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人 / 韩东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624-6186-9

  Ⅰ. ①夜… Ⅱ. ①韩…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085号

夜行人 ye xing ren

韩东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40 1/ 32 印张：7.5 字数：172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186-9 定价：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风、火

  缸

  肉

  灯

  房

  泥

  衣

  药

  寿

  学

  河

  风、火

  渔

  鸭舌帽

  马原在西安

  朱文不作秀

  孤单如伊沙

  信仰者杨键

  自卑而天才的乌青

  无冕之王杨黎

  先行后至者顾前

  我和苏童

“亲爱的母亲”

  裸奔

  危险

  两个女儿

  “亲爱的母亲”

  任务

  太平洋，太平洋

  装修

  我们那时候

  笑忘录

  跨越阶层的友谊

  展望和出路

  长兄为父

  世外高人

  特立独行的张钧

  毛焰即矛盾

夜行人

  夜行人

  手机的故事

  草原牧歌

  草原牧歌（二）

  广场夜色

  小裁缝

  女人要有觉悟，男人要有智慧

  老杨

  野猫们的辛德勒

  诗人之路

  好男人

  爬山

  今年夏天

  没有特点的城市

  非现实的战争

  代沟

  嫉妒

  孤独

  焦虑

  我更喜欢沈从文

  我看昆德拉

  一条路

  《暮晚》读后

  《我的英雄》读后

  不合时宜的努力

  向罗辑、罗隶致敬

人生理想

  老太说保姆

  小狗和邻居

  一件小事

  我过年

  病牙

  《海鲜》专场

  拍电影

  苦命的鱼鹰

  去南极

  陆老师

  金满楼纪念

  三个片刻

  安逸的成都

  情人节

  定数

  说“土”

  地主和房主

  书名的吉利

  说聪明

  谈佛陀

  谈恐怖主义

  谈奥运

  人生理想

  我为什么喜欢看拳击

  下放户

  书的消失

  也谈经典——读库切的《什么是经典？》

  答谢辞

  为什么写作

  谈《十面埋伏》

  读《非零年代》

  从《我爱美元》到《云的南方》

  我和争光

  天才加苦力

风、火

缸

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就在前几年，它的身影还不时出现。再往前若干年（十年？二十年？）缸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缸，按照词条上解释就是：盛东西的器物，底小口大，用陶、瓷、搪瓷、玻璃等烧制而成。但典型的缸一定是陶的。陶缸的使用自原始时代至今，伴随我们的生活几千年之久，而它就要或者已经消失了。

我们伴随着这种消失。当年，有用来盛水的水缸，有用来盛面的面缸，有用来腌菜、腌肉、腌蛋的腌菜缸。也有用来当做厕所和马桶的粪缸。真正和缸打过交道的人知道，缸不一定就是底小口大的。

比如粪缸，就是上下一般粗细，特别的长和深，将它埋在土里，缸口与地面平齐。上架一块木板或前面垫几块砖头，就可以蹲上那里出恭了。所以我们说粪缸既是厕所也是马桶。透过玉米秸或芦席扎成的篱笆，可以一边上厕所一边看外面自然的风景。

如今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也会看点什么。看书或者看报，而那书报上刊载着我这篇描绘粪缸的文字。享受的境界自然是不同的。

我们家从农村返城时仍然带着一口大缸。这缸的年龄比我还要大，以前是用来腌肉腌菜的腌菜缸。后来家里再也不腌菜了，但还带着它，搬来搬去，四处迁徙。这缸好重啊，带着它也许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它一直跟随着我们。后来有一次停水，缸终于派上了用场，洗干净以后用来蓄水，外婆就更有理由留着它了。再后来连水也不怎么停了，这缸从此一无所用，放在那里纯粹是个累赘。

我的一个朋友和妻子分居，找了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从我这儿搬走了几件家具，有床、沙发和衣柜。最后我让搬家的工人给他捎去了这口大缸，理由是：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我送给他一件“文物”以表心意。

这位古董收藏家再次搬家时却没有带走这口缸。

如今，我们再也没有缸了。剩下的只是金鱼缸或者烟灰缸，它们不能算作真正的缸。还有，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着汽缸，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

肉

孔夫子肉不方不食，是他很讲究吗？一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年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很贫穷，劳日单价三毛七，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力干上一天才能挣三毛七分钱。农民长年没有肉吃，偶尔吃一次，也像孔夫子那么讲究。肉不仅要方，而且要切得很大，这样，方的特点就更加显著了。煮的时候也不能过火，最好是半生半熟的，因为煮过头了肥膘就化了。煮好的肉就像没煮之前一样，要方方整整的。这样的肉，最好带皮，越肥越好。这样的讲究都是因为穷，因为长年吃不到肉，既然吃一回，就得过瘾，有“嚼头”，而万万不可囫囵吞枣。

一次，一个农民到我们家帮忙干活。干活留饭（留下来吃饭）是当地的规矩。农民有备而来，他知道我们家有肉吃，于是饿了一天，三顿没有吃。我们也知道，老乡要吃肉，但家里并不会做那种四四方方的肉。于是切下一大块肥咸肉蒸了。蒸好后的咸肉上面浮着一层半指来厚的清油。这样的一碗咸肉，我们一家六口可以吃一天，而老乡三下五除二全干光了。回去后便卧床不起，拉了两天的肚子。送药去的时候，该农民向我们解释说：这是肠子打滑，不碍事的。

肉啊肉！

现在我们吃肉时不仅不讲究方正了，而且越精致越细小越好。人们早已远离肥肉倾向于瘦肉。做好的猪肉不仅难得看出出于猪的哪个部分，甚至连是否有猪肉的味道都不那么重要了。猪肉常和其他的荤素在一起烧制，它已经成为一种调料了。其他各种肉类也登上了我们的餐桌。但我还是认为，对于汉民族而言，只有猪肉才是真正的肉，只有孔夫子方正的猪肉才算得上是肉。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相同的年代里。一次，一个喝醉的家伙硬要和别人下棋。他抓起盘子里的一片肥肉说：“将！”想想看，一片肥肉就能将你的军，这是什么样的年月啊。

灯

当我们提到灯的时候，你的眼前会浮现出怎样一种形象？我想，这与我们成长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

当提到灯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只白炽灯泡的形状，里面的钨丝发出金银丝一般的光芒。灯泡上悬着一根花线，下面是一个铁皮灯罩。我认为，白炽灯是灯的典型，这与我成长的时代有关。然而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灯都是白炽灯，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我们下放的地方没有电，所以也没有电灯。老乡们的灯是用一只墨水瓶制成的，里面盛了柴油。有一个铁皮做的管子穿过墨水瓶盖，管子里是一根粗棉线做成的灯芯。点燃后，火苗只有花生米那么大，当真是“油灯如豆”。这样的灯，在当地的村子里并不是临时的制造，使用范围很普遍。在我们下放以前，墨水瓶制成的灯是老乡家里唯一的一种灯。

我们下放期间，没有使用过这种灯。我们的灯有一个两头细中间鼓的玻璃灯罩，俗称“罩子灯”，燃烧的是煤油，灯的体积也比墨水瓶做的灯大了许多。罩子灯发出的光明虽不能与电灯相比，但比起老乡的灯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罩子灯燃久了，玻璃罩上会结有油烟，熏黑了。因此每天傍晚，爷爷的一项工作就是擦灯罩。他用一块干布伸进玻璃灯罩中旋来旋去。我们家一共有四盏罩子灯，因此爷爷要擦四只灯罩。经他擦过的灯罩比新的还亮。晚上，罩子灯点燃后我们一家就置身于光明中了。

老乡有时会来我们家借灯，那准是遇上了节庆或大喜的日子，比如结婚。生产队里开会时也会来我们家借灯。队上唯一的一盏集体所有的马灯早就被熏黑了，点燃后其亮度连墨水瓶做的灯也不如。每次，罩子灯还回来后不仅灯油耗尽，玻璃罩上也尽是油烟。爷爷便有事情做了，他一心一意地擦着灯。

马灯也有玻璃罩，并且可以防风，所以也称风灯。但由于玻璃罩相对较小，发出的光亮不如罩子灯。

只有在县文工团下乡演出时，我们才能看见那种真正大放光明的灯，就是汽灯。它高高地悬挂在树梢之上，放射出的光明一点也不亚于电灯，其亮度比一百瓦甚至两百瓦的电灯还要强。当它亮起来的时候，连天上的星星都暗淡了。不为看演出，仅仅为看汽灯也值得预先去占位子呀。

房

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农民住的是草房。草房刚盖起来的时候，色泽金黄，但几场风雨过后，屋顶就渐渐地发灰了。灰到一定的程度便不再灰，而是越来越黑。农民盖房是一件大事，一生中盖上一两回就了不得了。所以整个村庄的房舍灰黑一片，难得见到金黄耀眼的屋顶。即使见到了，也不保证那是新房。有条件的人家，每过几年会翻盖屋顶。最穷的穷人不仅无条件翻盖屋顶，没烧的时候还得上房扒些腐草来烧。真是：医得眼前疮，剜了心头肉！

房屋的墙也都是泥做的。农闲时农民会脱土坯，挖松一块泥地，浇上水，撒上剪短的麦秸稻壳，开始和泥。那泥要反复踩踏，农民们或光着脚自己下去，或牵一头黄牛在泥塘里来回转圈。泥要“着”得越“熟”越好，完了用一个木制的模子脱成土坯，晒干后便可砌墙用了。这样的墙，里外要用“熟泥”泥上多遍，次数越多越好，以防止开裂。农民们所能比较的就是房子泥的次数，而在其他方面（如材料、工艺）都是大差不离的。泥好的外墙上常常披挂着草帘（也是用泥糊上去的），就像是蓑衣一样，功用也和蓑衣相同，用来遮挡导引雨水的流向。草帘和屋顶一样，开始金黄，后来就灰褐一片了。

方圆几十里不见青砖瓦房，就是大队部和小学校也是泥墙草顶的。除非你来到公社所在地，这才见到了瓦房，开了眼界。

我们家盖房时用了瓦顶，墙基本上还是泥的，但在大门处砌了两个青砖“门楼”。这样的房子绝对独一无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下放以前，我们家住在城里的三层楼上。农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我们就解释说：是房子上面摞房子。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那人怎么上去的？农民们只见过梯子。他们指着我的外婆说：“老奶奶 这么大年纪怎么爬梯子呢？”的确，这是一个问题。

很多年后，我去参观半坡村遗址，发现那些经过复原的原始人的住房与我们下放那地方农民的房子竟十分的相似，都是泥墙草顶的。不过也有不同。半坡人的房子是圆形的，更像下放那地方粮站的谷仓，俗称“土圆粮仓”的建筑。

泥

上次我写了一篇题为《房》的短文，回忆了当年下放的地方农民的住房，由于篇幅关系而未能展开，下面继续。

农民的房子是泥墙草顶的，泥墙大多由土坯砌成。除此之外，另有一种墙叫“打垒墙”，不是土坯砌的，而是往两块固定住的木板内填塞生土，然后用木槌捶打。打垒墙的土一般取自河边野地，土块里含有缠绕的草根。捶打结实后撤去木板，便出现了坚实的墙体。据说这样的墙比土坯砌的要结实，只是捶打时耗费的体力也更多。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原始的造墙方式。

制作土坯也有另外的方式。在一块收割后的满是稻茬的地里，让一头牛或几个人拖着石磙来回压实，有时也用木夯夯砸。然后，一头牛或几个人拉着一把插入地里的刀刃，在稻田里划出一道道直线，再划出一道道横线，直到将稻田划得像棋盘一样。那“棋盘”中的方格，起出来后便是砌墙用的土坯了。这是比“打垒”更原始的方式，造出来的墙很不结实，然而它省工省力。

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变换花样，当地人家的墙都是土的，也就是泥巴的。

这样的墙上没有窗户，最多有一两个书本大小的墙洞。而且由于风水关系，这洞绝不能开在后墙上。因此农民的家里，即使白天也昏黑一片，主要的光源入口是门。进门后的那间房子叫堂屋。而睡觉的卧室始终是黑咕隆咚。墙洞或窗户开得那样小，便于堵塞。隆冬时节堵上一两块土坯，刺骨的寒风就进不来了。

室内的家具也一律是土造的。最主要的是烧饭用的灶。贫穷的人家砌不起带烟囱的灶，就用一口泥缸凑合。缸口架上一口铁锅，缸壁上打上一个洞塞入柴火点燃。这种灶，当地称为“缸缸灶”。由于没有烟囱，每到做饭时便满屋烟气弥漫，熏得人泪流满面。

盛粮食和装杂物的柜子也是泥做的，工艺与砌墙大同小异。另外还有一种火盆，也是泥巴的。将烧饭以后的草木灰余烬装入盆中，便可暖手。有的人将火盆带入被窝中，使得整个身体都缓和过来了。

衣

俗话说，穷人无二件，此话一点也不假。当年我们下放的地方，冬天农民们穿一件“棉袄壳子”，其余的季节就是一身单衣。

先说棉袄壳子。这个说法很形象。棉袄壳子其实就是棉衣，由于长年不拆洗，里面的棉花板结，呈现出中空的人形，就像甲壳一样。棉袄壳子一般是黑色的，由于到处磨蹭，袖管处常常是油光锃亮的。这样的棉衣里既无衬衫，外面也没有罩衣。不过也有例外，棉衣里有衬衫，外有罩衣，这样的穿法显然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

脱去棉袄壳子就是单衣了，中间没有过渡。像线衣和“卫生衣”这样的春秋季衣服是少之又少，属于奢侈品，尽可以炫耀一番的。我们家大人小孩都有好几件毛线衣和卫生衣，在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农民们自然也不能理解。惊叹和不平是很正常的。

除去棉袄壳子还有棉裤，一般来说这是老年人的用品。年轻人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只穿一条单裤。老年人的棉裤裤腰又长又宽，折叠后扎上一条布带。裤脚也要扎上，这样就非常暖和了。当地人绝无扎皮带的，腰带是布做的。也经常看见用一条草绳扎在腰间的人，并非临时凑合，草绳一扎就是一个冬天。

睡觉时农民不穿任何衣服，光着身子，就像刚出生时那样。这样做不是为了舒服睡得香甜，而是怕磨损衣服。裸睡在当地是一种习惯。

当时普查血吸虫病，需要在晚间人们熟睡时从耳朵上抽血。为配合此项行动抽调了一些知青。据说一位女知青半夜去农民家抽血，看见主人光着屁股前来开门。女知青尖叫一声，返身便逃。这以后采血的任务就换上男知青了。

农民穿的鞋子是自己纳的。纳鞋底的线也是自己捻的。妇女们出工时携带一个线锤，闲暇时提溜着线锤捻线。或者抱着一只鞋底，抽空就纳上几针，并不时习惯性地在头发上磨磨针。鞋子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所以穿起来要格外珍惜。村上有一个唯一读到高中的青年，每天赤脚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公社上学。只是到了学校附近，他才在小河里涮涮脚，套上随身带来的布鞋。这双鞋一直穿到他高中毕业。

药

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缺医少药，农民们一年到头难得吃药，去医院看病的也少之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生病。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给农民们看点小病，用以“联系群众”。

这主张自然出于父亲，而医生的角色由我妈担任。我妈没有学过医，但她有文化，可以看有关的医书，并且由于久病成医的缘故，对一些常见医药还是比较熟悉的。农民们很少吃药，所以基本没有抗药性，一枚药片下去立马药到病除。像头疼脑热泻肚拉稀这样的小病，被我妈医好了不少。

农民们常生疖子，还有一些皮肉外伤，由于没有及时消炎，常常会感染溃烂。每到黄昏时分，我妈就会带着一只铝皮饭盒，走家串户。那只饭盒内装着消毒药棉、纱布、酒精、消炎粉、镊子之类，我妈用这些东西为农民清洗患处、换药，效果非常之好。当时我八岁，每天跟着我妈巡回医疗，看着那些流脓的伤口渐渐地弥合、结痂，长出了新肉。我妈用这样简单的医疗方式竟医好了好几个人的瘩背（背疮）。

但我妈并不满足于此，她在不断地学习，以提高医疗的技艺。家里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乎被我妈翻烂了。另外她还收集偏方，利用当地的资源为农民治病。比如有一种楝树的根，它的皮煎熬后服下可以驱除体内的蛔虫。我妈一试，果然如此。那一年村上的农民用这种方式打下的蛔虫足足可以装满一水桶。

一位少年长满瘌痢头，已经十八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我妈从县医药公司买来灰黄霉素，少年服下后长出了簇新的黑发，甚至将几处圆圆的秃疤都覆盖住了。我妈还学会了针灸和注射，并将这一技艺传授给了哥哥。那时候我经常看见哥哥在一块带皮的猪肉上练习扎针，神情庄严而肃穆。

但农民最迷信的还是青霉素，据说再严重的病，一针下去包管起死回生。这样宝贵的药农民一般舍不得自己用，而是给饲养的肥猪准备的。青霉素当时很抢手，但我妈从没有给农民用过，因为没有条件做皮试。听说有一个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给农民注射，且不论医德如何的下流，患者居然就此康复了。当然，这一招对猪就没有用了。

寿

我今年四十岁，1978年上的大学。最近，一位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我们的另一位同学已经有重孙子了。我以为听错了。“是孙子吧？”我问。“不，是重孙子。”他说。

那位有重孙子的同学，当年不过三十多岁。他来自山东农村某地，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据说，他的大儿子长得比他还要高，并且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回想起我这位同学的容貌，头发已经花白了，背也有些驼了。入学时他多半隐瞒了自己的年龄，也就是说他不是三十多而是四十多岁了。他的大儿子二十多岁，抱儿子也说得过去。到如今我们毕业也已经十九个年头了。按二十年一代计算，这位同学的儿子的儿子有了儿子，也是正常的。

回想起当年我们下放的地方，五十多岁，已经算是老人了。全村两百多口，超过八十岁的人绝对没有。超过七十的最多一两个，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般的“老爹”、“老奶奶”都在六十岁上下。一次，我们看见一家人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从床上移往地上，垫了一些稻草让她睡。理由是：她年纪大了，快要死了。让人死在床上，按当地的风俗是很不吉利的。

由于寿短，当地人结婚很早，以加速生命的循环。当地人结婚在十八岁左右。有条件的富裕的人家，十六岁结婚的也很常见。一般到了二十岁，还没有结婚的或没有对象的就算是“大龄青年”了，其本人和家人遭到村里人的歧视是题中应有之意。我八岁时参加过当地大队副书记儿子的婚礼，当年，他只有十六岁。而另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十六岁，但还没有对象，在村里人的眼里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他不仅穷，还长了一头瘌痢头。后来我妈从县城的医药公司买来灰黄霉素，治好了他的病，使之长出一头茂盛的黑发。很快，他便结了婚。

结婚早，定亲也早，除了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外，一般孩子长到十来岁，就要琢磨相亲的事了。我八九岁的时候，村上的人也多次上门提亲，自然，都被我的父母婉言拒绝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虽然结婚早，但农村的孩子都很晚熟，一般“开窍”后不久就结婚了，所以不像城里的青年饱受性压抑之苦。二、虽然结婚早，但由于短寿，村上竟没有“四世同堂”的人家。不像我的那位同学，赶上了好时代。我想象着他，倒背着双手，巡视乡里（他是当地的乡长），享受着他那子孙满堂的幸福时光。

学

下放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邻村就有一所小学，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这所小学有两个年级，却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

一、二年级分坐教室的两边，中间隔着一条过道。一年级背书时，二年级就听老师在黑板前讲课。二年级背书时，老师就专门讲给一年级听。

当地人把老师称作“先生”。学校里的那位先生姓于，所以就叫做“于先生”。于先生既是该校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他带两个年级，授四门课：语文、算术、图画和劳动。

从那间唯一的教室的后窗，就可以看见于先生的家。于先生的家和我们的教室一样，都是泥墙草顶的公房，是大队分配给学校的。于先生也是公办教师，拿工资，城镇户口。而他的老婆孩子却在生产队吃粮。我们常常看见于先生的老婆在家门口纳鞋底、喂小鸡什么的。

关于于先生授课，有不少的笑话。比如他说，尼克松是尼赫鲁的儿子，因为他们都姓尼。当然不会有学生提出异议。我父亲仅仅因为怕我信以为真，才向我指出于先生的错误的。图画课上，有学生迟到了，于先生就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条，让该学生用他的鼻子擦去。自然，于先生最喜欢的还是劳动课，届时，全体学生帮助他家干活。收庄稼、脱粒、捡粪、起猪圈、打地基等等，不一而足，具体干些什么当然还得看当时的农时。别以为于先生生性残忍，使用“童工”。当地的学生平均年龄都在十三岁以上，并且自小干惯了农活。让他们干活比让他们读书不知要轻松多少倍呢！

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也都是我们亲手制造的，材料自然是泥巴。我们将河泥和上稻草麦壳等物，然后不断地搓揉，就像揉面团一样。泥团越来越硬，我们将其举过头顶，向下拍打摔掼，最后形成结实柔韧的泥砖。这是制作桌凳的基本材料，稍加垒放后，再抹上稀泥就大功告成了（有时，稀泥要抹上两三遍）。整个工艺，与当地农民制作泥柜等家具相同，我的同学自然是驾轻就熟。或者说，经过劳动课的培训，他们便可以更好地适应传统生活了。

想起制作泥砖的一幕，至今我仍满怀快乐。我看见泥团上下飞舞，河滩上或场院里一片拍击敲打之声，其间，夹杂着孩子们的尖叫和争吵以及于先生深沉的咳嗽。那样的一支乐曲，再也听不到了！

河

我们下放的地方是水网地区，沟渠纵横，犹如蛛网。这些河沟都不太宽，大都是人工开挖的。当地人家没有院墙，相互之间以一条小河为界。每户都据有一个单独的“园子”，园中盖着几间草房，屋前屋后是种满庄稼的自留地。园子的四周都有小河环绕，唯独屋前的小河上留着一道泥埂，供出入园子之用。这道泥埂俗称“桥口”。不仅每户人家如此，就是队上的晒场、小学、大队部也都设置在这样的园子中。一条条桥口通向村路。桥口下埋了水泥涵洞，供河水流动。由于流水不腐的道理，所以小河沟中的水流始终是清澈见底的。人们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饮水，当然也刷马桶、洗澡和游泳。每家的河边都设有一块木板，深入河中。站在木板的前方便可以取水用水了。小河里的鱼虾、河蚌、螃蟹、水蛇、青蛙自然是数不胜数，还有水草和其他各类水生植物。

繁荣的景象自然是在冬季到来以前。隆冬季节，河面上都结了冰。河沟越窄，冰就结得越厚，有时候，整个小河都冻上，结成了一块冰疙瘩。这时用水就须砸开河面。第二天，砸开的地方又冻上了，所以在河边的木板（当地称“码头”）旁就会出现一个圆形的窟窿。由于与周围冰面的厚度不同，看上去非常的明显。

冬天的时候，我和哥哥喜欢在冰上玩，这可连累了小黑（我们养的狗）。我们将小黑带上河面——它死活不愿意，我抓住它的前腿，然后奋力一推。由于脚下缺少阻力，小黑便吱的一声滑向小河的另一头。哥哥在那边正好接着，没等小黑转过身去就又抓住了它的后腿，然后向我这边一推。如此反复再三。可怜的小黑，满眼惊恐，四爪着地（冰），还要极力保持着平衡。它就这样伸直四肢，像个雕塑似的被我们推来推去。狗爪在冰面上划出一道道白痕。

天热起来以后，我这个小河上的顽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盛夏季节，爸爸每天肩膀上搭着毛巾，去河里游泳。他也常常带着我和哥哥去。我被呛了几次水之后，就再也不愿意下水了。爸爸和哥哥游泳时我就在旁边看衣服。现在，他们已经不太去园子旁的小河，而是去一里外的灌溉渠游泳。那灌溉渠又宽又深，浊浪翻腾，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大江海洋。

我在水网地区度过了童年时代，又有爸爸这样的一位勇敢的教师，竟然还是没有学会游泳。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也许是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常常会在小河里淹死，几乎每年本村或邻村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一位同学，就是在叉鱼时不幸落水的。他的尸体被捞上来很久以后，那把鱼叉还斜插在河面上，几乎达一个月之久。

风、火

写完《河》一文后，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我们下放的那天晚上，汽车停在小墩口，我的外公下车去找厕所。当时，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外公举目远眺，发现下面有一条发白的公路。他老人家准备跨过公路，去对面的田野里小解，没想到一脚踩进了河里。原来，那被月光照得透亮发白的事物根本就不是什么公路（在外公的想象中，平整的路面上铺着柏油），而是一条小河。这件事与河有关，因此补记在这里。

好在河不深，外公只是弄湿了棉裤。我们走到生产队后，外公被接到一间牛屋里去烤火。那牛屋和当地的其他房子一样，是泥墙草顶的。屋顶的内层由芦苇秆编扎而成，上面垂悬下来一咕嘟一咕嘟的灰色事物，当地人称“吊吊灰”，是由芦苇皮、灰土和烟尘结合形成的。有的吊吊灰竟有两三尺长。队上的人在泥地上生起一堆火，外公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烤他的棉裤。柴火熊熊，火舌蹿得老高，几乎都要与上面的吊吊灰相触了。外婆被吓得脸色发白，她生怕着火，连呼：“老头子不要命了！”我当时年纪幼小，对于水火无情之类的说法还没有什么认识，但那天晚上，水火的诗意连同恐怖一起灌注到我的心里去了。

村上的人当然是见惯不惊。每年冬天，牛屋里都要生火。所用的柴草自然是队上公有的。因此吃过晚饭，许多人便聚到牛屋里来，一面沾牛的光烤着不花钱的火，一面谈着闲话。背后，几头牲口卧着，慢条斯理地咀嚼着干草。冬天的牛屋，就其消闲聚会的功能而言，就像是今天城里的酒吧、茶房。人们一面添枝加柴，一面传递着烟袋，其受用和温馨的程度却是今天的酒吧无法比拟的。

外公烤火的牛屋是新启用的。而那栋废弃不用的牛屋却成了我们的新家。整整一夜，我听着墙外北风呼号，睡在冰冷铁硬的被窝里彻夜未眠。第二天，妈妈用了许多干草，塞进那些透风的墙缝中，然后，再在室内的墙上糊上报纸。她糊了一层又一层，足有三四层之多。最后，在糊好的墙上贴上画报之类的彩页，我们的家因此焕然一新，变得满堂生辉了。

但她却没有办法处理那些垂挂下来的吊吊灰，只是用一把鸡毛掸子将它们掸得较为干净而已。虽然天寒地冻，外婆也不允许在室内生火。我睡在床上，紧贴着那些画报，继续听着墙外的北风，却觉得温暖了许多。也许，这只是心理作用吧？画报一鼓一吸的，显示着那些吹不到我的可怕的北风，或疾或缓，或强或弱，断断续续的，让我着迷。

渔

我们下放的地方，是水网地区，鱼自然很多。孩子们常常背着鱼篓，扛着探网，“探”遍村上的小河。这探网由一根一丈来长的竹篙和前端的一副三角网构成，探鱼时将网伸入河中，用竹篙推至对岸，然后再一截一截地收回来。网内有时会捕住两三斤重的鱼，更多的时候则只有水草、河蚌之类。一条百米来长的小河可以来回探上半个小时。也有时七八个孩子站成一排，齐刷刷地伸出探网，那阵势颇为壮观，鱼虾们也就再无藏身之地了，不是落入这个孩子的网内，就是落入那个孩子的网内。

除了探网，孩子们还使用鱼叉。鱼叉的造价更便宜，构造更简单，只需要一根竹竿或柔软的树棍，绑上铁制叉头便可以了。那叉头一般是三股的，也有两股的。但使用鱼叉得身手敏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往往溅起一片水花后，鱼叉没入河中，但什么都没有叉到。可如果叉到什么，那一定是个大家伙，三斤以上的不在话下，有时甚至能叉到七八斤的大鱼。这是探网难以办到的。

所以在我的同学中，常常有带着鱼叉去上学的。鱼叉一来可以打狗防身，二来可以叉鱼，带着这样一件武器也足够威武。我因而羡慕不已。

这种原始的捕鱼方式在孩子们中很流行，而大人们却很少运用。只有那些让人瞧不起的二流子，才成天掂着个鱼叉，在水边桥头转悠。大人们捕鱼一般用网。那网可不是探网，而是正经的渔网，也没有竹篙相连。撒网的技术难度更大，姿态极其优美。收成一团的网一经撒出，会在半空张开，落下后将覆盖很大的一片水面。这样的网不适合在小河沟里使用，所以撒网的人一般去渠上或大河里。捕获到的鱼，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探网和鱼叉无法比拟的。

撒网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准，渔网又比较昂贵，所以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条件使用。另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将一段小河两头“扎”住（用泥巴垒起土埂），然后将其中的河水戽干。水戽尽后鱼自然就出现了。这叫做“戽鱼”，也就是“竭泽而渔”的意思。这样捕获到的鱼，数量很多，但大小都有，实际上，任何鱼虾都无法逃脱。

还有一种捕鱼的方式：身着一套密不透水的“皮衣”（大约是由橡胶制成的），整个人下到河里。一般是在冬季，那时的鱼因为怕冷，钻入水草之中，呆头呆脑的，摸鱼的人一摸一条，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如此捕鱼，效果可观，但皮衣昂贵，天气又冷，有时需要砸开冰层。摸鱼人常常会得关节炎，有的甚至因此落下了半身不遂，失去了劳动能力。

鸭舌帽

我有过一顶鸭舌帽，是灰色的。我哥哥也有一顶，也是灰色的。哥哥的鸭舌帽比我的那顶要大，是成人戴的那种。而我的鸭舌帽小了整整一圈，正好符合我那颗十三岁的脑袋。

鸭舌帽是从北京买来的。

头顶鸭舌帽，背着书包上下学，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我风光占尽，自觉十分的时髦。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里。

那时，我们只是从电影里见过这种帽子。故事一般发生在三四十年代，戴鸭舌帽的是工人师傅，常常还是上了年纪的工人师傅。在苏联电影里我们也见过这种帽子，一般总是戴在坏人的头上，比如特务或者叛徒。

那时的中国人也爱戴帽子，最时髦的是绿色的军帽，尤其是年轻人。中年以上的非军人则戴蓝颜色的布帽，形状和军帽差不多，有一个衬着硬纸板的伸出来的帽檐。那帽子戴久了，前面会耷拉下来，耷拉在帽檐上，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鸭舌帽。我的外公常年头上就顶着这样的一只帽子，实际上是普通的蓝帽子，但看上去像鸭舌帽。

年轻人的帽子则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帽子的前部尽量耸立起来。为此他们在帽子里垫报纸、塞硬纸壳，为的是将帽子撑起来，看上去像一顶“大盖帽”。

总之，人们已经不再满意普通的帽子了，想方设法地玩些花样，进行改良。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顶真正的鸭舌帽，戴着它招摇过市是难免的。

我的鸭舌帽的结局是这样的。那时我每天中午在母亲的单位吃饭，饭后会去母亲的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一次他们单位油漆桌椅，我没有注意，将鸭舌帽摘下后放在桌子上。从此我的鸭舌帽顶部就沾上了一块拳头大的红漆，看上去就像我头破血流了似的。即便如此，这顶帽子我还戴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母亲硬性没收了。

马原在西安

谁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马原。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了这家伙，那时，他也才二十八九，三十岁不到。按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弄笔十年了”。那时候的马原，一篇小说没有发表过，正四处投稿，指望被某个独具慧眼的编辑看中。这个编辑出现了，就是《青春》杂志社的李潮。李潮是我哥哥。

李潮不过是表示对马原小说的欣赏，并将他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送审了。然而李潮并非主编，马原的这篇小说最终也没能得以在《青春》上发表。但仅仅因为这知音难求的缘故，马原千里迢迢地从辽宁跑到南京，和李潮作彻夜的恳谈。

1982年，马原去了西藏。我也大学毕业来到西安工作。当时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便利，进藏有两条航线，一条是从成都，一条走西安。航班有限，所以有时得等十来天才能乘上飞机。探亲归来的马原住在西安的西藏办事处里等飞机，使我们得以有机会单独相处。我们一同游览了大雁塔。在这座古朴的宝塔的最上层，马原向我谈起了做人的道理。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是第一等人，他们的消息和照片每天都能见报。第二等人是体育大明星。第三等人才是影视歌星。他马原是不得已求其次，这才选择了当作家。这番“英雄主义”的谈论深深震撼了我年少的心灵。

那时的马原非常的漂亮，一米八四的个头，五官绝对标致。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分得很开，常常是泪光闪烁的。我有一种幻觉，以为马原的瞳孔是天蓝色的。我和朋友们议论过，说分得那么开的眼睛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是天才。马原显然不是白痴，所以他便是一个天才无疑了。对于长相之类的问题，马原并非不关注，甚至关注得有些过分了。站在西藏办事处的院子里，马原让我看那些等飞机的西藏人，说他们的脸颊像刀削的一样，手那么的大。马原说他们是康巴人。在拉萨，当地人常常把马原当成藏族，为此马原很自豪。他挽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胳膊：“你看我的皮肤，毛孔不粗也不细……”千万别以为马原有同性恋的倾向，他只不过比较自恋而已。但我要说，他的自恋是完全有道理的。

一天晚上，在站牌下等车，马原对我谈起他的文学理想。他说他一定要写出一部像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那样的伟大作品。又说：“将来中国如果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我了。”他说得很认真也很激动，连眼睛都湿润了。

在西安，我把马原介绍给了我的一个朋友。那人年龄和马原相仿，也当过知青，他很早就下海做生意，已经相当有钱了。后来马原对我说：“我的智力一点也不亚于他，凭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做不到？”我不知道后来马原跑到海南经商和这有没有关系。总之，他没有能够证明自己的话。经商失败只是证明了马原只能写东西。

是的，马原已经辍笔多年了，屡次曝出复出的新闻，后来又都偃旗息鼓。有人因此而攻击马原。但我以为，马原即便从此不写也已经够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马原已经写出的那些东西而言，他已经创造了汉语文学的伟大奇迹。口说无凭，还是请读者朋友亲自读一读马原的小说吧。

朱文不作秀

本来，这期专栏我准备写伊沙。动笔之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是朱文的电影《海鲜》在5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当代电影评审团特别奖”。我想发一封贺电去，又不知道发往哪里，于是决定借着这股兴奋劲儿写一篇关于朱文的文章。

朱文获奖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这是早晚的事，理由很简单，因为朱文是朱文。这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自己伸展。”有多大的空间朱文就能办多大的事，这是我对朱文的基本估计。换句话说，朱文迟早是要让世人震惊的。此话并不为过，不信就走着瞧。

我的很多朋友，都会牵连于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痛苦。朱文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从未失恋过的男人”。这个男人，精神状态始终很振奋。我只看到过一回他略显萎靡，表现得像一个失恋者一样。那是他首次去欧洲前夕，由于种种原因护照办得很不顺利。朱文坐在我的沙发上，连连叹息，接着说出了那句名言：“我这人，需要足够的空间让自己伸展。”

对发展的空间朱文始终是很敏感的，换句话说，他痛恨压抑。前两年，有媒体将朱文评为文化界十大作秀人物之一，但是他们错了。朱文从不作秀，对媒体的态度也近乎冷漠。只是这个人，要么不出现，一旦出现必然招惹目光。比如朱文的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认为是自有现代汉语以来最好的长篇）出版后并未作过任何宣传，朱文本人也自甘沉寂。一个莫名其妙的机会，朱文被拉去参加一个长篇小说会议。会上来了两个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于是会议的主题转向，变成了与会者向茅盾奖评委的申诉和乞怜，弄得朱文很不耐烦。他说：“茅盾文学奖是狗屎。”一句话便结束了吵嚷的局面，也断了自己的后路。

这是作秀吗？如果是，恐怕文学圈中也只有朱文一人是这么作秀的。

这次《海鲜》入围威尼斯电影节，朱文的做派亦复如此。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报纸上，我们都看到有关张扬电影的大量报道。朱文的电影只是在括号内稍稍提及。就是这样一个括号内的作家的电影最终获得了成功。开始的时候，我还为朱文感到不平。但他本人却笃定得很，胸有成竹。朱文始终是一个坚信自己实力的人，无论在写作中还是拍电影的时候。

在中国，作家与导演的合作屡见不鲜。朱文在自编自导电影以前也曾与一些导演合作过，扮演编剧的角色。经由他编剧的电影都曾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但朱文与导演合作的方式却与其他作家不同，或者说与当今的风气不同。和张元合作《回家过年》时，按合同朱文只写一稿。后来张元不满意，让朱文再写一稿，被坚决地拒绝了。这与一些作家为了一点利益不惜给导演们充当枪手、呼来唤去是截然有别的。作家和导演的某种畸形关系在我看来，作家要负主要的责任。我常常想，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听命于那些导演吗？想通之后，我的决定就是不与任何导演合作。而朱文的做法是自己去拍一部电影，以证明这个名利所系的领域同样也需要智力和果敢的精神。

孤单如伊沙

在所谓的诗坛，伊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我一向视伊沙为难得的朋友，为此，常常遭到另一些朋友的非议。开始时，我还不厌其烦，作些解释。后来干脆声明：我和伊沙交往，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喜欢与坏人为伍。这下子，他们便无话可说了。

伊沙在诗坛的形象，一来由于他不善伪饰，说话做事常常不计后果，其漏洞和把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伊沙树敌太多，人们乐于将他妖魔化。但更重要的还是，这是一个伪善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向正人君子脱帽敬礼，而对被指认的坏人唯恐避之不及。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觉得伊沙是那么的可爱。

先说伊沙的长相。对此，伊沙本人并不满意。他将自己归于丑男之列，并声称他长了一张“体制的脸”。但在我看来，伊沙方面大耳，面目清楚，而且始终含笑。如果摘去那副式样难看的眼镜，其眉宇之间真有点如来佛祖塑像的味道。伊沙的胖，也是很著名的。敌人的攻击常常无端地指向他的肉体。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评论我们都认识的一位胖人。他说：“那家伙有一身坦荡荡的大肥肉，是个辟邪，跟他在一起是很吉利的。”这话用来形容伊沙恰到好处。

自然，伊沙的坦荡和无畏并不在于他的这副身板。他是一个诗人，其英雄业绩的建立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来说是很特殊的。当时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当道。按我的话说，这些人不过是一些不安分的读者，读了一些翻译诗歌便自动进入角色。他们力图与西方文学接轨，满纸都是西人的典故和经翻译半生不熟的辞藻，什么“夜莺”、“玫瑰”，什么“英伦三岛”，又是“致艾略特”，又是“致荷尔德林”，又是“致史蒂文斯”。一时间你真不知道身处何处。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压抑的。八十年代的诗歌英雄们要么已经退出，要么悄悄转向。年轻的一代则被潮流时尚裹挟而去，凌空蹈虚，极尽扭曲浮华之能事。在这样的压力下，唯有伊沙坚持着。这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写作中（直接、尖刻，面对真实的存在和现实），同时也表现在他不遗余力的“战斗”中。当然伊沙是按自己的方式战斗的，调侃讽刺、做鬼脸、捣蛋抢白，等等，等等。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伊沙采用的基本上是游击战术。这也是后来他授人以柄的地方。有人说他是“小痞子”、“搅屎棍”，但在我看来伊沙却是那个时代里的孤胆英雄。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伊沙表现出的勇敢无畏，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那时的伊沙心情上是倍感孤单的。

直到1999年，盘峰诗会以后，局面有了改观。一时间伊沙成为英雄载誉而归，他成了“民间写作”的香饽饽。接着，在衡山诗会上伊沙与几个朋友密谋诈死。记得那天尹丽川给我打电话，说是伊沙坐缆车游览时摔死了。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当将伊沙作为一个死者盖棺定论时，他对当代诗歌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便越发显露出来了。消息传出，很多的人都感到悲痛和难以置信。后来证明这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策划者伊沙称，是要看一看知识分子诗人会有什么反应。尹丽川说得好：他们才不会难过呢，难过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伊沙真傻呀！我想，这次事件是伊沙诗歌事业最辉煌的时刻，证明他有那么多的朋友，有那么多的人爱他。他之所以要那么做，大约还是长久的孤单所致。反正，我是理解了。

但好景不长。这两年伊沙活跃于网络之上。网络既给伊沙带来了写作新的天地，但由于论坛上的误解和争吵，又使他和昔日的朋友不断反目。伊沙再次陷入孤单之中。在“唐”论坛上伊沙分别与我和于坚进行过两次对话。两次对话中他都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怎样和写诗的朋友相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孤单的伊沙，只是向他保证：我永远不会与你为敌的。

信仰者杨键

我和杨键只见过一面，并且没有进行过单独的交谈。他到南京来，一位诗人朋友做东，把我也叫去了。当时吃饭的有一二十人，男男女女，挤了一桌，把杯换盏，气氛十分热烈。杨键很少说话，近乎于沉默。我对杨键的最大感受是，他的脸上有一种难得一见的“清气”。这个“清”不是清秀的清（相反，杨键长得粗眉大眼的），而是某种单纯诚挚的气质所致。

饭后，我们来到一家歌厅。杨键似乎从没有去过这类地方。他随身带着一只旅行用的大包，我让他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杨键听而不闻，始终执拗地抱着那只包，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当然，他没有唱歌。

这次见面之前，我早就知道了杨键，并且读过他的一些诗。根据这些诗，我已有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九十年代出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优秀的诗人。而关于杨键的传闻，大都集中于他那独特的生活。

杨键生于1967年，在安徽的一个著名的矿山长大，目前是一名工人。二十岁以后杨键开始习诗。和其他文学青年一样，有过几年美好而混乱的时光。不知因何变故，杨键皈依了佛教，成了一名在家居士。据说他每天都要去屋后的小山上静坐修习，有时也穿上袈裟，随庙里的和尚去给人家做法事。与此同时杨键上班不息（四班倒），写诗不止。当然，与诗歌圈子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仅限于和几个诗人的私人交往。

这么说，杨键成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了。这也不奇怪，在九十年代，皈依宗教的文学人士其实不少。比如小说家北村皈依基督，张承志找到了哲合忍耶（属回教一支），何士光成了佛教徒。与他们不同，杨键的信仰是极具私人性的，据我所知，他从不“布道”。

大约由于这一传奇经历，诗歌圈中的朋友对杨键不禁刮目相看。他们更多地以一个“信徒”的标准来要求他，而不再把他看成一个诗人了。后来有消息传出，杨键有了女朋友，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大有上当受骗之感。“杨键也不过如此。”“杨键也是一般的人嘛。”这样的议论大都出自喜欢和迷信过杨键的人，以致他们对他的诗歌也产生了怀疑。“写得也就那样嘛。”

我以为，从杨键所持信仰的角度来确定或否认他的诗人身份都是不恰当的。杨键是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只能看他持续不断地写出的那些诗。在这一点上，他至少没有让我失望。

1999年，我帮助《芙蓉》杂志组稿，主持“新诗人”栏目，第一个想到的诗人就是杨键。我打电话去，向杨键约稿，电话里，杨键连一声“谢谢”都没有。之后，寄来的稿子也都很零乱，有打印的，也有手抄的，用的纸张也很不统一，有方格稿纸，有信笺，也有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感动。是由于杨键的不谙世事？还是由于他投稿的笨拙或根本无心于此？总之，他的反应是很不同寻常的。

我和杨键只见过一面，通过几个简短的电话，彼此写过几封类似于字条的短信。杨键常来南京，来时也不找我。他曾邀请我去马鞍山（他的家乡）玩，我也没有践约。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有某种深刻默契的朋友，见面与否，以及世间的虚礼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说了那么多，还是让我们来读一读杨键的这首题为《暮晚》的短诗吧。

马儿在草棚里踢着树桩，

鱼儿在篮子里蹦跳，

狗儿在院子里吠叫，

它们是多么的爱惜自己，

这正是痛苦的根源，

像月亮一样清晰，

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止……

自卑而天才的乌青

我说过，诗歌是天才的事业。当伊沙让我详加解释时，我说：诗歌也是自卑者的事业，这是一回事。他马上就明白了。自卑和天才，这看似对立的二者用在年轻的乌青身上再恰切也不过了。

乌青，浙江人，1978年生。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早已过去了。由于这运动生发于民间，尽管当时轰轰烈烈，到了九十年代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当大众媒体津津乐道于汪国真、海子、顾城时，谁还记得杨黎、何小竹、李亚伟、丁当、于小韦这些八十年代的诗歌英雄呢？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乌青。我至今仍然纳闷，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是如何弄到杨黎等人的诗的呢？更奇怪的是，他如何会有这般与众不同的眼光，喜欢上杨黎他们的呢？以至达到了入迷崇拜的程度。

因此，多年以后（1999年），当乌青和杨黎首次见面时，竟一首接着一首地背诵起对方的诗。有的诗，连杨黎本人都已经忘记了。被遗忘多年犹如文物的杨诗人不禁大为感动，他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又回来了。

乌青不仅是延续者，也是发现者。这之后，他伙同杨黎、何小竹和本人，办了一个叫“橡皮”的文学网站，乌青任首席执行。一代网络诗人终于读到了杨黎的诗歌，并接触了他那艰深而严格的理论。震惊之余也不禁惭愧，他们知道杨黎比乌青晚了整整七年。

办网站的日子是艰苦的。由于没有资金，我们的乌执行手下一个兵都没有，除了他的女朋友离。离不拿工资，出于对乌青的忠诚无偿地为橡皮工作。乌青的工资每月一千人民币，既要租房，又要养活女友和自己。工资还常常拖欠。工作量异常之大，又是论坛又是网刊又是电子书又是资料库，消息发布加上日常维护，乌青忙得一塌糊涂。他终于睡不着觉了，整夜整夜地失眠，人瘦得就像木乃伊一样。当然，这是一具尚能活动的皮肉鲜嫩的木乃伊，就更让人觉得不忍目睹了。乌青身高一米八〇，体重只有九十几斤，可见其瘦。一次他亮出胸脯，让我吃了一惊。我敢说，那是世界上按身高比例最小的胸脯，肋骨毕露，毫无血色的皮肤上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真是比鸡胸还显病态。

与此同时乌青还要写作，因为他有伟大的文学抱负。他写诗，写小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乌青的诗歌达到了与他的身体相应的清洁和纯粹的极限。他的那些长诗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在此列举了。请看下面这首短诗《对白云的赞美》：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

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别白特白

极其白

贼白

简直白死了

啊——

毋庸置疑，《对白云的赞美》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可我要说的是，这首诗，或乌青所写的这“天上的白云”，多么像他自己啊，很洁净，很耀眼，很轻飘，一阵风就能把他（我们的乌青）吹起来，真是愉快极了。

成都人好酒，而乌青滴酒不沾。他不吸烟，不打牌，不嫖娼，和毒品及一切有碍于身体和道德的事情不沾边。我常常看见他在一伙喧闹的老同志中间，低垂着脑袋，长发披挂下来，遮住了颜面。这是他习惯的姿势。他能保持这样的姿势坐上一个晚上。如果是他一人倒也罢了。乌青身边的离，也和他一模一样。两个人低垂着脑袋，一言不发，彼此也不说话，就像低头认罪一般。这表现了乌青与人群隔绝的一面。但他绝非那种阴暗之人。一旦遇上他感兴趣的话题，抬起头来，那明朗而羞涩的笑容简直就像儿童一般。

乌青能离开一切，但他离不开的东西有两样。一是诗歌，这不用再说了。二是网络。他曾向我透露过：如果没有网络，自己恐怕至今还是一个童男子呢。是啊，他低垂着脑袋，怎么和那些敢作敢为的姑娘们交往呢。

最近听说乌青上班去了。刚去了一天，他就不想干了。因为他低垂着脑袋，坐在高谈阔论无所不知的同事们中间觉得很难过。在他们看来乌青一定是个手足无措的傻瓜，可谁又能知道这极度的敏感其实是某种难得的天赋。一个天才正处于他的青年时代。

无冕之王杨黎

上世纪八十年代，祖国大地上到处都是文学青年，尤其是诗歌青年。人们说：天上掉下一块砖头，肯定得砸着一个诗人。到了九十年代，说法就变了：天上掉下来一块砖头，肯定得砸着一个经理。如今，已经是新的世纪了，天上掉下来的砖头将砸着什么人，暂时还不得而知。

当时（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全国兴起，旗帜林立，流派众多，其热闹与喧哗尤其以四川为甚。人们又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已经转移，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而在四川的众多诗歌社团中，“非非”显然是最出名的。杨黎是非非的“第一诗人”，并非他自吹自擂，而是大家公认如此。

直到1986年，我才有机会去成都，拜会四川群雄。可以说，见面是不愉快的。当时万夏把我带到一家路边酒馆，杨黎他们早就喝上了。在半醉的状态中杨黎和我见面，他搭着我的肩膀，以为在对我耳语（实际他的那些悄悄话几乎是喊出来的）。杨黎对我说，只有他能够理解我，而他们（杨黎指着对面他的那些朋友）都是傻逼。还没等他的那些朋友揍他，杨黎就不行了，当时还没有发福起来的身体出溜到了桌下。杨黎被人架回万夏家中，他一拳打破了万夏家的门，将万夏睡觉的床吐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就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厨房的水泥地上，人事不省。我返回万夏家的时候，万夏正开动洗衣机，洗他的床单。

虽然我对杨黎的诗歌一向举手扣额，喜欢得紧，但再也不敢将此人引为同道了。我写过一篇题为《第二次背叛》的文章，评介了当时的几位同龄诗人。谈到杨黎时我说：所谓“第三代诗歌”的定义，几乎是杨黎一个人给出的。杨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对我的《有关大雁塔》大加赞美。的确，我们是难得的能彼此理解和欣赏的人，但只限于在文章中，而不可以见面，哪怕是吃一顿便饭。

这件事的确有些奇怪和尴尬，可以远距离地赞赏和致意，但不能面对面地坐下来交流。为打破僵局，终于有一天杨黎到南京来回访我了。从他的角度说，这次见面，也肯定是不愉快的。杨黎领略了我这个南京人的严肃和清汤寡水的生活。匆匆一见后，杨黎就返回成都了。

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大行其道。杨黎出于清高和自尊，有意避让，下海做起了生意。但知识分子得理不饶人，在一篇文章中杨黎被描绘成一个“一手拿着大疙瘩（手提电话），一手啃着猪脚爪，出入于火锅店”的市井人物。这幅讥讽的肖像被固定下来，似乎杨黎就是这么一个人，这就是杨黎作为一个诗人的仅有的意义（诗歌野史必不可少的逸闻和佳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谁还会记得他那细腻隽永的诗歌《冷风景》、《小杨与马丽》以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呢？

九十年代末，我去成都开会，再次和杨黎相逢了。这一次他虽然喝了酒，但没有完全喝醉，实际上，适量的酒精作用使他的谈兴极佳。我也一样喝了一点酒，但不多，非常意外地与杨黎谈得十分投机。看来酒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只要杨黎少喝一点，我多喝一点，我们便能步调一致了。

经过八十年代的折腾、九十年代的消沉，如今的非非只剩下四五个人了——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和杨黎……也就是说，只有这四五个人还在写。他们之间的来往也比较密切，在孤独中彼此支撑着。杨黎向我讲了心里话：“吉木狼格和小安是两个天才，可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狼格和小安的诗我以前没有读过，如今一读，不禁大吃一惊。想起杨黎说话时沉痛而无奈的语调，简直就像是在“托孤”。我虽然能力有限，但这话算是听进去了。

说起九十年代，杨黎告诉我他也一度富过，有房、有车、有女人，而如今又一贫如洗了。杨黎的穷与富，皆与诗歌有关。他创办的公司，曾租用了一条江轮，梦想沿江而下，开始一次与诗歌有关的“梦之旅”。杨黎还和小竹、蓝马一道，策划了许多方案，也都是与文学活动有关的。当然，这也是他们破产的原因。

如今的杨黎，头发白了，人也胖了，经商的经历使他对现实已不抱幻想。除了写作，他还能干些什么呢？杨黎和当年一样，仍然喜欢喝酒，喜欢呼朋唤友，仍然坚信“语言即世界”的“真理”。他的罕见的固执和丰富的阅历终于到了开花结实的时候了。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诗《打炮》，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最近听说，杨黎的首部长篇小说也已经脱稿了。

如果一块砖头掉下来，肯定会砸着一个诗人。这是形容诗人太多，太不值钱。但如果掉下来的不是砖头，而是奇珍异宝，是由此镶嵌而成的诗人的冠冕，那它将落在谁的头上呢？我以为最有可能的人是杨黎。

先行后至者顾前

我写过一篇同题文章，是应杂志社约稿，配合顾前的小说发表而写的。因时间关系，写得比较仓促，回头再看，只喜欢文章的题目。这次，是我第二次写顾前，但我想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我还想为顾前专门写一篇小说，篇幅至少中篇。之所以对顾前念念不忘，自然因为他是一个人物，这人物不是对威势名望而言的，吸引我的乃是顾前的命运和他身上彻底的喜剧色彩。

顾前，人称“小顾”，其实他一点也不小，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但是如果你称他为“老顾”，总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体态性情，而是顾前本人绝不认同“老顾”。他在“小顾”的幌子下生活了多年，至今仍觉得怡然自得。

我认识顾前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是南京文学圈中公认的贾宝玉。关于顾前最著名的段子是：一次，他在马路上拦住一个姑娘，要请人家喝咖啡。对方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顾前说：“比比看嘛！”当年马原来南京，住在顾前家里。两人上街，马原心中充满欲望，但行为羞怯。每见到一个姑娘，马原总是对顾前说：“上啊，小顾上啊。”意思是上去和姑娘搭话。活泼而无畏的顾前简直把马原迷住了。

每次领了工资，顾前便会来到胜利西餐厅（当年在南京，这是最著名的西餐厅），点上很多的菜肴甜点。杯盘叠摞之间，顾前默默地喝着红酒，表演着孤独。一次消费得花去顾前大半个月的工资，这之后只好稀饭咸菜度日了。

顾前的职业是电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差劲的电工。我家的白炽灯坏了，请顾前帮忙修理，他一再推脱，说是不会。我挺生气，后来才知道顾前所言不虚，因为他家的灯也坏了。顾前请了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非电工的朋友，稍加拨弄便大放光明了。我说：“你这德性怎么混啊！”原来，顾前所在单位里有个电工班，顾前惯于“滥竽充数”。

顾前的前妻是广州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八十年代初的广东人是最时髦的，顾前不免沾光。当年的小顾身穿花衬衫，头戴鸭舌帽，简直像一只花蝴蝶一样，在南京城里四处游荡。说他一度引领南京的服装潮流一点也不过分。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描绘顾前当年的种种趣事以及逍遥自在的生活，当然不是无聊。联系如今顾前的日子，他无可置疑地成了南京城里最穷最落魄的小说家，不免叫人辛酸。当然，这得从他的文学追求说起。

当年，我办《他们》第一期时，顾前和马原、苏童都是上面的小说作者。后二人由于他们的天分、努力，加上时运，各自开创了当代小说的一条道路，声望及于全国。而顾前仍然沉默着。是他的小说不行吗？非也。乃是顾前过于先知先觉。当年，当“先锋文学”流行于世，人们注重于形式革命、极尽怪诞炫耀时，顾前的注意力则始终在身边的“灰色人群”。对于日常生活、小人物的命运以及现实中闪现的残忍的幽默顾前可谓情有独钟。这一次，他没有赶时髦，所以落伍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风尚突变，“新生代”崛起，努力的大致方向与顾前不谋而合，他才再次被人们发现。1999年，顾前搜罗近二十年来写作的小说，集成一本题为《萎靡不振》的小说集。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人称之为“共和国的经典”。文坛惊呼又一个“新人”出现了，岂不知顾前已年过四十，是一个奔五的“老作家”了。

媒体的注意力瞄准顾前的生活，他是那样的穷困落魄“萎靡不振”。这方面已有很多的报道（如每天就吃一块豆腐度日等），在此，我就不啰嗦了。渲染的目的无非是要达到某种效果：顾前的日子与他的写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或张力。这反差或张力是饶有兴味的。而我宁愿回忆当年的小顾，在时间的流逝中显现出一个小说家独特的命运。可惜篇幅的限制，我只好打住了。还是看我下一篇关于顾前的小说吧，我保证用真名实姓，并且绝不虚构。

我和苏童

经封新成介绍，我与苏童1984年相识。当时他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任年级辅导员。一日，苏童来找我，我不在，他便将那篇著名的《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缝下塞进来。我是先读了苏童的小说，然后才见到他本人的。第二天我去南艺回访，看见苏童正穿着球裤和学生们在操场上玩篮球。这之后，我们便成了朋友。

1985年，我在南京创办民刊《他们》，第一期小说栏中发表了苏童的小说《桑园留念》，同期发表小说的还有马原、李苇、顾前。那时顾前的笔名是“乃顾”，苏童也不叫苏童，叫“阿童”。我们三个（我、顾前和苏童）来往频繁。当时我们都很贫穷，属于同一阶级。苏童常去我和顾前家蹭饭，我们也不时地带着老婆去南艺聚餐。

我不写小说，光写诗。顾前和苏童则只写小说（苏童在大学时代发表过诗歌若干，但我从未见识过）。我经常听见这两位未来的小说大师争论不休，甚至于相互诋毁。苏童说顾前写得“磕磕巴巴，就像便秘一样”，顾前则说苏童写什么“责任田”，真是没劲。

当时，我们都很想成名，很想有钱，于是商量出一条妙计：合作一个电影剧本。顾前出一个故事梗概，苏童写一稿，我写二稿。顾前只需于茶余饭后动动嘴皮子也就完成任务了。苏童则做苦力，天天从南艺大老远地骑到我家，在那张我父亲读书时用过的破书桌上奋笔疾书（他与人合住一间宿舍，写作条件欠佳）。二稿我只写了几页，由于不堪劳苦便半途而废了。从此便看出了分野，苏童是一个不辞辛苦说到做到的人，而我和顾前对写作的态度在当时类似于儿戏。

苏童来到南京，除认识我和顾前，还结识了另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更能切实地帮助苏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文学道路。比如范小天，当时任《钟山》杂志社编辑室主任。由于他的关系，苏童离开了南艺，调往《钟山》做一名小说编辑。这之后，苏童的小说便频频在公开杂志上发表，出书、翻译、被改编成电影乃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与苏童的天分自然是分不开的，但他的努力和选择同样也至关重要。突然有一天，我们（我和顾前）发现苏童成名了、有钱了。欣慰祝福之余，心里不免酸酸的。多年的朋友关系面临着调整。

我们和苏童的来往变得稀疏了，见面从每月数次变成每年几次，甚至一年不见的也有。我们在挑剔苏童“忘了老朋友”的同时也时有反省：责怪“发达”起来的一方是很容易的，但这不过是庸人俗论。关键在于我们做得如何？结论是自己亦不能免俗，在与苏童的关系上过于被动了。

话虽这么说，但消弭隔阂超越俗见谈何容易？因为隔阂是确实存在的。就拿我辞职的1993年来说，全年收入只有九十元人民币，而苏童那年的收入保守的估计也是我的一千倍。顾前更穷。虽然后来我们和苏童又见面了，但交谈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生怕伤害了对方，当年的“相互诋毁”再也不存在了。

我们忍受的事情，苏童也在忍受（我这么认为）。谁让我们还眷顾这当年的友谊呢？如今，又是六七年过去了，仅为这眷顾的情分，我开始重新认识苏童。说实话，在那些年里他比我们做得更好。对苏童的写作以及文学道路，我们还时有微词。苏童对我和顾前则一向“全盘肯定”。他数次邀请顾前到他家里去喝“外酒”（顾前语，外国酒的意思）。当顾前出第一本小说集时苏童欣然为其写序。对我的有事相求，苏童也从不拒绝。

是的，我和苏童的文学道路是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也有相异之处。但这并不能妨碍我对他文学天分的赞美，尤其是他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勤恳认真的风度更是令我折服。这由于文学结下的情谊是难能可贵的。我和苏童并非“殊途同归”，乃是“同途殊归”。

“亲爱的母亲”

裸奔

裸奔越来越时髦了，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被我们听见、看到，被我们说出和写在文章里。常听说有狂热的球迷脱得赤条条的在碧绿如茵的足球场上奔跑，警察慌忙上前脱下生硬灰暗的制服将其白生生的肉体罩住。又据报道，两个农民工酒后打赌，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如果你脱光了上街跑一圈，我就给你十块钱。这样的裸奔倒很符合中国之国情，酒后人胆大，并且也不是白脱白跑。

有一位导演，要拍一部“另类”电影，其中有一场裸奔的戏。他的设想是男女主角都脱光了，在满眼青绿的稻田里追逐而去。可到了现场，男女主角说什么都不肯脱，他们的借口是路上人来车往，又说剧组的人来得太多了。导演的电影是低成本制作，几乎不花什么钱，演员也都是免费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说话毫无权威，人家不脱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于是一直相持到天黑，剧组收工，回去吃饭。在饭桌上，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摄像是个粗豪的男人，多喝了几杯，捏着酒瓶子说：这有何难，不就是脱吗？不就是当着大伙儿脱吗？我脱给你们看。

为了给男女主角做个榜样，饭后剧组又返回了拍摄现场。其时是晚上九点多，拍戏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此兴师动众只能解释为起哄。摄像想说明的是：脱，当着大家脱完全是小事一桩。于是他将衣服一件件地脱下，并有条不紊地担在左臂上，用胳膊夹着。最后只剩下白生生的一条向黑黢黢的稻田里窜去，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剧组人员站在这边的路上等着，好半天了都不见那白色的东西返回。大约十几分钟后，导演沉不住气了，他和几个小伙子脱了鞋下到稻田，一路向前找去。

那摄像怎么了？是摔了一个大跟头，疼得爬不起来了？或者冷风一吹酒醒了，觉得不好意思躲在稻田里不肯出来？或是醉卧过去了？都不对。当一干人寻过去的时候，发现稻秆之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白屁股，正肆无忌惮地撅着，对着他们。那摄像的脑袋埋在下面，正双手着地地摸索着。原来，他这一裸奔，手机、钱包、钥匙等零杂物品从担在手臂上的衣服口袋里一路落了下来。月黑风高，稻浪起伏，摄像撅着他的屁股闷声不响地摸着他的钱包，这番情景的确让人忍俊不禁。

裸奔终于没有拍成。让导演聊以自慰的是，电影里总算是有一场脱戏。当然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庄稼地里，而是在水雾迷蒙的浴室，也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两个男人，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晰，但用毛巾搓背的动作还是看得出来的。

危险

五一节我和一个朋友开车去了上海，去找几个朋友玩，其中的一个朋友把我们拉到他家里，参观他的新居。这个朋友装修房子用了十几万，并且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亲自设计的，按他的话说，这套房子（装潢）他是当成艺术品来做的。房子的确装修得不错，风格别具，用了大量的木料，家具包括地板都一律采用了柚木。尤其是墙角部分，没有用木板包，而是磨成半圆形，据说建筑系的老师到他家里参观，建议他就此去申请专利。正谈笑间，又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夫妻二人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位朋友的妻子很年轻，也很漂亮，他们的女儿更是可爱。她大约三岁多，一点也不认生，来了之后便表演了一个节目，当众唱了一支“俺们东北人”。大家围着她，哈哈大笑，一面拍手鼓掌，气氛很是热烈。正在此时，那个和我一起从南京来的朋友从书房里出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待在书房里，浏览书架），抓住小女孩儿的腋下，猛地向上一举。他的本意是和她开个玩笑，没想到险些闹出事情来。

那个朋友是个大个子，上海朋友的新居屋顶又特别的矮，一举之下，小女孩的头颅差一点就撞上了天花板。好玄啊，这一举一落之间，小女孩的头顶距天花板最多只有一厘米的差距。众人不免一声惊呼，好在还差一厘米，大个子朋友将小女孩放下后吓得脸色煞白。倒不是他机灵，及时做了调整，而是那天花板的高度决定了不会撞上去。要是天花板再低一厘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是看着大个子把小女孩举起来的，看着危险就要发生，但完全没有时间制止。就是大个子本人，在奋力一举之后也无法控制了，虽然，他可能发现了危险，但肌肉的力量已经发出，来不及收回了。

小女孩平安落地，她的父母连连说：“没事的，没事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又嘻嘻哈哈地说起了别的什么。可我一直忘不了这件事，大个子举起小女孩的情景，以及屋顶上那柚木做成的吊顶一直晃动在我的眼前。

第二天，我和大个子就返回南京了。因为有急事，大个子必须连夜赶回。我们是晚上十点以后上路的，当时起了大雾，没雾的路段却在下雨，路面又湿又滑，反射着刺目的车灯，视线特别的糟糕。大个子坐在方向盘后，竟然开到了一百四十码。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不断地提醒大个子：“慢一点，慢一点。”我想那时候如果开砸了，出了事，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在昨天（准确地说是前天），大个子将小女孩举起来的时候，如果出了事，那才冤呢！所以说，危险不仅在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毫无察觉时它出现了，那才叫可怕。我想就这两件事写一篇小说，讨论关于我们面临的危险，它的可怕和无常，以及无所不在。

两个女儿

我的朋友D四十岁，是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妻子比他小十岁，身材高挑，很温柔漂亮，与高大魁梧风度翩翩的D一看就是天生的一对。前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到今年连头带尾也已经三岁了。女孩儿很可爱，这是不用说的了，尤其是她从不认生，今年我去看望D一家时，她当众表演唱了一支“俺们东北人”，立刻博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喝彩。让我感动的是这一家三口的和谐、相得益彰，是女孩儿在这亲密的家庭气氛中所表现出的自信以及让人羡慕的欢乐。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D的另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当然不是他现在的妻子所生的。

我和D认识已经有二十年了，我是看着他与第一个妻子恋爱、结婚、生孩子的，并且，我还是他前妻所生孩子的“教父”。那时候（生第一个孩子时）D才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很是穷困潦倒，尤其可怕的是他还是一个诗人。所谓的诗人，就是特别的不切实际、愤世嫉俗的一类人，这类人与现实的关系通常是紧张的，或者说他们执意如此。D也不例外。记得1986年的夏天我去找D，准备约他去九寨沟旅行，当时D的前妻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在朋友和怀孕的妻子之间，D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朋友，决定和我去九寨沟，无论他的妻子怎样哭泣哀求都无济于事。第二天，我们上了火车，D的妻子竟然挺着个大肚子追到火车站，并且一直追到了火车上。万般无奈之下，D才和她在途中的一站下了车，接着又坐车返回了西安。再后来，D的孩子出生了。又过了一两年，D和前妻离婚，去了海南，后来辗转到深圳。D的前妻据说也南下到了广东，当然不是去找D，而是也“下海”了。他们的孩子由老人带着，一直生活在西安。多年以前，D曾经告诉过我，那孩子一听见摩托车的声音就说：“爸爸来了，爸爸来了。”那时，D骑摩托车，孩子一听见摩托车响就会想起爸爸。说到此处时，D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

我掐指一算，D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是个大姑娘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一直不在身边，她就这么不声不响地长大了。她的成长环境与和她同父异母的小妹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这怨她的父亲太狠心吗？我觉得不是。D还是D，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只不过生大女儿的时候他自己还是孩子，或者比孩子更糟，是一个内心极其冲突焦虑的青年，一个诗人。连自己都没有平静下来，想清楚，怎么顾得上孩子呢？只能怪她生不逢时。这话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我知道D很爱自己的大女儿，并深感歉疚，但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他试图弥补什么，这弥补也只能落在幸福的小女儿身上。不是吗？童年是不可能再来一遍的，就像青年也不能重新来过。

“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韩国瑛”是一块石碑上的墓志铭。这块石碑伫立在南京郊区的一个公墓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它就伫立在那里了。每年大人带我去郊区扫墓，这块石碑让我感到尤其的神秘，不是因为石碑，而是因为石碑上这行字。

父母告诉我，这是我大姑妈的石碑。韩国瑛是我的大姑妈，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姐。她死于五十年代，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死了。大姑妈留下一儿一女，也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姐，石碑是以他们的名字敬立的。

我直到十岁时才见到我的表哥和表姐。当时，我们全家已经下放到苏北农村了。突然有一天接到电报，我爷爷去世了。父亲赶到北京奔丧。爷爷临终时表示对大女儿（也就是我大姑妈）的两个孩子放心不下。于是我父亲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回苏北时拐到了安徽，去探望大姑妈的孩子。

当时，大姑父早已再婚了，并和后妻生了两个孩子。我父亲赶到安徽时只见到了我的表姐，当时她十四岁左右，正上初中，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又受到后母的虐待，人有些痴呆。父亲一怒之下，将表姐带回了苏北。表哥当时在安徽某地农村插队，后来也来到苏北，和舅舅（也就是我父亲）一家相聚。我的童年目睹了表姐种种可笑的表现（比如十四五岁了，还经常骑一根竹竿的“马”，在门前的空地上来往驰骋），但对表哥却崇拜有加。后来表哥去部队当了侦察兵，他寄来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表哥头戴三块瓦的军棉帽，卧在雪地上，手握火箭筒，十分的英俊威武。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了。

去年，南京郊区的公墓因施工原因，需要迁坟，表哥赶到了南京。迁坟那天，我和母亲及亲戚一干人来到墓地。此时离大姑妈下葬已经四十五年过去了。大姑妈当年是土葬，用的是棺木，因此需要捡拾遗骨。掘墓小组的农民一锤便砸断了那块“亲爱的母亲韩国瑛”的石碑，然后开始向下挖掘。在一块红布的遮挡下，很快就发现了遗骨。当然这些遗骨已经分离，很零碎，并且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很难辨认出来。好在掘墓小组的人很有经验，他们用铁锨扒拉着土块，然后将破碎的遗骨铲起来。表哥再将其捡起，放入一只事先准备好的陶罐中。除了腿骨等一些大骨头外，只有颅骨比较完整。大姑妈的头骨浑圆、秀气，被一只铁锨铲起，举上来。表哥的一只大手就把它抓住了，提上去，放进了罐子里。掘墓组的人议论道：“牙一点都没坏，看起来死的时候还年轻呢。”后来表哥就抱着那只装着他母亲遗骨的陶罐（外面裹着红布）去火葬场火化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凉风习习，我的表哥步履稳健，走在郊区的土路上。“亲爱的母亲”就这样在他孩子的怀中待了十分钟（这段土路到车站约十分钟的路）。

大姑妈去世时，表哥和表姐分别为三岁和一岁。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我的表哥混得不错，如今是化工系统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家庭和睦，女儿也已经上大学了。看着表哥沉着坚毅的表情，童年时代的崇拜之情不禁在我的心中再次升起来。

任务

人的出生完全因为偶然，不仅两亿颗精子相互竞争，最终只有一颗能进入卵子，还由于种种世俗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大约五年多以前，我的朋友任辉的妻子怀孕了。本来他们是不想要这个孩子的，两人相携去医院里堕胎。具体情形我不得而知，是由于仪器检查的结果，还是医生用听筒听出来的？总之任辉得知那血肉模糊的一团存在竟然有心跳脉动，于是怦然心动，决定不做手术了，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

任辉何许人也？一位天分很高孤僻成性的艺术家。他的触景生情草率决定倒也符合艺术家的身份。孩子生下后，爷爷为其取名为任务，意思是任辉终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了。我以为这个名字很难听，起得过于草率（和生任务的决定一样），但总算是能过目不忘，让人印象深刻。

此后任辉在北京郊区通县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大房子，一面画画一面拉扯着孩子。任务的妈妈大约在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去了德国，一面读书一面游荡于各画廊和艺术机构之间，为丈夫的作品寻找市场。所以说，任务基本上是任辉带大的。

考虑到任辉孤僻的天性，又是一个工作狂，加之没有任何亲戚帮忙，也没有请任何保姆或钟点工，一面画画一面带孩子的确不易。任务一闹任辉就得放下画笔。常常是爸爸哄儿子睡下了，然后再蹑手蹑脚地起来画画。有时候哄着哄着任辉也睡着了，直到天亮鸡叫。

大约两年多以前，我去北京，任辉从通县赶来，胳膊下面夹着任务。他从下午四点多就开始往城里赶了，总算来到欢声笑语的饭局上，匆匆地扒拉了几口残羹剩饭就又夹着任务往通县赶了。由于谈得不够尽兴，第三天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通县，看望这对奇特的父子。

我总算实地感受了一番任务的生活环境。自然风光和空气自不待言，就是有些冷落。任务没有同年龄的玩伴，就是大人平时也见不着几个。周围的土地都让艺术家们购走了，邻居的房子相距甚远，且都砌有高高的院墙，院门终日紧闭。就是将院打开，里面住着的也都是像任辉这样的孤僻独处的艺术家，况且他们这个行当相互的戒备冷淡是很正常的事。任辉的后院里喂了两条狗，一条是狼犬，一条是藏獒。这两个动物也备受孤独之苦。任务由于年纪过小，任辉从不敢将他单独放到后院里去，与它们玩耍。

前几天我又见着任辉了，他回南京小住，来我工作室看我时依然带着任务，但已不是夹而是牵在手上了。任务四岁多了，所幸的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可爱，没有丝毫的孤僻之状。在我的沙发背上有一只昔日女友留下的洋娃娃，已经落满了灰尘。任务将其抱在怀中，对于一个男孩子而言他的举动未免有些奇怪。那洋娃娃身着粉色的小上衣，下面是一条银色的小裙子。任务的玩法是将这两件东西完全扒下，直到留下一个肉色的塑料身体。他一面用小手拍打着洋娃娃的屁股，一面发出嘎嘎的笑声。

临分别时我想给任务买点吃的东西，于是我们来到一家小店。任务手指一包方便面，巧克力之类的东西他一概不要。这样，我花了一元钱给任务买了一包方便面，任辉剥开包装递给儿子。任务用他那不甚坚固的奶牙咕吱咕吱地嚼着，很是满意。任辉说：“乡下的孩子这么吃惯了。”

顺便说一句，任务如今也已经不叫任务了，叫任旗，正红旗的旗，因为他的妈妈是旗人。

太平洋，太平洋

小夏叫夏红军，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他的名字，更喜欢这个人。五年以前我们接触频繁，但五年前直至今天我们却互无往来，相隔两茫茫，因为他已经死了。

小夏的职业是律师，我们曾一起跑步，去东郊爬山，一起喝酒，讲黄段子。我们一起做过的事都很日常、平凡，乃至不值一提。在我的心目中，小夏是一个精力过剩的人，积极上进，讲义气，有些粗鲁。他是一个单纯的人，至少比我单纯了许多。我曾经提议，等以后发达了让小夏做我出版方面的律师，条件是免费，小夏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答应了。也难怪，这样便宜的好事是永远也无法兑现的。

五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我这里有没有小夏的照片？单人的没有，有没有合影的？他的要求是小夏的正面，五官清楚，可以放大。他问得奇怪，我追问下去，才知道小夏已经“去了”。这怎么可能呢？仅仅在两天之前，我们还和小夏聚会过，就是昨天还曾冒充小夏给一个女孩打过电话。我收到的名片有整整一叠，整齐地排放在桌子上，接电话的时候无意间扫了一眼，第一张就是“夏红军”。这张名片后来我保存起来，永远地被置于名片夹的最前面了。

当天晚上，那个给我打电话的朋友来了，我们才较为详细地得知小夏的死因。昨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冒充小夏给一个女孩打电话的时候），小夏来了两个大学同学。几个人一起吃了饭，喝了酒，饭后约了两个女孩一起去太平洋泳浴中心游泳。小夏一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过。当时两个女孩坐在池边，小夏的两个同学扒在池沿上和她们说话，谁都没有注意到小夏。等他们说够了，想起小夏时，人已经不见了。两个同学返回游泳池寻找，很快就碰到了小夏的身体，那时他已经死了，已经不再是他们认识的小夏了。

当时已是零点以后，游泳池里碧波荡漾，在高悬顶上的射灯的照耀下，室内紫气氤氲，温热的池水冒出袅袅的热气。我仿佛看见小夏的尸体漂浮在彩色的水波之中，显得那样的不真实。救生员擅离职守，偌大的游泳池里只有小夏他们几个人。事后的结论是：酒后溺水，责任自然是由小夏自己负了。

哎，太平洋啊太平洋！

两天后，我们去参加小夏的追悼会。本来我是不准备哭的，虽然进门前除了黑纱白花每人还发了一块手绢。这样的事我曾经过很多，追悼会平均每年要参加一次，我认为自己已经训练有素了。待随着哀乐来到小夏的遗体前，看见他平躺在那里，身上套着那件他平时穿的皮夹克。我注意到那皮夹克是直接套上去的，里面并没有衬衣，小夏的头发湿漉漉的，似乎还没有干。这些虽然刺激了我，但还能够控制住。当我抬头看见小夏的那幅遗像，我的天，他是那样的年轻、英俊，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的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于是，那块手绢就派上用场了。朱文也流泪了。他的解释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老韩哭，于是受了惊吓，这才控制不住的。

从殡仪馆返回城里的车上，大家都沉默了。由于压抑，刘立杆开始说笑，他说：“开始了，是按年龄顺序来的，从小的开始，下面该轮到朱文了。”这个乌鸦嘴！

的确，在当时经常聚会的朋友中小夏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由于偶然的机遇，我们和小夏萍水相逢，成为了朋友，又由于世间的无常，他率先死于这太平盛世。

装修

室内装修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电钻声、砸墙声以及电锯、电刨声已成为我们时代最具震撼力的打击乐，说它是时代的最强音也不为过。无论是新房子或老房子，无论是富人或穷人，年年、月月甚至天天都在装修。真可谓生命不息、装修不止。走进一栋住宅楼，尽管楼道里破败不堪，墙皮脱落、黑灯瞎火，沿墙堆放着垃圾桶、纸板箱以及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破桌子、坛坛罐罐，但推开住户的防盗门，里面无不富丽堂皇，按照各自的经济能力和审美趣味尽量装潢得像宫殿一般。

我由于职业关系，深受装修之苦非同一般。二十年来我基本都是凌晨三点才开始入睡，上午十点以后起床。其实早在这之前就醒了，想不醒都不可能。砸墙声与电锯声平均七点左右定时响起。即使一年中偶然有不装修的日子，但也已经形成了习惯，七点以后便会梦见山崩地裂的可怕景象。年轻的时候还能对付，管它山崩地裂、山呼海啸，我照睡不误。人到中年就难办了。顽固性的失眠虽说与思虑的习惯有关，但楼上楼下邻里永无止息的装修也是原因之一。这么说是否是出于职业习惯的夸张和渲染？非也。这笔账是这样算的。

我们这栋楼共7层，本单元每层4户人家，共28户，按每家5年装修一次，每年就有5.6户人家装修。每户装修平均两个月计，天天都有人家装修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当然，有时是几户人家同时装，那就是加倍地轰鸣震撼。有时整个单元里竟没有一户人家装修，那种幸福的寂静不免让我深感疑惑。我不敢奢望这种寂静持续下去，只是希望装修的人家和我住的楼层多隔几层，电钻和砸墙声离得远点。对我而言远远传来的打击钻洞的声音简直就是催眠曲了。

大约半年前，对门的一家开始装修。由于与我的卧室仅一墙之隔，其震撼力自是不言而喻。两个月后终于装完了，男主人深感欣慰，乘兴去医院动一个小手术（割阑尾之类）。也许他想把自己也“装修”一下，这样才配得上那装修一新的房子。没想到由于麻药过敏，男主人死在了手术台上。丧事和女主人的悲痛我就不在这里一一道来了。总之沉寂了一个月之后，对门又开始装修，显然女主人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听着那越发激昂的敲打和钻洞的声音，我算是彻底绝望了：人活着的时候装，人死了以后还要装，何时才是个头啊？

我们那时候

我离开大学已经二十年了。在我读大学的年代里，大学生别说结婚，就是谈恋爱也是不允许的。学生守则里有明文规定：不得恋爱。因为那会分散学习的精力，国家花钱培养一个大学生是不容易的。

虽说如此，但青春热血如何能挡得住？压抑只能使情感爱欲变得日趋激烈。违反校规谈恋爱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地下大军，每当夜幕降临，树丛中、楼道里、围墙下面，凡黑暗隐蔽的角落处无不活动着学生情侣们卿卿我我的身影。学校保卫有事做了，他们身着军大衣，手持三到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在校园里四处乱晃。一旦被保卫科抓住，情侣们便被带往办公室，接受审问、笔录，通知系里。结果便是写检讨、受处分，并保证就此改过，也就是结束恋爱关系，保证双方不再来往。

保证当然是无效的。因此这猫与老鼠的游戏永无休止。到最后双方（情侣们和保卫科）都玩出乐趣来了，也不一定非得被带往保卫科，或者非得移交给系里。保卫科以发现、盘问（细节）为最大享受，情侣们则以躲避和应对保卫科为恋爱的附加内容。

我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史称“七八级”，人才积压了多年。因此我的同学平均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上大学之前已经工作和结过婚的占半数以上。既已结了婚自然不会要求离婚（否则就太无人性了）。因此不得恋爱结婚的规定实际上是针对我们这些没有恋爱结婚经历的学生的。我的一位同学，二十七八岁了，在家乡有一个未婚妻。寒假回家时在女方的催促下悄悄地领了结婚证。这件事后来被披露出来，校方派专人前往调查，属实。这位同学因此没有领到毕业证，离校后工作多年都无法落实。一张毕业证换取了一张结婚证，当真不值得啊。

年龄更小的学生（我读大学时只有十七岁）就更难办了。既无老婆也无未婚妻，按规定也不能谈恋爱，还得忍受那些结过婚的同学关于性爱和女人的谈论。他们的妻子从家乡赶来与丈夫亲密地团聚，或者丈夫寒暑假回来回味和老婆肉麻的亲热乃至酣畅的房事。熄灯以后，眼望宿舍的天花板耳听这些家伙的深情追忆或下流的细节，青春澎湃的我们真的有些不能自已了。

我读的是哲学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个班共八十人，女生只有四个。我们就是甘冒被保卫科抓获的危险想加入夜幕下的恋爱大军机会也不是很多。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同学不免为此深感焦虑。一次我们听说避孕套是免费的，在任何一家药店里都能要到。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们去了一家药店，果然要到了几只避孕套。回宿舍之后在被窝里每人都试戴了一回。除此之外，这玩意儿对我们就一无所用了。

时代真的不同了，不仅发放避孕套的装置进了校园，在校的大学生如今也可以结婚了。经历过那样的时代，我觉得无论有怎样的弊端，这都是一个进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光，谨慎的抉择是另一个题目。

笑忘录

我的记忆力一向不好，年轻的时候因此很自卑，后来也就坦然了。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的记忆力是那样的弱小，常常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将此视为反抗的生理基础。忘性大了，忘记的事情多了，就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了。真的，有谁能比我的记忆力更差呢？

九十年代我有一度每年都去深圳小住，投靠的那位朋友叫新民，他是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白天新民去公司上班，我闲来无事在小区里乱转。不远处有一个租录像的小店，我常常会租几盘录像带带上楼去消磨时光。一天新民下班回来，问我：今天看的什么带子？我答：《费城故事》（顺便说一句，我的临时记忆还是不错的）。对方瞪圆了眼睛，说：你不是看过了吗？我说：没有啊。新民说：你这人！去年你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过镭射电影，就是《费城故事》。我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从头看到尾，要是去年看过一定会有印象的。

于是新民在抽屉里翻找一阵，找出一个大本子，是一本日记。新民有记日记的习惯，所用的本子是公司特制的，每天一页，并按钟点标好了时间。一本日记本365页，一本就是一年。这本日记是去年的。新民翻至某页，在“15∶00”一栏里写着：与韩东去南国电影院看《费城故事》。铁证如山，我无法抵赖，只是讷讷地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段子我经常向朋友们提起，不仅因为印象深刻，还由于对自己的记忆力差已经完全原谅了。真有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意思。我的理论是这样的：遗忘是一个写书的人不可多得的品质，因为在记不住的地方虚构才能得以展开，那可是想象力和创造的领地啊。

一天，又逢朋友聚会，我不无遗憾地宣布：昨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这哥们比我的记忆力还差。在座的面露惊异之色，大约心里在想：竟然还有人比你的记忆力差？他们问我：这哥们是谁？我想了半天回答说：记不起来了。我并非在玩什么花招，的确，在那一瞬间我想不起那人究竟是谁了，并且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起来。于是关于我的记忆力差或遗忘的品质出众又有了一个新的佐证。

好在在生活中差劲的记忆力并没有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我听说一个故事，一位花花公子携女友翩翩而来，碰见了一位朋友。花花公子给二人做了介绍，三人有机会一席谈。大约半年之后，这花花公子带着另一位女友又碰见了那位朋友。这次，花花公子没有介绍，只是对女友说：你们见过面的。那女人反驳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花花公子责备说：你这个人，记性真差！席间，女人去解手，朋友向花花公子说道：上次我见到的是你那位徐州的女朋友，不是她啊。对方恍然大悟，连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醒！

因此我以为，遗忘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全忘，忘得一干二净。记一点忘一点早晚是要出事的。

跨越阶层的友谊

跨越阶层的友谊是可能的，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我们甜美的经验之一。但若以为这样的好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就错了。说到底，跨越阶层的友谊是困难的，并且很容易导致不洁，最后，只剩下友谊的一种变态了。

跨越阶层并不是跨越一条界沟，不是平移，而是上下的运动，因此，首先需要克服的不是偏见，而是重力。这是极为困难的。

人们身处不同的群体，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纷争不断，若它们处于同一个平面上，乃是偏见使然，文化习俗的差异、语言、宗教或标志的不同只是某种借口。国家、民族和集团说到底是放大的个人，在这些庞然大物身上起作用的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说是人性的本能也一样。对于陌生人、不同的人，人们总是本能地将其视为敌人，或潜在的敌人，直到熟悉了之后，才知道他们原来和我们是一样的。放大的个人具有和集中了个人身上所有和全面的恶，想从中寻找超越性的善，是根本不可能的。还有什么比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争斗更丑恶和破坏性更大的吗？还有什么比它们之间的通行的利益原则更赤裸裸和伪善的吗？没有了。

这还是在一个平面上所做的描绘（假设这些国家、民族、集团具有相同实力），再加上阶层，跨越的希望就更加的渺茫了，甚至万劫不复。

阶层，意味着等级，靠权力的拥有支撑，它的核心就是权力、实力或力量，是强力本身。跨越强力可不是一个认知问题（例如偏见），而是整个身心的运动。说到底，在原则上我看不出任何跨越阶层友谊的可能，但在经验中，这又是我们曾经品尝过的最甜美的甘露。因此我认为，跨越阶层的友谊与其说有赖于机缘，不如说乃是天赐，它虽然发生了，但本质上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应该学会感激。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纯洁的友谊，并非奴役和被奴役、控制和被控制、依附和被依附，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利用和相互利用。

跨越阶层的友谊（纯洁的）其表现的就是，在地位较高的人那里，就是放弃奴役、控制、压迫，就是放弃权力。在拥有这些权力的地方放弃它们。在地位较低的人那里就是心存感激，而不可将对方的放弃视为应当。说到应当，在拥有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奴役、压迫和控制才是应当的，或者说才是正常的，符合人之本性的，相反的东西便是稀有和崇高，本质上非人的。感激亦然。

跨越阶层的友谊在开始时可能是纯洁的，但由于力量关系的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易变形（变态）。地位较高者对地位较低者的蔑视、优越和地位较低者对地位较高者的仇恨、倾慕我们屡见不鲜。而真正平等和完全纯洁的友谊则有赖于双方，说它是跨越自我追求真理的道路也不为过。除了自己尽力，还得依靠真理的指引，并且绝不把任何收获归功于我们。

展望和出路

我听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又听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都对，又都不对，那得看你面对未来之时是否乐观或者悲观了。

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前一句话，中年以后我比较倾向于第二句话。是我对未来丧失信心了吗？非也。只是历史，过于沉重的历史让我觉得不可盲目乐观。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得以解决。或者说这样的问题解决了，那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这里的问题解决了，那里的问题又出现了。最重要的还是，虽然物质丰富、科学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逆转，但人心、人的灵魂、人的苦乐感知几千年来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寄希望于物质生活的提高、科学的日益精微以及社会改革的进程是完全无效的。人心是那样的古老，它在全新的压力之下依然会破碎、变态，流血流泪不可避免。在即将开始的公元两千零三年依然如此。

现代生活的三大迷信便是：物质、科学和社会变革。似乎，这是拯救人心的出路和保障。恰在这一点上我持悲观态度。是的，在未来的一年里，人类的物质生活将进一步提升（且不论贫富分化问题），科学和技术将带来更大的方便和客观的认知（且不论生态恶化和虚无主义的蔓延），社会变革将使局部的文明和民主的程度提高（且不论因此而付出的暴力和血腥的代价），但这些，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一颗具体的灵魂、具体的苦乐悲欢又有何用？除非幸运无来由地降临到你的头上。

当一个人受苦时全人类都在受苦，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耸人听闻吗？不，这是被我们一再掩饰的事实真相。当幸运降临我们，难道这是天经地义的吗？受苦加于他人也是他活该吗？无论幸运或受苦都由偶然来决定，我们只不过碰上了某个位置。这一认识是对我们残忍的心安理得的提醒。当幸运降临我身只是一种偶然时，当我这样去认识，陶醉之感便会飘然而去了。我很可能就是那个飞机失事的受难者，很可能就是那个难民潮中的孤儿，很可能我就举目无亲、穷困潦倒、诸病缠身，很可能站在灯光明亮的路边乞讨或身处阴冷黑暗的牢房，我是被毁容者、伤残者、妓女、白痴和疯子，被人唾弃，我还可能被杀父弑母乱伦的罪恶感所充斥，可能沦落到社会阶级的最底层、受人摆布，犹如畜生一般。这是可能的，合乎逻辑的，这逻辑就是人生在世，犹如我可能是一个幸运儿一样。

2003年和其他的年份一样，这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祈祷全体人类的幸福如何能祈祷仅仅属于我们个人的幸福？如果我们不祈祷人心、灵魂的安妥如何能乞灵于物质、科学或是社会生活神话？当然，这是艰难的，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我在此开的药方无任何新奇，并且极为古老，那就是爱。虽然爱已被玷污、被蛀空，在今天被曲解为慈善事业和时髦的爱心，要不就是局限于男女情欲。但爱本身并无错。加上一条，只有爱上了爱本身的人才能触及到爱。这爱犹如虚无一般令承受它的人痛不欲生。

长兄为父

说到“朦胧诗”，不能不提及《今天》，不能不提及北岛。

《今天》是1979年前后出现在北京的一个民办文学刊物，先后出了约十期（具体数字不详），印刷相当简陋，是那种老式打字机将铅字打在蜡纸上，而后油印的。《今天》以刊载诗歌为主，印数很少，每期大约只有几百册。正是这样的一本刊物，成为当代汉语文学的起始。北岛是《今天》的主编，也是其中主要的诗人和小说作者之一。

我首次接触《今天》是1979年。来源是我哥哥李潮。当时他与南京的顾小虎、徐乃建、叶兆言等也在筹办一个民办刊物。《今天》大约是叶兆言从北京带回来的，在圈子里流传。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到山东大学，在那里，我们亦有一个文学社。这是《今天》传播的一条路线。类似的路线应该有很多条。每一本《今天》都到了它该去的地方，物尽其用。

大约一年多以后，《今天》的传播或传阅已相当广泛，正式出版物开始有选择地接受了其中部分的诗人和诗歌，有关的“美学”问题也在公开场合得到了讨论。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歌方式，人们感到很棘手，“朦胧诗”一词便应运而生。当时备受关注的诗人是舒婷和顾城。相对而言，这两位诗人在《今天》中是比较通俗化的。因此，“朦胧诗”既是对“今天”诗歌的一种普及，使之浮出水面，同时也是一种降低。至顾城自杀引发的传媒效应，“朦胧诗”及其挑选的代表诗人已将“今天”诗歌基本遮盖了。公众只知顾城、舒婷，不知芒克、多多、江河。

当年，对“朦胧诗”的公开讨论，水准也比较低下。基本集中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似懂非懂，但却有一种奇怪的美，“朦胧”便是对这种感觉的描绘和总结。比如那时候讨论过所谓的“通感”。“绿色的雨”，这怎么可能呢？雨怎么可能是绿色的呢？于是有人发明了“通感”，以解决问题。

但在公开讨论和阅读之外，北岛、芒克、江河、多多这些诗人却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从不讨论“懂”与“不懂”的问题，也拒绝接受“朦胧诗”一说。我们只认《今天》，只认北岛。在我个人，以后再也不曾有过阅读《今天》那样的震撼了，心神俱震，持之良久。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而一写，便是自觉的模仿。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甚至，我们也办起了“地下刊物”。我由于办刊物而触犯了有关方面，以传阅《今天》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当年，我只有20岁。

然而，我们真正的“对手”，或需要加以抵抗的并非其他的什么人和事，它是，仅仅是“今天”的诗歌方式，其标志性人物就是北岛。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此乃题中应有之意。有人说，这是“弑父原则”在起作用，姑且就这么理解吧。

1982年，我写出了《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一批诗，标志着对“今天”诗歌方式的摆脱。在一篇文章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词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自然，这样的攻击于北岛本人无碍。

回首往事，我常常感到我们“出身”的贫贱。我的父亲就是写小说的，但我从来也没有觉得他是我文学上的父亲。我们反抗传统吗？但“传统”何在？在文学上，我们就像孤儿，实际上并无任何传承可依。这里，引申出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我的划分，这却是我的实际感受。这种孤独无助感持续在几代（其实是几批）诗人作家中。九十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乃是一种否认自身贫贱的努力，试图把自己嫁接到西方的传统之上。如今有人倡导回到唐朝、唐诗宋词，回到李白，亦是幻觉。贫贱的我们只有长兄为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世外高人

我正在写一本书，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准备阶段我陆续看了一些当代国内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狗子的《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当时我就认为，这本书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高峰。我在想，我的长篇如果能写得和狗子一样好，就知足了。要差也不能差到哪里去。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它为同行们树立了必要的标准。尤其这是一本由活着的我见过的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的书，其鼓舞人心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我大约是在1978年认识狗子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一家报纸当记者，来南京组稿。无论见面之前或之后，我都不知道狗子写东西，但我本能地喜欢这个人，因为他不曾说过一句令我反感的蠢话。记得当时我把一些也是写东西的朋友召来，大家一起去汉中门广场坐了坐。正是夏天，凉风习习，我们每人手上拿了一瓶冰啤酒，就这么边喝边说了一些话。其间狗子打开录音机，录了几段有关文学的谈话。

回北京后，狗子将录音整理出来寄给我，使我大吃一惊。这些谈话如此的精彩，风格简约，观点尖锐。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说得好（我们一向都说得不错），全在于狗子的整理不同凡响。因此我特地给狗子写了一封“感谢信”，告诉他，我曾被很多记者、评论家采访过，但没有一次，谈话整理得这样好。

从此开始，我和狗子不时地会有一些联系。后来我知道，他也写小说，并且已经写了不少年了，也曾经发表过，当然，他从来都没有热门过，否则我也不会不知道他了。

1999年我参与了《芙蓉》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阶段，认识的作者很少，于是便想到了狗子。我写信向他约小说。狗子的小说寄来后，又让我吃了一惊（他总是让我吃惊），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写得那么出色。这篇题为《飞了》的小说后来在《芙蓉》上发表了，和狗子以往的小说一样，评论界视而不见。狗子第三次让我吃惊就是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了。

这就是狗子，除了写作之外不知道如何去当一个作家。他完全的绝对的和文坛没有任何联系，与民间的文学团体、圈子的关系也纯属私人性的。狗子有无数的酒友，他本人也是每天喝得醉醺醺，难得有清醒的时候。有好几次他给我打电话，都是在喝高了的状态下，前言不搭后语。写得少，写得高妙，又不善于经营，难怪竞争激烈的文坛、评论家和媒体会忽略他了。但在我眼里，狗子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

狗子的小说写自己，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心路历程，入木三分，说是刻薄也不为过。按狗子的话说：“不就是卖自己嘛！”他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但整体的调子是反省的、苦涩甚至绝望的。与王朔等相比，狗子的小说丝毫也没有自鸣得意的色彩。由于这种毁灭性的诚实，使得他的小说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此外，狗子的语言功夫和叙述技巧也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特立独行的张钧

九十年代，评论界和作家们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主要体现在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专业的评论家和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之间的冲突中。自然，各有各的道理。作为“当事人”，我属于“新生代”一方，因此十分清楚自己排斥对方的理由。总结如下：

1，他们不读具体作品，喜欢谈论“整体趋势”。

2，奔作者的人身而去，不仅脱离作品，同时也离开文学问题本身。

3，实施道德批判或审判，同样，主要针对的也是作者的人格。

4，十分的情绪化，把维护个人的荣誉放在首位，生怕被被评论的作家小瞧。傲慢和自卑混杂，凝结成某种生物性的敌意。

在此情形下，“新生代”作家自然被妖魔化，成为一伙道德败坏应予以修理或铲除的一群，读他们的作品“只会污秽了我的眼睛”（某评论家说）。

就像离开具体的作品和个人谈论“整体趋势”是对作家不公一样，谈到这一时期的评论家，我们亦不可采取同样的态度。特别是情绪激动过后而趋于冷静的今天。在此前提下，我谈论张钧。

张钧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现代当评论家与“新生代”作家的冲突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他没有置身事外，而是身陷其中，但就其态度而言，却完全的不同。

张钧读具体的作品，不仅读，而且读了很多。

张钧的研究和思考很少从“整体”出发，总是那么的具体、细致，甚至都细致得过分了。

对“新生代”没有道德批判，只有理解，或者试图理解。

在工作中，总是那么平和、平静，甚至说愉快也不为过。乐在其中。

我和张钧只见过一面。他千里迢迢地从东北跑来，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新生代”作家访谈之旅。行囊既大又沉，并非多带了换洗衣物，基本上都是“资料”。我的那篇访谈整理出来后不到两万字，而此前他为访谈所做的笔记就有三四万字，更别说他细读了我已发表的全部作品。不仅对我，对其他作家的访谈也是这样的，读全部作品，做详细笔记。按后来出版的《小说的立场》一书计算，访谈作家有二十八位，其作品相加总量保守的估计也得2000万字。这仅仅是阅读。可见张钧访谈工程之浩大。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张钧是我喜欢的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迂腐”和我的“刻薄”本来很有可能弄得不欢而散，但都被他的宽宏大度一一地化解了。而且这不是有意为之，乃是张钧的生性使然。他的平和和善意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回东北后，张钧和我通过不多的几次电话。一次他在电话中说，他刚完成了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是有关家族史的，想寄来给我看看。我等待着，但最终也没有看见他的这部作品。大约那时他已经病倒了。从《小说的立场》一书中我读到了他的身世，很多东西都突然明白了。他的死亡与苦难的生活有关，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活着的时候，那种通达平静，待人以诚，那种谦卑和专注，乃是生活磨砺的结果。当然，说这些已经晚了。

我很高兴《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能得以正式出版。这本书不仅是张钧艰辛劳作的成果，同时也是一个见证，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所思所想。他们绝不是千人一面的，写作的目的和态度各不相同，抱负和归宿也因人而异。我想，这正是张钧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文学专业研究者所应该把握的。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

毛焰即矛盾

关于艺术家的生活及其艺术，有一致说，有分离说，有矛盾说。争论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意见。在毛焰这里，更多体现的是矛盾。或者说，我愿意用矛盾来描绘毛焰和他工作之间的关系。

朱文曾分析过毛焰的名字，说毛与焰碰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虽然这只是一种“戏说”，却不无道理。

首先，毛焰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伙伴。我们的交往，不完全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觉得彼此都是一个“人物”，也不是由于对对方工作的某种理解，所谓的“惺惺相惜”。对我而言，毛焰首先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玩和会玩的人。如果有一天毛焰离开了，我会觉得走了一半的人。这并非什么夸大之辞。

声色犬马之徒比比皆是，并不缺乏，为什么我单单觉得毛焰不可或缺呢？说实话，我很少参与毛焰的各种“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是听，听毛焰说他的“玩”。高谈阔论间不乏真知灼见，这的确是难得少见的。毛焰的乐趣在于玩，更在于说，说他怎么玩，说别人怎么玩，说玩本身。毛焰，竟然也玩起语言来了。

我说毛焰好玩，毛焰说和我在一起很快乐。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不过是他的恭维，心中常常惴惴的。相对而言，我是一个比较严肃刻板的人，生活中缺乏情趣。毛焰却坚持和我在一起的“快乐说”，相反，和他的那些玩伴聊天却兴味索然。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毛焰在和我玩语言。作为一个写作多年耽于思考的人，语言自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毛焰以我为对手，成双作对，不仅旗鼓相当，还常常占了上风。好一个毛焰！

别以为我们只是嘴上快活（这是当然的），机锋往来，以争个高下输赢。那也太小瞧毛焰了。这样的交谈之所以快乐，是由于理解、反应、印证、相互欣赏以及心领神会，因此才谈得上过瘾。杨黎认为，语言即世界。套用他的话，我以为语言即思想。正是通过毛焰的说，我才理解了他的玩，继而理解了他的想，以及理解或可能理解他的工作和艺术。

按我的话说，毛焰之于声色世界不仅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更重要的在于他有超乎寻常的高度敏感。这后一点正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的一项保证，也是全部的困难所在。

一个具有某种能力的人，禁止其使用这种能力是困难的。具体到毛焰，对声色世界的投入乃是能力所致。他对物质、对感官刺激、对乐趣无不抱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与通常理解的物质欲（占有）有别，其本质乃是享受。以金钱为例。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有两种，一是占有，一是享受。毛焰属于后者。而前者一般而言并不具有享受的目的，赚钱只是为了积累。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一样，毛焰喜欢享受，而无占有的癖好。他的消费能力是超常的，这不是说他很有钱，可供享受。恰恰相反，毛焰的消费可能很小。在我这里，消费能力和消费可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消费的欲望、倾向、感受力，甚至身体状况。后者指可供消费的外在资本、资源、金钱和权力。对毛焰而言，超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贫乏的消费可能，只是困境之一。困境之二，由于他的名声和市场，只要愿意，便可瞬间提高自己的消费可能，使之与他的消费能力相适应。但由于对艺术的理解和虔诚之心，他并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所说的矛盾。这矛盾在毛焰的身上成为某种特别的痛苦和煎熬。

话说白了，就是毛焰需要钱，又能轻易地挣到钱，但他一直抑制着自己，不以艺术或艺术家的名义去挣钱。

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矛盾和危险。由于对声色世界不能自控的投入，艺术家赖以为本的敏感性势必遭遇磨损，变得迟钝。这就是为什么在玩乐之后或之中，毛焰常常反省。他更喜欢享受后半段的“说”，而不是前半段的“玩”。即便如此，也免不了随之而来的空虚。这种空虚和自责的情绪虽不易被人察觉，但在毛焰本人却是一个心结。

当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与声色世界的交往中，毛焰本能地锤炼着他的敏感性，使之尖锐。另一个有力的托词是，与声色世界的交往是艺术家的天职，他们从中获得形象和现实感。但，切莫忘了超越的目的。如何在天与地之间保持平衡，保持沟通的能力，是一件微妙的事，亦是天才的责任。从目前的效果看，毛焰仍在努力维持着一种局面，并很成功。但我确信，这代价是巨大的，不反映在表面，已深入内心。

处于表面的、可观察到的范围内，毛焰矛盾的地方就更随处可见。

他是我所知所认为的最好的画家，也是我所知所见过的最不愿意画画的人。他总是想从画布前面逃开。这对一个把艺术视为生命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更不可思议的是，每次，他都能回来。

在一本画册里，我见过毛焰的一张照片。他拿着笔，在画布前面。这是一张“工作照”，但显然不是摆拍的。在这张照片上，毛焰毫无风度可言，眼睛至画布的距离大约只有一寸，或者两寸（鼠目寸光）。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毛焰全神贯注的状态。如果你知道在生活中，毛焰是一个怎样手舞足蹈、喜形于色的人就会像我一样吃惊。

关于毛焰的作品本身，我自然不必多说。谁都知道，他只画肖像，而且常常是一个人、一张脸。技术精良、力透纸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焰是保守的和单纯的。但在生活中，这个人却又如此的无所顾忌和花哨。音乐、汽车、足球、服饰、电影、文学、酒色、棋牌、历史、国学、书法、电游……无一不曾涉足，无一不津津乐道，无一不鞭辟入里、见解高妙。当然，也有毛焰不懂的，比如经济增长、民主政治等等。

由于篇幅所限，有关毛焰的“矛盾”我就不一一道来了。这里，我只是想提供一条理解毛焰的思路，毛焰的生活和他艺术的关系。而由矛盾所产生的表面的或内在的压力则只能由毛焰本人承担了，所谓冷暖自知。鉴于毛焰所成就的艺术，无论他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我以为都是值得的。

夜行人

夜行人

每天晚上我要在酒吧里待到很晚，出来以后，有时还会和朋友们一起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吃夜宵。吃完一般已经深夜两三点，有时是三四点，朋友们钻进出租车，作鸟兽散了。这时，我的幸福时光来临了。我拒绝打车，坚持步行回家，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从我们吃夜宵的排档到我家大约需一小时左右，若走大路会绕一点，需要七十分钟，小路五十分钟就到了。

朋友们劝我走大路。大路沿途有很多街灯，照得路面明晃晃的，自然很安全，我被打劫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时间毕竟很晚了，心里想着节约时间，因此我还是走小路的时候多。但我并非是一个不谨慎的人，每次都会来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那里的地上堆积着很多鹅卵石。我捡起四五个鸡蛋大小的装入衣袋中。再往前走的时候鹅卵石发出相互摩擦的嗒嗒声，使我感到很踏实。回到家，再把鹅卵石尽数取出，放入一只专门的塑料桶中。日积月累，眼看着那梧桐树下的鹅卵石越来越少，而我家塑料桶里的鹅卵石越积越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坚信到我年老的时候收集的鹅卵石就可以用作建筑材料，铺满我家的阳台，甚至整个房间了。到时候脱了鞋、赤着脚去上面踩一踩——就像公园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样，定能起到强身健体之用。

走小路必经一条黑暗的小街。白天的时候两边开着一些小店铺，这会儿全关门打烊了。街面坑坑洼洼，街边堆放着垃圾桶、板条箱之类的杂物。这条街又直又长，每当走到此处我便将右手探入衣袋中，攥紧一枚鹅卵石，直到攥得发热发烫。我在想：如果碰上打劫的，这几枚鹅卵石扔出去之后，我该怎么办呢？撒腿便跑，可小街太长了，也许没等跑出巷口就被追赶的人撂倒了。后来我想，我没处跑，打劫的人也没处跑啊。如果换了我出去打劫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黑暗、幽深是够了，但不够曲里拐弯。由于我善解人意，站在打劫者的角度上思忖了一番，心里也就坦然了。到后来甚至手里也不再紧攥鹅卵石了。

除了怕遭遇打劫的这一层，剩下的感受就只是幸福了。寒风扑面，吹得脸颊冰凉，可身体却越走越热。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大家都躺平放倒了，唯有我立着，并很有节奏地走着。从实在的建筑物的后面和上面露出了空虚的天幕，星辰、浮云还有月亮。偶尔还会碰见扫大街的，搬运牛奶箱的或骑单车下夜班的人。歌舞厅门前霓虹闪烁，隐约的乐声传出给我的行走带来了断断续续的节奏。出租车为了兜生意，也表现得十分的谦逊，冲我轻柔地按着喇叭。有一次我碰见一个疯子，站在街心花园里对着天空大骂：“我操你妈逼！我操你妈逼！……”他用足了力气，每骂一句身体就扭动一下。这也使我感到幸福，因为天空将他的愤怒吸收了，一如将我无言的忧伤吸收了。

手机的故事

老袁喜欢看本市的晚报，并引以为当然权威。如果你和他争论什么问题，老袁总是说：报上是如何如何说的，意思是不必再争论下去了。当然啦，老袁的最爱还是那些奇闻逸事和花边新闻，比如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头母狮子如何地迷恋一头小鹿，不仅不吃它并且百般地呵护。一只硕鼠如何地戏弄小猫，将其撵得满屋子乱跑。

这天在茶馆里老袁又讲起了晚报上的一则新闻，说的是儿子给老两口买了一个手机，为了联系起来方便。一天儿子来了电话，老头子抓起手机，但听不见对方的声音。老太婆说：“这是移动电话，怕是要动起来才能听得见。”于是老头子便边走边“喂”，“喂”了半天还是听不见。老太婆又说：“怕是你动得还不够快。”老头子闻言便跑了起来。由于家里地方不够大，他索性来到外面的街上，一面跑一面举着手机“喂”个不停，路人无不侧目而视。

这则新闻其实我已经看过了，但印象不深，此刻听老袁讲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他边讲边表演，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兴奋得脸都红了。大家笑了一番后桌子上的气氛趋于冷静，老袁突然想起来给老婆打一个电话。老袁本人是没有手机的，每次与老婆联系都要借用别人的手机。过程是这样的：老袁念出电话号码，手机的主人帮着拨号，接通后再将电话交到老袁的手上。老袁通完话将手机交还给主人，由后者按键结束通话。与晚报上的老两口相比，老袁总算知道手机不必跑动起来也一样说话。

这一次，老袁借的是我的手机。按惯例，我帮老袁接通了，然后将手机交给老袁。只见他“喂喂”了半天，然后把手机递还我，说：“怎么没有声音？”我拿起来一听，电话那头老袁的老婆说：“他怎么不说话？”我又将手机递给老袁，说：“怎么没有声音？你老婆问你怎么不说话。”老袁又开始“喂”，还是听不见，把手机递给我的时候他说：“你他妈的戏弄我！”我真的很冤枉，只好将手机交给另一个朋友，让他作个证明。那位朋友说：“的确是通的。”于是老袁又开始“喂”。这时我才发现他根本没有把手机的听筒放在耳朵的位置上，而是贴着太阳穴，如此如何能听得见？

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开始教育老袁，说：“你以为手机没有听筒就能听得见？没有话筒就能说出话？”并将手机听筒和话筒指给老袁看。老袁不免羞愧难当，说：“今天我算是长见识了。”他为自己辩护说：“老韩的手机我是第一次用，那眼眼（指听筒）也太小太靠上了！”我说：“还嘲笑人家老两口呢，我看你也差不多，老袁，该反省反省啦！”

草原牧歌

7月初，我去了一趟云南，跑到了丽江古镇上。去之前，关于丽江我有许多美好的想象，去了以后，觉得不过如此。不是说丽江不美好，它的确很美丽，但是游人太多了。我们住在新城区，每天去古镇上喝茶。丽江古镇游人如织，几条小街都塞得满满的。古镇上的老屋也都变成了饭馆、咖啡馆和卖旅游纪念品的门市。当地人和我们一样，不住古镇，而是住在新城区。我还在古镇上发现了柯达胶卷冲印店和肯德基。难怪同行的老丁感叹说，如今世界真的已经大同了。

那么我们就走得更远一点吧。两天后，我们包了一辆出租车向中甸进发。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也叫香格里拉，听听这个名字，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呢？

一路上自然是风光无限，尤其接近中甸县城时，沿途的大地似乎更加的宽阔平坦了。路边出现了藏族式样的民居，还有平如织毯的青绿色的草原。能见度极好，能看出去很远。远处的地平线上群山绵延起伏，天空中翻卷着五彩斑斓的云霞。的确有一种到了人间仙境的感觉。

中甸县城则感觉一般，除了游客比丽江少一些。一条柏油铺就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两侧是一些新起的杂乱而丑陋的建筑物，马赛克、玻璃幕墙闪烁着刺目寒酸的光芒。我们在一家星级宾馆住下来，洗了个热水澡，第二天一早就打道回府了。

我们惦念着来中甸路上经过的那片草原，计划中途下车，去草原上打个滚撒个野什么的，最好能找个藏民聊聊天。一路上我们都在选择停下来的地方。直到路途过半，如果再不停下就将和草原错过了。

突然车辆行驶中的风声和马达的噪音就停止了，我们来到车下，仿佛进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路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手持竹竿在放羊，他的身后（也就是路边）风景美得让人心疼。我们就这样走进了一幅典型的图画里。那少年也非常非常的典型，脸色黑红黑红的，人长得十分漂亮，但又不是演员的那种漂亮。他的漂亮和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那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拍一部与自然有关的电影，男主角非嘎迪莫属。嘎迪是那少年的名字，也很典型。他告诉我们：爷爷奶奶在田里劳动，爸爸妈妈在山上摘橘子，妹妹在山上放牦牛，家里这会儿没有人，只有一条看门的藏獒。这些内容也很典型。远处的山坡上有几栋漂亮的藏式民房，其中的一栋是嘎迪的家。放眼望去，花草遍地，直至天边。天空蓝得可怕，飘动的云彩白得让人心惊。真是太典型了。

我所谓的典型是指牧歌。看来牧歌的确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已经久违了，只能从书本、影视中得知它。还有一点，牧歌是从我们的角度说的。从嘎迪的角度呢？当我们问嘎迪：“你不觉得你的家乡很美吗？”他坚定地回答：“不觉得。”

草原牧歌（二）

我写过一篇短文，叫《草原牧歌》，说的是我们在中甸草原上遇见一个牧羊少年的事。那篇文章的笔法有些抒情，调子也比较唯美，加上篇幅的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细节。这次过年，一帮朋友又聚在酒吧里，当时去云南的几位都在场，凑齐了，不由地又说起了那次路遇。关于那个叫嘎迪的少年大家都印象深刻，我说他“非常的漂亮，不是通常的那种漂亮，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了”。老丁说：“简直就像圣童一样。”

记得当时我掏出香烟，给老丁、老楚各发了一支，顺便问了嘎迪一句：“你抽烟吗？”他回答：“抽。”后来老丁说他大吃一惊，看不出来，他居然会抽烟。看着远处山坡上美丽的藏式民居，老丁很想让嘎迪领我们去他家里坐坐。嘎迪说，就在昨天夜里，他家前面的那栋房子里有一个老人死了，意思是此时去不太方便。眼前的风景是那样的美丽，真不敢相信居然有人会死。另一侧的山坡上也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嘎迪说那是小学校，现在放假了，没有人。于是我们问起嘎迪有没有读过书？他回答说没有，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问他的妹妹有没有读书，嘎迪回答也没有。当时老丁问嘎迪：“想不想去读书？我可以给你一点钱。”嘎迪说：“谢谢，我太大了。”

还有一个插曲。因为嘎迪说没有读过书，老楚怀疑他不识数，于是问：“你放的羊有多少只？”嘎迪回答：“四十五只。”这让老楚既高兴又失望。

我们在那美丽的地方转了很久，一方面是由于迷恋那仙境般的风景，一方面，真的想为嘎迪做点什么。后来我们返回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准备走了。我从旅行包里翻出一条香烟，跑过去送给嘎迪（这条烟是老楚送给我的）。当我觉得仅仅如此还不够，走近嘎迪的时候悄悄地对他说：“如果你答应上学，或者你妹妹上，那个人会给你钱的。”在我的鼓励下，嘎迪点了点头。于是我跑回来对老丁说：“他答应让他妹妹上学了。”老丁也很高兴，拿了一个信封走过去塞给了嘎迪。于是我们便心满意足地开车走了。

这会儿，在酒吧的桌子前，老丁说：“那可是一笔不算少的钱啊。”我说：“他们上学一年只需要五十块钱。”老丁说：“不会吧，怎么可能呢！”我说：“是这样，我问过嘎迪的。”老丁说：“那个信封里有四千块钱，当时我把身上剩下的钱都给了他。”我说：“这么多？对嘎迪来说真够刺激的。”“是啊是啊。”善良的老丁忧愁起来了，为他的那笔钱将给嘎迪的人生造成怎样的后果而深深地担忧。

“前几天嘎迪给我打过电话，用他叔叔的手机，问我们新年好，说他的妹妹已经上学了。”老楚说。他是想安慰老丁吗？或者确有其事？这就不得而知了。

广场夜色

市民广场是个好地方。夏天的晚上，有钱的人可以去茶馆、酒吧，享受空调。没钱的人便来到市民广场，吹自然的凉风。广场上有花坛、石椅、柔和的满月般的路灯，有各色人等，有城市生动的夜色可供打量。有的广场上还有喷泉，水柱起落时常常围了一圈人在看。

我和有钱的朋友相聚时便去酒吧，和穷朋友相会就来到市民广场。我们去路边的小店里买上几瓶冰啤酒，坐在花坛的台阶上喝。一面喝一面四处张望。广场的确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来这里歇息和穿梭的有穷人、流浪汉、捡垃圾的，有相拥在一起做出各种亲热动作的恋人（不排除偷情的可能），也有误了火车枕着一只箱子在石椅上睡觉的外地人。自然还有那些形迹可疑的女人，以及形迹可疑的男人。在夜色下面无不显得神秘、暧昧、柔和和亲切。

我和穷朋友喝着啤酒，不时地交谈几句。每次总有一个老太婆提着一只很大的黑色塑料口袋在一边看着我们。她的神情有些巴结，笑眯眯的。她是捡垃圾的，在等我们喝完啤酒好拿走啤酒瓶子。就这么在我们的旁边转悠着，视线始终不离开我们，或者我们手中的酒瓶。这自然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压力，因此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喝完就把酒瓶给了她。有时候我们会对她说：“喝完瓶子肯定给你，你先去别处转转吧。”如果不说这话，那老太婆会一直等下去。

还有一些更卑微的人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要饭为生的乞丐、骗子和逃犯也都能在广场上找到他们的栖身之地。而我们晚上是要回家睡觉的，包括那老太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衣裳褴褛的人盖着一张报纸睡着了，鼾声震天，两只又大又黄的脚丫冲着球形的路灯。一方面我很羡慕他睡得那么香甜，一方面我想天寒地冻的时节他又睡在哪里呢？市民广场的确是一些人的家，是他们的夏季之家。

一次我和一个女孩聊天，在鼓楼广场附近的小洋葱酒吧。我们聊得很过瘾，直到酒吧关门了。于是我们转移到广场上，继续聊。这时的广场上一片沉静，该歇息的人都已经找好各自的角落歇息了。突然一个人影走到我们面前，吓了我们一跳。那人一言不发，就这么在我们面前站着，并慢慢地卷起破烂的上衣。借着依稀的灯光，我们看见他的肚子的左边有一个大洞。那洞黑乎乎的，上面还塞了木塞子形状的东西。女孩张口结舌，说不出任何话来了。我反应还算快，一面拿起手机，作拨号状，一面对那人说：“你这是干吗？快把衣服放下来，有话好好说。”直到那人放下衣服，我这才把手上的一张五块钱给了他。他拿到钱便一溜烟地走远了。

女孩仍惊魂未定，我安慰她说：“他肚子上的洞是假的，肯定是画出来的。你没看他走路的那股劲头？不可能是残疾人。”

小裁缝

我家楼下的小平房里住着一对小裁缝。他们是外地人，小平房是租的，面积大约只有七八个平方，窄窄的一条。最靠里是一张大床，靠门边的地方一面是一台缝纫机，一面支着一大块裁衣服用的木板。夫妻俩常常背对背地工作。他们来南京谋生已经五六年了，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女儿今年已经七岁了，我步行去工作室的时候经常会碰见她背着书包放学回家。见到我她总是礼貌地说：“叔叔好！”

男裁缝长得很英俊，皮肤很白，眉眼清秀，待人接物总是不卑不亢的。女裁缝则是良家妇女，很顺从很满足的样子。再加上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三口生活在这里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奇怪。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平静和知足，他们的和谐与美丽，还有贫困和勤劳不像是真的，有点儿像拍电影。

他们的确很勤劳。我每天回家很晚，有时候要到凌晨一两点，但每次我都看见裁缝家的灯亮着，屋里传出缝纫机的咔咔声。他们租的平房和我家所在的那栋楼原先是属于一个单位的，实际上那平房以前是门房。因此裁缝夫妻很早就要起身，打开院子的大门。深更半夜，若是有住在楼里的人回去迟了，他们也要起床开门。这门房的工作是无偿的，没有报酬的。

不仅如此，裁缝夫妻还为楼里的人代收信件。邮递员怕爬楼，因此挂号信或汇款总是让他们代为签字。这楼里数我的邮件最多，有时候还有出版社寄来的大捆沉重的书籍，裁缝夫妻也一概收下，堆在他们那间本不宽敞的小屋里，等我来取。裁缝做衣服，收的钱也很公道，因此他们总有干不完的活。但即便这样，辛勤劳作所得仍不足以为生。裁缝夫妻于是另想办法。他们在那小屋唯一的一扇窗户外面安置了一台公用电话，在院子里购置了一台卖冷饮的冰柜，靠公用电话和卖冷饮赚些小钱。

那屋子也实在太小了，后来裁缝夫妻活动的范围扩张到了院子里。由于和楼内住户的和谐相处，并没有人提出异议。现在他们家的电视也搬到院子里来了，女儿做作业也可以趴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做了。前一阵街对面的工地施工，盖大楼，晚饭前后会有一些农民工晃到院子里来。有的还赤着上身，傻愣愣地围着裁缝家的电视机。裁缝夫妻和农民工有说有笑的，他们的女儿在人前穿来穿去。我从旁边路过，觉得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以前的这个森严壁垒的院子如今成了生动的小镇一角。楼内的居民开始担忧：“他们也不提防着点儿！”我却在想：“这对神奇的裁缝夫妻是从哪里来的哟？”

女人要有觉悟，男人要有智慧

一天，我们去一个写作的朋友家做客，我们几个也写东西。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我大发议论，说，每一个天才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这个好女人帮衬着天才的男人，因此他才可能成功。我旁征博引，说到博尔赫斯，他又老又瞎，只写一些小短篇，成天封闭在图书馆里，凭什么成功呢？因为他有一个好母亲，八九十岁了，还在张罗博尔赫斯的事。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健康而伟大的母亲就只有靠贤妻了。我还说，《圣经》里对男人女人有明确的分工，男人当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当跟随自己的丈夫。对男人女人它的要求是不同的。我又说，男人女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了，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分庭抗礼是毫无觉悟的表现。

说到这里，我的朋友，也就是房子的主人，示意我且慢。他招呼在厨房里正忙活的女朋友，让她过来听听，受受教育。女孩关掉煤气灶，搬了把椅子坐过来，听我上课。

我接着说，所谓的天才不过是习惯于集中精力。人的智力总量都差不多，有的人分散了，有的人能够集中起来，专攻一门，因此在某些方面特别突出。我说比如瞎子看不见，因此他的触觉就特别好。美国某个州的桂冠诗人是个白痴，生活不能自理，但就是诗写得特别棒。由此说到那些白痴天才，有音乐方面的，有数学方面的。当其余的智慧之门关闭的时候，唯一的出口处智力的能量便汹涌而出，形成气象。因此，各领域的天才在其他方面可以说都是白痴，越白痴越好。

我说的时候，房子的主人频频点头。他是一位“自由作家”，只会写小说，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能力低下，非常地需要别人照顾。而他的女朋友并不善于照顾人，像今天这样下厨房做饭是很罕见的，大约是因为我们来了。

这顿饭总算吃得不错，大家都深受教育，明白了事理。饭后，女朋友收拾掉碗筷，一时兴起，说是趁我们在她想挪动一下客厅里的橱柜。朋友家的客厅不大，主要是布局不很合理。两张长沙发对面放着，一只高大的碗橱占去了很大一个地方，显得拥塞压抑。女朋友想把破碗橱挪到厨房里，把厨房里的那只小巧的冰箱换出来。她的建议明显是明智可行的。可我们的朋友马上变得焦躁起来，脸皮皱成一团，连连挥手说：“不要不要，你们烦死了，吃饱了撑的吧！”我们说：“不需要你动手，你只要看着就行。”他说：“那我也烦！”他甚至站起身来，走到我们身边看住我们。大家说服了他大约一个小时，仍然不同意。

我对我的朋友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别人要照顾你、料理你的生活，你却不肯放权。因此我觉得你最需要的并不是照顾，而是被照顾的习惯。你应该把自己也看成一件家具，委托给你的女朋友，随便她挪来挪去，这才是智慧之道啊。”

朋友说：“我自己照顾自己已经习惯了。”

我说：“所以说女人要有觉悟，男人要有智慧。”

老杨

老杨当年是红卫兵司令，一看就是一个人物。他身高一米八几，下过乡、进过工厂，还养过一阵子蜜蜂。由于长年进补蜂王浆，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像三十来岁那么年轻。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中气十足。他们那一代人据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说。大约是文革时期唇枪舌剑练出来的。无论面对谁，谈什么话题老杨都当仁不让，哗哗哗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根本无视对方的存在。如此掷地有声的雄辩真让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一天我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当得知我是一个写诗的，老杨立马谈起了诗歌。他说北岛来事，写得好。北岛曾写过“星星的喧嚣”这样的佳句，有人说星星怎么可能喧嚣呢？那是因为城里人太没有阅历了。老杨说当年下乡时他们待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晚上遥看满天的星斗，星星就是喧嚣的！老杨说得愤愤不平，就好像我反对那劳什子的“星星的喧嚣”，真的很冤枉。老杨继续说：你们只会写什么“星星眨巴着眼睛”，太俗太俗了！这就更冤枉啦，我什么时候主张过“星星眨巴着眼睛”呢？

老杨雄辩，并且好斗。不仅对写诗画画的“文人”如此，面对市井无赖小痞子他更是肆无忌惮。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老杨对我分析过人的心理。他说，人的强硬都是假的，是外面的一层壳。如果你表现得比他还要硬，他就完蛋了。我承认，老杨对世事的洞察很有道理，并且他的这一套屡试不爽。但私下里我觉得一般人怕老杨是因为他是一个大个子，看上去不太好对付。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老杨的理论几乎就此崩溃了。

那时候老杨的生意已经初具规模。一天晚饭后楼下吵吵嚷嚷的，是他们公司的司机喝醉了打老婆。老杨踱过去，看见司机一手持刀一面威胁老婆，有几个人抱着他在劝说。老杨说：“你们放开他，别拦，我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手下放开司机，后者便冲了过来。一面冲一面对老杨说：“你躲开，不然我连你一起捅。”老杨说：“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有本事你往这儿捅，我倒要看看……”话音未落，司机的刀子就捅进去了，正好是老杨指点的地方（他的大肚子）。老杨惊异得说不出话来，抬起手一看，全是血。老杨晕血，于是乎身子一软，轰然倒地。

如今老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发过财，这会儿估计又赔进去了。据说他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盖了一间土屋，准备安度晚年，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再也听不见老杨的大嗓门了，甚至有关他的音信也很少。估计那一刀下去老杨走了气。遥望头顶的星空估计也不再喧嚣，而是一个劲地哆嗦着。

野猫们的辛德勒

人养狗已经有几千年了，养猫，大概也有几百年了吧？但不知怎么的，每过一阵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或局部的灭狗或灭猫运动，对猫狗们实施血腥的大屠杀。都说，这是小事一桩，犯不着为此感慨或伤怀，但对猫狗们来说这可是一件最最重要的大事啊。人对猫狗的宠爱一如对它们的残忍，都是非常极端的。正因为曾如此这般的宠爱，其残忍的效果就更变本加厉了，就更残忍了。人啊人，如此的极端，如此的反复无常，不可捉摸，站在猫狗的角度说，怎能不整日地心惊胆战呢？我曾听说，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话没错。但人类绝对不是狗或猫的忠实的朋友。怎么可能呢？

在历次的灭狗灭猫运动中，人性的残忍、乖张和卑劣不免大暴露。有关的情节在不少文艺作品中都有过精彩的描述，像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路学长的电影《卡拉是条狗》。我的小说《扎根》中亦有专门的一章“动物”，谈到猫狗的命运以及与它们相处的人。《扎根》中灭狗的缘起是因为一种叫做“钩端螺旋体”的疾病。《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灭狗是因为整饬市容。《卡拉是条狗》打狗则因为狗没上户口。灭狗的原因各异，但人的激情亢奋如出一辙。灭狗灭猫，在古今、中外、城乡反复上演，在虚构作品或现实世界里都是一台重要的保留节目。

最近毛焰告诉我，他们学校开始打野猫。保卫科的人一人发了一杆“鱼叉”，齿长三寸，一叉下去，野猫们的肚肠都流出来了。这些毙命叉下的野猫尾巴被斩下，用以计数。一只野猫或猫尾巴十块钱，由校方支付。有一个人一晚上叉了七只猫，获猫尾七根、人民币七十元。以前，毛焰他们学校野猫众多，毛焰晚上画画时会走到院子里，往一只盆子里倒牛奶，招待野猫们。灭猫过后有整整两夜，一只野猫也没有出现。直到第三天，才战战兢兢地来了四只猫。毛焰说：“我敢说现在我们学校就只剩下这四只猫了。”

这四只野猫现在白天也待在毛焰家的院子里不走了。那里有一些花木，供他们藏身之用。深夜毛焰作画时偶尔抬头，可看见一只或两只野猫正蹲在窗台上，朝他幽幽地凝视，有时还会发出一两声喵喵的叫声。毛焰说：“这大概是一个家庭，两只大猫，两只小猫。”

我说：“要是保卫科的人拿着叉子到你们家院子里来呢？”

毛焰说：“他们不敢。如果真的上门老子就不客气了。”

他这话我信，因为毛焰在学校里是有名的“狠人”，上上下下都不敢轻易得罪他的。最后我说：“你他妈的简直就是野猫们的辛德勒！”

诗人之路

某诗人诗写得不怎么样，却大名鼎鼎。有人不服气，而我认为这很正常。某诗人是苦出来的。我听说过一件事。多年以前，这位诗人尚未成名，但已经知道抓住一切机会的道理。那时候他认识了一位汉学家，北京匆匆一见后汉学家就回国了。这位诗人于是每天挂国际长途，与汉学家联系。耗费金钱倒在其次，诗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那时候打国际长途远不及现在方便，据说诗人家附近的一个胡同口有一部可打国际长途的电话。那电话还是投币的。于是诗人从白天起就开始搜集硬币，每天傍晚时分便去胡同口打电话。有时候去一次还不成，或者打电话的人多，或者电话拨过去汉学家不在。诗人就去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电话打通。有一位曾在诗人家住过的朋友说起，平时这位诗人总是魂不守舍，说话时明显的心不在焉。直到电话打过了，诗人这才气定神闲，谈诗说话也能对上茬了。过两天再次来过，白天搜集硬币，傍晚时分去巷口的冷风中打电话……诗人与汉学家之间的热线一如热恋中的情侣。后来，该诗人就应邀去了欧洲，参加诗歌节、应聘住校诗人等等，不一而足。此人侨居国外数年，娶了法国或德国老婆，常和国际级的大师段位的诗人对话（实际上是采访）。诗人仍坚持用汉语写诗或诗学文章，投寄中文刊物。作品的末尾常有“于英伦三岛”等字样，在采访的附记中称自己和大师为“我们”。“我们间或也用英语交谈”——诗人写道。结果怎么样呢？诗人成名了。他的诗歌被学者们反复研究，越研究越觉得高深。被选入各种号称经典的诗歌选本，越选就越是经典。论起中国当代诗歌，此人的大名好歹进入了前二十名之列。我常常怀疑自己对此类人物怀有偏见，因此硬着头皮找来他的作品读了。我的结论是：该诗人一句好诗也没有写过。真的，哪怕写过一句呢，也算是我嫉贤妒才了。

在成都时，我和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谈及此人。面对这些我热爱的诗人，我流露出世道不公、人心不古的庸俗情绪。还是成都诗人说得好，大意是：该诗人在巷口的冷风中竖着衣领挂电话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扯淡、打架、花天酒地、享受生活。因此该诗人所得的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勤奋、执著、一心一意、忍辱负重，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虽然天分的确差了点。

的确是这样，世间无善，写诗也不例外。名在利先，利随名后，孜孜以求是其动力，其间，并无诗歌超越性的位置。都说“把诗写好了再说”。依我看，“把诗写好”就行了，“再说”大可不必。大名鼎鼎、牛逼烘烘、青史留名多半是混出来的。脚下的两条道，想好了再走吧。

好男人

L是个好男人，长得很性感，他的职业是摄影师，也可以说是摄影艺术家。L留着一头长发，爱好运动，喜欢踢足球，因此在足球场上常常能看见他长发飘飘的身影。这样的男人，既有艺术家的气质又有运动员的体魄，自然是很吸引女孩的。但L很传统，很早就结了婚，夫妻之间相敬如宾，结婚至今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儿子也有七八岁了。平时L对圈子里出现的女孩目不斜视，说话格外地正儿八经，于是乎就越发地具有吸引力了。关于L，我听到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L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如果说谁最不可能离婚，那就是L了。另一种说法认为L其实很压抑，他如此喜欢运动，在足球场上奔跑不止来往如飞，正是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我觉得二者说得都有道理。

据说有一次L去外地接活儿，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共处了三天。自然，他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过是在一起工作，共进过工作餐，聊过专业方面的事。回南京后，一天L在家里睡觉，在梦中呼唤该女孩的名字。L的妻子一向失眠，在边上听得清楚分明。她摇醒L，让他从实招来。L自然是没什么可招，但他心里有了，比真的发生过什么更让做妻子的痛心。L自知理亏，于是陪着妻子聊起了他们的初恋、共同的儿子以及一起走过的十年漫漫岁月。据说两个人都流下了热泪。谈话直到天明鸡叫。这以后L再也没有呼唤过那女孩的名字了。

大约半年后L真的离婚了。他抛妻别子，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并非是那个外地女孩，而是圈子里的。倒不是说L另有所爱让我们吃惊，而是离婚时他表现出的坚定态度，还有速度。从离婚到再结婚L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别说L的前妻接受不了，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也觉得难以置信。大伙儿不免有上当受骗之感。

事后我听到过各种说法。一些朋友认为，L完全没有必要离婚，情人可以有，实行双轨制，并行不悖嘛。另一些朋友则觉得，离婚可以，但没必要急着结，应该过几天自由舒坦的日子，不至于刚出虎口又入狼窝。说得都有道理。但我仔细一想，所有这些话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大言不惭，是在说我们自己。至于L，只能那么做，也只会那么做。谁让他是一个让女人喜欢且信任的好男人呢？要么他就在足球场奔跑至死。要么，换一个女人，依然在球场上奔跑不歇。

爬山

我是无组织无单位的人，靠写作为生，每天关在房子里，如果不是刻意去见谁的话，一连几天都不会有人和我说话。晚上出来泡吧就是想见见人、说说话。有一阵我伙同几个处境与我相似的家伙，每周一次去东郊爬山，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爬山时我们这几个人是核心。另一些人则比较游离，参加与否全凭兴致。大家的目的彼此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如我，是想和人说话，兼带锻炼身体。一类，把爬山当做郊游，带上很多的食物，扛上照相机，甚至摄像机。野餐、照相、做各种游戏，在景点的小摊子上射击气球或者在茶馆里大甩扑克，乃至抱着腿互相“斗鸡”。另一类人则想结交女孩，每次打电话通知爬山时总是问：“有没有女的？”如果没有就不去了。如果有便兴冲冲地穿城而来。

因此爬山的规模难免有异，最寥落时只有两三个人，并且都是男的。我们一路沉默，上下都很快，累得气喘吁吁，感觉到肌肉酸麻，然后就散了。也有辉煌的时候。有一次爬山竟来了十九个人，十个女的，九个男的，女多男少。大家欢天喜地，拨开树丛、蜿蜒而上。想找人说话兼带锻炼身体的一派，话更多了，嗓门也更大，上山的劲头更足，一路遥遥领先。下山时则帮女孩背着包，殷勤地搀扶呵护。郊游一派也玩得更欢了，居然还带了足球，在山坡树林间传来踢去、展示身手。下山时经过一条盘山土路，那路不很宽，仅可供一辆轿车通过。这帮人恶作剧，四人抬起一块四五百斤重的巨石，横在土路中间。眼看着一辆轿车开过来，被挡住了。司机下车，另从车上跳下一人，想挪开巨石——怎么可能呢？那车上统共两个男人，外加一位娇弱女子，面对四个精壮小伙抬来的巨石只能束手无策。我们远远地回首，看见其中的一个男人在拨打手机，大约是在搬救兵。

说起第三派，就是没有女孩不爬山的那一派，那天应该无比兴奋才是。不然。这派中的一位最坚定的分子，一路上唉声叹气，很是异常。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那次爬山结束后，在一次泡吧时他才向我们道出实情。原来因为女孩太多了，他看花了眼睛，直到下山回城他都没有锁定目标。因而才如此地痛心疾首、自乱方寸的。

看来爬山时女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可太多。这对谁都有好处。

今年夏天

南京夏天的热，是很著名的。我记得小时候睡竹床，一翻身，就听见吱啦啦的声音，皮肤被汗水沾在竹片上，然后被揭起。桌椅发烫。总有几天，夜里热得睡不着，坐起来，放一澡盆自来水，整夜泡在里面。谈起那时候，老顾也深有体会，每夜起来冲澡数次，从冰箱里取了冻啤酒，仰脖子猛灌。之后提一桶水泼在阳台上，铺了破席子，借着酒劲，迷迷糊糊地睡过去。那些年，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今年南京高温，据说破了五十年的记录。但夜里睡得很好，不仅不热，还要盖被子。因为有空调，我调至23度。入伏前，妈妈买了牛皮凉席，准备给我换上，但根本没用上。我依然睡在柔软的垫褥上面，既没起痱子，也没长包。很多年了，都是如此，空调早早打开，外面骄阳似火，屋里凉爽如秋。外面越热，家里就越凉，越舒服。还是那句话，过去的那些年，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一天晚上，我骑车沿一条直路下去，骑了四十多分钟，可见那路很长。街道的两边铺满凉席，躺椅、折叠床无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睡或躺，摇着扇子，披着毛巾。相差无几的身体上，裹着星点布条，遮住羞处。一字排开，绵延数里，甚是壮观。我突然觉得，那些年还没有过去，还有很多人，夜里睡不着，在路边的开阔地里熬着。

我有步行的习惯，从住处走到工作的地方，需五十分钟。天大热后，我停止了步行，怕中暑。这天晚上以后，我又开始步行。正值最热的几天，一天中最热的时辰，每天下午一点左右，我步行去工作间。其时室外温度高达六七十度。走在路上竟不见汗，不是没出，而是一出来就被太阳烤干了。途中几次都想放弃，钻入带空调的出租车。终于到达了，我一步三个台阶上楼，类似于冲刺。进入房间，汗如雨下。我脱光湿透的上衣，留短裤，还是不行。汗水顺流而下，瞬间短裤也湿了。办法是将一块干毛巾掖在短裤的沿口，但毛巾短，短裤的周边长，所以还是湿。我干脆脱掉短裤，光屁股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汗流了一地，像洗桑拿，有过之无不及。我照镜子，满头的汗水如密密的虫卵，晶莹剔透。抹去一层，手向下甩，有溅水的声音。一层再起，又是一片虫卵。

这汗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去洗澡，洗完再出。几次三番，我彻底凉快了。这凉快发自内心，我觉得周身清凉。我的体会有二。一，舒服的感觉必定来自艰辛之后，挺过去，惬意就来临。二，人体本身就有空调，天赋人权，只是我们不用它太久了。

当然，晚上睡觉，我还是要开空调的。须保证睡眠，夏练三伏需要充沛的体力。

没有特点的城市

我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读大学是在山东，后在西安工作两年。1984年我调回南京，这一待就是近二十年了。

与其说我喜欢南京，不如说我适应了。人的依恋就是这样，喜欢和适应是很难分清的。近二十年来，我很少去外地，即使去，待的时间也很短，三五天到一周半个月不等，因此也感觉不到南京的可亲。最长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成都待了三个月，再回到南京时就不行了。坐在出租车上，行驶于隔绝多时的林荫大道，我心中感慨，身体也激动得不禁哆嗦。也只有那一次，我有了归家之感。

南京是六朝古都，有不少的古迹，亦有中山陵、南京长江大桥这样近、当代的名胜。人们还常说起板鸭、盐水鸭以及各类野菜这些富于特点的食物。南京的梧桐树更是有名。秦淮河畔文人歌妓的传说也常被外地人津津乐道。还有夏天的热，使南京获得了火炉的名声。关于这些，大约由于我身处其间，真的没有外乡人来得敏感。记得十年前何多苓、翟永明夫妇来南京，还是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们一起去了九十九间半和东郊的谭墓。之前之后我都没有去过这两个名声在外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但我对南京，却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以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适中。不大不小，不南不北，不土不洋，不古不今。南京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大（大得没边），无论去哪里都很方便。朋友们经常见面，哪怕一个住在城东一个住城西，往中间一靠打车一般不会超出十五块钱。说南京人是南方人实在是一种误解。像我这样在南京土生土长的，向北走上一千公里也能听得懂别人说话，可向南不出一百公里，便会感到语言不通了。南京话属于北方语系。上海人看不上南京人，认为南京人土气、粗俗。南京人则觉得上海人小气精明且胆小。对南京以南的江南人而言，南京男人就像北方汉子那样的笨嘴拙舌、喜欢动粗。但在真正的北方人眼里，南京人却又是那么的柔弱。尤其是姑娘们，个个水色绝佳、细皮嫩肉，令人心起怜悯。据说南京人富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也不甘落后。但本土的南京人并不怎么会做生意。市政府曾经号召南京的夜晚“亮起来”，开展夜市业务。可一日我陪一个外地朋友夜游夫子庙，还不到九点钟就已经黑灯瞎火一片了。当然，这些年的情况有所改善。南京人对时尚的敏感总是慢半拍的，这从年轻姑娘的服饰喜好谈吐等方面都可看出来，在此不赘。

总之南京是一个中庸的城市，可以这样说：没有特点就是它最大的特点。走笔至此，我有点喜欢南京了。释迦牟尼的道叫“中道”，儒家有一本书叫《中庸》。位于中间，不走极端，说明了南京还是比较富于人性的。这大约也是我多年来居住此地心安理得的一个原因吧？

非现实的战争

美国攻打伊拉克，电视台进行了直播。我虽然反战，但面对电视屏幕还是克制不住地兴奋。22日凌晨，美英联军第三轮空袭巴格达，画面上出现了夜视镜头下城市的夜景，碧绿一片，只是在天幕云层上偶尔闪现出一些模糊的光点。据解说，这是伊拉克方面的防空火炮。我想不仅我，所有收看节目的人都感到了某种失望，或者说等不及了。难怪一位正在解说的专家称：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空袭场面不会再重演了，如果你指望看见那犹如烟火腾空流星降雨般的壮观景象一定会失望的。正说着，爆炸声和防空火炮的哒哒声清晰起来，画面上出现了强烈的闪光，红黄乃至各色的火球升起，接着是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烟云。短短的几分钟里，一切都变了，巴格达市火光闪烁，笼罩在一层漆黑的云层之下。看到这些，我们终于满足了。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无论是反战还是主战，我们都只是可悲的观众。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某种莫名的兴奋或渴望。一些人在杀人，一些人被杀，全球直播，还有各类专家、目击者的现场解说。战争已经被游戏化了，犹如体育比赛，犹如足球、世界杯。我们渴望真实，渴望通过当代科学所创造的技术获得真实，得到的不过是感情上的虚假，是非现实。真实是有的，这真实就是我们内心古老的嗜血渴望。全球现场直播战争，亿万人争相观看，这与古罗马竞技场上上演的血腥场面又有何异？照样是群情激愤，残暴而猥琐的内心被刺激得不能自已。据报道说，我国人民这几日来都在竞相收看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电视直播。他们或驻足于商场的家电柜前，或待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在娱乐场所的包间里，人们也放弃了卡拉OK，关注起伊拉克战争来了。被采访的一位女士称，直播得及时、时间长，她很满意。另一位先生说：“内容很真实，都是我们感兴趣的，我很高兴。”满意、满足、感兴趣，觉得有意思、刺激、过瘾是实，但真实却未见得。有关战争的真实我以为，我们并感觉不到，哪怕通过现场直播。我们感觉不到，甚至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也感觉不到，甚至从红海的巡洋舰上发射导弹的官兵们也感觉不到。最能感到战争真实的（这是有关战争的唯一真实）是那些身处巴格达的居民。试想巴格达就是南京，你由于贫穷逃不出该市（据说从巴格达租一辆车去约旦需要500美元），又由于贫穷无法储备粮食、饮水。狂轰滥炸中夜不能寐、小命不保，而且不知何时才是个了时。光是恐惧就能将你的灵魂杀死。再加上亲人被杀或者负伤，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所爱的人、你的老友。这血与泪，灵与肉的折磨和苦难具体得不能再具体，那时你该作何感想？你所感觉到的战争所感觉的真实难道还会和现在一样吗？

战争被游戏化了，游戏被战争化了（试想人们对足球的狂热），一切再无分别，真实与虚假，现实与非现实。无分别的还有另一个东西，那就是人心。但别人遭难时，尽管此人和你相隔万里，毫无关联，但人心是一样的。只有通过心去感受另一颗心，不分彼此，我们才能得知战争的真实、真相，除此之外的一切知识、学问、形势分析、利益分析，一切的直播、消息、情报、数据、画面，一切的所谓正义、民族、国家和法律都是扯淡！

代沟

有一个词叫“代沟”，说的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之间的隔膜和差异。代沟是实际存在的，它由不同的生长环境、知识结构、兴趣喜好和价值观综合构成。在同代人那里，共性应该更多一些，而相对于另一代人异质与陌生便体现出来。

人们按照相同点或共性划分群体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以年龄为依据划分“代”更是不足为奇。但代的划分却并非由于生理原因，而是精神的一致性造成的。生理或年龄只是某种不同的精神倾向的物质基础。两代人的差别除了年龄的实际不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精神的虚的方面。“老一代”人的早年经历是“新一代”人所缺乏的——由于他们尚未出生，这是其一。其二，新一代正在经历的东西老一代也在经历——由于他们尚未死去。但，新一代作为早年或少年经历而经历的东西，老一代经历它们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区别仅仅在这里，经历同一种东西的时候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作用和所获是完全不同的。早年或少年的经历在塑造和形成一个人方面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后的年龄阶段。

早年是经验积累和表达方式的形成阶段，它的特点是吸收、学习和模仿。其后的人生阶段则是运用和维护，它的特点是整理、强化和扩充。被塑造和形成的人置于社会结构中明显有别的位置。新一代尚未获得权力，老一代则是社会的中坚、栋梁。代沟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乎权力，这一点只有在社会学的范围内才显露无遗。新一代的反抗并不仅仅是美学的、趣味的和价值观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此名义下进行的对权力的反抗和争取。老一代的疑惧或排斥也不是无端的，它同样关系到权力。

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都异常地动荡和活跃，变换的频率之快前所未有，甚至超出了人们可能的承受能力。代的形成更为快捷，代与代之间的间隔更短，差异与冲突也更为剧烈。以前是二十年为一代，现在六七年就是一代。一代未去，另一代已遥遥在望。在巨大的压力下，一方面是老一代为维护权力进行的“空前绝后”的努力，一方面则是新一代为争取权力的公然的狂飙突进。代沟已不再仅仅意味着差异和隔膜，而成为争斗和灭绝的一个借口。倚老卖老者有之，倚小卖小者有之。沟通、交流以达成互相的理解不仅是愚蠢之举，代沟还被人为地挖深拓宽，作为两军相对的壕沟或街垒。

另一方面，人们越活越长。生命的过分延续使一些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过好几辈子”。代与代之间的轮回悄然转移到个体身上。不是有人提出了永葆“赤子之心”吗？依我看来此举不过是改变技术方式以适应社会竞争，从而永葆所获权力而已。

嫉妒

嫉妒建立在比较之上，是经过比较得分较低的一方所产生的不平衡的感受。一个女人嫉妒另一个女人的美貌，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对方美。一个男人嫉妒另一个男人的权势，因为他觉得没有对方有能量。如此等等。

适当的嫉妒也许是有益的，它或可成为改变自身的一种动力。现代社会的竞争机制就是建立在嫉妒的心理基础上的，人人都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所获更多，如若不能如此，至少也得等量齐观。所谓自我实现是空泛无物的，不过是出人头地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离开了他人，离开了比较，自我实现就是一句空话。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空话还有很多，比如人生而平等。冠冕堂皇的说法永远无法落在实处。但它有效果，这效果就是所谓的励志，就是将人的嫉妒能量转化成一种赶超的动力。

嫉妒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受限制的，既然人生而平等，别人所取得的世俗成功、所拥有的现世财富我为什么就不能取得和拥有呢？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的阶梯明确，虽有利于提示竞争，但它的金字塔式的构造决定了成功只是极少数幸运者的例外。于是嫉妒的能量被压回原处，成为一种普通的恨意。天赋人权，但这权利又被现实生活所剥夺。

另一点，现代社会的比较十分单一，实际上只是实力的比较、拥有社会能量的比较，也就是金钱、权势、名声、阶级地位等等的比较。这些比较不仅十分社会化，而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金钱可以转化成权势，权势可以转化成名声、阶级地位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所操控的社会力量的比较。人生的价值拥挤在这一狭隘的向度之上，人满为患，窒息不堪。比如健康、家庭关系、快乐幸福感、生活情趣等等则不在比较之列，至少是次一等的。

都说嫉妒是一种不良的情感，但它对我们的损害却是根本性的，这一点我们往往并不自知。由于社会风气的误导，由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启发了我们心中的这个恶魔，使它乔装打扮登堂入室，却又没有出路。极少数的成功人士因其成功不再嫉妒，以为制伏了心中的这个妖魔。其实不然，他们已成为魔鬼本身。对于绝大多数被嫉妒缠绕急欲摆脱的人来说，成功是幻想的道路。应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开出的药方虽然普通，但不妨一试：

1，试着不再比较，尤其不再和得分高的对象比较。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意。

2，若非得比较，避免单一方向的比较。比如一个人比你美貌，但可能不如你聪慧。一个人比较有权势，但可能没有你那样的闲暇。整体比较下来，大家等分都差不多。人是整体的存在，并不就是社会阶梯上的一个容器。取有得必有失之意。

3，时间。人要度过一生，季节转换各不相同。不要拿你的冬天和别人的春天比。取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之意。

孤独

孤独是一种经验，每个人都会有。它的感受就是相异，相异于周围的人或者事物。有肉体上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独处。也有人群中的孤独，就是某种无法沟通和交流、不被认可的感受。孤独的程度有深有浅，极端的情况下可置人于死地。因此孤独作为一种社会的惩罚手段古已有之，并沿用至今，像开除党籍、国籍（驱逐出境），隔离、囚禁、流放充军等等。其目的就是将个人从他熟悉且十分必需的环境、组织、地区和文化中剥离出来，裸露在陌生虚无的境况中。

人是社会动物，生活在特定的关系网中。他古老的灵魂早已习惯于此，脱离集体、他人、具体的社会关系他将无法生存。萨特的名言：他人是地狱。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对的，但就人的本性而言，他人不仅不是地狱，而且是生存的基本保证，就像空气、水和食物。社会有其主流生活，从中脱离并非是脱离集体。在所谓边缘的生活中人们依偎得更紧，组成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小团体，就是为了保有这必需的空气、水和食物。真正“脱轨”的边缘人物是有的，他们或流落至荒山野岭，或待在疯人院中，或终身锁闭于一室。他们的孤独可能达到某种极端的非人程度，成为严格定义上的行尸走肉。

然而孤独并不总是强制性的。有某种为了生存或扩张的需要进行的自愿的孤独，如移民和旅居国外的人士。语言不通、缺乏保障、诸事艰难、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加上乡愁，使他们的灵魂饱受孤独之苦。小团体、小圈子、小社会的建立是补救之道。此外，这种自愿的孤独者还有其信念的支撑，可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得到身处社会的认可，发财甚至进入上层阶级。对他们而言，孤独是暂时的、可以忍耐的。但真正实现其梦想，非得脱胎换骨不可。实际上，所有离乡背井外出闯荡生活的人都会体会到类似的孤独之苦，哪怕是在国内。但就其程度和伤害性而言应该轻微得多。

脱离一种集体、一种关系而进入另一种，在完全进入以前，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感受。直到真正融入之后，我们称之为适应过程。就是在新的集体或关系中寻求认同，其方式无非是改变自己，以满足他人的要求。寻求认同就是克服孤独之道，变化是关键。但人的生理阶段不同，改变的可能性和幅度因此各异。所以孤独之于老人是更加致命的，无论是家庭的破裂还是远走他乡，或是社会地位的沦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生活的结束，绝非一个新的开始。老人的自卑是触目惊心的，因为意识到根本的不可逆转的孤独即将来临，这孤独就是死亡。尹丽川说得好：每人死的时候都是孤独的，都是一个人（大意如此）。我以为，除非是传说中的圣人或觉悟者，对这根本性的孤独无人不怕得发抖。

焦虑

焦虑是因为人有未来，若无未来人们便无焦虑。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这些事情有的有利于我们，有的不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们总是希望有好的结果，同时恐惧坏的结果，因此焦虑是希望和恐惧参半的。

人的确可以通过有计划的行动作用于事物。但如果取消行动，仅仅是计划、筹措、思虑，焦虑便郁结下来，囿于体内。所以说，行动是释放焦虑的，是焦虑的释放。人们一旦行动起来便无焦虑，或许有其他不良的情感相伴随，但焦虑正逐渐得以克服。焦虑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是缺乏行动能力造成的。但焦虑同时也在聚集能量，一旦这能量聚集得足够多，足够强烈，便会冲破阻力，导致行动。但如果能量的方向是继续向内的，焦虑便成为一种致命的疾患。由于人在此世中未来不断地到来，值得忧愁的事何其多也，因此一次争取具体结果的行动并不可能克服作为常备能量的焦虑本身。整体的焦虑只可减缓、转移，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消灭。

人身处焦虑之中，感受也不尽相同。这取决于人不同的气质、敏感度、经验、面临压力的程度以及行动能力。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毫无行动能力和可能，又极端敏感、无任何经验和胸怀，压力又是全面而致命的（如死亡的威胁），精神崩溃在所难免。在那些侥幸过关的人中间，焦虑可成为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次之，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忧心忡忡、了无生趣。

这是一个未来变幻莫测的时代，可能性增加的同时作为能量的焦虑也剧增。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尚能勉强应付，但力量的作用是倾斜的，压力更严重地落实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并且作为单独的个体，内心敏感、气质软弱者大有人在。因此被焦虑所伤人生扭曲的人随处可见。这些人作为传染源，把焦虑的气氛散布开去，犹如给世界这台专供搅拌人类的机器加油。是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焦虑，作为疯狂增长的人性的能量。这能量软乎乎黄澄澄的，就像人油。

耶稣说，百合花不想明天，所以美丽。这是圣人言，圣人行，我们无能力如此。但应该将焦虑和引发焦虑的原因提到明确意识的位置，加以正视，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免它堕入潜意识里，成为我们气质和性情的一部分。最好我们不要半夜惊醒，汗如雨下。

我更喜欢沈从文

我喜欢沈从文，喜欢他写的小说，也喜欢他处世为文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沈从文的小说我就不说了——既然新撰的现代文学史已有定论。沈从文的处世为人实际上我也所知不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正因为这个模糊不清的印象让我感到真实，就像从熙攘的人群中看见一个亲切的背影，凭借直觉我马上知道他是谁了。

每代作家都有自己身处的境遇，其中的每个人都得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沈从文这代人身处乱世，社会生活几经变故。由于黑暗和污浊，也由于其中漾起的原始的激情，鲁迅选择了“战斗”，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虽然，与那些同流合污和粉饰太平者相比鲁迅是令人敬佩的，然而我还是更喜欢沈从文。他虽然不善评断别人，但本身就是尺度。据此我们可以衡量每一位投身于文学写作的人物，甚至包括鲁迅。

鲁迅的著作虽然丰富，但大多是骂阵应战的杂文。文学创作部分（包括“故事新编”）收全后也不过一本（不超过30万字）。沈从文则不然，曾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70余种，约400万字。这是数量。就其质量而言，鲁迅的小说虽然高超，但与沈从文相比也不见得就更好。

后果。鲁迅死后即奠定了大师和思想家的地位，沈从文生前倾向于沉默。鲁迅的各种著述一版再版，受到官方和学术研究界的强力推荐。而沈从文的书建国后则很少印刷，即使印刷也是有选择的、有限的，如为人所知的《边城》。鲁迅被作为思想和言论武器使文化人和政客们大打出手，伤及无辜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沈从文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享受，温暖了多少读者和热爱文学的人的心。

沈从文生于1903年，他丰富的著述（小说）大多写于46岁前。建国后沈从文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而研究文物、丝绸、文化史以及古代服饰。这是他对社会生活重大变故的应对，也是在特殊的境遇里一个对文学抱有信念的人所能做的。当然，这一选择的后果是遭到了政权的冷淡、疏远。小说不能重印，声名不能远播是必然的。沈从文既没有成为文学界的“明灯”，也没有“大师”、“泰斗”的头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写小说的人，不具有任何权威性，也不德高望重。沈从文以他的写作和生平表达了一个写小说的人所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

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污浊和危险依旧——虽然面目不同，作为一个也写小说的人我常常想到沈从文。这个始终自觉自己是“乡下人”的人也许才是超越时间和地域的。

我看昆德拉

昆德拉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热，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是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我很喜欢这本书，看了两遍，并推荐给一些朋友。后来，关于昆德拉的议论越来越多了，文化圈中的人争相阅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人手一册，我就不太愿意谈论此人了。这就像我对鲁迅的态度，一旦成为某种符号、象征，街谈巷议就引起了我的不适。因此我觉得无论是昆德拉或是鲁迅一直是有两个的（两个昆德拉，两个鲁迅），一个是个人阅读中的那个对象，另一个则是作为文化英雄或符号的集体的对象。我觉得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必然的否定。

昆德拉刚兴起时，有人云：“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写出来的东西！”赞赏态度很明显。九十年代后期，余杰在谈到昆德拉时，认为他是一个不介入的回避的代表，表示否定。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在文化符号的意义上谈论一个抽象的昆德拉，与昆德拉的小说无关，与个人的一对一的阅读无关。中国知识界习惯于这样的方式已经很多年了，积习难改，也令人失望。

我以为小说是感性阅读的对象物，它的丰富性、歧义、直观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感性有别于思想性读物，是在个人阅读的感性官能中实现的，其中自然有理性的位置，但那不是全部。而小说正是全部整体的反映。当代中国，总是由作家（含小说家、诗人）充当思想家（鲁迅、王小波），这不仅反映了我们思想能力的实际贫乏，也说明了对作家的一种误解。其结果是思想能力的依旧贫弱，而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被人为地扭曲和地位降低。

我想在此谈谈作为个人阅读对象的昆德拉。首先，我认为作为小说家他是二流的。昆德拉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令我着迷的倒不是他的那些思辨性的段落，而是他的结构艺术、他的结构能力。一部长篇且不论其品质的高下，单就其结构而言很难做到均衡或完美，但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做到了，的确让人吃惊。但小说的具体质地或品质我以为却算不上一流。当年我为昆德拉的结构能力而激动，而今天我更看重那些有着明显的漏洞或败笔但品质不凡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当然，若能做到既品质出众又结构完美那就更好了，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二者之间的不兼容性对我而言至今仍是一个谜。

说到昆德拉的思辨性，我以为那也是比较通俗、机械的，大概是将流行的存在主义以及一些思想结论做了深入浅出的处理。他的贡献仅在于将思辨恢复为小说的一种元素，编织其间，终结了海明威小说不得有议论的禁令。我觉得小说可以有议论，但这议论不可当真，思辨、思想、论述亦如此，不过是整体中的一种可以运用的元素，就像是一种色彩。但这种色彩运用得最好的是卡夫卡，他的议论永远是和小说中的具体情境紧密契合的，这是其一。其二，他从不当真，正理歪说或歪打正着。而昆德拉的理说得太正，太煞有介事了。总之，那是一种涵盖性的或试图涵盖的超越故事之上的正统思想。从具体的情境中做思辨性的及时反应昆德拉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另有一点，昆德拉以思辨性著称，于是持有之，以后的作品中着力强调这一点。由于夸张和过分他成了一个无趣的小说家——虽然风格越发鲜明。由此我开始怀疑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昆德拉太想留名青史了，以一种思辨风格的小说留名文学史。昆德拉具有文学野心，而卡夫卡完全没有。后者的小说写作包括即兴的议论完全服务于另一种东西：感性的生而为人、感性的存在，其间包含心身的痛苦和快乐，也包含思辨的乐趣和虚无。

经过昆德拉这扇门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因为那门通向一个井然有序的房间，那房间不过是文学史辉煌大厦中的一间，门是向内开的，房间是封闭的。而通过卡夫卡这扇门，你将直接来到旷野。

一条路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負與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七八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口味的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讳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唯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门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唯一的灯盏。

时至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

《暮晚》读后

最近我在读杨键的诗集，就是那本《暮晚》。这本诗集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年代诗丛”第二辑中的一本，我是该诗丛的主编。说实话，在编稿时我并没有通读杨键的手稿，我之所以决定编杨键的诗乃是出于以前阅读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十分强烈而持久的，以至于十年来我始终尽其所能地追踪杨键的写作，有机会就鼓吹推荐他。我爱杨键的诗已经十年了。

这次集中阅读杨键的诗我还是感到了意外，他竟然写得那样好，比我估计的还要好，比那些零星的阅读给我的印象还要强烈和优秀很多。这些天来我逢人便说杨键，使用了一些很大的词来表达我的感受，比如“伟大”、“唯一”、“真正和本质的”、“超乎其上”。我甚至对本诗丛的策划人楚尘说：“就算我们只编了一本杨键，这套诗丛就已经功德圆满了。”虽然我的这些话是在情绪亢奋的情况下说的，但此刻我也不打算收回。

至于杨键的诗到底怎样？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大家还是直接去读《暮晚》。我想说的是，杨键的诗歌完全不是以文学甚至诗歌为目的的，他的目的，按他的话说，就是：“精研我的存在”。杨键的写作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一体，并且后者才是他焦虑关注的根本。杨键认为，出生为人是他的第一次耻辱，写作是第二次耻辱。这些表白关系到杨键隐秘而紧张的精神生活，在此不多说。诗歌在杨键那里并非是一件合法而自足的事，说得明白些，诗歌在杨键乃是工具。但这工具并非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为了泯灭自我。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诗言志”、“文以载道”成为必然和气象万千的。工具论、文以载道等在今天已成为一种迂腐甚至有毒的说教，我依然认定，在“靠下”的层次上它们是贻害无穷的。但在“高处”，站在超越和绝对的立场上，文学作为工具用以载道又是根本的。问题仅在于层面的混淆。这个“道”只能是存在的真理，而不应该是任何世间的强权、势力、偶像以及可悲的自我。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已经说得太多，以后另辟篇幅再谈。总之，杨键因其卑微而伟大，因其软弱而有力，因其置诗歌写作于虚无的境地而成就了辉煌质朴的汉语诗歌。

读杨键的诗，如果读进去，是会感到异常强大的吸力的。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在比较年长以后才接触到杨键的诗，否则便可能自不量力地加以模仿。事实上，杨键的诗在民间流传近十年，模仿他风格的大有人在。对于这些模仿的成就、堂皇的“杨体”我本能地感到不适。一来，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投机之举，想写得像杨键那样的优秀，却从未有过杨键那样的生活和思考。这些人的目的仍然是“诗的”，与杨键相去何止千万里？二来，被杨键诗歌中特有的词语方式以及他的“学佛”身份所迷惑，也开始在诗歌里大写“瓦楞”、“江流”、“地藏菩萨”、“石狮子”、“落日的圆满”之类。我发现，无论赞美或者反对杨键，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这些肤浅的方面，的确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另有一种误解，杨键是一位后起之秀的“知识分子诗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一词不仅与杨键毫不相融，他的诗歌也超越了“民间写作”中那种狭隘的技术主义。倒是那种类似洁癖的技术主义与知识分子的附庸风雅同根并蒂。说了这么多，还是让我抄录杨键的一首短诗结束该文吧。

      《冬日》

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

孤单、稚嫩地叫着

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

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我的英雄》读后

最近，“年代诗丛”第二辑出版了，很多人都说诗集印得很漂亮，尤其是封面的红色给人的印象强烈。这红不是大红，也不是紫红，更不是粉红。它比大红轻狂，比紫红明亮，比粉红刚毅，按伊沙的话说：“把红用到了极处。”我也认为，在这十本诗集中与这红色最相配的是伊沙的诗集《我的英雄》，难怪他要对这红色格外敏感了。

我刚刚赞美过杨键，现在，又开始鼓吹伊沙，很多人定会觉得不解。我理解这种不解，因为这两个人从行为到行文实在是两个极端，看上去似乎水火不容。我想说的是：我天生喜欢极端的东西。但有一个前提，这极端必须是以个人的独特方式和固执为依据，而非任何表面的造作或标新立异。我从来不相信“好诗是一样的”，不相信在杨键和伊沙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必要。极端、相异在我看来是一件大好事，问题仅仅在于这极端、相异是否有依据？是出于与生俱来的“自动”，还是出于文学或诗歌目的的灵魂出窍的“自觉”？我坚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诗。如果写别人那样的诗那他就是一个假人，他写的诗也就是伪诗。乍一看，的确看不出来，难以分辨。但就像海明威所说的，你了解的东西不写出来文字里也可以显现，你不了解的东西在文字里显出的就是孤陋寡闻（大意如此）。伪诗也是一样，它是无根据的，表面再光艳再平滑，总能感觉到某种拙劣。相反，真实的有根据的诗歌，表面再暗淡再粗糙总能感觉到它的力量。诗是人的造物，人决定诗歌（决定写什么也决定怎么写），人又由于天生和后天的原因生而有别。的确，诗歌最终探寻的是深处或极端之处的非人的部分，但既经过人手岂能不留下人的印记？真正的非人是不在乎这表面的人间烟火的。而表面的非人则堕入一种人造的机械和工艺，其内则包藏懦弱而平庸的人性。

以上是说因果中的“因”，我扯远了。说到“果”，我认为，在伊沙和杨键这两个极端之间，划出了整个九十年代乃至今天汉语诗歌写作的真实区域。我之所以说“真实”，因为在此之外还有众多的无视现实存在、无视个人生命直觉和渴望的虚假追求。这中间既有“知识分子写作”的附庸风雅，也有“民间写作”的凌空蹈虚，表面的高级和实际上的虚弱何其相似？

我曾和伊沙谈到当年的老朋友们如今已分道扬镳、目标各异。有的直奔“世界”而去，怎样进入一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评价是其焦虑所在。有的目标则在“宇宙”，想以“语言”和诗歌解说或替代宇宙万有，堕入玄思和妄想之境。有的则像杨键，深入自我“内心”，忠实于真实的存在、以虚己和追求觉悟为己任。而伊沙则始终立足于“中国”，或曰“现场”，他的活力、热情、火爆、直接、尖刻、调侃、当下、现实感、颠覆性，以至世俗、矛盾、滑稽、轻狂、混乱、漏洞、难以容忍皆来自于此。诗歌中的这些特征与伊沙这个人相当一致。有人认为伊沙是一个小丑，我得加上一个定语，这是一个“伟大的小丑”（顺便说一句，那些模仿伊沙行迹的家伙只能算是无聊的瘪三）。伊沙的诗歌投放今日之世界，难免不引起人们爱恨交加的感情，难免，这种感情不由伊沙的诗牵连到他这个人。这是伊沙紧贴现实并甘于如此的一个证明。至于《我的英雄》还是留给大家自己去读吧。

不合时宜的努力

雕塑是什么？对于一个相信眼见为实的人来说，光给出一个定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指着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对象对他说：“这就是雕塑。”但你如果指着银行门前的铜狮子，或者小区广场上嫦娥奔月的塑像对我说：“这就是雕塑。”那我肯定认为，没有比有更好。也有的朋友告诉我：雕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流行的玩意儿叫“装置”，其特点为现成品，组合而成，强调的是观念形态。走遍我的国家，除去那些或辉煌或麻木的历史陈迹，由活着的有名有姓的人制作的可称之为雕塑的东西实在是难以寻觅，因此我宁愿相信后者——“雕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它真的到来过吗？抑或是由于某种历史的加速度，我们直接进入了装置时代？

直到我看见了杨明的作品。我对自己说：“这就是雕塑。”不对，我说的是：“这才是雕塑！”它们不仅满足了我对雕塑这一概念的长久期待，并且——我以为，在当代中国艺术的拼图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不难理解，杨明所选择的艺术方式如此的艰难，如此的不合时宜，它几乎是在一片荒漠之中展开的。远离我国的艺术传统，缺乏现实的环境，还要与那些以雕塑之名混淆视听的投机行为作无望的抗争。一代智商发达精力充沛的艺术精英们早已绕道而行，直奔事半功倍的装置而去，留下杨明一人待在了原地。

杨明，1962年生，福建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曾在南京市雕塑工作室工作，为生计参与多项城雕工程，为此大有痛不欲生之感。后为变换环境，企图调入南京艺术学院未果。两千年杨明举家迁往苏南小城苏州，进入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任教。这一系列的变迁显示了环境巨大的压力，而杨明的心路历程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了。

我手中另有一份履历，从1992年至2002年，头尾11年间杨明共参加各类艺术展览、大赛和创研营13次，每年都有活动，其中1977年和2000年各两次，但地点均在国内，最远不过台湾。杨明从未去欧洲或美洲办过展览，就是走亲戚也没有去过一次。我以为这份履历既表达了杨明为展示他的雕塑艺术所做的努力，同时也透露了某种局促、某种艰涩和某种无奈。

我是杨明在南京生活期间认识他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不善言辞、爱好运动，他的那张脸极具性感，犹如斧凿刀刻一般。杨明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尊雕塑。但相处的时间长了，你才发现此人的内心实际上十分敏感，甚至羞涩。这样的内心与其形象之间形成了某种极富弹性的张力。如果不怕牵强的话，我们大可据此去解释杨明的雕塑作品，这就是软与硬、坚固与流淌、几何与弥漫之间的神秘的对比和和谐。

杨明自己称：“物质材料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状态与我们人的精神状态在特殊情形中的感觉具有某种一致性或相似性。”雕塑的对象便是物，便是材料。杨明极其强调雕塑的物质性和材料性，他的方式并非是将物质塑造成人，趋近于人，而是表现物本身的“灵魂”。无论是初期的滴淌系列还是后来的褶皱系列，无论是椅凳还是孤立的柱体在杨明那里都呈现出了一种生命的迹象。准确地说，是一种半生命的迹象，是生命的萌动或者残余（这是一回事），总之是不完整的、缺损的、暧昧的生命，某种痕迹、印记、暗示而已。通过对具体之物的这种半生命迹象的表现杨明在别处（弦外之音）提示了人的真实处境。“我的感受是强大无形的意志力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生命将遭遇与物质相同的孤立无援和幻灭。”杨明说。真是出语惊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就是物，物就是人。人的渺小和无价值就如物一般。来自泥土，归于泥土。泥土孕育了生命，它既是死亡，也是生命。一切皆活跃，但又无分别。这虚无的真理使我们面对永恒或浩瀚。

需要一提的是，杨明作品所传达的物与人的关系并非是人在现代商业文明中的异化（这是当代艺术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人的物质化并非是技术奴役和思想操纵的结果，而是天生如此。人并非前提性地与物质对立，被剥夺人性是后来的事，而是前提性地与物质一体、无分别。“我的感受是强大无形的意志力……”杨明如是说。社会的压力、人性的扭曲等等完全不在他的探询之列。正是在这一点上杨明不禁与艺术的古典精神息息相通。李小山说：“我觉得他带有某种古典情结，始终不渝地将关注点投射在人的存在方面和状态及困境，说是他本人的写照也行，他的作品没有离开古典艺术的轨迹。”杨明本人也说：“我可能始终迷恋古典雕塑方式的纯粹性，也可能完全背离人与物的具体形态走向抽象表现，但我所关心的内容却很难改变。”那么杨明关心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生而为人，就是人自古以来的第一性的存在，是人在永恒前面的位置和可能性以及他的归宿。在此意义上，而非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杨明与古典艺术对接上了。

这样的意识和视野使得杨明的艺术具有同代人少见的纵深感。通过这景深我们瞭望到的不仅是辉煌的古典艺术，而且是古典艺术所瞄准的无限的方向。这方向或许通往虚无或许通往永恒，谁知道呢？反正杨明执意将他的目光投向极远处。

我本人是写小说的，偏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理念，但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传统的方式简言之就是将“假”写“真”，惟妙惟肖是其至高的境界。而我的方式是将“真”写“假”，写飘起来，以达不可思议之境。并且我认为，在艺术创造中“假”即是“真”，现实的“真”为起点，其目的是艺术上的“假”，也就是本质上的“真”。我相信这个世界是颠倒的，颠倒的世界需要通过虚构的艺术将其再次颠倒过来。凝视着杨明的雕塑作品，我不禁产生了不谋而合的感觉。杨明也一反古典雕塑的由“假”至“真”的途径（将惟妙惟肖的形象从大理石中揭示出来），而是从“真”开始，从物质或材料开始，并持之以恒，物质和材料本身便呈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假”）。杨明说：“渐渐地许多平时熟视无睹的物质所孕含的生命形式在眼前浮现和清晰起来。”我以为就是这个意思。从物质之“真”出发，须臾不离，逐渐地便发现了其中的“假”或“虚”，此乃本质上的“真”或“实”。

因此，杨明的艺术虽然与古典精神一脉相承，但具体的处理方式是明显有别的。在空间塑造上他加入了时间观念（如作品《蚀》、《午后1》、《午后2》），坚硬中加入了柔软（如《呼吸1》、《呼吸2》、《呼吸3》），体积质感中加入了流动和松懈（如《黄昏2》、《三脚凳》），确定稳固中加入了暧昧和脆弱，甚至极度的敏感。

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优秀的雕塑家，杨明所受到的限制主要是条件上的、环境和氛围上的。这前文已经议论过，在此不赘。还是听听杨明自己怎么说的吧：“我许多作品用了玻璃钢作材料，与其说玻璃钢适合作品的表现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比如在滴淌系列作品形体处理时，开始的愿望是能用钢铁材料在高温下熔化进行。也就是说，假如条件允许，我将作各种材料的尝试。”杨明所受的限制仅仅是技术处理方面的吗？远远不是。困扰他的东西应该说是极其强大和全面的，除了内心的自由和执著以及超越时代理解的艺术天赋，杨明可以说是毫无应付面临压力的能力。比如从雕塑到装置艺术已被证明为一条清晰可见的生存之路，让我们看看杨明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吧。

“坦率地说自己对装置及观念性创作方式的认识还了解得非常表面。如果有一天内心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并且唯有运用装置方式来完成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图的话，我也不会拒绝使用装置方式。贸然使用自己所不熟悉的语言表达个人的观点，可能会面临十分尴尬可笑的境地。”

为了不被自己嘲笑，很可能就会遭到来自这个时代的嘲笑。杨明将在一片无情的嘲笑声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艺术，这是一次为了失败而进行的悲壮的努力。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了，但愿如此。

向罗辑、罗隶致敬

半坡村酒吧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照片：杜尚与一位裸女在下棋。这是当年杜尚在帕萨蒂纳画展期间，与夏娃·巴兹为摄影师朱利安·威士摆姿势所摄的。半坡村墙上的这张，自然是复制品的复制品。画面上的杜尚已上了年纪，衣冠楚楚，精力集中于棋局，姿势和表情中毫无色欲。对面的裸女很年轻，深色的头发遮住了面孔，身体则白得耀眼。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可供分析的元素很多，但首先还是它非常的扎眼。半坡村四壁的墙上可谓琳琅满目，各种招贴、照片、艺术作品挂了有几百件，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这张黑白照片。来此处打发时光的客人不免驻足观看，或在饮酒打牌的间歇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杜尚和裸女的棋局，盯着画面发呆。

之后，才有了罗辑、罗隶两兄弟的行为艺术。这行为取名为“看杜尚下棋”或“向杜尚致敬”。“看杜尚下棋”的名字在时间上应该是靠前的，随着行为的进行，后更名为“向杜尚致敬”。行为的缘起，也并非是刻意的、事先有周密详尽的计划准备的。

顺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罗氏兄弟见过并喜欢杜尚与裸女下棋的照片。为布置酒吧四壁，老板罗隶去放大照片并贴了出来。同时张贴和悬挂的照片、招贴还有很多，只是杜尚下棋的这张看的人最多。罗氏兄弟觉得好玩，于是用相机拍下了那些驻足凝神的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半年下来，照片拍了六七百张，原先的无意之举也变成了有意识的艺术行为。行为的名称也由直观的“看杜尚下棋”最后变成了寓意深刻的“向杜尚致敬”。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过程、这一缘起，是因为过程以及过程中的变化是艺术行为（尤其是“向杜尚致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自于日常乐趣的自然进入与处心积虑的先入为主是截然有别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向杜尚致敬”与现今流行的行为艺术划出了分明的界线，而与伟大的逝去的杜尚暗合。以杜尚为题进行艺术创作，在罗氏兄弟那里看来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这牵涉到艺术（包括行为艺术）的目的。非功利的以乐趣游戏人性为目标的创作，还是急功近利追求最大效果的所谓艺术？这二者从动机、过程到结果都有着天壤之别。

杜尚是现代艺术的鼻祖。现代艺术的各个分支在其形式上都能从杜尚那里找到其源头。后来的非传统绘画的艺术家们无论怎样折腾，在大的方向和趋势上都无法逃离杜尚的掌心，无出其右。现代艺术的缤纷混乱极端和放肆，看上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远离杜尚。但离开得了吗？不能。其热闹与喧哗，轰动与震撼看上去似乎杜尚的艺术后继有人、子孙绵绵，是这样吗？不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皮相、效果和形式上的跟进和疏离，而在最下面的本质部分，杜尚只能是空前绝后的。杜尚的存在使当代艺术家们的心理纠结难言，颠覆杜尚或紧随其后都难以成立，最得当和诚挚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是罗氏兄弟提出的“向杜尚致敬”了。

杜尚认为，他最好的艺术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心目中没有艺术史，甚至也没有艺术。与人的生活、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杜尚那里没有通常艺术家们的自我中心、乖僻、处心积虑和得寸进尺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他制作艺术品完全是因为乐趣，因为游戏和好玩，而不是为了金钱、不朽以及最大限度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在所谓的巅峰时期径自走开，什么都不做，下了几十年的棋。在人们认为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又悄悄地做了一件似是而非的作品。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杜尚都行云流水般地舒展、心无挂碍。他是传统艺术的敌人，但表达平淡、收敛。其作品惊世骇俗，在杜尚却轻描淡写，就跟玩似的。这样的态度和人生与当今的艺术家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早在七八年前，我和罗氏兄弟就认识了，知道他们是画画的。但我们的结识并非是因为艺术，而是很自然地成了生活中的朋友。作为艺术家，他们只是在外貌上有那么点意思。从很早的时候起，兄弟俩就长发披肩、衣着别出心裁。但我从未听见兄弟俩出语惊人，拍着胸脯说自己如何的牛逼。他们画画，但不张扬，举办画展，但不喧哗，结交朋友，乃三教五流。重要的是他们在生活，这生活过得踏踏实实，生孩子、做生意、交朋友、过日子。他俩一样，家庭稳定，很少风流韵事。也不住相，比如戴个圆眼镜、抽个雪茄什么的。兄弟俩日子过得平凡实在，也乐在其中，甚至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画画了。说他们不再画了，时不时地又会拿出一两件作品。去年12月弟弟罗隶接手半坡村酒吧，按他的话说，赚不赚钱先不谈，弄个地方玩玩倒是真的。于是他便这么玩了起来。于是，“向杜尚致敬”的艺术行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来到店里的客人，只要是罗氏兄弟稍微认识的，便被拉到杜尚与裸女下棋的照片前面拍照。姿势是面对照片、背对镜头，或站或坐远近随便。照片冲洗出来后，每幅照片下面都标上了被拍摄者的姓名、职业。其中各色人等都有，有作家、诗人、画家、大学生、公司职员、企业经理、公务员、编辑、记者、警察、小老板、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农民工、三陪小姐、导演、电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广告人、书商、歌星、官员、教师、青少年、工程师……所有的人都不见面孔，只是背影。有的凑近杜尚细看，有的摆一个造型，有的，对着裸女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些照片集中起来浏览，十分的有意思。整个行为中，罗辑、罗隶两兄弟也非常的随意，只不过是拍几张照片，也不见有多么的费时费力。

比起那些吃死婴、喝人鞭泡酒、屠宰牲畜血腥而变态的行为艺术来，罗辑、罗隶的艺术是那样的平和、日常、有趣，总之是那么的富于人性。如此品质的行为艺术在当今殚思竭虑试图一鸣惊人的艺术氛围里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这不同是本质性的（从目的、效果到过程）。通过参与和欣赏“向杜尚致敬”，我们会这样说：行为艺术还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是和现实生活、和日常过日子，甚至和实用娱乐紧密相关的。伟大的杜尚早就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比如他的作品“泉”就是随手买下的一个小便池。“清新的窗户”不过是在一扇窗户上刷上了一层淡绿色的油漆。只是到了今天，现代艺术走上了一条变态、极端、追求征服效果的道路。

极端的状态、金钱财富和权势贪欲主宰着现代艺术，而人们的生活，日常的、普遍的、被连续的时间紧紧束缚的生活仍一团灰暗。怎样用所谓的艺术、行为、思想和观念照亮这一团灰暗，发现其中的新颖、乐趣和非同凡响，我以为是艺术家们可能的工作。当年杜尚就是这么做的。今天，罗辑、罗隶通过“向杜尚致敬”的作品，从两个方面向我们进行了提示。这两个方面就是“怎么做”和“做什么”。罗氏兄弟运用杜尚的方式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杜尚，这本身就很有趣，很微妙，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结构和形式。

我问罗隶：“向杜尚致敬”还要做多久？

他回答：不知道，看看再说吧。

人生理想

老太说保姆

这几天生病，去医院挂水，听一些老头老太聊家长里短。有一个老太，八十一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看报纸不戴眼镜，头发仅仅发灰，而且是深灰，看样子只有六十多岁。可贵的是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并且不无幽默。今天她说起家里用保姆的情况。

老太家不用钟点工，用的是“长工”，并且一用就是很多年，可见老太以及家人对保姆很好，因此才可能相互信任。老太说，有一个小姑娘十七岁到她家做，二十六岁离开，结婚了，对象还是她帮着介绍的。小姑娘在做保姆期间还读了高中，读了职业大专，学的是烹调。她给小保姆介绍的对象也读过大专，是老家的亲戚。在场的一个老妇女说：你说的事都可以上报纸了。老太不以为然，说保姆也有不好的。她家曾经用过一个人，老是偷东西。偷她家的鸭绒被，被发现了。保姆跪地求饶，结果老太原谅了她，继续留用。保姆继续偷。老太家一共三十六个碗，保姆偷了三十四个。还算讲良心，留了两个给老两口吃饭。老妇女又问：那你们怎么就没有发现啊？老太说：我和老头整天关在房间里画画（老太和老伴都是老年大学花鸟班的），她就在外面搞搬运。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一回，邻居跑来告诉他们：不得了啦，你们家保姆一路走一路流血。老太连忙跑出去，追上保姆，看见血水正从她的裤脚处滴落下来。老太急了，赶紧把保姆往医院拉。保姆无奈，这才交代了，原来她偷肉丝。肉丝是小包装，一共买了六袋，冻在冰箱里。保姆偷了四袋。她穿了一条裤子，一边缝了一个大口袋，一个口袋里装了两包肉丝。肉丝化冻，血水就流下来了。这一回，老太下决心要辞退这个保姆了。但保姆不肯走，说：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已经坦白，你们就要从宽。老太说：我们从宽，就是多发你两个月的工资。这样才把保姆给打发走了。说到现在用的保姆，老太赞不绝口，说人真是聪明，四十多岁了，就是有一个短处，不识字。老太在家里教她认字。说有一次她和老伴都不在家，来了一个电话，是保姆接的。回家后，问是谁打的电话，保姆说姓王，名字记下来了，在一张纸上。拿过纸一看，上面画了一个圆圈，中间点了几个点点。保姆说，那人叫“王咳”，圆圈代表一张嘴张着，点点代表嘴巴里有痰，咳不出来。在场挂水的人都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我再看看这老太，觉得她之所以这样健康，不仅是因为平时注意保养及时看病，还因为她善良，宽以待人，更因为她幽默，健谈爱说，能从老年的生活中体会出难得的乐趣。长寿健康的良药莫过于此。

小狗和邻居

不怕大家笑话，最近我养了一条小狗，还是有所谓血统的，据说叫西施。这狗浑身卷毛、腿短、色白，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虽然喜欢狗，但从未想过会养这种狗。我一向觉得只有草狗才算是狗，而且必须养在农村、开阔之地。像西施这种狗被称为宠物，并且时下很流行。我的一个朋友说，养这种狗包括京巴，是小富即安的象征。我深以为然。我虽没有小富，却养上了西施，虽然事出有因（这条狗是流落街头被我偶然收养的），但总觉得不好意思。我的朋友又说，要是我去遛狗，他就躲在树后，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哼哼，老韩，那你的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他说。因此，我觉得还是把我养西施这件事自己坦白出来，藏着掖着早晚要被大家知道，那样反倒被动了。我也准备了辩护的理由，除了事出有因，西施怎么说也是狗啊。我们不能因为狗是草狗土狗就瞧不起它，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觉得狗有那么一点血统有那么一点宠物的模样就自觉耻辱。这些，狗的高贵和低贱都是人的事，是人给弄出来的，狗们自己不觉得。把一条狗当成一个生命也就得了。我的狗还有一个很俗的名字，叫“星星”，在这里我也一并坦白出来。

但我的确没有时间遛星星，遛它的任务交给了阿姨（钟点工）的孩子，每个月我给她一百元钱。一天我从工作室回家，走到四楼，看见围了一群人，男女都有，都在高吼怒骂。帮我遛狗的孩子掩面哭泣，人群中都不大能看得见她（只听见哭声），星星就更不易发觉了。它趴在一户人家的门边，埋着头，一动不动。一个中年妇女牵着拴狗的绳子，一蹦三尺高。旁边七嘴八舌，都在帮腔。原来，星星路经四楼时撒了一泡尿，被逮了个正着。一帮高大的男女围着孩子和小狗，如此的怒不可遏让我非常震惊。这四层共有四户，其实是一家人，是作为拆迁户搬进来的，这座楼是在他们家原来的房子地基上盖的。一户老两口住，一户是大儿子、大儿媳住，一户是二儿子、二儿媳，一户是三儿子、三儿媳。此刻全家都出动了，老头、老太、中年壮汉、中年妇女以及较老的妇女、年轻的姑娘，不免同仇敌忾，其声势十分的惊人。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道歉、认错、表示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代表星星），并收拾掉小狗的那泡小便，在一片责骂声中把星星抱回家去了。后来听遛狗的孩子说，星星曾被那妇女往墙上狠狠地砸过去，所以她才吓哭了。回到家，星星不吃不喝，吐了几次，也不动弹，我以为它受了内伤，活不长了。后来我的女朋友来了，它才活动起来，跑过去欢迎。原来，它是被吓坏了。我不免非常感慨：动物是很敏感的，尤其是弱小的动物，就像孩子，很小的孩子。由此想到，在父母的雷霆震怒之下，那些还小的孩子将会受到怎样的心理伤害，也许或肯定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一件小事

《圣经》上说：不可试探神。一般而言，中国人的观念中是没有神的，或者说中国人的神并非是《圣经》中的神。但命运、冥冥之中的力量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承认的。这些东西依然不可试探，不可考验，大事小事上皆如此。我说一件刚刚发生的小事。

今天中午我离开家去工作室。我背了一只包，夹着手提电脑下了七楼。

我的工作室里是有电脑的。那是一台台式电脑，专供我写作之用。我不用这台电脑上网，怕感染病毒。平时我上网用另一台手提电脑，也不放在工作室，放在家里。今天我带着手提电脑去工作室是想上网处理一些信件，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

话说我带着手提电脑、背着包下到一楼，发现信箱里有邮件。我打开信箱取邮件，将电脑和背包放在墙边的一辆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电脑放下面，背包放上面。放下去的时候我还在想：总不至于忘了拿了吧？忘了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信箱就在旁边，开锁取邮件最多不过半分钟。况且我这人天生谨慎，从不丢三落四。最后我又想：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然后我就取了邮件，放入背包，去街上打车了。到了工作室，等到要用电脑时才发现手提找不到。找遍整个房间都没有，我心想八成是落在出租车上了。我用力回忆坐车的细节以及怎么上的楼、开的门，脑袋里一片茫然。关于手提电脑最后的记忆是在我家楼下，我取邮件、把它放在一辆自行车的书包架上。之所以能够回忆起这些是因为当时我脑子里有过那样的念头：“总不至于忘了拿了吧？”以及“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我打电话回家，让我妈下楼找找。其实我已不抱任何希望，已经在考虑怎么借钱去买一台新电脑了。十分钟后我妈打电话给我，说电脑没丢，就在信箱下面的那辆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我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奇迹，并非是失而复得，而是，说丢就丢了。是因为我转过那样的念头：“总不至于忘了拿了吧？”于是，就真的忘了拿了。我还把这件事看成一个教训，就是“不可试探神”。我的确进行了试探。按前面的说法，我试探的可能不是神，但的确是某种神秘的难以理解的东西或者力量。这是一件小事，试探也仅仅发生在习惯性的心理层次，但值得引以为戒。如果有一天走在马路上，风和日丽，我自觉非常安全和快乐，心里想：这样美好的时刻我总不至于被一辆汽车轧死吧？当然，很可能我这样想了也不会被车轧死，但最好还是不要这么想。因为，“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不由我们说了算。

我过年

中国人重视春节，过年意味着团聚，意味着热闹和玩乐。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体会过那样的气氛，年长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每逢过年我是最感孤单的。我单身，母亲过年时去了深圳哥哥那里，我一人留守南京。并且我从不走亲戚，朋友们便是我的亲戚。奇怪的是，我在南京交的朋友，绝大多数都不是南京人。不过年的时候大家倒是常常相聚，一到过年就纷纷地回了老家。中国人讲究吃，过年更是如此，因此有“年饱”的说法，可每年过年我却是最饿的。母亲走了，没有人做饭，路边的小饭馆也都歇业打烊，店家忙了一年，都回去过年去了。而那些金碧辉煌的大饭店照样灯火通明，充满了人们吃喝的欢声笑语，只是一个人进去吃饭未免过于铺张，也不合时宜，相形之下会更觉孤单的。再说，也没有供一个人吃饭的桌子，天天去吃顿顿去吃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往往去超市买一些罐装牛奶、面包、方便面、果汁及一些零食，堆在家里的桌子上，吃得无滋无味的。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做饭？菜场关门是其一。其二，自己给自己做饭然后自己吃，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吃不香是肯定的。吃饭至少得有两个人，就像两只猪在食槽里争食，才可能吃得有劲，也吃得多一些。又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深圳，和母亲、哥嫂一起过年？实际上除了吃的问题，我是特别怕那种家庭聚会的。除了吃的问题，我觉得过年有机会一个人待一待是很难得的。我喜欢过年时的孤独甚于热闹，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千金难买的好时光。因此过年在我这里便意味着饥饿加自由，前者是为后者而付出的代价。

今年过年我比较惨。此前牙疼已经疼了二十天了，吃了各种消炎抗菌的药。大年三十我去毛焰家吃饭，牙疼发作，毛焰让我喝酒说是以毒攻毒。我不仅喝了，而且还喝了混酒。结果我感到极度难受，大约十点不到就挺不住了，回家睡觉。那两天南京是最冷的，气温达零下七度。我躺在床上又冷又疼又饿，身心从未有过的痛苦，甚至连世界观都改变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起床后仍未见有丝毫的缓减，于是我去口腔医院看急诊。这对于我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最近一次进医院是我十九岁的时候，距今已经二十四年了。据医生说我吃的一种消炎药是需要严禁喝酒的，因为它破坏一种专门分解酒精的酶，也就是说我喝酒得不到分解，极度难受的感觉不仅是因为牙而且也因为醉。接下来的几天我便禁酒了，但牙疼依旧，每到晚上九点到深夜一点的黄金时段便开始发作，右边脸上肿起一个大包，笑的时候只能半边脸。由于药物反应由于牙疼今年过年我吃得就更少了，每天一顿。我吃得最多的是药。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脸依然肿着。但也有收获，写了一首我自认为不错的叫《牙疼》的诗，抄录如下：

牙疼，委靡不振

虚无、上火

牙病了

牙本来就是病

熬着、不说话

一跳一跳的

像钟表

不强烈，但烦躁

一手托腮

吃止疼片

止疼之后就木了

我的生活就像牙疼

就体会着原本如此的牙疼

病牙

人不可傲慢。

我的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一直很健康，很少生病，因此常常夸耀说：“本人最近一次进医院是十九岁的时候。”最后一次说这话是去年年底，我四十二岁。也就是说我已经有二十三年没有看过病了。1993年我辞职，从此再没有公费医疗。至于健康保险之类的事我也从不问津。一是没钱买，二是不相信自己会生病。三和世界观有关，觉得防患于未然属于某种庸人行为，对于未来还是虚无一点的好。十九岁以后我并非没生过病，但多是一些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挺一挺，或去药店买点药吃了也就没事了。比较严重的病在我是牙疼。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对于牙疼我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除了进医院，而医院我是打死也不会进的。

说到底，我只是一颗牙齿有问题。大约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龋齿，右上侧的一颗槽牙上有了蛀洞。洞不大，米粒大小，经常发炎。我也曾疼过，疼得一塌糊涂。每次吃点消炎药也就好了。在长期的与病牙的斗争中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天刷三遍牙，以保持口腔清洁。一有上火的苗头就马上吃牛黄消炎丸，如果还是压不下去的话，就一面吃止疼片一面服抗生素。这套办法很管用，帮我度过了悠悠十年时光。虽然蛀洞不断扩大，病牙断裂并破碎，最后在两个好牙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大洞空空如也，里面只余残根。但牙疼我还是能够控制住的。只要疼痛能得到控制，牙好牙坏有牙没牙就实在不是一个问题了。

直到今年年初，病牙又开始发作，我按常规办法办理归于无效。实在熬不过去，于是乎时隔二十三年我又去了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我吃了无数的抗生素以及甲硝唑、替硝唑、止疼片，总算止住了，只是颧骨下面牙根处的一个肿块怎么也下不去。但牙齿已经不疼了。不疼了就好办，我仍然不打算拔牙，并且振振有词：古人又没有牙医，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对了，他们叩齿，以加强牙齿自身的锻炼提高抗感染能力。于是我也开始叩齿。我每天刷三遍牙并叩齿不断，心想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5月17日是我的生日。从16日下午开始，我牙齿剧痛，这种痛以前从未有过，并且止不住，吃了大量止痛片也毫无作用。16日到17日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口腔医院。然后是挂水、消肿，按常人的通常牙病办理。那时我已经下了决心，这牙是非拔不可了。

写这篇短文时我的病牙已经拔除，正在恢复中。我想说的是，我的自信、傲慢和固执是被一颗小小的牙齿击倒的。尤其是像我这种不常生病的，对病痛有超乎寻常的敏感、超乎寻常的脆弱。生老病死四大关是谁都脱不了的。生之疼已被遗忘或者已经习惯了，病、老、死业已开始。从此我将和病打交道，要学会习惯它、感受它甚至拥抱它。从一颗病牙入门直到全部肉体的朽坏、耗散和报废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等着瞧吧。

《海鲜》专场

2001年，朱文拍完了《海鲜》，他带着这部电影回到南京，在半坡村酒吧放映了一场。可惜当时我人在成都，错过了机会。后来我回了南京，朱文又带着《海鲜》去了成都，在白夜酒吧放映了一场。《海鲜》在国内大约只放映了这两场，看过的人可能不超过两百。我不包括在这两百人中，和《海鲜》失之交臂，真的很不应该。朱文许愿说：“《海鲜》你会看到的，一定会，而且是专场。”转眼三年过去了，到了2004年。这次朱文回南京，大家相聚很愉快。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带了《海鲜》和《云的南方》，要放给我看。关于《云的南方》我下篇文章里再说。

朱文问我那里有没有录像机？我的天哪，难道说他手头的《海鲜》是录像带？果真如此，就是录像带。这年头，谁还看录像带啊？我想了起来，我的录像机就在一个月以前，因一无所用放在那里碍事，卖给一个收破烂的了。卖了三块钱。早知如此，我就迟一点卖或者不卖了。联系半天，总算于小韦家的录像机没有卖掉。于是我们匆匆赶往他家里。录像机虽没卖掉，但也很久没用了，和一些杂物一起放在床肚下面。于小韦将录像机扒拉出来，掸去灰尘，接线接了半天（因为生疏了）。线总算接上了，但画面跳动不已，色彩残缺不全，简直没法看。这一次的问题出在电视上，于小韦的电视太老了。于是我们抱着录像机、带着录像带，又折腾到我家。我家的电视是新的，并且比较大。又接了一番线，放映总算正式开始。我拉上窗帘，安排好座位，开玩笑说让各位把手机都关掉。享受这次专场的共有六人：我、于小韦、李小山、楚尘以及我妈。朱文亲自接线、倒带，我们在里屋看《海鲜》时他和金子待在客厅里。他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写完一篇小说时，拿给对方看。一个人看的时候，另一个人（即作者）在边上等待时的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我还想起，十几年以前，朱文还在上大学，其中一个朋友搞到一盘黄色录像带，也是这样满世界地寻找录像机。找到录像机后抱着，也是这样满世界地寻找电视机。

关于《海鲜》的好、牛逼、优秀我就不说了——这是肯定的。我想说的是这次“专场”放映，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东西都没变，或者，那根本的朴素的值得骄傲的东西都还在。在朱文身上，在于小韦身上，在我的这些朋友身上。记得当年朱文离开南京前往北京拍电影时，楚尘送他。朱文脚蹬大头皮鞋、背着双肩包，对后者说：“现在我又一无所有了，就像一个艺术青年，感觉真是好极了！”

拍电影

上个月，我去北京通县拍电影，导演李红旗，我演男一号，于小韦摄影。李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拍电影，朋友投资不到十万，红旗却要拍一部九十分钟的长片。在觉得他勉力而为的同时，我不得不佩服红旗的年轻和勇气。的确，如果没有勇气，什么事情都是干不成的。除了勇气，红旗另有过人之处，就是班底搭得特别好，参与者都是一些“牛逼”的朋友。甚至找的群众演员也很出色，发挥超乎想象。但电影到底是电影，况且这帮人毫无经验，资金短缺，在十五天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还是超出预想。

现场的混乱和捉襟见肘就不说了，导演几乎成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红旗把老婆支到外面住宿，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当了道具，导演睡在客厅里的一只长沙发上，每天睡眠三四小时，常常被噩梦惊醒。一天红旗从睡梦中醒来，想到正在拍的这部电影，心想：真是一场噩梦啊！可见导演心情的紧张和绝望。记得拍第一个镜头时，于小韦因身体不适而旷工，红旗亲自掌镜，甚至连焦距都对不准。至于剧组内因观念和其他原因发生的争吵更是不可避免。大家都进入了角色，作为演员的我因表演问题也与导演据理力争。比如有一支诅咒的歌，红旗要求我从头唱到尾，我觉得毫无必要，况且我也没有唱歌的天赋，争论良久后我说：“我肯定是不会唱的！”剧务任辉事后评论道，我如此说话就像一个真正的大牌。我觉得我有些理解那些大牌了。剧情中尚有接吻、裸体的戏也被我一一拒绝了。一次导演在说戏，说得我不胜其烦，我居然说：“你演一遍给我看！”据说某大牌在演一场激情戏时被张艺谋折磨得够呛，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让张导演一遍给他看。不知不觉中我就将红旗抬举到了张艺谋的地位。当然，这是开玩笑。

一天上午起床，红旗说他一夜未睡，经过反复思量，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趁早收场吧。导演炒自己，这是新鲜事。红旗说他虽然事前鼓足勇气，下了必死的决心，但事到如今只有承认自己失败了。于是全剧组的人开始安慰导演，恳求他干下去。大约过了一天，红旗这才缓了过来，答应把电影继续拍下去。

总结这次拍电影，我觉得自己有三点收获。一，这是一个与老朋友相聚的机会。平时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你去找人家玩，虽会受到热情款待，但由于他们惦记着上班，所以难以尽兴。若是大家都不上班，找一个地方纯粹是玩，又会觉得无聊。像这样有一件事做，边做边玩，应该是最佳选择。当然有一个人要受苦，就是导演，他是责任人，拍片的全部压力都在他的身上。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像男二号张跃东，通过工作和相处彼此了解和欣赏，也是人生的一件快事。三，一举克服了在电影方面的自卑感。我的很多朋友都爱好看碟，每每喋喋不休，而我基本不看。现在我可以对他们说了：你们不过是一些发烧友，而我是运动员，是跟过剧组的，对电影的认识根本上是两回事。

苦命的鱼鹰

我的朋友白山是个悲天悯人的人，成天悲悲戚戚的。你说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碰到和听说的那些事儿，什么下岗工人、伊拉克战争、拿不到工钱回家的农民工爬到天桥上寻死觅活……白山怎能不忧心忡忡、心理灰暗至极呢？朋友们劝他不能老盯着那些阴暗面，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阳光和乐趣的。但白山看世界的角度如此，说也白说，长时间下来难免心力交瘁，身体也不行了。于是白山决定离开这座城市，去外地旅游一番。他想的是，应该往有水的地方去，水面辽阔、渺无一物，可使心胸开阔，也能镇定心神。大约半个月后，白山回来了，问起是否去了有水的地方，他说去了，不仅有水，而且是一条浩瀚的大江呢！下面是白山讲述的鱼鹰的故事。

一天傍晚白山登上了一条渔船（旅游项目），正就着鱼虾喝着小酒，边欣赏江上的美景。突然他看见一排木头架子立于江中的波涛之上，那架子上蹲着七八只鱼鹰。白山问船夫：“天都这么晚了，鱼鹰怎么还不弄回家去啊？”船夫说：“你不知道，这玩意儿（鱼鹰）特别腥，如果弄回家去不仅一家人睡不着觉（被熏的），就是隔壁邻居也受不了的。”“那么它们就待在江上？”白山问。“就待在江上。”“一年四季都这样？”“一年四季都这样。”白山再看那些鱼鹰，个个黑不溜秋的，瞪大了眼睛，似乎在与自己对视。一双脚牢牢地抓住木头架子，就像傻子似的。白山的心中顿起怜悯，心想：这玩意儿真是可怜啊，刮风下雨时它待在江上，飞雪漫天时它也待在江上。“就这么待着”就是它们的命运，就是鱼鹰的命运。想着想着，白山就吃不下了也喝不下了，江天美景自然也变得残忍和灰暗了。

船夫告诉白山，白天打鱼时他们会把鱼鹰们带上，打完鱼就把它们往架子上一拴，方便得很。鱼鹰的脖子被勒住，只能吃小鱼，大鱼吞不下，因而可用于捕鱼（这白山是知道的）。白山不知道的是这玩意儿特别腥，遭人厌恶，不像人类豢养的其他牲畜走兽，在工作之余还能与人之间结下深厚或者不深厚的感情。人一面利用鱼鹰一面又非常地讨厌它，甚至都不吃它的肉。一只鱼鹰的寿命大约二十来年，二十来年左右就是没死也不能抓鱼了。因为肉腥所以也不能吃，就这么挖一个坑将它埋了。也有人不信邪，吃了鱼鹰肉，结果恶心得上吐下泻，多少天都缓不过来。而且身上的腥味儿经久不散，别人一闻就知道你吃了鱼鹰肉了，由于厌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二十年的时间，就是一块石头也能捂热发烫了啊。人与鱼鹰相处二十年怎能忍心就这样将它埋了？船夫说，也有好心的渔民给年老不中用的鱼鹰喂一点小鱼，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把它们给埋了。自然是活埋，鱼鹰不能抓鱼活埋也很正常。

回到宾馆，白山怎么都睡不着了，他想着江上的那些鱼鹰。于是披衣下床，来到临江的阳台上。下面的江水漆黑一片，起雾了，烟波浩渺中他看不见鱼鹰，但知道它们就在江上正抓着那些木头架子。

去南极

张林是自由撰稿人，爱喝酒，喝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按他自己的话说，三天一大醉，两天一小醉。平时不喝酒的时候张林沉默寡言，坐在那里像根木头似的，两瓶啤酒下肚他便手舞足蹈，就像换了一个人。张林的酒精依赖是很明显的。二三十年喝下来，张林的身体算是彻底地垮了。一个稍通中医的朋友给他把脉，说张林完全“空”了，丹田之内毫无真气。也就是说坐在我们面前的张林是个空壳子。并且喝酒误事，张林老大不小的了，还没有成家，在男女问题上却欠下了不少风流债。当我们认识张林的时候他正陷于诸如此类的麻烦中，每天只好借酒消愁。

今年开春，张林突然宣布他准备去南极，说是遇见了一个有办法的人，可以让他去南极的科考站待上一年。张林心想如果此行顺利，很多的问题都能得以圆满解决，比如那些风流债可以拖一拖，再勇猛的女人总不至于追到南极去吧？再比如南极的工作收入很高，不仅温饱不愁，而且可以积蓄，从南极回来后两三年的生活费也一并解决了。据说去那儿啤酒尽管喝，不要钱，这对于一个酒鬼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当然去南极也有难处。张林是去那儿过冬，南极的冬季没有太阳，可谓黑夜茫茫，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科学家们也只是在短暂的夏季有日照的时候去那儿工作，在漫长的冬季科考站的小楼里只剩下一些看站的工人。清一色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女人也是一个问题。但这对张林来说关系不大，只要有酒喝就行了。在那儿还可以打八十分，大约也只有打八十分了，其他的娱乐，比如看电视、听广播却不可能。当然可以打电话，酒酣之余给祖国的亲友打打电话也顺理成章，只是卫星电话费用太高，还是不打为好。剩下的时间张林干什么呢？正好可以潜心写作，或者练练气功。张林盘算已定，心里笃定得很。

如果能真的成行，还得经过体检这一关。由于南极环境恶劣，有关人员不仅需要经过严格的体检，还要进行必要的心理测试。体检和心理测试在10月份，张林提前开始了身心锻炼。他开始戒酒，开始跑步，开始躲避朋友尝试独处。一段时间下来张林抱怨南京的朋友还是太多了，每次有人拉他喝酒总是抹不开面子，眼看行期在即，心里不免十分焦虑。突然有一天张林就消失了，有消息说他去了苏北农村，在那里跑步、禁欲、呼吸新鲜空气……再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提张林这回事了。然后我们就在电视上看见了那艘前往南极的大船正驶离码头，在欢送和被送的人群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张林。这则新闻的镜头很少，漏掉张林也是很正常的。

又过了一阵，张林回到了我们中间，身轻体健、红光满面，判若两人，就像是从南极已经回来了。这当然不可能。问起为何没有成行，是否是体检不过关？张林说：“哪里呀，根本就没有参加体检。那哥们也是酒后一句话，找他的时候死也不认账了。”

看来酒鬼的话的确是不能相信的，也许只有另一个酒鬼才可能相信，并因此歪打正着地捡了个便宜。

陆老师

我不知道陆老师算不算我的朋友，说他算，怎么突然之间我们就不相往来了呢？我们没有过任何过节，彼此也都活在世上，都在南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不再往来了。说他不是我的朋友，那么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火红”的日子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当时我失恋了，情况比较悲惨，而陆老师在热恋，他热恋的对象和我也是朋友，我们姑且就把她称作“小洪”吧。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玩，吃饭、泡吧、打保龄球、跳舞、唱歌，反正那时候能玩的我们都玩遍了。常常通宵达旦、千金散尽，去吃早点的时候三个人的脸色都灰灰的，按陆老师的说法我们就像是做鸡的。这样的玩法在陆老师和小洪是恋爱之必然活动，在我就是失恋之后的转移和沉沦了。陆老师和小洪经常吵架，有时候吵得相当凶，我亲眼所见小洪将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灰缸投向陆老师，幸亏没砸到，但在酒吧的墙上砸出了一个大坑。一次小洪服毒自杀，陆老师吓瘫了，伙同我一起去援救。自然小洪也没有死成。总之他们闹得很厉害，我看在眼里却不以为然。我在想，激烈的爱和深沉的爱是不相同的。他们闹得如此过分只能说明他们的爱是激烈的，而我却在深沉地怀念着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爱和我的不可比，分量太轻了。

陆老师年纪不大，当时大约二十五六岁，戴金属边眼镜，手指上总是套着一枚白金戒指。他是某大学的英语老师，班上有很多女学生。陆老师还在夜校兼课，班上的女生同样很多。每周六他还去鼓楼的英语角活动，因有语言优势，认识女孩儿也很方便。所以我们说陆老师有三个“鱼塘”。小洪认为我从失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需要再谈一次恋爱，于是就让陆老师带女孩儿。大约半年的时间里陆老师带来的女孩儿少说也有五十人次，而我深陷于失恋的痛苦之中，自然一事无成。陆老师有女学生，而小洪的追求者也不乏其人，并且一概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士。于是两人互相刺激，日子就这么过着。

再后来陆老师和小洪就不行了，经常是我和陆老师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倾诉着衷肠，也就是那么一丁点感情上的破事儿。但我还是觉得陆老师的情况和我不可比，激烈和深沉岂能同日而语？再后来我和陆老师也失去了联系。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有时我也会想起陆老师，心想肯定已经结婚了，没准对方还是一个外国人。想起陆老师的“鱼塘”和社交能力我也就放心了。

大概在今年年初，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竟然是陆老师妈妈打来的，她问我有没有小洪的联系方式。还是让我长话短说吧，陆老师由于精神原因已从学校辞职，有两年的时间在家里闭门不出。后来经过治疗，病已经好了，想恢复公职，但需要一个证明，证明他在辞职以前就已经得病了。陆老师的妈妈想让小洪出具一个证明。临挂电话时她嘱咐我说：“我打电话的事千万不要让他知道呵！”

我在想：当真是世事难料。激烈的感情也会激烈到深沉的程度，而深沉的感情也会深沉到发疯的程度。也许陆老师得病和小洪并无关系，那就最好不过了。

金满楼纪念

金满楼是我家楼下的一家餐馆，我在那里已经吃了八年了。按朋友们的话说，那是我家的食堂，无论是本地或外地的朋友我都会带他们去那儿吃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没有去金满楼吃过饭的人都不能算是我的朋友。

金满楼的主人姓袁，当年是个年轻的女人，现在依然年轻，只是年轻得不一样了。她的长相像那英，但比那英要漂亮。我开始在金满楼吃的时候小袁已经结婚，但似乎不很幸福。当时她另有男朋友，那男的借了她一笔巨款便从此失踪了。小袁在人财两失的情况下自然是一蹶不振，想要报警，又怕那男的还爱着她，失踪只是对他们感情的一个考验。总之小袁矛盾得不得了，在感情与金钱之间，在婚姻与真爱之间，徘徊不已走投无路。她有时会找我说话，请我帮她分析，因为我是常客又是“作家”，在行为和智力上都值得信任。于是经常是面对桌子上的一片狼藉，小袁会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说说她的那些伤心事儿。我也真的为她着急，千头万绪，越理越乱。但不知从何时起小袁就不再找我们说话了，人似乎也光鲜了很多。接着就是来了一个小白脸站在柜台后面，俨然以主人自居。我说他是小白脸绝非贬义，那男的的确长相年轻、眉目清秀。据小袁说他俩一样大，可真的看不出来。小白脸虽不是携款遁去的那位，但看样子也不能让人踏实。当时我就想，看来小袁喜欢华而不实的，吃苦还在后头呢！再后来小袁离婚、结婚、肚子越来越大，孩子出生了、抱到店里来了、满地乱跑了、开始上学了。小袁和那个小白脸也越长越像，两人恩恩爱爱，一家三口也其乐融融。在祝福小袁的同时我也得承认，自己的判断是失误了。

我在金满楼吃了八年，这八年里店面装修过三次，服务员更换了无数，小袁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据说在市里又有了几处分店。金满楼这头近年来基本上由小袁的丈夫打点，小袁本人则很少过来。我们和小袁的丈夫也混熟了，熟到了几乎都忘记了小袁的存在。一天下午我去金满楼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写东西，坐在紧靠门口的地方，突然我看见小袁的丈夫推门进来了，身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这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只是小袁丈夫的眼神有点不对，他虽然和我打了个招呼，但我总觉得有些反常。然后他就领着那女人走进店堂深处。也许是我多疑了，那天下午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是小袁的丈夫真的在拈花惹草，还是我不相信他会恪守本分？你说他领一个女人来咖啡店里谈一笔生意这不是很正常吗？看来小袁和她的丈夫真的成了夫妻恩爱生活美满的小康生活的神话了，而面对神话我们总是多疑和挑剔的。但愿是我错了。

三个片刻

人生非病即愁，念头纷飞，玩弄着各种苦楚或兴奋的感觉。只有在少数的几个时刻，一个瞬间，或许会忘记自身肉体的存在，或者说这个肉体这个自我和周遭的世界已融为一体，不再冲突了。这便是安适的境界，对于常人而言它一晃即逝，可遇不可求。

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如果头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便会觉得浑身轻松，脑袋像水洗过一样的清醒。走在街上，阳光将树影投射在围墙上、路面上，我穿梭而过，觉得自己步履轻盈。一瞬间我什么都不想，真的觉得自己都不存在了。那是因为年轻，气血方刚，身体饱满的状况是促使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休息充分、心无杂念，片刻的安适便偶尔地降临了。如果你的胃很健康，没有任何毛病，便感觉不到胃的存在。同样，如果你的整个身体都没有毛病，非常健康便构成了精神忘我的一个基础。

我四十二岁的时候，一次牙疼，右腮肿得很高，脸都变形了。我疼了整整一夜，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便去口腔医院挂号就诊。医生帮我吸脓时不小心碰到了牙神经，那种疼在我是平生未有。突然我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口中啊啊不停，就像是有一个木头橛子敲进了我的牙床，从那里开始膨胀至全身。我有一种胀满欲裂的感觉，眼泪不自觉地哗的就从两边流了下来。然后是挂水消炎，还挂了激素。虽然剧疼已经消失了（只是一瞬间），但我浑身难受得不能自已。直到脓血流了出来。从医院出来时已近黄昏，我走在街上，口中回味着那种臭鸭蛋似的味道，并一口一口地把脓血吐在街上。我知道自己的脸肿得很厉害，样子很丑，但却有一种安详的感觉来到了心间。我在想，我为什么不可以很丑呢？甚至可以很穷、很卑微、很粗鲁，只要能活在这繁华的人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个要饭的乞丐也行啊。显然，这是由于肉体和精神持续高度的紧张然后突然放松造成的。那些大病初愈、劫后余生的人也许会有类似的经验。

前两天下雨，我去楼下的面条摊子上吃面条。天气很冷，那面条摊设在街边户外，我在雨棚下面吃着面条，一面打量着街景行人。一瞬间我突然觉得非常清净，眼前的事物清晰地显示出来，往事和未来却消失不见了。我就是那个吃面条的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面条吃进去很热，而面颊很冷。我听见雨水落在雨棚上的声音以及木柴在炉子里燃烧的噼啪声，雨落在街上激起的雨雾呼应着面条锅里飘出的热气。不仅清净，而且和谐富于生机。我在想，如果站在炉子后面下面条的人是我，而坐在凳子上吃面条的人是摊主，那也很正常，甚至再正常不过了。随后我又想起吉木狼格的一句诗：一碗面越吃越从容。想的东西多了以后，那种从容而安适的经验反而很快地消失了。

安逸的成都

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去成都，时值盛夏，我们在街边吃饭，桌子几乎都搬到马路中间去了。街上尘土飞扬，我们吃得热火朝天，冒着随时都可能被大卡车撞死的危险。不仅我们这一桌，沿街的小饭馆都把桌子搬出来了。当时我就想，成都人真是不要命，个个吃得嘴唇发乌、牙齿发黑。当时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对成都人的印象，就是“糜烂”，成都人的生活可真是糜烂啊。现在想来，这个词的确有点过了，他们不就是耽于吃喝吗？那时我很年轻，又没有见识，喜欢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词。

这之后，我又去了很多次成都，不断地修正着对成都的印象。成都人喜欢说“安逸”，我觉得用这个词形容成都人或者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恰当的。安逸从某种角度说既是成都人的生活现状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当然这只是一个肤浅而笼统的印象，然而说到印象又怎么能不肤浅和笼统呢？

安逸在成都是有传统的，不仅吃喝，同时也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成都出太阳的日子少，所谓“蜀犬吠日”，一旦出了太阳那可不得了，所有的人都会拥到户外来晒太阳。届时成都的各个茶园、街边都充斥着晒太阳的人。太阳就是法令，可使单位放假、公司瘫痪。看着那些在阳光下心安理得地喝茶打麻将的人不由你不担心成都的国民经济。这是出太阳的日子。不出太阳的日子实际上也差不了太多，大白天的，各个茶园都一概爆满，喝茶、打麻将、下围棋、摆龙门阵、谈生意、看报纸、遛狗、哄孩子，各得其所，好一派和平生活的动人景象。成都人特别爱在户外喝茶，因而茶园众多，有的狭窄如天井，但有几棵小树、围墙缝里穿出几缕微风也就足够了。

夜幕降临，成都的大街小巷便出现了无数亮着粉红色灯光的发廊、按摩诊所。其中自然有一些是从事色情活动的，但绝大多数是正经的美容保健场所。按摩师为盲人、男性，穿着白大褂，收费相当便宜，来一个全套（全身按摩）最低价格也就十多块钱。按得也很专业，市民皆可消费，因而才可能遍地都是，竞争也因此趋于激烈。

关于成都的安逸我还有很多观感。比如成都人把漂亮女孩儿称为“粉子”，并以粉子多而自称、自豪，甚至把成都称为“粉城”。成都的男人无论穷富职业为何都很会做菜。当然不是说他们像上海男人那样，以做家务为己任。做菜在成都男人那里是天生的，是绝活，平时不做，必要时才露一手。成都又被称为“麻城”，遍地都是打麻将消遣的闲人。市政府觉得有碍于市容观瞻，颁布条令禁止在街边摆放麻将桌。当然如果你关起门来打，就是打得死去活来也不会有人过问。

麻城、粉城，成都的安逸如斯。两千年我在成都租了房子住了三个月，当时是带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和健身计划去的，其结果自然是无法实施。只有入乡随俗，白天坐茶园，晚上吃饭喝酒按摩消夜。我的体会是，安逸并非是追求高昂的物质生活，而是享受包括阳光在内的随处可见的日常快乐。

情人节

情人节本来是个平常的日子，由于人为的原因这日子变得严重起来，有的人不免喜在心头，有的人觉得简直没法过了。

我觉得最难过的有两种人。一种，不止有一个情人（包括原配和男女朋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如果这些情人互相知道对方倒还好办，若不太清楚就很难协调了。得巧妙安排、彼此错开，掐表奔命见缝插针，隐瞒、撒谎、补漏、遇险。以前，他或她也是这样周旋的，但这一天问题会变得尤其尖锐，就像尖锐湿疣发作一般，很不舒服，随时可能趴下。能够应付过去的人，要么天生麻木不仁，要么是个阴谋家，有搞政治的潜力。

另一种情况，两人暧昧已久，但未经表白，心情患得患失，这时情人节到了。这是一个考验，可验证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意。也是类似于候审，等待判决。如果自己首先借机向对方表白，对方有意没的说，对方无意不是很丢面子么？还是等一等再说吧，直到屎到屁股眼，拉还是憋回去等下一个厕所？两种情况都有。

第三种人也难过，但我以为不是最难过的，那些没有情人的人，那些情人已去不再回头的人。这些人的难过局限在心情上，没有如何行动那样麻烦的问题。这种难过是虚的，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三位。当然啦，有时候这种难过非常强烈，触景生情、不堪回首或倍感孤寂。但如果换一种思路也许就会轻松起来。往昔不可追，可这样想：旧的不去，新的何来？感到孤苦的也可以体会优越。就像我在戒烟的时期，非常愿意待在一伙烟鬼中间，看他们抽得云山雾罩，我就想：你们这不是找死吗？绝对是在浪费大好生命。众人皆醉我独醒。说得夸张些，男女关系或者恋爱就是吸毒上瘾呀，比吸烟有过之而无不及，危害更甚。

对于那些一对一幸福的人儿我无话可说，只是祝福他们。

总之，情人节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我们的时代它是一小部分人的极乐，一大部分人的难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还是取消这个节日的好！我想了一想，觉得没有必要。但我们可以换一种过法。情人节应该是有情人的节日，大家应该彼此送花、送巧克力或者送烟送酒，不要专门送给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听说现在有的办公室里情人节发玫瑰花了，发巧克力发香水发项链了。本人深以为然，觉得这是办公室故事中最美的篇章。就像当年我在单位上班，他们每到春天就发避孕套。多么的及时、令人感动，多么的具有人性，简直是太有人性了。

定数

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有定数的。这不是哲学，是实际的生命和生活。

据说动物一生中心跳的次数为八亿次左右，跳得快的就短寿，跳得慢的就长寿。猫能活一二十年，狗活二三十年，它们的心跳比人快。乌龟比人长寿，心跳几分钟一次。无论猫、狗或乌龟，一生中心跳都是八亿次左右。

俗话说，男人就是一桶水，泼完了也就泼完了。这也是指定数，指有限性。男人所以是男人由于他的生殖特征，这方面也并非是无限的。

写作也是这样，是有限的。先说数量。我想起朱文的故事。那时他在电厂里当司炉，四班倒，倒得昏天黑地，同时坚持写小说，每年的数量二三十万字。当时朱文的梦想就是辞职专事写作，以为那样一来每年至少可以写四五十万字。真的辞职后，朱文每年也就写二三十万字，和辞职前并无多少差别。剩余的时间他干吗去了？不知道，总之他没有闲着。这事儿挺神秘。定数这件事总是神秘的。

写作质量亦如此。据说一个好的作家一生中能写出来的好书也是有限的，就那么几本，三两本而已。无论你如何努力，最好的只有那么多。如果你写得多，增加的不过是一些二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写得少，写得慢，你总会碰见命中注定的那三两本好书的。在这方面认命我以为很明智。最大的遗憾是三两本好书没有写出来人就完蛋了，这就像自然生命的意外夭折。

有人说我封闭自己，缺乏交际。有关统计材料指出，人的一生中真正认识的、记得住的、有所了解的和与之发生或深或浅情感关系的人也就两百个左右。这一状况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原始村落时差不多。我们以为身居都市、飞翔于天空，交际应酬应接不暇，实际上仍然生活在村子里，我们仍然是古老的村民。由于生计和竞争的需要，每天我们会遭遇各色人等，但这些人并不真正地和我们相识、进入我们的情感区域。这些人对于我们就像非人的物质，就像一面风景。谁又能超越自己的定数，而成为不再封闭的？封闭于寂寞和封闭于喧嚣是一回事。

在精神和情感方面人也有定数，幸福与痛苦、轻松与焦虑、满足与空虚、极乐与绝望……我母亲常为一些生活琐事而烦恼不堪，甚至落泪伤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她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我对她说：“您什么样的事没经过呢？天崩地陷都走过来了，还在乎这些小事？”但她就是在乎。后来我想通了，负面的情感是一种定时出现的能量，原则上说是不因遭遇而转移的。为大事苦和为小事苦都是一种苦，都是苦，人不可能不苦。快乐亦然，由心而生。

说“土”

有一句骂人话已经很流行了，还会更流行，就是“土”。但是，何以为“土”呢？

按通常的理解，乡里乡气为土，不谙时尚为土，孤陋寡闻为土，与现代生活及其方式格格不入为土。土似乎是一种与美感、习俗、流行有关的东西，是一种否定性的贬义的形容。

最近，我经常被朋友们指责为“土”。比如，我把衬衫扎在裤子里，朋友们说我这样的穿法很土。我对各类名牌一无所知，他们说我很土，并调侃地说，我认识的牌子也就是佐丹奴（其实佐丹奴我也是刚知道的）。去歌厅唱歌，我能唱的也只是八十年代流行的罗大佑、崔健、邓丽君，这也是我土的证明。等等，不一而足。可我的心里不服气，自觉自己是很“洋”的，我觉得自己是个“世界公民”，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我开始对“土”进行重新定义，挑剔他们的“土”。这样做的结果是发现他们真的很土。比如，我认为不守约为土。每次聚会我从来不迟到，但我的这帮朋友，个个是迟到大王，少则半小时，多则一两小时，有时竟然不打招呼就不来了。不注重身体健康、运动锻炼为土。他们讲究衣饰、发型、坐姿，可那块肉不敢恭维。我觉得其中的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一个人的美应是从内部焕发出来的，心理问题不好说，但肉身总应该是健康和洁净的。运动和锻炼在我看来就应该像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没这种习惯就是土。还有对于“劳动人民”，比如酒吧招待、饭店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小区保安、生活在我们城市里的各色农民工，一定要尊敬、客气、和蔼、以礼相待，否则就是土。总而言之，待人不平等就是土。这样一来，“土”的问题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了。不平等待人为土、虐待动物为土、没有环保意识为土、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邻桌为土、追逐商业文明白领美学为土，尤其土。西装笔挺、酸文假醋、满口的“哇塞”、“OK”为土。在公司里彼此以洋名“查里”、“乔依斯”相称为土。上海人以上海人为荣为土。北京人以为身处文化政治中心的傲慢为土。港台文化人言必唐诗宋词为土。广东生意人炫耀粤语卡拉OK为土。哈韩为土，小资为土，中产为土、儒商为土、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为土、各级官僚的亲民嘴脸为土……总之，视野之内，无一不土，或者说无一不是可以用土来形容定义的。可见，“土”这个词很管用，可谓骂遍天下没大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别的领域不敢妄言，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以为写作圈内有两种情形特别土，真是土。一是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自己如何的具有生活“品位”，满纸皆是各类商品品牌，其烦琐夸张到产品广告所不及的地步。这种土就是宣布自己不土。其二，在作者简介中说自个儿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有英、法、德、日等多种译本。这种土就是想和“洋”沾点边，以为这样一来就身价倍增、不土了。

地主和房主

以前，农村有地主阶级，划分的直接根据就是占有土地的多少。占有土地多的便是地主阶级，次之是富农，再次之就是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最底层的是雇农。雇农没有土地，靠给有土地的阶级扛长工或打短工为生。贫农有土地，但耕种不足以为生，还得租一部分土地耕种。地主、富农则不用自己种地，靠收租子就能生活，并绫罗绸缎了。

土地对于农民至关重要。中国一向是农业大国，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但这里的土地，不是指国土，对土地的感情也绝非是对祖国的感情。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联系到生存，联系到必需的、实在的也是观念上的私有财产。说这些，并非是忆旧。

时代不同了，如今的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已经有些淡漠了。联系到生存、必需实在或观念上的私有财产是钱。这先不去说它。但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对土地的那种迷信和渴望有没有一些残余或者变体呢？我觉得是有的。我指的是炒房热。房地产作为一项买卖是很正常的、可理解的，但全民炒房、平民百姓也卷入到这股浪潮中来却是非同寻常的。

以前是土地，现在是房子。以前农村有地主，现在城市有“房主”。房主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但快了。土地是不动产，房子亦是。土地论面积，房子亦然。土地象征永恒，拥有便心里踏实。房子也巍然屹立，七十年内可望不倒。土地不会贬值，房价正看涨。购置土地福及子孙，购房买房可作遗产。一个联系到吃，一个联系到住，都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需要，是基本的基本。有吃有住，可以没有穿，就像食物和栖息地之于动物。土地可以自己耕种，也可租给别人。房子也可住可租。土地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房子一样。热衷于土地的人在今天生不逢时，土地法律公有，但他可转向房子。何况在人口激增的世界、城市繁华之地，大饼般摊开的土地未免奢侈。叠床架屋起高楼大厦是历史的必然。唯一的遗憾是视野上的。遥想当年地主看着属于他的千顷良田，而如今房主却被眼前的墙壁障碍。好在他能站得高看得远，因而购买高层愈加变成了一种时尚。可惜的是，目力所及，看见的不再可能是自己的财产了。

“房主阶级”正在兴起。有房没房区别大了，有大房小房区别大了，多房少房区别大了。房主阶级自然是有房、房大以及多房的。房主以降，也可划分为各个等级。流落街头的不用说。租房住的是一等，有房不够住的是一等，仅仅够住的又是一等。房主一如地主，得住得宽敞奢华，并有空房在手，供出租倒卖。你属于哪一等级呢？这是我为大家也是为自己准备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爷爷是地主吗？你的爸爸是中国农民吗？

书名的吉利

风气使然，现在写东西的人给自己的书起名都得讲究吉利。吉利不吉利大不一样，很多人言之凿凿，本人也将信将疑。马原唯一的一部长篇叫《上下都很平坦》，可不，自此以后他的生活道路便“平坦”起来，进了大上海，当了大学教授，也有钱挣也有钱花了。顾前的第一本小说集叫《萎靡不振》，马原评论道：“你第一次出书，怎么起这么个名字？难怪你一直这么萎靡不振呢！”可不是，虽然顾前出了书，生活至今仍捉襟见肘，并有下滑的趋势，也看不见任何改善的迹象。都是这个书名害的。金海曙的第一本书叫《深度焦虑》，仔细想想，也很像其人啊。老金很是焦虑，常常是因为女人，这个“深度”也用得恰是地方。贺奕的书叫《伪生活》，也很传神呀。贺在某语言学院教书，接触的都是老外，因此十多年来恋爱的对象都不是中国人，也都没有善终，这不是“伪生活”又是什么？我的第一个长篇叫《扎根》，大家都说这名字起得好，终于把“根”给“扎”下去了，也就是说靠写作吃饭也许将成为可能。起这个名字时我并没有从这方面设想，但就其效果而言似乎的确是这样的。这以后，我起书名时吉利与否就成为一个考虑因素了。第二个长篇，我开始起名《酷爱》，后更名《共同的男人和共同的女人》，再更名《爱别离》。《爱别离》几乎都定了，但总觉得有什么不妥，过流行、过俗是其一，还有就是觉得有些不吉利。最后，该书定名为《我和你》，虽说谈不上有多么的吉利，但至少不是不吉利的，至少比较中性吧。再想想那些大师的书名吧，无不大气磅礴、令人感奋。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果是“不能承受之重”他就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至少也是中性的，像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加缪的《局外人》、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辛格的《庄园》。当然也有不吉利的名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搜集了。因为迷信的人或者迷信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只搜集有利于迷信说法的证据。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些迷信的人呢？我觉得还不至于。这里面既有借机调侃的因素，也有相应的幽默。坚定的迷信是反对幽默的，是无条件地认同，沉溺其间，过于认真，弄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如果真的那么执迷不悟，金海曙的第二本书就不该叫《赵氏孤儿》了，顾前的第二本书也不会叫《三十如狼》了，贺奕的第二本书也不会叫《身体上的国境线》了。如果真有忌讳，一心趋利避害，老金的第二本何不叫《子孙满堂》？顾前的第二本何不叫《四十黄金》？贺奕的第二本何不叫《肉身之无限极乐》？或者他们的书干脆就叫《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全家幸福》、《佛祖保佑》、《心想事成》得了。可以是几个人分别的书名，也可以一个人写一个系列。大家都来写这几本书岂不更好？金海曙谈及《赵氏孤儿》这个名字时说：“幸亏是‘赵氏孤儿’，不是‘金氏孤儿’。”他的幽默感恰到好处，调侃得当，令人会心一笑。

说聪明

现在的人以聪明为荣，以不聪明为耻。你要是夸奖一个人，尽管说他聪明好了。要是骂一个人，就说他“傻逼”、“弱智”。效果一定很明显，被夸的人不免洋洋得意，被骂的于是暴跳如雷。

那么，什么是聪明呢？我听说聪明就是智力。而智力则有其科学的测验方法，获得的结果叫做智商。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对智力和智商的迷信。

且不说聪明与否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优劣价值，尚有“道德”、“心灵”这样的衡量因素，就聪明而言也不是智力或者智商所能概括的。我以为聪明这玩意儿是不能从生命的整体存在中剥离出来的，剥离出来的只是智力或智商，而非聪明。聪明是整体的、神秘的，本质上是不受任何特殊的技术方式衡量的。聪明是伴随生命的一种能量，它与人的认知、体质、环境、个性、教育、传统等等的因素息息相关。从能量的角度考察聪明，至少是一件比较聪明的事。

从能量的角度说聪明，可以假设每个人的聪明都大致相当。虽然这无法验证，但它却可作为人生而平等的一个物质基础。实际观察中，亦能有效地解释更多的现象。生活中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美国某个州的桂冠诗人曾经授予过一个“白痴”。这个“白痴”自然是智商衡量下的白痴，但既能成为诗人，并且是桂冠诗人就不能否认他是“聪明”的。报刊媒体上也经常有一些关于智障儿童具有特殊天分的报道，默算超群或者善于换算日历。有的则显露出绘画或音乐方面的天才。在心智正常而器官残疾的人那里也有一些现象，比如盲人的听力特别好，聋哑人善于察言观色（并非贬义），下肢截瘫者膂力过人……除了用进废退的原则外，尚有一个能量集中和转移的问题。聪明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当一些渠道和窗口（或内或外的）关闭时，便会通过仍然敞开的渠道或窗口更有力地表达出来。但就整体而言，能量是一定的。问题仅在于，通过十个出口泄出或是通过一个？如果通过一个，则必然有汹涌澎湃的景象。

就其心智和身体都正常的人而言，我认为也是一样的，聪明是一样的。问题仅在于，你的聪明用在了什么地方？那些所谓的成功者不过是一些善于集中精力、集中能量的有心人。说他们“有心”，是说他们不仅善于集中，并且能够集中于社会所需被社会衡量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而那些不成功的家伙，要么不善于集中其天赋的聪明才智，玩物丧志，要么所集中的地方不为社会的需求所衡量，白忙一场。换句话说，成功者一定是偏激的，并且他的偏激一定与社会的偏激方向一致。偏激错了也毫无用处。

智商、成功、等级都是社会偏激的某种方向。但要说到作为一个人的聪明，我相信都是相差无几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自鸣得意，也不要妄自菲薄。谁聪明，谁“傻逼”，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和说了算的。

谈佛陀

佛陀是王子，生长于皇宫。他出生后有人预言：这孩子将来不得了，要么成为统治世界的君主，要么就是主宰精神世界的法王。佛陀的父亲净饭大王很担心，他晚年得子，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王位继承人，岂能允许他修行求道呢？净饭大王采取的方式就是隔绝，阻止佛陀接触现实。因此佛陀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粉饰太平中度过的，物质生活可谓穷奢极侈。皇宫四壁相对于佛陀而言就像是舞台布景。这是一个极端，这极端为后来佛陀的觉悟作了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净饭大王没有料到的。

传说成年后的佛陀首次获准离开皇宫，在城墙的四个门边分别碰到了“生、老、病、死”。他看见一个为生存所迫拼命劳作的人，看见一个因时光流逝垂垂老矣的人，一个痛苦万状的病人以及一个倒毙路边的死人。还有一种说法，佛陀看见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修行人。传说不尽相同，总之佛陀目睹了世界的现实，始终遮蔽着的帷幕拉开了，震惊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帷幕和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造成了刺激性的效果。另一方面，佛陀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青年，肯定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敏感百倍。这本质上的敏感便是天生丽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看见了老人、病人和死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青年佛陀睡不着了，食不甘味。他需要想通这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想不通和解决不了就无法生存。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像没有一样的麻木不仁地生活呢？怎么可能不去解决它们而去干别的呢？现实的生猛粗暴刺入了一颗无比敏感温柔的心灵，这便是佛陀决心修道追求真理的初始动因。

我们虽然没有身居皇宫，但难道没有帷幕吗？没有布景吗？没有帷幕和布景，没有经过粉饰的太平我们连一天都无法生存。这帷幕、这布景、这经过粉饰的太平在我们这里就是撒谎，就是谎言，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有人真的敢于百分之百地承认和面对现实，肝胆俱裂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我们自出生以来就置身于“现实”中，“生、老、病、死”已经见惯不惊了。对我们来说，这绝不是什么稀有罕见的事。我们也许会因此有所感触，也许会情绪波动，但不会像佛陀那样刨根问底，不会像他那样“想不开”。我们所接触到的苦难一点也不亚于佛陀所接触到的那些，但只是接触而已，不可能像佛陀那样深入其间、感同身受。报纸上天天都是杀人、灾难，但那只是报纸。某人身患绝症，某人垂死挣扎，某人贫寒卑贱，但那只是某人，我们是个例外。我们身处现实，但永远位于它的表面，而不可能去正视。总之，面对现实，我们麻木、迟钝、撒谎、视而不见、自我安慰、寻找借口，自有一套对付它的技巧。我们不再敏感了，在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我们已经百炼成钢，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可怕的现实是真理之门，为了避免发疯和苟活于世这门被拒绝打开。

谈恐怖主义

布什口误，说恐怖主义是不可能战胜的。随后他又更正说，战胜恐怖主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比如对方在投降书上签字。而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那是赢定了的。

恐怖主义果真是能够战胜的吗？若干年后，它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可能会销声匿迹，但我以为，它不可能是被“战胜”的。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战术方式，其根源在于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说到底，它是弱者的一种攻击形式。在力量绝对悬殊、完全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反映了处于劣势一方的绝望。优势一方以战胜为目的，而劣势一方则从不奢望胜利，它的目的仅仅是让对方难以承受，最终解除“战胜”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优势一方的目的仅仅是“战胜”，而非战胜恐怖主义。若对方放弃恐怖主义的方式，这“战胜”仍然是要进行到底的。当战胜恐怖主义变成了战胜敌对一方，目标已经偏移，战胜恐怖主义就成了一种空谈。因此，恐怖主义者可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而恐怖主义的方式却愈演愈烈。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战术方式就像游击战、阵地战一样，作为一种战争方式就像生化战、原子战一样，如何能加以消灭呢？或许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加以限制、取缔，但消灭原则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恐怖主义的方式未经发明或者未被掌握。

恐怖主义如今已声名狼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很多可怕的痛苦和不幸，其残暴和卑劣令人发指。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无意于为恐怖主义辩护。我的问题仅仅是：恐怖主义是可能“战胜”的吗？是可能加以消灭的吗？布什所宣称的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除恐怖主义对世界生灵的威胁？或者战争的方式本身就规定了恐怖主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恐怖主义赖以发生的原始动因来自何处？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否只是针对恐怖主义者的战争？这并非咬文嚼字，因为盲目的仇恨和狭隘的思维难免会使我们丧失正当的目标。

随着打击力度的增加，恐怖主义到底丧失了一些什么？我认为，不过是名誉而已。由于恐怖袭击往往针对平民，针对无辜者，在道义上显然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还经常采取自杀袭击的方式，其凶残和血腥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恐怖主义者是一伙狂人、疯子、极端主义者和亡命徒，总而言之是一伙变态的魔鬼。针对这样的一些“非人类”，难道还有妥协商量的余地吗？还有选择的余地吗？除了“战胜”和消灭别无他途。所谓“正邪不两立”，以暴易暴在所难免。因此，不仅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实际上只是针对恐怖主义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最终的成果也不是“战胜”或者消灭，而是“反恐英雄”的诞生。而“反恐英雄”的成立也不取决于反恐的实绩，不取决于恐怖主义的减少或者消失，它取决于针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强硬、更强硬，暴力、更暴力，如此而已。

谈奥运

奥运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天的电视转播，就是报纸杂志连篇累牍的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全国人民的盛大节日，是爱国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鲜活的教育。其次，它才是娱乐，是闲极无聊中的打发时光。情绪的激动起伏在所难免，身心的卷入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奥运过后，很多人感觉隐隐的空虚，正在进行中时则虽疲劳但很踏实，并伴随轻微或严重的亢奋。奥运的普及性，它的渲染、向心力以及对精神萎靡的治疗作用的确是值得思考的。

看奥运的人并非一定是体育爱好者，并且往往不是。我们并非是因为爱好某项运动而去看奥运的，我们也不是因为爱好所有的运动而去看奥运的。虽然这样的人有，但为数实在不多。奥运并非是为这样的人而存在的。我们看着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各种比赛项目，无一例外，看得如痴如醉。我们的狂热和晕眩并不是球迷的狂热和晕眩，基本上是两回事。但我们的看和热衷也不是完全无选择的，只是这选择并不以我们的爱好为取舍。一般来说，我们对有中国运动员参加的比赛比较感兴趣，进而对中国运动员能拿金牌的比赛比较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拿了就像我们拿了一样地感到高兴。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夺冠者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我们也一样不能自已。只有当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并且为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欣慰。“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再是一个不被察觉的空洞的概念，在那一时刻即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体验。看奥运怎能不看中国人参加的比赛呢？怎能不希望中国人赢得比赛的胜利呢？怎能不关心中国在奥运会上获取金牌乃至奖牌的数量？怎能不关心获取金牌乃至奖牌的总量名列第几？好在本届奥运中国代表团没有让我们失望，拿到了史无前例的三十二块金牌，创历史最高，也跃居金牌榜的第二。这整体的成绩足够我们欣喜和满足一阵子的了。

没错，人民需要节日，需要比节日更为神圣的凝聚中心，需要超越日常生活普遍而有效的精神寄托，需要感觉到身处一个得到认同的强大光荣的集体。奥运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哪怕是短期的象征意义上的提供。但除了奥运，我们的这种内心的需求又将落实在何处？据说国家每年的体育投入达三百个亿，还不止。当然，这与全民性的健身运动无关。换句话说，金牌是用金钱买来的。但这钱花得值得，并且效果卓著。虽然对解决每个人的现实问题没有帮助，但它造就了短暂的节日、瞬间的沉迷，造就了超越日常生活的希望。问题仅仅在于奥运以后我们怎么办？四年才有一次的奥运能解决我们一生中反复到来的空虚或对神圣之物、神圣之感的渴求吗？

人生理想

我有一个朋友，想去一个“淳朴的小镇”上做一名小学老师，念叨了很多年。每当谈及此事，都遭到朋友们的嘲笑。我也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淳朴的小镇”现在到哪里去找？广大的乡镇人民还要往大城市跑呢，还要跑出来呢，你从省城跑到小镇上算哪一出呀？有人说，你可以报名去贫困山区扶贫啊。可我的朋友从不参与任何政府行为，况且他要去的是“淳朴的小镇”，而非穷乡僻壤。他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说到底，我朋友所说的不过是他个人的人生理想。但在这个看似多元实则单一的时代里却没有结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多元乃是说辞，响亮而贫乏。各种眼花缭乱的追求仔细一想，无非是个钱字。个人实现、竞争、出类拔萃、做得更好最好，为了什么呢？金钱、权力、名望而已，即古已有之的功名利禄。落实到具体的东西上也就是年薪、房、车和“高尚的生活”。难道这还不够单一吗？不够贫乏吗？需要声明的是，我对金钱并无恶感，对以金钱富贵为目标的人生理想并无恶感。但如果万众一心，全都为了这个，为这而生为这而死，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多元首先应体现于人生理想的多元，人生道路的多元，也许我的这个想法也过于理想了。有人认为是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需要调动所有的能量以达成整体的富裕和文明。我苟同。但这“所有的能量”首先是人的心理能量，一心向钱、万众一心是其明证。

在一个业已富裕起来比较平衡的社会里，我想我朋友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他的愿望很简单，不过是一个“淳朴的小镇”上的一名“小学老师”。在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追求金钱富贵的人自然有，并且依然是主流，那你就去追求吧。想当官出风头的那就当吧出吧。想做“小学老师”那就做吧，“淳朴的小镇”肯定存在。想游手好闲的尽管待着。醉心于沉思默想的就进寺庙进修道院吧。不仅人生的理想多样，人生的道路也多样。也就是说你想干什么总有现成的路径可走。而不是像我的那位朋友似的，想去“淳朴的小镇”却不知道它在哪里。还有一点甚为重要，不管人生的理想多么的迥异不同，但在价值上，在原则上是平等的。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不应瞧不起一个两袖清风的游方和尚，反之亦然。人生的理想虽不同，但只要乐在其中就可以了，就圆满了。彼此尊重是天经地义的。

当我向我的那位朋友说出这番想法，他却说我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了。我们两个到底谁更不切实际、更理想有余？只有天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看拳击

我喜欢看拳击，朋友L说：“他喜欢拳击是因为自己不会打架。”意思是我欲望投射，通过观看拳击比赛实现自己打架或者会打架的愿望。L说这话至少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他是会打架的，因为他不看拳击。L看足球，并且自己也踢足球，所以说他的道理并不十分成立。

碰到女性，说起我喜欢看拳击这回事，她们往往觉得不解：“那么野蛮，那么血腥，有什么好看的呢？”似乎我看拳击也因此成了野蛮嗜血之人。针对此，我总是引用一些统计数字，说明拳击比赛造成的人身伤害比起其他的体育项目（比如足球）来要小得多。但她们觉得拳击野蛮血腥的印象却是真实的，是任何统计数字改变不了的。

碰到也喜欢看拳击比赛的朋友，以上的问题就没有了。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喜欢看拳击，就像明白他们自己一样。我们之间关于拳击的话题会很多，谈论喜欢的拳手、某一场精彩的拳赛，谈论围绕拳击比赛的台前幕后的种种新闻逸事，兴奋得不能自已。我们谈论拳击就像谈论足球。我们是拳迷，就像有人是球迷一样，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那个问题仍然存在：我为什么喜欢看拳击？为什么是拳击而不是足球？如果我拳击足球都爱看，或许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喜欢看的就是比赛，管它什么比赛呢？只要是比赛我就来劲。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的确喜欢拳击比赛中的特殊性。但这特殊性又是什么呢？我在想，它不是集体项目，但不是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有很多啊，不仅限于拳击，比如棋类比赛。我在想，我喜欢看对抗性很强的比赛，但即使是棋类对抗性其实也是很强的。一场高手之间的殚思极虑的比赛过后，棋手甚至会昏厥，过程中甚至需要吸氧。但无论棋赛或是球赛，双方的对抗毕竟是间接的，中间隔着棋或是球。通过棋或者球以决胜负。而拳击则很直接，以身体直接相搏。职业拳击赛中的拳手光着肌肉发达的上身，不戴头盔或任何防护。如果像非职业拳赛那样穿着小背心、戴头盔防护，其魅力定然大减。还有拳击比赛中以击倒爬不起来为无可争议的判决。所有的这些都使它与别的比赛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我喜欢看非集体的、对抗性强的、直接肉体相搏的比赛。然而散打、自由搏击，包括中国式武术比赛我却不很爱看，或者很不爱看。我想，原因在于规则的不成熟或不健全。体育比赛需要建立在成熟有效的规则之内。只有在近乎完善的规则内，才会有艺术，有真正的高下和胜负之别。体育毕竟不是战争，不是复仇，不是不择手段地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残暴。而拳击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规则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无可挑剔。

下放户

“下放户”，如今，谁还会提起这回事呢？

昨天，一家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做一期关于下放户的节目，想请我去当嘉宾。我因为个人原因，谢绝了，但还是有所触动。过了一刻钟，编导再次来电话，说我不当嘉宾可以，但务必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下放户的材料。

他们找我，是因为读了我的小说《扎根》，那里面提到过下放户。那么，他们决定做这期节目是不是也因为读了《扎根》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下放户沉渣泛起，居然要成为话题了。

在《扎根》后面附录部分的小字典里有关于下放户一条，我说，在当年的下放大军中他们是“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一群”。下放这回事离我们已经甚远（三十五年前左右），有关下放人员的类别就更没人有兴趣过问了。据我所知，有那么几种。下放干部，下去前是国家干部，下去后仍然带薪（拿原来的工资）。虽然是全家下放，但在物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甚至相当富裕。知识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下乡了，本人无工资，但父母在城里，因此经济上有后援有接济。下放户下放前则是城市里的工人阶层或无业人员，下去后没了工资，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种田并不是他们的所长，又要养活一家（也是全家下去），其状况可想而知。还有一种下放人员为押送回乡的地主富农，政治地位虽低贱，但由于回到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日子也还过得去。记得当年的一个下放户，下放前是二级瓦工，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由于养不活，一个送人了，一个留着自己养。是否能够养活长大成人呢？我不知道。在《扎根》中，这孩子最终也没有养活，病死了。当然，那是小说。

知青不说。由于他们年轻，又有知识文化，终于等来了出头这一天。当年的知青如今很多都成了国家的栋梁，甚至成了权贵。下放的生活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转变而得以传播、为人知晓，以至成了一代人特殊而珍贵的记忆，成了火红岁月的一章。由于影视、由于文学、由于报刊和专业杂志，知青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们并不陌生。下放干部亦然，只是他们的年纪老了点，当年生活的记忆和渲染热过以后已经有点过时了。押送回乡的地富，由于其传奇的色彩也常见报道，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也有迹可寻。唯有下放户几乎是被完全地忽略和遗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理年龄，缺乏文化又无人代言，决定了这一切。

这群人不在少数。以前每天我从家里出发去工作室，都要路过一个叫荷包套的地方。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近二十年的时间，荷包套两侧建有不少临时性的平房。那平房十分简陋，砖头暴露在外，上盖一层油毛毡，里面住着从农村返城的下放户。房子是临时的，这一临时就是二十年。这群人如今也不见了踪迹，大约已经搬到新建高层里去了吧？

我告诉编导，下放户（主）的年龄当年在三十到五十左右，如今大约是六十到八十岁了。他们的子女正当壮年，或许已经有第三代或第四代了。后代们还会记得父辈们曾经当过下放户吗？他们有兴趣知道这回事吗？

书的消失

鲁羊好读书，朋友开玩笑说，他写作需要一屋子的书，而朱文写作只需要二十本书。但我认为最可怕的是于小韦，他的床头只有一本书，并且是《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在一本杂志上，我曾看到过南京另一个作家的照片，摄于书房，但见书架林立，拍摄用的是广角，作家的书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图书馆。在一个各种图书眼花缭乱的书店里，我曾有过一个感慨：世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好书，我们还要写书，这又是何苦呢？虚无的情绪不禁油然而生。

我很怀念以前的日子，没有书看，偶尔弄到一本书，没有封面封底，边角卷起，书页发黄，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出版于什么年代。就这么掐头去尾地读着。就像饥渴对于食物有着根本的意义，短缺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对书而言那就更是那么回事了。试想一本书经过无数人的传阅，在阅读中磨损破烂以至消失，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一本书应有的吗？难道不是写书的人梦寐以求的吗？

所以说，一本书的印刷数量说明不了什么，销售数量也说明不了什么，甚至再版，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版都说明不了什么。真正的阅读取决于阅读的渴望，取决于在阅读中将书化为灰烬和乌有。一如面对食物。只有在这样的阅读中，书，才可能成为我们的血肉，成为真实的营养。

现在的问题是，阅读渴望普遍地减退，对书的占有成为追求的目标。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书的出版、再版。无论是谁，只要是识两个字的人都会在家里弄个书房，至少也得弄个书架，更别说那些作家、知识分子了。藏书为癖的人越来越多，谈论版本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书籍印刷得漂亮吗？因为作者举世闻名吗？都有。有的人藏书是为了“以后看”，以后到什么时候？退休那天？或者临终关怀之日？

书已成为另一种东西。书的意义已经被书本身所淹没了。我由于工作原因，常收到别人的赠书，赠阅的报刊更是堆积如山。我成天坐在这堆报刊书籍里，举棋不定，该阅读哪一本？放弃哪一本？放弃的读物中是否藏有黄金？被阅读的书是否真的值得一读？在患得患失中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还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投机。一本新书只看一个开头，或者只看看“貌相”，一张报纸只看看标题，甚至标题也一掠而过。因为生命短促、时间有限啊。这么看了一下之后感觉上这些书刊就已经被阅读过了，实际上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一段文字的机会真的太少了。

本应是针对自己恶习的厌恶却转向了书。因此我多年来基本上不逛书店，不买书，家中也绝不设立书房或者书架。就让那些书，那些精华和狗屎平等，一概堆放在水泥地上，必要时找一个收破烂的来统统卖掉。

马原说，小说将消失。我的理解是它将消失在疯狂的增长中，而非削减中。其他见诸文字构成书籍的东西也将这样。

也谈经典——读库切的《什么是经典？》

经典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什么因素使其流传？严格地说就是偶然性。经典是偶然地成为经典的那些东西。这一观点有关对历史的认识，具体的历史总是由偶然促成的，更别说在历史中的具体事物以及人物了。

经典必须跨越历史或时间，必须与毁灭性的偶然性打交道。如果它获胜，也是对于偶然性的胜利，也是偶然的胜利，是偶然性战胜了偶然性。在经典中有必胜的因素吗？如果有，它便成了必然之物，它的胜利就成为绝对的了。但，并不存在着这种绝对。在经典中只存在着相对而言的力量和抗击打能力，相对而言，它是比较坚韧的。

库切在《什么是经典？》一文中写道：“……经历过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因为一代一代的人们都无法舍弃它，因而不惜一切代价紧紧地拽住它，从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那就是经典。”但这“最糟糕的野蛮攻击”必须是相对的，如果整个民族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地球上消失，或者某种语言或传统在劫难中毁灭殆尽，劫后余生也就无从谈起了。即使是从遭受攻击的角度看，这攻击也必须是有限度的。因此，经典与民族和语言的存亡、兴衰息息相关，它必须承载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上，水涨船高是题中应有之意。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方能谈论经典的劫后余生，谈论它的抗击打和毁灭的能力，谈论“伟大的作品是经得起印刷错误的”（博尔赫斯）之类话题。否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就是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只有意识到在历史形成过程中那些业已被毁的民族、语言、传统的存在或曾经存在，在经典问题上我们才可能怀有谦卑之意、愧疚之心，才能回到真实，才不至于滋生理所当然的虚妄或者趋炎附势的卑劣。

中国是一个传统得以完整延续的国度。近代以来，由于国力的衰弱、世界格局的变化，偏离中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西方文明中心的确立，落实到再造经典的问题上，最容易产生的两种态度便是虚妄和卑劣。有时候这两种态度互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苦涩和尴尬。学者和专业人士呼唤经典、呼唤大师，但，这是什么样的经典？什么样的大师？谁来认可？又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当代文学写作的平面之上呢？

库切谈及巴赫的音乐时说道：“……音乐在它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不为有教养的人所知的时候，有可能存活下来，更确切地说是在业内人士中保存活力。”他还说：“‘巴赫’和‘经典’这样的词有了自己的价值，即使那种价值首先只是专业价值，然后才是社会价值。”没错，“业内人士”的职责就是鉴别、延续和复活经典。但在今天，我们的所谓“业内人士”是非常可疑的，往往指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充其量他们只是拥有“业内人士”的身份而已。这些人大谈经典，无非是从西方大师或传统的典籍那里归纳出一些元素，要求、规范和衡量当今的写作现实。确切地说，这只是某种可有可无的学术行为，而非专业行为。就写作而言，真实的专业行为仅仅发生在读与写之间，一代代的写作者的读与写使经典成为经典，使它得以存活、延续至今。

因此我以为经典问题其实异常简单，其实就是一代代写作者的延续。如果你的作品不再被下一代或者隔代的写作者阅读，不能使他从中获益，就不能成为经典，即使进入了文学史那也是冒经典之名而已。由写作者的阅读、吸收、称道，显露于当时的环境中，这便是经典。至于大众的阅读，无论其广泛和为人知晓的程度都不构成经典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作家中的作家”才能称之为“大师”，他的作品才算得上经典。经典既不由大众的阅读倾向所规定，也不为撰写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所左右。我理解库切所说的“业内人士”，落实在文学活动中其实就是后来的或未来的写作者。

面对经典问题，我以为还是虚无一点的好。你可以有选择地阅读，让已有的作品成为经典，或者成为你自己的经典（除了你自己的经典并无其他的经典）。但你无法要求和预测后来或未来的写作者。你所写的东西是否经典由他们决定。你只能规定别人是否是经典，是否在你那里存活，但你无法规定自己是否是经典，在别人那里存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投靠大众或学者而想成为经典是一种明显的愚蠢。大众只消费，而无法生殖。学者或许可以供奉你，但那只是一尊偶像、一个牌位，在那里你已经死了。经典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就是死后的存活，而真实的存活只发生在一个或多个活着的并具有繁殖意愿和能力的后来者那里。对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他们深陷于未来不可预料的偶然性之中，一如我们深陷于偶然继承的写作活动中。

答谢辞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小说家奖”颁奖式上的发言）

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新京报》，感谢传媒，感谢各位评委。

文学写作的前提是自由，这自由不仅指思想自由、书写自由，也应包括出版、传播和批评奖励的自由。传媒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今天有目共睹，它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有助于打破体制的传统垄断，形成良性的多元化格局。世间无善，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学亦如此。在各种文学活动中绝对的善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相对平衡。传媒就是这样的一种平衡手段，参与文学评奖不仅新鲜，也显得意义非凡。我尤其注意到“华语文学大奖”的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无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干扰，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开明、一种与时代相称的果敢。

至于我本人因小说《扎根》获得年度小说家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我因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单元的提名。我曾说过，我愿意被多次提名而不是真正地获奖，这与我写作的性质很相称。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一种“半明半暗”的处境下，这是多年的写作生活教给我的一种自我保护。过分压抑了，写作会变得灰暗，丧失信心。而过于张扬则容易导致浮夸，以至沦为社会名流。我说过，中国作家“富”不起也“穷”不起，任何极端的状况都会导致他们精力涣散，最终受损的是写作本身。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深感由此带来的对写作的伤害。同时我也目睹了很多“富人”，目睹他们如何地“富裕”起来了，情形同样不容乐观。抛开其他因素不论（社会的、体制的、风尚和才能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素质，其信念、专注、意志、心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想大而化之地谈论当代汉语文学或者小说的意义、得失和大势格局。我想强调的只是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它必定是与具体的写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若有值得称道的汉语文学，它的兴衰成败是和这样的几个人或一批人息息相关的。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这“穷困”既有气氛上的压抑、体制的排斥和人为的疏离、隔绝，也有并非比喻的生活上的贫困。这次获奖对于我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大有帮助。它给了我需要的荣誉，激励了士气。同时也有物质性的奖励——两万元奖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缺乏市场不愿屈从于各种势力的人而言有着切实的生存价值。因此我的感激是尤甚的，也是真实的，不完全是礼节性的客套。

我不免想到那些与我的处境相似的写作者。在此我呼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更多地向这些人敞开、关注他们的写作与存在。自然，这个奖的目的并非是“扶贫济困”，但也许它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果敢、更具特点和风格。这个奖新鲜如婴儿，应与当代汉语文学的新鲜力量一同成长，甚至一同遭遇非议和诋毁。它的权威性应该落实于遮蔽的现在和隐约的未来之中，而不是辉煌的往昔。与其锦上添花，不如虚席以待——我这么认为。

最后，我想谈谈《扎根》。我因这本小说获奖，但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名至实归。除了偶然性在起作用，还有评委们对我写作的特殊信任。时下的小说风尚比较地恣意无忌，作家们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以及雄心，在显露才华和能量的同时其技术方式难免粗糙，语言迟钝暧昧，叙述上不着边际。这些都是盲目追求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我将《扎根》的获奖看成是对当代汉语小说自觉意识的一种肯定，落实到个人，就是对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的一种认可。《扎根》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本小说，它的思辨和文化意义、作者的表达冲动和超越野心理所应当地让位于小说之必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除了所叙述的故事，《扎根》还是这样的一本关于小说的皮毛之书。值得高兴的是各位评委注意到了这皮毛，并给予了肯定。

再次感谢大家。感谢刊载《扎根》的《花城》杂志社，感谢责任编辑朱燕玲女士。感谢单行本《扎根》的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王干、脚印。感谢《扎根》的读者，无论是喜欢《扎根》或者觉得它不值一提的人。

为什么写作

为什么写作？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没有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才开始写的。但写到一定的程度，这个问题便会出现，这是因为我们把写作当成一回事了。当我们把一件事当真的时候，“为什么”的问题就会出现。这就像爱情，爱上之前并不需要“为什么”，爱上之后我们总是问：这是为什么呢？有何天意？有何意义？我们想证明的无非是此事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力图证明的是此事并不止此事，它还是某种更为要命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为什么会有‘为什么写作’”的问题。

当一件事我们认为是好事时，我们是一定要询问它的意义的，比如爱情。当一件事我们认为是坏事时，我们要寻找的只是借口，比如吸烟上瘾，比如酗酒，我们也会问：“为什么？”而只要我们这样问了，就必然有答案。我们为什么吸烟酗酒呢？因为那可以提神，可以解忧，可以获得集中或飘然的快活。如此等等。当一件事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无法克服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当一件事使我们欲罢不能多多益善时我们也会问：“为什么？”同是“为什么”，要寻求的东西却不相同，要么寻求意义要么寻求借口，这主要视我们看待事物的好恶倾向而定。但一件事我们认为不好也不坏的时候，“为什么”的问题就纯属多余了。

回到“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们将写作看成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看成一种疾病还是健康向上的征兆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别以为所有写作的人都对写作持肯定的态度，别以为写作是件好事是不证自明的。就说卡夫卡吧，写作之于他肯定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病。“为什么”的问题他定然问过自己无数遍，想寻找的不过是一个写下去和活下去的借口。他在遗嘱中要求把所写的东西付之一炬。写作对他而言不是一种病又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写作毫无意义，但需要借口。否则卡夫卡就不会写了一辈子，也不会写了一辈子之后又要将所写的东西化为灰烬了。当然，这例子未免极端。

我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也经常受到“为什么”的问题的困扰。但我认为，“为什么”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有关写作意义的问题，有时候它所寻求的不过是一个借口。意义和借口看似相同，其实差别如此巨大，可谓天壤之别。意义只有一个，而借口随处可见。借口轻而易举，意义却千难万难。纵观古今作家关于“为什么写作”的回答，我认为几乎无一例外说的都是借口，只不过有的借口具有自欺欺人的效果，有的借口则仅仅是借口。比如博尔赫斯说他的写作只是为了“消磨时光”，这便是一种借口。他将写作的借口表述为借口足以证明他的伟大。而那些将写作描述为“拯救灵魂”诸如此类伟业的人便是将借口伪装成了意义。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拯救灵魂）便是意义的实现，否则就是欺世盗名了。

把写作看成一件好事，始终看成一件好事，并坚持把它变成一件好事何其难也！我认为最恰当可靠的还是把它看成一件不好不坏的事，“为什么”的问题于是束之高阁。既不追问意义也不寻找借口，能做到这点就已经不错了。

谈《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的确不是一部好电影。我的问题是：张艺谋何以拍得这样差？有人说，这是一味追求票房的结果。我不以为然。按照张所拥有的社会能量、在电影圈中无人可及的权势，就是拍得再差也可以有最好的票房的。换句话说，无论张的电影是狗屎还是黄金都可以卖个好价钱。无论狗屎还是黄金都是等值的。产品的质量卖相与其销售脱节、脱钩，这才是张创造的奇迹所在，是其神话的要点。《英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何《十面埋伏》还要继续加以证明呢？又有人说，这是因为张艺谋已经江郎才尽，就是把所有有利的条件、资源都提供给他也无法拍出一部像样的电影。实际上，“所有有利的条件和资源”的确已经提供给张了，在这方面已无任何障碍，而张的确也没拍出像样的电影来。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这样的说法有所偏差。

我认为张之所以没能拍得更好或者稍好，是对自己拥有能量的估计不足，是他不够自信。在他那里，狗屎和黄金已经等值，这样的好事张是不敢相信的。如果他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为何不制造“黄金”呢？制造“狗屎”是要坏名声的。对名声不能说张不在意。在《十面埋伏》以及围绕这部电影的张的谈话中，能明显地感觉到张艺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尴尬处境。他总以为电影本身的妥协有利于其票房。其实，张是多虑了。他应该一心一意地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无须考虑其他。“其他”自有张多年经营的权势以及所攫取的社会能量控制。

只谈电影本身，只谈一心一意地拍片，张在《十面埋伏》中的确犯下了很多幼稚的错误。张声称拍《英雄》和《十面埋伏》是为了圆自己的武侠梦。可两部电影中只有“武”，并无“侠”，尤其是《十面埋伏》。打打杀杀、功夫神通、江湖恩怨就是侠吗？错也。侠乃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标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为侠，或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肝胆相照、轻生忘死。张又说，《英雄》侧重于“形而上”，而《十面埋伏》侧重于“形而下”。何为“形而下”？简单地说，就是人间的烟火气，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气息和韵味。《十面埋伏》缺的正是这点，无任何平凡的生活细节、无任何可信的生活逻辑。所有的人物都是干巴巴符号式的，无个性、无来由，当真是无色无味、无癖无趣。张导说过，一部好作品最终留下的只是人物。但《十面埋伏》里并无人物。张导又说故事，说到故事的重要性，暗示《十面埋伏》以故事取胜。这同样也是误解。我以为故事不等于悬念，悬念不等于“埋伏”，如果把“好人其实是坏蛋”这类的认知误会加于观众就是故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好人变坏蛋，瞎子本是明眼人，“大姐”不是“大姐”，妓院老鸨原是江湖人物，如此“逆向思维”难道就是故事吗？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猜谜游戏。即使作为猜谜游戏恐怕也太直不笼统和简陋了些。《十面埋伏》这个名字不错。但用于这部电影不仅不贴切，而且是一种浪费。作为汉语、作为古曲名，“十面埋伏”自有它的气势、氛围和容量。作为电影的《十面埋伏》则那么的贫乏、干瘪甚至狭隘。这是一部一根筋的电影，却号称九曲回环，当真是言过其实、文过饰非了。张导又说，他要摸索武侠电影的新类型。虽然我对“旧类型”不满，也厌烦，但这样的“新类型”真的还不如没有。希望它只是一部，而不要是“一类”，那样的话真的会很绝望。

张艺谋是个明白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才大谈“形而上”、“形而下”、“人物”、“故事”、“武侠电影新的类型”。问题在于他所拍的电影中丝毫不见诸如此类的努力。我宁愿相信张导是一个诚实的人，因此才会对照他的言论谈论他的电影。如果张导像冯导那样不说得那么玄乎，甚至有一点自贬自嘲，作为一个无所期待的观众也就不必那么认真了。

读《非零年代》

博弈理论早已有之，将其视为文化演化的基本规则则是罗伯特·赖特的独特创意。在他的新著《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一书中我们看见了这个神通广大的理论，解释起历史进程来时的游刃有余。这种游刃有余的疏阔之感一半来自博弈理论的有效性，一半，则来自赖特写作中的文学天赋。旁征博引、咀嚼再三、兴奋加上适度的幽默，以及深入浅出的能力。否则的话，即使赖特讲述的的确是真理也不能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了解。

看看下面这些句子：“实际上，他们正是如假包换的文化混合大师。”“谢谢你们，猎人头的克尔特人。”“这个故事很简单：在研究文化演化时，不要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民族中团团转，而要‘把焦点集中在文化因子上’。”作为一本学术性或以学术作为严格立场的书，这些转换性的句子造就了一种气势，而这种气势能够很好地把赖特的理论贯彻到底。甚至，贯彻得都有点过分了。

所谓的“非零和”实际上就是某种互惠利他的结果，而“零和”则是“你死我活”。非零和面临双赢或者双输的局面，但总体说来，赢面较大。更深入复杂的合作造就更大的非零和，于是文化演化便朝着更加复杂多层的方向前进。赖特认为，人类历史是有方向性的，文化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有阶梯的。为何如此？因为非零和规则的存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船越来越大，最后连成了一片大陆，连成了我们共同所在的星球。全球化在赖特那里是题中应有之意。他写道：“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前景一直存在，不是从电报或者蒸汽船发明开始才出现，甚至不是从文字或轮子开始发明，而是从生命初始就存在。自始至终，毫不妥协的非零和逻辑就一直指向今天这个国际关系越来越趋向非零和的时代。”

把非零和逻辑贯彻到底，从文化演化向前推至“生命初始”，也就是自有生物出现的瞬间。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为“生物简史”。从文化演化向后推，至最终的未来，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为“从现在到永远”。赖特的野心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对我们而言十分重大和根本的问题，即是：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景式的描绘的确令人惊心动魄，勾起了我们最深处的困惑和遐思。但在最后时刻赖特也意识到了某种边界的存在，像主观意识、“活着的感觉”诸如此类仍然是非零和逻辑之外的难解的谜团。

我的理解是：零和是动机，非零和是策略，恶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且是一种根本的恶。利己是动机，利他是策略，因为利他更有利于利己，利他是利己的聪明而老谋深算的表现。我们的目标可能很高尚，但我们的出身的确卑贱，这卑贱不仅指我们来源于低等的细菌，更指根植于我们和细菌那里一视同仁的自私的基因。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个人生活的道德边界。超越这边界属于超自然的神圣的伟业。这也是我在赖特停止的地方读到的东西。

从《我爱美元》到《云的南方》

朱文是一个心目中有父亲形象的人。这话从何说起？小时候，一天朱文看见他的父亲站在打麦场上和人聊天，小朱文就想：“我是这个人的儿子，这可真好啊。”这件事是多年以前朱文告诉我的，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朱文经常说起他的父亲。比如他的父亲怎样在水渠里游泳，两条腿竟然夹住过一条穿梭而过的鱼。一次公厕的顶上垂下一条大蛇，吓得女同学叽哇乱叫，男生在一边起哄，这时身为校长的朱文的父亲走了过来，用一根树枝很轻巧地就把那条蛇引下来了。这些，属于朱文父亲的“英勇事迹”。朱文的年纪稍长后，性欲萌动，带着一种复杂感觉和心理去观察父亲。让他不明白的是，这辈子他的父亲就只有他妈妈一个女人。难道他不想别的女人吗？难道他的正经是一种伪装吗？父亲会不会是一个伪君子呢？观察了多年，朱文没有发现父亲有任何破绽，但他还是不踏实。直到朱文开始写作，这种对父亲的“窥视”变成了某种想象。他写过好几篇以“父亲”和“女人”为主题的小说，他的成名作《我爱美元》便是这样的一篇作品。小说写一位“父亲”来省城看望刚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儿子款待父亲的方式就是帮他介绍女人。小说的情节自然是虚构。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写成，作者“朱文”也并非笔名。《我爱美元》发表于天津的《小说家》杂志，一天朱文的妈妈给朱文打电话，说：“你父亲正在看《小说家》上你的那篇小说。”听闻此言朱文不禁汗如雨下。本来他以为《小说家》是天津的杂志，天高地远，发行量又小，再说自己也没名气，父母是不可能知道的。朱文低估了自己。不仅他的父母看见了，据说在当地朱文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里人手一本《小说家》。读后大家不免纷纷议论：“老朱啊老朱，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老朱便是朱文的父亲，此时已经从中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当地政协的副主席。德高望重的他名誉想必毁于一旦。因为这件事，朱文有半年没敢回家。后来春节过年熬不住了，这才回去。回南京后我问朱文他父亲怎么说？朱文说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父亲的确是了不起的。

与朱文父亲的宽容和理解不同，《我爱美元》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评论家们攻击为“流氓小说”的代表。我不明白的是：这样的一篇出于真挚情感和理解愿望的小说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题外话。

说朱文是一个心目中有父亲形象的人，不仅在于他对父亲幼稚的崇拜，更在于对父亲的理解或者试图理解。在于精力的转移和投注。朱文完全不是那类自恋的年轻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父亲或者父辈只是作为某种反抗的道具出现的。他们的父亲或者父辈是怎样生活的？遭遇了一些什么？怎么想和何以这么想、这么做他们完全不关心。上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只有作用于“我们这一代”时才是有效的，才是成立的。这样的视角和心态就是把他人的存在变成“物”，变成背景和自然力一类的东西。而像朱文这样“将心比心”的实在是绝无仅有。所以说朱文的“父亲情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尊重。尊重父亲或者父辈就像尊重自己一样，就是认为他们的生活虽截然不同但的确是一种实在的生活。尊重导致真正的平等。“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是“兄弟”，是人类群体中和你我构造、心理相似的一员。这，便是一种成熟。因此，朱文对父亲或父辈的感知和讲述方式并非是时下流行的那种，而是忘我的和别开生面的。它有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以自我的成长为前提条件的。幼稚和时尚的方式则是自我中心的，对父亲或者父辈要么要求，要么埋怨，但又无法摆脱或者不愿意摆脱。

本世纪初，朱文离开文坛，进入电影圈。按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换了一种叙述的方式。他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力图表达的东西并没有变。因此在朱文的小说中呈现出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了他的电影。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海鲜》延续了朱文式小说中的“狠”，性、暴力、边缘身份以及当下性得以集中和淋漓尽致地表现。他的第二部电影《云的南方》则截然不同，但它依然是朱文式的，从朱文的小说中依然能找到相关的主题和思考的一贯性。这是一部描绘父辈生活的电影，朱文说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向父辈致敬。让我们拿《云的南方》与《我爱美元》作一番比较，便会发现朱文的“父亲情结”是怎样随着他个人的成熟和强大得以成功地升华的。

影片讲述了一个叫崔大林的老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云南工作，但被他错过了。崔在北方的某城市结婚、工作、生儿育女，几十年过去了，直到妻子过世、儿女成人，自己也退休了。崔大林一直对年轻时错过的那次工作对调耿耿于怀，他想念着云南，觉得如果当初去了那地方他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云南是他的一个梦。这些意蕴丰厚的潜台词在影片中都无法得到直接表现，但给直接的叙述增加了一个决定品质的厚度。电影开始，老人崔大林开始锻炼身体，后来终于有了一个去云南旅游的机会。他直奔年轻时差点调去的那家工厂，结果被门卫阻挡在外面。崔大林只是在工厂的家属区借一户人家的厕所解了个手，晚上在宾馆由于误会被当成嫖客抓了进去。就这样崔大林在当地滞留下来……

与《我爱美元》相比，《云的南方》关注的已不再是“父亲”，而是“父辈”，空间视野变得更加辽阔了。对“父亲”或者“父辈”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某种品行的窥视，而扩张到对人生整体命运的理解。在时间运作上片段分析被全程追踪所取代。质疑尖锐的风格让位于宽厚和体谅，甚至悲天悯人。如果说《我爱美元》的“观看”视角是平视略带仰视的，《云的南方》则是一次成功的俯瞰。距离拉大了，而这距离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人生的体味上都是那么的至关重要。俯瞰由高度所决定，这高度便是成长或者成熟的高度。朱文并非是在简单地重复他的主题。十年过去了（《我爱美元》的写作距《云的南方》整整十年），如果没有白活或者白过，精神上的蜕变在所难免。这蜕变并非蜕化，乃是质的上升飞跃。对“父亲”或“父辈”的崇拜、怀疑、理解，最终达成了一个完美的“致敬”。

《云的南方》是一部风格内敛的电影，意蕴深厚，甚至迟钝。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力量，恰恰相反，这力量厚重而持久。对于《云的南方》的责难大多来自这一方面，有的影评人以为朱文的优势仅仅来自他的“狠”。和《海鲜》相比，《云的南方》过于温和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表面和武断的观点，深受潮流和电影时尚（也许是“高级的”时尚）的制约。且不说朱文无心发扬他的“狠”，并非是一个见好就上的导演，就其两部电影本身而言，《云的南方》也是更为有力和沉重的。按朱文的话说：“我依然愤怒，只是更加温柔了。”温柔、善意、美与力量、“狠”、“愤怒”的概念并不矛盾，如果它们是真实的，那就是一种大力量，是一种真“狠”，是超越的愤怒。它无形无质，令承受者五内俱焚、肝胆俱裂，外表还看不出来。相反，如果它是虚假的，温柔、善良、美就是一种粉饰。如果是虚假的，“狠”、“愤怒”或者所谓的力量也只能是一种造作和虚弱。

毋庸讳言，我喜欢《云的南方》，并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优秀的中国电影。说它优秀，首先是因为真实。帕斯杰尔纳克说过：只有我们有话要说，才可能声若洪钟。这不是一部为了电影而电影的电影，既不是为了票房，也不是为了证明导演的自我。朱文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关注和理解有来由、有结果。这是一部“有话要说”的电影。其次，它非常的独特，提供了崭新的面貌和品质。似曾相识的是生活，而非是另一些电影。我看《卡拉是条狗》的时候也有似曾相识之感，但那种似曾相识至少部分是关于已有的电影的。最后，在《云的南方》中体现出的叙述故事的能力，自然是非常突出的。作为小说家的朱文，这是他的强项。即使是在小说家中，说故事朱文也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位。关键在于叙述的转换，由语言方式到电影方式朱文甚至更游刃有余了。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不知道我列举的这三条理由还够不够？对朱文的偏爱实际上是我对他了解前提下的信任。我的一家之言实际上是信任前提下的画蛇添足。但愿我的这番关于朱文以及他的电影、小说的思考不要成为障碍或误导。朱文的电影最适合于直接观看。

我和争光

杨争光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同届（都是七八级），但不同系。他是中文系，我是哲学系，因为都写诗，所以成了朋友。又因为办文学社，所以成了“同志”。当年我们的文学社叫“云帆”，杨争光任社长，我是核心成员之一。由于受到干预，文学社活动搞了两次后就遭到校方的排查，当时必须牺牲一个人以承担全部的责任。我和杨争光是大家挑选出来的人选。最后我不幸中标，理由是我比杨争光有才华，即使被学校开除也能通过写作混出来。而争光是农村户口，如果被开除只有回家种地了。后来我侥幸没有被学校开除，但和争光的关系已蒙上了阴影。再后来我毕业分配去了西安，争光去了天津。在西安和天津我们分别见过一面，相处得甚为尴尬。记得是我主动提出与争光断交的。

没有出事以前，我和争光的相处是非常愉快的，说投机也不为过。争光是一个外向的人，富于感染力，他那肆无忌惮的笑声、粗嘎的嗓音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争光总是戴着一顶绿帽子，说话时手舞足蹈。他待我诚恳、亲切，有如兄长。尤其是当时争光写出来的那些诗我非常喜欢，觉得在意识上是胜人一筹的。假期中争光随我来过南京，我也跟他去过他的老家陕西咸阳。我们坐在他家的土炕上，吃他妈妈为我们下的“汗水面”。他的两个妹妹在旁伺候。这种面是当地的特产，一碗中只有一筷子，每个人得吃几十碗。因此两人吃面，得有很多人在旁边伺候，主要讲的就是个排场。当时我们都很穷。我对争光说，我爸爸临死前可能留下了一笔遗产，数目不明。有朝一日我拿到手后我们就去搞一个养鸡场，就在他家分的地上。争光说，以后我们有钱了，就盖一栋二层楼，我家住上面，他家住下面。

和争光断交后，我们就再无音信来往了。虽然都还在写东西，但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我只是在报刊上能知道争光的一些消息。大约就在我离开西安回南京的同时，争光也从天津调回西安了。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上班。由他编剧的《双旗镇刀客》我偷偷去看了，觉得非常之好。再后来听说他担任了电视剧《水浒》的总编剧。他的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我看过几篇，也非常喜欢。后来又读了那篇有名的《老旦是一棵树》，我的评价之高超过所有的人，当然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和争光断交十年，十年来我会反复做一个梦，就是和他言归于好。十年后，我终于说服自己，给争光去了一封信。又经过一两年，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见了面。见面是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想象中的热烈和激动。就像我们根本就没有隔绝过。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梦见杨争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偶尔会通电话，聊上几句。争光总是约我去他那里住一段，因两人都忙，也只是说说而已。的确如此，有一些朋友，只有当失去时你才会觉得他的重要。如果没有失去，见不见面并不重要。

天才加苦力

记得二十年前我和任辉第一次见面，他问我想不想获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不想。任辉说：“你不想，我还想呢！”这话并非出自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之口，相反，任辉长得非常漂亮。他的五官绝对标致，线条刚毅，丝毫不见女性化的柔美。年轻、漂亮、狂妄，这一切都像极了一个天才应有的青年时代。那时任辉写诗，他写诗不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一年只写十几首。任辉写诗每天十几首甚至几十首，写在每页三百字或四百字的稿纸上，写完便叠摞在一起再也不去翻它了。一次我稿纸用完了，跑到任辉那里去借。他说他也没有稿纸了，我指着墙角一叠一叠堆得足有半人高的簇新的稿纸说：“那不是稿纸吗？”待我拿起一叠看时，发现上面都已经写满了诗。后来任辉改画画和剪纸了，总算真正找到了自己天才发挥的天地。关于任辉剪纸的牛逼和艺术价值我就不说了，因为你若没有见过他的剪纸也口说无凭。就说他剪纸的数量，也会把你吓得半死。一天三四十幅是正常的，碰到心情好的时候任辉每天能剪四五十张。写生画速写也一样。任辉居住的小屋前面是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农民有一些箩筐铺盖之类的东西没有地方放。任辉腾出小屋的一角让农民放东西，交换条件是他们让他画。开始的时候卖菜的农民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发现不对。按任辉的话说，那些卖菜的被他画得看见他就跑。任辉的疯狂或工作精神可见一斑。一次我领一个朋友去任辉那看剪纸，这个朋友被镇住了。他对任辉说：“嗯，你剪得比马蒂斯还要好。”他本来是想恭维任辉一下的，没想到任辉却说：“那当然了！”就像受辱了一样。你想想呀，任辉这样的性格怎么能与人相处呢？而不能与人相处不能混又怎么能成名呢？因此任辉虽然二十年来日以继夜地工作，卖画的成绩却很是不佳。

后来任辉流落到北京通县，在一栋房子里画画，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偶尔我去北京办事，顺便去看望任辉，他已经不剪纸了，改刻木板，但工作的投入和疯狂依然故我。任辉的版画都是大尺寸的，一张整板尚且嫌小，要几张板拼起来刻，并且一刻就是几十张。构图的基本元素是芝麻绿豆大的小点，因此每张板上都有成千上万的麻点，皆是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的。难怪任辉说自己干的是体力活儿。最近一次去看望任辉是今年9月份，他一面仍然刻着那些木板一面感叹精力已大不如前了。任辉拿出一大卷宣纸，然后展开，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墨点。任辉说，这是他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所做的准备。他的方式是将一大瓶墨汁用毛笔点在宣纸上，并随时在瓶子里添加自来水，直到墨汁越来越淡变成清水，宣纸上的墨点也越来越浅，根本看不出来了。任辉的老年将在这种枯燥而虚无的工作中度过，这很像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生。看着眼前的这个天才加苦力，我不免觉得有点心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