎，”我头也没抬地说，“请随便看看，需要我帮忙尽管吩咐。”

“没什么机会让你帮忙喽，伯尼。因为我在这里能看见的，除了书还是书。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雷。只是一些印刷品，跟书一样，不过没装订就是了。”我折起正在阅读的资料收到旁边。他试图不露痕迹地看一眼，结果形迹败露了也没看到，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我放在柜台后面地板上的公文包。

“不错的公文包，”他说，“我以前好像见过。”

“这个嘛，有可能。我有这玩意儿好几年了。”

“里面有兔子吗，伯尼？”

“兔子？放在公文包里？”

“就像我说过的，我见过这个公文包，而且不止一次见你从里面拉出兔子。如果这回你又要变魔术，我希望能在场。”

“好像不太可能有什么魔术，”我说，“不过如果我要变出兔子来，一定会让你坐在前排。”

“后排座位更好，伯尼。这样我就可以守着门口。”他凑上前来，压低声音。店里没有客人，但或许他不希望被拉菲兹听到。“我查了那个电动剃毛刀上的指纹。东西可以还你了，不过换了我是你的话，我会买个新的。那玩意儿已经裂了，而且出故障不能用了。”

“我知道。你查到那些指纹的主人是谁了吗？真快。”

“电脑的功劳，”他说，“所有事情的速度都加快了，连华盛顿的回复速度都变快了。当然此事不必经过华盛顿，因此就更快了，指纹刚好属于某个纽约当地人，我们已经有他的档案了。”

“我想到过可能会是本地人的指纹。”

“指纹中有一部分不完整，看大小像是女人的，不过我没传到华盛顿去查，因为我想你有兴趣的是另一套指纹，也就是最新印上的那批，既完整又清晰，而且的确查到了点苗头。你对威廉·约翰逊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没有。”

“是啊。你最好不要去打扑克牌，伯尼。其他人一眼就能看穿你手上拿的什么牌。好吧，这个约翰逊是最不可能拿过那个该死的电动剃毛刀的人。你心里也这么想吗？”

我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这阵子发生的巧合实在太多了。而威廉·约翰逊又是个很常见的名字，我也是因此才挑这个名字当我银行保险箱的主人。即使如此，我真没想到多年来首度去造访那个保险箱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又听到了这个名字。

“不可能是同一个威廉·约翰逊，”我说，“我会有那样的反应是因为——”

“你的确有反应。你看上去就像吃到了一颗发臭的蛤蜊。”

“雷，我当童子军时，我们辅导员的名字就是这个。威廉·约翰逊。我不到一个小时前才刚想到他。”

“所以呢？”

“他有了麻烦，所以可能也留下了前科。不过他出事时不是在纽约，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同一个人。那个把指纹留在电动剃毛刀上的人多大年龄？”

“三十四。”

“不是同一个人。我认识的那个威廉·约翰逊现在绝对有六十几岁了。这个约翰逊有前科吗？有也不意外。”

“你怎么认识他的，伯尼？”

“直到一分钟前，”我说，“我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耸耸肩。“好吧，”他说，“倒不是说我相信你，不过你找到了那本至关重要的书，所以或许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约翰逊已经被逮捕过六次了，被控告的罪名有伤害、恐吓和几件妨碍秩序罪。他呢，就是个瞎搅和的闯祸大王。”

“他坐过牢吗？”

“要定罪才会坐牢。他从来没被审判过。他舅舅是迈克尔·夸特罗内，你或许听说过他。”

“做投资的。”我说。

“这是他的说法。多年来他涉足了一些投机事业，他们给很多人打电话，让你买他们推销的股票。等你上钩了，股价就直线往下落。这些家伙就这样骗钱，另外我们认为他也替他的朋友经营洗衣店。”

“你的意思是替他们洗钱。”

“你想洗衬衫的话，就拿去中国人开的洗衣店。但如果你想把某些贩毒的钱洗干净，夸特罗内或许可以帮你的忙。没有迹象显示这个约翰逊参与其中，顶多就是偶尔在那个投资事业的办公室里帮忙打打电话而已。他是夸特罗内妹妹的儿子，所以只要我们逮捕他，他就能找个很厉害的律师帮他脱罪。平常他游手好闲，必要时才会去工作，比方去卡车公司帮忙，或者在夜总会当保镖。”

“看起来后台很硬，”我说，“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我们档案里的最新一个地址，是在西五十几街。你要吗？”

雷临走前提醒我，如果我要用魔术变出兔子来的话，他希望能在场，他走后我找出电话簿查阅。里头绝对不缺姓约翰逊的，其中还有不少威廉·约翰逊或W.约翰逊，但没有一个住在雷告诉我的西五十三街。我没有太惊讶。这个约翰逊的地址已经是三年前的了，而我觉得他不是会在同一个地方久住到足以生根的那种人。

我拿起约翰·桑德弗的小说，立刻沉浸在书中主角卢卡斯·达文波特那个合理得多的世界里。不过读了没几页我就得放下，因为和马丁约好的午餐时间到了。

32

“冒牌者”里有个规定，禁止在俱乐部里面做生意。当然，他们不会监控吧台或台球桌四周，以确定没有人在谈选角色或者看剧本的事情。他们想避免的是一副大家在这里谈生意的样子，因此规定进门时得寄放公文包。于是我把那个公文包放在柜台，马丁的那一份钱之前已经挪到了两个白色信封里。饮料端上来后，我就把信封递给他。

“这些是你的。”我说，他把信封一端抬高到足以让他看到里面装满了现金的程度。他眼睛微微一亮，把信封放进衣服两边的内侧口袋，隔着西装拍了拍。

“真是惊喜，”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啊，打了美妙的一仗。”

“星期五晚上。”

“了不起。而且我想你成功了。从这两个信封的厚度来看，应该是非常成功。”

“里头有可能装的都是一美元的钞票，”我说，“但不是。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吧。”我告诉他两个信封里面有多少钱，是总额的一成五。

“真是惊人，”他说，“最棒的部分是，这对那个带屎的家伙来说是个巨大损失。”

“对我来说，”我承认，“最棒的部分就是钱。”

“你完全有资格自己留着，伯尼。我很确定我当初自动放弃要抽成的。”

“没错，但为什么放弃呢？没有你的话，这事情也做不成。”

“很高兴你这么想。”他隔着西装拍拍其中一个信封，“反正我也不愁没地方花。”

我们边喝着酒——他的是马提尼，我的是白葡萄酒——边决定午餐要点什么，然后马丁写了张点菜单给侍者。我不知道这俱乐部点菜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侍者的听力没问题，也可以记住我们点什么，或自己写下来。我想是这家俱乐部喜欢行事与众不同，免得会员忘记他们是在私人俱乐部，而不是在某个餐厅。

侍者拿着那张纸离开后，我问马丁他还有没有跟玛里索联络。

“没有，”他说，“我也不希望有。那一章已经结束了，伯尼。她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且她完全有资格做这个选择。我已经摆脱了那种想惩罚他的强烈欲望，这点我必须说，是我们合力达成的，但我不想惩罚她，或再把她抢回来。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

“很高兴你这么说，”我说，“不过我很好奇，我们能不能偷看一两页。”

“什么意思？”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玛里索。她母亲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吗？”

“这个嘛，是波多黎各裔。我相信她生于布鲁克林。”

“她父亲则是从北欧来的。”

“是波罗的海的某个共和国。很特别的组合，不是吗？冰与火。”

“你不记得是哪个波罗的海国家了，对吧？”

“总共有三个小国，不是吗？有两个是L开头，她父亲就来自其中之一，第三个国家我记不得了。厄立特里亚？不，不是这个。”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当然了。厄立特里亚在哪里？不，别告诉我，因为不管在哪里，反正她父亲不是从那儿来的，也不是从爱沙尼亚来的。这样有帮助吗？”

“可能有。你告诉过我她姓什么吗？因为我好像不记得了。”

“可能没说过，等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她姓马里斯。”

“马里斯？马里斯有什么不好？我的意思是，罗杰·马里斯 [1] 用这个姓不也很好吗？”我想了一会儿，“哦。”

“哦，没错。玛里索·马里斯。我原以为可以说服她改名，但她不肯。她觉得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戏院遮檐广告或者工作人员表上看起来会很独特，不会让人觉得可笑。我想她是对的。现在她的名字反正不会再和我的名字并列，我看她名字的眼光就更客观了。”

我懂他的意思。把玛里索·马里斯和马丁·吉尔马丁两个名字并列，简直是太可怕了。

“她想对她父母两边的族裔致敬，就是波多黎各和立陶宛，或者是拉脱维亚？”

“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拉脱维亚了。”

“是吗？”他皱起眉，然后耸耸肩，“她说过她很幸运，她母亲曾想给她取名为伊玛库拉达·康赛普馨，可是她父亲反对。还真多亏他了。”

“马丁，她今年几岁了？”

“太年轻了。”他说着微笑了。我问他那换算成人类年龄该是几岁，他说她大约二十五岁。我算了一下，她应该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排除了我本来想胡乱下的一个结论。除非——

她的父母，我问，是怎么认识的？在美国吗？或者，呃，在其他国家？

“在布鲁克林，”他说，很有教养地没问我为什么想知道，“她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或七十年代早期来到纽约。当初是借着到多伦多参加一个西洋棋锦标赛时叛逃，然后设法移民到了美国。他当时住在山脊湾，她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日落公园，然后他们相遇、相爱。”他抬起头看着我。“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他说，“那就得问她了。她大概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不过得靠那个带屎每个月开支票供养。你要我把地址给你吗？”

这是连续第二次谈话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对方提供了我一个地址。再多一次的话，我就要把这件事加进巧合的名单里了，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巧到那种地步。不过我的确记下了玛里索·马里斯的地址，还有她的电话。

我直接回书店，整个下午最有趣的事发生在《猎杀莴苣》这本书中。我看到剩最后五十页时做了记号，合上书，因为下班后到饶舌酒鬼喝一杯的惯例聚会我已经迟到了。我到了那儿时，卡洛琳已经坐在我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前。她没落单，不过看起来好像巴不得落单似的。

我说：“嗨，卡洛琳。嗨，雷，”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她在我左边，他在我右边，如果他们决定要来场网球对决的话，我刚好就坐在主裁判的位置。

“你来了真好，”雷说，“小矮人跟我已经彼此越看越不顺眼了。”

“一定是天气的关系，”我说，“气压什么的。你们两个一向处得很好呀。”

“你这些寒暄的客套话讲得越多，”卡洛琳说，“他就会在这里待得越久。”

“我差不多要走了，”雷说，“伯尼，你记得那胖子皮夹里的几张剪报吗？他们把俄文翻译出来了，全都是有关‘林哥黑魔鬼’的。”

“是里加。”

“随便。他们找了个人负责其他剪报，想找个人来翻译，不过我敢跟你打赌，内容都差不多。”

“我不赌。”

“无所谓，因为反正我赢定了。跟你说，那些字母跟我们的一样，但没有一个词是你我能看懂的，不过有个词我倒是从译文里头认出来了，因为那是个名字。”

“库卡洛夫。”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他举起一只手阻止我解释，“算了，伯尼。你已经查出些结果了，我只需要知道这些。现在随时都会有兔子飞出来了。”

他走出门后，卡洛琳说：“哈，他当然没付啤酒钱就走人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想摆脱他，得请他喝上一整箱啤酒才行。”

“哦，雷还好吧。”

“不，”她说，“不好。总之，会飞的兔子是怎么回事？”

“他希望我从公文包里变出一只兔子。”

“你公文包里有兔子？”

“或是从我帽子里变出来，不过反正我也没帽子。他要我把所有人邀到一个房间，然后揭穿凶手的身份，我想不出要怎样才能办到。”

“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啊，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很有头绪了，”我说，“知道怎么发生、谁让它发生的。但这不是一般的案子，寻常案子里头会有几个锁定的嫌疑犯，凶手是其中之一。”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嫌疑犯，伯尼。”

“我知道。通常会有各种人走进我的书店，到头来其中一个就是凶手。这回唯一走进我书店的是瓦尔第·伯金斯，就是拉脱维亚大使馆的那个胖子，但是他不可能是嫌疑犯，因为他很快就被杀了。”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我什么都不该做的，”我说，“我已经干了一件收获颇丰的活计，并且全身而退。甚至中间还交到了一个女朋友。这不是认识姑娘的好方法，我不会推荐给任何人，但在这件案子里头进行得还不错。其实我已经把关于我的真相告诉她了，这种事通常我会避免的，可是我别无选择，而且目前为止她好像还能接受。所以我现在可以停下来，让警方去破案或不破案，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你不会停止，对吧？”

“不一定。”

“是哦，没错，”她说，“可能性不大，伯尼。”

我打电话给芭芭拉，发现是答录机便挂了，又试了她的办公室。看起来今天会工作到很晚，她说。我则说我可能也一样，还有些事情要去办。她提醒我，她是宣誓过、有义务的法院人员，所以如果我要去办的事情不合法，那她宁可不要事先知情。我叫她那个漂亮的小脑袋不必伤神，于是她给了我一句建议，我想了想，她这句建议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不太可能在物理层面付诸实践的。“请原谅我说拉脱维亚语。”她补了一句，然后我们一致同意明天再谈。

我搭公车到三十四街，吃了一片比萨又喝了瓶可乐，然后搭了横向的公交车到列克星敦大道。我拜访了半打酒吧，包括帕西法尔，不过在每家都待了不超过两分钟。我还打了几个电话，包括打到河谷区的科兰多·梅普斯家。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我说：“不知道这个电话对不对，我想联系克里弗·梅普斯，是一位作家。”

“我没听说过，”他说，“我还不知道有个叫梅普斯的作曲家。他写的是哪一类音乐？”

“哦，不是音乐，”我说，“他是写五行打油诗的。非常有才华。”

“那祝福他。”他说，然后挂掉电话，接下来我花了足足二十分钟胡乱幻想有关可怜虫梅普斯的押韵传说，他卷入了一些可怕的纠纷，麻烦缠身掉了不少积分，诸如此类的内容。最后一行可以是，女人的身材都形态各异，醉酒尿湿了帘子和墙壁，不过中间的对句我怎么都想不出来，最后终于命令自己放弃。如果你想费脑筋续上，请便。

其他几个电话是打给马丁给我的那个号码，我因此听到了玛里索·马里斯的录音，邀请我留话。她的声音很好听，感觉不出任何波多黎各或拉脱维亚口音，听起来就像来自宾州奥克蒙镇的年轻女郎。

我没留话，连个假的、看她是否在过滤电话的留言都没有。她是个女演员，她不会过滤电话，电话铃响她就一定会接，就像她一定会永远怀抱着希望那样。如果转到答录机，就表示她出去了——不是跟梅普斯，因为此时他人在德文郡小巷的古老大房子里，试着不要去想一首里头有他名字的五行打油诗。

我往上城西边走，经过时报广场，沿路碰到没坏的公共电话，就停下来试着再拨给玛里索。我手指搭在听筒钩架上，一听到答录机就立刻挂断。如果你动作快，就可以拿回退币。我每次都成功，只有一次失败，我觉得自己真厉害，因为即使没有答录机，纽约公用电话的退币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这招我太拿手了，结果在第九大道和四十六街交会口一家杂货店外墙上的公用电话拨号时，我挂断又掏回硬币后才意识到刚刚不是答录机。声音跟答录机里面一样，不过是现场本人讲的，但我还是照样挂断了电话。

我又拨了一次——号码都会背了——这回她的“喂”声音有点尖。“对不起，”我说，“我是刚才打电话来的，恐怕之前断线了。”

“我还纳闷呢。”

“还好你在家，”我说，“你不要走开，我几分钟内就到。”

我急忙赶过去。那幢大楼是地狱厨房那一带常见的出租公寓，每层楼有四户，3C的电铃上标着“马里斯”。我按了铃，对讲机里面杂音大得听不见她的声音。“是我。”我说，大概说了等于没说，不过足以让她满意，按键开了门锁让我进去。

我一次跨两层台阶上了楼，正要伸手敲3C的门时，门刚好打开。来开门的年轻女子高而纤瘦，有种小马般生涩的魅力。她有波罗的海般的蓝眼珠和蜂蜜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深褐色的皮肤，还有宽而丰润的嘴唇，真要感谢最高法院撤销了那些愚蠢的法律，那张嘴让人想到的销魂事现在已经不违法了。

她看起来吓坏了，但不一定是被我吓的。“你是谁？”她问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干什么？”

“我名叫伯尼·罗登巴尔。”我说，“我想跟你谈谈瓦伦丁·库卡洛夫。”

她往后退了一步，一手掩着她那张妙不可言的嘴，然后突然哭了起来。

[1] 罗杰·马里斯（Roger Maris，1934—1985），美国职棒大联盟一九六一年的全垒打王，单季六十一支全垒打纪录高悬三十七年之久，被称为“马里斯障碍”。

33

离开玛里索的公寓时已经过了十点。我走回第九大道，招了辆出租车，这一整天下来我好像已经打了很多回出租车。有时我会好几个星期都不打出租车，然后又忽然打个不停。

这辆出租车载我到帕西法尔门口，我下车看到眼前有一名长得像猫头鹰的年轻男子，他一脸不相信自己这么好运的表情，要么是没想到一辆空出租车就这么停在了他的眼前，要么就是没想到那个年轻女人会抓住他的手臂，准备跟他共乘这辆车。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走进酒吧。

稍早我来的时候，西格丽德还没开始值班，不过现在她已经站在了吧台后面，替“感谢老天星期一结束了”的酒客们服务。我不动声色地扫视整个酒吧一圈，然后走到吧台前找到一个位子。她走过来说：“不是拉弗格就是圣培露。你今天晚上想喝什么？”

我想来杯白兰地——这一天真是漫长——不过点这个就太不懂得做人了。于是我要了拉弗格，她端上来时，我弯弯食指示意她靠过来。“上个星期五，”我说，“我跟一个名叫芭芭拉的女人讲话。深色头发，盘成一个髻——”

“我记得。”

“你当时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稍早有个家伙想钓你，”我说，“然后你忽然一百八十度转弯，改变了话题。”

“哦？”

“你转得很不流畅，”我说，“她没注意到，但我注意到了，可能是因为我正在留心这件事。我猜那之前两天你也在吧台当班，那个家伙就是当天跟她一起回家的那个，你一想到其中的关联，就立刻扯开话题。”

“那只是你的猜测，对吧？”

“是个成熟的猜测。”

“嗯，你看起来像个成熟的人。或许你还够聪明，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和我聊这个。”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他。”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说，“我名叫伯尼·罗登巴尔，你要追查我的话，有这名字就够了。他则名叫威廉·约翰逊，全曼哈顿叫这名字的不止他一个。”

“你对他的事情知道得比我还多，”她说，“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你还没说我为什么应该帮你找到他。”

“他那天跟芭芭拉回家，让她吃了两颗如飞丸，等她失去意识后就强暴了她。”

“天哪！”

“然后他自己动手拿了几样纪念品回家。”

“真是狗娘养的，”她说，“我以前就在怀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我知道他一定在做什么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没想到结果还不仅仅是毛骨悚然。”

“我想那不是他第一次给女人下药，”我说，“而且我也不认为那会是最后一次。我想给他一点制裁。”

“天哪，可不是吗。我希望最好动个手术。你等一下。”

她走到吧台那头，给一个顾客添酒，我喝着自己的拉弗格。“我真不懂你怎么有办法喝那玩意儿，”她走回来时说，“我觉得就像在喝药似的。”

“而且药效很强。”我表示同意。

“酒这玩意儿的特点是，”她说，“你不会喝腻。如果你在比萨店工作，过两个月你就会不再想吃比萨。但在酒吧工作，你还是喝得像以前那么多。”

“你也来一杯吧。”

“谢谢，不过当班时我不喝酒的。你刚刚说，你希望我帮你找到那个上帝赐给女人的礼物。我很乐意，可是想不出能怎么帮你。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

“我也觉得不像。不过有可能是私家侦探。我就认识六个，我敢发誓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州政府发的执照。”

“这就把我排除在外了，”我说，“州政府绝对不会发给我执照。”

“你品格有问题吗？”

“比那个更糟。重罪。”

“好家伙。不是强暴吧，或者其他下流的事？我就不多问了。我还是不知道能怎么帮你。”

“你可以描述一下那个家伙的样子，我对他的长相一点头绪都没有。”

“芭芭拉不肯告诉你吗？”

“芭芭拉什么都不记得。”

“那你到底怎么知道他名字的？而我又怎么知道那就是想钓我的那个家伙呢？”

“你见过他们两个一起离开酒吧，这点你没忘记吧？”

“哦，没错。但或许她把他给甩了，然后去哪个地方钓上了另一个惊奇小子，这个人才是给她下药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提到一件有关他的事，让我确定我们谈的是同一个人。”

“他的声音很低沉。”

“是了，是他没错，狗娘养的。可是你到底怎么会知道这点的？”

“这是机密。”

“机密，是吧？你等一下。”她离开了，然后我又喝了一口我那杯药，这时她回来了。“我可以描述他长什么样，”她说，“他大约六英尺三，胸部厚实，肩膀很宽，肌肉发达，是在健身房练过的那种，或许也用了类固醇。二头肌大得就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似的。”

“肌肉发达的高个子。”我说。

“深色皮肤，好像他离开健身房就立刻进了美黑沙龙一样。黑头发，偏分，用摩丝或发胶之类的梳得光亮服帖，碰到飓风也不会吹乱。他有个大下巴，没大到像杰·雷诺，不过还是挺明显的。眼窝很深，有点斜眼。”

“你描述得非常好。”

“你这么觉得吗？我觉得这好像符合很多人。光凭这些叙述，没法从一群人中认出他，对不？啊，我知道了！”

她转身拿了一个点酒单和铅笔，从点酒单上撕了一张纸，翻过来放在吧台上。“我去上过一门课，”她说，“用右脑绘画。秘诀在于运用右脑模式。我喝了你不介意吧？”她抓起我那杯拉弗格，一口喝尽。“可怕，我真不懂你怎么能受得了这种酒。等我一下就好。行了，我想我已经转换到右脑思考模式了。”

她开始素描，我惊异不已地看着迷奸芭芭拉的男伴在那张纸上逐渐现形。“他长得不错，”我注意到，“单凭长相要找女人也不会有困难。”

“我想是吧。不过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她把铅笔转过来，用橡皮头擦掉嘴巴附近的一块，然后再画。“我喜欢老一点的男人。”

“他三十四岁。”

“嗯，他大概晚生了三十年。‘如果你头发没白，就请你走开。’这是我的座右铭。”

“真的？”

“年纪大的男人懂得怎么对待女人，”她说，“一方面，他们会纵容你，可是同时他们又能看穿你的谎言。他们可能觉得说谎很有魅力，不过心里知道那些都是屁话。这份工作最糟糕的地方就是顾客都太年轻。我从没碰到过我感兴趣的人。”

“我所认识的年纪大的男人，”我说，“不是已婚就是同性恋。”

“那些同性恋者就不必了，不过已婚的没问题。我跟家里有老婆的人在一起会更愉快。”她朝着那张素描皱起眉头，把图转向我。“很接近了，”她说，“但是不完全一样，而且——妈的，我去死好了。”她拿起那张图，在手里揉成一团，扔到肩后的吧台后方，纸团掉到了占边威士忌和美格波本之间。

“嘿，”我说，“这虽然不是梵·高的世作，但我可以用得上呀。”

“你不需要了。先别回头。你不会相信谁刚刚走进门了。”

***

我当然相信。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有了巧合的长臂在掷骰子，威廉·约翰逊怎么可能不在西格丽德刚完成他画像的最后一笔时现身？

然后，在我可以看一眼原版的时候，我必须说她画得太像了。此刻活着的本人近在眼前，能感受到他有一种她未能完全表现的腐败放纵的气息，嘴巴周围让人想起某些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不是马可·奥勒留，而是比较像暴君尼禄，或者卡里古拉。

他穿着无袖的紧身T恤，展露出三角肌和三头肌，而且紧紧绷着他招摇的胸部肌肉，紧身牛仔裤炫耀着臀部肌肉。还没到夏天呢，他已经全身晒成了深褐色。他刻意地搜寻着整家店，然后朝吧台尾端走，那里有两个女人坐在一起。

“好戏上场了，”西格丽德说，“他找到目标了。”

“要看他能不能拆散那两个人。”

“如果他给她们下药，”她说，“可能就不必拆散她们了。他可以把两个都带回家。”

“她们都是短发。”我指出。

“所以呢？哦，你是指她们可能是同性恋吗？我想不是，不过只要他喂她们了吃如飞丸，是不是同志又有什么差别呢？”

“有道理。我们该怎么办？”

“不知道。难道你没有计划吗？”

“我是打算跟踪他回家，”我说，“然后查出他住在哪儿。但如果他最后跟着她们回家，那我的计划就行不通了。”

“而且这一夜也不会是她们所期望的那样。来吧。”

“来吧？来做什么？”

“即兴发挥，”她说，“你去帮他钓这两个妞，我来招呼每个人喝酒。”

我已经知道，西格丽德是个演员和模特儿。她也向我证明过了她那令人羡慕的脸部素描能力。我乐意相信她有多种才华，其中某些更有趣的我未能得知，因为我对她来说太年轻了。其中的才华之一，就是桌面魔术，我不懂她是怎么变的。两轮酒喝下来，奥黛丽、克莱尔和我都清醒得足以开车通过障碍场地，但威廉·约翰逊却呈现昏迷状态，随时要倒下去。

那两个认为约翰逊和我至少是正派人的女人，发现他忽然陷入口齿不清又眼珠乱转的白痴状态后大感惊慌。西格丽德的反应则好像他整天玩这套似的。

“哦，又来了。”她说，扯着嗓门让整间酒吧都能听到，“其实他人还算好，不过我以后再也不卖他酒了。伯尼，拜托抓住他好吗？免得他溜下椅子，把他那个空空的脑袋砸在地上。”

她从吧台后面绕出来，请一个常客帮忙照看一下，然后我们两个各自扛着他一只手臂，架着他走出门。他是个大块头男人，不过西格丽德是个大块头女人，而且一定也有肌肉，只是不像他那样招摇。我们两个架着他走过那个街区，绕过街角，路上没遇到什么障碍。第三十七街上有条窄巷，两边是公寓大楼；我之前寻找下手机会时就注意过这条巷子，于是就把他弄到这里来了。

我们扶着他来到巷子后方时，一些城市动物从垃圾桶间四散逃逸。我们大概进到四分之三处，把他转过来，然后轻轻一推，他仰面倒下，头撞在砖墙上。他四肢张开躺在那儿，大下巴松垂着，口水从嘴角挂下来。

“妈呀，真有魅力呢。”她说。

我俯身拿出他的皮夹。想都没想就掏出里头的钞票，分一半给她，剩下的塞进自己口袋。“他喝醉了，”我解释，“在巷子里晕了过去，被一群小混混给洗劫一空。”她看了那些钱一会儿，然后收了起来，我则翻着他的皮夹寻找现居地址。他的驾驶执照上写着他住在靠列克星敦大道的第四十街，是不到一年前更新的，所以或许就是现在住的地方。我本来打算把地址抄下，但带走驾照更简单，同时我还抽出了他的信用卡。

这让西格丽德抬了抬眉毛。“我不打算用，”我说，“不过他不会知道，所以他就得费事打电话给发卡公司挂失。”

“很好，”她说，“看看他，这个仇女的王八蛋。我可以朝他的关键部位踢一脚，他根本不会有感觉。但说不好其实会有？”她决定要搞清楚，但实验的结果不甚明确。他呻吟了，可是没有真正被惊扰。

“反正他醒来就会感觉到了。”我说。

“天哪，希望如此。你看看他吧，简直太完美了。真可惜他没吐在自己身上。”她想了会儿，说，“哦，我可以帮帮他。”然后她伸出一根手指掏喉咙，吐了一大摊在他身上，慷慨地弥补了缺失的元素。

“青春期暴食症，”她解释道，“我很多年前就不再这么做了，可是一旦会了就永远不会忘掉，就像骑自行车。”

“或是游泳。”

“没错。我最好回帕西法尔，免得贝瑞把店给卖了。”她捏捏我的脸颊，“你真可爱，可惜年轻了二十岁。”

“我会尽快变老的。”

“你有没有风流成性的叔叔呢？哦，我知道刚才我想问你什么了。我们刚走进巷子时听到的那个声音，某种生物四处逃窜的声音，那是老鼠吗？”

“恐怕是。”

“很好，”她说，“我们就祈祷它们肚子饿了吧。”

34

威廉·约翰逊家大门的锁平淡无奇，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我却吃了点苦头。我一边专心对付那个锁，一边想不通刚才给他搜身时，怎么没想到要拿走他口袋里的钥匙。这样事情一定会简单得多。

我一进门，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来迟了，有人不知怎的抢在我前面来过了。那个公寓是个很大的L形工作室，看起来好像刚被一伙人彻彻底底翻过，沿路随手拿了东西就乱扔。这可真是为一连串的巧合再添上了一笔，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搞明白，自己是约翰逊家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非法入侵者。整个地方乱糟糟是因为他就是这么生活的。或许，我心想，他在芭芭拉家把装首饰的抽屉拖出来扔在地板上并没有恶意，或许他其实并不是要恶意搞破坏，或许他只是帮芭芭拉重新布置了一下罢了。

他家的状况让我的工作困难了许多。如果连地板都要搜索的话，想找东西就没那么简单了。而且很奇怪，要把搜过的地方恢复原状也同样不容易，因为你怎么知道东西原来放在哪里？

我尽力而为，毫不迟疑。根据西格丽德的说法，他喝下了双份氟硝西泮，原来打算给奥黛丽和克莱尔的胶囊最后都到了他的酒杯里。这样的剂量足以让他昏死过去，但谁知道能持续多久？我希望在他回家之前离开。

离开前，我又花了点时间把他的锁给锁上，一切保持原状。第二次对付那个锁就快多了，不过如果有他的钥匙还会更快。然后我再度安慰自己，如果我拿了他的钥匙，那他就会发现钥匙不见了，然后可能会怀疑拿走钥匙的人去过他的公寓。

我走了一两个街区，沉浸在非法入侵又脱身之后的欢快中。天气挺冷的，所以我把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取暖，这才发现身上还有他的信用卡。我本来打算扔掉的，但觉得这样太浪费了。虽然我不打算刷威廉·约翰逊的信用卡去买DVD播放机和苹果笔记本电脑，但又何必因此剥夺其他公民的这种乐趣呢？

我把那些信用卡随手乱扔，扔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任何经过的人都可以捡起来尽情使用。若是良心像约翰逊的上身那般过度发达的人，会去寻找失主归还。碰到一般良善正直的百姓，会把卡片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一个真正有进取心的人，一个有活力和欲望改善自己生活的路人，就会尽快好好利用那些信用卡。

***

出租车停在我面前时，我真想直接回家，让这一夜到此为止。然而，我给了司机一个公园大道的地址，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位于六十二街和六十三街之间。

我要找的那幢建筑是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奢华公寓住宅，楼下有个管理员，电梯里面也有服务员。进入这类建筑的唯一方法，就是耍花招蒙混过关；最理想的方式是找个真正的住户邀请你进去，然后出来时稍微拐个弯。三更半夜当然很难安排这类事情，我也没有时间去准备。上帝保佑，我又在伺机下手了，而且我找不出其他方式办这件事。

幸运的是，我不必经过楼下门卫，也不用用电梯。这幢建筑两侧的入口各有一层向下的阶梯，通往一组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大多服务于医疗事业。我想去的那间位于左侧，只要能下得了阶梯就没问题了。我开锁时站的位置从街道上看不见，而且我相信那道门上不会有防盗警铃。

那里真正有的，是一个安保摄像头，而且我从外头就看得到那个该死的玩意儿。我不在乎被录进录像带，因为除非有罪案发生，否则不会有人检查那些录像带。我打算进行一桩犯罪行动——我打开那扇门时就算是犯罪了，甚至当我走下那道阶梯却没有合法的理由时，可能就符合了非法入侵的定义。但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没有人会知道我去过，所以为什么要检查那些夜间录像带呢？

如果我经过摄像头前时，管理员正好看着他桌上的闭路电视监控器的话，我就有被当场抓住的危险。管理员不会总坐在那儿盯着荧光屏看，否则他们会疯的，但他们只要刚好在错误的时机朝电视瞥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拨九一一，就会又有一名倒霉的小偷成为州长的客人，赢得州立监狱的一间牢房。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然后回到可以观察那幢大楼的地方。当比萨外卖来的时候，我就展开行动，匆匆冲下那道阶梯。那道锁是小意思，而且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从一个书桌抽屉里拿了一张纸，写下必要的内容，然后折起来放在口袋里，我就只拿了这一样东西。除非他们把信纸拿出来数一遍，否则没人会知道有人来过。

我匆匆出去。本来不想锁门的，但其他事情我都做得完美无误，不想在这里出差错。我把锁挑上锁好，然后快步走上阶梯离开。危险的部分就在这里，因为从我站着的地方没法看到那个管理员在做什么，不过我走出去后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比萨外送员还在那里，对着手机不停地讲话，管理员则双手撑在臀部站着，看起来他们还得花一阵子才能把事情搞清楚。

我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

我真想待在家里，我那卑微的居所从未如此受欢迎，我的床看起来也从未如此诱人。我决定躺一下就好，然后告诉自己别蠢了。我弄了点咖啡煮上，同时赶紧去洗个澡提神，出来后在咖啡里扔了两块冰，这样就不必等到它凉了。

我真的必须再跑一趟河谷区吗？

我想不出任何办法避免。我花了几分钟准备要带在身上的小包裹，然后硬着头皮出发。我四处走了一阵子，找到了那辆水星黑貂，打开门，对付那个启动器，然后开了九或十英里路到河谷区，没迷路就找到了德文郡小巷，然后停了车，不是停在梅普斯家的车道——不熟悉的汽车引擎声出现在自家车道上，可能会惊醒梅普斯或他太太——而是两个街区外。我走了两个街区的路回来，注意到这个时间不会有人没事走在住宅区的街道上。我走上车道，来到侧门，渴望地凝视着。之前我把警铃设定为绕过这道门，除非有人注意到，否则现在应该还没变，可是我无从得知，除非开门试试看，而如果梅普斯夫妇重新设定过——唉，这个句子我不想讲完。

剩下的方法就是牛奶滑道了。简单说吧，这回我没有卡住。进去时没有，出来时也没有。

我开车回家，把车子停在当初找到的地方——这个时间谁会来抢我的停车位呢？我回到家，跟爱德加友善地问安后，直接上床睡觉。

35

“伯尼，我真不想说，可是你看起来不太性感。”

“很好。”

“是吗？”

“我感觉上也不性感，所以宁可外表看起来也是如此。我四处奔波到天亮，累得可以一觉睡到天黑，可是我逼自己设定了闹钟，铃响时又逼自己起床。别问我怎么办到的。”

“我不会问的。”她说。此刻我们在贵宾狗工厂。我十一点开了店门，之前先顺路去二十三街买了个新的预付手机。我用它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去“坎大哈二人组”买了外带午餐，现在边吃边跟卡洛琳报告我的新进度。

她说她无法相信我一个晚上能办完这么多事情，我想了想，觉得自己也无法相信。“我一直想放弃，”我说，“那个可怜的比萨外送员出现的时候，我真想走过去付钱拿走比萨，带回家，吃掉，然后上床睡觉。”

“但你没有，而是闯入了梅普斯的办公室。你有没有偷什么药？”

“我跟你说过了，我什么都没拿。”

“你费这么多工夫进去，只是为了看他的预约登记簿。”

“没办法，为了安排一些事情。我安排的摊牌大会，可不能撞上他要为某个来自拉奇蒙镇的小女孩做个新鼻子，好迎接她美好的十六岁生日宴会。我做任何安排之前，得先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表。”

“然后你今天上午打电话给他？你怎么知道要说什么？”

“我不知道，反正见机行事。‘梅普斯吗？我想你知道我是谁。’然后显然他也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就继续谈下去了。”

“伯尼，你就用这个声音讲话的吗？你是不是在刻意模仿什么人？”

我想了想。“也许是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吧，”我说，“装出那种深沉的声音，不是他演电视剧《公路巡警》里面那种好人的声音。总之，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威慑力。”

“嗯，那你挑了个不错的声音。你还用这个声音打了其他电话吗？”

“没有，因为我不觉得其他电话该用威胁的声音。其中某些电话我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讨人喜欢；其他电话我则只希望自己听起来像个讲道理的人，提出合理的提议。真奇怪，因为我在打电话给一群我不认识的人。”

“电话推销员向来都是打给不认识的人，伯尼。”

“‘喂，夸特罗内先生。你好吗？’”

“是啊，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做到这样推销的。我唯一遇到过的谈话前先向我问好的，是蒙赛拉特的一个傻瓜想向我推销到奥马哈的分时度假。”

“你确定不是反过来吗？重要的是，他们要让你觉得接下来要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但他们大多自己都没体验过那种东西，所以无所适从也很正常。换了我自己也会不知所措，因为在不知道对方对我要推销的东西是否感兴趣之前，我是不想多扯的。如果对方没兴趣，我就只想赶紧再试下一个人。比较困难的部分是要判断对方是真的感到困惑，还是只是在装傻。总之，我告诉他们时间和地点，然后我们就等着看谁会出现。”

“有几个人会来？”

我掏出名单。“名字前面打钩的，是我今天早上打过电话的。我会叫雷去叫那些名字前面有星号的人。”

“嘿，我也在名单上呢。你希望我也去吗？”

“当然。”

“我的名字前面怎么没有打钩或星号？”

“因为我今天上午没打电话给你，”我耐着性子说，“而且我想也不必由雷去叫你。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没问题。”她说，浏览着那份名单，“芭芭拉·克里利。我猜你也会通知她，对吧？她是律师，聚会和结案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她有空吗？”

“希望有。如果她没空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不过我希望她在场。”

“鬈发小妞！你把蕾西也列进名单了吗？为什么你写的是她网上的昵称？”

“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多少觉，今天早上精神不太好，所以想不起来她该死的名字是什么。”

“别这么凶嘛，伯尼。”

“对不起。我想你可能会希望她也在场，而且她应该会觉得很有趣。她跟这些事情都无关，不过有个意外的巧合，她跟芭芭拉是同事。我想要不要约她就看你了，由你决定。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到时候人多一点。”

“我该带着我那两只猫吗？开玩笑的。”

“一点儿也不好笑。”

“老兄，你睡足觉的时候会可爱得多，对吧？这个名单很长，不是吗？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

“这个名单可真不得了，”雷·基希曼说，“那家伙的屋子怎么塞得下？”

把他们从牛奶滑道塞进去就成了，我心想。“那个房子很大，”我说，“而且，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有些我打电话邀请时一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口气，而且或许有人明天下午有事。”

“气象预报说明天的降雨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他说，“意思好像是说，他们不知道明天天气到底会怎么样。不论下不下雨，都会有一群人跑到布朗克斯区。我没听过这条街，‘德文郡小巷’，旁边的大巷是什么，伯尼？”

“犁人树丛巷，”我说，“你大概也没听过。他们称这里为小巷，因为它有一头是封闭的。”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死巷子？为什么不直接称为死巷？”

“应该可以吧，”我说，“不过我猜房地产商觉得如果用‘德文郡死巷’这个名字，卖房子会比较困难。”

“不管叫什么，反正这条巷子就像汽车的捕蟑盒，进得去出不来。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也不知道，雷。我对整件事开始想第三遍了。”

“你是指深思熟虑吧？”

“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现在到了下一个阶段。整件事可能会失败。”

“你是说你可能变不出兔子来？”

“我连自己有没有帽子都不能确定。”

他一脸苦恼，或许是在想象我的变魔术行动如果失败的话，他该怎么办。然后他脸色一亮。“哎呀，你会成功的，伯尼。你每次都成功的。如果这回不行，唉，要命，反正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我们可以根据一般原则进行逮捕。”

星期二下午剩下的时间，我又打了几个电话，甚至亲自出门去邀请两个人。我在饶舌酒鬼和卡洛琳碰面，又谈了些有关明天的行程，然后直接回家。我七点四十五分上床，七点四十六分就睡着了。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八点过几分才醒来。

我冲澡，刮胡子。然后在碗里打了几个蛋，用搅拌器搅匀，扔了些乳酪丝和一撮盐，又加上少许咖喱粉，做出了比转角餐厅更好的炒蛋。我还煮了咖啡，味道也同样完美。

洗碗时，我发现自己在吹口哨，有趣的是，我意识到我吹的旋律是《露出笑脸》。我看了看镜子，如果我没遵照那首歌的建议才叫见鬼呢。如果我再笑得开心点，就可以去当格林尼治的吉祥物了。

我发现，自己的心情出奇地好——当然，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同时还精力十足、乐观积极。我正处于最佳状态，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

当然，我连家门都还没踏出一步呢。

36

大门边有门铃，那是当然，不过我抓起那个狮头门环，用力敲了两下。我听到脚步声，然后门打开，来开门的人在早餐桌上吹的口哨一定是不同的曲调，因为他的脸看起来不太像是标准的笑脸。我只能期望他口袋里没有枪，因为他看到我时一点也不高兴。

“罗森堡先生。”他说。

好吧，很多人都会弄错。除了亲戚之外，我从没碰到过其他姓罗登巴尔的人。我怀疑这个姓是早年在艾力斯岛某个工作过度劳累的移民站官员赐予的礼物，不过反正也没人知道原版是什么。听到的人都很容易误认成别的，而看到这个姓打印出来的人则很容易念错。我不懂为什么，其实够简单了，罗——登——巴，不过对某些人来说，这好像是绕口令。

“是罗登巴尔，”我说，“你是梅普斯医生。”

没错，但我讲的话却没能让他看起来开心点。除了表情颓丧之外，我必须说，他看起来很不错。我知道他年纪跟马丁相近，但他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眼睛下方没有眼袋，脖子上没有绉纱似的松弛皮肤，而且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极少的痕迹。

他的头发是深色的，而且很浓密。看起来是比较年轻，我心想，但年龄却表现在他驼曲的肩膀和手背上的老年斑上。他可能啜饮过青春之泉，甚至把泉水泼在脸上过，但却没有把全身浸在泉水里。

他带我进屋来到客厅，他的太太正等在那里。她在茶几上放了一盘切掉面包皮的三明治，还有一壶用保温瓶装的咖啡，以及一对骨瓷杯碟。她要我当这里是自己家，又说让我们男人自己聊，她马上得出门，好赶上她下午的桥牌聚会。

梅普斯太太跟她丈夫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然后我纳闷着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几岁。然后我打量着她的脸，紧实而没有皱纹，比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年轻。她体型矮胖，走起路来像个老太太，但如果只看她的脸……

然后，当然，我终于恍然大悟。上帝知道，这位先生是整容大夫啊。可想而知，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给他太太一张最年轻的脸。其次，虽然他没法替自己动手术，但他肯定会找个技术高超的同行带给他最好的服务。如果看到整容医生的脸部皮肤垂到胸部，脸上到处都是疣，而且整张脸布满皱纹，可不会让上门来的病患有太多信心。那种困窘就像去看牙时，碰到的牙医长了一口参差不齐的乱牙。但只要偶尔修修补补，加上定期注射肉毒杆菌，就可以让岁月的痕迹消失。梅普斯自己的脸就是他的最佳广告。

至于他的头发，又黑又浓密……嗯，这个老家伙要不是戴了假发才见鬼呢。那顶假发很精美，但只要我仔细打量，就看得出不是真的，然后我忽然间觉得情势对我有利得多。知道对方戴的是别人的头发，再没有比这种事情更能让你感觉占上风的了。

我们站在那里，直到梅普斯太太倒车出了车道后开走。然后他指着茶几上那些食物。“我太太一定要准备的，”他说，“她坚持谈生意时表面上还是要维持社交礼仪，用在这里实在不对劲。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吃点三明治，喝点咖啡吧。”

“您真是太亲切了，”我说，“不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你干脆把这些食物都收起来。这么点东西根本不够分，我不希望有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怠慢了。”

“其他人？”

“我大概忘了告诉你，”我说，“还有其他客人要来。我看看，现在有一张长沙发、一张双人沙发，还有些椅子。我们需要更多椅子。麻烦你帮我一下，我们先从餐室搬六张直背木椅过来。”

“你在说什么？我不欢迎其他人来我家。”

“你连我都不欢迎的，”我说，“不过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即使我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来吧，大夫，不要光站在那里装年轻，去搬椅子吧。”

我是搭地铁过来的，一点准时到这里。我们花了点时间把客厅塞满椅子，才刚刚弄完，早起的鸟儿就已经出来找虫子了。他们陆续来到，有的独自前来，有的两两成对，还有三人行，我代替那位不情愿的主人负起接待责任，去门口迎接来客进屋入座。他们大部分都照我指示坐下，沉默地耐心等待，不过偶尔会有人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芭芭拉·克里利到了，蕾西·卡威诺基也来了，两人都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在场。“鬈发小妞”完全就像卡洛琳形容的一样，是比较女性化而细致的那种类型，而不是户外休闲型。她跟卡洛琳坐在那张双人沙发上，不过芭芭拉一到，她就往旁边挪开了几英寸。

雷带着三个人一起来，包括威廉·约翰逊（那个约会强暴艺术家，而不是银行保险箱的持有者）和两个警察，他们没穿制服，但你照样不会弄错。一个是女的，但还是看得出来她是警察。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或许是因为他们打量人的方式毫无惧色。

两名警察分开，都没坐下，一个站在前门边，另一个站在通往餐室的拱门下，严密注视着其他人。同时雷挑了一张单人扶手沙发，脚搁在成套的脚凳上，指示约翰逊坐在他左边的直背木椅上。约翰逊看起来还好——他有三十六个小时摆脱氟硝西泮的药效——不过他小心迈着步子，一副鼠蹊部被人踢过的模样。

下一个进门的人是玛里索·马里斯，人如其名，海蓝色的双眼和阳光般温暖的褐色肌肤。是我安排沃利·亨普希尔带她来的。今天这个聚会结束时，会有几个人可能需要找律师，而她是唯一应该得到好律师服务的，或许最好让亨普希尔从一开始就陪着她。

他们挑了长沙发，沃利坐在一侧，玛里索则在中间，她另一侧的座位随即被下一个进门的人占去了。他是个金发稀疏的瘦小男人，你可能会猜他是个画家，虽然他的蓝色牛仔裤上没有颜料。他是玛里索的堂兄弟，住在布鲁克林的老社区，名叫卡力斯·山克，这样你一听就知道他是玛里索父亲那边的亲戚。

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是按门铃，但下一个是敲门环的。我去应门，迎接三个穿西装的男子。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即使他们没像威廉·约翰逊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健身房，看起来还是很像推挤角力赛选手。他们穿的西装是零售西装连锁店的大减价货，但中间那个人身上的是找裁缝量身定做的。他衣着整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像个成功的生意人，也许这也正是他的真实身份。他是约翰逊的舅舅，名叫迈克尔·夸特罗内。他环视客厅一圈，挑了个座位，可以看清室内各处，且背靠着客厅唯一一道结实无窗的墙。他的两个同伴则没坐下，各自靠着那两个警察站着。

几分钟后，又有两个穿西装的人来到，不过这两个看起来既不像生意人，肌肉也不发达。我猜他们一定是政府官员，结果没错，他们其中一个把证件亮给我看了。我还没看清名字他就又收了起来，之后我也一直没机会得知他的名字，所以没法告诉你。他的搭档没给我看证件，也没对我表现出太多尊重，然后他们两个挑了位子坐下，正襟危坐的模样就像是想当模特儿的人在上姿态课似的。

接着进来的人是个幽灵似的高个子，蓄着黑色山羊胡，理成平头的黑发上戴着黑色贝雷帽，进门时摘下了。他的宽松长裤和高领毛衣也是黑的，脚上的毡毛便鞋也一样。他还真像某种苦修教会里的隐修士，或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格林尼治村的雅痞，只不过他身边跟着两个混混。他名叫乔基·布林斯基，住在布莱顿海滩的母亲们会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小孩。

布林斯基看了客厅一圈，似乎只注意到了迈克尔·夸特罗内，于是朝他微微点了个头。夸特罗内也跟他点了个头，然后布林斯基找了把椅子坐下，他的两个随从则站在客厅的两个出入口旁，瞪着夸特罗内的随从，但没理会那两个警察。

接下来进门的是科尔比·里德尔，就是那个曾到我书店要找书看的人。他敲了狮头门环，不过非常犹豫，踏进大门来到客厅时也同样犹豫不决。“我还是不太清楚我为什么要来，”他说，“不过总之我来了。”

我帮他挑了一张椅子，免得他不知道该坐哪里，然后赶到门边替西格丽德·哈苏布莱德开门，她穿了一件布克兄弟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配一条膝盖处磨破的牛仔裤，脂粉未施，连口红也没涂，看起来动人极了。

接下来是格雷赛克先生，他是个矮胖子，一身衣服就像旧苏联开放前那个时代去参加苏维埃拖拉机维修会议的代表官员会穿的那种。他其实是拉脱维亚的外交官，身边跟着一名随从，但随从只送他到门口，就回到停在街对面的礼宾车驾驶座上了。格雷赛克似乎不认识客厅里的任何人，其他人也都不认得他。他挑了个位子坐下，静心等待。

他是在两点五分到的，我决定再等五分钟，节目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算，不过我想总共有二十二个人，包括我在内，但不包括礼宾车上的那个人。我可能少算了哪个。这个客厅很大，不过被我们给塞得满满当当的。

雷朝我使了个眼色，其余的人也坐立不安，这会儿如果不开场就该奉上饮料，否则这些人可能就要造反了。我就位，清了清嗓子，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是马丁·吉尔马丁，他穿着浅灰蓝的山羊绒外套，下身是灰白色法兰绒宽松长裤，看起来很光鲜。他的领口敞着，里面系着宽领巾，很多人这么打扮看起来会像个傻瓜，他却是少数的例外。

“对不起迟到了，”他喃喃道，“我碰到了一个地狱来的出租车司机，他一定是想找路回家。”我告诉他说他刚好赶上，然后他找了位子坐下。他一定注意到了玛里索·马里斯，也一定看到了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又名带屎，不过他不动声色。

我已经清过嗓子了，不过这会儿我又清了一遍，好吸引每个人的注意力。我可以用来开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照规矩有很多事情要交代，所以我就挑了最传统的一种。

“下午好，”我说，“相信各位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把你们召唤到这里……”

37

“很久很久以前，”我说，“波罗的海南岸有三个独立的共和国。西边是立陶宛，东边是爱沙尼亚，中间的则是拉脱维亚。这三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独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又消失了。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苏联也并吞了波罗的海三小国。然后，当希特勒在两年后进攻苏联时，纳粹德军便开进了波罗的海三小国，一路进军斯大林格勒。”

对于我这堂小小的历史课，听得最专心的似乎是拉脱维亚人，可是他们早已知道这段历史了。

“纳粹撤退后，”我继续道，“苏联红军再度进驻，苏维埃政府将以前的共和国纳为苏联的一个省。但这三国独立的渴望从未熄灭，最好的证明就是后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解体时，这三国就迅速宣告独立。

“在此之前的近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游击队躲在拉脱维亚的森林里，对苏联占领军展开了周期性的攻击。二十余年间，这些拉脱维亚大黄蜂不断叮咬俄罗斯熊。他们无法扭转局势，只是一小撮装备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知道只要撑下去就够了。只要森林里有游击队，拉脱维亚独立的火花就永远不会熄灭。”

我看了一圈。玛里索蓝色双眼的眼角泛起泪光，她表哥卡力斯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鼓起掌来。而那位穿着三流西装的拉脱维亚使馆官员格雷赛克先生则专心听着，似乎毫不激动。

然而其他听众则越来越无法专心，好几个人在发呆。我设法加快进度。

“俄罗斯人当然尽可能去镇压动乱，消灭那些游击队，不过不是当成第一要务。如果这样的情势足够让游击队把大锅烧得沸腾，也就足够让苏维埃政府加在上头的锅盖不被冲翻。那些年有好几个人被派去镇压，他们的努力没有失败，但也没有成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镇压游击队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名叫瓦伦丁·库卡洛夫的人身上。

“库卡洛夫是俄罗斯人，大约就在俄罗斯的寒冬阻挡了纳粹大军逼近的那段期间于塔什干出生。他被派到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时大约三十岁，已经晋升到苏联国安会克格勃的高层。他追剿拉脱维亚游击队的方式，就像威廉·戈格斯 [1] 在巴拿马追剿传播黄热病的蚊子一样。任何涉嫌反苏维埃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叛国而被处决。任何可能得知这类行动的人都会被审问，而讯问通常都是以死亡收场。他到拉脱维亚没多久，就被当地人称为‘里加黑魔鬼’，而且后来被上司调职后，这个称号仍跟着他。他升了官，因为他做到了其他人办不到的事情。他并没有扼杀独立的渴望，没有人扼杀得了，但他让拉脱维亚人完全无从努力。几百名游击队员被杀害，还有好几百名被送到了古拉格的集中营，另外，有数千名拉脱维亚平民被迫迁徙到苏联的偏远地区，而他们的家园则被较可能忠于苏联掌权者的俄罗斯人所占据。

“在这段期间，库卡洛夫自己也不再那么忠诚了。在一次海外任务中，他被一个美国情报员策反成功，成为双面间谍。接下来好几年，他都在玩两面手法，直到他的克格勃上司识破，于是他告诉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说他想投诚。

“他们说祝他走运，但你只能靠自己。吸收‘里加黑魔鬼’加以利用是一回事，但欢迎他来到自由的土地且帮他设法取得美国籍，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政府真他妈的该死。”迈克尔·夸特罗内说。

有几个人把头转向他，可是见他没再多说什么，就又把头转回来了。

“一九八七年，”我说，“库卡洛夫自己设法来到美国。他一定是伪造了护照，要安排进入美国的签证对他来说也不难。他已经刮掉了他的黑色大胡子，而且一到这里就买了一顶金色的假发，还把浓密的黑色眉毛拔得稀疏些，染成金色好搭配假发。他不担心克格勃会严密搜捕他。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拉脱维亚裔的社区，但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一辈子都很小心不要让人拍到。他很确定没有人手上有他清楚的照片。那些拉脱维亚裔的人可能听说过关于他外表的描述，但现在那已经跟他的外形不符了，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然后拉脱维亚独立了。而对库卡洛夫来说，更糟糕的是，苏联解体了，要得到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忽然间容易了许多。克格勃有几张拍得很清楚的库卡洛夫的照片。当然他现在老了一些，而且他持续修染眉毛，一天刮两次胡子，走到哪里都戴着那顶金色假发。

“但是有越来越多拉脱维亚人来到这个国家，有的是移民，有的是大使馆官员。‘里加黑魔鬼’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人打算原谅或忘记。如果有认识他的人现在仔细看着他，再想象他黑发浓眉的样子，那可就不妙了。他能去哪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很多拉脱维亚人。但他已经年过五十，老得没办法去别处重新开始了。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容手术。你们猜他会选哪个医术精湛的整容医生？”

梅普斯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他一定很早就察觉到了，可是他只是稍稍变了脸色。我更有兴趣的是观察其他人的表情，只有少数几个人转头去看那位高明的医生。

“他选择的医生，”我继续道，“是一位专业声誉卓著的执照医生。从事一般的鼻子整型、脸部拉皮、抽脂和缩腹手术，靠着把有钱人变得更好看而赚进了大把钞票。他同时也帮助烫伤患者和意外事件的生还者，以及天生脸部残缺的儿童做了很多整形重建手术。他帮儿童做的很多手术，相当于律师们做的义务辩护，我不知道医生间是不是有别的说法，但不管你怎么称呼，总之他做这些事是不收费的。”

我看了马丁一眼，他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应该告诉他，没有人永远都是百分之百的带屎，那太累了。

“从业多年后，”我说，“这位医生变得很有名，然后结交了我们可能会称之为犯罪分子的人物。或许他跟我们其他很多人一样，发现罪犯很迷人。或者可能他只是看到了一个赚外快的途径，这些外快是以现金支付的，因此他报税时就可以略去。”

那两位联邦政府的探员想维持扑克脸，不过不太成功。看得出来，我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

“他帮了些忙。取出子弹，清洗伤口，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通报警方。或许他还开过几份死亡证明书，死亡原因填的是心跳停止。好吧，人的死因向来如此。如果有人割断你的喉咙，或把子弹射进了你的后脑，你死的时候心跳也还是会停止。所以他也不完全是撒谎……

“即使如此，让他做这类工作还是太大材小用了，能对他的能力善加利用的人迟早会出现。如果有人想改头换面让警方认不出来，就会去找他。需要他服务的人会付很多钱，而且是现金，病人报税时也不会将这笔支出列为扣除项。此外，不会有医院来抢这块大饼，因为他必须私下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这些手术。一般来说，脸部整形手术相当安全，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只要填张死亡证明书就行了。但为什么怕出错呢？他根本什么都没做，而且没多久，他就付清了河谷区这幢大宅的抵押贷款，还赚进了大把的现金。”

这番话让一些人有了反应。之前没搞清楚的人，现在都知道我正在讲的这名医生，就是他们今天下午的主人。

所以何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呢？

“有一天，”我说，“科兰多·R.梅普斯医生有一名访客，是他一个黑道的朋友介绍来的。那个人戴着一顶金色假发，解释了他之前为改变外貌所采取的措施。但在这些乔装下，他的脸还是原来的那张，现在他想换一张新的。

“梅普斯医生同意替他动手术，两人讲好了价钱。梅普斯按照对待每个患者的既定步骤，先替他拍了一组照片，从各个角度显示了患者脸部的特征。他仔细研究了那些照片，拟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到了约定的那天，就替瓦伦丁·库卡洛夫的脸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手术。”

“你来到我家诽谤我，”梅普斯说，“还在满屋子的证人面前。”

“有句名言说，如果是事实，那就不是吹牛，”我告诉他，“同样的，如果是事实，那就不是诽谤。”

“你根本无法证明任何事，”他站了起来，“没有证据的指控，纯粹是没有证据的指控。要我继续听这些指控，那是见鬼。”我不知道他是打算往大门还是餐室走，不过他的肢体语言是在说：再见了，造谣的家伙。

他没能走太远。还没踏出第一步，那两名联邦探员就站了起来，而守在客厅两个出口的那两队由警察和流氓组成的三人组，则只差没牵起手来挡住他的去路。他们让他停下脚步，然后迈克尔·夸特罗内说：“坐下，梅普斯。”他照办了。

“那些手术，”我说，“结果非常成功。梅普斯医生帮库卡洛夫做了一个新鼻子，重塑他下巴的轮廓。他削低了他的颧骨以减少斯拉夫人的特征，帮他拉紧了开始下垂的脸部和颈部皮肤，让他的外貌年轻了十到十五岁，又在眼睛周围和下方做了些小手术。他去除了库卡洛夫嘴边的一道疤痕。拉脱维亚没有人知道这道疤，以前他留的大胡子盖住了，不过那在美国版的库卡洛夫脸上是个明显的特征，梅普斯就替他除掉了。他扔掉了那顶金色假发，用手术和电蚀除毛术修改了他的发际线，眉毛也用电蚀除毛术永久修整过，又教他的病人把头发和眉毛染成淡褐色，这样的改变就已足够，也不会招惹太多的注意。此外，”我刻意看了梅普斯一眼，假发下的他正回瞪着我，“就算是再高明的假发，也早晚会有人认出来，然后开始想象他不戴假发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医生的整容手术很成功，”雷说，“然后呢？”

“然后医生又拍了几张照片，”我说，“收了尾款，送走了‘里加黑魔鬼’。”

“对不起，”拉脱维亚使馆的格雷赛克说，“库卡洛夫让他留着那些照片吗？”

“当然没有。他对照片向来是谨慎到近乎偏执的程度，现在他有了一张新的面孔，当然不希望这张脸的照片四处流传。”

“哦。”

“之前梅普斯坚持要拍照片，”我说，“是因为他工作时需要照片用来参考。这些手术进行了几个月，其间他又拍了更多照片更新进度，完成时他拍了最后一批照片，好让他和病人可以比较手术前和手术后，看看梅普斯对库卡洛夫的外貌做了多大的改变。”

“那是标准程序，”梅普斯说，“每个整容医生都会这么做的。”

“你也是这么告诉库卡洛夫的。而他让你拍照是因为你向他保证，你工作完成后，所有的照片都会销毁。”

“他坚持要销毁。”

“就像之前也有其他人这样坚持过。而你同意了，就像以前你也同意过其他人。可是你没有坚守承诺，对不对？你保留了四张照片，都是大头照。手术前和手术后，正面和侧面。就像你会保留所有病人的照片一样，不管是一般病人还是罪犯。”

他听到最后一个词时脸色一变，然后又恢复正常，告诉我这些照片是多么有价值，甚至是必需的参考收藏品。

“请原谅我说拉脱维亚语，”我说，“不过这些全是狗屁。你留着这些照片是自我意识作祟。你明知道不该留着这些照片，所以你没把它们跟其他照片放在一起，而是用透明胶带贴在了一本书里，然后把书插在办公室的书架上。书就放在一般人看得到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拿起书翻看那些照片，也许这样会让你觉得兴奋。不过当然没有人真这么做。《有机化学原理第二册》，听起来很没有吸引力，不是吗？”

“我留着照片是当参考用的，”他说，“只不过藏了起来，所以没有人发现。你刚刚自己也说过的，罗森堡。”我没纠正他，纠正也没用。“就算你搜索那个地方，也不会挑出那本书。而且也不会有人不小心发现。”

“如果有人读了第一册，不想漏掉续集怎么办？算了。姑且假设那些照片很安全吧。可是你不光是私底下观赏自鸣得意而已。时不时的，你就会忍不住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炫耀。偶尔你为了让哪个甜蜜小女友印象深刻，就会把你重新改造过的这个危险男人的照片秀给她看。”

“他们不认识照片里的人，他们不会告诉任何人，绝对安全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每个人都看着他，除了马丁，他沉思地看着玛里索，而玛里索则盯着自己的脚。

“如果那么安全的话，”我说，“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里？为什么会有四个人死掉？”我叹了口气：“照理说应该很安全的。不道德、不诚实、不合法，但是安全。只不过你忘了一件事。你忘了巧合的长臂。”

[1] 威廉·戈格斯（William Crawford Gorgas，1854—1920），美国军医，以灭蚊方式防治黄热病，因而促成了巴拿马运河的兴建。

38

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于是又说了一次：“巧合的长臂。我们都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巧合的威力也同样惊人。我今天早上查过我的巴雷利特名言词典，一个名叫哈登·钱伯斯的家伙一八八八年在他的剧作《斯威夫特上尉》里创造出了这个说法。他生于一八六○年，死于一九二一年，除了这个不朽的句子之外，我对哈登·钱伯斯所知也就只有这么多。当然你可以去谷歌搜索，或许可以查到他的血型和他妈妈的娘家姓，还有一堆不相干的钱伯斯或哈登。

“巧合的长臂。长臂的尾端有一只手，在这个案子里到处都留下了指纹。几个星期前梅普斯从书架上拿下那本有机化学的书，炫耀给他新交的女朋友看，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太可怕了。”蕾西·卡威诺基说，“最恶劣的是，这个人对他太太不忠。”她的脸红了，对自己的突然发作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么大声的。”

“也难怪，你怎么可能忍得住呢？他背叛太太的确很可怕，我们也都很震惊。不过，这种事情很常见，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巧合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女友，是一个拉脱维亚移民的女儿。”

“他竟然还是把那个杀人狂的照片给她看？”雷说，“不怎么聪明，对吧，伯尼？”

“的确是不够小心，”我表示同意，“但他只知道库卡洛夫是个俄罗斯人。那个人不会提起他和里加的渊源，更不会说他是‘里加黑魔鬼’。‘这个人呢，’梅普斯告诉女朋友，‘从俄罗斯来到这里展开新人生，多亏我，他现在不必提防克格勃的情报员了。’那些照片，不管是手术前的还是手术后的，对她都毫无意义。但她认得那个名字。不知道瓦伦丁·库卡洛夫这个名字的拉脱维亚人——或一半血统的拉脱维亚人——并不多。”

格雷赛克小声咕哝了两句什么，不过就算他大声说我也听不懂，因为他讲的是他的母语。我后来才知道他讲的大致是愿地狱之火毁灭他，从脚趾开始烧，慢慢烧到他该死的脑袋。我想原谅他讲拉脱维亚语，不过没有人要求我原谅。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玛里索。听起来不像拉脱维亚人，不过别在这上头费心了。她听她父亲谈过库卡洛夫，所以想问问父亲该怎么办，可是她父亲远在宾州的奥克蒙镇。不过她的姑姑和姑夫住在纽约的里奇湾，他们一致认为她一定要把那些照片弄到手。

“可是怎么弄呢？她去过情人的办公室一次，是受邀去的。他没有理由再邀请她一次，她也想不出任何合理的借口自己跑去。眼前的状况是，如果此时那本书不见了，他不会怀疑到她头上；给她看的那次，他先自己把书放回书架上，才送她离开办公室的。但如果她再去找他一次，然后那本书不见了……

“她表哥卡力斯想出了一个方法。他是个艺术家，在布鲁克林区的廉斯堡有个大画室，他约了梅普斯医生去就医。他提早二十分钟到那里，穿着他参加婚礼和葬礼专用的西装，看起来非常体面，然后等接待员离开房间时，他就拿了那本《有机化学原理第二册》，放进手提袋。他也可以撕下贴着库卡洛夫照片的那四页，不过怕会耽误时间。”

“我没见过那个人，”卡力斯说，“也没见过他的照片。所以我怎么知道该撕哪几页？”

“可是等到你把书拿给你表妹，她就可以指出那些梅普斯确认过是库卡洛夫的照片。”他点点头，“她确定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把那几页撕下来，然后把书还回去呢？”

“什么，要我再去他办公室一趟吗？去见他的那次我必须编个理由，可是什么借口都想不出来。他问我有什么需要。‘你看看我，’我说，‘你认为呢？’好吧，他告诉我，我的鼻子是歪的，我的耳朵有点太招风了，不过这些他都可以解决。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还不错的。但现在每次经过镜子面前，我就得把头转开。还要我再去他办公室一趟吗？嘿，大夫。猜猜怎么着？滚你妈的蛋！”

“你的耳朵的确太招风，”梅普斯说，“鼻子也确实是歪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可从没要你来我的办公室。”

“那本书，”我说，“《有机化学原理第二册》。玛里索指认了库卡洛夫之后，你把书带回家，交给了你父亲。”

“那又怎样？”

“他又拿给一个名叫罗戈文的人，不过他自称阿诺德·莱尔。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也不知道莱尔和他老婆或女友当时在玩什么把戏。”

“很难说，”雷接口道，“他是那种会抓住机会的人。当机会来敲门时，他就把门打开，就算是在别人家的公寓也一样。”

“莱尔夫妇租下了默里山的一个地方，他们很乐于让出空间给库卡洛夫。毕竟莱尔是拉脱维亚人，他会很乐于尽自己的力量让‘里加黑魔鬼’得到报应。可是莱尔觉得从中获利也没有什么不对。不是从他们的同胞身上，而是从某些团体身上，这些团体可能会对梅普斯曾经的拍照对象有兴趣。”

“于是他放出风声，让几个对此有兴趣的团体知道他要卖什么。布林斯基先生，我相信你属于其中一个团体。”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可以感觉自己在他的目光下缩小了。如果你要写一出名叫《里加黑魔鬼》的戏，可以找他当主角。他一身穿戴都是黑色的，他的头发和大胡子也是黑的，整体给人的感觉无疑就像个魔鬼。我正想告诉他，说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才想到我没问，但我决定继续说下去。

“玛里索已经尽了她的责任，”我说，“不过这会儿她开始有了别的想法。她从小就听说库卡洛夫的恶行，但她这辈子离拉脱维亚最近的一次，就是有回去康涅狄格州东汉普顿度周末，库卡洛夫的种种魔鬼行径都发生在她出生前。结果她做了什么？一来她辜负了情人的信任；二来她可能害了梅普斯其他的秘密病人，这些人又没对她或她的拉脱维亚同胞怎么样，现在却可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她像很多觉得心烦的人一样，出门去喝了两杯。”

沃利·亨普希尔迅速跟他的当事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两句。“她已经年满二十岁了，”他告诉大家，“喝酒是她的自由。”

“我又没说不是。”

“那么，”他说，“我反对这个问题，而且我要建议我的当事人不要再回答任何问题。”

“我根本没问问题。”

“如果你问的话，我保留反对的权利。”

我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可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我睁开眼睛时，所有人仍然都在那儿。下一个部分比较棘手，我希望沃利闭上嘴巴，好让我执行我的计划。

“她住在地狱厨房那一带，可是她不想去附近的酒吧，免得碰到熟人。所以她往东南边走一点，来到一个有人向她推荐过的地方。那地方不错，在座有些人可能去过。她进了酒吧，喝了杯酒，然后一个男人来了，又请她喝了一杯，接下来她只知道躺在自家公寓的床上，身上压着一个男人，然后——”

“抗议！”

我瞪着沃利，他抱歉地耸了耸肩。“你知道，”我说，“你现在不是在法庭上，否则我就要判你藐视法庭了。”

“对不起，伯尼。”

“你先耐着点性子。”我说，“她暂时恢复了意识，想让那个男人停止，可是办不到，然后她又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后她醒来，那个男人已经离开了，还拿走了梅普斯医生给她的一件珠宝。”

“那条项链。”梅普斯说，然后看到大家转过脸来看他，他脸红了。我想他是不小心脱口而出的。

“那条项链，”玛里索附和道，“就是你给我的那条漂亮的红宝石项链，我很喜欢。我醒来时发现不见了。”

“你记得些什么呢？”

“一开始，”她说，“我几乎全都想不起来。只记得他请我喝了杯酒，还记得我醒过来……想反抗他，让他停下。当时我觉得很可怕。”

“现在你想起来了吗？”

我看到沃利往前凑，很担心他又要指控我引导证人。不过他忍住了。

“只记得一部分，”她说，“那本贴着照片的书让我很难过，我记得跟他提起了这件事。我不太知道我说了些什么，不过应该是把憋在心里的事情告诉他了。”她锁紧眉头，“我不明白。当时我没喝那么多。我从来不会喝那么醉的，喝两杯也不该醉成那样。”

“你被下药了。”我说。

“或许就是这样吧。”

“而且给你下药的人，”我说，“还跟着你回家、强暴你，又偷走了你的项链。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一夜之前我没见过他，后来也没再见到过。”她顿了一下，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直到今天，才在这个客厅再一次看到他。”

“你可以指认他吗？”

她颤抖着站起来，犹豫着，发着抖的食指碰碰下唇，然后很夸张地朝威廉·约翰逊猛地一指。“他，”她说，“就是他。”

你会以为那个傻瓜早该料到。毕竟，那是他的犯罪模式，独一无二，可以去申请专利的。可是在有一点上他吃了大亏，那就是他很清楚自己从没见过眼前这个女孩。她的北欧式金发蓝眼和温暖南方的深肤色，见过的人不会轻易忘记，如果他去过她家的话，绝对不会不记得。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讲这些，而且怎么也没想到是冲着他来的。

她就站在那里，娇小的手指头正指着他。

“少来这套，老兄。你他妈的少来这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妞儿。”

“是哦，”我说，“那个酒吧叫帕西法尔。你知道那地方吧？”

“大概去过一两次。”

“带过女人回家吗？”

“或许吧。不过不是这个妞儿。”

“在酒里加过料，好占点便宜吗？”

“嘿，行了，”他说，伸展一下肌肉，“你觉得我需要那种东西吗？”

“所以你是说，你没在玛里索·马里斯的饮料里面偷放氟硝西泮喽？”

“那妞儿叫这名字吗？是，我没在她的饮料里面偷放过任何东西。你刚刚说的根本是没影的事，她说的更不存在。”

“事实上你从没见过她。”

“从来没有。”他表情一变，装出一脸诚恳，“她碰到的事情太可怕了，不过跟我无关。你搞错人了。”

全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西格丽德等了一会儿才开口。“哦，威廉，”她愤慨地说，“你真是满嘴胡话。”

他瞪着眼睛。

“我见过你搞鬼，”她说，“你一副万人迷的德行，炫耀你的肌肉，到处跟小妞们搭讪。你会请她们喝杯酒，接下来我就看到她们跟你走出酒吧。我本来以为你一定嘴巴很甜，或可能是你身上散发出了某种我看不到的性吸引力。我注意到某些人跟着你走出门时有点神志不清，还以为是欲望冲昏了她们的头脑。从没想到你是让她们吃了如飞丸。”

“这太荒唐了。”他说。

“我也这么觉得，”她对着我说，“前两天晚上他来钓过我。我没理他，否则就会轮到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强暴过，名牌钻石耳环也不见了。威廉，你前天晚上来过我们酒吧，记得吧？你一口气想钓两个妞儿，我猜结果是她们把自己的酒跟你的掉了包，因为你后来就像瞎了似的，摇摇晃晃地差点走不出酒吧。”

看得出来他的脑袋正在处理这些信息。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两个婊子把酒掉了包，接下来他只知道自己在一条小巷中醒来，身上是自己吐出来的秽物，现金和信用卡都不见了，疼痛的鼠蹊部让他无时无刻都得小心翼翼。

在场有几个人他可能见过。比如那个深褐色头发的女子，穿得像个女强人，把头发盘起来。他在哪个酒吧钓到过她，可能就是在帕西法尔。甚至连我看起来都有点眼熟，好像在同一个酒吧一起喝过酒。可是这个说她项链被偷还有她表哥去偷照片的妞儿，他很确定自己这辈子从没见过。

但这些只是我的猜测。我其实看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他或许正想着做完俯身举哑铃再做反手拉单杠，好练他的背阔肌。

“你把她的项链带回家，”我说，“更不必说一夜风流之后的得意扬扬。然后你醒来，想到她讲的那些事情，有关一本书里贴了一些照片，上面的那些男人花钱换了张新脸孔，好摆脱过去的纠缠。这类信息对某些人来说应该值点钱，所以你抓起电话打给迈克尔舅舅。”

他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了，我才不在乎他的下巴会不会穿透地板一路掉到地下室。现在我已经解决完他的部分，于是我转向迈克尔·夸特罗内，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整个过程。“你外甥打电话给你，”我说，“你看到一个机会。你交代手下去查，然后得到回信说，有两个姓罗戈文的人住在第三大道和三十四街交会口的公寓里。”

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但此时夸特罗内把指甲修剪过的一只手举高六英寸，阻止我往下讲。“这场表演很精彩，”他审慎地说，“富有启发性，同时又具有娱乐性。”

“谢谢。”

“可是有件事你搞错了。我外甥从没有跟我提过梅普斯或他的那些照片。”

“你是说，这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

“我知道，”他说，“耳聪目明的人自然会无所不知。可是这件事情，我从没听我外甥说起过。”他审视着约翰逊，眼神里少了几分长辈的慈祥，“我外甥。我妹妹自作主张挑了个男人结了婚，生下了这个儿子。”

“他没打电话给你吗？”

“我想这是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吧，”夸特罗内说，“他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给我打电话。需要钱，需要律师，诸如此类的。”

“迈克尔舅舅——”

“闭嘴，威廉。”然后夸特罗内对我说，“你可能听过一个叫约翰·莫伦的人。”

“挺耳熟的。”

“又名‘白仔莫伦’。你常看《美国通缉要犯》吗？”

我虔诚地希望，不要看到自己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泽西市，”我说，“还是在纽瓦克？他在那边经营非法事业多年，同时又替联邦调查局工作。现在他因为一件谋杀案在潜逃中——”

“四件谋杀案，还有其他罪名。”

“警方每隔几个月就要更新他的资料，《美国通缉要犯》的主持人约翰·沃尔什解释过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抓到这个懦夫，可是却始终没抓到。”

“永远抓不到了，”夸特罗内说，“只要他们继续寻找那张脸。现在他的脸已经不一样了，这要感谢这里的这位朋友。”他朝梅普斯点点头，“这家伙是个白痴，不过医术很不错。‘白仔莫伦’就像我父亲一样，我当祭坛小童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没看过‘手术前’的照片，根本认不出‘手术后’照片里的人是他。”

“你看过那些照片了。”

“你知道，”他说，“我不记得说过这句话。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里面有‘如果’这个字眼。”

“所以你看过了。上个星期三，有几个人去拜访罗戈文夫妇，或莱尔夫妇，或随便你想叫他们什么。他们制伏了门卫，把他绑起来关在邮件室，然后上楼，莱尔夫妇替他们开了门。接着莱尔夫妇可能是在枪口的威胁之下又替他们开了保险柜。我不知道莱尔夫妇为什么弄了个笨重的莫斯勒保险柜放在家里，应该不会只是为了暂时放一本过时的大学教科书。我猜这个保险柜跟他们的另一个事业有关，但现在他们死了，所以也无所谓了。

“因为来访的人把那本书拿走了，而莱尔夫妇跟他们合作得到的回报则是脑后吃了两颗子弹。同时，楼下被防水胶带捆着的门卫因窒息而死。三个人死了，而且书不见了。

“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莱尔夫妇处理自家的事务时，巧合的长臂就已经伸出手来抓住我的领子了。然后它又变成了法律的长臂，法网恢恢这个说法很常见，虽然巴雷利特词典似乎不以为然。巧合就这么发生了，在我们谈到的这一夜，我就在莱尔夫妇居住且被害的那一带闲逛透气。有六个不同的监控摄像头拍到我经过。我为什么会在那里不重要，我完全有权去那里，可是够巧的是，我曾是个被定罪的小偷，我出现在那个地方就足够引导那位先生——”我朝雷点个头，于是其他人都望向他，“来逮捕我。而那边的那位先生——”我朝沃利点个头，“则让我很快就被释放。可是当时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让大家有理由认为我可能牵涉其中。”

我看着迈克尔·夸特罗内。“如果我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你有可能回答吗？”

他嘴唇没动地笑了笑。“有可能。”他说。

“如果你认识的某些人进入三十四街的一户民宅抢劫，”我说，“而如果莱尔夫妇开门让他们进去，又替他们打开保险柜，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射杀这对夫妇？”

“很简单，”他说，“因为人不是他们杀的。”

39

“当然，我们只是在聊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迈克尔·夸特罗内说。他的眼睛扫过室内一圈，中间短暂却明显地在雷·基希曼和沃利·亨普希尔身上稍作停留，“还有，就像刚刚有人提醒过的，这里不是法庭。没有谁讲的话会被记录下来，我也希望没有人身上装了窃听器，但就算留下记录，反正我们谈的都是假设性的内容。”

“当然。”

“那么，”他说，“我们就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得知，他有个老友的新面孔的照片被人拿去待价而沽，等着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假设这个人发现了照片的下落，也知道中标的买主什么时间会去付尾款。又假设他派了几个朋友，抢在买主出现之前，先去中途拦截那笔交易。”

“抢在另一组人去付钱之前，”我说，“把照片抢走。”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他同意道，“好，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个人的朋友会限制门卫的行动，以确保他们来去时，不会有人张扬他们的行踪。然后我想象那户公寓里的人——你刚刚说他们是莱尔夫妇——”

“或罗戈文夫妇。看你喜欢哪个。”

“那么，我们就称他们为罗戈文夫妇吧。叫莱尔太老套了，不是吗？一对名字以元音结尾、听起来像外国人的罪犯，比如说莱尔。”他又微笑了，这回又是嘴唇动都没动，“我们就说罗戈文先生听到了敲门声，去开了门，以为他就要发财了。两个人进了门，但他们一开口，罗戈文先生就知道他们不是他在等的人。可是他又能怎么办？他替他们开了保险柜，他们拿走了里头的书和钱。”

“慢着，”雷说，“什么钱？”

他仔细地斟酌着措辞。“我必须假设里头有钱，”他说，“为什么要把一本化学教科书锁在保险柜里？但如果里头已经有一笔钱了，你可能就会把那本书也放进去。”

“那笔钱有多少？”

“我只能估计，或许多到有两万一千美元，或少到一万九千美元。”

“取整数的话，”我说，“那就是两万美元。”

“就取整数吧。或许出价最高的那个人已经预先付了一笔保证金，以确保东西归他。或许那笔钱是其他生意的收入。我确定拿走钱的人会以为那是笔意外之财。”

“我原来的问题——”

“是问他们为什么杀了罗戈文夫妇。我的回答是，人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把罗戈文夫妇用胶带绑起来，以便他们迅速搜索那户公寓，看还有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可以拿。同时也确保他们能从容走出那幢大楼，离开那个区域。毕竟，罗戈文夫妇这两个人能有什么威胁？他们不太可能报警。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抢劫者的身份。杀掉他们毫无意义，只会引起骚动。”

“那门卫呢？警方发现时，他已经闷死了。”

“真不幸，”夸特罗内说，“那是个意外，根本不该发生的。”他的双眼朝门口很快地瞥了一眼，那里站着他的一名随从，正低头盯着地板，认真得好像从没见过地毯似的。“如果该负责任的人，”他说，“对于这件意外感到非常后悔，我也不意外。”

“有人射杀了这两个人，”我说，“他们都被人用胶带绑住了，而且都是头部中弹。如果不是你假设的那些人——”

“不是他们。”

“那会是谁干的？”

“伯尼？”我听到卡洛琳的声音，转过头去，“那个出价最高的买主，”她说，“他当时正要过去，对不对？”

“当然了，”我说，“有第二组访客来到东三十四街的那户公寓。门卫还被绑着，所以他们可以直接进门上楼。他们发现门没锁，保险柜大开，屋主夫妇被胶带捆了起来。也许他们撕开其中一个人嘴巴上的胶带，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不会喜欢那些回答，很不高兴没能拿到书和照片，也毫无机会拿回已经付了的两万美元保证金。不管那是半数头款还是全额，都是一大笔白花花的钞票，现在没办法拿回来了。”

我感觉得到有一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是乔基·布林斯基。“你就是那个中标的买主，”我告诉他，“你按约出现了。可是莱尔夫妇却没法给你照片，也没办法把钱退给你，于是你就处决了他们，然后离开。”

“你根本没法证明，”他说，“没有证据，也没有目击证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东方大道的佐治亚夜总会参加一个大型宴会。很多人可以替我作证。”

“我相信。为什么要杀他们？”

他看着我，好像对这个问题觉得失望。然后他说：“没有书，没有钱。所以呢？也没有目击证人。我人在夜总会，跟一堆朋友在一起。我可以证明这点，而你什么都证明不了。”

“接下来，”我说，“就是有人闯入我的公寓行窃。警方已经来搜过我的公寓了，可是闯入的那些人或许不知道。我公寓的门卫被人绑了起来，锁在邮件室里，跟莱尔家的门卫一样，可以假设是同一伙人干的，应该没错。”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假设。”迈克尔·夸特罗内说。

“他们简直把我家给拆了。你觉得他们会是在找什么？”

“那些遗失的照片。”他毫不迟疑地说，“不管派他们去的是谁，都一定听说了一个失踪俄罗斯人的照片，但那本化学教科书里的照片，没有一个看起来像那个人。而且那本书里面有几页遗失了，好像是被人撕掉了。四页，刚好是四张照片。”

“你用得到这些照片吗？”

“很多人想要这组照片。人人都想要，你就会想要，这是人性。何况，谁知道会在一个小偷的公寓里发现什么东西？好像值得去拜访一下。”

他们来到我的公寓，我用我的眼睛说，你手下那些粗手粗脚的混混把我的小暗层给拆了，拿走了我的钱。

既然发现了钱，他的眼睛回答我，当然就拿走了，如果换了我是你，我会很高兴他们没把护照给拿走。

真奇妙，不说半句话竟能交换这么多信息……

“这里我没搞懂，”蕾西·卡威诺基说，“我的意思是，或许你们本来就没打算让我听懂。首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找我来。不过我原来以为那些照片就在书里的。可是我猜某些页被撕掉了。是贴着这个俄罗斯人的照片吗？那个‘里加黑魔鬼’？”

“没错。”

“是谁撕掉的？为什么？”

“莱尔夫妇撕下的，”我说，“他们毕竟是拉脱维亚的爱国者。他们可能想从库卡洛夫的照片上弄点钱，但他们要确保那些照片有个好归宿——拿到的人会去找出库卡洛夫，好让正义得到伸张。”

格雷赛克点点头，证实了我的假设。

“所以莱尔夫妇撕掉了那四页，”我说，“又把照片拆下来，贴到了另一本书上。”

“贴到那本四分卫的书上。”雷·基希曼说。

“你知道吗，”我说，“你之前这么说过，雷，当时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听了就算了。但现在我明白了，《七号皇家法庭》这本书不是讲四分卫的 [1] 。”

“真的？”

“这是一本里昂·尤里斯写的小说，源自于某些纳粹控告他诽谤的经历。书名是举行那场审判的英国法庭的名称。”

“好吧，谁会知道这些呢，伯尼？又有谁会在乎？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傻瓜不把那本书交给这个姓布林什么的家伙，免得头上挨枪子儿？书还在书架上，就在任何人都找得到的地方。”

“不是任何人都找得到，”我说，“这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技巧，还得加上想象力和机智。你太谦虚了，雷。你告诉过我，你是怎么样一本本翻阅书架上的书，最后找到了一本书页破掉的。上头残留的胶带泄露了痕迹，然后出了什么事情就很明显了。有人发现了那些照片，然后拿走了。”

这番话雷是第一次听到，我看得出他努力要适应这些新状况。好吧，谁让他要提《七号皇家法庭》来着？

“把照片供出来也救不了他们，”我说，不露痕迹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他们一定也明白这点。何况就算他们想说出来，恐怕也没有机会开口。”

“所以这个人拿了那本书，”蕾西指着夸特罗内说，“然后那个人谋杀了那对夫妇，”她又朝布林斯基点点头，“而那些照片还留在公寓里，对吧？”

“假设是这样。”迈克尔·夸特罗内说。

“假设是这样。”我同意。

“随便怎么说，”她说，“但如果有人发现这些照片，又把它们从书里撕下来带走，那照片就不在那儿了。对吧？”

“对。”

“好，”她说，朝卡洛琳一笑，“我喜欢把事情搞清楚，仅此而已。”

我也喜欢把事情搞清楚，尤其是碰到我被要求解释的事情。但有时候你可以先解释一部分，然后等着真相逐渐大白。这一招已经奏效了一次——若非夸特罗内说出来，我根本没想到莱尔家在第一组访客拿了那本书走掉后，还有第二组访客。

于是我施加压力。

“星期三莱尔夫妇被打劫和谋杀，”我说，“星期四我被逮捕又遭了小偷，然后到了星期五早上，巧合的威力再度施展。我接到一名顾客的电话，或许他可以告诉我们，他跟我问起了哪本书。”

“我想轮到我了。”科尔比·里德尔说，“当然，我认为我要的书完全与此事无关。我打电话到你书店，伯尼，然后问你有没有某本书。”

“我想不是《有机化学原理第二册》。”

“恐怕不是。也不是刚过世的尤里斯先生所写的《七号皇家法庭》。我问起的是一本康拉德的书。”

“你还记得书名吗？”

“《秘密间谍》。你说你有这本书，还说会帮我留着。我说我会找时间过去取，然后我们大概又闲谈了几句，也可能没有，我记得的就这些。”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你不问我？”

“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科尔比，而且听你的口吻好像认为我知道你是谁，我不想表现得太没礼貌。我前一晚几乎没睡，所以精神不太好。我想等你出现的时候，就知道你是谁了。”

“的确如此，伯尼。可是你手上没那本书了。”

“因为我把书给了一个叫瓦尔第·伯金斯的人，”我说，“格雷赛克，我相信你可能认识他。”

那位拉脱维亚官员点点头，一脸悲伤。“他是个好人，”他说，“很优秀、很爱国。”

“莱尔夫妇原本就是答应要把库卡洛夫的照片交给他，对不对？”

“他没告诉我细节，”格雷赛克说，他说英语没有口音，但还是会用错词，“他总是积极地看待问题。‘那些照片被偷走了，’他告诉我，‘所以我会去找那个小偷交涉。’或许他不像拿走照片的人那么坏吧。你知道《思考积极的力量》这本书吗？”

“应该是《积极思考的力量》，”我说，“作者是诺曼·文生·皮尔。十几二十年前很畅销。我店里还有两三本，总想着应该放到特价桌上，可是又觉得好像不该辜负作者，我应该朝正面想，认为会有人来花全价买下它们才对。”

“瓦尔第·伯金斯是个正面思考的人，罗登巴尔先生。他到了你的书店，带着钱要买那本书。结果却被杀害了。”

我说我亲眼看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然后有个女人说我一定很难受，我说伯金斯更难受。“他走进店里，说我有东西要给他。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然后想到了科尔比·里德尔打来的电话，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打来的人是谁。我知道不是伯金斯打来的，声音不对，但他好像很有把握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我所能想到的只有那本书。我说了书名，他听了好像很高兴，根本没跟我讲价。他付了一百倍的金额买下那本书，显然以为我说价钱时省略了后面的“百”。我明白过来之后，赶紧冲出店门去追，刚好碰上他被枪杀。如果不是我旁边正好停着一辆车，我可能也被一起干掉了。”

“谁杀了他？”格雷赛克问道，“谁杀了我的朋友伯金斯？”

“这是个好问题。但我还有其他好问题。他怎么会认为我知道他要哪本书？另外，我说出书名时，为什么他会很高兴？”

“你说《秘密间谍》，”卡洛琳说，“而他就是秘密间谍。他以为你看出他的身份了。”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是不太合理。这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我有本书要给他，或为什么我把书递给他会让他高兴。他没有把书翻开来寻找照片，付了钱就走了。科尔比，你为什么想买那本书？”

“我一直想找这本书。那是一本书，而你是书商，所以——”

“你不是很喜欢康拉德。”

“我不喜欢他写的海上的故事。但听说《秘密间谍》是那种他从没出过海才能写出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值得一试。”

“也值得打一个电话。”

“有何不可？”

“但我想你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说，“是一个整容医生打来的。”

“伯尼，”他说，“别闹了。我看起来可能需要整容，但恐怕我还没有虚荣到那个地步。另外，我想你说的整容医生就是我们的主人梅普斯医生吧？你为什么觉得我认识这个人？我们会是在哪里碰到的？”

“在学校里，”我说，“在公交车上，或在某个网络聊天室里，两个人都假装是拉拉。但如果非猜不可，我会说是你的皮肤科医生介绍你去的。也许你脸上长了个不明肿瘤，大到该找整容医生进行治疗。”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

“随便猜猜而已。但我猜不出你怎么会认识瓦尔第·伯金斯。”

“我不认识他啊。”

“你一定认识。你们或许有个共同的朋友，比如教拉脱维亚语的教授。总之，你认识他们两个人。然后你打电话给梅普斯，或是梅普斯打电话给你，他跟你说了这些照片的事情，又说他有几万美元现金放在卧室的保险柜里，而且——”

“先停一下，”有个联邦官员说，他和另一个官员站起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枪，另一个则挥舞着一张纸，“我正在纳闷你什么时候要谈到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几万美元没有申报的现金，听起来应该就是了。”他转向梅普斯，“科兰多·朗特里·梅普斯吗？我是国税局代表，这里有一份法院命令授权给我的同伴和咱们——”

文法错误，我心想，你这个蠢货。

“搜寻德文郡小巷的这幢产业。先生，麻烦请带我们上楼，帮我们打开那个保险柜。”

在此之前，梅普斯面对一切都泰然自若。现在仿佛命运之手拿着手术刀朝他而来，尽情攻击他的同行帮他完成的美好作品。他忽然间老了十岁，面无血色，冒出满头大汗。

他结结巴巴说着话，什么律师之类的，而那个国税局官员告诉他，他等一下可以找律师，但这会儿他们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保险柜。沃利·亨普希尔看看那张纸，告诉梅普斯说没错，他们有权搜查，他除了闭嘴照办外，别无选择。

“你们其他人留在这里。”另一个国税局调查员说。

然后他们离开了客厅。

[1] 《七号皇家法庭》的原文为Queen’s Bench Courtroom，可以缩写为QB VII；四分卫的英文是Quarterback，有时也简称为QB。

40

他们上去的时间不长，回来时，唔，套句卡洛琳常说的话，情势忽然逆转了。那两个国税局官员看起来非常不高兴，让人难以相信他们一开始还高兴过，而梅普斯则又恢复了那张整过容的年轻的脸。

“是嘛，我不跟你们说过了吗？”他说，“现在你可以告诉在场的先生小姐们了。那个保险柜里有一分钱吗？”

那两个调查员恨恨地瞪着他。

“我想这就表示没有吧，”他说，“只有几张保险单和股票凭证。几件珠宝，但都不贵，而且都是用纳税后的钱买给我太太的。可是那笔神秘的现金是半点影子都没有。”

“别以为你能这么简单就逃过，”其中一个调查员说，“你下半辈子就等着我们来查账吧。”

梅普斯抬头挺胸地瞪着他们。“够了，”他说，“你们搜也搜过了，我的耐心也用完了。现在请你们离开。”

我想他们不在乎那些失踪的照片，也不在乎谁杀了瓦尔第·伯金斯，或其他任何事情。如果那笔现金没了，他们也就不想多待，于是他们走了。

上楼五分钟又下楼，而且少了二十五万美元之后，梅普斯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个民间英雄，一个挺身而出对抗国家机器的小人物。迈克尔·夸特罗内告诉他说政府老是搞这种把戏，他可以推荐一个律师好好修理他们。沃利·亨普希尔说政府骚扰人民也该有个限度，他们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告诉梅普斯应该跟夸特罗内的律师谈谈。

卧室里的保险柜是空的，这一点并没让我太惊讶——毕竟，如果你没忘的话，把那个保险柜搬空的人就是我。但真正让我放下心头一块大石头的，是梅普斯放松的程度。没被国税局逮到让他过于高兴，以至于还没有机会好好想想他的钱到底去了哪儿。这说明在我拜访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打开那个保险柜，而且也说明这个计划的其他部分有成功的机会。

不过呢，首先，他想把我们都赶走。“我想谢谢大家，”他说，“感谢你们此刻的支持。不过我不想多留你们，我想各位该走了。”

“啊，我不知道，”雷说，“感觉上我们好像才刚刚热身。”

“我也承认我越来越感兴趣了，”迈克尔·夸特罗内说，“我想我们的这位朋友应该继续下去。”

我很高兴听到他称我为朋友，并暗示我也是其他人的朋友。原先我已经坐了下来，不过这会儿又站起身面对大家。“回到你身上，”我跟科尔比·里德尔说，他的表情好像期望我在这一场骚动之后会忘记他似的。“梅普斯打电话给你。他提到了钱——不管现在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然后他提到我，因为他跟其他人一样，看到了报纸上的同一篇报道。你是个学者，一个爱看书的人。我开的书店离你教什么阿里不达学的地方不远，而且——”

“阿里不达学？”

“呃，随便叫什么。反正是个什么‘学’，不是吗？”

“我教的是比较语言研究。”

“我接受纠正，”我说，“不过想一想，这样还更好。你有说各种语言的朋友，包括拉脱维亚语。梅普斯认为你可能认识我，他没猜错，不过你也认识几个拉脱维亚人，而且你知道瓦尔第·伯金斯正在追查库卡洛夫的照片。

“梅普斯想把照片拿回来。他很清楚如果这些照片落入某些人手里，‘里加黑魔鬼’会怎么对付他。他打电话给你，希望你能帮忙。你知道其中有利可图——你能感觉得到，但是你该采取什么行动？

“首先，你打电话给我。你有机会完全置身事外，所以你故意不报上姓名。你想要某本书，是个你没兴趣的作者所写的——”

“我不喜欢那些海上故事，我告诉过你的。”

“你根本就不喜欢康拉德。你曾引用《黑暗之心》里的一句话——‘可怕！可怕！’根据你的说法，可怕的是康拉德的写作方式。”

“我这么说过吗？不记得了。”

“这个嘛，我记得。你问我有没有《秘密间谍》，只因为你知道答案是有。这本书就放在你常逛的小说区中央，而且在那里有好几年了。如果你上次来过后我刚好卖掉了这本书，你就会再问另外一本。可是我没卖掉，所以你就没有问别的，于是我把这本书帮你留着。

“然后你跟伯金斯联络。你说那些照片在我手上，贴在一本名叫《秘密间谍》的书里，他只要去拿书付钱就行了。你猜我会把书交给他，他翻了书之后会勃然大怒，我便会问他区区十二美元还想买到什么，然后他会走出去，心想自己本来有机会拿到那些照片的，但现在机会却跑掉了。

“可是瓦尔第·伯金斯是个积极思考的人，诺曼·文生·皮尔会以他为荣。他买那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里头没有照片。他知道其他人也想要这些照片，知道那些人可能随时会到我店里来，所以他赶紧付钱离开。他问价格时，我说‘十三’，省掉了后面的“元”字，而他以为我连‘百’字都省掉了。当然我的意思也可能是一万三千美元，可是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所以他往积极面思考，数了十三张百元大钞，然后走了。”

“然后他们杀了他，”格雷赛克沉痛地说，“他们杀了这个好人。”

“他们，”西格丽德说，“这个‘他们’有名字吗？”

“我没办法告诉你。那辆车原先停在我店门和下个街口之间，车上至少有两个人。瓦尔第·伯金斯走出店门，车子就往前冲，然后伯金斯中弹倒下，接下来不是那个枪手就是另一个乘客抢走了他的书，书还在我当初装的那个棕色纸袋里。”

“确实如此，”雷说，“但你没讲什么新鲜消息，伯尼。谁在车上？还有那本书的下落呢？”

“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或许第一个问题也会因此变得明朗。那本书的下落呢？这个嘛，无论如何，最后书来到了这里。”

梅普斯摇摇头。“荒谬。”

“哦？真希望你帮国税局的小子们打开保险柜的时候，我就站在你旁边。不对，我不认为你会把书放在保险柜里。那是一本书，所以你会把它和其他书放在一起。大夫，你有书房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要我再说一次书名，我照办了，然后他说他有一本《秘密间谍》，已经拥有好多年了。他大学时代看的，一直留着。

“真该死，”我说，“又一个巧合。”

“的确就是如此，你去死吧。或许里德尔跟你要那本书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有一本了。全纽约这书可能有几百本。”

“难怪我那本始终卖不掉，”我说，“直到某个人突然跑来，用一千三百美元买下。你那本是多少钱买的？”

“不知道，几块钱吧。”

“我想可能还要贵一点。我想你花了一大笔钱买了这本书，不过你买的不是这本书，而是那些照片。”

我刚给了他一个出路，他就立刻抓住。“我可以证明你错了。”他说完快步穿过餐室到书房去，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本书，得意扬扬。“来，”他说，“就是这本该死的书。如果你能在里头找到任何照片——”

他翻着书，然后赫然停下。我轻轻从他手上接过那本书，翻开来展示，那是一个金发男子的头部侧面特写照片，嘴边有道疤。照片用透明胶带贴在书页上，跟其他三张我发现并展示过的一样。

“不，”他大叫，“不，不可能。”他伸手要抓那本书，可是我闪开没让他拿到。他往后退，手伸进口袋，他从书房带出来的不只是那本书，因为他的手再度出现时，握着一把枪。那把枪不大，不过指着你的时候感觉大得要命。

这把枪朝我指了没多久。“你这个浑蛋！”他叫着，指的可能是我，可是他边说着边转向科尔比·里德尔，然后开了枪。“操他妈狗娘养的。”他大喊，又朝乔基·布林斯基开了两枪，再转身想找下一个射杀的目标。

那些警察和混混们都拔出枪来，可是大家都围在一起，没有人敢贸然开枪，怕会误伤他人。“都是你起的头，”他喊着，“你这个没脑袋的婊子！”他仔细瞄准玛里索·马里斯。

此时，从马拉松选手转为武术家的沃利·亨普希尔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托钵的苦行僧般利落旋转，一个后旋踢把梅普斯手上的枪踢掉。下一个动作我没能看清楚，梅普斯就踉跄着退到客厅另一头，正好落入一名警察和两名流氓手里。那两个流氓把他打得晕头转向，然后警察给他上了手铐，雷则念了他的权利给他听。我一开始没注意听，后来发现梅普斯的权利还真多。不过，我想这些权利也帮不了他太多。

41

“谢谢，玛克辛。你真是救了我们一命，以后别问我要喝什么了，一切照旧，省得我还要费脑筋想。伯尼，举起你的杯子，我们敬犯罪。”

“还有惩罚。”我说，然后我们碰杯，喝酒。

我们在饶舌酒鬼酒吧，这是星期四晚上，说了你别惊讶，从我把许多纽约人召集到德文郡小巷那幢房子的客厅至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零一天。这不是我和卡洛琳在那天——缺乏创意的叙述者可能会称之为“命中注定的日子”——之后第一次碰面，因为我们还是照例一起吃午餐。这甚至不是那件事之后我们第一次下班后在饶舌酒鬼碰面喝杯酒。但其他夜晚不是碰面时间有限，就是有旁人在场，而午餐又不是谈这种事的好时机。要谈的话，我们手里得握着玻璃杯，而且杯子里得有苏格兰威士忌。

今晚好像是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接下来几个小时都没有事，而且看起来也不会有其他人加入。我们手上有苏格兰威士忌，如果喝光了，忠诚的玛克辛会帮我们添上。

“伯尼，”卡洛琳说，“有几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不意外。我自己也有几件事情不明白。”

“梅普斯家的客厅里发生了太多事，我勉强跟得上，但还是觉得困惑。而且那个收场的方式，有人开枪什么的，好像有很多事情还悬而未决。”

“晃来晃去的不能确定，”我说，“这点毫无疑问。”

“而且当时讲的某些事情不是真相。”

“谎言，一般人们会这么说。”

“这个嘛，我不会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刺耳。”

“可是很准确，”我说，“那天下午的信息主要分三种。一些是真相，一些是猜测的结果，还有一些就完全是虚构的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伯尼。不过现在事情结束了，我想知道纯粹而简单的真相。”

“王尔德说过，”我说，“真相很少是纯粹的，而且从来不简单。某些真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唯一能告诉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但我当然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你想从哪里开始？”

“从威廉·约翰逊，”她说，“那个外甥。说到你那些不可能的巧合。他其实没迷奸玛里索，对吧？”

“对，他当然没迷奸玛里索。他之前根本从没见过她。”

“可是她说他有。”

“她说的一定是实话吗？”

“她很有说服力，伯尼。我当时盯着她看，她眼角还含着泪呢。”

“当时每个人都在看她，”我说，“这位小姐台风很好。卡洛琳，她是个演员。她在表演。”

“呃，她唬住我了。我知道她说的不可能是真相，可是我无论如何还是相信了。一定是你教她怎么说的。”

“我去找她时，”我说，“她几乎要崩溃了。因为她所做的，不但辜负了情人的信任，还害死了四个人，包括瓦尔第·伯金斯，一个名副其实的拉脱维亚爱国志士。”

“也是一位积极思考的人。”

“没错。玛里索觉得很有负罪感，而当我建议她也许可以做一点事情来补救时，她就热切地表示想帮忙——尤其是我告诉她威廉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怎么侵犯了芭芭拉·克里利之后。我们编出一个故事，她又把梅普斯送她的那条红宝石项链给了我。”

“然后你把它放到了约翰逊的公寓里。”

“我把他丢在了巷子里，身上沾满西格丽德吐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去他公寓栽赃。”

“真不敢相信西格丽德会这么做。”

“她很机灵，”我说，“有那种一眼就看穿真相的天赋。”

“她还证实了玛里索那个迷奸的故事。她也非常有说服力，伯尼。”

“她也当过演员，即使她现在不去参加角色甄选了。我没教她，只是告诉她想要有什么效果，然后她就自己即兴发挥。不过她即兴表演得更好的那回，是把约翰逊弄出帕西法尔、丢到巷子里，好让我取得他的地址。”

“因为你得进他家里去。”

我点点头。“我在那里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得把玛里索的项链放在他接下来一两天不会发现的地方，但又不能藏得太隐秘，免得时机到来时，警察找不到。”

“结果时机很快就到来。雷在那些尸体冷掉之前就逮捕他了。”

“我不确定。在科尔比·里德尔的尸体冷掉之前，或许吧，但我有种感觉，乔基·布林斯基的身体早在梅普斯在客厅里对他开枪之时，温度就已经很低了。那个俄罗斯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冷酷的。”

“不过他穿黑色挺好的。你在约翰逊的公寓里还做了什么？”

“我找到了芭芭拉·克里利的班尼特高中纪念戒指。”

“然后拿去还给她？”

“就在前两天晚上。我得说，她很感动。”

“我相信是。玛克辛？”她指指我们的杯子，玛克辛向她点头回应，“援军马上到来，伯尼。我还有其他问题。”

“尽管问。”

“科尔比·里德尔。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跟这件事有关的？”

“这个嘛，我一直很纳闷，”我说，“他之前从不打电话来跟我订书。我很少遇到有人打电话来订一本只供阅读、而非收藏的书，而《秘密间谍》的平装本一直在再版发行，所以任何要找这本书的人都可以到附近的一般书店或上网在亚马逊订购。可是科尔比本来就是个怪人，而且我一心只注意到一连串的巧合，所以就没有对他多生猜疑。我始终没想到他跟这事有关，直到我去了梅普斯的办公室。”

“你去那里检查他的约诊登记簿，好挑个他有空的时间，安排最后那场摊牌大戏。”

“我去了以后，看了一下他的档案。我找的是库卡洛夫，也没期待真能找到什么，反正他是不会用这个姓登记的。结果当然是没找到。接下来我又查了其他几个人，唯一找到的就是科尔比。他去那里的原因就是我说过的。两年前他去切除了脸颊上的一个肿瘤。”

“那也可能只是巧合而已，不是吗？”

“是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牵涉其中。”

“是，我猜就算是巧合也没有这么长的手臂。嘿，谢谢，玛克辛。伯尼，我们总算不会渴死了。”

我喝了口酒，好确保这一点。

“伯尼，请把发生的事情归纳一下好吗？不是关于威廉·约翰逊的，那部分我都清楚了。而是其他的，有关那些照片和被杀害的人，还有一切。”

我想了想。“这个嘛，”我说，“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我猜出来的，也是警察正式报告里写的内容。还有雷认为的真相。然后还有更真实的版本，是雷不知道的。最后当然有些事是我故意引导的。”

“嗯。”

“所以你想听哪个？”

她咧嘴笑了。“全部都要，伯尼。”

“莱尔夫妇取得照片的方式，差不多就是我在梅普斯家里讲的那样。玛里索告诉了她表哥卡力斯，他就假装要找梅普斯看病，趁没人注意时偷走了那本书。他把书交给他父亲，他父亲又拿给了阿诺德·莱尔。”

“好。”

“莱尔把这事告诉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人，然后安排要把那本书卖给乔基·布林斯基。”

“你说的那本书，是指《有机化学原理》？”

“对，第二册。梅普斯把照片贴在里头。不过首先，莱尔把库卡洛夫的照片从那本书里取出来了，但他喜欢梅普斯的方式，所以就把照片贴在了另一本房东留下的书里，然后插在书架上。”

“那本书就是《七号皇家法庭》。”

“没错。之前我是说，谋杀发生后雷仔细搜查过那户公寓，找到了那本书，可是里头的照片已经不见了。”

“伯尼，即使白沙发上有一只黑猫，雷也找不到的。”

“这是官方说法，记得吧？雷找到了那本书，可是照片已经不见了。”

“谁拿走的？”

“好问题。不过首先，我们来谈那桩入室抢劫和谋杀。迈克尔·夸特罗内的手下要为入室行劫的部分负责，就像他多少承认的，虽然都是在假设的状态下。警方没法起诉他，也懒得尝试，不过他们知道是他的手下干的。而那个门卫的死则是意外。那是杀人，在犯罪行为中如果有人被杀害，就称之为杀人，即便没人愿意发生这样的事。”

“你这话一定让那个门卫觉得好过多了。”

“最后夸特罗内拿到了那本《有机化学原理第二册》，里头贴着梅普斯收藏的所有大头照，只有库卡洛夫的照片除外。夸特罗内的主要目的，是要毁掉他的良师益友‘白仔莫伦’的那几张，我猜他把其他的也毁掉了，或者打算毁掉。那些照片用来勒索可以值点钱，不过他不干持照片勒索这种事，而且他反正也不认识照片里的那些人。”

“那他的手下离开莱尔的公寓之后呢？”

“接着布林斯基和他的同伴到了那里，可是晚了一步没拿到书，也拿不回他们预付给莱尔夫妇的两万元。所以他们就射杀了莱尔夫妇，他们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不管书有没有拿到都一样会杀人灭口。我不认为乔基·布林斯基是什么好人。”

“这么一来，我就不会对他被杀感到太难过了。库卡洛夫的那些照片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我知道它们贴在里昂·尤里斯的书里，等着你发现。我会知道是因为你告诉过我，而雷会知道是因为找到照片时他就在现场。可是警方是怎么认为的呢？”

“他们认为那些照片不见了。”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

“没有人会追究细节的。或许他们撕开莱尔嘴巴上的胶带时，他把照片的下落告诉了布林斯基。”

“然后布林斯基拿走了照片，又把书放回原来的地方了吗？”

“听起来不合理吗？那你看这个说法怎么样——莱尔把库卡洛夫的照片贴在《七号皇家法庭》里，然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于是又把照片割下来。他把照片放在别处，后来给了布林斯基，希望能让那个黑衣人饶他一命。”

“这个说法好一点，不过——”

“卡洛琳，这件事根本没发生，所以‘怎么发生的’又有什么差别？有人拿走了那些照片，而不管是谁拿的，现在都不在他手上了，所以警方还在乎什么？”

“我只是好奇，仅此而已。不过我懂你的意思。”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我猜是科尔比·里德尔，还有瓦尔第·伯金斯。唔，你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梅普斯打电话给科尔比，科尔比同意帮忙，或许是为了一笔优厚的酬劳。”

“也就是钱。”

“还有什么能更讨人喜欢呢？科尔比要我替他留着一本书，然后叫伯金斯去拿。同时，一辆载满俄罗斯人的车正等着伯金斯踏出我的店门。”

“他们怎么知道要守在那里等他？”

“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消息，”我说，“或者他们知道伯金斯这个人，一路跟踪他到书店。我那天中午去你店里吃午餐时他就在人行道上等，这让杀手有时间占好位置。两个解释引向同样的结局，所以你挑哪个都行。”

“好吧。”

“伯金斯进来我店里，拿了那本书，付了太多或太少的钱，然后走出门去赴死神的约会。”

“碰上了子弹满天飞。”她说，“是俄罗斯人杀了他，对吧？”

“没错。”

“然后他们跳下车，把书拿走了。”

“对。”

“那书怎么会跑到梅普斯的书房里？”

“这个嘛，很难确定，”我说，“因为所有牵涉在内的人都死了。”

“梅普斯没死。”

“他拒绝回答问题。警方也无所谓，因为他在一整个房间的证人面前杀了两个人，证人中还包括三个警察和两名纽约律师。”

“外加一个律师助理，”她说，“还有一个纽约酒保，以及很多其他人。可是警方总有个解释吧。”

“那些俄罗斯人啊，”我说，“告诉你，他们现在比美苏冷战时期还要坏。他们杀了伯金斯，拿到了那本书，可是他们早就拿到那些照片了。他们把照片贴在《秘密间谍》里头，然后卖给梅普斯。”

“如果照片早就落到他们手里了，为什么还要射杀伯金斯呢？”

“这是个好问题。嗯——好，你看这样解释如何：科尔比和梅普斯不知道照片在那些俄罗斯人手上，所以布林斯基杀了伯金斯，抢走书，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照片到了他手上。”

“我不确定这个说法很合理，伯尼。感谢上帝，不合理也没什么大碍。不过回到梅普斯。他为什么要把那本书拿出来？他一定知道照片在书里，可是他把书打开时，看起来似乎惊讶极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承认，“他可能计划过要把照片移到别处，不知道怎么的忘了自己还没移走，或者他是打算装傻装到底。别忘了，那些照片用胶带紧紧贴在书里。你可以很快翻一下书，不一定会让人看到照片。总之他想赌一赌。如果这招不灵，好吧，他身上还带着枪以防万一。”

“或者可能是科尔比把那些照片贴在书里头的，却没告诉他，伯尼。”

我点点头。“这个说法好多了。科尔比认为他是在帮梅普斯一个忙，而梅普斯却将此当成是背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第一个射杀的就是科尔比。这样很好，卡洛琳。如果警方问我，我就把这个说法讲给他们听。不过我想警方根本不会来问我。”

“所以故事就是这样，”她说，“那些俄罗斯人把书卖给梅普斯，为了保险柜里的那些钱。但他的钱丢了，于是开枪射杀每个人，因为他眼看着自己走投无路了。”

“他原本也会射杀玛里索，”我说，“还好沃利的膝盖出了问题，改去学武术。马拉松训练在近身肉搏战里可没什么大用。”

“沃利真是太厉害了，伯尼。”她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些也很厉害。现在告诉我真正发生的事情吧。”

***

“这个嘛，”我说，“首先，照片在我手上。”

“好的。”

“当然，我是在伯金斯死后才拿到的。伯金斯是星期五死的，雷在星期天下午让我进入了犯罪现场。”

“我都忘了这段了。”

“科尔比根本不认识伯金斯。我说他认识只是胡说八道。他认得梅普斯，后来梅普斯打电话给他，向他打听一个姓罗登巴尔的书商，科尔比想确定我那天有没有开店营业，于是打电话给我，而我接起电话时，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接着，为了找借口稍后过来，他就跟我订了一本他知道我有的书。”

“因为他在常逛的那个区域看到过那本书。但如果科尔比不认识伯金斯的话，伯金斯怎么会知道那本书的事情，跑去跟你拿？”

“他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事先知情，还是没跟你要？”

“两者皆是。他知道我跟那起窃案有关——虽然我根本没有——而且他除了会积极思考之外，还有外交官员的审慎。他把身份证件和平常用的皮夹放在车上，只带着一万元和满满的自信来找我。‘我相信你有一件我要的东西。’——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就会透露更多细节。可是他不必多说，因为我够体贴，转身就拿了一本书递给他。”

“于是他就假设照片就在书里。”

“换了你不会这么假设吗？”

“我可能会翻一下确定，伯尼。”

“你本来打算要用一万三千美元买的东西，结果只花了十分之一的价钱，换作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说得没错。”

“然后他被射杀，有人拿走了那本书。”

“结果书里没有照片。”

“当然没有。他们看到他走出我的店门，就以为他有那些照片，因为他去那里还能有什么目的？所以他们开枪杀了他，拿走了他带的书，结果那只是一本康拉德的小说，甚至不是初版书。”

“所以是俄罗斯人拿走了那本书。”

“或许吧。”

“或许？这是什么意思，或许？”

“我想开车的可能是个俄罗斯人，”我说，“开枪的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但我觉得车上有第三个人，而且那个人就是科尔比·里德尔。”

“坐在一辆谋杀汽车里。”

“我是这么猜的。他看到那本书，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把书带回家，或带去办公室，翻阅后确定里面没有照片。然后他把书拿到梅普斯的办公室让梅普斯看，碰到这样的麻烦，他对梅普斯深表同情。‘这个给你，’他告诉梅普斯，‘你或许愿意留着这个该死的玩意儿，当成纪念品。’”

“然后梅普斯把书带回家了吗？”

“放在他书房的桌上，我是在清空他的保险柜那一夜发现那本书的。”

“于是你把书带回了家。”

“当时我觉得好像做错了，”我说，“可是我发现书在那里实在太震惊了。上一次我看到这本书，是有个人从一个死掉的胖子手上抢走，原因我完全无从猜起。结果现在书在这里，就在梅普斯的书桌上。”

“天哪，他竟然都没发现书不见了吗？”

“他怎么会发现呢？那只是一本旧书，根本没有价值。他一开始就该丢掉的。他留着书，但不表示他打算阅读。他把书随便扔在书桌上，除非刻意去找，否则根本不会注意到书不见了。”

“可是他有可能注意到，伯尼。”

“我知道，”我说，“我也很担心这点，不过只有一点点担心。因为上星期一——虽然当时已经是星期二凌晨了——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开车到河谷区，再度进入他家。”

“从牛奶滑道进去。”

“别提醒我。这回比较顺利，也许我瘦了一两磅，也许是这回比较熟练了。我身上带着那本书，而且已经都安排好了，把照片贴了上去。我本可以就扔在他桌上，不过我不希望他没事拿起来翻，所以就在他的书架上找了个位置。那本书的书脊是黑色的，你不会立刻注意到，不过仔细找就能找着。如果他知道那本书不见了，唔，那可能就很棘手了，但他带着国税局官员看过空的保险柜下楼来之后，我就知道不必担心了。他的反应显示他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些钱不见了。这表示他也不知道那本书不见了，因为如果他发现有东西遗失，应该首先去检查保险柜，看有没有丢东西。”

卡洛琳接受了这些说法，又多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尽力回答了。然后她指出雷早知道那些照片在我手上，所以他当发现照片贴在那本书上，书又到了梅普斯的书架上时，会怎么想？

“雷是个实际的人，”我说，“他不像你想得那么蠢。”

“那当然，伯尼，不然他就会因为忘了呼吸而翘辫子。”

“他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思考，”我说，“他知道我有那些照片，如果他仔细想想，就会纳闷那些照片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我又怎么会知道？以及其他很多问题。可是他期望我做的，就是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我也办到了，所以他也不打算问我那只兔子的父亲是谁，或者我那顶帽子是多少钱买的。反之，他全神贯注于这个事实：他逮捕了一个被媒体封为‘默里山迷奸大盗’的家伙，同时还破了一个重案组从他手里硬抢走的大案子。”

“所以他立功了。”

“一枝独秀。”

“我可以损他几句的，”她说，“可那只会显得我是个小气的人，所以我就放在心里吧，你猜怎么着？我很高兴雷立了功。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干得不错，不是吗？”

“我的救命基金补足了。钱放在银行保险箱里，而且昨天我才跟一个木匠说好，他会帮我做一个暗层，跟夸特罗内的手下毁掉的那个一模一样。”

“而且你还交到了一个女朋友。”

“说来奇怪，还真交到了。我还不必担心如果她发现我是个小偷会怎么想，因为她已经知道了。”

“她不会觉得困扰吗？”

“早晚会的，而且这段关系早晚会结束。不过目前为止，她觉得可以接受。”

“我真为你高兴，伯尼。她人真的很好。”

“蕾西也是。”

“是啊，”她说，笑得很开心，“我们都做得很不错。我在银行有个保险箱，里面塞满了钱，外加一个很完美的女朋友，她觉得我也很完美。”

“我想你们眼下还不会有LBD的问题。”

她脸红了，她不太常脸红的。LBD是Lesbian Bed Death（女同性恋性生活死亡）的缩写，是一个新创出来的词，用来描述许多女同性恋的长期关系到了一种奇特的无性生活状态。我觉得异性恋伴侣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不会想出一个俏皮的名字去形容，就直接称之为婚姻。

“我还以为马丁和玛里索会复合，”她说，不露痕迹地改变话题，“不过我想他们之间已成往事了，对吧？”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迈向新的人生。而且要找到新的方向并不难。玛里索这阵子经常跟沃利见面。”

“我想女人很难抗拒一个刚救了你性命的人。”

“男人也很难抗拒刚被自己救了性命的人，尤其是被救的人长得像玛里索那样。这让他忘记了对那个华人女服务员无可救药的迷恋，现在他不会成天泡在那个该死的茶艺馆里了。”

“很好。”

“而且他也在继续练习武术，这点也很好。不太妙的是，他开始学拉脱维亚语了。”

“为什么？玛里索的英文讲得很好啊。”

“我知道，”我说，“沃利也知道。只不过他就是这种人，前两天他还祝福我Dauds laimis jaungada，意思是‘新年快乐’。”

“真的？拉脱维亚的新年是哪天？”

“一月一日，奇怪吧，所以他早说了八个月。”

“或晚说了四个月。”

“哎呀，他很快乐。同时，马丁和西格丽德也快乐无比。他是那种她向往已久的已婚老男人，而她则是人人向往已久的金发美人儿。”

“我也向往，伯尼。但我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这是你邀请他们去河谷区的原因吗？因为你觉得他们是天生一对儿？”

“这个嘛，我得找西格丽德来证实玛里索的迷奸说法。另外我觉得马丁有资格去看看那个带屎的下场。不过没错，我心里是有点觉得他们两个可能会一拍即合。”

“真是完美的结局。”卡洛琳说，叹了口气，然后伸了个懒腰往后靠去，“伯尼，照片。那些照片怎么样了？”

“你看到了，就在《秘密间谍》那本书里。”

“没错。可是梅普斯和约翰逊被警方抓走之后呢？”

“哦，”我说，“这个嘛，算是被我拿走了吧。”

“算是？什么意思？”

“没人注意的时候，”我说，“我拿了那些照片。否则接下来它们就得在纽约警察局的证物室待上五十年。”

“你想留着当纪念品吗？”

我摇摇头。“我已经给别人了。”

“你给别人了。慢着，让我猜猜。你给了那个拉脱维亚大使馆的小个子男人。”

“格雷赛克先生。”

“所以他们最后会逮到‘里加黑魔鬼’。”

“他们会去尝试。他的求生本能好像很强，不过他们动力十足。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哦，”她说，身体往后靠去，像猫似的伸了个懒腰，“天哪，看看几点了。我想我们不必再多喝一轮了，对吧？我们已经喝了两轮了。”

“三轮。”

“真的？真的是三轮？”

“恐怕是。”

“真好笑，竟然会算错。三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但我想你大概会告诉我。”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喝完了两杯，”她说，“然后又喝了第三杯。”

“那又怎样？”

“两杯酒，然后是一杯。”

“所以呢？”

“所以一杯酒好像不够，不是吗？因为你知道我说过的那个理论，没有人只喝一杯酒的。”她挥挥手，弯起一根手指，“玛克辛！”

版权信息

书名：别无选择的贼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王凌霄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133-3168-5

献给史蒂夫和南茜·施韦纳尔

1

九点钟刚过，我提起布鲁明戴尔百货店的购物袋，跟着那个长着一张马脸的金发高个子走出门外。他手里拎着一个扁扁的公文包，扁得似乎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如果你见到他，会以为他是个很时尚的模特。他的外套是时髦的苏格兰格子面料，头发比我的略长，但是经过精心打理，可比我的有型得多。

“又见面了。”我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睁眼说瞎话，“看来今天天气还算不坏。”

他微微一笑，完全相信我是他的邻居，我们经常会聊上两句。“不过，傍晚却起风了。”他说。

“的确是有点风。”反正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全力附和。他表情庄重，朝六十七街的东边走去。正合我意。我刻意接近他当然不是想和他打场手球，也不是想套出他发型师的名字，或是跟他交换烤饼干的配方。我是要用他做掩护，遮住门卫的目光，帮我蒙混过关。

让我觉得有点麻烦的门卫就站在这幢七层楼房的入口，在过去的半小时里，他和他身后的建筑物一样一动不动。我给他那么多机会开小差，他都不知道利用。现在我只好硬生生地从他身边走过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麻烦。但是跟我琢磨出来的其他方法相比，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否则，我就得绕着这个街区走一圈，先混进旁边的公寓，再钻进我想进入的楼房，爬上烟囱，像鸟一样扑到防火逃生梯上，手里拿着手电筒，在地下室的铁格子或是一楼的窗子边闯出一条生路。这种做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何必如此？欧几里得的简单原则在这里最适用：进入公寓最短的路程，就是——走正门。

我真希望我的金发高个子朋友是公寓楼的住客，如此我们便可以边走边谈，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厅，上到电梯。可惜我的运气没那么好。在我确定他会一直往东走之后，便对他说：“我得在这儿上楼了。希望你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意做得顺利。”

这句话应该会让他糊涂一阵，因为我们的对话中根本没谈到地点，也没提做生意的事情。他一定以为我认错人了，不过，反正也没什么关系。金发高个子继续往东，前往麦加；而我往右转，走进巴西，朝门卫的方向胡乱地点点头、笑了笑，再跟身边的灰发女人——她下巴的尺寸绝不是个传统的数字——咕哝了声“晚上好”，她那只小约克夏在我的脚后跟咕咕直叫。我故意昂首阔步地朝电梯走去。

我来到四楼，张望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楼梯间，往下走了一层。这是我的习惯，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养成的。我想可能是哪部电影里有人这么做过，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很浪费时间，而且电梯里并没有服务员。你的确应该知道楼梯间在哪儿，以备不时之需，但好像用不着自己这么楼上楼下地跑一趟。

我走到三楼，在楼房的前半边找到了我的目标——三一一房。我在门前站了好一会儿，侧耳倾听，然后使劲按了一下门铃，静静等待了三十秒，接着再按了一次。

我可以保证，等待三十秒绝对不是浪费时间。美国五十个州免费提供吃的、穿的和住的给那些不按门铃的粗心汉。不过单单按那个烂玩意儿是不成的。回想两年前，我在公园大道公寓里相中了一对人缘颇好的夫妇，他们姓桑多瓦尔。我拼命按他们家的门铃，按到手酸，结果直接进了牢房，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门铃坏了。桑多瓦尔夫妇在屋角的餐桌边，美美地享用着刚烤好的英国松饼，而我——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不久便被关进了铁窗深锁的牢房。

这次的门铃是好的。第二声跟第一声一样，没有得到回应。我把手伸进大衣——去年的款式，橄榄色，不是时髦的苏格兰格子花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包，里面有好几把钥匙，还有几件用德国精钢铸成的小巧工具。我打开皮包，敲敲门表示祈福，然后便开始工作。

有件事很有趣。你住的地方越豪华、房租越贵、门卫越精明，哈，你的公寓就越容易被侵入。如果住在地狱厨房 [1] 那种楼房的一楼侧翼，不用进到大堂就可以出入房间，房客就格外紧张，除了加上好几道防盗锁之外，还要外加一道西格尔警察锁以求心安。住在那里的人都相信小混混随时会破门而入，力气大的说不定连锁头都能扭掉，所以绝对不会嫌麻烦。但如果住处富丽堂皇，足以使顺手牵羊的人望而却步的话，多数的房客就会使用房东提供的门锁。

这个房东用的是雷布森牌门锁。倒不是说雷布森锁很糟糕，其实它很难开，只是不巧，我偏偏是个高手。

我猜我开这道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可长可短，可能转瞬即逝，也可能性命攸关。一个小偷把开锁工具插到钥匙孔里，想进入一间显然不属于他的房间，一分钟算是很长的了。在这六十秒里，走道上任何一扇门都可能打开，然后走出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质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我用我那些小巧的精钢工具，十指如飞，钩动了锁里的倒钩，机关一转，紧扣的钩子便松脱弹了开来。我喘了一口气，屏住呼吸，然后又深吸一口气。我把小钩子往里面伸了一点，钩开门锁，听到了“咔”的一声，心里漾起一阵兴奋，这有点像坐过山车，也有点像性高潮。具体怎么解读，请你随意。

我扭开锁头，把门往里推开半英寸，感觉血往上涌。你永远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这会让你兴奋，也会让你害怕。不管你积累了多少经验，这个时候心里还是会一阵寒战。

锁一旦打开，就不能像老太太下游泳池那样一寸一寸地挪了。我把门一推，闪了进去。

房间里一片漆黑。我关上身后的门，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形手电筒，把室内照了一圈。窗帘拉上了。这就是屋内伸手不见五指的原因。现在就算我把电灯打开，对面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我在里面。三一一房正对着六十七街，但有了这层窗帘，就像有了一堵墙一样。

我打开门边的开关，两盏桌灯亮了起来，灯罩上有类似毛玻璃的装饰，颇有几分颜色多变的蒂芙尼风格。看起来好像是复制品，但我却很欣赏。我开始打量这个房间，不慌不忙，细细感受。这是我的习惯。

房间很舒适，也很宽敞，大约有十五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光亮的深色橡木地板上，铺了两块东方地毯，一块来自中国，另一块产于布哈拉 [2] ，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我想我应该多多研究地毯，可老抽不出时间，可能是因为它们偷起来太麻烦了。

我很自然地走到书桌边。这是一张十九世纪的橡木书桌，巨大而沉重，桌面可以收起。我最喜欢这样的桌子，平时见到一定会忍不住走过去仔细端详，但是，我这次闯进公寓里，却是想拉开它的抽屉，找出里面的暗格。这是那个眼神游移、身材臃肿得像个梨子的人告诉我的，而我又凭什么怀疑他的话？

“那里面有张大桌子，很有些年头了。”他说，巧克力色的眼睛看着我的肩膀，“这种书桌叫作伸缩书桌，因为桌面是可以收卷起来的。”

“这名字取得不错。”我说。

他没搭理我。“你一走进房间就可以看见，那张桌子就像个神龛一样。盒子就放在桌子里面。”他举起小小的手，比画了一下，“大概这么大，跟雪茄盒差不多。也许大一点，也许小一点，我管它叫雪茄盒，是蓝色的。”

“蓝色的。”

“蓝色的皮革。盒子应该是木质的，只是外面裹了一层蓝色的皮面。皮面之下是什么质料倒不要紧，重要的是盒子里面的东西。”

“盒子里面是什么？”

“那不关你的事。”我看了他一眼，正想问他我们俩谁是阿波特，谁是科斯特洛 [3]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盒子里面的东西对你来说是五千美元。几分钟的工作可以换五千美元。至于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坦白说吧，盒子是锁着的。”

“我明白了。”

他的目光从我左肩的上方移到我右肩的上方，然后停在我的眼睛上。他眼神闪烁、轻蔑无礼。“那几道锁，”他说，“对你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锁，对我来说很要紧。”

“总之盒子上的锁不用打开。”

“我明白。”

“打开真的很不明智。你把盒子交给我，拿走尾款，这样大家都高兴。”

“哦，”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

“你在威胁我，”我说，“真有意思。”

他睁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威胁？别用这个字眼，兄弟，建议和威胁是完全不同的。我怎么会威胁你呢？”

“我根本没想打开你的蓝皮盒子。”

“外面裹着皮而已，不是皮盒。”

“对。”

“这其实没什么区别。”

“几乎没有。什么样的蓝色？”

“嗯？”

“深蓝，浅蓝，知更鸟蛋般的蓝，普鲁士蓝，钴蓝，灰蓝……到底是哪一种蓝色？”

“有什么不同吗？”

“我只是不想错拿了别的蓝盒子而已。”

“那倒不用担心。”

“你这么说就行。”

“把那个蓝皮盒子拿给我，别打开。”

“知道了。”

这次谈话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去想到底要不要打开那个盒子。我太了解我自己了，每一道锁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越是刻意不去打开，那道锁的吸引力就越大。

何况我已经不是孩子了。如果你已经被关过两次，判断力也应该有所提高。打开那个盒子似乎只有危险，无利可图。

不过在为这个问题烦恼之前，我得先找到那个盒子，在找到盒子之前，得先打开书桌的抽屉。但我还没打算动手干活。首先，我要感受一下这个房间。

有些贼和恋人一样，只是想进去再出来。有些贼则喜欢追寻房间主人的心路历程，感受房间摆设传递的信息。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全身心投入周遭的环境，想象我如果是这里的主人会过怎样的日子。

我现在就把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变成了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内心的小城。我坐进宽敞的安乐椅中。这把椅子背后有羽翼状的装饰，用墨绿色皮革裹住。我把腿往脚凳上一放，神态悠闲，开始打量我的新生活。

墙上挂了好几幅画，画框隐隐泛着金光。其中一幅是风景画，画风颇似透纳 [4] ，但画技显然逊色不少。两幅岁月悠久的素描被装进恰到好处的椭圆形画框——一男一女在一尘不染的壁炉前深情相望，若有所思。他们是弗兰克斯福德的祖先吗？或许不是，但他会想象他们是吗？

没关系，我就认定他们是我的祖先，凭想象胡乱编个故事。壁炉里应该有火，暖融融的。我拿了一本书、一个杯子，坐在摇椅上，一条狗依偎在我的脚边。应该是那种大狗，上了年纪，不大会叫，也不莽撞。也许毛绒狗玩具最适合现在的情境……

书。我身边有盏落地灯，灯光的高度恰巧适合阅读。身后的墙壁前是一排排的书架和装满书的箱子。椅子的一边是个可移动的书架，我坐在椅子上伸手可及，另一边是张矮桌，上面有个装香烟的银盘和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

好吧，我坐在这里读了很多书，是那种很有品质的好书，不是流行的快餐垃圾。也许架子上那些真皮装订的书不过是摆摆样子，书页还没有裁切开。如果我真的住在这儿，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要在手边放两个凸肚酒瓶，一瓶装白兰地，一瓶装上好的红酒。只要把香烟盘丢掉，就有地方可以放酒瓶；烟灰缸可以留着，我喜欢它的大小和式样。我也许会重拾烟斗，以前我总是被烟斗烫伤舌头，时光流逝，智慧增长，说不定我可以想出解决方法。我把脚往脚凳上一放，翻开手上的书，白兰地和红酒触手可及，壁炉中火光摇曳，满室生春……

我花了好几分钟遐想，琢磨着我搬进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之后会过怎样的日子。我知道做这种事很蠢、很孩子气，也很浪费时间，但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可以让自己不那么紧张。我每次闯空门，心都悬着，连气也喘不过来。胡思乱想一下，会让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哪怕只是轻松一下，似乎也很有帮助。我依然不明白最初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为什么会保持这个习惯。

我其实没浪费多少时间，因为我戴上橡胶手套开始工作之前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是九点十七分。我用的橡胶手套很紧、很服帖，就是医生用的那种。我在手套的手掌和手背之间割了两个开口，以免汗出得太厉害。跟其他的橡胶紧身制品一样，这种手套不会影响你的敏感度，而且能让你心里踏实很多。

这张书桌有两道锁。第一道锁锁住了那个可以收卷起来的桌面，另一道锁住了右手边的第一个抽屉，只要将它打开，其他抽屉也会应声而开。我觉得可以找到钥匙——很多人喜欢把抽屉的钥匙放在书桌附近——不过，用我自己的工具开锁更简单，也快得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打不开的书桌锁。

这两道锁也不过如此。我把桌面推开，开始研究里面的东西——一格一格的，这里一个小抽屉，那里一个小暗格。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是处理琐事的好办法。我一直觉得把零碎物件到处藏，还不如把它们全放在一个箱子里，想要的时候再去找。但我想这世上有很多人相信每样东西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应该井井有条地各归其位。有人把鞋柜里的鞋按照高矮排好，有人每三个月换一次轮胎，还有人会每周固定一天剪指甲。

他们会把指甲刀放在哪里呢？一定是规规矩矩地放在抽屉的某个格子里吧。

蓝盒子没放在桌面底下。我那个身材像梨子的顾客比画得很清楚，盒子不可能塞到某个暗格或是小抽屉里去。我打开锁，把扣住下面抽屉的暗扣松开，先抽出右边最上面的抽屉。大部分人会把珍贵的物品藏在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找，却找不到那个盒子。

我翻抽屉的速度很快，但也不至于快得失去头绪。虽说尽早脱身总是对的，可眼睁睁地看着公寓里的财物从眼前溜过，这实在不是我可以容忍的损失。许多人把现金放在家里，也可能是旅行支票、珍奇钱币、可以轻易变卖的珠宝，或是别的可以放进购物袋的好东西。交货之后，我可以收到四千美元的尾款——一千美元的预付金现在正鼓鼓地塞在我的裤子后口袋里——不过，外加点红利也不错。这套公寓的主人绝对不用愁他的下一餐在哪里。如果运气好，五千美元甚至会让我明年所有的生活开支都有着落。

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想干活儿。我也知道这不好。但活儿干得越多，被抓的机率也越大。空门闯多了，迟早会被发现。只要被抓到一次，接下来你就会连续被捕。一年做个四次五次，或者六次，也就够了。几年前我不是这么想的，也许我还想证明什么吧。只要还活着，就会学乖，人生通常就是这么回事。

我尽快翻了一下抽屉，从这一边搜到那一边，只找到一些文件、账本、相册、几串好像什么都开不了的钥匙、一本面值三分钱的邮票——还记得那东西吗——一只小孩用的毛手套、一副你妈会叫你戴上的那种耳罩、一个一九四九年水牛城海上信托公司印的万年历和一本跟扑克牌差不多大小的钦定版《圣经》 [5] 、一副和《圣经》差不多大小的塔里-荷扑克牌、一沓里面可能还有信的信封、很多张用旧橡皮筋捆着的、用过被退回的支票——大概包括过去二十年来所有的票子，还有一大堆回形针，多得可以串起来给小孩跳绳玩，说不定连大人都可以……此外，就是一张来自沃特金斯·格伦 [6] 的明信片。几支钢笔、圆珠笔，还有一大把铅笔——笔尖全都断了。

没有值钱的钱币，没有现金、旅行支票、记名债券、股票、戒指、表、宝石——不管是打磨过的还是没打磨过的，不过这里倒有一块挺雅致的石木，镶在厚木板上，可以做镇纸。我也没翻到金条、银链，连比三分邮票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天哪，更惨的是我也没找到蓝盒子，别说是镶皮的，连个盒子都没有。

妈的。

我当然不高兴，但也不紧张。我撑直身体，轻叹一口气，寻思着弗兰克斯福德把威士忌放在哪里。此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一向滴酒不沾，但一转念又想到了放在银盘里的香烟，只得再次提醒自己很多年前就戒烟了。我又叹了口气，还是再看一遍抽屉吧，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就算是雪茄盒般大小的东西也很有可能看漏。我瞥了一眼我的表，还差二十三分就十点了，我想我在十点前离开为好，最晚也不能超过十点半。再把抽屉搜一遍，然后就去起居室，看看有没有别的可藏东西的地方，如果还有必要，再到其他房间转转，之后就该说再见了。我朝微微冒汗的手掌吹了口气，想凉快一下，可是裹在橡胶手套里的手掌一点都感觉不到。我正想叹第三口气，却听到了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顿时僵立住没动。

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应该在十二点左右才会回来，大个子说得很清楚。

同样，蓝盒子也该在抽屉里才对。

我转向门边，屁股抵住桌子。我听到钥匙转动，扣环被挑起，然后弹簧门把被扭开，随即是一阵死寂。门向内推开，两团蓝影倏地闪了进来。两个男人拿着两把枪，枪口对着我。

“别紧张。”我说，“只有我一个人。”

[1]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指纽约曼哈顿一个犯罪率极高的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2] 布哈拉（Bokhara），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一个地区，以地毯闻名。

[3] 阿波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是一九四○到一九五○年间好莱坞著名的喜剧搭档。

[4] 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风景画和水彩画家，代表作包括《严寒的早晨》、《渡过小河》等。他终身未娶，对私生活讳莫如深，行为孤僻。

[5] 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简称KJV），是《圣经》的诸多英文版本之一，于一六一一年出版，由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译。钦定版《圣经》不仅影响了随后的英文版《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也很大。为了让更多未受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也能知晓“上帝的旨意”，该部《圣经》的总词汇量只有八千个常用的英语单词，十分容易理解。

[6] 沃特金斯·格伦(Watkins Glen)，纽约西部的度假胜地，有壮观的峡谷和瀑布。

2

第一个进来的警察我不认识，那是张年轻的新面孔，不过我认识他的伙伴。这个长着一头斑白灰发、长鼻子、体格壮硕的家伙叫雷·基希曼，好像在他们还用毛瑟枪的时代，雷就在纽约当警察了。几年前他抓到过我，那时他还算讲理。

“好家伙。”他把枪放下来，另一只手按住他的伙伴，以示安抚，“这不是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纳德吗？把枪放下，罗伦。伯尼 [1] 从不会跟人动粗。”

罗伦把枪放回枪套，挤出几立方英尺的空气。别以为进门紧张的只有盗贼这样的可怜虫，老到的雷刚才是叫他的伙伴先跨进门槛的。

我说：“嘿，雷。”

“好久不见了，伯尼。跟我的新搭档打个招呼吧——罗伦·克莱默。这位是伯尼·罗登巴尔。”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还伸出手要跟他握手。罗伦有些困惑，盯着我的手看了半天，还慌张地摸了摸他腰间的手铐。

雷笑了。“行了，”他说，“没有人会铐伯尼的，他不是那种你会在街上碰到的疯狗，罗伦。他是这行里的高手。”

“哦。”

“关上门，罗伦。”

罗伦把门关上了——却没有锁——我觉得轻松了不少。这样的话就不会引来太多的注意，也不会有邻居在走廊上张望。我现在只希望今晚剩下的时间，能在自己的屋顶下度过。

我很客气地开了口：“我没想到你在这里，雷，你常来吗？”

“好小子，你啊。”他微笑着说，“年纪大了，手脚没以前利落了吧？知道吗，我们的车就在附近，有人报了案。有个女人说她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你以前的动作不是轻得和老鼠一样吗？你多大年纪了，伯尼？”

“四月份满三十五，怎么了？”

“金牛座？”这是罗伦问的。

“五月底，双子座。”

“我太太是金牛座。”罗伦说，他从皮带上把警棍取下，不住地在手掌上敲打着，啪啪作响。

“怎么了？”我又问了一句。这句话让情况变得有点混乱。罗伦跟我说，他太太生在那个月份，所以是金牛座；可我其实是想知道雷问我的年纪干什么。雷的表情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话题是他挑起来的。不知道罗伦在想什么，才会有这番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

“你年纪大了，所以没那么灵巧了。”雷解释说，“弄出声音吵了别人，这不像是你。”

“我从来没有弄出声音过。”

“今天却失手了。”

“今天也没有。我刚到这里。”

“什么时候到的？”

“不知道，几分钟之前吧。十五到二十分钟。雷，你确定没走错房间吗？”

“我们捉到一个贼了，不是吗？”

“那倒是。”我承认道，“但是，报案的人说得很清楚吗？三一一房？”

“没说房号，只说公寓右前方，那不就是这一间吗？”

“很多人是分不清楚左右的。”

他看着我。罗伦还在玩警棍，不断击打他的手掌，然后想用一个潇洒的动作挂回腰际。他的警棍上有个钩环，可以挂到皮带上。但钩环太长了，罗伦不留神把警棍掉在了中国地毯上，还弹了一下。罗伦连忙去捡警棍，雷转头看了一下，眉头紧皱。

“这比我整个晚上弄出来的声音都要大得多。”我说。

“喂，伯尼——”

“他们会不会是说楼上的房间？也许报案的女人是英国人，英国人对楼层的说法跟美国不一样。他们管一楼叫底楼，所谓的三楼可能是从底楼往上数三层，应该是我们的四楼，而且——”

“哦——”

我看着罗伦，接着把目光转向雷。

“你是怎么了？疯啦？要我宣读你的权利，然后你才会觉得你是在犯罪现场被逮到的现行犯吗？你在想什么呢？伯尼——”

“我刚刚到这里，而且没有弄出任何声音。”

“那就当是隔壁的猫撞倒了架子上的东西，吵了别人，不过我们运气好，歪打正着抓到了你。这里不就只有你和我们吗？”

“对。”我笑了，笑里带着深深的懊恼，“你的运气真好。好了，我今天晚上收获不错。”

“是吗？”

“很不错。”

“有意思。”雷说。

“你的钥匙是从门卫那里拿的？”

“是啊，他放我们上来的。我们跟他说他应该谨守岗位。”

“所以除了你们俩，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他们俩对看了一眼。这两人对比强烈，雷衣着邋遢，年轻的罗伦制服笔挺，熨烫整齐。“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这是个不错的业绩。我跟罗伦最近想搞点成绩，说不定升迁有望。”

“算了吧——”我说。

“不可能吗？”

“别胡扯了。你们又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只不过有人觉得有点声音，你们便上来看看。谁会为了这种案子，把勋章别在你们身上？”

“这话说得透彻。”雷说，“你怎么想，罗伦？”

“这个嘛——”罗伦又开始玩警棍，他的牙齿轻轻咬住下嘴唇，若有所思。警棍上满是刮痕，陈旧不堪，和他那一身鲜亮的衣着很不协调。我觉得这棍子一定常常掉在地上，才会磨损成那个样子，而且是掉在比中国地毯更粗糙的表面上。

“你有多少收获，伯尼？”

讨价还价是没用的。我刚赚了一大笔，一千美元，而且全都在身上。裤子左后口袋里的十张一百美元钞票，是今晚行动的预付款。如果把钱给我的警察朋友，那就是不赚不赔，最多就是白花了出租车费和两个小时而已。倒霉的是我那位眼神闪烁的朋友，一千美元算是打水漂了。

“一千美元。”我说。

我盯着雷·基希曼的脸。他想要再多一点，但好像相信我已经和盘托出了。更何况事实就是事实，这笔钱只要分成两份，无论如何也是很不错的外快了。

“是很不错。”他承认道，“在你身上吗？”

我把钱掏出来交给他。他把钱摊成扇形，用眼睛点了点，尽量不做得太明显。

“你没拿这里的东西吧？伯尼，如果我们汇报说这里没人，然后屋主又报案说有东西不见了，我们就会很难堪。”

我耸了耸肩。“你可以说在你们赶到之前，我就已经不见了。”我说，“不过不用那么麻烦，雷，我没找到什么可偷的。我刚到这里，除了这张桌子什么也没碰过。”

“我们可以搜他啊。”罗伦建议道。我和雷都瞪了他一眼，目光冷峻，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嘛。”他说。

我问他是什么星座的。

“处女座。”他说。

“应该和金牛座相处得不错啊。”

“两个都是土象星座，”他说，“都很稳定。”

“应该是这样。”

“你对星座也有兴趣？”

“一般而已。”

“谈起星座，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聊很久，雷是射手座的。”

“哦，好了。”雷又看了一眼钞票，微微耸了耸肩，很快地把钞票折好，替它们在口袋里找到一个舒适的家。罗伦瞧着他，眼神不无疑惑，他知道他也会有一份，但总是——

雷开始咬指甲了。“你是从哪里混进来的？逃生梯？”

“前门。”

“从前门大摇大摆地进来？这些门卫还真能干。”

“这幢公寓很大。”

“也没有那么大吧。不过，你看起来的确有模有样的，干净整洁，还有那身衣服，确实像个东区人。”我住在西区，平时都穿牛仔裤。“我想你还提着公文包吧？”

“没有。”我指了指我的购物袋，“只有这个。”

“比公文包还好。你就拿着购物袋再从前门出去吧。等一等，”他的眉头皱起来了，“我们先走，我更喜欢这样，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俩在这里折腾了那么久，啰里啰唆的。不过，你别在我们走了之后又偷鸡摸狗。”

“这里有什么好拿的？”我说。

“我要你亲口承诺。”

我强忍笑意，严肃地说：“我保证。”

“你过三分钟再走，不要再回头，也别在附近闲晃，伯尼。”

“不会的。”

“那好。”雷说着转身往门口走去，但是罗伦·克莱默却说他要去上厕所。“天哪！”雷说。

罗伦说：“伯尼，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这下被你问住了。”我说，“还真不知道。”

“啊？”

“我没离开过这张桌子。”我说，“我想厕所应该在后面吧。”

罗伦到后面找厕所去了，雷站在原地不住地摇头。我问他跟罗伦搭档多长时间了，他说：“太久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不是个坏孩子，伯尼。”

“就是好像好得过头了。”

“只是真他妈的笨啊，一天到晚扯什么星座，差点没逼得我撞墙。算星座能算出个什么名堂？”

“也许吧。”

“就算很准又怎么样？谁管他太太是不是金牛座的，只要知道她是个美女不就够了？可是罗伦就是会把你问到没话说，就跟你刚才说‘你问住我了’一样，这白痴就是有这种本事。”

“我也有这种感觉。”

“他倒有个好处——很讲道理。脑筋还算清楚。起初他们把这个古板的家伙分给我做搭档，害得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你知道吗，他连喝咖啡都自己付钱，不过还好，人家把钱放在他手里时，他至少知道把手掌合起来。”

“这就谢天谢地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算了，至少他很在意油水，不过他一拿回家，我猜他太太就把它花了。你觉得金牛座是不是就是这种个性？”

“这得问罗伦。”

“他可能会告诉我。你得忍受听一大堆的蠢事来交换那一点点理性，这就是我对他的批评。他总算没被那根警棍折腾死，一天到晚从皮带上掉下来，落在地上。伯尼，把你的手套脱掉。”

“啊？”

“橡胶手套。你总不想戴着那玩意儿上街吧？”

“哦。”我说着连忙把手套摘掉。在公寓的深处，罗伦咳了一声，好像又掉了什么东西。我把手套塞进衣服口袋里。

“都是做你们这一行的工具。”雷说，“天哪，我老是跟行家打交道，像你这样的家伙。今天晚上遇到你，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我叫门卫一块儿进来，这事就压不下来了，这样钱虽然赚不到，但至少我遇到的还是行家。”

某个地方传来厕所冲水的声音。我强忍住冲动，没看手上的表。

“你应该觉得很安心，”他还在说，“知道我的意思吧？比如今天晚上，我们从大门走进来的，当时并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

“我知道你的感觉。”我肯定地说，同时眼睛在搜寻我的购物袋。我的眼神跟雷的目光一撞，不由得朝他那个方向看去。罗伦在远处出现，嘴巴张得像荷兰隧道 [2] 一样大，脸色苍白得好像戴了手术面罩。

“在……”他说，“在……在……在卧室里！”然后他一口气说出一长串话，“我从厕所出来，走错路了，进了卧室，里面有个人，死了，头被打破了，到处都是血。血是温的，尸体也是温的，太可怕了。天哪，我就知道不能相信双子座的人，他们总是说谎。哦，我的天哪——”

他“砰”地一声摔在地上，这次倒霉的是那块布哈拉地毯。

雷和我互相看着。

刚才还谈到了行家。忽然，我们俩都慌了神。他站在那里一脸阴沉，没拔枪，没来抓我，动也没动。大家都说警察没用，现在他就是那副德行。而我却变得像没头苍蝇一样，性情大变。一时之间，我们俩都预料到了蕴藏在我体内的爆发力。

我突然袭击了他。雷一脸错愕，惊讶得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我狠狠地把他撞倒在地，没时间回头看他究竟倒在了什么位置，夺门便跑。我用力带上门，向右冲进楼梯间，连跑带跳地下了两层，冲进大厅，速度惊人，奋不顾身，简直将生死置之度外。

门卫依旧亲切有礼，替我开了大门。“我圣诞节的时候再找你算账！”我叫道，但并没有停步，也没等他做出任何回应。

[1] 伯尼（Bernie）是伯纳德（Bernard）的昵称。

[2] 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纽约市哈得孙河中的双向隧道，因解决了长隧道的通风问题而成为著名的工程。

3

幸好人行道上没什么人，否则我肯定会跟什么人撞个满怀。我用跑垒的速度一口气冲到街角，左转上了第二大道。这时我冷静了一点，急促的喘气把让人濒临崩溃的恐惧带走了。我放慢脚步，但行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就算在纽约，如果你在街上跑，照样会有人瞪着你看。他们也不会怎样，但只要有人看我，我就会觉得紧张。

我快步走过一排房子，伸手招了一辆向南开的出租车。我说了我家的地址，司机转了几个弯，转向北驶去，但这时我又改变主意了。我住的地方在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之间，居高临下，天气晴朗的时候——最近常常有这种天气——还可以看到世贸中心和新泽西的部分区域（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我那地方有点超然出世，远离尘嚣，是个完美的避风港，而我今天的遭遇起伏跌宕，于是顺口就把自己家的地址说了出来。

这也是雷·基希曼和其他警察首先会搜查的地方，他们只要看看电话簿就可以轻松找到我家。

我强迫自己坐下，下意识地拍拍左胸口袋，想找我几年前就已经戒掉的香烟。如果住在东六十七街的公寓里，我完全可以坐在绿皮沙发里，把烟斗里的烟渣敲进那个玻璃烟灰缸。但事已至此……

放松，伯纳德，快想！

有几件事得好好琢磨一下。比如，到底是谁愿意花一千美元，设计这样一个杀人陷阱，等着我往下跳？那个身材长得像梨子的人为什么又选中我来演这个白痴？但其实我还没心思想那么深远的事情。我碰上了一个机会——一个警察被吓得魂不附体，另外一个被我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撞得晕头转向。就是这个机会让我能先发制人，但那其实也只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很可能我还没感觉到就消失了。

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先安顿下来再说。我把紧追不舍的两只猎犬甩掉了，现在更应该深藏不露，免得他们又嗅到我的气味——顺便说一下，我满脑子都是猎狐狸的术语，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我不再胡思乱想，试着集中精神。我的公寓是不可能回去了，一个小时之内，那里便会挤满警察。我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一个有四面墙、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而且相互连接得很牢靠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个和我没有牵连的地方，没有人会上那里去找我。最好是在纽约，因为我一旦离开家，就只有厕身于这个都市中才能安下心来。

朋友的公寓。

出租车继续向北驶去。我在心里逐个列出我的朋友和熟人，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让我打扰的——我究竟能够打扰谁？这不重要。你知道了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再跟狐朋狗友厮混。出狱之后——我希望尽可能地待在牢外，时间越长越好——我再没有联络过那些闯空门、街头抢劫、行骗或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你被关在牢里，交朋友当然没有什么可挑的；出狱之后，我的朋友虽然不一定都很诚实，但也没有重罪犯。和我来往的人最多是从雇主那里顺手牵羊、虚报点收入、从焚化炉里拿两张停车券。有几个夸张一点，不涉入玩火自焚的险境是不肯罢手的。但他们都不是罪犯，而且对他们来说，我也不是。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朋友，应该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也没有人和我特别亲密。我会跟人下棋，也有几个玩扑克的牌友，还和几个年轻人一块儿打球和拳击。我有几个会陪我吃晚饭、看戏、听音乐会的女性朋友，也有几个不时跟我同床共枕的亲密伴侣。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很久没有一个我可以称之为“朋友”的男人了，而我跟女性交往也很随性，没有固定的伴侣。我想，现代人之间的疏离，再加上窃贼的独来独往，使我变得更加孤独。

我以前没有真正懊悔过，只是偶尔会有大家经历过的那种凄凉夜晚：你不想一个人待着，又没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三点打电话给他的知音。简单说吧，我在这地球上找不到一个收留我的人。就算有，也不见得安全，如果我有个很亲近的朋友或女朋友的话，只要我一进门，警察在两小时之内就会循线而至。

问题是……

“要不要转弯？”

司机的这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中。他把车停在路边，扭过头来隔着一块树脂玻璃——免得乘客一看到车费数目，就想要杀他——斜睨着我。“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叉口。”他说，“你是要我停在这一头，还是另外一头？”我眨了眨眼，把大衣领子翻起来，头缩进去，像一只受惊的乌龟。“先生，”他很有耐心地问道，“要我再掉头吗？”

“当然可以。”

“这是说要掉头吗？”

“是的。”

他等车少一点，来了个经典的违章U形掉头，漂亮地在我的公寓前停下来。也许我该进去，收拾两件衣服，拿上点钱，但说不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不行。

司机的手已经在拨转计费器了。“等等，”我说，“现在回城里去。”

他的手僵在计费器的旁边，像一只傍在花丛边的蜂鸟。然后他倏地收回手，转过头来，一脸怒气：“开回城里？”

“没错。”

“你又不喜欢这个地方了？”

“它已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他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这是纽约人碰上疯子时的典型反应。“我想也是。”

“物事全非。”我有点突兀地说，“完全变了个样子。”

“天哪。”他说，车在前进，开起来显然轻松了很多，“我跟你说，这跟本算不了什么。你真该看看我住的那片，在布朗克斯。不知道你对布朗克斯区熟不熟，说到那附近的社区没落……”

他真的谈起了社区没落，沿着曼哈顿的西缘开着，路上一直在不停地说。幸运的是，他说的话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根本不用听，完全可以把心思放在别处，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哼哼哈哈地应付两句就行了。

我在脑中继续搜寻我的朋友——被我杀得一败涂地的棋友，常常在牌桌上修理我的老千，运动迷，酒友，最近有一搭没一搭约会的几个女人。

罗德尼·哈特。

罗德尼·哈特！

这个名字像飞球进入右场一样跃入我的脑海。他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眉骨很高，眉毛很浓，长鼻子，手上的牌只要超过两个对子，瞳孔就会发光。一年半以前，我在一个扑克牌局上认识了他，此后，除了在牌桌上之外，我只遇到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酒吧，我们聊了几句，喝了两杯啤酒。第二次是在外百老汇的剧院，当时他是剧里的第二主角，我跟一个我拼命追求的女朋友一起到后台看他。（这招没用。）

罗德尼·哈特。棒极了！

你或许会觉得奇怪，这个罗德尼·哈特有什么好呢？首先，他一个人住；更重要的是，他人不在纽约，而且两个月之内不会回来。好像是一星期前吧，我们在扑克牌桌上遇到。他说接下来我们可别想赚他的钱了，因为有个巡回剧团和他签了约，请他在《两盏是水路》中饰演一个角色。他们要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踏遍美国的穷乡僻壤，散播百老汇的理念。下面的消息更要紧，他说他不会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不值得，”他说，“这地方我租了很久，也就九十美元一个月，便宜得要命。房东明明可以涨价的，他也不涨。他就是喜欢把房间租给演戏的人，你信不信？大概是喜欢戏剧工作者那股狂放的劲头吧。一个月才九十美元，我可不想为了这么点钱让哪个浑蛋坐我的马桶，睡我的床。”

哈！

他万万没料到，坐在他的马桶上、睡在他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伯纳德·罗登巴尔，而且我连九十美元都不会付。

可他住在哪儿呢？

我只知道他住在格林尼治村附近。我坐在出租车里拼命想，也只想出了这一点信息。但我言行举止异常，司机可能已经记住我了，明后天的报纸上说不定就会有我的照片，而这也将是司机在他惨淡的生命中第一次进行逻辑推理。

“就在这里停车。”我说。

“这里？”

我们现在在第七大道，距离谢里丹广场两条街。“请在这里停车！”我说。

“你是老板。”他用最客气的态度和语气说了这句极具侮辱性的话。我掏出皮夹，付了车钱，还要加上与他那句侮辱相符的小费——这是故意的，我还在为付给雷和罗伦那一千美元心疼。如果有这笔钱在手上，我的机动性就会强得多。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这辈子最赔钱的买卖。付了车费，我数了数身上所有的钱，只剩下七十美元跟一些零头。罗德尼不太可能在他的房间里放很多钱吧。

而且，他的公寓到底在哪里呢？

我在电话亭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一边翻电话簿，一边庆幸罗德尼是个演员。除了演员之外，好像其他行业的人都不喜欢登记电话号码，但演员是另外一种动物，他们夸张的时候还会把电话号码写在厕所的墙上呢，而我真的在公厕的墙上看到过几个人的电话号码。罗德尼真的登记了电话号码。罗德尼这个名字很普通，幸好哈特这个姓氏很罕见。谢天谢地，在这里，西村曲曲折折的深处——贝休恩街。那条街很僻静，离闹市区也比较远，观光客再怎样也不会溜达到那里去。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电话簿上只有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但是，既然查了电话簿，就应该有后续动作，我投了一毛钱，开始拨号。这是闯空门前必要的安全措施。电话响了七声，我想应该够了，不过还是任它继续响着。相中了目标，我会强迫自己让电话响到十二声。可是这部电话还没响到七声，就有人把它接起来了，一瞬间，我差点没吐了出来。

“七四一九。”是一个温柔的女声。我吞了口唾沫，冷静下来。演员登记了电话号码，当然也会请人代接电话，这女孩就是服务员，她说的四个数字是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我清了清嗓子，问她罗德尼什么时候回来。声音柔顺悦耳的女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跟我说起码在三个半月后，罗德尼此刻在圣路易斯，如果我有需要，她可以把旅馆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不必了，抑制住了自己想要留一条可笑信息的幼稚冲动，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花了点工夫，终于找到了贝休恩街，向西走不远就看到了罗德尼的公寓。这里距离华盛顿街约有半条街，左右的房舍一半是褐砂石公寓，一半是仓库。我要潜入的公寓就是褐砂石建成的，要不是门口有生锈的门牌，还真会跟左邻右舍搞混。我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确定没人注意我才溜进前廊。墙上是一排排的电铃，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大明星住在这里，可是海伦·海丝 [1] 跟伦特 [2] 的姓氏都不在其中。罗德尼·哈特的名字倒是端端正正地印在5R的上面。这幢建筑有五层，每层两户，5R看起来应该是最高一层的后面那户。深居简出，这算是最安全的了。

老习惯就是改不过来，我按了好一会儿门铃，以防里面有人会把我轰走。幸好没人。我突然有一种随意去按其他门铃的冲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只要大门锁得好好的，里面的人会用对讲机跟你聊几句；如果他真的跑到楼下来看看你是谁，你只需要露出歉意的微笑，跟他说你忘了拿钥匙。工作中就是有这种迷人的挑战。但是罗德尼住在顶楼，换句话说，我必须经过其他楼层，而注意到我的人也可能会注意到我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我是要躲藏在这里，就算不是一辈子不出去，也会挨上好一阵……

好像不值得冒这个险——虽说风险不大，但也不值得。更何况，我只需要十五秒就能把门打开。这道锁根本不管用，风大一点，说不定都能把它吹开。

我爬了四层楼梯来到顶楼，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跳恢复正常，然后站在5R的门前，侧耳倾听。隔着走廊是五楼的另外一户公寓，从门缝里看不到灯光。我敲敲罗德尼的门，等了一会儿，再敲，接着便拿出了我的工具。

罗德尼在前门装了三道锁。先前有个外行人用凿子或起子挖过门框想开锁，但似乎无功而返。这三道锁分别是昂贵的麦迪可牌圆筒锁、西格尔警察锁——附带了一个可以从门里面扣起来的铁杆楔子——和一个没什么用的便宜玩意儿。我先解决第三道，然后再开西格尔警察锁。这种锁有很好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以防止歹徒破门而入，但我有工具在手，没过多久就把它给解决了。倒钩跳开，而里面可以反锁的铁棍并没有推出来。现在只剩那道麦迪可牌圆筒锁了。

广告说麦迪可牌圆筒锁百分之百防盗，这未免夸张，天底下没有开不了的锁。不过，这宣传也不算太过分。开这种锁时你得同时做两件事。如果你是一个解码高手，而有人给了你一组用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编成的密码，并且这种文字你不认识，那么想要破解的话，就得同时学会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和如何解码。开麦迪可牌圆筒锁就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我也只能这么解释给你听。

这种锁很滑，我试了好几次。其间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不禁全身一紧，但发现声音来自楼下，就轻松下来……至少轻松了一点。再试，不断地旋转试探。行了，锁传出了“芝麻开门”般的信息。我开门进去，把三道锁全部锁上，就像是看店的老妇人。

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四下查看，确定除了我这具皮囊之外，没有别的躯体。这件事倒不难。里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用书架隔成了卧室和客厅。厨房很小，让你根本不想进去；厕所更小，让你更不想进去，灯一打开，蟑螂就四处逃窜。我关掉灯，回到客厅去坐着。

这地方真像个家。家具很破旧，可能是二手货，但还算舒适。屋里颇有绿意，有棕榈植物、黄檗和一些我说不出名字的绿色盆栽。墙上挂的不是鲍嘉 [3] 和切·格瓦拉之类的通俗海报，而是从艺廊找回来的预告海报。我只认识米罗 [4] 和夏加尔 [5] 画展的海报，其他对我来说就和那些绿色植物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罗德尼算是相当有品位的演员。

地上铺的栗色地毯破破烂烂，现存的面积约有十二平方英尺，一边的绲边已经散了，另外一边则根本没有。地毯上的各色图案上全是抽出来的线头，总之很寒碜。我想，下一次我会把那块沾了血的布哈拉地毯带来，可能还好些。

我突然一震。

那块布哈拉地毯上并没有血迹。罗伦在上面发疯的那块地毯上没有血，而是我没见过的、卧室里的那块地毯上才有血。是的，有血迹。

是谁杀了卧室里的那个人呢？说到这里，卧室里的人到底是谁呢？真的是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吗？根据我得到的信息，他在八点半离开公寓之后，最早也要十二点才会回来。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要把我骗到现场，再把杀人凶手的标签往我身上贴，那么这信息就没多大意义。

一个人。死了。在卧室里。有人打烂了他的头，警察发现他的时候，体温犹存。

真是太巧了。

如果我小心一点，在动手之前先在公寓里转一圈，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只要稍稍四处打量一下，我就会发现死者，肯定会溜之大吉。基希曼和克莱默这对搭档赶到时，我早就回到我那钢铁和玻璃搭成的顶楼房间里，啜饮着威士忌，对着世贸中心微笑了。可如今，我却成为司法追捕令上的逃犯，莫名其妙地谋杀了一个连见都没见过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溜进了别人家，却又因为心不在焉、莽撞行事，最终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落荒而逃。就算曾经能够说服别人相信我从没杀过比蟑螂和蚊子更高级的生物，那么现在，这一丝机会也烟消云散了。

我在房间里踱步，然后打开柜子找酒，却一无所获。我又回到客厅，试试所有的椅子，看哪一把最舒服。结果证明我第一次坐的那把最好。我又坐回去，伸了个懒腰。

我开始回想那个让我卷入这场麻烦的臃肿男人。他的确有点蹊跷。

[1] 海伦·海丝（Helen Hayes，1900—1993),美国二十世纪最爱喜爱的演员之一，代表作有《维多利亚女王》等。

[2] 伦特（Alfred Lunt，1892—1977），美国舞台剧导演及演员。

[3] 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著名硬汉派影星，代表作有《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等。

[4] 米罗（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雕塑家。

[5] 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罗斯出生的油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

4

他身材壮实，体形有点像一个鼓胀的保龄球瓶。不过也不是那种连腰都没有的令人吃惊的肥胖，他至少还能摸得到肚子的前缘，只是皮带的位置恐怕得找上好半天。

他的脸很圆，下巴上的肉很厚，五官则全部陷在肉堆里。他那双眼睛倒是突出得很，很大，很警觉。他盯着我看的时候，总是让我想起好时巧克力——当然是去掉包装的，就是那种深褐色。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直发，发际一直往后退，已经到了脑门中央。我想他有五十岁了。做贼也不错，至少我不用在觥筹交错之间靠猜人的年龄和体重过日子。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在一个名叫“酒池”——我想取这名字的人一定很得意——的地方遇到了他。这个“池” [1] 却没什么整体感，里面各种杂碎都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坐落在第二大道上，如果你不是这家店的股东或是要去检查它的登记证，实在没有理由到这里来。可我就是有理由去那里。那晚可以亲近的女性耀眼诱人得像救生船上的菜单。我喝光杯里的酒，正想行动，突然有人在我的耳边轻轻叫我的名字。

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我转过身，眼前就出现了那个刚才我描述过的人。我们俩的眼神从没对准过。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他不是警察，我很有把握。这下我就比较放心了。第二个念头是他的脸和他的声音一样，似曾相识。第三个念头是：我不认识他。我好像还想到了别的什么事，不过现在记不起来了。

“我想跟你谈件事，”他说，“你应该会感兴趣。”

“就在这里说吧。”我说，“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这里人不多，是不是？周末的生意更好吧。”

“通常是。”我说。这里就是这种地方。“你常来吗？”

“第一次。”

“这可有意思了。我也不常来，一个月最多一两次，可我们却在这儿碰上了。而且你好像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你。我看你是有点面善，不过——”

“我跟踪你——”

“你说什么？”

“我是可以在你家附近和你谈，你经常在七十一街的几家酒吧徘徊。但我想你在那里一定有很多熟人，明白我的意思吧？于是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要糟蹋别人家门口的地方呢？”

“哦。”我说，好像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似的。

其实我根本不明白。不是说不明白他的话，而是他这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酒保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的新朋友要了一杯满满的威士忌加苏打。酒端来了，酒保又在我的杯子里加了酒，我这才知道他的来意。

“我想请你替我拿点东西。”他说。

“不明白。”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罗登巴尔。”

“看来是这样。至少你知道我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你贵姓——”

“我知道你是干哪行的。虽然不是成天行窃，可你的的确确是个贼，罗登巴尔。”

我回头看了看，有点紧张。他的声音不高，有点像是在讲悄悄话。酒吧里倒是很吵，我回头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幸好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就别讲废话了。”

“哦，”我啜了一口酒，“好吧，我这就住嘴。”

“我想请你帮我偷一点东西。这东西在一间公寓里，我告诉你该什么时候溜进去。这幢建筑有安全防护，不过实际上只是二十四小时有门卫而已，没有防盗系统，也没有别的。只有门卫。”

“那倒简单。”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但马上意识到不妙，“你好像很了解我。”

“比如我知道你是干哪行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你也该知道我工作的时候，一向是独来独往。”

“我又没说要跟你一起去。”

“我要做什么也是自己决定。”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我特别挑了桩容易的差事给你，罗登巴尔。你替我做一小时的事情，我给你五千美元，这种时薪应该不算差了。”

“是不算差。”

“你如果一个星期做四十个小时，算算看可以赚多少。”

“那就是二十万。”我算得很快。

“你说是就是吧。”

“就是这么多，没错。一年呢？一年就是一亿美元进账。其中包括暑假休息两个星期。”

“是吗？”

“要不就暑假休一个星期，寒假休一个星期，这样安排更理想；或者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度假，因为淡季的费用要低些。如果我一年能赚上一亿的话，有没有储蓄都不要紧了。有钱，就花个痛快吧。坐飞机就坐头等舱，出门就是出租车。要买蒙大维葡萄酒，整箱买，省得一瓶瓶地买费事。整箱买可以省百分之十，不过这样也省不下钱，因为你觉得便宜，就会喝得更多。当然，我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可以休两个星期的假——”

“好笑——”他说。

“我只是紧张。”

“行吧。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一分钟？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要个东西，而你也不用费什么力气，条件很好啊，你不觉得吗？”

“那得看你要我偷什么东西。如果是价值二十五万的钻石项链，给五千美元就有点小儿科了。”

他的脸转过来，抽动了一下，我想是微笑吧，但对气氛没什么帮助。“绝不是什么钻石项链。”他说。

“好。”

“我要你拿的东西，对我来说值五千美元，但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

“那是什么东西？”

“盒子。”他跟我说了盒子的样子，这部分我前面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会告诉你公寓在哪里，盒子放在哪里，这事跟你在街上拿一盒糖有什么区别？”

“我从来不在街头买糖。”

“啊？”

“不干净。”

他挥了挥肥胖的手，不想再搭理我。“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不要再开玩笑了好吗？”

“你为什么不自己进去拿？”他看着我，“你知道公寓在哪里，熟悉内部陈设。你也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比我清楚得多，比我想知道的也多得多。你为什么不把五千美元留在口袋里？”

“干脆自己去偷？”

“不行吗？”

他摇了摇头。“有几件事我是不会自己做的。”他说，“我不自己割盲肠，不自己剪头发，也不自己修水管。重要的事情和只有专家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律找专家解决。”

“我就是你所说的专家？”

“是的。你开锁很专业，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谁说的？”

他夸张地耸耸肩。“这些日子我听说了很多事情，实在记不清楚。”他说。

“我都记得。”我说。

“奇怪，”他说，“我从没记得过。我的记忆有很多漏洞，随便什么东西都可能溜过去。”他碰了碰我的手臂，“这儿人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到外面去谈生意好不好？到街上走走，把话说清楚。”

我们在街上来回地走，虽然没有买糖果，但细节都说清楚了。我们谈好了条件，他希望我能把下星期之前的时间都留给他，同时保证绝对不会晚于那个时候。

他说：“我会跟你联络的，罗登巴尔。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地址、动手的时间和其他的信息，还会给你一千美元订金。”

“不能现在就给我吗？”

“我没带在身上，晚上带那么多钱在街上乱跑不太好，到处都是沿路打劫的坏蛋。”

“这一带是不太平安。”

“简直就是丛林。”

“你可以先把地址告诉我，”我建议道，“再把那家伙的名字给我。我进去的时候他虽然不会在家，但我想应该先去查探一下。”

“你会有足够的时间的。”

“我只是想——”

“行了，反正我现在也不记得名字和地址，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吗？”

“你说过吗？”

“我明明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耸了耸肩。“可能我刚才有点走神。”

***

我那天晚上花了不少时间琢磨到底为什么要答应接下这项工作。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钱。有五千美元入账，再加上有预定好的计划，日子便安稳得多，总比从零开始自己制定计划，还要跟销赃贩讨价还价好点吧。

除了钱，还有别的理由。可能是因为那个梨子体形的朋友提醒我说，错过这个机会很可惜。虽然拒绝他也没什么，不过我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太好。

还有就是好奇心吧。他到底是谁？我明明不认识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面熟？更重要的是，他怎么会知道我？他到底想做什么？如果他也是个同行，因此认识了我这个行家，那我们为什么还像求偶的热带鸟一样相互追逐？我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问题搞清楚，但只要我能把事情看清楚，这些疑问自然会迎刃而解，反正我手头也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工作，反正我的银行存款也不是永远用不完，反正……

在第七十四和第七十五街之间的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有一家我一个月会去一两次的土耳其小饭馆。老板是个土耳其人，留着让人望而生畏的胡子，菜是地道的土耳其风味，希望这么说不会吓着你。和我的新朋友面谈过两天之后，我坐在小饭馆的柜台前，两三口就把风味特殊的扁豆汤喝完了。正在等我点的葡叶卷 [2] 的时候，我的眼光瞄向了墙上玻璃柜里的海泡石烟斗。留胡子的老板每年春天都会回故乡，带回来一大包烟斗，他说这批烟斗的品质绝对比登喜路的好。我不抽烟斗，也不想试，但我每次在这里吃饭时都会看看那些烟斗，心里想着我有没有抽烟斗的朋友，可以买一支送给他。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谁。

“我有个老朋友，就是习惯抽这种海泡石烟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而且他只用自己的烟斗，一天要抽五六次，抽了好多年。那支烟斗被熏得乌黑，像扑克牌的黑桃一样。他有一副抽烟斗专用的手套，可是只戴一只，戴在他拿烟斗的那只手上。他每天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抽烟斗，慢慢地，很悠闲。不抽的时候，他会把烟斗很仔细地收进有蓝丝绒镶边的盒子里。”

“你还真是神出鬼没。”

“有一天，烟斗坏了。”他继续说，“我不知道他是摔在了地上、放下时手太重，还是烟斗的大限已到，反正就是坏了。你知道我的记性。”

“有很多漏洞。”

“比这还糟糕。好笑的是这家伙再也没有买烟斗。海泡石、石南根，什么材质的他都不要，不抽了，就好像他从没有过这个习惯似的。我每次提到这件事都觉得他是相信那支烟斗会永远陪着他，但他还是知道了这世上好事不长。想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再也不抽烟了，说不抽就不抽了。”

“跟我讲这个故事应该有别的原因吧？”

“没有任何原因。看到那边的烟斗就想到了这个故事。我不想打扰你吃饭，罗登巴尔。”

“你可能已经打扰我了。”

“那我到街角去擦皮鞋好了。你不会吃太久吧？”

“不会。”

他离开了。我吃着葡叶卷。本来不想吃甜点的，但转念一想，管他呢，于是又点了一份甜得发腻的果仁千层酥，喝了一杯漆黑如墨的土耳其咖啡。我本来还想叫一杯的，但如果喝下去，我接下来四天大概都别想睡觉了，只得作罢。我把钱付给了胡子老板，走到街角的擦鞋摊。

我的朋友把所有我该知道的事都跟我说了。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是谁、蓝盒子是什么样子，他都交代得很明白。他讲了一大堆我根本不用知道的细节，而我问的重要问题他却一个也没有回答。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眼神滑到我的前额，一副失望的神情。

“我可以跟你说个名字。”他说，“但听了之后，你又能多知道什么呢？我不太可能跟你说我的真名，对不对？”

“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弄得那么复杂？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可以拿到那个盒子就行了。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在哪里把盒子给我，然后我就给你剩下的四千美元。”

“你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件事得先安排好？我还以为我可以自顾自地去干活，等哪天你在我吃午饭的小馆子突然现身，或者我在洗衣服的地下室把袜子丢进烘干机的时候，叫我交货。”

他叹了一口气：“你要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进入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十一点时离开，最迟不能超过十一点半。从抽屉里把盒子拿出来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先回家，喝点东西、洗个澡、换件衣服，做什么都可以。”——还要放下我的那些行窃工具，另外收拾些当时想到的东西带在身上——“你也不用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离你的公寓也很近。在百老汇有家酒吧，好像是在六十四街吧，叫潘多拉，你知道吧？”

“我曾经路过。”

“很安静。到那儿去。就十二点半吧，到后面去找个包间。那里没有女招待，你在柜台点好酒后端到后面的桌上。”

“去那地方好像要穿西装。”

“那地方很隐秘、很安静，没有人会来烦你。你十二点半到，最多坐半小时。”

“然后你就会出现？”

“没错。万一我没来，你等到一点半，然后带着那个盒子回家。应该不会有意外。”

“应该不会有才对。”我表示赞同，“如果有人要抢那个盒子怎么办？”

“坐出租车啊。天哪，那种时候你敢走路吗？哦，等一等。”

我什么话也没说。

“你说我会为了四千美元暗算你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比付我四千美元要便宜。”

“天哪，”他说，“万一下次我还要找你怎么办？如果你不放心，就带把枪嘛。但是万一你紧张起来会崩到你自己的脚的话，就别费事了。我保证你不用担心我会背后出损招。把盒子给我，我给你四个。”

“四个？”我说。

“啊？”

“四个啊，大钞。”

“啊？”

“四个大的。”

“你到底要问什么？”

“在你嘴里钱怎么有那么多的名字？想弄清楚，没别的意思。你好像满嘴黑话。”

“我说话不得体吗，罗登巴尔？”

“没有，”我说，“真的没有。是我的问题。我想是紧张吧，我紧张就会这样。”

“对啊，”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也是。”

我现在坐在罗德尼的沙发上，看着手上的表。接近午夜了。我离开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已经好一会儿了，看来十二点半是到不了潘多拉了。一千美元的预付款已经成了回忆，剩下的四千美元怕是到不了我的手上了。一点钟的时候，我那不知名的朋友会啜上一口威士忌，纳闷我为什么会让他白等一场。

哦，他一定会的。

[1] “酒池”的原文是The Watering Whole，与Watering Hole同音。Watering Hole是动物喝水的池子或者酒吧的意思。把Hole换成Whole更有一片汪洋、酒池肉林的感觉。Whole跟下文用的parts是对比，所以他说里面什么杂碎都有。

[2] 一种土耳其食品，用葡萄叶包裹米、核桃和葡萄干制成。

5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午夜过后不久，一阵倦意上涌，我脱掉衣服，上了罗德尼的床。似睡非睡间，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身边晃来晃去。我跟自己说那是胡思乱想，但你也知道，越叫自己不要想，就越会想。我睁开眼睛，看到了床边小花盆里的一株裂叶黄檗。我都能睡在这里了，它当然更有理由站在那里。我们俩相互打量了一下。我又醒了。我的心思一直在打转，却不知道该转到哪里去。

我打开罗德尼组合音响里的收音机，把声音开得低低的，缩在椅子上听音乐，等着新闻报道。你想听音乐的时候，每十五分钟就报一次新闻，没完没了。反之亦然，警察、出租车、新闻，你想要的时候总是不在身边。

终于播新闻了。我竖起耳朵听了一大堆我没有半点兴趣的新闻，嗓音低沉的播音员根本没有提到东六十七街的强盗闯空门谋杀案，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我转到另外一个台，新闻刚刚播完，还得再听半小时的音乐才能等到新闻时段。有个歌星在对我说，他女朋友的声音像划过黑板的粉笔般划过他的灵魂——这真的不是我编的。这时候我觉得饿了，于是跑到厨房，打开抽屉和柜子，还向冰箱里张望了一下，里面实在够乱的。我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了半盒班叔叔改教米——我想他以前信佛教，现在大概是改信长老教了吧——一罐看起来很难吃的挪威芥末沙丁鱼，还有许多装着香料、酱料的瓶瓶罐罐，如果有食物的话，这些倒是可以相得益彰，但现在根本连吃的都没有。

干脆煮点米饭吧，但我往盒子里一看，才发现我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个盒子的不速之客，班叔叔已经改头换面了——里面的米全成了蟑螂屎。

我在另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盒还没开封的意大利面。我想，如果橄榄油还没发酸的话，拌拌倒还勉强能吃，可惜油也酸了。我开始告诉自己，其实我根本不饿。我又打开另外一个柜子，却发现罗德尼·哈特是个汤迷。里面总共有六十三罐金宝 [1] 浓汤。我知道数目是因为我数过，而我之所以去数，是因为我想知道我在这里可以挨多久不用出去，也不会饿死。用集中营的标准来算，一天喝一罐汤，我能在这里支持两个月。这时间够长的了，我对自己说，在汤还没喝完之前，我就会被警察抓住，以一级谋杀定罪，届时养我的问题就可以交给国家了。

所以，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又开始走神了，其实应该把心思集中在开罐器上。罗德尼靠汤维生，没想到开罐器却原始得可怜，幸好还能用。我把浓缩的星星鸡汤 [2] 往锅里一倒——就当它很干净吧——加点水搅了搅，再加了点百里香和一匙酱油，然后坐下来，边喝边听乡村摇滚台的五分钟新闻提要。它播了一些我在爵士台就听过的新闻，又报了一大堆的气象消息，半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出去。它完全没有提到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的死讯，更没提到是一个闯空门的贼下的手。

我把汤喝完，顺手收拾了一下厨房，之后又开始翻箱倒柜，直到我发现罗德尼藏酒的地方。里面有不少好东西，一瓶陈年的黑莓白兰地，瓶底的渣滓足有一英寸厚。别的东西也不敢恭维。然后，真不敢相信，它出现了——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威士忌，里面还有三分之二的酒。这瓶酒是在哈肯萨克装的瓶，还有一个酒店的标记，这大概不会是芝华士那种级别的。

不过贼是别无选择的。我大概在那里坐了很久，啜饮着威士忌，看着第九频道的深夜电影，每半小时——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没提到J.弗朗西斯，也没提到我，虽然我的思绪飘开了一会儿，根本不知道它在播什么。

在破晓前天色最昏暗的时刻，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关掉电视，再次钻进罗德尼的被窝，那瓶酒差不多喝光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的娇嗔：“该死！”

我忽然恢复了意识，从无梦的酣睡中醒来，神志完全清醒了。房间里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从声音判断，她距离我已不再沉睡的躯体似乎很近。

我静卧着不动，想恢复正常睡眠时的呼吸频率，希望她没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但我自己明白这不可能。她是谁？她在这里干什么？

我应该怎么脱身？

“可恶！”她又说话了，真是道破了我的心声。可这一次她不是在咒骂命运，而是对我说的。“我把你吵醒了，对不对？我已经尽量小心了，蹑手蹑脚想去给那边的植物浇水，谁知不小心踢到了一个花盆。希望没有伤害到植物。很抱歉吵醒你了。”

“没关系。”我对着枕头说话，我的脸正贴着它。

“我想我的浇水天分是派不上用场了。”她还在说，“你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几个星期吧。”

“罗德尼没跟我说有人会来。你最近才住进来的吧？”

真烦。

“昨天晚上。”我说。

“很抱歉把你吵醒了。我去煮点咖啡。”

“这里只有汤。”

“汤？”

我懒洋洋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就在床边整理着那株裂叶黄檗，把水浇在根部。黄檗看起来生机盎然，而她，好看极了。

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前额很高，五官匀称，鼻子挺而小巧，跟她秀气的下巴正好相配。嘴形完美，大小恰到好处。浅红色的耳朵，耳垂轮廓优美。我最近读了一本平装书，教你如何从一个人的耳朵判断他的性格跟健康状态，所以我才会注意到那里。如果这书写得没错，那么她的耳朵再理想不过了。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画家工作裤，从膝盖到臀部把她包得紧紧的，很容易看出她的身材。她的上身是一件西式的厚斜纹布衬衫，有珍珠状的纽扣和印花修饰。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脚上穿的是鹿皮鞋。

唯一我觉得不好的，就是她不该出现在我的公寓里——呃，罗德尼的公寓。她不过是要替植物浇水，却使我身处险境。但我想起每天我都是一个人醒来，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身边，我一定会很高兴——呃，这话说得有点一相情愿。女人、警察、出租车、新闻报道全都一样，你需要的时候都不会在身边。

“汤？”她转向我，困惑地笑了笑。她的眼睛不是蓝的就是绿的，或者两种颜色都有，她的牙齿又白又整齐，“什么汤？”

“你想得到的都有。黑豆汤、鸡汤、芦笋奶油汤、土豆汤、切达干酪汤——”

“切达干酪汤？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和你开过玩笑？如果你不相信，就到柜子里去看看。如果说金宝负责做汤，那么罗德尼便负责囤积汤罐头。除了满是蟑螂屎的米之外，就只有那些汤了。”

“罗德尼不太会做家务。你认识他很久了？”

“我们是老朋友了。”一个谎话，“但过去几年，我很少见到他。”这是大实话。

“大学同学？还是伊利诺斯的老乡？”

妈的，哪所大学？伊利诺斯的什么？“大学同学。”我决定赌一赌。

“你到纽约来打算待多久？”蓝绿色的眼睛眨了眨，“待到什么时候？你不是演员，对吧？”

我说不是，但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坐在床上，把床单拉到脖子下面，随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跟她说我家是在南达科他州做畜牧生意的，但是竞争对手用很好的价格买下了我们家的牧场，于是我一个人到纽约先来逍遥一下，再决定接下来要干什么。我故意用很憨厚的语气把故事讲得很无聊，希望她在乏味之余能想到还有别的事要做，但是，我说的每一个字她都觉得很有意思，比我还起劲。她坐在床边，手指在膝盖上画圈，眼睛睁得老大，眼神天真无邪。

“你在寻找自我。”她说，“真有意思。”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迷失过，只是现在懒洋洋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我四年前离婚，找了个工作，却不是很喜欢，于是就辞职了，现在没工作。偶尔画画，加工珠宝，最近迷上了着色玻璃，不是大家都在做的那种，是我自己的创意，接近于三度空间、不拘形式的雕刻形态。我其实不能确定自己在这方面到底做得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这也许只是我的嗜好。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讨厌了，因为我不想要什么嗜好。我要全力以赴地工作，但还没找到合适的，至少我不认为找到了。”她的睫毛朝我眨了眨，“你早餐不想喝汤，对不对？我干脆到街角买点咖啡，只要几分钟就行了，你趁这个机会可以穿好衣服，等我回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就出门了。她离开后，我起床去上厕所。我实在很不想说这个，但这是很久以来我唯一知道自己在干的事。然后我穿上昨天的衣服，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上，等着看门开之后进来的会是什么。

可能是替植物浇过水、出门买了咖啡、又回来陪南达科他州来的诚恳年轻人共进早餐的妙龄女性。

也可能是警察。

“我干脆到街角买点咖啡……”是啊。她也许认出了我这个恶名昭彰的小偷或是行窃起意的杀人犯——或是又抢又杀的坏蛋，或是她心里想象出的别的什么职业——于是就利用这个机会逃离魔掌并让司法部门来接手。

我想到逃跑，却又觉得这么想很无聊。只要她不向警察告密，窝在这套公寓里可比在街上乱窜安全得多。我的理性这样对我说，但我觉得我只是懒而已。我的血液里满是昨夜喝的廉价威士忌，头脑生锈，坐在那里比逃跑容易多了。

我可以一直想下去，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用不着在这里等，看门打开之后她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回来。我听到了她踩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如果是一群警察上楼梯，就绝对不是这样轻盈的脚步声。门还没打开，我的心情就轻松下来，等门真的打开，见到了她俏丽的脸，我得承认心头一阵窃喜。呃，好吧，是狂喜。

她买来了很好的咖啡，令我大感意外。她把咖啡倒进壶中，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起来。趁她不在，我编好了谎话。她说她叫露丝·海托华，我也脱口报出我的名字——罗杰·阿米蒂奇，然后我们便忘我地聊了起来，颇为投缘。

我说航空公司把我的行李弄丢了，这是先发制人，免得她怀疑我为什么没有行李。她说航空公司一天到晚尽干这种事。我们俩一致同意，能把人送上月亮的国家应该有能力控制两件行李的去向。我们各自拖了一把椅子，坐在桌子的两侧，用两个不成套、边缘坑坑疤疤的杯子喝咖啡。咖啡很好喝。

我们不停地聊着，一会儿我便完全适应了我编造的角色，没有半点尴尬。也许是环境的影响，也许是我的演戏天分被这间公寓激发出来了。罗德尼不是说过房东喜欢演员吗，也许这里住的全都是演员，也许墙根处的木材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我跟罗杰·阿米蒂奇已经结合得丝丝入扣，成为了刚进城的乡下孩子，而她是我在窘境中遇到的女孩。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脑子一直在转，想套她的话，想知道她跟罗德尼的关系有多近，他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呃，妈的，真无聊……

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干什么？我跟她现在聊得再投缘，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有将来。她一出门，我就要把心思好好整理一番。她又不笨，迟早会知道我是谁，不过等到那时，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这时她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小心，想料理好这些植物之后尽快出去，别吵醒你。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知道吗，我很高兴把你吵醒了，我很喜欢跟你谈话。”

“我也是，露丝。”

“你这个人没什么架子。我通常很难跟人说得上话，特别是男人。”

“实在无法想象你跟人相处还会不自在。”

“你嘴巴真甜！”她的眼睛——我现在才知道，她的眼睛是会由蓝转绿的，根据她的心情和灯光射入的方向而有所变化。就和我描述的一样，那对蓝绿色的眼睛从睫毛下面怯生生地看着我。“今天很愉快，是不是？”

“是啊。”

“外面有点冷，但是天空很清朗。我想买点甜甜圈，可不知道你除了咖啡之外，是不是还想吃别的东西。”

“咖啡就行了。这咖啡很好。”

“再来一杯好吗？来，我替你倒。”

“谢谢。”

“我该怎么称呼你，伯尼还是伯纳德？”

“随便你。”

“那就叫你伯尼好了。”

“大部分的人都叫我伯尼。”我说，“哦，我的天哪！”

“没关系，伯尼。”

“我的天哪。”

她的身子靠在桌上，微微往前倾，嘴角扬起，柔软的手盖在我的手上。

“你不用担心。”她说。

“不用吗？”

“不用。我知道你没有杀人，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如果不是很确定你是无辜的，我怎么会故意把植物踢翻？”

“你是故意把花盆踢翻的？”

“是啊，但其实只是架子而已。我早就把植物拿起来了，然后再把架子踢翻。架子撞到墙上，倒了下来。”

“你早就知道了。”

“所有的报纸上都有你的名字，伯尼。你皮夹里的驾照和所有证件上也都有你的名字。你在睡觉的时候我都看过了，很少见到睡得那么沉的人。”

“你遇到过很多睡得很沉的人吗？”

实在不敢相信，这女人竟然脸红了。“也没有很多。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你翻过我的皮夹。”

“啊，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今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你的照片，其实不怎么像。把人送进监狱前，真的会把头发剪得那么短吗？”

“从力士参孙把神庙推倒之后就是那么短。他们行事很谨慎。”

“真的很野蛮。不管怎么说，我见到你就知道弗兰克斯福德绝不是你杀的。你不会杀人。”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但你的确是个贼，对吧？”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应该是。你真的认识罗德尼吗？”

“也不是很熟。我们一起玩过几次扑克牌。”

“他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对不对？那他怎么会把钥匙给你？哦，我真笨。你要钥匙干什么？我在你的裤兜里看到了钥匙和其他工具，看起来都很好用。你是不是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把门撬开？”

“不然就得硬闯。”

“你是不会硬闯的，对不对？偷窃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不是吗？你到底为什么会做这行呢？这句话好像是应该由男人问女人的。天哪，我们俩有好多话可以说，一定比罗杰·阿米蒂奇、南达科他牧场之类的屁话有意思多了。你根本就没到过南达科他州，是不是？虽然你的谎话编得着实不错。你想不想再要一点咖啡？”

“好，”我说，“好，要一点。”

[1] 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罐头汤生产商。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甘顿，产品畅销全球一百二十个国家及地区。

[2] 指鸡汤里有星星状的通心面。

6

六点二十四分，第七频道上的那几个家伙用尽了所有的词汇，强调有五个州发布了通缉令，全面捉拿变身为冷血杀手的窃贼伯纳德·罗登巴尔。我放下美味的炸鸡腿，穿过房间把罗德尼的松下牌电视关掉。露丝盘腿坐在地上，根本不理会面前的鸡腿，嘴里一直在念念有词地咒骂雷·基希曼。“那家伙真可恶，”她说，“拿了你一千美元的辛苦钱，还说你这么多的坏话。”

根据雷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我藏在房间暗处，出其不意地攻击了他和罗伦，幸好他胆大心细且临危不乱，在混乱中将我认了出来。“很多年以前，我就觉得罗登巴尔有可能会使用暴力。”他跟记者这么说。他的眼睛瞪得好像快要裂开了，似乎不是在看着摄像机，而是在看我。

“我让他很难堪，”我说，“让他在他的搭档面前出了丑。”

“你觉得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你说我杀弗兰克斯福德的事啊？他当然相信啊。你跟我大概是全世界唯一认为我是清白的人了。”

“还有真正的凶手。”

“还有真正的凶手。”我表示赞同，“但他总不会出面澄清吧，没有人会把我的话当回事，我不可能靠这个脱身的。坦白说，我就不知道一开始你为什么会相信我。”

“你的脸看起来很老实。”

“在贼里面这张脸真的算诚恳的了。”

“而且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这我倒相信。”

“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

“愿他安息。”

“阿门。你知道吗，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缩写，我没法相信这种人，老是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他们一定是用不健康的心态看自己，才不敢坦然面对世界。”

“你这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吧。”

“我倒不知道。你自己看嘛，G.戈登·林迪，E.霍华德·亨特——”

“这两人都跟我是同行。”

“你有中间名吗，伯尼？”

我点点头。“格林姆斯。”我说，“这是我母亲婚前的姓。”

“你会自称B.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吗？”

“以前没这么叫过，以后大概也不会。”如果我这么叫自己，也不能表示我要隐瞒什么，最多说明我神经不太正常而已，“B.格林姆斯·罗登巴尔？我的天哪！很多人有名字，也没有发疯，但他们就是喜欢用中间名，所以——”

“那干脆把名字省掉不就行了？”她说，“简单直接、光明正大。偏偏要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这叫我怎么相信他？”她吐了吐舌头，“不管了，我觉得我的想法挺对的。我就是没法相信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

“我想你现在可以相信他了。人死了就表示他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了。”

“真希望能多了解他一点，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死了。”

这还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他没死，我们对这浑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你好像不该这么说他，伯尼。”

“是不应该。”

“对死者只能赞美。”

“对死者只能赞美，对。”

她用嘴撕下鸡腿上的最后一块肉，把吃剩的东西收拾起来，放到厨房里去。她走路的时候，我直盯着她的小屁股看，见到她弯身倒鸡骨头，我记得我咽了一口口水。

然后，她直起身子，倒了两杯咖啡。我在想已故去的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他的名字前得加个J，名字后面是R.I.P. [1] 。

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呆呆地想，不知道死的人到底是不是弗兰克斯福德。也许有别的贼正在附近作案，趁弗兰克斯福德不在家的时候先我一步潜入，把他的头敲破，等我出现来背黑锅。

但谁可能杀他呢？会不会是自杀？

这不重要，反正死者是弗兰克斯福德，四十一岁的企业家、房地产商、外外百老汇剧场 [2] 制作人，生活奢侈，标准的城市人。他结过婚，但很早就离婚了，一个人住在东区的高级公寓里，最后被人用烟灰缸砸破了脑袋。

“如果你要杀人，”露丝说，“也不会用烟灰缸嘛，是不是？”

“他喜欢很重的烟灰缸。”我告诉她，“客厅里的那个可以打死一头牛。切割玻璃做的，又大又沉。报上说凶器是一个切割玻璃烟灰缸，那就是说屋里有一对那样的烟灰缸，另外一个我见过。”我看了看《邮报》上的新闻，手指点了点他的照片，“这家伙长得还不难看。”

“你喜欢那样的人吗？”

他长相不错，额头很高，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在太阳穴附近转为棕色，留着两撇理发师得花很大功夫才修得出来的胡子。

“挺出色的。”我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甚至还有点优雅。”

“仔细看你会觉得他有点鬼鬼祟祟，很有心机。”

“对死者唯有赞美。”

“哦，去他妈的赞美。我奶奶常说，如果你对某个人实在说不出什么好话来，那就听听别人怎么说。我很怀疑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觉得他是干哪行的？”

“报纸上不是说他是企业家吗？”

“那意思是说他很有钱，可没说他是怎么赚的钱。”

“他投资房地产。”

“那只是说明了你跟钱的某种关系，跟在外外百老汇做制作人一样。房地产可能赚钱，但是戏一定赔钱，你见过哪出戏是赚钱的？他该有个能维持生活的事业吧，我觉得他的钱来路不正。”

“你的话也许没错。”

“那报纸为什么不写？”

“没人在乎啊。大家觉得他被杀是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一个疯狗一样的贼凑巧挑上了他的公寓，闯了进去。弗兰克斯福德恰巧留在家里，恰巧赴了这个死亡约会。如果他死的时候穿的是女人的内衣，那还算是有新闻性，记者会想去挖掘他的生活，但他穿的是再正常不过的布克兄弟晨袍，这条新闻还有什么好追的？”

“什么地方说他穿着布克兄弟晨袍？”

“我随口说的。我不知道他的衣服在哪里买的。报纸上只说他死时穿着晨袍。《邮报》说是晨袍，《纽约时报》说是浴袍。”

“我怎么有印象他死的时候没穿衣服？”

“记者可没这么说。”我在回想罗伦有没有嘟囔说弗兰克斯福德没穿衣服之类的话，就算说过，我也不记得了。

“也许明天的《每日新闻》会说他没穿衣服，这有什么差别？”

“我看没什么差别。”

我们俩并排坐在劳森沙发上。她把报纸叠好，放在身旁。“真希望能有个可以着手的地方。”她说，“现在像是在解一个结，但绳子两端却在视线范围以外。我们现在只知道有个人死了，还有一个让你深陷其中脱不了身的人。”

“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什穆 [3] 先生，巧克力眼睛先生。一个肩膀窄窄的、腰却很粗的家伙，眼神始终在回避谈话的另一方。”

“就是这家伙。”

“而且你好像认识他。”

“他的样子真的好像在哪里见过，连声音都有点耳熟。”

“但你以前没见过他。”

“没有。”

“可恶！”她握紧拳头在大腿上捶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在监狱里见过？”

“我想没有，虽然这种推测很合乎逻辑——他由此知道我是贼。可无论我怎么想，也没法把这个人安置在我的那段记忆里。如果是坐同一班地铁或在街上擦身而过，这类情况还比较可能。”

“也许吧。”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他陷害了你。就算他不是凶手，也该知道是谁杀了弗兰克斯福德。”

“我觉得他没杀过人。”

“但他知道谁是凶手。”

“可能吧。”

“现在只要找到他就行了。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有没有告诉你假名或绰号？”

“没有。怎么了？”

“我们可以打电话到酒吧，请人叫他啊。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潘多拉。叫他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跟他说蓝皮盒子在你手上。”

“什么蓝皮盒子？”

“就是你进去——哦。”

“根本就没有蓝皮盒子。”

“当然没有。”她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蓝皮盒子，那只是个诱饵而已。”她皱起了眉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安排你们在潘多拉见面？”

“我不知道。他可能根本不会去。”

“那为什么要安排呢？”

“这倒问住我了。除非他通知警察在那里抓我，不过这也不太说得通。也许他是觉得行动结束时应该安排见个面，才感觉比较像真的。”我闭上眼睛，回想当时一幕幕的情景，“有件事很好笑。我老是觉得他在虚张声势，想让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为什么要这样？”

“让你不敢出卖他吧，我想。”

“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这家伙很蹊跷。他故意装成那样是因为他其实并不厉害。不是真的厉害。他说得有模有样，言行举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家伙一定是个骗子，而且是高手。”我微笑道，“他唬住我了，我实在不敢相信公寓里竟然没有蓝皮盒子。他有办法让我觉得有，还跟我说不能打开。”

“你不记得在牢里见过他，可是你觉得他曾经被警察抓过吗？”

“有可能。做这行的很难避免，不管你多高明，迟早都会出事。我跟你说过上次我是怎么被抓的，对不对？”

“门铃坏了。”

“对。我偏巧挑了个屋主在家的公寓，那家伙有枪，还有一副火爆脾气。我跟他说我们可以很理性地解决问题，还把我皮包里的钱拿出来想给他，谁知道他是民权团体的领袖。这就等于拿火腿三明治去贿赂拉比 [4] 。他们哪里是用书砸我？简直连图书馆都扔过来了。”

“可怜的伯尼。”她说，还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好几分钟，我们的手才彼此熟悉。我们的眼神相遇，但随即分开，滑进了各自的心思。

我想到了监狱，这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我自首，他们会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我，但也有可能是过失杀人。三四年之后，我照样可以在街头厮混、找人聊天，做现在做的事。以前我没被关过那么久，但最后一次时间也够长的了，十八个月。不过如果十八个月都撑得住，四年也能熬过去。蹲监狱，不管时间长短，一定要挺直腰杆、随时应战，不过要安分守己。

当然，我现在老多了，出狱之后应该已经年近四十。但他们都说，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蹲监狱也就越容易。

里面没有女人，没有柔软微凉的手、结实动人的臀部。里面也有些男人有结实的臀部，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恰巧不太喜欢。

“伯尼，我可以去找警察。”

“去检举我？这也是有道理的，应该有赏金——”

“你在胡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出卖你？你疯了吗？”

“是有点不正常。那你为什么要去找警察？”

“他们不是有一本里面都是罪犯照片的档案吗？”

“那又怎样？”

“我可以跟他们说我被坏人挟持，他们就会拿那本档案给我看。”

“然后呢？”

“也许我能认出他来。”

“你认不出来的。”

“我觉得我可以根据你的描述，把他找出来。”

“辨识罪犯的大头照上只有脸部画面，所以那才叫大头照，你是看不到他的身体的。”

“哦。”

“所以那才叫大头照。”

“哦。”

“这办法看来行不通。”

“是不太行得通，伯尼。”

我把她的手翻过来，轻抚着她的手掌和指腹。她靠近我一点。我们就这么坐了好几分钟，正当我做好所有准备要搂住她的时候，她却倏地站了起来。

“我真希望我们能做点什么。”她说，“我们如果知道那个跟你接头的人叫什么名字，至少就有了个着眼点。”

“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弗兰克斯福德。有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弗兰克斯福德的命。动机……我们越了解这个人，就越知道该朝哪个方向思考。”

“可警察不是——”

“警察已经知道是谁杀他了，连调查都免了。露丝，他们认定凶手就是我，这案子已经结了，现在只要抓到我就行了。要不，我们这体制怎么会这么完美呢？这世上可能只有一个人有杀弗兰克斯福德的动机，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弗兰克斯福德谋杀案已经破了，凶手就是我。”

“我明天可以到图书馆去看一下《纽约时报索引》，也许上面有线索。我可以在微缩胶卷室里找找看。”

我摇了摇头。“如果有什么好东西，他们早就挖出来登在讣闻里了。”

“也许在里面可以找到什么线索。试试总是值得的，对不对？”

“应该是吧。”

她朝一个方向走了几步，转身，又走了几步，有点像一头关在牢笼里的狮子。

“我不能坐在这里，”她说，“我会被逼疯的。”

“那你会恨监狱的。”

“天哪，里面的人怎么受得了？”

“找一天晚上，”我说，“我会带你到城里去玩，露丝，但是——”

“不行，你得留在这里。”她说，“我明白。”她拿起一份报纸，随意翻了几页，“也许电视上有什么。”她打开电视，WPIX台在上演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帮派电影。所有的坏蛋都到齐了——罗宾逊、彼得·洛、格林斯垂特，还有一群专演反派的演员，名字我都懒得记，但脸孔却永远忘不了。她坐在我身边，我们就看起这部电影来了。我终于搂住了她。在广告时段，我们抱在一起，轻轻拥吻。

最后一个坏蛋死了。在末尾播演职员表的时候，她说：“你看，坏人到头来还是赢不了，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人生，”我强调，“绝不是一部B级电影。”

“但也绝对不是德米尔 [5] 的电影。会有办法的，伯尼。”

“也许吧。”

十一点的新闻开始了，终于看到了我们想看的部分，但是在弗兰克斯福德遇害的新闻中，却没有后续的报道。跟几小时前相比，这条新闻反而简略了许多。在新闻报道亨特角的一起缉毒行动时，露丝站起身把电视关掉了。

“我想走了。”她说。

“走？”

“回家。”

“在哪里？”

“班克街，离这儿不远。”

“再留一会儿吧。”我建议，“说不定还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呢。”

“我累了，真的，我今天起得太早。”

“那么你可以……呃，睡在这里。”我说，“晚上玩个尽兴。”

“我今天不想，伯尼。”

“我也不想让你一个人回家。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

“现在还不到十二点，而且这里是全城最安全的区域。”

“我真的希望有你陪伴。”我说。

她笑了。“我今天晚上真的得回家，”她说，“我想洗个澡，把这身衣服换掉——”

“然后呢？”

“我还得喂猫，可怜的小东西现在一定饿坏了。”

“它们不会自己开罐头吗？”

“不会，它们被我宠坏了。一只叫以斯帖、一只叫末底改 [6] ，是阿比西尼亚猫。”

“你为什么给它们取了希伯来名字？”

“要不然我该叫它们什么？海尔和塞拉西 [7] 吗？”

“说得也是。”

我跟着她走到门边。她一手握在门把上，转身亲了我一下。感觉真好。我真的希望她能留下。她的喉咙深处传来诱人的声音，身子靠了我一下。

我放开她。她打开门，说：“明天见，伯尼。”

说完她便走了。

[1] R.I.P.是拉丁文Requiescat in pace的缩写，意思是“愿他安息”。

[2] 外外百老汇（off-off Broadway），也称超外百老汇，多为前卫或实验性戏剧。

[3] 什穆（Shmoo），美国漫画人物，身材圆胖，能让人梦想成真。

[4] 拉比（rabbi），意思是犹太学者。

[5] 德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代表作有《十诫》、《十字军东征》、《埃及艳后》、《日落大道》等。

[6] 这两个都是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名。

[7]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埃塞俄比亚国王，一九七五年死于拘禁之中。前文提到的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名。

7

我坐上地铁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在十四街坐上前往上城第八大道的地铁。除了我，车厢里只有一个地铁警察，屁股上挂了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他不住地打量我，因为他也没别的人可以打量，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些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面熟。只要他脑子里的那根弦绷起来了，马上就会跳起来抓我。

幸好他没想到。列车到达时报广场的时候，上来了几个乘客——两个下了班的护士和一个糊里糊涂的醉汉，那个警察总算有别的目标可以观察了。他在第五十九街下了车，在下一站我也下了车。我拾级而上，在七十二街和中央公园西边的交会处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还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前一天的傍晚，我坐在罗德尼的公寓里，眼睛看着电视，身边坐着露丝，感觉真好。但是她一离开，我便觉得那地方一无是处。我坐不住，电视看不进去，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越来越烦躁。十二点刚过，我洗了个澡，想到要再穿穿过的衣服，心头就一阵发紧——你可以想象出那种感觉。我打开罗德尼的衣橱，看看里面还剩下什么。

找不到什么可穿的。不知道他是带了很多衣服上路，还是根本没有多少衣服。我找到了一件可以穿的衬衣——不过我其实不太想穿——一双浅蓝色的弹力袜，但已经完全没有弹性了。

然后，我找到了那顶假发。

假发是金黄色的，很长，但不是嬉皮士的风格。我戴上假发，对着镜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对自己容貌上的变化很惊讶。唯一的麻烦是这顶假发颜色太亮了，会引来不少人的注意，幸好我在衣架上找到了一顶便帽，解决了这个问题。便帽缓和了金色假发的突兀，让我看起来没那么奇怪。

我觉得认识我的人还是会认出我，但不认识我的人只会见到一头金发和一顶便帽。

我对自己说，我一定是疯了。我拿掉假发和便帽，坐在电视机前。几分钟后，电话响了起来。我仔细地数着，电话一连响了二十二声，然后不知道是打电话的人放弃了，还是电话公司终于做了该做的事情，它不响了。电话在白天经常响——有一次露丝差点就接了起来——但从来没响过那么久。

***

我从地铁站走到我家所在的那幢建筑。我之所以坐地铁，没有坐出租车，是因为我不想跟人独处，也许我有点害怕坐上以前载过我的出租车。但我离公寓越近，就越觉得该做点别的事。这个区域人口稠密，附近的灯光很亮，我在这里又住了很多年，在这段短短的路上，我就碰到了好几个熟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不时地会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所以，他们只要盯着我瞧上一会儿，就会认出我来，这个假设是很合理的。我尽可能做出和平时不同的姿势，用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步伐节奏向前走。也许这有用吧，反正没人认出我来。

最后，我隐身在阴暗的角落，斜对角处的建筑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往上看，在第十六层向南的那一面找到了我家的窗户——我的公寓，我那窄窄的卑微的生活空间。

那里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两个小房间、一个厨房，在乏味的都市丛林中这套公寓的租金非常高，唯一吸引人的或许是它的景观。但它是我的家，见鬼，我在里面觉得很舒服。

但现在全没了。就算我能从眼前的麻烦中脱身——但我还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脱身——也不觉得我还能住在这里。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整日笑脸迎人、住在16G的房客，究竟有着怎样的底细：他是个贼，天哪，罪犯。

我想到了每天在电梯里见面的那些人，在洗衣房里讲笑话的女人，还有门卫、大厅的服务人员，以及他们的上司和杂役。赫施太太住在大厅的另一端，整天抽烟，我常常向她借洗衣粉。我其实和她也不算太熟，但她是我在大楼里真正认识、叫得出名字的人。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跟他们住在一起。

现在，我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了。伯纳德·罗登巴尔是小偷。我要被迫搬到别的地方去，用假名再租一套公寓。天哪，做一个职业罪犯已经够难的了，如果你还恶名在外，那就更难混了。

我应该冒险上楼吗？从午夜到早上八点这个时段，门卫是年纪不小但体格壮硕的弗里茨。光靠我头上的假发和便帽，别想唬得住他。用一两张钞票或许能让他放弃好市民应尽的义务，不过也很难说。跟所得相比，这样的风险大得不成比例。侧面倒是有个边门，从那里走过几级楼梯可以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门是锁着的，但从里面可以推开。经理有时会给送货的开门，不过你进不去。

你进不去。我进得去。

我从地下室可以乘电梯直接上到十六楼，不必经过大厅，然后再从相同的路线离开。我可以装上一皮箱衣服、五千多美元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去自首，或是被他们抓到，我也能有钱请律师。而且我想把钱拿在手上，而不是藏在我根本没法进去的公寓里。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和开锁工具，走出阴影，打算穿过七十一街。就在我刚到对街的时候，一辆车停在公寓门口的消防栓前。那是一辆新款房车，到处都看得到，但是开得这么大大咧咧，连消防栓旁都敢停，我想里面一定是警察。

有两个人走了出来。我不认识他们，那样子看来不像是警察。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大家都这么穿，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便衣。

我留在西端大道上没动。他们显然给弗里茨看了什么东西，我退回路边，紧贴着褐色的砂石墙壁，不让人注意到我。如果有人看到我，一定以为我是想打劫，会刻意绕开我藏身的地方。

我在原地待了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该看看我的窗户，于是又退回到先前站过的角落，抬头找到了十六楼的G号房。灯是亮的。

我待了十五分钟，灯一直亮着。我挠了挠头皮。戴着宽宽松松的假发做这种事实在很蠢。我把假发和便帽扶好，琢磨着那两个浑蛋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究竟要多久才会出来。

我觉得过了很久，而且动静很响，当然他们没有理由在我的房间里蹑手蹑脚。如果我等他们走了再进去，那么邻居对任何声音都会格外敏感，这样的话……

真是糟糕。

***

我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儿，始终避开街灯，边走边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我发现自己离潘多拉酒吧只有半条街。我选了一个地方，能清晰地看到酒吧里的情形，但酒吧里的人却不一定能看到我。我一直站到小腿抽筋，喉咙冒烟。我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站了多久，但已经确定有八到十个人走进酒吧，也有差不多数量的人打算离开那里。可我那个体形像梨子的朋友并不在里面。

也许我在这附近见过他，才会觉得他那么面熟。也许我们经常在街上擦身而过，他的脸和身影才会印在我的意识里。他提到潘多拉，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在那里厮混，就脱口而出，虽然他根本就不打算赴这个约会。

也许他现在就在里面。

坦白地说，这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口渴难耐，真想抓过一杯啤酒灌个痛快。他可能在里面，虽然机会渺茫，但进去还是合理的吧。

他当然不在里面，但啤酒真好喝。

我没有停留很久，但一出门就觉得很不对劲，似乎有人在跟踪我。我沿着百老汇大道往南走，在身后二三十码处，有个人从我离开酒吧两三分钟后就开始跟着我。我在六十街转弯，他也一样，这让我更加紧张。

我横穿马路，向西走去，他在马路的另一边跟着我。这人个头很小，穿着厚厚的黑呢防风夹克、跟上衣不配套的深色长裤和浅色衬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却也不想瞪着他让他离开。

就在我转上哥伦布大道之前，他也跑到了街道的这一边。我沿着哥伦布大道向城中心走去，在接近第九大道时，他不知从哪个角落转了出来，又跟在了我的后面，这吓了我一跳。我想了半天，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躲在门边，等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一拳把他打倒；或者我可以继续走下去，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继续往前走，走过一排房子之后，他走进一家酒吧，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原来是一个也想喝两杯的可怜虫。

我走到哥伦布圆环，坐地铁回家。呃，从我自己的家到我临时的家。这次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贝休恩街，它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我尽可能快地打开门锁，做得就好像我有钥匙一样，然后连跑带跳地蹿上四楼，没多久就站在了罗德尼的房门前。门后的三道锁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没用钥匙锁门，只有弹簧锁扣上了。我用一块软软的铁片伸进钥匙孔，说实话，用这东西开锁比用钥匙还快。

然后我锁上所有的锁，上床睡觉。我什么事也没做，还去冒了一堆没必要冒的险，不过躺在罗德尼的床上时却觉得身心舒畅。我到街上走了一趟，没有躲躲藏藏的。我采取了行动，尽了责任。

感觉真好。

8

第二天早晨，她不需要踢翻花盆叫醒我了。九点刚过，我就起了床。洗过澡，我想刮刮胡子。罗德尼留了一把很糟糕的刮胡刀，是我好不容易才在一个空的邦迪盒子后面的空药箱里找到的。这是一把旧得不能再旧的吉列牌刮胡刀，起码一年没用过了，也起码有一年零一天没有清理过。旧刀片还在上面，罗德尼上次刮胡子留下的残渣也在里面。我在水龙头下用水冲了半天，就像用玩具扫帚清理满屋的垃圾一样吃力。

我决定打个电话给露丝，请她带牙刷、牙膏和刮胡膏给我。我翻了翻电话簿，在曼哈顿区找到了很多姓海托华的人，这才发现海托华这个姓真是很普通，比我预想的还多见。但是没有住在班克街的，也没有叫露丝的。我打电话到查号台，一个有浓厚拉丁口音的接线员告诉我说在班克街上查不到露丝这个名字，可能是没有登记。挂上电话之后，我对自己说，不能因为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就怀疑她的能力。我又拨了一次四一一查号台，这次遇到的是另外一位接线员，便例行公事地询问一番。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有点澳洲腔，但她也查不到露丝的电话号码。

我想她大概是没登记吧。她又不是演员，为什么要登记电话号码呢？

我打开电视机，和它做个伴，然后煮上一壶咖啡，又坐回到座位上，端详着那部电话。我决定打个电话回家，看看现在有没有警察在那儿。我拿起话筒，又放了回去，因为不太能确定我家的电话号码到底是什么。我从没打过这个电话，只要我出门，家里就不会有人。我觉得有点意外，就算你不会打电话回家，也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我想，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电话号码。我对着电话瞪了好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我立刻打了过去，没有人接，这也是应该的。我挂上电话。

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我听到了有人上楼梯、走近门边的声音。她敲了敲门，但我决定让她用钥匙开门。她走了进来，眼神明亮，神采飞扬，手里拿着一个小购物袋，还跟我说她买了蛋和培根。“你已经煮好咖啡了，”她说，“很好。这是今天的《纽约时报》，上面没有什么。”

“我想也不会有什么。”

“我想我应该再买一份《每日新闻》，但看到了又不想买。我觉得只要是重要的新闻，《纽约时报》就应该会登。他只有这一口煎锅吗？”

“除非他带了一口锅上路。”

“他不太会做家务。我们只能用手边现有的东西。我以前没藏匿过逃犯，不过，我会尽可能用你习惯的方法掩护你。如果在别人家和嫌疑人在一起，算是包庇吧。”

“其实是凶杀从犯。”我说。

“那很严重吧？”

“是很严重。”

“伯尼——”

我抓住她的手臂。“我先前想过这个问题了，露丝，也许你还是去检举我比较好。”

“你别胡说了。”

“你会惹来一身麻烦的。”

“别闹了，”她说，“你是无辜的。”

“警察可不这么想。”

“等我们找到真凶，他们就会相信了。嘿，别这样嘛，伯尼！我们不是看过那些老电影吗？好人到最后都会赢的。我们是好人，对不对？”

“这我完全相信。”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跟我说你喜欢吃怎么做的鸡蛋，忘了这些讨厌的事。这房子里有我，有蟑螂，这就够了。你在干吗，伯尼？”

“我在亲你的脖子。”

“哦，这倒没关系，下次你可以再亲。嗯——你知道吗，这样很舒服，伯尼，我想我会学着喜欢的。”

我们正在把鸡蛋洗干净，这时电话响了。这次服务人员倒很机警，第四声还没响完就把电话接过去了。

这倒提醒了我。“我今天早上想打电话给你，”我说，“但是你的电话号码没有登记，或者是用你丈夫或别人的名字登记的？”

“哦，”她说，“我没有登记。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因为我想刮胡子。”

“我注意到了，你的脸毛茸茸的，其实我有点喜欢这样，可是我也知道你应该刮一刮。”

我跟她说这里没有刮胡膏，罗德尼的刮胡刀又是那个样子。“我想你可以顺路带来。”

“我现在去买，不麻烦的。”

“如果我有你的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省了这趟了。”

“哦，没关系。”她说，“我不在乎。你还要不要别的东西？”

我又说了几样，她写在一张小单子上。我从皮夹里拿出十美元，强迫她收下。“真的不用急。”我说。

“我现在就要出门。我刚刚在想，伯尼，你最好不要用电话。”

“为什么？”

“工作人员应该能分得出是有人把电话拿下来了还是有人在跟人通话。有时他们还会监听呢，是不是？”

“这我倒不知道，我还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但他们知道罗德尼不在城里啊，如果他们察觉到有人在罗德尼的公寓里——”

“露丝，通常他们会让电话响上二十次才接过去，他们就是这么有效率。只有在电话响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用户的线路，而且也是胡乱应付了事。”

“刚才不是只响了四次吗？”

“总是会有意外情况的，是不是？你也不是真的以为用电话有什么危险吧？”

“嗯……”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她出门之后我站在电话旁边，看着它，好像在看什么洪水猛兽。我拿起话筒，开始拨我家的电话号码——这次我记得很清楚——但才拨到一半就不想拨了，挂上了电话。

趁她不在的时候，我把碗盘洗好，然后开始看报纸。《纽约时报》说我还逍遥法外，这我也知道。

这次我懒得锁门，她刚一敲门我就打开了。她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有一把刮胡刀、一小盒刀片、刮胡膏、牙刷和一小管牙膏。她还给了我找回的四毛七分钱。时不时就会有这种事提醒你，大家嘴里的通货膨胀绝非空穴来风。

“再过几分钟我就要出门了，”她说，“你可以刮胡子了。”

“出门？你刚来啊。”

“我知道。我要到图书馆去看看《纽约时报索引》——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除非我们能找到他的前妻，跟她谈一谈，否则很难有进展。”

“很麻烦，好像不值得这么做。”

“查《纽约时报索引》吗？我只要到四十二街和第五——”

“我知道图书馆在哪里。我是说找弗兰克斯福德的前妻。”

“其实也没什么麻烦的。前妻会不会参加前夫的追悼仪式？我今天下午就要到那边去，两点半有一个追悼仪式。追悼仪式跟葬礼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我想可能跟尸体在不在有关系。警察可能因为解剖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还没有交还尸体。他们要确定他真的死了。”

“他们已经确定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了。”

“也许他们没有交还尸体，或是把尸体运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但是差别应该就在这里吧。没有尸体不能叫葬礼，对不对？”

“去问汤姆·索亚 [1] 吧。”

“有意思。那我到酒吧去好了。潘多拉的盒子。”

“就叫潘多拉。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跟我去追悼仪式的道理一样。如果那家伙没参加追悼仪式，说不定会去酒吧。”

“我不知道他参加追悼仪式干什么。”

她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但说不定他是弗兰克斯福德生意上的朋友，所以才会去。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如果他没参加追悼仪式，说不定会到潘多拉喝一杯，借酒消愁。”

接下来她解释说为什么她觉得潘多拉可能是我们朋友的日常买醉之处，这也是前天晚上我到酒吧去溜达的原因吧。如果他真的在教堂或酒吧的话，露丝一定可以根据我的描述认出他来。

我们坐下聊了起来，一小时之后，露丝说她该到上城去了。其间有好几次我差点就跟她说，就在几小时前我曾经到过潘多拉，但不知为什么，我终究没说出口。

她一出门，时间好像就变慢了。不管有没有结果，她总算是有点事可做，而我呢，只能在屋里晃来晃去消磨时间。我想戴上假发和便帽跟在她后面，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么做很笨，因为警察可能派了人手，在追悼仪式上注意可疑人物。我突然担心起露丝来，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可别引来警察跟踪她。

如果没有别的更值得担心的事放在心上，你就会钻牛角尖，觉得还真有这回事。我决定提醒她注意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没法找到她，更何况她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我当然可以打电话给图书馆，请他们派人去找她，虽然我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这项服务。不过我可以跟他们说，这是性命攸关的事。

不行，这会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我应该干脆戴上假发和便帽到图书馆去跟她说，但这样有可能把她逼进一个小房间，而里面恰巧有三个警察眼光瞟来瞟去，这时她叫我的名字，我的假发跟便帽也刚好掉了下来。

于是我决定刮胡子，尽可能地用最慢的速度细细打理。我先把刮胡膏抹在脸上，抹了四五次，然后刻意而细心地慢慢刮。这是我近年来刮胡子最仔细的一次——除非你连我逃离弗兰克斯福德公寓的那次一块算上，嘿嘿——我留下两撇小胡子没刮，觉得有助于伪装，跟假发和便帽也很配。

我从柜子里把假发和便帽拿了出来，戴在头上，仔细打量我嘴上八分之一英寸新留的胡须。然后我脱掉假发和便帽，放回柜子里，又抹上刮胡膏，把那两撇有点造作的胡须刮掉了。

胡子再怎么刮也只能这样了。我尽可能做得仔细，如果还能再浪费时间，大概只有把头发也剃掉了。我真的在考虑把头发剃光的可能性，这同时也说明了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如果我剃成光头，戴上假发说不定会更贴合一点。幸好在我真的动手之前，这主意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又开始拨自己家的电话，这纯粹是因为无聊，结果电话竟然占线，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随即想到这并不代表有人在用我的电话，只是那个区的电话线路忙而已，这种事经常会发生。要不就是恰巧有人打电话给我，被他先接通了。我几分钟后再打电话过去，电话响了，不过没人接。

我继续看电视，胡乱换着台。WOR台在重播一部叫《公路巡弋》的电影。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 [2] 如何惩罚坏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

我掏出我的那串钥匙和挑钩，放在手上掂掂分量，脑子在盘算有没有可能在这幢房子里闯几个空门，算是找点事情做。我可以到楼下去按电铃或是记下他们的名字，到电话簿上去查他们的电话，确定哪些人在家、哪些人不在，一家一家去探个究竟。说不定能找到合身的衣服，或是给以斯帖和末底改找点猫粮。

我根本没认真思考过这些想法。我只是渴望思考点什么，于是就胡乱拉些东西来滥竽充数。

我不知不觉在电视机前打起盹来，半睡半醒地看着电影里的情节，直到影像完全淡出，被一些无聊的梦取代。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所以也说不上来到底睡了多久，我想有一小时多一点，两小时不到吧。

也许是外面的噪声把我吵醒的，也许我小睡一下就够了。但我相信是那声音，我在潜意识里听到了，而且能分辨出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睁开眼睛，盯着电视看，狠狠眨了两下，又盯着电视看。

五点刚过，露丝回来了。我那时已经快把地毯磨破了，沿着线头露出的边缘来回不停地走，要么就冲到电话旁，没拿起听筒又慌忙退开。五点的新闻开始了，我已经紧张烦躁得根本看不进去，只知道有个面带微笑的家伙喋喋不休地在播报摩洛哥——还是黎巴嫩？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地方——的情形，骇人听闻。

是露丝回来的脚步声。她把钥匙插进孔中还没转动，我就替她把门打开了。然后她冲了进来，还没锁门就爆出连珠炮一样的一串话。她的嘴好像怎么也闭不上，从外面的天气、图书馆的设备到弗兰克斯福德的追悼仪式，说个没完没了。但是我的注意力跟刚才听摩洛哥——或是黎巴嫩——的新闻时差不多。

我好不容易在她的一个句子中间插了句嘴。“我们的胖朋友呢？”我说，“他在那里吗？”

“我想没有。他没出席追悼仪式，也没去酒吧。顺便提一句，那酒吧还真脏啊，它——”

“所以你没见到他？”

“没有，但是——”

“我见到了。”我说。

[1] 汤姆·索亚（Tom Sawyer），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主角，家人一度以为他溺毙，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

[2] 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Broadrick Crawford，1911—1986），美国电影演员。

9

“演员！”

“演员。”我同意这种说法，“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但就在那个时候，我醒过来了，他正从出租车的前座回过头来，问詹姆斯·加纳 [1] 要到哪里去。‘上哪儿啊，老兄？’我想我就是这个时候醒过来的。幸好没错过这几个字。”

“单凭这个就能认出他来？”

“肯定是他，绝对是同一个人。那部电影是十五年前拍的。他当然没有当时那么年轻了，但谁不是这样？一样的脸、一样的声音、一样的体形。他多了几磅肉，但谁又不这样？哦，没错，就是他。如果你见过他，也认得出来。他一出现你就会知道。我一定在电影和电视节目里见过他几百次，不是出租车司机、银行柜员，就是街头混混。”

“他叫什么名字？”

“谁知道？我本来就不太注意这种小事，而且片尾也没有播演职员。我坐在那儿等，当然加纳不会再叫同一辆出租车，我连想都不敢想。我猜为了在电视上播放方便，他们剪掉了很多画面。而且有的电影本来在片尾就没有演职员名单。”

“那倒不见得。但是如果他只说了一句‘上哪儿啊，老兄？’，演职员名单中到底会不会有他呢？”

“哦，他还有别的对白，总共五六句吧。你知道的，就是谈谈交通和天气，一般的纽约出租车司机都会聊的那些话题，至少是好莱坞的人觉得典型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会说的话。出租车司机真的会跟你说：‘上哪儿啊，老兄’吗？”

“不会吧。没有什么人叫我老兄。有意思，难怪你觉得他很面熟，却不知道在哪里见过。”

“我是在银幕上见到他的。很多次了。难怪连声音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的眉头皱了起来，“原来我是这样见过他的，露丝。但他又是怎么认识我的呢？我又不是演员，除非你硬要说人生是一个舞台。这个演员到底是怎么认识我——伯尼·罗登巴尔这个小偷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

“罗德尼？”

“呃？”

“罗德尼是个演员啊。”

“那又怎样？”

“演员不都相互认识吗？”

“是吗？我倒不知道。有的相互之间很熟吧。你们做贼的都相互认识吗？”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做贼的都独来独往。戏剧工作者不同，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在舞台上或摄影机前表演。演员得和别人合作，也许罗德尼跟他演过戏。”

“是有这个可能。”

“罗德尼认识我，我和他玩过扑克牌。”

“但他不知道你是个贼啊。”

“我想他不知道，但也说不定。”

“除非他最近读过纽约的报纸。你是觉得罗德尼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你是个贼，然后跟这个演员说了？而另一个演员呢，决定要你为这起谋杀案背黑锅，所以就在你从谋杀现场到罗德尼公寓的这段时间里善后。”

“哦。”

“就是这样吧。”

“我知道这种说法要别人相信，是有点难，但你别忘了，他们都是演员。”

“其中两个是，不过只有一个全程参与。”

“弗兰克斯福德和剧场很有渊源。也许他和设计陷害我们的那个演员有些纠纷。制作人和这个演员一言不合——”

“演员就决定杀死弗兰克斯福德，再找个贼来顶罪。”

“我一直在吹气球，而你却老是在气球上扎针。”

“我只是觉得，应该根据我们知道的事情来推理，伯尼。这跟那个人是怎么找上你的没有关系，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你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中间人》。讲的是接管公司的事，但不像你想的那样是同性恋、三人同居的色情电影。由詹姆斯·加纳和尚恩·威尔森主演，此外还有两三个我叫得出名字的人，但都不是我们的那位朋友。这部电影是一九六二年拍的，在《纽约时报》上写影评的人不知道是谁，但不管是谁都会认为这是一部剧情在意料之中，但是演员的表现如鬼似魅的电影。这个形容词你可能不常听到吧。”

“你可能也不想常常听到吧。”

“是啊。”我说。

她拿起电话，我跟她说她可能需要一本电话簿。“我也想到了这个主意，”我说，“打电话给录像带出租公司，问他们有没有这部电影，但他们这时候都没有开门，是不是？”

她做了个鬼脸，问我播那部电影的是哪个频道。

“九频道。”

“是WPIX吗？”

“是WOR。”

“对。”她合上电话簿，拨了个电话号码，“你说要租那部电影回来，看看那里面的人，这话不是认真的吧？”

“也不能说全是在开玩笑。”

“电视台应该有人有演员名单，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专人处理电话。”

“哦。”

“还有没有咖啡，伯尼？”

“我去倒一点给你。”

她打了好几个电话。WOR显然已经习惯于电影迷这种神经兮兮的言谈，因为他们的观众群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人，他们也只好耐着性子勉强应付。大家打电话来问的，多半是那些比较知名的演员。像我们那位只有几句台词的出租车司机，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

虽然如此，露丝还是在电话线上等了半天，因为这人说他有个同事知道《中间人》里的出租车司机是谁演的。他那个同事一肚子典故，不巧他出去买三明治了。所以露丝哼哼哈哈的，懒洋洋地跟对方聊天，消磨时间，直到他的同事回来接过电话。他模糊地记得出租车里进行的几句对话，但对那场戏其实没有什么印象。然后，露丝开始向他描述那个梨形身材男子的长相，这让我有点紧张，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露丝都没见过他。但是露丝非常精确地复述了我的观察，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向他道谢，挂上了电话。

“他说他知道我说的是谁，”她说，“但他不记得他的名字。”

“真好。”

“不过他查出来那部片子是派拉蒙发行的。”

“那又怎样？”

洛杉矶查号台给了她派拉蒙影片公司的电话号码。那里比这里早了三小时，所以他们还在上班，不过有很多人吃午饭还没有回来。露丝试了很多分机，最后，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人接她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说，十年以上的电影演员名单已经归入罕用档案，建议她试试影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露丝打电话到查号台，查出了影视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电话。学院的人告诉她他们保有这样的资料，也很欢迎她开车过去亲自查阅。但是谁也不会开车三千英里赶到那里，这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不管怎么说，对方就是不肯松口，直到露丝对他说她是大卫·梅里克 [2] 的秘书，对方才有所让步。我想这名字还真有点名堂。

“他去查了。”她用手遮住话筒说。

“我还以为你是不撒谎的。”

“我只是偶尔没说实话而已。”

“这跟公然撒谎又有什么不同呢？”

“有点细微的差别。”她好像还想再补充一点，但美洲大陆的另一端已经有人开始说话了。露丝一直在说是、是、嗯、嗯，同时在电话簿上飞快地记着。然后她转达了梅里克的谢意，挂上电话。

她问我说：“哪个司机？”

“啊？”

“在完整的演员名单上有两个出租车司机的名字，一个是司机A，一个是司机B。”她看着自己做的记录，“司机A是保罗·科希格，司机B叫韦斯利·布里尔。你说我们要找的是哪一个？”

“韦斯利·布里尔。”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没有。但是他是影片中后出现的出租车司机，所以他应该是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对吧？”

“除非你看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场了。”

我抢过电话簿，曼哈顿区没有人姓科希格，更别提叫保罗·科希格的了。姓布里尔的人倒很多，却没有叫韦斯利的。

“说不定是艺名。”她说。

“这样的小演员还要什么艺名！”

“没有人只想当小演员，特别是演艺事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有别的演员和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他只好换个名字。”

“也许他根本没有登记电话，也许他住在皇后区，也许——”

“我们在浪费时间。”她又拿起电话，“SAG那边会有这两个人的地址。”她打电话到查号台问电影演员公会的电话，这倒省下了我问她什么是SAG [3] 的时间。接下来，她又拨了十个电话号码，问对方如何和我们的两个演员朋友联络。这次她没有假冒成大卫·梅里克的秘书，看来也没这个必要。她等了几分钟，用笔在空中画了几个圈，我连忙把电话簿递给她，她在封面上又写了好几个字。

“是布里尔。”她说，“你说得对。”

“难道他也向你描述了布里尔的体形？”

“他在纽约有个经纪人。他们只给了我这两个演员的经纪人的电话。科希格的经纪人是西岸的威廉·莫里斯，布里尔的经纪人叫彼得·艾伦·马丁。”

“马丁就在纽约？”

“哦不，电话开头的数字是五，他应该在俄勒冈。”

“也许演员更喜欢和同海岸的经纪人合作。”

“这样是比较合理。”她同意我的说法，然后拨了电话号码，听了好一会儿，接着朝话筒哼了一声，挂上了电话。“他今天不会回来了。”她说，“我也有个答录机，可我真恨这些东西。”

“大家都讨厌。”

“如果我的经纪人用的是答录机，不是亲自接电话，我一定会换一个经纪人。”

“我倒不知道你有经纪人。”

她的脸一红。“我是说如果我有的话。如果我们有火腿，就可以做火腿蛋吃，不过那也要先有蛋才行——”

“我们还有些鸡蛋，在冰箱里。”

“伯尼——”

“我知道。”我开始看电话簿，没有叫韦斯利·布里尔的，只有人姓布里尔，名字是缩写的W。前两个电话有人接，对方告诉我他们那儿没有叫韦斯利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都没人接，但地址在哈莱姆区，我的梨子朋友不太可能住在那里。在电话簿上用名字缩写的通常是女性，为的是避免骚扰电话。

“我们可以查查未登记电话。”露丝建议道，“查号台那里有资料。”

“做演员还不登记电话？这怎么可能？不过，就算我们确定他没有登记电话，这信息对我们也没有用。”

“我想是这样。”

“那就不用伤脑筋了。”

“是的。”

“我们知道他是谁，”我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明天我们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问他的住址。现在最好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开头，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如果警察一小时之后破门而入抓住我，这跟他们两小时之前破门而入，情势已经有点不同了。我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明白吗？除了向他们提起那个梨子体形的男人之外，我有了新的线索，不只能描述出他的体形，还说得出他的名字。”

“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会把我关进牢里，不理会我在说什么。”我说，“可是不会有人冲进来，没什么好担心的，露丝。”

她到街角的小吃店买了一些三明治和啤酒，还在卖酒的商店停留了一会儿，买了一瓶先生牌威士忌。她出门的时候，我请她顺便带瓶酒回来。她买到了所有我请她买的东西，但我没有喝酒。我开了一瓶啤酒当晚餐时的饮料，没碰威士忌。

吃完饭之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她倒了点威士忌在她的咖啡杯里，我没有。她要我拿行窃工具给她看，我就拿了出来。她一件件地问它们的名字和作用。

“行窃工具。”她说，“持有行窃工具是非法的，对不对？”

“会因此坐牢。”

“你开这套公寓的门的时候，用了哪几样？”我拿给她看，向她解释开锁的过程。

“实在不简单。”她说着轻轻地抖了一下，很迷人，“开锁是谁教你的？”

“自学的。”

“真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先读了几本开锁的书，然后又参加了在俄亥俄州的函授学校。你知道吗，我觉得只有小偷才会上那种课。我在牢里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上过开锁的函授大学，每个月学校都会寄一把锁给他，还附上完整的开锁说明。他就蹲在牢房里，每天都要练上好几小时。”

“监狱方面也不管吗？”

“他们认为他在学习一技之长，狱方最鼓励的就是这种事。其实，他在接受盗贼的升级教育，起初他也许是个抢加油站的，以后他会改做点别的。”

“偷东西好像比较好赚钱。”

“通常是这样，但差别最大的是需不需要使用暴力。干这行不用向别人开枪，偷东西总是比较安全、比较合理，特别是没有人在家的时候。”

“上完这个课程之后，他就变成专家了？”

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他上完了这个课程，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变成专家。不管是函授还是面授，学习总是要靠自己。”

“你是说手吗？”

“一双手和一颗心。”说这种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脸红，“是真的。我十二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就会开浴室的锁。只要把锁头中间的钮按下去，门就只能从里面开，从外面是打不开的。不管你是坐在马桶上还是躺在浴缸里，外面的人都别想进去。你当然也可以先把按钮按下去，然后就会把自己反锁在门外。

“我妹妹就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只是她把自己锁在了浴室里，一个劲地哭，因为她不会扭门把。这门从里面能打开，在外面却没办法。我妈妈打电话给消防队，他们把门锁拆开，把她救了出来。你在笑什么？”

“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通常会立志做消防队员，但你却决定做个贼。”

“我只是决定了要研究怎么开锁。我先是想用螺丝起子的头伸进锁孔里，但它的弹性不够。我换了一把又试，然后再用那种塑胶的年历片，就是推销员在街上分发、可以放在皮夹里、十二个月份看得清清楚楚、很好用的那种。我那时还不知道原理，就已经在想怎么用撬片来开锁了。”

“撬片？”

“是一种塑胶片做成的工具。如果你碰上那种不用钥匙就能锁上的锁——你知道，就是那种只要把门带上就能自己锁上的锁——就要用这种塑胶撬片。开这种锁要看锁壁跟门柱之间的距离，才能知道容不容易，但总是有办法可以打开。”

“真有意思。”她说，又开始轻轻地颤抖。我对她谈起我早年的开锁经历，以及打开锁的那一瞬间的战栗感，她似乎很愿意听我讲。我告诉她我第一次潜入隔壁邻居家的事。那是一个下午，那家没人在家，我拿了冰箱里的冷肉片，又从面包抽屉里拿了几片面包，做了份三明治。吃完之后，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归原位，这才不急不慢地出了门。

“最重要的是你打开了那道门。”

“打开门，溜进去。对。”

“然后你才开始偷东西。”

“看那份三明治算不算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偷东西。你既然已经可以进去了，那你很容易就会想到没拿钱就这么走，好像没什么道理。开锁很有意思，不过，部分的乐趣也是来自门后面的财物。”

“危险呢？”

“这的确也是刺激的来源之一。”

“伯尼，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滋味。”

“当小偷吗？”

“是啊。”她的脸突然紧绷起来，特别是在眼眶周围，上嘴唇甚至还微微冒汗。我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的腿微微抽动，像是扭紧的弦。

“告诉我是什么感觉。”

我的手在她的大腿上来回游移。“感觉真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打开别人家的门，溜进去是什么滋味？”

“很刺激。”

“那是一定的。”她的舌头轻轻地舐了舐下嘴唇，“害怕吗？”

“有一点。”

“那也是一定的。这种刺激……呃……会有一点像性吗？”

“那要看你在屋里找到什么人了。”我笑得很开心，“开玩笑的。我想这刺激里会有一点性的成分，不过应该是抽象的，是不是？”我放在她大腿上的手没闲着，一边说一边游来游去。“要试到锁钩的适当位置，”我继续着手上的动作，“这边敲敲，那边打打，轻轻地把门锁打开，慢慢地溜进去……”

“然后呢？”

“当然也有很粗鲁的人，直接用铁撬杆把门撬开，或是一脚把门踢开，这种人的作风是不是像那种单刀直入的性？”

她的嘴噘起来了。“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有一点。”

她的眼睛似乎转成蓝色了，眼神天真无邪。我的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上，托起她的脸庞，在她的鼻尖上轻轻一吻。“你会知道的。”我说。

“啊？”

“两小时之后，你会亲眼目睹。”

我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她就是那种很会用电话套话的人，也许明天一早她能从经纪人那里问出韦斯利·布里尔的地址，但是需要等那么久吗？那个经纪人会警告布里尔吗？再说，如果他在这件事里也插了一脚，又为什么要透露消息给他呢？

换个角度来说，彼得·艾伦·马丁的办公室就在第六大道和第十六街的交叉口，说不定在他下班之后溜进去还能够找到什么我意想不到的线索。至少，我能早几小时知道布里尔的地址，免得再费一番工夫，也不会引起什么疑心。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这事就和闯空门一样有吸引力——你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有时还会喜出望外。

“但是你就得出去了。”露丝说，“人家会看到你的。”

“我可以化装。”

她的脸色亮了起来。“也许我们可以化个装，不知道罗德尼有没有留下化妆品。我可以帮你化，我看先贴两撇小胡子吧。”

“我今天下午真的留了两撇胡子，但效果不怎么样。只要一化装，大家就知道你化妆了，反而会特别注意你，适得其反。你等一等。”

我走到衣橱边，找出那顶假发和便帽，拿进浴室，对着镜子调整出最好的模样，然后走出去给露丝看。她好像还挺欣赏的。我夸张地弯腰致意，假发和帽子落在了我的面前。她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夸张。

“没那么好笑吧。”我说。

“哦，天哪，这太滑稽了。如果用两个发夹，就不会这样了。头发万一掉在街上，脸可就丢大了。”

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但我没说什么。我没告诉她我昨天独自出去过——因为现在再提起这件，时机有点尴尬。

我们大约是九点左右出门的。我的那些工具和塑胶手套都放在口袋里，还多带了一卷我从医药柜里找到的胶带。我想应该不用打破玻璃，不过有卷胶带在手边会很方便，因为我没去过马丁的办公室，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状况。露丝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两个发夹，把假发别在我的真头发上。我现在可以潇洒地鞠躬，不用担心假发会滑下来。当然，帽子是会掉下来的。她本来想用别针把帽子也一块儿别起来，但我想这样就够了。

出门后我向她借了罗德尼的备用钥匙，把三道锁全部锁好，然后把钥匙还给她。她把钥匙放回皮包之前，还看了它们一会儿。“你可以把所有的锁打开。”她说，“不用钥匙。”

“我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

“当然。”

去那幢房子的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屋外的空气新鲜清爽，好像比昨天晚上温暖一点。我差点就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她，幸好我想起了她说过我不该出去的，于是又把话咽了回去。她说，在屋里关了两天，出来一定觉得很舒服，我说，对，真的很舒服。她说，全市的警察都在找我，我还走在街上，一定会觉得很紧张。说这种话未免神经质了一点，但我还是说，对啊，是有点紧张，不过还能够控制。她挽着我的手臂，我们朝东北方向前行。

有她在身边是安全一点。一男一女依偎着走在街头，就算有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是正在逃避拘捕的江洋大盗。现在的我比起昨天是安心了许多。我觉得开始时她有点紧张，但过了两条街之后，她好像放松了许多。她告诉我，她实在等不及我们俩一起进入经纪人办公室的那一瞬间。

“‘我们俩’是什么意思，宝贝？”

“除了你和我还会有谁？”

“不行。”我说，“办不到。我是个贼，你是我最信得过的同伴。你留在外面，替我把风。”

她噘了噘嘴。“好玩的事都被你占尽了。”

“长官当然该有点特权。”

“两个人一块儿动脑筋总比一个人强吧，伯尼，四只手也比两只手能干。如果我们两个都进到马丁的办公室的话，速度会快一点。”

我对她说人多手也杂。到了第十六街和第六大道的交会口时，她还在抗议。我看准了马丁办公室的位置，斜对角刚巧是家咖啡馆。“你在那边等吧，”我说，“坐在雅座里面，喝杯可能不是顶好的咖啡。”

“我不想喝咖啡。”

“也许再加个英国松饼会让你想喝杯咖啡。”

“我不饿。”

“那就吃个丹麦梅酥吧。他们那里的丹麦梅酥很有名。”

“真的？”

“我怎么知道。你可以在窗边举灯笼，一盏是陆路，两盏是水路 [4] ，露丝·海托华在海的另一边等你。怎么啦？”

“没什么。”

“《两盏是水路》。这是罗德尼演了一个角色的戏。不管怎样，我曾在海的另外一边，但不会很久。进来出去，动如脱兔，这是我的原则。”

“我明白了。”

“只有做贼的时候才这样，别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坚持了。”

“啊？哦。”

我觉得轻松了许多，甚至还有点茫然。我亲了她一下，以示同仇敌忾，然后把她带到咖啡馆，挺起胸膛准备干活。

[1] 詹姆斯·加纳（James Garner，1928—2014），美国电影明星。

[2] 大卫·梅里克（David Merrick，1911—2000），百老汇著名制作人。

[3] SAG是电影演员公会（Screen Actors Guild）的首字母缩写。

[4] 出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诗《保罗·列维尔骑马来》。列维尔安排的信号灯这一盏，说明英国军队从陆地来，亮两盏则是从海上来。

10

那幢建筑有十多层高，但在当时，建筑师一定是把它当作摩天大楼来盖的。它真的很古老，原本白色的主体镶了金属装饰，不过已经累积了好几十年的尘埃。如今不会有人再盖这样的建筑了，想想也不奇怪。

我隔街打量着这幢建筑，好像没找到什么碍眼的东西。街边的办公楼大都熄灯了，只有几间办公室例外——律师和会计师都工作到比较晚，清洁工必须擦过桌子、倒干净垃圾桶、拖完地板之后才能下班。一个穿着棕色制服的白头发黑人孤零零地坐在铺着大理石的窄窄的大厅里，伸长了胳膊在看报纸。我看了他好几分钟。没有人走进大楼，但有个人从电梯走出来，往警卫的办公桌走去，然后转弯出了大楼，朝第六大道的方向往上城走去。

我闪进街角的电话亭，尽量不去琢磨里面的怪味是从哪儿来的。我拨了个电话到彼得·艾伦·马丁的办公室，听到的是答录机的声音，便挂掉了电话。只要在七秒钟内挂掉电话，它会把一毛钱还给你。我一定是拖到了八秒，因为贝尔公司把我的钱收走了。

交通信号灯一变，我便快步走到马路对面。警卫见到我走进旋转门，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对他报以我的三号微笑，这种微笑很热切但有点假，然后走到柜台前，很快地瞥了一眼墙上的公司名录。他指了指面前的登记簿，我用一根短短的铅笔头在姓名栏下签了T.J.鲍威尔，在公司栏下写了贺布里尔公司，在房号栏下写了四四一，在时间栏下填了九点二十五分。我想，就算把美国宪法的全文写上去，这老人八成也不会注意。他只是在这里收集大家的签名，不让闲杂人等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他被放在这幢十五线大楼里，租客们都待不久，每年的更换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工商业间谍行为。这个老人只要把街头混混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去骚扰里面的打字员，就可以赚到管理单位给他的微薄报酬。

电梯显然在几年前被一个外行改装成了自动运行的，摇摇晃晃的像个快散架的旧箱子，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四楼。马丁的办公室在六楼，虽然我不相信大厅里的那个老头会舍得放下报纸，看我到底上了几楼，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行家就该有行家的风范。我顺着逃生梯往上爬了两层——还真是挺陡的——在回廊的另外一端找到了马丁的办公室。我一路走过去，只有两间办公室的灯还是亮的，一家是会计师事务所，另外一家是叫作国家无限的公司。会计师办公室里静悄悄的，但国家无限公司里却有古典音乐，好像是维瓦尔第的室内乐，还隐隐约约地传来一个布朗克斯口音的女孩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你绝对不敢相信……”

彼得·艾伦·马丁的办公室外是一块毛玻璃，上面镶了一片金黄色的枫叶。他的全名也镶在上面，字母全部大写，下面是“演艺经纪”几个小字。这些字是很久以前镶上去的，早就该重新烫金了。其实，整幢大楼都需要全面打理，不过谁都知道不会有这么一天。楼的外观还有几分昔日的气派，但里面连风韵都不存了。

办公室的门有一道弹簧装置和一个门把。马丁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挑开弹簧之后，还得再转门把才能进去。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用这种锁就好像是用栅栏防乌鸦，就算再白痴的人也只要把玻璃打破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更何况我还有一卷胶带在口袋里，能让我轻松过关。胶带交叉贴起来之后再敲破玻璃，能将破碎的声音压到最低。

可是，破碎的玻璃等于是一张邀请卡，上面还贴了胶带，痕迹就更加明显。我不是来偷东西的，而且我喜欢神出鬼没，最好别让人知道我的存在。所以，我决定慢慢把门打开，但就算这样也没花多少时间。

我挑开锁里的弹簧，把撬片伸进去更是简单。锁和墙壁之间大约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空间，只要有把抹奶油的薄刀，连小孩都能打得开。

“究竟是什么感觉，伯尼？”

转动门把将门推开的时候，会有一丝兴奋，然后侧身进去，关门，上锁。我的口袋里有手电筒，但我想也没想就打开了头顶的荧光灯。如果从外面看进来，手电筒的光线窜来窜去，很是令人生疑；把大灯打开的话，别人会以为这是一间还没熄灯的办公室，而我则是一个在加班的倒霉鬼。

我很快地转了一圈，看了看屋内的东西。有一张陈旧的木头办公桌、一张蓝色的钢制速记桌，速记桌上有一部打字机，此外还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我打量了一下，确定房间里没有藏着尸体，这才站在窗边，向外张望。我能看见咖啡馆，却看不到里面，不知道露丝是不是坐在窗边，是不是在看我这扇窗户。不过，这事我没有琢磨很久。

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三十六分。

马丁的办公室破旧混乱。其中有一面墙上胡乱贴满了深褐色的软木塞，一看便是外行人做的装潢，上面用图钉钉满了各式各样耀眼的照片，里面大多数是女性，她们都极尽可能地暴露自己的身体。大部分人露着腿，许多人露胸，但毫无例外都笑得很僵硬。想到彼得·艾伦·马丁得坐在这张乱七八糟的桌子前，看着那一排排的白牙齿，我不禁为他感到难过。

在琳琅满目的巨乳和大腿之间，夹杂了两张男性的照片，不过他们不是我要找的人。

在桌上白色的按钮电话旁边，有一沓记录电话号码和地址的卡片。我胡乱翻了翻，找到了韦斯利·布里尔的名字。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真的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反而觉得一阵寒意。我拿起马丁的钢笔，在一张纸上抄下：韦斯利·布里尔，坎伯兰旅馆，西五十八街三二六号，五四一七二五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他的名字，冷静地想想，我只要记住旅馆的名字就行了，剩下的可以查电话簿，但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套上橡胶手套，把我记得曾经摸过的地方擦拭一遍，其实不太可能有人会来采指纹，说不定根本没人会想到这一层。我又开始翻资料盒，看有没有弗兰克斯福德的名字。我不期望真能找到，而结果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橡木墙对面的窗户下，放了三个绿色的金属档案柜，看来都有些年头了。我翻了翻，很快就找到了布里尔的档案，里面只有十来张八乘十英寸的照片；或许还有些文字资料，但被他扔了或是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对这些照片很感兴趣。直到看见照片，我才确定的确是韦斯利·布里尔设计陷害我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好像也另有隐情。我们打了很多长途电话，但都是在和空气打交道。见了布里尔的黑白照片，前因后果就清楚多了。我翻了翻照片，挑出一张组合照，上面有六张大头照，记录了他不同的神情。我知道没人会注意档案里少了这张照片——说不定整份档案或是档案柜不见了，都没人知道——我把照片折了两下，放进口袋。

马丁的桌子没有锁。我机械性地翻了翻，也不是在找和布里尔有关的线索。我在桌子的最后一层抽屉里找到了一品脱、瓶子几乎全满的混合威士忌，旁边挨着的是老波士顿先生牌薄荷金酒，半品脱，没开瓶。这两瓶酒对我有无上的吸引力。在中间的大抽屉里，我找到了装现金的信封，总共八十五美元，全都是五美元和十美元的纸钞。我抽了一张五美元和两张十美元，支付此行的费用，但随后又心一横，打开信封，把钱全部抽走，把信封扔了回去。或许我留下了我曾来过这里的痕迹，或许我制造的一团混乱和他制造的一团混乱不一样，不过就算他注意到了，也只会以为是哪个在这儿游荡的艺术家顺手牵羊。

那我又何必擦拭我留下的指纹？你是不是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好了，说实在的，我就是见不得放在眼前的横财。这才是我的心里话。

但我得想尽办法不去注意放在左手边抽屉里的东西，那是一把很小巧的左轮手枪，两英寸长的枪管，枪柄镶了珍珠；虽然小，看起来却有一股强悍之气。我贴近抽屉，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通常，在闻过之后，他们就会判定这把枪发射过没有。但我只闻到一股金属味和油味，还有那种只有抽屉里才会有的霉臭味。这就是那种你恨不得马上关上，把鼻子移开的抽屉。

枪让我紧张。你如果知道有多少盗贼行窃时碰到过枪，保证会吓一跳。我说过，我曾经被卡特·桑多瓦尔用那种老猎枪指过一次，但在抽屉和床头柜里找到枪，却不止一次，还有很多人喜欢把枪放在枕头底下。大家买枪是为了防贼，至少在买的时候会对自己这么说，结果到头来却用来杀他们自己，有时是刻意的，有时是意外。

很多贼会偷枪，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自己用得着，有时候是因为卖这种来历不明的枪，可以赚上个五十一百的。我认识一个专偷城市住宅的贼，他看到枪就一定会拿，免得下次再光顾的小偷会挨枪子儿。枪到手之后，他会顺手扔进最近的排水沟。“我们总得彼此照顾吧。”他对我说。

我从来不偷枪，也压根儿没想到要偷马丁的枪，坦白说，我连碰都不想碰。我关上抽屉，真的连摸也没摸。

九点五十七分，我离开办公室。走廊上没有人，国家无限公司的办公室里隐约飘来一阵莫扎特的音乐声。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锁门，虽然我也可以让他以为自己忘了锁门。如果有人和彼得·艾伦·马丁一样喜欢那样的酒，可能也是糊里糊涂地迎接黎明，根本不记得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是跑到四楼去按电梯。贺布里尔公司里没有半个人。我坐电梯到大厅，在登记簿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有三个人在我之后进来，其中一个已经离开。我在离开时间栏下面写了十点，并祝那个穿棕色制服的老头有个愉快的夜晚。

“都一样。”那老头说，“晚上好过还是难过，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在咖啡馆的门口看到了露丝。这地方已经差不多没人了，吧台边有两个司机，两个刚接完客的妓女坐在后面的卡座里。露丝在她的咖啡杯旁放了几枚硬币，很快走到我身边。“我正担心呢。”她说。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去了很久。”

“半小时。”

“四十分钟，感觉就好像一小时。怎么样？”

她挽住我的手臂。我边走边告诉她此行的收获。我的感觉很好。我没做什么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却很高兴。案情已经开始明朗了，我可以感觉到。这种感觉很棒。

“他住在西五十几街的旅馆。”我对她说，“大概是在哥伦布圆环，靠近体育馆的地方，所以他才没有登记电话号码。我以前没听过这家旅馆的名字，但不会是什么五星级酒店。我想，我们的布里尔先生最近一定过得不怎么样。至少可以肯定他的经纪人很糟糕，他的客户大概都是全国选美比赛的前几名，只可惜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如果你想在结婚前的单身聚会上来一出从蛋糕里跳出来性感女郎的戏码应该可以找他。现在还流行这种事吗？”

“哪种事？”

“就是女孩突然从蛋糕里跳出来。”

“你在问我？我怎么知道？”

“说得也是。”

“我可没从蛋糕里跳出来，也没参加过单身派对。”

“那你可不会想找马丁做经纪人。不知道布里尔为什么会找上他。他在过去几年接的戏可真不少。你看看，说不定你认识他呢。”

“哦。”她说，“我当然见过他，在电影电视里。”

“对。”

“我一时之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他，但好像连他的声音都分辨得出来。他演过——一时之间想不出他演过什么——他演过——”

“《中间人》，”我提醒她，“还有詹姆斯·加纳和尚恩·威尔森。”

“对。”

“那为什么他现在混得那么差？他的名字只有名和姓，他的经纪人还有中间名呢。但他住在对面的低级旅馆里，跟罪犯厮混，为什么？”

“你明天碰到他，可能要问一问这个问题。”

“还有好多事要问清楚。”

我们走了好一会儿，没说话。她打破沉寂：“你以前可能没经历过吧，伯尼，进到别人的办公室却空手出来。”

“我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只偷了一个三明治。我在罗德尼家，除了一点威士忌和两罐汤之外，也没有碰别的东西。”

“听起来你好像是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先别这么肯定。我还是顺手牵羊，偷了马丁一点东西。”

“你说照片？我想那不应该算吧。”

“外加八十五美元，那总该算吧。”我告诉她那钱是在抽屉里翻出来的。

“天哪！”她说。

“怎么了？”

“你还真是个贼啊。”

“如假包换，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

她耸耸肩。“我可能太天真了吧。我始终没有认真想过你是个贼，真的会偷东西。你进到办公室，见到现金就会顺手拿走，对吧？”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好的答案，但我按兵不动。“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我说不上来。你为什么觉得会让我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

“我觉得你应该明白。”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困扰。”

接下来，我们在路上就很少说话了。过第十四街的马路时，我拉起她的手，她就一直让我牵着，直到我们走到罗德尼公寓的门口，她才把手抽出来拿钥匙。这套钥匙用起来不怎么顺手，花的时间和我不用钥匙差不多。上楼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对她说了，她咯咯直笑。我们爬了三段楼梯之后，她朝四楼的房间走去，试了试钥匙。

“这不符合。”我说。

“啊？”

“这间不符合征兵标准。”

“什么？”

“4F [1] ，是征兵身体标准。我们要去5R，记得吗？”

“哦，我的天哪。”她的脸有点红，“我还以为这是我那里呢，我家在班克街。”

“你家在四楼？”

“对，是公寓楼里最高的一层。每层楼有四间公寓，比这里宽敞得多。”我们走到楼梯间，开始上最后一段楼梯，“幸好刚才开门的时候里面没有人，否则真是太丢脸了。”

“你现在可以松口气了。”

在罗德尼的门口，她取出钥匙，停顿了一会儿，又很刻意地把钥匙放回皮包。

“我不知道把钥匙放到哪里去了。”

“行了，露丝。”

“让我看看你不用钥匙开门，你做得到，对不对？”

“对，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看你开锁。”

“别傻了。”我说，“万一有人恰好从这儿经过，看到我在这里开锁，那怎么办？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吗？有很多锁很难开，至少麦迪可牌这种锁很难开，可能要跟它纠缠很久。”

“可你以前开过，是不是？”

“是啊，可是——”

“我今天喂过猫了。”我转过身看着她，“以斯帖和末底改，两只猫我都喂过了。”

“哦。”我说。

“今天下午我顺便回去了一趟，把水盆装满，还放了很多猫粮。”

“嗯。”

“看你开锁我会很兴奋。我告诉你，我其实不太知道锁要怎么开。看你开锁，我想……我会……感觉……呃……很热。”

“哦。”

我拿出开锁工具，开始工作。

“我觉得我有点奇怪。”她用手搂住我的腰，纤细的身体贴在我的背上，“我很诡异。”

“可能吧。”我说。

“这让你觉得困扰吗？”

“我想我会习惯的。”我开锁的动作并没有停。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想我没说错，我比我想象得更加怪异、更加淫荡。”她闷哼了一声，极尽诱惑，身体贴得更近了。我的手缓缓地随着她的身体曲线起伏，大腿、臀部，神秘的平原和溪谷。我的心跳逐渐恢复正常了……至少距离正常不远了。我闭上眼睛，听到了街上模糊的交通噪声。

她说：“伯尼，你的手真巧。”

“我应该去做外科医生的。”

“哦，你不要停，舒服极了。难怪什么锁都挡不住你，我想你可能连那些工具都用不着呢。你只要用手轻轻摸两下，锁的里面就会变软，为你而开。”

“你真是个奇怪的小东西，对吗？”

“个头有点小是真的。你的手是全世界最棒的。我真希望我的手能和你的一样。”

“你的手也没什么不好啊，宝贝。”

“真的？”

她的手开始动了。

“嘿。”我说。

“怎么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小姐？”

“你觉得我在做什么？”

“在玩火。”

“哦？”

第一次很激烈、很急迫，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现在我们的动作放慢了，懒洋洋的，很温柔。我们没有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只有街上传来沉闷的交通噪声，但我脑子里响起的却是蓝调和加了弱音器的铜管乐声。到了最后，我说着“露丝，露丝，露丝”，闭上眼睛，上了天堂。

早晨，我比她先醒来。一时之间，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在我闭起来的眼帘后面某处，有睡魔在跃动，我想抓住它，问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它不见了，抓不着。我躺着没动，深吸了一口气。我转过身，她还睡在我的身边，仅仅因为这一点，我就觉得感激。起初，我就这么躺着，看着她，聆听她均匀的呼吸。然后，我想到有别的事要做，就去做了。

最后，我们俩都起床了，轮流上厕所，穿上昨晚我们匆匆剥下的衣服。她煮了咖啡，烤好了吐司，我们静静坐着吃早餐。

这阵沉默静得很诡异。雷·基希曼那个年轻的伙伴罗伦，会用那根满身是伤的警棍不停地打自己的手掌，说一些含混不清的怪话——可能想到这个让我觉得很诡异。也许是我从她倾斜的脑袋和嘴唇之间，读出了什么。我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可就是觉得不对劲。

我说：“到底怎么了，露丝？”

“露丝。”她说。

“啊？”

“《亲爱的露丝》，这是一部戏的名字。”

“宝贝露丝，”我说，“这好像是糖果的名字。”

“露丝，露丝，露丝，你昨晚说够了没有？今早也一个劲地说，够了，到此为止！”

“你昨晚说：‘他妈的，我来了。’我可没在早餐时说这种脏话。你既然不喜欢露丝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换一个？”

“我很喜欢我的名字。”

“那到底有什么问题？”

“妈的，喂，伯尼，如果你再叫我露丝，我就叫你罗杰。”

“啊？”

“阿米蒂奇先生。”

“哦。”我说。我的眼睛睁大了一点，下巴放松了一点。我又说了一次“哦”，这次肯定了许多。她点了点头。

“你的名字不是露丝·海托华？”

“完全正确。”她回避着我的眼神。

“你说你叫罗杰，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名字。我想我们之间应该公平一点。后来，我们把话说开来了，你告诉了我你是谁，但我已经说自己叫露丝了，不好改口，后来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跟你解释。”

“一直到现在。”

“早知道亲热的时候你会在我的耳边叫我的名字，我就会告诉你真名。”

“我明白，好了……”

“什么好了？”

“好了，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想好了啊，得确定在亲热的时候你会听得很顺耳。”

“你这么说很不好。”

“很不好？我现在觉得自己是白痴，在你耳边叫着别人的名字，你还说我很不好？”我把她的身子转过来，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角凝了一汪泪水。“嘿，”我说，“嘿，没事了。”

她眨眨眼，很生气，但泪水并没有滴下来。她又眨了好几下，用手背把泪水抹去。“我没事了。”她说。

“那就好。”

“我叫艾莉。”

“是艾莉诺的昵称吗？”

“是伊莱恩，但大家都叫我艾莉。”

“艾莉，你姓什么，我想不是姓海托华吧？”

“艾莉·克里斯托弗。”

“很好听的名字。”

“谢谢。”

“这名字和你很配，但是露丝·海托华和你也很配。你到底是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是你丈夫的姓吗？”

“不是，我离婚之后就没再冠夫姓了。”

“你前夫姓什么？”

“这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

“你在生我的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喝掉咖啡站起身来。“我们俩还有事要做呢，”我说，“我要回家一趟。”

“你不知道那边不安全吗？”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不想和她争论。我不相信警察会派人守在我家里，至少在这个时候不会，而且我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判定有没有人在我家执勤。我需要几件干净衣服，如果能把我藏的钱拿在手上，就更妥当了。事情已经有了转机，有了那五千美元，我会更加得心应手。

“有很多事要做。”我说，“你应该回一趟家，把衣服换掉，清理一下，还要喂猫。”

“是要做这些事。”

“猫粮盒空了吧，排泄物也要清一清，垃圾要拿去烧掉。把这些杂事做好，时间就差不多了。”

“伯尼——”

“你真的有猫吧？阿比西尼亚种？名字真的叫以斯帖和阿哈苏洛斯？”

“以斯帖和末底改。”

“你还有很多事我不知道，对吧？”

“没有那么多。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我只是个偶尔进来给植物浇水的邻居。”

“你没有欠我什么，这是确定的。”

“伯尼——”

“我们在第八大道和五十八街交会处的查尔兹碰头，好吗？”我说，“那里离他住的旅馆只有几步路。你还会来吗？”

“当然会。我会穿得跟我们昨晚约定的一样。什么也没变，伯尼。”

我故意装作没听见那句话，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十点十五分。”我说，“用两小时做我们该做的事，再加上点时间以防万一，这样吧，十二点半在查尔兹碰面，可以吧？”

“没问题。”

我拿起假发和便帽，她走了过来，用发夹替我固定好。我本来想自己弄，但她在帮我的时候，我强迫自己不要动。“如果我一点钟还没到，”我说，“那我就是被逮住了。”

“这不好笑。”

“很多事都不好笑。别忘记锁门，这条街不是很平静。”

“伯尼——”

“我是说真的，这外面是都市丛林。”

“伯尼——”

“什么？”

“小心点。”

“我一直很小心。”我说完便出门了。

[1] 4F通常指的是“身体状况不适合服役”。

11

出租车往上城开去，我心里仍然想着艾莉——但我老觉得她是露丝——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她是说了几个谎，但那又怎样？她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帮助一个大家认定的谋杀嫌疑人、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人。她的预感能力不是很强吗？她跟我在一起时有点保留难道不对吗？也许这就是她不肯说出真名的原因吧。留这么点退路不可以吗？法网恢恢，万一我被捕，就不会连累到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后来，在原始欲望翻搅的时候，她又痛恨这种伪装，于是对我说了她的真实姓名，这样不是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吗？

那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一开始，我就对她太诚实了。对我来说，这还是头一遭。过去我跟女人交往，最注重的就是保密。别的女人只知道我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睡衣、喜欢用怎样的姿势做爱、花生酱的颗粒是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她们永远不知道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不是对她们说我正在转行、有点个人积蓄，就是说我是搞投资的。偶尔，如果我和她不是像黑夜中擦身而过的两艘船，我会给自己编个职业，维持一阵关系。有的时候我是帮杂志画插画，有的时候我是神经外科医生、古典音乐作曲家、体育老师、股票操作员或亚利桑那的土地发展规划师。

这些角色我都能扮演得很自如。我也总是对自己说，游戏就得这么玩，因为让对方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但如今，这话却面临了考验。我越是回想跟我交往的女性，越相信她们在知道我是个贼之后，反应会和艾莉一样。大家都以为小偷的日子很刺激，至于道德嘛，大部分女性对此的看法很有弹性。

我不能说出自己的行业，是因为干这行得行事隐秘，我不想让别人看穿我。

可是跟露丝——妈的，是艾莉，这女人的名字是艾莉，她刚告诉我说这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跟艾莉在一起时，我却别无选择。结果，她几乎完全知道了伯纳德·罗登巴尔是怎样的人，而我也知道了对一个女人坦诚相见、没有保留是怎样的滋味。

自始至终，我都在喊她的假名。常骗人的人却被人骗了，这就是我难过的原因吧？对女人撒了这么多年的谎，一旦情势逆转，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

***

我叫出租车停在我家门口，不过不是正门，而是街角供服务人员出入的边门。我拿了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钞票——从彼得·艾伦·马丁那儿偷来的——请司机离开。钱，来得轻松，去得容易。

我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边门的锁，和直接从前门警卫面前进房间一样危险。只可惜我全身的技艺没有施展之地——边门没锁。两个大汉搬了一架小钢琴，正从门里出来。我站在门旁，让他们先过，见他们把那东西搬进一辆没有牌照的小卡车里。不知道他们是地下搬家公司的员工，还是就这么光明正大地偷东西，这也不是不可能，纽约就是纽约。不过，他们在干什么我可管不着。我下到地下室，走进电梯上六楼。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我。

还好，长长的回廊里没有人。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自家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准备享受用钥匙开门的奢侈。就在这时，一个念头闪过，不确定该不该按门铃。我把手指伸过去，却倏地又收回了。就算里面有人，听到门铃声也不会应门，只会屏气凝神，打开手铐等着我。

我迟疑了一会儿，低头看看我的手，那只拿钥匙开门的手的指头在发抖。我对自己说太没用了，就叫它别动，它就真的不动了。我不再看我的手，而是看着门锁，确切地说，是看它和我离家之前究竟有何不同。

那道雷布森门锁特有的圆孔，依旧很稳妥地在那里，房东给我的耶鲁弹簧锁也依然在原处，只是我的钥匙却插不进去。我单膝跪下仔细端详，那不是原来的锁。锁的周边有许多刮痕和小洞，那是拆旧锁留下的痕迹。不知道谁装了一道新锁，防止闲杂人等随意进出。

我从雷布森门锁的小孔朝里面望去——这道锁花了我六十美元。公寓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放弃先前的可笑姿势，开我自己的锁。刹那间，我确定了一件事：显然有很多人曾经造访寒舍。警察可能因为找不到会开锁的人，索性把门锁钻开了，不过他们却找来房东，把房东给我的锁打开了。后来的人可没这么客气，也懒得费劲，硬生生把门撞开了。想通了这一点，我便知道屋里好不到哪儿去。

但我还是没准备好，不知屋里究竟是何景象。我闪身进屋，又关上门、打开电灯。我定睛一看，仿佛看到了轰炸过后的德累斯顿 [1] 。整个屋子被翻过来，又被翻了回去。经过这番折腾，我真不知道房东为什么要在门上加道新锁，就算再进来几个人也不会弄得更糟糕。

我所有的东西都堆在房间的地板上。椅垫也被割开，里面的棉花全都露出来了。书不在书架上，被拿下来抖得七零八落，他们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然后全部扔在了地板上。铺在地板上的单色地毯也被人移动过，大概是掀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层、地板和地毯之间有没有藏着什么。

天哪，真是一团糟。我是个挺讲究、爱整洁的小偷，说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很尊重别人的财物，不管是把它们留在原地还是转到自己手上，对它们的敬意都不曾有任何减少。我的访客却如此粗暴，这让我十分恼火。我想找个地方坐下，却没有安身之地。我把一把翻倒在地的椅子——它原来很好看，现在却被划得伤痕累累——翻过来，暂且休息一会儿。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些警察当然会来搜我的房间，但也只是想确定我有没有躲在这里，为的是图个心安。他们最多想找一本通讯录，看看我有哪些朋友、常和谁联络。就算我让他们出了很大的丑，他们也不会拿我的公寓出气。显然不知道是谁又进来过，才会把我家翻成这副德行。

为什么呢？

有人在找什么东西。如果来的是精力无处发泄的青少年，现场应该更惨不忍睹，他们也应该会用别的方法凸显“创意”。我非常想相信进来的这批人是以破坏为乐，但仔细一看，却不得不认为他们是来找东西的。

找什么呢？

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想琢磨出他们到底要找什么。我最讨厌去的小厨房，现在也是满目疮痍。连意大利食品罐头都算上，这个小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没有理由浪费时间在这里翻箱倒柜。他们连冰箱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一塌糊涂是最恰当的形容词。

卧室当然不可能逃过这一劫。我尽可能不去注意屋内的惨状，迂回来到衣橱前。我在橱子里面做了一个夹层，大约有三英尺高、五英尺宽、十五英寸深。除非你很清楚衣橱里有这道机关，否则连建筑师亲自来查看，也不会发觉。我行窃得来的赃物在脱手之前，就放在这里。夹层里面的东西都待不久，但也很少有空着的时候。可是，在我出门的时候，里面没有赃物，只有一本护照、一些别人会收进保险柜的证件。我只想知道侵入的访客搜查得那么彻底，究竟有没有发现这个夹层。

他们当然没放过衣橱，除了把我的衣服全扔到床上，西装外套的衬里和口袋也全都翻了过来。但他们没发现这个夹层，这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把夹层的外壳揭下来，里面躺着我的护照、高中毕业证书，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我真希望这里面有很多宝贝，让那些搜我房间的人气得半死。

然后我回到客厅，打量我的那堆书。里面至少有一半被撕破或是全毁，我不忍再看，目光游移，最后停在三本书上。它们分别是读书俱乐部寄来的《八月枪手》、吉本 [2] 三卷本《罗马帝国兴亡史》中的第二卷和《养蜂罗曼史》，我买最后一本是因为书名很有意思。这三本书的好日子好像都过完了，讲养蜂的那本书的封面和书心之间，只有几根线勉强连着，但没关系，我不在乎。我把这三本书拿回卧室，放在镜台上面。镜台空空的，因为我的客人们把上面的东西全扫到了地上，现在要放多少书都可以。

衣橱里有一个小帆布袋。我的皮箱不知道被哪个疯子割得乱七八糟，因为他们想知道里面有没有夹层。但这帆布袋很薄，根本连藏东西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们也懒得割了。我把三本书放了进去，从床上和地板上的衣物堆里捡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又拿了接下来几天够用的袜子、衬衫和内衣，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拉上拉链——接下来几天的换洗就全靠它们了。然后，我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往地板上的衣服堆里一扔，进浴室冲了个澡。

澡洗得很马虎，因为进门的不速之客把挂帘子的横杆都扯掉了。挂毛巾的横杆也被扯得松脱了。据说有的横杆是中空的，里面可以藏东西。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连屋主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藏了什么宝贝，警察或是不明人士把挂毛巾的横杆拔下来，难道就能找着？

没有帘子照样能洗澡，只是水会把地板溅得湿透。外面有很多衣服，只要铺在地上，就可以把水吸干。但我用不着理会地板、衣服甚至整套公寓，因为我不会再和它们有什么瓜葛了。就算我还想，也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更何况我根本不想，所以管他呢。

我洗完澡，踢了踢满地的衣物，找了两条干净的毛巾擦身体，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再把脚套进最舒服的休闲鞋里。我又往帆布袋里装了些东西：刮胡刀、盥洗用具、一瓶抗花粉过敏的药丸——虽然现在根本不是花粉季节——还有一个我从来没用过、上面没有任何钥匙的兔脚 [3] 钥匙圈。这玩意儿之前不知道缩在抽屉的哪个角落，闯进屋子里的人把抽屉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使得我跟它久别重逢。我对自己说，对别人没好处的事，不见得对我没好处。我暂时放下手上的事情，把它从帆布袋中拿出来，放进口袋里，想了想又把我身上的几把钥匙和开锁工具挂在上面。对被砍了腿的兔子来说，这个钥匙圈当然不是什么护身符，却可能为我带来好运。在这当口儿，任何捕风捉影的安慰都聊胜于无。离开之前，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次，但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想要找什么东西。我拿起电话，琢磨着是否有人在窃听，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但我要打电话给谁呢？我挂上电话，找到电话簿，它当然也免不了和公寓里的其他书籍一样被狂抖一阵扔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想查伊莱恩·克里斯托弗的电话号码，却找不到。有好几个E.克里斯托弗，都不住在班克街。她究竟有没有登记，坦白说，对此我也懒得想，最近懒得想的事越来越多。

我拿起帆布袋，关了灯，开门走进走廊，赫施太太正在外面。

她身上套了一件邋遢变形的家居服，上面的花朵都退色了——是印在上面的花，不是别在身上的。脚上穿的是布拖鞋，灰白色的头发胡乱在脑后盘了一个松松的髻。她右嘴角叼了一根没有滤嘴的香烟，上面约有半英寸长的烟灰。她穿过这件衣服，要不就是穿着另外一件差不多的。我倒是见过她穿很好的衣服，却从没见过她的嘴角没有香烟。她讲话的时候，也是叼着香烟，我甚至怀疑她吃饭的时候肯不肯把香烟拿下来。

“罗登巴尔先生，”她说，“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你在附近活动的声音，不是，我是说我听到有人活动的声音，只是没想到是你。”

“啊，”我说，“的确是我。”

“对啊。”她浅色的眼睛瞄到了我手上的袋子，“要上哪儿去吗？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可怜的孩子，你惹上麻烦了，是不是？这几年来，我们俩隔条走廊住着，谁会想到你这样的好人会是小偷？在这幢公寓里，你从来不惹事，是不是？”

“当然。”

“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你知道他们在洗衣间里说你什么吗？这幢公寓有好多疯女人啊，罗登巴尔先生。有一天，一个女人脱口而出，像张破唱片似的：‘以后睡在床上都不安心。’‘行了，’我说，‘你睡在任何人的床上都安全得很，相信我。’我还对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罗登巴尔先生伤害过别人？在这公寓里谁被他抢过？谁在乎他在东区做了什么！那里的有钱人早就该遭报应了。’但我说这些话像对牛弹琴一样。”烟灰终于从香烟上落了下来，“我们可不能站在这里。”她放低了声音，“到我那里去，我的炉子上热了一壶咖啡。”

“我真的有急事，赫施太太。”

“你别闹了，再急也不可能连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慌里慌张的？”

我跟着她进了她的房间，好像被催眠了似的。她倒了一杯上好的咖啡给我，在我细啜之际，她按熄了手上的香烟，但马上又点了一根。她一直对我说，我在这幢公寓引起了没完没了的骚动，警察和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又是怎么进进出出。

“我没看见他们，”她说，“但他们走的时候把门敞开着。一直到昨天下午，乔治才加了一道新锁在上面。简直像群野兽似的，罗登巴尔先生。除了野兽哪有人会这么野蛮？他们是谁？警察吧？”

“我想不是吧。”

“你知道他们是谁？”

“知道就好了。你没看见他们吗？”

“我连他们在里面都不知道。他们把你家弄得一团糟，你一定以为我听到了，但我只要一开电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吗？不会和被你杀的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吧？”

“我没有杀人，赫施太太。”

她点点头，若有所思，好像信，又好像不信。“说你是小偷，我还相信，”她慢慢地说，“说你杀人，我可不信。警察问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找你问过话？”

“整幢楼的人都被盘问过。听着，相信我，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这可是实话。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期望。上回我的侄女格洛丽亚被人强暴，他们除了问了她一大堆蠢问题之外，什么也没做。我只对他们说，你是个好人，连只蟑螂都没踩死过。警察？就算他们的裤子着了火，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但那警察对我说你撞上弗兰克斯福德——他叫这名字吧？”

“弗兰克斯福德，没错。”

“他说弗兰克斯福德发现了你，你慌乱中失手杀了人。但是，罗登巴尔先生，我觉得你不管多惊惶失措也不会杀人。人不是你杀的吧？”

“真的不是，赫施太太，我也正在追查凶手。”

“你都这么说了。”她对这事好像没什么偏见，“说实话吧，住在东区的都是浑蛋，我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杀人。杀身之祸是他们自找的。这咖啡很好吧？”

“简直不能再好了。”

“煮咖啡绝对马虎不得，真的得花工夫，否则还不如喝洗碗水。你是不是饿了？我忘了问，你想不想吃肉桂卷？”

“我刚吃过早餐，赫施太太，谢谢你。”

“再坐一会儿吧，你急着上哪儿去吗？再喝一杯咖啡，用不着这么急。再喝一杯咖啡会把你喝死吗？坐着！”

我坐着。

“你是个贼，”她说，“不介意我问个私人问题吧。做这行赚得多吗？”

“还行。”

她点点头。“我对住在11-J的人也这么说。我说像你这么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人，衣服也体面，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讲话客客气气的，他就算是没上班，也该有点什么事做吧。但我这些话说了跟没说一样，然后另外那个女的，吉特，她就说她睡在床上都不安全。罗登巴尔先生，这公寓里的人就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1] 德国城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盟军的猛烈空袭，整座城市几乎夷为平地。

[2]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3] 美国人认为兔子的后足（rabbit’s foot）能避邪并带来好运。

12

绝大多数进入坎伯兰旅馆的人，不是手里拎个皮箱，就是身旁有个女人。我最特别的是手里拎了个帆布袋，身旁还有个女人。我那个帆布袋很不体面，身旁的女人也一样。她穿着紧身牛仔裤、浅绿色的毛衣，对没戴胸罩的她来说，衣服实在紧得有点过火。她还故意把头发弄得很乱，涂上了深色的唇膏和好几斤重的眼影。反正，她看起来很艳俗。

我登记住宿资料的时候，柜台服务员还从头到脚好好打量了她一下。我登记的名字是班·G.罗帕夫妇，来自堪萨斯市。帆布袋上有个大写的R字图样，增强了不少说服力 [1] 。我放了两张十美元纸币在登记卡上，趁他找钱的时候，艾莉很快把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服务员好像找了我六块四毛四，然后，他看到了上面有布里尔名字的信封，眼睛眨了眨。“这是哪儿来的？”他糊涂了。

我耸耸肩，艾莉说它早在那儿了。服务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把它塞进了三○五信箱。

我们的房号是五○七。我拿起帆布袋——坎伯兰没有为人提行李的服务人员——艾莉跟着我一道走向电梯，屁股很职业地扭来扭去。电梯里的老人叼着雪茄，一声不吭地把我们送到五楼，让我们自己去找房间。

房间很小，放了床就没多少地方了。那张床看起来颇有风尘之色，使用频繁。艾莉轻轻地坐在床沿，卸掉脸上的浓妆，理了理头发，让它看起来自然些。

“花了那么多工夫，都白费了。”她说。

“你很喜欢这种化装表演？”

“是啊。我看起来像是穿着毛衣的妓女。”

“的确能看出来是哺乳动物，这是我的心里话。”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到浴室检查了我的假发和便帽。这伪装好像没什么用，赫施太太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发色变了。

“咱们走。”我说，学着电影明星那样挑了挑眉，“难道你想在这儿赚个二三十吗，小女孩？”

“这里？不。”

“床就是床。”

“这又不是玫瑰花床，真的有人在这种地方做爱吗？”

“那是他们在这儿进行的唯一活动，难道你觉得真有人会在这种地方睡觉？”

她皱了皱鼻子。我提起帆布袋，和她一起出了房门。我们在查尔兹打过电话，确定了布里尔不在家，但我还是敲敲门以防万一。他门口的那道锁我只要两秒钟就可以打开，但结果是根本用不着我的专长。我灵机一动，用我们的钥匙插进去，门竟应声而开。旅馆里常常是一把钥匙适用一系列的房间——比如说三○五、四○五和五○五，就用同一种钥匙——但许多老旅馆房间的钥匙孔松了，差不多的钥匙都可以打开，比例之高，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布里尔的房间比我们那间专做皮肉买卖的要好得多，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部分地板上有地毯，有的家具只剩下两条腿。我把帆布袋放在椅子上，机械地翻了翻布里尔的衣柜，然后把帆布袋放在地板上，自己坐在椅子里。另外一把有靠背的椅子看起来比较舒服，但艾莉已经坐上去了。

“好了，”她说，“我们终于进来了。”

“是进来了。”

“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迟早吧。”

“这么说也没错。你有没有想到带一副牌过来？”

“没有。”

“我想也没有。”

“牌不是小偷的标准配备。”

“你一向独来独往？”

“是啊。他这里也不会有牌吧？很少有人独自在房间里玩牌。”

“没法诈赌。”

“大概不行。如果有地方的话，我真想踱踱步。我想起了我上次演的戏，‘这房间还真小……’”

“房间有多小，约翰尼？”

“‘小到你得到走廊上才锁得上门。’”

“那么小啊。”

“‘房间小得连老鼠都得弯腰驼背。’坦白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句台词是什么意思。房间小和老鼠弯腰驼背有什么关系？”

“你好像不太能体会比喻的趣味。”

“可能吧。”

她笑了。“你是个好人，无论能不能体会比喻的趣味，都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沉默片刻，又聊了起来。她问这事了结之后，我打算做什么。

“去坐牢。”我说。

“找到真凶之后就不用了。不过，他们会再安个罪名在你身上，对不对？有这个可能吧？”

“不无可能。”

“那这件事了结之后，你会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先找个新的公寓，”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说道，“我是不能留在原来的地方了，就算那些访客没把那公寓弄得像贫民窟一样，我也待不住了。这下全大楼的人都知道了，全都认识我。我得搬到别的地方，换个名字租个新的公寓。虽然很麻烦，但我能应付得了。”

“你会留在纽约吗？”

“我想会的。我在别的地方会疯的。这是我的家啊，我认识的人、各种关系都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怎么在纽约做这行买卖。东西偷到了，我知道怎么脱手、谁会收赃、怎么讨价还价。这里的警察认识我，长远来看，这是好事，没什么妨碍，虽然你可能不这么想。反正有很多理由让一个贼留在他习惯的地盘。如果有办法的话，我甚至会避免在曼哈顿以外的地方犯案。有一次我跑到了哈里森，那是在温彻斯特——”

“总之你还要再做贼。”

我看着她。

“我真不明白，”她说，“你要一直开锁偷东西吗？”

“否则呢？”

“我不知道。”

“艾莉，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好像以为自己在看电视，想着在影片结束、进广告之前，我会改邪归正。这会让观众高兴，但未免太不切实际了。”

“不切实际吗？”

“完全不切实际。我快三十五了，开锁偷东西是我唯一的专长。我在《简单工艺自己动手》之类的杂志上看到很多的工作机会，比如切肉、剥皮，但对我来说不怎么适合。我不太可能洗手不干，在家里养南美栗鼠，或是在后院种人参。我现在唯一找得到的工作时薪两美元，但就算我耐着性子勉强去做，还是会在赚到十美元之前就拍拍屁股走了。”

“你可以当锁匠啊。”

“哦，是啊，你想会有人愿意发执照给窃贼吗？担保公司跟锁匠打交道的时候，都是把他们当罪犯处理的。”

“你应该可以做点别的，伯尼。”

“国家教过我缝邮件袋、给车牌上色。或许你听了会大吃一惊，但我得告诉你，出了监狱，这两门手艺都派不上什么用场。”

“但你那么聪明、那么能干，随便动动脑筋——”

“我所有的长处，都只能让我做个贼。艾莉，我过得很不错，有些事你好像不明白。我一年只花几个晚上作案，其他时候都可以轻松过日子。这样不好吗？”

“很好啊。”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贼，为什么要改行？”

“我不知道。”

“没有人会改行的。”

说完这段话后，我们就没怎么开口了。时间流逝的速度和漫长的中世纪一样。等待之际，我们隔壁的房间里却生意兴隆。好几次我们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屏息静坐，都以为是布里尔回来了。结果，开的却是隔壁的门。没多久，床的弹簧就开始摇了起来，吱吱嘎嘎的，然后，床不摇了，响起走向电梯的脚步声。

“真爱。”艾莉说。

“旅馆能提供这种功能也好。”

“总比在大街上做好一点。最后一对好像有点太匆忙了，是不是？”

“也许男的急着回去上班。”

脚步声终于响起。从电梯走出来的脚步声没有停在隔壁，而是直接停在门前。门后就是我们。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步履沉稳地移到门边。

来人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没错，是他。韦斯利·布里尔有一对温和的褐色眼睛，但始终不肯迎接我的目光。我张开双手放在腰际，准备在他昏倒的时候抱住他，在他夺门而出的时候拦住他；如果他想动粗，我会毫不客气地在他下巴上揍一拳。

但他只是直勾勾地瞧着我。“罗登巴尔？”他说，“我真是不敢相信。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下面的人没告诉我说你在等我啊。”

“他们根本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哦，当然，你是个贼啊。”

“每个人都该有点长处吧。”

“那倒是。”

他的声音和说话的态度现在完全变了。鲁尼恩 [2] 式的用语不见了，原先会在喉间回荡的声音也没了。语音抑扬顿挫，节奏轻快，这可能是演戏的需要，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也许两者都是。

“伯尼·罗登巴尔。”他说。然后他看了艾莉一眼，脸上的笑意深了一些，伸出手取下头上的褐色软呢帽。“小姐。”他打了声招呼，又把注意力转到我这里，“请让我把门关上。没有理由让附近的邻居、整层楼的买家和卖家参与我们的生意。好了，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问一句，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啊？”

“在一部老电影里。”

“你就认出我来了？”他有点得意，“哪一部？”

“《中间人》。”

“是和詹姆斯·加纳演的那一部吧？我在里面演出租车司机。”回忆起往事，他的眼睛里有些朦胧，“没错，那是过去的时光。去年，上帝挺照顾我的，我真的去开出租车了，不是在电影里，是在所谓他妈的真实人生里。”他的手臂前后摆了摆，然后搓了搓肥厚的小手，好像在取暖，“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还是得面对现实，对吧？重要的是她要那个盒子。”

我看着他。

“你不是为了这件事才来找我的吗？那个惹了这么多风波的蓝盒子在哪里？”

“蓝皮盒子。”我说——别问我为什么。

“皮的，蓝皮裹住的，好了，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弄到手了。你杀了弗兰克斯福德，这倒是她没想到的，但就我对她的印象来看，她并不觉得弗兰克斯福德这样的好人应该遭到杀身之祸。不过没关系，她更在意你脱身之前有没有拿到那个盒子。如果你拿到了，她还是很乐意付钱。”

我盯着他，当然，他还是在回避我的目光，眼神和以往一样射向我肩膀的后面。

“喂，伯尼。”他突然笑了起来，“可以叫你伯尼吧？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就不再装模作样了。叫我韦斯吧。”

“韦斯。”我说。

“太好了。我以前好像没见过这位小姑娘。”

“好了，韦斯，你又开始演了，是不是？韦斯利·布里尔会说‘小姑娘’这样的话吗？”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他转向艾莉，很谄媚地鞠了个躬，“韦斯利·布里尔。”

“露丝·海托华。”我说。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小笑话。”艾莉说，“我是伊莱恩·克里斯托弗，韦斯。”

“很高兴认识你，克里斯托弗小姐。”

她告诉他可以叫她艾莉，他则对她说可以叫他韦斯，事实上她已经这么叫他了。他还说没人叫他韦斯利，因为他的全名是约翰·韦斯利·布里尔。他的母亲觉得他很像卫理公会的创始人 [3] ，完全没有想到他最后会变成一个演员。他一进演艺界，就舍弃了约翰这个名字。艾莉说，去掉头一个名字是正确的做法，如果留了个缩写字母，人家会觉得他怪怪的。艾莉举了几个例子，比如G.戈登·林迪、E.霍华德·亨特。韦斯利则列出了J.埃德加·胡佛，说这些名字有点不正常。他们俩聊得很热闹，而我只想到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但觉得这个例子好像不符合艾莉的理论。

“韦斯，”我插话了，“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和你叙旧的。”

“我想也不是。你现在已经陷进去了，是不是？杀了J.弗朗西斯。这真的让她大吃一惊，她不认为你有暴力倾向。我告诉她说这可能是自卫。不过，偷东西时杀人，在法律上这好像不能算是自卫。”

“在法律上叫作一级谋杀。”

“我知道，但这不公平，是不是？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到底拿到盒子没有。”

“盒子？”

“对。”

我把眼睛闭上，想了一分钟。“你根本没有见过那个盒子，”我说，“因为你把盒子的外观描述得很详细，却说不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蓝色。我问你的时候，你也没有胡乱编个答案。”

“我为什么要胡乱编个答案？”

“如果没有那个盒子，你会编一个的。但真的有那么一个盒子，对不对？”

他看着我，前额皱起一条直线，在鼻子的正上方，就和头痛药广告里的大卫·詹森一样。詹森演得很好，让人真的以为他的脑袋里有一只小老鼠在钻进钻出。

“真的有那个盒子。”我说。

“你是说你以为——”

“我正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

“没错，我没有。”

“妈的，狗屎。”他恶狠狠地说，好像刚刚真的踩到一坨似的，但突然又想起了有女士在旁边，“对不起。”

她说没关系。

真的有那个盒子。事实上，他真的在潘多拉等了我半天，四千美元就放在他的屁股口袋里。他一个劲地点酒，直到酒吧关门。第二天他才知道出事了。

“你没有杀弗兰克斯福德。”在我叙述了我的经历之后，他这么说。

“也不是你杀的。”

“我？杀人？我根本没见过他。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我陷害了你。但如果弗兰克斯福德不是你杀的——”

“就是被别人杀的。因为没有人会用重物打自己的脑袋自杀。”

“我真希望我能多知道些事情，”他说，“但我只是外围的联系人，有很多事我其实并不知道。”

“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只是个演员而已，而且星途走得也不顺畅，坏事一件接一件。好不容易把酒戒掉了，谢天谢地，但我现在连台词都记不住。我还是有麻烦，只能即兴演出，就像我这两次见你时这样，根据情境塑造角色，但除非是罗伯特·阿特曼导演的电影，不然你是不可能这样表演的。我没有演出的机会，我现在跟的这个经纪人其实更像个皮条客。”

“我知道，我进过他的办公室。”

“你见到彼得了吗？”

“我进过他的办公室，”我又重复一遍，“但他不在。昨晚，我弄到了你的地址。”

“哦。”他说着又看了门一眼，心里一定在想：难怪这扇门挡不住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卷入这件事是因为我是个演员。我以前常演反派，所以她找上了我，雇我去找你偷盒子。我把钱付给你之后，再把盒子交给她。”

“你怎么知道要找我？”

“她跟我说的。”

“是啊。”我说，“她只告诉你说要雇一个小偷，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干这行的？”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她叫我雇用你啊。”他说，“指名要你，伯纳德·罗登巴尔。我是个演员啊，伯尼，我自己怎么会知道谁是贼？我不认识做你们这行的。我常演坏人，但这并不表示我常跟坏人混在一起。”

“哦。”

“我认识一个卖马票的人，但自从外围赌马风行开来之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死活了。至于小偷嘛，我只认识一个。”他朝艾莉点点头，“顶多两个，就这样。”

“雇你的那个女人，”艾莉说，“知道伯尼是贼？”

“没错。”

“她知道伯尼住在哪里，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她曾经带我到那附近，把伯尼指给我看。”

“她是怎么认识伯尼的？”

“有本事你们来搜我啊。”

那个叫罗伦的警察可能真的会上去搜他的身。但我只是说：“她叫什么名字，韦斯？”

“我不能说。”

“你确实应该保密。”

“这也就是她要找我的原因。”

艾莉眨了眨眼。“你等一等。”她说，“你不觉得伯尼有权利知道她的名字吗？知道是谁害他到今天这般田地吗？他卷入了一桩跟他没关系的谋杀案，每次出门都得冒很大的风险，现在还被逼得要化装——”

“你的头发，”韦斯利说，“难怪我觉得不太对劲。你染头发了。”

“那是假发。”

“真的？看起来很自然。”

“别废话了。”艾莉说，“你怎么有胆子对我们说那个女人希望对她的姓名保密？”

“她是这么交代的。”

“我不管，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她到底叫什么名字，不然——”

“不然你能怎样？”

这话问得有道理，我想。

艾莉皱了皱眉，眼神转过来向我求救。但我的脑子一直在转，好不容易才理出点眉目。布里尔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个贼。但那女人却指定我去干那件事。她找上布里尔，是因为他是演员，常演下流社会里的人物。她不知道那种人究竟是什么德行，除了我也不认识别的小偷。但她知道我是谁、住在哪里、长什么样子、做什么事为生。

我说：“等一等。”

“你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啊，伯尼。”

“你等一等。”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上门逮到他，他应该把他知道的事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吗？”

我闭上眼睛。“冷静点，好不好？你先停一会儿。”最后一根倒钩松开了，锁很柔顺、很温和地打开了，像朵花瓣，像个柔顺的少女。我睁开眼睛瞧着艾莉，然后朝韦斯利·布里尔和气地笑了笑。

“他用不着再对我说什么。”我对艾莉说，“他告诉我们说是个女人，这就够了。我什么都明白了，真的。那个女人不认识别的坏人，只知道一个叫伯尼·罗登巴尔的贼。我知道她是谁了。”

“谁？”

“她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韦斯？公园大道，对不对？我一时间记不起地址，但我可以画出那幢公寓的平面图，告诉你我是在哪里被抓的。”

布里尔开始冒汗了。前额上净是一滴一滴的汗珠，他用食指把它们抹去，不是用整只手，这动作很熟悉，我在电影里看过很多次了。

“卡特·桑多瓦尔太太。”我说，“我跟你提过这家人吗，艾莉？当然提过，她先生很喜欢收藏硬币，我垂涎已久。他还收藏了一把枪。他家的门铃坏了，我进去的时候，他太太和他都在家。我跟你提过这件往事吧？”

“提过。”

“我想也是。”我朝布里尔笑了笑，“她丈夫是CACA的领袖，这不是什么厕所里说的脏话，而是民间反犯罪组织之类的缩写。这里面全都是心智高尚的害虫，他们的诉求从加强街头巡逻的警力到调查政治、司法腐败，无所不包。那浑蛋曾经用一把枪指着我，我想把身上的钱给他以求脱身，却毫无用处。他甚至想控告我行贿，但他不是警察，没有法律规定说不能贿赂平民百姓，至少我没见过有这种法律，不过仔细想想这也很难说，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法律制裁，是不是？我当然不知道他是CACA的人，只知道他在华尔街大赚过几笔，他收集的钱币在通货膨胀中更能保值。韦斯，他是不是还在收集硬币？”

韦斯利愣愣地看着我。

“这两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他们也应该记得我，韦斯。我被逮捕那天见过他们，被送上法庭那天也见过他们，其实他们是可以不用出庭的。我诚实招供，配合警方调查，希望能得到减刑，实际却没什么效果，原因是卡特·桑多瓦尔不肯配合。后来，一定是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去，说如果每个人都和他一样，一定要让所有的罪犯都完成审判的形式，那所有的案子都别想结案。他大概是觉得有必要让司法体系正常运作，好早些让更多的坏人不能在街头游荡。他和他太太出庭看我俯首认罪，然后被送到车牌工厂服刑。我想他亲自出庭可能是因为，他亲自到现场见到正义伸张可以增加他的知名度，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也认为这种事很刺激。他对硬币很痴迷，死也不肯原谅我跑进他们家，侵犯了住宅的神圣。”

“伯尼——”

“太太比先生年轻很多。当时她四十岁左右，所以现在应该是四十五岁，长得很好看，不过我觉得她脸上的棱角明显了点，但也许她那时的态度很果决，线条才那么明显。她的头发还是先前那个颜色吗，韦斯？”

“我可没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

“那倒是真的。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她的名字已经在我的舌头尖上了，是叫卡拉、玛拉还是什么？”

“达拉。”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艾莉一眼。她伸直了脖子，好像是故意装作很专心的样子。“达拉·桑多瓦尔。”我说，“对了，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没有，你以前没提过这个名字。怎么了？”

“没什么。帮我打个电话给她，韦斯。”

“只有她能跟我联络，我是不能打电话给她的。”

“打电话给她，问她要不要那个盒子。”

“盒子又不在你手上，伯尼。”他瞧着我，还是有股邪气，“还是你拿到了？你把我弄糊涂了。你到底偷到那个盒子没有？”

“没有。”

“我想也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盒子。你没偷到手，但你有没有看到它在那里——”

“没有。”

“桌子你检查过没有？那里总该有张桌子吧，顶盖可以伸缩的那种？”

“那倒是有。我很仔细地检查过，但没找到什么蓝盒子。”

“妈的。”这一次他不怎么想跟艾莉道歉了。坦白说，我也不觉得她会在意，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她的心思好像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是说盒子被他们拿去了。”他说。

“谁？”

“当然是杀弗兰克斯福德的人啊。人不是你杀的，盒子你也没偷到，但有另外的人在你抵达之前杀了人、拿走了盒子，所以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打电话给达拉。”

“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盒子在哪里了。”我说，“打电话给她。”

[1] R是罗帕（Roper）的首字母。

[2] 鲁尼恩（Alfred Damon Runyon，1880—1946），美国记者、作家，曾长期任政治新闻和特写记者。

[3] 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叫约翰·韦斯利。

13

她的头发还是金黄色的。或许这些年来她的模样变了不少，但我没有注意到。她依旧苗条、优雅，表情坚毅，举止自信从容。韦斯利跟她通了电话，安排我们在一幢深褐色的公寓大楼里会面，距离我几年前被逮捕的地方只有几条街。她打开门，叫了我的名字，对韦斯利说他不必留在这里。

“你回去吧，韦斯利。没事的，我和罗登巴尔先生会把问题解决的。”她好像是在叫仆人下去，不知韦斯利心里作何感想，但他还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了。韦斯利还没转过身去，她就把门关上了。她锁上门——我想，她顺便把一个贼也锁在里面了——脸上挂着冷淡且高贵的微笑向我致意，还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威士忌就很好，还告诉了她调配的方法。

她去调酒的时候，我在想艾莉。她突然决定不到达拉·桑多瓦尔这儿来。艾莉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时间比她预想的要晚，嘟囔了几句，说她有个约会快要迟到了。她说她稍后会到罗德尼的公寓和我碰头，然后就走了。等到她赴过她所说的那个约会，喂饱传说中的猫，并组合好她的切割玻璃雕塑，我会再见到她。

在达拉·桑多瓦尔端来饮料之前，我的脑子里闪过几个念头。她喝的褐色饮料比我的威士忌颜色更深一点。她举起杯子，好像在向我敬酒，却想不出什么话跟我说。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了不确定的神色。“请。”她说。这次信息明确多了，我们都浅啜了一口。这是上好的威士忌，在我意料之中。

“你这地方很好。”

“这里？这是我向朋友借的。”

“还是住在我们上次碰面的地方？”

“对，没变。”她叹了口气，“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听起来恐惧的成分多于歉意。“我没想到你也卷进了这么复杂的事情里，本来我只想请你偷点东西罢了。我一直记得那天晚上你打开我家门的情形，技艺精湛——”

“我的技艺是很精湛。一进门就撞见了你们两个。”

“难免会有意外。我想你很合适，事实上，你也是我唯一认识做这行的人。我当然记得你的名字，所以到电话簿里找了一下，果然找到你了。”

“我是登记过。”我承认，“如果取消登记，还得另外付费，我不想浪费钱。你不要什么还得付钱，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我没想到弗朗西斯那晚在家。城里有首演活动。”

“首演？”

“一部实验剧。他会先在观众席，然后再到台上和演员一起谢幕。卡特和我都去了，但没见到弗朗西斯，我于是开始紧张。我知道你会进到他的公寓里，但你不清楚他在哪里，不清楚他是去了别的地方，还是待在家里。韦斯利说，杀他的人不是你。”

“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警察——”

我向她简单描述了在弗兰克斯福德公寓里发生的事情。说到我行贿以求脱身的时候，她睁大了眼睛。她丈夫正在发起运动杜绝警察的腐败行为，她根本没想到警察会向小偷收钱。我想一般民众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

“那么他真的是别人杀的？”她说，“我想那不是意外，绝对不是。你在警察进来之前，是不是检查过那张桌子？我看见弗朗西斯把盒子放进桌子里，是深蓝色的，比宝石蓝要深一些，大小跟精装书差不多，也许大些，跟词典差不多。我看见他放进书桌里的。”

“书桌的什么地方？是伸缩桌面底下吗？”

“下面的抽屉里，只是不知道哪一个。”

“没关系，每一个我都检查过。”

“彻底吗？”

“非常彻底。如果盒子在里面，我一定看得到。”

“看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即使有化妆品盖着，还是可以察觉她的脸色变白了。她喝了点杯子里的东西，坐回到有针织花边坐垫的扶手椅里。“杀弗兰克斯福德的人把盒子拿走了。”她说。

“我想不一定吧。桑多瓦尔太太，我看到桌子的时候，桌子是锁着的。当然桌子的锁很好开，但也要看有没有必要。”

“杀他的人有钥匙。”

“他为什么浪费时间再把它锁起来？屋里还有一具尸体呢。没理由这么做。他大可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拍拍屁股就走。”我想到了我自己那间残破的公寓。“而且，”我继续说，“有人还在找那个盒子，如果已经得手了，又何必再找？我两小时前回到自己的公寓，那里好像被阿提拉 [1] 率领匈奴人冲进去过一样。你跟这事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

“你也有可能再雇个人去干啊。如果确实是你，别不好意思，跟我说，否则我们俩真的在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她向我保证说，我的房间被弄成那个样子，跟她没半点关系，我觉得她没有说谎。我想后续的情况跟她没什么关系，盒子多半是把弗兰克斯福德脑子打烂的人拿走的。

“我想我知道盒子在哪里。”我说。

“在哪里？”

“还在原来的地方，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

“你说你看过了。”

“我只检查过那张桌子，没看过别的地方，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你说的桌子上了。再仔细找找，应该找得到。你看到他放进桌子里，不能代表说盒子永远在那里。也许画后面的墙上有个保险柜，也许他把它换到床头柜的抽屉里了。也可能还在桌子里，只是不在抽屉里而已，这种老式的收缩桌子常常有夹层，也许他出门前顺手把它塞到夹层里去了。我想盒子还在那里，在弗兰克斯福德原来放它的地方，但凶手以为是我拿走了。可是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被警方贴上封条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个主意成形了，正在逐渐加温，我要换个方向试探，看它会不会沸腾。“我这次要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东西。”我说。

“这很重要吗？”

“对你来说很重要，对杀弗兰克斯福德的人来说也很重要。单凭这两件事，这里面装了什么也就对我很重要了。里面的东西价值很高吧。”

“只有对我来说才是这样。”

“他勒索你？”

她点点头。

“照片，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照片和录音带。他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听了录音带的部分内容。”她的身体在发抖，“我知道他不像我爱他那样爱我，但他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站起来，朝窗户的方向走了几步。“我和我丈夫的日子过得很平凡，罗登巴尔先生，几年前我才发现我并不安分。几个月前我遇到了弗兰克斯福德，我们俩有共同的品位和爱好。”她转过身来，“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勒索。”

“他想要什么，钱？”

“不是，我根本没有钱。我身上的钱只够雇用你和韦斯利。弗兰克斯福德是希望我能影响我丈夫。你知道他和CACA的人很熟。”

“我知道。”

“有一个叫迈克·迪巴斯的人，不知道他是布鲁克林区还是皇后区的检察官，我总是记不清楚。卡特现在正着手调查的丑闻案，好像就跟这个迪巴斯有关。”

“弗兰克斯福德就是要你劝你丈夫，不要翻迪巴斯的老底吗？”

“对，好像我很有办法似的，其实卡特根本不吃这一套。”

“弗兰克斯福德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卡特开始调查这个案子之前很久，我们就在一起了，他好像也不是为了这件事才刻意跟我亲近的。我只知道他跟剧场有点关系，在外外百老汇制作了好几出戏，你知道的，他常在这圈子里混，所以我才认识他的。”

“你也是因为这样才认识了布里尔？”

“是的，但他不认识弗兰克斯福德，也不认识我剧场的朋友，跟他打交道会让我觉得安心点。弗兰克斯福德一定卷入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犯罪活动。”

“他可能是中间人，”我说，“帮迪巴斯补破网。”

“结果他却来修理我。”她走了回来，坐在双人座上，从咖啡桌上拿起香烟盒，抽出一根香烟，用桌上的瓦斯罐点着了。“他一开始跟我亲近，说不定就已经打好主意，别有所图。”她的声音毫无变化，“虽然卡特还没有开始调查迪巴斯的案子，但他知道卡特是谁，只要把我抓在手上，总能派得上用场。”

“你丈夫见过他吗？”

“两三次吧，卡特被请去参加开幕酒会或是聚会之类的时候。我很喜欢剧场，狂热程度跟卡特收集硬币差不多。和这些剧团的人混熟了，你就能享受那种资助别人的快感，由于是自己人，就算花两三百块感觉也很好。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花不了多少钱的方法，让你觉得自己正在跟一群创作人一起发挥创意。用这种态度看世界，你会碰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罗登巴尔先生。”

她把我们的空杯子放进厨房。我想她一定在厨房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喝，因为她出来的时候脸色柔和了很多，态度也放松了不少。

我问她弗兰克斯福德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盒子里装着什么东西的。

“大概两星期之前吧，那也不过是我第四次到他住的地方。我们通常在这里。这不是我朋友的公寓，明白吗？是我几年前租的，为的是图个方便。”

“我想这会很方便。”

“没错。”她又点了一根香烟，“当然他也把我带回过他的公寓，所以才会有那些照片和录音带。他那时候是说带我去看他的作品，当然，他已经设计好位置了。”

“他对你说，叫你丈夫不要再调查迪巴斯的案子？”

“对。”

“你无能为力？”

“让卡特放弃CACA正在调查的案子？”她笑了，“你应该记得我丈夫是多么正直不阿的人吧，罗登巴尔先生？你不是想贿赂他吗？记得吗？”

“我当然不可能忘记。你向弗兰克斯福德提过这件事吗？”

“当然。他说他会给我一个机会自己解决，这还是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她的牙齿轻轻地颤了颤，“如果我没有办法说服卡特，他就要亲自上门威胁他要散布这些照片。”

“卡特会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是不会让照片流出去的。卡特·桑多瓦尔的妻子会做出不守妇道的事情？不可能，他绝对不能容忍，他也不可能继续维持我们的婚姻关系，只是我不确定他到底会怎么做。他的反应可能会很激烈，说不定会留封遗书，痛斥弗兰克斯福德和迪巴斯的阴谋，然后跳楼自杀。”

“他会不会想杀掉弗兰克斯福德？”

“卡特？他会杀人？”

“他可能不觉得那是谋杀。”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会做这种事。”她说，“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和我在戏院。”

“整个晚上吗？”

“我们一起吃晚餐，一起开车到城里。”

“你们一刻都没有分开过吗？”

她有点犹豫。“在正戏上演之前，有个暖场的独幕剧，是格列佛·肖恩写的实验剧。你熟悉他的作品吗？”

“不熟，卡特呢？”

“对不起，你说什么？”

“他没赶上暖场戏，对不对？”

她点点头。“他让我先进戏院，自己去停车。开场的时间是八点半，我还有时间在大厅里抽根烟，因此他大概是八点二十分左右送我到戏院的。他没找到车位，就算市中心没人会把车拖走，他也不会把车停在消防栓旁边。他诚实得让人厌烦。”

“所以，他没看暖场戏。”

“如果在熄灯之前没有找到座位，那你只能在剧场的后部看戏。肖恩的暖场戏上演的时候，他不是坐在我旁边，但他说他在后面看了这出戏。然后他在大厅等我，我们碰面的时候是九点或九点十五分。他来不及赶到上城去杀弗兰克斯福德，再回来找我。不可能那么快，对不对？”

我没说话。

“卡待根本不知道弗兰克斯福德的事情。弗兰克斯福德还没有找上他，我知道他没有，他说他在这个周末之前不会告诉我丈夫。卡特要杀人也不会用东西砸，他会用枪。”

“他那门大炮还在吗？”

“在，那把枪太恐怖了，对不对？”

“你不会知道有多恐怖，你又没被人用枪指过。假设一下，也许卡特并没有计划要杀人，但是，弗兰克斯福德把照片拿给他看，他一时冲动，而惯用的枪不在手边，于是——”

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因为我觉得那完全没有道理。不只是桑多瓦尔情绪失控这点说不通，弗兰克斯福德也不可能在那种时候穿着那样的衣服，跟卡特见面甚至谈判。而且，就算卡特这样的人也会情绪失控杀人——这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他在事后也应该会向警方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别理会我刚才的话，”我说，“人不可能是卡特杀的。”

“我也不相信他会杀人。”

“我们还是回到蓝盒子上吧。”我对她说，“我们得把那个盒子拿到手。你想要盒子里的照片和录音带，免得别人拿到了继续威胁你，而我是想要盒子里照片和录音带之外的东西。”

“你觉得里面还有别的东西？”

“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对录音带和照片感兴趣的只有你和你丈夫。但是，如果不是你或你丈夫杀了弗兰克斯福德，也不是你或你丈夫去搜查了我的房间，那么一定有另外一群人在找另外一样东西。我们要先弄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才会知道是什么人在找它。”

她好像说了什么，但我没仔细听，我的想法已经成形，在脑子里沸腾。我拿起杯子，但碰也没碰又放了下来。今晚不喝酒了，伯纳德不喝了，他有工作要做。

“钱。”我说。

“在那蓝盒子里？”

“那当然也有可能，但我指的不是这个。你不是还要再付我四千美元吗？有吗？”

“有。”

“在家吗？”

“就在这里，干什么？”

“能不能再凑一点？”

“给我几天时间还能再凑个两三千。”

“没有时间了。你的四千加我的五千是九千。”我的脑子一直在盘算，九千美元是不是一笔让人眼前一亮的横财——九千可能够了。一万应该会更好。“你可不可以动动脑筋，在两小时之内再挤出一千来？”

“应该可以吧。有个人我倒可以问问看。是的，我可以凑一千美元出来。你要用来做什么？”

我打开帆布袋拿出那三本书，把吉本的那本给达拉，自己留着芭芭拉·图希曼的书和那本讲养蜂的书。“每三十页左右，”我一边说一边翻，“你会发现有两页黏在一起，把它撕开，”我还示范给她看，“就会发现里面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这些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多半是在第四大道上，除了《八月枪手》，那是每月一书俱乐部寄来的。哦，你以为我是偷来的。不，这是我藏钱的地方。我会偷钱，但书一向自己买。我的书被人从书架上拿下来甩了半天，但这几本书还是守口如瓶，没露我的底。快，如果我们俩一起做，就会快得多。”

“钱拿出来之后呢？”

“我把你的五千和我的五千凑在一起，”我说，“不就是一万吗？我们要用这笔钱进到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的家，要混过门卫，打开警察的层层封锁封条。我们现在只求方便，要用这笔钱买通警察送我们进去。”

[1] 阿提拉（Attila，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最为人所知的首领和皇帝，史学家称其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造成极大的打击。

14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雷·基希曼数那沓百元大钞。他数钱的时候没有出声，嘴唇却一直在动，所以很容易知道他数到哪里了。他数完以后说：“一万，没错，你说到做到。”

“那是一万零两百，雷，可能有钞票黏在一块儿了，我这个人很粗心大意。留两张在桌子上吧，我们说好的是一万整。”

“天哪。”他说，但还是放了两张百元钞票在咖啡桌的玻璃桌面上，然后把剩下的钞票整理成很整齐的厚厚一捆。“真是疯了，我从没做过这么蠢的事情，”他说，“这是我做过的最蠢的事情。跟你说实话吧，我根本没听过这么蠢的事情。”

“这也是你这辈子赚得最容易的一笔钱了。”

“我得冒很大的风险，伯尼。”

“什么风险？你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再去看看弗兰克斯福德的住处。你和罗伦是发现这起凶杀案的警察，现在不是正在着手调查吗？”

“这不用你提醒。”

“反正你觉得不太对劲，认为有重新调查的必要，于是你拿起钥匙，申请了一张许可证或是类似的什么东西，和罗伦重回凶杀案现场调查。”

“不过这次不是罗伦。”

“你以前和一只穿蓝制服的瘦猴一起，现在只是和另外一只穿了蓝制服的瘦猴一起，有什么区别？警察都一个样，你也知道。”

“天哪。”

“要不你就把钱放在桌子上——”

他做了个鬼脸。我现在在达拉·桑多瓦尔的公寓里，但我喝的却是速溶咖啡，而不是威士忌。达拉在厨房，躲在两扇漂亮的门板后面。这一万美元里有一半是她的，我想她有权知道我的安排，但她最好不要和雷碰面。如果他想知道这公寓是谁的，就自己琢磨好了。除了“你这地方不错，罗登巴尔”之类的废话，我们其实跟在小餐馆边谈边啃热狗差不多。

“我不知道，”他说话了，“司法单位要缉捕的嫌疑人，还是个杀人重犯——”

“我唯一杀过的东西是时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是啊。”

“你也不相信我杀了弗兰克斯福德，对不对？”

“我对这事没有看法，伯尼。无论弗兰克斯福德是被你杀的，还是因为脚指甲内弯而死，你都有杀人嫌疑。”他皱着眉头，在想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如果你没杀他，”他说，“为什么要冲撞我然后逃之夭夭呢？让我觉得自己是块拎不起来的烂豆腐。”

“我糊涂了，雷，我吓坏了。”

“是啊，吓坏了。”

“如果我知道弗兰克斯福德死在里面，还不至于吓成那个样子。但我完全愣住了，和罗伦一样，我——”

“罗伦一受惊吓，干脆就昏倒了。如果你是闭着眼睛倒在地毯上，我们就不会觉得你那么有敌意了。”

“下一次我会昏倒的。”

“好。”

“我要到公寓里去找能直接追查到凶手的物证。我没有杀任何人，我要查出来真凶到底是谁。查出来以后，我会把他交给你处理，想想看，你会出尽风头。‘经验丰富的警察，识破表相，追出真凶’。这么一来，你说不定可以升为便衣。”

“是啊，便衣。你在告诉我，我和你搞这勾当还能升官？我自己能够破案？这跟我去踩我自己的老二有什么不一样？”

“别这样嘛，你真的可以升官，还外加一万美元呢。”

“别忘了，我还要分给罗伦。”我有点怀疑地望着他，他脸上一副受伤害的表情。“真是进退两难，”他说，“咱们他妈的冒一样的风险。你要戴他的警徽、甩他那根警棍，我的天哪，还要把枪挂在你的屁股后面。如果那浑蛋遇上这种买卖，他也会告诉我的，一起发财。所以五千给他，五千给我。”

“我觉得很公平。”

他看了我半晌，呼出一口气，拍拍沙发上一个厚厚的包袱。“三十八号的长度，”他说，“你要的是这个尺寸，对不对？”

“我就是穿这个尺寸。”

“罗伦比你矮一点，我挑了这套新的来，你最好试试看。”

我解开那个包袱，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蓝色的警察制服和衬衫。没有帽子，看来我得戴罗伦的那顶。我穿好之后，雷帮我检查了一下，拉拉这里，拽拽那里，皱皱眉头，退后两步，耸耸肩，狐疑地摇摇头，然后站到一边去了。

“我不知道。”他说，“你看来不像是个纽约的好警察。”

“只要不侮辱这套制服就行了。”

“还算合身，当然这不是裁缝手工精制的，但你必须相信罗伦那套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花了一点时间想象罗伦的模样。“对，”我说，“但他不像我这样，制服好像贴在身上似的。”我拍拍裤子，想拉出一条直线来。“我想我还混得过去。”我说。

“对，”他说，“我想你混得过去。”

他走的时候我还穿着那套警察制服。门关上之后，达拉·桑多瓦尔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扬了扬眉毛。

“怎么样？”

“真的很像警察。卧室里有面镜子，你可以照照看。”

看到卧室的天花板上镶着一面镜子，我其实并不意外（还是有点意外，却不肯承认？）。我用门后的镜子照照自己，觉得我的身材还算魁梧。我回到客厅，对达拉说我的确像个警察。

“他把我们的钱都拿走了？”她说，“这样好吗？”

“我想这免不了。跟警察做买卖是不能先付一半，等到事成之后再付一半的。虽然说规矩是这样，但他们不喜欢这一套。”

“他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接你？”

我点点头。“二十一点，其实就是九点，但他说我既然已经穿上警服，就应该说警察的术语。”

“你要一直在这里等他吗？”

我摇了摇头。“我要先回城里去一趟我的住处。如果我把他约到那里，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可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如果他没有出现呢？伯纳德，那要怎么办？”

“他会来的。他甚至会很准时地来，免得出状况。他会带罗伦来，然后我就把他的装备一股脑全借过来，警徽、警帽、枪、警棍、手铐之类的破烂东西。罗伦就缩在这里看占星杂志，我和雷则去干那个肮脏勾当。然后，雷会把我送回这里，再把罗伦接回去，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但他如果独吞了这一万美元，然后把你丢在脑后怎么办？”

“哦，”我说，“他倒不会这样。”

“你怎么知道？”

“他很诚实。”我说，她不解地望着我，“这世上有很多种诚实。如果雷这样的警察同意跟你做买卖，他会信守承诺的。他就是这种诚实的人。我怀疑他可能会独吞这笔钱，不肯分给罗伦，你没看到他当时那副急得要发疯的样子。虽然干的是见不得人的贪污勾当，他还是会为自己的诚实辩护。什么事那么好笑？”

“我想到卡特，这些话他可能一句都听不懂。”

“他是另一种诚实的人。”

“他当然是。伯纳德，我想我可以再喝一杯，不至于伤害自己，你要不要我给你倒一杯？”

“不用了，谢谢。”

“你确定吗？”

“十分确定。”

“那么再来一杯咖啡？”

我又摇了摇头。她进了厨房，出来的时候手上端了一杯酒。她坐在沙发上细细品尝，把杯子放回咖啡桌的时候看见了上面的两百美元，那是我从雷手上拿回来的。“那是你的吧？”她说。

“我们里面有一个人算错了，桑多瓦尔太太。”

“叫我达拉。”

“达拉。我们一人一张把这笔钱分了好不好？”

这个提议很合理。她收起一张钞票，给了我一张。然后她说：“你说他很诚实——那个警察，但是他多收两百这事又怎么说呢？”

“对啊，我叫他把钱吐出来的时候，他气得要命。”

“这也算是一种诚实吧，对不对？”

“当然。”

现在该换回便装，再把制服打包带回城里了，但此时此刻，我却不怎么想动。我坐在达拉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轻啜杯中美酒。

“伯纳德，我在想，你这样赶回城里再赶回来，不是很浪费时间吗？而且也会增加风险，因为你要上街啊。”

“我来回都坐出租车。”

“就算这样也很危险。”

“风险不大。”

“你可以留在这里，你知道。”

“我要把袋子放回我住的地方。”

“哦？”

“而且在晚上见雷之前，我要先跟一个人碰头，还要到一两个地方去看看。”

“我明白了。”

我们俩的目光相遇。她的风度异常优雅，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女人简直称得上风华绝代。

“你穿上这制服看起来真是很彪悍。”她说。

“彪悍？”

“很彪悍。抱歉，今天晚上你佩上所有装备的时候，我没法在场陪你。警棍、手铐、警徽和枪都看不到了。”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佩上这些装备的样子。”

“对，我当然可以想象得出。”她夸张地噘了噘上嘴唇，“戏服真的能发挥很大的功能。我常在想，我那么喜欢剧场多半是因为戏服的缘故。我说的不是演员穿在身上的衣服，而是他们一上戏就被包围的那种气氛。”

“你演过戏吗，达拉？”

“哦，没有。我只是业余爱好者，我提过这点，不是吗？你为什么觉得我演过戏呢？”

“你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

她又舔了舔嘴唇。“戏服。”她说，眼光打量着我身上的制服，“我想我跟你说过，我以前是个平凡守旧的女人。”

“我记得你说过。”

“对，那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对。”

“在性方面也很保守。”

“对。”

“但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不是这样的。我可能也跟你提过这一点。”

“对，你好像跟我提过。”

“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你提过。”

“对。”

她站了起来，故意摆出一副让我欣赏她妖娆体态的姿势。“如果你穿了制服，”她说，“不管是不是警察制服，或是身上挂了手铐和警棍，我都会觉得你难以抗拒。”

“哦。”

“我们说不定可以做点特别的事情。有点想象力的人都会知道警棍和手铐有什么用途。”

“可能吧。”

“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有可能。”

“不过，你也可能很古板，不适合这样的东西。”

“我没有那么古板。”

“对，我也不觉得你有那么古板。你觉得我很好看吗？”

“很好看。”

“我希望这不是客气话。”

“不是。”

“那很好。当然，我的年纪比你大，你会在意吗？”

“我有什么好在意的？”

“我不知道。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

她点点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现在时机还不太对。”她说。

“我现在也没有手铐和警棍。”

“现在是没有，但可以先做个实验。你先亲我一下好不好？”

我们吻得惊心动魄。我们站着，她的手臂围着我的脖子。吻到一半，我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搂住，还用力捏了一下，她古怪地哼了几声，一阵颤抖。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她退开两步。

“这件事情结束后，伯纳德——”

“好的，当然。”

“制服和警察的其他装备没有那么重要。”

“是啊，会一样好玩的。”

“哦，还是会一样好玩的。”她又舔舔嘴唇，“我想到浴室洗洗手。你应该换一下衣服，还是就这样进城？”

“我要换衣服。”

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刚好换好衣服。她脸上的红潮已退，唇膏也补过了。我又把那顶好笑的假发戴上，再把帽子压在上面。她把大门和公寓的钥匙给我，这样我回来后可以自己开门。我没有告诉她，我不要钥匙也能把门打开。

她说：“伯纳德，那个警察是不是少拿了两百美元？”

“那又怎样？”

“他的损失会和他的搭档对半分吗？”

“我得想一想，”但我最后对她说，“我不知道。”

她笑了。“这个问题很好吧？”

“对，”我说，“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我回到罗德尼家的时候，艾莉还没到。等她的时候，我又换上警服，只是脚上的鞋子怎么看也不对劲。警察会穿这种软底便鞋吗？他们好像都穿那种方头的硬皮鞋，偶尔也看到尖头的，但他们会穿休闲鞋吗？

我想这没关系，谁会注意我的脚？

我这套警服逗得刚进门的艾莉咯咯直笑，但她这种态度没有损伤我的自信。“你怎么可能是警察？”她说，“你是个贼啊。”

“这两种职业又不完全矛盾。”

“你看起来不像个警察。”

“现在的警察看起来也不像警察啊。”我说，“像雷那样的老手，还有几分过去的神采，但年轻的一代根本没半点样子，雷那个伙伴就是最好的例子。膝盖总是撞到警棍，问我的星座，碰到一点事情就昏倒。我至少和他差不多窝囊吧。反正我只要能混过门卫的眼睛就行了。我会和雷在一起，出面打交道的人是他啊。”

“我想是这样吧。”她说。

“你觉得这个主意不好吗？”

“不是不好，只是你确定那个蓝盒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吗？”

“如果真的有那个盒子，就一定在原来的地方。我现在知道是谁把我的房间翻成那个样子了，应该就是迈克·迪巴斯办公室里的两个人。前天晚上进到我房间的应该是两个人，我想。那天我站在街角，看到我房间的灯亮了起来，没想到是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不知道迪巴斯是布鲁克林区还是皇后区的地区检察官，他和弗兰克斯福德也有关联。”

“弗兰克斯福德也威胁他吗？”

“我想没有吧，应该只是帮迪巴斯摆平这件事而已。卡特·桑多瓦尔在调查的案子，牵涉到了迪巴斯身上，所以弗兰克斯福德向桑多瓦尔太太施压，让她劝丈夫罢手。但是，迪巴斯可能怀疑有什么罪证落在了现场，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罪证放在蓝盒子或是类似的容器里，只知道是在弗兰克斯福德家中，而且绝对不能落在别人手上。于是他派了两个混混去搜我的房间。他既然派人去搜我的房间，盒子就不在他的手上，也不在任何人的手上。”

“凶手呢？”

“呃？”

“那天晚上还有别人去拜访弗兰克斯福德，一个他认识的人，也许是另外一个他正在勒索的人。谁知道他在勒索多少人？说不定所有的证据都放在盒子里面。”

“继续说。”

她耸了耸肩。“也许他和遭他勒索的人见了面，那人要他把证据拿出来。弗兰克斯福德拿给他看了之后，他干脆就把弗兰克斯福德杀了，把他的头打破，拿了蓝盒子像个贼一样跑了。”

“这种行为和凶手的一样。”

“没错。没过多久，你就进去了——你和凶手没在走廊上遇到，实在是个奇迹——同时，有人听到了里面的打斗声，打电话报警。你正忙着翻抽屉的时候，警察进来了，反而抓到了你。”

“那倒有可能。”我表示同意。

“迪巴斯以为蓝盒子还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X的存在。”

“谁的存在？”

“X，凶手啊。”我看着她，“电视上都这么称呼不明凶手。”

“我很讨厌把我的人生简化成一个代数符号。”

“那好，你爱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好了。不能因为迪巴斯以为蓝盒子在你那里，盒子就不可能在第三者的手里啊。你在公寓里找不到，也可能是因为它根本不在那里。”

我有点生气，几个世纪以前伽利略刚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当时的人应该就是这样的感受。我说：“盒子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地球是平的，重的东西坠地的速度比轻的东西快，别在我的游行队伍上泼冷水，可恶！

“是有可能，伯尼，但是——”

“凶手可能很慌张，匆匆离开了，根本没找到盒子。也许一开始弗兰克斯福德就没拿盒子给他看。”

“也许。”

“也许弗兰克斯福德把蓝盒子藏在保险箱里，还说不定放在城里银行的保险箱里。”

“也许吧。”

“也许弗兰克斯福德是迈克·迪巴斯杀的。盒子是他拿的，而去搜我房间的人是达拉·桑多瓦尔和韦斯利·布里尔。”

“你不觉得——”

“不，我不觉得。也许布里尔因为记不住台词，索性把弗兰克斯福德杀了，然后把盒子交给卡特·桑多瓦尔放硬币。坦白说，我也不这么想。我跟你说说我在想什么，我想蓝盒子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

“因为你要它在那里。”

“没错，因为我要它在那里，因为我他妈的是个天才，专靠预感行事。”

“你这辈子行窃还算顺手，不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从这句话之后，我们俩就闹了起来，压低了声音朝对方吼叫。在我内心的角落里——没有吼叫的那一部分——其实正在琢磨我们到底在发什么神经。我知道我这边是有点性欲的成分在内。我被达拉·桑多瓦尔勾起的欲火并没有熄灭。

最后，我们闹够了，吵得有些无聊，也就停了下来。“我去煮点咖啡，”她说，“还是你想喝点酒？”

“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

“可是你不用工作啊，你有钥匙，还要化身为法律的象征。”

“但根据我的了解，我还是个贼。”

“所以喝杯咖啡应该很合适吧？他会到那里接你吗？你要穿制服到上城去吗？”

“你觉得我这样穿够暖和吗？抱歉，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换，坦白说制服这样穿上脱下的很麻烦。运气好的话，有人会在我到上城的路上把我拦下来，叫我开枪射击抢匪。”

“或是调查盗窃案。”

“对。而且少了顶警帽，穿着这身制服就是有点不对劲。我想我还是换吧。”

“你脱掉制服之后，”她说，“需要马上穿上便服吗？”

“呃？”

她转过身，慢慢地微笑起来。

“哦。”我说着开始解开制服的纽扣。

15

我比那两个警察到得早，但也只不过早几分钟而已。刚把蓝色的制服换好，门铃就响了。我打开门让雷和罗伦进来。雷的脸色不太好，罗伦的神情则是阴晴不定。雷先进来，大拇指往肩后一指。“那家伙快把我逼疯了，伯尼，”他说，“你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去。”

我看着罗伦，他的眼睛却瞄向我脚上的褐色休闲鞋，倒不是他对这双鞋子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他就是要低着头看地下。“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不会出什么事的，”雷说，“我和伯尼去看个地方，然后离开那里，回到这里，伯尼把装备还给你，你和我回家数钱。你带杂志来了吗？”

“我带了本书。”

“那你就坐在沙发上读书，那张沙发很舒服，先前我坐过。你读书的时候身上还挂着那么多家伙？”

罗伦深深地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假如出了什么事呢？假如这双子座的人又出怪招呢？你和我在纽约市又隔得天南地北，雷，这该怎么办？”

“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在东区，”我说，“跟这里是同一个区。”

没人搭理我的这句话。罗伦不住地描述各种意外，从交通意外到突然有市民遭到攻击等，不一而足。雷对他说，发生这种情况时三个警察——两个正牌和一个冒牌货——混在一起会更怪，还不如一个真警察和一个假警察的组合好。

“我不放心。”罗伦说，“如果你们想听实话的话，我告诉你们我觉得会有意外。”

“如果你跟来的话，你和伯尼两个人只能一人佩枪、一人佩警徽，对了，还只有一个人有帽子，我的老天。”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坐在这里，没有警徽、没有枪，天哪，我不知道，雷。”

“门已经锁上了，你坐在空的客厅里，到底要枪干什么？难道你怕蟑螂不成？”

“没有蟑螂，”我说，“这幢公寓很干净。”

“听到没有，”雷说，“这里没有蟑螂。”

“谁怕蟑螂？”

“我以为你怕。”

“我就是没个主意，雷。”

“坐着吧，你这个浑蛋，把装备交给伯尼。伯尼，他也许喝点酒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对不对？”

“对。”

“你这里有酒吗？”

我到厨房去找威士忌，出来的时候，手里除了酒瓶还有酒杯和冰块。“最好不要。”罗伦说，“我正在值勤呢。”

“天哪！”雷说。

我说：“这样吧，我放在这里——如果你要的话，罗伦。”他点点头。我系上他的枪带，还试了试，确定枪很稳妥地插在枪套里，免得它掉出来让大家难堪。我伸手摸了摸身后那块又冷又重的顽铁，真没想到它是那么可怕的东西。“妈的，这玩意儿有没有一吨重啊？”我说。

“什么？枪啊，你会习惯的。”

“屁股后面有块这个东西，想要直着行走都很难，那么重。”

“不用多久你就会习惯的，少了它，你还会觉得像没穿衣服一样。”

我从罗伦那里接过那根被磨得锃亮的黑色警棍，还甩了两下，打在手掌上。这根木头很平滑，打磨得很仔细。雷教我怎么把警棍挂在身上，才不会松松垮垮的老是打到自己的小腿。最后我别上警徽，把帽子戴正。我走到卧室，照了照镜子里的自己，这次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个警察了。

帽子当然是关键，但是警徽、配枪、警棍和手铐也在我身上起了微妙的变化，改变了我的态度，让我更适应我扮演的角色。我把警棍从钩子上取下，试着转了转，再把它挂回到钩子上。我一度想把枪从枪套里拔出来，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我唯一射得到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大脚趾。我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别警徽的时候竟然没有刺到肉。

我回到客厅，意气风发，一副警察派头，好像已经准备好下令叫哪辆车别挡路、叫交通车流暂停，或是到小餐馆里吃顿霸王餐。雷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他从我的帽子看到脚上的鞋子，缓缓点了点头。“这样可以了。”他说。

就连罗伦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天生的演员。”

“你说贼啊？”

“双子座的人。”

“天哪，”雷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坐上警车后，他说：“我们现在进去是没问题的。那是犯罪现场，门户封锁起来了，我们要撕掉封条，等出来之后再贴张新的。进出都要登记，所以别搞什么鬼。”

“这是标准程序吗？”

“对。封条是防止闲杂人等随意进出的，当然挡不住想进去的人，但是不撕掉封条，你就没法进去。已经有两三批人进去过了，所以封条也重新贴了好几次。我查过记录。”

“哦？谁进去过？”

“还不是那些人。摄影师和化验室的人在还没上封条之前进去过。没过多久，摄影师又进去了一次，但没有待很长时间。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的照片拍得不好，也许是因为检察官要他拍别的房间。你根本不知道检察官要把什么东西拿到法庭、要把什么东西当作证物。然后助理检察官也去了一次，可能是想亲身感受一下现场吧，还带了两个凶案组的探员。虽然这是我们辖区里的案子，我们也不可能把案子放给他们办，但他们例行公事，还是得过来看看，也许会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和他们正在侦办的案子有吻合之处。然后，可能也是为了类似的原因，不是曼哈顿，而是哈得孙河另一边的地区检察官也派人进来——”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哪里的检察官？布鲁克林还是皇后区？”

“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的检察官是谁？”

“国王郡 [1] 的检察官是——妈的，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是不是迈克·迪巴斯？”

“对了，是迪巴斯。怎么了？”

“他的人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谋杀案发生后到今晚之前吧。这有什么问题吗？”虽然在超车，他还是看了我好一会儿。“哪有人他妈的把车停在街道中间的？”他抱怨说，“伯尼，你是怎么想到迪巴斯这号人物的？”

“不是我。我想弗兰克斯福德和他有联系。”

“怎么说？”

我想了一会儿，现在非常确定是谁到我家去了，而且是在搜完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之后。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如果他是先派人到东六十七街，再派人到西端大道，我的思路还可以理得出来，但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什么。不过，话得说回来，就算是顺序倒过来，也不会毁掉我的推测。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现在唯一重要的变数就是蓝盒子了，不管我能不能找到。

“最后会证明它很重要。”我说，“到底迪巴斯派的是什么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一查记录就知道了。”

“你可以查到吗？”

“现在不行，待会儿当然没问题。”

“它一定在这里。”我说。

“呃？”

“没什么。”

我认识那个门卫。但他不认识我，我想圣诞节的时候一定要意思意思。他替我们开了门——跟前两次他替我开门一样。雷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还拦下了两个面生的人。很明显，上次他放我进去，被狠狠地训了一顿，幸好他们没开除他，我很替他高兴。

他没有再看我。我穿着制服站在雷旁边，谁会注意呢？

我们和一个穿着像教士的人一块儿上了电梯。我觉得他有点怪怪的，我和真警察已经有点差距了，他则更不像教士。连警察都是假的，当然世上的其他事情也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我突然想到，教士的衣服对贼来说，倒是个很好的掩护，只要走得快些，没有哪个门卫会想拦你。不过，如果你是在郊区作案就没什么用了，在那种地方最重要的是不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当然，在城里的公寓楼是另外一回事。

在郊外的住宅区，邮差的制服是最理想的。当然，很多人认识专门负责某一区的邮差，但也有专门处理包裹、挂号信或是别的东西的邮差从你身边经过，你就未必认识。

“你在想什么，伯尼？”

“在想生意。”我说。我们在三楼下了电梯，那个举止可疑的教士继续住上。我站在雷的身边，他正在撕封条，然后，他掏出钥匙开门，我则伸出手指按门铃。门铃响了，雷却瞧着我，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规矩。”我说。

“警方的封条在门上，你难道认为里面有人吗？”

“你也不能确定吧？”

“神经病。”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矩。”我说，“这是我的。”

“天哪。”他挑出一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我一眼就看出来不是这把，果然不合。他又试了另外一把，这次可以了。

“你看了也许觉得很好笑，”他说，“用钥匙。”

没多久之前，我用了达拉的钥匙，现在我们用了弗兰克斯福德的钥匙，这两天我唯一闯的空门竟然是我自己的公寓。

“上次我打开这道门，”他说，“门的另外一边有个贼。”

“上次我打开这道门，卧室里面有具尸体。”

“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能有新体验。”

他用钥匙顺时针转了半圈，推开门。他说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话，走了进去，摸着开关，打开了灯。然后他转身叫我进去，但我站在原地没动。

“进来啊，”他说，“你在等什么？”

“这门没锁。”

“当然没锁，我刚打开了。”

“你只挑开了弹簧锁，所以钥匙只转了半圈锁就开了，可是这种锁有一个锁死的装置，如果锁好了的话，你要转一圈半才打得开。”

“那又怎样？”

“前一次进来的人，没有用钥匙锁上锁死装置，只是把门带上就走了。”

“那又怎样？也许钥匙在他的搭档手上，而那人去按电梯了，所以那家伙把门带上就算了，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用钥匙把门锁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才懒得把锁里的什么……锁死装置锁好。”

“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反正这公寓也不是他的，反正他要把封条贴在门上，他哪里会管什么装置。别费心思琢磨这个了，伯尼。”

“对。”我说。我拼命回想，想抓到记忆里阴暗深处那细微、快速的一瞬。“我按过那个锁钮。”我说。

“你说什么？”

“我上次进来，除了关门之外，还把门把上的锁死装置转了过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把锁死装置扣好。”

“那又怎样？”

“你和罗伦用门卫给你的钥匙进来的时候，你应该先转一整圈打开锁死装置，再转半圈挑开弹簧锁，这才能把门打开。”

“随你怎么说吧。”雷说，他有点不耐烦了，“你随便说说，我就随便听听。伯尼，我根本不记得到底转了几圈才把门打开，特别是我不知道门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人的时候，我哪里知道是你？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在那里唠叨什么。你说你要进来的，但如果你只是站在门边说锁的事情，像个疯子一样——”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我说着走了进去，把门带上，转动了门把上的锁死钮。

公寓跟上次看到的没什么不同。如果到我家翻箱倒柜的人真是迪巴斯派来的，那么他一定是派了两个比较和气的人到弗兰克斯福德家来。当然，到我家的那两个是非法入侵，也不可能会有什么记录，但到这里的人可不一样，必须有搜索令，进出也得登记。所以弗兰克斯福德的书都还在书架上，衣服也平整地搁在衣橱和抽屉里。没有人割破他的家具、掀起他的地毯，或是把画从墙壁上拿下来。

这实在很不公平。以替别人解决麻烦和勒索为业的弗兰克斯福德，现在是两手空空撒手西归了，他不可能再读书、穿衣服，甚至不会再住在这个地方了，但这地方却保持得整整齐齐。而我呢，房间里的东西我全都用得着，但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把这不公平的对待方式强行挤出脑海，集中心思搜寻这个地方。我从卧室开始。地板上的东方地毯——我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一种——上有个粉笔画出来的人形，标示尸体的位置。他就躺在左边的墙角，伸开的双腿直抵门边。头所处的位置有一些褐色的痕迹，凌乱的床上也有类似的褐色斑点。

“血？”我说，“一直以为血是红色的。”

“干了之后就是褐色的了。”

“是啊。他被打的时候，一定是先摔在床上，然后才滑到地板上。”

“应该是。”

“报纸上说他是被烟灰缸打死的。烟灰缸在哪里？”

“我还以为是被灯砸死的。你确定是烟灰缸吗？”

“报纸是这么说的。”

“他们消息很灵通。不管是什么，反正一定是被挂上牌子，拿到别的地方去了。谋杀凶器一定会好好收起来的，不可能随便乱丢。它先被挂上牌子，再送到化验室里折腾个半晌，拍上两百多张照片之后，就锁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他清了清喉咙，“就算有凶器在这里，伯尼，我也不可能让你动什么手脚。不能篡改证物。”

“我只想知道证物在哪里。”

“我想你也猜得到。”

我从他身边走过，从床边走到一幅画前面。画面上是一座破旧的农舍，画框看来很笨重。我心里明白，如果这画后面有个保险箱，谋杀案发生以来，起码也被人发现十几二十次了。但我还是移开了画框，画后面依旧是墙。

我说：“好笑，怎么说这个人也应该有个保险箱啊，他经常有现金在手上，怎么都不担心？”

“什么现金？他有不动产，有家戏院，伯尼，现金从哪里来？他可能有些戏院的收入，但现在谁会把钱带回家？直接送到夜间银行存起来了。小剧场又不是赚钱多的行业，他哪儿来的那么多现金？”

我想，这有什么好争执的呢？但我还是对他说：“这个家伙可不简单，他可能是那种专门出面替人摆平麻烦的人，和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有来往，不过是固定合作还是按件计酬，我就不清楚了。此外，他可能还兼勒索和恐吓。”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他呢。”

“我是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的搭档知道，”我说，“迟早有那么一天，局里面也会知道这些才对。你有没有听说过弗兰克斯福德的秘密生活？”

“没听过，我想也没有人会去查。我们已经知道杀他的人是谁了。这个案子很简单，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查这些细节？有分红吗？”

“案子很简单？”我说，声音很空洞。

“伯尼，你能不能说说我们在找什么——”

“不是我们在找什么，是我在找。”

“对，找什么？”

“我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能不能知道？”

我再度和他擦身而过，小心翼翼地沿着粉笔画过的痕迹走动，仿佛尸体还在那里似的，地毯上似乎有个不容侵犯的灵魂。我拐进过道，转到浴室里看看。和公寓的其他地方相比，浴室大得吓人。别忘了，在这幢建筑物里，还有成排出租的“鸽子笼”呢。浴缸也很大，四个角还有金属装饰，和新款的脸盆和马桶相比实在是古色古香。我在脸盆里放了点水，又冲了马桶，出去便看到雷的眉毛扬起来了。

“请记住，”我说，“如果罗伦冲水之后没有转错弯的话，我们全都不会在这里。”

“这倒是实话。谁会知道弗兰克斯福德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谁发现？”

“恐怕会过很多天。”

“那就没你的事了，伯尼。就算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又有什么用？我们总不能捏着自己的帽子对我们的长官说，我们抓到了你，但又放走了。更何况，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在那个晚上被杀的，因为只要时机一过，就很难判断他准确的死亡时间。”

“但是罗伦偏巧冲着他的尸体走了过去。”

我站在浴室的门口，转向卧室，然后再转身退到客厅。我当然可以查查弗兰克斯福德的衣橱里有没有夹层、暗格，但我觉得这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

那张桌子。

我走到桌子旁，轻轻地拍拍它的各个部分。达拉·桑多瓦尔看到弗兰克斯福德从桌子里拿出那个蓝盒子，给她看过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之后，又把它放回桌子里面。弗兰克斯福德死的时候，桌子还是上锁的。我搜过这张桌子，但这个老古董里有很多夹层，抽屉后面还有抽屉，暗格后面还是暗格。我一开始就是依照人家的指示来查这张桌子，但我搜到一半的时候，雷和罗伦就进来了，现在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迷惑。

我拿出那串开锁工具。“坐着，”我对雷说，“要好一会儿呢。”

结果我花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把每个抽屉都抽出来，看看后面到底有没有暗格，再把它们翻过来倒过去地检查。我把桌面卷起来，非常仔细地查看每个角落。结果，我发现的暗格比早餐谷物盒后面能印的小广告还要多。暗格大部分是空的，有一格里面放了一沓维多利亚时代的春宫画，显然是维多利亚时代某个色鬼的珍藏。我把五六本小册子交给雷，他之前一个劲地抱怨弗兰克斯福德书架上的书太严肃，最活色生香的竟然还是上下册皮装的莫特利 [2] 的《荷兰共和国之崛起》。

“这好多了，”他说，“如果用当今的语言来写，就更好了。等你想明白这些人找女人到底做了什么，已经没什么趣味了。”

我依旧在细细解剖这张桌子。我拆掉了里面的夹板，心里很清楚是绝对装不回去的，因此觉得很抱歉，但还没有抱歉到要落泪的地步。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不管这张桌子里有多少暗格，弗兰克斯福德并没有用它们来放那个蓝盒子。很久以前，他就把盒子拿出来，不知放到哪儿去了。

我退开两步，低头看看桌子，心里却在想要把手洗干净。想要洗手的冲动让我想到了自来水，同时带着我的双腿朝浴室走去。站在那儿重温我的尼亚加拉瀑布印象的同时，我发现我的目光正在研究脚底的镶嵌瓷砖，它们多数是白色及浅蓝色的瓷砖拼成的几何图形，样式复古，每块约一英寸大小，是方形的。我的脑子现在已经想到了撬开瓷砖来看看，我确定我已经濒临崩溃边缘。我冲了马桶，洗了手，想找毛巾但没找到，于是在蓝裤子上抹干手，从钩子上取下罗伦的警棍，轻轻拍打手掌，走出厕所。

我没有右转反而左转，沿着罗伦当时的路线前进，走进弗兰克斯福德的卧室。我很快地翻了翻衣橱，结果不出所料，里面只有衣服。

离开卧室的同时，我眼角突然瞄到床柱和地板之间好像有什么小碎片夹在那里。

我跪了下来，仔细检查，脑子转了好几圈，确定它完全符合我的假设。于是我站起身来，不再理会它，慢慢踱回客厅。

在我把最后一个抽屉放回原位的时候，雷说：“他妈的，gamahouche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请他拼出来，想了一会儿后索性把书拿过来自己看。“我想是舔女人那里的意思。”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有话直说不好吗？”

“时代不同，习惯就不同。”

“妈的。”

我让他沉迷在古代春宫画里，自己在客厅里散步，眼前是一张绿色的摇椅。在我搜查那张桌子之前，曾经坐在那里沉思了好一会儿。我一屁股坐进去，把脚放到脚蹬上，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融入情景。你的名字是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我对自己说，你穿着睡袍——不过，你管它叫起居服——很舒服。你应该到剧场去了，但你的手边却放了一杯酒，膝盖上有本书，嘴里有根雪茄……

“奇怪。”我说。

“什么？”

“这里应该有两个烟灰缸才对。”

“啊？”

“上次这里有一个很重的切割玻璃烟灰缸。”

“他们不是在卧室里找到一个？弗兰克斯福德就是被它砸死的。”

“不是，还有一个烟灰缸，”我说，“在这张桌子这边，和那个谋杀凶器应该是一对。他们为什么把两个烟灰缸都拿走了？”

“谁知道？”

“效率未免过高了。”

“伯尼，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

“你到底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没有？”

“我找到了一点东西。”

“在桌子里？”

“在卧室。”

“什么？”我迟疑了一会儿，但他也没追究，“也不是你想要找的吧？你到底在找什么？说不定我见过。”

“不太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

“蓝盒子。”我说，“蓝皮裹住的盒子。”

“多大？”

“哦，行了，”我说，“不管是多大，你都没有看到过，尺寸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吗？”

“你只是说盒子，妈的，从香烟盒到皮箱那么大的都可能叫盒子。”

“大概这么大。”我比了比，“跟一本书差不多。”我想起达拉是怎么对我说的了，“精装书大小，有点像词典，哦，我的天哪。”

“怎么啦？”

“我真是个白痴，”我说，“除此之外，一切正常。”

这次只花了三分钟就找到了，又花了五分钟确定别的皮装书表里如一，真的是书。弗兰克斯福德的蓝盒子是本假书，制作精巧的木盒被伪装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打开之后才知道个中玄机。这盒子其实和那种放在床头装领带夹、袖扣的小盒子差不多，合起来锁上，随手往书架上一放，周围全是真书，鱼目混珠，便没人分得出来。

如果那些笨蛋用搜我房间的手法搜查弗兰克斯福德的家，保证可以找到这本书。如果他们一本本地把书拿下来，再一本本地抖，他们就会知道有一本根本打不开，机关就在这里。但他们却轻易放过了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

“你不把它打开吗，伯尼？”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坐回绿色的摇椅上，他的目光从我的肩膀后面射过来。“你去看你的书，”我说，“我要专心想一想。”

“这样也好。”雷坐回椅子，继续看他的春宫画。我回头瞄了一眼，雷用春宫画遮脸，还是在偷看我，被我一瞪后才埋首苦读。

“再等一等。”我说，“上厕所。”

我拿着蓝盒子走回浴室，进到弗兰克斯福德的房间。这种小的家用保险盒，不管是不是伪装成书的模样，都是最棘手的东西，其难度跟进入一个性冷淡的女人不相上下。这只盒子的皮扣底下有一密码锁，你得对上三组十个数字的号码锁才打得开，否则只有用凿子硬撬了。

我倒没有那么急，而且我不想让它看起来像被强行打开过一样。在把锁打开之前，我把盒子仔细端详了一番，这里敲敲、那里戳戳，然后才打开盒子，看到里面的东西都在，于是把它们放到口袋里。我的警察制服口袋很大，全部放进去也不会凸出来。

盒子清干净了，我回到卧室，用力把床向外拉了一两英寸。那里有个长方形的小东西，之前吸引过我的目光，但我却没拿。移开床之后，看得更清楚了。我用罗伦的警棍把它挑出来，用拇指和食指很小心地夹住它的边缘，放进那个蓝盒子里面。

然后我关上盒子，锁好。

回到客厅的路上，我决定让历史重演一次，狠狠地冲了马桶一下。雷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瞧着我。

“胃不舒服？”

“大概吧。”

“我自己也很紧张。”他说，“离开这里好不好？”

“好，到我的地方再开这个盒子。”

“我还以为你急着要打开。”

“也没有那么急，”我说，“我想离开这里。我们出来这么久，罗伦一定很不高兴。我们和他一起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这里面是什么，我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里面的东西可以让你脱罪吗？”

“可以，”我说，“但有人就要惹上麻烦了。”

我们在离开之前，还大概检查了一下屋内的陈设，确定和我们进来的时候差不多。我对那张漂亮的木桌进行了肆意破坏，幸好损害不在表面上，书架上的书看来也和之前一样。基希曼在门口又加了一道封条，注上日期、时间，还签了名。然后，他故意对我笑了笑，用钥匙把锁死装置转上。

把这道锁锁好之后，我把心里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放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

[1] 国王郡（king’s County），布鲁克林的别称。

[2] 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

16

我们回到达拉·桑多瓦尔的小爱巢时，罗伦·克莱默已几近崩溃。我用钥匙开门，罗伦却躲在门后。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罗伦就在门后，开门的时候重重地撞了他一下。罗伦一声惨叫，却被推门的雷狠狠瞪了一眼。“我真的不敢相信，”他说，“我还以为你坐在沙发上呢。”

“我不知道是你啊，雷。”

“那你就躲在门后？天哪。”

“我很紧张。你们去了那么久，我真的很担心。”

“伯尼得找一个不见了的盒子。看他工作挺有意思，他还把一张桌子给拆了，结果却发现盒子在书架上，就在那里，原来它被弄成一本书的样子了。”

“《被窃的信件》？”

“呃？”

“爱伦·坡，”我说，“一个短篇故事。不是这么回事，罗伦。你说的是把一本书藏在书架上，小说是这么写的。只是这一次，是一个盒子伪装成了一本书。”

“听起来差不多。”罗伦说，声音显得有点不高兴。

我为罗伦解释这道谜题，雷跑到厨房去给自己弄杯喝的。他回来了，杯里的饮料被他喝了一大口，示意要我打开盒子。

“现在我可以把枪拿回来了吧？”罗伦说，“还有警棍、警徽、手铐和警帽，所有的装备都还给我。我不是针对你啊，伯尼，只是看到我的东西穿戴在别人身上，我就觉得很别扭。”

“这我明白，罗伦。”

“少了它们就好像没穿衣服似的。现在规定下班也得佩枪。你如果知道有多少件抢劫案是下班警员及时阻止的，就会知道为什么上面这样规定了。”

我只想到下了班的警员因争论纽约尼克队和新泽西网队哪个比较强，最终发生开枪互射的悲剧，但我想还是不要说这个比较好，估计说起来不会太愉快。

“盒子。”雷说。

“可不可以先把东西还给我，再开盒子？”

“天哪。”雷说。

我扬了扬手里的盒子。“真的够奇怪了，”我说，“这盒子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雷瞪着我。“这盒子对你来说可值一万美元啊，伯尼，这能说不重要吗？而且你还得靠它摆脱谋杀指控呢。我不想跟你争，就算弗兰克斯福德不是你杀的，但你这一趟的收获可能一毛钱都不值，更别说一万美元了。”

“这话说得也是。”我承认。

“除非证据在盒子里。”

“这盒子是私人物品，”我说，“就好比帮朋友的忙。重要的是让我又进了一趟公寓。雷，当时我不明白，还以为盒子是关键，但进到公寓之后，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太明白。”罗伦说。他好像在期待我变个把戏，蓝盒子掀开，里面跳出只白兔子什么的，“你到底在公寓里找到了什么，伯尼？”

“一开始是发现门没完全锁好，锁死装置没有扣好。”

“哦，我的天哪。”雷说，“我跟你说警察上次只关了门，没把它锁好，难道这也不行吗？”

“这当然可以。但上次我进到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时，记得非常清楚，锁死装置是扣好的。如果只是弹簧钩住，我开起来就应该比较快，但当时我必须让圆柱转一圈半。虽然如此，这也没有花掉我太多的时间，因为我是这行里的顶尖高手——”

“天哪，我们能不听这些废话吗？”

“——先把螺栓松掉，再挑开弹簧锁。我就是这样做的。”

“那又怎样？”

“所以，除非凶手在行凶完毕离开弗兰克斯福德公寓的时候，身上有钥匙而且还肯花时间把尸体锁在里面，否则，就只能是弗兰克斯福德自己转过门把上的按钮，把门给锁死了。但我始终不明白凶手为什么会有钥匙，又为什么肯浪费时间锁门。”

我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了，但他们不明白我说这番话到底要干什么。终于，雷缓缓地说：“你是说是弗兰克斯福德把他自己锁死在里面，对吗？”

“一点也没错。”

“然后你把他杀了。”

“错。”我用罗伦的警棍轻轻打了打自己的手掌，“明白吗？这我就很有把握了。”我继续说，“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事实，我没有杀弗兰克斯福德。在确定了我进门之后他还没有死这件事后，我的思绪豁然开朗。这话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是谁杀了他。”

“谁？”

“很明显了，不是吗？”我用警棍指了指，“当然是罗伦，还会有谁？”

我看着罗伦的右手。很有意思，他的手就放在腰际的枪套附近，只是他的枪套现在在我的腰上。他发现我在看他，手赶紧放了下来，脸色微红。

“你是神经病。”他说。

“我不是。”

“这就是双子座典型的行事风格。胡乱扯个弥天大谎，说到哪儿算哪儿，看别人会不会相信。雷，我看我们还是把他抓起来吧，先用你的手铐把他铐住。他已经逃跑过一次了。”

雷沉默了一阵。然后他对我说：“你是刚刚编出来的，是不是？把一些片段胡乱凑起来的吗？”

“不是，我有很确凿的证据。”

“那你为什么还要吊我的胃口？”

“雷，你不要再听那个疯子的话了——”

“闭嘴，”雷·基希曼说。他又对着我加了一句：“说吧，伯尼，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说完吧。”

“好。”我说，“其实很简单，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那晚本来是要参加一出戏的首演的，都说好了，所以我才挑那个时间到他的公寓去。我有内线消息，那人告诉我他那时不会在家。

“他也的确准备要出去了。他身上穿着睡袍，正想换衣服，却发生了意外。我不知道他是中风、晕眩、心脏病发作还是滑了一跤，结果就是他穿着睡袍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在这个过程里，他可能撞翻了一盏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噪声惊动了邻居，才会有人报警。这只是插曲。重要的是，他躺在卧室里，昏迷不醒。在我进入公寓的时候，门的锁死装置当然还是扣得好好的。”

“一派胡言。”罗伦说。

“让他说。”雷的声音很冷静，“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没说到正题，伯尼。”

“好的。我进到公寓就开始工作了，根本没离开客厅。除了检查桌子，也没有做别的事情，因为盒子应该在里面，而我却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进来了。我们聊了起来，谈好价码，然后罗伦突然想上厕所。”

“那又怎样？”

“根据他的说法，他进到卫生间，上了厕所，回来的时候转错了弯误闯入卧室，结果发现了尸体。于是，他转身冲回客厅，我们俩正在那里等他。罗伦大叫了一声，脸色突变，昏倒在地。”

“这一幕我们都看到了。伯尼，然后你狠狠打了我一拳，让我像条狗似的趴在地上。”

对于最后的指控，我只能耸耸肩。“罗伦其实一眼就看到弗兰克斯福德了，”我说，“他的眼睛应该很敏锐。如果你从客厅走到浴室，还没到浴室就可以看到卧室里有道粉笔的印记。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粉笔的印记，不过却有个人在那里，瘫在床上。好奇的罗伦没有上厕所，而是进屋查看。”

“然后呢？”

“他在里面待了好几分钟。这时，弗兰克斯福德突然回过神来。我不知道罗伦认为他是死了，还是昏过去而已，但这不重要，总之弗兰克斯福德突然睁开眼瞪着他，罗伦想也没想就拿起他最信赖的警棍，朝弗兰克斯福德的脑袋打过去。”

“胡说！”罗伦说。他的声音在颤抖，但可能是因为愤怒，而不是因为有什么罪恶感。“他疯了，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了钱。”

“什么钱？”

“就是弗兰克斯福德睁开他浅蓝色的眼睛看到你之前，你拼命往皮夹里塞的东西。那个时候，钱散了一地，他的身上、地上到处都是钱。”我对雷说，“知道吧，弗兰克斯福德就是那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中间人，手上握有很多把柄，视需要而用。他当然有银行户头，有保险箱，有藏钱的地方，但他也有很多现金在身上。只要是做中间人的，不管合不合法，身边都会有点现金。我只是个偷东西的小偷，今天晚上还不是拿得出一万美元来？”我觉得没什么理由告诉他们其中有一半不是我的。

“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一直没有出现过钱，不在抽屉里，也不在衣橱里。没看到他放在墙上的保险柜里，也没看到他藏在书桌里。大家搜了这么多遍，还包括我今天搜的一遍，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现金。”

“你是说，没看到现金是因为全被罗伦拿走了？”

“胡说八道。”罗伦说。

“不是。”我说，“不知道弗兰克斯福德为什么昏倒，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来得很快——中风、跌倒，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猜先前有人给了他一笔钱，可能要他转给什么人，数目一定很大，他因此才耽搁了去剧场的行程。访客给了他钱之后离开，他把钱拿到卧室，显然在昏倒之前数过一遍。罗伦走进卧室时，里面是一个生死不明的人和满地的百元钞票。”

“这是你的推测。”

“是吗？我的公寓被搜得像是台风过境，雷，每个抽屉都被翻出来、每本书都被抖过了，你觉得搜查能有多彻底，他们就干得有多彻底。不管蓝盒子里有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激励他们这么认真。有人知道弗兰克斯福德被杀的时候身上有一大笔钱，谁会知道这一点呢？当然是给他钱的那个人。我想可能是迈克·迪巴斯或是别的跟他有关系的人。反正这钱不是要转给迪巴斯的，就是迪巴斯给弗兰克斯福德，让他用来打点别人的，以防调查的矛头指到他身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是访客杀了弗兰克斯福德，而锁也锁得好好的。那家伙——为了方便起见，姑且认定他是迪巴斯好了——非但没有杀弗兰克斯福德，还留了一大笔钱给他。这笔钱一定不少，在弗兰克斯福德死后，迪巴斯不肯吃这闷亏；也因为数目很大，罗伦才起了杀心，觉得值得干这一次。”

“雷，他疯了，这家伙疯了。”

“我不知道，罗伦。”雷说。

“你是在开玩笑，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一向很爱钱。”

“你的意思是你相信他的胡说八道？”

“你本来就是什么钱都拿的，罗伦。不过你做得那么幼稚，还是让我很惊讶。通常干这行的，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伸手拿钱。钱是我们这个体系里的一部分。工作久了，做事便越来越狠辣，拿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但是你，罗伦，你一出道就这么贪，拿钱从没手软过。也许白羊座还是他妈的什么星座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贪婪的警察。”

“雷，但你知道我从没杀过人。”

“我不怎么确定。”

“行了，雷，你觉得我会用警棍杀人吗？”

我很高兴他自己提到这一点。我甩甩罗伦的警棍，往我的手掌里一拍，声势惊人。“好棒的警棍，又光又滑。任何人看到这根警棍都可以确定它没有被用来打过人，罗伦。”

“我本来就没有啊。”

“你是没有。也没有把它掉在地上、撞到什么东西，更没有用它刮过墙壁。甚至在两天前，你根本还没有用过这根警棍！”我很戏剧化地用警棍指着他，坦白说这有点夸张。“这是新的，对不对，罗伦？全新的，没用过几天。因为旧警棍不能用了。旧警棍被玩得太过火了，经常摔在地上，早就破破烂烂了，表层有很多刮痕和细缝。你知道弗兰克斯福德的血已经渗进去了——除了血，说不定还有皮肉的碎屑——你也知道化验室的人可以查出来，因为你再怎么擦洗也没有办法把罪证洗干净。所以，你干脆就把旧警棍扔了。”

罗伦的嘴张得大大的，但没说一句话。雷从我手上接过警棍，仔细看了看。“还真是粉嫩粉嫩的。”

“雷，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妈的，这是全新的。这不是你平常带的那根，你什么时候换了新警棍？”

“一星期，或者两星期前吧。”

“那是在弗兰克斯福德被杀之前？”

“当然是在窃案发生之前啊，雷——”

“旧的那根有什么不好？”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这根警棍轻重很合手。雷——”

“旧警棍被你扔了吗，罗伦？”

“我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

“有必要的话，你觉得你找得到吗？”

“我想可以吧。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根警棍在我家后院。也许被隔壁的孩子偷去玩了，但说不定还找得到。”

这两个人互相看着，好像我不存在一样。过了好一会儿，罗伦才把目光放低，看着他的鞋子。他穿了一双黑色的旧式皮鞋，擦得锃光闪亮，比我那双褐色的休闲鞋更配笔挺的警察制服。

雷说：“马桶。他说他要去上厕所，而我们听到冲马桶的声音之后，没隔几秒钟他就进到客厅了，他哪有时间做那么多事？”

“他是回来的时候才冲水的，雷。他直接走进卧室，回来时顺手冲了马桶。”

“你说这是掩护？”

“没错。”

“是啊，我想这样也行得通。但是烟灰缸又怎么解释呢？弗兰克斯福德不是被烟灰缸砸死的吗？”

“而且还是从客厅飞过去的。”

“这点你怎么解释？”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烟灰缸的事情？我坐在客厅里，身边的桌子上就有一个。那天晚上，那个烟灰缸就在旁边，所以我以为原本是有一对的，化验室不知道为什么把两个都拿走了。其实只有一个烟灰缸，就是我进屋之后见到的那个，也是化验室的人从卧室里拿走的那个。”

“烟灰缸怎么跑到那里去了？罗伦拿的？”

“当然。他先回到客厅演出昏倒的那幕活剧，但仔细想一想，你不觉得他的反应迟钝得有点奇怪吗？当然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没有见过尸体——”

“他见过几具。”

“那么也许这是第一具和他有关的尸体吧，也许正因如此他的膝盖才有点软，但他还是有办法一直跑到我们面前才昏倒。当然这不是真的。几分钟后，我冲到门外，而你爬起来一个劲地追我，对不对？”

“那又怎样？”

“你出门之后，他还躺在地上，但你前脚出门，他后脚就爬起来，从桌上抓起烟灰缸便往卧室跑，然后就用那玩意儿往弗兰克斯福德的头上砸去。也许他用警棍把弗兰克斯福德打昏了，也许弗兰克斯福德已经死了，但他想制造一个显眼的谋杀凶器。我猜那时弗兰克斯福德还有几口气，但被那么重的烟灰缸狠砸两下，也就完了。然后他就假装清醒，跑到街上，和你一起追捕凶嫌。他把所有的钱捡了起来，拍拍屁股轻松回家了，反正谋杀的重罪已经套在我的脖子上。”

起初我不知道雷·基希曼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但说到最后一段话时，我想他的疑心完全消失了。我听到了他把枪套暗扣打开的声音，显然他想在需要动手的时候能尽快把枪拔出来。罗伦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他好像想冲出去，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雷说：“到底有多少钱，罗伦？”罗伦没说话，于是他掉过头来问我。

“他迟早会说的，我猜不止两万，实际数目有可能是一倍以上。反正数目很大就是了，所以迪巴斯才想把它弄回来。当然，罗伦要回家数过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不过单单瞥一眼，他就知道那钱值得他伤人。”

罗伦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看着他。

“他躺在那儿和死人完全一样。我想是有人杀了他，除此之外，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而后发现自己开始捡钱，那是不自觉的。我捡得什么都忘了，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你知道吗，我以为他死了，他却睁开了眼睛。”

“然后你就用烟灰缸砸过去，让他的眼睛永远也睁不开了？”

“哦，天哪。”罗伦说。

“到底有多少钱？兄弟，两万？四万？”

“五万。”

“五万美元。”雷轻轻地吹了声口哨，“难怪你对今天晚上的买卖没什么兴趣。已经有五万进账了，何必为这一万冒险？更何况这一万还得和我分，而那五万却可以独吞。”

“一半是你的，雷，你以为我不会分给你吗？”

“哦，你还真可爱啊，罗伦。”

“我只是在等一个机会向你解释，我怎么会独吞呢？”

“当然不会。”

“两万五千美元可以净得，不用扣税，雷。天哪，杀人犯就在你身边，这还不明白吗？妈的，他是个贼啊，雷，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把所有的事情往伯尼身上推。”雷摸了摸下巴，“但是，如果他把刚才那个故事告诉大家，那怎么办？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来找你查一查的，那不就露馅了，罗伦？”

“他会因为企图脱逃被警方击毙。雷，他不是逃跑过一次吗？而且，他很危险哪。雷，想想那两万五千美元。如果你想多分一点也是可以商量的，雷，你听我说——”

雷揍了他一拳，出手又狠又准，把罗伦的脸揍得歪到一边。罗伦呆呆地站着，手抚着下巴，好像回不过神来，但清脆的声音还在房间内回荡。

“你有权保持缄默。”雷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有权……哦，他妈的，说这些废话干什么？伯尼，如果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向这浑蛋宣读了他的权利。”

“没问题。”

“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做得很漂亮。我一直很讨厌这个浑蛋，但还以为他分得出干净和肮脏的差别，分得出拿黑钱和杀人取财的差别。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想要真凭实据、铁证如山，把这家伙钉死在墙上。如果有那根沾了弗兰克斯福德鲜血的警棍就好了，但我想他已经把它丢进焚化炉烧掉了。”

“你可以把那钱搜出来啊，上面沾了血。”

“他可能已经把钱藏起来了。”他瞪着罗伦，“不过，我想他会告诉我们把钱藏在哪里了。”

“用不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把五万美元全捡回去，只捡了四万九千九百美元。”

“这话我不明白，伯尼。”

我扬了扬蓝盒子。“我现在还没法打开这个盒子，”我说，“因为我没法破解这个号码锁。但我会想出办法的，我想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应该是一张百元钞票，上面有血迹，血迹上说不定还有个指纹。如果弗兰克斯福德在遭到罗伦的攻击之前就已经流血的话，那上面就该是弗兰克斯福德的血指纹。也许他撞到桌灯之后被割伤了也说不定。但我有个预感，上面是罗伦的指纹，这应该是很好的证据吧，你说是不是？”

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半天。“你真的可以猜到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算是直觉吧。”

“干脆把盒子打开，我们自己看不就行了？”我打开盒子之后，他说，“美妙，简直太美妙了。你是什么时候变这把戏的？哦，对了，你上厕所的时候，还和罗伦一样故意去冲马桶。真有意思。这张钞票一直在那里，可是化验室的人却没找到？我的天哪。”

“也可能一直都在蓝盒子里啊。”

“呃？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蓝盒子里到底有什么，而且也不想知道。我真喜欢盒子里现在装的东西。这枚指纹印得真好。我敢跟你打赌，这是你的指纹，罗伦。血液鉴定也一定会符合，罗伦。”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你这回可脱不了身了。”

17

“实在太好了，”艾莉说，“真让人想不到，你破了这个案子。”

“没错，我的确破了这个案子。”

“真是厉害。”她伸了伸腿，换个姿势，再用身体压住。她现在穿的衣服跟撞倒花盆那天一样，宽松的白长裤，斜纹棉布衬衫。美丽的容颜也和那天一样，让人心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伯尼。”

“哦，我已经跟你说过关键在哪里了。在确定门的锁死装置被扣上之后，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弗兰克斯福德在出门之前把门锁好了，但他其实是在卧室里。确定这一点之后，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不是凶手有钥匙，就是弗兰克斯福德在里面把它锁上的。如果是弗兰克斯福德锁的，那我在公寓里的时候他就没有死，而有机会杀他的，就只有一个人了。”

“罗伦。”

“罗伦。如果罗伦是凶手，那他一定是为了钱，但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看到钱。可是，在这个事件里一定要有钱，否则就说不过去了。”

“你在混进去之后，才想清楚了这一点？”

“我其实更早以前就已经想明白了。我是故意假装等雷在场的时候才知道，这样他才能比较理解我的推理。”

“你的运气真好，居然还能在地板上捡到那张百元钞票。”

我没有回应这句话。其实，就算运气不好，我也想出应变的方法了。我的皮夹里也有一张百元钞票，就是我和达拉各分了的一张。我会在上面点一滴血作装饰，然后再把它放到蓝盒子里；就算我没有找到真的那一张，我也会用假的蒙混。我需要一点东西吸引雷的注意力，让他不要一直想着盒子里原来究竟装了什么东西。而一张沾了血的钞票，应该有足够的戏剧效果，也许是因为心里有这个主意，我才会注意到罗伦没捡到的那一张。这样也好，我至少还能留下一张钞票，不至于血本无归。

艾莉跑到厨房想去倒咖啡。我伸了伸腿，跷到咖啡桌上。我的身体疲倦得要命，内心却极度兴奋。我想躺下来好好睡上六七天，但依照目前的计划，我还得保持六七天的清醒。

现在已经很晚了，大约一点半。罗伦和雷一走出达拉的公寓，我就打了电话给达拉。

按照先前说好的办法，电话响了两声之后就挂掉。没过几分钟，她就打了电话过来。我告诉她找到那个盒子了，照片和录音带在我手上。“你不用担心底片，”我说，“因为全都是拍立得照片。还有一件事，这照片不知是谁拍的，但这人对构图很有研究。”

“你看过了？”

“我总得知道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吧。我总不可能摸一下就知道那是什么吧。”

“我不是说你不该看，”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感觉，好玩吗？”

“坦白说，有一点。”我说。

“我想也是，”她说，“带子你听了吗？”

“没有，我不打算听。我想让它成为我们之间永远也不要解开的谜。”

“哦，我们之间还会有未来吗？”

“我希望有。你的壁炉能用吗？还是只是装饰？”

“可以用。只是我和那个壁炉以前倒没有过什么联系。”

“我倒还没有想到这个，我只是想在走之前把照片和带子烧掉。别忘了，盒子里面的东西有一半算是我的。我用光了所有的钱才把它们换回来，我希望它们能尽快消失。”

“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纪念品。”

“不行，”我说，“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跟在家里放一把装满子弹的枪有什么不同？好处小得看不见，危险却大得要命。我今晚就要它们消失。还有，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不会用这批东西来勒索你，这点请你放心。”

“哦，我信得过你，伯纳德。”

“那套警服，我想就放在这里好了，我不想带到城里去了。”

“这么说也对。”

“手铐和警棍还在我这里，它们的主人走得匆忙，而且可能也没有用了，所以我也放在你这里吧。”

“真好，要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对，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会再和你联络，达拉。”

“那很好，”她说，“我会很高兴的。”

我查出了坎伯兰旅馆的电话号码，找到了韦斯利·布里尔，向他解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跟他说这事已经完美地画上了句号。“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说，“这案子破了。我的冤屈也洗刷干净了。我完全没有提到你或是某位太太，请你不要担心。”

“我是有点担心。”他承认说，“你是怎么摆脱的？”

“我运气好。喂，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他回答了我的问题。然后我们又聊了两三分钟，两人都觉得应该有时间就聚在一起喝杯酒，不过最好别约在潘多拉。接着我们又说了会儿闲话。然后我查到了罗德尼的电话打过去，响到第十五声的时候，接线小姐接过电话，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罗德尼——他还在圣路易——我打过去，他却还没有进旅馆，我想戏还没演完吧。

我换回自己的衣服，把警服放进达拉的衣橱。达拉在衣橱里放了一些很好玩的衣物，有些我还在拍立得照片上见过，但我没有时间好好看。我在客厅里翻了翻照片，抽出其中的一张，剩下的全部往火炉里一放，点着火让它们烧起来，然后又放下录音带。它先闷烧了一会儿，随即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我把灰烬搅了搅，打开空调，然后离开了。

我叫了辆出租车坐到贝休恩街。指引司机开到那里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下了车，我抬头看着眼前的建筑，四楼一片黑暗。我在大门前看看四楼的电铃，按钮上并没有名字，而按了门铃也没有人回应。我用老办法打开大门，爬到四楼。

四楼的锁很好开。我进去之后，只待了一会儿。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把门关好锁上，爬到楼上罗德尼的房间，艾莉正在里面等我。

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啜着加了威士忌的咖啡，聊着这段曲折的经历。“你现在已经证明你的清白了吗？”她说，“是不是这样？警察是不是根本不会找你问话了？”

“他们迟早还是会想找我去问话的。”我说，“主要是看雷最后决定怎么做。他要罗伦这辈子别再做警察了，在牢里蹲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也会想避免挑起全面的调查，更不会想在庭上跟人作口舌之争。我想他们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折中的，用某种杀人罪起诉罗伦。但是，如果他在牢里的时间超过一年，我会很惊讶的。”

“可是他杀了人啊。”

“在法庭上很难证明这一点，否则你得揪出执迷不悟的小偷、收受贿赂的警察、贪赃枉法的地方检察官，还有无数腐败政客。这样事情才能说明白。你可以说，整个体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遮盖这件事情。更何况罗伦手上还有五万美元，可以叫别人闭嘴。”

“五万——哦，钱啊。那笔钱现在到哪里去了？”

“这问题问得好。我想这笔钱应该是迈克·迪巴斯的。但是，他怎么才能出面要回这笔钱？我想不会有人肯让罗伦保留这笔钱，不过雷也别想独吞，总要吐出来一部分。真希望我也能分一杯羹。我不贪心，只要能把我的投入补上就可以了。你知道，这次的事情真让我破费不少。一千美元的预付款我给了雷；迪巴斯的手下到我那儿去，把屋子弄得面目全非，造成了好几千的损失；到最后，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连五千美元的私房钱都赔了进去。这样加起来，我的赤字真是吓死人了。”

“那五千美元不能要一点回来吗？”

“想都别想。警察才不会把钱还给小偷呢。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连闻一闻这笔钱都没份的人。我得赶紧干一票才行，我现在已经破产了。”

“哦，伯尼，想想你上次去偷东西，结果惹出这场风波。”

“上次是接受人家的委托去偷东西，这次我要做自由工作者。”

“唉，你真是积习难改。”

“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就是这样，叫我转性是白费工夫。”

她把咖啡杯放回桌上，身体蜷得更紧了，秀气的脸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深吸一口她身上的香气。“实在想不到，”她说，“盒子里面竟然是空的。”

“除了那张百元钞票。”

“在你把钞票放进去之前，里面不是空的吗？”

“是啊。”

“不知道照片到哪里去了。”

“也许根本没有照片，”我试探性地说，“也许他只是口头威胁桑多瓦尔太太，并没有把照片拿给她看。因为，拍照片还需要第三者在场，是不是？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第三个人啊。”

“说的也是，不过，我记得你说过他曾经把照片拿给她看。”

“我的印象里是这个样子。但也有可能是他把盒子拿给桑多瓦尔太太看，顺口跟她说盒子里面有证据，让她理所当然地以为里面有照片，产生这个印象。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我想是的。”

“所以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照片和录音带。就算有，现在也无从查起了，反正它们已经不见了。”

“跑到哪儿去了？”

“已经化成灰了。我是这么想的。”

“还真悬哪。”

“我想也是。”

“你就这样没事了？这是我最不敢相信的一点，警察从此不会再找你了？”

“哦，他们还是有几个罪名可以起诉我，”我说，“但我和雷谈过，他向我保证说会把所有人摆平，绝对听不到一点反弹的声音。他们可以告我拒捕、非法侵入民宅，不过他们对这种罪不会有兴趣的，更何况要定我的罪，他们还得费上好一番手脚呢。他们已经决定要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了，哪里会需要我的证词。”

“这么说也有理。”

“是啊。”我搂住她，手指在她的肩头游走，“一切都天衣无缝，甚至没有牵涉到你，你与此事完全没有关系。”

沉默让人感到压抑，她的身体在我的手中变得僵硬起来。我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另外一只取出我在四楼找到的册子。我早就做好了记号，这时就翻到了那一页。

我念道：“我在四年前离婚，找了个工作，却不是很投入。然后我就辞职了，偶尔画画、加工珠宝，最近迷上了着色玻璃——不是大家都在做的那种，是我自己的创意，是不拘形式的三维雕刻形态。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到底做得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也许这只是我的嗜好。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讨厌了，因为我不想要什么嗜好。我要全力以赴地工作，但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至少我不认为找到了。”

“可恶，”她说，“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个剧本的？”

“在你的公寓里。”

“这更可恶。”

“就在下面，四楼，其实还挺方便的。我上来之前到你住的地方看了看。我以为你的猫——就是以斯帖和哈曼——会饿，所以想去喂，结果却找不到。”

“是以斯帖和末底改。”

“你根本没有猫，有必要争论它们叫什么名字吗？”我拍了拍那本装订成册的剧本。“《两盏是水路》。”我说，“咱们俩共同的朋友流荡在外，就是为了演这出戏。我刚刚念的这段台词，恰巧是一个叫露丝·海托华的角色该说的。”

“谁告诉你的？”

“韦斯利知道哪出剧里有个角色叫露丝·海托华。但是这个问题我应该一见到他就问的。我告诉他你叫露丝·海托华，他一定觉得很好笑。他可能认为这只是巧合，而你很快就转移话题，说出了你真正的名字。前一天晚上，我们进到彼得·艾伦·马丁的办公室，我胡诌了两句打油诗，说什么一盏是陆路，两盏是水路，露丝·海托华在海的另一边等你，就是保罗·列维尔的那个典故。你却非常激动。你一定觉得我识破了玄机，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幸好你那天上午已经跟我说了你的真实姓名。”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对不对？”她看着我的眼睛，“我只是太入戏，一时无法自拔而已。”

“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事情就这么简单。”

“应该复杂得多。没错，你是个演员，所以很容易就融入一个角色之中。我应该更早就看出这点的。昨天你追查布里尔的下落，多么娴熟。你知道该打电话到哪里去——先是第九频道，然后是好莱坞的影视艺术学院和SAG。我连SAG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原本以为那只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生理现象 [1] ，但你在和他们说话时却一直在用你们这一行的行话。

“在你们这一行里，多得是三流演员和剧场迷。表面上，弗兰克斯福德是个制作人兼房地产商，但他其实是用很卑鄙的方法在赚钱。我的演员朋友罗德尼曾经说过，租这套公寓很划算，因为房东对演员很好。达拉·桑多瓦尔太太的兴趣也是剧场，弗兰克斯福德就是利用这点勾引她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她会想到布里尔，叫他来雇用我。你是个女演员，所以你认识罗德尼。”

“这没错。”

“这只不过是个开头而已，你也是这样认识弗兰克斯福德的。弗兰克斯福德介绍你和达拉认识。但是，你没在城里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姓什么。一直到我们混进布里尔的房间，你才听到了她的名字，也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你终于明白我们讲了半天的桑多瓦尔太太就是达拉。于是你赶紧推说你先前有约，不能到她住的地方去了。因为她认识你，你当然不能再假装是踢翻花盆的可爱俏女郎。”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亲爱的。”我摸摸她的头发，冲她笑了笑，“蓝盒子并不是空的。”

“哦。”

我掏出皮夹，拿出刚刚保留下来的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艾莉。她只看了一眼就开始发抖，身子很快转过去。

“那是达拉，”我说，“左边的那个——另外一个是你。”

“天哪。”

“我把其他的照片都烧了。还有录音带。你用不着再隐瞒什么了，艾莉，我知道你和弗兰克斯福德的关系非比寻常。我不清楚你是因为剧场的缘故，还是因为向他租房子才认识他的。这幢楼是他的，没错吧？弗兰克斯福德就是传说中对演员好得不得了的好心房东，对不对？”

“对，他是在这幢公寓里碰到我的，不过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幢楼是他的。”

“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勾引你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我很确定你和达拉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有一天晚上，你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家里——就是他被杀的那天晚上。”

“你胡说。”

“我当然没有。你听我说，为什么弗兰克斯福德会把自己锁在家里？艾莉，雷·基希曼相信我的解释，但我不相信。我编这个故事是唬弄他的。你那时是跟他在一起的。你有钥匙可以自由进出，不过这绝对不是因为弗兰克斯福德要你为他的植物浇水。你经常和他睡在一起，他就索性给了你一套钥匙。

“你那天晚上和他睡在一起。所以你才会觉得奇怪，说他死的时候为什么穿的是睡袍。你还说，你以为他死的时候是没穿衣服的。因为你离开他的时候，他身上根本没有穿衣服。”我喝了一口咖啡，“我猜我在搜那张书桌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公寓里，一听到声音就躲进衣橱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你就这么藏着不动，直到我跑出屋外，那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四下无人时你才离开命案现场。我想只有这个可能，否则你不可能认识我，更不可能知道我躲在罗德尼的公寓里。可这个解释好像还是有漏洞。目前我只能确定，你离开弗兰克斯福德的时候他身上是没有衣服的。但你又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我不明白，这倒是巧得不能再巧的巧合。你和罗德尼住在同一幢公寓，而我却挑上了他的房间躲藏。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又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呢？你一定打了电话给罗德尼，向他借房间，从别的邻居那里拿来了钥匙。但我还是要问，你怎么会认识我的？”

“可恶！”

“我把你保护得很好，艾莉。警察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理由找你。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大部分都知道了。”

“我想知道其余的部分。”

“为什么？”她的身子离我远了一点，头转到另外一边，“这有什么区别？我回去过我的日子，你过你的生活。我现在就可以走。里面还有一壶咖啡和一整瓶威士忌，你今晚应该可以过得很好。”

“我想知道来龙去脉，艾莉，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带着绿意的蓝眼睛中射出挑衅的光芒。然后，她说：“大部分的过程，你都已经猜出来了。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真的。那天傍晚我是在公寓里面，这点你知道了。他晚上要参加一个首演活动，叫我和他一起去。”

“桑多瓦尔太太也会到那里去啊。”

“这倒没什么关系。我经常见到她，事实上，在弗兰克斯福德给我们拍那张合照之前我还和她说过一两次话，我只是不知道她姓什么而已。我认识好几百个这种只知道名字的人。”

“继续。”

“我到他那里去，跟他上床了。他是个下三烂，伯尼，喜欢操纵别人。我不想跟他上床，到了后来，我也不想跟达拉上床。他是……如果我会杀人的话，一定会杀了他。我尽力做了最好的事情，任他在那里自生自灭。”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我们在床上，他好像心脏病发作还是怎么了，突然喘不过气来，倒在床上。我想他死了，真可怕，但我也感到一阵轻松。”

“但他没死，你知道吗？”

她点点头。“我试过他的脉搏，发现心脏还在跳，他也在缓缓地呼吸。我知道应该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没过一会儿，我就发现我其实是想他死。他在呼吸、心脏在跳，我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想杀死他，趁他昏迷不醒的时候用枕头闷死他，但我做不到。”

“所以你把他丢在那里不管了？”

“对，我只是……把他丢在那里没管而已。我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衣橱里还有好几件我的衣服和别的东西，我把它们放进购物袋，整理好就走了。我想，他是生是死，碰运气吧。我不想叫救护车，把一切留给了命运。”

“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就是下面的公寓。”

“那是什么时候？”

“我不太确定，七点或七点半吧。”

“那么早？”

“一定是那么早。我们那时还没穿好衣服，可我们必须在八点半赶到剧院参加首演。”

我想了想。“好吧，”我说，“他大概是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全身赤裸地倒在床上的，大概稍晚一点的时候恢复了知觉。他站起来，找了件睡袍套在身上。他在找你，你却不见了。那笔钱呢？”

“什么钱？”

“罗伦发现的五万美元啊。”

“我不知道有这笔钱。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连钱的影子也没看到。我不知道是谁给了他这笔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

“你出门之前是不是锁了门？”

她迟疑了一会儿，点点头。“我不想让任何人进来救他。他不是我杀的，但我可以让他死得容易点。我是不是很坏？伯尼，我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笔钱可能早就在他手里。”我说，“对了，他发现你不见了，又发现你在衣橱里的东西也不见了，就想知道迪巴斯给他或是请他转交的五万美元是不是也被你拿走了。不知道，反正他到他藏钱的地方，一把将钱抓了出来，然后突然觉得有点头晕，于是回到卧室坐在床上，手里还拿着钱。这时，他觉得更不舒服了，想站起来，身体却往侧面倒下，撞翻了一盏灯，发出很响的声音，或许还痛苦地叫了一声，然后又倒回床上。九点我进入公寓，这一切可能刚发生不久，我在翻他抽屉的时候，他又陷入了昏迷。当罗伦进到他房间，开始捡散落在房间里的百元钞票时，弗兰克斯福德大概又恢复成那种正常的睡眠状态。他被罗伦吵醒了，睁开眼睛，罗伦情急之下，用警棍朝他的脑袋敲了下去。弗兰克斯福德那天晚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闭上了眼睛。雷和我在街上疯狂追逐的时候，罗伦又走了进去，用烟灰缸结果了他的性命。”

“天哪。”

“但是，你怎么又卷进这件事情里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间公寓里？”

“我看见你进来的。”

“什么？你不可能跟踪我坐的出租车，而且你也没有理由跟踪啊，是不是？你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对了，你可以从窗口看到我，你房间的窗户是朝着大街的。但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我在上城见过你，伯尼。”

“什么？”

“我又回上城去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又开始担心他起来。如果他死了——那好，他死了就死了吧。但是，如果他没死，我总得帮帮他吧。我坐出租车回到上城，看可不可以做点什么。下了出租车之后，我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前面走过来走过去，想鼓起勇气进去。我有钥匙，当然，门卫也会放我进去，因为他认识我。但是如果弗兰克斯福德没死，又发现我私自逃跑，他会气疯的，而如果他已经死了，我真的不想再回到那间公寓里去。天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看到我走进公寓？但你不认识我啊。”

“认识你是后来的事情。我看到你冲出公寓，跑得飞快，差点撞到我。你闪了一下，然后就在街角消失了，一两分钟后一个警察跟着冲出来。门卫告诉我说你是个贼，刚才在弗兰克斯福德的公寓里行窃。”

“然后呢？”

“又过了几分钟，另外一个警察也冲了下来。他们说弗兰克斯福德死了，是你杀了他。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于是我又回到这里，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我想警方迟早会发现我也脱不了干系。我越想越紧张，只好站在窗口，看警察什么时候会过来。结果我却看到你走了进来，我想这次死定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找上我的，但我相信你是跟踪我，上门来追杀我的。”

“我为什么要跟踪你？”

“我怎么知道？但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理由走进这幢公寓？我站在门边，抖得像秋天的树叶，听着你的脚步声慢慢上楼。你走到四楼的时候，我差点吓死了。你走上五楼，我还以为你弄错了地址，过一会儿就会下来。但你一直没有下来，我也想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我自己爬上楼，隔着两个房间就只听到这个房间有声音，我想一定是你，因为罗德尼根本不在纽约，房间里不会有人。我不知道你在里面干什么。我跑回自己的房间，倒了一杯酒，强迫自己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买了报纸，想知道事情后来怎样了，你又是谁。”

“然后，你打电话给罗德尼，向他借钥匙？”

“我还发现他认识你。我说我碰到一个叫伯尼·罗登巴尔的人，问他是不是跟我提过这个人。他说有可能，只是不记得跟我提过。他说他和你玩过几次扑克牌。我想，这就是你会挑上这间公寓的缘故吧。”她深吸了一口气，“我决定上来看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杀人了。我想你在进到公寓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死了。他死了，是因为我没有替他安排医疗抢救，所以他的死是我的错。但是，报纸上又提到了烟灰缸，我想他还是你杀的。然后，我就见到你了，而且立刻就喜欢上了你，可能陷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深。我和你交往的同时，还是要演戏。一开始，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因为如果弗兰克斯福德真是你杀的，而我又不想被你牵连的话，最好不要告诉你真名，不要让你知道我是谁、到哪里可以找到我。这样，警察如果抓到你，就不会把我扯进去了。”

“你告诉我你真实的姓名，是因为怕我抓到你的破绽？”

她摇摇头。“不是的，我就是不想听你叫我露丝。我就是很讨厌听到。我们上了床，在那种时候你一直叫我露丝，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想，反正你迟早会知道我叫什么，但在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人不是你杀的。事实上，我一开始就很确定——”

“又是你那个很准的直觉吗？我知道这件事多少跟你有些牵连。艾莉，没有人的直觉那么准的。你一直那么投入，一定有别的理由。”

“你迟早会知道我的名字的，除非哪一天我在你面前永远消失，但我不想。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那么快。”

“对。”

“现在你知道真相了。我们有一次差点就走到我的家了，我掩饰得还可以吧，是不是？”

“后来我还是琢磨出这里面的蹊跷了。”

“我想是吧。”她的目光瞄向近处某个地方，我想我也是吧。沉默逐渐升起，笼罩了我们好一会儿。最后，她开口了。

“怎么样？”她说，“事情的结局还算圆满吧？”

“还可以，不过我的个人财务状况除外。对，你没事了，达拉没事了，而我也不是杀人嫌犯，从这方面来看，这事解决得算是相当漂亮了。”

“你会恨我吧？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恨你？”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有点吃惊，“我为什么要恨你？最初你来这里是出于好奇，想确定我是不是来杀你的，这没错，但后来你帮了我很多忙。一开始你的确没说实话，但谁会为了交朋友而冒生命危险呢？”

“伯尼——”

“不，我是说真的，我并不怪你。一开始，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凶手，更何况那时大家都认为人是我杀的。有所保留没什么不对。后来你帮我那么多忙。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不可能查清真相的；没有你，我说不定连试都不会试。我会去找个律师，请他去和雷打交道，谈出个我能接受的条件，然后我就去自首。我又不是笨蛋，怎么会恨你？”

“哦。”

“说实话吧，”我说，“我其实有些喜欢你。我觉得你有点古怪，但谁又没有一点呢？”

“你知道我和弗兰克斯福德的关系。”

“那又怎样？”

“你看过照片了。”

“那又怎样？”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不舒服。”

“那是哪种不舒服？”

“我的身体有点发烫。”

“哦，我明白了。”

“是啊。”

“哦。”

我托高她的下巴，热吻了很久。然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挨着我的肩膀，说她不明白事情到了后来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好笑。“以后会怎么样？”她问。

“世界照常运转，宝贝，你做你的女演员，我做我的小偷。人是不会变的。我们俩的职业都有点不那么体面，但我想我们都会继续做下去的。我们会经常碰面，看看我们以后会怎么发展。”

“这我喜欢。”

我也会再和桑多瓦尔太太碰面，我还要想个法子在不引起达拉疑心的前提下，把她丈夫珍藏的硬币偷个精光。我也得回去把我的房间收拾好，虽然我的邻居现在都知道我是干哪行的，但他们说不定也知道我只在东区作案，那边有钱的浑蛋反正也罪有应得。他们可能不会在乎我是个做贼的。我还是会玩玩扑克牌，偶尔看看棒球，必要的时候出门干活。这样过日子当然不是最好，但谁的生活十全十美？我们是不完美的生物，在不完美的世界过着不完美的生活，只要尽力也就行了。

我把这番道理跟艾莉说了说，但多少保留了一点。我们靠在一起，起初很舒服、很温馨、很安逸，但到了后来，好像就多了点什么。

“我们上床吧。”她说。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首先，我要确定门已经锁好了。

[1] 英文中单词Sag也有“下垂”、“松驰”的意思。

后记
贼的选择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写书。六个月前，我开着一辆又破又旧的福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但并不急着到达。那时我状态很差，每每开始创作一本新书，写了三四十页就写不下去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让这些角色继续存在。

在莫比尔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窃贼，他遇到了多年前将他逮捕归案的警探。如今他又开始重操旧业，还不幸撞上了谋杀，瞬间就成了头号嫌犯，被迫开始逃亡。他想让那个警探帮他洗清嫌疑。我写了第一章，然后回头看了眼内容，撕了稿子，扔到垃圾桶里，开车到了密西西比州的萨迪斯。别问我为什么。

两个月后我终于到了洛杉矶，住在一个叫魔术酒店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十五年来我一直以写作为生，现在却写不出东西了。

这时我脑海中有一个声音说，你还可以考虑一下犯罪。

犯罪有很多诱人之处。比如，你不用写简历，不用填表格，不用交税和养老保险。你只需要拿了钱就跑。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好吧，这样你就有机会免费吃、穿、住。真的不算最糟糕的人生，不是吗？

嗯……

但是我能犯什么样的罪呢？当然，暴力行凶是行不通的，我不太可能打人，也不想被人打。涉及枪支和尖锐凶器也不行。当然，诈骗也不行，这需要极佳的口才，还得会和人打交道。其实，任何需要和人打交道的职业都不适合我，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擅长与人交往。

于是我想到了偷盗。进入别人家里，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只需独自工作，还有些值得尊敬的前辈——毕竟，罗宾汉劫富济贫。你能避开一切人际交往，不必对别人开枪，也不会轻易吃枪子儿。

我那会儿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吗？这很难说，我的确尝试学习了如何不用钥匙打开我的旅馆房间，还报废了我的一张信用卡。不算是很严重的损失，那张卡已经很久没能帮我打开任何一扇门了。

然后我想到了我在莫比尔没写下去的那本书，如果我先不管警探，只讲贼的故事，也许会有转机。

所以我就坐在打字机前，看看能写出什么来。

我从来没想过写成文字会看起来这么逗。我当时想着要去偷东西的时候，这个念头在我看来还挺严肃的。但是马上，伯尼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眉毛里蹦出来的时候那样（好吧，可能和雅典娜不太一样，而且伯尼也不是从眉毛里蹦出来的……）。

我写了三四章，还写了一个大致的剧情梗概。现在只缺书名了，我在校稿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我读到伯尼想：“不过贼是别无选择的”。然后我抬起头，有点愣神，完全不记得自己写过这句话，但我知道这就是书名了。

我把稿子发给经纪人，他又发给了兰登书屋的李·莱特，就这样我收到了合同，又回去接着写这本书。七月的时候，几个女儿来洛杉矶和我一起过暑假，陪我在魔术酒店住了一个月，八月我们开车回东岸。我们时不时地在各地逗留几天，这样我就有时间接着写书，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俄亥俄州的耶洛斯普林斯。当时我们住在我朋友史蒂夫和南希·施韦尔纳家。我和他们聊起这本书，说不知道该怎么收尾。“这还不简单吗？”史蒂夫说，然后说了他觉得是谁干的。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

我把女儿们带回纽约，送到她们的妈妈身边，然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写完了剩下的内容（别问我为什么）。我对这本书还是很满意的，但我从没想过我还会写其他关于伯尼的故事。事实证明，我想得太天真了。

劳伦斯·布洛克
写于格林尼治村
一九九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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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布洛克作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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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里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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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斯宾诺莎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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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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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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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是鲍嘉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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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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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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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机下手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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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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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贼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