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人/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590-6

Ⅰ.①深… Ⅱ.①薛…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500号

深圳人

著　　者 薛忆沩

策划编辑 王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24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590-6/I·1700

定　　价 38.00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母亲

小贩

物理老师

出租车司机

女秘书

剧作家

两姐妹

文盲

同居者

神童

“村姑”

父亲

回归母语的“深圳人”（新版序）

2013年初，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准备结集出版的前夕，我对小说集的书名仍然犹豫不决。我在《深圳人》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犹豫。我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受英语文学的影响和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间犹豫。最后，“虚荣心”帮助我做出了决定。因为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小说集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品，加上它也是小说集里最早完成和唯一完成于深圳及中国的作品，我最后决定用“出租车司机”做小说集的书名，而让“深圳人”屈居副标题之中。小说集出版之后获得的关注和赞誉多少也是对这个选择的肯定。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部小说集会成为自己第一部跨越母语边界的作品。2015年春天，当出版商第一次与我讨论小说集英语译本出版计划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名”：为了强调作品与英语文学经典Dubliners（《都柏林人》）之间的联系，我建议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做它的书名。一段神奇的文学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借助与精致的原作遥相呼应的翻译，Shenzheners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带到了地球的另外一侧。

这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它于2016年9月9日在加拿大正式出版发行。它包括了原作中的九篇作品（《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作品因为整体篇幅上的考虑被排除在外）。在随后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这部短篇小说集不仅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可观的声誉和可喜的销量，还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文学节上获了奖。它也很快激起了加拿大另外一种官方语言的热情关注，由一位迷恋深圳又痴情文字的知名作家翻译的法语译本将在今年年底上市。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在住处附近的街边被热心的读者拦住：他们与我细致地讨论起了“深圳人”的性格和命运，他们对我笔下那些小人物的遭遇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这是我在这部作品的母语世界里都没有过的经历。

通过这部短篇小说集，越来越多的英语读者不仅熟悉了“Shenzheners”这样一个在目前的任何一部英语词典里都还不存在的词，也认识或者说更加认识了“深圳”这座他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城市。中国的奇迹用文学的方式打开了一座又一座异域的迷宫……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在母语世界里的重现绝不是这部作品生命的简单延伸。它更是一种升华，一次新生。怀着对母语至深的眷恋，《深圳人》向母语世界里的读者发出了阅读的呼唤。它渴望着通过母语的激情获得用其他的方式无法获得的升华和新生。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我笔下的这些“深圳人”到底生活在哪里。我总是用小说《出租车司机》腰封上的那一句话来回答：“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深圳人，几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深圳人”系列小说在英语世界里获得的认同正好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而我相信，母语世界的读者对它新一轮的阅读会继续证实这种说法。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新一轮的阅读吧。

薛忆沩

2017年4月29日于蒙特利尔

原版序

关于这本小说集的发源地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其中最早完成的作品《出租车司机》的创作时间为准，称这本小说集发源于1997年的深圳；而另一种说法以作者最早见到的人物原型为准，将小说集的源头追溯到1977年的长沙。两年前，在《小贩》面世之后不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称它是“用33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我的理由是：早在1977年的秋天，小说的人物原型已经出现在我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三种说法以“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念头正式产生的时间为准，小说集的发源地因此被锁定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那时候，我已经在异域的迷宫里生活了三年，正在做第一次回国探亲的准备。“深圳人”刺激了我的创作冲动。在启程之前，我用铅笔在废纸的反面完成了《物理老师》、《女秘书》、《同居者》和《小贩》等四篇作品的初稿。我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塞进了已经是鼓鼓囊囊的背包里。

在深圳短暂停留期间，我曾经接受《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我首次提及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构思，并且将《女秘书》交给报纸发表。“深圳人”系列小说从此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不久，《物理老师》和《同居者》相继在《花城》杂志上发表，并立刻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忙于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同时又要应付蒙特利尔大学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再现“深圳人”的激情只好束之高阁。

2010年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有机会专注于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又重新激起了我的兴奋。我开始重写已经被一些评论家视为21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之一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又重写了已经获得过许多好评的《同居者》和《女秘书》。这种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的许多奥秘。它不仅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也为我今后三年的全部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又修改完成了《小贩》、《文盲》和《母亲》等三篇作品，并且对系列小说中的其他作品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想法。

《母亲》、《小贩》以及《女秘书》重写版的相继发表和引起关注是这个系列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尽管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发表过程的周折，“深圳人”也多次遭受了流产的危险，我却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怀胎多年的系列小说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顺产出世。

2012年初春，在经历了将近六个月殚精竭虑的写作苦行（包括重写《遗弃》）之后，《“村姑”》从我的大脑进入了我的电脑。这最边缘的“深圳人”向我发出了新一轮的召唤。紧接着，《文盲》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出租车司机》和《同居者》的重写版分别在《晶报》和《作家》杂志上发表，并且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关注。这些刺激使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了我的燃眉之急。利用回国做新书推广活动之前的空隙，我夜以继日，勾勒出了最后几位“深圳人”的侧影。

七月初结束新书的推广活动回到蒙特利尔，我首先完成了《流动的房间》新版的准备工作，彻底重写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流动的房间》新版成为了我在2012年出版的第七本书。这项繁重的劳动将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拖累到了极点。在这种极限的状况下，是“深圳人”引发的创作激情构筑了我脆弱生命中的中流砥柱：《剧作家》、《父亲》、《神童》和《两姐妹》纷至沓来。我怀着毕其功于一役的狂热，完成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最后冲刺。

这时候，距离《出租车司机》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那第一阵颤栗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了……

昨天，就在我竭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刻，我的外婆在故乡长沙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这本小说集因此又带上了一个伤感和动人的标记。三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坐在外婆身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她仍然能够背诵几乎陪伴了她一生的《木兰辞》和《长恨歌》。还差三个星期就要满97岁生日的外婆是最平凡的“中国之最”。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是我遇见过的最出色的叙述者。她的叙述是我文学创作不息的源泉。

在外婆的弥留之际，我关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短文《生死之间的“桂姐”》通过《读者》杂志抵达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手里。这是我为她送行的特殊方式。我敬畏外婆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她一直坚持到我完成了这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写作工程之后才停止自己的呼吸……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的生命将通过那些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写作里，留在我的生命里。

更为巧合的是，将近十二年前，我就是被《出租车司机》第一次带上《读者》杂志的。那是新世纪开始的一年。那一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登。这是我个人写作生涯上的第一次“盛宴”。这从天而降的“盛宴”为我能够坚持十五年，最终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提供了持续的营养和虚荣。所以，这部小说集就以《出租车司机》来命名。

薛忆沩

2012年9月16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母亲

突然，我决定不去送他了。他对我的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只是说我有点累。他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手提包是我五年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从拆开包装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使用着它。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它。他的话总是那样的少。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我为他买的任何东西，就像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不是喜欢我一样。他将一叠皱巴巴的文件塞进手提包里，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拍了拍两侧的裤口袋，确认自己没有忘记钱包和证件。这是他出门前的标志性动作。然后，他冲着我们儿子的房间喊道：“要认真做好作业啊。”刚才我们的儿子悄悄地问我，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检查站。当我告诉他我自己都不会去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吃惊。接着，我又提醒他，他的数学作业还没有做完呢。我的提醒令这个孩子非常沮丧。他低着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昨天他的家庭教师告诉我，尽管已经做过不少的练习，这个孩子还是不太熟悉将无限循环小数转化为分数的步骤。

他关防盗门的时候还是像平常那样非常用力。多年以来，那种金属碰撞出来的声音就像他稀少的言辞一样并没有激起我的反感。可是上星期他离开的时候，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了那种激烈的碰撞。那种多年来我已经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无法忍受。在去检查站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甚至没有说：“你一路上小心一点。”或者“小心你的钱包。”这是每次分手的时候我都会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那种碰撞的噪音依然在我的耳边回荡。对它的反感压抑着我的情绪。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在检查站的入口，他照例说：“你回去吧。”他的话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转背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分手以后，我总是回过头去看他。他的个子不高，很快就会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但是我还是回过头去。我相信我能够看见他。我也相信他能够看见我在看着他。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总是这样的。可是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不再回头去看他了。我不记得这种改变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它来得非常自然，非常平和，一开始甚至都没有引起我自己的注意。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马上就往回走。在拥挤的通道里，我偶尔会去留心一下迎面而来的其他人，比如那些兴致勃勃的外国人或者那些无所事事的小商贩。但是，我不再回过头去目送着他走远了。我非常不安，急着回家去看管我们的儿子。我不希望他在电视机前坐得太久。我希望他的作业做得非常认真。

我们在楼层的电梯间分手。他对我突然的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像上星期一样，我也没有说我过去肯定会说的最后那句话。我过去提醒他小心他的钱包是因为他在过关的时候真的丢过一次钱包。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从那次丢失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非常难受不是因为他丢掉了夹在钱包里的那些重要的证件，而是因为钱包里有一张我们的儿子三岁生日那天拍的照片。那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他担心得到了他的钱包的人会粗暴地对待那张照片，对着它冷笑或者将它撕碎扔掉。在他看来，那就像是对我们的儿子的虐待。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对那种虐待的想象。

谈论起我们的儿子，他总是说他“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好。这种说法通常不是对过去的夸奖，而是对现在的不满或者批评。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固执的怀旧说明他不在乎这个孩子的成长，还是太在乎这个孩子的成长。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之间没有一次称得上是“交流”的谈话。我奇怪刚才我们的儿子为什么会突然提出来去送他。他已经十二岁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通常只是在周末才能够见到他。他更像是定期来访的客人，而不是命中注定的父亲。见面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问及我们的儿子最近有没有考试或者考试的成绩怎么样。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期待过他的回答。那些一成不变的问题好像只是社交场合下的应酬。我们的儿子对他甚至都没有敬畏和恐惧，因为他感觉不到他对他的责任和管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好父亲。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总是在星期五晚上从边境的那一边回来。他回家以后总是带我们去很好的餐馆吃饭。在餐馆里，我们的儿子总是靠近我坐着。我有时候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他父亲面前抱怨一下他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学习不够认真或者电视看得太多。他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他会盯着我们的儿子看一下，然后心不在焉地批评说：“那怎么可以呢？！”或者“那不可以！”我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自己的一个下属，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儿子通常什么话都不说。但是，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抱怨餐馆的菜还不如我在家里做的好吃。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愿意出来吃饭，我知道。他不想错过了令他着迷的那个电视节目。

从电梯间回到家里，我直接走近客厅的窗口，茫然地朝楼下张望。被楼群环抱着的空地里总是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出出进进的汽车。我看见他快步走向了一辆出租车。许多年了，他回来又离开，我对这种单调和冷漠的节奏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刚才，我突然决定不去送他了。我只是说我有点累。其实我并不累。我只是不愿意与他一起坐在出租车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只是不愿意与他坐在一起，什么都不说，而且什么都不想说。所以，我突然决定不去送他了。我感觉有些迷茫，有点空虚。我将边境移近到了家门口。我在家门口的电梯间里与他分手。刚才，他像往常一样，用力地关上了防盗门。金属猛烈的碰撞令我极为反感。这种反感将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对生活的厌倦推上了新的高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如此地厌倦生活。

突然，我们儿子的尖叫声惊动了我。他尖叫说他的父亲已经坐进了一辆出租车。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也正在从他房间的窗口眺望楼下的空地。一阵内疚的痉挛穿过我的大脑。我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会突然提出那样的要求。也许我应该同意他去送他的父亲？也许我应该与他一起去送他的父亲？

我提醒他抓紧时间赶快做好数学作业。但是我并没有去检查他是不是已经回到了他的书桌旁边。我不愿意离开窗口。我盼望着那辆出租车尽快开走，马上腾开我的视野。我又感觉到了身体里充满期待的骚动。只有这种骚动能够帮我摆脱压抑的阴影。像以往一样，我用窗帘轻轻地遮掩着自己的脸，好像是怕“他”看见了我，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四。也许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我羞涩地想。也许他永远也不会看见我，我绝望地想。

我仍然能够从窗帘上呼吸到灰尘的气息。我一直不愿意将这窗帘拆下来，洗干净，因为这种气息让我回想起自己已经布满灰尘的青春，因为这种气息与他的身影联在一起。每次看到他走过来，我的青春就会羞涩地重现。那种绝望的羞涩令我疲惫的胸脯鼓胀起来，令我窒息。我在不久前小区举办的中秋晚会上第一次看见他。他正蹲下身，与他的女儿一起想猜出最后的那个灯谜，那个谁都猜不出的灯谜。他的手温情地搭在小姑娘的肩膀上。他的脸几乎贴着她的脸。他在微笑，她在思考。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脸上看见过那么迷人的微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迷人的微笑衬托着的那么迷人的嘴唇。我好像找到了丢失多年的期待。早已经离我远去的羞涩突然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之中。它猛烈地抓住了我，牢牢地抓住了我。我感到极度地虚弱。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穿过人群，穿过灯光，穿过喧闹，最后回到自己清冷漆黑的卧室里的。我倒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迷惘地搓揉着自己依然饱满的乳房。我感觉到温热的眼泪已经漫入了我的耳道。我感觉到自己正在遭受着岁月的强暴。

那是我的第一个中秋节。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这样相信。那是我见证的第一次“圆满”。从那一天起，我总是想看见他。那是我经历的最激烈的思念。我希望每天都是中秋节。每天黄昏，我都会走近窗口，躲在散发着淡淡灰尘气息的窗帘后面，眺望楼下的空地。甚至在我丈夫回家的日子里，我也不情愿错过这种令我心跳的眺望。我总是能够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辨认出他的身影。他的手总是搭在他女儿的肩膀上。他们总是在说话。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很想听见他们的交谈。我很想与他们的声音和话题擦肩而过。我很想加入他们的交谈。我甚至想象有一天他们会突然谈论起我，让我作为一个话题进入他们的世界。

八天后的那个夜晚，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我决定向他们走去。我不知道他们每天散步的路线。但是，刚走出公寓大楼，一股神奇的热浪向我袭来，让我立刻就获悉了他们的方位。我很快就看见了他们。可我不敢迎面朝他们走去。我只是跟在他们的身后。他的背影很自然地唤醒了我身体深处那种绝望的羞涩。它令我的胸脯鼓胀起来，它令我窒息。我几次需要停下来，调整自己的呼吸。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窒息了。我完全停了下来，充满遗憾地目送着他们走远。然后，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闷热的空气。然后，我转过身去，开始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我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慰自己。我安慰自己说我选择这相反的方向其实是为了向他们走近。可是，这种“走近”以及这种“安慰”很快也让我不堪忍受了。我不想再那样欺骗自己。我知道自己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远。但是，我没有勇气转过身，去重新跟在他们的身后。我继续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不过，我的步伐越来越慢。我好像在走向大海的深处……噪音的大海。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我很快就感觉不到那令我窒息的羞涩了。我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的颤栗。我绝望地想，我们相聚的地方不可能在这座真实的城市里，永远也不可能。但是我同时又肯定我们能够在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里相聚。在那里，我会朝他走过去，他会朝我走过来。在那里，他会注意到我对他的注意。在那里，我要让他惊叹我的存在和我的诱惑。在那里，我要与他一起享受重现的青春。

我绝望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的儿子已经睡熟。我好像是刚从太空旅行归来，感觉疲惫又漂浮。我没有冲凉就躺下了。我的身体上弥漫着另一个星球的气息，弥漫着太空的气息。我想永远保存住这种气息，用我的身体，用我的记忆。这也许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这种气息让我感到“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来过电话。那是我第一次不在乎他是否来过电话（我从此也没有再在乎过他是否来过电话）。可是，我同时又对电话铃声产生了最天真的期待，难以忍受的期待。我期待着突然响起的一阵电话铃声能够驱散潜伏在这黑夜深处的遗憾和绝望。那一定是他打来的电话……从另一个星球打来的电话。我幻想他已经注意到了我对他的注意。我幻想他会从我的目光里破译出通向我生命的捷径。我幻想他会从另一个星球延伸过来，延伸到我这个羞涩的角落。我幻想他会让我听见他的呼吸，让我听见我自己的呼吸，让我们的呼吸水乳交融。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当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热烈的阳光正聚集在我枕头旁边的空枕头上。我没有马上想起昨天晚上的经历，没有马上想起我在太空中的漂游。我也没有马上想起我在遗憾和绝望的深夜对他的电话的期待。我用最平常的心情拿起话筒。掉在枕头旁的那几根头发让我有点不安。

来电话的是我中学时代的那位同学。也许应该说是我的初恋情人？！不过，我们那种特殊的交往刚刚开始就被他的母亲发现，并且遭到了她粗暴的反对。她做了许多让我和我父母难堪至极的事情之后，将她温顺的儿子转去了另一所学校。我们从此没有再见过面。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下子就辨认出了他的声音。

我对这声音没有任何的好奇。我甚至都有马上挂断电话的冲动。但是，我听得出他很激动。“差不多都快二十年了。”他激动地说。

“是吗？”我无精打采地说。

“你好像觉得没有那么久。”

“我根本就没有‘去’觉得。”我还是无精打采地说。

“我觉得比那还要久。”

我捡起枕头旁的那几根头发，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之间搓动。

“我觉得比那还要久。”他又重复了一遍刚说的话。

这时候，我突然又闻到了另一个星球的气息。昨天晚上我在太空的漂游以及我对电话铃声的期待突然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感觉里。

“那时候的感觉真好。”他激动地说。

“什么感觉？”我问。

“你忘记了吗？”他激动地问。

“没有。”我说，“我记得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的回答并没有打消对方交谈的兴致。他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说他生活得不幸福。他说这么多年来，他只有在想起我的时候才会感到幸福。我几次打断他，我说我不想听他的生活，我说我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兴趣。但是，每次他又很快将话题接上，继续他的讲述。他说他的妻子对他不错，但是他还是觉得生活不幸福。他又说他的孩子很出色，但是他还是觉得生活不幸福。最后，我很不耐烦地告诉他，我正在等我丈夫的电话。我希望我的“告诉”能够将他彻底打断。

他果然又被打断了。但是，他并没有被彻底打断。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又启动了一轮新的话题。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我。他问我想不想知道这种寻找的艰难以及最后他怎样才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的声音充满了对我的回应的渴望。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冷冷地说完，将电话挂断。

我只想知道那个星球的情况。我只想看见他。我只想有一天能够与他擦肩而过。如果我对他的注意不足以吸引他，我要用一声长长的叹息引起他的注意。也许需要很多次，很多次的擦肩而过，很多次长长的叹息，他才会停下来。我想象他将手从他女儿的肩膀上移开，停下来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叹息。我要怎么回答呢？我说我不幸福？所有人都说我很幸福。我有一个好丈夫。他在边境的另一边工作。他很辛苦。他养活我们。他周末回来总是带我们去很好的餐馆。我抱怨儿子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我的一边。他会责备他说：“那怎么可以呢？！”或者“那不可以！”也许这不能说是幸福。也许我真的不幸福。但是，我不会回答说我不幸福。我不想用我自己生活的“不完美”去损害他给我带来的完美的感觉。我也许会回答说：“是因为你。”这是坦率的回答，还是隐晦的回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羞涩会再一次缓缓地浸没我的身体，浸透我的身体。我也许真的会勇敢地说，我之所以发出那长长的叹息是因为你，完全“是因为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走近过他。我没有勇气那样做。我只敢用观望和期待来靠近他的身影。我有时候也会去想象他身边的女人或者想象他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女人。那个女孩是我儿子的同学。他有几次提到过她。他说她的父亲是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他说她的爷爷是一个有名的将军。我可以从这些信息去想象他的世界，想象他的世界离我的有多么遥远。我不奇怪那天深夜出现的那种太空的气息。我不恐惧那种太空的气息。我不抗拒那种太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那种太空的气息。我渴望着他有一天会停下来，在我面前停下来……我渴望着他停下来向我显现那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传奇。

我之所以突然决定不去送我儿子的父亲，是因为怕错过了这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传奇。他已经连续四天没有出现了。我仍然在期待着，期待着我的羞涩，期待着他的重现。我最后一次看见那个女孩是在星期四的下午。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我注意到一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正停在他们的楼下，而那个女孩就站在大卡车的旁边。我不敢停下来，向围观者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急匆匆地跑回家。我紧张地躲在窗帘的后面，打量着这个我毫无心理准备的场面。很快，我看到一辆小车开过来，停到了那个女孩的身旁。然后，车门被里面的人推开，那个女孩钻了进去。然后……我用窗帘捂住了酸楚的鼻孔。我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虐待。我的视野一片模糊。我能够感觉到淹没在我的泪水中的小车缓缓开动了。紧接着，搬家公司的大卡车也缓缓开动了……

我一直站在那里，就好像是站在生命的终点。我不敢去想象接下来的夜晚会怎样的凄凉。我不敢去想象“明天”。我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我们的儿子开门进来。他急匆匆地跑到了我的身旁，气喘吁吁地说：“我们同学家出事了。”他好像知道我清楚他正在谈论他的哪位同学。

“出什么事了？”我绝望地问。

他说他不知道。他茫然地看着我，好像对我红肿的双眼充满了歉意。“老师只是说她家里出事了。”他说，“她马上就会要搬走了。”

“她已经搬走了。”我面无表情地告诉我的儿子。对我来说，是“他”已经搬走了。我永远也不可能再从这带给了我那么多期待的窗口，从这窥探过我深藏的羞涩的窗口看见他的身影了。我只能去那座想象中的城市，去那里寻找，漫无目的地寻找。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迷惘的叹息会像诱饵一样钩住他的嗅觉。他会停下来。他会将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他会用指尖清晰又虚幻的暗示将我带进一间温馨的房间里，带到一块紫色的床单上。他会用语言和抚慰令我羞涩。然后，他会用他神奇的雄威戳穿我的羞涩，令我满足，令我陶醉，令我精疲力尽。

我的手紧紧地拽住窗帘。我还能够感觉到星期四的黄昏留在那上面的泪水的温度。

我的儿子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上了出租车。”他无精打采地说。

“我也看见了。”我说着，对他微笑了一下，又马上将脸侧向了窗外。

我的儿子挤到我的身旁，踮着脚从我的角度朝楼下张望了一下。“你总是在这里看他吗？”他认真地问。

他的问题令我非常紧张。“看谁？”我不安地问。

我的儿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让我去送他？”他接着问。

“因为你要做作业。”我回答说。我仍然很想知道他前面那个问题中的“他”是谁。

“那你为什么不去送他？”他接着问。

我怀疑这个孩子已经知道了我心中的秘密。一阵极度的内疚朝我袭来。我蹲下身去，将他紧紧地搂到怀里。

他温情地将脸贴在我的脸上。但是突然，他又将脸移开。他认真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喜欢他的父亲。

我更加不知所措。“当然。”我回答说。

我的儿子又将脸贴到了我的脸上。

“你呢？”我接着问。

“我不知道。”他说，“有时候我喜欢他。有时候……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他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将近零点的时候才打来电话。通常的电话要早得多。通常他会在抵达香港的住地之后不久就打来电话，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你忘了提醒我……”他在电话里说，好像是在责备，又好像是在开玩笑。

“提醒什么？”我有些慌张地问。他的在意令我大吃一惊。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好像也已经知道了我心中的秘密。“你忘了。”他说，“这两次你都忘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为自己辩解。我一直认为他没有注意到我最近的改变。

“结果我的钱包又丢了。”他继续说。听得出来，这真是他对我的责备。

“怎么回事？”我紧张地问。

“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平静地说，“我怎么会知道？！”

这三天以来，我一直在想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想，搬家的那一天为什么他没有出现。我在想，那个女孩是被谁接走的，又去了哪里。我在想为什么他会突然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从我的羞涩中消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他这样突然，这样粗暴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小贩

甚至在求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他总是戴着那一顶瓜皮帽。在这个连冬天都几乎没有人戴帽子的城市里，他的帽子是一种令人迷惘的标志。中午放学的时候，会有许多学生涌到他的跟前。他紧张地用身体护住那两只化纤口袋。那里面分装着他赖以生存的两种商品：爆米花和糯米条。班上成绩最差的那几个同学将后一种商品称为“电棒”。

上语文课的时候，我没有分心。但是，我不愿意站起来朗读课文。我用不着顾忌自己普通话的发音（我总是分不清边音和鼻音），因为我的大多数同学以及我们的老师在发音上的问题比我的要严重得多。我们的老师甚至有元音上的问题。她会将复合元音/ou/发成单元音/u/。这样，当她说“扣子在裤子上”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说“裤子在裤子上”。局部（“扣子”）被整体（“裤子”）代替了。这种替代正好是修辞学里的提喻（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反例，我在做梦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反例非常有趣。

我们早已经习惯或者容忍了彼此的口音，为什么我还要为自己分不清鼻音和边音而内疚呢？河“南”（/nan/）当然不是荷“兰”（/lan/）。河南是中国历史上盛产“乞丐”的省份，而荷兰是地球上盛开郁金香的国度。我心里非常明白它们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以及在其它其他许多方面的差异，虽然我将它们都发成/helan/，无法从语音上将它们分开。我真的没有顾忌自己的发音。我不愿意站起来朗读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一篇课文。这篇著名的课文曾经让两代中国人心潮澎湃，可是，它不合我的胃口。我的反感情绪从预习阶段一直延续到学期的结束。但是在课堂上，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分心。我紧跟着朗读者的节奏，仔细体会她有点夸张的顿挫。她声音的魅力冲散了课文本身引起的反感。她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音（甚至那些最暴力的字音）都是对我身体温馨的点击，都能够愉悦我的神经。

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也是班上唯一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我坐在她的后面，相隔着两排座位。她吐出来的那些翩翩起舞的字音令我几次忍不住将视线从书本上移开，投向她挺拔的后背。我不敢在她的臀部和颈背上停留太久。对那两个部位的注视让我感到一种强烈又陌生的羞愧。我的视线最后停留在她的头部，或者准确点说，是停留在她的发夹上。那发夹的形状好像是两只叠在一起的蝴蝶。我嫉妒那两只蝴蝶。为什么我不是其中的一只？我开始想象在她的发丛中扇动翅翼的感觉。我突然感到了一阵难以形容的亢奋。我写下了一张纸条，想在下课的时候塞给她。我的纸条上写着：“你就是我最可爱的人。”

我以为她全神贯注的朗读会引起同学们的哄笑。我不愿意她蒙受羞辱。我甚至不愿意她感觉尴尬。这篇课文对美国士兵的描述与我们在好莱坞大片里看到的相去甚远。在我们看到的大片里，美国人总是战场上的英雄。如果一个死去的士兵手里还紧握着一个“弹体上沾满脑浆”的手榴弹，那他一定是美国兵。而与他同归于尽，被他的手榴弹敲得“脑浆迸裂”的士兵则归属于德国、越南或者伊拉克；如果一个死去的士兵嘴里还衔着“半块耳朵”，那“半块耳朵”在我们看到的大片里不太可能是一个美国人身体上的组成部分。我担心班上的同学们会哄笑起来。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非常安静。他们似乎都被朗读者的声音迷住了。他们似乎都在认真地倾听。在我的想象中，那两只叠在一起的蝴蝶正在她的发丛中尽情地分享着生活的奥秘。

下课的时候，班上成绩最差的那几个同学为谁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中“最可爱的人”而争吵起来。他们中间最执着的两个最后竟突然扭打在一起，就好像是在示范刚才分析过的著名课文里的搏斗场面。这突如其来的暴力令其他的几个同学极为兴奋。他们用广东话不停地大叫“咬掉他的耳朵”，“咬掉他的耳朵”……这句话里面的每一个音都跟它们在普通话里的发音相去甚远，听起来极为风趣。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为谁助威，是在鼓励谁咬掉谁的耳朵。而那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同学很快就被这激情的助威逗乐了。他们停下手，从地上爬起来。他们中的一个抬起双手，摸了摸自己的两只耳朵。接着，这一群成绩最差的同学追打着跑出校门，一起拥到了小贩的跟前。

小贩已经与他们交手过多次了。他紧张的身体显得更加紧张。他用两条腿紧紧盘住跟前的那两只化纤口袋。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右手掌紧紧地护住胸部。他收到的钱都集中在上衣内侧贴胸的口袋里了。他必须紧紧地护住那个部位。

像从前一样，那几个同学默契地分成两组，分别站在小贩的两侧。两个刚才扭打在一起的对手现在是同一个小组里的战友。他们负责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他们说要买一点爆米花。他们顽皮地问小贩是不是设有“最低消费”。小贩一开始没有理睬他们。但是，当他们重复了他们的问题之后，小贩有点恼火了。他警告他们不要妨碍他做生意，他说他不会再上他们的当。小贩与这一组同学纠缠的时候，另一组同学成功地偷走了几只“电棒”。恼怒的小贩意识到自己还是上了当。他兀地站起来，敏捷地攥住一个偷“电棒”的同学的衣领。原来纠缠着他的那一组同学趁他注意力的转移，迅速行动，用提前准备好的塑料袋手忙脚乱地装了三袋爆米花，然后迅速跑远了。小贩注意到了他们的行动，却没有松开他攥住的那个同学。他只是转过脸去，冲着远处大声嚷嚷：“当年美国鬼子都没有逃出我的手心，我看你们往哪里跑。”那一组同学没有在意他的叫嚷。他们在学校围墙的拐弯处停下来，躲在那里，乐不可支地将一把把的爆米花塞进嘴里。

另外这一组的几个同学想把小贩的手掰开，却怎么也掰不开。被小贩攥住衣领的同学自己也在全力挣扎。他几次抬脚去踢小贩的身体，都被小贩躲了过去。但是，他有一脚正好踢翻了小贩装爆米花的化纤口袋。撒满一地的爆米花让小贩怒不可遏。他猛地一用力，几乎将被他攥住衣领的同学摔倒在地。正在这时候，那个从不远处的小树底下捡起了半块砖头的同学跑过来，用砖头在小贩的额头上狠狠敲了一下。鲜血顿时从伤口里涌冒出来，并且迅速盖住了小贩的半边脸。小贩的手终于松开了。他同时用两只手捂住额头上的伤口。趁这个机会，这一组同学马上也都迅速跑远了。刚才被小贩攥住衣领的那个同学在跑开之前还踢翻了小贩的另外一只化纤口袋。

小贩强睁着没有被鲜血蒙住的那只眼睛望着那几个跑远的同学。他气愤到了极点，又气馁到了极点。看着他的腮帮子在激烈地抽搐，我的心也凄凉地颤动了一下。我伤感地跟踪着他的动作：他背过身去，靠近身后的那一排围栏，手忙脚乱地解开裤子的前方开口，用力挤出了几滴深黄色的尿。他窝起左手，接住那几滴尿，将它拍打到额头的伤口上。然后，他又手忙脚乱地将裤子扣好，并在裤腿上擦干左手。他又朝那一组同学跑远的方向望去。“当年美国鬼子都没有逃出我的手心，我看你们往哪里跑。”他低声重复了一遍刚才大声嚷嚷的话。他的方言与我母亲的方言非常接近。这熟悉的方言让我感觉更加难受。

我很想走过去帮他收拾起他赖以生存的爆米花和糯米条。但是我不敢。我怕那些挑衅他的同学们第二天会笑话我。我真的不敢。我看着小贩自己将糯米条收捡起来，吹去上面的灰尘，将它们放回到化纤口袋里。我看着他沮丧地望着撒满一地的爆米花，似乎也想将它们捧回到口袋里。但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他将两只口袋系紧，然后用一根细绳将两只口袋系在一起。他提起两只瘪瘪的口袋，用细绳将它们架到肩上，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他又摸了一下额头。血已经完全止住了，但是，伤口显然还有点痛。这隐痛似乎并没有撒在地上的爆米花更让小贩难受。他沮丧地看了地面一眼，有点犹豫不决地走开了。可是，没有走出几步，他又折了回来，在撒了一地的爆米花上狠狠地踩了几脚。然后，他快步朝黄贝岭方向走去。

那正好是我回家的路。我跟在他的身后。我很想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刚才在语文课上我们学习过的那篇也提到了“美国鬼子”的课文。他的脊椎骨弯曲得十分明显。但是，他走路的速度相当快，跟上他的步伐并不容易。我突然想知道，在我这样的年纪，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是不是也要做作业，他是不是也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我甚至想知道，他是不是结过婚，是不是有过孩子。我觉得自己突然幼稚了许多，因为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甚至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有过爸爸妈妈。我甚至想知道，他爸爸妈妈将他抱在手上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他今天的遭遇。他嚷嚷的“当年美国鬼子都没有逃出我的手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的参加过那场著名的战争，他就应该知道那篇著名的课文。也许他就是一个“最可爱的人”呢？！也许他也咬下过一个美国士兵的“半块耳朵”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辉煌的过去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刚才受辱的经历，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向人们或者说向他自己提起那辉煌的过去。我想知道他是怎样与记忆相处的。我想知道他又是怎样变成了一个小贩。

他一直没有减慢速度。他走得很快。我有点跟不上他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我看见他突然停了下来。接着，他大步往回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不应该去想象他那辉煌的过去。也许是我的想象令他突然决定转身朝我这边走来。很快，我看见三个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追上了他。他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极力想护住他的那两只瘪瘪的化纤口袋。但是，他又一次失败了。个子最矮的那个年轻人夺走了他的口袋。另外的两个年轻人将他推到路边的那一排围栏上。其中的一个用真正的电棒顶住了他的鼻子。

我慢慢地走向他们。我发现小贩并没有在意他眼前的两个年轻人，而是踮着脚，在吃力地跟踪着另外那个年轻人的动作。事实上，他是在盯着他的那两只化纤口袋。“那是我用来活命的东西啊。”我听见他绝望地喊道。

“你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活命。”我听见手持电棒的那个年轻人这样说。

那个夺走小贩口袋的年轻人走到了一个垃圾桶旁边。他用小刀划破口袋，将小贩“用来活命的东西”狠狠地倒进垃圾桶里，然后又往里面吐了三口痰。接着，他又将两只化纤口袋也狠狠地塞进了垃圾桶里。

小贩激动地跟踪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怕错过了脆弱的转机。但是当看到那个年轻人吐出那三口痰的时候，他终于将视线收了回来。他伤心地摇起了头。他的身体顺着身后的围栏滑下去，滑到了地上。

那个年轻人跑过来，在围住小贩的两个同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三个年轻人说说笑笑走开了。

小贩在地上坐了一阵。然后，他好像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茫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好像它们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他慢慢地走到垃圾桶跟前。他慢慢地扯出一只口袋，看了看上面被划破的口子，又将它慢慢地塞进了垃圾桶里。他朝那三个年轻人走远的方向望了一眼。他的目光让我感到恐惧，又让我感到空虚。

整个春季学期过得都非常无聊。班上有三个同学先后出国去了。他们都去了英国。其中那个成绩最好的同学去了诺丁汉。有一天，一个同学收到了她寄回来的一张照片。她的头发已经披散开了，披在肩上。我想她也许不再用那个令我浮想联翩的发夹了。那两只叠在一起的蝴蝶变成了我的记忆，它们尽情的分享变成了我的记忆，生活的奥秘变成了我的记忆。整个春季学期都很无聊。甚至在解不等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小贩来。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像那几个穿浅灰色制服的年轻人所说的那样，他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活着。我想知道，他死的样子与我们死的样子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幼稚了。我甚至觉得，在死的时候，小贩额头上的那一道伤痕可能还在隐隐作痛。

秋季开学的时候，小贩又回来了。他仍然戴着那顶瓜皮帽。他好像感觉不到天气的炎热和变化。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的同学拥到他的跟前。他的重现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惊喜。我第一天看见他的时候甚至还非常生气。我觉得他不应该用“重现”来否定我的“相信”。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我宁愿每天都“想起”他，而不是每天都“看见”他。我越来越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了。我迷上了物理学中五彩缤纷的“假说”。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光速不再是极限速度的世界里。我希望时间的倒流能够让我的想象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放荡。

物理老师

结果，她总是想起关于“理想的女人”的那一种说法。她的“西方美学史”的老师说，一个“理想的女人”应该经历过一次轻率的初恋，一次枯燥的婚姻以及一次通常与婚姻并存的放纵的爱情。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女人”一生至少应该经历三个质地不同的男人。

那是她在大学四年级为了补足学分偶然选修的一门课。她像所有同学一样，知道那位看上去很迂腐的老师是文化界的一个名人。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有一个议论时事的专栏。他有一种能够将“大”事化“小”的天赋。国际政治中的纠纷被他谈论起来就好像是夫妻间的积怨；贸易或者文化的交流在他的文章里就好像是不尽如人意的性生活。她对他的那种“天赋”毫无兴趣。她只是因为听说那门课的考勤很松，考试不难，才最后决定选修了它。

那位老师没有在课堂上谈论“理想的女人”。在课堂上，他激情地谈论柏拉图、黑格尔、桑塔雅那和克罗齐。他说，历史上最出名的美学理论都出自男人。他是在课间的闲聊中谈论起“理想的女人”的。她记得他靠在过道的墙上，他的身旁围满了欢快的女学生。她记得他将“一次”表达得非常奇特：好像他经历过不止一次婚姻，不止一次爱情，甚至不止一次初恋。同学们都知道那位老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他很顺从她，或者说他很怕她。这与他在课堂上关于他是“美的奴隶”的说法完全一致。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奴役是正义的和善的，那就是美的奴役。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成为“美的奴隶”。听到他自杀身亡的消息的时候，她已经毕业两年了。她记得那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她记得告诉她那个消息的同学同时提供了关于那位老师自杀原因的四种毫不相关的说法。

她当时听到他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说法就觉得非常刺耳。她早就有点后悔选修了那门课。听到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说法，她就更加反感自己的选择。她不愿意成为那样一种“理想的女人”。她更不愿意相信有那样经历的女人是“理想的女人”。她记得当时就有一个同学反对这种“定义”。他说，世界上不存在这种“理想的女人”。他说，如果存在这种“理想的女人”的话，那意味着世界上就不存在“理想的”男人，因为根据这个定义，一个“理想的”女人需要三个男人。他认为，这个定义充满了对男性的歧视。

也许正是“西方美学史”的老师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说法让她对爱情和婚姻都产生了反感。她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对男人发生兴趣。教师这种神圣的职业更强化了她对低级趣味的蔑视。她经常庆幸自己在青春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一生中最合理的选择。作为一所知名度不高的中学的物理老师，她的课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可是，八年的兢兢业业突然令她对她的职业有点厌倦了。她也突然辞掉了所有在校外兼任的课程。她突然不想自己太累。她突然愿意在临睡前翻一下那本书页枯黑的《西方美学史》，而不是第二天的教案。那本过时的《西方美学史》上还存留着她青春期的笔迹。每次翻开它，她就会想起那位看上去很迂腐的老师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说法。她仍然觉得那种说法有点刺耳。她永远也没有想到很多年以后，自己会用一种很平和的口气将那种说法转述给另一个人听。

听她转述那种说法的人是她的一个学生。那个身体非常强壮的孩子有着极为脆弱的心灵。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固执的懦弱。他在她有点厌倦了教学的那一年转到她的班上来。他马上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他对物理有超凡的直觉。这直觉是她自己从来就不具备的。更特别的是，他的兴趣并不在物理。他酷爱文学。他幻想成为名垂青史的诗人。他说他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会有那样的幻想。也许是因为叶芝的那首诗吧，他说，叶芝的《驶向拜占庭》令他对“不朽”充满了渴望。他如痴如狂地阅读世界各国的诗歌。他对许多诗人的生平和轶事如数家珍。

有一天黄昏，他给她电话，说想跟她谈一谈。他特别提到他想跟她谈一下法拉第定理。她同意他晚上来她的公寓房间里。他准时敲响了她的门。谈话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显得有点拘谨。但是很快，他们就都放松了。她抱怨了一下楼上那一家人搓麻将的声音。而他说他住的地方上下左右整天都有人在搓麻将，他却没有什么感觉。他说他对外在的噪音没有什么感觉。她发现自己一点也没有将他当成是一个学生。她也注意到他来找她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谈法拉第定理。他好像没有目的。她几乎没有开口。她专注于他语速很快的表述。他有时候会语无伦次。他的思想里充满了激烈的转折和巨幅的跳跃。她不熟悉他的绝大多数话题。他谈到奥登关于澳门的小诗。他谈到斯坦因在巴黎的公寓。他谈到茨维塔耶娃的流亡和自杀。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平庸的房间能够容纳下如此陌生和驳杂的话题。这些话题好像推开了她心灵中一道虚掩的门。这些话题好像触动了她对生活的期待。她开始好奇地打量着眼前情绪激动的说话者。她一点也没有将他当成是自己的学生。当她的倾听被她父亲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打断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她的父亲问她正在做什么。她说她正在与一位“朋友”聊天。

一个星期之后，她的这位学生给她写来了一封短信。他感谢她将他当成朋友，他感谢她对他们关系的定位。而她居然不记得她是怎样定位的了。他说她的定位取缔了他们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也让时间停止或者说失去了意义。他说他将蜷缩在停顿的时间里观看语言或者沉默的灵光。他附在短信后面的诗作是这样结束的：

黑夜的河流上

词是颤栗的星光

生命的桨

溅起意义的哀叹

就好像时间

是即将降临的灾难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他的信。她一点也没有奇怪自己会收到这样一封信。因为那一天她自己也进到了同一条“黑夜的河流”之中。她也有许多奇妙的感觉。那一天，他们在诗的幻觉中度过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他走后，她很平静地收拾了一下房间。他刚才用过的茶杯让她好像又看到了他嘴唇的翕动。她感到一阵揪心的羞涩。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那些诗人和诗作的过程中，她一度完全盯住了他的嘴唇，它们的张合不仅充满了浓厚的诗意，还散发出淡淡的性感。她将茶杯放下。她有点不知所措。她觉得有点疲劳。她冲洗完之后，坐到床上。她仍然有点不知所措。她不想阅读了。她只想躺下。可是，在她伸手准备关灯的一刹那，她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

她感到一阵揪心的羞涩。她羞涩地倾听。那阵迷惘的敲门声却又突然消失了。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突然觉得自己舒适的房间里似乎有点空。她第一次这么觉得。她关灯躺下了。她的思想很混乱。或者说她完全不能够思想了。她只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觉。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条黑夜中的河流。她感觉到一只迷茫的小船在星光粼粼的河面上漂荡。她感觉到了双桨悠闲的划动。她感觉到了桨撞击水面的忧郁，如在夜色中飘荡的哀叹。她抹去胸脯上突然冒出的那一层薄薄的汗渍。她向着无边的黑夜低声追问：“我老了吗？我老了吗？我老了吗？”

她又开始期待着上课的时刻了。可是，她上课的时候已经不仅仅在教授物理。她开始在意她的那位学生的表情和反应。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准备法拉第定理。她希望能够通过他罕见的求知欲进入他丰富的内心。她甚至希望他能够注意和满意她的穿着和她的身体语言。她会有一点自卑，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拙劣的演员，一味想讨好观众的趣味。

有一天，她发现他整节课都望着窗外。她内疚极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错。她很想在下课之后去问他，问他究竟是为什么。但是，她又非常害怕，害怕她的关心会让他不安，会惊扰他像诗一样纯净的心理。她知道他的心灵有多么的脆弱。她甚至不敢邀请他再去她的公寓。她怕他不愿意……或者怕他愿意。那个在她的头脑中不断重现的夜晚让她有点恐惧。她有点恐惧“颤栗的星光”。她有点恐惧“意义的哀叹”。她有点恐惧那夜晚的重现。但是，她必须为他做点什么。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总是那样望着窗外。他的表情也总是那样迷惘，他的目光也总是那样阴暗。她想让他高兴起来，就像在那个充满诗意的夜晚。

就在她还没有想清楚怎样才能够让他高兴起来的时候，他又敲响了她的房门。他说他从那里路过，他问他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她开始有点尴尬，因为她刚刚换上了睡衣。但是她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她让他进来。他还是坐在上次坐的地方。不过，这一次他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她想激起他谈话的兴致。她想他像上次那样滔滔不绝。她问他最近又读了什么有意思的书。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都没有说。她又问他是否写了自己满意的诗作。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没有说。她非常想问他上课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望着窗外。她非常想问，却没有问。她突然想起她星期天在书店见到的那本斯坦因的短篇小说集。她说她读不懂那个叛逆的女作家写的那些小说。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没有说。她找不到能够让他激动起来的话题，非常泄气。正在这个时刻，她突然瞥见了书架上的那本《西方美学史》。她突然想起了她的那位美学老师。她谈起了他。她描述他的神态，她讲叙他的生活。最后，她提到有一次在课间，他靠在过道的墙上，谈论起了“理想的女人”。她注意到这个词组好像触动了他的神经。她注意到他的脸上终于出现了“表情”……但是，那是非常痛苦的表情。他抬起一直低着的头，表情痛苦地看着她。这好像是从坐下之后，他第一次抬头看着她。她觉得有点不自在。她觉得她的睡衣好像会被他的目光撩开。她将双手合抱在胸前。突然，她发现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接着，他抽泣起来。她不知所措。她知道他有比她自己丰富得多的感觉。她知道他的敏感会放大或者缩小任何一个词的词义，将他引向其他人难以体会的孤独和绝望。但是，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抽泣起来。她马上解释说她一直觉得她的那位美学老师的说法非常刺耳。她说她不愿意做那种“理想的女人”。她说她瞧不起那种“理想的女人”。她的解释令他的抽泣变得更加急迫。

她不知所措。她慢慢走到他的身旁。她突然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心灵受伤的孩子。她想轻轻地抱住他，让他冲动的头轻轻地靠在她的胸脯上，让他安静下来。她犹豫了一下，没有这样做。她怕她的疼爱会让他感觉更受伤害。她伸出右手，想将它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她没有想到他会冲动地将它推开。她更没有想到他接着还会冲动地站起来，冲出去。

她不知所措。她感到了一阵来自身体深处的酸楚。她用右手捂住鼻子。她内疚地走到窗口。她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他在小雨中跑远的身体。内疚让她的心脏撕痛。她责备自己不应该伸手去碰他。她责备自己不应该提及她的美学老师关于“理想的女人”的那种说法。

她在床上躺下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在一刹那间已经经历了“理想的女人”一生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她轻率的初恋结束了。她放纵的爱情也夭折了。而她清楚地知道那枯燥的婚姻也永远不可能开始了。因此，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女人”。她依然感觉到自己在黑夜中颤动的身体就像是一条河流。可是，那一只迷茫的小船突然间就变成了一片枯叶。它完全屈从她身体微微的颤动。它完全没有关于时间的记忆。它那样轻，那样轻。她听不清楚它荡漾在水面上的耳语。

第二天，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女人在她的办公室里等她。她长得非常漂亮，那种咄咄逼人的漂亮。她说她想跟她谈谈。“你们的事我全知道了。”她说。

“‘你们’？”她迷惑不解地问。

“你和我的儿子。”那个女人说。

她有点吃惊。她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年轻的母亲。她甚至觉得她比她自己还要年轻。她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漂亮的母亲。她不知道那种咄咄逼人的漂亮对他脆弱的心灵来说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的什么事？”她有点不满地问。

“他全跟我说了。”那个女人说，“你不应该那样对待他。”

“哪样对待他？”她迷惑不解地问。

那个女人用刻毒的目光看着她。她好像想回答这个问题，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她用刻毒的目光看着她。“他还是一个孩子。”她非常严肃地说。

她不知道他跟他的母亲说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你可能是误解了……”她说。

“你应该给他讲定理，而不是讲诗歌。”那个女人打断了她的话说。

“是他给我讲诗歌。”她辩解说，“他一心想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

那个女人仍然是用刻毒的目光看着她。可是突然，她好像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人。她脸上的盛气完全被沉重的忧愁覆盖了。“我一直以为他还是一个孩子。”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他一心想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她说，“这正好说明他还是一个孩子。”

“可是你让他失去了……”那个女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她不想再说什么了。她还能再说什么？！

“他昨天很晚才回家，”那个女人说，“他全身都湿透了。”

她又感到了来自身体深处的酸楚。但是，她不想让那个女人看出她的不安。

“他现在还在发着高烧。”那个女人说，“医生说……”

她强忍住自己的不安。她不想再说什么。

“我问他去了哪里。他什么也不肯说。可是我猜得到。我猜得到他去了哪里。”那个女人说，“两个星期前他就告诉过我，他爱上了一个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他爱上的那个人是谁。”

她感到了那片漂浮在水面上的枯叶急促的颤动。好像是有一阵来自黑夜深处的风……她将脸侧到一边。她看见两棵枯树和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我不希望他再见到你。”她最后听见那个女人冷冷地说。那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好像来自那灰蒙蒙的天空。

他退学的理由是要随父母移民去新西兰。圣诞节的时候，她收到了他从奥克兰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无意中与母亲谈起了她。他告诉了母亲他对她的感觉。他没有想到他的母亲竟会发那么大的脾气。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她说那是最肮脏的感觉。她说她替他感到羞愧。她说如果他继续那样下去，她就宁愿死在他的面前。他极度沮丧。他没有想到自己美好的感觉会遭遇到母亲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似乎是对他那一段时间在课堂上总是望着窗外的解释。但是，他没有解释那天晚上，当她谈及美学老师关于“理想的女人”的那种说法的时候，他的那种激烈的反应。

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她又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称那是他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最后一封信”里，他似乎想解释那天他抽泣着冲出去的原因。他说，按照她的美学老师的说法，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理想的女人”。他知道他身边的很多人对她都有不好的看法，他的一位表舅甚至说她是世界上最脏最坏的女人。但是，他非常爱她，非常非常爱她。他说对母亲的爱将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她在他生命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

但是，他又说，他的母亲其实非常复杂，她的一些经历他自己也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当然，这种不理解丝毫不会损害他对她的爱。他还说，他现在已经放弃诗歌创作了。“与一个理想的女人相比，所有的诗歌都是肤浅的。”他最后这样写道。这似乎就是他放弃诗歌创作的理由。他说他想回到科学之中，回到理性的思维之中。他说他不会再给她写信了。他说他想三年以后能够进入医学院学习。他说他想将来成为一位名扬四海的外科医生。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将车开进公司的停车场。他发现他的车位已经被人占用了。他没有去留心那辆车的车牌。他看到北面那一排有一个空位。他将车开过去，停好。出租车司机从车里面钻出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他走到车的尾部，把车的后盖打开，把那只装有一些零散东西的背包拿出来。接着，他又把车的后盖轻轻盖上。他轻轻说了一句什么，并且在车的后盖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他抬起头来。有一滴雨正好滴落到他的脸上。

出租车司机平时遇到有人占用了他的车位，一定会清楚地记下那辆车的车牌。他会在下一次出车的时候，呼叫开那辆车的同事，“你他妈怎么回事？！”他会恶狠狠地骂。但是刚才出租车司机没有去留心那辆车的车牌。他走进值班室，将车钥匙交给正在值班的那个老头儿。老头儿胆怯地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马上又侧过脸去，好像怕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他的表情。出租车司机迟疑了一下，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老头的肩膀。老头儿顿时激动起来。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她们真可怜啊。”

出租车司机好像没有听到老头儿说的话。他很平静地转身，走了出去。但是，老头儿大声叫住了他。他停下来。他回过头去。

老头儿从值班室的窗口探出头，大叫着说：“经理让你星期四来办手续。”

“知道了。”出租车司机低声回答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雨没有能够落下来。空气显得十分沉闷。出租车司机沿着贯穿整个城市的那条马路朝他住处的方向走。现在高峰期还没有过去，马路上的车还很多。不少的车都打开了远光灯，显得非常刺眼。

出租车司机横过两条马路，走进了全市最大的那家意大利薄饼店。刚才就是在这家薄饼店的门口，那个女人坐进了他的出租车。这时候，整个薄饼店里只有两个顾客。在这座热闹的城市里，意大利薄饼店总是冷冷清清的。这正是出租车司机此刻需要的环境。此刻他需要宁静。

出租车司机要了一个大号的可乐和一个他女儿最爱吃的那种海鲜口味的薄饼。在点要这种薄饼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的眼眶突然湿了。服务员提醒了三次，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付钱。他匆匆忙忙把钱递过去，并且有点激动地说：“对不起。”

出租车司机在靠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他的女儿有时候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总是在薄饼刚送上来的时候急急忙忙去咬一口，烫得自己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她会翻动一下自己小小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一笑。从这个位置，出租车司机可以看到繁忙的街景，看到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队。这就是十五年来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他熟悉这样的环境。每天他都开着出租车在这繁忙的街景中穿梭。他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可是几天前他突然对这环境感到隔膜了。他突然不习惯了。刚才他没有去留意占用了他车位的那辆车的车牌。他对停车场的环境也感到隔膜了。出租车司机已经不需要去留心并且记下那辆车的车牌了，因为他不会再有下一次出车的安排。在他将车开进停车场之前，他已经送走了自己出租车司机生涯中的最后一批客人。整个黄昏，出租车司机一直都在担心马上就会下一场很大的雨。出租车的雨刮器坏了，如果遇上大雨，他就不得不提早结束这最后一天的工作。出租车司机不想提早结束这最后一天的工作。他也许还有点留恋他的职业，或者留恋陪伴了他这么多年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如愿以偿：他担心的雨并没有落下来。只是在停车场里，在他向出租车告别之后的一刹那，有一滴雨正好滴落到了他的脸上。

出租车司机擦去眼眶中的泪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可乐。他好像又看见了那个表情沉重的女人。她坐进了出租车。他问她要去哪里。她要他一直往前开。出租车司机有点迷惑，他问那个女人到底要去哪里。她还是要他一直往前开。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那个女人一眼。她的衣着很庄重，她的表情很沉重。她显然正在思考着什么事情。不一会，电话铃声响了。那个女人好像知道电话铃声会在那个时刻响起来。她很从容地从手提包里取出手提电话。她显然很不高兴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考。“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她对着手提电话说。出租车司机又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

“这有什么办法！”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从这简单的回答里听出了她的伤感。

“也许只能这样。”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注意到她将脸侧了过去，朝着窗外。

“我并不想这样。”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有了一阵迷惘的好奇。他开始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给他的乘客打来了这个让她伤感的电话。

“这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出来的。”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是的，出租车司机想象不出来。他开始觉得那应该是一个男人。可是他马上又觉得，那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女人。最后他甚至想，那也许是一个孩子呢？这最后的想法让他的方向盘猛烈地晃动了一下。

“你完全错了。”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一个星期以来，接听所有电话的时候，他都希望奇迹般地听到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童音。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还会不会给他打来电话，那个他绝望地想象着的电话。

“不会的。”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迷惑不解地瞥了一眼后视镜。他注意到了那个女人很性感的头发。

“你不会明白的。”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出租车司机减慢了车速，他担心那个女人因为接听电话而错过了目的地。

“这是多余的担心。”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

她果断的声音让出租车司机觉得非常难受。他很想打断她一下，问她到底要去哪里。

“我会告诉你的。”那个女人对着手提电话说。她显然有点厌倦了说话。她极不耐烦地向打来电话的人道别。然后，她很从容地将手提电话放回到手提包里。她看了一下手表，又看了一眼出租车上的钟。她的表情还是那样沉重。“过了前面的路口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她冷冷地说。

出租车司机如释重负。他猛地加大油门，愤怒地超过了一直拦在前面的那辆货柜车。

出租车刚停稳，那个女人就递过来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然后，她推开车门，下车走了。出租车司机大喊了几声，说还要找钱给她。可是，那个女人没有停下来。她很性感的头发让出租车司机感到一阵罕见的孤独。

出租车司机本来把那个女人当成他的最后一批客人。几次从后视镜里打量她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想的。他想她就是他的最后一批客人。他很高兴自己出租车司机生涯中最后的客人用他只能听到一半的对话激起了他的想象和希望。可是，在他想叫住这最后的客人，将几乎与车费相当的钱找回给她的时候，另一对男女坐进了他的出租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正好离出租车公司的停车场不远。出租车司机犹豫了一下，但是他没有拒绝他们。

那一对男女很在意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出租车司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还注意到了那个男人几次想开口说话，却都被那个女人冷漠的表情阻止。高峰期的交通非常混乱，有几个重要的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市中心广场的西北角。出租车在那里被堵了很久。当它好不容易绕过了事故现场之后，那个男人终于冲破了那个女人冷漠的防线。“有时候，我会很留恋……”他含含糊糊地说。

“有时候？”女人生硬地说，“有什么好留恋的！”

女人的回应令男人激动起来。“真的。”他伤感地说，“一切都好像是假的。”

“真的怎么又好像是假的？！”女人的语气还是相当生硬。

马路还是非常拥堵，出租车的行进仍然相当艰难。出租车司机有了更多的悠闲。但是，他提醒自己不要总是去打量后视镜。他故意强迫自己去回想刚才的那个女人。他想那个打电话给她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孩子，因为她的表情始终都那样沉重，她的语气始终都那样冷漠。这种想法让出租车司机有点气馁。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童音，那充满活力的童音。

后排的男人和女人仍然在艰难地进行着对话。男人的声音很纤细，女人的声音很生硬。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

“你从来都没有懂过。”

“其实……”

“其实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难道就不能够再想一想别的办法了吗？”

“还能够再想什么别的办法呢？！”

因为男人的声音很纤细，这场对话始终没有转变成争吵。这场对话也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它总是被女人生硬的应答堵截在男人好不容易找到的起点。“你不要以为……”男人最后很激动地说，他显然还在试图推进这场无法推进的对话。

“我没有以为。”女人生硬地回应说，又一次截断了男人的表达。

出租车司机将挡位退到空挡上，脚尖轻轻地踩住了刹车。出租车在那一对男女说定的地点停稳。那个女人也递过来一张一百元的纸币。出租车司机回头找钱给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脸上布满了泪水。

出租车司机将一张纸巾递给他的女儿。“擦擦你的脸吧。”他不大耐烦地说。大多数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对面。她的脸上粘满了意大利薄饼的配料。出租车司机一直是一个很粗心的人。他从来就不怎么在意女儿的表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女儿的存在。同样，他也从来不怎么在意妻子的表情以及妻子的存在。他很粗心。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们会“不”存在。可是，她们刹那间就不存在了。这生活中突然出现的空白令出租车司机突然发现了与她们一起分享的过去。一个星期以来，他沉浸在极深的悲痛和极深的回忆之中。他的世界突然失去了最本质的声音，突然变得难以忍受的安静。而他的思绪却好像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那些长期被他忽略的生活中的细节突然变得栩栩如生。它们不断地冲撞他的感觉。他甚至没有勇气再走进自己的家门了。他害怕没有家人的“家”。他害怕无情的空白和安静会窒息他对过去的回忆。出租车司机一个星期以来突然变成了一个极为细心的人，往昔在他的心中以无微不至的方式重演。

出租车司机知道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危险。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一个星期以来，他总是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她们邀请他回到他们共同的过去。从前那种他不怎么在意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有声有色了。他用细腻的回忆体会她们的表情和存在。他不想放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当然，他不愿意看到她们突然出现在出租车的前面。她们惊恐万状的神情会令出租车司机措手不及。他会重重地踩下刹车。可是，那肯定为时已晚。出租车司机会痛苦莫及。他痛苦莫及。他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不可饶恕的肇事者。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直到又有货柜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出租车司机才会重新被事故的真相触怒，将自己从自责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他会愤怒地加大油门，从任何一辆货柜车旁边愤怒地超过去。那辆运送图书的货柜车从他的女儿和妻子身上碾过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正在去广州的路上。雇他跑长途的客人很慷慨，付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好价钱。

出租车司机在紊乱的思绪中吃完了意大利薄饼。他觉得自己的吃相与女儿的非常相像。他的妻子总是在一旁开心地取笑他们。出租车司机吸干净最后一点可乐之后，将纸杯里的冰块掏出来，在桌面上摆成一排。这是他女儿很喜欢玩的游戏。他不忍心去打量那一排冰块。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尽管如此，他仍然看到了女儿纤弱的手指在桌面上移动。那是毫无意义的移动。那又是充满意义的移动。出租车司机将脸侧过去。他睁开眼睛，茫然地张望着窗外繁忙的街景。这熟悉的街景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了，陌生得令他心酸。他过去十五年夜以继日的穿梭竟然没有在这街景中留下任何痕迹。

出租车司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如此陌生的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回到家乡去，去守护和陪伴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相信只有在他们的身旁自己亢奋的思绪才可能安静下来。他离开他们已经十五年了。他的重现对他们来说也许更像是他的死而复生。他很高兴自己能够给他们带来那种奇迹般的享受。他甚至幻想十五年之后，他的女儿和妻子也会这样奇迹般地回到他的身边来。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回他生活的意义和他需要的宁静。

最后的那两批客人给了出租车司机一点信心。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对生活仍然还有一点好奇。他的听觉被极度的悲伤磨损了，却并没有失去最基本的功能。他还能够听到别人的声音，他还在好奇别人的声音。是的，他其实也听到了公司值班室的老头儿激动地说出来的那句话。他说：“她们真可怜啊。”当时，出租车司机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但是，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很平静地转身，走出了值班室，好像没有听到老头儿揪心的叹惜。他害怕听到。他害怕他自己。他已经决定要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了。他要拒绝同情的挽留。星期四办完手续，他就不再是出租车司机了。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去守护和陪伴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出租车司机将脸从陌生的街景上移开。前方不远处坐着的一对母女好像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盯着眼前的桌面。他发现刚才的那一排冰块已经全部溶化了。他动情地抚摸着溶化在桌面上的冰水，好像是在抚摸缥缈的过去。突然，他的指尖碰到了他女儿的指尖。他立刻听到了她清脆的笑声。接着，他还听到了他妻子的提问，她问她为什么笑得那样开心。他们的女儿没有回答。她用娇嫩的指尖顶住了他的指尖，好像在邀请他跟她玩那个熟悉的游戏。他接受了她的邀请，也用指尖顶住了她的指尖。她的指尖被他顶着在冰水中慢慢地后退，一直退到了桌面的边沿。在最后的一刹那，出租车司机突然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想猛地抓住他女儿的小手，那活泼和淘气的小手。但是，他没有能够抓住。

出租车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没有抓住。他也知道这是他与他女儿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次相遇和最后一次相处。他永远也不会再接触到这块桌面了。他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了。对这座他突然感到陌生的城市来说，他已经随着他的女儿和妻子一起离去和消失了。这种“一起”的离去和消失让出租车司机感到了一阵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宁静，纯洁无比的宁静。这提前出现的神圣感觉使出租车司机激动得放声大哭起来。

女秘书

所以，她必须离开这座城市，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小镇上安顿下来。她新买的房子建在一座椭圆形的小山丘上。从卧室的窗口，她既可以看到日出，又能够看到日落。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有一个可靠的丈夫。在三十六岁那一年，她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不会用她自己的母语与她交流。

她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走进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的。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这样想。儿子出生之后，她的体态和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的许多想法也随之改变。她不像从前那么绝对和武断了。她现在会想，她来到这座城市“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有一天，她在大学里的一位同事与她谈起了这座兴建中的城市。他谈起有人托他为那里的一家公司物色一位英语翻译。他问她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推荐。她推荐了她自己。那家公司的老板与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他显然对她非常满意。而他为那个职位定下的待遇令她哑口无言。报到的时间在他们第二次更简短的电话交谈中确定了下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象着远处的城市，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很激动。多年以来，她一直想离开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她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出生，又在那里渡过了全部的学生时代，然后又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一种很深的厌倦感。她不是厌倦工作本身，而是厌倦在一座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工作。

她在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甚至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她喜欢独处。独处的时候，她觉得自由，觉得充实。熙熙攘攘的人群反而会让她感觉孤独。这大概是她父亲的突然去世在她的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她的父亲死于一次车祸。那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出行。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一直都这么想。她永远也不会改变这种想法。那偶然事件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爱她的父亲。她记得小时候，她父亲经常要去开批判会，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判。出门之前，他总是将她抱在膝盖上，对她哼唱起她百听不厌的《志愿军军歌》。对她来说，那种亲密的场面是“亲密”这个词的全部的含义。她还记得，她的母亲好像很不喜欢她和她父亲之间的那种亲密，她会很不耐烦地催他赶快出门。她的父亲好像非常怕她的母亲，而她的母亲却从来都说事情其实正好相反。她不知道她父母的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她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就发生了那场荒唐的车祸。父亲的突然去世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每次想起父亲，她都会有一种对生命的强烈冲动。她特别羡慕她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走得很远。是的，他曾经去过朝鲜。他在那里变成了知名的战地记者。他的许多报道曾经令当时的年轻人兴奋和激动。她的母亲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她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她记得她母亲曾经说过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全部知识都来自她父亲的报道。她最开始觉得那是对她父亲的赞扬，后来她觉得那是对她父亲的抱怨。她不知道她的父母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她爱她的父亲。这种爱让她无法理解她父母之间的关系。

她特别羡慕她父亲曾经有机会走得很远。她记得他有一次跟她解释“人生之旅”的逻辑。他说，目的地与终点其实经常是不一样的。他的很多说法对她来说都过于深奥。比如他说：“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近，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远。”比如他又说：“没有目的地的人生可能有最远的目的地。”直到从父亲的遗体旁走过的时候，她才突然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许多话，包括在她决意报考英语系的时候，他说过的那一句让她非常迷惘的话。“英语曾经是敌人的语言，现在却成了朋友的语言。”她父亲说，“这就是生活：好像什么事都发生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也想有一个最远的目的地。她想用生命来行走，用一生来行走，走得很远，走得更远，走得最远。生活在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她深受恐惧的折磨。她总是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死在一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在她看来，就好像是从来没有活过一样。所以，她选择了离开。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起她的父亲。她相信他的灵魂会欣喜地引导着她或者尾随着她。她相信他对“远方”本能的向往是对她的祝福和夸奖。

三天之后，她就在这座城市中心最高的那座大楼第二十五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可是，新工作给她带来的激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公司里的身份其实并不是“翻译”：她的工作看上去比“翻译”要简单，做起来却比“翻译”要复杂。她的老板向别人介绍她的时候，称她为“女秘书”。她从来就看不上“秘书”这种职业。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秘书”前面加上她明摆着的性别。是的，她慢慢习惯了自己的这种身份。不过，这新的身份却大大降低了她对这座新城市的幻觉和她对未来的憧憬。她开始觉得，虽然自己离开了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她却并没有走得很远。她的身体慢慢有点发胖了。她的英语渐渐有点荒疏了。她倒是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她开始用广东话与客户沟通的时候，她的老板对她大加赞赏，说她的语言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她对这种赞赏不以为然。对语言，她有很强的等级观念：英语位于她的语言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但是，她并没有外露过自己对英语的崇拜和对自己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她将英语变成了私人空间的一部分。那本《理智与情感》就放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午餐之后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她会关起办公室的门，轻松地读几页她已经非常熟悉的文字。那通常是她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文字有时候会将她带回到她的大学时代。那本精装的奥斯汀小说是她大学三年级时的外教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同学们都以为那个来自布莱顿的英国青年喜欢上她了。但是后来，他却与她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这亲身的经历有时候让她觉得生活就像是一部情节矛盾的小说。

她在来到这座城市的最初几个月里经常收到朋友和学生们的来信。学生们在用英语写给她的信里用了一些她已经非常生疏的词语，这强化了她对自己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学生们说大家都非常怀念她。她的英语语法课曾经是她任教的那所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同时，学生们又都说，所有的人都佩服她的能力和勇气。她辞去稳定的工作，只身去一座听起来像神话般突然拔地而起的城市里闯荡，这在她曾经任教的那所大学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她很惭愧自己新的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勇气。她的一部分工作是收信和回信，接电话和回电话，以及将来往公文分门别类等等。她不喜欢工作的这一部分。而她更不喜欢工作的另一部分，因为她不喜欢应酬。她的老板每次与客户吃饭都要求她陪在一起，他说这属于她的工作。她不能拒绝，但是她很不喜欢。她不喜欢他们谈话的方式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有一次，一个客户凑到她的跟前夸奖她的漂亮。她的老板在一旁谦让地说：“哪里哪里，你的那位更漂亮。”她觉得他们是在谈论各自的财产。她觉得那很无聊。

她觉得那很无聊。她离开餐桌，走到了舞台上。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正滚动着一首很流行的英语歌曲的歌词。她拿起了话筒。她的歌声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年以后，在焦急地等待着她丈夫从波士顿回来的那个黄昏，她突然意识到，是那天的歌声改变了她随后的生活。她有点后悔。她不应该那样草率地走上舞台。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草率。那一天，她的丈夫回来得比计划的晚了很多。他说机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他的车在那里堵了很久。

她当时并不认为那是一个草率的举动。在听到许多赞扬之后，她解释说，她的嗓音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马上就后悔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的问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母亲受到她父亲从前线发回的那些报道的鼓舞，后来也参了军，在部队文工团里做歌唱演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得极不愉快。他们每天都会要争争吵吵，经常只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她不想回答说，她的母亲在她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终于与她父亲离婚，并且马上与她当年在部队的一位首长结婚，搬到另外一座城市去了……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母亲的问题。

在她走下舞台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她的老板邀请她单独去旋转餐厅吃饭。她极为疲劳，没有任何兴致，可是她没有拒绝，她不敢拒绝。她的老板照例让她点菜，他总是说他喜欢她点的菜。点完菜之后，她的老板突然非常严肃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他说他越来越反感她了。她不想进入这样的话题。她将视线移开，盯着站在餐厅门口的那两个正在窃窃私语的服务员。可是她的老板坚持说下去。他说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品位。她很想提醒他说：“你也没有什么品位啊。”但是她没有。她仍然盯着那两个服务员。她听见她的老板非常严肃地提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妻子同过床了。她将视线移回来，发现老板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她。她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自己提那样的事，还用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她已经熟悉了公司的许多秘密，已经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热情和敬意了，但是，她对他多少还有点尊重。这种尊重让她忽视了那句话的重要性。几个月之后，当她已经完全不再尊重他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了那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它无疑是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显眼的路标。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她的老板又邀请她单独去晚餐，他说他想跟她谈一谈最近的工作。她仍然没有任何兴致，但是仍然没有拒绝。很多年之后，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没有拒绝，因为刚刚开始上菜的时候，她的老板又提起了他的妻子。他说她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她对别人的家事真的没有任何兴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她问，“这与工作有什么关系？”

“你还不知道吗？”她的老板眼睛直直地盯着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平静地说。

她的老板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我喜欢你啊！”他冲动地说，“这你应该知道。”

她将手抽回来。她想马上离开，但是犹豫了一下之后，她还是没有冲动地站起身来。她的老板接着不停地表白。她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吃任何东西。他喝了很多的酒，最后根本就站不起来了。她搀着他走出餐馆。他激动地说他不想回家。他说他没有家。他说他要去办公室，办公室就是他的家。她非常不安。她从来没有那么晚去过办公室，但是她又很不放心，她多少还有点尊重的老板的状况。她叫住了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的司机不肯载送他们。他开始说他们会弄脏他的车，后来他又说他要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她没有理睬他的解释，强行钻进了出租车。

在下车的时候，她塞给出租车司机一张整钱。她说不用找零钱了。她发现出租车司机的眼眶里含着泪水。他一路上一直都在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他要去找她们。

她搀着她的老板走进大楼，走进电梯，走进办公室。她将她的老板扶到沙发上。他嘟噜着说他想喝点水。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杯子，却只是轻轻地呷了一口。他下咽的动作显得非常痛苦。她蹲下去，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突然，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吐到了她的身上。办公室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那是她第一次在办公室里过夜。她的老板在那个夜晚流下了许多的眼泪。他说他早就想跟他的妻子离婚了。他又说他们关系的破裂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她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他说，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他就像遭受了电击一样。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要成为她的俘虏。他还提到了她惊人的歌喉。他说她的歌声在一刹那之间就彻底地改变了他。他觉得自己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应该马上就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那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她在温热的夜色和浓烈的酒味中低声与他交谈。她与他谈论他的终点和目的地。她说也许他的那些战地报道就是他的目的地。可是，她的父亲说他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那些报道。他说与他见过的场面相比，他写出的场面就像是一杯白开水。她爱她的父亲。直到她三十六岁生下自己的孩子之后，她父亲在她心中的地位才被新的生命取代。在那个失眠的夜晚，她激动地肯定她的爱唯一地属于她的父亲。她发誓她要用全部的爱去爱他。当她的老板粗暴地闯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她就这样悄悄地发誓。

她从来没有敦促过她的老板与他的妻子离婚。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准确地说，她不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她将与他在一起的私生活也简单地视为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工作量的增加，她觉得突然的加薪理所当然。可是，她在那个失眠的夜晚之后，就开始强烈地厌倦自己的处境了。她想离开，不仅离开这个公司，还离开这座城市。她甚至想离开她的祖国和她的母语。她拥有另外一种语言。这是她的资本。英语给她带来过虚荣，她肯定它也能给她带来实惠。她相信她能够在不同于母语的语言中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她开始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开络绎不绝的饭局。她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她想写下一点东西，写下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学生时代一样。她有了任性的资本和勇气。随她的老板去外地出差的时候，她经常以疲劳为理由，避开晚上的应酬。她独自躲在酒店的房间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享受与工作和老板的分离。只有在那一段自由的时间里，她不是“女秘书”。失去那种令她憎恶的身份，她觉得充实和富足。她好像有了最远的目的地。她懒散地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有时候，她还写下自己与父亲的交谈。“我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了。”她这样告诉她已经故亡的父亲。她羡慕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很远。她说她也很想走得很远。她甚至想走得更远。

她有一天忘记将笔记本收好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她不知道她的老板是什么时候回到房间里来的。她被他粗暴地推醒的时候，一眼就注意到了自己的笔记本在他的手里。她伸手过去，想将笔记本拿回来。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的老板竟用笔记本在她的脸上狠狠地抽打了两下。她被这突如其来的粗暴激怒了。但是，她马上就冷静下来。“把它还给我。”她冷静地说。他没有按照她说的做，而是气急败坏地将笔记本撕成了碎片。“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她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说完，他将笔记本的碎片都扔进了抽水马桶里。

她强忍着眼泪。她提醒自己绝不能在一个自己已经不怀敬意的男人面前流下眼泪。

“他是谁？”她的老板揪住她的头发，吼叫着问。

她没有回答。她紧闭双眼，就像每次他趴在她身上的时候一样。她拒绝与他有目光的交流。她不想看见。她拒绝看见。

她的老板粗暴地摇晃着她的头。“你竟这么爱他。”他吼叫着说，“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你爱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尖叫着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知道她的老板只能够从她用英语记下的感受中辨认出几个简单的单词。但是，她不想解释。她不想告诉他，在笔记本里，她所“爱”的那个“你”是她的父亲。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相信只有沉默能够帮助她消化这突如其来的粗暴。

她的老板将她粗暴地推到沙发上，然后粗暴地冲了出去。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自己的姿势。她将头埋在手心里。她的思想支离破碎。她想到了自己在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里度过的一些愉快的日子。她想到了自己阴暗的未来。她非常担心她自己。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零点左右，她又开始担心起她的老板来。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她甚至还有点责怪自己没有回答关于“他是谁”的问题。她又有了一个失眠的夜晚。

第二天清早，她的老板才被几个朋友送回来。他们说他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她让他们将他放倒到床上。她为他盖上了一块毛巾被。他睡了整整一天。她一直守在他的身旁。她的思想清晰了许多。她想等他一醒过来就马上告诉他，她想离开。她告诉了他。他说那绝对不可能。他说她的离开就等于是她对他的杀害。他说他会因此而先杀掉她。

一个星期之后，她离开了公司。她在碧波花园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住下。她的老板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遭“杀害”。他也没有来寻找她，来“杀掉”她。

半年之后，她得到了美国的学生签证。临行之前，她回了一趟老家。她在父亲的墓碑上摆放了一枝玫瑰花。她还隐隐约约能够记起一些自己在笔记本里写下的话。她向他重复了她对他的思念和爱。她甚至有一种很奇怪的预感。她预感在远方，在未来，也有一场车祸在等待着她，将她送到生命的终点，让她与最爱的人相见。

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小镇上安顿下来。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十六岁那一年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强烈地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用她的母语向她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她有没有爸爸，比如她来自什么地方。

剧作家

每天上午十点二十分，他都会走到小区花园东端那一排大约两米高的松树前。甚至下大雨和刮台风的日子，他都不会错过。他会在那里站立大约十五分钟。他的头微微低着。他的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边。他轻轻地闭着眼睛。从他稍显痛苦的表情不难判断，他那不是在练功，而是在默祷。

邻居们都称他为“怪人”。而我觉得一个“怪”字并不足以概括他的“怪”。从看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这样觉得。我认为“特别”才是对他准确的概括。他不像是我们的邻居，他也好像不属于我们这座人员结构复杂的城市，他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人。

除了每天上午十点二十分的必然出现之外，他很少在小区里露面。而他偶尔的露面也给人留下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他总是很主动又很友善地向邻居们点头致意，显得很随和；而另一方面，他却从不跟邻居们说话，也不会提供任何机会让邻居们能够跟他说上话，显得很孤傲。将近三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而且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将来还会不会住在这里。

他的身份直到三个星期前才突然暴露。那一天，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随手翻起了不知是谁扔在教师休息室茶几上的一张报纸：那上面居然有一整版对他的专访。我对戏剧从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那两部代表作的名字我却非常熟悉。根据专访前面的介绍，那两部戏剧还曾经被翻译到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由当地的著名导演执导，当地的著名演员出演，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应。我不记得自己下面的那一节课是怎么上完的。离开教师休息室之后，我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回家，尽快让我的家人和邻居分享这意外的发现……我终于听到了下课的铃声……我终于在小区的门口冲下了公共汽车。我兴冲冲地跑向我看见的第一位邻居。他正在小超市旁边的水果摊上挑选芒果。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他的面前。奇怪的是，他对我的兴奋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诧异。我马上就意识到他已经知道了我跑近他的理由。我什么都不需要说了：我们整个小区这时候都已经知道了“怪人”的真实身份。

登在报纸上的那张照片应该是最近照的，因为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剧作家孤傲地坐在一张转椅上，他的身后是占了一面墙的书架。我一眼就认出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的那本精装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集》（剧作家的头只要稍稍再往左侧一点就会挡住那本书）。那是书架上唯一的英语书。它正好与剧作家长年都穿着的印有莎士比亚头像的T恤衫相呼应。在那件T恤衫上，在莎士比亚秃顶的正上方，还印有一句应该是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No way but this。在临睡之前，我先是端详着那张拍得很专业的照片，然后又逐字逐句地重读了一遍信息量很大的专访。剧作家每天上午十点二十分站在那排松树前默祷的样子不断地在字里行间闪现。如果采访者是我们邻居中的一位，我肯定，专访的第一个问题就会锁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以及剧作家默祷的原因。

而报纸上的专访是从现在还不到五十岁的剧作家在三年前的那个秋天突然宣布退休的事件开始的。这样的切入无疑也很聪明，它既能让熟悉剧作家的读者们感兴趣又能吸引像我这种对剧作家毫不熟悉的读者。剧作家的回答简单又中肯。他说他的激情已经被生活中的戏剧耗尽了。记者显然很理解剧作家的这种说法，因为他接着就请剧作家谈一谈发生在他生活中的“那场悲剧”。剧作家显然不喜欢这个话题，他敷衍说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悲剧。记者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他追问那场悲剧是不是促使剧作家突然退休并且隐居到我们这座城市里来的真实原因。剧作家更不喜欢这个问题。他改用自嘲的口气敷衍说他现在都开始接受采访了，怎么还能叫是“隐居”呢？！

这次专访中关于隐私的纠缠到此结束。这短短的纠缠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疑问：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悲剧？剧作家为什么在悲剧之后要离开？他为什么要隐居在这座城市？在隐居了将近三年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些问题让我产生了接近剧作家的强烈冲动。剧作家不仅是我亲眼见到过的第一位名人，也是我见到过的最“特别”的人。我想象不出一个人会连续三年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一个固定的地点做同一件固定的事情。我也想象不出一个人可以很友善地与周围的人点头致意却又拒绝跟他们说话，拒绝他们的接近。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接近这个最“特别”的人，跟他说话，甚至成为他的朋友。

但是我很清楚，如果主动走上前去，我肯定会遭到他的拒绝。我知道接近这个“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主动与我接近。也就是说，我应该想办法引起剧作家的注意，让他对我好奇，并且主动跟我说话。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想到了那本《莎士比亚作品全集》。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扑朔迷离的英国人。我没有忘记大学阶段那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必修课。我经过了补考才勉强通过那门课。但是，他是我和剧作家之间的桥梁，这毫无疑问。剧作家会通过他走近我。第二天，我就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出了那本书。我在接下来的那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带着它坐到了小区花园的草坪上。

我故意坐在离那排松树只有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故意将书捧在手里，而不是摊在草坪上。这样，剧作家应该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书的封面，接着当然就会注意到我……我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会那么长。一直坐了四天，差不多读完了整部《威尼斯商人》，我期待的场景才终于出现。剧作家那天结束默祷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停住了脚步。“你在读莎士比亚的原文？”他好奇地问。

我告诉他我是大学里的英语老师，英语是我的专业。

剧作家友善地看着我。“我不懂一点英语。”他说，“不过，我也有一本同样的书。”

我做出很吃惊的样子，就好像我并没有端详过报纸上的那张照片。

“那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剧作家说，“还有两件这一模一样的T恤衫。”他用手指将T恤衫扯起来了一下。

我没有想到他书架上的那本书果然与他长年穿着的T恤衫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是那位朋友从莎士比亚的故乡寄给我的。”剧作家补充说。

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他极力想压抑的伤感。

“那是我错过了的地方。”剧作家说。

我又听出了剧作家内心深处的遗憾。我不知道他说的“错过”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夸张地点了点头，好像很理解剧作家对祖师故乡的向往。接着，我提到了上个星期在报纸上读到的专访。剧作家谦恭地弯下腰，向我伸出了手。紧握着剧作家的手，我感觉极为兴奋，不仅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握到的名人的手，还因为我如愿以偿，开始接近了这最“特别”的人。

剧作家耐心地等我松开手之后，很严肃地问道：“你最喜欢莎士比亚的哪部作品？”

这意想不到的问题令我感觉尴尬。我不好意思说我都不喜欢。所以我支支吾吾地说我都喜欢。

剧作家显然立刻就听出了身为大学英语老师的邻居对自己的祖师并没有什么研究。他宽容地笑了笑。

我趁机向剧作家更迈近了一步，反问他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奥赛罗》。”剧作家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奥赛罗》。”

为什么当然是《奥赛罗》？我想问，又不敢问。

这时候，剧作家指着T恤衫上的那一行字说：“我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奥赛罗》里面的台词，是奥赛罗自杀身亡前说的话。”

剧作家的解释让我有点不安。难道他的那位朋友就是因为这句台词才为他选中了这件礼物吗？……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两件。那位朋友肯定是想让戏剧家常年都穿着这礼物，就像他现在这样。这该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朋友啊，我不安地想。

“我查到有人将它翻译成‘这是唯一的出路’，”剧作家问，“翻译得对吗？”

我说那只是一个很直白的句子，不会再有其他的翻译。

剧作家皱了皱眉头，好像不同意我关于那个句子“很直白”的说法。“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唯一的出路。”他重复地说着，转背走开了。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又重读了一遍报纸上的专访。我将它与我和剧作家的对话做比较，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剧作家对《奥赛罗》“当然”的偏爱会不会与他生活中的“那场悲剧”有什么关系。我还注意到了前几次阅读时漏掉的一个细节：剧作家在专访中两次提到了一篇题为《生活中的细节》的小说。他说那篇很短的小说写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一次旅行归途中的遭遇。他们遇见了年轻女人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记忆的一个“熟人”。通过对方扑朔迷离的提示，年轻女人不为她丈夫所知的“过去”隐隐约约地浮现了出来。剧作家评论说那看上去只是一个平淡的细节，但是生活中的悲剧往往就根源于生活中的那种平淡的细节。

正在我为阅读的新发现激动不已的时候，一位邻居打来了电话。她说大家都看到我已经与“怪人”说上了话。他们都想知道我有什么新奇的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对邻居们低俗的好奇反感起来了，就好像他们侵犯了我的私人领地。我什么都不想告诉他们。“他真是一个怪人。”我敷衍说，“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怪。”我故意说“你们”，而不是“我们”，好像我已经不属于他们。

随后的两天，我忙着准备出期末考试的试卷，没有时间去草坪上等待剧作家的走近。但是在上下班的公共汽车上，我不会去考虑题型的比例和题目的难易。我靠在车窗玻璃上回忆着我们的上一次谈话或者想象着我们的下一次谈话。我没有想到我们“下一次谈话”的时间和地点都会发生变化。第二天黄昏走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车站旁边的剧作家。“你在这里等我吗？”我半开玩笑似的问。

我更不可能想到的是，剧作家竟顺势跟我开了一个很专业的玩笑。“我在等待戈多。”他说。（从他严肃的表情和语气来看，也许这并不是玩笑？！）

剧作家没有继续等待。他跟着我一起往小区里面走。他说他写过的一个独幕剧的场景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他说那部戏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次要人物。这些人物每天都在“离开”和“到达”。他说他想用这种不断重复的“离开”和“到达”来表现生活的荒诞。我很欣赏剧作家的这种表现手法。我说我自己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和下车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荒诞的感觉。

走到我的楼下的时候，剧作家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他没有减慢脚步。我也很想知道剧作家还想说什么，我也没有减慢脚步。我们继续朝草坪上走去。

剧作家这时候提起了报纸上的访谈。“你是怎么看到的？”他问。

我不太清楚剧作家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自己是无意中看到的。我告诉他我从来不会错过报纸上任何有趣的内容。

我的回答好像并不能让剧作家满意。“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多少人会看到那张报纸。”他说。

我说这家报纸很有影响，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看到。

“你真的这么想吗？”剧作家问。

我们所有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我说，还有我所有的同事。

剧作家抬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天空。“这就好了。”他说，尽管他的声音充满了怀疑。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只要一个人看到就好了。”他继续说。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低沉的声音让我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

“访谈发表之后我突然经常会有很寂寞的感觉。”剧作家说。

我想起他刚才的“玩笑”。我想他肯定是在等待读者的反应。等待让人寂寞，我说。

剧作家用迷惘的目光看着我，不知道他觉得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在这座城市住下去。”他说。

剧作家的话让我感觉非常突然。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接近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接近了他在专访的开始避开过的那个问题。我不想错过了这个机会。我说只有首先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城市，才能决定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剧作家还是用迷惘的目光看着我。

我还是不知道他觉得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但是，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任何的犹豫。我提到了他生活中的那场悲剧。我问他为什么在专访中要回避那个问题。

剧作家刚想说什么……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面对的方向好像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我没有看错吗？”他激动地问。

我回过头去。我不知道他在暮色中看见了什么。

“就在那排松树后面的通道上。”剧作家说，“我应该没有看错。”

我看见了……那是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她在松树后面的那条通道上来回走动。

剧作家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谈话。他痴迷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可是，他没有能够走近那个女人。在他快走到松树跟前的时候，一个穿着非常正式的男人来到了那个女人的身旁。他们交谈了两句之后，手拉着手走开了。剧作家好像被这平淡无奇的场面震惊了。他过了一阵才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他一边走还一边回头。他回到我跟前的时候，脸色显得极为疲惫。“我可能是看错了。”他低声说。

我完全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听说她在那个电话之后就离开了。”剧作家说。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电话是哪个电话。

“听说她来到了这座城市。”剧作家说。

我完全不知道他说谁来到了这座城市。

“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想法呢？”剧作家说。

我完全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想法。

“她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剧作家问。

我完全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用”是什么意思。

“等待让人寂寞……是啊，你说得对。”剧作家说，“我现在觉得我错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又错了。

剧作家突然转身走开了，他没有向我说告辞的话。

第二天下班回来，我看见几个邻居站在小区的门口议论。看到我走过来，他们都显得非常兴奋。他们围住了我。他们说我们的一位邻居中午去机场送婆婆的时候看见了“怪人”。他还是很友善地对她点头致意，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她说他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看样子是准备出远门了。邻居们问我知不知道他那是要去什么地方。

那位邻居的推断应该没有错。剧作家应该是出远门了，因为这些天来他一直都没有在必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收到了一件从西双版纳寄来的特快专递。里面只有一盒很新的磁带。磁带的标签上用铅笔写着：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城市。那当然应该是剧作家的笔迹。我迫不及待地将磁带放进录音机里。我很快就听到了剧作家已经变得有点沙哑的声音：

“我突然决定退休而且离开那座城市的原因的确与那场悲剧有关。但是，那场悲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那是只有悲剧中的人物才知道的原因。生活中的戏剧总是这样，总是戏中还有戏……有时候甚至很难去分辨哪一部戏是原因，哪一部戏是结果。我不知道自己应该为那场悲剧负多大的责任。但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写’不出的戏。那也是让我对‘写’戏失去了激情的戏。三年来，我每天都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进入那场悲剧。经过反复的比较，我知道那个电话是进入悲剧的最好的方式。那是我等待了四年的电话，可是它在那个时候到来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现在想来，我不知道应该说那个电话来得‘不是时候’还是来得‘正是时候’……两个小时之后，我的婚礼就要开始了。我正在忙着做最后的准备。不断有电话进来，我的奶奶，我的表姐，我的姨妈，我请的摄影师，我雇的车队的经理……我完全没有想到突然会接起那个电话。四年过去了，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那熟悉的声音差点将我击倒。她说她已经拨打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电话一直都占线。听得出来，她并不知道我的电话为什么会‘一直’都占线，她并不知道她的电话来得‘不是时候’或者‘正是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她。我努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我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她说她刚从英国回来。她说她特意去了一趟莎士比亚的故乡。她说她在那里为我买了一些礼物。她说她将礼物直接从当地的邮局寄给了我。她希望我能够看到莎士比亚故乡的邮戳。她说她给我打电话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醒我留意最近的邮件。这当然不可能是她的主要目的，因为这是我们四年来的第一次电话，因为这是我们（应该说是‘我’）突然中断我们将近三年‘不可思议的激情’之后的第一次电话。她的这一段话猛烈地冲撞着我的身心。我没有忘记‘莎士比亚的故乡’在我们激情生活中的意义，永远也不可能忘记。那是我们当年选定的去度蜜月的地方……现在，我马上就要结婚了，跟另外的一个人，而她却刚从我们选定的去度蜜月的地方回来……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反应。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她根本就不需要我说什么，因为她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她说她在那个漂亮的小镇上住了两天，住在一个叫‘黑天鹅’的小酒店里。她说她在那里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不可思议的激情’。她说她的回忆最后还是终止于那个庸俗的问题：究竟我是不是爱她？她刚认识我的时候就经常问我是不是爱她，在我们那‘不可思议的激情’之中她也不停地这样问。但是经过四年的隔绝，这已经不再是对我的提问，而只是她自己的问题，她需要自己来回答的问题。她说那天清晨独自站在莎士比亚的墓碑前，她终于恍然大悟！她说我其实根本就不爱她，从来就不爱她。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在乎她对我的感情的羞辱……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还要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她说这四年来，她一直都想给我打这个电话，又一直都没有勇气。她想知道我们‘不可思议的激情’为什么会中断得那样突然。她说她是在那个恍然大悟的时刻才终于获得了这种勇气。是的，这才是她打电话来的主要目的：她想知道在那么多年‘不可思议的激情’之后，在已经选定了度蜜月的地方之后，我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她。这不能用爱和不爱来泛泛地解释。她想知道具体的原因。如此明确的目的让我松了一口气。我肯定她是为了‘清算’而不是因为‘怀旧’才打来了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电话。既然如此，我想她应该可以平静地接受我此刻的状况。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告诉她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想让她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纠缠我们的过去。她很久没有说话。我意识到她其实不可能平静。我耐心地等待和想象着她的反应……她终于说话了。她问我‘马上’是什么意思。我说马上就是马上。我听见了她的冷笑。接着她说，总不至于是‘今天’吧。我的沉默清楚地回应了她。她突然大笑起来。她说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马上，她的声音就变了，变得极为阴沉。她说她等了整整四年才终于获得勇气来寻找那个问题的答案。她说这太荒诞了，就像我写的戏剧。这是为什么？她用阴沉的声音问，为什么她那样一只小船会撞上‘如此荒诞的暗礁’。那是她自己用的词，她说‘如此荒诞的暗礁’。这也许就是命吧，我说。我以为这是对她的安慰。没有想到，这是对她更大的刺激。她愤怒地说她不相信命，尤其是不相信这样的命。我不敢再多说什么。我也不想她再多说什么。就在这时候，她突然对着话筒大声吼叫着说：‘你们会受到诅咒的。’她的吼叫让我恐惧。我用尽可能克制的语气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去想吧。’她愤怒地吼叫着说完，挂断了电话。我没有多想。我没有时间去多想。我要完成婚礼前最后的准备。我们的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婚礼之后，我和我妻子去她的老家度蜜月。从莎士比亚故乡寄出的邮包在我们回来之前两天就已经到了。我独自去邮局将它取回来。我在度蜜月的时候已经决定永远也不拆开它。我将它藏在书架顶层的柜子里，藏在我那些陈旧的手稿的后面。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平静的婚姻生活之后，我渐渐淡忘了她那个电话引起的恐惧。那一天，在查看日历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妻子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上做出的标记。我兴致勃勃地凑到她的跟前，问我们应该怎样庆祝‘我们的日子’。我妻子冷漠的语气和鄙视的目光令我不寒颤栗。‘我们的日子？！’她说，‘那是你们的日子。’我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不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警惕地问。‘你不要这么紧张。’我妻子说，‘你现在比那天接完电话之后还要紧张。’我没有想到我妻子居然已经注意到了那天的电话。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妻子继续用冷漠的语气刺激我。我将脸转向一边，避开她鄙视的目光。‘你真的用不着这么紧张。’她接着说，‘我其实不知道那是谁。我只知道你……’她没有说出后面的字，但是我能够猜得出。‘你说过人只可能有一次真正的爱。’我妻子继续说。‘那只是我写的一句台词。’我辩解说。我妻子不能容忍我的任何辩解。‘不要忘了你说过你的所有角色都是你自己。’她反驳说。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了。我也希望她什么都不要说了。‘你不爱我。这是事实。这没有关系。’我妻子继续说，‘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和你爱的人结婚呢？’这意想不到的问题又让我想起那个电话，想起她在电话里提到的‘恍然大悟’。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的吗？‘沉默是对荒诞的反叛。’我的一个角色曾经这样说。我提醒自己什么都不要说……但是，我们的谈话并没有结束于我的沉默，而是结束于那个从莎士比亚故乡寄来的邮包。我一直以为我妻子不知道那个邮包的存在，没有想到她这时候会用一种极为刻薄的方式提到它。‘你不是想庆祝我们的日子吗？’她说（她将‘我们’两个音发得非常挖苦，就好像她想表达的意思是‘你们’），‘你可以在这个日子里打开那个邮包，看看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这是多好的庆祝啊。’她接着说。我提醒自己什么都不要说。‘你应该打开那个邮包看看。’我妻子最后说，‘说不定你还会从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呢。’说完，她头都不回地走了出去……这发生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前夕的谈话为我们的婚姻生活定下了基调。这也许就是她在那个电话里说的‘诅咒’？！我们的婚姻又继续维持了六年。这是不可思议的六年。这六年之中，我妻子在我无力驱散的黑暗之中越陷越深。最后的两年，她的神经系统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她几乎没有一天能够安睡。她有时候会整晚坐在阳台上发呆或者抽泣。而我的劝慰只会加深她的躁动和痛苦。她有三次严重的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包括她父母在内的许多人都跟我谈过，劝我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但是，我不忍看着她那种样子离开她。我希望首先能够帮助她彻底康复。然后，她也许会主动离开我……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最后会选择以那样暴力的方式离开我。也许那不是选择。也许那就是‘诅咒’。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我接到通知之后马上就赶了回来。我从机场直接去了火葬场。她的尸体停放在那里。法医的鉴定书上标明她死亡的时间是前一天上午的十点二十分。当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最后问我要不要走近一点的时候，我示意说不必了。我连她的身体都没有怎么亲近过，对她的尸体会有什么感觉呢？！当天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在半夜里，我被关于那个邮包的噩梦惊醒了。我一直没有拆开过它。出差之前翻找旧稿的时候我还曾经看到它原封不动地藏在那里。但是在我的那个噩梦中，它已经被拆开了。我急忙爬起来，踩到椅子上，想将邮包取下来。我的手指刚碰到它，我就知道噩梦其实已经成真。我将那个邮包取下来。我不知道我妻子看到的还有什么，我看到的只是一本《莎士比亚作品全集》和两件一模一样的T恤衫。这邮包在那场悲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三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从来都没有错过十点二十分的默祷。那个时刻是对我的诅咒。我也每天都穿着这种T恤衫。这含义丰富的象征同样是对我的诅咒。我的一生荒诞地属于这两个女人，属于这两种互相仇视的诅咒。这两个女人中间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不爱’她，而另一个到最后终于‘恍然大悟’。我自己能够写出如此荒诞的戏剧吗？所以我退休了：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离开了发生那场悲剧的城市：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为什么要来到这座城市？这是一个问题。我肯定是因为听说她在这座城市生活才会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为什么会因为她而来到这座城市？难道我对她还有什么需要吗？是的，我对她还有需要，一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想清楚。因为我也需要‘清算’，就像她给我打来那个电话一样。我的‘清算’有两项内容：首先我需要告诉她我突然离开她的原因。这只有我能够告诉她。我有这种需要不仅是因为她曾经打来过那个电话，还因为一年之后，我妻子也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问过我。而更重要地，我还有另外的一种需要，我需要她告诉我，那个邮包里除了那本书和那两件T恤衫之外还有什么。这一点，现在只有她能够告诉我。是的，经过将近三年的隐居，我终于清楚了自己的这种需要。因此，我才故意接受专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是，那之后的等待让我后悔了。我知道她根本就不会因为我的暴露而出现。十年前的那个电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她不会再出现了。这也就是说我不可能知道邮包里到底还有什么，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将我的妻子最终推进了死亡的深渊。这也意味着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或许她已经不想知道）我突然离开她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她说的‘诅咒’？！”

从这里开始，磁带上出现了一段很长的空白。在我准备按下停止键的时候，剧作家的声音又出现了：“因此我已经没有必要在这座城市住下去了。我还会在这远离闹市的小村庄里住一个星期。这里是我们最后一次旅行的终点，也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激情’的终点。刚抵达这里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还是那第二个终点。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离开那天出现的那个细节。那才是悲剧真正的开始。已经十四年了。不可思议的激情……不可思议的时间……不可思议的生活……回去之后，我马上就会搬走。我会搬到一个与这两个女人都没有关系的地方去。这两个用生和死纠缠着我的女人。这两个认定我‘不爱’她们的女人……”

剧作家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按下了停止键。这个动作在磁带上留下了一阵杂音。如果不是因为这无法抑制的激动，我相信剧作家接下去会告诉我那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细节。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篇他在专访里提到过两次的小说。从他对小说的简单概括里，我好像看到了剧作家十四年前的身影。突然，我觉得我和他融为了一体：不知道是他变成了我的角色，还是我变成了他的角色。我激动地按下录音键，在磁带上录下了这样的台词：“那一年，‘不可思议的激情’将我们带到了西双版纳。如果没有那个细节，那真是没有瑕疵的旅行，我们的激情将会继续，将会延伸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将会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天，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刚下车的男人瞥见了我们。他兴奋地走过来。他居然叫出了她的名字。她觉得很奇怪。她不知道他是谁。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她也不知道他是谁。这时候，他提到了另一个名字。我看见她的脸顿时就红了。她好像想起站在面前的男人是谁了。她没有介绍我们认识。她问他刚才提到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他去年就已经……’那个男人说，‘脑癌。’……我们很快就上车了。在车上，她始终将头枕在我的肩上。我始终望着窗外。我们都没有说话。我能够感觉到她的伤心。她的眼泪浸透了我的汗衫。在我们快下车的时候，她突然很动情地说：‘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我伸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面颊。我当然知道。这深深的爱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狂躁的一个星期。最后，嫉妒的洪水已经完全淹没我。那个在‘不可思议的激情’中生活了三年的我终于死去了。他浮肿的尸体漂浮在我不断的噩梦之中。我知道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中断我们的关系。那是唯一的出路。”

我刚录完这一段台词，电话铃就响了。是那位在机场遇见了剧作家的邻居打来的电话。她问我知不知道剧作家去了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她又问我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我说我不知道。她又问他还会不会回来。我还是说我不知道。

两姐妹

在两个追求她的男人之间犹豫了将近半年之后，姐姐选择了“可靠”的那一位。她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入选者与落选者的实力相差悬殊。落选者是妹妹看中的姐夫。他不仅有成功的事业和辉煌的前程，还有出众的仪表和超群的修养。他是一家即将上市的通信设备公司里最年轻的“高管”。姐姐不是没有看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优越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不仅没有让她感觉骄傲，反而让她感觉恐慌。她无法容忍与落选者站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向她而不是向他投来的羡慕的目光。那种目光让她没有自信，让她犹豫不决。另外，她一直将“可靠”当成男人最重要的资本，其他诸如事业的成功、前程的辉煌以及出众的仪表和举止等等都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条件优越的年轻“高管”没有带给她“可靠”的感觉。她尤其反感他的那种自信，那种咄咄逼人的自信。他第一次与她见面的那一天，那种自信就已经暴露无遗。那一天，他将她带到了全市最豪华的购物中心顶层的那家咖啡馆里。那一天，他口若悬河，话题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经由《追忆似水年华》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直延伸到了维瓦尔第。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他的生活中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音乐，尤其是不能没有令人销魂的《四季》。他的口若悬河令她恐慌。他除了音乐之外“什么都可以没有”的生活态度令她恐慌。在她个人的字典里，口若悬河是“可靠”的反义词。她对口若悬河的男人有本能的反感。

经过将近半年的犹豫，她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选择了“可靠”的那一位。尽管他只是一家房地产公司里的普通职员，尽管他没有值得炫耀的修养也没有潇洒的外表，尽管他比他的竞争对手足足矮了十二公分，尽管他的情趣与高雅相去甚远，尽管他不喜欢维瓦尔第也从没有听说过昆德拉和普鲁斯特……他给了她“可靠”的感觉。他从来没有像那位年轻的“高管”一样请她去过咖啡馆或者西餐厅，更不要说请她去听音乐会了。他对她的追求既不如他的竞争对手那么精神，也不如他的竞争对手那么物质。但是她却从他朴实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诚挚和一点也不亚于他竞争对手的热烈。他说话不多。这让她感觉轻松和亲近。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卑微，还经常会伴着轻微的脸红和口吃。她将这看成是心理上的单纯，而不是生理上的不足。她尤其喜欢他从来就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或者用她妹妹的话说，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认同她的看法。甚至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他的回答都让她感觉“可靠”。她向两个追求者都提问过他们将来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位条件优越的“高管”口若悬河，好像在发布一条精心准备的利好消息。他说他想要一个男孩。他说他想他们的孩子将来长得比他还要高大。他说他想让他四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弥补上他自己没有机会学习一门乐器的遗憾。他说他想他有一天能够出席他的独奏音乐会，看他在台上演绎维瓦尔第的《四季》。而同样的问题却让实力相差悬殊的普通职员涨红了脸。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想要你为我生的孩子。”

她选择了这“可靠”的男人。这种选择与她妹妹的态度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在她犹豫不决的那半年里，她的妹妹不断给她施加压力：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位房地产公司的普通职员。她嫌弃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天性”。他的沉默寡言她多少还可以忍受。但是，她忍受不了他没有自己的意志。“跟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人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她不满地说。她对姐姐以是否“可靠”作为选择丈夫的标准极为不满。在她看来，“可靠”是“平庸”的同义词。她甚至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可靠”的男人，因为人是猴子变的，人从本质上就喜欢乱蹦乱跳。她还说人之所以要牺牲自己的自由，跟一个另外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想让生活多少有点意思。“跟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人生活没有意思。”妹妹肯定地说。她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效果其实正好相反：她的反对越是激烈，她姐姐就越是接近她反对的选择。

因为姐姐清楚地记得妹妹在感情问题上犯过的所有错误。那其中有许多是一再重犯的错误。姐姐为妹妹犯过的那些错误脸红又着急。每次妹妹带来了新的男朋友，她一眼就会看到失败的结局。“你看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她总是用责备的口气对妹妹说，“你总是在做梦。”而妹妹从来就反感这样的责备。“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到底谁在做梦。”她说，“世界上就不会有可靠的男人。”最令姐姐无法容忍的是，妹妹根本就不把自己在感情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当成是错误。她说那是她的人生经验，是她个人的“财富”。姐姐为妹妹这种“恬不知耻”的说法着急又脸红。她不会容忍自己犯哪怕是一次这样的错误。她相信自己的生命只属于一个男人。她相信自己的身体只属于一个男人。而“可靠”是她对那个男人的第一要求。

像许多的姊妹一样，这两姐妹不仅没有相像的外表，还有几乎完全对立的性格。这遗传之谜一直令她们的父母和其他认识她们的人迷惑不解。而更奇怪的是，这两姐妹自己的好恶与自己的性格也相矛盾：身体丰满的姐姐虽然讨厌口若悬河的男人，自己却性格外向，喜欢交际，喜欢说话。她见到邻居总是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她很容易就能找到话题与陌生人展开深入的交谈。而身体单瘦的妹妹虽然迷恋活泼健谈的男人，自己却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不好交际。她在外面总是低着头，总是迈着匆匆的步伐，好像总是怕被人看见。她从来不与邻居点头致意，更不要说做深入的交谈了。两姐妹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长着非常漂亮的面孔。但是她们的漂亮也给人对立的感觉：姐姐漂亮得就像是触手可及的风景，让人感觉亲近，而妹妹漂亮得就像是一幅油画作品，让人感觉疏远。正是因为姐姐的外向，邻居们才知道了这两姐妹的来历。她们来自杭州。两年前，在她们的父亲突然因心肌梗死去世之后，两姐妹离开了她们脾气暴戾的母亲，一起来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生活。她们很快就都找到了与从前类似的工作：毕业于财经专科的姐姐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会计，而毕业于美术学院的妹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

姐姐最后选择了“可靠”的男人。妹妹虽然对姐姐的选择极为失望却还是接受了为姐姐布置新房的任务。她碰巧还得到了她最好的朋友的帮助。妹妹最好的朋友是上海一家时尚杂志的美术编辑，在刚开始考虑新房的布置方案的时候，她正好在这座城市出差，新房的许多细节都是她们反复讨论的结果。她们是从前的邻居。她们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同学。她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她们彼此之间从来就没有秘密。妹妹一边与她讨论新房的细节，一边嘲笑姐姐的固执愚蠢和姐夫的乏味懦弱。她的挖苦逗得她最好的朋友大笑不止。不过姐姐从来就不喜欢她们这位从前的邻居。她认为妹妹现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受了她的坏影响。她甚至认为妹妹在交女朋友和找男朋友的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她一点也不高兴妹妹与她们从前的邻居讨论自己新房的细节。

姐姐的新居离两姐妹合租的公寓不远。姐姐这样选择新居的位置主要是出于对妹妹的关心。她不放心妹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她不喜欢她交往的那些男女朋友。她相信住得离妹妹近一点能够保护妹妹或者至少能够减低妹妹犯错误的风险。她的丈夫对新居的位置当然没有意见。他在结婚之后一如既往，对她还是百依百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从前做得更加突出。比如在结婚之后，他变得越来越讨厌出差了。每次看着他挖空心思地搜寻逃避出差的理由，姐姐就觉得非常开心。她知道他在乎他们的婚姻生活。她知道他在乎她。她不会忘记那一次他带她去参加他们公司组织的春游。她记得活动的最后在那家著名的川菜馆聚餐的时候，公司的老总坚持要他们坐在他的身边。表情和善的老总那天的话特别多。他说着说着突然问自己的下属是用什么手段将这样漂亮的老婆“搞到手”的。她记得她“可靠”丈夫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就像他第一次面对着她关于孩子的提问时一样。他低下了头。他没有回答老总的问题。“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啊。”老总语重心长地说，“下次我教你关键的几招，一定很管用。”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哄笑。但是，她“可靠”的丈夫没有笑。她从他皱起的眉头里看到了他对她的在乎以及他的“可靠”。他后来再也没有带她去参加过公司组织的可以带家属参加的活动了。她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她的在乎。她陶醉于这种在乎。她陶醉于自己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的正确选择。

婚姻让姐姐变得更加漂亮了，连妹妹也这么说。婚姻也给她的丈夫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好运。他很快被提升为部门经理。他领导的部门很快就成了整个公司的支柱。公司的老总很快又找他谈话，通知他公司已经准备将他的部门与另外的两个部门合并，合并后的新部门还将由他来负责。公司的老总还特别强调，这只是过渡性的安排。他从老总接下来的那几句话里面听出来，他的下一个职位将是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他的业绩还得到了一位“老领导”的赏识。他是公司的三位创办人之一，后来又调到省政府的经济委员会工作。他已经离休好几年了，却仍然十分关心自己当年参与创办的经济实体，每年都要回公司来指导工作。公司最有能力的部门经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次接触听完他简短的工作汇报，他就俯在公司老总的耳边说：“这样的人才值得重用。”

丈夫在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影响到姐姐对他的感觉。她依然觉得他非常“可靠”，甚至应该说她觉得他比以前更加“可靠”了，因为他的成功带来了他们家庭经济状况的提升。的确，他的话比从前多了一点，但是他的举止还是那样地卑微，他对她还是百依百顺。当她的怀孕被确认之后，她提出不想再上班了，她只想在家里做专职的妻子和母亲。“可靠”的丈夫对这提议没有任何异议。他还问她，在孩子出生之前他们是不是应该在附近找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她很高兴他们想到一起去了。她更高兴他主动地提出了这个建议，显得很有主见。

他们的女儿继承了她五官上全部的优点。她如释重负。她兴奋不已。在女儿满月之后，她每天都推着她在楼下的花园里散步。她每天也至少要往丈夫的办公室打五次电话，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丈夫报告他们的女儿细微的长进或者轻微的不适。她的丈夫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细听她的电话，在忙完之后，他一定会打电话过来，仔细询问他们的女儿最新的情况。她将女儿当成是上天对自己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的正确选择的回报。她称她为“小天使”。她相信这是最“可靠”的回报。

聪明漂亮的姨侄女让妹妹最终原谅了姐姐的选择。她每隔两天就会抽空过来看她。她也渐渐开始接受没有什么意思的姐夫了。她发现他比从前爱说了许多。他有时候会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公司正在开发的新楼盘。他有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女儿的新表现。他对她姐姐的体贴和照顾更是让妹妹有点怀疑自己选择男朋友的标准。姐姐看出了妹妹的怀疑，她趁机提醒她尽快找一个“可靠”的男人结婚，而不要整天都做不切实际的梦。“你看，将来自己也生一个这样聪明漂亮的小宝贝多好啊。”姐姐用充满幸福感的声音说。

姨侄女也成了妹妹与她最好的朋友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她们每个周末都会通一次很长的电话。她们在每一次通话中都会认真讨论“小天使”的成长和变化。妹妹甚至专门买了一个很精致的速写本，用来记录姨侄女天真的姿势和表情。她最好的朋友嘲笑她这是在为自己将来做母亲做准备。“是不是遇到‘可靠’的男人了？”她用调侃的口气问。妹妹的回应与她对姐姐前面那句话的回应是一样的。她说有这么可爱的姨侄女，自己还要孩子干什么！

妹妹按照自己的审美口味打扮“小天使”。她为她花钱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犹豫。而操办姨侄女的生日会更是妹妹的专利。前两次生日会让姐姐姐夫都非常满意。在“小天使”三岁生日快到的时候，姐姐问妹妹又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天正好是周末。妹妹说她打算在海边的度假村里租一套公寓，在那里庆祝“小天使”的第三个生日。姐姐觉得那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她不高兴妹妹要请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参加生日会的想法。“她从香港出差回来，那天正好会路过这里。”妹妹坚持说，“她一直就很想见见被我吹上天了的‘小天使’。”

但是，看到自己的姨侄女那么喜欢从“海上”来的阿姨，妹妹自己也有点不太高兴了。她纠正了好几次，说阿姨不是从“海上”来的，而是从“上海”来的，她的姨侄女却怎么也改不过来。她最好的朋友让她不要再纠正了。“你得说，阿姨就是从‘海上’来的，”她说，“等一下，阿姨还带你去海边玩好不好？”她的话让“小天使”心花怒放。她对摆在跟前的生日蛋糕都没有一点兴趣了，她不停地问还要等多久才能带她到海边去玩。两姐妹怎么劝说都没有用。姐姐示意了自己的丈夫一下，他马上也劝说了几句。当然，那同样毫无用处。最后还是从“海上”来的阿姨出面才将“小天使”说服了。她同意先吃完了生日蛋糕再到海边去玩。

姐姐看着自己的女儿很快就将分给她的那一份蛋糕吃完了，心里很不高兴。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妹妹和“小天使”一见钟情的阿姨也都很快吃完了，心里更不高兴。她自己只吃了小小的一口。当“小天使”又嚷嚷着要去海边玩的时候，她说她有点累了。妹妹看出了姐姐的不高兴。她没有表现出对“小天使”的支持。而她最好的朋友虽然已经做好了出门的准备，也站着没动。姐姐的目光落到了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的身上。她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与她的期待完全相反。“既然已经答应了孩子，最好还是……”他喃喃地说。

他们刚走进沙滩，妹妹最好的朋友就迫不及待地脱掉了鞋子和袜子。她开心地在沙滩上翩翩起舞。“小天使”也想学着她的样子将鞋袜脱掉。她的母亲严厉地制止住了她。她从来就不允许她光着脚走路，哪怕是在沙滩上。在她看来，那是既不文雅又不卫生的行为。“今天是你的生日，”她严厉地说，“不能把身上弄脏了。”她的丈夫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她清晰地意识到那不是对她的支持，而是与她的交涉。她紧张地看了他一眼。“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他喃喃地说，“就让她破一回例吧。”

妹妹用费解的目光看了看姐姐和姐夫。她觉得他们两人的情绪突然之间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得紧张了，一个变得松弛了。她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是什么导致了这背道而驰的变化。她一把抱起了自己的姨侄女。她不想事情变得更糟。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妹妹最好的朋友已经从背包里取出了她特意带来的一块蜡染布，将它铺在了沙滩上。夜幕早已经降临，可是沙滩还有点温热，海风也还有点温热，潮水的声音听起来也有点温热。大家都在蜡染布上坐下之后，“小天使”一定要爬到从“海上”来的阿姨的身边。妹妹瞥了姐姐一眼，又瞥了姐夫一眼。她已经意识到他们情绪的变化与自己的关系。她只想这特殊的日子赶快过去。她不想事情变得更糟。这时候，她听到她最好的朋友指着天空问：“你看见天上的星星了吗？”“小天使”点头说看见了。她接着又问：“那你看见地上的星星了吗？”“小天使”觉得这问题很奇怪。她看了看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小姨，他们像她一样，也觉得这是奇怪的问题。最后，“小天使”的目光又移到了从“海上”来的阿姨的身上。“你不知道地上也有星星吗？”从“海上”来的阿姨问。“小天使”摇了摇头。“那星星就是你啊，你是我们的小寿星啊。”从“海上”来的阿姨接着说。“小天使”兴奋地对着她的父亲、母亲和小姨大叫起来。她的父亲高兴地对她拍了拍手，她的母亲很不高兴地将脸侧到了一边，她的小姨尴尬地对她做了一个鬼脸。

他们继续坐了一阵之后，妹妹最好的朋友站起来，朝大海走去。“小天使”也站了起来，她想跟着她一起去。她的母亲一把拽住了她，用严厉的声音警告她不能去。“小天使”大声向从“海上”来的阿姨求救。妹妹最好的朋友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姐姐很不高兴地瞪着自己的女儿说：“你喊她有什么用？！”她将“她”字发得很重，就好像她是不受欢迎的人。“小天使”哭着闹着，想挣脱开母亲的手。妹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将目光投向了她的姐夫。她没有想到他会用不大耐烦的语气说：“她想去就让她去吧。”

姐姐气急败坏地瞪了自己“可靠”的丈夫一眼。“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高声说。“小天使”趁机挣脱开母亲的手，朝从“海上”来的阿姨那边跑去。“不要让她碰到了水。”姐姐绝望地冲着妹妹最好的朋友喊了一句。

“你不放心就跟她一起去啊。”她的丈夫低声说。

“我才不去呢。”姐姐说，“那海水多脏啊，那么严重的污染。我才不会去呢。”

“那你需要我去陪着她吗？”她的丈夫低声问。

“你去干什么？！”姐姐十分不满地说，她觉得自己“可靠”的丈夫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她推了一下自己的妹妹，让她赶紧跟过去。“我真是不放心你的那位朋友。”她十分不满地说。

姐姐看着妹妹最好的朋友在潮水里翩翩起舞，心里很不高兴。她看着自己的女儿在离潮水很近的地方，模仿着她的舞蹈，心里更不高兴。她看了自己的丈夫一眼。她看着他无忧无虑地望着大海的方向，更是不高兴到了极点。这时候，她听到她的丈夫低声说：“她今天玩得真开心。”一阵苦涩的焦虑从她的意识深处穿过。那是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以来没有出现过的焦虑。她突然觉得自己“可靠”的丈夫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们一声不吭地坐了一阵之后，姐姐开始不停地打哈欠。她的丈夫注意到了她的表现。“我去叫她们回来吧。”他说。但是，姐姐抢在他的前面猛地站了起来。“我自己去。”她说。她在沙滩上走了几步之后停下来，大声对自己的妹妹嚷嚷着让她马上将“小天使”带回来。

没多久，她的丈夫也站到了她的身边。她瞥了他一眼。她注意到他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海的方向。她还注意到他已经将那块蜡染布折叠好抓在了手上，而他的另一只手上提着妹妹最好的朋友脱下的鞋子。姐姐极为不满地冷笑了一声。她“可靠”的丈夫慌忙将鞋子和蜡染布又都放到了沙滩上。

妹妹很快就抱着“小天使”走了过来。她最好的朋友跟在她们的身边。姐姐从妹妹手里接过“小天使”之后，面带着厌倦的表情摸了摸她的裤腿，尽管她知道她根本就没有碰到海水。“你们这种疯疯癫癫的女人有哪个男人能够受得了啊。”她不满地说。她的女儿用小手抓了一下她的鼻子。“我不是疯疯癫癫的女人。”她说。“小天使”的反应把所有人都逗乐了。

妹妹最好的朋友回到上海的当晚就给她打来了电话。她谢谢妹妹的邀请和安排。她说“小天使”的确像她从前在电话里说的那样可爱。而妹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一点兴致与她谈论自己的姨侄女了。她默默地听着，脑海里起伏着的都是姐姐对生日会的抱怨。姐姐说这是“小天使”过得最差的生日。姐姐还说今后不再要妹妹安排生日会了。妹妹没有将姐姐的抱怨传达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听。她承认自己这一次的安排有问题，但是她同时又知道自己的姨侄女那一天过得非常开心。她的感觉极为矛盾。

过了三个星期，妹妹最好的朋友又给她打来电话。她问妹妹在忙些什么，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给她去电话。妹妹的态度非常冷淡，她已经没有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交谈的兴致。她最好的朋友没有在意（或者是没有在乎）她的冷淡，她兴致勃勃地与她谈起了“小天使”。她居然知道“小天使”最近三个星期以来的一些表现。这让妹妹感觉极为不好。她没有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她甚至没有告诉姐姐自己的那种极为不好的感觉……直到那一天，三个月之后的那一天，她在全市最豪华的购物中心顶层的那家咖啡馆里同时瞥见了她最好的朋友的侧影和她姐夫的背影。她马上给姐姐打去电话。她问她晚上有没有时间，她说她有要紧的事想约她出来谈谈。姐姐的回答让妹妹非常难受。她让妹妹去家里。她说她姐夫两天前到昆明出差去了，要过几天才会回来。

妹妹下班之后就直接去了姐姐那里。她要姐姐不要忙着做饭了。她在楼下的快餐厅买了盒饭上去。吃完饭之后，两姐妹一起推着“小天使”在楼下的花园里散步。她们东拉西扯。妹妹没有主动提起她下午的经历。姐姐也没有问她有什么要紧的事想与她交谈。回家之后，两姐妹一起给“小天使”洗了澡，并且一起哄着她睡觉。“小天使”临睡前又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妹妹没有一点心思将它们记录下来。她帮助姐姐收拾好房间之后，姐姐突然建议她干脆就不要回家了。她说她可以与她一起睡在主卧室的大床上。妹妹没有反对。她遵照姐姐的吩咐先去洗了澡。然后，她在大床上躺下了。她想到那就是她“可靠”的姐夫平时睡觉的地方，觉得非常荒唐。姐姐上床之后，马上就关掉了床头柜上的台灯。她什么也没有说。妹妹注视着突然的黑暗，心里充满了负疚的痛感。“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她低声说。姐姐过了一阵才给出她的回应。她的回应让妹妹大吃一惊。“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她平静地说。妹妹用双肘撑起身体，看着紧闭着双眼的姐姐。“你已经知道了吗？”她问。“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她说着，伸手碰了一下妹妹的肩膀，示意她躺下。

离婚之后，姐姐又搬回了两姐妹曾经一起合租的公寓里。她的丈夫在她们最后那一次关于离婚的争吵里说她什么都可以拿走，除了他们的“小天使”。而她什么都不想要，包括她倾注过无限心血的“小天使”。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搬回来的前三个月里没有出过一次门。妹妹对她的状态非常担心。她劝她出去走走，哪怕只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也好。她无动于衷。妹妹又劝她重新去找一个工作。她还是无动于衷。妹妹又劝她重新去找一个男朋友。“爱是一种生命力。”妹妹说。她还是无动于衷。

三个月的禁闭和怨恨严重损伤了姐姐的身体，她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明显的病态。奇怪的是，那种病态不仅没有破坏姐姐的美貌，反而让她的美貌带上了更加迷人的气息。那天中午，她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病态的脸。她突然想起了美国人没有在伊拉克找到的那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报复的激情突然从她生命的深处迸发出来。她有了起死回生的感觉。她告诉妹妹，她准备行动了。她说恨才是一种生命力。“你想报复谁？”妹妹不安地问。“谁伤害了我，我就报复谁。”她激动地说。“所有的报复都是对自己的报复。”妹妹说，“报复者自己最后肯定也是受害者。”姐姐完全不理解妹妹这句话的意思。她知道摧毁一个男人就是要摧毁他的自尊心。她说她要让背叛了她的男人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变得一钱不值。“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妹妹说。“这不都是你的错吗？！”姐姐愤怒地回应说。

她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出门了。她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她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要向她前夫传授“守江山”的招数的老总，赢得了第一场行动的胜利。她在给他的电话里只说了半句话，他就完全清楚了她的意图。他让她等在她打电话的地方，他说他马上就过来接她。他将她接到了一家五星酒店的中餐厅里。他一边鼓励她多吃一点补补身体，一边认真倾听她被欺骗的遭遇。听完之后，他用轻蔑的口气谈论起了自己曾经非常器重的下属。他说他连最基本的道德品质都没有，根本就不配提拔做公司的副总。她显得很着急的样子说：“工作和生活是两码事，该提拔就还是应该提拔。”他对她宽宏大量的品格大加赞赏。他说她还很年轻，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前途过分烦恼。他说将来有什么困难就只管来找他，他愿意给她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吃过晚饭，老总用有点不好意思的语气告诉她，其实他已经在酒店为她订了房间，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在酒店里好好放松一下。他说他第二天中午再来接她。而姐姐也用有点不好意思的语气说，如果他陪她一起放松的话，她就愿意在酒店住下。老总激动不已地拉起她的手，与她一起走进了酒店的电梯。电梯门刚关上，他就从她的身后用双手捧住了她的胸脯。他激动不已地告诉她，他想着这一天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前夫最得力的助手。她约了他好几次，那个比她小八岁的年轻人才同意出来与她喝咖啡。她很有策略，在交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自己的前夫。她不想让单纯的年轻人感觉到任何的压力。那个年轻人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正在两个追求他的女孩子之间犹豫不决。她以姐姐的身份给他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听完她的建议，年轻人说那两个女孩子他其实都不喜欢。她问他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年轻人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只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她大笑了起来。“是像我这样蠢的，还是像我这样老的，或者是像我这样离了婚的？”她顽皮地问。年轻人腼腆地低下了头。她伸手过去握住了他的手。她问他愿不愿意与她一起去看一场刚上映的美国电影。他没有说愿意也没有说不愿意。她从口袋里掏出早就买好了的两张电影票。他跟在她的身后走进了电影院。她在电影开始大约十分钟的时候将手放到了他的大腿上。她能感觉到他全身顿时僵硬。她看着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的样子，心里觉得非常可笑。她在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试探着去拉动他牛仔裤上的拉链。年轻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接着，她用力地拉开了他的拉链……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她问眼睛还是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年轻人，为什么前几次约他，他都找借口不肯出来。年轻人说他怕。她问他怕什么。年轻人说他怕丢了工作。“人家为了女人连皇位都可以不要。”她挖苦地说，“你真没有出息。”说着，她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她的第三个目标是她前夫极为尊重的那位“老领导”。她没有想到她还没有开口诉苦，“老领导”就已经义愤填膺。他破口大骂她的前夫是虐待妇女的流氓和道德败坏的小人。他说他原来还以为他“值得重用”。他说自己这是第一次看错了人。“这真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误。”他深有体会地说。“老领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将她感动得痛哭起来。而她的痛哭又让“老领导”更加激动。他抓住了她的手。他劝她不要伤心。他说她根本就不值得因为那样的流氓和小人伤心。“老领导”的关爱让她更加伤心了。她一把抓住了“老领导”的手，将它压到了自己的胸脯上。“老领导”兴奋地挪动了几下身体。然后，他一边老练地搓揉着她的乳房，一边更加语重心长地鼓励她一定要“挺住”。“老领导”的反应让她感到了报复的快感。她将“老领导”的手紧紧地夹在了两腿之间。“老领导”兴奋地在她的脸上亲吻起来。他一边亲吻，一边向她保证自己决不会放过虐待过她的坏人……在送她出门的时候，“老领导”对她说，不管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他。她说她什么都不需要。“老领导”因此夸奖她不仅有漂亮的外表，还有美丽的内心。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像她这样的好女人实在太少了。他欢迎她常来家里做客。他说跟年轻人呆在一起他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她接着想到的是那位通信设备公司的“高管”。他的落选使“可靠”男人的自尊心得到的空前满足。她很有心计地约他到他第一次约她见面的那家咖啡馆见面。她先赶到那里，占到了他们第一次坐过的那张桌子。她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她更没有想到他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自信了。他已经不再口若悬河了。他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她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所有细节。在谈论那些细节的时候，他怀旧的目光让她充满了懊悔。那种懊悔突然之间就改变了她对自己选择的“可靠”男人的态度。她突然就不再恨他了。她对他的憎恨顷刻间就变成了对他的蔑视。他只是她做的一个错误的选择，根本就不值得她去恨，她骄傲地想。她关于自己遭遇的倾诉也因为这种态度的转变而变得不那么伤感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落选者还是非常地伤感。还没有听完她的倾诉，他的眼眶里已经噙满了泪水。那闪动的泪水让她内心深处的懊悔变得更加强烈。她一边激动地盼望着他的安慰，一边想象着躺在他身边的浪漫。她相信他们在做爱的时候，他一定会要求有音乐的伴奏，比如维瓦尔第的《四季》……她没有想到她盼到的不是浪漫，而是深不可测的绝望。“对不起，”落选者伤感地说，“我现在帮不了你，我现在什么都帮不了你。”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他“现在”的状况。她也不想知道。他与其他那些男人的不同态度已经足够了。他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她。她的懊悔变得更加强烈。她被那强烈的懊悔压得透不过气来。

她冲出了咖啡厅。她冲出了购物中心。她在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街道跑了几步之后，突然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前停下来。她拿起话筒。她按下了前夫新家的电话号码。这是在离婚之后，她第一次想与那个“可靠”的男人通话。她紧张地等待着电话被接起的声音。但是，她只等到了留言的提示。她将电话挂断。她望着从她身边走过的一对对陌生的男女（夫妻，情侣或者偷情者？），她感觉透不过气来。她重新按下了那个号码。在留言提示之后，她平静地对着话筒说：“你知道吗，我已经不恨你了，因为你不配我的恨。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是因为觉得你‘可靠’才选择了你。那是完全错误的选择。我现在只恨我自己。我现在只有深深的后悔。”

但是，她并没有因为“不恨”而停止她的报复。她有一天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她前夫生意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她记得他前夫曾经说过他是他的“天敌”。她记得他每次与他较量之后的喜悦或者沮丧。她只见过他一面。但是，他却一眼就认出了她。他主动走到了她的餐桌旁。简单的几句交谈已经让他们非常投机。他们很快就清楚了彼此的需要。他约她第二天下午去他家里。他说家里很安静，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到欧洲旅游去了。她如约而至。他直接将她带进了卧室。在随后的三个小时之内，他四次将她带进高潮——那是她在婚姻生活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高潮。那是令她大开眼界的三个小时。那是颠覆了她的世界观的三个小时。在第一次高潮之后，她就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男人的“强硬”才是真正的“可靠”，她激动不已地想。那不可思议的“强硬”让她不再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她知道，如果没有婚姻的失败，她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体验到真正的“可靠”。而让她高潮迭起的男人向她承认说自己的“强硬”应该归功于她。他说她让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说她让他相信他的对手不管在商场上赢过多少次，都只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根本上的失败者。三个小时的激情没有让他感觉疲劳。第四次高潮过后，他让她躺在床上休息，自己却去厨房为她做了很丰盛的晚餐。在晚餐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数落她的前夫。她惊喜自己又能够那样地轻松，又能够笑得那样开心。她向他报告的“敌情”让他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当她说起他的竞争对手在床上一点都不行的时候，他用轻蔑的语气评论说：“一个连自己的老婆都开发不出来的人还开发什么房地产？！”他显然是忘记了自己这些年在与对手激烈竞争之中留下的那些难堪的记录。

姐姐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全部的报复。经过五个多月的疯狂，她的身体已经触到了底线。她经常感到头晕乏力。她多次看到小便里的血迹。她发现视力在明显地下降。妹妹看出了姐姐的虚弱。她不停地敦促她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但是，姐姐总是说没有时间，总是推脱……直到那一天，她坐着出租车回到小区的门口。付完钱之后，她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下车的力气了。她最后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挣扎着下了车。可是，她自己刚跨出两步就一头栽到了地上。出租车司机将她送到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抽血报告出来之后，医生让她立刻通知家属到医院来。妹妹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被送进了特种病房。那里的负责人告诉妹妹，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他们希望妹妹协助他们追踪在过去的半年里病人与什么人发生过性关系。

妹妹马上将姐姐的病情报告给了与她们关系疏远的母亲。她故意没有说明她患的是什么“绝症”，但是，母亲马上就猜到了。她在电话的那一端破口大骂。她首先说她这是自作自受，接着又说她这是罪有应得。她说她不想再听到她的任何消息了。妹妹对母亲的反应好像早有准备。她平静地放下了话筒。接着，她又给自己最好的朋友的丈夫打了电话。他的反应远没有她的母亲那样激烈，就好像他对这消息早有准备。他冷冷地说“那个女人”的生死与他没有关系。他不会去看她，更不会允许“他”的女儿去看她。

妹妹独自照顾了姐姐三个月，又独自处理完了姐姐的后事。在姐姐停止呼吸的当天，她最好的朋友曾经打来电话问需不需要她帮什么忙。妹妹很干脆地说不需要。

那其实是很需要帮助的一天。那一天，妹妹一直忙到了凌晨一点才回到了小区门口。她朝家里走的时候想的是赶快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因为第二天她还要将姐姐的遗体送到火葬场去火化。可是，站到家门口之后，她突然觉得非常难受。钥匙从她的手里掉到了地上，她没有去将它捡起来，而是重重地坐到了门边的楼梯上。

她的哭声惊醒了住在楼上的剧作家。他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走到门边，将房门打开一条缝。从下面楼道里传来的哭声让剧作家还是有做梦的感觉。他好奇地走下楼梯，走到了妹妹的身边。他问她出了什么事。妹妹没有回答。他又问她为什么不进自己的家里去。妹妹还是没有回答。

剧作家犹豫了一下，在妹妹的身边坐下了。一年前的一个类似的场面让他觉得自己仍然是在做梦。

剧作家在梦一般的幻觉中坐着，直到被突然刮起的凉风惊醒。他看了妹妹一眼。“你冷吗？”他提醒说，“马上要下大雨了。”

妹妹还是没有回答。

“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笑过。”剧作家继续说，“我听说你笑起来很迷人。”

“你听谁说？”妹妹问。

“你姐姐。”

“你们说过话吗？”

“说过一次。”剧作家说，“那都应该有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剧作家提到的时间让妹妹觉得有点奇怪。“那时候她没有住在这里。”她说。

“是啊。她是来找你的。”剧作家说，“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妹妹说。

“因为她没有惊动你。”剧作家说，“她突然不想惊动你了。”剧作家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她也像你一样坐在这里，也很伤心。”

“她说了些什么？”

“她说起了你。她说你的笑很迷人，很著名。”

“我的意思是她说了为什么那么晚来找我吗？”

“她没有直接说。但是她不停地重复两句话。我想她应该是感情上受了伤害。”

“两句话？”

“她说这个世界很荒诞，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可靠’的人。”

姐姐一年前在黑夜里重复的这些话让妹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已经走了……”她哭着告诉剧作家。

“去哪里了？”剧作家问。

“她再也回不来了。”妹妹说。

剧作家很紧张地看了妹妹一眼。“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妹妹说。

剧作家刚想问她为什么，天空中响起了一阵沉闷的雷声。

妹妹颤抖了一下，用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身体。接着，她瞥了一眼剧作家长年穿着的那件印有莎士比亚头像的T恤衫。“我读到了报纸上对你的专访。”她说，“在医院陪护她的时候。”

“她也读到了吗？”剧作家问。

“她那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妹妹说。

剧作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她知道了我的身份，也许会更理解那天晚上我对她那个问题的回答。”剧作家说。

“什么问题？”妹妹问。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剧作家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那样地绝望。”

“是啊，我也想问这样的问题。”妹妹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为了戏剧。”剧作家说。

“那我是为了什么呢？”妹妹焦躁不安地问，“她呢？她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人生只是一场戏。”剧作家说，“那天我也这样告诉她。”

“那一定会是悲剧吗？”妹妹问。

剧作家的脸上显出了十分吃惊的表情。“你们这两姐妹真有意思。”他说，“你姐姐那天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人生的戏剧一定是悲剧吗？”妹妹重复了一遍她和姐姐共同的问题。

“莎士比亚没有这么说。”剧作家回答说。

“那是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悲剧的角色呢？”妹妹问。

“我们？”剧作家怀疑地问。

“是啊，我们！”妹妹肯定地说，“也包括你。”

文盲

最开始，我只能通过她的手势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她的广东话比其他人说的广东话更难懂，甚至我会说广东话的女儿都说她从来就听不懂。而她的手势不仅很直白，还很传神。最开始，她也听不懂我说的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我也不得不像她一样借用手势来表达情绪和传递信息。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交流的增多，我们彼此越来越能够心领神会了，手势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到现在，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的交流才需要手势的帮助。

她总是起得很早。起来以后，她首先要为全家人准备早餐。等孩子们上学去了之后不久，她就会去菜市场。通常在我下楼去买菜的时候，她已经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口袋上楼来了。我们总是在楼道里相遇，我们总是会交谈起来。我知道这种相遇和交谈对她非常重要。有几次，我甚至觉得她是有意在楼道里等着与我相遇和交谈。随着语言障碍的逐渐减少，我们交谈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们交谈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多。不过有一点没有变：我们交谈的起点总是她对家人的抱怨。更准确地说，我们的交谈总是从“烦死了！烦死了！”开始的。那是她的口头禅。那是她永远不变的“生命状态”。看见我从楼梯上走下来，她的脸色马上就会变得愁苦不堪。接着，她就会痛苦地摇着头说：“烦死了！烦死了！”她冗长的抱怨接踵而至。她抱怨她的女儿上个月给她的钱太少。她抱怨她的女婿对她的女儿不好，对她也不好。她抱怨她的孙子不争气，不听话。她抱怨她的孙女不喜欢吃她做的饭菜，尤其不喜欢她炒得很好的鸡肾和猪肝。她抱怨她老公白天的话少得让她受不了，而晚上的呼噜声却大得让她睡不着。她甚至偶尔还会抱怨她的儿子，抱怨他从来就不理睬她的抱怨，抱怨他将金鱼缸里的那些金鱼看得比自己的爹妈都重要。当然，她抱怨得最多的还是她的儿媳妇。她抱怨她蛮不讲理。她抱怨她好吃懒做。她抱怨她从来不肯进厨房给她帮忙。她抱怨她连自己的内衣内裤都不肯用手搓洗。她一边抱怨一边摇头，并且不时重复一遍她的口头禅。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她的那些抱怨，但是，我不讨厌听她的抱怨。我尤其喜欢听她发出的“死”这个音。她的发音情绪饱满，比标准广东话的发音更有韵味，听上去让我觉得“死”就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从菜市场回来的时候，她会从信箱里取出当天的报纸。她抱怨说她的老公在报纸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精力。她说她不知道报纸有什么好读的。她说她不知道她的老公为什么会舍得花那么多的钱去订没有一点意思的报纸。最让她生气的是，她的老公从来就不肯自己下楼去取报纸，而如果她买菜回来忘记将报纸带上来，他却要发脾气。她抱怨说她一辈子都在受他的气。有好几次，她还提到了从前做儿媳妇时的那些痛苦经历。她说她的婆婆经常辱骂她。而她的老公不仅从来就不站在她这一边，有时候还会为她婆婆帮腔。她抱怨说她在这个家里经常要受双倍的气。

我想象不出她的婆婆还能挑出她的什么毛病。她很勤快，也很本分，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是称职和理想的儿媳妇。尤其令我羡慕的是，她的菜做得很好。我的房间里经常会弥漫着她煲制的老鸭汤的美味。每次闻到那种美味，我都会陶醉地闭上眼睛，深深地吸入几口被升华了的空气。有一次，我根据自己对那种气味的分析，也试着煲了一锅老鸭汤。可是，煲了一整天之后，我连在自己的厨房里都闻不到任何的香味。晚餐的时候，我勉强地喝完了一碗。那自作自受的感觉令我非常难堪。而我的女儿仅喝了一口之后，就将碗推开了。她开玩笑说：“真想去做对门家的女儿。”她的玩笑深深地刺伤了我。“你不怕那家人没完没了的争吵吗？”我气鼓鼓地提醒她说。

她家里几乎每天都发生争吵。我不知道他们吵些什么。他们大多数的争吵都发生在晚餐的时候。在此起彼伏的争吵声中，我听得到她老公的声音，她儿子的声音，她儿媳妇的声音以及她孙子和孙女的声音，当然经常还听得到玻璃和瓷器破碎的声音，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我不知道争吵发生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坐在餐桌旁，她的情绪是不是也很激动。有好几次，当我们在楼道里交谈起来的时候，我都想引诱她去谈论前一天她家里发生的争吵，但是她从来都不会上当。那些争吵没有出现在她的抱怨中。那里面似乎有她不想让外人知道的“家丑”。

除了一般的饭菜以外，她还会做不少的副食。端午节那天，她送来了自己包的粽子。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粽子。我非常挑食的女儿也对她做的粽子赞不绝口。不过，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有点不安。在将装粽子的碗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她的目光充满了渴求。她显然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可是，从楼下传来的音调不准的流行歌声阻止了她。她的儿媳妇回来了。她将想说的话咽了下去。她痛苦地摇起了头。她说：“烦死了！烦死了！”说着，她沮丧地退回到了自己家的防盗门里。

第二天中午，她又送来了一大碗自制的豆浆。这令我更加忐忑不安。我肯定她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我肯定她有求于我。于是，在接过豆浆的同时，我主动问她需要我为她做点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需要，说什么都不需要。不过走出去两步之后，她又转过身来。她说她注意到我每天晚餐之后都会在楼下散步。她问她能不能跟我一起散步。“那当然好了。”我说，“我也很想有一个伴。”我的欢迎并没有让她高兴起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哪一天她才会有空闲。“烦死了！烦死了！”她痛苦地摇着头说。

她自制的豆浆新鲜、醇香。喝过两杯之后，我马上决定也去超市买一台豆浆机。豆浆机买回来之后，我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的步骤试做了三次，却没有一次能够接近她一半的水平。我非常失望，也羞愧难当。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故意回避与她的相遇。我不想她看出我的失望和羞愧。而当我们又一次在楼道里相遇时，我已经放下了包袱。我对她的豆浆赞不绝口，并且向她打听那出自什么牌子的豆浆机。我提到的“豆浆机”开始让她有点费解，接着又让她觉得好玩。她示意我赶快去买菜，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从菜场回来的时候，她站在我的门口，手里端着一只很旧很笨的钢精锅。她告诉我那就是她的“豆浆机”。我们都笑了起来。当然，我笑得远不如她那样开心，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羞愧。而她的脸色也马上变了。她说钢精锅的把手有点松了，她几次请求她的儿媳妇帮她紧一下，那好吃懒做的“妖精”却总是说没有时间。她说她自己做儿媳妇的时候从来就不敢对自己的婆婆说没有时间。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同时还要承受婆婆不停的辱骂，却从来不敢有任何的松懈，更不敢有任何的抱怨。而她自己的儿媳妇却正好相反，她什么都不做，却什么都敢说。她靠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电视，却说自己没有时间。接着，她又抱怨说那“妖精”上个星期竟将头发染成了红色，染头发花的钱比她全家三个星期的伙食费都要贵，而她竟还说那家美发店的价钱非常便宜。她还抱怨说那“妖精”不知羞耻，经常穿着睡衣在公公面前晃来晃去。她还抱怨说那“妖精”几次因为跟楼下杂货店的年轻老板打情骂俏错过了去小学门口接孩子的时间。“烦死了！烦死了！”她痛苦地说完，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我准备下楼散步的时候，她站在自己家防盗门的后面问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她说她儿子带着他一家人去海边了，她终于有了空闲的时间。我们一起下楼。我们在楼下的小花园里绕着圈子。我知道她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却没有想到她会绕一个巨大的圈子，首先谈起的竟是她从前的生活。她说她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她说她是在伯父家长大成人的。她说她结婚前曾经在一家制鞋厂工作过。那份工作很辛苦，而她的心情却很愉快。可惜那令她难忘的愉快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一天，她的伯父突然出现在她的车间里。他让她马上去收拾好东西。他说她应该结婚了。他已经为她找到了一户很好的人家。他说她的男人有文化、有出息，他说她的婆婆很善良、很大方。我问她那是哪一年的事。她连想都不想，就说不记得了。她对年份的记忆特别差，这一点我早就有所察觉。她不记得她的老公是哪一年退休的，她不记得她的伯父是哪一年过世的，她甚至不记得她的孩子们出生的年份。她对年份之间的间距也没有什么概念。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多久。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持续了多少年。不过，她清楚地记得她结婚时的年龄。她说她结婚的时候还只有“十七岁”。与时间相比，她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就更差了。我曾经问过她母亲去世的时候“抗日战争”是否已经结束，她进入制鞋厂的时候“朝鲜战争”是否已经开始，以及她婆婆的中风发生在“文革”之前还是之后……她好像完全听不懂这些问题。她的生活似乎与历史无关，不可能用重大事件来做参照。

在制鞋厂工作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那之后出现的人和事都成了她抱怨的对象。果然，她又抱怨起来了。她抱怨她的婆婆、她的男人、她的儿媳妇、她的孙子和孙女，甚至她的儿子。这些都是我听过无数遍的抱怨，没有提起我的兴趣。但是，在这些抱怨之后，她突然又开始抱怨起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有点新鲜。我这是第一次听到她关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抱怨。她说她最近总是觉得饿，觉得渴，觉得累。这是她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她问我她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是不是应该去医院。

从她提到的那些症状来看，她有可能是得了糖尿病。我提醒她尽快去医院做检查。可是，她马上又抱怨说他们家里的所有人都说她没有病，没有人愿意带她去。“去医院比做豆浆可容易多了，”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接着，我还告诉她离我们住处最近的医院在什么位置。“坐四路车直接就到了。”我接着说，“你可以自己去。”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会让她那样地恐惧。她紧张地在我的嘴前晃动着双手，好像是要将我的话挡在她的知觉之外。

“没错，”我重复说，“坐四路车直接就到了。”

我的重复让她更加紧张。她用极不满意的目光看了我一阵之后，贴到我的耳边，用很着急的口气说四路车“绝对不能坐”。

我还是没有明白她的意思，我固执地说“就是应该”坐四路车。

我反应的迟钝令她彻底失望了。她痛苦地摇着头又说出了她的口头禅。这一次，是我让她“烦死了”。说完之后，她又不满地看了我一阵，然后，又贴到我的耳边重复了一遍关于四路车绝对不能坐的话。这一次，她将“四”字拖得很长。这让我终于开了窍。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恐惧的原因。她恐惧的不是“四路车”，她恐惧的是“四”的那个谐音字。她恐惧的是“死”。

于是，我告诉她，还有另外一趟车也可以坐。不过，坐那趟车下车的地方离医院还有一段距离，还要步行一段。这新的信息并没有减轻她的忧虑。她的脸色还是那样沉重。她的语气还是那样沉重。她说她很害怕。

“你害怕什么呢？”我费解地问。

她说她害怕“去医院”。

“医院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接着问。我觉得只有刚懂事的孩子会害怕去医院。

在听她解释了一大通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她害怕的不仅是去“医院”，而且还包括“去”医院。她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街。她说她害怕自己会迷路。

“街上的路标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会迷路？！”我不耐烦地说。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回应我的话，而是突然改变语气，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问我能不能找时间陪她去医院。我马上想到了她一流的粽子和豆浆。我当然应该说有时间。我说星期一就陪她去，而且保证不会坐四路车去。

星期天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我将门打开，发现是她站在我的防盗门外。她回头朝她家门口看了一眼，然后用手势示意我让她进来。我打开防盗门。她迈着很谨慎的步伐走进来之后，又示意我将门关好。她并没有往里面走。她靠在门边的墙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烦死了！烦死了！”她摇着头说。接着，她说出这次让她“烦死了”的原因：她的儿媳妇又怀孕了。她绝望地说，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就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再来一个她还怎么活啊！这消息的确让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想到她好吃懒做的儿媳妇还想要第三个孩子。她说其实她的儿媳妇一点也不想要，她还多次提出来要将那胎儿“做”掉。是她的儿子想要，他坚持要。他与她的儿媳妇已经为这件事吵过许多次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儿子，你也不想要呢？！”我好奇地问。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说她不想站在她儿媳妇的一边，她说她不想让那个“烦死了”她的“妖精”得意。她曾经想说服她的老公出面来反对，可是，他居然又对她发了脾气。他说家里再多一个孩子没什么不好。她抱怨说他在家里从来不做任何事，当然“没什么不好”。她绝望地摇着头，重复了她的口头禅。她说她真的不想活了。她说真是烦死了就好了。她说死了就不会再烦了。

我刚想跟她开玩笑说如果她真的这样想，我们明天就还是坐“四”路车去医院吧。没想到，她却抢先告诉我，明天不需要我陪她去医院了。她说他们一家人都在骂她，骂她不应该向我提出陪她去医院的要求。她说她儿子明天要带她的儿媳妇去医院做检查，他会顺便也带着她去。

第二天晚餐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从她家里传来的激烈的争吵声。我不知道那争吵会不会还是与那个让她“不想活了”的小生命有关。在争吵的最后，我听到了一声很刺耳的破碎声。紧接着，我又听到她的孙子和孙女的尖叫声。过了一阵，我听到她家的防盗门打开了。通过猫眼，我看到她正垂头丧气地将金鱼缸的碎片从房间里扫出来。

我以为她晚上又会来敲我的门，告诉我白天她去医院做检查的情况，甚至还告诉我晚餐的时候家里的争吵是为了什么。事实上，我不是“以为”而是在“盼望”着她来敲门。自从星期五跟她散步以来，我变得对她家里的情况有些好奇了。我盼望着从她那里知道更多的细节。可是，她没有来敲门。好奇心无法得到满足让我的入睡又有点困难。

我是第二天在楼道里与她相遇的时候才得知她在医院做检查的情况的。她说医生断定她得了“甜”尿病。我纠正她说应该是“糖”尿病。她说验血的结果是“15”。她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向她解释什么是血糖指标，却怎么也没有办法让她听懂。最后，我只好就简单地安慰她说那意思就是她的病并不严重。只要注意控制饮食和注意休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她说医生告诉她，她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安慰她说医生那样说只是想引起她自己对病情的重视。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好像想问什么，又没有问。我重复了刚才的说法，我说只要注意饮食和休息，她的病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她的确还想说什么。但是，她刚开口，我们就都听到了她儿媳妇“经典”的关门声和脚步声。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她将脸侧到一边。她拒绝与从楼上走下来的“妖精”打照面。而她的儿媳妇也没有想与她打照面的意思。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嘴里还是哼着音调不准的流行歌曲。她对我点了点头，对她做了一个鬼脸。等那歌声飘远之后，她靠在楼道边的扶栏上，俯身朝楼下望了望。然后，她用颤动的手指朝着下面说：“烦死了！烦死了！”

我以为（应该说我“盼望”）她接着会说出刚才被她儿媳妇打断的话。可是她没有。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楼上走去。

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发现她独自坐在花园中央的凉亭里。我好奇地走到她的身旁。她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就好像知道我肯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我在她的身旁坐下。我想问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却又抢先开了口。“我会死吗？”她充满恐惧的声音令我极为不安。她的脸并没有侧过来。她的眼睛迷惘地望着前方。

我仍然像我们上午在楼道里相遇时那样安慰她。我说只要注意饮食和休息，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她还是迷惘地望着前方。“烦死了！烦死了！”她说。这时候，她发出的“死”这个音突然失去了原来的魅力，不再能给我带来任何愉快的感觉。

我提醒她千万不能烦躁。我说好的心情对控制病情至关重要。我还提醒她说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窝在心里，说出来就不会那么烦了。我这样提醒她的时候自己感觉有点滑稽。我好像不是为了她的身体健康，而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

她这时候才将脸侧了过来。从她迷惘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的恐惧和需要。我很清楚她有事情想告诉我。但是，她又极为犹豫。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她又像星期五晚上一样，开始抱怨她的渴，她的累以及她的饿。她说她的身体很不舒服。我知道这并不是她真正想告诉我的事情。这也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感兴趣昨天晚上她家里发生的争吵。我感兴趣她的儿媳妇为什么会砸碎了家里的金鱼缸。我将手放到她的后背上。我盼望着她能够尽快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没有想到我关心的举动会让她突然激动起来。她一把抓住了我的另一只手。她激动地说她儿子和儿媳妇又吵起来了。她说他们的争吵“还是为了那件事”。（注意！为了叙述的流畅，不管是在直接还是在间接引用的情况下，我都将她的广东话“翻译”成了普通话。）

我不知道她说的“那件事”是哪件事。

“她说他在外面有人了。”她接着说。

我好奇地问她那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说。

我又问她的儿媳妇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她还是不耐烦地说，“她怪他每天都回得很晚，回来后又总是显得很累。”

我差点想跟她开玩笑说她儿子也许得了她一样的病。

“他们每天都吵。”她继续说，“我儿子吵着要跟她离婚，她吵着要将那个孩子做掉。”

这不是好事吗？！我说。这样，许多烦死人的问题一下子就都解决了。

可是，情况比我想的要复杂。“她不肯离婚！”她气鼓鼓地说，“她说她就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天天惹我们生气。”说完，她又重复了几遍她的口头禅。

我还是提醒她千万不要烦躁。我说烦躁对她的病非常不好。但是，我的提醒无济于事。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了……最后，她激动地谈起了“昨天晚上”的争吵。她说：“真是太气人了。”当她儿子提醒“妖精”不要在老人和孩子面前瞎吵的时候，“妖精”竟嚷嚷着说就是要吵得让所有的人都听到。她说到这里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她还用手按着自己的胸部。

我担心她会支撑不住，但是我又真是很想知道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我盼望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儿子抽了她一个耳光。”她突然十分得意地说。接着，她好像回味起了当时的场景。“打得好。”她得意地说。这应该是她当时就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

她得意的表情和声音让我觉得有点内疚。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感兴趣她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儿子第一次打她。”她说着，看了我一眼，似乎是想知道我的反应。“打得好。”她接着又得意地重复了一遍她对这“第一次”的评价。

我将手从她的后背上移开。我觉得自己真不应该再对她家里的事情感兴趣。

“她气疯了。”她继续得意地说，“真是气疯了。”

我猜想，她的儿媳妇就是在这一气之下砸碎了他们家巨大的金鱼缸。

她并没有马上证实我的猜想。她的情绪突然变了。得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极度的烦躁突然又出现在她的脸上。她气鼓鼓地告诉我，她气疯了的儿媳妇捂着被打红的脸，突然说出了一句把所有人都气疯了的“疯话”。

这戏剧性的变化再次激起了我的好奇。我想马上知道她的儿媳妇说了什么“疯话”。可是，她却并没有马上重复那句“疯话”，而是又绕了一个圈子，绕到了“疯话”引起的结果。她说她的儿子被这“疯话”气疯了，他抡起碰巧摆在茶几上的一只铁锤，砸碎了他心爱的金鱼缸。

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结果。我记得她曾经抱怨过她儿子将他养的那些金鱼看得比家里的任何人都重要。那“妖精”到底说了什么“疯话”？它怎么会具有那么强大的破坏力？

她没有再从这结果绕回去。她没有告诉我她儿媳妇到底说了什么“疯话”。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突然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走吧。”

这以后的一个星期我没有遇见过她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听到过她家里的争吵声。晚上，我从所有可以看见她家窗户的角度也都看不到她家里的灯光。我想她一家人一定是出远门了。我甚至怀疑他们从此就不会再回来了。我每天都在想着她一家人。我一边猜测着他们的去向，一边想象着一句什么样的“疯话”会具有那么强大的破坏力。

再一次在楼道里与她相遇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一家人回了一趟位于粤西的老家，去给她老公的姐姐送终。她告诉我说她老公的姐姐比她老公大了十多岁。她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但没有孩子。她一直将自己的弟弟当成自己的孩子。她还告诉我，她是他们的媒人之一。因为这一点，她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一度对她怀恨在心，她觉得是她终止了自己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但是她很快就发现，她老公的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关心她和保护她的人。她们之间的感情日积月累，最后超过了姐弟之情和夫妻之情。她说她的死让她自己都不想活了。

我劝她不要过于悲伤。我说悲伤就像烦躁一样，对控制她的病情非常不利。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又问晚餐之后能不能跟我一起散步。她极为神秘的表情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意识到她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她贴近我的脸低声说，她不想让她家里的人看见我们在一起，所以不会来敲我的门。她说她会在花园的凉亭里等我，就像上次那样。

晚上下楼之后，我远远就看见她已经坐在了凉亭里。我快步走到她的身边。还没有等我完全坐好，她就开始说话了。她说她的老公肯定也在“外面有人”。她又说现在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外面有人”。她的说法意味着她又一次站到了她儿媳妇的一边，这一定让她十分痛苦。我劝她不要胡思乱想。她老公连电话都不愿意接，连下楼取报纸都觉得麻烦，怎么可能在“外面有人”？！一个对“外面”没有兴趣的人不可能在“外面有人”。我这样开导她。可是，她听不进去。她抱怨说她老公从来就不管家里的事，也从来都不关心她，不在乎她，这些她早就习惯了。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这让她感觉情况不对。她很激动地告诉我，在去老家的路上，为了一点很小的事，他不仅对她大发雷霆，最后竟还学着她儿子打她儿媳妇的样子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

我估计一定有什么另外的原因导致了她老公的这种变化。她开始说她不知道。她说其实她从来就不知道她老公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在一起过日子，彼此从来就没有说过心里话。不过，她突然提到了一封信。她说她觉得他的变化与那封信有很大的关系。她说最近一段时间他总是在读那封信，连对报纸都没有什么兴趣了。他读信的时候，脸色会变得非常可怕。读完之后，他一定要大发脾气。狠狠抽她耳光的那一天，他就刚刚又读过一遍那封信。

我问她那是谁写给他的信。她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又问她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她还是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继续劝她不要胡思乱想。我说她的老公不会因为一封信就动手打人。

她很迷茫地看着我。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正在想着还能给她什么更好的劝说。突然，她冲动地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伸到我的眼前。她说那就是她老公最近总是在读的那封信。

我没有马上明白她的用意，没有伸手去接那封信。

而她却将信硬塞到了我的手里。她请求我告诉她那封信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自己读呢？”我费解地问。

她直直地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将信递回到她的手里。我说我对她家里的事情没有兴趣（这种虚伪的态度让我马上感到了一阵脸红）。

她没有接过那封信。她说她想了很久才决定冒险将信偷出来。她说她老公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就不是抽她一耳光的问题了。“他会把我打死的！”她肯定地说。然后，她继续哀求我告诉她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自己读呢？”我固执地问。

她还是直直地看着我，表情显得十分难堪。她显然是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她好像很清楚，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不会告诉她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过了很久，她终于用很低的声音说出了令我吃惊的原因。她说她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她说她不认识一个字，她说她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我差不多四十年没有遇见过文盲了。我更是从来没有跟文盲做过邻居，或者对文盲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突然之间，这些年来与她的交谈和交往从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突然理解了她的那许多怪异之处：比如她对报纸的反感，比如她对上街的不安，比如她对医院的恐惧，比如她对年代的淡漠，比如她对历史的无知……我突然理解了这一切。而同时，我又觉得尴尬甚至觉得荒唐：为什么自己一直就没有意识到她是文盲？为什么自己会与一个文盲有那么多的交谈和交往？为什么我们的“厨艺”会相差那么远？为什么我做不出她随便就能做出的鲜豆浆和老鸭汤？

我习惯性地瞥了一眼信封上的邮戳。我知道这封信已经在她老公手里将近两个月了。我告诉她，写信的人不是“外面”的人，而是家里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关心她和保护她的人。它事实上是她老公姐姐的“遗书”，是她在得知自己“时间不多”的情况之后，给“最亲爱的弟弟”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在简单地谈论了一下自己的病情之后，她老公的姐姐开始交代后事。我一边为她读着这些交代，一边不时注意一下她的表情。她听得很认真也很动情。在信的最后，她老公的姐姐告诉“最亲爱的弟弟”，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就是为他安排了美满的婚姻。她知道他得到了很周到的体贴和照顾，她知道他会继续得到很周到的体贴和照顾。她说，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可以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读到这里，我注意到她流下了眼泪。她说刚结婚的时候，她还对自己的“媒人”怀恨在心，可是很快她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她将她当成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对她的依赖越来越深。她说她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最伤心。她还说她老公却自始至终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她觉得这很奇怪。她说她老公对他姐姐的态度好像也突然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没有跳过信里最关键的内容，她应该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她老公的姐姐在信中最长的那一段里说，她写下这封“遗书”的主要目的是想揭开一个秘密：为了“最亲爱的弟弟”的幸福，她曾经欺骗过他一次。她说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上去。这个秘密就是，结婚的时候，新娘的实足年龄是二十岁而不是众所周知的“十七岁”。也就是说，新娘比她“最亲爱的弟弟”大两岁，而不是小一岁。在男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新娘的真实年龄。她之所以要隐瞒新娘的年龄完全是想成全这门婚事，因为他们的母亲对儿媳妇的年龄有古怪的要求，她要求她的年龄“不能超过十八岁”。诚实的姐姐在信里请求“最亲爱的弟弟”原谅她。她说隐瞒新娘的真实年龄纯粹是为了他一生的幸福。

我跳过了这一段最关键的内容。我将信塞进信封的时候，再次提醒她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她，她的老公不会在“外面有人”。可是，他的脾气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暴躁呢？！她不满地问。她说自从“十七岁”嫁给他以来，她没有说过一句让他生气的话，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他没有任何理由对她发那么大的脾气，更不应该动手打她。

她对自己结婚时的年龄的准确记忆令我极度不安。我不想再说什么。我看着她将信塞进上衣口袋里，我看着她站起来。我坐着没有动，因为我记得她说过不想让家里人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也不想被她的家人看见。我要与她偷出来的那封信划清界限。

她并没有马上走开。她又说出了她的口头禅，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她的抱怨又开始了。她抱怨自己的病肯定是治不好了。她抱怨人活着没有任何意思。她还抱怨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像话。接着，她又用轻蔑的口气谈起了她的儿媳妇。她说她儿子打她打得好。她说对她那种缺德的人怎么不好都不算过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她还突然提到了以金鱼缸的破碎为高潮的那次争吵。她非常气愤地说如果不是被她儿媳妇的“疯话”气疯了，她儿子绝对不会下那样的手。“她居然好意思说出那样的话！”她咬牙切齿地说。

我相信她很快就会让我知道她儿媳妇到底说了什么“疯话”。我故意将脸侧到一边，不想让她看出我已经压抑不住的好奇，唯恐又像上次那样功亏一篑。没多久，我感到了她情绪激动的呼吸。她将脸凑到了我的耳边。她说她儿媳妇捂着脸，冲到她儿子的面前，大叫着说，她已经改变了主意，再也不会想着去“做”掉那个孩子了。她说她要将那个孩子怀好，生好，带好，让“你们”一家人天天都看着他。

这不正好符合了她儿子的意愿吗？！这完全不是疯话。我刚这么想着，她却突然又站直了身子。我将脸侧过来，发现她正紧闭着双眼，并且用手按住了胸部。她的呼吸听上去非常急促。我马上站起来，扶着她的身体。我担心她快要支撑不住了。我示意她坐下来。我提醒她不要再说话了。

她没有坐下来。过了一阵，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但是她仍然紧闭着双眼。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对我说：“她用另一只手指着我儿子，她说她改变主意是因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更虚弱的声音接着说：“是因为那个孩子不是他的。”

同居者

像许多哲学系的学生一样，他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迷上了马基雅维利。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了惊心动魄的《君主论》。那个通宵和那种阅读成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从此，他对世界的看法完全变了。或者说，他从那个惊心动魄的通宵开始才真正对世界有了“看法”。他转过身去，激动地注视着窗外略带寒意的晨曦。马基雅维利深邃的思想令他热血沸腾。那种与生俱来的羞涩突然离他远去。他觉得自己从此不会再有恐惧了：他不会再惧怕社会，也不会再惧怕“他人”。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他又将那本薄薄的书重读了三遍。他完全迷上了马基雅维利。他开始留意一切可以“接触”他的机会。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决定去拜访他所在大学里那两位因为研究马基雅维利而在全国学术界名盛一时的年轻教授。两位教授的办公室碰巧在办公楼的同一层。他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与他的交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一开始都嘲笑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位政治学系的教授嘲笑自己的对手“连英语都不懂”，而那位哲学系的教授则嘲笑自己的对手“除了英语以外什么都不懂”。他们都质疑对方作为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合法性”。这相似的开局并没有破坏他的兴致。因为更多的相似接踵而至，令他备受鼓舞。两位教授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极为相似：他们都强调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有利于认识中国的历史，他们都不满马基雅维利先前在中国学术界遭受的冷遇，他们都认为自己对马基雅维利的独立引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交谈快结束的时候，两位教授也都向他推荐了自己根据那两部经典英语传记编译的马基雅维利的“首部”汉语传记。

在他看来，那两种在封面上都自称是“首部”的汉语传记侧重面不同，对他认识马基雅维利事实上能够取到互相补充的作用。读完那两种传记，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迷恋进一步深化。他欣赏他的思想与斯多葛主义复杂的联系（他在体现这种联系的第25章里留下了自己的一些发现），他也欣赏他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生活态度（比如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在学会享受“拥有”之前首先已经学会了与“没有”相处）。他甚至很冲动地写下了一篇短文，谈论马基雅维利终身的成就如何得益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缺陷。那两种“首部”汉语传记都提到了马基雅维利错过了古希腊文的启蒙教育。这本来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而在那篇短文中，他却“小题大作”，宣称正是这种“错过”成就了马基雅维利。他冲动地写道，如果“没有”这种“错过”，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观就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君主论》就可能不会存在，世界本身也就可能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他在文章的结尾大胆地宣称，马基雅维利启蒙教育的缺陷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的“万幸”。

对马基雅维利越来越深的迷恋使他失去了对其他那些哲学家们的热情。他觉得那些重义忘利甚至那些在“义”和“利”之间犹豫不决的哲学家们都十分虚伪。出现在考试试卷上的所有那些题目终于更是令他感觉无聊透顶。关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意义”或者“休谟哲学中‘印象’与‘时间’的关系”，他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成绩越来越差。他越来越不在乎他越来越差的成绩。他整天沉浸在马基雅维利深邃的世界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城市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因为学校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过剩，校长在第一次与他谈话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可以在低年级的语文课和高年级的历史课之间做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因为他觉得那是可以与马基雅维利相结合的课程。在第一节课刚开始不久，他果然就迫不及待地提到了那位“比但丁还伟大”的意大利人。他说一本薄薄的《君主论》事实上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他还很冲动地对那些“幸运”的学生们说他真有点嫉妒他们，因为他自己是到了大学二年级才听说马基雅维利这动听的名字的。他说与他们相比，他自己多走了好几年的弯路。可是，他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幸运”没有任何感觉。他们根本就不喜欢与他们的前途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课。他们将他的课当成是上一节课与下一节课之间的课间休息。一位看上去稍微认真一点的学生在那节课快结束的时候心不在焉地问道：“老师，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啊？”这是他自己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将会变成“历史”，这是现实生活的用处，或者说现实生活唯一的用处。可是的确，“历史”本身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心不在焉的问题让他每次走进课堂的时候都会感到闷闷不乐。他绝不会在上课铃响起之前走进教室。如果时间还早，他宁愿站在教室外面的过道里。他站在那里发愣。大学时代图书馆报刊室里那位年轻漂亮的管理员有时候会翻腾在他的脑海里。她是他们哲学系主任（一位知名的宋明理学教授）的女儿。他像哲学系的所有男生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走近她，向她发出勇敢的邀请（或者说“攻击”）。但是，直到毕业的那天他也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他从马基雅维利坚定的思想里获得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迈出那一步。他站在过道里发愣。他希望马上就会响起的铃声其实是下课的铃声。是的，第一节课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厌倦了中学教师的生活。是啊，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他甚至会更消极，用“自己”去替换“历史”。是啊，他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也是他回答不了的问题。这问题令他对学生时代的结束充满了惋惜，也令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迷惘。他站在过道里发愣，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同事走过来，用指尖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捅了一下。“我们去看电影吧。”她轻松地说。这正是他一直想对那位漂亮的图书管理员发出的邀请。这轻松的邀请给他的身心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他们去看了一部法斯宾德导演的影片。影片女主角的坎坷生活令他们深受感动。在送她回家的路上，他们激动地交谈起来。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揪心的影片。他说影片不可思议的结尾令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碰了他的肘关节一下。接着，她就像念台词一样低声说：“迷惘是生命的本质。”他激动地瞥了她一眼。她说出的警句与他们身体谜一样的接触都令他激动。她没有侧过脸来。她的眼睛盯着远处一幢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她低声说那警句出自她大学时代“当代中国文学”课的老师。那位自己也喜欢写小说（而且从来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小说）的老师总是在课堂上很得意地重复这句话。

“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他激动地问。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她想起了她突然离家出走的哥哥。那一年，一切都是那么好：她考进了全省最好的大学，她父亲被提拔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甚至困扰她母亲多年的慢性关节炎都停止发作了。一家人都在兴奋地等待着家里的“第三代”的诞生。也许就是因为一切都是那么好，他们的父母决定要好好庆祝一下她哥哥的生日。他们在城市里最出名的餐馆定了餐。那是她终生难忘的“最后的晚餐”。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她从来都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情绪激动地说：“这是最特别的生日。”这感叹立刻感动了他们的父母。坐在他身旁的母亲温情地抱住了他。而坐在他对面的父亲情绪变得比他还要激动。“是啊，”他说，“这是你成为父亲之前的最后一次生日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成为父亲之前的最后那个生日。”他说着，看了自己的妻子一眼。她正在用纸巾为儿子擦去激动的眼泪。

他肯定马基雅维利不会同意那种关于生命本质的说法，因为“迷惘”多少还是一种与“道德”相关的状态，而“道德”是君主的敌人，为马基雅维利所不齿。但是，他感激他的同事在他感觉迷惘的时候突然说出了那样的警句，那好像是对他的现状的安抚。他现在的思想远没有第一次读到《君主论》的那个通宵那样清晰。他现在非常迷惘。是啊，不择手段地创下丰功伟绩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学生关于历史的提问令他怀疑起自己从大学二年级以来的激情了。他觉得马基雅维利可能疏忽了一个不应该疏忽的问题。除了功利之外，生命可能还有另外的需要。那些需要可能会受良心和道德的制约。那些需要肯定会令生命充满了迷惘。“我很喜欢这部影片迷惘的结尾。”他说，“你呢？”

“我不知道。”她还是用很低的声音说。她还在想着她突然离家出走的哥哥。除了那一阵突然的激动和感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迹象了。在那“最特别的生日”之后的第二天，她哥哥下班之后没有回家。而接下来的一天，他又没有去上班。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最后，他们将他毫无理由的失踪报告了警察。

“我不知道。”她又低声重复了一遍她的犹豫。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她钟情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同事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秘密。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向在她的梦中已经与她同居的男人显露自己生命中最深的黑暗。一个月以后，警察也放弃了调查。在得知这放弃的消息之后的第二天，她偷听到她的父母与他们的儿媳妇之间最后的谈话。他们说，如果她愿意将那个孩子留下来，他们不仅愿意抚养孩子，也愿意她继续与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接着说，如果她不愿意留下那个孩子，他们也很理解，也不会勉强。在日常生活中比他们的儿子还沉默寡言的儿媳妇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这冷漠的反应显然出乎她父母的意料之外。她看到他们首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然后，他们嚎啕大哭起来。那是她第一次看见她的父母抱在一起。那是她第一次听见她的父母嚎啕大哭。

就像在她的梦中那样，他很快就搬进了她的房间里。他们将原来靠墙的单人床拖出来二十公分，将两个人的书码起来填补了这个空隙。他们趴在加宽的床上打牌、下棋、看电视、改作业……当然，还有做爱。他们发现他们对新生活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们还发现他们对性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被小说家们写得神乎其神的高潮。他们都觉得做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乐趣和特别的奥秘。不过他们睡觉的时候总是紧紧地抱着对方。在他们的新生活中，这种拥抱比做爱更能满足他们对对方的渴望。但是非常奇怪，尽管他们入睡的时候抱得很紧，每次醒来（哪怕是在半夜里醒来），他们的手却总是已经松开了，他们的身体却总是已经分开了，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背对着背，就像是一对几乎闹翻的男女。这黑夜的魔术其实可能是一种预兆或者一个隐喻，而他们却从来都不这样看。他们甚至觉得睡梦中不知不觉的分离反而让他们感觉更加亲密。

同居的生活让他们忘记了生命的“本质”，让他们感觉充实和满足。但是，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特别是他们的同事们）知道他们关系的级别。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在公开场合下的相处。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从来没有亲热的举动。他们从来不一起到达和离开学校。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同居的事还是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有的同事对他们突然冷淡起来，有的同事对他们突然热情起来。热情的同事们很快就公开用绰号称呼他们，叫他做“新郎”，叫她做“新娘”。这种粗俗的热情令他们难以忍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学校里露面了。

有一天，他们一起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有不少的同事和家长对他们的非婚同居有议论有看法。作为学校的领导，校长说，他有责任提醒他们不要因为“不负责任”的生活而损害了教师的尊严和学校的声誉。“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马上办理结婚登记。”还没有等他们表态，校长又接着说，结婚登记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甚至示意，如果结婚是一个错误，改正起来也同样非常容易。“将来不合适了……”他将自己一直手指交叉的双手摊开，轻松地说，“就这么简单。”

校长的干预令他们更加难以忍受。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他们更不想这样被校长“逼婚”。他们决定离开。他们离开了对他们有看法的城市。他们来到了这座几乎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们的城市，这座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他们在罗湖区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他们买了一张小号的双人床。他们仍然像从前那样趴在床上打牌、下棋、看电视、改作业……当然还有做爱。为了吸取从前的教训，他们选择在不同的学校工作。他们各自的同事们都认为他们仍然单身。一些关心他们的人还不时会安排他们与“合适的人”见面。实在拒绝不了的时候，他们不会拒绝。他们会将“合适的人”的情况带回零乱的床上，与对方一起分享。“合适的人”的那些极不合适的特征和表现有时候会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原居地的最后那个夜晚，在打包最后一批行李的时候，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本两年前的《花城》杂志。他记得那上面有一篇题目很长而篇幅却很短的小说，写的是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一九九零年的一个清晨的经历。那一对忧郁的年轻夫妇惊奇地发现他们在前一天的深夜做了“同一个”噩梦：他们都梦见了自己生命的结束，同样的结束，同样暴力的结束。“他们就好像是法斯宾德影片中的人物。”他深有感触地说。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两年前在读那篇小说的时候受到的震撼。

她坐在那只塞满衣服的纸箱上读完了那篇小说。“可是，他们没有选择影片的结局。”她说。小说中的年轻夫妇没有让他们同样的梦变成同样的现实。他们选择了活着，选择了与令人厌倦的生活不厌其烦地纠缠下去。她将杂志递给他。他接过杂志之后犹豫了一下，最后将它扔到了墙角的那一堆垃圾里。这时候，她再一次想是不是应该将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秘密和最深的黑暗展现给已经与自己同居了将近半年的男人。她的父母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儿媳妇了。他们听说她两年之后又结了婚。他们还听说她婚后不久生下的那个孩子只活了五个小时。他们有一天在餐桌上感叹说他们的儿媳妇真是一个苦命的人。

她再一次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让与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最接近的男人知道自己生命和身体里最大的秘密和最深的黑暗。很多年以后，她还在试图寻找这“不愿意”的原因。她好像是担心失去他，又好像是害怕拥有他（或者说完全被他拥有）。她总是在这种对立的担心和害怕之间摇摆。来到这座“开放”的城市之后，她的摇摆变得更加强烈。这座“开放”的城市里好像危机四伏。她觉得那些“危机”有一天会危及她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与他同居的生活。她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她正在扮演越来越“传统”的角色：她习惯了他回来以后的一声不吭或者愁眉苦脸；她习惯了他在下棋或者谈话的时候的那种心不在焉；她习惯了独自去菜市场采购以及独自在厨房里张罗（他偶尔进来插手反而会让她感觉很不舒服）；她习惯了晚餐之后由她来收拾零乱的餐桌；她习惯了周末不再有任何浪漫的安排；她习惯了她躺下之后他还在盯着他其实不感兴趣的电视节目；她甚至习惯了他躺下之后不再紧紧地抱着她；她也习惯了她醒来之后他已经不在身边或者她起来以后他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她习惯了所有这一切。

可是，她父亲的电话打破了她的这种习惯。她放下电话之后，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空虚。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她的身体轻得就像是一股气流，一阵呼吸。她用力抓住床铺的边沿。她甚至想大哭一场，用沉重的忧伤来压住失重的身体。可是，她哭不出来，因为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她哭不出来。她只能用全力抓住床铺的边沿，不让自己像气流或者呼吸一样飘散。在她就快支撑不住的瞬间，她突然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好像是来自时空尽头的声音，很微弱的声音。她听到那声音说：“我要结婚。”

“我要结婚。”她重复了一遍那微弱的声音。

他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刚下班回来就会听到这样一句他不想听到的话。“出什么事了吗？”他吃惊地问。他突然觉得她离他很远，比从天上飘过的云还远。

她的眼睛仍然直直地盯着前方，根本就没有看他。“我要结婚。”她继续说，还是那很微弱的声音，就好像是自言自语。

他坐到了她的身边。他将手搭到她的肩膀上。“出什么事了吗？”他不安地问。

“我要结婚。”她还是像自言自语似的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他意识到她的确离他很远，远到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安慰，远到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反应。他站起来，充满迷惘地走进了厨房。他勉勉强强地做好了晚饭（他不记得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动手做过饭了）。他走到床边，想将她拉起来。“我们一起吃饭吧。”他说。她没有让他拉动她。他试了几次之后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独自在餐桌边坐下。他故意选择了背对着她的位置。他慢条斯理地吃完，又慢条斯理地将桌子收拾干净。然后，他将灯关掉。然后，他走到床边，在她的身边坐下。他们默默地坐着。她还是直直地盯着前方。而他一会儿低着头，一会儿仰起头。从外面渗进来的灯影在地板和天花板上晃动，令他心烦意乱。他在这种心烦意乱的状况中经历了他们一起去看那部法斯宾德的影片以来最难熬也是最难忘的一个通宵。

天蒙蒙亮的时候，她突然开始收拾行李。“出什么事了吗？”他用疲惫的声音问。她告诉他她的母亲快不行了。“要我一起去吗？”他完全是不假思索地说。她用很冷漠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就好像是说：“你是谁？你去干吗？！”那种目光让他恐惧。他什么都不敢说了。他等着她从学校办好请假手续回来。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她没有反对他送她去机场。他们在安检口很冷淡地分手。这时候，她才告诉他，其实她的父亲早也就快不行了。不过昨天的电话却是关于她母亲的消息。尽管她母亲的癌症比她父亲的晚八个月才发现，她父亲昨天却得到了她母亲“时间已经不多了”的确认。她父亲希望她能够马上赶回去，希望她们母女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他很难受。他不仅因为这消息难受，更因为她一直没有让他知道她父母都得了癌症的事而难受。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他充满迷惘地看着他。突然，他感觉她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捅了一下。那是记忆还是现实？那是错觉还是感觉？是的，他还记得那最初的感觉。正是她那个轻松的动作将他带进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将“他们”带进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使他渐渐淡忘了马基雅维利，也渐渐淡忘了马基雅维利让他看到的那种远大前程。他像所有普通人那样活着，活在现在的生活中，活在日常的生活中。“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就去登记结婚吧。”他突然用激动不已的声音说。

她用一种令他感觉陌生的微笑回应他，好像他离她很远，比从天上飘过的云还远。

她延长了一个星期，一直到处理完母亲的丧事才回来。回来的第二天下午，他们就去办理了结婚登记的手续。办事员将结婚证递给他们的时候微笑着恭喜他们。他微笑着回答说谢谢。他注意到她什么也没有说。他不知道她又想起了她突然失踪的哥哥以及她突然离世的母亲。

从登记处出来，他们没有去餐馆庆贺迟到了多年的这种形式上的结合，而是直接回到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家”里。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张罗。他们做了他们同居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实际上的结合开始的那一天）做的同样的菜。像那天一样，他们九点钟不到就躺下了。他像那天一样抚摸她，亲吻她。她像那天一样轻轻地闭着眼睛。床头灯昏暗又温情的灯光荡漾在她带着很深倦意的脸上。他突然想起了那篇小说中那一对在同一个夜晚做了同一个噩梦的年轻夫妇。他觉得他们自己的关系就像他们的关系一样因为“死亡”而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他深有感叹地说。他以为她会对他的感叹做出激情的回应。

她的冷淡令他迷惘。她睁开了眼睛，却并没有看着他。他从她没有光彩的目光里知道她的思想仍然飘浮在很远的地方。“可是……”她说。她没有将想说的话说出来。接着，她将身体侧向了一边，用背对着他。

她没有反对他用身体贴住她的后背。她也没有反对他将手绕过来，用手掌捧着她的乳房。但是，与他们同居生活开始的那一天不同，这一天（他们形式上结合的这一天）没有以他们平平淡淡的做爱而结束。

在新的生活中，她仍然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她仍然不习惯他进厨房来帮忙。她称那是帮“倒”忙。不过同时，她也突然不习惯自己独自在厨房里张罗了。紧接着，她发现她对生活有了越来越多的“不习惯”。新的生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的新意。它只不过就像是被她父亲的电话打乱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不习惯这种恢复和这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她几乎每天都这样质问自己。新的生活没有让她感觉到“升华”，而是让她感觉到了“蒸发”。他们源于法斯宾德那部影片的生活突然让她充满了迷惘。她有点恐惧。她不想被“生命的本质”吞噬。她将注意力尽可能地放在她父亲的身上。她每天都给他去电话，了解病情的发展和治疗的进展。化疗的效果一点也不理想，这消极的消息将她深深的迷惘恶化成了深深的绝望。

暑假正式开始的前一天她就匆匆离开了。她并没有想到整个暑假都会在家乡度过。她也没有向他发出同行的邀请，尽管他现在已经有了“法定”的身份。她不知道为什么不想与他同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她上次离开的时候那样，问是不是需要他的同行。他们仍然在机场安检口前分手。她最后的交代居然是不要给她打电话，“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呆一段时间。”她说。

守护在垂死的父亲身边，她事实上不可能有片刻的安静。她父亲最后的表现十分优雅。大家都这么说。但是，这并没有给她多少的安慰。她已经对生命充满了迷惘，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带给她任何的安慰。

安葬好父亲的骨灰之后，她没有马上回来，因为有许多“善后”工作要由她来处理。她的两位堂姐陪她住了一段时间。开始那几天，她们每天晚上都彻夜长谈，她们回忆起来小时候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但是，她突然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她想起了他的出现带给她的那种强烈的孤独。他是比她晚一年分配来学校的同事。她听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她发现他总是站在教学楼的过道里发愣。那种强烈的孤独让她在秋天里的睡眠变得越来越差。她知道要想根治神经系统的紊乱只有一个处方：她终于鼓足勇气走到了他的身后。她用指尖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捅了一下。“我们去看电影吧。”她装着很轻松的样子说。那种铭刻在她生命里的孤独让她突然就对堂姐们仍然感兴趣的话题失去了兴趣。过去一去不复返了！她充满迷惘地想，如果那一天没有向他发出那样的邀请，她的生活就不会发生所有的这些变化，她就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她因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感觉极度的空虚。

她一直到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才回来。他不知道她回来的时间，也没有去机场接她。她在走进门的瞬间就立刻感到了她在离开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已经强烈地感到了的那些“不习惯”，尽管房间里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变化，尽管他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变化。他接过她的行李。他们在仍然零乱不堪的床边坐了一下，好像都没有什么话说。是他的提议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他提议去街口的那家素菜馆吃饭。她没有反对。

他们习惯坐的那张餐桌正好空着。她坐下来的时候，习惯性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经过一个笼罩着死亡气息的暑假，这熟悉的环境已经让她感觉不习惯了。但是，她没有说什么。她在他点菜的时候提醒他说她其实什么都不想吃。他随便点了两个菜。他说他其实也什么都不想吃。然后，他心不在焉地问起了她父亲临终时的情况。她什么都没有说。她什么都不想说。“你呢，”她心不在焉地问，“你过得好吗？”

他用很平静的声音说他过得不错。其实他应该激动地说是过得“很好”。这是他们一起去看那部法斯宾德的影片以来最久的一次分开。这是他从那天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她的不在的“好”或者他们的分开的“好”。当然，他不想让她看出他的这种“好”感。他的声音很平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说着说着最后会说出那句也许不应该说出的话。他说自从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以来，他突然觉得他们的生活变了，变得他“不习惯”了。“这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吗？”他平静地问道。她想起了他们搬离故乡城市前一天晚上读到的那篇小说。她吃惊他的同感。但是，她没有暴露她的同感。她平静地看着“不习惯”与她在一起生活的丈夫。她的脑海里突然又出现了父亲临终前的样子。她无法理解那曾经可以称得上“魁梧”的身体怎么可能枯瘦成那种样子。“也许你是想与我分开过？”她问。

“其实——”他平静地说，“我并没有这样想。”说完，他将脸侧向了一边。他没有勇气正视她的目光。

这时候，她又感到了那一种强烈的冲动。她想向他显露她生命中最深的黑暗，她想让他知道她生命中最大的秘密。可是，她又一次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一个服务员走到他们的桌旁，为他们的茶壶加水。这个平常的细节帮助她压制住了内心深处强烈的冲动。她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她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最大的秘密对她一生的影响。

在办好离婚手续两个月之后，他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她过得很好。“那就好。”他平静地说。接着，她也礼貌地问他过得怎么样。他也说他过得很好。他说他又开始钻研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了。他说他还是为他深邃的思想所陶醉。他说他很想将来能够写一本关于他的书。“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平静地说。

“是啊，”她说，“人其实不可能改变，就像生活本身一样。”

她不知道她这是对他的肯定还是对她自己的安慰。

神童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庆功会的真实原因。那是市教委为我和我的老师举行的庆功会。那是为我获得了全国业余钢琴大奖赛少年组一等奖而举行的庆功会。会议组织者将会议的安排通知我父母的时候说，那一天全市所有的媒体都会派记者到场，而主管文教的副市长还将在庆功会上致辞并亲自为我和我的老师颁发奖金和奖状。

但是在开会之前二十分钟，会议组织者突然接到了我父母的电话。他们说我因为高烧一直不退，肯定不能在庆功会上露面了。他们说我是两天前开始发烧的。他们说医生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病情却还是不见好转。他们向会议组织者表示非常抱歉。他们说他们自己仍会按计划出席庆功会，为我代领奖金和奖状。不过，他们将肯定没有时间和心情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希望会议组织者能够体谅他们的处境。

实际的情况是，我父母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已经发现了我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四处寻找，找了将近八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不得不打那个电话。他们不得不那样撒谎。他们以为我第二次离家出走了。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发生在他们拒绝我更换钢琴老师的请求之后。他们最后是接到广州火车站铁路公安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了我的下落。这一次，他们却完全“以为”错了：我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我就躲在我们楼下的配电间里。天还没有亮，我就躲进去了。我决定一直躲到庆功会开始之后再出来。

我父母参加完庆功会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了。他们如释重负。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又一次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不会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我是两天前向他们提出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的。如果他们稍微耐心一点，让我有时间把话说完（也就是让我说出早已经编好的理由），事情肯定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地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甚至说，我即使是发高烧发到了走不动的程度，他们也会将我架到庆功会的会场上去。

我父母一起走到了我的床边。他们没有责备我，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没有去参加庆功会非常可惜。他们说副市长在会上的致辞令人振奋。他们说我的老师关于我这一两年琴艺飞速长进的介绍更是引起了到会的所有家长和琴童们的兴趣，将庆功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我一直低着头。我耐心地等待着我父母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在他们最后准备将奖状打开给我看的时候，我突然抬起头来，向他们宣布了我如果去参加庆功会的话就会在那里当众宣布的决定。“我再也不会碰琴键了。”我坚定地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再碰了，一辈子都不会再碰了。”

……十三年过去了，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只有现在一半的年纪。那时候我是这座城市里引人注目的“神童”。那时候我受家人的宠爱，受社会的关注，受媒体的追捧。那时候我是所有孩子的榜样，更是所有家长用来评估自己孩子的坐标。所有人都知道我十三岁生日那天上午市长亲自打来了祝贺的电话。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那次生日之前不久举行的全省初中生数学和作文比赛中都得了一等奖。所有人都知道我正在用原文阅读《哈利·波特》。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国际象棋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二十岁以下的对手……大家甚至记得我十二岁那年不仅已经熟知梁山泊全部好汉的姓名、绰号和座次，还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和《西线无战事》。大家甚至还记得我十一岁那年就已经能够背出《滕王阁序》和《过秦论》。大家甚至还记得我十岁那年发现了高考语文试卷上的一个错误。大家甚至还记得我九岁那年就能够随口说出耶路撒冷的面积和塞拉利昂的人口……关于我的钢琴，大家知道的当然就更多了：我几岁开始学琴，几岁开始得奖，几岁考过了几级等等等等都是报纸上重复过多次的内容。所有强迫孩子学琴的家长都用我的进度来测量和要求自己的孩子。我是这座城市里引人注目的“神童”。而根据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我最“神”的地方还在于我没有其他的“神童”都有的那些怪癖，比如偏执、比如忧郁、比如孤僻。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心智十分健全。我一直都在担任班级和学校的干部，我经常去书城和图书馆做义工，我对邻居们很有礼貌，我在同学们面前非常谦恭……一句话，我是全面的“神童”，我是健康的“神童”，我是快乐的“神童”。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这“所有人”对我是多么的无知。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我耀眼的生活后面的黑暗。他们尤其不可能知道我在十三岁生日前后那半年多时间里的特殊遭遇。我在那一段神秘的时间里先后与“天使”和“魔鬼”相遇，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和震荡。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也没有人愿意知道这一点。庆功会本来是我的机会。我本来想利用那次机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对我是多么的无知。但是，我突然退缩了。我突然向我父母提出了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我突然不愿意向别人显露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了……可是，我父母根本就没有耐心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说那是为我举行的庆功会，我必须去参加。他们以为我不去参加会让他们丢尽面子。他们不知道我去了才会让他们丢尽面子。

如果我去参加了庆功会，所有人就会知道我遇见的“天使”比我大十五岁。她是我的表姐。她在那个初秋的傍晚从石龙赶来。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光泽，目光里没有一点生机。她显得极为疲惫。我将近两年没有见过表姐了。我没有想到她突然变了样子：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表姐”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我充满诱惑的女人。哪怕她显得那样疲惫，我还是立刻就嗅到了她带来的那种特别的“气息”。那是从她生命深处渗透出来的“气息”，那是女人的“气息”，那是充满诱惑的“气息”。当她将手轻轻放在我头顶上的时候，我的身体畅快又羞涩地痉挛了一下。

母亲临睡前过来督促我关灯睡觉。她顺便告诉我，表姐要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因为她自己的家里已经不能住了。我又问为什么。母亲低声问我是不是看见了表姐左颊上的那一道伤痕。那是很明显的伤痕，我当然看到了。母亲说那是表姐夫用滚烫的锅铲打出来的。我又问表姐夫为什么要打表姐。母亲说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还提醒我千万不能向表姐打听那道伤痕的来历。

表姐在我们家住了两个星期。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里，母亲安排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而让表姐睡在我的房间里。那两个星期里的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总是听见表姐在我的床上辗转反侧。这种对应让我觉得“夜晚”是我们单独相处的地方……应该说还有未来。我有好几次看见了“我们”单独相处的未来：我看见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而表姐还像现在这样年轻漂亮。她穿着颜色鲜艳的围裙，从厨房里端出了我喜欢吃的麻婆豆腐和粉蒸排骨。我盯着她洁白的臂膀，那一阵畅快又羞涩的痉挛又穿过了我的身体……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夜晚的躁动和兴奋让我白天神情恍惚。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管是在黑板上、在琴谱上还是在天空上，我看到的都是表姐的身影：她鼻尖上的汗珠，她嘴角上的纹理，她飘动的头发，她隆起的胸脯，她大小臂挤压在一起而形成的那道诱人的缝隙……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我每天下课之后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我只想尽快回到表姐的身边。我只想闻到从她生命深处渗透出来的那种女人的“气息”。

星期五的晚上，父母亲要去医院看望一位突然中风的同事。他们匆匆吃完晚餐就离开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机会与表姐单独相处。我们都还没有吃完。我故意减慢了吃饭的速度。我根本就不想吃完。我一边吃着，一边感受着与表姐单独相处的美妙。每次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表姐的脸上都会出现温情的微笑。我觉得那是只属于我的微笑。那微笑带给我至高无上的美感。那是音乐无法带给我的美感。那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获得的美感。突然，我有点神魂颠倒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未来的世界。“他为什么要打你？”我突然很气愤地问。表姐微笑着看着我，似乎并没有觉得这是我不应该问的问题。“因为……”她说，“因为他知道我不爱他。”我没有想到表姐会这样回答。“你不爱他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我接着问。表姐放下碗筷，将身体靠到了椅背上。“我也不知道。”她说，“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问为什么的。”我没有被她的这句话吓倒。我还有许多的“为什么”想问。“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我继续问。表姐用迷惘的目光看着我。“因为他不想离婚。”她用沮丧的声音说。我比她还要沮丧。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生活得如此地无奈。“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吗？”我继续问。表姐很伤感地点了点头。“我爱另外的一个人。”她说。这“另外的”信息让我感到了一阵欣慰，好像那另外的人就是我自己。“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呢？”我迫不及待地问。“我不可能跟他结婚。”表姐说。“为什么？”我问。“因为他死了。”表姐突然非常激动地说，“因为他已经死了。”我全身颤抖了一下。我不敢再问任何问题了。我不想让表姐伤心。我低下了头。我想起了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那是一个在水库里淹死的初中生。那一年我才七岁。我挤进围观的人群。我盯着那惨白的尸体。我突然知道了死亡的恐怖。而那还只是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自己爱人的死又该会有多么恐怖呢？！

没有人知道我与表姐之间的这次对话。更没有人知道这次对话对我的心理和生活造成的影响。这次对话让爱情和死亡在我的心中交汇，孕育了我终身都无法摆脱的忧郁和恐惧。那天晚上，我就在这忧郁和恐惧的阴影下练习巴赫的《哥登堡变奏曲》。当弹到第十六首变奏曲的时候，我听到了从音乐深处传来的一个很神秘的声音：“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这声音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不断重复，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崇高和演奏的庄严。我发誓要加倍努力，要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在下一次钢琴比赛中得奖。我要用殊荣来抚慰受伤的“天使”，我要用殊荣向表姐传递那神秘的信息：她的爱人没有死，他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长大成人……就在这时候，从卫生间里传来的冲水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意识到表姐刚刚上完了厕所。这种低俗的“意识”马上带给了我一阵强烈的羞愧。我的手指停了下来。我将脸贴到了琴键上。我想让自己摆脱羞愧的纠缠。可是这时候，花洒喷水的声音又出现了。我意识表姐上完厕所之后接着还要冲凉。我意识到她已经脱光了衣服。我听到了她拉动浴帘的声音，接着是从她身体上反弹出来的流水溅洒在浴帘上的声音……强烈的羞愧立刻被更强烈的好奇代替了。我慢慢地离开了琴凳，慢慢地走出了房间，慢慢地将脸贴到了卫生间门的毛玻璃上……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能够“听到”。我能够从水声的变化里“听到”表姐体态的变化。那充满诱惑的变化让我全身激烈地颤抖起来。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感觉左下腹部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感觉一股热浪喷出了我的身体。我感觉羞愧难当。

我只见过一次表姐夫，就是他来将表姐接走的那一次。他看上去果然像亲戚们谈论的那样温文尔雅。我无法将他与用滚烫的锅铲毒打表姐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他将表姐接走了（或者应该说是表姐跟着他走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一种浓烈的怨恨油然而生。我没有恨将我的“天使”接走的那个人，我恨的是我的“天使”。“为什么她要跟他走？”我绝望地向母亲提问。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她要回家啊。”这粗糙的回答在我受伤的心灵上又刺了一刀。“那不是她的家。”我绝望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母亲心不在焉地问，“那你说哪里是她的家？”我低下了头。我知道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表姐的家在远方，在未来。我不能说她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恨表姐。我无法原谅她突然抛下我，跟着她不爱的人走了。我恨表姐。我无法原谅她让我短暂的初恋变成了我的第一次失恋。

……十三年过去了，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如果我去参加了庆功会，我一定会情绪激动地指着站在身边的那个秃头对所有人说：“就是他！”他是我的老师或者说恩师。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而如果我出现在庆功会上，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是一个“魔鬼”，一个差点将我推进地狱的“魔鬼”。

我们之间的机缘是那次全省的少年钢琴比赛。他是那场比赛的评委，而我当时还不到十一岁，是比赛中年纪最小的得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走到我父母身边，夸奖我很有潜力，并且说他愿意收我为学生。我的父母异常兴奋，因为他是有口皆碑的老师，因为所有家长都梦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他的指点，因为他的“愿意”不仅标定了我的水准，还预设了我的前景。

经过他一年的指导，我的琴艺果然突飞猛进。那是愉快又正常的一年。每次上课，母亲都会陪在我的身边。每次课后，母亲都会对名师的教法仔细评点。她说我太幸运了，能够得到如此精到的指导。她对我的进步也同样赞不绝口。母亲甚至改变了她一贯的态度，开始认为我应该确定以钢琴为终身的专业。

异常是从第二年的夏天开始的。我母亲那天对我说，像我这么自觉的孩子其实没有必要每次都由家长陪着去上课了。我后来知道这其实是“魔鬼”自己的说法。我母亲因此决定不再每次都陪着我去上课了。她说这是对我的一种“锻炼”。这种“锻炼”导致了异常情况的出现。我很快就注意到，母亲在场与不在场，“魔鬼”对我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不在场的时候，他对我会特别亲热。上课的时候，他不仅会有许多手把手的动作，他还经常会用手在我的肩膀或者后背上搓揉。而在下课之后，他不是简单地拍拍我的头，而是还要紧紧地抱我一下，才对我说再见。

表姐对我的影响也没有逃过“魔鬼”的眼睛。那最神奇的两个星期里，他每次上课都发了脾气。他指责我注意力太不集中，他指责我眼睛盯着的好像不是乐谱。而我“失恋”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尽管我更不在状态，“魔鬼”却显得非常随和。他好像知道我生活中发生的变故，他好像很高兴我已经“失恋”，他好像有点幸灾乐祸。就是在那一天，他第一次将他的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他用他肥胖的手指在我的大腿上演示指法和力度。他的指尖与我大腿皮肤的接触让我感觉肉麻。但是我不敢反对，因为他说那是他发明的特殊方法，他说在大腿上演示容易将各种技术上的要求刻入我的大脑。而那天下课之后，情绪亢奋的“魔鬼”不仅紧紧地抱了我，还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下。这让我感觉羞愧难当。

那一天，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我想马上将“魔鬼”的异常表现告诉母亲。但是跨进家门的一刹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改变了主意。我怕母亲批评我或者笑话我，我更怕母亲不相信我。我决定不让母亲知道这件事，永远都不让她知道。接下来的那一次课，母亲本来是说好要陪我去上的，但是我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告诉她，我不想要她陪了，我想自己去。我至今也不是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也许是怕她知道了我和“魔鬼”之间的秘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它让“魔鬼”看透了我的懦弱。他看出了我完全没有反抗的勇气和能力。

他从此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在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里，只要母亲没有陪我，他就一定会反复使用他发明的“特殊方法”。终于有一天，弹着弹着，他的手指离我腹股沟越来越近。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继续前进，将手指伸到了我的裤裆里。伴随着恐惧感和羞耻感，我的身体出现了迅速又强烈的反应。“你看，它懂音乐。”“魔鬼”用启发式的声音说，“音乐让它强大无比。”我根本就不敢往下看。我固执地盯着琴谱。我没有中断我的弹奏。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弹奏什么。我的眼前又出现了表姐湿漉和变化的体态，我好像又将脸贴到了卫生间门的毛玻璃上。我怀疑“魔鬼”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我感到无地自容。这时候，我的身体又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我紧紧地夹住双腿，想制止住身体的崩溃……已经太晚了，那股曾经令我羞愧难当的热浪又喷出了我的身体。“魔鬼”的脸上出现了我从没有见过的得意笑容。我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魔鬼”竟做出了让我更觉得无地自容的举动。他低下头，在我湿透的裤裆上亲了一下。

我冲动地站起来，冲动地收好琴谱，冲动地冲出了“魔鬼”的家。回到家里，我马上对我父母说我还是想跟原来的老师去学琴。我父母问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女老师。“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怪癖？！”我母亲说。而我父亲斥责我不知好歹，辜负了恩师的厚爱。他们不同意我更换老师。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大赛的前夕，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不管有什么理由，我在这时候都不应该更换老师。我母亲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父亲说坚持下去才能够捍卫“神童”的“尊严”。

那天晚上，强烈无比的羞耻感让我根本就无法入睡。许多稀奇古怪的意念在我的头脑中横冲直撞。其中最让我无法承受的是我的小麻雀变成了一只小爬虫。而那小爬虫又越长越大，越长越长，最后变成了一条大蟒蛇。那条大蟒蛇缠绕着我瘦弱的身体。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看见人们对着我指手画脚。在城市广场的一角，一个魔鬼举着火把向我逼近。大蟒蛇迅速散开，与魔鬼展开了搏斗，几个难舍难分的回合之后，一股白热的毒液从大蟒蛇嘴里喷出，将魔鬼顷刻间化为了乌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意念让我的身心更加疲惫。

有一刹那，我甚至想到了自杀。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自杀。我想只有那可怕的死亡能够抹去我无法承受的羞耻。是表姐将我从绝望的感觉中领带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她。我想去找她。我想告诉她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这一切。天还没有亮，我从床垫下翻出我积攒压岁钱的信封，然后悄悄溜出了大门。我在小区的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让疲惫不堪的出租车司机将我送到火车站。我在那里买了一张去石龙的火车票。

刚上车，我就感到了强烈的睡意。我马上就靠在窗户上睡着了。我不知道火车已经经过了石龙车站，我甚至不知道火车已经到达了终点站广州车站。是列车长将我叫醒的。她马上就发现了我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她将我交给了火车上的乘警，乘警又将我转交给广州火车站铁路公安办公室。母亲接到铁路公安的电话后马上就赶了过来。

在回家的大巴上，母亲问了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回答。我的头靠在车窗玻璃上。我的右手手指在车窗玻璃上机械地重复着《哥德堡变奏曲》最开始的那几个小节。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决定认真练琴，争取在不久举行的全国比赛中获奖。我知道获奖之后我们城市将会为我们举行隆重的庆功会，我和“魔鬼”将会一起站在主席台上。那是我的机会。我会指着他的秃头对所有人说：“就是他！”这个想法让我振作起来。我告诉母亲，我已经不打算更换老师了。不过，我希望她还是每次都陪我去上琴课。“现在每节课的内容太多了，”我说，“我自己根本就记不住。”

……十三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后来的许多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我果然在比赛中得了奖。市教委果然要为我和“魔鬼”举行庆功会。那正是我为自己创造的机会。但是在开会前两天，我退缩了。我知道我没有勇气将自己蒙受的羞辱公之于众。我父母不理解我。他们拒绝了我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我只好用“失踪”来逃避。躲在配电间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的退缩而羞愧。我更为钢琴带给我的耻辱而羞愧。我决定再也不碰琴键了。我必须远离钢琴。我必须忘记钢琴。我的决定并没有让我父母大惊失色。我上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仍然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他们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母亲独自从卧室里走出来。她走到我的身边，扶着我的肩膀，用很温和的声音提醒我应该抓紧时间复习学校的功课，因为期中考试就快到了。我从这句与我的决定无关的话里听出了父母们刚才争吵的结果：他们妥协了。这是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妥协。

……十三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是“魔鬼”的死让我重新想起了这一切。我从此再也没有碰过琴键了。我也放弃了包括阅读和国际象棋在内的所有业余爱好。我变成了一个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孩子。我的学习成绩也迅速下降。我虽然勉强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但是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却继续下滑。最后，我只考上了位于汕头的一所普通大学。我学的是文秘专业。大学三年级的上学期，我受强烈的厌学情绪困扰，曾经一度有退学的冲动。但是当时我父母的关系已经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我不敢再给他们添任何麻烦。我知道那一天他们在是否应该向我妥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是他们关系破裂的端倪。我勉强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我先是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入了市政府属下的一个小机构。在那里工作四年多之后，我调到了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是我母亲大学时代的同学。我一直在她的手下工作到现在。

十三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极为平庸的十三年。父母最后终于还是离婚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当然，我经常还是会被人认出来。我也经常听见别人在背后或者甚至当面议论我。他们最常见的感叹当然是“太可惜了”。我对他们的议论和感叹无动于衷。他们不知道我经历过的地狱般的黑暗。他们不知道“天使”带给我的忧伤。他们不知道“魔鬼”带给我的绝望。他们不知道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可惜”。他们不知道我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曾经是这座城市里引人注目的“神童”而现在什么都不是。

也许我心理的（或者是生理的？！）那种令我费解的变化可以算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大事。最近三年来，经常有人想给我介绍女朋友。可是，我发现自己对“异性”不仅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还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感。我觉得女孩子都很龌龊都很无聊。我觉得她们会弄脏或者弄乱我的生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种心理的（或者是生理的？！）反感是十三年前那两段痛苦经历留下的创伤，但真凶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我却并不清楚。

现在，“魔鬼”死了。这当然也应该算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是服用了过量的抗抑郁药片之后死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的。那是我坐过的沙发。那是带给我许多痛苦记忆的沙发。我知道在我停止学琴之后，“魔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很快就不再带学生了，他很快就不当评委了，他很快就不大出门了，他甚至很快就不接电话了。我母亲每年都会去看他两次。她说他家里乱七八糟，气味也很不好闻。她说不少人想为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女人来照顾他的生活，他总是断然拒绝。她说最近这些年来，他抽烟抽得非常厉害，喝酒也喝得非常厉害。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是母亲首先将“魔鬼”的死讯带给了我。她没有想到我会想去参加“魔鬼”的葬礼。她用费解的目光看着我。她知道这十三年来，我从来没有对“魔鬼”的状况表示过任何兴趣。“你不知道你停止学琴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打击。”母亲说，“我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曾经对你寄托过多么大的希望啊。”

我很容易就可以终止母亲的内疚，甚至将这深深的内疚转化为深深的憎恨，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想让她知道十三年前“魔鬼”在我的生活中和身体上留下的痕迹。身体上的痕迹在我回家之后就被冲洗掉了。但是，生活中的那种痕迹却永远也不可能抹去。我已经带着那种痕迹生活了十三年。这是平庸的十三年。经过时间平庸的浸泡，我现在不仅一点也不恨他了，甚至还有点感激他。这是我想去参加他的葬礼的原因。我真的有点感激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点肥胖的手指，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手指将音乐送进了我的裤裆，如果不是他对我的那种特殊的“启发式”教育，我现在肯定还是“神童”，我肯定还以为自己是“神童”。我肯定还在做“神童”的梦。那是我父母让我做的梦。那是我们这个狂躁的社会让我做的梦。真的，我现在甚至还有点感激我的恩师：是他魔鬼般的行径将引人注目的“神童”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人。我其实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村姑”

在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上，她意外地发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在火车开动前的一分钟才气喘吁吁地上了车。她需要在两节车厢的联接处站一会，等自己的呼吸平缓下来。然后，她走进了前面的那一节车厢。周末的乘车状况对她并不陌生，但是整个车厢里只剩下一个空位的情况她却是第一次碰到。她从车厢的尾部一直走到车厢的头部，只看到了那一个空位。她果断地折回来，抢在另一位乘客之前将挎包放到了那个空位上。那好像是她命中注定的位置。她坐下来。她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有点汗湿了的衬衫。然后，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小包薯片，一小瓶矿泉水以及那本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她一边吃着薯片，一边翻动着书页……同时，她用余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座。他是一个东方人。他的头倚在车窗玻璃上，好像正在明媚的阳光中做梦。已经五年了，她每个月都要乘坐一次来往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之间的火车，这是她唯一一次碰到车厢里只剩下了一个空位的情况，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坐在一个东方人的身旁。

她住在位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之间的三河市西南三十公里处的一座村庄里。从她的住处开车到蒙特利尔郊外的多瓦尔车站大约需要九十分钟时间。最近五年来，她每个月都要乘火车去多伦多看望她深受老年痴呆症折磨的母亲。那个只有一个站台的小站就是她每次上下车的地方。在那里上下车，她可以避免将车开进在她看来又嘈杂又拥挤的蒙特利尔市区。她是一个“村姑”，她总是这样告诉别人，大城市的嘈杂和拥挤让她身体不适、心神不宁。

她出生在魁北克与安大略两省交界处的一座小村庄，她成长的地方是安大略省东部的一座大农场。她习惯了一望无际的视野。她习惯了田园的节奏和空气，甚至那种空气中夹杂着的牛马粪便的气味都被她当成是生活的基本素质。她就读的大学也远离闹市。她得到了两个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文凭：一是法语语言和文学，一是翻译理论和技巧。在她看来，语言是自然之外最自然的事物。她从小就热爱语言。那种热爱更强化了她对自然的依赖。“每一种语言都是一望无际的视野。”她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

大学毕业后不久，她与小学班上总是惹得她不高兴的那个小男孩结了婚。他们在从小一起长大的农场里与家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她从事民用建筑设计的丈夫在三河市的一家建筑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他们离开了安大略。这是令她激动的迁移，因为她一直都希望法语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她的另一种视野。在她的坚持下，他们最后选择在这座距离三河市中心三十公里的小村庄里定居下来。他们村舍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后面是似乎没有尽头的丛林。她希望她将来的孩子也有像她一样幸福的童年。在她看来，与田园气息相伴的童年才是幸福的童年。

她在自己简陋的村舍里当了整整十二年的家庭妇女。每个周末在三河市内上的那一次健美课是她唯一的社会生活。在这十二年里，她的丈夫多次提出想搬到三河市内或者市郊去住。他认为城市里有更好的娱乐设施和更好的学校，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与她的看法正好相反，每次搬家的提议都遭到了她的断然否决。八年前的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的丈夫突然告诉她，他已经辞去了在三河市的工作。他说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后悔来到了魁北克。他要回到安大略省去，那里才是他的“家”。他要在那里的任何一座城市里生活……当时他们的女儿还不到十岁。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渡过婚变引发的经济和情感危机。那一天，她在健身班上的一位同学从她的村舍附近路过，特意拐进来看她。在闲谈中，那位信息灵通的同学提起刚刚完成扩建的核电站正需要一名从事英法对译的翻译。那家核电站与她的村舍相距不到十五公里，是离她最近的“上班地点”。而英法的对译正好是她的专业，她在做家庭妇女的十二年时间里也曾经零零散散地接过一些类似的翻译。她向核电站递交了申请和简历。她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她的面试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她得到了那份工作。收到合同的当天，她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一个家庭妇女因为婚变而变成了职业妇女。”

她有模特的体型和影星的姿色。她很快就同时遇上了两个严肃的追求者，这一点都不让人感觉奇怪。她的体型和姿色也许来自“杂交优势”。她的母亲是奥地利人，出生和成长于奥地利西部与瑞士接壤的山区，她的父亲则来自爱丁堡南部的苏格兰高地。她充满青春活力的举止掩盖了她真实的年龄：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两个“大”孩子的母亲，也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做过十二年的家庭妇女。

在性格和外表都有点对立的两个追求者之间，她选择了那个比她矮了半个头的财务部经理，理由是他也喜欢阅读。她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的阅读兴趣没有交叉之处。他只喜欢斯蒂芬·金，而她觉得读保罗·奥斯特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阅读。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将近三年。正式分手的那一天，他送给了她那本她后来总是带在身边的《纽约三部曲》。他们的关系是没有激情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分手没有伤痛。她完全不需要“痛定”和“思痛”的时间：两天之后，她就愉快地接受了那位身体彪悍的工程师的邀请，与他一起在村舍后面的丛林里做了两个小时的越野滑雪。当他们在村舍前分手的时候，那位工程师问他可不可以亲吻她。她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他们被夕阳浸透的亲吻将她带进了新的关系。这种与阅读无关的关系同样没有触动她的美感和激情。就在她那次去多伦多探望已经病危的母亲之前，她正式向他提出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次结束对她的心理稍微有点影响，因为她觉得自己似乎不仅是厌倦了“这种”关系，而且好像还已经厌倦了“关系”本身。她相信需要一段时间她才能够从这种沮丧的状况中恢复过来。母亲的病情加深了她的沮丧。她那是第一次在火车开车前一分钟才匆匆上了车。她只想多留点时间给早就已经认不出她来了的母亲。她那是第一次坐在一个东方人的身旁，第一次离东方近得触手可及。

她更没有想到她自己会被那个东方人“认”出来。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头依然靠在车窗玻璃上。他显得有点迷茫，好像不知道身边的空位上怎么已经坐了人。但是，他的表情突然变了。他认出了她手里的那本书。“你在读保罗·奥斯特？！”他说。他虚弱的声音里夹带着明显的惊喜。

她侧过脸来对他笑了笑。这是她想象和等待了许多年的场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人注意到了她正在读的书。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来自一个东方人。“你也知道他吗？”她故意用很平静的语气问。

那个东方人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仅知道他，还很喜欢他。”说着，他弯下身去，从放在椅子下面的背包里取出一本书，递到了她的手上。“你看，这就是你正在读的书。”他认真地说。

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没有一个她认识的字。她将书翻开，里面也没有一个她能认出的字。她将那本书翻到她正在读的书的同一页，将两本书并列摊在眼前。“这两本书是同一本书吗？！”她说。她的目光和声音都充满了惊奇。

“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个东方人说，“一本书的翻译与它的原作到底算不算是同一本书？或者说，翻译到底可不可信？”

他的话好像是对她的挑战。她觉得有趣又觉得不安。她自己也经常挑战她所学的专业和她从事的职业。翻译到底可不可信？这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挑战。她不想回答那个东方人的提问，尽管她确信她所从事的技术翻译能够做到“高保真”，是完全可信的……尽管她同意弗罗斯特的观点，认为诗歌无法翻译……尽管对于其他的翻译，她没有一点把握。

那个东方人也并没有在等待她的反应。“奥斯特自己都读不懂这本自己写的书。”他指着他的那本《纽约三部曲》说。

她笑了笑，将书递回给他。“它翻译得好吗？”她随意地问。

“这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那个东方人说，“一个没有读过原文的人有没有资格评说翻译的好坏？我通过翻译喜欢上了奥斯特的作品，这到底是因为原作的好还是因为翻译的好？”

“奥斯特本人也肯定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她说，“他自己就是一个翻译者，他曾经将一些法文作品翻译成英文。”

那个东方人说他知道。他说他还知道他曾经将一本法文的中国现代史译成英文。

而她不知道这个细节。这让她觉得有趣又觉得不安。她意识到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个真正的奥斯特迷，尽管他从没有读过奥斯特的原作。“你是中国人吗？”她好奇地问。

她的邻座点了点头。

她接着问他来自中国的什么地方。

“你去过中国吗？”那个中国人问。

她回答说她没有去过。她说她哪里都没有去过。她说她住在魁北克的乡下，只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

“喜欢读保罗·奥斯特的‘村姑’。”那个中国人用虚弱的声音说。

这明显带有恭维色彩的补充令她的脸红了一下。

“那你知道中国的哪些地方呢？”那个中国人接着问。

她说她只知道北京和上海。“还有，”她有点胆怯地问，“香港算不算？”

那个中国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纸和一支圆珠笔。他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中国的“地图”。他在图上标出了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位置。然后，他用笔尖顶着边界上紧靠香港的位置说他就来自那里。一座很特殊的城市，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二十多年前，那里还只是一座小渔村，他说，现在，那里的人口应该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年轻的城市。”她说。

那个中国人看了她一眼，他显然很欣赏她对他的措词的注意。“那座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他说。

她也很欣赏他的“就像”，这给她提供了想象那座“最年轻”的城市的角度。“那你出生在哪里呢？”她指着那张餐巾纸继续问。

那个中国人用圆珠笔在“地图”的东北部点了一下。“这就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他说，“一座长年浓烟笼罩的工业城市。”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直到离开它之后，我才知道新鲜空气的味道。”

她的脸又红了一下。她觉得他非常在意她刚才关于“村姑”的说法。那种说法似乎令他难以接受。

在将近五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的交谈几乎没有中断。她谈起了她的外祖父母和祖父母，她谈起了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带着家小离开欧洲，移民到加拿大来的不同的原因；她还谈起了她的父母。她说她的父亲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极点，而她母亲做任何事都从不过分。她说他们性格不合，却恩爱一生；她还谈起了她的两个孩子。她说她的儿子活泼外向，女儿却安静内向。她说她不知道同一个母亲为什么会生出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孩子。她甚至还谈到了她的“前夫”。她说这么多年以来，她始终不知道他突然离开她的真实原因。她觉得想回“家”以及想在城市里生活都只是表面上的解释。她说她怀疑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她没有提到她后来的那两位追求者，就好像自从“前夫”离开之后，她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

而像她一样痴迷保罗·奥斯特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谈及自己的“现在”。她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现在”有很深的恐惧。他只说他是“失败的”艺术家。她觉得他选用这个形容词有点攀比“村姑”的意思。他说他六岁就开始学画。他的启蒙老师是他们城市里最著名的艺术家。他说他不仅将他当成老师，而且还将他当成“父亲”。他的学习因为这位精神之父的两次坐牢而中断：一次他是因为临摹了安格尔的《大浴女》而被判“流氓罪”坐牢；一次是因为别人发现他那幅成名的风景画画的其实是“西风压倒东风”（与伟大领袖的信念正好相反）的景象，他被判“反革命罪”坐牢。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启蒙老师的第一次婚姻在他第一次出狱之后结束：他的妻子说她不可能跟一个“流氓”生活在一起，她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离开了他。他们的城市里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与“流氓”生活在一起，他最后经一位远房亲戚的介绍与一个“村姑”结了婚。“中国的‘村姑’，真正的‘村姑’，”他解释说，“那种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甚至没有在城市居住所需要的户口的‘村姑’。”那个“村姑”在他第二次出狱之前离开了他，她没有能力独自在城市里居住，她回到深山深处的村庄里去了。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谈论他的启蒙老师，而她真正感兴趣的是他本人的经历。他关于自己的谈论非常粗略。他后来离开了那座没有新鲜空气的城市，去北京上大学。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油画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回故乡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移民”来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他在那里的博物馆工作了十三年。五年前，他再一次移民，来到了蒙特利尔。“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对我意味着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宿。”

他用虚弱的声音提到的“归宿”让她觉得有点沉重。她注意到他稍稍调整了一下位置，避开了阳光的直射。她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他说他在那里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不仅在没有根的“最年轻”的城市里有，在北京和他的故乡城市也同样会有。而在他的启蒙老师去世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他的说法让她觉得非常新鲜：在自己祖国和故乡的“没有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好奇地问：“到了这里，不就‘更有’那种感觉了吗？”他好像早就思考过她的问题。“不是‘更有’，”他说，“是‘也有’。是的，在异域他乡，我也有没有根的感觉。”

“就是说你生活过的两个国家就有点像这两本书，”她说，“它们是同一本书，又不是同一本书。”她刚有点得意自己的这种联想，却注意到了他惊奇的反应。显然他也觉得这是值得得意的联想。这不是一个‘村姑’应该有的联想。她的脸又红了一下。

“当然还有安静。我喜欢这里的安静。”那个中国人说，“还有新鲜的空气。事实上，我是到了这里才闻到了真正的新鲜空气。”

她有点激动地看着他。“你应该去我们乡下住一段。”她说，“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静和真正新鲜的空气。”

那个中国人也显然有点激动，他轻轻地抓了一下她的手。

在火车驶近多瓦尔车站的时候，他们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她说这么多年来坐了无数次往返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之间的火车，这是感觉最快的一次。而他说，在这个国家定居五年了，他还从来没有与人这样深地交谈过。“要感谢保罗·奥斯特！”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他们举起各自手里的《纽约三部曲》，用它们的书脊碰了一下。接着，他将那张餐巾纸分成了两半，在有中国“地图”的那一半里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号码，又让她在另一半里写下她的电子邮箱号码。火车停稳了，她没有想到他会站起来与她拥抱。她更没有想到，他会在她的耳边用极为虚弱的声音说：“你的头发真漂亮。”这意想不到的分别让她在驾车回村庄的路上肯定车厢里唯一的空位就是她命中注定的位置。

她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两次梦见了这一趟充满巧合的旅行。在两次梦里，她都只听到了他虚弱的声音，而没有看见他的脸。这让她稍稍觉得有点奇怪。这无疑是她有生以来最浪漫的旅行。她几乎从来没有在火车上与另一位乘客交谈过，更不要说“深谈”了。她也从来没有与一个中国人交谈过，更不要说还谈到了保罗·奥斯特。这一趟旅行是概率论上的“不可能事件”。而更巧合的是，她在旅行之前刚刚彻底结束了她离婚之后最长的关系。如果还身在那种关系中，她是不会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好奇，也不会让一个陌生人对她好奇的。这两次梦见让她觉得刚刚结束的旅行其实并没有结束。

在上下班的路上，甚至在上班的时候，她都会突然听见他的声音。她相信他们的交谈一定会通过书面语言继续下去。她在等待他的邮件。她以为他们分手的当天，她刚回到家里就已经有他的邮件等在收件箱里了。按照惯例，他当然应该先给她写来邮件。但是等了将近一个星期，她还是什么都没有等到。她觉得不应该再等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合惯例。她决定主动给他第一份邮件。她的邮件写得非常简单。她为那愉快的旅行谢谢他，她为已经“萌芽”的“友谊”谢谢他。就在她将这邮件发送出去的同时，他那份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邮件进入了她的收件箱。她为这巧合而兴奋。她马上就写去了她的回复，她说他们之间已经“萌芽”的“友谊”一定会很快开花结果。

他们很快就控制住了“交谈”的节奏：每星期交换两次邮件。因为语言的优势，她的每一份邮件都写得比他的长一些。而保罗·奥斯特是他们“友谊”的基石。她不会忘记将她刚刚在奥斯特的书中看到的美妙句子附在邮件的最后。她在第四份邮件中“宣布”他们已经建立了两个人的“读书会”，而他在回复中提醒她说那还是读一个人的书的“读书会”。她欣赏他的这种淡淡的幽默感。他们的“读书会”最大的成就是对他的“还原”。她不停地鼓励他去读原文的奥斯特，而不是继续读翻译的奥斯特。这种鼓励很快就奏效了。那一天，她兴奋地看到了他从《红色笔记本》中抄下来的句子。他说那是他有生以来啃下的第一本原文书。下一步，他准备挑战她在火车上推荐过的《孤独的发明》。他记得她在火车上告诉他，那是关于“孤独”最精彩的随笔。他说两次移民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孤独”有了最近距离的体验。他说“孤独”其实就像情侣一样有双重的性格：它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她在第九份邮件里首次提到了他们应该有“下一次”见面。他最开始的回应是积极和温暖的。他问她下一次什么时候经过蒙特利尔。他说他们可以约好在多瓦尔车站的站台上见面。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建议，但是她觉得那样太仓促了。她告诉他，为了他们的见面，她不反对将车开进蒙特利尔市区。那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安排。他们还可以找一个有特色的咖啡馆坐下来。他们可以一起去爬皇家山。他很高兴她的这种“改变”。在随后的邮件里，他们不断地做出安排，他们离“下一次”见面越来越近。她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那一天的凌晨被汽车熄火的声音惊醒。她走到窗前，撩开了窗帘的一角。她的村舍前什么都没有。那又是一个梦，一个只有结尾的梦。“它只是魔鬼，不是天使。”她喃喃地说。她是在评论她突然感到的“孤独”。她坐到电脑前。她打开了电脑。她给他写了一份简单的邮件。她说他们“下一次”见面最理想的地点其实应该是她安静的村舍。“你可以来这里过周末，”她写道，“你应该来探索我的小世界。”

他没有回复她的邮件。这是他第一没有回复她的邮件。在等待回复的过程中，她反复重读了自己最近的这一份邮件。她十分懊悔那个凌晨的惊醒。她十分懊悔惊醒之后的不清醒。“探索”是什么意思？“我的小世界”又指的是什么？她十分懊悔自己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词。她接着马上又给他写了两份邮件。她的意思是向他道歉，尽管她没有明确地表示道歉。在第一份邮件里，她说其实在多瓦尔车站见面是很好的主意，因为他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互相认识。在第二份邮件里，她干脆就没有再提“下一次”见面的事了。她只是说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开始阅读《孤独的发明》。

又过了三个星期，她才终于收到了他的邮件。他的邮件里只有一句话。那不是对她前面任何一份邮件的回复。他请她告诉他实际的邮寄地址。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她又惊又喜。她的第一反应是他要地址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她寄什么邮件，而是想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突然出现在她的村舍前……她没有马上回复他。她不想要那样的惊喜。她想知道他到来的准确时间。她需要时间做最充分的准备，她想她的小世界是能够让他们的“友谊”开花的小世界。

她犹豫了三天才给他回复。她的邮件里连一句话都没有，只有她实际的邮寄地址。

在随后的两个周末，她一方面不敢离村舍半步，另一方面又根本就不愿呆在村舍里。她不停地朝窗外张望，直到突然觉得有点厌倦了一望无际的视野。在第二个周末即将过去的时候，她终于相信自己对他那意外请求的反应错了。他们的“友谊”没有开花：他不会出现。他不想出现。他不可能出现。在那天上床之前，她将他们的往来邮件全部移入到一个文件夹内，然后从邮箱里清除掉了他的名字。

她再一次得到他消息已经是五个月之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她的母亲终于安息了；她为核电站工作的那个项目也提前结束了；她在麦吉尔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的儿子决定休学一年，去博茨瓦纳工作；她性格内向的女儿选择了去温哥华而不是在离她较近的城市里读大学。她的村舍突然空了。她的生活也突然空了。而且，自从她将他们的邮件封存起来之后，她对保罗·奥斯特的兴趣也大大地减退了。他的消息是在所有这一切之后到来的。那是她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

那消息首先是一张领取邮件的通知单。那是要她到三河市中心邮局去领取邮件的通知单。她开始并没有将它与他联系起来。他已经在她的生活中“缺席”五个月了，而在这五个月里，她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她开始以为那是她儿子从博茨瓦纳给她寄来的生日礼物。她还想到有可能是她母亲的遗嘱执行人给她寄来的母亲的遗物。但是一看到邮局工作人员捧着邮件从库房里走出来，她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出处。邮件的形状说明那肯定是一幅画。那肯定是他的画。

寄件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和姓名，这让她更清楚了邮件来自何处。她将邮件放在前排的座位上。这样，她侧过脸来就可以看到它，就像他又坐在了她的身旁。她其实早已经不怎么记得他的面孔了。她能够感觉到的只是他虚弱的声音以及他们的交谈。她想象不出为什么在沉默了五个月之后，他会突然给她寄来一幅画。她也想象不出画的风格和内容。这令人费解的生活细节也许应该被写进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如果这真是他小说中的细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个像他那样技艺精湛的作者会让他的主人公看到一幅什么样的作品呢？

她看到的是一幅裸体画。模特斜躺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她正前方的注视者。有限的艺术史知识也足以让她马上联想到莫迪利阿尼那幅著名的《斜躺着的裸体》。模特充满诱惑的姿势和表情显然毫无新意。这幅作品的新意在于模特本身。

是的，她就是这幅画的模特。她将手伸过去，用手指轻轻地碰了碰“自己”的脸。她好像碰到了他温情的记忆。这个失败的艺术家用那五个小时的时间不仅完整准确地记住了她的脸型，而且还记住了她脸部到颈部细微的肤色变化。他的记忆令她感动又费解。而更令她费解的是，他怎么知道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没有暴露出来的身体？他怎么知道她乳房的形状和腰部曲线的走向？毫无疑问，颈部以下的部分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来自想象。他凭着想象画出了“她”的身体。他的想象令她感动又费解。她不知道当他在想象她身体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而接着出现的想法更令她难以承受。她想也许画中的裸体依然是出自记忆：他关于另一个女人（比如他的妻子）身体的记忆……一阵难忍的疼痛渗入了她的心脏。

她痛苦地脱光了衣服。她好像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身体。她比较着画面上的身体和她自己的身体。她的疼痛突然减轻了许多，而且越来越轻。她确信那凝固在画框里的身体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她有点冲动。这幅意想不到的油画其实就是他们“萌芽”于旅途中的“友谊”的结果，她冲动地想。她决定将油画挂在卧室里，挂在床铺旁边的墙上，这样她每天醒来就可以看见他“看见”了的身体。她将画抱起来。她的乳头轻轻地顶着画面。她好像感觉到了“她”的呼吸，也好像感觉到了他的呼吸。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注意到了贴在画框背面的那个信封。

她马上将画放在床上，从并没有封口的信封里取出了他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第一封用手写的信。“请原谅我的沉默。”她好像又听到了他虚弱的声音：“你应该知道你的邀请会令我怎样地兴奋，但是你不会知道我同时感到的痛苦。那是我没有能力承受的邀请。在火车上，当你问我去多伦多做什么的时候，我没有回答……你也许还记得。我是去看一位出名的中医。他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但是，他告诉我他对我的情况也毫无办法。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谈论‘现在’了吗？我的‘现在’已经太脆弱了，它马上就会结束。你肯定记得我提到了‘归宿’。那是我真实的感觉。感谢那一趟不可思议的旅行！感谢你带给我的最后的梦想！从那天起，我经常梦见你。甚至在疼痛难忍的失眠的时刻，我也在‘梦见’你。我一生中最后的这幅作品记录的就是我的梦。我想将它命名为‘梦中的小世界’，你同意吗？”

她很久没有哭过了。她很久没有那样哭过了。她一边哭着一边重读着他的信。他们的“友谊”还刚刚“萌芽”，她还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没有进入她的“小世界”。她想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情况，比如他是否有家，是否有孩子……她也想知道原版的奥斯特为什么会在火车上与翻译的奥斯特相遇，也想知道在梦见了“小世界”的时候，他是否也进入了“小世界”。当然，她更想知道他的“现在”，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大世界”里继续着关于“小世界”的梦想。

就在那天晚上，她坐着电脑前一遍一遍地读着他们之间的那些邮件。最后，她伤感地点出了一张中国地图。接着，她又在地图上找到了他生活过十多年的那座城市，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她在阅读关于那座城市的情况时无意中发现那里也有一座核电站。她还注意到那座由法国援建的核电站为了培训技术人员，正在招聘一位精通英法双语又熟悉核电技术的外籍教师。这地球另一侧的空缺就如同火车车厢里留给她的唯一的位置。她被强烈地吸引住了。她从硬盘上调出了自己的简历。

刚在香港下飞机，她就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扑面而来的湿气让她感觉很不舒服。人群和高楼也让她第一次有了漂泊的感觉。在通往中国边境的火车上，拥挤在她身边的全部是东方的面孔，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想跟她说话，她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边检站里攒涌的人头更是让她突然感到了旅途的疲惫和孤独。她没有想到自己会面对如此嘈杂的场面。她只是一个习惯了清新的空气和一望无际的视野的“村姑”。在排队等待过关的时候，她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坚持到两年的合同期满。

更多的嘈杂来自这座城市对她的需要。没有人相信她是两个已成年孩子的母亲，更没有人相信她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她每个周末在海边跑步和健身，她对工作极为认真，对学生极为耐心，当然还有她修长的体型以及她湛蓝的眼睛……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这座城市的好奇，并且带动了这座城市对她的需求：几乎每天都有人想请她去吃饭，她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尽管她总是坦率地说她对进餐馆没有特别的兴趣；不少中小学的外语老师和学生家长都想请她在业余时间去与学生们“对话”；艺术学校想请她去做模特；电视台想请她去做嘉宾；健身会想请她去做示范。最执着的是那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她打来电话，邀请她去他在海边的别墅辅导他学习英语。她经常不知道要如何来应对这东方的盛情。

另一个让她很不愉快的经历是她几乎不敢向任何中国人暴露自己的国籍。因为一旦对方知道她来自加拿大，紧接着就会问她认不认识“大山”或者她知不知道白求恩。她已经厌倦了中国人对她的祖国的这种反应。她在加拿大隐隐约约听说过那位中国英雄白求恩的名字，而她是到了这座城市之后才知道中国明星“大山”的存在。将她带进中国的不是她的这两位同胞，而是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

这座城市对她的需求让她越来越想家了。她经常梦见自己在地球另一侧的简陋村舍，梦见客厅里摆放着保罗·奥斯特全部作品的小书架，梦见从厨房的窗口看到的一望无际的视野，梦见冬天的冰雪和寒冷，梦见与幸福密切相关的安静……核电站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有意与她续签两年的合同。他们甚至有将工资翻倍的提议。但是，她不假思索地谢绝了。她说她只想回家。

在离开之前，她同意接受一次电视台的采访。记者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座城市工作。她回答说她的选择与一幅油画有关。这意想不到的回答令记者非常好奇。他追问画的内容是什么。当她考虑应该怎么回答的时候，记者又问画的是不是这座城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街景。不是，她回答说，画的是一个人物。这回答同样令记者非常好奇。他问她是著名的人物还是普通的人物。她很肯定地回答说是普通的人物。记者仍然非常好奇。“一个普通人物的肖像画怎么会将这样一位远在加拿大的‘村姑’吸引到我们这座城市里来呢？”他对着电视观众问。“那不是一幅肖像画。”她低声纠正说。记者转过脸来对着她。“那是什么？”他很严肃地追问。她瞥了一眼刺眼的水银灯。“那是一个梦中的小世界。”她回答说。

父亲

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父亲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如果不是因为他坚持要参加完所有的仪式，我们肯定不会看到他情绪最后的突变。父亲的情绪在这一段非常时期一直都控制得非常平稳，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有点不合情理。在火化间向母亲的遗体做最后告别的时候，二舅俯在我的耳边说，自从母亲去世以来，他还没有看见父亲掉过一滴眼泪。“我真是佩服他的自制力。”他瞟了一眼表情凝重的父亲，用极为不满的口气说。但是，当我们在将骨灰盒下放到墓穴里面去的时候，父亲终于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突然的嚎啕大哭打断了骨灰下葬的节奏。所有人都朝他看过来。而二舅不仅看了看他，还看了看我，一丝诡异的笑出现在他的嘴角，好像父亲的情绪变化是对他刚才的抱怨的反应。我没有时间去计较别人的想法。我抱紧父亲，劝他一定要节制哀痛。父亲并没有理睬我的劝慰。他继续嚎啕大哭。但是，他哭着哭着，突然将我的手掰开。他激动地说应该由他来给骨灰盒盖上第一层土。我扶着父亲在墓穴边蹲下。我帮着他用战战兢兢的手捧起一把黄土，洒落到骨灰盒上。这时候，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敦促我赶快将父亲扶起来，送到车子里面去休息。我将父亲在车子的后座上安顿好之后，又劝他不要再哭了。我说他的情绪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父亲一声不吭。他的头靠在车窗玻璃上，他的眼睛好像正盯着往日的幻影。我将后视镜调到正好方便观察他的位置。我很清楚他的情绪正在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刚才的失控真是让所有人都感觉非常突然。不过我相信那对他是一件好事。是的，自从母亲去世以来，我们谁都没有看见父亲掉过一滴眼泪。我真不希望他将悲哀全都窝在自己的心里。

我的车还没有停好，父亲就说他不需要我陪他上楼了。他知道我还有很多善后的工作要去处理。“你先去忙吧。”他平静地说。可是下车之后，他却向我示意了一下，显然还有话要说。他绕到了我这一侧的车窗边。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左手。他的情绪又有一点冲动。他说他希望我和我哥能够在最近两天一起回家来一趟。“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想告诉你们。”他冲动地说。

我向父亲解释说在母亲住院之后我和我哥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我想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哥本来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且也不喜欢管家里的事，但是，在获悉母亲得了绝症的消息之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变得吹毛求疵。他在治疗程序和善后处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与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相信他会愿意与我一起回家。我也不相信他会对父亲认定的“很重要的事情”感兴趣。

父亲无可奈何地摇起了头。“想想我们曾经还是一个‘模范家庭’呢！”他说，“怎么突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是在将家庭的危机归咎于母亲的离去。

我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赶到了父亲那里。我并不是急于想知道父亲要告诉我什么，我只是不愿意他为家庭的危机过度地操心。像我估计的那样，父亲已经午休起来。他的状况看上去远比前一天要好。可是我还没有坐下，他就开始自责了起来。他说自己昨天最后的表现实在不好。他说他觉得自己搅乱了整个的仪式。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正好相反，我觉得他那种真挚的表现正好是整个过程中的高潮。父亲不认同我的解释。他说我在追悼会上的发言才是整个过程中的高潮。追悼会上一共安排了三个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母亲原工作单位的领导。那个大腹便便的年轻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跟母亲同过事（因为母亲退休已经十五年了），而他官气十足的发言竟持续了三十分钟。父亲认为那是最空洞的发言。不过那个年轻人提到母亲一辈子只在同一家单位工作，是“从一而终”的模范的时候，倒是用具体的数据做了说明：他说母亲在三十二年的工作中除了产假之外，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的事假，只请过三次病假，而且她每次病假只请了半天，她的两次产假都减少了五天……这些事实引起了听众的啧啧感叹。父亲对二舅的发言也评价很低。他说那情绪激昂的发言听起来就像是一篇初中生的作文，其中的形容词太多，具体的事例却太少。而最令父亲不以为然的是，二舅在发言中除了称赞母亲是好姐姐之外，还称赞她是好妻子和好母亲。父亲说关于好妻子的评价不应该来自弟弟的发言，而关于好母亲的说法只应该出现在子女的发言之中。父亲认为我的发言比前两个发言要精彩多了。他说我的发言感情细腻，事例充分。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母亲临终前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生性好强的母亲说她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个很本分的丈夫和两个很孝顺的孩子。母亲还特别叮嘱我要照顾好父亲。她说她自己是一个工作狂，不是一个好母亲。她说我们家多次被评为全市的“模范家庭”完全要归功于父亲的牺牲和奉献。我发言中的这一段内容让父亲颇有感慨。他说他没有想到母亲到最后还会对他如此在乎。

不爱说话是父亲的标志性特征。他在单位上不爱说话，他在家里不爱说话，我们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在家长会上也从来都是说话最少的家长。他突然的多话让我感觉非常意外。还有，父亲以前也从来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可是他说的这一通话却大都是对别人的议论，这一点也让我感觉非常意外。

在议论完我的发言之后，父亲很严肃地看着我。“你真的认为你母亲那么完美吗？”他问。

我这才意识到父亲对我的发言其实也并不完全满意。“她当然有缺点。”我说。

“比如……”父亲追问我说。他的语气和表情都很严肃。

“比如她太好强了，比如像她自己说过的那样她不是一个‘好母亲’……”我说，“但是人都已经不在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可是有些事情是只有等到人已经不在了才可以说的。”父亲很严肃地说。

父亲的这句话不仅让我感觉意外，也让我感觉紧张。他指的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些很重要的事情吗？

父亲的话题果然马上就转向了。“我只打过你们一次，你还记得吗？”他严肃地问。

我当然记得。那件事发生在我九岁那一年的暑假。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哥战战兢兢地问我能不能陪他一起去游泳。他说再过几天他就要满十三岁了。他想在生日之前下一次水，尝尝游泳的滋味，因为他最讨厌的那个同学说过十三岁还没有游过泳的人将来都会长不高。他不需要我陪他一起下水，或者说他需要我不下水，这样，如果他出了危险，我可以在岸上为他呼叫救命。我理解我哥的战战兢兢，因为游泳是我们家的禁忌：我父亲不仅严禁我们去游泳，甚至还禁止我们谈论游泳。他说游泳太危险。他还说他自己想都没有想过去学游泳。我同意陪我哥去，因为我有点好奇又有点对他不放心。但是，我提醒他一定要想好应付父亲的办法，如果被他知道了……我哥向我保证说父亲不可能知道。他骑自行车带着我从那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穿过，很快就到了一口很大的水塘边。我看着我哥沿着青石板搭成的梯级没有什么信心地往下走，心里非常紧张。“如果父亲知道了”或者“如果我哥……”这两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中交响。我看到我哥站到了最后一级青石板上。他让我转过身去。等他同意我再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泡在了水塘里。我看到他将短裤扔在了最后那一级青石板上。我不知道我哥到底在水里泡了多久。我一直都在担心，担心那两种“如果”。在回家的路上，我哥显得很沮丧。他说游泳真是太难学了，他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我记得所有这一切。当然接下来的记忆就更加清晰了。那一天我父亲下班回来得比平时早。他是知道我们下午出门了才提早赶回来的。他一进门就从门背后操起了鸡毛掸。那是母亲用来管教我们的“凶器”。父亲对我们比母亲要耐心得多，他从来没有用粗暴的方式管教过我们。所以，他的举动令我们极为震惊。父亲命令我们站到他的跟前。他问我哥下午骑车带我到哪里去了。我们下午回来的路上曾经遇见过父亲的一个同事。我想肯定是他向父亲报告了我们出门的事。我哥按照原来想好的方案说我们去了他住在精神病院家属区的一个同学家。父亲又将目光移向了我。我为“如果”的成真紧张得浑身发抖。我本能地点了点头。父亲突然失去了控制。他手里的鸡毛掸先是劈打到了我的手臂上，接着又在我哥的后背上不停地抽打起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他一边抽打我哥，一边指责我们不仅违反了游泳的禁令，还居然向他撒谎。我哥用手护着头，同时用毛主席语录指责父亲不“实事求是”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时候，父亲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话，说完之后又狠狠地用鸡毛掸在我哥的后背上抽打了几下。

“我说什么了？”父亲好奇地问。

我没有想到他会不记得那样一句奇怪的话，那句令我们感觉又费解又恐惧的话。

父亲用诚挚的目光看着我，显然是很想知道自己在气急败坏的时候到底说了什么。

“你说你从我们身上闻到了死人的气味。”我告诉父亲，“你说这就是‘实事求是’。”

父亲苦笑了一下，好像是在嘲笑自己的记忆。

我接着告诉父亲，我和我哥后来经常还会谈起这件事。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从我们的身上闻到死人的气味以及这气味与我们偷偷去游泳又有什么关系。

父亲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这正是我现在就要告诉你的事情。”他用极为庄重的语气说。

父亲的语气已经让我感到了事情的“重要”。我将身体向前倾斜了一点，好像是想更接近父亲的记忆。我预感父亲的叙述将带来许多的连锁反应，包括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本来其实不是一个很本分的人。我本来其实很活泼，我的话也很多……一直到刚结婚的那几天我都是这样。”父亲说，“你母亲其实也是因为我的‘不本分’才喜欢上我的，就像另外那些喜欢我的女孩子一样。”

“我知道你是学校一百一十米栏的冠军，是许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我说。母亲有好几次向我提起过父亲当年在大学里被女生追求的盛况。

“可是你肯定不知道我最开始其实是学校游泳队的队员。”父亲说，“田径只是后来的转向，因为学校体育部的主任认为我在田径上更容易为学校争得荣誉。”

父亲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你不是想都没有想过去学游泳吗？”我问。我想起了他在我们小的时候对我们说过的话。

父亲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我在十七岁那年参加过全市中学生游泳比赛，”他说，“还在一百米自由泳中排名第五。”

我完全不能接受一个不同的父亲的出现，就像我还是不能接受母亲的离去一样。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地荒诞。“这是怎么回事？”我用充满痛苦的语气问，“你以前说你想都没有想过去学游泳。”

父亲显然对我的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都是因为那个中午……”他平静地说。

我看着他。我又看到了从墓地回来的路上他的那种目光：他好像在盯着往日的幻影。那好像是无法摆脱的往日。那好像是无法摆脱的幻影。

“那是我们婚礼之后的第五天。当时我们正在你母亲的家乡度婚假。那天中午，你母亲带我去看那个在全国都很出名的水库。我们沿着环绕水库的小路散步。你母亲跟我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比如她的一位小学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比如她父亲有次在捉泥鳅的时候被毒蛇咬伤，自己挖掉了伤口周围的一块肉；比如那个邮递员只要知道她父亲不在，就会坐在她家里不走。他好像跟她母亲有说不完的话……”父亲说，“水库四周的美景和你母亲奇妙的故事让我感觉乡村的生活清纯无比，往日的生活清纯无比。一种踏实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它甚至比我新婚之夜以来紧抱着你母亲入睡的那种感觉还要好。我情不自禁地拉起了你母亲的手。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男女手拉着手在外面走是极为‘不雅’的行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我感觉那种举动非常自然，也非常纯洁。我相信你母亲也一定会有强烈的同感。”

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过他们之间的亲热举动。我想象不出他们居然会手拉着手在外面走。

“那种自然和纯洁的感觉更是让我对亲密产生了激烈的渴望。在光天化日之下产生那样的渴望让我有痛苦的犯罪感，因为在那个年代，那种渴望不仅属于庸俗的低级趣味，还等同于更肮脏的流氓行为。但是我抵挡不住。我转过身来，抱紧你母亲，将嘴唇贴到了她的嘴唇上。”父亲说，“就在这时候，我们听到了呼救的声音。那是我现在还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两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来自我们右手方向不远处的岸边。那是呼救的声音。那两个孩子的同伴正在水库的中间挣扎。我们所在的位置离那个孩子大概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距离。我只需要一分多钟就应该可以游到他的身边。我松开你母亲，准备冲进水库。”

父亲的眼睛盯着正前方，好像他仍然没有离开现场。我紧张地等待着他营救那个孩子的全部过程。

“我没有想到你母亲会有那样强烈的反应。她紧紧地抓住了我。她不让我去！‘你出了事怎么办？！’她用严厉的口气质问我。”父亲说，“她应该清楚我不可能出事。我有很高的游泳水平，也有足够的救生知识，我不可能出事。而如果我不马上行动的话，那个孩子肯定会出事。我挣脱开了你母亲的手。”

我感觉全身都绷得很紧。我希望父亲迅速说出事情的结局。

“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迈步，你母亲居然倒在地上，一把抱住了我的腿。”父亲说，“‘你太不负责了，’她说，‘我们刚结婚五天你就想抛弃我。’说着，她还用头撞击地面，显出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完全没有办法将父亲叙述中的母亲与我心目中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求救的喊声让我心急如焚。我哀求你母亲赶快松开手，赶快站起来。我对她说去救起那个孩子才是我迫切的责任。我没有想到你母亲会那么突然地松开手。她站起来，一边拍去裤子上的灰土，一边用极为平静的声音说：‘你去吧，我不拦着你了。如果你觉得水库里的那个陌生人比你的新娘还重要，你就去吧。’这显然不是态度的改变，而是战术的改变。这种改变令我无法承受。我意识到如果我胆敢贸然行动，我们的婚姻就会夭折在摇篮里。我浑身发抖。我懦弱无比，虚弱无比，连挪动脚步的勇气和力气都没有了。你母亲趁机继续对我施压。‘你去啊，我可没有拦着你。’她说，‘你在不在乎我对我没有一点关系。’她的平静（应该说是她的冷漠）令我极度恐惧。我的感觉突然一下好像完全屏蔽了。”父亲说，“等我恢复过来之后，你母亲已经走远了。她在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我匆匆瞥了一眼水库，又匆匆看了一眼那两个还在呼救的孩子。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我绝望地朝你母亲的背影跑过去。”

这戏剧性的结局让我非常压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父亲，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我自己。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那是我婚姻生活中的第一个失眠之夜，那也是我婚姻生活中的第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夜晚。我与你母亲坐上同一辆公共汽车，但是她在车上拒绝跟我说话，她回家之后也拒绝跟我说话，她整个晚上都背对着我。”父亲说，“我在黑夜里瑟瑟发抖。那两个孩子呼救的声音与你母亲欲擒故纵的冷漠交织在我的耳边……结婚刚刚五天，婚姻就带给了我巨大的羞耻，我很清楚这羞耻是我终身都难以摆脱的阴影。结婚刚刚五天，我就开始对婚姻充满了恐惧。”

父亲的话让我觉得母亲的追悼会还没有结束。父亲应该是最后一位发言者。他的发言才是追悼会真正的高潮。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独自回到了水库边。仅仅在十几个小时之前，我在那里还感到了那种亲密的渴望，可是经过婚姻中的第一个失眠之夜，你母亲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我茫然地面对着平静又冷漠的水面。突然，一种强烈冲动引诱我朝水库里走去。”父亲说，“就在水刚刚没过我的膝盖的时候，一个挑着粪桶的农民从小路上走过。他大声告诉我水库的中间很深。‘每年都有人在这里淹死。’他说，‘昨天还淹死了一个初中生。’”

我忍不住计算了一下，如果那个孩子被父亲救起了的话，他现在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有人说每个人一辈子里都会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一辈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我从此就变得沉默寡言了。我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很本分的人。我从此就肩负起了几乎全部的家庭责任。”父亲说，“你母亲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了。如果不是因为她走在我的前面，你们肯定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应不应该知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与你们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想了一下父亲最后的这一句话。我想这件事尽管发生在我们的出生之前，甚至我们的形成之前，但是它肯定与我们有关系。它不仅以复杂的方式参与了我们的形成和出生，它还是改变了我们成长过程的禁忌。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是它的一部分。

“我昨天在墓地的失控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说法。不过没有人会知道我是因为想到了另一个死者才嚎啕大哭的。那是一个已经死去了将近五十年的死者。我想他也许就是你母亲在阴间地府里遇到的第一个人。”父亲说，“我想他已经原谅她了。我甚至想他们很快就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

但是我肯定父亲自己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去而原谅母亲，否则他不会让我知道这令他的婚姻蒙羞的往事。我不知道在整个的婚姻生活中，是不是也存在着那么一刹那，父亲会想到自己可能会因为营救那个孩子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样的一刹那会不会让父亲对母亲的阻拦也存有一丝的感激？！我不想问他，也不敢问他。

“你现在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那样精心地呵护着你们了。”父亲说，“我和你母亲的婚姻一开始就与死亡结下了姻缘。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报应。我觉得你母亲走在我的前面本身就是一种报应。这件事注定要让你们知道，也许还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我递给父亲两张纸巾。他看了我一眼，却并没有马上擦去晃动在他眼眶里的眼泪。

“其实这件事里面隐藏着许多的可能性，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假设。我做得最多的假设是，如果我最后还是去救起了那个孩子，而且没有出事，你母亲可能并不会像她威胁的那样跟我离婚，她可能很快就原谅了我的‘不负责任’，我们的婚姻可能还是维持了下来，你们可能还是会来到这个世界……而另一种我经常想的‘如果’是，如果你母亲第二天晚上还是像前一天那样背对着我，我们的婚姻还会不会存在？”父亲说，“第二天晚上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刚在床上躺下，她就拉起了我的手，恳求我抱着她。我的心剧烈地抽搐了一下。我以为我的理智和情感都会阻止我那样去做，因为那意味着我要跨越整个事件带给我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那就像是要跨越生与死的界限……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那么平静地跨过去。我侧过身体，将手轻轻搭在了你母亲的腰上。她用指尖在我的鼻尖上轻轻点了一下。‘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抛弃我的。’她充满感情地说。”

我示意父亲擦掉马上就会滴下来的眼泪。

“昨天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如果，”父亲说，“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敢跨越或者不愿跨越那生与死的界限，如果我粗暴地将她的手推开，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将右手放到父亲的膝盖上。我很想对他说，母亲现在已经不在了，你们现在已经被那粗暴的界限分开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弃/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5675-5724-6

Ⅰ.①遗… Ⅱ.①薛…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0446号

遗弃

著　　者 薛忆沩

策划编辑 王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1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24-6/I·1593

定　　价 38.00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图林说　　　　

世界遗弃了我　

我试图遗弃世界

两年以后，韦之收到了图林的这封信：

……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也许是一群例外中一个更特别的例外），我必须“消失”。“消失”并没有消除我所有的烦恼，但是却让我远离了“珊瑚碎片”，远离了对死亡的恐惧。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不这样看。“消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它带给我内心的纯净与平和。正是这罕见的纯净与平和让我终于能够作出如下的决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重要决定）：亲爱的朋友，请立即销毁我留给你的那份“关于生活的证词”……

读完信，韦之的目光移向了一直摆放在书架顶上的那只红色小皮箱。两年前，在他“遗弃”世界的前夕，图林来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他带来了那只小皮箱，托韦之为他保存一段时间。“这里面装着《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证词》。”图林充满迷惘地说，“这是我现在唯一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东西。”

韦之踩到书桌上，将顶部已经积满灰尘的小皮箱取下来。他用一块湿抹布将小皮箱的表面擦干净。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小皮箱上的密码锁。他相信他追求完美的朋友不会忘记这个细节。他在信封和信纸上查找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了图林郑重地标出的写信时间与邮戳显示的寄信时间完全一致。他知道那就是打开小皮箱的密码。

韦之将小皮箱打开，《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证词》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翻动了一下那份手抄的“证词”。“证词”标志章节的方式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它的第一篇标号为“1.1”，最后一篇标号为“12.31”。因此，它应该是整整一年的日记或者至少是一部“日记体”的文稿。

尽管文稿上没有标出具体的年份，韦之猜测它应该是图林成为“自愿失业者”那一年生活的记录。那一年，他这位“例外”的朋友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他发现了世界的“混乱”，他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一阵微风夹杂着春雨的气息从窗口吹了进来。韦之坐到沙发上，冲动地抚摸着这份“关于生活的证词”。他想，这也许是自己被称为“业余哲学家”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了。这痕迹肯定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日常和精神生活的一份罕见的档案。历史学家的嗅觉让韦之不可能尊重朋友的意愿：他没有“立即”将“证词”销毁。相反，他怀着巨大的好奇翻开了它，他怀着巨大的好奇倾听隐藏在时间和内心深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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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早就在敲门。打开房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情绪非常糟糕。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又缩进了被子里。我将头蒙在被子里。

父亲在我的床边坐下。“你不想安慰我一下吗？！”他说着，在我的被子上轻轻拍了几下。

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身体语言，但是我并没有表示自己的反感。我什么都不想说。

“昨天又输了，”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输惨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

“不知道今年又要倒什么霉了。”父亲接着说。

他说“又”是因为他去年已经倒过霉了。他去年接受了整整十个月的调查，最后在十一月底被开除了公职。他的“历史问题”出在十多年前的那场被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他个人的历史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知道“组织”做出的决定对父亲这种一生都依赖“组织”和信任“组织”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从此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开始出入地下的赌场，靠赌博来打发时间。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蔑视父亲。这是一种天然的蔑视。也就是说，我蔑视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所有的父亲：亲生的、继养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我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这种身份，这个词。

“不知道这些天的手气为什么会这么差？！”父亲说着，又在我的被子上拍了一下。

他的动作突然让我失去了控制。“不要说了！”我突然隔着被子对他大叫着说，“不要把你的晦气传给了我。”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以及他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我掀开被子，想透透气，却发现父亲并没有离开我的房间。他站在门边，好像知道我会将被子掀开。“我怎么会把晦气传给你呢？！”他不安地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甚至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我决定整天都不出门，甚至整天都不下床。将近中午的时候，来自身体内部的一阵阵燥热让我怀疑自己生病了，但是很快我又闻到了从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这给了我一点安慰。我知道，如果真的病得很重，我不会对气味有那样清晰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起来吃了一片退烧药，接着又躺回到了床上。

1.2

上午来了好几批客人。他们都主动跟我说了很多话。我直到最后才清楚了他们的动机。他们都是母亲请来劝说我的。他们劝说我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外公，去向他说“新年好”。

这些年来，母亲与我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她总是要通过朋友或者亲戚来向我转达自己的意愿。其实我更讨厌这些亲戚或者朋友，因为他们居然会接受母亲的驱使，就像牲口一样。也许他们会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憎恶这种受人指使的关心。我憎恶。

我向最后那两位客人解释了自己昨天为什么没有随家人一起去医院。“我发烧了，”我冷冷地说，“一整天都没有下床。”

我的解释表明了我的退让。我看到外婆欣慰地笑了一下。她刚才一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看电视。

“那就今天去吧。”那两位客人说，“今天还可以说‘新年好’啊。”

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已经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公。不大的病房里摆着五张病床，显得非常拥挤。只有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悬挂在很高的天花板上。每张病床上都好像覆盖着一层阴影。

外公面无表情。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就好像是这种样子。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想说话。我的目光在床头柜上的闹钟和外公干瘪的下巴之间来回移动。我在想象这样躺在病床上让病魔一点点将生命吞噬的感觉。

我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我肯定。我肯定我会死于旅途。那种无人问津的死亡很了不起。哪怕我有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希望有人坐在我的床边。我相信，外公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希望我来看他，他甚至可能还讨厌我来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就像死人需要葬礼一样。

我最后又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外公仍然面无表情。我走出了病房。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是不是对外公说了“新年好”。我点了点头。

1.3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在新的一年重逢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大家早就习惯了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像平常一样，大家谈起了这两天的电视节目。“差劲极了。”坐我对面的同事说。“不只是差劲，”年纪最大的那位同事说，“还很恶心。”处长也加入了进来，他说：“我真后悔买了电视机。”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抱怨，不仅因为我几乎不看电视，而且因为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我指的不是又一次调动工作。我指的是彻底的离开。春节之后，也许甚至在春节之前，我将永远走出这间办公室。我决定成为一名“自愿失业者”。第一次从凯恩斯的著作里遇见这个“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将是我未来的身份，未来的“实”。

我想彻底摆脱公务的纠缠，体制的约束。我想摆脱身边的一切，熟悉的一切。

一位同事取来了这两天的报纸，厚厚的一叠。其他同事们一哄而上，各抢了几张。他们一边翻读着，一边抱怨没有什么东西可读。

坐我对面的同事将翻完的报纸扔到我的办公桌上，我没有任何兴趣，直接又将它们扔到处长的办公桌上。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

1.4

我估计今天会有Z的信。结果却没有。这很扫兴。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美感，还让我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或者我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信也许是一种提醒，一个路标。可是，我们的信却越来越少了。

我自己现在也很少写信。有一段时间，我同时跟五个女孩通信，而且我的每封信都写得非常认真。我不知道那些女孩还记不记得我，或者还想不想我（她们在信的结尾经常说她们想我）。我肯定她们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比跟我在一起要幸福。我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我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应该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这很苛刻，是的。这很霸道，是的。可是，难道Z具备这种能力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后挑选了她。

我们对“性”没有任何知识。我们只是对“信”有兴趣。写信和读信曾经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想念。我们说的“想”指的是我们想见上一面，想吃上一顿，想说一会儿话，想看一场电影……或者顶多想手拉着手，一起散散步，等等。我们没有其他的杂念。“性”离我们很远……对我来说，“性”甚至非常恐怖，它与我对“父亲”的恐惧和憎恶连在一起，它好像是那个词的同谋。

我今天真的很想收到和读到Z的信。

1.5

快下班的时候，韦之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刚结识的一位女画家。

“我不大舒服。”我推脱说。

“又有很久没收到信了吧？”韦之说。他总是能够洞察我的“存在之境”。

我不想让他感觉得意。“不是因为这个。”我说。

“但是你很久没有收到信了。”韦之坚持说。

我用沉默回答了他。

“怎么回事？”韦之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到剧终的时候了。”

“你还想继续吗？”

“不。”

“我同意。”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肯定自己不会后悔吗？”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和她都是很好的演员。我们都知道应该在哪里结束。”

“你们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吗？”韦之问。

我告诉韦之我的同事们都提前走了。接着，我继续感叹自己与Z的关系。“人如果总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说。

“但是不结婚，像我这样。”韦之打断了我的话。他显然想将我带出过于严肃的情绪。

“生活将会多么有逻辑。”我严肃地把话说完。

“生活从来就没有逻辑。”韦之说，“所以最好还是像我这样。”

电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断了。我以为韦之还会打过来，但是他没有。

1.6

人们对我刨根问底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尴尬。我觉得，语言只是一种有限的工具。每次将大脑里出现的简明想法诉诸语言，就会变成一连串充满歧义的句子。我的语言从来都是混乱的。这也许正是一个缺乏训练的“业余哲学家”的局限？！但是，混乱的语言中往往又萌动着最生动的思想。混乱可能又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优势。语言又会怎样影响行动？犹豫和局促使行动变得混乱。我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吗？如果说自由是前提，没有自由就可以不对行动负责，我对一切就都没有责任。不需要负责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照透生命的灵光是不能用语言转述的，因此也就不会陷入混乱。但是，它一闪而过，比语言和行动都要短暂，比一切都短暂。它是真实的存在，还仅仅是虚幻的感觉？也许生命本身就是混乱的。混乱的语言只不过是混乱的生命的镜像……

上面是我在去电信局的路上的一些想法。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总是选择在六号晚上给Z打去长途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只是符号，就像电报文稿一样。人们怎么能够从这种符号里破译出“感情”？这是我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与真实的感情相距多远？技术是否能够缩短我们心理上的距离？这是我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

每次通话之后我都陷入了更深的迷茫。迷茫是生命的本质。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迷茫。人是迷茫的动物。语言和行动都在加深我们的迷茫。我一直这么想着。结果，我并没有走到电信局。当我站在十字路口感觉迷茫的时候，身后的那家电影院里正好有一场电影马上就要开映了。从片名就知道那部影片一定非常差劲，这正好符合我迷茫的心情。我买了一张票。我走进了电影院。我不知道在电话那一端等待我的Z会怎样破译我的沉默。

1.7

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打字员站在我前面。她的发型和体型都与Z的非常相像。我很早以前就注意过这一点。不过，她身上的香水气味让我感觉奇怪，不知道是因为香水太好还是因为香水太差。“晚上去跳舞吗？”她挑逗地邀请我。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时间。事实上，我想起了Z。我想象她此刻也许正向她的一个同事发出了类似的邀请。这种想象让我恐惧。她离我那么远。我们相距那么远。

吃过午饭，办公室里开出了一桌扑克牌和一桌围棋。我对让同事们兴致勃勃的娱乐没有任何兴趣。我躺在沙发上，想睡一下。一位同事在我的脸上盖了一张报纸。

可是，我不可能睡着，因为玩牌的同事们在争吵不休。我记得在大学宿舍里，每次开牌的时候，我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通过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我那时候总想着世界很大以及世界的变化很大。可是，我现在对新闻也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现在觉得世界很小，很无聊。

同事们的争吵几乎要演变成武斗了。坐我对面的同事突然站起来，气急败坏地骂了我们最老的同事一句，用的是最脏的字。

如果还收不到Z的信，我也想大骂一句。可是我骂谁呢？是谁剥夺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呢？是谁这样“安排”了我们呢？

同事们的争吵仅仅局限在午休时间里。下午开始上班之后，坐我对面的同事和我们最老的同事马上就和好了。他们一起诅咒物价的飞涨，一起抱怨女人（他们各自的老婆）的难缠……和平将维持到第二天的中午，他们在牌桌上再次进入战争状况的时候。这是没有休止的重复，就像我们每天处理的那些公务。

1.8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重复的。人生是重复的，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时间也只能通过“重复”而被感知和认知。重复赋予时间美感和价值。日历将我们的生活重复地切断，这样，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等等突然变成了能够重返世界的阴魂，都与“今天”发生了联系；这样，人们总是在过同样的节日，并且要过一辈子的“生日”。我憎恶这种对时间的曲解，世俗的曲解。我一直深信，时间是最神圣的流动，向前的流动，永不干涸的流动，永不回头的流动。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曲解，因为历史是重复的，因为一切都是重复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这一切的重复导致了时间的重复，还是时间的重复导致了这一切的重复。

波动是重复的另一种形态：经济的波动（当然我们的物价好像只是不断地高涨）、政治的波动，等等。今天是“左”的对，明天是“右”的对。今天是“公有化”对，明天是“私有制”对。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无不处在这种波动之中。可是，哪一天我才是对的？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绝大多数的“我”都没有“对”的这一天。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有没有走出重复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死去之前“消失”？

我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这些天来，我的思想为什么总是这样乱糟糟地重复？

1.9

今天中午在马路上遇见韦之的时候，他两只手上都提着东西。他将左手提的那只口袋塞到我的手上。“到我那里去吧！”他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聚会。”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行走在马路上。我没有自己的目的地。好吧，就让我跟着自己这位生活放荡的朋友走吧。

在韦之那里聚会的是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都穿着色彩鲜艳、造型怪异的衣服。他们中的男性都留着长发，他们中有两位女性留着平头。坐在角落里的那一位我从前没有见过。她就是韦之前几天电话里提到过的那一位吧。她的穿着和发型都不激进，但是她显得有点憔悴。

艺术家们正在谈论他们去年底参加的那次画展。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

“记得那个美国人说的吗？他说我们的作品在纽约都会引起轰动。”

“可是那帮老东西不会承认我们。”

“我完全泄气了。”

“我也是。这一个月我连笔都没有摸过。”

“那你摸什么去了？”

一阵不整齐的笑。

“当时我们真应该惹点事出来。”

“把展厅给砸掉。”

“或者把那帮老东西给揍扁了。”

“又要等一年了。”

“明年也不会有好结果。”

“问题根本不是我们不努力。”

“也不是我们没有水平。”

“可是这个国家不会承认我们。”

“就因为我们年轻。”

“年轻就是过错。”

“年轻人没有道德，不结婚就同居。”

又一阵不整齐的笑。

“承认”是关键字。被社会承认其实就是被少数几个有权力却没有个性的个人承认。体制首先将那几个人奴化，然后再赋予他们“承认”的特权，让他们判断正误，评价是非，让他们成为冷漠的“父亲”。这体制有苛刻的原则和光荣的传统。那些敢于冒犯它的原则和传统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它的承认。

我就是这样的冒犯者，因为我思考的是“人”，普遍的人。这个普遍的人困惑地活着，拒绝接受体制强加给他的所有假象。他知道死亡是绝对的真理，他知道体制的“昨天”（传统）和“明天”很值得怀疑。这样体制怎么可能接受我的思考？这样体制又怎么能经受得起我的思考？

我不是体制的奴隶。

1.10

上午在菜场外面的路口出了一起车祸。现场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伤者（也许是死者）已经被抬走了，地面上只留着一摊污血和警察用粉笔做的标记。我停放好自行车，也变成了一个围观者。

我并不想了解事故的经过。我知道，事故的合格见证人只可能是那位已经被抬走的伤者或者死者。我也不想听人们的议论。我越来越恐惧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我深信，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也许对英语我会宽容一些，因为我刚好能够听懂。而对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者越南语，也许就更能容忍，因为它们对我就好像是噪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书面语言也同样很成问题，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容地剔除其中那些明显可能引起混乱的因素。如果说书面语言是缓慢移动的白云，口语则是暴风骤雨。我脆弱的心灵越来越经受不起那种剧烈的风吹雨打。我宁愿永远躲在书面语言的角落，用文字而不是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围观者是一种有趣的身份：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被压扁的自行车、四散的污血、费解的粉笔标记（从那标记可以断定受害者被抬走之前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更重要的是，围观者可以看到其他的围观者。围观者与围观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对于同一现场，所有围观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内容吗？对于同一事件，所有围观者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去想象刚才被抬走的是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敬畏死亡的生动和荒谬？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的事故，但是它并不完全由意外的事故构成。完全由意外的事故构成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或许将来还会在我的写作之中显现出来）。我有时候相信哲学就是处理意外事故的学问，当然它不会像警察、官僚或者围观者那样去处理。

1.11

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

白的事故。红的事故。黑的事故。所有的事故。一切都是事故。

“起来吧，阿奇。起来吧。”

表为什么又停了？事故。我明亮的小眼睛也是事故。

“说定了星期五带你去公园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阿奇。”

“说定了”是事故。“星期五”是事故。“你”是事故……河水干涸，太阳的仇恨。雪。我没有靴子。我上当了，因为太阳。天哪，不是雪。白羽毛。温暖的白羽毛埋着我。我出了汗。事故。

“阿奇，大家都很喜欢你，阿奇。”

天鹅是怎么死的？是你们。你们是事故。你们举起了屠刀。刑场。社会是刑场。生活是刑场。

“阿奇，说说话吧，大家都来看你了。”

“阿奇，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也想成为刽子手。我首先要将这严严实实的屋子杀了。豹子。

“指导员说他明天来看你。”

指导员是事故。明天是事故。流血染红了白羽毛。星星躲进了乌云里，天要变了。

“阿奇，明天，你听到了吗？”

滚开，考试。我不想再有考试。你们突然出现。你们像一群被驱赶着的羊。牧羊人死了。只有一条孤零零的鞭子还在俯视着世界。你们突然就涌来了。

“阿奇，尽量想那些愉快的事。想想从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开心，阿奇。”

回忆是欺骗，就像太阳。我不再上当。我也被驱赶着走，甚至连鞭子都没有看见。我的背包里只有一双臭胶鞋和一本教科书。起风了。血腥味的风。刽子手也死了。只有鞭子和教科书不会死。

“阿奇，不要想家。这就是家，我们所有人的家。”

那个盲人应该早就死了。是他说的。他说命运是一场事故。所以我说一切都是。事故是唯一的存在。价值还有什么价值？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发现了真理的盲人。

“阿奇。阿奇。阿奇。”

“阿奇。阿奇。”

“阿奇。”

“你们都走吧。”阿奇说，“我累了。”

“躺着也会累吗？”

“声音让我累了。”阿奇说。

“我们不说话了，好吗？”

“你们走吧。”阿奇说，“明天谁也不要来了。”

1.12

刚到办公室，处长就问我是不是已经寄走了要求我在去年底寄出的那一批通知。“早寄走了。”我回答说。

那是关于原计划今年五月召开的全省经济信息交流会的通知。那次通知的内容是：由于种种原因，会议将延期举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我记得在起草这份通知之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收到了省政府关于取消会议的决定。“为什么不明确地告诉基层单位省政府的决定内容呢？”我问。

“那有点太突然了，”处长微笑着说，“还是写成‘延期举行’比较好。”

“已经拖了这么久了，”我说，“下面那些县市的人可能早就知道了。”

“还是写成‘延期举行’比较好。”处长说，“不要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

“谁也没有对这种空洞的会议积极过。”我说。在汇总那些上报的虚假信息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下面的各级政府机构对这种会议有多么“积极”。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看你就很积极嘛。”

那一批信还塞在我的抽屉里，我没有也不打算将它们寄走，因为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另外的“另行通知”。而哪怕是那另外的“另行通知”也同样可以不寄，因为事情的结果最后大家都会清楚，而且都已经清楚。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为这个体制工作。我在工作中遭受蒙骗，我又用工作去蒙骗别人。受骗是我的“义务”，骗人是我的“责任”。我的拖延甚至“无为”并不会损害我工作的这双层意义。

1.13

进入冬天以来，天气一直非常暖和。今天母亲和外婆坐在一起，又谈起了她们对气候的担心。

“整个地球的气温都在上升。”母亲说，“报纸上天天都在说。”

“是啊，说是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外婆说，“北极熊都快绝种了。”她也有许多从报纸上看来的信息。

“我们过去还称苏联是北极熊呢。”母亲说。

“也许将来苏联都会从地球上消失呢！”外婆说。

“那怎么可能？！”母亲说。

“如果北极的冰全化了……”外婆说。

母亲想了想，说：“还真有这种可能。”

外婆咳嗽了两声，接着说：“气温这么升上去，地球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太阳呢？”

“谁知道呢？！”母亲说。

“那会有多热啊。”外婆说。

“那时候我们早就死掉不知多久了。”母亲说。

“我可不想死掉很久之后又被多烧一次。”外婆说。

她们的谈话让我烦躁。“人不可能两次被烧成骨灰。”我在自己的屋里大声嚷道，就好像是在重复赫拉克利特说过的话。

外婆和母亲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我不喜欢日常生活，可是我喜欢记录日常生活。有时候，生活中的细节会被我挪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我应该怎样定义我的写作？它们简约而深奥，读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又费解，比如前天写的《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并不是故意将它写得奇怪又费解。它完全是“自然地”呈现在我的大脑之中的。说我的写作是“小说”，一定会引起专家们的不满。我是“业余哲学家”。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是清晰又完整的。它对应着我心中的灵光或者心中的秘密。它抗拒传统和正统的分类。

1.14

今天办公室的人刚到齐，处长就宣布说：“我们要认真总结一下新年以来的工作了。”大家将椅子搬到了办公室的中间，围坐在一起。处长掏出自己的纸烟盒，给每位抽烟的同事派发香烟。这是办公室开会的时候永不更变的第一道程序。处长将香烟抛得很高，这使办公室的气氛立刻显得非常活跃。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每位抽烟的同事会轮流主持这种派发香烟的仪式，办公室里始终烟雾缭绕。我不抽烟。我憎恶抽烟。烟雾比会议的议题更令我难以忍受。

像平常一样，我尽量坐得离抽烟的同事们远一点。我翻开一张报纸，读起了第三版左下角处那篇介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文章。对于经常面临严重饥荒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机构好像是一个救星。但是，联合国底下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机构？联合国本身又到底有多少用？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当国家利益变得不可遏制的时候，联合国的身份不是十分难堪就是非常暧昧。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殊死搏斗，我们后来又因为得到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得意忘形。混乱的历史与混乱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意外，充满了荒诞。

我们是第三世界里的佼佼者。我们将温饱当成基本的人权。我们基本的人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聊天、喝茶、看报，还不断举行轮流派发香烟的仪式。

从前开会的时候，通常只有处长一个人说话。最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同事们的话多了起来。不断高涨的物价让大家的话多了起来。今天刚抽完第一轮烟，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就突然情绪激动地说：“现在靠我这么一点工资，连养儿子都养不起。”说着，他将右脚从皮鞋里抽出来，脱掉袜子，很费劲地用右手食指在脚趾缝里捣动了几下，然后用右手拇指将食指上的碎屑弹掉。

大家都看着他的动作，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

“那你是怎么养的呢？！”处长漫不经心地说。

“广泛发动群众，”坐我对面的同事说，“让亲戚朋友一起来养。”

同事们接着就物价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处长在积极参与讨论的同时又不断提醒大家今天会议的议题是“总结新年以来的工作”。他的提醒远不如他的参与那么有效。他的提醒只能带来短暂的安静，而他的参与总是将对物价的讨论推向高潮。

一开始就跑题的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半钟。机关的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菜了。处长临时决定带全办公室的同事去机关大门对面那家新开的餐馆吃“工作餐”。吃完丰盛的“工作餐”之后，同事们都夸奖处长，说他使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

1.15

晚上我又去了韦之那里。他说我的表情告诉他，我等待的信还没有到。

“她可能不会来信了。”

“你伤心吗？”

“我没有办法。”

“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冷酷的陈词滥调。”

“你们最后也许还会见一面。”

“为了正式的分手，我会去见她一面。”

“你觉得这种关系是一场悲剧吗？”

“不知道。”

“生活就像是表演。”

“可是，谁是剧本的作者？”

“没有人知道。”

“也许大多数表演都是即兴的，都没有剧本。”

“你想象过你们最后的见面吗？”

“经常会去想象。”

“也许会出现戏剧性的高潮。”

“什么意思？”

“你懂的。”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就像过去所有的见面一样。”

韦之说着，突然低下了头。他好像是想起了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一次分手。在我的印象中，他在不停地与他的女朋友分手。他的生活好像就是由分手构成的。他会对其中的一次分手有特别的感触吗？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时候，我注意到了韦之身后的墙上新挂出来的那块很大的蜡染布。韦之告诉我，那是他不久前去山区旅游的时候买回来的。他说那是一次很浪漫的经历。

1.16

都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智慧和爱都要求绝对的自由。“专业”是对自由的否定，因为专业将人变成规范的奴隶，教科书的奴隶。因此，真正的哲学只能出自拥有绝对自由的业余哲学家。哲学教授是靠哲学领取工资的人，他也许离智慧不会太远，但是他离对智慧的爱很远，离自由很远。当然，维特根斯坦也当过教授。不过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例外。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

所有人都在跟时间对话。而业余哲学家更是想进入时间，甚至成为时间。这是人最疯狂的野心。像所有人一样，业余哲学家也是短暂的幻影，是写在时间的水面上的符号。而与时间的对话却是生生不息的流动。一代接着一代，人类用死亡来雕琢历史。与时间的对话甚至超越历史，它是真、善、美的载体。业余哲学家的严肃是对世界的微笑。那种最疯狂的野心显露出时间的神秘。

但是，体制妨碍对话，混乱也妨碍对话。体制窒息了怀疑和自由，而混乱则将对话搅扰成噪音。谁能够超越体制，能够不去寻找另一种体制的庇护，而是在对话中逼近生命诗意的终极？

业余哲学家是这样的人。他是时间的倾听者。时间是他的倾听者。他的沉思呈现时间的语法、时间的欲望甚至时间的沉默。而时间的记忆里铭刻着他所有的骚动。

“所以，”韦之有一天对我说，“你就是业余哲学家。”

1.17

今天终于收到了Z的信。但是，我已经被等待的焦虑耗尽了，我竟没有丝毫的激动。

我不安地抚摸着精致的信封。信的厚度超过了我的期待，我有点犹豫。我不想读很厚的信。我恐惧很重的情感和很重的语言。我将信放进了抽屉里。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信，但是，在收到它的时候，我却不想读它了。我的理由很荒诞：我不想读厚度超过了我的期待的信。

事实上，假如Z的这封信写得不是这样“厚”，我同样会感到不安。我会用相反的理由将它扔进抽屉，推迟我的阅读。也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马上读这封等待已久的信。

我们这种靠邮票来传递的“表演”马上就要结束了。借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概念，这种“表演”应该称为是“语言游戏”。这是最大众的游戏。

下午刚上班不久，机关办公室主任又在过道里嚷嚷着要大家“马上”去楼下的大厅里领取东西。同事们马上放下手里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冲到大厅里去排队。这次分发的是两公斤一袋的洗衣粉，每人六袋。我领取的六袋中有两袋破了，洗衣粉漏撒在办公室的地面上。处长回来的时候，提着他那六袋洗衣粉站在办公室的门口，很不满意地看着办公室的地面。这时候，他左手里的一袋也破了。“处长，你怎么也漏了。”我们最老的同事说。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下午我们不干别的了，搞卫生吧。”处长说，“看看乱成什么样子了。”

“处长，可不能乱搞啊。”另一位同事说。

又是一阵哄笑。

我想，假如不搞卫生的话，下午我们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可干。

1.18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没有从塞得满满的书架里抽出任何一本书来读。我的手还是经常接触到那些书，但那只是清理：拂去它们身上的灰尘或者调整它们彼此间的位置。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翻开过任何一本书了。阅读突然变成了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我的注意力突然变得有点难以集中。这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症状？！我极度地恐慌。我盼望着它的逆转。

这也许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作的原因吧。在写作之中，我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我能够被写作的冲动胁迫着走向一个自己想走近的目的地。当然，我偶尔也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文本中留下肤浅的漏洞和差错。但是，在修改的时候我很容易发现这些迷失。

我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我心理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这种病态）。我的紊乱与矛盾已经不是秘密，如果再加上注意力无法集中，就不会再有人将我当成正常的人了。

其实，在别人的眼里，我从来就不正常，我并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关键是现在的这种状况让我自己极度地恐慌。我不知道它的下一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它的最后一步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我已经开始退化了。紧张而又沉重的思考已经将我耗尽。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偏离“正常”的位置。这有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偏离。

但是，我还能写作，还在写作，还要写作。写作可以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短暂的满足。它是我不可或缺的生理需求。写作也能够带给我“升华”的体验，让我发现时间、进入时间、成为时间。

1.19

那天在韦之那里遇见的女画家名叫易路。韦之的艺术家朋友们将这名字颠倒过来，叫她“露易丝”。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浪漫的名字。

她的憔悴掩盖了她真实的年龄。她还不到二十一岁。不过，她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韦之几天前告诉我，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她从前的美术启蒙老师。

今天中午，我在百货大楼门口遇见了韦之和露易丝。我相信我的朋友一定是爱上了这位年轻的母亲和画家。我的朋友很容易被坎坷的经历引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那种“博爱”叫做“怜爱”。他“怜爱”经历坎坷的女人。这一点与我正好相反。我喜欢单纯，像白纸一样的单纯。

韦之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业余哲学家又发现了什么新的范畴？”他玩笑着问。

“无聊。”我不假思索地说。我的意思是他的玩笑很“无聊”。

韦之误读了我。他点了点头，用赞赏的口气说：“‘无聊’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范畴。”

露易丝看了他一眼。她显然意识到了韦之对我的误读。

“你们接着聊吧。”我说着，朝百货大楼里面走去。

“我们也觉得很‘无聊’。”韦之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我走进了百货大楼。这是怎么回事？！在见到韦之和露易丝之前，我并没有走进百货大楼的打算。那么，我刚才有什么打算？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百货大楼的门口？我为什么会在街上行走？我想去哪里？我一边质疑自己的行为，一边继续往里面走。然后，我上到了二层，上到了三层，最后又上到了顶层。我什么也不想买，什么也不想看，我只是不停地走着，无聊地走着。

我走出百货大楼的时候，韦之和露易丝已经没有站在那里闲聊或者“无聊”了。我想起了刚才的误读。我觉得它其实很有意思。韦之说得对，“无聊”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范畴。

1.20

昨天深夜又做了那同样的梦。我又梦见了那一片寂静的森林。在那里，每走几步就伫立着一个女性的裸体。那些裸体都很僵硬，而且都没有头。我看见第一个裸体就已经感到惊慌失措了，但是我的脚步却并没有停下来。我不顾一切地去走，只想尽快摆脱那恐怖的纠缠。可是，那些裸体也在不断伸延，好像已经伸延到了森林的深处。我这才意识到逃避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我停下来，走近身边的裸体。我猥亵地笑了一下，然后将脸贴到裸体冰凉的乳沟里。我突然想到了那裸体从前的生活。我好像感到了它在那种生活中的体温。我嫉妒地哭了。我伸出手来抱住了它。我的指尖在它的脊椎上滑动。突然，我感到了一阵“自然”的畅快，一股暖流从我的裤裆里渗透出来……我睁开眼睛，伸手摸了一下自己黏糊糊的底裤。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频繁地做那同样的梦。梦醒之后，我觉得精疲力竭，心灰意冷。

晚上韦之过来的时候，我向他谈起了自己的梦。他除了开同样的玩笑之外，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他说在他自己的梦里，他看到的裸体都是有头的，而且都是能够发出叫喊声的。他还说他的畅快都是“人为”的。

我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与伊壁鸠鲁和道家都相距甚远。我对性一直充满了恐惧。我总是将性与生育连在一起。我不愿意做父亲。我恐惧做父亲。我不想给自己提供蔑视自己的理由和机会。

1.21

对我来说，胡思乱想是在办公室里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当然如果电话铃响了，胡思乱想就有可能被打断。我的同事们都喜欢和善于在电话里闲聊。我不喜欢也不善于。所以有时候，韦之的电话会让我觉得有点尴尬。不过，我一直有一个古怪的想法，想有一天能够接到一个陌生人为私事打来的电话。我也许会在电话里与那个陌生人闲聊。我已经厌倦了熟悉的面孔和声音。我尤其厌倦了与血缘有关的面孔和声音。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愿意自己的胡思乱想被熟悉的面孔和声音打断。

胡思乱想跟回忆不同。回忆是生活刹那间在别处的再现，而胡思乱想则是一系列无法兑现的计划，或者是大脑自身的磨炼。别人可能认为这种磨炼对大脑有害。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不断地产生新想法，又不断地抛弃新想法，是生命力的标志。但是，胡思乱想经常也让我有自己终将一事无成的焦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犹豫。我不切实际。我优柔寡断又霸道专横。我在极度的孤独中胡思乱想。我将因为胡思乱想而一事无成。

但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什么事？形形色色的成就也许正好就是构成混乱世界的要素。五花八门的成功也许正好就是混乱的根源。混乱的世界中挤满了欲壑难填的个人，匆匆忙忙的个人，成功或者奢望成功的个人。

我突然注意到对面的墙上有一条非常醒目的铅笔印迹，而且很长。是谁在那里留下的？它在那里已经多久了？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过？

1.22

刚吃过晚饭，突然就感到了一阵无法抑制的冲动。我飞快地骑上了车。我很快就冲进了办公室。我迅速打开自己的抽屉。我一口气读完了Z的信。

这其实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它的厚度与情绪没有任何关系。Z既没有激情地表达她对我的思念，也没有理智地清算我们的关系。它的厚度来自它的琐碎。这是一封与前几封信一样的信，一样没有什么意思的信。我现在写给Z的信肯定也让她有同样的感觉。我在写信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非常乏味。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的关系中也许真的存在着感情，像我们曾经相信的那样。但是，感情是无法与时间、耐心和平庸的生活抗争的。

我将信折好，重新放回信封里。我茫然地望着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我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六十年之后，在Z的弥留之际，我茫然地走进了她的病房。她没有睁开眼睛，因此那不能算是我们的重逢。她哪怕睁开了眼睛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已经不可能重逢，因为她的家人告诉我，她已经不再认识任何人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在她的病床边坐下，我还没有来得及感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人来敲我办公室的门呢？会是机关里的打字员吗？同事们都说她很喜欢我，说她朝思暮想着我。这很荒诞，因为她不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会对她有任何感觉，而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对她只有很坏的感觉。我有点紧张。这么晚了……如果打字员这么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将门打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陌生女人。“我的鸡丢了，”她胆怯地问，“它会在这里吗？”她伸长脖子使劲往办公室里面张望。

我也转过脸去，扫视了一下没有任何生机的办公室。“应该没有。”我说。

“我可以进来找找吗？”女人仍然是胆怯地问道。

我将她让进办公室。她十分专注的寻找让我觉得她并不是为了找到什么，而是为了“找”的本身才来的。所有的角落找过了之后，女人绝望地叹了一口气。“唉，真的没有。”她说，“我已经找了两天。”

我仍然站在门口，想在她离开之后立刻关上办公室的门。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竟会在沙发上坐下来。“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它了。”她说。她的语气说明她还有许多话想说。

我觉得有点尴尬。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问道：“那是一只什么鸡呢，你这么想找到它？”

我的问题打开了一道语言的闸门。女人果然有许多话要说。“它是我妈养的鸡。我妈前天中午刚刚过世。那天下午，我们忙得团团转。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只鸡不见了。”女人用很快的语速说话，她接着说：“怪事还多着呢。我妈临死前告诉我，我爷爷其实是我爹的表舅，又是我妈的爹。我真的爷爷被土匪抓走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后来我奶奶就跟她的表弟结了婚。难怪我没有外公外婆。我爷爷原来就是我外公。”

“那你外婆是谁呢？”我冷冷地问，“你外婆就是你奶奶吗？”

女人迷惘地看着我。“我妈没有说完就断气了。”她充满遗憾地说。

我知道生活中有无数的秘密都是因为死亡而成了永远的秘密。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女人继续说，“我不知道我母亲是我外公带过来的还是与我奶奶生的。”说着，她站了起来。

我将办公室的门完全打开。

“我想了两天也没有想出谁是我的外婆。”女人说，“就像我没有找到那只鸡一样。”然后，她摇着头，叹着气走了。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奇的家庭关系。我突然觉得每个家庭里都会有离奇的秘密。如果我和Z成了家，那个家里又会有什么离奇的秘密呢？

我又在办公桌边坐下，又开始胡思乱想。那只鸡到底是什么？一个象征？一道神迹？我突然相信它的确就藏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马上像那个女人一样将办公室里所有的角落又都彻底地找了一遍。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那只鸡会不会就是墙上突然冒出来的那一道铅笔印迹呢？

1.23

不知道是因为街道太窄，还是因为车太多……城市的拥挤加重了我对世界的绝望。空间没有时间那样强大的承受力。人类的膨胀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交通事故越来越多了……喜欢读报的外婆变得越来越焦虑。每次我要出门的时候，她都跟我走到门口。“要多加小心啊，”她说，“现在外面这样乱。”

“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故意说，“该出事的时候，我就会出事的。”

更严重是汽车排出的废气以及城市周围那些工厂烟囱里吐出的浓烟。城市的天色常年都显得沉重压抑，城市里的空气永远都龌龊不堪。而流经城市的江面上总是盖着一层黄色的泡沫，那是从上游的造纸厂和纺织厂排放出来的污垢。这两家赫赫有名的大厂在危及城市居民生命的同时，却又支撑着整个城市的经济。这是一座充满悖论的城市。

商店里也总是拥挤不堪。每天都像是节假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顾客和过客。所有柜台前面都有一堵超厚的人墙。这些人来自何处？我来自何处？商品好像是越来越丰富了，而商品的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所有人都对自己没有弹性的工资怨声载道。

更严重的是，人们对一切都没有信心了。欺骗成了新的社会规范、新的生活技能。体制只能用欺骗来维持住它脆弱的稳定。而人与人之间，欺骗也蔚然成风。

所有这些都是潜在的危机。这混乱的世界也许很快就会崩溃……但是，代之而起的会是什么呢？那肯定是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

1.24

韦之总是替我投稿，所以我经常收到退稿信。我为这件事抱怨过他。我甚至威胁说不会再将自己的写作交给他评判了。我的写作非常奇怪。它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它根本不可能被那些习惯了教科书上关于文学体裁准确定义的编辑们看上。我的写作就像是业余哲学家本人一样，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可以说出现在我的写作中的人物都是业余哲学家。他们自由地在时空里进出，他们虔诚地接受文字的代理。业余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不同，也不同于哲学教授的研究对象。业余哲学家在混乱的世界中没有位置。

我记得自己在少年时代对投稿一度也曾经有过狂热的兴趣。在投稿的同时，我通常还会给编辑们写一封非常谦恭的信，表达我对发表的渴望。我的零花钱几乎全用在买信纸、信封和邮票上了。我一遍一遍地誊写自己的稿件和给编辑们的信件。我反复检查信封是否封死、邮票是否粘牢。有几次我接到过编辑们用手写来的退稿信。我会为那种拒绝激动得充满了信心。那真是存在主义说的“无用的激情”啊。我现在觉得它那么遥远。

韦之对我的抱怨和威胁从来都毫不在乎。他认为我的写作有非凡的价值。他说他一定要让我的作品发表出来，为这个时代所接受。我不可能制止他。

今天下午，又有一封退稿信来到了我的跟前。我准备明天再将信封拆开。我马上要做的事是去粮店为处长买五斤面条。这是他老婆刚才来电话交待的任务。他说她为这点小事已经提醒过他三天了，如果今天还是忘了，她就不会让他再进家门。而处长马上要去听中央一号文件的传达，他将买面条的任务交给了我。

1.25

今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开昨天收到的退稿信。这次又碰上了一位耐心的编辑，她给我写来了将近一页的意见。可是我没有任何耐心读那些意见，我将它撕成了碎片。然后，我开始读自己的写作。

送葬

老头儿在拐弯的地方遇上了送葬的车队，那只扶着拐杖的手微微颤抖。

车队在医院大门前停了下来。从车队中部的客车里冲下来的那个人小跑到车队最前面的卡车旁，对车上的人吆喝了几句，于是就响起了哀乐。

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簇拥着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医生手里举着一根竹竿，竿头上挑着一串已经点燃的鞭炮。伴随着爆炸声而起的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慢悠悠地扩散，显得非常伤感。

这肯定是一个老病人了，老头儿激动地想，他跟医生和护士都结下了感情。

爆炸声刚一停，车队就开动了。一些孩子冲到马路中央，争抢地面上没有爆炸的鞭炮。

“去看看讣告就知道了。”老头儿自言自语。他从搬进新居之后，每天上午都会在这条乱糟糟的马路上散步。经过广告栏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看到新贴出来的讣告。他通常并不会停下脚步，因为讣告让他难受，因为他的大多数熟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条马路上遇见送葬的车队。他想知道车队为什么要在医院的门口停留。他想知道为什么医生和护士都会出来为死者送行。他想知道死者的生平，想知道他会不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老头儿这样想着，朝广告栏走去。

就在他刚能够看清“讣告”两个大字的时候，那只扶着拐杖的手又剧烈地抖动起来。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改变了方向，走进了广告栏对面的那家饮食店。

服务员们都坐在柜台后面的长凳上，正逗着刚走开的那位同事的小女儿。她们根本没有注意已经在门边的餐桌旁坐下的老头儿。

这正合老头儿的心愿。他只想在饮食店里坐一坐，并不想点要任何食品。他轻松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挂在被油烟熏黑的墙面上的那一排镜框引起了他的注意。除了中间那张营业执照和那张通过卫生检查的“合格证”之外，其余镜框里装的都是奖状。我也得过很多很多的奖状，老头儿激动地想。

从柜台后面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你有几个爸爸？”

“一个。”

“怎么才一个呢？”

“就一个。”

“你有两个，知道吗？”

老头儿朝柜台后面瞥了一眼。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咬着大拇指，眼睛盯着很高的屋顶。她没有再开口说话了。

“不信吗？”

“等一下去问你妈妈吧，问她你是不是有两个爸爸。”

“她一定不高兴你那样问她。”

“说不定还会骂你打你。”

“这就说明你问得对。”

“你真有两个爸爸。”

“千万不要说是我们告诉你的。”

“千万记住了。”

老头儿记得自己在很小的时候也经常听不懂大人们的话。比如那一次，他跟着他的父亲和伯父去赶庙会。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座巨大的坟山。他不知道两个大人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他们走着走着，突然讨论起了自杀的事。他们用的很多词他都听不懂。

柜台后面不断爆发的笑声令老头儿有些烦躁了。他站起身。他还是觉得应该去看看那张新贴出来的讣告。可是，刚走到饮食店的门口，老头儿就愣了一下。他发现那张讣告已经被人撕去了一块。他急冲冲地横过马路，走近广告栏。没错，讣告已经被人撕去了一块。老头儿愤怒地想，就这么一转眼的工夫，这是谁干的？

老头儿后悔自己刚才不应该到饮食店去坐了那一下。他觉得撕讣告的人是在利用他突然的恐惧故意与他作对。就像那小子一样！老头儿愤怒地想。会不会就是他呢？他接着又想。他现在认为自己一生中经历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归咎于他。他是他唯一的孙子。他对他的一切都看不惯。搬家的时候，他竟将他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奖状一把火烧掉了。“这些废纸，”他一边烧还一边气急败坏地说，“太占地方了。”

“这哪占地方啊，”老头儿绝望地说，“这哪是废纸啊。”

那小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是我的命啊。”老头儿绝望地说着，想从火堆里抢出一张奖状。

那小子将他粗暴地推倒到沙发上。“我今天就要彻底革了你的命。”他气急败坏地说。

搬进新居之后，老头儿就觉得自己像已经死了一样，因为他房间的墙壁上是空荡荡的，因为他的“命”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老头儿越来越肯定讣告就是那小子撕掉的。他的腮帮子也像他扶着拐杖的手一样剧烈地抽搐起来。他低声念着残留在广告栏里的那一半讣告上的文字。他惊呆了……“终年四十三岁。”他重复了一遍最后的那一句话。下面的讣文就被撕掉了。他肯定是那小子干的。

刚才还以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呢……老头儿一边想着一边朝地狱一样的新居走去。他很想回忆一下四十三岁那一年自己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除了那一年得的那三张奖状之外，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我说过那就是我的命啊，他还是将它们全都烧了。”老头儿绝望地自言自语。

站在新居的楼下，老头儿又想起了从庙会回来的那个夜晚。他突然觉得他听懂了他的父亲和伯父在坟山上的对话。他们在谈论哪一种自杀的方式痛苦最少。他不记得他们各自的结论。他只记得他们有不同的结论。但是，他们都没有勇气去证实自己的结论。很多年以后，他们都死于痛苦不堪的癌症。

老头儿没有一点勇气再走进地狱般的新居了。他转过身，重新走到了马路上。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是想去追上那送葬的车队。他奇怪地想，只活四十三岁也许就是一种“福气”……

我对这篇作品有许多的疑问。我甚至没有把握这是不是我的写作。如果是，它写作于什么时候？

不过，我熟悉那位对自己的一生充满疑惑的老头儿。我熟悉他对年纪的敏感。我也喜欢作品中关于奖状的那一段对话。“奖状就是我的命啊。”我母亲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也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不知道她挂在墙上的那些奖状正好是体制奴役她的标志。

1.26

深夜里，一阵奇妙的呼唤将我惊醒。我不知道那呼唤来自何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发现外面正在下很大的雪。我披上大衣，搬起书桌旁的藤椅坐到了阳台上。淡淡的寒意在我的心中荡漾起恬静的喜悦。

飘落的雪的反光令四周的房子看上去就像是静穆的影子。我知道，所有事物的形态都受光线的操纵。在特定的光线下，一切都可能变成影子。生活是影子，一切人的生活。人是影子，所有的人：我的同事们，我的家人们，家人们引来的客人们，当然还有我自己。我懦弱的性格让我与影子关系密切：我在所有的行动之前都犹豫不决。我无时无刻不在犹豫。我就是犹豫。这绝对的犹豫让我比任何人都更像是漂泊不定的影子，无家可归的影子。

雪下得很从容。这可能是今年唯一的一场雪了。我想起那天母亲和外婆关于全球气温升高的议论。很多年以后，雪可能也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绝迹了，就像北极熊一样。

混乱地飘落的雪如果能够累积起来，明天清早的世界将是白皑皑的一片。那纯净单一的景象将令此刻正在熟睡着的人们万分惊喜。

而我因为深夜的惊醒不会再有清晨的惊喜了。我后悔刚刚听到了那一阵奇妙的呼唤。它来自何处？我来自何处？

1.27

这两天的日记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很多事情恰好发生在深夜，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当成是昨天发生的还是今天发生的。而且在事情和我的记录之间，通常还会隔着一个荒诞的梦。它一定会使我的记录部分地“失真”。这是我的日记天生的缺陷。这种缺陷让我怀疑所谓的“真实性”。“发生过”可能毫无意义，就像历史只是“我想从中苏醒的噩梦”一样（这是《尤利西斯》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有意义的是“发生着”。“发生着”让“我”成为意义的决定者或者至少是参与者。当然，如果发生的事情恰好就是那个梦或者恰好就是我无法定义的作品，“发生过”与“发生着”就非常接近了。也就是说，我的梦和我的写作是我的日记中最接近真实的部分。当混乱的世界有规律而无节制地涌向我的时候，梦和写作就成为了一道屏障。这当然是一道十分脆弱的屏障，但是，它能够给我短暂的呵护。这对我生命的延续是多么地重要啊。

清早醒来之后，我马上有点惊慌。柔和的阳光在窗户玻璃上缓慢地摆动，令我误以为季节已经到了春夏之交。我往窗外探望，根本看不到雪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那场交通事故的现场。在受害者被抬走之后，现场至少还留下了血迹。那残留的血迹为想象打开了一道窄门。但是，昨天深夜的雪却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上班的路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雪”迹。我迷惑不解地走进办公室。我告诉同事们昨天深夜的壮观场面。

“你疯了！”

“气温这么高，怎么可能下雪？！”

“那是你做的梦吧。”

“以后再也不会下雪了。”

“甚至都不会再有冬天了。”

同事们没完没了地议论起来。没有人相信我在深夜里目睹的美景。

为什么“发生过”与“发生着”会相距这么远或者说相距这么近？这就好像是“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距离。为什么那奇迹般的雪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不知道究竟是黑夜真实，还是白昼真实。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对还是“他们”对。

1.28

不管怎样，我会总是想起深夜下雪的事情。我原来以为，昨天一上班，同事们就会吵着嚷着到办公楼边的空地上去打雪仗。那应该比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和读报要有趣得多。我完全没有想到昨天的气温会那样高。我深夜里看到的雪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不过，哪怕昨天地面上积起了很厚的雪，同事们也很可能不会去打雪仗。他们习惯了办公室的悠闲。他们害怕出汗。出汗好像是对他们个人利益的侵犯。他们有“个人利益”吗？他们连“个人”都不是，哪来的个人利益？！非“个人”的特征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体制是他们的母亲，它分给他们的乳汁不会让他们吃饱，也不会让他们饿死。这种特殊的营养模式让他们对特殊的母亲产生了特殊的依赖，也让他们对特殊的集体产生了特殊的依赖。

尽管他们不是“个人”，他们却还是没有忘记去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这种建立在嫉妒基础上的个人利益也是一种“比较利益”。但是，与李嘉图发现的那种比较利益不同，这种比较利益发生于国内，发生于办公室之内。同事们都唯恐自己吃亏。在不可能“多得”的庞大计划经济体制里，避免“多劳”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出汗就是多劳的标志，出汗就是吃亏的见证。即使外面有很厚的积雪，同事们也不会去打雪仗。

我不喜欢打雪仗是因为我不喜欢集体的活动。集体让我感到冷漠，让我感到孤独。从前的冬天，我总是趴在窗口，看邻居的孩子们在雪地里游戏。我不想加入他们。我不愿加入他们。我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29

今天又接到了Z的一封信。她说，她不久要去南方出差。她乘坐的火车将经过离我们城市只有九十公里的那个大站。因为同行的人很多，Z不能中途下车，但是她觉得我们可以在那里的站台上见一面。她乘坐的火车将在那里停站十二分钟。

为了这次见面，我只能再请一次病假。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开始大声抱怨这几天的身体不大舒服。我说自己好像有点低烧，而且还伴有作呕的感觉。

处长正在翻动刚收到的文件。“有病了就要去看医生。”他说。他并没有抬头看我。

我装着很不情愿的样子离开了办公室。

我直接去找韦之极为热情的姑妈。她是我们城市里最大的中医院的内科主任。韦之告诉过我，她是世界上最疼爱他的人。而我因为是韦之最好的朋友也得到了她无条件的关爱。我的所有病假条都出自她的手。

我们的处长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病假条的“真实性”。

“这次你想得什么病呢？”著名的内科主任慈祥地问道。

“我已经告诉处长我有点低烧，还伴有作呕的感觉。”我说。

“那你正好是得了现在的流行病呢！”著名的内科主任笑着“诊断”说。

有时候，虚假与真实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

1.30

我把病假条递给处长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生病就应该好好休息。”他冷冷地说着，将假条摆在一边。

我稍稍清理了一下办公桌后，准备离开。

“医生建议你休几天的假？”处长突然不太高兴地问。

“假条已经给你了。”我说。

处长这才拿起我的病假条看了一眼。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我知道处长还有话要说。

“你最近怎么老是生病啊？”处长冷冷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故意咳嗽了两下。

“这样不会耽误工作吧？”处长接着问。

“不会的。”我说。我心想，我们整天都没有事做，有什么好耽误的？！

处长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好好去休息吧。”他眼睛盯着报纸说。

就在处长话音刚落的一刹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突然决定不去了。我突然觉得到九十公里以外的一个车站去跟一个我已经没有什么话说的人说十二分钟的话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这突然的改变让我周围的世界急速地旋转起来。我果然有了一阵作呕的感觉。

我经常会陷入这样一种恐怖的“晕眩”，特别是面临着道德的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选择”为什么会在我的身上有这样奇特的生理反应。假如我能够像韦之那样“堕落地”（这是他自己的措词）生活，或者与他正好相反，过完全道德的生活，我的内心会不会出现持久的平静？

我从晕眩状态恢复过来之后，处长正在认真地读报纸上的一条体育新闻。他不可能知道刚才的一刹那我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地荒诞。

1.31

不上班的日子就要听外婆的唠叨。外婆有唠叨不完的现在，也有唠叨不完的过去。她甚至有唠叨不完的未来：地球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太阳呢？

我惊叹她关于过去的记忆。我惊叹她的过去。她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那座巨大的庄园里。她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她出嫁之后，也经常回到那里……直到革命的到来。那是她的世界。那是她用记忆捍卫的世界。那是永远也不会遗弃她的世界。

我也经常梦见那座巨大的庄园，尤其是庄园门外的那口方方正正的水塘。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都与那口水塘联系在一起。有一天，一具尸体浮出了水面……那好像成了那座庄园的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与外婆相比，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冷漠的体制。她的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强加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来自何处？

上午醒来之后，我还在床上躺了很久。我奇怪外婆为什么没有不停地敲我的房门。

我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我注意到饭桌上有一张字条，是外婆留下的。她说她到医院陪外公去了。

这么说，今天就听不到外婆的唠叨了。

2.1

外婆今天果然提到了那口方方正正的水塘。“那一年夏天，突然浮上来了一具尸体。”她放下手里的小记事本，摘下她的老花镜，充满感情地说。

“这件事你已经跟我说起过好几次了。”我提醒她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后来发生的事情。”外婆说。

我从她的语气里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是你舅外公最早看到了它。”外婆说，“他还朝它扔了两颗石头。”

我等待着她继续说下去。

“他那时候才四岁，能背不少的古诗，别的什么都不懂，难怪他会做那样的蠢事。”外婆说，“你舅外公前几天的信里还提起了这件事呢。他说他一辈子一事无成，可能就跟那两颗石头有关系。也许真是这样的：人小时候做的错事，可能用一辈子都赎不回来。”

我感兴趣的是尸体而不是舅外公。“那尸体后来怎么样了呢？”我问。

“我们把它捞上来了。”外婆说着，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现出纯真的表情。“我现在还能看见那张脸的样子。”她继续说。

“他是谁？”我问。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外婆说。

“一个过路的人？”我问。

“肯定是的。”外婆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继续说，“人死在陌生的地方多可怜啊。没有人为你的死悲痛伤心，那比被火烧两次好不了多少。”

我冷笑了一下。“死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才可怜呢。”我说。

“你怎么知道？！”外婆不满地说，“你又没有死过。”

“我宁愿死在陌生的地方。”我坚持说。

外婆用费解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突然想起来，外婆老家的位置很偏僻，就像是一个死角，有谁会从那里过路呢？“那可能是一个迷路的人。”我改正说。

“人都死了，过路和迷路又有什么不同！”外婆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唉，如果有人正在等他，该有多着急啊。”

我不想她继续想象下去。“后来呢？”我问。

“你知道那是夏天，尸体会很快腐烂的，必须马上将它埋掉。”外婆说，“你老外公真是一个大好人，他把自己的棺材让给了他。那是一副很好的棺材呢。”

我不知道很好的棺材有多么好。我相信那过路的人也同样不会知道。

“能躺在那样的棺材里真是一个人的福气。”外婆说。然后，她又戴起了老花镜，继续在那个小记事本上登记今天的开支。

我隐隐感觉到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不过，我没有继续追问。说真的，我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特别的好奇。我与“任何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

“有些事情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外婆又突然说了一句。她的视线并没有从小记事本上移开。

2.2

我昨天隐隐的感觉非常准确。今天早上我还没有完全醒来，外婆就进到了我的房间里。“昨天的故事还没讲完呢。”她兴致勃勃地说。

我讨厌她吵醒了我，但是我并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那你就接着讲吧。”我说。

外婆在我的床边坐下。“你说那过路的人是不是很有福气？”她这样继续昨天的故事。

“不一定。”我说。

“好吧，我们不说他了。”外婆说，“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用水塘里的水了。”

我好奇地想，她刚才说的两个“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人。我们的语言里有多少这样的陷阱啊。我这里说的“我们”与外婆说的又不相同。

“还有人建议干脆把它填掉。”外婆继续说，“但是你老外公坚决反对。他说那是一份祖宗传下来的家业。”

我觉得外婆说出的“你老外公”这几个字也非常荒诞。她为什么要将我（也就是她说的“你”）搅进去？“你老外公”是谁？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性的经验，为什么要将他与“我”连在一起？她可以称他为“我父亲”，这样听起来会让我舒服得多。但是，我并没有这么提醒和纠正她。我担心我的提醒和纠正会改变她叙述的方向。我只是在她每次提到“你老外公”的时候，在心里悄悄将它替换成“我父亲”。这个小小的语言游戏让我自己也好像变成了故事的一位叙述者。

“接着，更奇怪的事就出现了。”外婆说，“第二年夏天，就在我出嫁的前一天，水塘里又浮出了另一具尸体。”

我挪动了一下身体。我没有想到故事会这样发展。

“那还是一个陌生人，而且那还是一个女人。”外婆继续说，“一个陌生的女人。”

我突然想，Z乘坐的火车这时候应该已经抵达那个繁忙的车站了。对我来说，Z现在就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但是，我“曾经”熟悉过她吗？我甚至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她的裸体。我“曾经”以为我熟悉她，以为我熟悉她的感觉和思想，但是，我甚至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她的裸体。存在着与身体无关的感觉和思想吗？

“你老外公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外婆接着说，“他又让人将自己刚做好的新棺材抬了出来。”

一阵剧烈的伤感击中了我。我突然想紧紧地贴着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体，我想要那种陌生的感觉。

“那天深夜，你老外公让管家将我叫醒，他急着要见我。”外婆说。

那是一阵难以忍受的伤感。

“我很少去他的房间，也从来没有那么晚去过。走进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巨大的房间就像是一座灵堂。”外婆继续说，“你老外婆（注意，这又是一种要替换的关系，我提醒自己）过世许多年了，我不知道那房间里为什么还会有那种死亡的气味。”

我努力将自己从那一阵伤感里拉扯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到外婆的故事里。

“我在他的床边坐下，就像现在这样。”外婆说。

我非常讨厌她的这种联系，不过还是没有责备她。

“你老外公问我记不记得去年从水塘里浮出来的尸体。我当然记得。他又问我记不记得那是哪一天。我说我当然记得。我说就是‘今天’。”

我注意到外婆情绪的变化。我突然理解了她说的“就像现在这样”的意思。她显然已经重新进入了那只在记忆中留下了痕迹的现场。

“你老外公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他说他还以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外婆说。她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父亲流泪。甚至在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看见过他流泪。她知道他把这巧合看得多么严重。“他对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外婆接着说，“第二天我就要出嫁了，就要去为别人家传宗接代了……你老外公说他想改变这个安排，可是已经太晚了，已经来不及了。”

我想去抚摸一下外婆的手。但是，我马上又犹豫起来。我不想让她知道她的故事让我有点感动。我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你老外公让我千万保密，不要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别人。”外婆说，“现在，终于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了。”

我没有因为自己终于成为了这“第三个人”而特别高兴。

“其实你老外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外婆接着说，“那只是巧合，不是诅咒。我一辈子除了像大家一样遇上了一次改朝换代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我早知道我老外公的结局：他在改朝换代的前夕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他当然也像那两个陌生人一样死在了陌生的地方。但是，他的死会不会与那两个陌生人的尸体有什么联系？这一点，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点，任何人可能都永远不会知道。

2.3

刚走进办公室，处长就告诉我，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封电报。“已经来两天了。”处长说。

我知道那肯定是Z的电报。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电文会是如此荒诞。

“没有耽误你的事吧？！”处长好像是明知故问。

“什么都没有耽误。”我说着，用右手的食指抚摸着荒诞的电文：“出差取消想你”。这是荒诞无比的电文。

我打量着飘打在窗户上的雨水，心中弥漫起说不出的惆怅。我们生活在无数的计划之中，但究竟是谁在计划着我们的生活？最初的计划是谁制订的？最后又是谁取消了计划？是谁让计划落空？是谁让计划实现？是谁计划了我们无法改变的命运？……这所有的问题突然涌现在我的大脑之中。总而言之，出差被取消了。我晚了两天才得知这一消息。而我却在三天之前就出现了那一阵晕眩，已经做出了不在Z出差的途中去见她的决定。这荒诞的巧合！

我和Z也许只有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了。那将是我们正式的告别。告别的时候，我想对她说：“你去找自己的生活吧。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不可能给你愉快的生活。”他妈的，这还用得着我说吗？也许她已经找到自己的生活了。也许那将是她要对我说的话。也许那一直让我内疚的告别正好是她等待已久的解脱。也许那正式的告别将让我遭受创伤而不是让她蒙受羞辱。

这荒诞的电报证明了我对见面的逃避的正确吗？不，这是纯粹的巧合！不，这比纯粹的巧合更糟：这是生活对我的戏弄！它完全颠覆了我在整个事件中的位置。它让我从一个肆无忌惮的进攻者变成了束手就擒的失败者。“假如”Z的电报在我的那一阵晕眩之前到达，我肯定会按原计划出发。我三天的病假就会与一趟没有任何意义的旅行连在一起。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听到外婆的那个神秘莫测的故事了（或者永远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外婆和她父亲的那次谈话了）。那两个陌生人的尸体与她父亲的失踪到底有没有联系？当然，“假如”Z的电报更早一点到达，那三天的病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意味着我的生活中又会多出三天在办公室里度过的无聊的日子……

生活本身的无聊让所有的“假如”都失去了魅力。

2.4

Z没有忘记在电文中写下“想你”。这种表白不会改变我们这次错过的性质。这次错过是必然的错过。与“错过”实实在在的冷漠相比，空洞的思念就像是一阵无法攥住的寒风。

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又将Z的电报从抽屉里拿出来，反复读了几遍。是的，我也经常“想”她，或者说通过她的名字“想”她（甚至或者说我经常“想”她的名字）。我不可能直接“想”到Z。她的“名”是通向她的“实”的必经之路。事实上，我也许永远都不可能抵达她的“实”，因为思想是“名”的不断的绽开，无限的绽开。每一步朝向“实”的接近都因为更多“名”的涌入而变成了与“实”的背离。这好像是布拉德雷的发现：人的认识天然地受到了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

也许“实”根本就不存在，就像“真理”不存在一样。或者，“实”只是一种不同的感知体系中的“名”。比如Z的身体可能被误会成她的“实”，而实际上，它只是我视觉或者欲望里的“名”。它会随着光线、角度、时间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这混乱的世界就是因为这一切变化莫测的“名”而混乱的。

也许我想错了，因为我突然看见了Z的那一双迷人的眼睛。它在办公室的墙上一闪而过，就在那一道铅笔印迹的上方。我曾经抚摸过那一双眼睛。我喜欢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它让我忘记嘈杂和时间，忘记语言。如果那迷人的眼睛也只是一个“名”，我的抚摸就不是一种“感”知，而是一种“认”知。这不可能，这与我的感受正好相反。难道我曾经接近过Z的“实”？

我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办公室冷漠的墙面。那种粗暴的冷漠让我羞愧难当。

2.5

I-See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哲学教授。今天我收到了他从波士顿寄来的信。他正在那里的一家大学做访问学者。

因为总是在别人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频频点头并且重复地说“I-See”，他得到了这个“洋气”的绰号。

他是我刚刚对哲学发生兴趣的那一年交上的朋友。那一年，他的那本《西方现代哲学教程》的出版被当成是“思想解放”的象征，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是那本书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尽管我发现作者的许多观点都并不“解放”。我尤其无法接受他关于波亨斯基等人的评论。我带着几分怨气去他任教的大学找到了他。没想到，他竟极为客气地接待了我。他说年轻人是哲学的未来。他又说他最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我没有忘记说明自己的来意。而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自己那本很受欢迎的“教科书”，因为那是一本在出版社压了十年才得以出版的书，里面的许多观点其实早已经过时了。他的坦率让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最近两年，我们的关系开始疏远，因为他越来越像哲学教授（当然，他是哲学教授），而我越来越反感哲学教授。我们关于存在主义的一些讨论更是让我对他大失所望。作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存在主义研究者之一，他对存在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很深的误解。

I-See的信中洋溢着对美国的赞美。他赞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思想自由，也赞美美国清新的空气和方便的生活。这些赞美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新意。我希望哲学的批判精神能够让I-See看到那个“超级大国”的阴暗面。

尽管美国的一切都很美，I-See并不打算留在那里。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在他离开的前夕，他关于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研究都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他是满怀义愤离开中国的。而他在美国的亲戚很多，他的家庭与那里的商界、学界和政界都有不少的关系。但是I-See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他说在美国这一年的访问让他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说他这个人道主义者永远也不会“异化”，他将带着对人类的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不知道这种希望能给I-See多久的支撑。他回来之后会不会很快又感到绝望，最后甚至又会绝望地离去呢？

有趣的是，从希望到绝望的飞机票价与从绝望到希望的飞机票价是一样的。

2.6

“考试了。考试了。考试了。”今天处长大声嚷嚷着走进办公室。他从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叠印好的试卷，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然后，他又从只有他能打开的保险柜里取出一叠小书，发给我们每个人一本。“开卷考试。答案全在书上。但是，一定要独立完成，不能互相讨论。”他认真地说，“赶快做，十一点钟交卷。”

办公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又考什么？”

“怎么不早打招呼？！”

“早知道我今天就请病假了。”

“怎么又是考法律？！”

“上次不是考过了吗？”

“又是一个系列的考试。”

“总共要考几次啊？”

“谁知道呢？！”

“我老婆的单位也在考。全国都在考。”

“所有的国家干部都要通过这个考试。”

“这次考试有没有报酬啊？”

“没有报酬谁会给它考！”

处长已经开始在小书上找答案了。“参加考试的每个人发奖金十块！”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完之后，又批评同事们不应该总是“朝钱看”。

我走到处长跟前，想将试卷退还给他。“我不参加考试，”我说，“我不朝钱看。”

“这可不行。”处长将试卷又塞回到我手里。“办公室只要有一个人缺席，我们大家就都得不到奖金了。”他说。

“那你安排一个人替我抄一份吧，”我坚持说，“我的奖金归他。”

“那怎么行，”处长说，“那叫作弊。”他有点不耐烦了。“大家都已经开始了。”他接着说，“你也赶快去做吧。”

我看到大家都已经围在了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的身旁。他是应付考试的高手。我也挤了过去。

只有处长始终没有凑到我们这一边来。他不想“作弊”。

最后是机关人事处统一评卷。下午下班前，成绩就下来了。我们围在一起的那一堆人都得了满分，而处长比我们少得了十五分，他抱怨说有一个题目的答案他在书上怎么也找不到，只好自我发挥。

当然，成绩的差异对报酬并没有影响。所有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奖金。

2.7

我将考试得来的奖金视为“不义”之财，今天下班之后，马上去书店将它（也就是将这种“物质”）全部兑换成了“精神”。书籍总是我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我永远满足不了的需求。从少年时代开始，这种需求就成了我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动力。现在，焦虑压抑了我的求知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少能够静下心来读完一本哪怕是很薄的书了。尽管如此，书籍仍然是生活给我的最大安慰。走出书店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庆幸无聊的办公室里不时会有这种无聊的考试。

其实，我们的工资也是不义之财，因为我们的劳动不仅毫无意义，还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发展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国家干部”的劳动本身就是犯罪。而因为这犯罪领取报酬就更应该罪加一等。这个体制的错可能就是由所有效力于这个体制的个人的错整合而成的。

在这种体制中，政治是根本，权力是实体，而法律只是一个名义，只是一件外衣，甚至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注意，这又涉及到了“名”与“实”的关系）。法律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普及法律知识，而是为了“不义之财”的分配。许多人都会因为这种走形式的考试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这种体制的运作就好像是有组织的犯罪。我为自己的卷入而内疚。我不想自己永远怀着这种内疚生活下去。

2.8

今天上午，一个中学同学来办公室找我。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不过，我隐隐约约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好像还是老样子。（这里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名”与“实”的关系！）

他来告诉我，春节期间，他们将要组织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他希望我也能够参加。

我对那种浅薄的聚会没有任何兴趣。面对一堆从前的熟人，首先说几句没有意义的客套话或者调皮话，接着遮遮掩掩地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境况，最后嘻嘻哈哈地祝福分手。去你的吧，我心想，我不想用那种浅薄的方式去触动自己的过去。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躲着大家，”我的中学同学说，“大家都很想见到你。”

他的话对我的回答没有任何影响。“春节期间我不会在这里。”我回答说，“我怕热闹，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过节。”

这是不是在撒谎？我其实还没有考虑过在哪里过春节。我讨厌没完没了的饭局，我讨厌川流不息的拜访……我每年都想逃离，可又从来都没有逃离。“春节期间我不会在这里”，这是我恒真的愿望，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却仍然只是一个“愿望”。

这个春节我估计自己哪里也不会去，因为我已经决定在春节前后离开我已经无法忍受的体制，“遗弃”我受骗和骗人的工作。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春节。

“你不能来参加，大家都会觉得遗憾。”我的中学同学说。

我自己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2.9

最近的新闻管制突然有了一点宽松的迹象。报纸上偶尔会暴露一下社会的阴暗面，报道一些从前绝对不允许报道的暴力事件，比如小儿子强奸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接着母亲怂恿大儿子砍死了自己的弟弟；又比如一对父母羞于女儿的行为不检，合谋将她勒死；还有，一个男人帮助与他相好的屠宰场女工肢解了自己的妻子……这些暴力事件极大地活跃了办公室的气氛。最早读到报道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读起来，听得大家心潮澎湃。然后，就如何处理这一些事件，同事们立刻议论纷纷。甚至忙得不可开交的处长也不想错过了这种议论。

如果事件太离奇了，同事们会怀疑那是报纸的“营销策略”，是用来招徕读者的瞎编乱造。但是，混乱的世界里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呢？我甚至想象过比上面那些更荒诞的事件，比如一个母亲将自己疼爱的儿子杀了，就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混乱是没有边界的。混乱的世界不相信“不可能”。那么，就让我们相信所有的荒诞吧！

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同事们提出了各种离奇的见解；对事件的处理，同事们也提出了各种特别的方案。这些见解和方案听起来比事件本身还要荒诞。我不得不惊叹这种民间的想象力，它是无法通过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来得到的。它令哲学教授和业余哲学家都望尘莫及。

2.10

今天每人可以分到二十公斤新鲜的猪肉，办公室里又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下午上班的时候，猪肉已经堆放在了办公室的正中间。处长提着杆秤，兴奋地站在肉堆旁。“春节快到了，每天都会有东西分。”他说，“大家不要忘了，总是要带一个空口袋来上班。”

同事们都蹲下去，开始认真地挑选摊摆在地上的猪肉。

处长不耐烦地将秤盘在地面上敲了几下。“不要挑。不要挑。”他说，“全都是最好的肉。”

过秤之后的肉并不正好是二十公斤。按照机关的规定，多的部分按市价的一半出钱，少的部分则按市价补贴。“公家绝不会让个人吃亏的。”处长认真地说。

同事们用旧报纸将称好的猪肉包好，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们看上去都心满意足，同时却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比如一位同事又抱怨说分物资不如直接分“通货”，而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又在抱怨他没有办法将这一大包猪肉带回家。

“往自行车后座上一搭就回去了，”处长说，“就像你平时骑车带儿子一样。”

“可我儿子是一块整的，”我的同事说，“这他妈的是散的。掉了一块，我不就亏了吗？”

他的话逗笑了其他的同事。

像平时一样，处长总是先人后己。他要了最后剩下的那几块猪肉。他仍然认真地将它们过了秤，好像唯恐占了公家的便宜。接着，他又提醒大家不要将肉包得太严实了，因为室内的气温并不低。他还说如果手头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今天可以提早下班。

2.11

清早刚醒来，一个“铁匣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拼命地守护着它，守了整整的一天。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地将它打开。我看到了铁匣子里面装着的那四件“宝物”。我激动不已，又完成了一次神奇的写作。

铁匣子

老爷爷病得快死了。如果他没有病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他的房间里去，去听他重复那个他重复了无数遍的战争故事。这是我们这个部落的孩子们法定的“学习”。谁都不能缺席，连小个子也不例外。那天晚上，小个子又偷偷跑到后山上看磷火去了。他吓得颤惊惊地回来的时候，老爷爷的故事刚刚讲完。我们都以为老爷爷会放过他。没想到，他严厉地瞪了他一眼，立刻宣布了对他的处罚。他罚小个子一夜不许睡觉。

故事的有些细节倒是百听不厌，比如那些敌人的穿着和长相。老爷爷总是将敌人的穿着和长相描述得非常离奇，离奇得让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还有就是故事的结尾。那是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想象的结尾。我们肯定是战争的胜利者。我们的胜利不是因为我们有超过敌人的智慧和军事实力，而是因为我们有铁匣子，更准确地说是有铁匣子里面的宝物。那些宝物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一位祖先发明的。那时候，我们的敌人还完全没有开化，还不知道“发明”是什么意思。

“只要保住了这个铁匣子，我们就可以保住我们的江山，我们就战无不胜。”老爷爷说。他总是用这句话来结束他重复了无数遍的战争故事。

真的，故事里有好几次，敌人把我们的房子全烧光了，把我们的银子全抢走了，把我们的书籍全销毁了，把我们的女人全糟蹋了……我们这个部落却并没有因此而被消灭。我们又建起了很多房子，我们又找到了很多银子，我们又培养出了很多写书的人，我们的女人又开始使劲地生孩子……

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接下来是提问的阶段。我们必须向老爷爷提问，这是对我们“学习”态度的检验。老爷爷对我们提问的内容没有限制。他鼓励我们畅所欲言，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老爷爷，敌人为什么不抢走我们的铁匣子呢？”

“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宝物。”老爷爷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铁匣子。”

“老爷爷，如果敌人抢走了我们的铁匣子，他们会不会也变得战无不胜呢？”

“铁匣子只会保佑我们自己。”老爷爷回答说，“这就是它的特色。”

“老爷爷，敌人到底抢走过我们多少银子？”

“老爷爷，后来那些写书的人怎么能够重写出从前的那些书呢？”

“老爷爷，敌人是怎样糟蹋我们的女人的呢？”

“老爷爷，敌人的武器为什么总是比我们的厉害？”

“老爷爷，我们为什么不去发明更厉害的武器？”

“老爷爷，为什么每次来的敌人都穿同样的衣服，都长一个样子？”

“老爷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向敌人学习呢？”

……我们就这样问个没完。

“老爷爷，铁匣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最后总有人要问。

“宝物。”老爷爷肯定地回答说，“无价的宝物。”

“它是什么样子呢？你看到过吗？”最后大家会一起问。

这是最让老爷爷头痛和心痛的问题。他痛苦地低下了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铁匣子里的宝物。他不断重复的这个战争故事也是他做小孩子的时候每天晚上在他老爷爷的房间里听来的。那时候，他们也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问到最后这个问题，他的老爷爷也痛苦地低下了头。

“老爷爷，你真的不知道宝物是什么样子吗？”大家都着急地问。

“不知道。”老爷爷回答说。从前，他的老爷爷也回答说不知道。

只有小个子是例外：他每次听得好像都非常认真，但是他从来不提问题。大家提问的时候，他痴痴地抬头望着被油烟熏黑的屋梁。老爷爷也不指望他提什么问题。他生下来就跟大家不一样。他的想法稀奇古怪，他的语言扑朔迷离。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我们就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现在，老爷爷病得快死了，我们就不必每天晚上去他的房间里了。天黑以后，我们可以去稻田边抓青蛙，或者躺在晾谷坪里，数着夜空中的星星。而小个子还是经常独自到后山上去看磷火。我们差不多忘掉了保佑我们的铁匣子。

我们不知道老爷爷却还是天天惦着它。他很想打破祖宗的规矩，在临死之前看一眼铁匣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样的宝物。一直守护在老爷爷身边的先富叔叔也极力赞同他这种革命性的想法。“你是最高的权威，谁也不敢反对你。”他每天都在老爷爷的病床旁怂恿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那一天，老爷爷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一次极隆重的仪式很快准备就绪了。到斋月的最后一天傍晚，老爷爷费力地从床上爬起来，爬到了那张象征着他的最高权威的椅子上（那当然也是他平常讲故事的时候就坐的地方）。我们在椅子周围按严格的顺序排好队形。我们谁也没注意到小个子的缺席，尽管他本应该排在队列中比较靠前的位置。

老爷爷将头微微抬起，示意先富叔叔去将铁匣子取过来。

先富叔叔迈着庄严的步子，神气十足地走了出去。

可是，我们等了很久，才听到外面传来的熙熙攘攘的声音。不一会，先富叔叔冲了进来。他左手揪着小个子的耳朵，右手端着已经打开的铁匣子。“这小子已经抢先将铁匣子打开过了。”他怒气冲冲地说着，将打开的铁匣子伸到了老爷爷的跟前。

老爷爷微微俯下身子，朝铁匣子里面看了一眼。他的脸上显出了极度憎恶的表情。他紧闭着双眼，将头扭向了一边。

过了很久，老爷爷才终于缓过气来。他转过脸，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浑身颤抖的小个子。“宝物呢？”他恳切地问，“你将宝物弄到哪里去了？”他眼前的铁匣子里面只有四具小动物的骷髅。

“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小个子理直气壮地说，“我什么都没有动。”

就像平常一样，小个子一开口，我们就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时候，老爷爷好像噎住了什么东西，立刻就断气了。

老爷爷的丧事办得非常潦草，因为除了小个子之外，谁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好像世界末日马上就会到来。

十天的哀悼期过去之后，为是否应该继续保存铁匣子，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小个子的话突然变得多了起来。他每次都有很积极的发言。他坚决主张保留铁匣子，因为那是祖先留下的宝物。我们猜想，他的“坚决”多半是因为他为老爷爷的死感觉非常内疚。可是同时，小个子又说，老爷爷可以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我们不必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去信心和希望。他说我们今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说“向前看”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

2.12

今天打字员到我们办公室来宣布她将在周末举行婚礼。“我邀请你们所有人去参加。”她兴奋地说。

同事们都客气地回应说“一定去”。而处长更显出了领导的风范，他说：“结婚是大喜事，要办得既不铺张浪费，又热闹体面。”

“是大事，可不一定是喜事。”我调侃着说。

同事们又都笑了。而坐我对面的同事还特意指着我对打字员说：“吃醋了！”

打字员的脸立刻红了。她在离开前瞪了我的那位同事一眼。

处长将打字员送走后刚回到办公室，同事们就议论开了。

“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还有法律考试啊？！”

“这次能不能少凑一点钱啊。”

“现在物价这么飞涨，我们怎么能应付得过来啊。”

“每人五块怎么样？”

“五块都多了。”

“我没有时间去参加婚礼。”

“我也没有时间去。”

“你们不要废话了。结婚是大喜事。我们办公室每人凑十块。”处长不耐烦地说，“去不去参加婚礼是你们自己的事，钱要马上交来。”

处长将我们乱七八糟扔到他办公桌上的钱装进了一个信封。然后，他马上去秘书处将这份礼金交给了打字员。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他顺便去其他办公室打听了一下，每人十块钱是最低的标准。“你们差点让我丢尽面子。”他用半带责备的口气说。然后，他又告诉我们，春节以后还会有法律考试。“总共要考十几次呢。”处长说，“想想你们还会得多少奖金。”

2.13

我曾经无数次开始自己的日记，又无数次中断。是无聊至极的生活让我无数次中断了自己的日记。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星期，生活中都没有任何值得记录的内容，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简单重复。这样，日子就变成了简单的数字，它们与自然数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这样，我的日记就可以变成运用数学归纳法对“生活单调性”的一种证明。这样，其实只要写三篇日记（对应着数学归纳法的那三个步骤），这种证明就足以完成了。

无聊至极的生活否定了我的日记，而我又总是用重新的开始否定了这种否定。这是生活中的“螺旋式上升”吗？我们的伟大导师对辩证法的这种形象描述一直让我费解，因为我不相信“上升”可以没有极限。

这一次重新开始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日记还没有遭受生活单调性的致命打击，还没有将要中断的迹象。我为此暗暗地得意。当然，这一次我有很高的目标：我发誓要坚持一年。这是我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目标。我必须小心翼翼。我要走的路还很长。生活是我的劲敌。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韧性，能够扛住它极度的无聊。

环境还是如此，日子还是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自己必须调整自己的位置。首先，我不能再被动地忍受环境和日子的奴役，我必须主动出击。其次，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日记不仅是我对生活的被动记录，还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更冲动一点说，我的日记是我对生活的干预，是我关于生活的证词。我不是要借助日记来躲避生活，我是要借助日记来进入生活、选择生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才可能坚持下去。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者。但是这一次，我知道我在行动。

2.14

父亲连续好几天没有去赌博。吃过晚饭，他就坐到沙发上，沉默地面对着电视机。我肯定他只是面对着电视机，而没有在“看”电视，因为不管谁在任何时候更换频道，他都没有丝毫的抱怨。他在母亲将电视关掉之后，还会在电视机前坐一阵，然后才上床睡觉。他还是起得很晚，就跟他晚上去赌博的那些日子差不多。不过，这几天起床之后，他总是陪外婆一起去菜场。菜由外婆挑，价由外婆还，他只负责提菜篮子。从菜场回来以后，他就斜躺在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心不在焉地翻动着。外婆今天中午悄悄地对我说：“我看他有心事。”

父亲已经习惯了我与他的矛盾和隔膜。我们的关系不会引发他的心事。他也已经习惯了赌场上的输赢，它们也不会引发他的心事。我估计他的心事与即将到来的春节有关。这是父亲被开除公职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是他第一次要背负着羞辱去经历一年之中最喜气洋洋的节日。

事实上，他每天都有心事，因为他每天都要出入我们居住的大院。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从前的同事或者同事的家属。迎面碰上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的人还会客气地对他点头微笑，但是更多的人（包括从前那些对他过分热情的下属）都已经不再理睬他了。不理睬当然是对他的羞辱，可是谁又能说那种客气的微笑不也是一种嘲笑，一种更狠毒的羞辱呢？！我注意到父亲现在对微笑有很深的恐惧。也许他应当整天都闷在家里，不让外人看到，但是，这样的选择也很快会被人注意，成为不胫而走的谈资。“我们应该搬家。”父亲有一天这么说。

可是，我们可以搬到哪里去？母亲绝对不会答应搬去她单位的宿舍。那会引起她不能忍受的议论。那么，搬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去吧。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去买现在刚刚兴起的商品房。可是那需要一大笔钱。父母在体制内工作了一辈子，他们全部的积蓄可能只够买下一间不太大的厕所。

突然，我好像看清了父亲赌博的动机。他可能不是为了获得刺激才去赌博。他可能是希望出现奇迹。他需要钱。他需要搬出让他蒙受羞辱的大院。

2.15

上班不久，人事处就送来了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马上到办公楼前集合，准备前往火葬场。任何人不得请假和缺席。

处长把我们赶出办公室之后，自己也紧跟着下来。机关的客车已经全部开到了办公楼的前面。我们办公室的人被分配坐最后的那辆小巴。

“谁死了？”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回头问处长。

“我怎么知道？！”处长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刚见到通知。”

车队在朝火葬场方向开去之前绕市区转了很久，据说是要从死者生前住过的所有地方经过。同事们对车队经过的地方并不在意。他们谈论起了昨天分发的烟和酒。他们抱怨说，那种烟的质量非常差，酒也好像是冒牌货等等。

下了车以后，我们才知道死者是机关办公厅主任的母亲。同事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位母亲，而我甚至连那位上升不久的主任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没有关系。我们是被拖来为死者送行的。死者是谁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因为火葬场的礼堂太小还是因为来的人太多，我们办公室的人只有处长有幸站到了礼堂的里面。我和同事们挤在门口观望了一阵无聊的追悼仪式。我总算知道新办公厅主任长什么样子了。他对母亲的追忆又臭又长，充满了陈词滥调。我们没有听完就走开了。我们站到了停车场旁边的那条小路上。

“我想不通人烧完之后怎么就剩下了那么一小盒。”一位同事说。

“你以为会把骨灰全都给你吗？”坐我对面的同事有点得意地说，“他们只是意思意思，铲一小把给你。这我可知道。”

“你看见过骨灰吗？”我问。

“当然了。”坐我对面的同事说。

另外的几位同事也都说看见过。

“它真是‘灰’吗？”我问。

“怎么说呢？！”我的同事想了想，说，“有点像是破碎的珊瑚，就说是‘珊瑚碎片’吧。”

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珊瑚碎片……那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充满思想和欲望的身体怎么会变成那样一种形态？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将来也会变成那种样子的。所有人都会变成那种样子的。

“人”只是我们的“名”，“珊瑚碎片”才是我们的“实”。“人”只是我们的现在，“珊瑚碎片”才是我们的未来。

2.16

睡一觉起来，天气就变坏了。我的房间里很暗、很潮、很冷。

外婆昨天好像整晚都没有睡好。我能够听见她不停的叹息声。凌晨的时候，我听见母亲进到了她的房间。她想安慰她，结果她却被安慰得抽泣了起来。

也许我不应该说起去火葬场的事？！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说起了这件事。最后，我甚至还提到了“珊瑚碎片”。母亲在我的脚面上用力踩了一下。我瞥了她一眼。她瞥了外婆一眼。

早上起来之后，我注意到外婆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我走到她身旁，关切地问她昨天是不是没有睡好。

“我好担心啊。”她说。

“担心什么？”

“担心你外公。”

“我看他在医院里挺好的。”

“你没有看见他最近的样子。”

“……”

“我担心他过不了这个年关。”

“……”

“最近死了那么多人。”

“……”

“天气这样突然变冷，就很容易死人。”

“……”

“他死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没有安慰她。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对我来说，今天还没有到来。我仍然停留在昨天由“珊瑚碎片”引发的坏情绪里。

2.17

今天意外地接到了K的信。他告诉我，尽管他的新婚妻子不肯离开北京，他自己今年还是像平常一样，要回老家过春节。

K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朋友。他乘坐的火车必定要从我们这里经过。他每次经过，我们都在站台上有短暂的见面。他并没有在这封信里提出想与我见面，不过，他告诉了我他离开北京的时间。我算了一下，他乘坐的火车正好是一小时后从这里经过。我决定去车站，给他一个惊喜。

火车晚点了三十分钟。我没有感觉奇怪。我知道最近的铁路运输非常混乱。报纸上已经连续报道过三起火车相撞的事故。

K正在站台上散步。他先看到了我。他说他正好想到了我。

我看出他情绪低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现在很茫然，整天都无所事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这跟我的情况不是非常相似吗？我心想。“这是一个不适合年轻人生长的国家。”K严肃地说，“我现在只想离开。”

“你应该离开。”我说。K有很强的学术背景，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美国发展。

“可是她不想去。”K说。

“为什么？”我问。

“她说那里会有歧视。”K说。

“这里也有歧视啊，”我说，“对年轻人的歧视。”

“她可能感觉不到吧。”K说，“所以，我真的很茫然。”

其实，我对K突然结婚的消息一直都感到费解。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有女朋友。他在不久前的一封信里突然告诉我那个消息。我问他为什么会突然结婚。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生活太无聊了吧。”他说。他以为结婚可以冲淡无聊的感觉。“可是，我现在觉得更加无聊了。”K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沮丧地说。

2.18

父亲的心事越来越重。他包揽了越来越多的家务，好像是想借此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他根本就无法平静下来。母亲对他做的家务有许多的抱怨，她抱怨他晾晒衣服的方法不科学或者他没有将碗的底部洗干净等等。父亲从不顶撞，也从不改进。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世界。

今天一大早，父亲就进到了我的房间里。他在我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打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才慢吞吞地问：“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帮我去退一张火车票。”

“什么火车票？”

“我昨天晚上刚买的火车票。”

“你买火车票干什么？”

“我想回老家去过春节。”

“为什么？”

“我害怕。”

“怕什么？”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客人，我怕客人。”

“今年春节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客人。”我说，“这你应该能够想到。”

父亲迟疑了更长一段时间后说：“我怕的其实就是这一点。”

我看了他一眼。突然，我对他有了一点同情的感觉。“你昨天晚上买了票，现在你又想把这张票退掉……”我说。

“其实刚一买到票，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

“老家不也一样吗？！我能躲到哪里去呢？！”

“是啊，”我伸了一个懒腰，接着说，“我们谁也躲不了。”

“所以，我想把票退掉。”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退？”

“我害怕。”

“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怕我自己。”

我看着他，等着他将话说完。

“我怕我自己会又一次改变主意。”父亲说。

2.19

从分猪肉的那天起，同事们已经不再能够静下心来聊天、喝茶或者读报了。他们每天都在议论前一天分发的春节物资，每天都在等待着新的春节物资的分发。除了机关里统一的分发之外，每个办公室还有自己特别的货源。办公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的处长多次亲自外出采购。他找特殊关系买到的干鱿鱼最受同事们的欢迎。

今天下午处长外出采购回来的时候，同事们都已经离开了。我想趁机与他谈一下我退职的事。“我的报告你看过吗？”没等他坐下，我就急不可耐地问。

“报告？”处长做出很惊讶的样子问，“什么报告？”

“我的退职报告。”我说。

他好像想起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个问题呢。”

“没有什么好谈的。”我说，“我只希望你能够尽快批准。”

“你应该再三考虑一下。”

“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了。”

“现在找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不想再找工作了。”

我的话让处长有点吃惊。“这就更要再三考虑一下了。”他说，“你可要对自己负责啊。”

“我只希望你能够尽快批准。”我固执地说。

处长不太耐烦地看了我一眼。“我会与有关方面认真研究这件事的。”他说，“我们也必须对你负责啊。”

2.20

今天中午下班之前我又提醒了处长一下，希望他尽快批准我的退职申请。

他还是让我不要操之过急。“我还需要跟你的父母沟通一下。”他说。

“为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不跟他们沟通呢？！”处长反驳说。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我说。我不希望处长将事情弄得非常复杂。

“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处长说，“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啊。”

我很想顶撞他一句，我想说，这“毕竟”完全就是陈词滥调。但是，我马上又冷静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跟处长过于认真。我断定他不会去跟我的父母沟通，就像他不会去医院调查我病假条的真假一样。他不会对我那样“负责”。

处长又说了许多话，我都没有反应。最后，他说：“退职之后，你不还是只能依靠你的父母吗？！”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顿时感到了脸的红热。他说对了。我不想工作了，可是我没有足够的积蓄，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我只能依靠我不想依靠的父母，只能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家里，生活在他们的目光里。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感受，不可能理解我的选择，更不可能理解我的写作，但是我只能依靠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憎恶自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憎恶自己还要依靠令我憎恶的社会关系。我憎恶处长提醒我这一点。我憎恶自己无法理直气壮地面对这一点……

我什么都没有说就转身走了。我不想自己被处长的提醒打退甚至击败。我不能继续“这样”混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决不能妥协。我曾经尝试过这个体制内的其他工作。但是，所有那些工作都没有给我带来过快乐和安宁。噪音来自这个体制的每一个角落……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已经不能再继续“这样”混下去了。

但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反抗可能只意味着转换了“混下去”的方式，意味着我将“那样”混下去。我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世界的混乱与心灵的混乱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只能是“混下去”。

2.21

这是我记忆中吃得最仓促（也是做得最马虎）的年饭。事实上，家里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

做饭从来都不是外婆热衷的事。她经常一边做饭，一边还会惦记着报纸上的新闻或者刚收到的亲戚们的来信。她有时候会开着火去读完或者重读那些新闻或者来信。结果可想而知。而自从外公住进了医院，她的心思就更不在厨房里了。她有了更多的忧虑，她有了更多的回忆，她有了更多的叹息。住在医院里的外公似乎是她永远都读不完的信。

“碗也不要洗了。”母亲大声说，“今天我们都去医院陪外公过年。”她的音调显然是为我而提高的。

一家人很快就出门了。离新年的钟声还有将近五个小时，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浓烟和火药味。不时有“冲天炮”呼啸而来，在我们的身边爆炸。外婆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

在病房里过年的家属不少。每张病床旁都围着一个“大家庭”。窗外的鞭炮声给压抑的病房注入了一点节日的喜庆和轻松。病房里的灯光还是那样昏暗。卫生状况好像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更差。那个年轻医生瘦长的身影偶尔从病房门前闪过。一位家属抱怨说，整个这一层，今天晚上只留下了一个值班医生。

“医生和护士们早就没有心思上班了，”一位病人也大声抱怨着说，“他们每天都在忙着采购。”

一阵强烈的不安突如其来。我又想起了“珊瑚碎片”。这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离那种状态已经那么近了，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这些离那种状态稍远的人会有什么感觉。我感觉极为窒息。“我出去走一下，很快就回来。”我对母亲说。她很不乐意地看着我，但是却并没有阻止我。

我在弥漫着浓烟和火药味的马路上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走回到了我们大院的门口。我没有停下脚步。我回到了比病房冷清得多的家里。

我在沙发上茫然地坐了一阵。Z从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想我。我不知道她现在与谁在一起。然后，我随手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种俗套的节日气氛让我觉得恶心。可是现场的那些观众一个个都笑得那么开心。他们知道此时此刻世界上有多少“人”即将变成“珊瑚碎片”吗？我关掉电视，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倒到了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

2.22

不知道家里人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起来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很疲倦。

“你后来怎么没有回病房去了？”母亲问。这是她的指责，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很快”就回病房的保证，我“很快”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睡着了，连衣服都没有脱。我有点想为自己的忘记道歉，但是，我又担心母亲会认为我那是在撒谎。不管是忘记还是撒谎，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回到病房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有关于事实的解释都是可以被怀疑和误读的。

“你今天白天去陪一下外公吧。”母亲说。

“这是对我的惩罚吗？”我故意问。

“你到底去不去？”母亲不耐烦地问。从她的语气，我知道我不能不去。

“我接受惩罚。”我说。

“我们都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母亲说，“希望今天不会有很多来拜年的客人。”

“不会有的。”我说。我想她心里应该也非常清楚，因为父亲的状况，今年肯定不会有什么人来家里拜年的。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外公好像是睡着了。昨天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边，他一定非常累。与外公相邻的那张病床已经空出来了。大年初一出院，该是一件多么喜庆的事！我这样想着，就在那张病床上坐下了。我茫然地打量着外公。一种很浓的亲情突然掠过我的身体。我希望他一直就躺在床上，像一个“人”一样。我不愿意看到他变成“珊瑚碎片”。

没多久，接班的医生进来了。他在病房的门口打了一个哈欠。他也显得很年轻。“这个人出院了吗？”他指着我正坐着的病床问。

“出院了？！”躺在窗户边的病床上的那位病人大声说，“是啊，出院了！”

外公微微睁开了眼睛。他对我的在场没有任何反应。“昨晚的值班医生没有告诉你吗？”他用虚弱的声音问。

“我来接班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医生说。

是你迟到了还是他早退了呢？我心想。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对于“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应该保持沉默。

“你没有看他的值班记录吗？”外公接着问。

“他没做任何记录。”医生说。

我注意到外公的腮帮子剧烈地颤抖起来。“人家死了。”他有点激动地说。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就像刚才一样。他对我的在场没有任何反应。

医生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取出钢笔，在手里拿着的登记簿上认真地做了一点记录（我想这应该是昨晚那位值班医生的工作），就离开了。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引力……它将我牢牢地吸附在那张空病床上。我没有注意过那位已经“出院了”的病人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突然对他肃然起敬：他拒绝新的一年，他拒绝时间的重复。这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我才走出病房。外公有一段时间曾经睁开过眼睛，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在场。他始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2.23

上午突然下起了小雨。外婆显得更加心神不宁。

楼上那一对两星期前结婚的夫妇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争吵，一直吵到了中午，吵到那个男人冲出了家门才停下来。我们听到了他下楼时沉重的脚步声。

对面邻居家的男主人去年底刚被提拔为财会处的副处长。他们家连续两天都来了许多的客人。中午的时候，女主人又过来借椅子。“真对不起，”她说，“每天都要麻烦你们。”

“就干脆先留在那边好了，”母亲说，“免得每天都搬来搬去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女主人说，“您真是善解人意。”

起床之后，父亲无所事事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然后，他说他想去买点青菜。母亲嘲笑他，说过年这几天根本就不可能有商店开门。父亲没有反驳也没有放弃。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提着空篮子回来了。“商店都没有开门。”他低声说。

我猜想，出去买菜只是父亲的借口。他也许只是想出去走一走，想遇见一个人，一个本应该来给他拜年的人。我猜想，他在外面转了一圈之后，并没有遇见一个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家里人在除夕之夜是不是见证了外公那位病友的“出院”。我没有问他们。我不想问他们。外婆的心神不宁让我相信他们经历了那令我肃然起敬的事件。也许他们还曾经随那一家人一起伤心落泪。

我仍然觉得百无聊赖。我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想，下雨或者天晴（或者一般地说，天气的状况）有可能会彻底影响人们的出行，也就有可能会彻底影响人类的历史，比如一次暗杀可能因为多雾而推迟或者流产，这很可能导致专制的强化（如果暗杀的目标是大独裁者）或者民主的巩固（如果暗杀的目标是民选的总统）。哲学与自然环境又有什么联系呢？下雨或者天晴会改变“他人就是地狱”这种阴暗的世界图景吗？

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说：“春节的前两天一般都没有什么客人，往年都是这样的。”她的话对餐桌边的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我知道她多么希望“今年”不是“这样”啊。

2.24

今天终于来了客人。但是，他绝不是我的父母盼望的客人。

我觉得这非常滑稽。“我父母一直在等着有人来拜年，”我说，“怎么会是你？！”我觉得这非常滑稽。

韦之递过来那本很久以前从我这里借去的艾耶尔的论文集。“我刚读完它。”他说。

“怎么样？”

“我对实证主义没有什么感觉。”

“我也一样。”

“我更关心与现实有关的问题。”

“我读到过一篇介绍艾耶尔个人生活的文章。在生活中，他一点也不严肃，你们有点相像。”

“哲学家的生活与他的哲学不是一回事。”

“业余哲学家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

在韦之准备离开的时候，母亲正好从医院回来。她喜出望外。“我怎么说的？！”她拉着我的朋友的手说，“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接着，她责备我没有将她准备好款待客人的糖果点心摆出来。她忙着将它们摆放出来，又几乎是强行地让韦之坐了下来。“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了，”母亲很兴奋地问，“你还跟家里人吵架吗？”韦之轰轰烈烈的反叛一直是我母亲感兴趣的话题。

“早已经不吵了。”韦之说。

母亲看了我一眼。

“我已经搬出来住了。”韦之说，“我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过他们了。”

母亲又看了我一眼。

最后，母亲还想留韦之在家里吃饭。他没有接受。

2.25

我想将笛卡尔的名言改为“我‘寂寞’故我在”。

在感到寂寞的时候，我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寂寞剥去了所有的伪装，将“我”暴露出来：那是赤裸裸的“我”，那是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寂寞又是一种困境，一种生命难以承受的“轻”：它如一道屏障，可以将我与混乱的世界隔开；而它同时又如一种病毒，会迅速吞噬个人的耐心，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混乱。

关于寂寞，我提出过许多的问题，比如会不会存在“不寂寞”的人？如果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更愿意用“寂寞”而不是用“死”来呈现那著名的三段论式：“所有人都寂寞……我是人……因此，我寂寞。”这样，形式逻辑就带上了情感，就与直接的体验连在了一起。而“死”不是“人”的直接体验，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体验“死”。“所有人都会死……因此，我会死”，这样的大前提和结论都只是冷冰冰的知识或者常识。

是的，寂寞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它是一种“创造”的本能，还是一种“毁灭”的本能？我想它应该是那两股巨大力量的结合。借用那句名言也许可以说，不在寂寞中“爆发”，就在寂寞中“死亡”。我会在寂寞中爆发还是会在寂寞中死亡？

2.26

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所有人都迟了到。而处长是最后才出现的。他先去了其他的办公室给那里的同事们拜年。

处长的脸上还是红扑扑的，还透着节日的醉意。他说他睡了几天的好觉，觉得非常舒服。

“你还跟老婆干吗？”办公室里最老的同事就着“睡觉”的话题顺藤摸瓜。

“早就不干了。”处长得意地说，好像自己很廉洁。

“多早？”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还要刨根问底。

“十多年了吧。”处长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老婆的身体。”

“难怪你那天漏了。”那位很少说话的同事说。

同事们都笑了。

处长也笑了。“谁都会有干不动的这一天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处长的话给办公室里带来了沮丧的气氛。同事们各自忙了一下自己的事情之后才重新交谈起来。他们谈起了前天晚上百货大楼发生的特大火灾。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存在着隐患，灾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我完全不知道火灾的事。我有点奇怪外婆居然也没有谈起过。我想起了不久前自己毫无目的地走进百货大楼的场景。也许我那毫无目的地进入就是灾难的预告？！

如果家里昨天来过其他的客人，我肯定会知道这件事。但是整个春节期间，家里只来过一位客人。今天早上，母亲如释重负地说：“这个年总算过完了，总算过了一个清静的年。”

接着，父亲说：“现在人们都不喜欢串门了。这应该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啊。”

外婆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过话了。她还在想着外公旁边那位已经“出院”的病人吗？她会一直这样想下去的，直到有一天，外公代替了他。

2.27

下班之前，我又问处长是不是已经与“有关方面”研究过我的退职报告了。

处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春节过得好不好。

“我讨厌过春节。”我说。

处长又问我是否看了春节联欢晚会。

“我的生活已经够无聊的了。”我说。

处长接着问我吃得怎么样。

“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我说。

处长又问今年来拜年的人多不多。

“幸亏不是很多。”我说。

处长用右手的小指掏了掏左边的耳朵。他悠闲地看着我，好像再想不出其他的问题了。

我开始反守为攻。“你们研究过了吗？”我问。

“研究什么？”处长问。

“我的退职报告。”我说。

“对了，我正想找你谈呢。”处长说。

“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坚定地说。

“我想知道你再三考虑过没有。”处长说。

“你已经问过我很多次了。”我说。

“我的意思是你千万要慎重啊。”处长说。

“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了。”我说。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啊。”处长说。

“你们到底研究过了没有？”我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我急切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处长看了看表。“已经很晚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他说，“我还要去买面条呢。”

我上次为他买的那些面条已经吃完了吗？我心想。

“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处长在与我分手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2.28

我知道如果我不走近处长，处长是不会走近我的。今天上午我趁办公室人不多的时候又走到了处长的跟前。“你们到底研究过了没有？”我低声问。

处长很周到地将我带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你为什么不等到月初领了工资再走呢？”他用十分关切的语气问。

“领了工资我可能就不会想走了。”我说。

“那就不要走了啊。”处长说，“你看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多好。”

“你们到底研究过了没有？”我固执地问。

处长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迷惑不解的表情。“你这样做该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吧？！”他说。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我说。

“如果你对我个人有意见，可以直接向我提出来，也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处长说，“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自虐的方式。”

“我想知道你们到底研究过了没有。”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的工作肯定会有不足，”处长说，“我很欢迎你能够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你们到底研究过了没有？”我不满地问。

处长大概已经意识到我已经到了要“爆发”的边缘。他这才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他和“有关方面”早就研究过了。如果我坚持要离开，他们不会阻挠。他还要我马上去找人事处的领导，了解怎样办理退职的手续。他说这种情况不多见，人事处的领导可能还需要向上级机关查询。处长还提醒我将工作移交给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尽管他知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移交的工作）。最后，处长告诉我，他正在考虑哪一天给我开一个欢送会。“以前每次有人调离，我们都要——”处长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我这是退职，不是调动，没有必要“欢送”我。

我的话显然是给处长下了一个台阶。“那好吧，”他说，“那就按你意思，免了这个形式吧。”

在处长转身准备回办公室的时候，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早将研究的结果告诉我。

“我们需要对你负责啊。”处长肯定地说。

2.29

同事们显然已经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办公室整天的气氛都显得非常压抑。在埋头整理抽屉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同事们向我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他们肯定有不少的问题想问我。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问。一整天，办公室里几乎都没有人说话。

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比如Z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还记得自己读那封信时的激动心情。为什么我再也无法从她的文字里获得类似的感觉了？是她变了，还是我变了？

我突然想，消磨在办公室里的时光也许是令我终身难忘的。同事们坐在一起聊天、喝茶和读报，一起等待和领取五花八门的“物资”，一起去为陌生人送葬，一起去受上级单位的蒙骗和一起去蒙骗下级单位……当然还有那些下流的玩笑，那些离奇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等等。这突然的想法冲淡了我毅然离去的悲壮。

但是，我必须离去。我不属于这种体制，也不愿意受制于这种体制。我必须离去。我是一个战战兢兢地在没有意义的混乱世界里寻找意义的人。我必须离去。

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同事们都相继离开了办公室。他们没有任何人与我道别，就好像我是一个“罪犯”。是的，我的“遗弃”显然是对体制的亵渎，显然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冒犯。我成了同事们的敌人。我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而成了“罪犯”。就像父亲因为被开除公职而蒙羞一样，我也将要因为“遗弃”公职而受辱。

我将自己的物品放进背包里，和处长一起走出了办公室。这好像是我第二次准时下班（第一次发生在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内心中充满了悲壮的感觉。

看得出来，对处长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次平平常常的下班。在与我分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

3.1

这有可能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我彻底摆脱了虚伪和冷酷的体制，不仅与“现在”断绝了关系，也与“过去”划清了界限。当然，这也可能意味着我已经与“未来”的势不两立。我现在是一名“自愿失业者”。我将来可能什么都不是。

这也是极为平静的一天。我没有想我很可能想或者做我很可能做的任何事情。这一天与我对它无数次的想象没有任何相像之处。

我没有起早床，也没有睡懒觉。醒来之后，我发现窗户玻璃上晃动着一层安静的赭色。我将这罕见的颜色当成是这特殊的一天对我的欢迎。接着，我就一直睁着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的书桌。我什么也没有想，我的内心极为平静。

我起床的时候，外婆正准备出门买菜。我问她可不可以让我去买菜。“愿意去就去吧。”她回答说。

“我是说我自己去。”我说。

“那就更好了。”外婆说，“每天去菜场，我都烦透了。”

我在菜场走了几圈之后，菜篮子就满了。我不太清楚自己想吃什么和想买什么。我的购买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回家之后，外婆问了我每一种菜的价钱，我都回答不出来。她抱怨我不会生活。“以后绝不能让你单独去买菜了。”她说。

吃过午饭，我睡了一个很好的午觉。醒来之后，我突然感觉有点空虚。但是，那感觉很快就过去了。我坐起来，琢磨着将平时到处乱扔的那几只背包集中挂在门后。于是，我去放在厨房案板下的那只小工具箱里翻找钉子。工具箱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动过了，它的里里外外都布满了油垢。我在里面只找到了几颗已经生锈的钉子。这没关系。将它们在门上钉好之后，我在每一颗钉子上都缠了一层透明胶带。然后，我将那几只背包挂上去试了试。很好。

吃晚饭的时候，外婆告诉母亲说今天是我去买的菜。

“他应该去上班，而不是去买菜。”母亲不满地说。

父亲瞥了我一眼。他显然也想说什么，但是又没有说。

这让我意识到“今天”的特殊性：今天有可能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晚上我没有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呆地盯住书桌上的台灯。不到十点钟，我就上床了。我翻了几页韦之还回来的那本艾耶尔的论文集。我什么也看不进去。我有点担心太早躺下会睡不着，但我还是躺下了。而且，我很快就睡着了。

3.2

今天上午我又从书架上抽出了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我已经几次读完过这本哲学味很浓的小说，而且还经常重读其中的一些片段。我喜欢卡尔维诺。我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总是写很好的书，还因为他总是写很薄的书。薄书比厚书难写，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能够将书写薄是最令我敬佩的写作才能。厚书不利于阅读，不利于收藏，也不利于环保。

说实话，书架上的大部分书我都没有完整地读下来过。它们都太厚了。哲学书往往都很厚。这是我很少读哲学书的一个原因。我主要读的是精致的小说和简洁的历史，而不是厚重的哲学。也许只有业余哲学家才敢这么说和这么做。我从故事里学习哲学，虚构或者“真实”（这个词总是让我充满了怀疑）的故事。我憎恶庞大的哲学体系。我喜欢被拆散成片断或者断片的思想。这些片断或者断片就像花瓣一样，它们将被时间滋润，它们像欲望一样展开，它们是诱人的“开始”。而哲学体系就像所有冷漠的上层建筑一样，标志的是停顿和“终结”。

业余哲学家也是断片的作者。单个的句子甚至单个的词已经非常丰满，已经能够显示整体的魅力。我的写作实际上是由断片连接而成的。生活中的断片，语言中的断片，记忆中的断片，思想中的断片，欲望中的断片……

现在，我对书的厚度会更加敏感，因为我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了，我已经没有“法律考试”了。我的自由限制了我的自由。现在，我必须厉行节约，严格控制自己的购买和消费。

还是回到虚构的世界里来吧：一个子爵被暴力分成了两半，一半在世间行善，一半在世间作恶……卡尔维诺这部小说的主题也许并不深刻，但是，他的想象力令我钦佩，他的写法令我陶醉。

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它没有边界，或者说它仅仅以语言为边界。而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它冷漠无比，它会让许多的可能变成不可能。

写作是创造，是在寂寞中的爆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对笛卡尔再做一次修正。我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写作故我在。”

我突然想，如果我也能被分成两半，我就可以让一半去忍受无聊的体制，一半来欣赏迷人的自由。这种双重的生活也许会让关于生活的证词更有魅力。

3.3

我很不想出门，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尽快去韦之那里一趟，让他知道我已经退职的事。韦之不会惊讶我的选择。他甚至可能还会认为那是我的正确选择。

经过一段漫长的冲突，韦之终于搬出了他父母的家。他任职的学校分给了他一间很旧很小的房间。这是整个事件的转机。在那很旧很小的房间里，我的朋友不仅可以“堕落地”生活，还可以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研究。我知道他的那部题为《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思想状况》的专著已经进入了有规律的写作阶段。

韦之是大学里的历史老师。他不需要坐班，又有寒暑假。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讲台，用I-See的话说，就是有一块“阵地”。他当然不可能从那块“阵地”正面进攻，但是我想，他至少可以在那里打“游击战”，打“伏击战”，打“持久战”。我自己对“教师”这种职业有很深的成见（我是业余哲学家。我习惯于自言自语，习惯于倾听自己，而不是让别人听到），但是我为大学里能够有韦之这种思想开放的教师而高兴。我还一直以为韦之对自己的“身份”也非常满意。

直到有一天，他向我抱怨说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什么求知欲和上进心，我才意识到韦之并不满意自己的“身份”。他说讲台只是他的饭碗，而不是他的阵地。他顽皮地补充说，他小房间里的那张单人床才是他与敌人肉搏的阵地。

有趣的是，韦之还发现现在的学生们远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学生“规矩”（我提醒说他本人从来就不“规矩”）。这一发现让韦之对自己正在写作的专著产生了很深的疑惑。他说根据他对时局和学生的观察，他预感到八十年代会以一种戏剧性（甚至暴力）的方式结束。那种结束方式不仅可能会让他专著的结构面临重大的调整，甚至可能会让他的专著变得毫无价值。“你不要低估了历史学家的直觉。”韦之表情诡秘地说。

3.4

今天下午我给那几个可能知道我最后一个通讯地址的人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短信。我避开了“退职”这种刺激的词。我说我“离开”了现在的工作单位，我给出的理由也很像是理由，我说我觉得政府机关没有前途。我告诉他们，将来的信请寄到我母亲那里，由她收转。我并不信任母亲。她有很强的好奇心。她喜欢向我打听来信人的情况，甚至有可能会拆读或者扣押我的信件。但是，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给Z的那封信里，我本来想多写几句，最后却还是放弃了。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她现在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分离很快将会变成永远的分离。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确认和接受这种分离的状况：是不敢，是不愿意，还是不甘心，或者不在乎？

我们的分离是这个体制的平庸之作（我最开始想用的词是“杰作”）。在离开大学的时候，我们必须“严格服从组织的分配”，而“组织”上尽管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却不同意将我们分配在一起或者距离稍近一点的地方。“这只是暂时的分离。”我们的指导员最后安慰我们说。他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宛如丧钟。丧钟为谁而鸣？这是海明威小说的名字。我一直觉得海明威的战争小说都是言情小说。

我们必须尽快打破这种冷漠的沉默。我们。但是，我绝不会简单地用书信的方式来打破。在这一点上，Z与我好像有完美的默契。现在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会有一点恐惧。我担心那会是确认我们分离状况的信。它们不是，都不是，总不是……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默契。

是的，我要让那个瞬间超越语言的媒介，成为我的直接经验。我要当面向她确认。我要看着她的眼睛。我要听着她的呼吸。我甚至想要触摸她也许会微微颤抖的身体。我要用“实”来记录我们的分离，而不是用“名”。

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了。那么，就让它结束吧。

3.5—3.6

我在那本塞林格的小说集里发现了一份誊写得很工整的手稿。我不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完成”的作品。以我现在的水准来衡量，它根本就只能算是“草稿”，其中有不少的词语和句子已经让我觉得非常拗口。我用两天的时间对它进行了认真的重写。那些拗口的词语和句子全部被我删除或者替换掉了。现在读起来，它（注意这个“它”与前面出现的“它”的内涵已经不同）就像是我刚刚完成的写作了。

他是谁？

那一天，我拉着妻子的手在街上散步。忽然，我们都听到了身后有人在叫我。妻子拉了我一下，示意我停下来。我们一起回过头去。

一个陌生人快步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我很有礼貌地与他握了握手。

“我出差经过这里……”那个人情绪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会在大街上遇见你。”说着，他将视线移到我妻子的身上，也向她很客气地点了点头。

妻子同样很客气地对他点了点头后就走开了。

那个人没有多大把握似的指着她的背影说：“那是——”

“对。”我说。

“我记得——”

“没错。”我说。

那个人又朝我妻子那边望了一眼。

“我们很久没有见过了吧？”我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问。

“二十六年了！”那个人很肯定地说。

“就好像一瞬间一样。”我说，“孩子们——”

“都结婚了！”

“真快。”

“你一点都没有变。”

“老了。”

“能不老吗？！孩子们都结婚了。”

“是啊。”

“不过，我可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好眼力。”

“已经不如从前了。”

“岁月不饶人啊。”

“身体还好吗？”

“有点小毛病。”

“有点小毛病好。”

“你呢？”

“还过得去。这不，还经常在外面出差呢！”

我正不知道再往下说点什么，三个背着大包的人跑了过来。他们抱怨那个人不应该擅自走开，扯着他的衣服就要走。那个人挣脱开他们，跟我握手告别。“真没有想到会突然在大街上遇见。”他兴奋地说，“这么多年了。”

“是啊。”我也附和着说，“真没有想到。”

那个人跟着他的那三位同事走开了。他的背影也显得那么兴奋。他有可能正在向他的同事们说起我。他的一个同事回头看了一眼。

看着他们走远之后，我朝妻子走去。她正俯在路旁的栏杆上，打量着来往的车辆。

“我们走吧。”我说。

妻子回过头来，她的目光充满了感触。“他还是老样子。”她说。

“谁？”我问。

妻子显出非常吃惊的表情。

“你是说刚才那个人吗？”我问。

“当然！”妻子说。

“我正想问你呢，”我说，“他是谁？”

“你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说话吗？！”妻子费解地说。

“我们是一直在说话，”我说，“可是，他是谁啊？”

“他没有提起从前的事吗？”妻子问。

“他只是说我们有二十六年没见过了。”我说。

妻子充满感触地笑了笑。“他记得那么清楚，”她说，“二十六年，是啊。”

“他到底是谁啊？”我急切地问。

妻子慢慢朝前走了几步之后停住了。她回头对我笑了笑，说，“我们走吧。”

我走过去，拉起她的手，继续被那个陌生人打断的散步。

有一个关于写作的疑问经常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不知道自己那些用第一人称写下的作品里的“妻子”是不是同一个女人或者是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女人，比如说Z，或者是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中将存在的女人，比如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写作肯定是“虚构”，但是，这种艺术的虚构会不会被生活模仿？

敢于模仿艺术的生活一定充满了哲理和激情。

3.7

意想不到的客人就像是阿奇看到的“事故”或者老爷爷看到的铁匣子里面的“宝物”。今天中午家里又来了两位意想不到的客人。他们来自中越边境上的战争前线。他们是弟弟的战友。

他们带来了弟弟的两封信，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和一封写给我的信（当然，他还不知道我退出体制的事）。我记得母亲前几天曾经提起过弟弟。她抱怨说过春节了他也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来表示表示。

两位陌生军人的到来让我有点兴奋。我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他们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们从清早以来一直忙得还没有吃东西。

“你们想吃什么？”我问。

“什么都行。”高个子说。

“只要能塞饱肚子。”矮个子说。

我给他们做了我最拿手的蛋炒饭。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发着牢骚。

“我们原来是要回家来过春节的。”

“可是一直拖着不让我们走，这都什么时候了？！”

“都‘过’了春节了。”

“他妈的，火车还是这么挤。”

“还晚了点，都耽误了我们转车。”

“两天都没有怎么睡觉了。”

“这就跟在前线差不多。”

因为晚点的耽误，弟弟的队友要等到明天清早才能继续他们的行程。我提出来他们可以在家里（在我的房间里）对付一下，没有必要去找旅馆了。他们很高兴我的建议。

弟弟在去部队之前一直都很听话，一直都是“父母的孩子”，而我却从来都不是。这有点荒诞，因为现在守在父母身边的不是他而是我。我每天都面对着父母，而他却连信都很少。这的确有点荒诞。

我和弟弟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我从来就不怎么关心和注意他。他也从来就好像不需要我的关心和注意。父母对他的宠爱也从来都没有引起过我的任何嫉妒。从前我们并存于这个家庭里，而他对我却好像并不存在（我在他那里可能也享受“同等的待遇”）。只是去前线之后，他才开始进入我关注的范围。现在，我经常会去想象他与死亡相伴的生活。

吃完饭，弟弟的队友们情绪好许多。矮个子好奇地打量了一阵我的书架。“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他有一个哥哥。”他说。

“他从来不提家里的事。”高个子说。

“他连话都很少。”矮个子说。

这很奇怪。这很不像是弟弟。他曾经是一个话多得让我讨厌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变化。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后悔了参军的决定。他为什么会突然做出那样的决定？那是他的进取，还是他的“遗弃”？

“前线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问。我想转换一个话题。

“还能怎么样呢？”矮个子说。

“我们早就麻木了。”高个子说。

他们显然对谈论前线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对谈论任何话题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不停地打着呵欠。他们太累了。

我将自己的床铺收拾了一下，让他们挤在那里睡了。

母亲回来的时候，听说前线来了人，非常地激动。我将弟弟的信递给她。她读完信之后更加激动。她激动地在我房间的门口走来走去。我知道她很想叫醒弟弟的队友们，向他们了解更多她儿子的情况。我反复提醒她千万不要去敲门，因为他们太累了。

晚上我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我不停地想象着弟弟在前线的日常生活，到很晚才浅浅地睡着。天刚蒙蒙亮，我又被弟弟的战友们叫醒。他们要赶车去了。他们告诉我返回前线的时候，他们还会从这里经过，会来取弟弟托他们带的那些书。

3.8

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了一觉。醒来之后，我突然想起还没有读弟弟的那封信。

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弟弟请我为他找几本有意思的哲学书，托他的战友带去。他说他这一年来迷上了哲学。业余的时间都用在阅读上。他特别提到他的一位营长最近在读弗洛伊德，他说他也很想读。

这也让我感觉有点奇怪。弟弟怎么会突然迷上哲学呢？

我开始思考哲学与战争的关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坐在运兵车里的业余哲学家。他表情冷峻，他在思考和记录那些与战争无关的“逻辑命题”。战争是“不可说的”，哲学应该对战争保持“沉默”……可是你，维特根斯坦！你这个奥地利首富的儿子，你这个学习工程的犹太人……你却是在运兵车和俘虏营里完成了二十世纪哲学的巨著！

我想重读一遍那部巨著（注意，那也是一本很薄的书）。如果重读的话，我会专注于它里面那些关于死亡的“逻辑命题”。那些命题也许会向我暗示哲学与战争的关系。

我马上去书店为弟弟买了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一本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在论》。这两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弗洛伊德完全没有理会他出自豪门的同乡为现代哲学划定的界限，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那“不可说的”秘密。他发现了“性”。在形形色色的梦里发现了“性”。他发现了我们曾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压抑。

我不知道弟弟将来会追随哪一位维也纳人。他的变化与他曾经遭受（来自父母）和正在遭受（来自战争）的压抑有多大的关系？与“性”又有多大的关系？

3.9

今天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已经开始了。我整天都极度地烦躁。

恶劣的天气更加败坏了我的情绪。醒来的时候，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窗外却还是阴森森的，令我感觉压抑。我仔细听了一阵，想听到一点动静，但是，整个房间里都极为清静。我不知道家里人是走了还是仍在睡觉。我极度地烦躁。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我不想起来。我极度地烦躁。我揪住自己的头发，真想将它们从头皮上揪下来。也许只有剧烈的疼痛能够中断我极度的烦躁。

其实，我可能从来就处在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和享受时间。这个无聊的世界没有为我准备足够的消费品，那种需要用时间（而不是金钱）来支付的消费品。

不，也许不能责怪这世界。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太无聊。我是一个如此乏味的人。除了阅读和写作之外，我什么都不愿意做，什么都做不好。

不会使用和享受时间并不意味着我拥有很多的时间。时间不可能被储蓄起来，时间不可能通过时间来升值。时间是不断的涌现，也是不断的流失。时间的涌现让我不知所措，时间的流失也让我惊慌失措。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不会留下，什么也没有留下。

除了极度的烦躁，什么都没有留下。极度的烦躁是我们要用一生去经历的长跑。它的尽头是一块不起眼的墓碑。那上面有两个年份的标记，它们由一个破折号连接起来。那破折号就是我们毫无意义的一生。

3.10

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中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在决定退职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认真分析过今后的生活，也就是并没有按照处长的叮嘱，“再三考虑”过。我不可能“再三考虑”，因为那会让我失去行动的勇气。我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再三考虑”会让我发现或者编造许多的障碍，而任何一个小小的障碍都有可能让我退缩，让我放弃。为了达到目标，我必须果断，盲目的果断，不“再三考虑”的果断。

现在，我的行动已经完成，我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我必须正视这行动带来的后果。我究竟能够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存在多久？这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不仅令我困惑，还令我恐惧，因为我不可能有再一次的“遗弃”，因为我不再有什么可以“遗弃”。

这种困惑和恐惧甚至会令我有点后悔自己的果断。我为什么不能像西绪福斯那样忍受下去？他没有对徒劳的哀叹，只有对劳作的虔诚。他一次次地将那块巨石推上山顶，他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思考？我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不能一直在办公室里坐到老掉牙的那一天？我为什么将来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在千篇一律的悼词的陪伴下变成“珊瑚碎片”？

3.11

家里人对我果断的决定和我目前的状况当然更加不安。我能够感觉到家里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因为有更让人提心吊胆的外公，内战几天前就应该爆发。

父母亲显然已经去找过处长了。他们当然希望处长对我继续负责。但是，从他们这几天沮丧的表情可以看出，处长显然不准备“再三考虑”。

父母亲很想听听我的想法或者让我听听他们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他们不得不“免中介”，绕过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又有一个人失去了公职是巨大的“家丑”，他们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知道。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极度沮丧的父母终于开口了。

“有多少人羡慕你的工作啊。”母亲突然说，“又轻松又体面。”

父亲看了我一眼，也想说什么，但是又有点犹豫。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母亲接着说。

我没有反应。

“你应该知道。”母亲说。

我瞥了父亲一眼，他显得有点激动。

“你想过当时得到这个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吗？！”母亲接着说，“那么多人为你帮忙找关系。”

我还是没有反应。

父亲又看了我一眼后，着急地说：“你说话啊。”

我放下了碗筷，但是我不想说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母亲将她的碗筷扔到餐桌上，气急败坏地说，“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

父亲也放下了他的碗筷。“你说话啊。”他这一次着急地催促说。

“我没有办法。”我低声说，“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这样每天呆在家里，我们受得了吗？！”母亲更加气急败坏地说。

我知道父母们不会理解我。我知道没有人会理解我。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世界遗弃的孤儿。寂寞又像洪水一样涌来，淹没了我。我没有在寂寞中爆发。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直到所有人都睡下了才离开。我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将近五个小时。

3.12

我不知道自己在即将爆发的一刹那为什么会那样平静。我原来想象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对话”一定是一场对抗，一定会以你死我活的方式结束。

我相信父母不会再就这件事与我“对话”了。我相信我长达五个小时的“一动不动”是更绝望的爆发，更具有震撼力。

但是，我自己会经常不断地与自己对话。我会对自己的“遗弃”提出质疑。我会对自己的果断提出异议。我会严厉地考问自己：怎样才能不“混”下去？

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只存在一种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我不能不混下去。”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活着就是“混”下去。

当然，在家里混和在体制里混是不同的。在扑朔迷离的体制里，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我只是办公室里的一件物品，比如一把椅子，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被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服从是我的天职，忠诚是我的宿命……而在家里，我是裸露的灵魂。这灵魂带着血的腥味和生机。它焦躁、骚动，它复杂、深奥，它变动不居、难以捉摸……我理解它，我对它充满了感情。我宁愿在家里混下去（或者用母亲的话说，“这样”混下去），而不愿在体制里混下去（“那样”混下去）。

3.13

是的，就像弟弟一样，这一年来我自己也变了。我变得越来越不“关心”这个世界了。

当然，我知道自己正“面对”着这个世界，因此，我必须“理解”这个世界，而且还要学会如何去“对付”这个世界。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琢磨自己在“这个世界”前面使用的这些简单的动词。

这些动词让我保持了对国际问题的基本兴趣。我最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突然觉得任何国际问题的重要性都是相对的。“缓和”也罢，“世界经济新秩序”也罢，“中东危机”也罢，“南南合作”也罢……所有这些“国际”的问题其实都是“局部”的问题，它们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重量和价值。也就是说，不仅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必然带着集团的偏见，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偏见的产物。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就意味着一种偏见压倒了另外一种偏见（用过去的一种说法，可以称为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相反）。它并不意味着旧的混乱的消除，而是意味着新的混乱的开始。

像韦之一样，我总是在固定的时段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以及接下来的时事分析。这些新闻和分析远比我们自己的新闻和分析要冷静和客观，但是，其中也不难听到另外那种制度的偏见。像韦之一样，我对那种另外的偏见也越来越不适应。

3.14

今天我到韦之那里的时候，他正在与他们大学文学社的几个学生交谈。他们谈起了不久前开始引起关注的两位年轻作家的作品。韦之细心地研读过那些作品。它们也是他关于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他认为那些作品对暴力和丑恶的大胆描写是它们引起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他的那几个学生都承认，那些描写让他们感觉极为恶心。

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我坐在韦之的“阵地”（他的单人床）上，读起他放在枕头边的那本题为《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的书。那是量子物理学家波恩的回忆录。那是一本很薄的书。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本书，后来也经常重读。我也许就是从那里知道了海森堡和他的“测不准原理”。这条被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师当成“唯心主义”来批判的物理学原理告诉我，偏见是一切观察中的一部分。

等那几个学生离开之后，我才与韦之交谈起来。我告诉他我已经退职的事。他果然一点也没有吃惊。他问我最近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承认，这种“自愿失业者”的生活刚刚开始两个星期，我就已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我甚至对自己的选择都产生了一点怀疑。

“如果能够马上有作品发表出来就好了。”韦之说。他又提到了那两位比我稍长一点的年轻作家。韦之认为，我完全有可能获得他们那样的成功。

韦之对我的写作的信心远远超出我的自信。这信心显然是我们友谊的基础。这信心也肯定会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知道，卡夫卡的成功（准确地说应该是卡夫卡的“存在”）完全得益于他的朋友，得益于对他信心百倍的友谊。

在离开韦之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阵地”边的墙上也有一道很长的铅笔印迹。我办公室的那一道会是他留下的吗？

3.15

昨天韦之告诉我，他今天下午要在大学里做一个关于马尔库塞的讲座。我说我一定会去听。

我一直觉得马尔库塞过高地估计了年轻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我知道韦之在这一点上与我观点一致。但是，他的讲座却不仅没有提出对这过高估计的批评，反而还表达了对它的认同。这样的讲座具有明显的煽动性。我在他讲得热情奔放的时候想起了他关于八十年代结局的那种阴暗的直觉。我怀疑那种直觉不但没有激起他的忧虑，反而激起了他的快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着韦之站在讲台上说话。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让我觉得他的神态、动作，甚至声音都有点滑稽。我注意到他的很多动作其实完全是可以省略的。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的很多动作也是可以省略的……所有人一生中的许多动作也都是可以或者应该省略的。身体语言就像语言本身一样包含着巨大的冗余和无数的歧义，因此它也会引起误读，也会引起混乱。身体语言无处不在，它除了能够独立表意之外，还是口头语言甚至书面语言的辅助，比如我的不同的坐姿可能会对我的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身体语言的语法可能比其他形式的语言更为复杂。它也应该有更复杂的语义场和更复杂的语用功能。

沉默同样是一种身体语言。而身体语言的沉默就是我们无法体验的死亡。死亡是人最后的身体语言。它同样会引起误读，同样会引起混乱。

3.16

天气开始转暖了。我相信将来我会更注意季节的更变，因为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去注意季节的更变。那场只有我看到了的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那无法证实的景观。

父亲又重返赌场了。他清早回家之后，倒在沙发上立刻就打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噜。他的运气也伴随着气温回升，他说他现在又“只知道赢”了。他下午总是哼着不成调的曲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候甚至会走到我的房间来。他对即将来临的黑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渐渐转暖的天气稍稍减缓了外婆对仍然躺在医院里的外公的担心。因此，她对日常生活的抱怨又多了起来。她抱怨父亲的浪费。她抱怨说他偶尔带回来的那些刚上市的新鲜蔬菜价钱太贵。“再等几天就会便宜多了。”她说。她不知道就是那贵得出奇的价格让父亲找回了人的尊严。

但是，漫长的雨季将接踵而至。“要当心长霉啊。”外婆会经常这么提醒说。她对我还会有特别的提醒。“不要忘了在书架里放一点樟脑丸。”她说，“书上的霉点是去不掉的。”

我心想，思想也会长霉的。如果常年没有对等的交流，思想就会霉烂。我的思想也许早已经霉烂了……也许正是通过这霉烂的思想，我才发现了世界的混乱。

外婆最担心的还是外公病床上的那些用品会要长霉。她已经不指望医院能及时换洗床上用品了。护士总是用“刚换过”来敷衍他们的请求。“还是将床单和被套拿回家来洗一洗吧。”外婆过一段时间就会提醒母亲一次。

母亲除了上班就是跑医院，她的生活与季节的更变没有什么关系。她应该还经常想念她在前线的儿子。他在给她的那封信里说了一些什么？

3.17

也许是昨天上床之后，也许是今天起床之前，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冲动的想法。但是，起床之后我就怎么也想不起它来了。这似乎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我是一种折磨，因为我总是强迫自己去将那想不起来的事情想起来，绝不会轻易放弃。有时候，这就跟去回想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它让我的大脑接近疯狂的状态。

遗忘已经（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我必须学会与它相处。被遗忘的事物可能就是不应该被记住的事物，甚至可能就是不应该发生或者不应该存在的事物。还记得贝克莱的名言吗？混乱的世界因为我的“感知”而“存在”。如果我拒绝去“感知”，那些令我痛苦的事物就不会“存在”。

不要苛求记忆！我经常这样告诫自己。但是，今天我做不到。我从起床之后就一直在想。我想重新想起那个很冲动的想法。整个上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想起来。外婆叫我吃午饭的声音让我愤怒。“我不想吃饭！”我大声嚷道。如果我想不起那个想法，我就永远都不想吃饭！我心说。

整个下午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想起来。我以同样的愤怒拒绝了试图中断我记忆的晚饭。

我甚至没有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徒劳的记忆将我生活的节奏完全打乱了。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任何饥饿的感觉，但是却突然感到了极度的疲劳。我很马虎地洗漱完毕，就钻进了被子。

在平淡无奇的梦里，我居然想起了那个冲动的想法。原来，我是想在自己的墙上也画下一道很长的铅笔印迹。我马上起来，将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如果我走进弗洛伊德的诊所，他会怎样来解释我的那个梦？

3.18

母亲今天忧心忡忡地提起了弟弟写给她的信。“这孩子什么也没有说。”母亲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对外婆抱怨。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母亲弟弟的战友们提到的那些情况，比如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比如他很少与战友们谈起自己的家。

弟弟一直是很听话的孩子。但是，他在十八岁生日过后不久突然与父母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他说他想去当兵，而父母坚持要他读完高中，并且参加高考。弟弟说他的许多功课都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尤其令他头疼的是化学课。他说，他每天都在做与“元素周期表”有关的噩梦。

“不读书也不能去当兵。”父亲说。他的态度很强硬。

“绝对不能去当兵。”母亲也肯定地说。

弟弟最后竟来争取我的支持。

我同样觉得他的想法很荒唐。“你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我问道。

弟弟没有解释“为什么”，却解释了一大通这并不是他“突然”的想法。

“你不怕死吗？”我接着又问。

弟弟说当兵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死的危险。他说他一个朋友的哥哥当了五年的兵就喂了五年的猪，还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在部队里修了三年的铁路。显然，他想当兵，却并没有想打仗。

现在我猜想，他当兵的动机其实就是想摆脱这个家庭，这个特别宠爱他，他好像也特别依赖的家庭。这也就是说，他的变化在他去部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没有继续向他提问。我不想阻止他，也没有表示对他的支持。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态度会那样的坚定。那是我记忆中他对父母的第一次反抗。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反抗只能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母亲从来没有满意过弟弟从部队写给她的信。每次读完信，她总是有同样的抱怨。“这孩子什么都没有说。”她抱怨说。

父亲从来不读弟弟的信。他仍然对他当兵的选择耿耿于怀。

3.19

今天中午一个陌生人来敲门。他说他是母亲多年前的同事。他说他刚刚去过母亲的办公室。他说他有一件小事要“顺便”过来请教我。

我对他的样子有隐隐约约的记忆，但是却不记得任何与他相关的事件。我示意他进来。他迟疑了一下，将身后的那个瘦弱的少年拉到跟前。“这是我的儿子。”他说，“我来这里都是为了他。”

少年疲惫不堪的目光中夹杂着一丝怯懦。

我将他们带进我自己的房间里。我房间的书立刻引起了那位父亲的感叹。“这么多书！”他指着书架对那个少年说。然后，他鼓励那个少年要勤奋学习。

坐下之后，那位父亲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我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他说时间过得真快。他说他以前与我母亲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后来因为——”他摇了摇头，没有将话说完。

我对他的过去没有兴趣。我有点好奇他因为什么小事要“顺便”来找我。

那位父亲接着说他们现在住在一个我“肯定没有听说过的”小镇上。“这孩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他说，“我这次主要是带他到城里的几家大学来参观参观。”

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很闭塞，不知道现在学什么专业比较好，将来比较好就业，”那位父亲说，“我们就是为这个来请教你的。”

他们的确是很闭塞，我心想，“就业”的问题怎么可以来请教一个“自愿失业者”呢？我不想告诉他们我刚刚辞退了工作。我不想对他们说我现在甚至还经常后悔去读了大学。我只说我也很闭塞。我只说我对“专业”和“就业”的事一点都不知道。

我的回答显然令那位父亲非常扫兴。“我只想这孩子将来能有机会回到省城里来工作。”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这最大的心愿让我对“父亲”这种身份更加恐惧。

3.20

清早醒来之后，我又想起昨天的那一对父子，想起了那儿子疲惫又怯懦的表情和那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我想起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显然很不愿意我提起了他们。她纠正说那位父亲不是她从前的“同事”，而是她从前的“领导”。她这样强调好像是想说明他们关系的疏远。而当我问及她的那位“领导”是因为什么才去了那座闭塞的小镇的时候，母亲只是冷冷地回答说：“这就是政治。”她显然很不愿意我提起了他们。

母亲冷冷的回答就像是一面魔幻的镜子。我从那里面又看见了那个遥远的夏日的下午。那时候我几岁？……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我们先是在大街上走着，然后，我们拐进了一座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院。我们在大院里又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来到了一栋老式的小洋楼的前面。父亲低声说：“这是市长的家。”

我们被市长家的保姆带到了一间在我看来大得不可思议的客厅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渗出来的冷气令我打了一个寒颤。客厅的一端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桌上摆放着一盏很华丽的台灯。市长和父亲就坐在书桌旁谈话。他们挨得很近，他们的声音很低。台灯的光亮虚化了他们的表情。

我坐在客厅另一端的那一圈松软的皮沙发上。我将双手抱在胸前，那样感觉稍稍暖和一点。我开始感觉有点无聊。可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古怪想法让我很快就又感觉有点恐惧。我盯着松软的皮沙发，我突然想，在这上面坐过的很多人现在肯定都已经死去了……他们也许正在嫉妒地看着我，他们也许正在等待着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离开市长家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父亲比来的时候走得更快。他注视着前方，表情极为严肃。

就在我准备高考的那一年，已经被免职两年的市长被判处了十五年的徒刑。父亲看到那条新闻后，放下报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说：“这就是政治。”

3.21

外婆今天中午突然对我说：“你外公这一辈子都没有过‘洞房花烛夜’呢！”我知道她又准备为我揭开另一个生活中的秘密。

这秘密发生在她出嫁的那一天，也就是与她上一次揭开的秘密（她与她父亲之间那次秘密的谈话）相距仅仅一天的时候。我很快又会要成为知道这个秘密的“第三个人”了。

“他真倒霉。”外婆说，“都没有尝过‘洞房花烛夜’的滋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耐烦地问。

“那时候有一种风俗，‘红眼人’是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的。”

“什么是‘红眼人’？”

“就是来了月经的女人。”

“为什么她们不能参加婚礼？”

“据说她们会冲了婚礼的喜气，会让新婚夫妇过不下去。”

我不知道这跟外公的“洞房花烛夜”有什么关系。我追问外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嫁的那天，我自己变成了‘红眼人’。”外婆说，“真是太奇怪了。”

我没有想到外婆会向我提起这样的隐私。

“太奇怪了，提早了十多天。”外婆从容地说，“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就来了，在半路上，花轿都弄脏了。”

我有点想问这“突然”与那两具陌生人的尸体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又没有问。

“你外公为这件事一直埋怨我。”外婆说，“他说我们冲了自己婚礼的喜气。”

“这不能埋怨你。”我说。我还是觉得这件事与那两具陌生人的尸体有什么关系。

外婆看了我一眼，她应该没有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好在那对我们后来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她说，“我们过了一辈子，算得上平平安安。”

我问外婆这“秘密”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她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那我又是‘第三个人’了。”我说。

外婆并不知道我这样说是试图将这个秘密与上一个秘密连在一起。她认真想了想之后有点不安地说：“谁知道你外公会不会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呢？！”

3.22

午睡的时候，我的头脑又出现了一片混乱。许多没有头绪的故事突然涌冒出来，它们混搅在一起，变得更加没有头绪。这是与“疯狂”相邻的状态。这种状态令我非常恐惧。

我开始做深呼吸。这是Z教给我的方法。她说深呼吸可以抑制大脑的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它的确减缓了故事涌冒和混搅的速度。

我的身体渐渐感觉好一些了。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睡着。我干脆睁开了眼睛。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生活就像历史和政治一样也是由“秘密”构成的，我这样想。时间将生活带到了新的地址，而生活中的秘密却还在通过记忆污染着无辜的“现在”。我昨天本来想向外婆建议，让第四个人（我外公）知道她出嫁前一天与“我老外公”的谈话。后来我改变了注意。我要抵制记忆。我要抵制记忆对“现在”的污染。我要让每一个新的瞬间都纯净无比。让遗忘成为我的本能吧！只有遗忘能够洗刷生活的遗憾和羞耻。

这时候，我注意到一只鸽子飞落到了我的窗台上。它对我和我的房间毫无兴趣。它骄傲地转过身去，面对着阳光和世界。它在漫无目的地张望。

我是不是应该走近它，关心它？

不！它不需要我的走近。“走近”也是一种污染，一种对空间的污染，一种对自由的污染。我也不喜欢他人走近我，不管以什么名义。我总是在回避他人的关心。“关心”也是一种污染。

3.23

昨天那只骄傲的鸽子被外婆的敲门声惊飞了。

我气急败坏地把门打开，对外婆大吼着说：“你想干什么？”

外婆也因为我的突然爆发而受惊了，但是她站着没动。“我什么也不想干。”她不满地说。

那只受惊的鸽子一直占据着我的大脑。它甚至飞进了我那个荒诞的梦里。清晨醒来之后，我很自然地将视线投向了它昨天站立的位置。我无法“遗忘”它起飞的样子。我无法原谅外婆的敲门。那只骄傲的鸽子受惊了。它的起动显得有点笨拙。它飞进了我的梦里。

我开始也一直在暗暗地责备外婆，她既然“什么也不想干”，为什么要敲我的门呢？！后来，我觉得她是在撒谎。她之所以敲门肯定是因为又想起了什么。也许她是想继续讲述那个在我看来已经结束了的故事。

整个上午，我都处在失落的状态。吃过午饭之后，我决定去书店逛逛，分散一下自己对那只飞逝的鸽子的思念。可是在离书店还有五十米的那个路口，我看到了露易丝。她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自行车的后座上托着一只摇摇晃晃的纸箱。

我赶上前去与她打招呼，并且接过了她的自行车。

露易丝告诉我纸箱里装的是单位上刚发的电扇。这让我想起了办公室分发春节物资时的那种热闹场面，心中突然有点伤感。

我一直帮露易丝将自行车推到了她住处的楼下。接着，我又将纸箱抬到了她的家门口。露易丝问我是否愿意进去坐一坐。我很高兴。

露易丝的母亲与她住在一起。她的体型和谈吐都与露易丝对立。她的过分热情让我感觉有点尴尬。露易丝将我带进了她的房间。她母亲跟着过来告诉她，她的儿子整个上午都非常听话。这时候，他正坐在地上摆弄着身边的积木。

那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理睬他母亲和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我在他的身边蹲下也没有打断他对积木的专注。

他“选择”积木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兴趣。孩子的思维与成人的思维肯定非常不同。孩子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还是一个相对清晰的世界？

我其实不知道他是在有意地“选择”还只是在随意地“抓起”一块块的积木。如果他是在“选择”，他进行“选择”的原则和根据又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随意地将积木码放起来，还是在刻意地进行建筑设计。好了，他意识到不能再往他的“作品”里添加任何一块积木了。他端详了它一阵，突然将两条腿同时用来往前一伸……垮散的积木令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回头开心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

3.24

天气转暖的确减轻了外婆对外公的忧虑。她写的信和收的信也都渐渐多了起来。亲戚们好像是完成了漫长的冬眠，又开始好奇和传播周围发生的各种琐事。

母亲多次提醒外婆不要在信里谈论我的现状。

“如果他们问起来呢，”外婆说，“我总得说点什么吧。”

“什么都不要说。”母亲肯定地说。

“这不等于是撒谎吗？！”外婆说。

“我只是叫你什么都不要说，”母亲说，“没有叫你撒谎。”

“什么都不说就等于是撒谎。”外婆说。

她们好像不是在谈论生活，而是在探讨哲学（语言哲学）。

母亲并没有因为天气的转暖而减少去医院的次数。她大概知道外公什么时候将会“出院”。医生早就告诉过她。她的时间表与外婆的时间表不同。天气的转暖对她没有特别的意义。

坐在那张空病床上盯着一声不吭的外公的时候，我就想过，对母亲和对外婆来说，外公其实不是同一个人，她们对他生命和死亡的感受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对外婆来说，去医院陪外公是生活中最后的激情，是那不存在的“洞房花烛夜”的继续；而对母亲来说，那主要是责任和义务，是她必须做而且必须坚持做完的工作，就像她在体制中所承担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样。她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和认真让我无法理解。

有时候，母亲也会发出悲观的感叹，比如“忙了一辈子，又忙到了什么呢？”这其实是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变相的责备。我并不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因此，我对她的感叹没有反应。

3.25

今天在儿童商店的门口，我遇见了另一位中学同学。他迎面走过来，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既记不起他的名字，也对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印象。“春节的时候我们中学同学聚会了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我。我这才知道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他接着谈起了在同学聚会上听到的一些消息：谁与谁结了婚，谁生了一对双胞胎，谁在美国发了财，谁的父亲出了车祸，谁得了一种怪病之后不到三星期就“走”了，等等。我记得那个“走”了同学，因为他给我取过一个很难听的小名。我也隐隐约约记得那结为夫妻的两个同学中的女方。她好像对我也有过好感。其他的那些人是谁？

我庆幸自己没有出现在同学的聚会上。我是谁？我来自何处？

然后，那位健谈的中学同学问起了我现在的工作情况。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说我“正在考虑”退职的事。我不想用“已经”退职的消息来刺激他。

我没有想到我的话会让他更加兴奋。“这很快就会成为时髦了！”他说。

“什么？”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退职”怎么会成为“时髦”呢？

“现在的这种体制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学同学说，“很多年轻人都在跃跃欲试。”

我想起上次装病的事。我怎么又染上了“流行病”？！这真是非常滑稽。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中学同学祝我“创业成功”。

他不知道我已经“成功”地退职了。他也不知道我退职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业”。我要自由，我要思考，我要寂寞。我染上的不是流行病。就像那个已经“走”了的同学一样，我染上的是一种怪病。我对“成功”没有兴趣。

目送着中学同学走远，我想起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我走进儿童商店，走到二层的玩具柜台。我在那里挑选了两盒很大的积木。

离开柜台的时候，营业员微笑着问我的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她这两盒积木是给我自己买的。她用费解的目光看着我。

3.26

我摆了整整一个上午的积木。开始，我在书桌上摆。后来，我在地板上摆。我不仅摆完了积木说明书上给出的所有形式，还摆出了不少自己的发明。

午睡醒来之后，我又想起了塞林格。我羡慕他文学上的一鸣惊人。如果我有他那样的“成功”，我也会像他那样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也是一个业余哲学家。他对禅宗的偏好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我们都是逃学的孩子。我们都知道“教科书”的危害。我们都想逃离，我们又都在“守望”。我们在没有希望的田野上“守望”着百孔千疮的纯洁和奄奄一息的童贞。这“守望”是最后的牧歌，这“守望”是最惨的绝唱。

真的，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过上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我知道，那其实是最奢侈的生活，需要巨大“成功”的支撑。塞林格幸运地得到了那种支撑。在逃离世界之前，他的写作已经惊动了世界。他的离群索居只不过是他的第二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我的写作至今都不为任何编辑所接受。我没有惊动世界的能力，也不会有惊动世界的运气。我的写作对世界不会有任何的触动。离群索居可能永远都只是我的奢望。

3.27

今天在摆积木的时候我又走神了。我望着墙上的那一道很长的铅笔印迹，突然想起了Z。她应该已经收到我的那封短信了吧。她能够想象得出我现在的生活吗？我成了一位“自愿失业者”。我的跟前摆着一堆五颜六色的积木。

那一天办公室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让我想起（准确地说应该是“看到”）了Z的眼睛。我伸出手想去抚摸它，可是，在几乎触到它的一刹那，我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我经历了一次概念的偷换，一次没有任何预兆的谋杀：我的手突然变成了别人的手。它触到了Z的眼睛。它引起了它的骚动。它引起了她的骚动……嫉妒和悔恨撕碎了我的理智。我最后的“遗弃”与发生在那一刹那之间的想象的悲剧有没有联系？

现在，Z的眼睛也许正望着别人或者也正被别人望着。刚刚显露的春意也许成了一种象征，让她对别人充满了期待，而不会去在乎我现在的状态。也许别人轻而易举就满足了她基本的需求。

也许她将别人当成了我。也许她对别人的期待就是对我的期待。也许她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满足就是她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满足……我无法制止住自己的想象。那“别人的手”继续在我的想象中晃动，它一层层地解开Z的衣服，直到她的裸体展露在我的眼前。我的眼前还是别人的眼前？我的天啊！……我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3.28

今天吃完早饭之后，我又想用摆积木来打发时间，但是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对它已经有点厌倦了。

我坐到床边，顺手翻动着这些天一直摆在枕头边的那本《法国现代哲学资料汇编》。萨特的著名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就收在汇编里面。那是我读过无数遍的论文。我在论文边的空白处留下了许多的笔记。最新的一条是昨天晚上留下的：怎样才能逃离“别人”的地狱？

外婆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随意的翻动。我不耐烦地打开门。

面色惨白的外婆站在门口。她手指着报纸上醒目的标题说：“银行都被盗了，你看！”

我接过报纸，迅速读完那篇报道。

“这么多钱，真吓人啊。”外婆继续说，“这是什么世道！”

我将报纸还给她之后，想重新关上房门。可是外婆并没有要走开的意思。“你说那里面会不会有我存的钱呢？”她神色紧张地问。

我觉得她的这种想法非常有趣。“很有可能。”我故意逗她说。

外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怎么会把钱存在这家倒霉的银行里呢！”她充满懊悔地说。

母亲下班回来还没有完全走进家门，外婆就急不可耐地问她知不知道银行被盗的事。

“到处都在议论。”母亲说，“怎么会不知道？！”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外婆说。

母亲表情极为严肃。“前天刚有人劫持飞机去了南朝鲜。昨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说，“整个世界完全乱了。”

外婆对劫机事件没有任何兴趣。她还在担心她存在那家银行的零花钱。她神色凝重地拿起母亲的手，又重复了一遍下午问过我的那个问题。

母亲恶狠狠地将她的手甩开。“你真是老糊涂了。”她不耐烦地说。

3.29

今天中午我又在外面闲逛了两个小时。我注意到靠近市中心的街道上新开了不少别致的小商店。这让我想起不久前遇见的那位中学同学说过的话，这些个体经营的小商店可能就是庞大的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一种标志。

我没有走进那些商店。我喜欢从马路上走过，却不喜欢走进商店。这种“不喜欢”也许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的行走通常没有目的。我在马路上走去又走回（两个相反的方向似乎同等重要），环形的足迹记录着我的寂寞和空虚。

生活中有无数的环。生活是这无数的环纵横交错形成的网。我用我的足迹（行动）来编织这样的网。我用我的笔迹（语言）来编织这样的网。我用我的心迹（思想）来编织这样的网。我就像是一只蜘蛛，一只脆弱又危险的蜘蛛。我脆弱又危险地在这混乱的世界的边缘编织着自己的生活。

我喜欢这种“环”状的感觉。借用我中学时代在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中看到的定义，“环”是“有界而无限”的。我用世界无法理解的行动、语言和思想来与世界划清“界限”，而我的行动、语言和思想却是“无限”的，它们会不断地生成新的行动、语言和思想，它们会不断地被解读和被误读。哪怕我从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它们形成的“网”依然存在。

3.30

我想与韦之谈谈摆积木的体会。他肯定会感兴趣。从这样一种荒诞的行动中，他可以引出许多的话题，比如儿童与成人的对立、能指与所指的对话、生活与游戏的对应等。但是我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又有客人。那是他的一位诗人朋友。他们正在谈论近年来极为活跃的地下诗歌运动。

韦之可以跟任何人找到话题，他的这种“普遍性”有时候令我非常不安。注意，是不安，而不是嫉妒。我担心我也只是这“任何人”中的一个。韦之对我的这种不安早有察觉。他多次向我强调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以及我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等。他的这种强调其实并不能完全消除我的不安。我并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反应。我甚至觉得这种不安是心理的疾病。弗洛伊德会怎样来解释这种不安呢？

韦之的诗人朋友长得很漂亮。这成了我低估他的第一个理由。他肯定是一个蹩脚的诗人，我任性地想，因为好诗人不应该长得很漂亮。我为自己这种荒唐的想法洋洋得意。而我低估那位诗人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对世界的乐观态度。我一直认为悲观是艺术家的本色。这不是荒唐的想法。历史是荒诞的，世界是混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切负面的特性正好就是艺术存在的理由。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我呆呆地盯着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突然，我想起了我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同事们。他们难道一辈子就那样过吗？难道那些“珊瑚碎片”不会让他们恐惧吗？难道恐惧不会让他们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蹩脚的诗人走后，我与韦之谈起了这些天在家里摆积木的体会。他果然从我的经历中引申出了许多话题。他说，游戏也许就是生活的本质。他又说，儿童是善于虚构和想象的精灵，而成人只是陈词滥调（他们误以为那是真理）的奴隶。他最后说，作为不断丧失自由的过程，“成长”其实就是堕落。

3.31

昨天与韦之关于积木的谈话让我很想见到露易丝和她的儿子。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我中午的时候去敲响了她的门。

“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我说。

“借什么？”露易丝好奇地问。

我指了指在床上睡着的孩子。

“为什么？”露易丝好奇地问。

“我想带他去我那里，”我说，“让他跟我一起摆积木。”

露易丝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

那怀疑的目光让我感到一阵羞愧。我为自己荒诞的举动感到羞愧。

露易丝马上就恢复了她平和的常态。“等他醒来，你自己问他吧。”她说，“我想你不会成功的。他是一个孤僻的孩子。”

在等孩子醒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与露易丝有了第一次“正式”的谈话。我们第一次向对方谈起了自己。我能够感觉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但是我们的表述拐弯抹角，我们的措辞小心翼翼，交谈推进得极为谨慎。我们好像有一种共同的恐惧，恐惧那些与对方无关的记忆会伤害对方的心理。

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它被孩子迷人的苏醒打断。

露易丝将她的孩子抱起来。她充满母爱的动作让我有一阵很深的伤感。

孩子完全清醒过来之后，我走近他。从他的目光中，我意识到我这一次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不想轻易放弃。做鬼脸逗了他一下之后，我问他是不是想去我那里玩“很多”的积木。

“不。”孩子干脆地回答说。然后，他将脸趴到了露易丝的肩上。

4.1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神色极为慌张。她几次将东西放错了地方。还有一次，她竟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将手里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外婆紧张地打量着母亲。突然，她失声痛哭了起来。

看着哭得不可收拾的外婆，母亲显得更不耐烦。“你这是怎么了？”她粗暴地问。

“这要问你自己，”父亲都忍不住了，他不满地说，“你这么慌慌张张的，你这是怎么了？”

“出事了。”母亲冷冷地说。

母亲的话好像证实了外婆的判断。她停下来，激动地看了母亲一眼，接着又继续哭起来，哭得更加厉害。

“你们还不知道吗？！”母亲说，“老猫失踪了。”

外婆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显然是判断失误，母亲的慌张与外公没有关系。她好奇地等待着母亲的下一句话。

“我刚在传达室听说的。”母亲说，“已经好几天了。说还在电视里播放了寻人启事呢？！”

老猫是大院里负责水电设备安装和维修的干部，也是父亲从前的下属。他经常带领工人在大院里施工（疏通管道或者铺设电线等）。每次家里的水管堵塞了，他也总是亲自带人来疏通。他也许是大院里最忙碌的人。我几乎每天都能在大院里看见他。他总是微微地低着头，表情总是有点忧郁。

“老猫是世界上最本分的人。”父亲感叹着说。

“是啊，”母亲说，“他怎么会突然就失踪了呢？！”

外婆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他家里人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吗？”她问。

母亲又不耐烦地瞪了她一眼。“知道了还用得着去电视上播放寻人启事吗？”她说，“你真是老糊涂了。”

外婆一点儿也不糊涂。她马上就想起了老猫的家就在我们对面的那幢旧楼里，我们厨房的窗口正好就对着他的卧室。她马上走到厨房窗口边，朝对面张望起来。

母亲马上也意识到了我们厨房的有利地形。她也凑了过去。

“什么动静也没有。”外婆有点失望地说。

“这正好说明出了事！”母亲煞有介事地说。

我整个晚上都觉得不安。老猫忧郁的表情不断在我的眼前浮现。我突然觉得失踪是那个“最本分”的人必然的结局。接着，我开始思考失踪与死亡的区别。死亡要靠尸体或者“珊瑚碎片”来证实。死亡还要用花圈和眼泪来装饰。而失踪是一个黑洞，一个可以吸纳所有想象的黑洞，一个可以吞噬时间的黑洞。如果死亡通常是对生者的解脱，失踪则总是对生者的折磨。

更重要的是，失踪还是对死亡的嘲笑和抗拒。想到这一点，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我想老猫永远都失踪下去，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神话。我希望他不要让平庸的“生还”或者“死亡”打破了他一生中最后（也许还是唯一）的神话。

4.2

外婆绝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因为她关于失踪的最早经验给了她乐观的启示。上午坐到沙发上准备开始读报的时候，她就谈起了失踪。“失踪的人总是会被找到的。”她肯定地说。

我知道她的这种乐观一定“有史为证”。我等待着她的另一个故事。

“你舅外公在两岁生日那天就突然失踪了。”外婆说，“我们找了六天也没有结果。”

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

“你不知道你老外公有多么伤心，”外婆说，“你舅外公是他唯一的儿子。”

舅外公至今还活着，还经常给外婆来信，如果只是为了得到那个乐观的结论，外婆的叙述其实就没有必要展开了：一个两岁生日那天就失踪了的人六十多年之后还活着，这足以说明“失踪的人总是会被找到的”。

但是，外婆还是继续讲下去。“第六天深夜，我们收到了土匪的信。”外婆说，“原来你舅外公是被土匪绑了票！土匪限我们两天内交出五千大洋去领人。”

外婆说那是她一生中最紧张的两天。她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整整两天都没有合眼。全家人帮助老外公到处找关系，才在规定的时间里凑足了那笔钱。“钱交出去之后，你舅外公果然就回来了，毫发无损！”外婆说。她带上眼镜，深有感触地看着我。“你还不知道吧，你舅外公是我们家里最值钱的人呢。”她接着说。

外婆的故事又引起了我对“记忆”的思考。外婆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建立在记忆而不是想象的基础之上的，而她又是关于那些故事仅存的记忆者。如果她的记忆出了错，她的故事中就会出现虚构的成分。这会增加还是降低故事的可信程度？虚构往往比生活更加真实，更加合理……当然，在这个故事中，记忆与虚构的差别没有意义，因为它们导致同样的结论。

“失踪的人总是会被找到的。”外婆用这开始故事的结论来结束她的故事。她的叙述也是一个“有界而无限”的环。

我忽然想起从水塘里浮出来的那两具尸体。“那两个陌生人却是永远失踪了。”我说，“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他们了。”

外婆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联想。她吃惊地看着我。“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两个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亲人。”她说，“我甚至还想过他们两人彼此就是亲人。”

外婆的话让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亲密”与“死亡”有什么秘密的联系？我不安地想。

“再说，他们最后都被我们发现了，而且最后都用上了最好的棺材，”外婆说，“那还能算是‘失踪’吗？”

4.3

老猫的失踪让我想起了艾略特用来开始《荒原》的诗句。一个永垂不朽的诗句总是不断地回归生活，回归现在，就像季节本身一样。啊，“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四月里不仅发生了“失踪”这样的怪事，还发生了“出生”这种毫不奇怪的事。Z出生在四月。她的生日也总是让我想起艾略特的诗句。

那一天，我们冒着小雨在实验室后面的小树林里散步。Z突然郑重其事地提到了她的生日。她那样做是想将与生俱来的第一个“秘密”交给我。那标志着我们的“亲密”的开始。她不知道我对生日有逆反的态度（那甚至可以说是我青春期的一个特征）。我觉得出生是成人游戏的产物，纯属偶然，不值得重视。我立刻读出了艾略特激情（或者说冷漠）的诗句。

Z失望地看着我。“你不喜欢我吗？”她问。

这是一种多么粗糙的误解！我心想。我只是想利用这个巧合来表达我对“出生”的成见。哪怕我们出生在不那么残忍的月份，在我看来，出生也总是残忍的，因为死亡在生命的另一头，因为生命非常荒诞。

现在又到了这最残忍的四月。现在，我（也许是我们）正在平静地等待着那种关系的“死亡”。那种“死亡”是分离的终点，是生命死亡的预演。

我们没有必要为分离而过于忧伤。我们的分离是这种体制的原作，是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不可回避的“事故”。但是，分离却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状态。相反，它是生活的常态。谁又能说“面对面”不是分离呢？谁又能说“在一起”（走在一起甚至睡在一起）不是分离呢？不可避免的分离早在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出生”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对立的开始，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分离的开始。

汉语的歧义为我的这种想法提供了例证。“出”既是“进入”又是“离开”。比如在“出生入死”这个成语里，“出生”就意味着与世界的分离。弟弟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就生活在生活的出口。

4.4

上午我刚从房间里走出来，外婆就将我拉进了厨房。她指着老猫的家说：“那里的窗帘几天没有拉开过了。”

我吃早饭的时候，外婆坐在沙发上，她显然并没有心思去读拿在手里的报纸。“你说他会到哪里去呢？”她认真地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总不会被人绑了票吧？！”外婆接着说。

“也许他绑架了别人。”我故意逗她说。

“那怎么可能？！”外婆瞪了我一眼说，“他是那么本分的人。”

“也许他在哪里迷了路……”我又想起了那两个不能算“失踪”的陌生人。

外婆好像听出了我的意思。她不安地看着我。“不要瞎猜了。”她说，“有些谜是永远解不开的。”说着，她戴上眼镜，将手里的报纸翻开。

我以为可以安静地吃完早饭了，没有想到，外婆又深深地感叹了一声。“唉……”她说，“这个案子还没有一点线索。”她每天都在跟踪关于银行特大盗窃案的报道。

这给了我一个又可以故意逗她的话题。“老猫的失踪会不会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我装出很神秘的样子问。

“那怎么可能！”外婆用肯定的语气说。她好像知道我是在故意逗她。但是过了一会，她又放下报纸，对我投来了敬佩的目光。“怎么不可能？！”她兴奋地说，“现在有什么事情不可能？！”

4.5

今天下午，弟弟的两个战友又来了。他们情绪激动地说起了刚才在火车站的遭遇。

“售票厅里真他妈挤。”

“军人优先窗口都被人堵住了。”

“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们被当成加塞的给拖了出来。”

“我们说我们是从前线来的军人。”

“他们不相信。”

“那小子说什么来着？”

“去你妈的前线，所有人都必须到后面去排队。”

“我给了他一拳头。”

“让他们尝了尝前线的厉害。”

“结果打了起来。”

“最后警察都出面了。”

“这倒好了。”

“他们让我们挤近了军人优先窗口。”

“可惜只有明天的票了。”

弟弟的战友们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订好了房间。他们将行李卸下后，到这里来取弟弟托他们带回前线的哲学书。他们不能久坐，因为还要去其他的几位战友家取东西。

我将他们送下楼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仍然相当激动。

“这趟回家感觉很不好。”

“人们只关心物价。”

“没有人关心边境的战事。”

“没有人关心我们。”

“我们就好像被这个国家遗弃的孤儿一样。”

“真不知道我们这么折腾着回家干什么。”

“想家又不想回家，这真是我们这些前线士兵的矛盾。”

“而且我们随时都可能回不了家了。”

“也许士兵就应该死在战场上。”

“那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

4.6

我经常思考战争。我经常在一些书页的空白处上发现自己思考战争的断片。这些断片经常与那些书的内容没有任何联系。比如在《小逻辑》的第三十七页，我写下了一段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要发生无数的事故（在精神病人阿奇的眼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事故’）。我们每个人都是事故的候选人。我们每天都忐忑不安，充满了恐惧。而战争是混乱的顶峰。它令死亡迫在眉睫，令恐惧无地自容。如果士兵是学生的话，死亡就是他唯一的功课。一个理想的学生不会对‘学成’有任何的恐惧，又有永远学不成的运气。他不厌其烦地重修，全神贯注地重修，直到终于可以回家的时候。”

而在《理想国》的结尾处，我写下了一段这样的话：“想家的士兵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他比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更容易失去‘回家’的机会。”

也许写在《伦理学》第九十七页上的这段话与那本书的内容稍有联系：“战争本身是否正义与士兵没有关系。对他来说，他能活下来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让他死去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

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关于战争的思考最后会沉淀为一部很神奇的大作品。

中午的时候，我赶到了车站附近的那家旅馆。我想去为弟弟的那两位战友送行。这完全是即兴的行动。我本来躺在床上，无聊地翻动着《理想国》。突然，我想起他们昨天提到的“矛盾”和“最理想的结果”。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觉得还有许多话想对他们说。我匆匆赶到了车站附近的那家旅馆。

他们刚办好手续，正准备离开。我的出现让他们高兴，因为他们的行李非常多。另外那些战友的家里都托他们带了不少的东西。

在候车室里，我与弟弟的战友们谈起了他们的“未来”。我问起他们退役之后想干什么。矮个子说他想找一个漂亮的女孩结婚，而高个子说他想开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

4.7

昨天在候车室里我还与弟弟的战友们谈起了弟弟。我希望他们能够多关心他，特别是多鼓励他参加集体的活动。这些天来，我一直很担心弟弟的状况。他怎么会变得那样孤僻，变得那样不愿意交谈和写信，变得如此像我？我很担心。弟弟不谈论家，说明他更想家还是更怕想家？我甚至有一种很阴暗的预感，预感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弟弟了。以前我会觉得这可能并没有什么，但是这些天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结局会对我自己的生活产生关键的影响。我不知道那种预感到底有什么根据。

上午我去了一趟银行。我本来是想去取一点零花钱，但是查到余额之后，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能再随便花钱了，我必须厉行节约。我甚至有点后悔那天买了那两盒积木，我现在对它们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

午睡醒来之后，我又想起了弟弟。去部队的那天，他坚持不让家里人去车站送行，他说同行的人很多。毫无疑问，他的变化早在他决定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我的思绪被外婆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我懒洋洋地打开门。

外婆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口。“你那天胡说什么？！”她用责备的口气说。

“哪天？”

“你说老猫的失踪跟银行的盗窃案有关。”

“我说过那样的话吗？”

“当然说过。我还一直觉得你很有道理呢。”

“有道理吗？”

“有什么道理啊，”外婆说，“案子都已经破了。”她冲动地将手里的那张报纸递过来。

我没有接过报纸。我没有兴趣。我仍然在想着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的弟弟。

“是单独作案。”外婆说，“是一个年轻人，跟你同一年出生的年轻人。”

4.8

今天，韦之的艺术家朋友们又在他那里聚会。他们正在策划又一次雄心勃勃的展览。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

“这一次看那帮老东西还能使出什么招来。”

“一帮行将就木的老东西，一堆绊脚石。”

“他们嫉妒年轻人。”

“他们想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像上次那样畏畏缩缩了。”

“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东西。”

我主动提出来展览期间为他们做义工。我首先想到的是坐在展厅的入口处为他们卖门票。我觉得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因为每一个参观展览的人都必须从我身边经过，我实际上就成了这次展览的第一件展品。不管这展品是多么的拙劣，所有参观者都必须在它（我）面前驻足停留。因此，它（我）也就成了最重要的展品。

接下来，艺术家们还议论起了昨天刚破获的银行盗窃案。对案犯的作案技巧，艺术家们赞叹不已；而对案犯得手之后的表现，他们极不以为然。他们说，如果案犯不是用偷来的钱买汽车，而是买他们的作品，估计这案子永远也破不了。他们也像外婆一样注意到了案犯的年龄。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

露易丝的孩子病了，所以她没有来。韦之在与我分手的时候谈起了她。“我担心她的才华很快会被生活耗尽。”他说。

4.9

上午十点左右，我突然感觉饥饿难当。当时我正在读着《孟子》，但是我知道自己一点都没有读进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吃了很好的早餐。我的情绪也很平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饥饿的感觉。

我去大院门边的小卖店买了一包牛肉干和一罐啤酒。我不想让外婆看见，将食物直接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将啤酒和牛肉干放在书桌上。我坐下来准备拆开牛肉干的包装。这时候，我那极强的饥饿感竟突然又荡然无存了。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感觉为什么要这样来捉弄我？

我仍然拉开了啤酒罐，拆开了牛肉干的包装。我命令自己，既然已经将它们买回来了，就一定要将它们吃下去。我用责任感充当饥饿感，一点一点将啤酒喝完，将牛肉干嚼烂咽下。奇怪的是，我的肠胃并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我得出结论说，饮食也是可以在理性（责任感）的驱使下完成的。

然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平静地走动起来。走着走着，我又感到了一阵深深的寂寞。“我这是怎么了？”我责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我的大脑没有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生成了更多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与那两具尸体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别人都能忍受的生活？我为什么恐惧“性”？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我突然发现四面的墙都在向我逼近。冷漠的墙。我好像只有两条出路：房门和窗口。但是，它们都与混乱的世界相通。它们不是真正的出路。是的，我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我可以紧紧地闭上我的眼睛！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我躺倒到床上，双手粗暴地按住头顶，然后紧紧地、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4.10

我整天都在清书。我喜欢清书。我有许多离奇的清书规则。今天我是按标价从低到高的顺序将书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摆放。这种规则对薄书有利。我喜欢薄书。哲学书里面也有薄书，比如那本贝克莱以及那本休谟。

和通常一样，有不少的书无法摆进书架了（每次清书的时候，我总是想将来有钱了一定要买一个巨大的书架）。这次摆不进去的是最厚的那些书，比如那本叔本华和那几本黑格尔。我将它们码放在床铺的内侧。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将书清好。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规则清书。我知道这样摆放远不如按其他方式摆放对我找书来得方便。不过，这样摆放具有挑战性。而且它还让我发现了价格与书籍质量的特殊关系：薄书更可能是好书，所以便宜的书更可能是好书。我有点得意自己的这种“实际”，我有点得意自己的这种“势利”。

今天清书最大的收获其实是那张照片。我不知道它拍摄于哪一年，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将它夹在那本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评论集里。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那张照片了。这说明我有很多年没有翻开过那本书了。

那是一张“全家福”。弟弟看上去一点也不孤僻，他笑得很开心。而我很天真，好像正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父母都那么年轻，他们显得与那个年代很亲近，他们彼此也显得很亲近。

我的身上背着一只水壶。那是照片中最让我激动的“影像”。我那么清楚地记得它。我那么强烈地记得它。它是照片中唯一能够将我带向过去的“影像”。

停留在照片里的那四个人都已经不存在了。弟弟现在很孤僻，我已经失去了天真和对未来的信心，而父母彼此那么冷漠，他们与现在的这个时代也极为隔膜。但是，那只水壶呢？它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大的变化。母亲从来就不轻易将用旧的东西扔掉。那只水壶有可能就保存在阁楼顶上的那一口大木箱里。

我几次从房间里出来，都注意到外婆正站在厨房里，朝老猫的家张望。也许她整天都在那里张望？她的好奇心是她生命力的标志。

4.11

是不是应该将昨天出现的照片给弟弟寄去？这是我今天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

我没有怎么犹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一张旧的“全家福”对“不愿意谈论家”的弟弟没有任何好处。它甚至可能会让他变得更加孤僻，更加封闭。我为自己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高兴。

旧照片在书桌上放了一个晚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又夹回到那同一本书里。但是，我没有记住它原来被夹放的页码。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失误。这可能意味着它与“过去”的分离。“过去”很多年，这张照片一直被夹放在同一个位置，没有受时间的惊扰。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它（同时它让我发现了“我”）。这是代价惨重的发现，因为它从此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居所了。“原谅我。”我对这张照片说。我的心中充满了歉意。

一个小小的安慰是，我马上想到这张照片“原来的居所”并不是它的“最初的居所”，并不是它的“家”。它在我发现它的那“原来的居所”之前，肯定还有过其他“原来的居所”。它的家在哪里？一张照片的“家”也许就是它形成的那个瞬间。对它来说，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和谐的瞬间。

“照片”几乎是一个哲学范畴。它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引发许多抽象的思考。比如“照片”会怎样决定它的观赏者的意识？任何事物的观赏者当然都是不同的。但是，一片树叶的观赏者能够“平等”地观赏对象，而照片观赏者的地位却预先被照片所决定，他们可以被简单地分为“与照片有关”的观赏者和“与照片无关”的观赏者，他们的地位绝对是“不平等”的。一个观赏者如果在照片中看到了“自己”，他的观赏就会受记忆或者失忆的干预。时间会成为“与照片有关”的观赏者最强烈的感受或者感叹。

将来我也许应该去写一本关于“照片”的哲学书。那应该是一本很薄（也就是说“很好”）的哲学书。

4.12

今天是我们大院最热闹的日子。老猫被找到了！

不，是老猫的尸体被找到了！母亲带回了这惊人的消息。“现在整个大院的人都围在澡堂的外面呢。”她异常兴奋地说。

我们很快也变成了围观者。我们从其他围观者的议论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澡堂楼上有一间被废弃的锅炉房。今天下午，一个检修工从那里经过，闻到了一股恶臭（有的围观者甚至说，这几天澡堂里的水也有异常的气味）。他开门进去，在旧锅炉的后面发现了老猫悬挂着的尸体。

“老猫现在还在那里吗？”外婆急切地问。

那怎么还能叫“老猫”呢？我不安地想。

“有谁敢去解下来啊，都烂掉了。”一个围观者说，“正等火葬场的人来呢。”

火葬场的车很快就来了。从车里跳下来的人都带着面罩和手套。他们在一位科长的带领下直奔旧锅炉房。没过多久，他们一队人就从那里下来。火葬场的人提着一个封包得严严实实的橡胶口袋。那位科长跟在他们的后面。围观者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他们中的不少人都用手捂着脸。

“那就是老猫。”外婆指着橡胶口袋，低声对我说。她的另一只手也捂着脸。

那还能叫“老猫”吗？我不安地问自己。

火葬场的人将橡胶口袋塞进车尾部的一个铁箱子里（天啊，它让我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写作中出现过的那只“铁匣子”）。然后，他们纷纷摘去手套和面罩。他们中间个头最大的那个人用很粗的声音问：“马上烧掉吗？”

那位科长正在很客气地给火葬场的每个人递烟。“哎呀，”他没有什么把握地说，“这我还要请示一下。”

火葬场的大个子接过科长递来的烟，又俯身让科长给他点燃了烟。“赶快去请示吧。”他不耐烦地说，“不要让我们等久了。”说完，他像他的同事们一样，蹲在车边悠闲地抽起了烟。

4.13

天气突然就热起来了，街道上出现了夏天的打扮。“这天气太反常了。”外婆不安地说。

为什么天气也有“正常”与“反常”的区别，就像我们人一样？天气是自然的现象，它要求我们的适应，而不是我们的评判。我们不应该在天气面前充当“主体”。我们应该接受它的控制，而不是试图去控制它。如果在盛夏突然下起了雪，我们就必须将它当成“下雪”的天气来对付，而不应该抱怨那场雪下得不应该。（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那场一月的雪，那场“正常”的雪。）

“反常”是我的标签。我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为“反常”，我的所有言语都可以归为“反常”，我的所有思想甚至我的所有感觉都可以归为“反常”。我的同事们肯定都认为我“反常”，我的亲人们肯定都认为我“反常”，甚至我变得有点“反常”的弟弟也都会认为我“反常”。而因为我们对“性”的不同态度，甚至我最好的朋友都可能认为我“反常”。

只有我自己不认为自己“反常”。这也许正是我的“反常”之处。我不愿意将人区分成“正常”和“反常”的两类。“正常”是平庸的近义词。“反常”的人不一定不平庸，而“正常”的人一定平庸。

是每况愈下的外公让外婆对天气的“反常”极为不安。“要这么热下去可怎么办啊，”她忧心忡忡地说，“你外公会受不了的。”

“这只是反常的现象，”母亲不耐烦地说，“长不了的。”

母亲说出的好像是“常识”。但是，它让我对“正常”和“反常”的区分更加反感。我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反常”的人啊，难道我也“长不了”吗？

母亲今天没有吃早饭就去上班了。她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想吃。她说她中午也什么都没有吃。她说她一整天都觉得恶心。我们也整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外婆、父亲和我。我们也整天都觉得很恶心。

昨天那位科长跟着火葬场的车一起走了。他请示的结果是“马上烧掉”。

4.14

有时候梦只是一个梦，一个纯粹的梦。而那片沙漠却好像伸延到了梦的外面，好像……首先出现的是一辆汽车，它极为缓慢地从我视野的左边驶向右边，就像一只疲倦的蚂蚁。沙漠上没有扬起一点灰尘。接着出现的是一匹飞马，它从天而降，在沙漠的边缘停留了片刻。很快，它又继续飞翔了。那是庄严的飞翔！我认出了它。它是罗素在解释摹状词理论时用过的那匹飞马：它是马并且会飞。（注意：摹状词可以让一切不存在的事物存在。一切不存在的事物都可以在语言中存在。）汽车好像知道我正在观看。它不会驶出我的视野。它总是在我视野的边缘掉过头来的，朝相反的方向缓慢地行进。它就像是一只疲倦的蚂蚁。一排五颜六色的树叶在与沙漠表面平行的方向移动，它们好像没有受到引力的影响，完全没有下坠的迹象。汽车最后一次掉过头来之后突然膨胀起来，变成了一头大象。它走了两步就停下来了，好像一块化石，它坚硬的鼻子像箭头一样直直地指向沙漠的中央。

沙漠的中央，一个女人赤着脚在跳舞。她一层一层地撩起自己的裙子，速度快得惊人。那是多么富有魅力的动作啊！我充满了渴望，渴望着她撩起最后一层裙子的瞬间。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意识到女人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撩到最后的一层。那是一条无限的裙子（它就是布拉德雷吗？）。我知道那条无限的裙子里面藏着什么：那是一个概念，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概念。而我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抵达那个瞬间，我不可能去触摸那个概念，我更不可能完整地去领会（或者说“抓住”）那个概念。

突然，在不断撩动着裙子的女人与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仙人掌。它锋利的刺刺痛了我的视线。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刚才清楚地看见了那一切，我知道那不是梦，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梦。

4.15

在思想极度混乱的时候，写作也许是一种治疗。但是，混乱又会使写作难以开始。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思想混乱的状况下开始过写作（当然，我指的不是日记的写作）。“有写作的需要却又无法写作”，这是我经常面对的矛盾。今天我又面对着这一矛盾。我想对自己施行治疗。我在眼前铺开了一张白纸。但是，我根本就无法开始。最后，我愤怒地推开了白纸。我可以用什么来制止我越来越混乱的思想呢？

那只水壶出现在我思想的空隙，它带来了一阵清爽的感觉，就像当年从它里面淌出来的水。我应该马上将它找出来。

我爬上楼梯的时候，外婆正好买菜回来。“你想干什么啊？”她好奇地问。

我没有理睬她。我将那口大木箱从厨房的小隔层上搬了下来。

外婆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你会把老鼠带下来的。”她说。

我没有理睬她，我将大木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客厅的地上。

那只旧饼干桶使外婆兴奋起来。她捡起它，用湿抹布将它擦干净。“我一直想着你呢，”她对着饼干桶说，“想不到你在这里。”她兴奋地告诉我那还是我母亲小时候用过的东西。

我沮丧地看着满地的破烂。我很失望。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外婆问。

“我想找东西。”我说。

“你想找什么东西啊？”外婆继续问。

“我不知道。”我冷冷地回答说。我很失望。我相信那只水壶只是以影像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不知道还找什么？！”外婆不满地说，“你真是反常，就像这天气一样。”

4.16

那种恶心的感觉终于消退了。今天，老猫又回到了我们的议论之中。“那么本分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呢？！”父亲感叹着说。

我觉得他的感叹没有什么意义。

“我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要那样死。”外婆说。这对她才是问题的关键。

父亲和我都摇了摇头。

“也许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外婆接着说。

“对不起谁？”我问。

“比如他老婆啊。”外婆说。

这种猜测实在是太“正常”，太平庸了，我心想。我马上想起了从前办公室的那些同事们，想起了他们关于“原因”的那些离奇想象。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去想象一下老猫的死因呢？

我瞥了父亲一眼，突然有了一个不坏的想法。“这种死是不是对你的遭遇的一种抗议呢？”我对父亲说，“你曾经是他的上司，你们还有不错的私交。”

父亲得意地笑了笑。但是，他马上又收住了笑容。“不要把我牵扯进去！”他严肃地说。

“这很有可能。”我也很严肃地说。

“我也这么觉得。”外婆也附和着说。

“你的遭遇至少可以令他失望，”我说，“让他觉得人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有任何意义。”

“是没有任何意义。”外婆附和着说，“就跟做了一场梦差不多。”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想没有意义的过去还是想没有意义的将来。我不知道。我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我觉得那些话好像不是在分析老猫的死因，而是在引诱父亲去效仿老猫的死法。我希望他没有那种勇气。我相信他没有那种勇气。

4.17

昨天我马上就后悔了关于老猫死因的说法。我决定用一种新的说法来取代它。今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抛出了我的“厌倦论”。我说，老猫从小就在这个大院里长大，后来又顶替他父亲在这个大院里工作。成家以后，他继续住在这个大院里，新的家与从前的家只相距五十米。现在，他的孩子又是这个大院里的家属，跟当年的他自己一样。那个孩子将来也很可能就在这个大院里工作，跟现在的他自己一样。“他永远走不出这个大院。他的世界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最后说，“他一定是彻底厌倦了。”

“我也这么觉得。”外婆又附和着说。

我的新理论令父亲非常扫兴。“厌倦了为什么就一定要去死呢？！”他说，“这种分析不科学。”

我没有反驳他。我知道他不满意“厌倦论”不是因为它不科学，而是他因为他太满意昨天的“抗议论”。我相信，昨天的“抗议论”之后，父亲对他自己和对为他挺身而出的老猫肯定都有了新的认识，都开始肃然起敬。

“我就很厌倦，”父亲接着说，“但是，我不会想去死。”

我知道父亲永远不会再接受任何其他的解释了。好了，他说他“不会想去死”。这就好了。我没有必要为自己昨天的理论而担惊受怕了。

4.18

今天上午我在书店门口遇见了韦之。他说我的脸色很不好。而我提醒他，他的脸色也很不好。

我的提醒一点也没有让韦之感觉奇怪。因为办画展的事，他已经失眠很长一段时间了。“你想象不出那有多麻烦。”他说，“要跑那么多的政府部门，要办那么多的审批手续。”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想象。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过那么多年，我有直接的经验。

“所有人都在刁难你。”韦之说，“他们表面上对你都客客气气，但是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刁难你。”

是的，我说，一个人必须要具备极大的耐性才有可能冲破体制为他设置的那层层障碍。

“最后总算将时间和地点都定下来了。”韦之说。

我告诉他，我不会忘记去那里为他们卖门票。

我们一起在书店里逛了一阵。摆放在哲学柜显眼位置的《梦的解析》让我想起了为弟弟买书的事。我告诉了韦之这件事。我建议他去认真研究一下年轻军人的思想状况。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问韦之是否真的相信他们的展览会获得成功。他说他其实一点也不乐观。那些艺术家的作品充满现代气息和反叛意识，他不相信受政府严格控制的报纸和电视会对展览做出热情的反应。

最后韦之问我，为什么脸色那样不好。

“没什么。”我说。我不想再提起老猫的事。

4.19

每次被外婆的敲门声惊醒，我都想，外婆其实是我退职成为“自愿失业者”的最大受益者。我不知道从前我去办公室的那些时候，她是怎么打发自己的“业余”时间的。

今天又是她的敲门声惊醒了我。“你还不赶快起来，”外婆说，“老猫的事情还没完呢！”

我真的不想再提老猫的事了。我没有起来开门。

“老猫他妈正在大院门口嚎啕大哭呢！”外婆说。

她为什么哭？我问自己。

“她说她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外婆说。

的确有点不明不白。我对自己说。

“她说她要讨个说法。”外婆说。

不是正在调查吗？！我心想。谁都知道，发现老猫尸体的当晚，老猫死因调查组就已经成立。

“都一个星期了，什么调查结果都没有。”外婆说。

我想起了韦之昨天关于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抱怨。要有耐心，我心说。三个月之内有“说法”就算不错了（而且那“说法”很可能就是“死因不明”）。

“很多人都在劝她呢，”外婆说，“可是怎么也劝不动。”说着，她又不耐烦地在我的门上敲了几下。

我慢吞吞地下了床，慢吞吞地打开门。“其实人都死了，还要说法干什么？！”我说。

“这你就不懂了，”外婆说，“人总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吧？！”

“人本来就是不明不白地来到世界上的，为什么就不能不明不白地死掉？！”我说。

外婆沮丧地摇起了头。“我不跟你说了。”她说，“你自己去大门口看看吧。”

我去到大院门口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反常”的情况了。我不知道老猫的母亲是被人强行拖走的，还是自己离开的。我甚至不知道老猫的母亲刚才是否真的在那里嚎啕大哭过。

4.20

我实在不想再提老猫的事和老猫的死了。但是，外婆仍然对这件事津津乐道。“想想你如果死了，你的父母会有多伤心吧！”她读着读着报纸又说了起来。

“他们也许不会伤心的，”我说，“我丢了他们的脸。”

“不管你丢没丢他们的脸，”外婆说，“你死了，他们肯定都会很伤心的。”

“……”

“做孩子的千万不要死在父母的前面。”外婆说。

“你是在责备老猫吗？”

“我不想责备任何人。”外婆说。

“你以为他应该对自己的死负责吗？”

“这还用问吗？！”外婆说。

我觉得不仅可以问，而且值得问。我一直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自己的死负全部的责任。自杀者也不例外。我也一直觉得自杀与他杀关系暧昧。所有的自杀从本质上说都是他杀（或者“它”杀）。自杀者的背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同谋”（甚至应该说是“主谋”）。它的形式五花八门。它可能是一个词语，一个眼色，一种幻觉，一个骚动的美人，一伙喧嚣的群众……

4.21

今天母亲带回了一封Z的信。这是我成为“自愿失业者”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注意，不仅仅是Z的第一封信）。我以为这是“外部世界”（我“周围世界”之外的世界）对我的“反常”选择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但是，Z完全没有提到我通知地址变更的短信。她对我的退职做出的唯一反应是将信寄到了新的地址。这说明她已经收到了我的那封短信。她的信仍然是“从前”的信：同样的情绪，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琐碎……就好像在她的上封信和这封信之间，我的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可以解读成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解释成我们之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一直以为存在着的关系。我现在接受的是后一种解读（我经常想，解读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是Z对我的冷漠导致了我对她的冷漠，还是我对她的冷漠导致了她对我的冷漠？这是关于原因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就在思考原因。这种思考一直波及到了维特根斯坦。按照那位奥地利首富之子的“逻辑实在论”，原因当然是“不可说的”，因此哲学应该对它保持“沉默”。而我们不仅从来没有追究过谁的冷漠起因于谁的冷漠，甚至我们对冷漠本身一直都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冷漠。

我其实很想知道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一直“会”对Z以及“能”对Z那么冷漠？甚至在抚摸她眼睛的时候，我都好像没有过那种濒临喷发的激动（我在小说中读到过的那种激动）。是因为恐惧吗？仅仅是因为恐惧吗？是因为对她的恐惧，还是因为对“她们”——所有女人的恐惧？

我最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走“近”一点，或者说为什么不能走“进”一点？在梦里，在那些裸体的身上，在我惊醒前的一刹那，我浅浅地尝试过。是的，我立刻就惊醒了。我的手碰到了好像无处不在的浆汁，我顿时充满了极度的羞愧和厌倦。但是，如果那不是梦，如果那是Z，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也许我会激动。也许她会激动。也许我的激动会导致她的激动。也许她的激动会导致我的激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走“进”Z的有界而无限的环。

总之，Z的信没有任何新意。它再次提醒我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这种提醒同样也没有任何的新意。

但是，在这封信结束的地方，Z标明的不是她写信的日子，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明天”。这也许可以说是这封信的新意。明天是Z的生日。

4.22

醒来之后，我一直盯着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盯着盯着，我忽然觉得它不够长。我立刻起来将它延长了一段。然后，我又躺回到了床上。我想起了实验室后面的小树林。我们在那里散步的时候，Z告诉我今天是她的生日。

将近中午我才起床。起床之后，我又在房间里呆了很久。我将从没有叠好过的被子认认真真地叠好。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又将它放回原处。我翻了翻不久前写的一些不满意的作品。最后，我看了看书桌上的闹钟。我知道我必须出门了。我躲不过“今天”。我必须去给Z发一个电报。我必须马上去，否则她就不可能在“今天”收到了。

我在去电信局的路上想好的电文是“永远永远”。可是，这浪漫的重复究竟在祝福什么？是祝福“永远永远”有生日（也就是健康长寿），还是“永远永远”有快乐，或者我们“永远永远”不结束（尽管我们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马上还想到了死亡：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将死去。死亡会中断我们承诺过的所有的“永远永远”。因此，这草拟的电文只是纯粹的语言符号，没有所指的语言符号。

我想象收报员会建议我只写一个“永远”，这样可以节省两个字的费用。而我会坚持要写两个“永远”。我想象收报员一定会抬头看我一眼，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她永远不可能知道这可能是我给Z发去的最后一份生日祝福。

一进入电信局大厅，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在电报纸上写下了一点也不浪漫的“生日快乐”这四个字。这相信我的祝福并不会让Z生日快乐。

4.23

今天清早我不到五点就出门了。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起得这么早。大院的门还没有开。我叫醒了在传达室值夜班的人。他在开门的时候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他显然不高兴这么早就被叫醒。

这一次，我有很明确的目标。我朝市里最大的公园走去。

公园里已经有了不少锻炼的人。我在湖边的一条石椅上坐下。清晨的凉意让我感动。这正是我期待着的感受。在经历了一个那样特别的夜晚之后，我期待着清新的凉意和罕见的感动。

昨天深夜，我完成了与Z正式的告别，或者说我们正式确认了我们的分离。我站在她的身后，看着她吹灭了生日蜡烛。然后，她回过头来，示意我走近她……接着，又示意我走进她。我走进了她，深深地走进了她……一切都消失了，那深深的黑暗。只有钟的走动在提醒我世界的存在。我好像第一次失去生命的完整，又好像第一次获得了生命的完整。

一个矮小肥胖的老头从我身后气喘吁吁地慢跑而过。这让我想起了沙漠里那辆行驶得极其缓慢的汽车。它好像是在检测芝诺的那条著名的悖论。沙漠里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比这身边的清晨都要安静。我知道那不是梦。我知道那沙漠一定在梦的外面，但是它在哪里？

也许那是一个远古的战场。那场战役一定壮烈无比。它没有任何一位生还者，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位胜利者和失败者，没有胜利和失败。那是最后的战役，让历史彻底忘记战争的战役。从此，沙漠变成了一座舞台：一个女人在舞台的中央跳舞。她不断撩起她的裙子。那是一条无限的裙子。

4.24

今天清晨几乎同一时间，我又坐到了公园湖边的那条石椅上。

我对清新的凉意已经没有昨天那么强烈的感觉。我盯着空旷的湖面，想起了五年前的那一阵虚脱。那发生在一个黄昏。当时我独自在湖面上划船。一阵微风吹过……我的肠胃突然剧烈地绞痛起来。接着，我的身体开始疯狂地冒着虚汗，呼吸变得凌乱不堪。我的双手绝望地抓住船舷。我唯一的意识是我马上就会死去……我不知道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的时间，当它终于过去了之后，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我的视力也变得有点模糊不清。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虚脱。它就发生在我眼前的湖面上。它比在办公室里出现的那一阵“晕眩”更加黑暗。

那个慢跑的老头儿停了下来，在我的身旁做起了伸展运动。“大清早的，坐着怎么行呢？！”他笑着对我说。

我也对他笑了笑，但是没有说话。

“你昨天也是这样坐着。”老头儿说。

我没有想到老头儿昨天就已经注意到了我。

“不会是有什么心事吧？”老头儿接着问。

我知道自己此刻没有任何的心事。

“千万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老头儿又说。

我已经有点反感他的声音了，不过我还是对他笑了笑。

“心胸一定要宽阔，年轻人，”老头儿继续说，“宽阔才能平静，就像这湖面。”

我这才意识到老头儿在担心什么。不会的，我心想，我在虚脱的时候都知道紧紧地抓住船舷。

“千万不要做傻事。”老头儿继续说，他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

我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我站起来，背向湖面准备往回走。老头儿的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我想他肯定将我的离去当成是他的成就，至少是他语言的成就。

4.25

早上一醒来，我就意识到有点晚了。窗外天色昏暗，昨天傍晚就已经开始下的雨仍然没有停。准备出门的时候，外婆问我可不可以陪她去菜场。她说她有点头晕。昨天晚上她做了一整晚的梦，睡得很不踏实。我没有时间陪她，我告诉她，我今天要“上班”。外婆一定觉得这有点“反常”，她甚至可能觉得我这是在撒谎。她用费解的目光看着我出门。

这的确有点“反常”，但是我并没有撒谎。今天是展览开幕的日子，我要去卖门票。在整个展览期间，这都是我的工作，我每天都要“上班”，我每天都会有点“反常”。

我赶到展览馆的时候，开幕式已经结束。满头大汗的韦之不满地对我说：“业余哲学家没有时间观念。”我欣赏这种听起来有点双关的批评。

露易丝坐在展厅的入口，她承担了我的工作。我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下。这场不小的雨显然并没有怎么影响参观的人数。我看着不断涌来的陌生面孔，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坐在车站的出口或者入口。那些带着雨滴的面孔让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庞德的著名诗句。现在正好是开花的季节，南方的雨水让这种季节更富有诗意。

这只是短暂的诗意。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关于伞的思考打断了。为什么我眼前所有的伞都是同一种颜色，都是黑色呢？这个发现让我想起机关里一个类似的情况，那里所有的处长和科长们手里都提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那是与最后装着老猫的橡胶口袋同样的黑色。它好像是体制的威严和冷漠的象征。这些联想让我感觉窒息。我侧过身来，看了露易丝一眼。她充满魅力的眼角好像在对我微笑。它给我清新的安慰，就像清晨的凉意。

我的伞也是黑色的。我不能再使用它了。我甚至不想再看到它了。我决定将它遗弃。可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对黑色的强烈憎恶已经强化了我对它的记忆。它就靠在我身后的墙上。是的，它就在那里。我不用回头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它让我恶心。我必须将它遗弃。

4.26

今天还是起得很晚，比昨天更晚。韦之说得对：“业余哲学家没有时间观念。”我欣赏他的智慧。

“你不是说今天还要‘上班’吗？”外婆用略带嘲讽的口气问。

我不想理睬她。我知道已经晚了，我的工作肯定又有人在代理了。我“有条不紊”地洗漱完毕，又“从容不迫”地吃过早餐，才“不紧不慢”地出了门。一路上我都在得意昨天终于将那把伞“遗弃”掉了。那是了不起的成功。

离展厅还有一段距离，我就感觉到了异常。展厅的门口围着很多的人。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展厅还没有开门呢？我觉得有点奇怪。我加快了步伐。我挤过叽叽喳喳的人群，挤到展厅的门前。我看到门不仅上了锁，还贴上了交叉的两张封条。封条的旁边有一张很小的纸条。纸条上是韦之的笔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次画展从即日起停展。”

我没有在人群里看到任何熟悉的面孔。我急于想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匆匆忙忙赶到了韦之那里。

他居然还没有起床。“这是这么多天以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他说。

“为什么？”我问。

韦之很清楚我问的是什么。

“昨天你刚走，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他说，“他们说我们的画展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为什么？”我继续问。

“因为里面有两幅裸体画。”

“两幅画就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他们说那是对妇女的侮辱。”

“……”

“还有一幅作品中出现了两具尸体。”韦之说，“那说明我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所以就被封掉了？！”我说。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韦之说，“他们没有销毁或者没收那些作品，也没有抓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们的行动真是快。”我感叹着说。

“这跟审批过程那么慢的道理一样。”韦之说，“我的那些朋友们说得对，这个体制不想给他们机会。”

“他们的确是有不满的情绪。”我说。

韦之笑了笑。“不过，他们的反应都很平静。”韦之说，“我也一样。”

我想起自己那天对父母的反应。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边，坐了将近五个小时。“这平静是彻底失望的标志。”我说。

4.27

我晚上没有回家。我与韦之交谈到了很晚。然后，我就睡在他的书桌旁，睡在那块准备用来做木刻的夹板上。因为只盖了一条毛巾被，我一共被冷醒过三次。有一次醒来，正好听到韦之在说梦话。他急促地说：“快一点，快一点。”我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

早上刚睁开眼睛，我就意识到韦之也已经醒来了。他问我睡得好不好。我告诉他听到的那句梦话。“你看，我在梦里也很着急。”他狡黠地说。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他那是在为什么着急。

韦之突然想起来他上午有课，于是迅速从他的“阵地”上爬了起来。我也马上起来收拾好背包。在出门之前，韦之告诉我，他昨天晚上做的是一个噩梦。他梦见露易丝在绝望地奔跑，一辆警车在后面紧紧地追赶着她。

在我的想象中，绝望地奔跑着的露易丝一丝不挂，警车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裸体。我为自己的这种想象感到羞愧和不安。

“突然，她倒下了。”韦之说，“警车却并没有停下，它从她身上直接开过去了。”

我想象不出那惊慌的裸体怎样变成了扭曲的尸体。我不愿意去想象。

出门的时候，韦之注意到窗外的雨。他示意我稍等一下。他从门后拿出了一把伞，递给我。“这是在展厅门口捡到的。”他说，“可以算是这次展览的纪念吧。”

我不相信奇迹，但是奇迹也许的确存在。这把伞就是奇迹。这是一把黑色的伞。这是我的伞。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遗弃”了的伞……

4.28

我本来想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昨天出现的奇迹，可是整天都没有能够静下心来。

我没有能够静下心来是因为外婆的纠缠。她对我前天过夜的地方极感兴趣。从昨天中午看见我起，她就在变换着花样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问呢？！”我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让你知道。”

外婆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我只是怕你会出事，知道吗？！”她很耐心地说。

“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我不耐烦地说，“还能出什么事呢？！”

“好好地回来了并不说明就没有出事。”外婆还是很耐心地说。

我想象不出她指的是什么样的事。

“比如你去盗窃了银行或者你杀了人……”外婆说。

“做了那样的事我就不会回来了。”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去做那种事。”外婆说，“我担心的是另外的事。”

我还是想象不出她担心什么。

“有些事你以为做完就没事了，”外婆说，“结果却没有完。”

我还是想象不出来。

“最后还会生出没完没了的事。”外婆说。她故意把“生出”两个字发得很重，我马上就明白了她担心的是什么事。

“我没有做那样的事。”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跟谁在一起呢？”外婆说。

“我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我极不耐烦地说。

外婆的表情突然变了。“天啊，”外婆惊恐万状地说，“你该不会做那种事吧？！”

我烦透了她这种奇特的反应。“你是不是想让我今天又到外面去过夜呢？！”我不满地说，“你整天这么唠唠叨叨，谁受得了啊。”

外婆意识到我这是故意想将在外面过夜的原因归咎于她的唠叨。“我不关心你为什么要在外面过夜，”她肯定地说，“我关心的是你在哪里过的夜。”

我不会让你知道的，我心说，我不想让你知道。你不会成为知道这件事的“第三个人”。

4.29

如果辩证法肯定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对立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不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主义吗？我刚睁开眼睛，头脑中就出现了这个想法。我越来越相信“心”和“物”不可分割。疼痛是什么？它既是一种物理（生理）状态，又是一种心理感受。寂寞是什么？它既是一种物理（生理）状态，又是一种心理感受。汉语也为这种“不可分割”提供了例证。汉语中与“物”对应的概念是“心”，而“心”本身就是一种“物”。

吃午饭的时候，外婆突然对我说：“你表姐也该来了。”

是啊，最残忍的月份就快过去了。表姐每年在这时候都会来一次。她的到来就像是外婆和母亲的节日。

我睡了一个很长的午觉。如果不是外婆那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我也许还会继续睡下去。从前，外婆的咳嗽声会让我很不舒服。现在，我宁愿听到这毫无意义的声音，而不愿听到她意义过剩的提问。我不想起来。我不想走出房门。我不想面对她变着花样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有限的天空。我突然想，奇迹也是“心”和“物”不可分割的例证。它需要有“物”（比如那把被遗弃的黑色的伞）的支持，又需要有“心”（比如对黑色感到的恶心）的感应。

吃晚饭的时候，外婆又提到了表姐。父亲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母亲瞥了一眼墙上的日历。我没有反应。我还在想“心”与“物”的关系。我想，人本身其实就是“心”和“物”不可分割的最好例证。

4.30

韦之那天对噩梦的叙述激起了我对那个噩梦的想象。我的想象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一个梦？或者说，梦可不可以像知识一样，被所有人“掌握”？我今天的写作好像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夜行列车

甲和乙的车票正好使他们相对而坐并且都靠着窗户。从开车到现在，甲一直在打量着对面的乙。他多么希望他能够突然抬起头来，甚至与他交谈起来。

这是朝北开去的列车，乙坐在顶风的位置。列车刚开动，他就耷拉着头睡着了。

甲一直在打量着他。他希望车厢里的嘈杂或者会车时的噪音能够将他惊醒。最后，他失望了。他将头靠到椅背上，也闭上了眼睛。

但是，他根本睡不着。他的头脑非常清晰。他甚至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邻座伸懒腰的声音。

“扣好你的衣领吧，起风了。”

这声音让甲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它最上方的扣子的确没有扣好。他坐在背风的位置，对气流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不过，他还是马上扣好了衣领，好像那声音是对他的叮嘱。然后，他又闭上眼睛，靠到了椅背上。这时候，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甲这才意识到那声音来自乙的方向。他吃惊地睁开眼睛。他发现乙的姿势并没有变化——他仍然睡得很沉。

那显然是他的梦话。他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梦？

甲又闭上眼睛。他开始充满激情地想象乙正在做的梦。他想象出一片伸延在星光中的海滩。他想象出海风浓重的腥味。他想象出潮水有节奏的涨落。他想象出海滩尽头的那两只影子，它们都面对着越来越不安的大海。他想象出那两只影子几乎被潮水声覆盖的交谈：

——你相信“永远”吗？

——我不相信。

——太阳。月亮。还有世界。

——一切都是短暂的。

——包括我们的爱吗？

——不要这样问。

——你不相信我会永远爱你吗？

——那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

——现在！我要现在！

两只影子的声音都非常微弱。甲的想象越来越够不到它们了。他感到了一阵很深的睡意。在睡眠中，他的想象变成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天空中突然密布的乌云。他梦见了风向突然的转变以及风速急剧的提高。他梦见了一只离群的海鸥，它正在与狂风搏击。他梦见了高影子紧紧地贴到了矮影子的身后，它的手交叉在矮影子的胸前。他梦见了高影子的耳语：“起风了，扣好你的衣领吧。”他梦见了高影子的手移上了一点，好像想为矮影子扣好衣服上方的两只纽扣。他梦见了矮影子将自己的手压到了那双手上，将它们稍稍移下了一点。他梦见了矮影子引导高影子解开了自己胸前的那只纽扣。它引导那双手伸进了它的衣服。它引导那冒汗的掌心压住了自己挺拔的乳头。他梦见了……

乙醒来的时候，列车已经接近他下车的车站了。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行李架。他对自己的背包笑了笑。那里面有一封市长的亲笔信。厂长昨天将那封信交给了他。全厂一千五百名职工的命运全仰仗着他的这一趟出差了，厂长表情严峻地说。乙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责任。他喜欢做梦。他每次坐上夜行列车之后都会做梦。他总是梦见自己痛苦的恋爱和荒诞的失恋。

列车开始减速的时候，乙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背包。他犹豫了一下应该从车厢的哪一头下车，突然，他的耳旁响起了他十分熟悉的声音，“扣好你的衣领吧，起风了”。

他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他这才注意到那声音来自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熟睡的人。乙的身体猛烈地抽动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往事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那一阵狂风，那一种引导，那挺拔的乳头……

列车开始加速之后，乙已经完全从记忆里挣脱出来。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他好奇地打量着对面的甲。他多么希望他能够突然抬起头来，甚至与他交谈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不是回答了关于梦的那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可以做同一个梦，新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所有的人可不可以过同一种生活呢？

也许所有的人正在过的就是同一种生活，或者说也许所有的生活都是复制品。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也许都是模仿者和抄袭者……所有的生活也许都没有意义。

5.1

今天又收到了I-See的信。从信封上，我就知道他已经回到了国内。他是带着“希望”回来的吗？

我自己“希望”的破灭来自我对“将来”的认识。“将来”的终点是死亡。在“我”与“将来”相联系的所有命题中，“我将死”是最毋庸置疑的。这个命题同时也揭示了“现在”的奥秘。这奥秘就是“我正在死”。“我正在死”，所以“我将死”。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我将死”，所以“我正在死”。我不知道“将来”和“现在”哪是原因，哪是结果。我只知道死亡是一切的原因，又是一切的结果。每个人都是死亡的候选人，而且是最终一定获胜的候选人。所有的生命都会死去。只有“死”本身不死。

“我将死”是否定“希望”的绝对真理。而I-See经常向我强调他是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与视他为异端的御用哲学家们其实信仰同一种“主义”。因为这种信仰，I-See明确地表示他从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可是，这种恐惧和焦虑是存在主义的根基啊！我有一次与他争辩说。这位哲学教授对死亡的冷漠让我怀疑他对存在主义的激情。“我不是存在主义者，”I-See微笑着解释说，“我只是存在主义的研究者。”

拆开信之后，我知道I-See的确是带着“希望”回来的。可是，他刚一踏上这片土地，“希望”就再一次彻底破灭了。他列举了交通混乱、空气龌龊、服务低劣等等我们习以为常的“丑陋”现象。他还提到在美国的时候，打开水龙头就有热水，他每天都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澡，而回来之后，这一点就做不到了，这让他觉得很不习惯。

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物质的，都与“我将死”没有关系。我不知道I-See的破灭与我的破灭可不可以称为是“殊途同归”。

5.2

早上刚醒来，我就想起了第一次去见I-See的那个燥热的下午。我还记得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带着黑纱的女人，我甚至还能感觉到那辆长途汽车频繁的晃动。现在，那个对哲学教授充满好奇的“我”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我”好奇的哲学教授也不存在了。I-See对死亡的冷漠让他不可能像韦之那样成为我的朋友。我没有必要太在乎他的“希望”和“绝望”，也没有必要太在乎他的离去和回来。

吃过午饭之后，我无聊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无聊地望着天花板。我突然注意到一个蜘蛛正在书架边的墙角织网。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兴奋地盯着它。它可能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的生机吧！我兴奋地想。它正在用快乐的编织嘲笑死气沉沉的书和死气沉沉的我。

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被面的图案也是由黑灰相间的条纹构成的网。无数的夜晚，我都在那张网的下面做着奇奇怪怪的梦。我的梦也是网，它将许多毫无关联的事物连在一起。它甚至不会因为我的苏醒而破裂。白昼依然是我的梦境。“此刻”依然是我的梦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网也都是我的梦境。

此刻极度的安静令我极度地不安。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自愿失业者”？我为什么要盯着一只蜘蛛，而不是盯着一份福利或者一个可能导致成功的机会？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有时候渴望着发生一场剧烈的地震，将包围着我的墙震垮，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震垮，将我掩埋在废墟的底部；我有时候渴望着自己成为“专政”的对象，被愤怒的群众（他们显然是受到了体制的煽动）拖到广场的中央，在受尽了羞辱之后，得到与路易十六同样的下场：也许只有灾难和暴力能够回答我回答不了的那所有的问题。

5.3—5.5

写作也是一种回答。这种回答当然没有灾难和暴力的回答那么粗暴、那么武断、那么不讲道理。写作是一种试探，对生活的试探，对语言的试探。它不仅给出了一种回答，它还暗示存在着无数种其他的回答，可能的回答。

写作有时候也像灾难和暴力一样来得非常突然。也就是说，那种漫长的试探过程往往是隐性的。它不为时间所察觉，甚至也不为我们自己所察觉。我一直想写作出《自愿失业者》，但是，我在主人公的人称问题上犹豫不决：到底应该用第一人称还是应该用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可能会让叙述“情绪化”，而第三人称可能会冲淡叙述的“自传性”。我完全没有想到，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第二人称会脱颖而出，成为“自愿失业者”的人称代词。

自愿失业者

每走几步你就会看到一张选民榜。开始你并没有在意，你知道这种“基层”（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只是一场闹剧。但是，在药店旁边的一张选民榜的前面，一个老头儿指着一个名字对你说，那是他昨天刚刚过世的邻居。这突然提醒了你。你想你肯定可以在一张选民榜上读到自己的名字。

你跑遍了整个选区。你没有漏掉任何一张选民榜。你没有读到自己的名字。

当你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床上的时候，处长语重心长的话又回响在你的耳边：“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体制，你就像从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一样。”他劝说你一定要“再三考虑”。你说你已经“再三考虑”过了。你成了一名“自愿失业者”。你并不觉得你就像从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一样……直到你跑遍了整个选区，直到你没有在任何一张选民榜上读到自己的名字。

上次基层选举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正在等待分配的大学生。盖着红布的投票箱让你想起小时候在一位亲戚家看见过的骨灰盒。你领取了一张选票。那上面有三位候选人的名字，你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你问站在投票箱旁边的那个大胖子，能不能给你介绍一点候选人的情况，他说他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那三位候选人。你最开始准备放弃，但马上又还是决定参与。你没有按要求在你选出的候选人的名字下方打钩。你决定给三位候选人“平等”的待遇。你在第一个名字下方画了一只眼睛（你假定那是你自己的眼睛：你的眼睛又小又近视）；你在第二个名字下方画了一只鼻子（你假定那是你自己的鼻子：你患有无法根治的慢性鼻炎）；你在最后那个名字下方画了一只耳朵（你假定那是你自己的耳朵：你的耳朵小得被算命先生当成你寿命不长的征兆）。然后，你将选票折好，庄严地塞进了投票箱。那是你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权）。

你从凯恩斯的著作里得知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你知道“失业”会让很多人担心，不管是不是“自愿”。比如F就非常担心。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你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自习。但是，统一的分配却将你们分在两座不同的小镇，相距一千三百公里。你们向班主任老师坦白了你们之间的关系，请求得到人性的照顾。但是，他说：“国家的计划就是最人性的。”你们无可奈何。你们只好用信件来传递思念。你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生活在一起。但是，三年之后，你们突然都有点厌倦了。在得知你“自愿失业”的消息之后，她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我们将来还怎么能够生活在一起呢？”

还有你的母亲。你从前一直是她心中的骄傲，嘴角的微笑。她会将你生活的细节添油加醋地讲述给她的同事们听。你的“自愿失业”改变了她的性格。她现在每天都愁眉苦脸，既不愿意与同事们多说话，又不愿意与你待在一起。她甚至不敢劝说你尽快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她担心你会像上次那样对她大发雷霆。

你开始以为自己会在乎这些担心。你没有，一点也没有。“那将来就不要生活在一起了。”你想这样来回复F那一句话的回信；而你在对母亲大发雷霆的时候这样说：“谁要你们生下我来呢？活该你们倒霉！”

你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但是你根本就睡不着。你觉得自己连那个刚刚过世的人都不如：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民榜上。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参与选举的闹剧。你发誓你一定会成为最严肃的选民，绝不再玩上次那样的恶作剧。可是，你越是发誓，就越是有已经从世界上“失踪”的感觉。你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克服这种与死亡相邻的感觉。

于是你坐起来给F写信。你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你谈到了那次情绪激动的散步。那天黄昏，你们一起走进了那座历史的废墟，那是祖国心灵上的伤痕。那是你们感情中的风景。你们第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对方的手。“历史是一把刺刀。”你说。“只有生活可以缝合它留下的伤口。”F说。你问她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时刻。你希望她在回信里告诉你她还记得。你希望她的记忆能够帮助你克服那种“失踪”的感觉。

不，你没有耐心等待她的回信，你甚至没有耐心写完自己的信。你马上就想要知道。你马上就想要看见你留在她记忆中的痕迹。你马上就出了门。你走进了电信局。你填好一张拨打长途电话的申请单。你坐在大厅中央的长椅上，等待着显示器上闪出你的序号。

可是突然，你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好像刺刀又挑开了你刚刚愈合的伤口：如果她说她不记得了怎么办？如果她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怎么办？如果她又问“将来怎么办”怎么办？

你没有勇气去等待她的声音了。你走出了电信局。你在昏暗的路灯下走着走着，你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了，最后它竟轻如鸿毛。

一阵凉风将你轻如鸿毛的身体吹了起来，将它越吹越远……不是空间上的“远”，而是时间上的“远”……它被吹进了迷迷蒙蒙的往昔，只有语言能够抵达的往昔。最后，它被吹到了一口水塘的上方。它突然感觉到了一股超强的引力。它旋转着，落向了荡漾着晨曦的水面……

写到这里，我听见了外婆的一声尖叫。“哎呀，又停水了。”她尖叫着说。这尖叫声好像是生活对写作的介入，我觉得它比那飘进往昔的鸿毛更适合做这次“试探”（或者“探索”，这是更时髦的说法）的结尾。但是，我并没有急于这么做。我不知道在写作的最后突然出现一个新的人物是否合适（早已经让我厌倦的外婆居然成了“新”人物，这很滑稽）。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停水了”是不是“自愿失业者”生存状况的一个隐喻？

5.6

表姐终于来了。她穿着与去年同样的衣服，提着与去年同样的行李。

外婆的脸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她将表姐的行李摆放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我已经念叨你好几天了。”她说，“怎么现在才来啊？”

表姐解释说是因为她丈夫突然病倒了，否则她还是会像往年那样在四月底就过来看望我们的。

表姐像往年那样给母亲带来了刚采下来的新茶。茶叶就像奖状一样，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喝一杯新茶是她一年中最大的享受。

“今年遭虫灾，茶叶没有往年那么多。”表姐说。

“又不把茶叶当粮食，”外婆说，“有一点品品味就可以了。”

母亲也许把茶叶看得比粮食还要重，我心想。

每次见到我，表姐总是显得特别欣喜。从那种欣喜中我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情。我不知道这欣喜和温情意味着什么。我甚至说不清楚表姐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她并不是我姨妈或者舅舅的孩子，并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表姐”。按照外婆的说法，她只是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外婆还告诉过我，表姐的父母很早就都离开了她，她就像是一个被遗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孤儿”。

表姐是乡村教师。她的学校（和住处）位于我们省西南山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从那里往北步行二十公里有一个地图上都很少标记的小车站。每天有两班可以抵达省会的火车在那里停站。表姐在路上需要花十二个小时。我多次想象过表姐生活的环境。那跟我每天所面对的环境一定完全不同。我甚至想到过自己与那种环境有着神秘的联系。

我对表姐也有特别的感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外婆的那种说法将我们连在了一起。外婆说她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而我自己从小就有被遗弃的恐惧。表姐的到来也像是我的节日。我有时候甚至会嫉妒外婆和母亲对她的“占用”。我觉得表姐是我的。我对其他人的关心和照顾都很反感，但是我接受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不，那不是接受，那是需要。

5.7

表姐的到来并不是父亲的节日。表姐来的这些日子，父亲甚至不会在家里出现。他说这是为了大家的方便。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不在家里出现是因为他不喜欢家里突然出现的“节日”气氛。

表姐与母亲和外婆有说不完的话，这有时候真让我有点嫉妒。我只想表姐能有时间走进我的房间，问起我最近的生活。我从来都讨厌别人对我的好奇，但是我不仅不讨厌表姐对我的好奇，甚至还需要这种好奇。她的好奇给了我一种罕见的安全感和亲切感。

连续几天的气温都很高。外婆对天气的反常还是有很多的抱怨。“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她说，“我怎么觉得它还没有来似的？！”

我当然知道春天已经来过，因为Z在信的结尾留下了那个特殊的日期。她是春天留在我生活中的最深的痕迹。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我们分手之后，春天是否还会存在。

表姐一大早就与外婆一起去了医院。她们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回来之后，她们直接进了厨房。她们一边准备晚饭，一边谈论外公的病情。表姐劝外婆不要担心。

我在午睡醒来之后，发现墙角上的那张蜘蛛网不见了。这让我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如果不是因为表姐在，外婆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责问她将那蜘蛛网弄到哪里去了。

5.8

表姐今天又在医院呆了一整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与外公也有说不完的话。

外公还能说话吗？从母亲阴沉沉的脸上我可以读出外公的病情。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的生活中很快将会出现至今为止与我血缘关系最密切的死亡。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影响我的思想和生活。

表姐出门之前，外婆劝她今天就不必去医院了。“我们昨天已经在那里呆了一整天了。”她说。

“在家里也没有别的什么事，还是去吧。”表姐说。

“我想你在家陪我说说话。”外婆说。

“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表姐说。

表姐的话让外婆突然抽泣起来。“我知道，”她抽泣着说，“我知道你是说他的时间不多了。”

表姐连忙抱紧了外婆。“我不是这个意思。”表姐说，“我只是想多陪陪他。”

“他又不说话，陪着他有什么意义啊。”外婆说。

（我这才知道，外公并没有给我特别的待遇。）

“没有关系。”表姐说，“我只是想多陪陪他。”

外婆突然停止了抽泣。她看着表姐，突然有点不满地问道：“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表姐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这跟……有什么两样呢？！”外婆说。

沉默与死亡一样吗？我不知道。父亲突然也“沉默”了。我不知道他这些天住在哪里。好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门的响动。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结果那只是我的幻觉。接着我想，父亲将来也许会像外婆记忆中的那两个陌生人一样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甚至想，他现在也许已经死去了。我讨厌他，极端讨厌他，我讨厌他的一切，甚至讨厌他的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讨厌自己的“出处”。这种讨厌不会因为父亲的“沉默”或者死亡而终结。我的心灵被这种讨厌扭曲。我将永远遭受这种扭曲的煎熬。

5.9

早上起来之后，我注意到了在接近江边的地方刚刚盖起的那几幢高层楼房。那些楼房的式样与城市中心这些千篇一律的楼房式样完全不同。它们就是引起人们关注的第一批“商品房”。它们就像“自愿失业者”一样，是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一种标志。我知道那就是父亲很想搬去的地方。

我长时间地眺望着那几幢楼房。在我的目光里，楼房外墙的颜色随着日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令我想起了印象派画家对光线的那种动态的处理。我突然想，所有光线的变化最后都是通过“目光”来完成的。这也就等于说，所有的“存在”都是通过“感知”来实现的。世界离不开我们的目光。世界的图像就是我们的目光所“照亮”的图像。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光收集和保存起来，我们就保存了世界。我甚至觉得，除了具象的图像之外，抽象的逻辑也与目光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于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人与人的目光是不同的。同样的裸体会激起一些人对“真善美”的向往，却会激起另一些人对“社会治安”的担心。

我总是想“完整地”记下自己的思想。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记录依赖于语言，而我思想的速度远远超过我言语的速度。这也就是说，我记录下的思想远远不是我“完整”的思想。或者说，我们的语言在保存思想的同时，又总是在“遗弃”我们的思想。

我不知道自己关于“目光”的思想有多少被我的语言保存了下来。

5.10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书店了。我对自己银行账号上的余额忧心忡忡。

韦之曾经说过要介绍我去认识一位编辑朋友。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不仅不相信自己有写作的天赋，也不相信自己有发表的运气。而更重要的是，我不可能接受编辑对我的写作傲慢或者耐心的批评。我陶醉于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我不可能不写，也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写。我的写作不可能让我银行账号上的余额朝正确的方向改变。

今天中午经过书店门口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种让我神魂颠倒的油墨的气味。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进去。我为自己用自制力击败了求知欲而暗暗得意。但是没过多久，我的得意就被一阵大风吹散了。大风掀起的灰土让我想起了报纸上关于沙漠化的预言。外婆每次读到那些预言就会大发感慨。“以后的人还没有死就已经被埋掉了。”她说。而我并不觉得沙漠有什么可怕。在我“看到”过的沙漠上，汽车行驶得极为缓慢……后来它变成了一头石象。它坚挺的鼻子像箭头一样指向那个跳舞的女人。她不断撩起自己的裙子……那是一条无限的裙子，那是她向无限的挑战。

我每天都会将自己的书架和书桌擦干净，因为灰尘会让我产生对死亡的联想。我不知道在我死后还有谁会翻开我书架上的那些书，或者还有谁会趴在我的书桌上写作费解的文字。

5.11

上午刚起来不久，我又听到了外婆急促的敲门声。“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她大声说。

我知道外婆总是喜欢把一些并不怎么了不得的事说成“不得了了”。我慢吞吞地打开门。“又怎么了？”我冷冷地问。

站在门口的外婆神色极为慌张。“盐！”她说，“盐！”

“盐怎么了？”

“盐要涨价了。”

“那又怎么了？”

“所有人都在抢购。有的人一筐筐往家里挑。”

那好像是在抨击旧社会的电影里才出现过的场面，我心想。

“你也赶快去啊。”外婆说，“不然……”

“报纸上不是说要少吃点盐吗？！”我说，“你那天看到的。”

“可我们不能不吃啊。”外婆说。

我没有去抢购。外婆自己去了。她气喘吁吁地“抢”了六公斤的盐回来。她说其中的两公斤是为表姐“抢”的。她感叹说她从小生活就很苦，盐从来就没有吃够过。

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在涨价，这也是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标志。物价现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不会有工资太低的抱怨，因为我已经离开了体制，已经没有工资。我甚至可以抱怨所有人的工资都太高了，因为我已经没有工资。我也无须为最基本的生活水准而烦恼：让母亲烦恼去，让父亲烦恼去，甚至让外婆烦恼去。然而，物价的飞涨对我同样是一种威胁。它令我银行账号上的余额不断贬值，它也在不断拉大我与书店之间的距离（我原来以为不上班以后，我可以每天都泡在书店里）。我现在甚至对“钱”这个字都非常恐惧和忌讳。我经常借用在凯恩斯的书里读到的一个概念来指称它，称它为“流动性”。我现在根本不敢让自己仅存的那一点“流动性”流动起来，因为它不会“循环往复”，而是会一去而不复返。

5.12

韦之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又聚在了一起。谈着谈着，他们的情绪又都高涨起来。

“那帮老东西真是心狠手辣。”

“他们不会给我们任何机会。”

“这该死的体制。”

“年轻是一种罪过。”

“不要再等什么了。”

“不可能等到什么。”

“也许等到那帮老东西全死光了……”

“那时候我们自己也老了……”

“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嫉恨年轻人吗？”

“不会。”

“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我们不是。”

“我们是受害者。”

“我真想那帮老东西现在就死掉，统统死掉。”

“不要忘了人类年龄结构正在趋于老化。”

“真他妈的。”

“只有离开。”

“不能被他们耗尽了。”

“去纽约吧。”

“哪里都比这里好，这里没有希望。”

这些艺术家的失望让我想起了I-See的失望。与我自己不同，他们都曾经是满怀着希望的啊。他们的失望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向的逆转。而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希望。“失望”是我关于生活的证词中自始至终的一个关键字。

艺术家们的这一次遭遇让我重温了五年前阅读《等待戈多》时的那种恐惧。所有人都在等待（甚至我这个试图遗弃世界的人也在等待着写作的冲动和灵感），但是，能够等到的只有死亡。这是最根本的“殊途同归”。

尼采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死了。上帝都已经死了，人还能活多久？

5.13

我从不锻炼身体。我对寿命的长度没有幻想。我对死亡的恐惧是纯粹的恐惧，绝对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不相信自己可以推迟死亡的到来，或者有必要推迟死亡的到来。我们的死亡是由已经死去的上帝决定的。我们对它只能等待。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对它的等待。

父亲会不会已经死了？我不知道。我很吃惊外婆对父亲在哪里过夜的问题漠不关心。他这么多天都没有露面，这“正常”吗？表姐一来，他就走了，这“正常”吗？外婆仍然沉浸在表姐带来的节日气氛之中，她对父亲的“失踪”漠不关心。“你少操点别人的心。”她用同样的回答回答我关于父亲的所有问题。

对我来说，父亲是“别人”。外婆说得没有错。他甚至比别人更别人。他回来了与他没有回来是一回事。他不再回来了对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可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回来？

我整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出结论。我最后突然觉得父亲也是一个“孤儿”，一个被他所热爱的体制遗弃的“孤儿”。我不理解这个“孤儿”为什么要躲避另一个“孤儿”。

5.14

今天上午我又有清书的冲动。我马上将所有的书都集中到了书桌上。然后，我想找到一种有趣的分类规则将它们重新摆进书架。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新的规则。最后，我完全随机地将大部分的书又塞进了书架。塞不进去的那些我还是码放在床铺的内侧。

那么，我将用什么来填补准备用清书来打发的这一段时间呢？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百无聊赖地推开房间里的所有窗户，又百无聊赖地把它们全都关上。接着我重复了两遍同样的动作。然后，我坐回到书桌旁的椅子上。

我不知道自己此刻想做什么。也许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想做。我百无聊赖地坐着，百无聊赖地盯着书桌上的闹钟。这走得极为精准的闹钟是我的房间里最古老的“存在”。它是我父母结婚的纪念品，又是他们仅存的结婚纪念品。也许这下半句说得不对，因为我也是他们结婚的纪念品。我知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他们的婚姻不可能成功。但是，他们又并没有离婚。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失败。我就是这种“不可能成功”又“并没有失败”的婚姻的结晶。我是自己房间里第二古老的存在。

突然发现的这种“资历”让我觉得有趣。我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那面小镜子。我用轻蔑的目光端详着自己的镜像。“你这老东西！”我对那镜像说。我突然想，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就不会有那场改变了我外婆生活的革命……如果没有那场革命，我的父母就不可能相遇……如果没有那种时代背景极强的相遇，他们“并没有失败”的婚姻就不会存在……如果那样，那最古老的闹钟还是会存在（但存在在哪里？），而第二古老的我就肯定不会存在了……

且慢！为什么说“肯定”？也许我的存在与婚姻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只要他们相遇，我就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对我的存在起关键作用的是“相遇”，而不是“婚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这种想法让我有点不安，因为我想到了表姐。是什么导致了她的存在？

业余哲学家是不断制造问题的人。他用问题来辨别生活的方向，他又在问题中迷失方向。

他永远也不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5.15

从“抢盐”的那天起，外婆就在忙着准备表姐的离开。她每天都去买一点给表姐带走的东西。她将表姐的行李清了又清。她的生活节奏完全变了。她甚至都没有时间来敲我的门了。她对我的忽视本来是我求之不得的恩赐，可是这些天，我却总是感到一阵阵深深的惆怅。我好像不想表姐马上离开。

今天上午走出房间的时候，外婆刚从外面回来。她告诉我表姐已经走了，她刚将她送走。“她今天清早还去医院看了你外公呢。”外婆说，“你看看人家。”

我知道表姐今天离开，但不知道她会这么早离开。“你们怎么不叫醒我？！”我责备外婆说，“我说好了要去送她的。”

“你不是不喜欢我敲你的门吗？”外婆挖苦地说，她似乎是故意没有叫醒我。

我又感到了那一阵深深的惆怅。我们还没有一次单独的交谈呢，我心想。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外婆和母亲好像从来都不愿意我和表姐单独坐在一起。表姐本人好像也总是在顺从她们，总是在回避这样的机会。

我沮丧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又躺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我沮丧地盯着天花板。

直到黄昏的时候，我才又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外婆又站在厨房的窗口，一动不动地朝外张望。她还在观察老猫家的动静吗？

外婆专注得都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但是，她显然知道我就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刚才老猫家的窗帘忽然就拉上了。”她用很神秘的语气说。

“这又怎么了？！”我生硬地说。我还在觉得她是故意没有让我和表姐告别的。

外婆转过身来，很认真地说：“五天前，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刚才呢？”

“刚才我还没有看清楚，窗帘忽然就拉上了。”

“可能又来了另外一个男人。”

“现在这些女人啊。”

我还是觉得她上午是故意没有叫醒我。“你为什么不说现在这些男人？！”我说。

外婆对我的挑战没有反应。“你见过老猫的女人吗？”她问。

我没有回答。

“都说老猫配不上她。”外婆说。

“也许老猫是因为这个才……”我说。

“我可没这么说。”外婆说着，又转过身去，继续观察老猫家的动静。

我突然有了一个很顽皮的想法，决定用它来报复外婆一下。“你看清楚了五天前那个男人的样子吗？”我很严肃地问。

“没有。”外婆说，“但是我敢发誓那是一个男人。”

“你说那会不会是老猫自己啊？！”我很严肃地说。

我的想法吓了外婆一大跳。“什么？”她紧张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极为苍白。

5.16

早上起床后不久我就出了门。我不敢呆在家里。我不愿意面对外婆关于老猫的那无数的问题。“你说那会不会是老猫自己啊？！”刚说完这句话，我就有点后悔了。我知道这句话有可能让我在任何时候都听到急促的敲门声。那是一个自杀者对我的报复。

在我出门的时候，外婆说她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她又说，她觉得我昨天说的话很有道理。她最后说，等我回来之后，她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我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在哪里打发时间。我首先想到的是图书馆。但是，我坐错了车，我坐上了去火车站的车。这个错误让我觉得火车站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昨天就应该去那里送表姐。她的离开带给我一阵阵深深的惆怅。为什么外婆没有叫醒我？我相信她是故意没有叫醒我。

我在火车站大堂里查到了表姐应该乘坐的那趟列车的候车室。候车室里气味龌龊又非常拥挤。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位子。有一趟列车的乘客正在准备验票进站，本来已经极为嘈杂的候车室显得更加躁动不安。透过候车室布满灰尘的窗户玻璃，我看到了外面下起的暴雨。天色刹那间就暗了下来。我想着表姐早已经到家了。她的“家”会是什么样子？

我突然觉得表姐应该跟我们住在一起，而不是住在那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想法。这种想法让表姐这每年一次的离去变成了对我的伤害或者对我的侵犯。我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孤儿”。我的四周甚至连沙漠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的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流到我的衣服上，这是如同幻觉一样的眼泪。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茫然地盯着窗外。湿漉漉的街景将我从那种受伤的感觉里拉扯出来。我想起了自己发明的一种有效的催眠方法，然后开始数数。我数的不是单调的自然数，而是与自然数相关的小数：我在每个自然数后加上小数点，在小数点之后又重复一遍前面的自然数。这样，在我数的数字里，小数点这一抽象的数学符号就好像变成了一面镜子。这是我的“发明”。“一点一，二点二，三点三，四点四……”我不断数下去，一直数到了下车的时候，一直数到了家门口。

失眠了一晚的外婆正在午睡。我乘机溜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躺到床上，继续给自己催眠。我没有想到自己竟没有一点睡意。

5.17

昨天身体的奇特反应令我预感“写作”很快将要发生。今天起床后，我就一直趴在书桌上，等待灵感和冲动的到来。结果它们并没有到来。

外婆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等待。我有一天觉得，我和外婆就好像是《等待戈多》中的那两位荒诞的主人公，我们整天守着的这一套房子就好像是一个舞台，我们平庸的生活就好像是《等待戈多》的另一个版本。外婆在等待着外公开口说话的兴致甚至外公起死回生的奇迹。这是她无法等到的。而我在等待着什么？

外婆提醒我去买米。她说那是男人做的事。她说现在我在家了，就不应该再让她受累了。

我拿错了一只布口袋。我拿的布口袋下面有一个直径接近一厘米的小圆孔。从粮店回来的一路上，大概一直有米粒从那个小圆孔里漏出来。外婆非常痛心。她说：“这就是你们男人做的事。”我不太清楚她顺口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没有在意那些在路上漏掉的米粒。但是，在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之后，我突然也觉得非常痛心。我觉得生活中这好像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它暗示着什么？我有点恐慌。我不喜欢任何暗示。我觉得暗示与关心和探问一样，都是对隐私的侵犯。而且暗示还指向未来，最终的未来就是那令“希望”绝望的地方。我非常恐慌。

在我们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父亲终于出现了。他面对我们的表情就好像他这些天并没有离开过一样。他的手里甚至还提着一把刚在菜场买的小白菜。他用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情拒绝了所有的问题。他的出现就像他的离开一样无须解释。生活将一如既往。

5.18

今天我不是被外婆急促的敲门声，而是被她虚弱的呼叫声惊醒的。那呼叫声比敲门声更加恐怖。外婆病了！

我走到她的床边。我大吃了一惊。她的脸色完全变了。她变得年轻了，变得陌生了。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这是怎么回事？”她痛苦地问。

我在床边坐下，捧住她的手。“你发烧了。”我说。

外婆将另一只手伸向空中。“我觉得这手掌就像是太阳一样。”她问，“你能感觉得到吗？”

“你发烧了。”我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婆不耐烦地问。

“你发烧了。”我又重复了一遍。

“可是为什么会发烧？”外婆问，“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可以陪你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外婆说，“医生不会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发烧了，”我说，“你应该要吃点药。”

“我不需要吃药。”外婆说。

“可是你发烧了。”我又重复着提醒她说。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外婆说。

“你至少应该多喝点水。”我说。

“可是我自己知道。”外婆说。

我站起来想去为她倒一大杯温水。但是，外婆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不让我走开。“你也应该知道。”她说。

我真的不想听她继续这样说下去了。我不想知道。

“这是一个信号，你知道吗？！”外婆说。她的脸色和声音都令我感觉非常陌生。

“我去给你倒杯水来吧。”我说。

外婆仍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你外公快不行了，你知道吗？！”她绝望地说。她这样解读她接收到的那滚烫的信号。

5.19

我不知道外公的死期为什么会引起外婆身体的感应。我对这种感应也没有什么好奇。

母亲昨天没有理睬外婆的拒绝，坚持让她服用了退烧药。外婆以前很少生病，她的身体对药物相当敏感，服药之后，她的高烧很快就退下去了。今天上午母亲在外婆身边守护了一段时间，她离开的时候又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注意外婆情况的变化。“家里有两个病人真是让人受不了。”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奇怪她没有将我也算上。在她的心里我也应该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

我拿出那两篇哈贝马斯的文章，坐到外婆床边的靠椅上。可是，我还没有开始读，刚才一直闭着眼睛的外婆就说起话来了。我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哈贝马斯了，我绝望地想。他的这两篇文章是去年复印的，在我书桌抽屉里已经摆放了半年多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读它们的时候，我总是会遇到奇奇怪怪的干扰。在我和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之间一定隔着一只看不见的手。

“我好了吗？”外婆用微弱的声音问。

“你好多了。”我说。

“我知道会好的。”外婆说。

“因为你吃了药。”我说。

“跟药没关系。”外婆说，“你还是不明白。”说着，她侧身过去，面对着墙。

我是不愿意去明白，我心说。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事物保持沉默吧！“你昨天睡得好吗？”我心不在焉地问。

外婆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可是，在我拿起哈贝马斯的文章，准备重新开始阅读的时候，她又打断了我。“我好了是因为我梦见了你外公。”她回答说。

“梦见他怎么了？”我还是很随意地问。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读完哈贝马斯了。

外婆还是面对着墙。“我梦见他抱着我的骨灰盒在不停地说话。”她激动地说。

5.20

今天是母亲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她没有等我开门就说话了。“你还是要细心照顾外婆，”她说，“不要以为她不发烧了就没有事了。”

吃过早饭，我又坐到了外婆床边的躺椅上。外婆显然已经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可是，她并没有马上跟我说话。她昨天晚上睡好了吗？她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吗？她昨天告诉我的那个梦可不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清楚？……我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我没有任何的答案。

我甚至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我关于她最早的记忆中，外婆是什么样子？那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她那时候应该比我母亲现在还要年轻……她应该还可以抱着我在外面走或者还会带着我在她身边睡……可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外婆没有在我从前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她好像从来就是现在这种样子。

“应该已经是夏天了吧？！”外婆虚弱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报纸上称它为‘春夏之交’。”

“冬天应该已经过去很久了。”

“当然。”

“冬天很长吗？”

“我不记得了。”

“它到底有多长？”

“就像冬天那么长。”

“不，现在的冬天跟从前的冬天不一样。”

“你还记得你外婆吗？”我突然好奇地问。

“当然。”外婆说，“她是一个小脚老太太。你想象不出她的脚有多么小。”

外婆肯定的回答让我觉得很羞愧。为什么我没有关于她的最早的记忆？

“从前的春节又冷又热闹。”外婆接着说。

“你说你很怕冷。”

“可是我很喜欢热闹。”

“不会再有那样的热闹了。”

“是啊，人都死了……你外公也快不行了。”

“也不会像从前那么冷了。”

“是啊，整个地球都在变暖。”

“用不着去担心。”

“我不担心。我只是觉得活着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5.21—5.22

我有时候觉得不管我的主人公是什么性别，什么年纪，什么种族，什么职业……他们都是我自己。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都是自传体的。在这两天完成的写作中，我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与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同，这两个人不是宿敌，而是挚友。但是，生活却为这一对挚友安排了不同的道路。

死者

他就躺在那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正在等待着火（或者说正在等待着“赫拉克利特”）。这是他最后的等待。与赫拉克利特一样，他相信“火”是万物之源。这时候还需要给他一个名字吗？好吧，就让我称他为“死者”吧。

我还能听到我们天真的交谈……在操场西北角的那棵古树下，在那些宁静的黄昏。

“听说黑格尔喜欢记账。”

“他的哲学就像是一本账。”

“一本流水账。”

“你不喜欢他？”

“马克思喜欢他。”

“书上说他‘扬弃’了他。”

“一个怪词：‘扬弃’，而不是‘遗弃’。”

“我喜欢休谟。他的书很薄。”

“我不懂他说的‘习惯’是什么意思。”

“他很人性。”

“那贝克莱呢？”

我还能看见那一天清晨与死者同坐的那个孩子悬吊在那棵古树上的身体。他的死因更让我们不寒而栗：他的父亲在刚刚爆发的政治运动中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这生活中的风暴打断了我们关于哲学的幻想和交谈。

我还能记得三个月之后的一天，死者在上学的路上堵住了我。“我父亲也变成了‘阶级敌人’，”他说，“他们不允许我继续在学校读书了。”

“他们是谁？”我充满恐惧地问。

“我不知道。”死者说。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我不会放弃的。”死者坚定地说，“我要去寻找世界的根源。”

一星期前，死者的母亲将我带进了他的房间。“你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她抽泣着说，“可是你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而他却变成了这种样子。”

死者盘着腿坐在写满了数字的地上。他的眼前摆着一只盛满水的铁桶和一只熏黑了的脸盆，脸盆里还剩着一些纸灰。他的身旁摆着一只空玻璃瓶和一堆旧报纸。他的右手里还紧握着一只打火机。

我和死者的母亲就站在他的对面。可是，他对我们的出现没有任何反应。他抄起一张报纸，用打火机将它点燃，然后，充满激情地将燃烧着的报纸在空中甩动，并且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声：“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

死者的母亲将我拉出死者的房间。“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她抽泣着说，“他的那些东西都有特殊的名字。他叫那桶水作‘泰勒斯’，那只空瓶子是——”

“阿拉克西曼尼？！”我抢着说。

“你怎么也知道？”死者的母亲很警觉地问。

“这些都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我说。

“还有他称在地上写的那些数字叫‘毕达哥拉斯’。”死者的母亲接着说。

我问死者的母亲是否带他去精神病院做过检查和治疗。她说没有。她说那种地方不能去。她说去了那种地方，没有病的人精神都会崩溃。我劝说了她很久，她才相信了检查和治疗的必要。可是她又说她绝对不敢独自带死者去。我说我会陪他们一起去。

医生只是向死者提了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死者更简单的回答好像正好吻合了医生的判断。“你们先出去一下吧。”医生说。他显然是想与死者的母亲单独交谈死者的情况。

我和死者走出了诊室。死者在过道里来回走动，好像仍在思索着世界的根源。我在诊室旁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我想起了我们从前那些天真的交谈。突然，从另一个诊室里走出来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她高唱着《国际歌》横在了死者的跟前。“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她唱着唱着，突然掀起了自己的衣服。

死者显然是受惊了。他朝门诊部的门外跑去，而那个女人也紧跟着追了出去。

我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看到那个女人的家属追出去之后，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马上也追了出去。我看到死者冲出了医院的大门，又冲下了医院大门外的长坡，又冲过了长坡尽头的那条马路……突然，一阵凄厉的刹车声和一声揪心的惨叫中断了这混乱的场面。

已经跳入马路另一侧菜地的死者惊恐万状地回过头来。他像那个女人的家属和我一样颤栗着走近了那辆紧急刹车的卡车。我站到了他的身旁。他的身体和目光都极为僵硬。他惊恐万状地盯着从卡车后轮下渗出来的鲜血。他显然不知道怎样来给它命名。

我想将死者从事故现场拉开。可是，他开始像钉死的木桩一样，一动不动。突然，他又挣脱开我的手，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朝医院方向跑去。他在接近医院大门的地方遇见了他惊慌失措的母亲。“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他兴奋地喊叫着。

死者的母亲对着围观的人群说：“是不是哪里着火了？！赶快去报警啊！”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示意我将死者泣不成声的母亲扶出火化室。她边走边回头。“我说了那种地方去不得。”她泣不成声地说。我非常内疚。我不应该说服她带死者去做检查和治疗。她刚才告诉我死者从医院回家之后，声音突然变了。他一遍遍地高唱着《国际歌》，又一遍遍地模仿着那凄厉的刹车声和那一声揪心的惨叫，他还摔碎了身边的那只玻璃瓶。在他安静了两个小时之后，她推开他的房门，发现他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手里还捏着那只玻璃瓶的碎片。

我扶着死者的母亲走出火化室。我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躺在那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的根源。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关上了火化室的铁门。

这时候，那两个天真的声音又回荡在我的耳边：

“书上说他‘扬弃’了他。”

“一个怪词：‘扬弃’，而不是‘遗弃’。”

这次写作让我精疲力竭。它不仅没有回答一直令我困惑的关于精神病的那些老问题，还让我产生了不少新的疑惑，比如死者的死到底应该算是自杀还是他杀；又比如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死者的死：是残酷无情的政治还是寻根究底的哲学？

5.23

外婆完全康复了。她看上去不再是一个“陌生人”。她熟悉的脚步声又开始不断干扰我的思绪。她又敲响了我的房门。“我吃过药了吗？”她不安地问。她抱怨她的记忆。她说刚刚做过的事她就马上会忘记，刚刚读过的文章她就马上会忘记……可是，她清楚地记得从前的事，她记得从前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她记得她的外婆，她记得从水塘里冒出来的那两具陌生人的尸体……她的那些记忆正确吗？准确吗？这显然是波普尔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些记忆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

我自己会不会也活到外婆这么大的年纪呢？我突然想。我不想活到那么大的年纪，但是又很可能会活到，因为我对自杀没有特别的兴趣。自杀本来应该是业余哲学家思考的对象，我却很少激情地思考它。这可以说是我的“反常”之处。是的，海明威自杀了，老猫自杀了，与死者同坐的那个孩子自杀了，死者自杀了，那个将“奖状”视为生命的老头儿也可能自杀了……自杀是我关于生活的证词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它并没有激起我特别的兴趣。对死亡本身的极度恐惧从我的哲学中抹去了自杀和其他形式死亡的区别。我对死亡极度恐惧。

外婆走开之后，我没有关上门。我百无聊赖，在书架和书桌之间走来走去。突然，一股厌倦情绪向我猛烈地袭来。那是对书的厌倦！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对书的厌倦。我面对着仍然随机地堆塞在书架里的书。它们那样高傲又那样冷漠。它们离我这么近又那么远。它们是我荒谬生活的“根源”。

厌倦让我立刻想到了“遗弃”。不，那不是“遗弃”，那是“交易”，那是身份的改变：有一天，我要从书的买方变成书的卖方，从书的消费者变成供应商。这些书积压了我多少的“流动性”啊。我要将它们重新投放市场，将它们“兑现”。

5.24

今天上午我仍然感觉百无聊赖。明天也许还会这样。空虚是一种负担，日益沉重的负担。我无法摆脱它，因为它是“空”，是“虚”，是什么都不是。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是毫无意义的走动，是我情绪无聊的躁动。

外婆一边读报，一边叹气。我以为她又看到了什么值得感叹的新闻。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是我的走动和躁动引起了她的不安。“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呢？”她终于这样问。

我看了她一眼。我心想，你每天都不让我安静，你的走动声，你的敲门声，你没完没了的问题和叹息，你知道吗？不，现在我不能安静。我安静不下来。我继续我的走动和躁动。我估计我的整个上午都会在这走动和躁动中度过。

“哎呀，真吓人啊！”外婆突然尖叫了一句。

我没有因此而“安静”下来。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外婆继续用很惊讶的语气说。

我继续无聊的走动和躁动。

“整个一幢楼都倒了。”外婆说，“一幢就要完工的楼。”

我继续毫无意义的走动和躁动。

“正在楼里施工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外婆说。

我又在客厅里走了两步之后，突然想起了那第一批“商品房”。我迅速进到自己的房间里，从窗口朝江边望去……那几幢高楼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们真是这个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象征吗？

5.25

今天晚上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听到母亲跟外婆说起了她刚收到的弟弟的信。“还是没有什么内容。”她说，“这孩子完全变了。”

“有信总比没信好。”外婆说。

“他变得越来越没有话说了。”母亲说。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前线的情况。我相信弟弟心理上发生的变化与他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好像又是在运用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学到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可逆转的变化吗？这变化的终点在哪里？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正处在前线。我正在与混乱的世界作战。这是我注定不会赢的战争。这是所有人都注定不会赢的战争。所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与混乱世界的战争之中。所有人都必须参战。所有人都必定阵亡。而且这场战争的前线无处不在：它在家庭里，它在街道上，它在办公室……它甚至蔓延到了我们的心灵中，蔓延到了我们记忆的深处。

如果弟弟从前线回来了，他的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会被立即卷入这场战争，他会面对更多的前线。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任何战争都永远不会结束。“只有死者看到了战争的结束！”有人说这句话出自柏拉图，有人说这句话出自桑塔亚纳，而我觉得这很像是我自己说出的话。

“你说这孩子能活着回来吗？”母亲突然问。

“怎么不能？！”外婆说，“只要我们不老想着他。”

这“只要”是什么意思？

5.26

深夜里下起了一场大雨。我被雨声惊醒。窗外飘进来的清新的湿气开始让我觉得非常陶醉。但是突然，我意识到我的窗户很可能没有关好。雨水有可能会飘到我的书桌上呢！我紧张地想。我猛地坐起来，打开床头的台灯。我看见书桌上的确有一本书，那本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是的，它已经被飘进来的雨水打湿了。

我马上将窗户关好，将书桌擦干，但是，我对那本哲学史却无能为力了。我最讨厌读损坏的书，尤其是被水损坏的书。我有点后悔昨天晚上将那本书留在了书桌上。我记得在读它的时候，我正好听到了母亲和外婆关于弟弟的谈话。“你说这孩子能活着回来吗？”母亲突然问。外婆说的“只要”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去想弟弟。我在想哲学史上的那许多“新”的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这些“翻新”究竟标志着哲学的进化还是退化？我不喜欢所有这些“新”的主义。文德尔班属于其中的一种。我好像是故意将它留在书桌上的。我好像知道深夜里会下起一场很大的雨。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外婆那“只要”是什么意思。她说：“如果你老是想着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倒霉的。”她说这是她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5.27

今天刚醒过来，我就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实验只需要我本人的参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辅助设备。实验是这样进行的：从家门口出发，迈着均匀的步伐低头往前走，走一千五百一十一步停下来，猛地抬起头来，出现在视野中的第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就是实验结果。那也就是我自己今天要做的事。

这当然是受“测不准原理”严重干扰的实验。我出发的时间，我步伐的大小，我跨步的频率，甚至我抬头的速度等等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更糟糕的是，这个实验可能完全就没有结果。比如说，我抬头之后，视野里没有任何人，或者视野里有不止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人，但那个人正在做的事我却不可能做到（比如他正在开刨床，或者他正在修汽车）。

“测不准原理”无法改变。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去在乎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但是，我不能没有实验结果。如果出现了那种“没有结果”的结果，我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反复开始……就像爱迪生那样，直到结果的出现。

我吃过早饭之后马上就出发了。一路上，我高度集中注意力，确保步子计数的正确。这是整个实验可信度的基础。我成功了！我准确无误地数到了第一千五百一十一步！

我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抬起头来。我看到一个中年人正在马路边冲洗卸下来的纱窗。这显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景象。在我跨出第一千五百一十一步的时候，它一定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这次实验的结果并没有因为我刚才的“迟疑”而受到影响。我成功了！这是我马上可以重复的实验结果。

回到家里，我马上将所有的纱窗都卸了下来。我将它们搬到楼下的那个公用水龙头旁边，将它们认真细致地冲刷干净（我用的洗衣粉好像还是春节前机关里分发的那一种）。我惊奇地发现，洗刷过后的纱窗颜色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通过它们，我看到了不同的天空。这意想不到的新意令我极为欣慰。

外婆紧张地跟踪着我的“反常”举动。“我们这个家里的确需要男人。”她感叹着说。

5.28

昨天实验的成功给我带来了身体的疲劳和心情的愉快。这是非常惬意的感觉。晚上，我坐在床上翻读起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我平常不太愿意翻读的“厚”书。将近零点的时候，我的思路突然变得极为开阔和清晰。那些犬儒派哲学家们的轶事顺着这开阔和清晰的思路进入了我的大脑。我匆匆忙忙趴到书桌上，完成了又一次神奇的写作。

人狗

那个人又从道路上走来了。他的样子还是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披着长过了膝盖的粗布衣；他的背上背着那只瘪瘪的布口袋；围在他脖子上的麻绳系着在他胸前跳动的那只破茶缸；他的右手拄着那根用野橄榄树枝做成的粗拐杖。他走起路来，脚还是不用力抬起，一束长长的灰土尾随在他的身后。

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那个人很熟练地绕过了那几栋低矮的房屋，来到了那块空地上。空地中央有一只破旧的大木桶，它是从前那家酿酒的作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站在大木桶跟前，那个人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

整个村子又骚动起来了。整整一夜的骚动在第二天清晨浓缩成了最天真的好奇。那个人刚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拥挤在大木桶边沿的那一圈孩子脸。他将手里紧握的野橄榄树枝往天上一指，那一圈孩子脸就骤然消失了。那个人充满警觉地听着。不一会，大木桶果然“噼里啪啦”地噪响起来。那个人并没有用手去捂住饱经风霜的脸。他任沙石像暴雨一样落下来。

直到孩子们停止了攻击，那个人才懒散地从大木桶里爬出来。他看见那群孩子们正挤在不远处的那棵古樟树后面冲着他开心地笑。

那个人就靠着大木桶坐下了。他解开脖子上的麻绳，用力将茶杯摆放到地上。“给我弄点水来，我就给你们讲这一次的有趣经历。”他傲气十足地说。

一个孩子战战兢兢地走近他，战战兢兢地拿起了他的茶缸。他去水塘里舀来了半茶缸混浊的水。其他的孩子跟着他围拢过来，他们稚气十足的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

那个人端起茶缸。他刚要喝下水的时候，一个孩子淘气地说：“小心那是他撒的尿。”

那个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那个为他取水的孩子一眼。他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是一个有德行的孩子。”他指着那个为他取水的孩子说。

其他孩子就都不再笑了。他们催这个每年都会准时出现的人尽快讲出他这一次的有趣经历。

“你们有谁看见过大海？”那个人傲气十足地问。

孩子们都瞪大了眼睛。

“还有海盗船……”那个人故意停顿了一下，傲气十足地环视了孩子们两圈，接着又强调说，“你们有谁遇到过海盗船？”

他这一次就遇上了。那个人接着说，海盗船的船长将所有的俘虏都押到了甲板上。他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只有给出了令他满意的回答，他们才有可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谁都不知道怎样的回答才会令海盗船船长满意。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被杀掉了……那个人前面的所有人都被杀掉了。“最后，海盗船船长走近了我。”那个人的表情变得非常紧张，他压低了嗓音说，“他用刀尖顶着我的下巴，重复了他的问题。”说着，他又端起了他的茶缸，喝了一大口混浊的水。

“海盗船船长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个给他取来水的孩子问。

“你有什么本事？”那个人模仿着海盗船船长的口气说。

“那你怎么回答的？”孩子们不整齐地问道。

“我前面那些人个个都有真本事：他们有的会掌舵，有的会打铁，有的会做饭，有的会算命，有的会算账……可是，他们全都被杀掉了。我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是必死无疑的。”那个人绝望地说。

“可是你没有死啊。”孩子们不整齐地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回答的？你说你有什么本事？”

那个人傲气十足地回答说：“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只会发号施令。我生来就只会发号施令，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本事。”

于是，海盗船船长将刀尖从那个人脖子下方移开了。“这是最大的本事。”他说。

那个人被留下来了。海盗船船长任命他为自己不听管教的儿子的私人教师。

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有几个孩子甚至笑得前仰后合。

“你们也需要教师吗？”那个人突然恳切地问。

“不要！”孩子们齐声嚷道，“读书对我们没有用处！”

“但是，”那个人说，“你们也需要有人管教一下了。”

“我们有村长的管教。”

那个人失望极了。他突然将头塞到了膝盖之间。他用双手拍打着头顶。“我真不想再过漂泊不定的生活了。”他说，“我真的不想再到处流浪了。”

他的姿势使他脖子后面的那一块膏药暴露在孩子们的眼前。“你为什么在脖子上贴一块膏药呢？”孩子们不整齐地问。

那个人顿时停止了他的拍打。他抬起头来。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愤怒。“那一天，船长突然来检查他儿子的进度。”那个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让他儿子与我辩论。”

“什么题目？”孩子们都好奇地问。

“‘狗比人诚实’。”那个人说，“我是反方，船长的儿子是正方。”

孩子们都屏住了呼吸。

“我的学生没有辩过我。船长认为我调教无方，他气急败坏，把我的脖子差不多都扭断了。”那个人又喝了一口混浊的水后接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的学生在辩论中得胜，船长又会认为那孩子长进太快，他同样也会气急败坏的。海盗就是这样不讲道理。”

那个人因此被赶下了海盗船。海盗船船长付给他的薪水就是一包专治跌打损伤的膏药。每次启用一块新膏药，那个人都不会忘记在膏药对外的一面画上海盗船船长的破帽子。“这帽子就代表那不讲道理的海盗。”他低下头来，指着膏药说，“你们往这混蛋身上吐痰吧！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羞辱他了。”

有几个淘气的孩子真的朝他的脖子上吐了痰。

很快，整个村子都苏醒过来了。陆陆续续，全村的大人们也都聚拢在大木桶的周围。那个人看到听众越来越多，情绪就越来越亢奋，他在海盗船上的经历也变得越来越惊心动魄。

“你们围着这个人干什么？”突然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尖厉的声音，打断了那个人的讲述。

孩子和大人们都回过头去。他们看到了平常很少开口说话的邮差。

“看看他披着的那块破布，”邮差继续说，“你们没有从上面的那些窟窿里看到他的虚荣心吗？”

那个人被邮差的话惹怒了。“他们从这些窟窿里看到的是我的自由。”他激动地说，“你以为只有你能够带来远处的消息吗？你装模作样的制服才是虚荣心的标志！”他好像又想进入一场大辩论。

邮差对辩论没有兴趣。他转过身，吹起口哨，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那个人愤怒地瞪了邮差的背影一眼。然后，他又喝了一口混浊的水。再后，他继续讲述他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下午两点钟，村长的豪华牛车突然出现在空地上。所有的孩子们都从地上爬了起来。所有的村民们都敬畏地低下了头。只有那个人根本就没有理睬村长的到来，他继续着他生动的讲述。

“你怎么又来了？”村长用最权威的语气说，“你这条懒狗。”

那个人根本就没有理睬村长的声音。

村长迈着最权威的脚步，一步一步逼近那只大木桶。他的阴影很快就没过了那个人的头顶。那个人不耐烦地挥动起双手。“请不要挡住我的太阳光！”他傲慢地说着，仍然像是在发号施令。

村长停住了脚步。他用最权威的方式招呼身后的两个大汉。“用运粪的牛车将这条懒狗运走。”他说。

两个大汉看上去有点犹豫。“这条狗会不会咬人？”他们低声向村长问道。

“放心好了。”那个人抢在村长开口之前，傲气十足地回答说，“狗不吃萝卜。”

两个大汉这才放心了。他们大步走过来，一人抓住了那个人的一只胳膊，想将他架走。那个人的双腿紧紧地贴着地面，在空地上拖出了一道明显的印迹。

“你们看，”村长说，“这真是一条懒狗。”

那个人被扔进了运粪的牛车里。他知道，按照本村的规矩，他要被运到二百里以外的山谷里去。

“我的拐杖。”牛车刚刚挪动，空地上所有的人就都听到了那个人的叫喊声。“还有我的茶缸。”那个人接着又叫喊道。这是歇斯底里的声音。

村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威严的阴影正好覆盖了那个人刚刚傲慢地坐着讲有趣经历的位置。

5.29

上午我本来打算去图书馆看看。可是，一个盲人改变了我的方向。他就是阿奇在精神病院里提到的那个盲人吗？

他是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一条小巷的入口（当然也是出口）。一群到城里来找工作的乡下姑娘正围住了他，听他激动地为其中的一个姑娘预测她的未来。他说她的第二份工作会比较理想，而且那份工作还会给她带来一个可靠的男人。他的话引得那个姑娘的同伴们咯咯直乐。

算命先生和写作者一样，都在用语言呈现（或者驾驭？）人的命运。而他们的方向又正好相反：算命先生是通过破译密码来显示智慧，而写作者是通过编制密码来显示智慧。我想，外婆就具备算命先生的智慧。尽管她仍然不清楚老猫家的窗帘为什么会突然被拉上，她却知道地球将来会变成另一个太阳。

我边走边想，结果完全忘记了自己要去图书馆的初衷。我在市中心的广场转了一圈之后准备往回走，忽然发现有不少人正在朝市政府方向跑去。我也快步跟上他们，来到了市政府的门前。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的群众。他们在围观两百名高校学生的静坐示威。学生们要求改善高校食堂的伙食（他们说高涨的物价已经导致了食堂伙食质量的急剧下降）。“已经是第二天了。”我听到一个围观者说，“市政府还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

我打量着表情严肃的示威学生，突然想起了韦之关于八十年代结束方式的预感。如果这些学生的静坐示威不是为了改善生活的条件，而是为了改善生存的状况，这种示威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应该会比那些艺术家们的现代派画展来得更大。

我没有去深入地思考这种示威的意义，因为表情严肃的学生们带给了我一个神奇的想法。是的，我应该挑一些书到大学里去卖。我从学生们的脸上看到了激动人心的“商机”。

5.30

我激动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挑书了。

我在要挑多少书带去的问题上犹豫了很长时间。带多了却卖不掉会让我感觉难堪。带少了一抢而空又会让我感觉失落。最后，我决定挑六十本带去。对于我新开张的生意，这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规模。我希望能够卖掉五十本。这样的销量足以肯定我对市场的判断。

考虑到物价的飞涨，我不能按书上原来的定价来“兑现”。我挑选的这六十本书中有一些已经脱销，还有一些再版后的价格是我的版本价格的两倍。因此，我必须对我的商品做一次重新定价。这是很有意思和很要水平的工作。它将直接影响我最后的销售结果。我将新的定价写在书的封底（基本上都比原价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唯一一本降了价的是那本被雨水打湿过的文德尔班的哲学史。那是我最想卖掉的书。

我将新的定价加在一起，对自己最高的收入有了思想准备。然后，我还在一块硬纸板上写下了“恕不讲价”四个字，这就是我的营销原则。然后，我将装满了书的口袋牢牢地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我将书摊摆在学生下课回宿舍区的必经之路上。学生们围观的踊跃程度让我为自己的眼光而自豪。有三个男学生明明看到了我写的牌子，还想跟我讲价，让我非常生气。我提醒他们赶快让开，不要妨碍了其他同学的购买。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我的地摊上就只剩下十二本书了。我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过路的学生已经不多了，而我的口袋里已经塞满了“流动性”。是收摊的时候了。我很满意地将剩下的书装回口袋。我骑着车悠闲地往家里走。我唯一的遗憾是那本文德尔班的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

回到家里，我将剩下的十二本书的价钱加起来，然后又从已经算出过的总书价中将它们减掉，这样得出的就应该是我今天“实际”的销售额。接着，我开始点数口袋里的“流动性”。我吃惊地发现，我算出的“实际”销售额并不实际。我重复点数了三次，每次的结果都一样，每次又都与“实际”的销售额不一样。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盗了，至少有三本书被盗了！是谁干的？是那几个跟我讲价的男学生吗？是那个将波德莱尔的诗集从头翻到尾，最后也没有买下它的女学生吗？这些他妈的贼！我诅咒你们。我诅咒你们考试不及格。我诅咒你们食堂的伙食永远得不到改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的书，我寂寞时的伙伴，我寂寞的伙伴？

我突然无法自已，趴在书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外婆紧张地敲响了我的房门。“你这是怎么了？”她不安地问，“出什么事了？”

“我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遗弃我那些寂寞的伙伴？

5.31

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天之后，我的大脑无法安静，我的睡眠极为肤浅。凌晨三点钟，我被一阵奇怪的骚动惊醒了。我马上就意识到那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写作的冲动。我没有马上爬起来，因为我的身心都感觉非常疲劳……我不想再去想昨天发生的任何事情。

在床上翻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起来趴到了书桌上。我知道，突如其来的写作冲动如果得不到满足，我是无法安心休息的。可是，我写得很吃力。身心的疲劳让我写得很吃力。

这次写作中的主人公喜欢“装死”：他会在众目睽睽和光天化日之下突然就躺倒到地上，一动不动。他有时候甚至还会明确地告诉围观的人说他正在“装死”。他自己称这是一种游戏，而他母亲觉得这是一种病态。

为什么他要装死？关于这一点，朋友们之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因为怕死才装死，他想通过装死去体验死的滋味；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不怕死才装死，装死是他对死亡的戏弄或者蔑视。而他在一封给朋友们的公开信中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从那以后，朋友们就不怎么去谈论他病态的游戏了。他写道：“除了死亡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生命可以用廉价的避孕手段来避免，衰老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自杀来避免，而死亡却不可避免。因此，死亡是一种神性。它是‘装’不出来的。我热衷于玩‘装死’的游戏只说明我对死亡的无知。可是，谁又对死亡不无知呢？”

今天下午我重读了一遍自己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中完成的写作，觉得它比我昨天晚上的睡眠还要肤浅。我并没有将它立即销毁，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将它誊抄在这里。

6.1

日历上的数字是红色的，今天是节日。今天是“国际儿童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理解这里的“国际”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的儿童不过这个节？为什么日本的儿童不过这个节？为什么索马里的儿童不过这个节？为什么国际上的绝大多数儿童都不过这个节？现在，我当然知道了创设这个节日的“国际”是红色的国际。这个节日是红色的节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节日。

这不是我的节日，从来就不是。当然，在有资格过这个节的时候，我对它并没有强烈的反感。我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排在一条细长的队伍里，朝电影院或者公园走去。可是，我们能看到的那几部影片我们都已经看过无数遍了，而公园里什么都没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已经被定性为“黄色歌曲”。这也许不算什么。我的问题是，在那些兴高采烈的孩子们中间我会感到孤独和畏惧。我不是“最幸福的”孩子。我甚至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这也是我“反常”的症状吗？这节日不属于我，它属于“其他的”孩子，那些“最幸福的”孩子。

后来我长大了，没有资格过这个节了。我更是对它有了强烈的反感。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难以平静。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的童年是在那些空洞的“热爱”中度过的（也许应该说是在那些空洞的“热爱”中失去的）。我都会意识到早在自己对体制有意识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被它“塑造”了。我庆幸自己最后成为了这“塑造”工序中的废品。“被遗弃的孤儿”的感觉也许是人生最理想的起点。

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我仍然是一个孤儿。我始终是一个孤儿。我从来就没有想去寻找真正的父母。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父母都是继父继母。记得我们都会唱的那首歌吗？我们从来都在滥用或者说强暴“母亲”这个概念。“啊，亲爱的母亲！”你无法对我们做亲子鉴定。

如果这是我的节日，它应该更名为“孤儿节”。当然，经过这样的修改，这节日就更不“国际”了。

6.2

夏天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午睡变得更为迫切了……交通变得更为拥挤了……人们变得更为焦躁了……在正午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烫手的水。很快，停水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主旋律，因为江面已经变得越来越窄了。最热的那几天，只有凌晨的那一小段时候会有少量的水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外婆会挖空心思调动各种器皿来囤积清水。所有人都在盼望着暴雨的到来。

在夏天刚到来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三种不同的反应。有人说：怎么现在就热起来了呢？！往年可不是这样；有人说：怎么现在才热起来呢？往年可不是这样；有人说：是到了该热的时候了，往年都是这样。我很奇怪，为什么人的记忆会如此地对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如此对立的反应。这种对立的根源在哪里？也许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

夏天还带来了各种微小的动物。黄昏的时候，蚊群在夕阳的金辉中翩翩起舞。我不知道这呈现的是混乱还是秩序。夜幕降临之后，它们中间最勇敢（也许是最孤独或者最贪婪）的那几只会进入我的房间。它们的嗡叫声与电扇的旋转声会让我的思绪更加混乱。

6.3

夏天还带来了苍蝇。其中的一只与我有特殊的关系。它已经在我的房间里盘旋了很多天了。我多次将门窗全部打开，它都不肯“自愿”离去。今天上午，我决定强迫它离去。我忙得满头大汗，终于将它成功地赶出了门。然后，我如释重负地躺倒在床上。可是没多久，我突然觉得鼻尖有点瘙痒。我微微睁开眼睛，居然又看见了那只苍蝇。它从容地停在我的鼻尖上，完全不知道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是一只赶不走的苍蝇。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极为谨慎地抓起枕头边的那本《哲学译丛》杂志，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击自己的脸部。我只是打痛了自己，而没有能够将那只苍蝇“就地正法”。它继续在房间里盘旋。它的运动轨迹非常复杂，而且似乎是以我的身体为中心。这使得我的每一次出手都变成了对自己的打击。最后，我终于精疲力竭了。我彻底失望地躺倒到床上，又闭上了眼睛。

我能够感觉到那只苍蝇继续在我的上方做复杂的盘旋。我突然想知道它为什么对我会有如此的执着。是不是我身上的气味吸引了它？我迅速坐起来，仔细在身上嗅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气味。（这让我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段经历。有一天，我突然闻到自己的身上有一股反常的气味。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闻到那股气味，想尽了办法也无法将它消除。我神情恍惚，并且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最后是母亲请来的那位心理医生用几个简单的问题为我驱除了那种幻觉。）

那只苍蝇会不会是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呢？或者说对“业余哲学家”发生了兴趣呢？也许我应该将我那些不能被“人”接受的写作朗读给它听。也许它是我的另一位知音。

6.4

今天书店门口的人特别多。今天是“少儿图书节日九折优惠”的最后一天。这种购买的盛况让我有点不安，因为这种体制下的少儿图书完全低估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视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它们的用处是灌输：它们灌输给孩子们陈腐的道德和肤浅的说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灌输下过来的。我不知道自己的免疫力来自何处。我感谢这种免疫力。它让灌输在我身上惨遭失败。

我没有在书店门口停留。我要赶去找我的另一位知音。

进到韦之的房间里，我发现里面的摆设完全变了。这让我有点吃惊。“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韦之环视了一下四周，说：“我要结婚了。”

我相信他这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安。我想到了露易丝。我能感觉到韦之很喜欢她。他们会结婚吗？我有点不安。这是一种我很少感到的不安。

我不安地坐下。我开始想象韦之和露易丝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系。我开始嫉妒我的知音。我知道他敢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对她的感觉，而我不敢。我憎恨自己的这种“含蓄”，我憎恨自己的这种懦弱。为什么我要去嫉妒别人，而不是让别人来嫉妒我？

一只苍蝇打断了我的思路。韦之也注意到了它。他站起来，显然是在想如何处置它。“不要理它，”我说，“它是我带来的。”

韦之费解地看着我。

“再说，它是绝对的自由，”我接着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置它。”

6.5

我今天突然有点后悔自己“遗弃”了舒适的公职。迈出那一大步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将来的日子会如此地艰难。我以为一年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又是一年……我不知道这不断的“过去”意味着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日子会很快过去，而且这种“过去”不会给我的身心造成强烈的冲击。我想这就够了，这就够好的了。而事实与我所“知道”的正好相反：日子不仅过得很慢，日子的“过去”也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身心。进入夏天之后，我更觉得日子越来越重了，它就好像是那头已经不可能再往前迈步的石象。有时候，我甚至需要为如何打发一段很短的时间而绞尽脑汁。

甚至“瞬间”也会让我恐惧。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通过“瞬间”来理解“存在”，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但是现在，我恐惧“瞬间”。“瞬间”冷漠地吞噬着我毫无意义的生活，又被我毫无意义的生活冷漠地吞噬……它已经无法刺激我的感官，已经无法激励我的思想。它正在将我拖进虚无主义的泥潭。

“遗弃”公职只是我一系列的“遗弃”的开始。我这一段的生活是由不断的“遗弃”构成的。我不断地“遗弃”，而我却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对语言有感觉，对混乱有感觉，甚至对死亡也有感觉……这些感觉构成了我写作的基础。我对写作有感觉。

虽然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我却仍然相信生命的意义。遗憾的是，这种“相信”并没有改变时间的重量。我觉得日子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时间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如果不是成为了一名“自愿失业者”，我现在对时间的感觉也许不会这样阴暗。我有点后悔。我有一点点后悔。

6.6

因为极为严重的污染，从城市南面流过的江里已经不适合游泳了。每次读到报纸上对市民的提醒，外婆都会大声转述给我听。今天午睡醒来，我突然想到了城市北郊的那条小河，也许我可以到那里去试试。

刚到河堤上，我就闻到了微风夹带而来的农药气味。很快，我就看到了河面上漂浮着的那些死鱼。

在河堤上骑车走了一段之后，一座简陋的凉棚出现在我眼前。那是卖茶的摊位。我在凉棚边停车的声音惊醒了摆摊的老头儿，他刚才正在打着瞌睡。我问他能不能下河游泳。

“游泳？！”老头儿激动地说，“你没有闻到这刺鼻的气味吗？！”

“当然闻到了。”我说。

“有人往河里撒了农药。”老头儿激动地说。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发泄不满呗，还能怎么样？！”老头儿说，“现在这世道。”

我突然感觉一阵内疚。因为我对“这世道”也有许多的不满，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是那个往河里撒农药的罪犯的同谋。

“河里的鱼都死光了。”老头儿用手里的扇子指着河面说。

可是河面上只漂浮着很少的死鱼……我有点疑问，刚想问，老头儿继续说了起来。“前天就在那里抢起鱼来了，”他指着下游方向说，“险些都出了人命。”

“抢死鱼干什么？”我问。

“去卖啊。”老头儿说。

“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卖吗？”我问。

“现在没有人管这种事。”老头儿说。

“那也不会有人买啊。”我说。

“这么便宜的鱼怎么会没有人买？！”老头儿说，“现在的物价这么高。”

我感到一阵恶心。我想起家里昨天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鱼。外婆买的会不会就是这种便宜的死鱼呢？

6.7

外婆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吃着没有什么怪味，死鱼活鱼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吃过早饭之后，我搬一把餐椅坐到了阳台上。父亲曾经精心种养过的那些花早都已经凋谢了。花盆现在都堆码在阳台的一角，占去了阳台的近三分之一。我将头仰靠在椅背上，让脸直对着强烈的阳光。我紧闭着眼睛。我知道外婆走过来又走开了。如果她多停留一下，我一定还会逼问她前天家里吃的到底是不是被农药毒死的鱼。

突然，我又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正在随着整个阳台迅速下沉，一直沉向地球的中心。我知道我不会静止在那里。那是中学物理老师在讲解“惯性”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我会随着阳台从地球中心迅速穿过，沉向地球的另一侧。我也不会停留在那里。因为强大的引力又会将我拖回来，拖过地球的中心，拖回到我的出发点。然后，整个过程又会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死亡不再觊觎和威胁我的生命。

是几滴极微小的水珠打断了我这种无穷的运动。我睁开眼睛。我知道楼上的邻居正在浇花。那位邻居与父亲不仅曾经是工作上的对手，他们还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养花）互相竞争。因为父亲的出局，他的花也越来越少了。这不奇怪。竞争是生活和心理的逻辑。“正常”的人都过别人的生活，都为别人（准确地说是为“超过别人”）而活着。

我瞥了一眼父亲的那一堆花盆，突然觉得那就像是一座坟墓，父亲的过去就被埋葬在那里了。死亡是竞争的终点。

接着，我注意到了阳台前方的梧桐树叶上柔和的反光。我每天都看到这棵梧桐树，可是，这是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树叶如此地动人。一开始，我甚至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我贪婪地欣赏着树叶和反光。突然，我发现一片树叶上匍匐着一只青虫。它就像此刻的我一样安静，好像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

6.8

今天刚起来，我就去阳台上寻找那只青虫。我相信它还在。它果然还在。我们的重逢让我有点感动。我想如果我是佛教徒，我就会将它当成我的第一化身。

但是，那只青虫已经移到了另一片树叶上。虽然树叶与树叶很难区分，我却一眼就看出了它的这种“迁徙”。这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完成的迁徙。这对我好像无关紧要的迁徙对它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我来说，类似的“迁徙”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地址的改变）。我优柔寡断，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种改变。我更不可能在这种改变的前后都显得如此地安静，安静得好像与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改变的前后通常是混乱的极点。我会惊恐万状。我会不知所措。我会丧魂落魄。

里尔克说，改变是“美”对生活的要求。也就是说，一旦受到了“美”的感召，我们就会有改变的冲动。我个人的经历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之所以退职是因为我无法容忍体制的“丑”，或者说，是“丑”给了我改变的冲动。

我肯定连一只虫子都不如。它的大地是温柔清新的树叶，它位置的改变散发出田园生活悠闲的诗意。而我的大地肮脏、拥挤，已经被人的贪欲彻底污染。我任何形式的“迁徙”（改变）都只是狼狈的逃离。更何况，我面对的是混乱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事关重大的改变本质上都无关紧要。“这样”混和“那样”混都同样地没有意义。

6.9

我不记得在自己的心中，“英雄”是什么时候以及是怎样倒下的。我也不记得在自己的心中，“上帝”是什么时候以及是怎样死掉的。

像所有人一样，我也曾经有过强烈的英雄崇拜，我也曾经在我和我所崇拜的英雄之间设置过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是一无是处的凡人，而我的英雄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可是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问自己，我所崇拜的那些英雄是不是也会生病，也会生气，也会拉屎撒尿……我不仅马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还想象出了他们生病、生气和拉屎撒尿的样子。天啊，圣人像凡人一样蹲下了……接着我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接着我闻到了那熟悉的气味……我们之间的“鸿沟”突然消失了。

常识是怀疑和批判的基础。日常生活是消解个人崇拜最简便的工具。黑格尔说“仆人眼中没有英雄”。这就是因为“仆人”操纵着英雄的日常生活。看看在博物馆里陈列着的那些“遗物”吧，那些洗脸盆、那些剃须刀、那些钢笔、那些烟斗、那些打补丁的睡衣和拖鞋……它们化解了教科书里面的神话，那些用歌功颂德的语言创造的神话。这是“名”与“实”之间又一次神奇的较量。

“英雄”的倒下也帮助我砸碎了自己的“英雄梦”。韦之相信我的写作有一天（比如在我死后或者快死的时候）会引起轰动，我会因此成为未来一代写作者的偶像等等。我不相信那一天。我对那一天没有期待和兴趣。我恐惧人们的关注和尊重，特别是恐惧死后的殊荣。荣誉本质上是身体的贪婪，而死亡是对身体的否定，也就是对荣誉的否定。死后的殊荣再现历史的荒诞。它是对生命最大的讽刺。

上帝死掉之后，人就变成了庸人。也许这就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因为人就是庸人，人都是庸人，人只是庸人。

6.10

外公死了。他从来就不是我的英雄。他从来就不是我的上帝。

在我的心中，他也许早就死了，或者早该死了。他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跟我说过话了。他的沉默似乎是对死亡的提前支取。这其实可以成为我们互相理解的基础和机会，因为死亡也提前进入了我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我们错过了我们的互相理解。这是无法补偿的错过。现在，外公死了。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事实，尽管我并不悲哀。

母亲也不悲哀。她太累了。外公的死对她是当然的解脱。

父亲也不悲哀。他好像从来没有与外公有过亲近的关系。他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他们在许多方面还完全对立。外公的死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哭，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整幢楼的人都能够听到，就像我们楼上那一对已经离婚的新婚夫妇的争吵。

我不知道外婆的悲哀会不会惊动已经死去的外公。假如在我死后，有人为我如此悲哀，我一定会被惊“活”的。我会对悲哀的人说：“没想到死了还会这么嘈杂。真是死不如生。”为什么不能让死人安静地离去？为什么不能让早就已经沉默的外公更加安静？

也许父亲很悲哀，也许母亲很悲哀。他们没有哭也许正好说明他们很悲哀。

外公死了。今天将成为他的忌日。忌日和生日一样，是不可重复的。

外公的死让我立刻想起了他给我讲过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那是他给我讲过的唯一的故事。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6.11

外公一生中就给我讲过那么一个故事。现在，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

母亲一大早就在客厅里忙碌。我听到她对外婆的抱怨。她抱怨她在客厅里的走动妨碍了她的活动。父亲昨天好像是在家里过的夜。他也很早就起床了。我不时听到他轻微的咳嗽声。

“快起床了，快起床了。”母亲突然大声嚷嚷着说，“今天要去医院向外公的遗体告别，我们都要去最后再看他一眼。”她这显然是对我的提醒。

我其实也很早就醒来了。准确地说，我是整晚都没有睡着。我好几次坐起来，重读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记得当时外公的手里夹着一支自制的卷烟。我记得我对他卷烟的小机器比对他的故事更感兴趣。

我将看到的是最后的一眼吗？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不安地想。我知道一家人还会一起去火葬场的。在那里，我们还会“最后”再看他一眼。我真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我不想再活着去那里了。或者说，我只愿意去那不得不去的一次。这一次我应该逃避。这一次我必须逃避。

我接着又想，其实我们“最后”看到的已经不是外公了。外公死了。粘贴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将只是外公的遗体。我的步伐里都充满了不安和犹豫。

对我来说，甚至一年前就已经看过“最后”的一眼了，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最后的一眼。也许更早，也许早在《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结束的那个瞬间，我看着意犹未尽的外公，我以为故事还没有结束……也许那就是“最后”的一眼。

外公的遗体摆放在没有任何摆设的停尸间里。四周的墙让感觉极度的冷漠。房顶上有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整个医院使用的好像都是这同样瓦数的灯）。在昏暗的光线下，外公的遗体显得很庄重。

母亲搀着外婆。她们都没有哭。

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停尸间的负责人告诉母亲，遗体可以在那里免费停放两天。

“我们明天下午就将它送火葬场。”母亲肯定地说。

从医院出来，我直接去电信局，给Z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的电话让Z感觉有点意外。我请Z马上给我拍一份电报来，电文是：“急事！速来！”我提醒她不要省掉了那两个惊叹号。我告诉她，接到电报之后，我马上就会去看她。Z没有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也没有对我们的很快见面做出任何反应。

6.12

我以为昨天下午就可以收到Z的电报。但是没有。这让我非常不安。我担心Z不愿意为我撒谎或者不愿意见到我。连续两天，我彻夜失眠。

将近中午的时候，电报才被送来。我装出很着急的样子将电报递给母亲。“不知道出了什么急事，居然用了两个惊叹号！”我说，“我实在不想跑那么远去。”

母亲看了看电报，又看了看我。她知道我说的“实在不想”意思就是“必须”。“不能过几个小时，从火葬场回来之后再走吗？”她不高兴地问。

“不是说‘速来’吗？”我装着很着急的样子说，“我怕耽误了那边的事。”

母亲把电报递过来，没有再说什么话了。

我用很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我希望母亲能够借给我一点“流动性”。她没有拒绝。

车站售票厅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挤。我排了二十分钟的队就买到了我的火车票。

我上的是一趟过路车。车厢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挤。在第一次停站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座位。对车厢里的龌龊气味，我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与火葬场相比，这人间的龌龊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安慰了。我感觉很疲倦，却并没有睡意。我取出刚才匆匆忙忙塞在背包里的那本《海明威短篇小说集》和那本《胡塞尔现象学著作选》。我把两本书都拿在手上，交替着阅读。我身旁的那位乘客好奇地看着我。他是好奇我的书呢，还是好奇我阅读的方式？我对他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笑。这是在外面天黑之前我与周围的人唯一的交流。

进入夜间行车阶段，列车广播室停止了嘈杂的播音。我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来，反复了好几次。有一次睡着的时候，我梦见了Z和我在海边的一次散步。而醒来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外公。他现在已经变成“珊瑚碎片”了。我记得外婆说过，她想将外公的骨灰盒在她的小房间里摆放一段时间。

6.13

我从来不愿意在火车上与陌生的旅伴交谈。肤浅的交谈不仅不能解除旅途的疲乏，相反，还会让我更加疲乏。我宁愿用这些陌生的旅伴来激发自己的想象。在昨天的火车上，我将他们都想象成“逃犯”。这种想象与我自己旅行的原因显然有必然的联系。接着，我开始一个一个地想象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以及他们犯罪的经过和犯罪的动机。这些想象让我忘记了旅途的疲乏。我最后甚至觉得这不是想象而是推理，是与事实相吻合的推理。

上火车之前，我曾经考虑过再给Z发一份电报，告知我的车次。我最后并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不想她来车站接我。我们的这次见面虽然只是一个“突发”事件（外公的死亡）的副产品，但是我知道，它在我们无数次的见面中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因此也就是最没有必要的见面。我想独自走出车站。这更有“结束”的意味。

我没有急于去找Z，而是先找到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办好了入住的手续。然后，我去市中心逛了一下，并且在一家很出名（Z也经常提起）的馄饨店吃了晚饭。通过馄饨店的窗玻璃打量着陌生的街景，我惊叹外公（或者应该说是“死亡”）的魔力，它竟让我坐上火车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睡觉之前，我坐在床上随便翻了几页胡塞尔的书。躺下之后，我想起了外公自制的那种卷烟以及他因为长期吸烟而被熏黄的手指。他现在已经变成“珊瑚碎片”了。我们现在再也没有理由抱怨他固执的沉默了。

6.14

今天早上，是服务员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她就走到了房间里面，开始打扫卫生。我让她过一下再来，她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专注于她的打扫。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她完全没有顾及我的存在。她的动作机械而且粗暴。房间里很快就腾起了灰尘。我只好用气味很重的被子蒙住头，盼望着她赶快离开。

服务员关门的声音对我是一个提醒。我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我赶紧起来，到楼下的服务台给Z的办公室打去了电话。“是我到你那里去呢，还是你到我这里来？”我有点激动地问。

“当然是我来。”Z平静地说。

Z很快就来了。我们这“最后”的见面开始得极为平淡。她面带着微笑走近我。我用下巴在她的额头上磕了一下。她像从前一样，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她看我的目光有点迷茫。我指着显得又脏又旧的沙发示意她坐下。

我们都坐下了。她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床边。她说我应该给她拍电报，告诉她我的车次，这样她可以去车站接我。我解释说匆匆忙忙就上车了，没有来得及。她说再忙也不应该忘记拍电报，告诉她到达的时间。我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不想说我不想让她来接我。我不想说我是来向她告别的，所以不想让她来接我。Z又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她给我拍那份假电报。我本来想如实地告诉她，那是为了要逃避外公的葬礼。但是，我突然又不想将外公的死带进我们的交谈。我撒谎说我需要她的电报来向父母借钱，只有突发的“急事”我才好向他们开口。Z又问我计划在这里住几天。我说我没有定。我说我只是想来看看她，与她说说话，没有严格的计划。说着，我伸出手去想握住她的手。她的反应让我感到恐惧。她将手缩了回去。她还很尴尬地笑了一下，好像是在告诉我那是过分的举动。

Z很快就离开了。她说她今天一天都很忙，晚上也没有时间过来。她还说她最近一段都非常忙。不过，她说她会尽量安排时间与我见面。

6.15

我不想记下昨天中午以来的思想和心情。让我像外公那样，用沉默来作为那一段生活的见证吧。

今天一大早Z就赶到旅馆来了。她看到我还没有起床，不肯进到房间里来。“你今天想怎么过？”她站在门边问。

我很想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就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们应该谈的事情，谈谈我们的关系，或者准确地说谈谈我们关系的结束。但是，我不敢说。我的心中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恐惧什么。我只知道我很恐惧。“都由你安排吧。”我低声说。

“那好吧，我在楼下等你，你赶快下来。”Z说，“我带你去逛街。”

我们在街上逛了一整天。我们一样一样地品尝这座城市里的著名小吃。我们还在市中心的那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在电影院里的那九十分钟是对我的折磨，因为Z就坐在我的身边，我的身体轻轻地靠着她的身体，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对她的渴望，对亲近的渴望，但是我不敢碰她，昨天见面的经历提醒我不要有过分的举动……我不想惊吓了她，也不想自己受惊吓。我有点奇怪她为什么比我想象的还要冷淡或者她为什么比我还要冷淡，但是我不愿意细想。

黄昏的时候，我们在离旅馆不远的地方分手。我非常想她能够与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去。我不想再拖了。我想确认我们关系的结束（我现在怀疑我们是否有过开始），我想对她说“我们应该结束了”……但是，Z说她有点累了，想早点回她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休息。

我回头看了她三次。我不知道她是否回头来看过我。我突然有点想家了。我不知道外婆现在是不是正盯着外公的骨灰盒。莎士比亚说“分离是最甜蜜的忧伤”。他惯用的这种修辞突然不再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我现在既感觉不到甜蜜又感觉不到忧伤。我最后一次回头的时候，Z已经不见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分离会如此荒诞又如此平淡。

6.16

刚醒过来我就想起了Z的眼睛。我曾经抚摸过那双眼睛。那种抚摸曾经在我的身体里产生过奇妙的反应。但是，这两天与Z在一起，我却没有去注意它们。我一心在等待着机会，我想平静地说出我的“结束语”。是的，她将手缩回去是对的。那至少意味着她对结束的认同。让我们的关系结束吧！让所有的关系都结束吧！

昨天分手的时候，Z说她今天上午可能还会有时间过来。但是，一直到将近中午，她也没有出现。我下楼往她的办公室打电话。她刚好从食堂买饭回来。她告诉我，上午单位突然举行了一次法律知识考试，所以她没有能够过来。

我想起了自己在体制中那最后的一次考试经历。生活就像是不断的复制和抄袭。

“你愿意到我办公室来看看吗？”Z接着说，“中午这里没有什么人。”

“我不想再走进办公室了。”我肯定地说。我是说我不想再走进任何一间办公室了。那种“走进”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走进我自己的“过去”。我不想让“过去”来骚扰我，我不想让“过去”来羞辱我。

我的话让Z沉默了一阵。然后，她告诉我，下午省政府有人要去她们那里检查卫生，晚上她还要参加单位里“七一”歌咏比赛的排练，明天上午还要听一个关于物价问题的文件传达。“我明天中午去找你吧。”她最后说。

我放下电话的时候觉得占用了Z的所有那些活动都极其无聊。我好像又回到了体制之中。我好像又消失在体制之中。将我们分离的体制好像又在试图阻挠我们关系的结束。这真是荒诞透顶！我不想再拖了。我只想尽快说出我必须说出的“结束语”。那好吧，就定在明天中午了！到时候，我一定要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

我不能再拖延。我不能再犹豫。我必须说出早就应该说出的“结束语”。

6.17

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出门。面无表情的服务员离开之后，我吃完了昨天晚上买回来的那些零食。然后，我继续想象和排练与Z“最后”的见面，就像是重复昨天深夜的梦。当然，我很清楚自己所有的排练都将是徒劳的，因为现实从来都超出或者悖逆我的想象。

Z在我午睡刚醒的时候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穿着那件我非常熟悉的衬衫。那是告诉我她生日的那天她穿的衬衫……已经那么多年了……她还记得实验室后面的那片小树林吗？她还记得那是我们的开始吗？这超出我想象的细节令我激动起来。我走近她。我盯住了她充满迷茫的眼睛。我抚摸它。我亲吻它。她紧紧地搂住了我。“你离我太远了，”她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从她紧闭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泪水。

我也紧紧地搂住了她。

“你离我太远了。”Z继续说，“真的太远了。”

这绝望和懊悔的声音令我兴奋起来。我将她放倒到床上。我兴奋地捧着她的脸，兴奋地亲吻她的脸。我解开了她的衬衫。我解开了她的背心。我将脸贴在她的胸脯上。我的右手从她的皮带底下伸向了她两腿之间……“我想要你。”我说着，用左手撑起了自己的身体。

Z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绝望和懊悔。“你离我太远了。”她说。

“我们现在很近。”我说，“这么近。”

Z懊悔地摇着头。“太远了，”她继续说，“你离我太远了。”

“我想更近更近。”我说。

Z绝望地看着我。“我……”她说，“我不行。”

“为什么？”我问。

Z将脸侧到了一边，对着墙。

“你害怕吗？”我问。

Z轻轻地抽泣起来。

“那不可怕。”我说，尽管我自己有点害怕。

Z抽泣着用我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了一句将永远令我颤栗的话。

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膜。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理智。“你说什么？！”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

Z将脸转过来。她的眼泪中闪烁着深深的迷惘。她将我的手从她的皮带底下抽出来。“是的。”她低声说。

6.18

我不知道昨天下午和晚上是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是的。”Z低声说。然后，她坐了起来。她将手在我的背上放了一下。然后，她离开了。我听见了她关门的声音。我知道她已经离开。我知道我们已经“正式”分开。但是，她好像又并没有离开。她好像还在我的身边，她不停地重复那一句令我颤栗的话：“我怀孕了我怀孕了我怀孕了……”荒诞的感觉猛击我的身心，令我痛不欲生。

我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我只有荒诞的感觉。我的大脑极为亢奋极为混乱。直到天已经蒙蒙发亮的时候，我才有了一点睡意。我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做了那个熟悉的梦。我又梦见了那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那一排看不到尽头的裸体。我没有像在从前的梦里那样走近它们。我感到寂寞，极度地寂寞。我蹲在森林潮湿的地面上，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被我的哭声惊醒了。强烈的阳光穿过肮脏的窗帘晒热了我的后背。我这才意识到昨天中午Z离开之后，我的姿势一直就没有变过。

我不知道时间。我不知道服务员是否已经来过。我不知道今天应该做点什么。我不知道昨天与Z的见面是否就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但是我知道，郑重其事的告别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们的关系事实上早就已经正式结束……在她怀上孕的时候……在我成为“自愿失业者”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被体制强行分配在相距千里之遥的地方的时候。

我又继续在床上躺了一阵才起来。然后，我去了一趟火车站。我很想马上离开这座已经与我毫无关联的城市。可是，我只买到了后天的车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隐喻。它意味着我事实上无法逃离这座与我毫无关联的城市。这也可能是一种天意。它意味着我还会与Z再见一面。那才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才又给Z的办公室打去电话。我有点想告诉她我离开的时间。接电话的人说Z今天一天都不在。她又说她明天好像也不会在。

6.19

昨天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突然非常想有一个“家”。这种情绪到晚上变得更加强烈。事实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情绪，变成了深深的懊悔。我责备自己没有早一点赶来与Z见面。我责备自己迟迟没有行动，去争取与Z生活在一起。

我非常想再见Z一面。昨天放下电话之后，我一直在担心她不去办公室是故意想躲避我。整个晚上，我都在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不停地回忆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我不停地责备自己的冷漠和耽误。我发誓在明天离开之前一定要与她再见上一面。

我的失眠得到了回报。今天刚刚起来，Z就敲响了我房间的门。

她还是坐在沙发上，我还是坐在床边，就跟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一样。我们表面上都显得非常平静。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Z伸手过来碰了一下我的膝盖。“对不起。”她说。

“不要这么说。”我说。

“那天接到你长途电话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犹豫。”Z说。

“我好像听出来了。”我说。

Z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有时候我真的很寂寞。”她说。

“我知道。”我说。

“上班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下班以后也没有什么事做。”Z说，“而且，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知道。”我说。

“寂寞让我很脆弱。”Z说。

我本来很恐惧去知道Z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Z伤感的语气对我有所触动。“你喜欢他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我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会让Z流下眼泪。

我伸手过去为她擦去眼泪。“你怎么哭了？”我问。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啊。”Z说。

在送Z去汽车站的路上，我们又恢复了见面开始时的平静。

“其实那一次分配就已经判定了我们关系的死刑。”Z说。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我说。

“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Z说，“我不想拖着你。”

“我也一直想跟你这么说。”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她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

6.20

与Z的见面和交谈对我的睡眠有积极的影响。昨天晚上，我睡了自外公去世以来最好的一个觉。醒来之后，我突然想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里的那一篇题为《白象似的群山》的作品。那是我读过无数遍的作品。我躺在床上将作品又重读了一遍。我仍然非常感动。或者应该说，我更加感动。作品中孤立无助的女主人公提醒我不应该与已经怀孕的Z不辞而别。我马上去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买好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

“我可以去送你吗？”Z问。

“我想你来送我。”我说。我知道，我们的下一次见面才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我们提早一个小时赶到了火车站。Z的眼睛有点红肿，脸色非常憔悴。她昨天晚上显然没有怎么休息。我们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两个座位。尽管她怀着的不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像海明威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那样焦躁不安。“你会留下这个孩子吗？”我认真地问。

“我不知道。”Z说。

“为什么？”

“他不想要。”

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我没有想到“他”会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之中。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Z说。

“不要说这样的‘如果’。”我用很生硬的语气打断了她的话。这种假设让我懊悔和绝望。

Z充满歉意地看了我一眼。“我的意思是，”她说，“我一直以为我们会有……”

“我从来没有那样以为过。”我又一次生硬地打断了她的话。

“你不喜欢孩子？！”Z说。

“我不喜欢这世界，这混乱的世界。”我生硬地说，“谁都不应该来到这混乱的世界。”

我们的交谈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们“最后”的交谈。我无聊地看着簇拥在候车室里的陌生人。我像他们一样，也是这混乱世界里的“过客”。我也是Z生活中的“过客”。我们就要分开了。我没有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任何痕迹。我一直在“守望”着她的“纯真”，我们的“纯真”。这是愚蠢和残酷的“守望”。

在我上车之前，Z拉了拉我的手。“不知道这一辈子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她伤感地说。

6.21

与来的时候相比，“回家”的旅程显得极为漫长。一路上，我没有任何兴致去读海明威和胡塞尔。Z占据了我。我们关系中的细节占据了我。那些细节中的激动和迷茫占据了我。“失去”占据了我。

我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带来“失去”的旅行？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旅行？我几乎忘记了外公，或者说忘记了他的死，他终于的死，他被等待已久的死。是的，这一趟旅行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我逃避了一场葬礼，但是却又经历了另一场更为复杂的“葬礼”，初恋的“葬礼”：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我们的纯真丢失了。另一个生命乘虚而入，开始像蛀虫一样噬咬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逃避。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逃避。

车厢里不仅乌烟瘴气，而且非常拥挤。车厢过道里也挤满了人，上厕所的路上需要跨越无数的障碍。好在送餐饮的车也推不过来，这多少降低了人们对厕所的需求。

列车的行进也很不顺畅。它走走停停，而且每次停车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最后，它停在一片开阔的稻田旁，竟好像再也不会开动起来了一样。

黄昏中的稻田看上去就像我自己一样疲惫不堪。陆陆续续有一些列车员和乘客下了车。他们有的围在一起聊天，有的在做着简单的伸展运动。列车长着急地在列车的首尾来回走动。“不要下来，不要下车，”他大喊着说，“马上就要开车了。”没有人理睬他的叫喊。列车也没有“马上”开动起来。

当列车长又一次从我的窗边走过的时候，我问他下一站是什么地方。他报出的站名让我兴奋不已。那不就是表姐平时上下车的那个小站吗？我又问他，我们的列车距离那个小站还有多远。他回答说大概四五公里吧。我兴奋不已地从行李架上取下我的背包，将车窗完全打开，从那里钻了出去。“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列车长在我身后大喊着说，“马上就要开车了。”我没有理睬他。我沿着铁轨朝那个小站走去。

6.22

昨天找到表姐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事实上，我刚沿着铁轨走出几步就有点不安了，因为我并不知道表姐的确切地址。但是，我没有想重新回到车厢里去。我继续朝前走。我相信我能够在小站里打听到表姐住在什么地方。

小站里只有两名职工：一个扳道工和一个站长（他同时还负责售票和验票）。我向身体肥胖的站长打听表姐的地址。“她是这里的小学老师，我从没有见过的表姐夫也是。他们还有一个孩子。”我说。

站长微笑着将我带到车站的门口。“你就沿着小溪边的那条小路走。”他说，“走到头就到了。”

小溪边的小路只有小溪那么宽。它可能是专为孩子们上学开辟出来的路。听着溪流清脆的声音，踩踏着质地朴实的泥土，我感觉自己这是走在一条通往天堂的路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表姐有那种特殊的感觉。我们一年之中只有那么短短几天的相处，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交谈……而我却能够从她那里感受到值得依赖的亲密。那种亲密好像是出自天意，就像那拥挤肮脏的列车会在这小站附近停下一样。令我痛不欲生的旅行提前结束了。这不是意外。这是拯救。这是有意的安排。

获救的感觉让我有点陶醉。结果，我偏离小溪，走了一段弯路。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偏离，很快又找回到了小溪边的小路上来。

6.23

我的突然出现并没有让表姐感觉意外。她也许同样知道这是有意的安排？！她没有问我从哪里来或者为什么来，就好像我应该来而且来得正是时候。表姐夫的样子比我想象的要老一点，而他的拘谨却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表姐的孩子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

表姐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他们一家住在教室后面的小房间里。表姐安排我住在与小房间相邻的那间更小的房间里。那是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和表姐他们房间的门都对着教室。教室只有我习惯的教室的一半那么大。讲台、课桌和座位都是用砖头和水泥板搭建而成的。

今天上午我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空座位上，听表姐上课。那是两星期前刚刚溺水而死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空出的座位。表姐昨天晚上与我谈起她学生们的情况的时候谈起了他。表姐班上的二十个孩子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学生已经十四岁，最小的学生只有五岁。他们学的都是小学课程，却属于不同的年级。“这叫复式班。”表姐说。然后，她指着那个溺水而死的孩子的座位说，那是她所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其实，表姐最小的学生应该是她自己的孩子。她上课的时候，就让那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坐在讲台旁边的地上玩耍。

在我的印象中，外婆和母亲从来没有来这里看望过表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们与表姐的关系好像非常近，又好像非常远。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表姐为什么会住在这样一个没有其他亲戚的地方。我看着她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领读课文的神态，也觉得她离我非常的近，又非常的远。

6.24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我想到外面去走走。表姐夫昨天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学校周围的风景很漂亮。表姐夫的话非常少。他突然的介绍激起了我很大的好奇。表姐坚持要我吃点东西再出门。“这样，你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她说。以前每次出门散步的时候，母亲和外婆都会提醒我“不要走太远了”。表姐的话打破了那种陈词滥调，让我感觉非常惬意。当然，我当然愿意走得更远一点。

这是一片清新透明的世界。一眼望去，只有纯净的风景，没有混乱的人影。绵延的山峦将天与地细密地缝合在一起。潮湿的空气沁人心脾。这纯洁的世界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魅力。

我正在犹豫应该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矗立在前方山顶上的古塔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朝那里走去。

山脚下是浓密的树丛，完全找不到像样的山路，我只能披荆斩棘而上。在上到一半的地方，四周的宁静突然被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水流声打破。那是极为厚重的水流声，与小溪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形成强烈的对比。我急不可耐地爬上山顶：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我的眼底。

这真是人间的天堂！我惊叹不已。我知道是天意将我引到了这里。我知道这里不仅是我“过去”的迷宫的出口，也是我走向未来的入口。我预感我将在这里完成一部大作品。

我在古塔旁坐下。我眺望着宽阔沉稳的河流。我忘记了所有的“失去”。我感激，感激这斩钉截铁的天意。

回到表姐那里，我迅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我告诉表姐我想马上回去。表姐没有留我。我喜欢她的随意和她对我的尊重。她陪我到了火车站。站长、扳道工和在那里等车的所有人都跟她打招呼。这让我有一点淡淡的嫉妒。

上车之前，我告诉表姐说我知道她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表姐的神色有点紧张。“你怎么知道的？”她紧张地问。

表姐的反应让我有点不安。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如果她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她问的是“为什么”，我肯定会回答的。我会回答说因为这里是“人间的天堂”。

6.25

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平静，好像自己是一个经常出远门的人，好像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出。除了窗户框架被重新油漆过之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甚至书桌和书架上也没有积起我预想的灰尘。

外婆似乎已经从极度悲哀中挣脱出来了。“我每天都给你擦书桌和书架。”她说，“我想你早就该回来了。”

我在其他的房间里看了看。那些房间的窗户框架也都被重新油漆过了，那些房间也都没有其他的变化。

从外婆房间出来之后，我感觉有点意外。我看了外婆一眼，想问她，为什么外公的骨灰盒没有摆放在她的房间里。但是，我马上又不想问了。我不想再去想外公的死。

外婆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她好奇地问，“那么急急忙忙就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外婆也跟着我进来。“我们都很担心你呢。”她继续说。

“担心我什么？！”我说着，在床边坐下。

“现在外面多不安全啊。”外婆说。

“家里也不安全。”我说。

外婆吃惊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她问。

“我知道什么？”我费解地问。

外婆走近我的窗户。“家里也不安全，你这话就说对了！”她说，“前天那油漆工正刷着油漆就从这里摔下去了。”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也不知道。”外婆说，“我就站在这里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就摔下去了。”

我瞥了一眼窗外。我想，如果我没有因为逃避外公的葬礼而离开这房间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在只是摔断了腿。”外婆说。

我并没有因为这“好在”的结果而减轻对自己的责备。

“现在真是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外婆说着，走了出去。

6.26—6.29

我没有想到回来之后这几天的心情会这样差。我觉得自己不是回到了“家”里，而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这种恶劣心情到底是因我在旅行中经历的地狱而起，还是因我最后发现的天堂而起？

我没有一点兴致去记录这几天的生活。我甚至没有一点兴致去生活。我埋头于写作。我用写作（或者说想象）来呵护自己的生命力。下面这篇写作就是这四天的成果：

伦理学

D在市中心开了一间眼镜店。再一次去那里配眼镜的时候，大学生发现他有想跟自己接近的意思。“你怎么现在回来了呢？”D关切地问，“还没有到放假的时候啊。”

大学生正戴着试片用的眼镜架，很像是一部喜剧片里的男主角。他故意没有回答D的问题。

D手里的细铁棍指到了视力表的最下一行，大学生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干脆地做着手势。D满意地点了点头，将手里的细铁棍轻轻地放到了桌面上。“以后要注意了。”他说着，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烟盒。他抽出一支烟，向大学生示意了一下。大学生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D将烟塞进自己的嘴里，点燃并猛吸了一口，然后又惬意地吐出了一连串的烟圈。“以后要注意了，”他说，“再加深就不好了。”说着，他俯身将大学生带着的试片架摘下。“你还在读《伦理学》吗？”他突然漫不经心地问。

大学生正在轻轻地揉着眼睛。D的问题让他有点吃惊。“你怎么知道我读过《伦理学》？”他吃惊地问。

“暑假你来配眼镜的时候就拿着那本书。”D说。

大学生想了想，却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早就没有读了。”他回答说。

“为什么？”D问。

“因为没有什么意思。”大学生说。

D坐到了大学生对面的那张小矮板凳上。大学生刚才的回答令他非常沮丧。“你知道斯宾诺莎的意图吗？”他突然有点激动地问。

大学生刚刚戴好自己原来的那副眼镜。他迷惑不解地看着D。他觉得他就像是从墙角里伸出来的一朵野蘑菇。他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斯宾诺莎的意图。

D在地上用力摁灭了烟头后，猛地抬头，用犀利的目光盯着大学生。“他要把我们引向自由。”他说。

大学生被这句话镇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自由”竟会是斯宾诺莎要将他的读者带往的地方。他向D提了两个相关的问题。D的回答令他顿开茅塞。大学生有点兴奋了。他竟忘记了自己与女朋友的约会。D也有点兴奋了，他不愿意被新的顾客打断，提早关上了店门。

大学生一边听着D的讲解，一边暗自赞叹这位眼镜店老板对斯宾诺莎的了解。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所有的眼镜都出自这同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他意识到《伦理学》是他与这家眼镜店之间神秘的纽带。

“‘必然’如果游离于外在世界，就是压迫和强制。而一旦它被提升为自我意识，人就获得了自由。”D认真地说。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好像不是特别满意大学生对这句话的反应。“这种提升是不是一定需要知识的帮助？”他接着说，“我不这么看。我更相信直觉的力量。”

第二天晚上大学生又去眼镜店的时候，D给他看了他自己的那本《伦理学》。“这是这本书最老的中文版本，它现在已经在市面上绝迹了。”D说。

大学生随意翻动了一下枯黄的书页。他惊叹书页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

“这本书一直跟着我。它经历了我经历过的所有磨难。”D非常得意地说，“它是我永远的情人。”

大学生想了一下，他不知道哪本书会跟自己经历所有的磨难。他看着D放下手里的书，认真地往火炉里添加了一些煤块。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要冷得多。”D说。

这句话被大学生当成了一种隐喻。他突然想回答昨天他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回来就是因为这出奇的寒冷。”他说，“我想退学。”

D显然非常理解大学生说的“出奇的寒冷”指的是什么。这一段时间，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被公开点名批评。“那与你有什么关系？”D不安地问。

“我受不了那些谎言。”大学生说。

D又将那本《伦理学》拿到了手上。“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他说。

“这不是放弃。”大学生说，“这是抗议。”

“你想抗议什么？”D问。

“抗议权力对自由的侵犯。”大学生情绪激动地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D。“我的这位朋友是著名的教授，存在主义哲学专家，”他接着说，“他所在的学校现在已经不让他上讲台了。”

那封信让D的脸色陡然一变。他迅速扫读了一遍之后，将信还给了大学生。

“还有，我的一个同学受不了这些宣传，上星期自杀了。”大学生继续情绪激动地说。

D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历史是不断的重复。”他说。接着，他与大学生讲起了自己经历过的“所有磨难”。他曾经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但是，在他即将毕业的那一年，他父亲忍受不了政治迫害，投河自杀了。他与父亲的一些通信因此被“有关部门”发现，他因此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开除了学籍，被遣送回到了原籍。

因为喜欢斯宾诺莎，他在一位表叔的帮助下开起了这家眼镜店。他的生意不是为了牟利，只是为了谋生。但是，每次政治运动起来，他的“政治面貌”总是被人想起，他的小店总是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如果不是因为自由已经被提升为自我意识，”D说，“我不可能熬到今天。”

最让D痛心的还不是他的社会生活，而是他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面貌”，没有女人愿意与他结婚。他最后通过一个顾客的介绍找到了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寡妇。她与他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所有的书籍都卖到废品站去了。“我的文化大革命比其他人的开始得要早，”D抚摸着《伦理学》破损的封面，深情地说：“这是唯一幸免于难的书。这是一个奇迹。”

随后的两天，大学生没有出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完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脸上已经没有那种阴暗的表情。他说话的口气变得十分肯定。“我打算回学校去。”他告诉D说，“明天晚上就走。”

D有点吃惊地盯着他。“是什么促使你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好奇地问。

“是你。”大学生说。

D第二天晚上一直把大学生送上了月台。他很高兴大学生没有“放弃”。他还说他不相信自己能够起那么大的作用。他说这应该归功于《伦理学》或者斯宾诺莎。不过，D又说，如果大学生将来真的想退学，也不必有任何的顾虑。“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他说。如果大学生真的退了学，他欢迎他到他的眼镜店来工作。D甚至还提到了他有一个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漂亮女儿。他说他们之间缺乏交流。他说她从来就不听他的话。“不过，”他诡秘地笑着说，“也许她会听你的话。”

大学生告诉D说，他暑假回来的时候已经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她也会来送我。”他说。但是，他不知道等一下应该怎样介绍他们认识，因为他的女朋友对市中心的这家眼镜店极为反感。他每次与她逛街的时候，她都不肯从眼镜店的门前走过。大学生不敢告诉她，他所有的眼镜都出自那家眼镜店。他也不敢告诉她，那天是因为与眼镜店老板聊天而耽误了与她的约会。他更不敢告诉她，与眼镜店老板的交谈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向。

“那太遗憾了。”D有点激动地说，“我真的希望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

大学生尴尬地笑了笑。他不好意思告诉他，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糟。

“差不多三十年了，我第一次跟人这么痛快地谈论起斯宾诺莎。”D深情地说，“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大学生没有太注意听D的这句话。他正在四处张望。他不知道他的女朋友为什么还没有来。他在盼望着她的出现，他又有点担心她的出现。他有点希望D能够在她出现之前离开。

但是，D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那天谈到了偶然性。你说你发现自由的背后总是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说，“你的那位教授朋友其实就是一个偶然因素。”

大学生将头扭过来，迷惑不解地看着D。“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D认真地看着大学生。“那天如果不是因为你给我看到了他的信，我可能就不会与你谈起我自己的生活。”他说。

大学生还是迷惑不解地看着D。

“三十年前，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D说，“不过，我们经常发生争吵，不仅为了哲学，有时候还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

这“偶然因素”真是让大学生觉得不可思议。

“在我被遣送回原籍的那天，只有他来车站给我送行。”D说，“他给了我这样的鼓励。”

大学生接过了D递过来的字条。那上面有他熟悉的笔迹写着的四个字：“绝不放弃！”他觉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偶然因素”让大学生激动得忘记了自己的女朋友。

D说他决定将自己保存了三十年的字条送给大学生。他还提醒大学生，因为他的擅自离开，回到学校之后，他一定会遇到不少的麻烦。他鼓励他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记住字条上的那四个字：“绝不放弃”。

回到学校，果然有不少的麻烦。大学生为自己的“逃学”写了两份说明，四份检讨。学校最后允许他继续学习，不过给他记了一次“严重警告处分”。

在生活终于恢复正常之后，他收到了女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一串没有标点的文字：“你居然跟他站在一起好啊你们串通好来骗我狗东西我们算了”。

大学生当天就给愤怒的女朋友回了一张明信片。他只写了一句话：“自由的背后总是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他不相信那位“斯宾诺莎的女儿”（如果他们还有机会见面，他就会这样称呼她）能够理解这句话。

这次写作经过了无数次的重写才得以完成。我并没有为它的完成特别兴奋，因为这种重写实在是令我疲惫不堪。写作完成之后，我重读了一遍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现代哲学卷”的第十章。这题为“斯宾诺莎”的一章并没有增加我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却让我对罗素谈论哲学的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是一种充满个人魅力的方式。那是赏心悦目的方式。我暗暗发誓，如果将来我也写一部“哲学史”的话，我一定要找到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我要用“业余哲学家”的魅力激活死气沉沉的历史。

6.30

I-See今天的出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拖着一只不大的旅行箱。他的额头上不停地冒着汗。“赶快给我一杯凉水。”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都快渴死了。”

I-See几口就喝完了我给他端来的水。“再来一杯。”他急不可耐地说。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次他只喝下了一半。然后，他端着杯子看着我。他的额头上还不停地在冒着汗。

“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早说过，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根本就没有希望。”I-See说。

“可是你对它寄托过希望。”

“不管你对它寄托多大的希望，它还是没有希望。”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名教授放在眼里。”

“这不奇怪。对这个体制来说，任何‘人’都不重要。”

“他们不顾我的强烈反对，开除了我的两个研究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组织了一次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

“这也是理由？！”

“真是荒唐透顶！”I-See义愤填膺地说，“我要去教育部申诉。”说着，他喝完了另外那半杯水。

“你还是对这个国家寄托了希望。”我用挖苦的语气说。

“总不能眼看着他们就这样将年轻人毁掉吧。”I-See严肃地说。

我不相信他能够挽救那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我相信他在北京会享受名教授的待遇，会被款待得很好，但是我肯定，没有人会让他看到新的希望。

I-See不肯听我的劝阻。他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将他送到火车站。我祝他一路顺风。我祝他申诉成功。

7.1

在醒来到起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刚刚过去的旅行第一次重现在我的大脑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重现：它既不是顺叙也不是倒叙，而是颠三倒四的叙述。一些事件完全没有出现，一些事件反反复复出现。一些局部变成了清晰的特写，比如Z的眼泪。而一些不属于这次旅行的事件也夹杂在这重现之中，比如Z的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她）像我一样孤僻。他（她）像我一样一事无成。他（她）刹那间就长出了满头白发。他（她）刹那间就被摆放在了焚尸炉的跟前，就像我写作中的“死者”一样。那真是极为迅速的人生。那真是极为荒诞的人生。

我可以说我完全理解他（她）的存在。用Z自己的话说，她很寂寞。用Z没有说出的话说，我太冷漠。我们有很多理由去解释偶然的事件。每一种解释都是对荒诞的躲避。但是，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只要我们还没有遗弃世界，荒诞就会不停地袭扰我们的生活和意识。

不管我理不理解，不管我接不接受，荒诞的确存在在那里，存在于Z的子宫里。它与我们关系的结束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它改变了我们关系结束的方式。它使我所有的想象都变得非常肤浅，非常可笑。它使我所有的准备都变得毫无用处，毫无意义。我从前一直以为想象可以超越现实。事实上，因为荒诞的无处不在，现实变成了想象无法抵达的极地。现实借助荒诞的魔幻不断地超越我们的想象。

如果Z最寂寞的时候是在我的身边，如果那正好也是我最寂寞的时候，那么，正在她子宫中成长的生命就将是我们要一起面对的现实……这种现实并不会让我免于荒诞的折磨，它也许会带给我更深的恐惧。

我也许不应该像海明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提示Z不要留下那个孩子。那是她的累赘。那不关我的事。我们了无生机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提示没有错：真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来到这混乱的世界上。我的提示是我对这种荒诞唯一的反抗。

7.2

最近几天，外婆一直都在找机会想告诉我外公葬礼的情况，但是每次我都巧妙地躲了过去。就像我恐惧那次旅行的重现一样，我也拒绝回到它的起因。

今天早饭之后，外婆的问题从我的睡眠开始。她问我晚上睡好了没有。她说昨天晚上太热了。她说往年可没有这么热。

“我的睡眠跟气温没有关系。”我说。

“我的也一样，”外婆说，“你外公走后，我的睡眠反而好多了。”

我有点吃惊外公的去世与外婆的睡眠之间的这种联系。

“那天在火葬场——”外婆说。

“我真想每天都睡得很好。”我及时打断了她的话。

外婆终于失去耐心了。“你难道一点都不关心你外公现在在哪里吗？！”她不满地说，“我一直都想告诉你，可是你一直都不想听。”

“我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不在了。这就够了。”

“你错了。”外婆说，“他还在。”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外婆用忧伤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应该知道他安息的地方。”她固执地说。

我看着执着的外婆，突然对她有了一点同情。“你不是想将他的骨灰盒摆在你房间里吗？”我问。

“不提这件事了。”外婆沮丧地说，“所有人都极力反对。”

我几乎想告诉她如果我在的话，也会极力反对的。

“你应该抽时间去看一下你外公。”外婆接着说，“那天只有你一个人缺席。”

我不想她提到“那天”的事。“我以后会去的。”我冷冷地说。

“以后是什么时候？！”外婆不满地说。

“我会去的。”我仍然是冷冷地说。

“你外公很寂寞。”外婆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因为我很寂寞。”外婆说。

“你们真是很默契。”我用挖苦的口气说。

“他走了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了。”外婆伤感地说。

“所以你才能睡好觉。”我说。

外婆瞪了我一眼。“你不要总是跟我开玩笑。”她说。

我刚有点得意自己又躲避了一次经历外公葬礼的机会，突然一阵困惑向我袭来，令我非常难受：外公与我的关系还在，我对他的记忆还在，他的称谓还在，他的“名”还在……可是，他的“实”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死亡是“名”与“实”最后的分离，正式的分离。（而我与Z正式的分离中却夹杂着一个荒诞的生命！）

我暗暗发誓，我永远也不会走近外公安息的地方。

7.3

在死的时候，人应该将属于他的一切统统带走，包括他的“名”，包括关于他的记忆。否则，他的死就是不完整和不彻底的。“虽死犹生”既是对死的歪曲，也是对生的戏弄。它是荒诞的人生可能经历的最后的荒诞。这荒诞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事故突如其来，使遇难者来不及彻底抹去自己的痕迹。事故造成的死亡当然是不彻底的。而那些对文明作出过贡献或者那些对文明造成过破坏的人也同样要经历虽死犹生的不幸。他们将“名”留在了世界上。他们并不能因为死亡而得到安息。他们还要不断地遭受历史翻来覆去的评说。

其实，一切死亡都是被歪曲的，因为死亡不是死者的体验而是生者的体验。生者总是要用记忆和语言去羞辱死者（歌功颂德就是一种羞辱，甚至可以说是最重的羞辱）。那些在混乱的世界里留下了英名或者恶名的人遭受着世界最无情的羞辱。

这似乎是写作者的困境。写作有可能会导致写作者出名，而出名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完整彻底地死去。这是我这样一个珍视“彻底的”死亡的写作者面临的困境。

我的思绪又被外婆的敲门声打断。“你还想要我给你擦书桌和书架吗？”她大声问道。她的提问是一种“言语行为”，我的语言哲学知识告诉我。外婆的“言外之意”是问我还想不想继续昨天的交谈。关于火葬场？关于寂寞？关于外公的“在”还是“不在”？……“不用了。”我回答说，“还是我自己来擦吧。”

7.4

今天我又见到了韦之。我在他的书桌旁坐下。我告诉他，我刚从“外地”回来以及我是为了躲避外公的葬礼才突然离开的等等。

“我知道你去了哪里。”韦之得意地说。

我不怀疑他能够嗅出我的行踪。

“终于结束了？”他试探着问。

“终于。”

“结尾怎么样？”

“怎么说呢？！”

“简单地说，有没有出现高潮。”

“什么高潮？”

“什么高潮都好。”

“应该说有戏剧的高潮。”

“你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吃惊地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说。

“这是生活磨炼出来的嗅觉。”韦之得意地说，“我感觉得到结束的方式有点出乎你的意料。”

“是完全，不是有点。”我说。

“你的目光突然变得忧郁起来了。”韦之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目光。”

我并不希望自己的目光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你现在更像是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韦之说。

但愿不像你身边的那些艺术家，我心说。

“其实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韦之说，“这不说明现实的复杂，只说明我们想象的贫乏。”

我盯着韦之的“阵地”。我很想听取他对未婚先孕的看法，但是，我必须非常小心选择自己的提问方式，因为我不想让他什么都知道。

韦之转换了话题。他说他最近一段写作的进度很不理想，因为他在忙着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让我后天再去他那里。“你会知道我在忙些什么。”他说。

直到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才鼓足勇气向韦之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你对女人有那么多的经验……”我问，“请教你一个问题吧。”

韦之看着我。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我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怀上了她不喜欢的人的孩子，她会很痛苦吗？”我问。

“许多女人怀上的都是她们不喜欢的人的孩子。”韦之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可是突然，他的表情就变得极为严肃。他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盯着我。“这是真的吗？”他问。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但是，我连点头的勇气都没有。

7.5

昨天回家之后，我对着镜子照了很久。我并没有看出自己目光的变化。我不知道韦之是怎样看到了突然出现在那里的“忧郁”。我非常后悔离开的时候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现在应该是什么都知道了。

站在镜子的跟前，我突然又有了写作的冲动。事实上，这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的冲动。很久以来，我一直对镜像非常痴迷。按照我在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平面镜所成的像是正立的虚像。我喜欢这个“虚”字。它让我想起“虚构”中的“虚”。是的，我写出的作品可能也是一个镜像。但是，它是什么的镜像，那面镜子又是什么？

我并不满足于作品是镜像这样的隐喻。我还一直想直接去写出一个“镜像”。这就是我昨天以来的冲动。我用第一人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尝试，写出了三篇不同的作品。在第一篇作品中，“我”就是镜像本身。它试图穿越镜面来寻找自己的本源。在第二篇作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镜子前的物体。它发现了自己与自己的镜像之间不仅存在着看得见的对应，还存在着看不见的对立。它对自己的镜像既爱又恨。它甚至不知道是自己更值得重视还是自己的镜像更值得重视。而在最后一篇作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镜子本身。它对自己的存在充满了懊悔。它似乎已经知道前两篇作品的存在。它认为是自己的存在造成了困扰这个世界的“身份危机”。

今天我反复重读了这三篇作品，我觉得它们都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我对镜像的那种狂热和痴迷。我决定不将它们中的任何一篇誊抄在这里。

晚上躺下之后，我突然想，生活可能也是一种“镜像”，而它的本源是我们“看不见”也“找不到”的。

7.6

上午刚走出房间，我又遇到了外婆的提问。“到底是什么事啊？”她问，“那么急急忙忙就离开了。”

“你不会自己猜吗？！”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对她撒谎又不能对她说真话，所以永远都无法回答她的问题。

“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我去猜呢？！”外婆不满地说。

“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还猜不出呢？！”我反驳说。我怀疑外婆其实早已经猜到了我的突然离开与外公一点也不突然的离开有关。她只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猜想。她不停地对我提问其实是想听我对她撒谎。

按照前天与韦之的约定，我又去了他那里。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已经先到了。他们在为他们中间的两位艺术家饯行。小房间的气氛极为热烈。

韦之告诉我，那两位艺术家下星期就要出国了，一个将去美国，另一个要去德国。“这已经是第三批了。”韦之说，“他们决定在今年之内全部移居海外。”为这些艺术家朋友们送行就是最近占用了他很多时间的活动。

包括韦之在内的所有人都情绪高涨。小房间的气氛极为热烈。

“为自由干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明年我们的作品将在纽约展出。”

“还有伦敦和巴黎。”

“等着《纽约时报》对我们展览的赞扬吧。”

“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只要逃离了这个国家……”

“我们会戴着桂冠回来。”

“那帮老东西会怎么想？”

“还管他们干什么？！”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他们热烈的抢白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理解他们处境的艰难。这种恐惧美感的体制剥夺了他们创作的自由。我也欣赏他们不断的努力，也赞同他们义无反顾的逃离。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对西方寄托的希望。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与荒诞的关系是什么？外在的自由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吗？真正的自由存在吗？……这些艺术家们似乎忽视了这些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成功的向往令我不安。

露易丝与他们不一样。她从来不参与这种热烈又浅薄的议论。我对她的生活和生命萌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好奇。

7.7

今天起床之前，我又想起了昨天在韦之那里听到的那些热烈的议论。接着，我还想起了I-See，他与韦之的那些艺术家朋友有许多类似之处。我不知道他在北京是否顺利。如果顺利的话，他的心中会不会又再度燃起对这个国家的希望？

我对充满希望的人总是充满了怀疑。他们夸大了自己。他们忽视了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无穷无尽的事故和问题构成的。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希望。

“成功”只是局部的麻醉。那些艺术家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只能在“那里”成功，而不能在“这里”成功，这本身就很可笑，很荒诞。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到了“回来”，戴着桂冠回来。这是一种陈腐不堪的情绪。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并不自由。这说明他们仍然是“这里”的奴隶。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在“那里”也没有获得成功，他们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乐观。

那些艺术家和I-See一样，他们都想向“人”（特别是他们的敌人）证明什么。这是他们的“不自由”。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敬意和畏惧。这是他们与业余哲学家的差距。业余哲学家以死亡为出发点，他知道所有的希望都没有道理，所有的证明都不合逻辑。

7.8

我今天完成的写作题为《一般的情况》。它的主人公“正在”朝一个“强烈的光源”奔跑。文本并没有交代他的这种奔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他是受了引诱或者欺骗，还是受了强迫？根据他对相对论的了解，他估计自己奔跑的速度应该接近光速，因为相对于他静止的人都变细了，细得就像是“人事处老P”的一根白头发。（“人事处老P”是我一篇还没有完成的作品的主人公。他是计划体制“吃人”的人事制度的代表。）

“强烈的光源”似乎是这篇作品的关键。它的颜色（“深红色”）既是革命的颜色，也是血的颜色。它象征着主人公的希望和未来。

年轻的主人公遇见的最后一位路人自称是他的“爷爷”。年轻人觉得自己与这病入膏肓的老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不知道这“不相似”说明是老人在对他撒谎，还是遗传发生了“变异”。两种情况都让他沾沾自喜，因为它们都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作品的高潮应该是主人公的那种反常感觉：他越接近光源，就越感觉阴冷。他怀疑那光源不是另一个“太阳”，而是一座古老的“冰窟”。当然，他的怀疑已经无济于事了。他身不由己，只能朝着那光源奔去。这时候，他说了一句点题的话，他说这是“一般的情况”。

这当然是一篇充满象征意味的写作。但是，象征又让它过于晦涩。我不想将它保存在这里。事实上，我注意到自己最近的写作越来越晦涩。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不知道这种倾向与我刚刚结束的旅行有没有关系，与我突然的“忧郁”有没有关系。

7.9

母亲出门之前提醒我读一下昨天的报纸。“她想要我知道什么？”我问外婆。

外婆为我翻动着昨天的报纸。“进入夏天以来，已经有不少人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淹死了。”她说，“我想她要你读的就是这条新闻。”

“每年都有不少的人淹死。”我说，“这不是新闻。”

外婆放下报纸。她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反应。“她的意思只是让你不要去河里游泳。”她说，“这是对你的关心。这是好意。”

“你不是说河里已经不能游泳了吗？！”我说。

“那也是报纸上说的。”外婆说，“可是，总有人不相信的。”

那些在河里游泳死去的人到底是淹死的还是毒死的？

然后，外婆提醒我不要整天都将房间的门关着。“现在天气这么热，还是要让房间透透气比较好。”她说。

我没有说我关着房门是不想她时不时就溜进来。她将窗台上的鸽子惊飞了。她让油漆工摔下去了。她重复的问题令我心烦意乱。甚至她为我擦去书桌和书架上的灰尘这种“好意”都令我忐忑不安……“我习惯了。”我冷冷地说。

“坏习惯就要趁早改掉。”外婆说。

“坏习惯总是很难改掉。”我说着，又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且马上关紧了房门。

外婆重重地在我的门上敲了几下。“你什么时候会去看你的外公啊？！”她大声说，“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去过了。”

我没有回答。

7.10

午觉睡得很沉。醒来之后不久，突然听到了收废品的小贩的吆喝声。那吆喝声好像是对我的召唤。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父母将家里的废品（旧书报、牙膏袋、乌龟壳等等）卖到废品站去的经历。每次废品站的那个歪脖子老头儿（我们称他为“宾努首相”）给我们结账的时候，我都想他将由废品变成的现钱放在我的手上。可是，不管父亲还是母亲都不让我去碰那些钱。他们总是说钱“太脏”，而从废品站出来的钱“更脏”。可是，我现在太需要它们了！哪怕它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

那吆喝声好像是对我的召唤。我迅速爬了起来。我在厨房和客厅里“搜寻”了几圈，想发现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成废品去卖掉。但是，除了旧报纸之外，我不知道现在的废品站还对什么有兴趣。我觉得自己应该先去卖一批旧报纸（它们也是最体面的废品），同时对现在的废品市场做一次市场调查。

我立刻将被外婆堆放在不同角落的旧报纸都集中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我找出纤维绳子准备将它们捆绑起来。我还在厨房和客厅里“搜寻”的时候，外婆就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反常”。看到我准备捆绑报纸，她终于按捺不住了。“你这是干什么啊？”她问，“这里面有很多文章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你没有时间看了。”我说。

“你这是什么话啊。”外婆说，“我还有的是时间。”

“我知道你还有的是时间。”我说，“我只是说你不会有时间去读这些报纸了。”

“你的意思还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外婆不满地说，“你这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然后，她摇着头走开了。

我将报纸捆绑好之后，突然又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空虚，很无聊。我没有像刚才打算的那样马上出门，而是又躺倒到了床上。我空虚无聊地打量着床边急速旋转的电扇叶片。

7.11

我知道自己今天有事可做，所以醒来之后情绪平静安稳。书桌上的台灯仍然亮着。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在入睡之前没有将它关掉。也许是因为阅读？我读的是卡内蒂的《迷惘》。那位汉学家的图书室被他的女佣人放火烧掉了。那虚构的大火无疑是无数历史真迹的“镜像”。这令人幻灭的“镜像”让我想起了自己写作中的“死者”以及他的疯狂世界中的“赫拉克利特”。

是的，今天我有事要做。但是整个上午，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坐在书桌前，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有点想知道Z的状况，又不想知道。那天我与韦之的谈话就以他的问题结束：“这是真的吗？”我不愿意相信！我不相信！

我吃过午饭才开始行动。外婆看着我提着捆绑好的报纸出门，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骑车穿过了好几条小街都没有找到一家废品站。我曾经记得的那两家废品站都改换了门面，一家变成餐馆，一家变成了发廊。这大概也是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标志。

我最后在靠近河边的街道上找到了一家废品站。旧报纸的收购价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倍，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老头儿将“更脏”的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童年时代的压抑终于获得了释放。我想借着这种愉快的感觉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我向老头儿询问现在什么废品比较值钱。老头儿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清单，“价格都在这上面，你自己看吧。”他说。

我正看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正在将废品归类的老头儿举起了两只易拉罐。“你看，这东西就很赚钱，五分钱一个。”他说。我顿时就有了今后一段生活的目标：今后每天我都要捡两百只易拉罐！在回家的路上，我兴高采烈地计算着将来的收入。我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买下书店哲学架上的所有新书了。

我决定明天就开始行动。

7.12

上午外婆先是试探性地敲了几下我的房门。没有听到我的反应，她又重重地敲了起来。“你在家吗？”她关切地问。

“我不在。”我气鼓鼓地说。

敲门声马上就停止了。

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外婆放下了手里的报纸，紧张地看着我。“你有事吗？”她问。

“有事。”我冷冷地说，“我马上就要出门。”

“不是，”外婆说，“我是问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她显得很担心的样子。

我看了她一眼。“这样的话，我就应该说我没事。”我说。

然后，她跟在我的身后，看着我洗脸漱口，看着我吃完早饭。“你真的要出门吗？”她不安地问。

我说是的，我马上就要出门。

“你去干什么？”她不安地问。

我不耐烦地提醒她不要管我的事。

“你还要去卖废品吗？”她拒绝接受我的提醒。

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还没有跟你讲过你那位姨外婆的故事吧？！”她说。

我听过那位姨外婆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后来她疯了。”她说。

我好像隐隐约约也知道这一点。

“你知道我们怎么发现她疯了吗？”她说。

我等着她马上说下去。

“她每天都去捡废品。她每天都去卖废品。”她说。

我被外婆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先是感到了一阵深深的恐惧，接着又感到了一阵深深的内疚。

“我真为你担心啊。”外婆说。

7.13

外婆对我的担心也让我对自己担心起来。这真的是一种征兆吗？我如此理性（如此精打细算）的行为真的是非理性的征兆吗？我昨天一整天都是在这种担心中度过的。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不允许自己出门去跨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我昨天一整晚也是在这种担心中度过的。我知道一旦跨越那个界限（我很可能已经与它非常接近），我就不可能再回来。我不想从“这个”混乱的世界进入“那个”混乱的世界。

现在我仍坐在床边。我已经不是太担心自己的状况了。我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我觉得它稍长了一点。我去厨房取来一块湿抹布，将我认为稍多出来的那一截擦掉，心里就舒服多了。这时候，我听见外婆大声说：“不要整天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的大脑的确已经僵死了，我想出去走走。在我打开房门的时候，外婆又用极为不安的目光盯着我。“你又要出门吗？”她问。

“你不是提醒我不要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吗？！”我说。

“但是你没有必要每天都到外面去。”外婆说。

我对她笑了笑，走出了家门。

外婆看着我走下楼去。“我真为你担心啊！”她大声说。

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出门的目的，可是，刚走出大院，我就看到了一个单瘦的小男孩：他的头轻轻地晃动着，他的眼睛悠闲地四处张望。最重要的是，他正在吸食手里的可口可乐。跟在他身后走了一阵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正在跟踪这个孩子（准确点说，应该是跟踪他手里的易拉罐）。我注意与他拉开距离。我不能让他发现了自己。那个孩子实在是太悠闲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去发现什么。我羡慕他的无忧无虑。

我一直跟踪他到了江边。我又跟踪他到了大桥上。他在大桥上停下来了。他趴在护栏上悠闲地打量着浑浊的江水和在江面上缓慢行驶着的破旧的运沙船。我也在离他约二十米远的地方停下。我注意到他已经松开了吸管。我有点兴奋。我看着他摇了摇易拉罐，然后又含了一下吸管。显然，他将最后的一点都喝完了。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走近一点，小男孩突然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他奋力将易拉罐抛向了空中。然后，他趴在护栏上，一直看着易拉罐落到了江面上。然后，他蹦着跳着往回走。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这个小男孩是一个小天使。他与老“魔鬼”一样的外婆一起扑灭了有可能将我引向疯狂的冲动。

7.14—7.15

我在几天前的一篇不成功的写作里已经提到了“人事处老P”。他是我的一个虚构人物，一个“未完成”的虚构人物。我感激那个天使般的小男孩。他粉碎了我每天捡两百只易拉罐的生活目标。他让我安静下来，完成了令我颤栗的虚构。

人事处老P

假如我曾经认识他，我的生活肯定跟现在大不一样了：比如那年夏天，我也许会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跟他一起穿过那无数条陌生的小巷，最后来到那座坟墓的跟前。他低着头在墓碑前伫立了很久。我很想知道他的表情。但是，我又害怕他突然转过身来，责问我为什么一直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他没有转过身来，而是猛地蹲了下去。这样，他正好面对着墓碑。他的右手撑在地面上，撑着他微微前倾的身体。

我突然有点想家了。我有点后悔跟在他的身后走到了这样一个陌生又阴森的地方。

“你可以再走近一点。”他冷漠地说。

我意识到他这是在对我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我充满惊奇地问。

他的后背痉挛了一下。“我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看见。”他说，“哪怕是已经死去的人。”说着，他将左手伸向了眼前的墓碑，“比如他。”他说。

我不安地朝他和墓碑走近了几步。“比如他。”他迷惘地重复了一遍，同时开始用左手抚摸墓碑上的名字和名字下面的那些数字。那是我熟悉的手……是的，有一次从一扇很大的窗户里，我看到过那只手。它均匀地翻动着一页页的档案材料，翻得材料枯黄了，翻得时间麻木了，翻得那手上的皮肤都起了皱……“你读得懂这些数字吗？”他冷漠地问。

“他比我父亲还小。”我说。

“但是你父亲还活着，”他说，“还有说有笑。”

“不，他很少说话，也很少笑。他很严肃。”

“但是他还活着。”

“他经常打我。”

“但是他还活着，知道吗？”

“我怕他。他打我的头，打得很疼。”

“但是你父亲还活着。可是他……”他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冷漠地说，“活着和死了是不同的。”

我刚想告诉他，当我父亲痛打我的时候，我会诅咒他，诅咒他马上死掉。但是，他猛地站了起来。这突然的动作令我没有来得及将话说出来。

他的后背又痉挛了一下。我不知道他的表情。从他的声音，我肯定他有点激动。“他来了。”他说。

“谁？”我恐慌地问。我没有看见任何人。

他没有回答。

“谁来了？”我更加恐慌地问，“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个“来了”的人好像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他好像已经在与他寒暄。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觉得非常奇怪。“你在跟他说话吗？”我好奇地问。

他好像是沉浸在相遇的惊喜之中，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又朝他走近了几步。“你在跟谁说话啊，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见？”我说着，伸手过去，碰到了他的后背。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那样激烈的反应。他猛地转过身来，用他左手的手掌按住了我的脸。我从他的指缝里看到他的脸只是一块长方形的平面，上面没有任何的起伏。

我熟悉那只手。我曾经看着它均匀地翻动着一页页的档案材料……到了冬天，那只手的手背上长满了冻疮。然后，它还会开裂、流脓和出血。但是，它还是在不停地翻动着那一页页的档案材料……是的，这就是我熟悉的那只手。它的手掌突然按在了我的脸上。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他就稍稍用力推了一下。我被推开了，我被推远了，我被推到了一个梦的尽头。我睁开眼睛，发现天花板上涂抹的那层石灰已经剥落了一块，那残损的印迹正好酷似我们国家的版图。可是，地面上为什么没有任何石灰粉的痕迹呢？我爬起来。我觉得非常奇怪。这时候，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他显然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能够看得见呢？！”那声音说，“他的生命又不由你控制。他的死与你又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来自什么地方。我房间里唯一的可疑之处是天花板上的残损以及那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石灰。我站在房间的正中。我突然想起了书架后面的那个老鼠洞。那是我的房间与地下巨大的老鼠之城唯一的联系。一年一度的“灭鼠周”刚刚过去。不少的老鼠都被我们用毒气从它们的城市里熏了出来，纷纷暴死在城市的马路上。也许那声音来自书架后面的老鼠洞，来自空荡荡的地下之城？

不错，任何人只要曾经认识他，生活就会跟现在大不相同。我错过了他，那是我的幸运。那年夏天，我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就是那年夏天！我需要将一大叠作业本交给凶神恶煞似的班主任老师。我来到了她单身宿舍的门口。我刚想敲门，突然从房间里传来了班主任老师的嬉笑声。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笑过，所以我好奇地将脸贴到了裂开的门缝上。我惊呆了。我看到班主任老师光着身子坐在木澡盆里，正嬉笑着往坐在床边的那个男人身上弹水。那个男人在认真地读着手里的报纸，开始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在我羞愧到了极点想赶快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扔掉了报纸，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从木澡盆里一把抱起，扔到了床上……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看到那一切。我只知道，假如我认识他，我就不会有那种一直令我困惑的经历。比如我会跟在他的身后，再一次来到令我困惑的墓地。与上次不同，墓地现在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我们仍然在那块墓碑前停了下来。那个人仍然神秘地出现了。我仍然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沮丧地告诉我，那个人又在骂他。“他骂我是暴政的帮凶。”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人事处的老P。”他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自己也只是一个奴隶。”他说，“我不能不那样做，你知道吗？”

“哪样做？”

“将他送进监狱。将他置于死地。”他说。

“我只知道你一直在翻动着他的档案。”

“我在翻动所有人的档案。”他说，“对我来说，时间是倒流的。我看到的总是人们的过去。”

刚说完这句话，他就随着整个墓地一起消失了。在那块墓碑的位置突然出现了一扇门。那是我们家的门。我推开家门，迅速跑进外公的房间，从他的书架上取出了那本已经没有封面的《圣经》。我读着读着……大概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突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无数条陌生的小巷。我拼命地朝前跑去，终于又看到了他忧郁的背影。

“我不会消失的，永远也不会。”刚刚在墓碑前停下来，他就说话了。他显然是在对我说话。

这一次，那个人过了很久才走过来。他们的交谈令我十分沮丧，因为我什么也听不见。但是，在他们的交谈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耳鸣。我猛地抬起头，居然看见了墓碑后面站着的那个人。那不就是我自己吗？我惊叫了一声。

人事处老P猛地转过身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也是他第一次看见我。我觉得他有点面熟。“我看见了跟你说话的那个人。”我胆怯地说。

“是吗？”他说着，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他的目光怀疑又不安。接着，他回头看了一眼墓碑后面的那个人。他看着那个人突然朝我走过来。他看着他从容地穿过了墓碑。他看着他走近了我，走进了我。他看着我打了一个寒颤。他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凄惨。他笑着走开了，他消失在由那无数条小巷编织而成的城市的迷宫里。

我知道，迷宫里的所有房门都仍然紧紧地关闭着，就跟我们走来的时候一样。我也知道，“紧闭”对他毫无意义。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意闯进任何一幢房子，用他的左手（是的，我熟悉那只手）将躲在角落里浑身发抖的人拖出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那是他的权力，那是他的责任，他这“暴政的帮凶”，他这不能不那样做的“奴隶”。

是的，就是那年夏天的那种困惑让我错过了人事处老P，错过了跟在他的身后穿过那无数的小巷走近墓地的经历。不然，我的生活会跟现在很不相同的。

我其实没有错过“人事处老P”。我的生活和我对世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没有他，我和Z现在应该正生活在一起：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她现在不会怀上别人的孩子呢？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7.16

我越来越依赖于写作了。也就是说，我越来越依赖于我能够给生活带来什么，而不是生活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可是，我的写作到底有什么价值，我并不知道。韦之总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会被人“发现”。我没有那种期待。我已经厌倦了等待。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写作也像自己一样遭受着等待的煎熬。我写作是因为我需要写作。这是生理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写作是死亡在逼近我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这是巨大的障碍。

我没有期待过写作给我带来什么。“名声”、“荣誉”和“实惠”都让我恐惧。写作的唯一结果（或者说目标）应该就是作品。我通常将它称为“我的写作”，因为“作品”好像只是静物，而“我的写作”有明显的动感。抵达了这个目标就会有“天人合一”的感觉。昨天完成的《人事处老P》就带给了我这种感觉。我很得意这个古老的中国哲学概念能够在我的现代生活中显灵。

但是，“我的写作”与我自己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一方面，我肯定“我的写作”纯属虚构；另一方面，我却又将它与我关于生活本身的那些记录并列在日记之中。这说明我相信它同样是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见证的一部分。虚构如何见证生活，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是三千年来的哲学所忽视的重大问题。

有一点非常清楚，“我的写作”超出了这个国家能够接受和容忍的范围。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过发表的体验。这并没有让我失望，因为我对发表从来就没有期待。不过，它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让我对“我的写作”与我的生活的关系（应该说没有关系）又有了更多的思考。

7.17

今天我赶到韦之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写作。我知道他的写作是可以被打断的。这是他极为得意的一种天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难回到被打断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外婆更像是一个魔鬼：她是“我的写作”的天敌。

我到韦之那里并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觉得有点无聊。我只是想与他随便聊聊。我问他，那天他们为之饯行的那两位艺术家是不是已经离开。他说去德国的那一位因为要办理离婚手续推迟到下星期才走。我又问他，他是不是也有去国外学习或者居住的想法。

“现在谁都想走。”韦之说，“但是我不能走。”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的研究对象大多都在这里。”韦之说。

“这是很好的理由。”

“而且，”韦之说，“我已经预感到八十年代会以奇特的方式结束，我不想错过了见证历史的机会。”

我一直不太理解韦之的那种预感。那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接着问他，他是否真的相信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会在自由世界里获得巨大的成功。

韦之摇了摇头。他说他没有他的朋友们那么乐观。“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他说，“成功与自由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离开韦之那里的时候，他说他明天要去找在我们城市里那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的朋友。他希望我能够一起去。“去试试你的运气吧。”他说。

我肯定我的写作与运气无关，但是我同意明天跟他一起去。

7.18

在去编辑部的路上，韦之告诉我，他以前从来没有替我向这家杂志社投过稿。他认为我的写作发表在这家杂志上是一种“屈就”。但是现在，在我的写作已经被他看得上的所有杂志拒绝了之后，他开始想尝尝“屈就”的味道。

韦之的朋友毕业于全国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身材矮小，但是态度却极为高傲。我还没有跟他握手，就对见面的结果有了不祥的预感。跟他握手的时候，韦之介绍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这种低调的介绍居然也让韦之朋友的脸上显出了不屑的表情。“你的东西带来了吗？”他不以为然地问。

我谦恭地将昨天晚上认真挑选出来的几篇作品递过去。

韦之的朋友傲慢地接过我的稿件。“你不要以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能看稿子。”他说，“编辑也是人。”

我并没有指望他马上看我的作品。我甚至指望他不要马上看我的作品。我不想马上听到敷衍了事的评论。

韦之的朋友随意翻动了一下稿纸。“你的稿子都这么短吗？”他不以为然地问。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写作的时候不怎么考虑篇幅。

“那怎么行！”韦之的朋友说，“短篇小说起码要八千字以上。你这样的篇幅都还不及别人的一个开头呢。”说着，他不以为然地将我的作品扔到他的办公桌上。

我看了韦之一眼，他的表情有点尴尬。

他的朋友双手在办公桌边上有节奏地交替拍打着。“写作仅仅有虔诚是不够的。”他对韦之的介绍显然还耿耿于怀，他傲慢地说，“写作还需要有天赋。”

韦之连忙补充说：“他正好就有写作的天赋。”

他的朋友看了他一眼。“天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长度。”他说，“这种短小的东西没有什么分量。”他说着，又将我的稿件往办公桌的更里面推了一下。

“那我还是先把稿子拿回去吧。”我谦恭地说。

韦之的朋友马上将稿子还给了我。“记住，”他傲慢地说，“短篇起码要八千字以上。”

从编辑部出来，我告诉韦之，退职之后我就发誓不再进任何人的办公室了。今天的经历是体制对我“失言”的报复。我接着又跟韦之开玩笑说，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想要揍扁的是那帮“老东西”，而我想揍扁的是一个年轻人。我说这年轻人真“不是东西”。

7.19

不管这世界会不会接受我的写作，我会继续写作。借用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在我与写作的关系中，写作是主体，我是客体。写作主宰着我，而不是我主宰着写作。我无法抵挡写作的涌现。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这种说法很好，它强调了“我”对写作的从属地位。因为我受制于写作，我的生命是不自由的。我也不奢望自由。我的口号不是“自由万岁”，而是“写作万岁”。

我无法抵挡写作的涌现，但是却可以苛求我的写作，可以拒绝将它提升为“关于生活的证词”。是的，我现在越来越依赖写作……这意味着我写得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我越来越容易不满意自己的写作。今天的写作又令我极不满意。首先，它是我知道了“短篇小说”的“最低消费”（至少要八千字）之后又一篇“没有分量”的作品。其次，它呈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火车上的一段关于“婚姻”的对话。他们只是萍水相逢的过客，却在“旅行”（这是人生的象征吗？）途中谈起了他们都“没有资格”谈论的婚姻。他们的谈论意义晦涩，逻辑混乱。

作品唯一有点意思的地方也许是这次旅行的“方向”：对女人来说，这是“归途”，她刚办好离婚手续回来；而对男人来说，这是“出路”，他正在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这表面上的相反是实际上的相同：随着旅途的伸展，他们都离“婚姻”越来越远了。我现在想，甚至还可以在作品的结尾暗示他们这萍水相逢的过客因为离婚而相遇，而陷入另一次“婚姻”。也就是说，这次表面上离“婚姻”越来越远的旅行其实又意味着离“婚姻”越来越近……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这荒诞的生活过程可以称为是“否定之否定”。

我不知道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会涌现出来。结婚和离婚都是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看来，两者都是“不可说的”，应该像维特根斯坦规定的那样“保持沉默”。或者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街道办事处主任去说吧！我不知道这样的话题为什么会进入我的写作。

7.20

天气极热。外婆的抱怨让这热极了的天气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她不停地抱怨说：“这应该是今年最热的一天了吧。”可是，第二天总是更热。她还抱怨说：“一动就是一身的汗。”她甚至还抱怨说：“不动也是一身的汗。”

我望着书架，望着书架上那些对天气没有强烈感觉的伙伴们。我不知道在我离开世界之后，它们会不会非常寂寞……不，它们可能还来不及寂寞就变成了废品，就被送进了废品站，就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我突然又想起了被我“遗弃”的那些伙伴们。我突然也想起了那些同时被“拐骗”的伙伴们……它们现在会不会非常地寂寞？

因为“一动就是一身的汗”，外婆也很少走出她的房门了。她的痛苦带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安慰。但是她几乎整天都开着电扇。那台古董般的电扇发出奇怪的噪音。它取代了外婆沉闷的脚步声，不断干扰我的思路。

因为电压很低，晚上房间里所有的灯光都显得极为黯淡。“这电灯跟从前的煤油灯差不多了。”外婆抱怨说。

“你怀念从前的生活吗？”我问。

“当然。”外婆说，“从前的生活多有意思。”

我不知道当外婆还生活在“从前”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那种生活很有意思。

也许所有远去的生活都比现在的生活有意思，就像远处的生活一样。

7.21

是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挽救人的危机。死亡决定了生命的荒诞，荒诞引发了人的危机。这是纯粹的危机，绝对的危机，无法挽救的危机。焦虑和恐惧是这种危机的标志。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值得焦虑和恐惧的呢？而死亡无法避免，对它又有什么值得去焦虑和恐惧的呢？刚刚醒来，我的大脑中就跳动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我没有吃早饭就出门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着，突然有点怀念从前上班的时候清早的那种匆忙。那时候我不是一个例外：我与整个体制一起运转。我付给它时间。它维持我的生计。现在我“遗弃”了那个体制，我成了寂寞的例外：我没有了工资，却有了消费不完的悠闲……这是我现在面对的双重压力。我的“遗弃”加重了我的焦虑和恐惧。

我走近路口炸油条的那个摊位。大油锅里翻滚着的热油以及油锅下躁动着的旺火给酷热的天气添加了更多的激情。我站到了其他顾客的跟前，好奇地打量着在油锅里膨胀起来的油条。我发现那膨胀的过程不仅充满了哲理，还充满了诗意。而炸油条的人却长得极为世俗。他用夹油条的巨型筷子朝我指了指，问我要买多少油条。我说我不要。“不要就不要站这里碍事。”他粗暴地说。

我尴尬地走开了。我还没有想清楚那油锅里的膨胀过程到底有什么哲理和有什么诗意。

7.22

革命是历史中的华彩部分。革命的荒诞凸显出生命的荒诞。在连续好几次失败之后，我的笔下终于出现了令我满意的写作。而它引出了一位革命者，这更是令我兴奋不已。我一直想完成一批以“革命”为主题的作品。我一直想用写作来发现革命的荒诞。这次的成功也许就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革命者

牢房极为潮湿。躺在地面草垫上的小偷不停地翻身。“身上都快长霉了。”他诅咒说，“这他妈的湿气。”

坐在墙角的革命者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他腰部的那处枪伤被咳嗽震动得疼痛无比。

开饭的时刻又到了。送饭人的脸色还是那样紧张。这已经是第三天了，革命者清楚地记得。三天前第一次看到送饭人的这种脸色的时候，革命者刚刚与小偷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那场争论完全是革命者自己引起的。他想说服小偷改邪归正，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来。而小偷却不以为然。“革命也不过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用挖苦的语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诬蔑革命？！”革命者说，“革命是高尚的牺牲，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牺牲，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的谋生。”小偷不以为然地摇晃着上身，说：“你们这种人没什么了不起，还总是好说大话。我最看不上的就是好说大话的人。”蒙受羞辱的革命者终于知道小偷已经不可救药。他沮丧地背过身去。他的脑海中顿时重现出他经历过的那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坚信革命高于一切。他坚信革命者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坚信革命事业是人世间最了不起的事业……就在这时候，送饭人紧张的脸色引起了他的注意。凭着多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革命者意识到那种紧张与他自己的命运关系重大……可是，他这一次的判断好像又错了，就像导致他被捕的那一次判断一样。连续两天，他故意去接近送饭人，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他妈的地方跟停尸房差不多，”小偷抱怨说，“你他妈还来送什么屁饭。”

革命者侧过脸去，用鄙弃的目光瞪了小偷一眼。就在这时候，他感到有一个纸团塞到了他的手里。他开始有点紧张，不敢马上回过头来。等到情绪稳定下来之后，革命者才回过头来。他看见送饭人刚好走出了牢房。看守在将门锁上之后，习惯性地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肯定是一份周密的营救计划！革命者激动地掰开小纸团。他了解他的组织，他了解他的同志，他知道他们不会忘记他……可是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革命者将纸条翻来覆去……怎么上面一个字都没有？这是送饭人的失误，还是一种更特别的暗示？

要经过整整的一个晚上，革命者才能够再见到送饭人。他焦躁不安，也对“未知”充满了恐惧。他用鄙弃的目光瞥了一眼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小偷。然后，他开始回忆从前用过的所有那些编制密码的方法。他想尽快破译出白纸条的意义。

他没有想到送饭人会提前出现。他在凌晨三点钟走下牢房门口的台阶。他不仅提来了很香的饭菜，还提来了一只小小的酒壶。

“为什么是一张白纸条？”革命者急不可耐地问。

送饭人的脸色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紧张。他慢条斯理地将酒壶递给革命者。

“为什么？”革命者用命令的口气问。

送饭人看了一眼在革命者身后熟睡的小偷，又回头朝牢门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他用压得更低的声音告诉革命者：“原来的那个计划被取消了。”

“什么计划？”

“营救你的计划。”

“为什么要取消？”

“因为敌人动作更快。”

“什么意思？”

“你应该清楚这顿饭的意思。”

“……”

“你应该知道，再过一个小时，你就不在人世了。”

酒壶从革命者手中滑落到了地上。碎裂的声音使看守立刻出现在牢房的门口。

送饭人一边捡拾地上的碎瓷片，一边回头对他示意“没事”。看守漠然地走开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一张白纸条？”革命者沮丧地问。

“我也不知道。”送饭人说，“我知道你在等。我不想你白等。”

“一张白纸条不就是白等吗？”革命者说。

“它至少暗示了组织对你的关心。”送饭人说。

革命者绝望地低下了头。“关心？！”他冷笑着说，“关心有什么用？！”他的声音低得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送饭人冷静地收拾好革命者一口也没有吃的饭菜。在他刚准备离开的时候，革命者突然指着身后的小偷激动地说：“为什么没有想到让这个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小偷替我去死呢？”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都还来得及。”

送饭人痛苦地摇了摇头。他没有告诉革命者，组织上其实已经想到过这一点。可是……他痛苦地说：“已经来不及了。”

送饭人的回答让革命者彻底绝望了。他突然咆哮起来：“知道吗？我其实还不如他，不如一个毫无价值的小偷。”

看守又冲到了门边。他对革命者温和地说：“安静一点。”

四十分钟之后，一颗子弹击穿了革命者的左心室。

送饭人来送早餐的时候，小偷问他同牢的那位傲慢的革命者怎么不见了。

“他越狱了。”送饭人冷冷地说。

送饭人的话让小偷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他用惊叹不已的语气说。

送饭人茫然地看着革命者极为鄙弃的小偷。“如果你不是睡得像死猪一样，他肯定也带着你一起越狱了。”他用挖苦的语气说。这句话让送饭人突然觉得自己也跟这小偷一样，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小偷满怀懊悔地咬下了一大口粗面做的馒头。“这小子，”他说，“还真会装。”

在接下来的所有夜晚，小偷在像死猪一样熟睡之前都会想起革命者。他想象不出革命者为什么那样会装。他知道自己从此会对“好说大话的人”刮目相看。

7.23

正在午睡的时候，我又被外婆紧张的敲门声惊醒。我打开门，发现外婆的脸色非常难看。“你又不舒服了吗？”我问。

外婆只是长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跟着我走到了我的床边。她茫然地看着我又在床上躺下。“我可以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吗？”她问。她并没有等我回答，就在我的床边坐下了。

我突然意识到外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我讲过故事了。外公的死对她的确有很深的影响。

“又出事了。”外婆有点激动地说。

我不认为她又知道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还记得老猫吗？”外婆问。

她又谈起了老猫，这倒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当然记得。”我说。

“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死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调查出结果了吗？”

“几个月了，什么结果也没有。”

“我早知道会这样。”

“昨天调查委员会都正式解散了。”

“就把这当成结果吧。”

“可是又出事了。”

我有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老猫他妈也死了。同样的死法，死在自己家的厕所里。”

我被这消息惊呆了。

“多么伟大的母亲啊。”外婆说。

我被这意想不到的消息惊呆了。

“她用同样的方式跟着自己的儿子走了。”外婆说。

7.24

我不愿意在阳台上乘凉主要是因为怕蚊子，其次是因为怕外婆。“今年的蚊子特别多。”外婆说。她每天都在阳台上乘凉。她在那里点上了不少的蚊香。她的手里握着一把大蒲扇。“我老了。蚊子不喜欢我。”她经常这样得意地说。但是，蚊子很“喜欢”我。只要稍微在阳台上站一下，我的身上就会被它们咬出几个包来。而外婆的话就像蚊子一样多。那些话不停地叮咬着我的心，让我焦躁不安。

但是，今天我还是决定在阳台上过夜。我躺在狭窄的竹榻上。我不允许自己因为蚊子的嗡叫和外婆的唠叨而烦躁。我甚至将它们都当成是催眠曲。那真是很好的催眠曲。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知道自己睡着了，因为我半夜里惊醒了一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惊醒，是因为蚊子的叮咬，还是因为突然刮起了大风？我睁开眼睛。四周的清静让我感觉到一阵罕见的惬意。我注视着高远的天空。那个静止闪亮的圆盘是什么？它那么真。它那么善。它那么美。它好像是一位想与我交谈的挚友。它好像是我寻找多年的家园。但是，它怎么突然变得有点模糊了，就像是一片迷迷蒙蒙的怀念……对往昔的怀念，对“失去”的怀念……我用我的掌心抹去突如其来的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被惊醒了一次。天空依然很高很远很清静。那个闪亮的圆盘不见了。我知道自己在半夜里看到它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因为我意识到“失去”是永远的失去……

要感激突然刮起的大风。它吹走了蚊子。它吹走了天上的浮云。我断定，我这两次惊醒都是因为这带着凉意的风。我真想再睡着一下，因为我还想再被风吹醒一次。

我知道，天气终于开始要转凉了。

7.25

我对片断或者断片充满了敬意。所以，我会极为反感那位傲慢的文学编辑提出的篇幅标准。今天我完成的写作又只有四百多字。它的题目是《多米诺骨牌》。

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冒着大雨来到了街道尽头的那家妇产科诊所。在与他的寒暄中，诊所的主人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欲望”，诊所的生意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叙述者却对诊所的生意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他说诊所生意的一部分来自“诞生”，而另一部分却来自“死亡”（对“诞生”的阻止）。妇产科大夫接受这种分析，不过，他试图将两种对立的财源辩证地统一起来。“死亡不也是一种诞生吗？”他表情诡秘地说。

叙述者去找这位大夫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他有一副多米诺骨牌。他与他一起开始摆玩这种“建设”与“摧毁”（或者说“生”与“死”）的游戏。两个全神贯注的游戏者既是“建设者”又是“摧毁者”，就好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游戏给了他们绝对的自由和极端的权力。但是，叙述者对此并不满足。他有更大的野心。他想摧毁令他惶惶不可终日的“过去”。而为了彻底摧毁过去，他首先需要将“过去”的所有细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摆放出来。这对他无疑是不堪忍受的折磨。所以他最后也说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他说：“回忆比死亡还要痛苦。”这种感悟打动了诊所的主人。他将那副骨牌送给了叙述者，他认为他真正掌握了“多米诺骨牌”的奥秘。

这又是一篇我不满意的写作。我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其中的对话极不流畅。这使得叙述的链条上出现了许多无法用想象去填补的空白。相比之下，我前面的转述显得清晰得多。也许将来我可以根据这种转述将作品再重写一次？！

晚上刚在床上躺下的时候我突然想，自己的写作中为什么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和“妇产科大夫”这样一些符号。这会不会与上个月的旅行（或者说与Z的现状）有什么关系？

7.26

“天气总算转凉了！”外婆说，“老猫他妈如果多等一天，可能就不会那样死了。”她相信，酷热的天气是老猫他妈自杀的一个原因。

“那她不就成不了‘伟大的母亲’了吗？！”我挖苦说。

外婆迷惑不解地看着我。她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了。接着，她再一次提醒我，不要忘了过一会儿将在礼堂里为老猫的母亲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仪式。按照惯例，对自杀的人不允许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仪式。老猫的尸体被找到之后，也没有举行过任何的仪式。

外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可是，她想了一下之后说：“这跟老猫他爸可能有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热闹一点，下次再死一个怎么办？！”

我觉得外婆的说法毫无道理。我不相信一场热闹的追悼仪式就能够挽救人的危机。

“如果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还了得！”外婆说。

她的比喻让我颤抖了一下。我想起自己昨天的写作，不满意的写作。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写作中为什么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和“妇产科大夫”一类的符号。

就在这时候，我们同时都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哎哟，开始了。”外婆说，“赶快啊！”

我站着没有动。我不想去参加任何人的追悼仪式。

外婆匆匆忙忙地出了门。她显得非常地兴奋。

我关上了窗户，却无法阻止沉重的哀乐。我的房间好像也成了追悼会现场的一角。我开始感觉非常难受。可是，我突然想起了我虚构的那个喜欢“装死”的人物。我为什么不能趁机模仿他一下呢？我这样想着，直挺挺地躺倒到了床上……那沉重的哀乐因此就好像是为我而奏响的。我经历了自己的“生后”。这很好玩。

外婆回来的时候表情显得很严肃。她在沙发上呆坐了一阵之后，突然抽泣了起来。“这么隆重的仪式又有什么用呢？”她说，“人都死了……”

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

“人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外婆继续抽泣着说，“我前几天还看见她在菜场里买菜呢！”

7.27

中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贴在礼堂门边的那张感谢信，写在红纸上的感谢信。那是老猫他爸写的。他感谢各级领导们为他“不幸去世”的老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衷的感激。我只知道所有的追悼仪式之后都会有一张类似的感谢信张贴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

我刚从感谢信前走开两步，就注意到了端坐在礼堂门口的那个干瘦的老头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我的想象。我想象他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战争，并且曾经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这种想象又一次激起了我写作的冲动。

我低着头想从他跟前走过。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低沉的声音叫住我。“你刚才读到了我的感谢信。”他说。

原来他不是我的想象，而是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了两位亲人的老猫他爸。我停下来，对他点了点头。

“我坐在这里向每一个读了感谢信的人表示感谢。”老头儿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他。

“没有几个人停下来读它。”老头儿说，“我自己以前也从不读别人写的这种感谢信。”

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他。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老头儿问。

我点了点头，马上又摇了摇头。

“他们都死了……”老头儿说，“不知道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回应他。

“我都不记得他们死了多久了。”老头儿说。

我记得，但是我不敢说。

“我好像在这里坐了很久了，”老头儿说，“好像很多年了……”

我伤感地看着他。我想他的感觉也许没有错：一旦死亡就是“已经”死亡，就与死去很多年了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又肯定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展示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虚构的力量。我伤感地看着这个干瘦的老头。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觉得他是我的想象。我对这种想象肃然起敬。

7.28—7.29

好像还是在刚送走弟弟两位战友的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写作战争和战士的冲动。昨天老猫他爸对时间的那种奇特感觉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写作出现了……写作的高潮出现了……我要感激将我推向这高潮的所有的激情。

老兵

排长仍旧坐在屋门口的那张小靠椅上。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间，大概经过了四十年。现在有很浓的雾，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是排长肯定看见了两里以外的那三亩稻田，他仿佛一座伤心的雕像。这一带本来一直都风平浪静，刚才却突然飞来了一群怪物，把几乎成熟的稻田洗劫一空。这一回真的没有什么指望了。排长看透了眼前的雾，看得没有指望了。这与刚才不同。刚才战争突然爆发，一队人跟着那个满脸堆笑的陌生人开赴前线。总攻还没有开始，队伍就已经损失过半。那些死去的士兵中包括了排长的所有同乡──他们一个也没有剩下！但是，队伍似乎并不打算后撤。“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呵？”排长问道（这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兵）。“等战争结束了。”陌生人说。“可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排长又问。“谁知道呢？！”陌生人笑着说，“我已经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呢！”排长恐惧地盯着他。“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我死了，战争才会结束呢？”他绝望地问。这时候正好有一枚炮弹在离他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爆炸了。他们都无动于衷。“只要你活着，战争就总是……”陌生人还没有说完，一切就都结束了：总攻的号角吹响了，陌生人拼命往前冲去。排长紧跟在他的身旁。他心想，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像陌生人那样奋不顾身。他必须活着回去，为了他夹在钱包里的那七份遗书。跟着陌生人出来的八位同乡有天晚上凑在一起，写好了自己简短的遗书。遗书一式七份，分别交给了自己的七位同乡。“谁活着回去，就请把它带给我的亲属。”他们都这样说。但是，排长还是紧跟在陌生人的身旁。他反复思考过陌生人的传奇经历，总觉得出生入死又安然无恙的人应当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维系着。他的那些同乡都不敢靠近陌生人，所以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不过，这一次是一个例外。陌生人栽了一个跟头，好像还惨叫了一声，然后就倒下了。他的身体好像动摇了整个大地。排长也被沉重地震荡了一下，跌落到了地上。过了不知道多久，四十年或者一瞬间，排长醒了过来。他先是闻到了一股血腥味的硝烟，接着，他发现自己的四肢还能活动得很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排长记起来了，那好像是他痛苦的出生。他痛苦地挣扎着，想离开母亲的身体。他终于成功了。可怜的母亲就伴随着他的成功离开了人世。据说在临盆之前，他的父亲曾经痛打过她一顿。她以为其中的一脚已经踢碎了自己的孩子。很快，继母就来了。她温暖着排长童年的记忆……但是刚才，排长显然是重温了他与自己亲生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短暂关系，重温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第一次死亡。这提醒了他。他迅速撑起身子，果然陌生人就倒在不远的地方。排长爬过去。他发现子弹是从上颚打进去，又从头顶上飞出来的。“这下好了，战争终于结束了。”排长说着，流下了眼泪。接着，他在陌生人口袋里翻找了一阵，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真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家伙，排长想。他坐了起来，环顾四周，又不大记得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要回去，这倒是肯定的。要马上回去，排长想。陌生人的头正朝向橙色耀眼的落日。是的，这也没有错。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这一大队人就跟着陌生人出发了。他们像马蜂群一样离日出的地方越来越远……排长摸了摸上衣口袋，钱包还在。他站起来。“是你将我带出来的。”他自言自语，“好吧，现在让我把你背回去。”他背起陌生人，背对着壮观的落日，朝他们出发的地方走去。是的，当时他感到自己非常虚弱。他觉得已经失去了一切，真的没有任何指望了……他固执地走着走着，不抱任何指望。最后，他居然回到了他们的大本营。人们热情地欢迎他。因为一直紧跟在陌生人的身旁并且最后又将陌生人的遗体背回了驻地，他得到一枚很别致的勋章。从此，他就成了排长。“不。”排长说，“还是让我回家吧。”他不想做排长。他只想回家。“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就都会回家的。”又一个陌生人笑着对他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爱笑的人呢？排长沮丧地想。他摸着口袋里的钱包，不再多说什么。所有这些事情肯定比刚才稻田里发生的悲剧容易理解，因为至少还有“勋章”和“排长”。现在是真的没有什么指望了，比如那群怪物是什么？那浩劫的场面令人心惊胆颤。有一刹那，排长以为那是他的那些没有能够活着回家的同乡。他们一起唱着歌跟着陌生人出发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来。排长刚才正在小树林里打盹。他突然听见有人在对他喊叫：“喂，排长，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他根本不相信，因为他还活着。不过那个后来的陌生人接着也走了过来。他笑着说：“现在，我们都可以回家了。”这是真的。排长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愚弄了一场一样，他就带着这种灰暗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对那一群追着他要听战斗故事的孩子们一个字也不说。他面带着微笑，好像自己也变成了那两个奋不顾身的陌生人。后来，那些同乡们的亲属涌到了他的跟前。排长的脸色突然一变，变得死气沉沉。他从钱包里取出七封遗书，分别交给各自的亲属。房间里顿时泣成一片。排长极度痛苦地站在那里，好像是在接受一场审判。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也在伤心地哭着。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不安地想。突然，那些亲属们一齐伸手，抓住了排长的衣服。“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他们哭着喊着，“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排长的父亲和继母被挤到了门边。他们望着被逼近墙角的排长，不知所措。“你为什么能够活着？”突然有人这样问道，“你为什么能够活着？”这个问题把排长惹火了。他奋力拨开人群，气急败坏地朝门外走去。排长走了五年或者一瞬间。他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边走边骂：“真他妈的。如果你们自己死掉，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了。”那是刚才发生的事情，距离现在只有一瞬间。在任何的一瞬间之中，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什么也都没有发生。那么“勋章”呢？排长迷惘地看着远处。刚才胜利家的狗疯了。胜利是第一个在战场上倒下的。他的死给排长的震动最大。排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胜利的遗体。那是一截血迹斑斑的大腿。他们少年时代一起下河游戏的时候，胜利曾经指着大腿上的一块疤印对排长说：“这是我的胎记。”那截大腿上正好就有那一块疤印。排长和其他同乡一起将它埋在了一棵枯树的底下。这时候，那只疯狗突然朝排长猛扑过来。他灵活地往旁边一闪。但是，疯狗很快又转过身，又一次朝排长猛扑过来。经过这样的几个回合之后，排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揪下四十年来一直别在衣服上的勋章朝远处扔去。那只疯狗朝它猛扑过去。很快，排长就听到了一阵残酷的咬嚼声，那好像比四十年前的炮火声更加震耳欲聋。排长颤抖了一下，漏出了一裤裆的尿。过了一阵，那只疯狗跑远了。接着，雾也神奇地散开了。排长伸长脖子。刚才他清楚地看到的那三亩地现在反而变得模糊了。在一瞬间之中，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如果飞来的怪物果然是胜利他们，那恐怕就是瞬间之外的事情了。排长稍稍犹豫了一下，离开了刚才到现在的一瞬间或者说四十年一直坐着的那张小靠椅。他充满恐惧地朝自己的那三亩稻田走去。刚才，他的确透过厚厚的雾看到了那里发生的灾难。排长恐惧地走近它们。他走近了它们。他惊呆了！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那些原来结满谷子的稻穗上如今长满了弹头。整整三亩地的弹头！排长迷惘地望着远处。他好像又听到了集合的号角声。也许战争又要开始了。也许战争根本就没有结束。排长又猛烈地颤抖了一下，他的整个裤裆又都湿透了。他心想：这是一个秘密。他希望刚才的浓雾能够重新聚集起来，将这三亩稻田严严实实地捂住。这是绝对不可泄露的秘密。排长不安地想。这是绝对不可泄漏的秘密。

战争是历史最基本的营养。这是早已经被泄露的秘密。我的写作不是为了重新揭开这个秘密，而是想表现由这个秘密决定的生命的虚无。“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间，大概经过了四十年。”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不管它是否经历过毫无意义的战争。

7.30

写作是最神奇的过程，因为它根源于“身”和“心”最激烈的冲突，而它的完成又意味着“身”与“心”最深刻的和解。写作是“身”与“心”不可分割的最有力的证明。

我没有想到紧接着这神奇的过程而来的是一封Z的信。母亲将信递给我的时候，脸上显出疑惑的表情。她应该已经猜到我与Z的关系的结束，因为从上个月的“急事”之后，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Z的信显然令她感觉非常意外。

我仍然有点犹豫要不要马上拆读这同样令我感觉意外的信。我恐惧它是对那种关系的回顾和总结，我恐惧再一次“进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再一次“无法进入”。从前我经常根据信的厚薄来决定是否马上拆读Z的信。那是“没准”的标准，有时候我是因为太厚而推迟了拆读，有时候则是因为太薄……这封信就很薄，它应该不是回顾和总结。我的恐惧感一晃而过。我拆开信封。我读到了Z克制的文字：“手术很顺利。但是我很难过。”我又读了一遍，我再读了一遍……

我也很难过。我不知道自己的难过仅仅是因为Z的难过，还是因为Z的手术，或者准确地说是因为那手术的原因。我也不知道Z自己是因为什么难过：因为手术造成的与诞生相关的死亡？因为曾经怀上了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孩子？因为那个人不想要那个孩子？因为自己无法忍受的寂寞？因为我们的关系所经历的一连串好像符合逻辑的演变？因为那关系好像是符合逻辑的结束？还是因为……

我匆匆忙忙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我的回信从“我也很难过”开始。这是真话，也是废话。接着，我提醒她注意休息，加强营养等等。这是套话，也是废话。最后，我有点冲动地写到我现在“很想”陪在她的身边。这也是废话。这甚至是令我痛苦不堪的假话：我的确“很想”，很想让她虚弱的身体倚靠着我的身体。但是，我又不敢去想……

将简短的回信装进信封之后，我又觉得应该更快地让Z听到我的反应。我马上出门，朝电信局走去。但是，越接近电信局，我就越犹豫。我不知道自己的反应会不会让Z更加难过，或者让我自己更加难过。我甚至不知道Z是不是在等待我的反应，或者是不是需要我的反应。

电信局长途电话窗口排着的长队终结了我的犹豫。我没有在那里停留。我将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然后将信封好，贴好邮票。可是，就在差点将信塞进邮筒的时候，我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我想，既然这回信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废话，为什么还要将它寄走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对Z说话。“我也很难过”是我重复得最多的话。

7.31

整个晚上，那种与“重逢”有关的情绪一直纠缠着我。一个更年期的男人和一个更年期的女人不停地在我的大脑中出没。那个男人也许就是三十年后的我自己，而那个女人也许就是三十年后的Z。他们终于重逢了。他们一起去寻找三十年刻意留下的爱的痕迹。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终于重逢了，但是，他们却无法与时间和激情重逢。现在与过去相距三十年，那不是一个“瞬间”，那是比一个瞬间更“不可捉摸”的鸿沟。

重逢

男人和女人爬上了光秃秃的小山坡。站在小山坡的顶上，他们看到了鳞次栉比的建设工地。真诚的惊恐浸透了他们的目光。“完全不像从前了。”男人低声说。

女人很严肃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固执地朝小山坡下走去。男人跟了过去。他们走近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充满诗情画意的水塘。

“完全不像从前了。”男人说。

女人又瞥了他一眼。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男人说。

“也许它本来就是这样。”女人说着，马上又皱紧了眉头。“是这里吗？”她不安地问。

“也许只有晚上才会那样美。”男人说。

“是那时候的晚上。”女人说着，走到了男人的跟前。她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热恋过的男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她说。

“我也是。”男人说，“我也经常想起这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么多夜晚的地方。”

“那么美好的夜晚。”女人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夜晚。”

“可是……它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男人说着，伤感地摇起了头。

女人走开了。她沿着水塘边极小的土路搜寻着，她不时会弯下腰去，从野草丛里捡起一块石头，又将它扔进水塘里。

“不要去找了，找不到的。”男人冲着她大声说，“我们回家吧。”

女人没有理睬他。她继续走着。她绕水塘走了整整一圈。

“找到了又有什么用呢？！”男人大声说。

女人平静地走回来之后拉了一下男人的手。“走吧。”她冷冷地说。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来这个地方。”男人说。

女人停下来看着他。“它还在那里。”她说。

“你找到了？”男人吃惊地问。他显然不太相信女人说的话。

“我相信它还在。”女人说。

“你到底找到了没有？”男人问。

那是一块他们从山海关的海边（也就是万里长城的起点）带回来的贝壳。三十年前分手的那天晚上，他们决定将它深藏在水塘边茂密的草丛里。“等我们老了再一起来这里吧，”他们说，“它一定还在。”

女人没有回答男人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自己已经不在了。”她说，“我们老了。”

男人想一把搂住自己三十年前热恋过的女人。

女人礼貌地将他推开。“时间把我们丢下了。”她说着，将头扭向了一边。

男人伸手将她的头扭过来。“你说过不会再这样的。”他说着，用颤动的食指接住了女人的一滴眼泪。

男人陪着女人回到了酒店。女人让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等她下来办理退房手续。她说她不想像上午说好的那样与男人一起吃晚饭了。她想马上离开这座她已经离开过三十年的城市。这已经不是她的城市。她在这座城市里只留下了两道痕迹：一个三十年前热恋过的男人和一块深藏在草丛中的贝壳。女人昨天深夜才抵达这座城市。十个小时之后，她与三十年前热恋过的男人重逢。她发现自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然后，他们又一起爬上了曾经郁郁葱葱的小山坡，又一起走近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充满诗情画意的水塘。他们没有能够与那块标志着激情的贝壳重逢。

我不想再重写这篇写作了。它让我对时间充满了恐惧。它让我焦躁不安。它不仅让我想起了“未来”（三十年后的我和Z），还让我想起了“过去”（外婆记忆或者想象中的那一对相隔一年从水塘里浮现出来的陌生人的尸体）。我这次写作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8.1

外婆一大早就在厨房里翻找东西。她零零碎碎的脚步声令我心烦意乱。最后我终于无法忍受了。我打开房门，想让她安静下来。而她看见我却像是看见了救星一样，“你知道哪里有多用插座吗？”她问。

这具体的问题平抑了我的情绪。“我不知道。”我说。

“我找到的几个都用不了。”外婆说，“而用得了的却怎么都找不到。”

我觉得她的结论听起来有点意思。那“怎么都找不到”的就一定“用得了”吗？我想起了波普尔。他说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取革命性作用的是“证伪”，而不是“证实”。一只黑天鹅比一万只白天鹅重要，因为它足以“证伪”用归纳法得出的那个著名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同样，如果找到了一只白乌鸦，那就足以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悲观论调。顺着这思路，我继续想，如果一句话是天大的假话，它当然就能够顶得上一万句真话……这是一个很滑稽的想法。

“原来用的那个插座坏了。”外婆继续说，“现在连电扇都没有插孔了。天气还这么热，你说我怎么办啊。”

我又处在一个关于“安静”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希望尽快出现一个有用的插座来“证伪”外婆的那个结论，让她尽快安静下来；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外婆不能接通电扇的电源，很高兴那发出古怪噪音的电扇终于被迫安静下来。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外婆继续走动和抱怨，我继续心烦意乱。我知道心烦意乱的时候尤其不应该将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但是，因为心烦意乱，我又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只想将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这也是一个“悖论”。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房间就是自己必然的居所。像房间里的所有物品一样，我自己也只是偶然的存在。我跟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我就像是一本可以被我自己遗弃的书。

8.2

深夜里，我又被一种极深的失落感惊醒。这失落感不是来自Z荒诞的怀孕和顺利的手术，也不是来自我那些被“拐骗”的小伙伴（那些没有能够“兑现”又没有与我一起“回家”的书籍）。它来自更小的“失去”和更远的“失去”……我梦见了那个小小的气门芯，失落感猛击我的身心，将我惊醒。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那一天去上班之前，我发现自行车的气门芯被人拔掉了。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才遇上一个修车的摊位，重新给车胎充好了气。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生气，也一直没有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这经历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并且让我感觉如此地失落和委屈？心理的迷宫极为复杂。不过，我马上就想到了走出这迷宫的唯一的通道。

我马上爬起来。我跑到楼下的车棚里，将停放在那里的所有自行车（包括我自己那一辆）的气门芯全部拔掉。车胎每一次泄气的声音都让我自己觉得出了一口气。我好像已经报复了所有侵害过我，羞辱过我的人……我抬头仰望星空，感觉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回到床上，并且很快就重新睡着了。

上午醒来的时候，看着扔在书桌上的一堆气门芯，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功”的喜悦。

然后，我兴致勃勃地去找韦之。我想告诉他，我已经对所有带给我“失落感”的人进行了报复。但是见到他之后，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记起以前我们关于报复的一次讨论。我们都觉得报复没有任何意义。它事实上是对受害的强化，是第二次受害。我不想韦之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谈起了写作。我告诉他最近我写作的频率加快了。我甚至有了写作一部“哲学史”的冲动。“一部奇特的哲学史。”我说。

“其实你现在的这种写作串起来可能就是一部奇特的哲学史。”韦之说。

他的话对我既是一种怂恿，又是一种提示。我其实已经有了清晰的预感，我预感自己将写出的那部哲学史里面会穿插着虚构的人物和故事。

8.3

昨天从韦之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坐在路口给人算命的盲人。我听见两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关于“算命先生”的争论。他们中的一个说有的算命先生算得真是很准，而另一个说所有的算命先生都是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我不知道那盲人是不是听到了他们的争论。

这段争论成为了我今天写作的开头。在这篇题为《等车》的写作里，一个盲人算命先生走进了候车室。他刚才在路上听到的争论让他怀疑起自己的生活来。于是，他开始给自己算命。因为第一次算得不像，他马上又算了第二次……他反复算了五次。他惊奇地发现这五次推算不仅每次的结果都不像，而且每次的结果都不同。尤其让他恐惧的是，他没有一次能够算出那场让他失去了光明的事故。那可是他“命运”中的关键啊。

正在这时候，盲人听到了广播里传出的他要乘坐的那趟列车晚点的消息。他焦躁不安。他知道所有晚点的后面都有“原因”，他知道所有的晚点也都会造成“结果”。而所有的原因又都是另外的原因的结果，所有的结果又都是另外的结果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晚点”也是“命运”的因果链条中的一个节点。但是，这个节点也没有出现在他刚才关于自己“命运”的推算之中。

他非常失望。他责备自己不应该反复推算。在第一次“不像”的烦恼之后，如果不继续尝试，至少就不会有“不同”的痛苦。接着，他又觉得自己犯了职业的禁忌：自己不应该去算自己的命。他又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镜像，不可能伸手在镜子后面摸到，而只能通过镜子看到。但是，因为那场事故，他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也非常失望。我觉得这次写作完全没有写出我想写的内容。写作完成之后，我突然觉得“盲人”是一个不可接近的实体，就像康德的“物自体”。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其实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的写作不可能完成。这次失败的写作将我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

8.4

今天下午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又遇见了露易丝和她的儿子。露易丝看着我百无聊赖的样子，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看望她中学时代的政治老师。

那是一个神情消沉的老头儿。他独自住在一套室内陈设极简陋的公寓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用沙哑的声音对露易丝说：“我知道你会来。”

他并没有问我是谁。他好像对陌生人没有什么兴趣。他与露易丝的话也不多。他们只是面对面坐着，断断续续谈论了一下最近的天气和物价。露易丝的儿子靠在她的腿上，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好像很不自在，好像只想离开。

我注意到了墙上的那张遗像。那死去的人跟老头儿长得十分相像。遗像就像是老头儿年轻时候的照片。

从那感觉压抑的房间里出来之后，露易丝说她注意到我注意到了墙上的遗像。“那是他的儿子。我们是同班同学。”露易丝说，“他是学校的尖子，不知道为什么高考的时候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大失误，连最低的分数线都没有上。”

“他就为这个自杀了？”

“没有。”

“那他是怎么死的？”

“他杀了人。”

露易丝的话令我大吃一惊。我站住了。

“在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的前夕，他强奸了我们以前的英语老师，就在她的家里，在她为他做完最后一次补习之后。”露易丝回过头来对我说，“他是她最得意的学生呢。”

“你说他杀了人？！”

“是的，他还掐死了她。”

“然后他就自杀了？”

“没有。他第二天照常去参加了高考。”露易丝说，“这次他没有失误。他考得很好。”

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考得很好”。他在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就被捕了。三个星期之后，他被判处了死刑。“今天是他的忌日。”露易丝说。

露易丝看到她的儿子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去了，她匆匆与我告别。我望着她充满魅力的背影，突然产生了一种淡淡的依恋。我有点想叫住她，我有点想听她说更多的话。

8.5

上午在读着海德格尔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奇怪的瘙痒。它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它好像不是来自皮肤的表面，而是来自身体的里面。而且瘙痒的程度在不断地加剧。这样下去人会被痒死的！我绝望地想着，在床上翻滚起来。这也无济于事。奇怪的瘙痒仍在加剧。它让我痛苦得一会儿想哭，一会儿想笑。

我决定用意念来止痒。我直挺挺地躺着，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夸张的呼吸上。这也无济于事。接着，我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将整齐地码放在床铺内侧的厚书拂倒，让它们零乱地堆积在我正冒着汗的身体上。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被书掩埋的感觉。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奇怪的瘙痒突然消除了。

但是，回到正常状态并没有让我感到内心的平静。我像一个好斗的政客一样因为失去了对手而失落。懊悔又向我袭来。我后悔不应该急于扑灭身体的瘙痒，不应该回到无所事事的“正常状态”。

外婆的敲门声挽救了我。“我的尺在你房间里吗？”她大声问。

我没有回答。我拿你的尺干什么？！我心想。不过，这倒是突然提醒了我。我应该马上去找到那把尺子，我可以用它对我房间里的物体进行一次彻底的测量。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发现外婆正在用尺度量一块花色很难看的布。她看了我一眼。她说尺子是她刚从母亲的抽屉里找到的。

我守在外婆的身旁，等她量好了那块布之后将尺子要过来。我马上就开始了自己的测量。我要测量出房间里所有物体里面的直线段。我边测量边记录。这是可以让人全神贯注的工作。我的测量被午饭打断了一下。吃过午饭之后，我没有任何的睡意，继续专注地工作。

直到晚饭之前，我才意识到这种测量其实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我总是在已经测量过的物体里发现被忽略的直线段。我的房间完全是一片直线段的汪洋大海。这种意识让我感觉到了疲劳和厌倦。我坐在床边，茫然地盯着手里的尺。我想这把尺本身就有长度、宽度，甚至厚度，它本身就是测量的对象。这意味着要想测出“所有的”直线段，我还需要另外一把尺。而那把尺也同样既是测量的工具，又是测量的对象，也就是说，我还需要另外的一把尺……这是永无尽头的“需要”。

我彻底失望了。我将那一大堆测量的记录撕成碎片。我看了一眼窗外……夜幕已经降临。这令我欣慰，因为我又忙过了原来以为无所事事的一天。

8.6

今天我又有一次写作的冲动……但是，它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在这篇题为《出发》的作品中我写了两次“出发”：一位父亲的出发和一位母亲的出发。这两次出发是相关的事件，却相距二十年。叙述者没有忘记他父亲“出发”时的表情。他甚至还记得他最后说过的那句话。他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他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害怕。那是一去不复返的“出发”。叙述者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父亲。他也从此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开始跟着母亲后来带着母亲到处流浪。二十年之后，他们才安定下来。他结了婚，他做了父亲……他们终于安定了下来。可是，安定的生活却让他母亲越来越焦躁不安了。“难道我们就永远停在这里吗？”她痛苦不堪地问。最后，她决定继续漂泊。在出发之前，她诅咒“可恶的战争”，那是二十年前她丈夫“出发”的原因。“可恶的战争”不仅夺去了她的丈夫，也夺去了她的安定。更重要的是，它还夺去了她对安定的“需要”。安定让她不安。她已经习惯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不断的“出发”。

我的写作没有能够清晰地呈现这两次“出发”之间的本质关系。我原来想打破常规，用跳跃和空白来增加叙述的魅力，但是，我用力不够或者用力过猛……我的写作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8.7

下午I-See出现的时候，我正在将仍然摊散在床上的书重新码放整齐。他还是拖着那只旅行箱，还是满头的大汗。他这是又一次“出发”，还是从上一次“出发”归来？

他还是催促我赶快给他倒一杯凉水。他大口喝完凉水后告诉我，他这是刚刚从北京回来。

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回答一点也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他说能够见的人他都见到了。他说他们对他的确非常客气，不仅每天为他安排了很好的食宿，还经常给他安排各种娱乐活动。但是，他们对他的申诉躲躲闪闪，最后也没有给他任何的答复。I-See熟练使用的第三人称复数让我觉得恐怖。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其实都是被“他们”操纵的。可“他们”又是谁？“他们”自己的命运又由谁操纵？

“我彻底失望了。”I-See说。

“你下一步怎么办？”我问。

“我告诉他们，如果那两个学生的学籍不能保留，我就辞职。”I-See说。

“他们怎么说？”我也用上了那恐怖的人称代词。

“他们劝说我不要采取那种‘暴力’的行动。”I-See说，“他们认为辞职是‘暴力’的行动。”

我心想，根据这样的定义，我早就已经是“暴徒”了。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I-See说。

我劝他说，既然不可能像萨特那样“介入”，就干脆像老子那样“无为”好了。

“从西方现代哲学到中国古代哲学，这跨度太大了。”I-See认真地说。

I-See想明天上午再乘长途汽车回他的学校。晚上我将房间腾给他，自己又睡到了阳台上。我睡得很沉。也许是I-See的“彻底失望”让我睡得很沉。

8.8

早上给I-See买面包回来，我发现母亲和外婆已经刚刚跟他嘀咕过我的“近况”。接着，母亲上班去了。外婆急急忙忙地跟她一起出门。她显然是有意让I-See和我单独在一起。

“我还不知道你已经辞职了。”I-See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说。

刚才看到母亲和外婆的表情，我已经料到马上会有这场关于我的谈话。“是啊，我早就采取了那种‘暴力’行动。”我说。

“你家里人为你担心呢！”

“不要提他们。”

“可是他们的确为你担心啊。”

“不要提他们。”

“那好吧，”I-See换了一个姿势，接着说，“我也很为你担心。”

“这不关你的事。”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可以连工作都不要了呢？！”I-See说。

“你不也想过要辞职吗？！”我反驳说。

“我那是抗议。”I-See说。

“我这也是抗议。”我说。

“你抗议什么？”I-See问。

“我——”我说，“我跟你一样，我抗议他们。”

I-See茫然地看着我，他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你爱好哲学，这我知道，可哲学不是生活，”他说，“你不能喧宾夺主啊。”

我十分反感他在这里使用的“爱好”这个词。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也十分反感“哲学不是生活”一类的陈词滥调。但是，我不想跟他计较。我将他看成是受害者（至少是受了母亲和外婆的唆使和毒害）。哲学的确不是生活：在生活中，哲学教授成了两个无知女人的受害者。

“你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应该对社会作点贡献吗？”I-See继续说。

“辞职就是我的贡献，”我说，“因为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贪污，就是侵占。”

I-See看着我，好像仍然不想放弃。“可是，你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负担，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吧？！”

I-See的这句话终于触到了我的伤疤。我突然意识到著名的哲学教授跟平庸的处长没有什么两样。他对我的规劝令我对他彻底失望了。但是，我还是不想跟I-See计较。我只是平和地提醒他，他应该赶快去长途汽车站了。

8.9

听说有油漆工从我的窗外掉了下去之后，我就一直想完成一篇题为《窗外》的作品。但是，我对这作品的内容却没有任何的概念。题目与内容在我的写作中有两种极端的关系：一是先有题目，题目决定内容；一是先有内容，内容决定题目。我戏称第一种为“唯心主义”的写作路线，第二种自然就是“唯物主义”的写作路线。《窗外》遵循的显然是第一种写作路线。但是，因为它又以那场事故为渊源，我还可以将它的写作路线定性为“客观唯心主义”。

上面的这些想法让我暗暗发笑。它们似乎反映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熟悉程度。而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唯一需要补考那门必修课的学生。这也许是一个“业余哲学家”最值得炫耀的经历。

今天下午我终于匆匆完成了一直徒有其名的《窗外》。油漆工并没有在我的写作中出现，但是，多半是因为他的缘故，“外婆”成了这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她进到叙述者的房间里，激动地望着窗外的大雨和雨中的古树。突然，她发现古树上“最粗的枝干”不见了。叙述者对她的发现不以为然，因为他不认为古树上有一根特别的枝干。他与“外婆”争论起来。“外婆”在争论中说漏了嘴。她说当然有那样的一根枝干，因为“在那上面吊死过人”。她的话引起了叙述者的警觉。他追问那个人是谁。“外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非常高兴。那枝干的消失让她高兴。她说“早该如此了”，就好像那是一种清算。那是对什么的清算？叙述者知道他的父亲死于自杀，但是，他不知道他采用的是什么方式，他不知道他的意识与世界最后的触点在哪里。他发狂地盯着雨中的古树，沉默的古树。

我刚停下笔就意识到了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写作。我太偏好省略，太信任省略。或者说我滥用了省略。这是最近连续几次失败的共同原因。我对省略的这种偏好和信任可能是受到了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影响。那位善于表演的写作者像他父亲一样自杀了……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方式（有人甚至说用的是同一支猎枪）。海明威将写作想象成一座冰山，他让读者看到的只是露出海面的那七分之一，而我最近的写作滥用了这种理论：我让全部的冰山都沉到了海底。

8.10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从前的“防空演习”。早上醒来之后，我非常冲动地想到了我小学的校园。我想去那里看看，我记得那里的操场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的冲动持续了整整一天。吃过晚饭之后，我“找”到了我的小学。我说“找”到了是因为它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个防空洞还在。只是洞口比我记忆中的尺寸小多了，我需要弯着腰才能够进入。这让我有点失望，也让我有点恐惧。

我跨过堆放在洞口的垃圾，打开手电筒往洞里照去。我看见了防空洞的第二层入口。但是，我与那个入口之间隔着一段面上漂浮着垃圾的积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让整整一天的冲动终结在那里。我蹚过肮脏的积水，登上了第二层入口处的台阶。那是我熟悉的感觉。我又兴奋了起来。

推开虚掩的铁门，我看到了与我记忆相吻合的防空洞。我扶着防空洞湿漉漉的墙面往里走。我轻轻试了试自己的声音。那种熟悉的回音激起了我的回忆。我记得从前走进防空洞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将防空演习当成是“演习”，而是将它当成是“实战”。我极为认真，相信苏联的“修正主义”真的要来进攻我们了。我义愤填膺又心惊胆战。

没有多久，我遇到了一个岔口。这让我有点担心自己等一下会找不到出路，就像进入写作的迷宫里一样（那些失败的写作就是被困在迷宫之中找不到出路的写作）。我选择了其中稍直一点的那条通道，但是它很快又将我引到了另外的一个岔口，而且我的面前出现了三条通道。我不敢再走下去了。我犹豫着想在岔口做一个标记。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头部击打了一下，我尖叫了一声，紧紧地靠住了湿漉漉的墙面。天哪，这防空洞里居然还有另外的人！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前方的通道，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痕迹。从刚才击打的力量，我意识到那“另外的人”对我并不构成威胁。“你是谁？”我很平和地问道。我耐心地等待了一阵，仍然没有回应。然后，我干脆将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我不是坏人。”我说，“你看看我。我只是无意中走进这里来的。”

过了一阵，从我身边的那个拐角里走出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乡下姑娘。她的手里握着一只空瓶子（那应该就是她刚才用来击打我的凶器）。“我以为你是来抓我的人。”她说。

在这种环境中遇见陌生人让我觉得非常尴尬。“有人要抓你吗？”我问。

那个姑娘点了点头。

“为什么要抓你？”我问，“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因为我不想做坏事。”那个姑娘说。

我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所以你躲到了这里……”我说。

“我已经躲了两天了。”那个姑娘说。

“你一定很饿了吧？！”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还有一瓶饮料。”那个姑娘说。

“你还会在这里躲下去吗？”我接着问。

“我没有地方可去。”那个姑娘说。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告诉她如果她需要的话，我可以给她送点食物来。她犹豫了一下，说她怕我被人盯上。我说我可以在明天天亮之前就送过来。她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

临走的时候，我将手电筒留给了那个姑娘。“你可以用它来照明，也可以用它来打人。”我说。

她对我的玩笑没有反应。

8.11

一直等到家里人都睡熟了，我才到厨房翻找出可以带给那个乡下姑娘的食物。然后，我在床上躺下。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睡意。刚才在防空洞里的遭遇不断在我的大脑中重现，令我极度亢奋。我干脆坐起来，读起了那本尼采的传记。我边读边想，如果尼采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会怎么反应？他会想到那个“弱者”的饥饿吗？他会想到去消除那个“弱者”的饥饿吗？我不喜欢尼采的哲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弱者”。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超人”的感觉。

不到五点钟，我就又进到了防空洞里。那个姑娘显然在等待着我的出现（或者说是等待着食物的出现？！）。她显然已经饿坏了。她吃得很开心，很放松。

而我却有点紧张，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有人在操场上跑步。我知道再晚一点到操场上来锻炼的人会更多。我显然不应该在防空洞里久待，否则出去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人看见。我告诉那个姑娘，晚上我会再给她送点食物来。我马上意识到我使用的时间标志有点滑稽。躲在防空洞里，“晚上”对她已经失去了意义。

吃过晚饭之后，我去商店买了一些食物带到防空洞里。那个姑娘吃得还是很开心，很放松。我一边看她吃着，一边与她交谈起来。我问她到底是谁想抓她。她回答说是她的“老板”。她的回答让我知道了她的身份。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力涌进了城市（这显然也是体制“快走到尽头了”的一种标志），她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你昨天说你不愿意做坏事。”我问，“他要抓你去做什么坏事呢？”

“他要我陪他睡觉。”她说。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外婆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也许他喜欢你。”我说。

“他喜欢所有的人。”那个姑娘说。

“其他人都像你这样逃跑吗？”我问。

“有的人不敢。”她说，“就像我表姐那样。她去年刚到城里就被老板盯上了。她已经打过两次胎了。她总是跟我说，城里没有一个好男人。”

她显然没有将我当成是“城里的男人”。否则，她表姐的断言会让她怀疑我给她送来食物的动机或者怀疑我给她送来的食物。“你下一步怎么办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我又问。

“我怎么敢回家去？！”她说，“我的老板说不定已经等在我家里了。”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姑娘问我能不能帮她一个忙。她说在公园的南门外有一个劳务市场。许多想雇人和想被雇的人都会去那里。她问我可不可以去那里为她看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她说她只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可以了，对报酬的高低都没有任何要求。她说她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女老板。

我答应为她去那里看看。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荒诞。我“遗弃”了自己正式的工作，却要去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找临时的工作。我肯定我没有能力抓住任何的机会。

8.12

今天上午，我去了劳务市场。那完全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没有任何的组织和管理。不少想雇人和想被雇的人手里都举着自己的价码。所有人都在左顾右盼。我从市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时有想被雇的人走近我，她们称我为“老板”，她们问我在找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非常可笑。我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我只是卖方的代表。而我对自己的“商品”几乎毫无了解。我只是卖方临时的代表。

我的确看到了几个想雇人的女人，但是我没有走近她们，因为我不仅对自己的“商品”没有任何了解（她多大年纪？她来自哪里？她会做什么？），我也无法回答自己与“商品”是什么关系以及她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的问题。

就像我一开始就肯定的那样，我没有为那个姑娘找到落脚的地方。

晚上，我又带着一包食物走进了防空洞。我一路上想的是怎样去安慰那个姑娘以及怎样帮助她走出艰难的下一步。可是，那个姑娘没有等在原来的位置。我先轻轻地喊了几声，然后又大喊了几声……都没有听到回应。我非常恐慌。我在近处的几条通道里找了一下，也没有看到她留下的任何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她是自己离开了，还是被人抓走了？

这个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陌生人又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8.13

今天上午我一直坐在书桌前，茫然地盯着窗外……直到又听到了外婆轻轻的抽泣声。我走到她的身旁。我问她为什么伤心。外婆看了我一眼，说：“你外公的生日快到了。”

我有点恼火她又提到了外公。我想冲着她大喊一句：“生日对一个死者有什么意义？！”可是，我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我什么也没有说。

外婆并没有觉察出我的恼火。“这是他过世之后的第一个生日。”她继续说。

我愤怒地出了门。在街上逛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的情绪才慢慢平缓下来。突然，我想起了昨天去过的劳务市场。也许那个姑娘此刻正在那里“出卖”自己？我朝公园南门方向走去。可是，走了不到一半，我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荒诞。首先，她不敢在那里出现，因为她的老板可能就已经守在那里；其次，我为什么要想着去找到她呢？！她只是与我毫无关联的陌生人。除了向她提供一点食物之外，我不可能再给她任何其他的帮助。我马上就掉头往回走。

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外婆已经没有坐在沙发上伤心了。她正趴在自己的床头柜上写信。她全神贯注，甚至没有抬头来看我一眼。我回到房间，在床上躺了一阵。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渴望抓住了：我强烈地渴望看到自己的身体。

我爬起来，表情严肃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我突然想起维特根斯坦好像有一个关于衣服的陈述，可是我不记得它是怎么说的了）。然后，我表情严肃地站到了墙上挂着的那一面小镜子的跟前。我渴望看到的是自己整个的身体……可是，镜子太小了，房间也太小，我找不到合适的角度。我很失望。我很绝望。我为无法满足的对“完整”的渴望而失望和绝望。

8.14

我很高兴今天又有写作的冲动。但是，我很不高兴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写作。这次失败严重地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对自己写作才能的怀疑上升到了极点。

还是让我像从前一样，为这不成功的作品写下一段逻辑清晰的梗概吧：

在作品开始的地方，主人公正准备去赴约。但是，在地铁站里面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走出地铁站。他首先看见了一群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他接着看见了隔膜、阴冷的落日。他走进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一个号码。他告诉对方他不去了。他说这改变没有任何原因。对方的应答没有出现在文本之中（或者说全部被埋在了水面之下）。对方是什么人？作品中也没有任何的暗示。

主人公回到家里之后，觉得百无聊赖。这时候，他的弟弟来了。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好像很疏远。他对他弟弟的到来好像有点吃惊。他带他去餐馆吃了晚饭。在餐馆的经历显示出兄弟俩与周围的世界也很疏远。

吃完晚饭，主人公突然问他的弟弟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坐地铁。他没有目的地。他只是想坐一下地铁，因为地铁本来应该是他今天生活的关键。如果不改变主意的话，他在黄昏的时候本来应该会被地铁带到那个约会的地点……接着出现的是一阵崭新的激情，还是一种重复的伤感？作品中也没有暗示。

与主人公关系疏远的弟弟没有反对他的提议。兄弟俩一起坐进了空荡荡的地铁车厢。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坐上的是“末班地铁”。他们离家越来越远了，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惊慌。

《末班地铁》就是这次写作的题目。它也是先于内容出现的题目。它似乎是一个隐喻，但它是关于什么的隐喻？

8.15

上午我在翻读石里克的传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切斯。他“发明”的那许多保全语义的符号中，让我觉得最有用的是“等等”。我也经常使用这个符号。没有它，我会觉得一些句子的语义不够完整。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对切斯为避免语言的不完整所做的努力不以为然。他的体系不仅极为繁琐，而且容易节外生枝。

语言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不完整是它的特质。语言的魅力就是建立在它天生的残疾的基础上的。切斯想用一整套符号来补足语言，这最终会减损语言的魅力。

哲学应该关注语言，但是现代哲学中许多流派对于语言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哲学的本分。对于不可为的事物最好还是采取“无为”的态度，就像对于不可说的事物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一样。

“不完整”也是哲学的特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导致了不同的哲学。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都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与哲学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没有关系。哲学的局限是“超历史”的局限，是哲学本身的局限。局限性也是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如果要写一部自己的哲学史，我在序言中就要指出这一点。我们的哲学教授们宣称他们的哲学是最高的哲学，它可以揭露其他一切哲学的局限，而它自己却“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这种宣称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之上。而这迷信恰好就是那种哲学天然的局限。

8.16

上午一个长得非常洋气的姑娘来家里找我。她自我介绍说她是弟弟的女朋友。她说是弟弟让她来找我的。她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页信纸递给我，那是弟弟寄给她的信里附带的一页。“这几本书你这里一定有。”她好像是重复弟弟的话说。

我看了一下弟弟的那张书单，里面共列出了六本书。其中的两本上次已经被卖掉（或者被偷走）了。我从书架上找出另外的那四本。“我明天就寄给他。”我说。

那个姑娘让我将书交给她，因为她那里还有为弟弟买的另外一些东西，可以一起寄去。

“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我有点不满地说。

漂亮姑娘笑了笑，说：“他只是不怕麻烦我。”我听得出她对自己被弟弟麻烦的那种得意。

我从来不知道弟弟有女朋友。更没有想到他会有一个这么洋气的女朋友。我在送她下楼的时候，好奇地问她在哪里工作。她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她在图书馆的期刊部工作。

“我经常去那里，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我问。

“你目中无人呗。”她说。接着她解释说她负责期刊的征订和维护等工作，很少在前台值班。“但是我在那里看见过你。”她补充说，“你总是坐在最角落靠窗户的那个座位上。”

我突然闻到了她身体上的那股淡淡的香味。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很奇妙的亲密。我不久前在露易丝那里感到过类似的亲密。但是，Z却从没有给我带来过那种感觉。我靠近了她一点。我羞涩地盯着她的头发。我将她一直送到了大院门口。看到弟弟写给她的信的时候，我有点嫉妒她，而她远去的背影让我对弟弟产生了强烈的嫉妒。

我决定将她记为A。与代表着结束的Z相对，A撩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激情，她让我对“开始”充满了渴望和好奇。

8.17

今天吃过早饭我就去了图书馆。我在期刊部阅览室角落里那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那是我的固定位置。那里有很好的视野，不仅可以看清阅览室内的全景，还可以眺望窗外那片开阔的菜地。我取来两本《哲学译丛》杂志放到桌面上。但是，我连翻开它们的兴致都没有。我望着值班员身后通向期刊部办公室的门，盼望着A在那里的出现或者闪现。我曾经无数次坐在这间阅览室里，被哲学的问题所困扰。这一次，我的思想却极为纯净：我在“纯净地”盼望着A的出现。我昨天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嫉妒弟弟。我后悔自己没有勇气留A多坐一下，也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再多送她一段。整个晚上，我的身体都像我的心灵一样骚动不安。

中午我在图书馆的小卖部里随便买了一点零食吃后，又坐回到了自己的固定位置上。我翻了翻那两本杂志，觉得有点无聊。然后，我去取来了两本文学杂志，它们也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最后，我干脆取来了几本通俗杂志。可是翻了几页之后，我还是觉得有点无聊。

一直到黄昏的时候，A才在那里出现。我走过去与她打招呼。“没有想到你今天会在前台值班。”我故意装出很吃惊的样子说。A告诉我最近因为期刊部人手紧张，她每天都要在阅览室值晚班。

我与她交谈了几句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装模作样地翻读起了杂志。我不时抬头望A一眼。我盼望着有一次她也会抬头朝我这边张望，我们会有目光的交流。但是，她显然没有特别在意我的存在。六点钟，阅览室的日光灯亮了起来。启辉器发出的细微的噪音在我听来就好像是轻松的音乐。灯影下的A又有了一种特别的魅力。

我原来有等到闭馆的时候与A一起离开的想法。但是，不断膨胀的羞涩感阻止了我。我在闭馆前二十分钟离开了阅览室。与A告别的时候，我又闻到了她身体上的那股淡淡的香味。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弟弟充满了强烈的嫉妒。

8.18

……总算盼到了黄昏，总算吃完了晚饭，总算又来到了图书馆，总算又走进了期刊部的阅览室，总算又见到了A。与她交谈了几句之后，我坐到自己的固定座位上。

我翻动着扔在桌面上的那几本通俗杂志。在三本不同的杂志上，都有青少年时代的恋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结合，几十年之后又终成眷属的故事。与我的《重逢》正好相反，这种故事对时间没有绝望。在《重逢》中，我的主人公看到了残酷的真理：时间最后会将“人”抛下……那是最残忍的“遗弃”。

……总算熬到了闭馆的时刻。

我看着A在闸盒上将日光灯一盏一盏地关掉，好像自己在一步步地走进人间的仙境。最后一盏灯关掉了……我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黑暗……那是令人激动的黑暗……那是令人窒息的黑暗。

我们一起离开了阅览室，一起走出了图书馆。A回家的方向与我的相反，但是她没有反对我送她回家的要求。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谈起了弟弟。她说他们是初中时代的同学。“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她说，“上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

“他是到了部队之后才给我写信的。”A接着说，“后来他的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长。”

我想起母亲对弟弟写的信的抱怨。

“不过，最近他的信会写得有点难懂了。”A接着说。

我不想谈论弟弟，我想转换一个话题。“在图书馆工作有意思吗？”我问。

“那只不过就是一份工作。”A说，她显然对谈论自己和工作没有兴趣。接着，她又将话题转回到了弟弟身上。“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很愉快。”她说，“你们家里人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但是，我不想谈论他。我靠近了A一点。“你怎么打发你的业余时间呢？”我好奇地问。

“看看杂志，逛逛街……我还刚为他织好了一件毛衣。”A说着，又将话题引向了弟弟。

我突然觉得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一下A对弟弟的担心。在分手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地对她说：“你肯定比我更了解他的现状，我很想多听你谈谈。”

“好啊。”A爽快地说。

“明天白天你会有空吗？”我急不可耐地说，“你可以去家里。我很想听你更多地谈谈他的状况。”

A想了想之后，不是很肯定地说：“不要特意等我。有时间我就来。”

8.19

今天的心情跟昨天的正好相反。昨天，我盼望着白天赶快过去，今天，我却想紧紧地抓住白天，让它不要过去。但是，白天还是过去了。到吃晚饭的时候，A还是没有出现。我知道，她不会出现了。

在等待着A的时间里，我反复设想着她走进我房间之后各种可能的场景。如果她坐在我的床边，我是应该坐在她身边，还是搬着椅子坐在她的跟前？我们一定要挨得很近，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要不要马上告诉她，我也非常喜欢她？也许我应该更有耐心一点，应该先从书架上挑出几本书来或者翻出几篇我满意的写作，与她更精神地交谈一阵，让她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不，我不能犹豫。我应该勇敢地抓住她的手。她也许不会拒绝。她也许会非常高兴。接着，我要用我的食指在她的掌心上轻轻地划动。A真的有些激动了，她将额头贴到我的鼻梁上，她身体上那股淡淡的香味浸润着我的心脾……一切都可以在这个白天，这个下午，甚至在晚饭前的那半个小时之内发生……一切都已经在我的想象中发生，并且重复地发生……只是A并没有出现。

我的晚饭吃得很马虎。我没有一点胃口。吃完饭，我感觉疲惫不堪。一天的等待和期待耗尽了我的精力。但是，我还是骑着车去了图书馆。我在大楼前的草坪上坐下。我没有勇气走进期刊部的阅览室。在所有那些激情的想象之后，我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着A了。我后悔自己急不可耐的邀请，我后悔自己贪婪无厌的想象。如果没有那个邀请和那些想象，A现在就还会存在于我的视野之中，我那种“开始”的幻觉就还不会夭折……

我一直看到阅览室的灯光全部熄灭了才站起来。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汽车远光灯的照射，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好像布满了陷阱。我不顾一切地骑着车冲向这些陷阱。我希望自己能够有幸被一个陷阱吞没，彻底与时间断绝关系。

8.20—8.21

将不同的体裁糅合在写作中一直是我的野心。今天我尝试着用“戏剧”的形式来叙述。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就将这篇作品的题目定为《戏剧》。

戏剧

——你说他临终前留下了一本书？

——是的，一本教科书。

——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他死后就会有人来取走那本书。

——这很像是一个侦探故事。

——那个人果然来了。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她朝我走过来。她身上的气味非常古怪。

——你一定吓坏了。

——她死死地盯着我，好像她要取走的不是书，而是我。

——她说话了吗？

——她说：“你父亲害了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你应该问她。

——我没有问。我只是说：“我父亲也害了我。”

——她怎么反应？

——她生硬地转过身去，就像一个电子玩具一样。

——一个绝望的女人。

——这时候，我发现那本教科书不在了。

——她还是为书而来的。

——我马上追出去，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留下那本书。

——可是你没有追上。

——你怎么知道？！

——我能想象得到。

——她消失了，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两个谜一起消失了。

——正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又一个女人走近了我。

——也是一个陌生人吗？

——不，她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

——不是与你同桌的那个“小妖精”吧。

——你还记得她的绰号？！

——那不止是她的绰号。

——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她还是那么漂亮。

——她来干什么？

——她首先也谈起了我们的父亲。

——奇怪。

——她说他很有魅力。她说他让她懂得了生活。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她说她为他的死而难过。

——对同一个死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接着，她问他是不是留下了一本书。

——什么？

——是的，我也大吃了一惊。

——这太神秘了。

——她说那是他留给她的书。

——你可以问她为什么他会留下那本书。

——我刚想开口，突然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最后就停在了我的门口。

——那是谁？

——我将门打开，楼道里没有任何人。

——她怎么说？

——我回过头去……

——她也已经不在了。

——你怎么知道？！

——我想象得到。

——所有的谜都一起消失了。

“怎么样？”我得意地看着妻子，期待着她的赞扬。

她正躺在床上，心不在焉地翻动着一本电影画报。“你应该上班去了。”她说。

“每次跟你朗读我新写的剧本，你总是心不在焉。”我抱怨说。

妻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它好像还没有完。”她冷冷地说。

她的“觉得”让我兴奋起来。“的确没有完。”我说，“接下来，兄弟俩又谈起了他们的父亲。”

“他的确是一个神秘的人。”妻子认真地说。

“那本书和那两个女人都是他的死带来的。”我说，“他是这戏剧里最大的谜。”

“可是这个谜在剧本的一开始就消失了。”妻子说。

她的解读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她将我推开。“你应该上班去了。”她温情地说。

像这几个月每次去上班前一样，我伏在她隆起的肚皮上听了一下。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升变为“父亲”了。我有点恐惧自己新的角色：不仅因为我不会再有时间写作，也不仅因为我的妻子会对我更加淡漠……我新写的剧本也许就是这恐惧的一种印迹。

8.22

吃完午饭之后，外婆问我能不能陪她说说话。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我不想听“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说我可以陪她说说话。

我们说了说天气，又说了说物价。就在我准备走开的时候，外婆突然问我对母亲的看法，“你觉得她是一个规矩人吗？”她问。

“当然是。”我说。我想这也是她等待的答复。

“规矩人也会做错事呢！”外婆说。

“那不奇怪。”

“那可是一件很奇怪的错事。”

“你是说她……？”

“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那就不要告诉我了。”

“可是我很想要告诉你。”

“我在听着。”

“做了错事不见得就不是一个规矩人。”

“当然不见得。”我说。她的这种说法跟“规矩人也会做错事”的逻辑是一致的，它们属于令语言哲学家非常头疼的“同语反复”。

外婆有点紧张地看着我，她显然是在“不应该告诉我”和“很想告诉我”之间做最后的挣扎。

我故意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想减缓她的压力。

“她从小就很守规矩。”外婆说。

“我知道。”我说。

“可是她……”外婆停顿了一阵之后，终于说，“她没有结婚就怀孕了。”

如果不是因为Z的经历，我会觉得这非常荒诞。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巧合？为什么我与Z关系的结束会如此呼应我自己生命的开始。“难怪我现在这么不像话。”我故作幽默地说。

“那个孩子不是你。”外婆说。

这有点像晴天霹雳。这完全是晴天霹雳。我很难将这样的事与规矩得有点死板的母亲连在一起。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外婆继续说，“她肯定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难怪外婆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原来她们之间隔着一个外婆无法揭开和母亲拒绝揭开的秘密。“可是你知道那个孩子是谁？！”我试探着说。

“当然知道了。”外婆得意地说，“我很喜欢那个孩子，人家可比你孝顺多了。”

我极其平静看着得意的外婆。这时候，我已经全都明白了。我站起来，准备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你不想知道那个孩子是谁吗？”外婆问。她看上去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不想知道。”我冷冷地说，“我没有兴趣。”

外婆吃惊地打量着我，然后，又失望地摇了摇头。她最后提醒我千万不能让母亲知道了她告诉过我这件事，“她会把我直接送到火葬场去的。”她认真地说。

8.23

从昨天得知“那个孩子”的存在之后，我的心情一直都极其平静。那好像是我一直都在等待的“福音”，而不是见不得人的秘密。

晚上我睡得很好。我甚至不知道深夜里下过一场暴雨。“好大一场雨啊。”外婆告诉我说，“夏天总算是结束了。”

她坐在餐桌边看着我极其平静地吃着早饭。她的目光里透着她的懊悔。我想她一定在为昨天的多嘴而懊悔。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秘密其实也是一种秩序。我记起了那天躺在竹榻上看到的皎洁的夜空。那就是一个秘密。一个完全由秘密构成的世界可能反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我对绝对的秩序充满了期待。

经过一整天的心理准备，我终于在书桌旁坐下来，给表姐写下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她写信。我的信写得很节制。我没有提及我和外婆昨天的谈话。我永远也不会提及，永远也不会向任何人提及。我只是告诉她，我很想去她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段较长的时间……三个月或者更长。我一直非常怀念那“人间的天堂”。我相信那样的环境能够成全我去完成一部很大的作品。但是，我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我的去向。我请求她无论如何要为我保密。“秘密是一种秩序。”我写道，“那种秩序会带给我内心的宁静。”

写完信之后，我关掉台灯，从漆黑的房间里张望着漆黑的窗外。

8.24

我始终认为片断或者断片是最美的表达形式。因此，我对庞大的哲学体系不感兴趣。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智慧和爱的关键都在细节（因为细节是激情的支点）。反复提炼而成的片断或者断片正好就是细节的呈现。

体系与片断的对应让我想起认知与经历（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的人走遍了世界，有丰富的经历，对生活却没有什么精辟的认识。而有的人游历肤浅，生活单调，对世界却有极为深刻的见地。卡夫卡是后者的典型。他没有出入过婚姻，却洞悉婚姻的荒诞；他没有做过父亲，却明察“父亲”的秋毫；他没有到过中国，却对中国宫廷政治中的“机关”了如指掌……这个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布拉格的犹太人看透了全人类生活的本质，看透了所有与生活相关的秘密。

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他身为奥地利首富之子，生活却极为简朴和枯燥。他与卡夫卡共有人生经历中的许多“没有”。那些“没有”同样没有局限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他对“认识”本身的认识。这位最接近我的哲学家熟练地掌握了（也许应该说是美化了）片断或者断片这种最美的表述形式。

《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是我这些天来一直在构思的写作。如何将世俗的日常生活与一个超凡的哲学家用情节和语言联结起来，这一直都是对我的写作的挑战。

8.25

今天我照例起得很晚。起来之后，我照例百无聊赖，心灰意冷。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一闪而过：为什么不去原来的办公室看看？！

我原来的办公桌已经变成了一个堆栈，上面堆满了旧报纸和旧文件。除了处长之外，所有那些同事们都在。我的重现没有引起他们特别的兴趣。“你现在在做什么？”以前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随意地问了一句。

我肯定地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做。”

墙上的那道铅笔印迹还在，这让我的心中荡起了一阵淡淡的酸楚。差不多半年已经过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半年。在这半年之中，我因为“遗弃”而经历了最真实的生活。这些经历又有什么意义？

处长的办公桌上也堆放着不少的旧报纸，他显然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上班了。我刚想问这是怎么回事，最老的那位同事突然说：“你不去看看处长吗？！”

“他怎么了？”我好奇地问。

办公室里顿时热闹起来。

“他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

“膀胱癌。”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又要跑火葬场了。”

我茫然地盯着处长的办公桌。我想起他对我的规劝和提醒。“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啊。”他说。那是还不到半年前的事。可是现在，他自己已经没有前途了。

“你应该去看看他。”以前坐我对面的那位同事说。

“他还记得我吗？”我问。

“怎么不记得？！”最老的那位同事说，“我们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提起了你，说你不应该一时冲动，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他还在替你惋惜呢。”

他的惋惜成了我不去看他的借口。我不会去看他，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情绪波动。

8.26

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一分钟和一百年有什么区别？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时间又有什么意义？我又失眠了一个晚上。我在黑夜中思考世界的意义或者世界的没有意义。我知道白天突然产生的去办公室看看的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那是死亡的召唤，那是“惋惜”的召唤……死亡又一次离我这么近。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处长的规劝和提醒。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处长发试卷和称猪肉时的表情。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处长那天在去火葬场的路上说过的话……下一次去火葬场的路上他就不会说话了……死亡是不可说的。处长和维特根斯坦都知道应该对它保持沉默。

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停止关于死亡的思考。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死亡因为与混乱的关系而有意义。死亡既可能是混乱的原因，也可能是混乱的结果。历史为这两种“可能”都提供了无数的例证。一位大公的遇刺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死亡是混乱的原因；一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动乱加速了生命的陨落：死亡是混乱的结果。那都是“重于泰山”的死亡。而老猫和老猫他妈、外公和处长的死又有什么意义呢？（处长，原谅我提前将你算成了死者：现在谁也无法断送你的这种阴暗的“前途”。）

也许处长的死还有点意义，因为一个新的处长将会要产生，他会不会从我的那些同事们中间产生？处长的死会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会给一个人带来实惠。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一直不知道是世界的混乱引起了头脑的混乱，还是头脑的混乱引起了世界的混乱。但是我知道制止混乱的努力总是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战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我不能去制止也不想去制止头脑的混乱。我觉得黑夜深不可测……我觉得死亡深不可测……

8.27—8.29

连续两天的失眠反而激起了我写作的冲动。但是，我能够完成这次写作，主要还应该感激一个美妙的想法：我突然想到用Z和A来指称作品中的两位女主人公——两位与现实中的Z和A没有任何关联的虚构人物。

这种做法事实上加大了写作的难度，因为我不得不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出现两种经典的失误：一方面，我不能将自己关于现实中的Z和A的“知识”带进写作之中；另一方面，我不能滥用虚构的自由来干涉Z和A在现实中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不能让虚与实通过共“名”而产生任何形式的交流。

我喜欢这种难度，我喜欢这种挑战。

维特根斯坦的朋友

X又遇上了严重的堵车。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医生已经离开。

“我就怕自己的孩子走在自己的前面。”外婆一看见X就这么说。

他不耐烦地瞪了她一眼，然后在母亲的床边坐下。他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她说好多了。他又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两腿瘫软，倒在了马路上。他又问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说她不知道。他又问她刚才医生是怎么说的。她说医生刚才也说原因不明。要等到明天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可能查明原因。

“记得你前天打碎的那只碗吗？”外婆表情神秘地说，“我就觉得这两天会要出大事。”

X不相信母亲的突然瘫倒与他的不小心打碎的那只碗有什么联系。他站起来，扶着外婆的肩膀，将她送回到她自己的房间。“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他不耐烦地对她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奇迹，也没有谜。”

这也是他对Z说过的话。她相信奇迹。他们每次做完，他总是听到她感叹着说：“我们的爱是一个奇迹。”她仍然闭着眼睛，就像仍处在高潮中一样。她的脸上仍然荡漾着对满足的满足。

然后，她会去回忆他们关系中的“谜”。比如有无数次她正在想他的时候，他突然就出现在她的跟前；比如他们政治经济学的考试都不及格，他们因此辨认出了对方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比如有一次她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看病……

而X总是用事实和逻辑来破解她的“谜”：他问她有多少次想他的时候，他却没有出现，以及有多少次她没有想他的时候，他却出现了；他甚至更刻薄地问她有多少次在想“别人”的时候，“别人”出现了，以及她与多少“别人”有过这种“谜”一样的关系。关于那次政治经济学考试，他告诉她，他不仅没有做问答部分的任何题目，而且提前了一个小时交卷，也就是说，他是有意让自己不及格的。那是他对压抑个性的教育制度的抗议。而那天他去医院看病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张病假条，他根本就没有病……

“亲爱的，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感情！”Z不满地说。

“可是我们不能不尊重事实和逻辑。”X固执地说。

“你不知道我多么感激生活中的奇迹和生活中的谜。”Z深情地说。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奇迹，也没有谜。”X固执地说。

匆匆吃过晚饭之后，X又走到母亲的床边。他发现她已经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母亲的房间。他没有想到她会出这样的事，因为他一直以为她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他并不将这样的意外看成是“奇迹”或者“谜”。明天去医院检查之后就会知道它的原因了，他冷静地想。他将这意外看成是一个新的“事实”，它“逻辑”地推翻了他关于母亲身体状况的错觉。

对母亲身体的担心让X感觉非常疲劳。他很快就冲洗完毕，坐到了床上。像平常一样，他拿起枕头边的那本《逻辑实在论》。那是他每天临睡前的必读书。那是他的“圣经”。他的“圣经”用“事实”和“逻辑”净化了他的心灵。他确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奇迹”，也没有“谜”。

不过，X没有用事实和逻辑去纠正A。他是在从Z那里回来的火车上遇见了她的。她不停地找X说话。她告诉X她来他居住的城市出差的目的。她说起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等。接着，她又问到了X的工作、家庭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的情况。最后她甚至问X要了电话号码。她说她办完事情之后会有一天的空闲，她希望X能陪她在城里逛一逛。

X非常寂寞，却一点都不想说话。他在想自己和Z为什么还不能生活在一起。这是他越来越不能接受的“事实”，因为这一点也不合“逻辑”。他甚至怀疑这样继续拖延下去，这“事实”会最终变成一个“谜”。他对A没有任何感觉。他敷衍地回答着她的问题。

他绝对没有想到两天之后，他会将A带到公园里的那棵柏树下。就像Z每次来看他的时候一样，他与她一起在柏树下的草坪上躺下。

“这真是一个奇迹。”A激动地说。

X瞥了她一眼。他对她没有任何感觉。

“我上车的那天正好算过命。”A继续说，“算命先生说我的这次出差是公私兼顾。”

X想起了Z，想起了她在向朋友们介绍他的时候的那种轻佻又得意的表情。

“他断定我会在火车上遇见未来的丈夫。”A继续说，“谜一样的推算。”

X又瞥了她一眼。“你遇见了吗？”他认真地问。

A还是双手合抱在胸前，眼睛盯着头顶上的柏树枝。“这要问你啊。”她激动地说。

X对她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他将手放到了她的小腹上。

“这真是一个奇迹。”A激动地说。

X没有去纠正她。他对她没有任何感觉。

“你觉得这是奇迹吗？”A继续说，“三天前我们还不认识……”

X没有回答。他的手移动了一下位置。他想将它伸进她的裤子里面。他想找到一点感觉。

A抓住了X的手。“不要这样，”她说，“这奇迹还刚刚开始呢。”

X没有像纠正Z那样用“事实”和“逻辑”来纠正她，因为他知道自己跟这个在火车上偶然遇见的陌生人不会“开始”。

一切事实只属于任务而不属于解决……外婆敲门的时候，X正在想这句话的意思。他将门打开，用责备的口气对外婆说：“你怎么还没有睡啊？！”

“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外婆说。她奇怪自己刚才听见母亲呻吟了一声。她让X去母亲的房间里查看一下。她说她自己不敢去。

X在母亲的门口听了听，里面非常安静。然后，他又走到了母亲的床边，确认她睡得很熟。她刚才的呻吟一定是外婆的错觉。X敦促外婆赶快去睡觉。“你不要等了，”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奇迹，也没有谜。”

“我等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等。”外婆说，“我只是怕自己的孩子会走在自己的前面。”

X又回到了床上。他也像外婆一样睡不着。他对死没有恐惧，但是，他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母亲突然的瘫倒。他在等着天亮之后送她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死不是生命的事件……因为人没有体验过死。X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想起了他的“圣经”里面的这一句。

自从Z第一次用那种轻佻又得意的口气介绍他自己之后，X其实就像敬畏奇迹一样敬畏他们之间的感情。他的身份对他自己都是一个谜，而辨认出那谜一样的身份当然就是一个奇迹。他惊叹Z的直觉。这种惊叹转换成了一种物质的力量，不仅让他自己的身体强大无比，也让他对Z的欲望经久不衰。每次在高潮之中，他其实都非常得意（也非常需要）Z对他们身体不断登峰造极的感叹，尽管在做完之后，他仍然会用枯燥的事实和逻辑去扫她的兴。

“他是谁啊？”如果她的朋友们对走在她身边的X有这样的好奇，Z总是会用轻佻又得意的语气回答说：“他呀……他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

这真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写作。它的初稿结构混乱、语义芜杂，令我极为沮丧。然后，我开始对初稿进行大刀阔斧的删节。在五分之三的篇幅被删除之后，作品的主题终于浮现出来。我将剩下的五分之二的内容再删去一半，然后再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才得到了现在的文本。

完成了这样的挑战之后，我真想对“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大叫一声：“写作是奇迹，也是谜。”

8.30

我“突然”对父亲的夜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给突然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兴趣实际上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它萌发在外婆告诉我“那个孩子”的秘密那一天。我决定今天去跟踪他一次。

晚饭之后我等在大院的门口。父亲出来之后，我跟在他的身后。这不仅让我记起了上次跟踪那只易拉罐的经历（那好像已经很久了），还让我想起了我在《人事处老P》中虚构的那种场面。果然，父亲很快就拐进了一条小巷……我们在不断分叉的小巷里穿行，就好像是走进了虚构的世界：“那年夏天，我也许会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跟他一起穿过那无数条陌生的小巷，最后来到那座坟墓的跟前。”我在那篇作品中这样写道。

父亲最后走到了一座旧洋房的跟前。他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敲了敲旧洋房的门。门开了，他走了进去。不久，又有几个人来到了旧洋房的跟前，也都敲门进去。

我在巷口的那家小卖部买了一罐可乐，坐在小卖部前的那条板凳上，一边喝着一边盯着旧洋房。我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去敲门。

小卖部的老板看出了我的“来意”。“看你就是新手，”他说，“第一次来吧？”

我对他笑笑，点了点头。

“敲门就会有人来开的，”他说，“去玩玩吧。”

果然一敲门就开了，两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让我有点犹豫。“不要偷偷摸摸的，有钱就进来。”其中一个说。

我走进去。那乌烟瘴气的客厅里摆着三张台球桌。每张台球桌的旁边都围满了人。父亲没有在他们中间。我马上意识到台球桌只是“名”，客厅周围的那些小房间才是“实”。那些房间的门口有专人把守。我相信父亲就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

我正在想利用有人出入的机会，瞥一眼小房间里的情况，一只手在我肩上拍了拍。我紧张地回过头去。我看到了一个瘦高的中年人。“你想进去吗？”他客气地问。

“可是我……我没有钱。”我紧张地说。

“没有钱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个人还是很客气地问。

“我……我来找人。”我还是紧张地说。

我话音未落，那个人抡起拳头，猛击了我的面部。他的客气与他的暴力之间的转换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没有任何准备。我被打翻在地。我的面部疼痛无比。接着，我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整座房子好像陷入了一片混乱。我想睁开眼睛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疼痛让我只能睁开一条缝。我看见许多人围到了我的身边，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那个人揪住了我的衣领。“你来找人？人都在这里，你找谁？”他粗暴地说。然后，他又对围着我的那些人说，“他说他来找人，你们有谁知道他是谁？”

我相信父亲已经看到了我。我希望他极度地恐惧，恐惧得不敢说任何话，更不敢战战兢兢地走近我。

他的确没有走近我。没有谁知道我是谁。没有谁知道我找谁。

那两个彪形大汉揪着我的衣领将我揪到旧洋房的门口，将我推到门外。“再看见你，就不要说我们不客气了。”他们说着，粗暴地关上了旧洋房的门。

8.31

中午的时候，父亲在我的房门上轻轻地敲了敲。“我只是想向你告别一下。”他说。

将房门打开之后，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父亲的旅行包。“我还是想回老家去住一段时间。”他说。他的声音和表情都显得很沉重。

“要我去送你吗？”我冷冷地问。

“不用了。”父亲说，“你好好休息吧。”

父亲刚出门，外婆就来到我的跟前。“他这是怎么了？”外婆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一回来就躲在厕所里哭了。”外婆说，“然后他收拾起行李，就这么走了……”

我不知道父亲刚才躲在厕所里哭了。我有点难受。

“你这又是怎么了？”外婆说，“你的脸。”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绝不会让她成为知道这秘密的第三个人。

外婆叹了一口气。“我们这个家里的人都太不正常了。”她说。

我躺了整整的一天，直到黄昏时听到母亲的敲门声才下床。“你的脸怎么了？”母亲心不在焉地问着，递给我一封信。她的目光显得有点奇怪。

“已经好多了。”我说着，接过她递来的信。

可是，信封让我大吃了一惊。我抬头看了母亲一眼。我意识到她的目光不是因为我的脸而是因为我收到的信才显得有点奇怪的。

这是弟弟写给我的信，一封很长的信。

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弟弟的信。接着，我又逐字逐句地重读了弟弟的信。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智。我不敢相信弟弟会写给我一封这样的信。我不想公布这封信的内容，我甚至不敢让这封信继续存在。我在厨房里找到一盒火柴，将弟弟的信放在厕所的便池里点燃、烧透。我放水将纸灰冲掉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张“全家福”……生活是多么的荒诞啊！那个被留下的瞬间其实什么也没有留下……父亲走了，弟弟垮了，我也想马上离开……这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弱得几乎听不见的枪声。那种“弱”让我不堪忍受。我哭了起来。

听到我的哭声，外婆和母亲都紧张地跑到了厕所的门口。“他们父子俩今天是怎么了？！”外婆问。

9.1

我又经历了一个狂躁的夜晚……这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狂躁的夜晚。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激烈翻腾，它们拒绝任何解决；稀奇古怪的幻觉在我的眼前反复出现，它们拒绝一切逻辑。直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才有了一点睡意。在短暂的睡眠里，我梦见了A。她坐在公园湖边的长石椅上，对着平静的湖面发呆。我走过去，在她的身边坐下。她问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又问我为什么不去期刊部的阅览室了。我正在奇怪她为什么没有提到弟弟，她却突然哭了起来。我犹豫了一下，将她搂在怀里。这是我想象过多次的举动。我没有想到她没有任何的抵触。她抽泣着说她很寂寞。这让我想起了Z关于怀孕的“解释”。我将她更紧地搂在怀里。我意识到在这个时刻支撑着自己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欲望。我等待着她提到弟弟，甚至提到那不堪忍受的很“弱”的枪声。她没有。她重复了一遍她说的话。她说她很寂寞。我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我，突然热烈地亲吻起我的嘴唇来……这是在这些天里我想象过多次的场面，可是，一阵狂躁的负疚感迅速吞没了刚刚露头的成就感和亲密感。我被那剧烈的内疚惊醒了。

我空虚地看着天花板。我知道我不可能有纯净的“获得”，我知道我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失去。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生活中此起彼伏的噪音，厌倦了为生活作证。是埋头写作的时候了！只有全神贯注的写作能够将我带离这一切。只有全神贯注的写作能够带给我内心的平静，能够防止我对生活的厌倦被恶化成对生命的厌倦。

我马上起来了。匆匆吃过早饭之后，我去向韦之辞行。“我要开始写作我的哲学史了，”我说，“我必须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韦之显然很高兴我的“开始”。他问我计划将自己封闭多长的时间。

“至少应该三个月吧。”我说。

韦之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说那是他“早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的。

我不用看就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韦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得我的人。他的准备令我感动，给我安慰。我告诉他这次我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信封，因为我会住在“人间的天堂”里，那里的生活几乎“自给自足”。不过，我还是接过了它。我想让这感动和安慰陪伴我的写作。

分手的时候，韦之才问到了我的脸是怎么回事。

“一场荒诞的事故。”我回答说。这是我“早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回答。

9.2

我做了一整晚的整理，不仅整理行装，也整理房间。我将离开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普通的离开。这是我与过去的决裂，也是我走向未来的起点。成功地写出我的哲学史是这次离开的关键。否则……我不能去想象“否则”。

天还没有亮，我就出门了。这不仅是为了赶上那趟早班车，还是为了赶在母亲和外婆都还没有起床之前离开。我不想听到她们的任何提问。我不想当面对她们撒谎。我在书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告诉她们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关于“经院哲学”的进修班，要在邻省的那所著名大学里学习一段时间。

晚上我就抵达了“人间的天堂”。我对旅途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表姐已经收到了我说想在她那里住一段时间的信。她说她很高兴我喜欢她的家。她已经将那间很小的“办公室”完全腾给了我。在今后的三个月，那将是我的书房和卧室。

我用清凉的井水洗了一个很痛快的澡。然后，我就在床上躺下了。表姐走到床边，问我床是不是舒服。我告诉她一切都非常好。表姐用拇指碰了一下我鼻梁上的那一小块结痂。她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欣赏她的沉默。她的沉默让我感觉亲近和温暖。她没有变成那个不得不被“遗弃”的孩子。她仍然是我一直感觉亲近和温暖的表姐。

我憧憬着明天，憧憬着写作的开始。

9.3—12.22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规律的一段生活。我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分起床，七点钟开始写作。两个小时之后，我停下来吃简单的早饭，然后在附近散步到九点三十分。接着，我又写作三个小时，然后是一小时三十分钟吃午饭和午休的时间。从两点钟开始，我继续写作三个半小时。然后，我去爬山，爬到古塔的旁边，在那里稍歇一下，六点四十分回到家里吃晚饭。晚饭之后，我在附近散步。八点钟再做一个半小时与写作有关的阅读。十一点钟我准时在床上躺下。

我没有根据季节的变化而调整这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姐的学生和家人也没有干扰过我的写作。事实上，学生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和课间的打闹声令我感觉愉快。那是对我的精神的调剂，也是对我的写作的促进。

我的写作本身就是我在“人间的天堂”里生活的见证。因此，我决定不再另写日记，就用它作为我这一段时间的记录。不过，我有必要对我的写作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用这三个半月时间完成的这部“哲学史”至少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可以称为“以偏概全”：从每一位哲学家的理论中，我只选择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概念来谈论，而忽略他的“全部”；第二不妨称为是“虚实互补”：这事实上是一部由“阴”和“阳”两种力量结构而成的作品，在谈论完每一位真实的哲学家代表性的概念（这是作品中“阳”的部分）之后，我总是会用一个虚构人物的一段虚构的生活来佐证那个概念（这是作品中“阴”的部分）。这种结构实现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很顽固的想法。我一直相信每一个“看得见”的哲学概念都对应着一种（或者多种）“看不见”的生活。

（韦之已经读过图林的这份奇特的“哲学史”稿，他迅速翻过了这一部分。）

12.23

今天中午，我又回到了家里。我又看见了外婆和父亲（他是什么时候从老家回来的？），又看见了熟悉的一切……一切都没有变，但是，我却对一切都有强烈的陌生感。长达三个半月的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痛苦的进化过程，它不仅耗尽了我的精力，也改变了我的心理。我不知道自己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回到”这曾经熟悉得已经厌倦了的“家”里。

与上次回来的时候一样，我的房间显得非常干净。“我每天都为你清扫。”外婆说，“你离开得太久了，我都有点厌倦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声音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感觉它非常陌生。

“你进修得怎么样啊？”外婆问。

我放下旅行袋，如释重负地坐到了床上。

外婆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将我拉了起来。“你刚从火车上下来，一身多脏啊！”她说，“赶快去洗洗吧。”

这种说法没有让我感觉陌生。我知道我又回到了“条条框框”的生活之中。我又必须要“很守规矩”，就像我母亲那样。可我实在是没有一点力气了，只想好好坐一下。我坐到了书桌旁的椅子上。

“你为什么突然就离开了？”外婆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想回答她的问题。我迷茫地环视着自己的房间。

外婆显然有点失望。她走到窗前，将窗户推开。“我其实每天都为你的房间通风。”她说，“今天不知道怎么给忘了。”

这让我想起了上次旅行回来那天的情况。“最近没有出什么事吗？”我问。

“你想要出什么事呵？”外婆不满地问。

我笑了笑。

“老猫他妈死了，跟他一样的死法。”外婆接着说。

我告诉她那是我离开之前出的事。

外婆有点怀疑地看着我。“我怎么觉得那是你离开之后出的事？！”她说。然后，她又开始抱怨自己的记忆。

我有点想问她，父亲是什么时候从老家回来的。但是，我觉得她对这件事也不会有正确的记忆，就没有问。

12.24

晚上，我睡得并不坏。我尤其是没有像过去的三个多月那样在六点四十分准时醒来。这也许应该被称为是“入乡随俗”吧。

在我吃早饭的时候，外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现在觉得你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她很认真地说。

“我与你的感觉正好相反，”我故意逗她说，“我觉得我就好像还没有回来一样。”事实上，经过一个平庸的夜晚，一个没有失眠也没有做梦的夜晚，我已经有了一点“回来”的感觉。

吃过早饭之后，我马上去了韦之那里。我将他为我准备好的信封还给了他。在“人间的天堂”里，“流动性”的确没有什么用处。我也将刚刚完成的写作交给了他。我很想尽快听到他的“读后感”。

韦之告诉我，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几乎都离开了。

“你相信他们明年能在纽约或者伦敦办成展览吗？”我问。

韦之说他很怀疑。“他们自由了，却会遇到生活上的压力……”韦之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应付那种压力的。”

然后，我问他是否有露易丝的消息。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他听说她最近在忙着准备结婚。

这消息让我有点伤感。“她没有看上你？！”我用挖苦的语气说。

“她也没有看上你。”韦之说，“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

“‘人’可靠吗？！”我苦笑着说。

“你听起来就像是一位犬儒派哲学家。”韦之说。

“我写过他们。”我说，“那篇《人狗》。”

“我知道。”韦之说，“那是一篇很精彩的作品。”

12.25

今天凌晨我被海明威最后那一次扣下的扳机惊醒。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与维特根斯坦冷酷的朋友不同，我相信奇迹的存在以及谜的存在。这不祥之兆令我心惊胆颤。

我第一次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就意识到了整个世界对他的误读。他根本就不是简单的“硬汉”。他的感情极为细腻，他的神经极为脆弱。他始终就是那个跟随父亲去印第安营地接生的孩子。他在那个忙乱的夜晚见识了生命中最深的黑暗：那个印第安男人在妻子极度痛苦的叫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因此成了海明威一生中的不祥之兆，成了阻止他长大成人的隐喻。为了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不断挑战死亡。那些挑战让世界将他误读成意志刚强的“硬汉”。根据他自己的信条，真正的“硬汉”可以被“击败”，却不能被“战胜”。而他最后却被战胜了，被他的细腻和脆弱战胜了。他像他父亲一样扣下了最后那一次扳机。他的脑浆溅满了洗手间的墙面。他成了他父亲的“镜像”，或者像他父亲一样，成了那个印第安人的“镜像”。

窗外好像正在下雨。房间里的阴冷增加了不祥之兆带来的恐怖感觉。我蜷缩在被子里。我突然感觉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孤独。我突然想抱住另外的一个身体，比如Z的身体。我知道，一点点的体温也许就可以大大地减轻我对生命的焦虑。我渴望得到另外一个身体的抚慰。

这种渴望得到了荒诞的回应：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又带回了一封Z寄来的信。我不知道这信中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Z告诉我，她已经在两星期前登记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她手术后不久在朋友家里遇见的一位现役军人。她没有提及他的其他情况，也没有提及她对他的看法。她只说他对她一见钟情，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向她求婚。

这不是奇迹，也不是谜。这是“事实”，稍稍有点不合“逻辑”的“事实”。

12.26

我的头脑中有时候会出现那种最清晰的思想，但是我无法将它留住，因为我的表述就像我身边的世界一样，总是充满了矛盾和歧义。这种矛盾和歧义根源于语言本身的缺陷，还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失误？也就是说它是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每次头脑处于混沌状况的时候，我都会去追究语言的责任。我会说是语言本身的缺陷导致了表述的不清晰和不确定。语言本身的缺陷让我对语言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我迷恋语言，并且用充满激情的写作来亲近语言；另一方面，我又对语言充满了怀疑、恐惧和敌意，我们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对方遗弃。

我今天头脑的混沌状况当然起因于昨天晚上肤浅的睡眠。可是，我不太清楚导致睡眠失败的关键究竟是我在梦中感知的不祥之兆还是现实中Z带来的无聊的消息，或者说，究竟是未知的“谜”还是已知的“事实”。在被失眠折磨得极度痛苦的时候，我又一次渴望着突然爆发一场剧烈的地震，将一切全部摧毁，将这世界变成完完全全的沙漠，甚至连罗素的那匹飞马也不存在，甚至连那条无限的裙子也不存在……让我们回到水，回到火，回到土，回到气，回到原子，回到空，回到无……回到原初的“家”吧。

在吃午饭的时候，父亲突然提起他这次在老家做了一件“大事”。

“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外婆不以为然地说，好像是想制止他。

我知道父亲是想说给我听。“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我真有点想知道。

父亲做的大事是重修了他父亲（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爷爷）的墓。他说这次新做的墓碑非常气派。“在立碑人的位置上还刻有你的名字呢。”他得意地对我说。

12.27

那应该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块墓碑上……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墓碑……那是我永远也不会去拜谒的墓碑……父亲，我从来都不感觉亲近的父亲，你为什么要让我离死亡那样近？！你难道不觉得那天晚上我在地下赌场因为“你”所受的屈辱已经足够了吗？！

父亲

1949年初的一天，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出生了。爷爷用报纸给他擦屁股，擦着擦着，世道突然就变了。没过多久，他就戴上了红领巾……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红卫兵……没过多久，他就遇见了我母亲……没过多久，他就成了接班人……没过多久，他就成了阶下囚……没过多久，他就被装进了那只小木盒。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他只是挂在母亲房间里的一张遗像。他每天都盯着母亲的床，笑得那样含蓄。

“他死得好可怜呵！”外婆经常这样说。

“我根本就不记得他活过。”我说。

我一直很好奇摆在遗像下方的那只小木盒。那一年L叔叔送给我那一大堆子弹壳的时候，我就想过它们正好可以装在它的里面。“那可不行。”母亲紧张地说，“那不是一只空的木盒。”

外婆诅咒了L叔叔几句，要他不要总是缠着我母亲。她说他跟我高大英俊的父亲没法比。

L叔叔从此再没有来过了。他带给我的那些子弹壳很快就全被楼下的T赢去了。T赢走我最后那一颗子弹壳之后的那种傲慢的表情会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我每天都很寂寞。我每天都挤到外婆的床上，我要靠着她干瘪的身体才能够睡着。我甚至在梦里都会想念那些本来属于我的子弹壳。

有一天早上，我告诉外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外婆吓得捂住了我的嘴。“早上是不能说梦的。”她紧张地说。

一直到吃过午饭，外婆才问我梦见了什么。“我梦见那只小木盒突然变得很沉很沉。”我说。外婆脸色一下子变了。“我也做了同样的梦。”她说。

我们盼望着母亲回来，想尽快告诉她我们做的奇怪的梦。没想到，母亲回来之后的举动比我们的梦还要奇怪。她将一把椅子搬到小木盒的底下，她踩上去，她想搬动小木盒，她搬不动。“照我看，她也做了同样的梦。”外婆俯到我耳边低声说。

接着，母亲从裤口袋里掏出小手帕，将小木盒顶盖和四周的灰擦掉。然后，她将耳朵贴到小木盒上听了一阵。然后，她轻轻将小木盒的顶盖掀开了一条缝。没想到，她突然尖叫了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坐到了地上。她嚎啕大哭了起来。我惊恐万状地躲到了外婆的身后。外婆惊恐万状地抓住了我的手。“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母亲恶狠狠地说，“赶快去叫兽医来。”

我去叫来了T的爷爷。他是我们城市里最著名的兽医。我在路上已经结结巴巴地告诉了他刚才家里发生的怪事。

T的爷爷甚至看都没有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母亲一眼，他直接踩到了摆在小木盒底下的椅子上。他从容地将小木盒的顶盖打开。他拿着他带来的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小木盒的里面。这时候，母亲停止了嚎啕大哭。房间里突然安静得令人绝望。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之后，T的爷爷从椅子上跳下来。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外婆说，“她被吓成了这种样子。”

“一条蛇。”T的爷爷说。

“一条蛇？”外婆费解地重复说。

“一条剧毒的蛇。”T的爷爷说。

“剧毒的蛇？”外婆显出更加费解的样子。她指了指那张遗像，小心地问：“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T的爷爷诡秘地笑了笑。“这条蛇的皮是由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织成的。”他说。

“我明白了……”外婆机械地点着头说。她其实还并不明白。

T的爷爷已经站到了门口，他好像想急着离开。

外婆抓住了他的手。“可是，”她着急地问，“它到底有什么毒性啊？”

T的爷爷好像不是太愿意揭开这个秘密。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外婆说，“告诉我它到底有什么毒性啊？”

“这是一条能够毒蚀时间的蛇。”T的爷爷说，“一旦醒来，它的毒液就会渗入与他有关系的所有人的现在和未来。”

我能够感觉到外婆身体的颤抖。“它……它什么时候会醒来？”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我看快了。”T的爷爷说。

“那我们要怎么办啊？”外婆充满恐惧地问。

T的爷爷挣脱开外婆的手，走了出去。“这我真的就不能说了。”他站在过道里说，“你们自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的。”

外婆沮丧地关上房门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马上把它埋掉。”她果断地说。

“也把那张遗像一起埋了吧！”我说，“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笑。”

母亲看了看那张微笑着的遗像，又看了看脸色铁青的外婆。“你说呢？”她没有什么把握似的问。

“这不关我的事。”外婆肯定地说。

母亲想了想。“那好吧！”她说着，先将相框取下来。然后，她让我也站到椅子上，与她一起将很沉的小木盒抬了下来。

我们用自行车将小木盒推到了公园里，将它和遗像一起埋到了公园西南角烈士塔后面的小山上。然后，我们完全将地面恢复成了原样。我们确信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再找到这掩埋的地方。

在楼下的车棚里停放自行车的时候，母亲和我都已经精疲力竭。等在那里的T神色紧张地告诉我们，他看见外婆“像烟一样地”消失了。T在我们的楼下等着是想将他从我这里赢去的子弹壳“全部”退还给我。他坚持让我点数了两遍，让我确认他已经将子弹壳“全部”退还给了我，一颗都不少。然后，他自己也像烟一样地跑开了。

这是令我颤抖和激动的写作。我很久都没有从“完成”的喜悦中挣脱出来：这既是写作本身的完成，又是写作完成的一种清算：我与父亲的关系终于“完成”了，我借用虚构之力埋葬了他剧毒的阴魂，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12.28

我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有去过位于市中心的那家书店了。今天上午我去那里转了一圈。那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迎接新年作准备。书店门口的畅销书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日历。这种喜庆的气氛让我非常难受。我很马虎地在哲学和历史柜看了看就离开了，没有作任何购买。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处长。我伤心地想，不管怎么设计，日历对他可能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的“时间不多了”，那是我在开始写作“哲学史”之前的说法。现在，他还在时间里吗？或者说他还在吗？他的规劝和提醒还存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对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一只送葬的队伍刚刚过去。马路上还散落着他们抛下的纸钱。小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认为死于冬天是一种很体面的待遇。现在，我认为所有的死亡在形式上都很丑陋，在内容上都很荒诞：“重于泰山”与“轻如鸿毛”并没有什么两样。

处长总是显得很忙，好像有做不完的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很敷衍地与我握了握手。“在这里工作就是忙一点，”他说，“年轻人忙一点好啊。”我后来经常想起他跟我说的这第一句话。我知道他并没有撒谎。我知道他跟我说的所有话都不是谎言。他只是没有时间去想他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忙以及在忙着什么。他不知道他被毫无意义的工作欺骗了。他不知道让他很忙的体制本身是一个弥天大谎。

我也许应该为他高兴。他终于可以面对唯一的真实了，终于可以不忙了。死亡是生活的导师。它帮助我们理解毫无意义的生活。

处长只跟我握过那一次手。在我彻底离开办公室的那天，我以为他至少会与我握一握手。他没有。那显示的不是他对我的惋惜，而是他对我的不满。我遗弃了让他觉得很忙（也就是很有尊严）的工作，他肯定对我极为不满。

我弯腰捡起一张纸钱。我用它折了一只小飞机。可是，它飞得一点都不稳，一点都不远……它一头栽回到了地下。

“我还想跟你握一次手，处长。”我对着忧郁的天空说，“你现在在哪里呢？”

12.29

寒冷让外婆显得很安静。她不怎么在房间里走动了，也不怎么来敲我的房门了。大部分时间，她都裹着很厚的棉袄，蜷缩在沙发的一角。她甚至连报纸都不怎么看了。她的手总是插在袖筒里。

她的安静让我有点不安。吃完早饭之后，我坐到了她的身旁。

“你不会再出远门吧？”我们沉默着坐了一阵后，外婆突然问。

“不会了。”我说。我知道她的内心并不安静。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我很害怕。”外婆接着说。

我将手搭到她的肩上。“新年又快来了。”我说。

“看着一年一年这么过去，我也很难受。”外婆说。

“多想想新的一年……”我说。

外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什么好想的。”她说。

“你还没有新年的日历吧？！”我问。

“我不需要那东西了。”外婆说，“现在每一天对我都是一样的。”

我又想起了处长。他也许已经不在了。现在每一天对他才真的“都是一样的”了。

外婆看了我一眼。“其实家里有人的时候我也很害怕。”她说。

“你怕什么？”

“我怕我做的梦。”

“梦有什么可怕的。”

“我最近总是做同一个梦……”

“你做的是什么梦？”

“这不能告诉你。”

我突然想起了四天前我的那种不祥之兆。也许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一个梦？！

12.30

今天我去韦之那里听他关于我的“哲学史”的读后感。“我相信你自己对这次写作非常满意。”韦之说。他的表达好像又是在运用语言哲学的原则。我理解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他说他非常欣赏我采用的“阴阳”结构。不过两部分比较起来，他更喜欢“阴”的部分，因为那里有层出不穷的新奇，络绎不绝的“阴谋”。他认为这一年来，我的写作的确有了巨大的长进。他坚信我在年初的“遗弃”（我的退职）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他说。

除了总的印象之外，韦之还谈到了他对“哲学史”中许多细节的看法。他的一些意见非常精彩，对我将来的修改会大有帮助。

我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才离开。我们的讨论给我带来了高亢的情绪。但是在半路上，我突然又想起了外婆“不能告诉”我的梦。我又有点不安。她做的到底是什么梦？她梦见了谁？她梦见了什么？

这不安就好像是一种预兆。我刚走进家门，极度紧张的气氛就扑面而来。我破例没有拐进自己的房间，而是停在了沙发跟前，停在了父亲、母亲和外婆的跟前。我从外婆的表情立刻意识到她最近不断重复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在母亲身旁坐下，刚想安慰一下她，她却一把将我抱住，嚎啕大哭起来。外婆和父亲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没有制止他们。但是，我没有哭。我在读到弟弟的那封长信的时候已经哭过了。我在被那个不祥之兆惊醒的时候已经哭过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在深夜，在他去换岗的路上……他们说可能是中了埋伏。”母亲抽泣着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我不想知道事情的经过，或者说我早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我想到了A，我必须马上让她知道这个消息。这是混乱的世界对她的侵犯。我让父母和外婆早点休息，我说我要出去一下。

“你不会又出远门吧？”外婆神色慌张地问。

她的问题让我一阵心酸。我看了她一眼，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期刊部阅览室值班的那位管理员告诉我A下午的时候刚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她好像是要想去前线看望她的男朋友。”她说。

我肯定，A已经知道她再也看不到她的男朋友了。

12.31

那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切也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早就在盼望着这一天，我将在这一天结束我关于生活的“见证”，我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致再多坚持一天了。

昨天整个晚上我都没有躺下。我一直坐在床角，用膝盖顶着下巴。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起我和弟弟小时候的那些争吵（有一次争到最后，我扇了他一个耳光，而他撕掉了我已经做好的全部暑假作业）。我还想起了我们最近这些年的隔膜，这种隔膜是不是加速了他的“完成”（或者说“完结”）呢？我还想起了他需要的那些哲学书……现在，那些书已经成了他的遗物，它们很快将会“回家”，被送“回家”。我还会将它们重新摆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吗？

但是，我没有去想事情的经过。那是这个世界上的“谜”。我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同样是这个世界上的“谜”。我对这事情的本性有清晰的认识，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清晰的认识……是的，永远都可以说弟弟是中了埋伏……他中了自己的埋伏……他中了命运的埋伏。这埋伏终结了令他厌倦的战争……“只有死者能够看到战争的结束”！这是哲学，这是哲学对生活的见证。

不管弟弟是怎么死的，他已经死了！这是“事实”。这“事实”丰富了“弟弟”这种称谓的内涵，也丰富了“死亡”的语义。弟弟死了……死了的弟弟……弟弟成了死亡的一部分。这很好。这样我可以用弟弟（局部）来替代死亡（全体），这就是修辞学上的提喻。于是，我可以这样来重写那最著名的三段论式：“所有人都将弟弟，我是人，所以我将弟弟。”这是最根本的逻辑，这是绝对的真理。

混乱的思想一直将我带向了光明。天又亮了，太阳照常升起……但是，这是我日记中的最后一天，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日记。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有很多次，我甚至想过，也许不是因为有了这一年平淡又复杂的生活才出现了我的这份“证词”，而是相反，是因为有了要完成“证词”的决心才出现了这样的生活。我有时候甚至走得更远，我会想，这份“证词”中不仅“包含”着我的写作，我的虚构，它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虚构”，因为它所记录的生活已经被时间“遗弃”了，因为它只是一串文字和一份记录。

总之，我已经接近了这记录的终点。像外婆一样，我对新年没有什么奢望。我知道新的一年里将会有许多的重复，尤其是还会发生许多的“弟弟”。我知道，我的“证词”结束了，可是生活还在继续。它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我也“弟弟”。

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仪式感。我想简单地庆祝一下这“证词”的完成。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我看到了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那是我的房间与韦之的房间以及从前的办公室之间表面（也许也是内在）的联系。我用一块潮湿的抹布认真地将它擦掉，完成了我简单的庆祝仪式。

在开始“偷窥”这份“关于生活的证词”的一刹那，韦之事实上就已经违背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要求他“立即销毁”的意愿。而越往后读，他就越感觉到这种违背不可避免。读到图林与Z分手的那一部分，韦之的态度已经变得十分肯定。他肯定自己“试图遗弃世界”的朋友留下的这份“证词”是关于转型期（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一份罕见的档案（同时也是一份罕见的青年思想和先锋文学的档案），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销毁这样一份“证词”，哪怕他是见证者最好的朋友，哪怕“立即销毁”是见证者本人的强烈意愿。

忠实于朋友就损害了历史，保全了历史就不得不背信弃义。韦之在生活中第一次遭遇这经典的道德困境。读完全部“证词”之后，他确信违背图林的意愿是唯一的选择和正确的选择。他马上想到了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先例。那对他的决定是强有力的支持。

当然，他并不是没有顾虑。他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只是“消失”了，却并没有“弟弟”（他借用了“证词”里面的修辞手法）。将来这份“证词”如果能够整理出版，见证者本人很有可能会听说甚至看到。读者的热烈反应会不会打破他因为“消失”而获得的内心的平静，将他再一次推进生存的困境？

韦之将手稿连同那封要求他“立即销毁”手稿的短信一起放回到小皮箱里。他决定不急于处理这份“证词”。这些天专注的阅读让他的身心非常疲劳。他茫然地看着窗外。突然，他听到了从楼上邻居家的电视里传来的哀乐。他打开摆放在书桌上的收音机。他听到了收音机里在同步播报的噩耗。这突然的噩耗令他感到震惊。他瞥了一眼墙上的日历。他马上想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不知道他此刻是不是也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关于八十年代悲剧性结局的预感。这哀乐好像在证实他的那种预感。

附录

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

何怀宏

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年轻人图林，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业余哲学家”，全书就由图林一年的日记构成（但从9月初到接近年底的三个多月的日记被处理成隐居写作哲学史而阙）。作为一个“例外”中的“例外”，他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世界的“混乱”，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这一年里，图林自动从公务员的岗位退职了；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了；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最后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异地的女友先是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后是嫁了另一个“别人”。他好像诸事都失败了，他缺少钱这一“流动性”，也许只除了一件事：他在心灵的路上走了很远。而他走的路是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他进的是窄门。

我想借鉴作者后来一篇小说的篇名来描述《遗弃》，将其精神主旨称之为“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这不仅是指它是一个年轻人写的、其主人公也是青年，而这一青春的年龄段虽然离常常引发永恒问题的死亡最远，却常常是那些敏锐地意识到死亡那一幢幢黑影、并隐秘地渴望着永恒的人们的最初年龄段；而且，“最初”在本文中还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思想意义，即其中所达到的世界与我的互弃关系的思考，世界混乱无聊的感受也呈现出是寻求永恒的最初路程。

在写作中追求完美

《遗弃》首先是一部你看了会觉得作者是注定会执着地写下去的作品。写作是他的命运，哪怕这期间会有中断，但他一定还是会回到这条路上来。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极其虔诚，甚至将写作视作一种信仰、一种拯救。他在写作中也是力求一种完美、一种永恒，或至少是一种长时段。他探询各种各样写作的可能性，对自己的成名作品也还是总不满足，不断重写、不断修改，似乎只要一阅读自己的旧作，就会意识到继续完美的各种可能性。不仅《遗弃》与《不肯离去的海豚》这两部早年作品被改写，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给人觉得几乎“无可增减”的作品也还是有新的改动。

《遗弃》中的主人公如此理解他自己的写作，看来也表明了作者对写作的基本看法：“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它没有边界，或者说它仅仅以语言为边界。而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它冷漠无比，它会让许多的可能变成不可能。”换言之，写作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回答。“这种回答当然没有灾难和暴力的回答那么粗暴、那么武断、那么不讲道理。写作是一种试探，对生活的试探，对语言的试探。它不仅给出了一种回答，它还暗示存在着无数种其他的回答，可能的回答。”所以，图林宣称：“写作是创造，是在寂寞中的爆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对笛卡尔再做一次修正。我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写作故我在。’”

写作和他的生活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图林的问题。一方面，他肯定“我的写作”纯属虚构；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它同样是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见证的一部分。“虚构如何见证生活，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是三千年来的哲学所忽视的重大问题。”“我的生命是不自由的。我也不奢望自由。我的口号不是‘自由万岁！’，而是‘写作万岁！’”写作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甚至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这种写作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不可能让我银行账号上的余额朝正确的方向改变”，也不一定由发表或流行的运气而获得名声，甚至自己还会怀疑自己的写作天赋。但真正的写作者却不可能不写，甚至也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写，而只能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写。图林还尤其迷恋书面语言。他说：“我深信，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也许对英语我会宽容一些，因为我刚好能够听懂。而对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者越南语，也许就更能容忍，因为它们对我就好像是噪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书面语言也同样很成问题，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容地剔除其中那些明显可能引起混乱的因素。如果说书面语言是缓慢移动的白云，口语则是暴风骤雨。我脆弱的心灵越来越经受不起那种剧烈的风吹雨打。我宁愿永远躲在书面语言的角落，用文字而不是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一个在谈话中言辞吝啬的人却可能在文字中喋喋不休，一个在直接交往中沉默的人却可能在日记中完全打开自己。

但是，真正走上写作这条路的人其实要面对常人遇不到的许多挑战，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又尤其对一个不仅是写作者、还是思想者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写作对他不仅是“生活的证词”，也表达思想。但是，在写作与思想之间总是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在思想极度混乱的时候，写作也许是一种治疗。但是，混乱又会使写作难以开始。……‘有写作的需要却又无法写作’”，或者，写作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混乱的思想也经常地搅乱写作，这是要经常面对的一个矛盾。

但是，更为根本的矛盾是写作与一种追求永恒、彻底与无限的思想的矛盾。在图林看来，人在死的时候，应该将属于他的一切统统带走，包括他的“名”，包括对他的记忆。否则，他的死就是不完整的和不彻底的。“虽死犹生”既是对死的歪曲，也是对生的戏弄。它是荒诞的人生可能经历的最后的荒诞。但是，写作却可能与之冲突。写作有可能导致写作者出名，而出名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完整彻底地死去。于是，这就成了一个珍视“彻底的”死亡的写作者面临的困境。不过，他可能没有办法，还是必定要写作，因为，这种写作对他甚至是一种生理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写作是死亡在逼近自身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我还能写作，还在写作，还要写作。写作可以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短暂的满足。它是我不可或缺的生理需求。写作也能够带给我‘升华’的体验，让我发现时间、进入时间、成为时间。”

作者后来在一次对话中谈到：“我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大量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里。阅读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质量’。”他还谈到：“我对写作要求过高。高处不胜寒。语言问题被我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是我面对的最大的道德问题。”当然，他也还有一种自信。他在新的世纪里远走他乡，处在非汉语的环境中，但他还是深信，他的汉语仍然能够“触及灵魂”。

图林在谈到他羡慕塞林格的离群索居时写到：“我们都想逃离，我们又都在‘守望’。我们在没有希望的田野上‘守望’着百孔千疮的纯洁和奄奄一息的童贞。这‘守望’是最后的牧歌，这‘守望’是最惨的绝唱。”今天可能是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和美隐退的时代。虽然薛忆沩的作品或许不会太流行，喜欢它的人不会太多，但一旦喜欢上却可能会很喜欢。因为它还是保留了一种东西，喜欢它的人或也将加入一种隐退的思想与文字之美的“守望者”之列。

时代与永恒的纠结

永恒是对一种无限，或者说时间无限的渴望。但它又时常和有限的时代纠结在一起。甚至我们可以说，恰恰是和时代、和此生、和社会，乃至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永恒渴望，才真正是属人的渴望，或者说是人的全面渴望。如果不想脱离人来讨论永恒，那也就意味着不能脱离时代来讨论永恒。而我们在《遗弃》中，的确也可以看到主人公和时代的纠结，这也是他和世界的纠结，和体制的纠结。

图林如此思考体制及他在体制中的地位：在这一体制中，政治是根本，权力是实体，而法律只是一个名义或外衣，甚至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个人在这一体制里没有意义。一个人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他只是办公室里的一件物品，就像一把椅子，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服从是他的天职，忠诚是他的义务。他为这个体制工作，在工作中受蒙骗，又用工作去蒙骗。他所获的工资甚至也可说是不义之财，因为他的劳动不仅毫无意义，还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发展的阻碍。

这种思考还不仅限于政治的领域，还涉及社会的更广大范畴，涉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痛感人们对一切都没有信心。欺骗成了新的社会规范，新的生活技能。体制只能用欺骗来维持住它脆弱的稳定。而人与人之间，欺骗也蔚然成风。而生活中的美和活力却消失殆尽。比如说，哪怕天降大雪，同事们也很可能不会去打雪仗。他们习惯了办公室的悠闲。他们害怕出汗。出汗好像是对他们“个人利益”的侵犯。但他们真的有“个人利益”吗？他们可能连“个人”都不是。非“个人”的特征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体制是他们的母亲，它分给他们的乳汁不会让他们吃饱，也不会让他们饿死。这种特殊的营养模式让他们对特殊的母亲产生了特殊的依赖，也让他们对特殊的集体产生了特殊的依赖。尽管他们不是“个人”，他们却还是没有忘记去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在不可能“多得”的庞大计划经济体制里，避免“多劳”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人们生活在无数的计划之中，但究竟是谁在计划我们的生活？最初的计划是谁制定的？最后又是谁取消了计划？是谁让计划落空？是谁让计划实现？是谁计划了我们无法改变的命运？对这种种问题人们都不清楚，却又盲目地接受了体制的安排。图林说他如此冒犯地思考体制是因为他思考的是“人”，普遍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奴隶。这个普遍的人困惑地活着，拒绝接受体制强加给他的所有假象。他知道死亡是绝对的真理，他知道“明天”很值得怀疑。显然，在此这种对体制的思考和批判不单纯是社会政治的，还有立足于生命与永恒的意义。正是这类对体制的思考和批判导致了他最终作出退职的决定。

但是，对他所在社会体制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大洋的另一面就是天堂。对西方一味的赞美其实也不那么靠谱。图林写到一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哲学教授I-See的信中总是洋溢着对美国的赞美。他赞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思想自由，也赞美美国清新的空气和方便的生活。而图林希望哲学的批判精神能够让I-See看到那个“超级大国”的阴暗面。图林也像他的朋友韦之那样，总是在固定的时段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和时事分析。他觉得这些新闻和分析要比这边的新闻和分析冷静和客观，但是，其中也包含另外那种制度的偏见。他批评那些激烈批评本国体制而出国寻求成功的艺术家们，说他们只能在“那里”成功，而不能在“这里”成功，这本身就很荒诞。而根本的是，那些艺术家和I-See一样，他们都想向“人”（特别是他们的敌人）证明什么。这是他们的“不自由”。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敬意和畏惧。这就是他们与“以死亡为出发点”的业余哲学家的差距。

然而，图林自己的退职其实也只是退出直接的政治领域而并不可能退出社会领域，他不要体制的供养，但又还没有真正经济上的独立。他积攒的钱只勉强够他生活一年，他还得住在并不理解他的亲人的家里。所以，当处长说：“退职之后，你不还是只能依靠你的父母吗？！”这句话真正刺痛了他。而当他回答I-See的问题：“你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应该对社会作点贡献吗？”虽然他说他辞职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他同样难以面对I-See的反问：“可是，你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负担，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吧？！”他为此甚至憎恶自己，憎恶自己无法理直气壮地面对这一点。他非常清楚，他的反抗可能只意味着转换了“混下去”的方式。他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他一方面说：“遗弃”公职只是我一系列的“遗弃”的开始。我这一段的生活是由不断的“遗弃”构成的。但另一方面又深切地感到：我究竟能够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存在多久？这个问题不仅令人困惑甚至恐惧，因为不可能有再一次的“遗弃”，因为他不再有什么可以“遗弃”。

他感到相当失望甚至绝望，不仅对他人，甚至也对自己。他想：虽然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却仍然相信生命的意义。遗憾的是，这种“相信”并竞争是生活和心理的逻辑。“正常”的人都过别人的生活，都为别人（准确地说是为“超过别人”）而活着。上帝死掉之后，人就变成了庸人。也许这就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因为“人就是庸人，人都是庸人，人只是庸人”。所以，他说他自己其实也不会出去和人打雪仗，虽然这不去的原因和他的同事不一样。他不去是因为他可能整个就不喜欢参加与他人在一起进行的集体活动。幼时的冬天他总是趴在窗口看邻居的孩子们在雪地里游戏，却不想加入他们，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他自己是不是也还是庸人？他是不是还得乖乖地回来？今天的世界已经走到了“现代”，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么人还能活多久？绝望的确是来自现实与永恒的比照，那么希望呢，是否也能来自有限存在物对永恒的渴求与观照？

放弃世界以追求永恒

《遗弃》的首页题词是图林的话：“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就是主人公所理解的世界与我的基本关系，即一种互弃的关系。在此的“世界”就是“非我”的一切，不仅是物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甚至就主要是人的生活世界，是所有的物也都打上了人的印迹的世界。“世界遗弃了我”，这是我的感受，是我对一种我感觉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的感受。这是一种世界观，我在一种它与我的关系中观察这世界。而“我试图遗弃世界”是我的意志，我的努力，我的决定，我不一定真的能够遗弃这世界，但我正在努力尝试这样做。所以，后一种遗弃是一种自我放弃、自我放逐。即首先他觉得这个世界遗弃了他，所以他也来遗弃这世界。这可能是他最初的，也可能是他最后的一个主动行为，他要努力保持他作为主体的残留可能性。放弃世界是为了赢得永恒，放弃空间是为了赢得时间，故必须舍得。放弃世界或正是追求永恒的第一步。

图林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没有让他感到生命有什么意义。这里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死亡，如果说死亡就意味着一切的虚无，它就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永恒、没有灵魂不朽、看不到生命意义的世界。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真实含义，也就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含义。他说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停止关于死亡的思考。死亡因为与混乱的关系而有意义。死亡既可能是混乱的原因，也可能是混乱的结果。前者如一位大公的遇刺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后者如一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动乱加速了生命的陨落。他说他不知道是世界的混乱引起了头脑的混乱还是头脑的混乱引起了世界的混乱。但是他知道制止混乱的努力总是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战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不能去制止也不想去制止头脑的混乱，觉得黑夜深不可测……死亡深不可测……图林从不锻炼身体。他对寿命的长度没有幻想。他对死亡的恐惧是纯粹的恐惧，绝对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他不相信自己可以推迟死亡的到来，或者有必要推迟死亡的到来。他说我们的死亡是由已经死去的上帝决定的。我们对它只能等待。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对它的等待。

因为有死亡的存在，世人许多的活动和竞争就显得可笑了，比如说让多少人艳羡的成功。用图林讥讽的眼光看，人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什么事？形形色色的成就也许正好就是构成混乱世界的要素。五花八门的成功也许正好就是混乱的根源。混乱的世界中挤满了欲壑难填的个人，匆匆忙忙的个人，成功或者奢望成功的个人。而且，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是重复的。人生是重复的，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时间也只能通过“重复”而被感知和认知。重复赋予时间美感和价值。日历将我们的生活重复地切断，这样，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等等突然变成了能够重返世界的阴魂，都与今天发生了联系；这样，人们总是在过同样的节日，并且要过一辈子的“生日”。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那么，有没有走出重复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死之前就“消失”？他甚至生硬地说，“谁都不应该来到这混乱的世界”。我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带来“失去”的旅行？

这样，图林考虑人这一存在其实就是这世界上的“迷茫的动物”了，“迷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迷茫。语言和行动都在加深我们的迷茫。的确，所有的其他动物都不会发问，只有人会发问，但发问也得不到解答，就只好继续迷茫。而可能更多的人还不发问，他们只是觉得无聊。《遗弃》中对“无聊”的范畴有一些讨论，或者说“聊”了一下这“无聊”。人们害怕这“无聊”就积极活动，于是造成冲突。作者在他另一篇小说《不肯离去的海豚》中写到：当主人公X和他的妻子在一次航行中被自然美景深深打动的时候，他想到人们总是在试图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每一种历史的进展最后都只是加剧了整个人类的堕落。X对他的妻子说：“人类生活中除了无聊就是冲突。”当他们跟着水泄不通的人流走出码头时，X接着说：“历史也是这样。无聊引起冲突，冲突又导致新的无聊。”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在故乡的河滩上见到的那些尸体。这又是时代与永恒、政治与上帝的一种纠结。

于是，图林试图主动地放弃这世界——既然他本来也就要被这世界所放弃，而他这样做至少可以证明他的一种主体性。同样面对世界的荒谬与混乱，忆沩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像萨特那样，“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打赢”；也不是像加缪那样，诉诸一种西西弗斯似的悲剧英雄。图林试图主动放弃这世界，表现得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他不仅对这世界上的竞争、成功无动于衷，对一般的人们无动于衷，甚至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和恋人，乃至对自己也无动于衷。

图林的父母是体制下长大的一辈。他蔑视一生都依赖和信任“组织”的父亲。这里面还有蔑视权威的成分。他说他蔑视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所有的父亲：亲生的、继养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我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这种身份”。他对母亲也几乎是忽视的，他说她受制于冷漠的体制，其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强加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形之下，图林对祖辈、尤其是民国范儿的外婆的感情倒要深一些，他还是感兴趣于她用记忆捍卫的革命之前的世界，说“那是永远也不会遗弃她的世界”。他会听她讲故事，虽然也常觉得她唠叨。他对去医院看外公是非常冷淡的，甚至在外公死后有意逃避参加他的葬礼。

至于爱情。图林承认自己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因此，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应该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他大学时代的恋人Z分配到了别处，她觉得他和她隔得越来越远，不仅是地理距离的远，更是心理距离的远。她在失望中和他终于分手了。而他也并不难受，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自己不用说废话了。他对同学也没有兴趣，觉得不参加他们的聚会没有任何的遗憾。

图林所期望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许是一种相互之间极其冷淡的关系，保持很大的距离，但也能保持相互的独立性。就像他看到一只鸽子飞落到他的窗台上。他想它并不需要我的走近，不需要我的关照。“走近”也是一种污染，一种对空间的污染，一种对自由的污染。他说我也不喜欢他人走近我，不管以什么名义——比如说“关心”，而“关心”也是一种污染。他觉得那种无人问津的死亡很了不起。他不去看生病住院的外公，觉得外公其实也不想人去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就像死人需要葬礼一样”。他说他若有这样的时候，也不希望有人坐在他床边。

图林对自己的行为也常持无所谓的态度。他走进了百货大楼，一边想那不是他的本意，但一边还继续往里走，还上到了二层，又上到了三层，最后又上到了顶层。但什么也不想买，什么也不想看，只是不停地走着，无聊地走着。他路过一个电影院，从片名就知道电影很差劲，但觉得正对自己的心情，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他收到Z的来信，觉得太厚，就先不打开了，但他知道，如果信很薄，他还是会找到一个理由先不打开。

萨特《恶心》的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是恶心，是直想呕吐。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则是对他周围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连对母亲的死也无动于衷，像是游离于这个世界的人。而这里是一切冷淡，图林不仅对一般的外界和他人表现冷淡，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恋人也表现冷淡，甚至对自己也相当冷淡。到处弥漫出一种“无关性”，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一切都不重要。但这后面的确是有一种隐秘的重要性的，即其实有对思想、真理、永恒的关注。正是与它相比，其他的一切才失去了分量。对世界无动于衷是因为对永恒有动于衷。就像他有时会突然想起他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同事们。他们难道一辈子就那样过吗？难道那些死后火化的“珊瑚碎片”不会让他们恐惧吗？难道恐惧不会让他们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图林也许是要把自己逼到绝境，让自己极其孤立，极其寂寞。因为他想也许在这种时候，“我”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寂寞剥去了所有的伪装，将“我”暴露出来：那是赤裸裸的“我”，是无依无靠的“我”。但是，寂寞又是一种困境，它如一道屏障，可以将“我”与混乱的世界隔开；而它同时又如一种病毒，会迅速吞噬个人的耐心，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混乱。所以，当他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将她的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她充满母爱的动作让他有一阵很深的伤感。他逃避了外公的的葬礼，但却感觉又经历了另一场更复杂的“葬礼”：我们的关系结束了，纯真丢失了。他想：我们也许无法逃避，也许永远都无法逃避。他突然觉得父亲也是一个“孤儿”，一个被他所热爱的体制遗弃的“孤儿”。他不理解一个“孤儿”为什么要躲避另一个“孤儿”。

相当奇特地，《遗弃》的初版是在1989年。1989年是一个注定要被人们多一些谈论和记忆的历史年份，对许多人来说，这往往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对没有那么多政治嗅觉的一些人来说，在他们的心里，可能还有当年发生的另一些事件并不比那一政治事件次要，比如说一个年轻诗人海子于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山海关铁路卧轨自杀，又比如一个年轻作家忆沩写的《遗弃》在这一年的出版。今天我尊重它的新版，但也还怀念它的初版。因为那初版可能带着更多的“思想的原始悸动”的痕迹。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哲学对它的影响，其中可以辨认出的最明显影响是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发自自身生命的青春体验。

年轻人幽暗时分在茫茫的大地上摸索，没有多少先辈的智慧可以借鉴，他甚至觉得世界是黑漆漆的一片，但如果抬起一点头来，也许就能看见遥远的天边有一点依稀的光。感受到这世界的荒谬与无聊，但这只是第一步，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种感受的确体现了一种追求无限的精神，是用一种永恒的标准来衡量这世界。而如果坚持这一精神，就一定还会前行，就一定不会放弃。而由于某些属人亦属灵的特性，到一定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是会与世界和解，我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将“失而复得”、“弃而复归”。未来会不会如作者所言：有一条伟大的河需要我们跨过。但是，没有一座伟大的桥呢？而我们自己能否建造这样一座桥？或者这座桥可能还是隐秘地存在，我们只是由于目前的精神盲点而还看不到它？

薛忆沩与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刘再复

“薛忆沩”这个名字对在座的同学们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这不奇怪，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作家。

我是在2000年读了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遗弃》的评论才知道这个名字的。读到《遗弃》（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对薛忆沩的写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我又读到了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花城出版社出版），对他的写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次阅读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立即写下了《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向读者推荐我的“新发现”。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愿更多的读者与我共鸣，让薛忆沩金子般的文字不再寂寞。”

最近，我读到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遗弃》重写本以及刚在台湾出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激动之余，我写下了《〈遗弃〉：等待共鸣的奇观》，再次向读者推荐薛忆沩的不同凡响的写作。文章在《新京报》登出之前几天，深圳读书月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揭晓：《遗弃》是其中仅有的三部文学作品之一，也是唯一的本土文学作品。这结果好像是与我的那篇短文的共鸣。

十二年前，林岗第一次带薛忆沩到香港来见我。这之后，我们又在香港和深圳有过几次见面。把其人与其书联系起来，我对薛忆沩有了这样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痴人，一个书痴加文学痴加哲学痴。

他的“痴”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他是文学中人而不是文坛中人；第二，他是潮流外人而不是潮流中人；第三，他是形而上人而不是形而下人。

薛忆沩不是文坛中人，因为他离群索居，东漂西荡，没有任何“文坛”的归属。他是特立独行的绝对的“单干户”，一个不依靠任何文学组织，也不从任何文学机构领取“工资”的文学侠客。他四海为家却又四海无家，像是一个永远都“生活在别处”的游魂。二十多年来，我自己也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很容易理解他。

薛忆沩不是潮流中人，他的生活和写作都有反潮流、反风气的特征。当下的作家诗人大都遗弃写作者的本真角色而追求世俗角色。薛忆沩却像《遗弃》的主人公一样，充当“自愿失业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野”的写作者。他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本真角色。

薛忆沩不是形而下人而是形而上人。何怀宏教授称他的代表作《遗弃》是中国的三本哲理小说之一。就像《遗弃》的主人公一样，薛忆沩本人也是一个“业余哲学家”。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读者都可以闻到的是“道味”，即哲学味和思想味，而不是平常的文学“味道”。

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与莫言有不同的文学风格。概括地说，高行健的文学是冷文学，莫言的文学是热文学。所谓热文学指的是热烈拥抱现实的文学，所谓冷文学指的是冷眼观看社会的文学。高行健笔调冷静，情感内敛，而莫言则天马行空，激情澎湃。用尼采的语言划分，高行健呈现的是“静穆”、理性的“日神”精神，而莫言呈现的则是“狂欢”、亢奋的“酒神”精神。高行健小说的“艺术意识”和“哲学意识”极强，属于“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李欧梵语），而莫言则体现了中国本土的“民间的”审美趣味。这两种审美趣味的不同让我觉得，莫言更像巴尔扎克，高行健更像福楼拜。与巴尔扎克相比，福楼拜语言简约、节制，不事铺张，不动声色。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出，薛忆沩的风格更靠近高行健，即属于冷文学，属于“日神”精神的文学，属于呈现精英审美趣味的文学。

深入到《遗弃》之中，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遗弃》是一部对荒诞存在进行反思的哲理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图林是生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试图遗弃世界”的年轻人。他憎恶公职，敢于成为“自愿失业者”；他蔑视权威，乐于成为“业余哲学家”。在他留下的“关于生活的证词”里，他宣称：“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我只有荒诞的感觉。”这句“宣言”凸显了薛忆沩与莫言的不同：莫言对“饥饿”不是“没有”感觉，而是充满了感觉。“饥饿”是莫言写作的动力，又是莫言创作灵感的来源。莫言对“饥饿”的感觉很不一般。那是刻骨铭心的感觉、惊心动魄的感觉、天昏地暗的感觉。而薛忆沩与他笔下的图林一样，对“饥饿”没有感觉。图林面对的不是没有饭吃的“生存困境”，而是不知生命意义的“存在困境”。整部《遗弃》都是对存在的叩问，对荒诞的叩问。我们可信手拈来无数的例证：

“瞬间”也会让我恐惧。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通过“瞬间”来理解“存在”，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但是现在，我恐惧“瞬间”。“瞬间”冷漠地吞噬着我毫无意义的生活，又被我毫无意义的生活冷漠地吞噬……

混乱的历史与混乱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意外，充满了荒诞。

图林认定历史是混乱的，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但他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活”下去，于是，他苦苦寻找存在的理由，寻找荒诞的“出口”。最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遗弃”了“试图遗弃”他的世界。《遗弃》的“情节”是关于“遗弃”的思辨。思辨也能构成长篇小说，这本身就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奇观”。

《遗弃》思辨的内涵已由扉页上的题词道破（“图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读到这一题词，我首先想到王国维。这位先知型的天才，五十岁的时候却投昆明湖自杀。对于这一行为语言，后来者作了许多阐释。主流意见认为王国维被历史所“遗弃”。三十年前，我写过《王国维之死》（散文诗），也是接受主流的见解，认为他是被历史所抛弃。出国之后，我对王国维之死产生了新的思考。我认为王国维不是“被”历史所抛弃，而是主动地把历史——被他认定为荒诞的历史——从自己的身上主动地抛却出去。也就是说，他主动地遗弃了历史，遗弃了那个战乱的时代。同样，《遗弃》主人公图林的“遗弃”，也是主动的行为。他主动地把“荒诞”的生存模式从自己的身上抛却出去，同时又一个接一个地把习惯性的思维和习惯性的理念（如“创业成功”等等）抛却出去。他自始至终都在自言自语。他在以自言自语对抗充斥于世界的陈词滥调。他不断提出问题，也不断回答问题，不断寻找主动“遗弃世界”的方式。

同时我又想起了《少年维特的烦恼》。维特与图林相隔一百多年，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与社会格格不入。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维特便觉得心灵无处存放。最后他也像王国维一样选择了自杀，用极端的方式把格格不入的社会从自己的身上抛却出去。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善于思考的诗人（如海子、戈麦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遗弃了令他们感觉格格不入的社会。但薛忆沩笔下的图林虽然对死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却并没有选择以“死亡”作为遗弃社会的方式。他也没有选择“流亡”和“隐居”等其他经典的方式。图林的选择非常奇特，他选择以“写作”来抗拒荒谬，来“遗弃”社会。他这样写道：

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它没有边界，或者说它仅仅以语言为边界。而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它冷漠无比，它会让许多的可能变成不可能。

写作是创造，是在寂寞中的爆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对笛卡尔再做一次修正。我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写作故我在。”

图林从小就认定自己是“孤儿”。他甚至认为应该将“国际儿童节”改为“孤儿节”。对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孤儿”来说，写作就是“回家”。我写作，所以我存在。写作使这个彷徨无地、无家可归的“业余哲学家”找到精神的“家园”，找到了心灵的存放之所，也就是找到了短暂的自由，找到了逃脱高墙挤压的喘息之地。

“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种关于写作的思辨正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思辨。关于存在主义的论述已经很多。我最喜欢的还是萨特关于“存在”的定义，他说存在是“成为自己的可能性”。荒诞世界让每个“自己”疏离自己、背叛自己。而存在主义却提供自己成为自己的出路。“自杀”虽然是一种逃脱荒诞的出路，但毕竟不是积极的出路。相比之下，“写作”更为积极。通过写作，图林不仅证明了自己，也为读者留下了一份八十年代中国生活的特殊证词。

薛忆沩的《遗弃》是一部探索“自己”如何成为可能的充满存在思辨的作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奇观。

（此文据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报告整理而成，曾发表于深圳《晶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抑郁/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5-5240-1

Ⅰ.①伟… Ⅱ.①薛…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8794号

伟大的抑郁

著　　者 薛忆沩

策划编辑 王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5.7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240-1/I·1528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自序

旧版《文学的祖国》尽管仍然还有许多的读者，但我对它的不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里面出现了太多的错误：我自己犯的错误和编辑犯的错误。其中许多作品，尤其是那些短小的作品，语言和叙述的质量都已经落后于我现在的标准。还有，作为读书的随笔，旧版《文学的祖国》既谈论文学类的图书，又谈论非文学类的图书，显得零乱芜杂。

今年年初，我将其中关于文学类图书的作品挑拣出来。这里面有部分作品在收入去年出版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重写。我这次只需要彻底重写其中还没有重写过的那些篇目。重写虽然能够获得美感的回报，却永远都是透支身心的劳作。每一次完成我都有侥幸之感，都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和感叹。我将重写好的作品重新编排，再配上少量新作，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经过精心的编辑，《文学的祖国》新版在十月底正式付印。

这次重写意味着我为期五年的重写之旅烽火再起。但是我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没有精力乘胜前进，去处理旧版《文学的祖国》中关于非文学类图书的那些作品了。

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我于十一月二日半夜从国内回到蒙特利尔。刚在北京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不久，身体里又出现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起码有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小说集的朦胧想法在互相纠缠。但是与两年前《空巢》从天而降时的情况不同，回到阔别八十八天的书桌旁，那些朦胧的想法却又都纷纷退去了……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处在飘忽的状态中。突然改变的外景让我有点迷茫，突然远离的亲情也让我有点迷茫，加上铁面无私的时差……我做了一点卫生，报了几次平安，又不得不一次次因困倦和疲惫躺下。最后一次躺下的时候，窗外还是通明透亮，昏昏沉沉醒来之后，四周却已经是漆黑一片。我不知道这是深夜还是凌晨，也不知道是哪天的深夜或者哪天的凌晨。我打开电灯，打开电脑，我开始重写旧版《文学的祖国》中关于非文学类图书的那些作品。

前三十个小时进行得非常艰难，不断中断，又几乎毫无感觉，更不要谈美感。我对过程只有恐惧，对完成也只有绝望。但是第三天（十一月六日）凌晨四点，最深的黑暗被《伟大的抑郁》驱散了。这一篇作品高质量的重写将我新一轮的攀援带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时候，我知道，除死亡之外的任何邪恶的打击都不可能阻止我的完成了。

我的这一次攀援持续了八天时间。这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八天。在这八天时间里，我一直都在遭受时差的强烈反应和心理的巨大折磨。每天的睡眠被分裂成中午和深夜两段，每段长度都不足两个小时，最后的四天甚至更少，两段加在一起都只有两个多小时。在极度亢奋和极度疲劳的状态中，我几次感到最邪恶的打击已经迫在眉睫。

重写全部完成之后，我重新编排了文章的次序。借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我将文章分成了四个“板块”，可以相继命名为“艺术板块”、“历史板块”、“科技板块”和“奇闻板块”。最后，为了平衡内容，我又从随笔集《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抽调来四篇文章，在书的最后设置了一个“中国板块”。很有意思的是，在其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我也谈到了抑郁——我自己的渺小的抑郁。这也算是对书名的一种回应吧。应该指出，“板块”的划分其实非常勉强，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错综复杂的交叉。

旧版《文学的祖国》的重写终于分两次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完成，再一次让我对生命和汉语充满了敬畏。

薛忆沩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于蒙特利尔

灵魂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摩登时代看那个《摩登时代》

滔滔不绝的自己

“意大利协奏曲”

寻找诺尔曼

错误的预言

最后的变奏

伟大的抑郁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美”的代价

激情的政治

“专门利人”的孤独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

最后一篇日记

最后一天的日记

耐人寻味的“芝麻”

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

与“主义”无关的凯恩斯

暴躁的孩子

神秘的果实

在“两种文化”之间

“秘密书架”

“疯狂”的词语

虔诚的拒绝

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温斯顿·丘吉尔致温斯顿·丘吉尔

“回光返照”的身影

散原老人的“少作”

“遥遥今古一相期”

外婆的《长恨歌》

故乡的真迹

灵魂之间的距离

如果父亲和儿子都是名垂青史的艺术家，而父亲凭借的是他创造的静止的画面（他是伟大的画家），儿子凭借的是他创造的活动的画面（他是电影的大师），那么，这父子俩共用的“姓”就一定是“雷诺阿”。

我在深圳的书架上有雷诺阿1974年版自传《我的一生和我的电影》（Ma Vie et mes Films）的中译本。我一度非常喜欢特鲁福（Franoir Truffaut）的电影作品，而雷诺阿又是特鲁福推崇的电影行业里的至尊，根据逻辑学的传递律，我对雷诺阿也发生了兴趣。他那本很薄的自传中的许多段落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米高梅公司一位制片商的回忆。我记得当年在深圳大学的写作课上我还曾经将那一段回忆作为“范例”推荐给学生。我欣赏电影大师城府很深的写作风格。

这在时间和空间上已经久远的阅读无疑是我从教堂地下室的旧书摊上购回《雷诺阿，我的父亲》（Renoir，My Father）的渊源。它是1962年出版的法语原作Renoir的英译本。这本比雷诺阿的自传厚得多的关于雷诺阿的传记的扉页上有一段雷诺阿虚构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抱怨说：“你呈现给我们的不是雷诺阿，而是你自己关于雷诺阿的概念。”这是典型的法国读者！而固执己见的作者狡辩说：“当然，历史最终是一种主观的体裁。”这是典型的法国作者！

从这“主观的体裁”中，我读到了雷诺阿的许多轶事。比如雷诺阿痴迷于大仲马的作品，他在儿子刚学会阅读的时候就要求他来继承自己的这种痴迷。一位朋友警告说，大仲马的作品中有太多的恋情和案情，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而痴迷的画家却反驳说，对道德的歪曲正好是作者道德健全的标志！我不知道当年的大仲马对将来要与自己同行的儿子是不是也施行过如此自信和自由的教育；又比如雷诺阿喜欢巴赫的音乐，理由是“他的音乐不讲故事”。这是很高的品位，这是很强的理由。事实上，雷诺阿对巴赫的崇拜与他自己在绘画上的理念相一致。他追求纯粹的艺术。他说他画的画就只是画，纯粹的画。他拒绝用他的画去讲故事。

传记中关于“外公”的故事是从雷诺阿不喜欢自己的岳母说起来的。“外公”是一位勤奋的酿酒商。他拥有当地的最好的葡萄园。他的生意非常顺畅。他的生活也非常幸福。他年轻的妻子漂亮又能干。她非常注重房间的整洁，尤其在意她料理得像镜子一样的橡木地板。丈夫晚上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在毫无瑕疵的地板上留下一点泥土，那会让她心惊胆颤。有一天，年轻的妻子用非常策略的方式向自己的丈夫提出了这一点。丈夫当然听懂了。他在进家门之前，小心地将夹带着泥土的靴子脱在了门外。第二天，年轻的妻子又提醒丈夫注意。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幸福的丈夫从没有对妻子的提醒表现出任何的不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生活突然变成了戏剧：一天晚上，当丈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仍然是沾满了泥土的靴子脱下来。他站在门口，告诉他漂亮又能干的妻子说他要去村里买一点烟草。他转身走了。他越走越远，他越走越远……“直到将整个大西洋横在自己与妻子之间”，他才停了下来。

雷诺阿告诉读者，因为这戏剧性的高潮，他的家族里出现了在辽阔的加拿大中部繁衍出来的一个旁支。没有再走进自己整洁和幸福的家里的“外公”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做了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别人的外公。

这感人的故事引诱我重读《我的一生和我的电影》。这一次，我直接从雷诺阿的母语进入他的世界。我的入口是曾经给我留下过最深印象的第43节。美丽的法语将我十年前的阅读体验一点点缝合起来。在雷诺阿的文字里，制片商列文（Albert Lewin）是一位极为孤独的人物。他在“精神上”疏远他在其中非常成功的职业。他迷恋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和他的表妹。生活成全了他：他的表妹变成了他的妻子。但是，幸福又很快就离他远去。妻子的早逝令列文完全失去了对孤独的抵御。他开始经常会邀请朋友们去他的住处讨论抽象的问题，好像这“刻意的活动”能够为脆弱的灵魂筑起临时的工事。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这无济于事。对妻子浓烈的思念已经将列文变成了一座无法设防的城市。他很快就在孤独之中死去了……这致命的孤独震惊了雷诺阿的灵魂。他告诉他的读者：他从此没有再踏上过纽约的土地。

在这个摩登时代看那个《摩登时代》

“一部在里弄小影院放映的被遗忘的旧片也许能让未来的孩子笑得浑身颤抖又泪流不止。”激情的阿拉贡用这样的预测来结束他为一本卓别林传记撰写的序言。

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未来的孩子”。《摩登时代》在美国首映43年之后，我才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国营工厂生活区的露天电影场里看到这部“旧片子”。我的记忆见证了阿拉贡的预测。现在，“身边的少年”也成了这“未来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几天里，通过一台播放VCD的机器，他得以在这个摩登时代看到了那个《摩登时代》。阿拉贡的预言又一次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

我所看到的《摩登时代》被保存在2320米长的胶片里，而“身边的少年”所看到的《摩登时代》则被压缩在两片标准半径的圆盘里。这圆盘有点像影片中被冲床压扁的那位技师的怀表。那是那位技师的“传家宝”，或者说是他家族历史的象征。而影片中的这个细节同样是一个象征：将来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有可能会被强大的技术力量压扁……

经过这样的压缩，波莱特·戈达尔（Paulette Goddard）似乎并没有走样。这位后来作为“第三任妻子”与卓别林共同生活过九年的女子看上去还是像从胶片里投射出来那样生动和活泼。阿拉贡作序的那本卓别林传记将波莱特·戈达尔的成功归结为卓别林的“创造”。传记作者说，卓别林当年一眼就从这个穿戴得如同镀金木偶的女子身上发现了有利于创造银幕形象的因素。他曾经亲自为她化妆和梳头。他特别注意让她的发型保持朴素的式样，“决不与那些发型专家们的花招同流合污”。而波莱特·戈达尔在与卓别林离婚之后，就变得与好莱坞批量制造的明星没有什么两样了。传记作者称这是因为再没有人能够“如此严格地管束她”了。他显然是一位极力维护卓别林形象的传记作者。

关于波莱尔·戈达尔，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之子、新浪潮导演雷诺阿在《我的一生和我的电影》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雷诺阿对卓别林的崇拜同样是无以复加的，但是他同时对波莱尔·戈达尔也非常欣赏。“这个漂亮的女人很有见识，和她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感觉无聊。”他这样写道。有一次，他问波莱尔·戈达尔，卓别林为什么会那么傻，居然放弃一个像她那样才华横溢的女人。当事人的回答令雷诺阿大吃一惊。她说不是卓别林离开了她，而是她离开了卓别林。她接着列举了自己离开卓别林的三个原因。前两个原因比较具体：第一是卓别林在生活中没有一点幽默感。这可能是让很多人感觉意外的原因。这是人不如其“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是他们共同生活的那幢住宅太大，就像是“一座坟墓”。而第三个原因则比较抽象：波莱尔·戈达尔像常人一样抱怨说，生活在天才人物的思想和阴影中令人难以忍受。她显然并不愿意有人能够“如此严格地管束她”。她显然对天才人物的“创造”并不感冒。

波莱尔·戈达尔列举的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天才和庸才的“共识”。她列举的第二个原因也很容易“眼见为实”。问题在第一个原因：它究竟是卓别林自身的状况，还是波莱特·戈达尔个人的感受？

阿拉贡的序言里记载的一件小事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1952年11月卓别林到毕加索巴黎的家中做客。当毕加索带着客人们走进阁楼画室的时候，突然停了电。那是价值连城的画室，里面摆满了毕加索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作品。这时候，阿拉贡听见卓别林对他年轻的第四任妻子说：“小心点，你刚才踢到了一百万美元……”后来，大家发现奥娜·奥尼尔的脚果然碰到了一幅塞尚的作品。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卓别林在生活中并不是“没有一点幽默感”。

我不记得是不是雷诺阿对波莱尔·戈达尔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卓别林是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艺术家，他将他全部的幽默感都奉献给了艺术。如果卓别林在生活中果然“没有一点幽默感”的话，我相信，这是广大喜爱他的观众们最愿意接受的解释。

卓别林第三任妻子对他的看法可能与她的两位前任有所不同，也肯定与她的继任大不相同。已经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和无数失败的关系的喜剧大师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在54岁的时候开始“前所未有地细细品味现有的生命”。年轻的奥娜·奥尼尔不顾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父亲的强烈反对，在18岁那年中断了与八年后将因《麦田里的守望者》闻名世界的文艺青年的初恋，嫁给了仅比她父亲小几个月的难以忍受的天才（尤金·奥尼尔因此断绝了与她的父女关系）。从来与女人相处都不得善终的卓别林也终于感到了“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美满幸福”。

卓别林的第四次婚姻是极为高产和超级稳定的婚姻。它一共“产出”了八个孩子。它又一直美满了34年，一直美满到了卓别林生命的尽头。

滔滔不绝的自己

一位传记作者通过第一次采访的经历就体会到了接近伍迪·艾伦的艰难。他告诉他的读者，在那次采访的过程中，电影大师惜字如金，他最短的回答是“No”，最长的回答是“Yes”。

出版于1994年的《伍迪·艾伦论伍迪·艾伦》一书的编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也谈到了接近这位“不喜欢离开纽约，更不愿意参加与自己的电影有关的公共活动”的大师的艰难。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与1986年的戛纳电影节有关。因为大师“不愿意走近电影节”，电影节就“不得不走近大师”。受电影节的委派，编者与新浪潮导演戈达尔一起走进了伍迪·艾伦纽约的办公室。

五年之后，编者向难以接近的导演提出了出版一部访谈集的建议。而大师最初的反应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还需要再等待20个月，等到他与养女的风波传遍了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终于到来。大师终于变得滔滔不绝了。他协助编者完成了对“伍迪·艾伦”的24次采访。第一次采访是一个引子，大师在那里回答了关于自己的童年以及自己最早作品的一些问题。接着，采访以大师作品问世的先后为次序，每次采访以一部影片的名字为题目，并且围绕那部影片展开。看得出来，大师是想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他“腐朽”的私生活吸引到他不朽的艺术上来。他的态度非常合作。他最短的回答都长得像一个完整的句子。

如果你非常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作品，你就应该去读这本书，去见识这位在影片之中滔滔不绝的大师在影片之外罕见的滔滔不绝。伍迪·艾伦几乎是自己所有影片的编剧、导演、演员、人物原型和主题曲的作者。这一次，他又从另外一个方向介入了电影：他成了自己电影作品的评论家。他评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他也评论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银幕之外的自己，一个与银幕之中的自己同样睿智、同样滔滔不绝的自己。

他评论自己与电影节的关系。他说他有时候也将作品送往电影节，但是，却从来不去参加奖项的角逐。他说他的作品是用来观赏的，而不是用来竞争的。他说他从来没有出席过一些著名的电影节。他说那些电影节就像奥运会一样，越来越政治化了。而他从小就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

他又评论自己与“写作”和“阅读”的关系。他说他在会“阅读”之前就已经会“写作”了。他最早的工作是给报纸写笑话。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说毕加索看到一张白纸就想用画将它填满，而他自己也有类似的冲动：他看到一张白纸就想将它写满。写作给他带来乐趣。相反，虽然他读得很多，他却从来没有喜欢过阅读。他说他读得很多不是因为他感到了阅读的乐趣，而是因为他知道阅读的重要。

他还评论自己对评论的态度。他说他越来越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电影作品的评论了。他说对别人的评论知道得越少，自己的创作就会越好。当然，伍迪·艾伦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被研究和被评论的对象。他早就让自己一部著名作品里的人物暴露了自己与研究者之间的被动关系。“你在学校里研究过电影吗？”这个人物被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他的回答是：“没有。在学校里，我什么也没有研究过。他们研究我。”

伍迪·艾伦在评论自己的一个人物的时候，说她在一生之中总是做出“保险和冷静的”选择，却从来没有做过“正确的”选择。这无疑是对许多人的“一生”的总结。也许正因为从来没有“正确”过，他的喜剧人物对人生通常都怀有极为悲观的看法。其中的一个人物甚至认为人生只有两种：一种是“可怕的”人生，另一种是“可怜的”人生。他甚至声称拥有“可怜的”人生，人就应该感到万幸了。

在自己的私生活膨胀为滔滔不绝的公共话题的时候，大师会给自己的人生贴上哪一个标签呢？

“意大利协奏曲”

我穿上了他递过来的那件很厚的雨衣。我们一起带库马（Kuma）去湖边散步。

库马身体强壮又性情温和。它的这个日本名字的本意是“熊”。我知道他很得意自己为它取的这个名字。他迷恋东方的文化：就寝前，他会换上精致的和服睡衣；有闲时，他会到城里去学习中餐的制作。他坐落在湖光山色中的“豪宅”里有不少的中国字画。这“豪宅”是一座西化的日本庭院。它由隐蔽在丛林中的三幢建筑组成，其中主体建筑的两部分由一条长廊连接在一起。从主体建筑往下走二十米就到了他搭建在“驯鹿”湖边的码头。

湖面上的冰两星期前才完全融化。湖水现在还清凉刺骨。我不能像前两次那样下湖游泳了。于是，他建议我去看他的电影作品。我在他舒适的书房里坐下。他首先给我放了一部题为《迷宫》的短片。自始至终，屏幕上呈现出由五个排列成十字的大小相等的“窗口”。在华丽的音乐的引导下，窗口中的意象不停地运动：从自然到社会、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爱到恨、从生到死……强烈的对比和呼应充满了哲理。这部短片的开头有一行提示文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迷宫之中。这应该就是我后来写出的长篇随笔《异域的迷宫》的灵感之源。我相信，所有“自己的迷宫”的中心都埋伏着一个共同的怪兽。有谁能够制服这共同的怪兽？

看完短片之后，罗曼让我再选择一部作品。我惊奇地发现，他的作品中居然有一部关于古尔德（Glenn Gould）的纪录片。我别无他选。这部拍摄于1959年的纪录片也是由两部30分钟长的短片构成。第一部短片题为On the Record（《录音之中》），主要记录了古尔德195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录制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的复杂过程，从中可以见识古尔德对艺术的苛求；第二部短片题为Off the Record（《录音之外》），主要记录古尔德在他位于安大略湖边的“村舍”里里外外的生活，从中可以领教古尔德对日常生活的挑剔。

这部关于古尔德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纪录片的制片人和导演就安静地坐在我的身后，这让我感觉陌生又奇妙。当我回头向他询问摄像机可能漏掉的一些细节时，他总是认真地想一想，然后坦然地回答说他不记得了。我相信他的观看与我的观看完全不同。我相信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到时间的冷漠。距离这部影片的拍摄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天才的古尔德也在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作古。“时间”也许就是所有迷宫中共同的那个怪兽。那当然是任何人都无法制服的怪兽。

《奇妙的陌生》（Wonderous Strange）是古尔德最新的传记。在其中的第三部分，传记作者告诉读者，罗曼·克罗依特（Roman Kroitor）的这部影片于1960年在加拿大公演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甚至赢得了苛求和挑剔的古尔德本人的认同。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古尔德称赞这部影片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准则”和他对生活的“热情”。在传记作者看来，这成功不仅得益于古尔德当时暴涨的名声，还得益于影片本身精致的表现方式。

2003年夏天第一次到罗曼家做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我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完全的“异性”让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了强烈的“相吸”。我们在主体建筑中阳光通透的茶室里交谈。话题涉及物理（罗曼在大学里的专业）、哲学（罗曼终身的兴趣）、历史和政治（罗曼一贯的激情）。我还谈到了我的写作，尤其是与哲学有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罗曼没有怎么谈及自己的电影作品，更没有谈及他对世界产生了（以及仍然在产生着）巨大影响的立体电影的发明。

下午茶之后，罗曼带我去看位于主体建筑一侧的木工作坊。他在前面与我的交谈里谈到过它。他说那是他退休以后打发时间的地方。作坊依傍着山坡，面对着湖水。作坊里面有几台小型的机床以及一些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玩具。那些玩具是罗曼后期的“作品”。与他从前的电影作品相比，他后期的“作品”显然更受到他的孙辈们的喜爱。

搭建在丛林深处的木工作坊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经历过激烈动荡的生活之后，沉默寡言的上校最后回到家乡，在故居后的作坊里埋头于手工制作，用专注来消磨时间和抵制孤独。我看着沉默寡言的罗曼。我好像看到了乐观主义的迷茫。

回到蒙特利尔，我写下了一首题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画像》的小诗。小诗是这样开始的：他走进丛林深处的\作坊\用手指塑造\不断涌来的\幻觉……

第二次见到罗曼的时候，他让我将小诗翻译给他听。他还说他要专门做一个画框，将它框好，挂在作坊的墙上，挂在他灵感的源头。

寻找诺尔曼

被采访的人正在谈论“诺尔曼”，他说“诺尔曼”从中国回来之后情绪非常不好。这说明被采访的人谈论的不是诺尔曼·白求恩，因为中国是白求恩人生之旅的终点，他没有“回来”。这么说，加拿大还有另一位不远万里来到过中国的“诺尔曼”？

我马上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一点。可是，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我只能从最后的信息确定刚才谈论的“诺尔曼”是所谓“小电影”的大师。回顾他对世界电影史的贡献是本年度戛纳电影节的主题。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当天晚上与罗曼的见面。我相信一定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个“诺尔曼”的更多情况。

刚在圣约维小镇的那家别致的小餐馆坐下，我就提到了早上听到的访谈。不出我所料，罗曼对这个“诺尔曼”非常熟悉。他说他叫诺尔曼·麦克莱恩（Norman McLaren），是他从前在国家电影局里的同事。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这位同事的一些革命性的电影制作方法，如直接在胶片上绘画和刻划。他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给电影世界带来过许多的惊奇。

但是，罗曼不是很清楚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什么时候去的中国，因为什么去的中国以及中国之行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要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图书馆里继续我的寻找。我很容易就找到两本关于他的传记和一本他自己的画册。从他的传记里，我得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一生中获得过包括奥斯卡和金棕榈在内的两百多个电影奖项。而他又红又专，不仅有关于电影制作的无穷创意，还有强烈和鲜明的政治立场。片长8分10秒的1953年奥斯卡奖获奖短片《邻居》是他对朝鲜战争的抗议。而正如罗曼所说，他制作过许多“不用摄像机的电影”，创造力之强悍为同行和观众所称道。

我当然也知道了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是在1949年的秋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为期一年的“基础教育”项目，来到了国共两党军队正在激战中的中国。他的责任是教授中国年轻的电影艺术家们制作关于乡村公共卫生的纪录片。我借到的那本法语传记是“加拿大名人系列”中的一种，出版于1991年。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之行对诺尔曼的影响：它激化了艺术家的反战情绪同时又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而1976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收录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访谈，艺术家在其中也谈到了朝鲜战争对他的心理造成的破坏。他说他被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他认同的中国，一半是他归属的西方。这种分裂无疑是他那部奥斯卡奖获奖短片的心理和生理基础。

用英法双语出版的画册出版于1975年。在画册的扉页上，艺术家写道：“电影是我的工作，绘画是我的娱乐。”显而易见，就像他的工作一样，他的娱乐也充满了创造和激情。画册的第八章题为“中国”，收在其中的九幅水墨画是艺术家根据“凝固”在他的记忆里的“中国中部神奇的风景”创作的。在这一章简短的文字说明中，艺术家称他在政权更迭时的中国的所见所闻“温暖”了他“对人道的信仰”。

他的提示激起了我继续寻找的热情。我很快在魁北克“国立图书馆”的过刊室里找到了一本1950年出版的杂志，那上面有一篇艺术家从中国回来之后不久发表的“所见所闻”。那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又将我带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将中国分裂成新旧两个世界的改天换地的冬天。艺术家捕捉到的许多人道的细节令我感叹不止又浮想联翩。

那个冬天，中国需要的当然不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期一年的项目在“同室操戈”的血腥中夭折。艺术家在改天换地的中国成了“多余的人”。为了能够合法地回家，他必须等待新政权给他签发的通行证。就是在那等待的过程中，艺术家发现了“中国中部神奇的风景”和中国民间社会的温情。他等了五个月才等到了那张允许他离开的通行证。通行证上的醒目编号“001”让艺术家十分得意，就如同他是那一段历史的头号证人。

艺术家在那篇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自己的日记。这又激起了我继续寻找的热情。他会不会有中国之行大半年的完整的日记？如果有，它现在保存在哪里？在两本传记的文献里，我还注意到艺术家曾经在联合国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份长达60页的中国之行的报告，这也应该是一份很有意思的档案材料。

据说白求恩最重要的情人也在她至今还没有公开的日记里留下了她和“纯粹的人”之间激情的记录。我相信从那些记录里可以窥探到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前的那一段迷茫的日子里的精神状况。历史充满了诱惑。我对“诺尔曼”的寻找就好像刚刚开始。

错误的预言

在我出生不到24小时的时候，不到32岁的古尔德在洛杉矶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那一次音乐会。钢琴史上最奇特的天才从此从舞台上消失。

我原来以为，古尔德摈弃音乐会的原因仅仅是他对“一次性”的冲动或者说对“一夜情”的不信任。在这个心比天高的完美主义者看来，演奏家只有在不受掌声和咳嗽声干扰的录音棚里通过不厌其烦的改错和纠偏才能够接近艺术的完美（尽管这完美之中可以夹杂着演奏者自己动情的哼唱）。于是，他选择用在空间中的消失来换取在时间中的永恒。古尔德完美的作品就像是首先经过“微分”然后再经过“积分”获得的奔向极限的光滑曲线。“测不准原理”在这里失去了它的魔力。

后来我才知道，古尔德摈弃音乐会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原因基于他对“未来”的看法。在多伦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古尔德对音乐会的寿命做出了骇人听闻的预言。他预言“音乐会不会活过20世纪”。而他的理由是另一个预言：“音乐与各种电子媒体的关系将决定未来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方式。”

古尔德对“音乐与各种电子媒体”关系的预言必然令我们这些活过了20世纪的人诚服和敬畏。而他关于“音乐会”寿命的预言则是明摆着的错误。在这个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纪里，“音乐会”虽然已经退居二线，却并没有寿终正寝。

古尔德在多伦多大学演讲的时候，我刚刚满月。他演讲的照片被安排在《古尔德：照片中的一生》一书题为“新的地平线”那一节的最前面。我这次从图书馆借回这本书并不是因为这张照片，而是因为另外的两张照片，那两张我在《意大利协奏曲》中提到的罗曼那部纪录片拍摄现场的照片。罗曼和他的摄像机出现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中，它神奇地拉近了我与古尔德之间的距离。两张让我感觉亲切的照片又将我带到了纪录片风趣的开头：年轻气盛的钢琴家刚刚赢得国际声望。他在前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路上与纽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磕磕碰碰地交谈起来。出租车司机费了一番周折才搞清楚钢琴家“古典”的谋生方式。他本能地想到钢琴家为了“让听众不至于厌倦致极”需要“很不容易”地工作，对得意的钢琴家充满了朴素的同情。

三年前，是因为注意到为书作序的人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才第一次从图书馆借回了这本书。马友友这篇简短的序言给我带来了长时间的快感。我从青春期开始就对音乐大师们的语言才能充满了好奇。起因也许是1980年夏天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城里买到并且痴狂地阅读起来的那本《李斯特论肖邦》。李斯特华丽和热烈的谈论给一个16岁的中国文艺青年上了一场改变人生的大课，他从此对艺术、天赋、创造和爱情肃然起敬。

每次重新借回这本书，我都会重读一遍这篇简短的序言。我喜欢马友友用漂亮的语句对古尔德诚挚的恭维。他欣赏古尔德对“抽象”的深刻理解以及古尔德的演奏所呈现的深刻的“简洁”。他称古尔德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对他是一种“显灵”。他还将古尔德与物理学家费米做比较，这让我从第一次阅读开始就感觉是深刻又简洁的大手笔。马友友说，“大自然”是他的这两个偶像的共同偶像。不同的是，费米虔诚地探讨大自然的秘密，而古尔德则狂热地挪用大自然来张扬个人的想象。

古尔德在其他的领域也将这种想象发挥到了极致。他从没有到过加拿大长年冰天雪地的北方，却制作过一个名为《北方的理念》的广播节目，而且非常成功。马友友以“先例”为用想象来“反映”世界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说拉威尔从没有到过东方，却用“银铃般”的五音阶体系来充实自己作品。

甚至对古尔德几乎接手制作一个关于“中国”的广播节目，马友友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古尔德从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到中国来的打算。他恐惧飞行，他接受这个制作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过程都不离开加拿大。因此他准备在节目中突出表现中国的“孤独”。马友友毫不怀疑古尔德能够生动地想象出“中国”的可能性，他显然对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成功感到遗憾。

但是，关于“音乐会”的死亡判决却并不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它的依据是天才对高科技的敏感。应该说，古尔德关于“音乐会”寿命的预言基本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只是他有点过于残忍。如果他能够仁慈地将“音乐会”的死刑缓期半个世纪执行，他的预言也许就不会是一个错误。

最后的变奏

这一次翻开《奇妙的陌生》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传记作者在扉页上引用的那一段《仲夏夜之梦》中的台词。原来这“奇妙的陌生”（wonderous strange）出自语言的圣殿。莎士比亚在这惯用的语言游戏之后紧接着问道：“我们应该怎样从这不和谐之中发现和谐呢？”

这显然也是传记作者为自己这本古尔德传记设定的任务。这当然也是传记作者向这本古尔德传记的读者提出的挑战。

传记一开始就在炫耀这“发现”的难度：“他死了，这是真的……在他50岁生日之后不久”，这是传记第一句话的上半句。“但是很少有古典音乐的演奏家能够在死后还这样活着并且活这样久”，这是传记第一句话的下半句。传记的序曲就已经充满了极“不和谐”的气氛。

紧接着，传记作者提到古尔德曾经说过他将来很想要出席自己的追悼会。他想看是不是会有人来或者会有什么人来。这出自天才的奇想并没有让我感到怪异。紧接着就是追悼会的场面。自认为“孤独是通往快乐的必由之路”的天才会怎样评价他死后的不孤独呢？有3000多人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他送行：许多是熟人朋友，更多的是陌生人……因为他在18年前就已经摈弃了“音乐会”上的表演，这其中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有机会接近他的真身啊。追悼会以古尔德刚刚录制不久的《哥德堡变奏曲》中的一段音乐结束。传记作者将这个安排看成是古尔德“出席”的标志：“古尔德在追悼会上为自己演奏了安魂曲。”他这样写道。

传记的正文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中的小章节都以古尔德通常被认为是“不和谐”的言论为标题。第一部分（1932—1947年）是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的故事，标题中使用了这样的引语：“6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与人的相处远远不如与动物的相处那么和谐”以及“我注意到上学是最不快乐的经历”。上纲上线的话，这后一句显示的是“反社会”的倾向，这前一句显示的是“反人类”的倾向。这好像是所有孤独的天才共有的倾向。第二部分（1947—1954年）是古尔德刚刚成为“国宝”之后的故事，传记作者选用的引语显示出古尔德奇妙自我的进一步“膨胀”：“统辖所有艺术的问题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它完全符合逻辑”以及“整个少年时代我都非常抵制成为一个音乐会演奏家的想法”。原来对“音乐会”的反感可以追溯到古尔德的少年时代，这无疑是会令弗洛伊德极感兴趣的病例。在第三部分（1954—1964年），古尔德已经是名扬四海的“音乐会演奏家”了，而他却说：“在现场音乐会上，我觉得自己地位卑微，就像是杂耍表演者”以及“对这个世界来说，我是有点太精致了”以及“我真想我自己的后半生能够属于我自己”。痛苦的自我认识，绝望的自我觉醒……传记作者继续将读者带往天才灵魂的更深处。在第四部分（1964—1975年），古尔德终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后半生”：“自从15岁以来，每年我都宣布退休。这一次我大概能够实现了。”他在32岁那年（1964年）彻底告别了令他感觉“地位卑微”的舞台，开始了朝向钢琴表演艺术最高峰的攀援。在随后的两个部分，传记作者选用了这样一些引语：“你知道我是一个无法治愈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手指与弹奏钢琴没有太多的关系”以及“我将来会写我的自传，但它肯定是一种虚构”。一如既往，这是会继续冲击读者的语言。一如既往，这是与天才的行为或者说与天才的天才相匹配的天才的语言。

一年前第一次翻开《奇妙的陌生》的时候，我从正文的最后一段看到了古尔德墓地的地址。而现在重新翻开这部传记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如何在多伦多借助公共交通走近古尔德了：在St.Clair站下地铁，乘74路汽车到Mount Pleasant Cemetery。进入墓地之后，沿左边的一条路到第38号墓区。古尔德就埋在那里，埋在他母亲的旁边。

平卧在草地上的简洁的墓碑上，除了古尔德的名字和他的生卒年份之外，还有《哥德堡变奏曲》中的前三个小节（最简化的形式）。我蹲下身，将手指伸向简洁的墓碑。我的指尖触到的好像不是不朽的音符，而是不朽的时间。距离我第一次在地球另一侧的深圳听到《哥德堡变奏曲》，已经12年过去了，我禁不住要问，那已经变得陌生的过去是如何变奏成了正在变得奇妙的现在的？

伟大的抑郁

许多关于抑郁症的书籍都会罗列出一些伟大的患者以说明这种疾病的正常或者非常。“林肯”是这些患者中最常见的名字。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象着能够读到一本谈论林肯病情的专著。终于有一天，《林肯的抑郁》（Lincoln's Melancholy）出现在地铁站边那家图书馆的新书架上。

这部关于林肯病情的专著居然从托尔斯泰讲述的往事开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去世的前一年，托尔斯泰向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谈起自己很多年以前在高加索山区的一段经历。当时，他应一位部落首领的邀请去给部落里那些与世隔绝的年轻人讲述人类的文明史。讲完林肯的传奇经历之后，托尔斯泰注意到他的听众们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他决定去山下的小镇，为他们找来林肯的那张著名照片，让他们对文明史上的伟大传奇有一点感性的认识。部落首领派一位年轻的骑手与他同行。这本来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安排。没有想到，它最后却会积淀成为托尔斯泰终生难忘的记忆：当年轻的骑手从托尔斯泰手里接过林肯照片的时候，他强悍的身体突然颤抖起来，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这激烈又细腻的反应令阅历丰富的大师极为费解。他追问年轻的骑手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反应。而年轻的骑手指着照片反问道：“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迷惘的泪水，他的嘴角边闪动着神秘的忧伤吗？”

与世隔绝的高加索山民的奇特发现惊动了对人性已经具备非凡洞察力的伯爵。这时候，他也许还没有写出《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作品吧。这样的惊动将在他不朽的写作中留下怎样的痕迹呢？

年轻的骑手发现的就是林肯的抑郁。这抑郁有可能是人类抑郁病史上最伟大的病例。它第一次发作于林肯26岁那年。庸俗的解释将这次发作归因于患者恋人的早逝，因为林肯在恋人出葬的当天公开表现出疯狂的症状：他抗议潮湿阴冷的天气，他想阻止雨水飘落到恋人的坟头。他咆哮说他从此不会再使用“爱”这个残酷的单词了……而事实上，专著的作者认为林肯的抑郁可能有更神秘和更天然的原因，因为更早的时候，林肯曾经匿名发表过一首题为《自杀者的独白》的诗作。这位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传奇的人物在那首“少作”里已经显露出了他对生命彻底的灰心和绝望。

这伟大的抑郁第二次发作于六年以后的那个冬天。庸俗的解释将这次发作归因于患者终于接受了将困扰他终生的不幸婚姻。在前往自己婚礼的路上，林肯公开宣称自己是在朝“地狱”走去。而走进“地狱”之后，他整天都心灰意冷、郁郁寡欢。这时候，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包括“疑病症”在内的许多病症。在那一年写下的一封著名信件里，林肯称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同时他坚信，除了死亡之外，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解脱。他的生命中好像一直颤动着对死亡的敬意和渴望。

不幸的婚姻让林肯总是对人生发出忧郁的感叹。很多年以后，在为一个小姑娘的相册题字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衰老”。接着，他写下了这样的告诫：“在生活冷却之前去享受生活\趁玫瑰还没有枯萎去摘取玫瑰”。在不幸的婚姻中经历过两个孩子夭亡的伟大传奇对“冷却”和“枯萎”当然有超常的敏感。这表面上有点励志的诗句的背后晃动着的显然是对生命至深的悲观和绝望。

专著的作者相信这伟大的抑郁根源于“无缘无故的恐惧和忧伤”。也就是说，它根源于超越一切庸俗解释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忧伤。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忧郁都根源于这同样的恐惧和忧伤。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忧郁都根源于这同样的灾难和黑暗。

“无缘无故的恐惧和忧伤”一直尾随着林肯抵达了世俗权力的巅峰。一个生命需要有怎样的毅力和智力才能够完成与天赐的“恐惧和忧伤”的周旋？林肯的一生是一次最不可思议的攀援。他抵达的不仅是世俗权力的巅峰，还是人类文明史的中心和人类精神史的极地。从历史教科书上，我们早已经看见了闪耀在山顶和中心的光芒。现在，我们终于通过伟大的抑郁看见了沿途的黑暗。

在专著的作者看来，伟大的传奇没有被“无缘无故的恐惧和忧伤”击倒，除了毅力和智力的确保之外，还得益于他对工作的狂热和他超凡的幽默感。抑郁症患者通常都是工作狂。而幽默感与抑郁症的密切关系却并不常见。林肯的幽默感与他的“恐惧和忧伤”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这当然是他的“不幸”中的“万幸”。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笑话书。而他本身其实就是一本笑话书。他笑自己的可笑之处，也笑自己的可怕之处。他的幽默感总是让一直尾随着他的黑暗前功尽弃：那黑暗的临门一脚总是无法击中目标。

最后击中这伟大传奇的是刺客的子弹。这或许也是上帝的意愿，因为他和他伟大的患者一样，知道死亡是唯一的解脱。“林肯的忧郁”选择林肯在白宫前登上马车准备前往福德剧院的那个瞬间结束。他想看的话剧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告诉那位有急事想截住他的众议员，说他们的交谈只能安排在第二天了。

这是这位有诚信的政治家永远都无法兑现的承诺。第二天清早七点二十二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传奇彻底摆脱了一直折磨着他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忧伤，完全成为了历史。

从少年时代起就受“自杀”困扰的生命最后死于“他杀”，受万众瞩目的人生最后要从“剧院”走下它的舞台……这伟大的抑郁就像是一部伟大的戏剧。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说出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种豪言壮语的伟大导师曾经将俄国革命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贵族革命阶段、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阶段。

十二月党人是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沙皇近卫军的年轻军官。他们鄙视自己的贵族出生和特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口号。他们发动的革命是伟大导师划定的俄国第一阶段革命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党人最初的秘密团体叫“救国协会”。它的主要成员都是沙皇近卫军中的“精英”，比如后来被判绞刑的佩斯捷利以及被判流放的特鲁别茨科伊和穆拉维约夫。穆拉维约夫的父亲曾经担任“太师”，在他的学生亚历山大一世登基之后，又做过副教育大臣。穆拉维约夫本人知识渊博，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和五种现代欧洲语言。他是十二月党人中的激进派，负责起草过一部比佩斯捷利的《俄罗斯法典》更激进的“宪法”。他的许多轶事广为流传。比如17岁那年，因为反叛母亲不让他上前线的管制，他带着一张军事地图和一份拿破仑军队中将军的名单，离家出走。不过，这个小贵族最后并没有抵达前线，而是被当作法国间谍，在莫斯科近郊被农民抓住。他之所以“暴露身份”是因为他对钱没有概念：为一小块面包和一小杯牛奶，他竟付出了一个金币。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称他为“惹是生非的尼基塔”。

1825年12月26日（新历），也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为自己选定的登基日，年轻的十二月党人领导发起了著名的枢密院广场武装起义。起义的月份也就是“十二月党人”标签的由来。起义的失败导致579人被捕和受审。当时，尼古拉一世本人亲自担任审讯员，在爱尔米达日宫内夜以继日地审问被捕的军官。审讯结果，5人被判分尸（后改为绞刑），121人被判流放。作为“善后”的安排，尼古拉一世颁布了专门针对那些被判刑的十二月党人出身高贵的妻子们的谕令，特许她们离婚改嫁。

第二年七月，被判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带着铐镣登上了囚车，被发往位于西伯利亚的矿区去服苦役。根据前苏联历史学家涅奇金娜的记载，一大批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也跟在囚车的后面一起出发了。“她们没有遵从尼古拉一世特许她们改嫁的谕令。为了自己的丈夫，她们甘愿抛弃了悠闲自在和奢侈富裕的贵族生活。”其实她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丈夫，也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她们不是在流放地呆上一年两年三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她们中的不少人最终甚至葬身于西伯利亚的严寒之中。她们的伟大精神就像十二月党人的事迹一样感动了俄罗斯伟大的诗魂。

普希金曾经激情地写下《致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这著名的诗篇甚至对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们都有很大的影响。当年，是穆拉维约夫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向革命家致敬的诗篇带到了西伯利亚。诗人的激情给绝望的苦役犯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无限的希望。

《俄罗斯妇女》则是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那些最后葬身于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写下的著名长诗。长诗讴歌那些贵妇人放弃富足的生活，背井离乡“到千里冰封的荒原上去蒙受凄苦”的伟大精神。在诗人看来，她们是俄罗斯妇女的代表。她们崇高的奉献也是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

在陪同丈夫们流放25年之后（1850年）的一天，一批新政治犯——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经过她们的住地。这批政治犯自己的流放地还在更加遥远的东方。“女十二月党人”们说服羁押站的站长让她们同这些政治犯见面。经过谢苗诺夫校场戏剧性的生死考验以及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解押，这些人的精神已近崩溃。“女十二月党人”们为他们准备了午餐，又送给他们每个人一本福音书（书皮上端还切开了一个小口，里面塞着一张十卢布的纸币）及一些日常用品。

“我们看到了这些伟大的女受难者。她们是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的。她们自己没有任何罪过。”30年后，那批政治犯之中的一员，当时已经名扬四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在29岁经历的那一次神圣的洗礼，“在25年漫长的岁月里，她们和她们被判刑的丈夫患难与共，备尝艰辛”。从那次见面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都随身携带着那本标题是用古斯拉夫文大写字母排印的福音书。那是他的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柱。在临终的当天清早，他还翻开那本书，重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二节。关于这一点，他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的第十一章中有生动的记述。

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为新政治犯们争取到了骑马而不是步行前往目的地的优惠。另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持要将这批政治犯送过额尔齐斯河。她在远离住地的荒原上，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不一会，运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个同案犯的无座雪橇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年轻的苦役犯从雪橇上跳下来，沉重的脚镣声在荒原上凄苦地回响……这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与他们分手的时候，希望他们一定要鼓足勇气。她说，到了远方，自然会有善良的人们出来照料他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地朝着远方的“死屋”走去。他知道，那些“伟大的女受难者”的祝福将带给他足够的勇气，让他能够战胜人世间最深的黑暗。

“美”的代价

刚刚进入1937年，年仅43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怀揣着“将死”的预感，他对自己的姐姐吐出了这样的“善言”：“还记得小时候我是怎样哀求爸爸给我买一把小提琴的吗？……我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名职业小提琴手的啊！”

这时候，斯大林仇恨的目光已经锁定了这位曾经令白军闻风丧胆的同志。在沙场上所向披靡的图哈切夫斯基清楚地知道这已经是他自己无法扭转的局面。他想起了那把他向父亲苦苦哀求也没有能够得到的小提琴。他想起了与他功勋卓著的戎马生涯迥异的“本来”的生活：那种与美相关，与血无关的生活。他的“善言”里透着他对父亲的责备和他对生命的绝望。如果他是一名职业的小提琴手，而不是苏维埃最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相信，他就不会在最高统帅的视线范围之内，就不会在年仅43岁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末日。

苏维埃最年轻的元帅果然很快就遭到了闪电式的“清洗”：他于1937年5月26日被捕。他在两个星期后接受审判。他在审判的当天下午就听到了对自己的死刑判决。他在判决之后就被“立即”执行了枪决。

许多年以后，朱可夫曾经与他著名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的编辑谈起了图哈切夫斯基。他称赞自己的这位前辈“不仅有巨大的军事才能，还身体强壮、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根据那位编辑的记录，说到这里，曾经扭转世界大战局势的将军突然将脸侧向了一边，用带泪的声音感叹说：“他还是一个美男子呢！”

图哈切夫斯基的姐姐对弟弟的人格魅力也有深情的回忆。她说他“不仅对军事如痴如醉，还陶醉于音乐、绘画和阅读。在他丰富的精神世界里，既有贝多芬、巴赫、舒曼……又有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而且，他从小就迷恋上了天文学。科学、技术和艺术中的一切新鲜事物他都很感兴趣”。

这位出身于贵族家庭又精通法语和德语的“美男子”曾经深得列宁的信任。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他在东线和高加索战线上都立下过赫赫战功。后来他又领导平定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他完全是凭着自己卓越的战功获得了自己在苏联红军中的显赫地位。1935年开始实行元帅军衔制的时候，年仅41岁的“美男子”被授予元帅称号，在苏联军事领导人中位居第四。

斯大林为什么要将肩负苏联红军历史使命的图哈切夫斯基置于死地？朱可夫将原因归咎于伏罗希洛夫（当时的苏维埃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心腹）对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又真诚坦荡的副手的嫉妒。其实，斯大林本人才是那整个嫉贤妒能的国家机器的元凶。不少的传记都提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出生、才华和美貌早已经让在这些方面都远不如他的最高统帅惶惶不可终日了！伏罗希洛夫正好是看透了主子的心思才会对自己如此优秀的副手下手。

绝望的“美男子”在预感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想起了那把他苦苦哀求也没有能够得到的小提琴。他以为成为一名职业小提琴家就可以幸免于清洗和夭折。他对俄罗斯的历史没有清醒的认识。长期处于专制和暴政下的俄罗斯历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这是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简短电文中特别强调指出过的。“美男子”本人投身的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却并没有终止专制。相反，它通过“大清洗”和“古拉格”等更为残暴的发明让历史的苦难变得更加深重。索尔仁尼琴本人的经历就是这一段“苦难的历史”的著名注脚。“美男子”对他本人投身的革命没有清醒的认识。“美”一直就是这场革命中最显著的受害者。在“美男子”遇难的前后，有多少文学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信仰的美和他们创造的美而被囚禁、被流放或者被处决？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苦难的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很久以前，我在一部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里读到过作曲家在“大清洗”高潮阶段的经历：看到自己居住的部长楼里的邻居们纷纷被带走，而且一去不复返，这位举世瞩目的艺术家相信每天都有可能是自己的末日。因此，他每天半夜的时候就会起来，穿好衣服，整好行装，战战兢兢地坐在床边，等待着命运的敲门。对末日的恐惧改变了艺术家与美的关系。从那以后，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都带上了理智的颤栗和情感的焦虑。

1935年授勋的五位元帅之中，一共有三位沦为了“人民的公敌”，被“从肉体上消灭”。而元帅以下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从1937年5月至1938年10月这18个月内，被镇压的红军官兵人数高达近四万人。16名红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中的15名，67名军级指挥官中的60名，199名师级指挥官中的136名以及全部的海军上将都成了“大清洗”的死魂灵。

斯大林在用血腥和恐怖的手段清洗同志和战友的同时，却向咄咄逼人的敌人伸出了迷人的橄榄枝。他的外交政策的重心是致力于与纳粹德国修好。正如流亡的托洛茨基所料，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下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八天之后，条约获得最高苏维埃例行公事的批准。

就在最高苏维埃批准条约的第二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这是让苏维埃联盟蒙羞的巧合。

靠着备受非议的条约，苏维埃联盟一时躲过了战争的纷扰。但是22个月之后，纳粹德国的宣战书由德国驻苏联大使递到了莫洛托夫的手里。他代表国家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此成为一纸空文。

“攘外”的政策一旦变成当务之急，“安内”的恶果也就立刻暴露无遗：经历了“大清洗”重创的苏联红军战斗力已经十分低下，加上伏罗希洛夫的指挥无方，红军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德军已兵临列宁格勒城下。这时候，对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前辈深怀敬意的朱可夫接替了伏罗希洛夫的前线指挥权。从这以后，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

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忍不住去想，如果斯大林的“大清洗”更彻底一点，彻底到连朱可夫这样的人也无地自容，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性是小说家的兴奋点，而历史遵循的是它自身的“逻辑”。这“逻辑”往往不合逻辑。所以，乔伊斯会借《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之口，说历史是他“试图从中苏醒”的噩梦。

1957年1月3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撤消了对图哈切夫斯基一案所有原告的判决。这“将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撤消”当然为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后人对“美”的回忆和感叹扫除了障碍，但是，它与小说家意义上的“苏醒”仍然相去甚远。小说家的措词非常精准。他在“苏醒”的前面加上了“试图”一词。这是悲观的精准。它想传达的信息是：人类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从历史的噩梦中“苏醒”。

是的，历史在不断用噩梦来证实小说家的悲观。在苏维埃，又一座埋葬“美”的坟墓出现了，它的名字叫“古拉格”。而在苏维埃联盟的南部，一场对“美”的长达十年的浩劫将一个文明古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激情的政治

白求恩于1929年11月11日（也就是他将近40岁的时候）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娘对他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新意：因为她早在七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新郎和新娘曾经于1923年8月13日第一次结婚。据说在结婚之前，白求恩对他的新娘有惊人的“承诺”。他说：“我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幸，但是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平庸。”他用与同一个女人的两次婚姻将这承诺中的“可能”变成了现实。至于是不是“绝对不会”，大概当事人本人的“感觉”才最重要。

从白纸黑字的档案中，我们不难知道，他们的婚姻中其实充满了平庸的争吵。他们为了钱，为了性，甚至为了饮食而争吵。他们从第一次婚姻吵到第二次婚姻。在第二次结婚三年之后，白求恩与这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彻底走出了自己两次进入的同一条河流。

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assion）是迄今为止公布的最详尽的白求恩档案。这其中除了白求恩的大量书信之外，还包括他的医学论文，他的文学创作（诗歌、小说和广播剧）以及他的摄影和美术作品。这些档案中的大部分材料曾经被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垄断了半个多世纪。

这是一部编辑水平极高的历史文献。编辑者是加拿大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白求恩致他妻子的部分信件是文献中很有意思的组成部分。其中最早的那封信是白求恩在第一次婚姻出现危机之后写成的。在这封写于1925年10月20日的信件中，白求恩肯定自己“仍然热爱着、崇拜着和欣赏着”已经离家出走的妻子。他说他对她的思念“极为强烈又有点矛盾”。他甚至对自己施行苦肉计，请求他的妻子远离“更长一段时间”，这样，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就可能会执着于“这些年积累起来的感情”。

但是，她没有回来。她躲在很远的地方启动了他们第一次离婚的程序。而这时候，白求恩正徘徊在死亡的门口：他患上了当时足以致命的肺结核。他在疗养院的病房里留下的表现主义风格的壁画系列作品和诗歌（它们都收在这部历史文献中）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绝望。他们的第一次婚姻于1927年10月24日结束。三天之后，白求恩化悲痛为力量，对自己施行了激进的人工气胸疗法。这背水一战不仅使他起死回生，使他在40天之后彻底康复，而且给他在医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名声。

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彻底改变了白求恩。他开始“向死而生”，他准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死亡的威胁却并没有改变白求恩对旧情的迷恋。他不断给前妻写信，向她报告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又报告说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同的灵魂”。他显然不想独吞自己的“新生”，他显然想与旧情分享自己的“新生”。

于是，他与第一任妻子开始了将与他们的第一次婚姻结局相同的第二次婚姻。

白求恩于1933年3月30日第二次离婚。事实上，这婚变的结局早就已经成为定局。在1931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白求恩反复声明他不会“逼”他的妻子与他们的一位朋友结婚。但是，他显然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仍然将那位朋友当成“爱人”而非常不满。他暂时压抑了这种不满。“我不会再说什么，”他这样写道，“我甚至能够忍受这一事实，如果它让你高兴的话。”

写下这封信之后仅一个月，情感的风向突变。在写于1931年12月31日的信中，快满42岁的白求恩主动提出结束与同一个女人的第二次婚姻，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爱上了一个26岁的美国女孩。他想与那个他预感能够给他带来快乐的女孩结婚。“亲爱的，我们没有必要和解我们不可和解的天性了。”他对曾经是前妻的现任妻子写道。他显然不想再做任何努力了。他承认自己与前两任妻子从来就没有轻松地生活过。“与其用相互的指责来折磨对方，不如让我们平静地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友好地分手。”他继续写道，态度非常坚定。

他们友好地分手了。但是，白求恩却并没有马上平静下来。他仍然称他的两任前妻为“我的妻子”，尽管她很快就成为了他们那位朋友的妻子。直到1934年2月11日，也就是第二次离婚将近一年之后，白求恩才写下正式的“绝情”书。“我曾经爱过你。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现在不会再打扰你。让我们分手吧。”他在“绝情”书的最后写道。他希望这正式的申明能够断绝自己前两任妻子的现任丈夫对她的疑虑。

但是，白求恩并没有停止对她的关心、担心和多心。他继续给她写情绪波动的书信，直到1938年1月8日。这一天，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了“亚洲女王”号客轮。他的目的地是战乱中的中国。他当然不会知道那也将是他的葬身之地。他当然不会知道他将从那里进入胜利者的历史。他从客轮上寄出了给他前两任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极短的信件中，白求恩仍然对她的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即将开始了，这高尚和纯粹的灵魂却仍然在经受着“过去”的困扰和“爱情”的折磨。

“专门利人”的孤独

1939年3月4日清晨6点，在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完成了19个手术之后，白求恩在土炕上躺了下来。但是，他不想错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睡过了整个白天之后，白求恩坐起来，借着油灯的微光，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还剩下的一点时间给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写下了一封讨论抗日游击战战术的长信。这是他1939年写下的最长的信件。进入1939年（也就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二年），白求恩信件的数量急剧下降，长度也明显缩短。这无疑是他身心憔悴的表现。但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他的情绪仍然非常积极。“除了想听到你们的消息以外，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他这样写道。

而在这前面的一段，他的情绪也相当不错。“今天是我的49岁生日。”白求恩告诉他生活在地球另一侧的战友。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二个生日。他的第一个“中国”生日是在从汉口前往西安的途中度过的。他在当时的一封长信中这样简略地提到那漫长旅途之中的特殊的日子：“我的生日——48岁——去年在马德里。”那时候，他高尚和纯粹的生活即将开始，而他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一年前在西班牙的尴尬经历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这显然是一个有点伤感的句子。而这第二个“中国”生日给白求恩带来的是一种特殊的“自豪”：他自豪自己是“前线最老的士兵”。当然，白求恩绝不知道这第二个“中国”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生日，就像他绝不知道“1939年”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年份。这硝烟弥漫的年份将永远尾随着他的名字进入他的传奇，成为他无法逾越的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高兴和满足”被“除了”的遗憾笼罩着：“想听到你们的消息”是白求恩的奢望和绝望。他在这封信的开始重复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不满。进入中国不到一个月，白求恩就向加拿大共产党寄出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汇报。他声称他在14个月之内一共给他的组织寄出过20封信件，却从来没有收到过组织的一封回信。在过去的14个月里，他收到过的信件与他寄出的信件在数量上就这样严重地不对称。他接着抱怨说一封来自北美的信件要经过香港转道延安，最后才能抵达他所在的晋察冀边区。他估计他只收到了十分之一的信件。他提到“最近的”一封信是1月14日收到的。而这封信从美国寄出的日期是1938年的9月20日。也就是说，它在路上行走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而在1939年8月15日写下的最后一封“给加拿大同志”的信件中，他又声称他的信件在到达中国之后“至少还要五个月”才能够到达他的手上，同时他估计他只收到了二十五分之一的信件。他对时间和数量的重新（夸大）估计标志着他的不满的升级。

在这最后一封寄往加拿大的信件中，白求恩抱怨自己的信息量甚至不如一个北极的探险者：“他至少还有收音机，而我却一无所有。”在过去的20个月之内，他只收到了资助他前往中国的“中国援助协会”（China Aid Council）的三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就是他五个多月前在生日那天的信件中提到的“最近的”那一封。那当然已经是“七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他抱怨说，那个机构“完全”忽视了它在前线的代表。套用《百年孤独》的作者自己最得意的小说的题目，1939年的白求恩可以被定位为是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老兵”。他不仅收不到国“外”的组织的信，他也很难收到国“内”的组织的信。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许多信”，而他却“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了没有”。这孤独的“老兵”后来终于不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了。这可以看成是他在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而在1939年8月1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报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抱怨：“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给他们写信了。”

1998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情的政治》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白求恩档案”。它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勤于写作的白求恩一生留下的文字：他的医学论文，他的文学创作（诗歌，小说和剧作）以及他的大量书信。他重要的摄影和美术作品（油画和壁画）也穿插于其中。这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曾经被他的第一位英文传记作者当成“家产”垄断了半个多世纪。这部编辑水平极高的历史文献将白求恩的文字依次按“冒险家”（青年）时期、“社会活动家”（蒙特利尔）时期、“信仰转变者”时期、“反法西斯战士”（西班牙）时期、“宣传鼓动家”时期以及作为“反帝战士”（1938年）和“烈士”（1939年）的两个中国时期排列起来。其中最早的一封信是白求恩1911年11月12日从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个林场寄出的（当时，他中断了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而最后的一封信写于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写于1939年11月11日，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天。

身为历史学家的编者为每一段历史时期都写下了一篇措辞客观、逻辑清晰的导言。而在几乎每一件材料的前面，他又进一步给出了一段更为具体的解说。在总的序言中，编者提到白求恩的第一部英文传记（1952年出版）将白求恩神化为自我牺牲的“圣人”（这部传记里中国部分的材料完全来自1948年出版的同样神化白求恩的中文传记），而白求恩的第二部英文传记（1973年出版）将白求恩贬低为自我毁灭的“罪人”，两者都带着过浓的“主观”色彩。第二部英文传记作者于1977年出版的新的传记中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白求恩的“心理”，但是，与《激情的政治》相比，仍然显得不够丰满，不够清晰。《激情的政治》如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白求恩传记的话，它更像是一部自传。这是一部“无意中”完成的自传。它让传主自己的文字和作品来说话，让传主本人的理智与情感来说话。它吸引读者的阅读和倾听，它诱发读者的迷惑和怀疑，它让读者想得更多，想得更远，想得更深。

1926年秋天，36岁的白求恩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能够致命的疾病使他处于一生中生理和心理的低谷。他在死亡的门口徘徊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她又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关于他们的关系请参阅我的短文《第二次分手》）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候离他而去，这令白求恩对死亡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死亡教育了白求恩。当通过激进的疗法奇迹般地康复之后，他开始发生“信仰的转变”，他开始向往“专门利人”的生活。在1929年1月5日写给前妻的信中，他声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灵魂”。

而白求恩一生政治的低谷出现在他的“西班牙时期”。他于1936年11月3日到达马德里，投身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事业。可是在1937年4月19日，也就是到马德里还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被迫”递交了他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流动血站）负责人的辞职报告。围绕他的“滑铁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说法都不会错过那个神秘的瑞典女郎。她是白求恩完整意义上的“女秘书”。而西班牙当局怀疑这个神秘的瑞典女郎是法西斯的间谍。《激情的政治》的“附录一”是一份从20世纪90年代开禁的莫斯科档案馆获得的重要材料。在这份西班牙当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与白求恩相爱的女秘书行踪诡秘。她频繁地去前线，“有时候甚至在深夜”。她收集的地图“类似军用地图”。而白求恩本人也被描述为业务差劲、道德败坏、行为可疑的“外国人”。他总是在做“很详细的笔记”，记下桥梁和交叉路口的位置以及战略要地之间的距离和行进时间等等。而他拍摄的大量照片的底片都“下落不明”。报告提到白求恩最近一次从巴黎出差回来，带回的不是医疗器械，而是一架摄影机和一个摄影师。除了这些可疑的现实表现之外，报告的最后还没有忘记揭露白求恩的“前非”：白求恩领导的小组在马德里的住所原来是智利大使馆的物业，而当他与下属们“破门而入”之后，里面的两口箱子被他们打开，箱子里面的珠宝和文件都不翼而飞了。

被从西班牙召回令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长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地球上一个偏僻的角落。他不安的灵魂再一次亢奋起来了。他开始在北美积极寻找财务和政治上的支持。从1937年底他写给一个不太重要的女友的“绝情”书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前面的路是陌生和危险的。”他给出了这样的暗示。“安居乐业”无法令他满足，他只能走“陌生和危险”的路。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亚洲女王”号，开始了他生命之中最辉煌的旅程。当天，他从船上给他最重要的女友（他在情书和情诗中称她为“小种马”）寄出了一封短信：“你知道，我的小种马，为什么我必须去中国……现在，我感觉很快乐。这是我离开西班牙之后最快乐的时刻。”

将白求恩生命中的中国时期分为不同的两章是《激情的政治》表达的一个重要见解。白求恩于1938年1月底进入中国，于1939年11月中离开人世，他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长度相同。但是，通过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容易看出，1938年的白求恩与1939年的白求恩是两个“不同的”人。首先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写作（在书中的篇幅达127页），而1939年的白求恩只留下了少量的写作（在书中仅存27页）。其次从范围上看，除了每月给毛泽东和给加拿大共产党写工作汇报以及给各地的朋友们写信和写出关于战地医院的建设方案等等之外，1938年的白求恩还为“发表”而写作。他想通过西方的报纸来宣传延安和宣传抗日，他甚至还写下了一篇关于敌后武工队（取材于真实生活）的很有意思的小说和一篇讨论侵略战争的感情冲动的随笔。而1939年的白求恩不仅“已经厌倦”了给延安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写信，他对在西方报纸上的发表也没有强烈的兴趣了。最后从情绪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热情洋溢，总是情绪乐观（尽管到达前线之后，他对中国的椅子不好坐，美国的资助不落实以及自己的信件被拆开和有缺损等等也有些不快），而1939年的白求恩则牢骚满腹、悲观失望。

那篇于1938年8月2日发表在加拿大报纸上的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可以看成是1938年的白求恩的代表作。长文应该写作于3月31日到5月2日他在延安停留期间。“这是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他的宣传这样开始。在文章的中间，他没有忘记借宣传抗大来宣传延安。“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它年轻、热情、勇敢，而且快乐。”他这样写道。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年轻学生给了白求恩极深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将是他们祖国的救星。他们的精神将激励数以百万计的后继者。”他在长文的最后这样肯定。

对写作和宣传都很有经验的白求恩没有忘记用专门的段落去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这“许多都非常漂亮，全部都非常聪明”的东方女性让热爱女性的白求恩大开眼界。他赞叹这些女大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她们将去前线发动群众，或者去敌后组织武工队。相比之下，白求恩挖苦说，那些与她们年纪相仿的北美女子想到的只是“约会、跳舞和电影”。

紧接着的两个自然段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有特别的兴趣。白求恩在这里谈起了这些女性学生中最典型的一个：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受无数人的追捧，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亮相。就像他谈到的人物一样，白求恩自己的“快乐”在1938年底以前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进入1938年的冬天，白求恩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已经令他难以承受。1938年12月8日，在写给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的信件中，他的不满终于大规模地喷发。“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白求恩激情的岩浆势不可挡，“延安来的医疗队11月25日抵达这里，没有带来你的信。我一直在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你的一封告诉我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信。但是，他们带来的是一台部件不全，无法使用的X光机。他们还带来了一听打开了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宁愿用它们去交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另外，我收到的来自延安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打开过，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的一些部分已经丢失。下次请一定用双层纸包封好所有的物品和信件。中国人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

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我已经6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英文的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白求恩放任激情的喷发，“如果不是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我肯定会感觉不满的。”他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够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

这是白求恩在1938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牢骚满腹的信给他热情洋溢的1938年画上了一个绝望的句号。

进入1939年，白求恩“专门利人”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减退。在最后那封（写于1939年8月15日）寄往加拿大的信中，他这样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我走了3165英里，其中的400英里是步行……做了762例手术，检查了1200个伤员，重组了部队的医务系统，完成了3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随时间远去的工作之外，白求恩还在时间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数量惊人的文字。

只有从这些文字的神经里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他极度的孤独。在写给马海德的那封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而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

他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不仅完全不知道他远离的西方的事情，他也不完全知道他为之奋斗的国家的事情。比如他不会知道，当他那篇宣传延安抗大的文章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表的时候，在文章中出没的那只“淘气”的松鼠已经搬出了他提到的那个拥挤的窑洞，搬进了另一个特殊的窑洞。他更不可能知道，这搬迁在差不多30年之后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将令中国的历史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他自愿的事业和他献身的国家，白求恩始终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对来自延安和北美的回信已经没有信心了。在理智上，他的事业急需资助（关于医疗学校的费用和战地医院的开支，他有非常详细和理智的计算）。但是，他等不到美国的钱，又要不到延安的钱，而他自己又没有钱。在感情上，他已经忍受不了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他越来越想家。他在1939年的第一封信（写于1月10日）的最后告诉故乡的朋友，在元旦那天他遭受了“乡愁的袭击”。关于纽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记忆向他奔涌而来。“如果不是这样忙碌的话，我会为休假找到足够的理由。”他这样写道。1939年的白求恩已经在开始为他陷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绝境寻找出路。

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后的那个生日。这时候，他对继续用“专门利人”的方式与时间格斗已经明显感觉“力不足”了。五个月之后，他终于不想再受“忙碌”的困扰。1939年8月1日，在信中表示了“已经厌倦”给延安写信之后，白求恩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他决定“回家”去为他在异域的战地医院和医疗学校寻找财物和人力的援助。

两个星期后，在1939年8月15日的第一封信里，他向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报告了自己的行程：“我计划11月离开这里……步行去延安。这大概有500英里，需要用六个星期的时间。我将从那里去重庆，然后经云南……在1月份抵达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到夏威夷……大概在1940年2月份抵达旧金山。我想在加拿大停留三四个月，收集较多的资金和器械甚至人员……然后在夏天回到这里。”这“回家”的计划显然重新点燃了白求恩被孤独压抑的激情。在当天写下的寄往加拿大的最后那封信里他也激动地谈到了这“回家”的计划。

第二天，借着这高涨的情绪，白求恩给延安的组织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看成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正式假条。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不能从组织和北美得到任何的信息，”他写道，“我只好亲自去为自己寻找。”在这强硬的语气之后，白求恩又补充了其他的理由。他说他的牙齿和眼睛的情况很差，另外还有一边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三个月了。这也就是说，他的离开不仅仅是为了“出差”，而且也是为了“休假”。他向中国的组织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他保证会在“明年夏天回来”。

紧接在这假条之后的是白求恩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翻译的短信写于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短信中谈到了他伤口感染前后的经过。他说他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被送回来的路上，他“在担架上吐了整整一天。高烧40度以上……不能入睡，精神亢奋……所有的药物都没有用了”。他又一次来到了死亡的门口。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明天将会见到你，我期待。”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在短信的最后给他的世界里唯一懂得他的语言的人写道。

他在他期待着的这“明天”带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孤独的心灵跨入了死亡之门。他曾经于1914年9月第二次中断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去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中心战场上做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员并且在那里成为伤员），而当他从中国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跨入死亡之门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在欧洲爆发了。世界在他远去之前已经离他远去了。他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信件。他没有读到他一直想读到的报纸。他没有能够重逢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无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之中。

但是，死亡解放了他。在离开世界40天之后，白求恩通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重新回到了与他隔绝的世界。而在离开世界几乎30年之后，因为这篇短文以“老三篇”的包装成为七亿中国人天天必读的书，白求恩拥有了更显赫的历史地位：他成了他献身的国家的偶像，他成了他出生的国家的传奇。

性情复杂又多才多艺的白求恩（他精于摄影和绘画，擅长医疗器械的设计和改进，他还创作小说和戏剧等等）为这显赫的历史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他变成了一个“单面的人”：他生命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比如《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话称他“五十多岁了”，事实上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不满48岁）。他生命的孤独也已经不重要了（比如谁也不会在意他是否收到过那仅有的“回信”）。重要的是他的“高尚”和“纯粹”，是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方式对他的“纪念”，而不是从更深刻的角度对他的“理解”。

而《激情的政治》显然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很难理解的白求恩。它将读者带离他意外获得的虚荣，带进他躁动不安的生命。它让读者穿过时间的烟尘和历史的迷雾去惊叹一个伟大生命不同凡响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激情。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一开始并不十分清楚这一历史场面的“用意”：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的时候，他被从已经是很显要的座位上带到观礼台前沿正中央至尊的位置，与他伟大的朋友站在一起。他们著名的合影于圣诞节的那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这显然是向美国发出的信号。这个32年前将中国带到了美国的美国人又被“选中”，他的老朋友显然是相信他还有“回天”的魅力，还能够用他的“余热”将美国带到中国。

这个信号在美国人眼里却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应该最早做出反应的基辛格很多年以后才用自嘲的口气谈论起这一出政治秀。他说：“中国人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敏锐。我们粗糙的心智忽略了这个暗示。”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有点惊讶他伟大的朋友会谈起自己一年前从瑞士寄给他的信。他写信的目的是想能有机会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显然是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举行的那次大会将完成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他错过了那一次机会。但是他没有错过那次会议的报告中出现的一些敏感词汇，比如“和平共处”。他敏锐地抓住了这几个字，他知道这是他的伟大朋友伸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橄榄枝。他在关于会议的评论中预言“中国的大门可能将要打开一条缝”。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也非常惊讶他伟大的朋友对他们上次见面之后他在西方发表的那些文章的反应。他在那些文章中批评了正在神州大地上冒头的“个人崇拜”。而他伟大的朋友的反应却是：“你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独立的见解很重要。”这怎么可能是他伟大的朋友的反应？这怎么可能是“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时候的反应？

他们的上一次见面发生在1965年1月。那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见面。见面一开始，那个密苏里的孩子就被其中的一个细节震惊了。他伟大的朋友告诉他，为了今后的整理发表，他们的谈话将被全程录音。他相信这是自1949年以来，他的老朋友第一次为了在国内的发表而与外国记者谈话。这个小细节说明他伟大的朋友有可能正在设计政治上的大动作。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没有放过他伟大的朋友说出的每一个字，他也在不停地揣测每一个字背后的意思。他伟大的朋友对中国的内政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发了许多“牢骚”。他不知道他究竟还想让谁听到这些“牢骚”以及这些现实的“牢骚”会有什么历史的意义……隐隐约约，那个密苏里的孩子已经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

在想让外国人听到的那一部分内容里，他伟大的朋友保证中国不会向越南出兵。这一次，中国人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国人的“迟钝”。约翰逊忽略了这息事宁人的保证。越战的升级最终导致这个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总统要用拒绝本党连任提名的著名电视讲话拉开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多事的年份（1968年）的帷幕。

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斯诺传》的第267页，传记作者注意到斯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最后”离开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早”回到中国的美国记者。传记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当年在美国只有共产党的书店拒绝出售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世界的《西行漫记》。美国共产党机关报称这部畅销作品的作者是“流言和谣传的零售商”。

中美之间的亲热举动令“最早”回到中国的斯诺又成为西方媒体上的热点。可是，这外部的热量并不能够逆转生命内部的冷却。那个密苏里的孩子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去跟踪随后的历史事件了。他在病床上收到了尼克松祝他早日康复的信件。当他妻子询问要如何回复这来自权力最高层的祝福时，他冷冷地说：“不必费心了。”

斯诺因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举家迁往瑞士。他在瑞士的家离北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几乎相等。而依据1973年偶然发现的“遗嘱”，他的骨灰最后也被“一分为二”，一半埋在他工作过的未名湖畔，一半埋在生长过的哈德逊河边。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死于1972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两天之后，“空军一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最后一篇日记

像《玻利维亚日记》（The Bolivian Diary）中的许多日记一样，这一篇日记也以日记写作时的海拔高度来结束。“海拔高度=2000米”是这一篇日记的最后一行。这似乎是一个平静的结束，一个常规的结束，一个来日方长的结束，一个还没有结束的结束。但是，这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结束，因为这一篇日记的最后一行也是整个“波利维亚日记”的最后一行。这“2000米”是格瓦拉最后一次测到并且记下的自己在地球上的“海拔高度”。

“玻利维亚日记”的最后一行也成为了格瓦拉勤于记述的一生留下的最后一行。他自己在第二天的中午就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与那永远不会结束的黑暗只相隔着一个夜晚了。那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117天以前，格瓦拉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39岁了。我不可避免地接近了需要认真思考自己作为游击队员的前途的年纪。”但是毫无疑问，直到写下一生中最后一行文字的时候，直到他的前途即将被黑暗吞没的时候，这个从国际舞台的中心走向丛林深处的游击队员也没有来得及去“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

《玻利维亚日记》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同样以极为平静的语气开始：“我们这支游击武装创建11个月的纪念日在一种田园似的（bucolic）情绪中过去，没有复杂的情况发生……”在这句话里，关于“情绪”的形容词也许是体会格瓦拉在游击生涯最后阶段复杂情绪的关键。但是，这个字本身很难体会。我含混的翻译似乎掩盖了也许的确在格瓦拉的情绪中出没过的那一点点沮丧。格瓦拉也许的确有一点点沮丧，尽管他显然并不知道他正在写下的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这才是1967年的10月7日啊！它离他的40岁生日还有247天啊！

格瓦拉在第二天被捕。他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枪决，并被秘密埋葬。俘获了他的玻利维亚军人只能充满恐惧地将他从肉体上迅速消灭。他们不可能具备将他的生命保留更长时间或者将他的下落公之于世的勇气。格瓦拉的死亡煽动起的国际级的愤怒验证了他潜在的威力，展现了他无穷的魅力。1968年震撼世界各个角落的形形色色的左派运动和红色暴动也许可以统归为是这种愤怒的余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萨特在第一时间这样演绎。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偶像”之一，《时代》周刊在30多年后这样归纳。

《玻利维亚日记》从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中部山区的第一天（即1966年11月7日）开始，记录了格瓦拉一生之中最后一段游击队员生涯的全过程。塞在背包里的日记本与身负重伤的格瓦拉一起落在敌人手里。这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敌人有幸成为这部日记的第一批读者。这第一批读者的特权使他们读到了日记的“足本”，尽管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格瓦拉的手迹“职业性地”极难辨认。这第一批读者的另一个特权自然是他们可以让其他读者读不到这部日记或者读到的只是这部日记的“节本”。

没有人知道日记的复印件是怎样被偷运出玻利维亚，回到它“祖国的怀抱”的。它的第一个“权威版本”于1968年在古巴出版。它的英文、法文、德文及意大利文版本也几乎同时在西方世界出版。这个“权威版本”只是一个“节本”，因为其中1967年1月到7月之间有13篇日记缺损。当时的玻利维亚政府显然对这13篇日记施行了特别的“保安措施”。

现在摊开在我眼前的是《玻利维亚日记》的第二个“权威版本”。这个出版于2006年的版本补足了上一个版本的缺损，成为货真价实的“新权威”。这个版本的编者保留了卡斯特罗为第一个“权威版本”写的长达23个页面的前言。这个题为“必要的前言”的前言对新的版本显然也同样地“必要”。它不仅是对日记的一个导读，也是对日记作者生平的一个导读。

卡斯特罗在前言快结束的地方将读者带到了格瓦拉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一点钟。他很冲动地想象着格瓦拉一生之中的最后那一次战斗以及格瓦拉生命之中最后的那24个小时。这种想象让我也有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我渴望读到格瓦拉事业以及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日记。

最后一天的日记

在我看来，这“新权威”的《玻利维亚日记》仍然是一个“节本”，因为它没有包括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从事游击战的最后一天（10月8日）以及接踵而至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天（10月9日）的日记。

如果让“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写下他事业的最后一天的经历以及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感受，他会写下什么？递给他一支笔，递给他那本饱经孤独和硝烟的日记本，让这个即将风靡世界的人在玻利维亚中部山区那所破烂不堪的学校的教室里坐下来，他会写下什么？他没有必要写下他对他的第一批读者的蔑视或者仇恨，因为他们只是他的敌人，或者他们根本就不配做他的敌人；他也没有必要再一次记下他的海拔高度，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消灭他肉体的枪声会将他的名声推上他的肉体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高度。如果他还有最后一次举枪的机会，他的下一个动作不是很难想象。可是如果他还有最后一次握笔的机会，这个即将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偶像”之一的游击队员会写下什么呢？

在他已经写下的文字里，最让人揪心的也许是他对世俗生活最单纯的眷恋。这种眷恋出现在好几篇日记的第一句话中。这个在丛林里为“星星之火”殚精竭虑的革命家对“日子”或者说对时间的流逝仍然保留着世俗的感觉。他在那几篇日记的开始想到了他的亲人。2月11日的日记以“老头子的生日：67”开始，他想到了他的父亲；2月15日的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11”开始，他想到了他的长女；2月18日的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33”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妻子；2月24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柯的生日：2”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幼子；5月18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他的两个兄弟；6月14日的日记以“西丽塔：4？”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幼女，尽管他已经不太肯定她的确切年龄；6月21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但是，他只是记下了他对“事实”的记忆，却没有记下任何关于这种记忆或者对于那些事实的感叹。这个多次在丛林中迷失方向的人却从来没有在日记中走失过一次。他从来没有在日记中给“过去”腾出过任何的空间：一个段落、一个句子或者哪怕是一个词语。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去光顾他作为革命者的历史功绩，作为政治家的国际影响以及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特权和待遇。除了在那少数特定的日子里让他的家庭成员一闪而过之外，他似乎是忘记了那个他曾经辉煌地征服并且拥有的世界。他关心的只是“猪油是我们剩下的唯一食物了”（5月9日）以及“哮喘猛烈地袭击我，而少得可怜的镇静剂已经用完了”（7月27日）等等紧迫的事件。他全心全意地生活在“现在”；他完全彻底地生活在“现在”。这也许就是“最完美”的意思，因为这迫在眉睫的“现在”既是他正在面对的最残酷的现实，又是他一直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

“新权威”的《波利维亚日记》在卡斯特罗的前言的前面安排了一篇写得非常漂亮的序言。这篇完成于2005年的序言一开始就将时间设定在1967年，将地点设定在玻利维亚中部的山区。这篇序言完全是一篇“叙述”作品。“全知的”叙述者选用“现在时”来叙述过去的事件显然是一种大手笔。在一段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之后，叙述进入“情节”。这叙述的情节由两部分构成。这两部分分别用“10月8日”及“10月9日”标志出来。第三次进入这篇由格瓦拉的儿子写成的序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正好就是为我那种无法遏制的冲动准备的猎物。我欣赏这篇序言十分精致的意图。

经过将近40年的缺失，格瓦拉事业以及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日记终于被补上了。格瓦拉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充满细节地出现在他的这两个命中注定的日子里。他很镇静，他很坚定。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不可能想到他事业以及生命的失败，就像他不可能想到自己随后在商业上离奇的成功一样。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对生命义无反顾的格瓦拉不可能想到他镇静和坚定的表情将会泛滥成为国际服装市场上经久不衰的标志。

耐人寻味的“芝麻”

韩素音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42年。她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中国”和中国正在经历的“国难”显然是她首战告捷的秘诀。她的写作从此与中国形影不离。我现在想要谈论的是她出版于1994年的第23本书。

韩素音既写小说，又写传记。她的传记有时候很像是小说，而她的小说有时候又很像是传记。她的小说和传记都曾经拥有很大的市场，受到过两代西方热血青年的追捧。比如曾经在19岁（1972年）投奔“红色中国”的加拿大著名记者Jan Wong在她的“忏悔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就曾经将韩素音获得巨大成功的第二本书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相提并论，认为是受了它们的误导，她才将青春献给了远在地球另一侧的“乌托邦”。

韩素音选用的书名通常都比较浪漫，而这第23本书的书名却非常实在。《长子》（Eldest Son）真不太像是韩素音的书名。它听起来仍然可能是一部小说。事实上，它却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传记。传主响亮的名字以及他与历史的关系出现在略带封建色彩的书名之下：这部传记的副标题将“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我不认为《长子》是这样一本传记合适的书名。它的传主大概也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尽管在革命的队伍里有无数著名的“长子”，“长子”这种身份更容易让人想到的却是与继承（或者财产）的亲近以及与革命的疏远。更重要地，这种身份没有能够将传主与那位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影响更高一筹的人物区别出来。韩素音为后者写的那两部传记（以1949年为分界）都选用了比较浪漫的书名。

事实上，《长子》只是这部传记的英文版的书名。根据英文版翻译并提前一年出版的法文版沿用的是更早一年她用中文出版的那部传记的书名（《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法文版只是用副标题（“一个革命的京官”）来浪漫了一下。

韩素音在1956年到1974年之间对她这第23本书的传主进行过11次长时间的采访。她又在其他许多公开场合与传主有过无数次的见面与寒暄。这种近距离的所见所闻是为这部传记奠定基础的“独家”材料。但是，为什么在最后一次采访将近20年之后才出版这部传记？或者更有意思地，为什么在最后一次采访将近20年之后“还要”出版这部传记？这部传记的“出版时间”也许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话题。它各种语言的版本相继问世的时候，“现代中国”已经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它已经真正地“现代”了或者说它已经开始“后现代”了。这时候，绝大多数人对“过去”已经没有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专家们对下一轮股票走向的预测。而那极少数对“过去”仍有兴趣的人之中的大多数却在标榜新的思维。他们试图用“现代”的方式去理解“过去”。

韩素音的“跋”显露了这部传记的针对性。她写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一些年轻学者试图重新评价她的传主的功过。这显然是一种令她极为不安的“学术动态”。她肯定这些年轻学者得出的那些“愚蠢的结论”根源于他们对历史“错误的理解和肤浅的知识”。韩素音显然想用这部字里行间闪烁着她对传主无限崇敬的传记来“拨乱反正”。在她看来，她的传主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他做了历史让他“不得不去做的”一切。这“一切”之中当然既包括了有口皆碑的“阴违”（比如在浩劫之中保护和搭救了许多危在旦夕的生命），同时也包括了众说纷纭的“阳奉”。韩素音试图用历史的理性（“不得不”）去扑灭“重新评价”的狂热和冲动。

她讲述的历史和讲述历史的方式与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公开的材料中所讲述的历史和讲述的方式并没有大的出入。因此，传记的大部分内容也许更适合作为学习“翻译”（汉译英）之用，而不是洞察“历史”之用。但是，我们不必因“大”失“小”。像在翻读韩素音其他关于“现代中国”的作品一样，阅读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烂熟的“西瓜”之上。那些作品的“亮点”是那少量的芝麻。它们往往有特殊的“口感”，特别耐人寻味。

比如在第59页上韩素音提到了在法国留学期间蔡和森对她的传主的批评。她的传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注视和赏识巴黎的丰韵。他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称赞这座美丽城市里的姑娘们“迷人”、“漂亮”。而蔡和森对这种“感性”大为不满，他反感传主目光的庸俗动向。在蔡和森看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永远盯住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和剥削”，而不应该被美好的事物所迷惑。对美好事物的对立态度显然损害了两个革命家之间的友谊。

关于《西行漫记》的作者的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在第280页上，韩素音提到了她的传主将刚刚获得自由的“末代皇帝”邀请到了国庆宴会上来。韩素音写道，没有人能够与这位“公民”正常地讲话，因为他不停地对所有人鞠躬，因为他不知道“现代中国”的深浅。他走过来的时候，韩素音与他握了手，而站在她身旁的斯诺却拒绝这样做。因为他将这位新“公民”归为“杂种”一类。“我不会与这个杂种握手。”他这样说。

在第383页上，韩素音提到她的传主在1972年夏天的一次出现。在首都机场，她远远看见已经74岁的传主从他使用了多年的那辆波兰产的小轿车里“冲出来”。他的动作“像从前那样轻快”。“没有秘书”跟在他的身旁。他自己“提着自己的手提箱”。而这时候，她的传主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了。这样的场面与当今政治巨星们的排场相比，当然显得极不“通俗”，当然有“曲高和寡”的凄凉，当然不会“后继有人”。

陈毅的葬礼是这样一部传记不会忽略的细节。伟大领袖穿着睡衣的突然到来不仅提高了葬礼的规格，而且具有更复杂的政治含义。在第388页上，韩素音提到，伟大领袖看见以自己的名义敬献的花圈的时候，夸奖她的传主想得非常周到。他对死者的亲属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这是广为人知的“佳话”。而韩素音还写道，伟大领袖接着又补充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这是鲜为人知的动向。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在一个“好同志”的葬礼上肯定一个已经被打倒的活人为“好同志”？这一句与葬礼没有太多联系的话令病入膏肓的传主备受鼓舞。他知道那不是口误，那是暗示。它意味着伟大领袖已经认可了传主自己想将中国从“抓革命”的邪道拉回到“促生产”的正轨上来的艰苦努力。葬礼之后，他迅速将这“人才难得”的“好同志”召回了北京。

韩素音也没有错过伟大领袖于1976年元旦发表的那两首朗朗上口的作品（《重上井冈山》与《鸟儿问答》）。她的传主读到作品之后的反应与我们过去熟知的完全不同。他已经没有精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去猜测那“几只苍蝇”的真实身份了。他应该知道，几天之后，他的灵车将从长安街上缓缓驶过。他应该不会想到也不会在意那种“万众心相随”的揪心的送别场面。他已经没有必要再朝“前”看了。他想到的是过去，是过去的压抑和屈辱。他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他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告诉她。这是他的忏悔。可是，他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这是他的遗憾。关于这一段引语，韩素音没有在书后的注释里注明引自何处。韩素音曾经多次采访过传主的妻子（她当然是这临终忏悔唯一的听者）。这一段话如果真有出处的话，当然应该出自她的这些采访。

在同一页上，韩素音还评论了她的传主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她认为那种不留痕迹（既不留骨灰又不留墓碑）的做法“打破了儒家和共产党的双重传统”。在她看来，传主最后遵循的是“道家”的教诲。值得注意的是，韩素音在这部传记中几次提到传主与“道家”的关系。根据她的说法，这位曾经被批“儒”波及的“周公”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对“道家”情有独钟。

而他无疑又是“现代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之中最能够接受西方的人物。在第398页上，韩素音提到了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对那部纪录片的批判曾经在“内部”引起过很大的波澜（我因此有幸在未成年的时候就从一期“大参考”上见到了“安东尼奥尼”这位伟大电影艺术家的名字）。根据韩素音的说法，这次批判的矛头其实另有所指：它指向的是她的传主，因为安东尼奥尼进入中国拍摄获得了他的批准。在传记之中，韩素音还提到了他的传主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兴趣。在巴黎的时候，他曾经带到访的朱德去音乐会听贝多芬的作品。这种兴趣后来自然也成为了他个人生活中的“污点”。

如果这些小事还不足以说明传主对西方的好感，不妨转向他对“人生大事”的态度。在第59页上，韩素音曾经提到她的传主与一位法国的部长的谈话。他谈到了他当年对法国人的印象。他说他注意到法国人非常宽容，没有种族歧视，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司空见惯。而他1973年3月8日对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讲话更是语惊四座。在389页到390页之间，韩素音提到了这次讲话。她首先注意到她的传主批评林彪一伙比刘少奇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这大概也是他的忏悔。接着他继续忏悔，对外国专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歉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敢跟外国人讲话，他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然后，他顺水推舟，将话题转到了“人生大事”上来。他激动地批评关于中国姑娘不愿意与外国人结婚的说法。“没有跨国的婚姻我们怎么能够对人道主义作出贡献？！又怎么能够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他这样说。他这是将“人生大事”上升到了国家大事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面。作为跨国婚姻的“产物”和“典范”，韩素音自己对她的传主的这种说法自然非常敏感。她提到她的传主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也重复了这些说法。她提到这些说法总是令他墨守成规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也从来没有机会公开发表。

韩素音出版于1942年的第一本书就已经显露出了她的全部写作的“倾向性”。这本以她的第一次婚姻为脉络的书的最后一章题为“在中国的成年”。经过那么多个人、家庭以及天下的事变，韩素音在这本书的最后写道，她终于有了那种“成熟”的感觉。这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本书的“目的地”还不是“延安”，而是“重庆”（书名是Destination Chungking）。但是，23岁的韩素音已经在书的最后号准了“一个新的时代”的脉搏：这个时代正好与她的“成熟”合拍或者说她的“成熟”正好与这个时代合拍。她的写作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回音，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唱。

在她出版于1988年的法文自传《向日葵》（Fleur de soleil）的第91页上，韩素音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国民党军官）在读完她的第一本书之后的“愤怒”。他指责她是共产党。韩素音为自己辩护，她说她只是在书的后半部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在书的前面（如第六章的结尾处），她有许多对正在领导抗日的蒋介石的热情赞扬。她说她自己绝不是共产党。而在第93页上，她又进一步否认她的写作的“党性”。“我不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作，我从来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写作。”她争辩说，“我的写作完全只是为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她的争辩似乎无济于事。她的“倾向性”成为了她的历史局限性。在《向日葵》（这贴切的书名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标志着冷战时代的柏林墙垮掉了。她的写作面对的西方就像她的写作立足的中国一样将注意力转向了另外的（或者说相反的）方向。曾经生机勃勃的“向日葵”终于凋谢了。它不再能够与一个更新的时代合拍，不再能够吸引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终极关怀。她的写作也像她推崇的时代一样遭遇了现实的“重新评价”。

她应该知道，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应声虫。被颠倒过来的被颠倒的历史总是又有可能被颠倒过去。任何人物都无法抗拒“重新评价”的狂热和冲动，不管这些“重新评价”多么“愚蠢”。历史从来就没有“公论”。任性就是历史的本性。

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

一个瞬间的两张照片

费正清用他的自传《息息相关的中国》（Chinabound）1982年第一版的第五章专门谈论史沫特莱。这一章的题目是“史沫特莱的中国”（Agnes Smedley's China）。读到这个题目，我立刻就想到了萧伯纳在上海留下的那张著名照片。我相信它一定会在字里行间“出现”。

它果然“出现”在第74页顶部的那几行里。费正清引用了史沫特莱在萧伯纳到访的当天给他的信件中对这一事件不以为然的议论之后，开始议论这张照片。他提到了“几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的感叹。这张照片曾经被收集在费正清与另外两位学者合著的《东亚：传统与转变》（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一书之中。那本书出版于1973年。因此，费正清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间应该是在他的自传出版前十年的时候。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人物虽然同属社会名流，却又分属“三教九流”。这“三教九流”罕见的“同流”令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费正清大开眼界。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仍然为一张1933年拍摄于上海的照片能够容得下那么多“不同的”面孔而感慨万千。

事实上，关于那一个瞬间的照片应该容纳下“更多”不同的面孔。费正清在正文中提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说有“五”个人出现在照片里面。这与我的“先入之见”有很大的出入。在我的“先入之见”里，“同”一张照片里面出现的是“七”个人。为什么费正清会漏掉这张著名的照片里位置“居中”的那另外的两副“面孔”？如果加上那两幅“面孔”，费正清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复杂的感叹。正直和清明的费正清没有任何理由“无视”那两副对他的立场不构成任何威胁的“面孔”。对这种“疏忽”唯一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见到的是另外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关于1933年2月17日中午的那同一个著名的瞬间还存在着另外一张“不同的”照片。

在第74页顶部的这一个自然段结束的地方出现的那个“星号”证实了这种解释。星号在第74页的底部带出一段有趣的脚注。费正清通过这个脚注告诉读者，在写下正文中关于这张照片的那些文字之后，他已经知道他看到的其实是一张不同的照片，或者准确地说，他看到的是照片原作经过“修正”后的版本。照片的原作（也就是我的“先入之见”里的那个版本）是由杨杏佛拍摄的。与原作相比，费正清看到的版本左侧的人物没有遭受“修正”，他们依次是史沫特莱、萧伯纳和午餐会的女主人宋庆龄。而这个版本的右侧却只留下了“半壁江山”。站在原作前排几乎正中的蔡元培依然纹丝不动，而站在原作最右侧的鲁迅却悄悄从边缘向左移动，移到了蔡元培右侧的身后（也就是移到了靠近中心的位置）。经过这样的物理变化，原来站在蔡元培右侧身后（也就是蔡元培与鲁迅之间）的林语堂以及站在蔡元培正身后的艾萨克斯（Harold Issacs）自然也就无地自容了。他们“逻辑地”没有出现在费正清第一次见到的关于那一个著名的瞬间的照片之中。

费正清在脚注里提到这两个“被抹去的人”在照片的原作里分别站在女主人的左右侧，这说明他在写下这一段脚注的时候仍然没有见到照片的原作。他提到这原作当时悬挂在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事实上，这原作也一直流传在外。它曾经出现在一些传记作品（如林太乙著的《林语堂传》）里。

在这段有趣的脚注里，费正清还提到他所见到的那张被修正的照片“最近”一次出现在《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1980年第11期的第40页上。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在夏天搬家的时候正好留给了我一套1980年的《人民画报》。因此，我马上就可以欣赏到关于那同一个瞬间的这另外一张照片。照片是配合一篇介绍史沫特莱的文章刊出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一期《人民画报》出版的前一个月，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四年的著名政治学家艾萨克斯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在他阔别30多年的中国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他又一次走近了47年前的那次著名的午餐会的女主人。这时候，她已经是艾萨克斯“曾经”出现在那个瞬间的唯一健在的证人了。她的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他走近了她。他第一次亲吻了她华贵的面颊。他觉得她依然是那样的美丽和端庄。尽管几天之后就会在《人民画报》上刊出的关于那个瞬间的照片里不会有他的身影，他却清晰地记得在摄影者按下快门的那个遥远的瞬间，他就站在女主人的身旁。将近半个世纪的烟尘掩盖不住令艾萨克斯肃然起敬的中国的美丽和端庄。

费正清在脚注的最后写道，艾萨克斯正在写作一段关于他自己为什么被化为“乌有”的说明。这一说明后来就出现在艾萨克斯去世前一年（1985年）出版的关于他一生之中最后的那一次中国之行的回忆之中。这部题为《在中国重逢》（Re-encounters in China）的作品中有专门的一章题目叫做“被修正的照片”（The Doctored Photo）。

我在《鲁迅日记》里读到的“史实”又将刚刚被理清的局面复杂化了。在1933年2月17日的日记里，鲁迅记录的在“宋庆龄女士宅午餐”的“同席”者为“共七人”。而他的那七个人中包括了负责拍摄照片的杨杏佛。这样，他必然就漏掉了出现在照片中的那七个人中的一个。他漏掉的就是当时正在主办《中国论坛》（China Forum）的23岁的美国人艾萨克斯。这是鲁迅的有意遗漏还是他的无意疏忽？更有趣的是，紧接着同席者的名单，鲁迅又提到“饭毕照相二枚”。这么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杨杏佛的确是拍下了两张照片？

用一把直尺和小学三年级的数学水平就可以测量出费正清在正文中提到的照片与他在脚注中提到的原作不可能是关于“两个”瞬间的两张照片，而只是关于“同一个”瞬间的两张不同的照片。将一个“反动文人”（林语堂将近半个世纪的属性）和一个“托派分子”（托洛茨基曾经为艾萨克斯28岁时出版的成名之作《中国革命的悲剧》写了长篇的序言）从这样一张相当进步的照片里面清洗出去基本上没有违背历史的“逻辑”。就这样，一个瞬间的历史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被什么人篡改了。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因为被篡改的历史更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和认识。

对这个瞬间的照片最有发言权的也许是摄影者本人。他是经历了那一个瞬间却自愿站在那张照片之外的人。遗憾的是，他也是经历过那个瞬间的八个人中第一个被历史“清洗”的人物。在他为这张照片按下快门的整整四个月之后的一个（6月18日）清早，一伙刺客冲到他的跟前。他们同时对准他的身体按下了扳机。

费正清在自传的第75页详细地谈到了杨杏佛的遇害。那可能是他在30年代的中国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接下来，他的自传里出现了两段非常冲动的文字。对那惊人事件的痛苦思绪在费正清的笔下一直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最后触及了我们所熟悉的现实。这坦诚的冲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至深的感情。

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

我从摄氏零下38度的室外走进摄氏零上20度的室内，在这家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来。我翻开《托洛茨基备忘录》（Cahiers Leon Trotsky）1986年9月号。艾萨克斯最权威的“传记”就刊登在这本法文杂志的第110到111页上。它事实上是这家著名的政治杂志为这位“刚刚”去世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政治学退休教授发表的讣告。这篇只“摆事实”（而不“讲道理”）的“传记”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

“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的革命”，是艾萨克斯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桥梁。通过这结构复杂的桥梁，25岁的艾萨克斯走近了托洛茨基本人和他前途渺茫的事业。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已经积攒了5年的中国经验：他主办过《中国论坛》杂志，他参加过中国民权同盟的工作，他编辑过“1918—1933”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他结交过许多共产主义者和左派进步人士。最后，他怀着有点沮丧的心情走近了应该同样有点沮丧的托洛茨基。他们的友谊呈示在艾萨克斯于28岁那年出版的著名政论《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之中。托洛茨基为这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写下了长篇的序言。

费正清的自传中紧接着“史沫特莱的中国”的那一章题为“艾萨克斯与恐怖”。他在这一章里面回顾了艾萨克斯的成就以及30年代初艾萨克斯走向托洛茨基之前的那几年他们在中国的相处。题目中的“恐怖”虽然被定冠词限定，却有更丰富的意指。它应该囊括了两种颜色的“恐怖”：一方面，艾萨克斯与中国的革命家共同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尽管他的外籍身份给他提供了特殊的保护）；而另一方面，革命带来的“红色恐怖”却更深地困扰着这位左派青年的理智和情感。“红色恐怖”是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里所思考的重要问题。费正清将这部作品称为“经典”和“杰作”。他特别欣赏作者对这一出“悲剧”的解释：斯大林为自己清除托洛茨基势力的政治需要而功利地牺牲了中国的革命。

费正清写道，艾萨克斯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但是，他不应该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子”。这是他的权威评价。他说艾萨克斯永远都只是“艾萨克斯”。他对远离现实的学术追求不以为然。他的注意力总是朝向现实的问题和当前的问题。50年代之后，他自己也跻身到了学术圈中，成为“常春藤”小世界里罕见的“没有博士头衔”的教授。他继续保持着对学术的敌视态度。他的研究方向继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激进的风格和思想激发了许多学生的灵感。

《中国革命的悲剧》后来的版本也许正可以作为艾萨克斯不应该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例证。《托洛茨基备忘录》中的那篇讣告将这部著名作品的第二个版本的出现和存在看成是艾萨克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讣告作者认为，在这个出版于1951年的新版本中，艾萨克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对原作所作的“修正”损害了原作的质量。而这个新版本最显眼的特征无疑是去掉了托洛茨基为原作所写的长篇序言。这显然是令这篇讣告作者相当痛心的冒犯。

在讣告的最后，作者提到艾萨克斯步入晚年之后变得宽容和谦和了。与这种变化相应，在《中国革命的悲剧》更新的版本中，他摆脱了冷战思维的影响，也表示了对托洛茨基的敬意。但是，原作中的长篇序言仍然没有在这个版本中“重现”。

“托洛茨基”再也没有以序言作者的身份回到《中国革命的悲剧》之中。如果我们用小人之心来猜度一下，这很有点“人走茶凉”的味道。但是，事情也许并没有这么庸俗。抹去托洛茨基的影响也许正好是艾萨克斯的“因势利导”。因为当年托洛茨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所谈论的“悲剧”会以那样惊天动地的方式进入高潮，他过时的引导也许会让读者迷失方向。

费正清在传记里没有提到《中国革命的悲剧》后来的版本。这如果不是他的疏忽，就应该是他的一种表白。他一定更看重最初的版本。因为它带给他的是历史，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历史中的现实，而不是现实中的历史。他大概不会同意我在前一个故事中所说的“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

与“主义”无关的凯恩斯

一半的枫叶还悬飘在树上，另一半枫叶却已经盖满了路面。这是皇家山深秋的美景：从上到下的五彩缤纷，从里到外的万籁俱静。我从这一年一度的美景中穿过，前往位于山那边的麦吉尔大学。那里一年一度（为期两天）的二手书市是这座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狂欢节”。

像往年一样，我憧憬着克默德（Frank Kermode）、斯坦纳（George Steiner）和博吉斯（Anthony Burgess）等极少数英语学者和作家的“脱”销书。以我的私见，他们的作品是思想的巅峰和语言（英语）的极致。对它们投资和重复投资，我都会毫不犹豫。

今年的运气比往年还要差。我在文学和历史两个区域里翻找了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找到一本我长年求之不得的作品。当然，像往年一样，我仍然是满载而归。不过，背包里“满载”的都是即兴和意外的收获。事实上，在回家的途中，我对其中的一半到底是不是“收获”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这让我已经因“满载”而沉重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我没有心情去挑逗那些自得其乐的松鼠，也没有心情去理会鞋底与落叶之间绚丽无比的纠缠。

最没有把握的是付款前一刹那的“意外收获”。那是一本不算很厚的自传。我收获它显然是因为作者如雷贯耳的姓氏以及护封上提到的作者长兄的名字。但是，作者毕竟不是“梅纳德”（Maynard），而是“杰弗里”（Geoffrey），这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他们共同的姓氏的雷鸣强度？我的这一“意外收获”因此成了回家路上最大的悬念。

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就有可能听说过“凯恩斯主义”。这种鼓励“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猛药。它大显神通，救资本主义制度于“滞涨”的绝境和崩溃的边缘。我们的革命导师曾经断言，资本主义用残酷的剥削为自己培养了无数的“掘墓人”。而历史的反讽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没有忘记用精致的教育为自己训练出一个称职的救生员。这个救生员的名字就是梅纳德·凯恩斯。

在这本题为《记忆之门》（The Gates of Memory）的自传中，杰弗里只是零星地提到了众所周知的梅纳德。他提到梅纳德是他婚礼上的男傧相。他也提到了梅纳德以前对他这个最小的弟弟极为冷淡，但是从1925起，他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兄长。那一年，世界上顶级的经济学家将俄罗斯顶级的芭蕾舞演员从舞台上的“睡美人”变成了现实中的“凯恩斯夫人”。他的“美感”招来了伦敦知识界众多朋友的非议，却引起了对芭蕾舞素有研究的小弟的共鸣。从那时候开始，小弟杰弗里成了大哥梅纳德家里的常客。他经常会在那里遇见另一位古怪的常客。他是奥地利首富之子，也像男主人一样在剑桥任教，但他教授的是哲学。他就是将会成为20世纪哲学至尊的维特根斯坦……杰弗里提到了这些传奇式的家常，不过，他只能将它们一笔带过，因为他必须留出足够的篇幅来叙述他自己的传奇。

杰弗里比梅纳德晚4年出世，晚36年去世，他从19世纪的80年代（1887年）一直活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1982年）。《记忆之门》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出版，正好将他传奇的一生“定论”于“盖棺”之前。

他在剑桥学医，同时兼任学生文学刊物的编辑。他曾经与两位同学一起用一张贺年片请来了谁都请不来的亨利·詹姆斯——当时英语文学界的头号巨匠，轰动了古老的校园。后来，他以军医的身份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一战生涯仅仅因回伦敦结婚（他从一而终的妻子是达尔文的孙女）而中断过几天，几乎是“全勤”。二战前夕，他已经因为输血设备的发明和对乳腺癌的诊治而名扬天下。战争开始后，他却重返沙场，加入皇家空军。他的军衔一路飞升，最后位至“空军副元帅”。

医学只是杰弗里一生中的成就之一。他的另一项成就是文学。他是英国最著名的藏书家和文学史专家之一。他尤其是最重要的“布莱克”学者。这部自传的题目借用的也是布莱克诗句中的隐喻。正是通过他锲而不舍的“发现”，被人遗忘的伟大诗人布莱克才终于回到了英语文学的中心地带。布莱克的“发现”是对世界文学史都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就。

《记忆之门》一些章节的标题中出现了一些与传主没有血缘关系的伟大名字，达尔文、布莱克和亨利·詹姆斯。它们当然是传主谈论自己与这些天才人物关系的特殊章节。而在看起来应该专注于自己的题为“住院外科医生”的一章里也有一段关于另一位天才人物的特殊记忆。因为这位天才人物与我的事业的特殊关系，这特殊的记忆激起了我最深的感叹。

1913年10月，“住院外科医生”杰弗里搬进了伦敦市中心布鲁姆斯伯区的一幢公寓。同时租住那幢公寓的还有另外三个年轻人。一天晚上，其中唯一的女房客被人发现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已经在房间里失去了知觉。那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自杀企图。房客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杰弗里正好从医院下班回来。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将病人送往医院洗胃治疗。他与病人新婚不久的丈夫一起将病人抬上了出租车。他们一路上大声喊叫，让行人和其他车辆为他们的急诊病人让路。赶到医院之后，杰弗里立即与病人的私人医生合作，用当时最好的设备为病人洗胃。他们跪在病床边一直工作到了凌晨，最后成功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28年之后，弗吉尼亚·伍尔芙终于自杀成功。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自杀的失败，她最后的“成功”不可能对世界造成那么剧烈的震荡、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在杰弗里为她洗胃的时候，这位将要因自己的文学成就而永垂不朽的天才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小说。如果不是杰弗里那天晚上果断和成功的救治，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现代派文学就会缺损“半边天”中的大半边天空，而震撼现代社会的女权主义也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我意外地走近这“记忆之门”。我没有什么把握地推开了这“记忆之门”。我没有想到自己这是走进了“惊人地有趣的一生”（这是杰弗里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在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随意捡起一些记忆的碎片，就像从山坡上捡起几片色彩斑斓的落叶。现在，我松开了手。我看着这些碎片神奇地飘动起来……我知道，它们正在飘进我自己的记忆。我知道，它们也正在飘进我远在地球另一侧的读者的世界。

暴躁的孩子

这本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等式的传记”的书就以那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等式”为书名。它从一位父亲写给莱比锡大学一位教授的“求职信”开始。在这封口气卑微的信中，父亲向“尊敬的教授”倾诉说自己22岁的儿子正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极度沮丧。他说那个年轻人肯定自己已经没有前途，终生只可能成为家庭的负担。绝望的父亲请求教授给自己的儿子写几句鼓励的话，让他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另外”，如果可能的话，还为他安排一个助教的工作。绝望的父亲在信的最后还特别提醒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并不知道他写了这封信。言下之意当然是希望教授在回信的时候不要让那个已经心灰意冷的年轻人再感到难堪。这是完全多余的担心，因为这位极度焦虑的父亲和他极度沮丧的儿子都不会收到教授的回信。

像一部普通的传记一样，作者首先写到了“传主”的出生。它出生于1905年。它的出生属于单性生殖，因为它没有生母，只有生父。“世界上最著名的等式”孕育于“父亲”的大脑中，出生于“父亲”的笔尖下。它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的那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儿子。

像一部普通的传记一样，作者也写到了“传主”的祖先。这是传记第二部分的内容。“传主”的社会关系看上去极为复杂，因为它的祖先来自不同的欧洲国家。作者按照“等式”中的符号从左到右的次序讨论“传主”的祖先。他首先谈到了“E”（能量）的最显赫的祖先英国人法拉第。在插叙一段“=”的来历之后，他在关于“m”（质量）的一节里讲述了法国人拉瓦锡的故事。然后，他讨论了从意大利人伽利略到英国人麦克斯韦尔对“c”（光速）的认识。最后，在关于光速的“平方”的那一节里，传记作者出其不意地讲起了世界公民伏尔泰著名的爱情故事。原来激情的思想家和他睿智的“偶像”之间将要流芳百世的爱情是从“什么是能量”这样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开始的。原来关于科学的讨论也可以为爱情提供巨大的能量。

像一部普通的传记一样，作者也写到了“传主”的早年。它的“父亲”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时，他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家庭的生活和责任了。他辞去了他在专利局的工作，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儿。他不满足能够将“传主”容纳在其中的狭义相对论。他已经怀上了另外一个孩子。从刚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开始，他就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一胎的预产期将不是在10个月之后，而是在10年之后。他必须用充分的自由去为这神奇的孕育提供营养。正在这个时候，物理学的视线被引向了原子的内部。终于被人类打开的原子将“传主”带往了力大无穷的壮年。

传记的第四部分就讲述“传主”成年期的故事。它的最后一节以“清晨8点16分，日本上空”为题。传记作者写道：当那巨大的蘑菇云升空的时候，“世界上最著名的等式”就完成了它在世界上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份备受争议的工作：在有些人看来，那是它伟大的业绩；在另一些人看来，那是它可耻的劣迹。没有人能够很清楚地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它的本职工作，但那肯定不是它的“父亲”想要它去完成的工作。可是，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不会再听从“父亲”的引导和规劝了。关于它第一份工作的评价只能交给人类荒谬的历史了。

传记用最后一部分讲述“传主”在地球之外的作为。我已经没有心思再读下去了。我想起了“传主”灰心丧气的“父亲”曾经对人类的前途做过的绝望的预言：他说他不知道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什么武器，但是他知道，人类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武器一定是最原始的石头。

神秘的果实

爱因斯坦在离婚的时候给他的妻子开出了一张只有爱因斯坦敢于开出的“空头支票”。他许诺他会将他“将会”得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金全部转账给她。可是，在随后的两年里，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继续遭到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拒绝（在1910年到1921年之间，他一共被拒绝过8次）。根据斯文·赫定的证实，爱因斯坦遭拒绝的原因是大多数评委受到了专家的误导，对相对论持固执的怀疑态度。

1921年，仍然对相对论持怀疑态度的诺贝尔奖评委会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使已经离婚两年多的爱因斯坦终于可以兑现离婚协议中的承诺。委员会将他当年获奖的成果指定为“光电效应”理论（爱因斯坦因为这个理论而被认定为是他自己强烈反对的量子理论之父）。爱因斯坦在第二年的领奖仪式上戏弄了一下他的“主人”：他在获奖演说中没有提到自己的获奖成果，而只是大谈自己永远与诺贝尔奖无缘的相对论。

关于爱因斯坦的科普作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加来道雄的《爱因斯坦的宇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本。这部用精深的专业素养、精致的历史眼光和精细的写作技巧完成的精彩的英文作品给我带来了精美的享受。作者将“爱因斯坦的宇宙”按照时间的顺序分解成“三幅图像”。作品的三个部分依次讨论了这三幅宇宙的图像。

第一幅图像建立在那个喜欢康德、擅长小提琴并且学习成绩平平的16岁的犹太孩子沉迷的一个理想实验的问题之上：如果我们能够追上光线，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最后促成了狭义相对论的产生。第二幅图像建立在那个坐在专利局的办公桌旁思考着宇宙奥秘的小职员突然出现的一个想法之上：一个自由落体的人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量。这个简单的想法将他带进了关于引力的经典思考。这思考的结果就是广义相对论。第三幅图像是一幅“未完成的”图像。它建立在那个身材矮小的科学巨人的野心之上：他试图用一个“统一场论”将所有的物理理论统一起来。是什么妨碍了这“统一”大业的成功？或者说这“统一”大业可不可能成功？加来道雄不赞同“爱因斯坦在1925年之后就应该去钓鱼，而不是继续做研究”的说法。他认为爱因斯坦最后30年的工作对物理学的发展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他相信那幅爱因斯坦未完成的图像将来有可能被另一个天才完成。

《爱因斯坦的宇宙》非常得体地将爱因斯坦的生活和言论编织在他勾画的宇宙图像之中。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个另外的宇宙：一个有始有终的“生命的”宇宙。在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宇宙之中，作者不仅让我重逢了一些与我心心相印的“故友”（比如爱因斯坦关于宗教和科学亲密关系的言论），还让我幸会到许多相见恨晚的“新知”（比如被拆封不久的爱因斯坦的FBI档案）。

爱因斯坦的FBI档案长达1427页，篇幅超过他的任何一部传记。档案有意要将它的目标锁定为是“共产党的间谍”。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经尾随他们的“老大哥”对相对论进行过猛烈的讨伐。在我们的语言里，相对论的伟大完成者一度退化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爱因斯坦曾经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他不接受残疾的科学。他敬畏确立宇宙法则并且维持宇宙秩序的上帝。他清楚地意识到“神秘是我们最深刻和最美丽的体验，是一切严肃的艺术和科学成就的源泉”。

他所发现的宇宙无疑是这种充满美感的神秘体验的果实，而他坚信艺术和科学的“生命的宇宙”正好为这神秘体验的根提供了富饶的大地。

在“两种文化”之间

关于C·P·斯诺在中国的“遭遇”，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有很多中国读书人拥有或者读过他出名的学术论著《两种文化》；第二，不会有很多中国读书人拥有或者读过他同样出名的以《陌生人与弟兄们》为总标题的那11种系列小说；第三，几乎没有中国读书人拥有或者读过他一点也不出名的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著作《物理学家们》。

斯诺创作的那一系列小说本身就是他本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合法性”的凭据。那么，他凭什么涉足现代物理学呢？他凭借的是他的专业。他是专业的物理学家，2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聘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而斯诺在35岁发表第一部小说的同时进入政界，最后成为英国负责管理科学技术的高官。他在文化上“两栖”的特性和经历无疑是他能够同时为“两种文化”指点迷津的资本。

斯诺称他的《物理学家们》基本上是“凭记忆写成”的。这位毕生脚踏“两种文化”的最健全的“文化人”有最惊人的记忆力。他所谈论的一代“改变了世界”的物理学家又大多是他的朋友。与他们接触的直接经验给“客观”的历史注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但是，这种受“直接经验”恩惠的写作不会比“虚构”来得容易。斯诺有时候就像是一个迂腐的法官，试图在至高无上的因果律和“掷色子的上帝”之间主持公道。他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周到的家长，既要维持老大的脸面，又要肯定老二的才干，还不能低估了老三的前程。从维多利亚盛世继承过来的机敏而大度的文风和儒雅又练达的视角使这“两栖动物”能够得心应手，引导读者在是非的迷雾中品味物理学的黄金时代。

斯诺说理的方式很科学。在“乌云密布”一节里，谈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他首先指出原理声称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测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他接着以“如果这样”开始下一个句子，以“也就是说”开始再下一个句子。推进的节奏敏捷，推进的线路清晰。紧接着，他一语道破天机：“用经典物理学的语言说，同样的原因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因果律被打破。”

斯诺叙事的方式又很文学。在“沉静的丹麦人”一节里，玻尔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身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玻尔的谈吐却语无伦次、不得要领。更糟糕的是，他的声音极为低沉，几乎“不堪入耳”。即使在后来名声如日中天的50年里，他也没有调大过他的音量。而在说话与写作之间，玻尔却更偏爱说话，因为面对白纸，他更加没有头绪……“不久，这个还很年轻的丹麦人变成了原子理论之父。”斯诺从直接经验转向客观的历史。理论物理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哥本哈根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圣城。而年轻的原子理论之父与朝圣者们的交流采用的是“苏格拉底似的问答方法”。斯诺评价说，相距两千多年的两个思想巨人之间的主要相似之处是“苏格拉底没有写下任何东西，而玻尔写的东西也少得出奇”。

《物理学家们》中更有不少很文学的说理和很科学的叙事。比如在称赞费米是罕见的实验和理论全能的物理学家的时候，斯诺做了大胆的假设，说“如果”费米早生30年，很可能是他一个人发现了卢瑟福发现的原子核同时又提出了玻尔提出的原子理论。这假设既像是文学又像是科学，既像是说理又像是叙事，读者也许会感觉有点夸张。于是，斯诺肯定地补充说：“如果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那么关于费米的所有说法就都是夸张的。”

直到收在附录中的《科学在道德上的“不中立”》一文，斯诺的文风才变得锋芒毕露。这篇讲演稿为冷战中期埋头苦战的科学家们敲响了道德的警钟。斯诺在文章中强调，“服从”绝不是科学的道德基础。科学家必须提问，必须质疑。“质疑”才是科学的道德基础。毫无疑问，这也是对他前面侃侃而谈的那些物理学家们强大道德力量的赞誉。

“秘密书架”

我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专栏推荐过如下几种书籍：《西方哲学史》（罗素著）；《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英费尔德合著）；《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著）；《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著）；《小于一》（布罗茨基著）。除了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之外，我推荐的版本都是英文原著或者其他语言原著的英文译本。我的推荐理由如下：

在“笛卡尔”一章的第一段，罗素称赞这位现代哲学先驱“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先驱是现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西方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诗人拜伦能不能算作哲学家？或者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又比如对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而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除了富含迷人的“偏见”之外，《西方哲学史》还以它的“文体”赏心悦目。它是写得最漂亮的哲学史。它的漂亮足以让它跻身英语散文的尖端，也足以将哲学家带进文学奖的圣殿。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位哲学家显然并没有玷污“诺贝尔”的名声。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我每次翻读这本书都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伟大的书的魅力。而那些曾经令我着迷的段落总是能够继续令我着迷（比如“斯宾诺莎”一章的第一段，比如“拜伦”一章的前三段），这同样是伟大的书的魅力。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因为他的信仰“有可能出错”。他用如此简单的逻辑解构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烈士”。

爱因斯坦与罗素是在包括世界和平等许多事业上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力学，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力学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对物理学上的一条硕果累累的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

这本关于物理学进化的书最后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它关于整个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一本题为比如说《时间简史》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物理学的进化》仍然好看，仍然值得看，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清晰流畅”同样是这本书的风格。而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两位犹太科学家的这本普及科学的作品初版于1938年，正值他们民族遭受大浩劫之际。而它的修订本（其实只有少数几处修改在序言中单列出来）出版于1966年，正逢我们民族遭受大浩劫之始。书籍的历史与生活的历史之间怎么经常会有这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碰撞？

《物理学的进化》是我少年时代读过的科普作品之一。当时我读的是1962年出版的中译本。那次阅读激起了我对科普作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的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大多不到一百年）的孤独。它是我的书架上的“至圣”。整部作品从时间（“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现实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最后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

《百年孤独》又是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它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而它精致的叙述结构又为纯技术的文本分析敞开了大门。小说的第一章是这种分析的范本，值得反复细读。我在短文《“圣经”的第一自然段》和《惊心动魄的入口》尝试过这种文本分析。

如果《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都读不透的作品里，虚构的马可·波罗向虚构的忽必烈描述了五十五座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他可以用铁骑征服的存在，还是这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他永远也无法用强权和神威征服的想象。

与其说那是五十五座城市，不如说那是五十五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比如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告“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如此忧郁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带上了死者的面具。”

有条件的读者最好从William Weaver的英译本进入这座迷宫。同时，也不妨参阅我的《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那五十五篇解读为穿越卡尔维诺的迷宫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地图。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这种说法让我禁不住马上对自己发问：我自己的语言来自哪里？我自己的传统根于何处？在写作关于70年代的长篇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首发于《今天》杂志2010年秋季号）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70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70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诗词选》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去设想如果领袖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70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种设想有点类似爱因斯坦倡导的“理想实验”。

那些诗词不仅是我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地，它们还是我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70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一些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和捷径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名本身也多少反映出了“时代的进步”。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这种对生存状况或者说对权力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而与布罗茨基类似的精神遭遇（以苏联的标准，他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使我们成为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比如他对政治术语（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剩余价值”等等）的把玩，他对“集体生活”的解构，都逼近我们语言和传统的腹地，我们都能够立刻心领神会。

这种精神遭遇根源于政治，也很容易滞留于政治。布罗茨基与他的前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同胞一样，最早的身份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迅速跳出了政治的窠臼，占据了美学的制高点。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秘。随笔集的第一篇（《小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那三位现代诗人的随笔揭示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读来更是令人回肠寸断。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这些“理想读者”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那也是精彩纷呈的作品。

“疯狂”的词语

字典是理智的最高形式。在为词语争论得快要失去理智的时候，争论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会突然要对方去“查字典”。提出这一要求的一方轻则是在嘲笑对方的记忆，重则是在藐视对方的学识。在英语世界里，语言或者文学教授要你去查的那本字典一定是“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它是英语世界里的“CEO”，最后的词义要由它说了算。

1915年9月，一家英国杂志刊出了关于OED的一则耸人听闻的故事。故事的各种变体很快流传到了“日不落”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曾经出现在中国天津的报纸上。据说，这耸人听闻的故事分散了当时的英国民众对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大战的注意。这不难理解。因为与战争相似，这则故事也很容易引发民众对疯狂和理智关系的思考。如果说战争让人看到疯狂后面的理智，这则故事的卖点就是理智后面的疯狂。

故事的高潮是OED的总编辑莫瑞（J. Murray）博士与OED最重要的供稿人米诺大夫（W.C. Minor）的第一次见面。米诺大夫从1880年OED的编辑工作正式启动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不朽的语言工程工作。他每星期都从他名为“科若索恩”的住地给编辑部寄来他对词语的释义以及他在珍本中找到的那些释义在不同年代的“引语”。尽管编辑部所在的牛津与米诺居住的科若索恩相距仅一小时的“马车程”，两位学者在愉快合作的前17年里却还没有机会见上一面。在通信的过程中，莫瑞博士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这位最重要的供稿人生性羞涩、不好交际。机会终于来了。一场庆祝字典初具规模的仪式正在准备之中。这也是辉煌的维多利亚王朝60年大庆活动的一部分。莫瑞博士决定亲自前往科若索恩，去邀请米诺大夫前来牛津参加关于字典的庆典。可是当莫瑞博士抵达科若索恩的时候，他关于它的想象完全崩溃了。科若索恩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住地，而是一家关押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人的“监狱”。而莫瑞博士准备邀请的贵宾，不是那里的主管医生，而是那里的病人和犯人，而且是那里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病人和犯人。

米诺大夫于1834年6月出生在斯里兰卡。13岁那年，他对异族少女萌发的狂想令他在当地传教的父母十分不安。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将他送回美国。米诺大夫在自己的祖国学习勤奋，29岁那年完成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学业，专长于比较解剖学。在一次解剖尸体的过程中，他划破了手指，严重的感染将他年轻的生命带到了死亡的边缘，令他大受刺激。而更大的刺激来自南北战争本身。络绎不绝的恐怖场面最后使这位北方军队的医生精神彻底崩溃。他被送进了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一家精神病院。从那里出来之后，米诺失去了救死扶伤的能力，成为靠政府丰厚的津贴供养的病人。

1871年10月，米诺在波士顿登上一艘将要横跨大西洋的汽轮。他的目的地是伦敦。他原来的计划是去异域放松一段时间。他带着仍然有效的军官证、足够的现金以及一位朋友写给大文豪拉斯金的推荐信。他的行李中除了很好的画架和不少的书籍，还有一支用处应该不会很大的手枪。

四个月后的一个凌晨，在他居住的旅馆附近，米诺用那支手枪结束了一个他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的生命。他立即被英国警方拘捕，并且以故意杀人罪受审。最后，米诺作为“患精神病的杀人犯”被判处终生监禁。

在名为“科若索恩”的那间特殊的监狱里，米诺对自己荒唐的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他忐忑不安地给被害者的遗孀写信，想向她提供经济上的补偿，补偿他给她的家庭带来的伤害。对方的接受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不久，被害者的遗孀特意来监狱看望了他。当她询问米诺大夫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患精神病的杀人犯”开出了一个很长的书单。从此，通过这不可思议的渠道，米诺不断获得他渴望的各种珍本。他的牢房变成了一间图书室，他的刑期成全了他对知识的偏执。

1880年的一天，米诺从报纸上看到了OED征集供稿人的消息。刹那间，他发现了自己疯狂的生命以及自己长年收集的那些珍本的特殊意义。

《教授与疯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是出版于1998年的畅销书。作者温切斯特（S. Winchester）曾经在中国住过多年，当时已经是多部畅销书的作者。在这部最新的畅销书里，他公布了自己在米诺一位后代的阁楼上发现的一批莫瑞的书信。这些书信证实莫瑞博士在1888年左右就通过哈佛大学的一位图书管理员获悉了OED那位特殊供稿人的“底细”。而他们没有太多悬念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1891年1月。1915年风靡世界的那则故事将教授与疯子见面的时间推迟了6年，显然是想借维多利亚王朝60年的大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

在第一次见面以后，莫瑞博士经常去科若索恩看望他的主要供稿人。两位学者在监狱的过道和花园里散步，讨论词的意义和引语的来历。他们低沉的切磋将通过“理智的最高形式”传到空间的尽头和时间的深处，将让无数的灵魂受益。

然而，疯狂并没有放过米诺。1902年12月的一个早晨，他在OED中无数词条的发源处用铅笔刀对自己施行了最残忍的“外科手术”。据说，他以为这自残的行为足以切断自己对性的狂想。这一暴力事件再一次激起了人们对他的保释要求的关注。经过复杂而漫长的努力，1910年4月，允许他离开英国并永不返回的官方文件终于被签署。签字的人是时任内务大臣的年轻的丘吉尔。这位40多年后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当然也是OED的受益者。

米诺大夫10年后死于康纳迪克州。他活到了将近86岁。如此的寿命足以使他见证自己的“疯狂”对英语世界的影响。而莫瑞博士比他早五年离开人世。在莫瑞去世之后，米诺曾经写信给他的太太，请她将自己留在莫瑞博士那里的那些珍本捐赠给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那些曾经陪伴着“疯狂”的珍本现在仍然被精心地保存在那家图书馆里。

虔诚的拒绝

在任何一种奥林匹克“全书”里，你都能够找到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的名字。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400米的冠军和200米的季军。在400米的比赛中，跑外道的埃里克前半程就全力以赴，速度接近他200米的决赛成绩。这种跑法从来被专家们点评为是战术上的错误。但是，利德尔一路领先，将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终点。他的绝对优势令两个对手在奋力追赶的过程中失去了平衡。

这还不算是他的传奇。一年前，在一次400米比赛中，他自己曾经被对手绊倒。爬起来的时候，埃里克已经落在最后，被最近的对手都已经甩下将近20米。但是他奋起直追，最后在所有对手之前冲过了终点。赛后，他重复他一贯的豪言，说自己“不喜欢被击败”。

这也许还不算是他的传奇。利德尔的强项实际上是100米。他是那个时代呼之欲出的“飞人”，最好的成绩领先于他的所有对手。但是，他却拒绝了在那次奥运会百米赛场上的出现。也就是说，他拒绝了自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殊荣或者说对自己而言举“足”之劳的盛誉。他的拒绝是当时的头条新闻。这条新闻不仅挫伤了他祖国（大不列颠）的自豪感，也挫伤了他的民族（苏格兰）的自尊心。他拒绝的理由是100米的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举行。在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星期天是安息日，是他应该在教堂而不是在赛场度过的日子，哪怕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期间也不能例外。这是虔诚的拒绝。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利德尔还以同样的虔诚拒绝了4×100米的接力比赛。

这个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拒绝了世俗的盛誉的苏格兰人1902年生于中国天津，1945年死于中国潍坊。这与“原产地”不符的生死地点让他的传奇更蒙上了东方的神秘色彩。事实上，利德尔的一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5岁那年才离开中国回到苏格兰高地去生活。而在令他名噪一时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不久，22岁的利德尔就随着仍在中国传教的父亲，开始了自己在中国的传教之旅。传教士利德尔比运动健将利德尔在安息日的问题上显然要灵活得多。他经常会利用星期天将教区里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组织起来，举行足球比赛，并且会亲自出任比赛的裁判，在场地上奔跑。

利德尔公开的传教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他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而他奥运冠军的身体也不足以抵挡住战争的压力：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因为脑癌死在集中营的医院里。很多年以后，那些走出了集中营的难友们仍然对这位虔诚的传教士记忆犹新，因为他总是在教导他们要“爱自己的敌人”。

于1982年获得“最佳影片”等四项奥斯卡奖的英国影片《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就是根据利德尔和他的队友的事迹改编的。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至今仍然能够令大部分从80年代过来的人激动和振奋。影片将利德尔传奇的身世改编得更富戏剧性。在影片中，利德尔直到上船去巴黎的时刻才得知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举行。时间上的紧迫感立刻加大了戏剧冲突的强度。

影片中还出现了国家领导人找运动员谈话的场面。这位国家领导人是当时的威尔士王子，英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在巴黎的一家豪华酒店里，未来的国王希望虔诚的利德尔能够在国家和信仰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利德尔固执己见、寸步不让。他的虔诚和强硬令未来的国王灰心丧气。

12年之后，威尔士王子变成了爱德华八世。任何一种“英国通史”接着都会复述如下的史实：在当年1月登基之后，爱德华八世遇到的第一个政治问题其实是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次，是他自己面对着严峻的选择：他需要在“公理”与“私情”之间做出选择，他需要在“极权”与“至爱”之间做出选择，他需要在一个霸权旁落的“帝国”与一个即将第二次离婚的“女人”之间做出选择……像12年前他力劝过的那位虔诚的基督徒一样，爱德华八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在登基不到11个月之后逊位，与那位有“历史问题”的女人在现实更为险恶的漩涡中过起了漂泊不定又屡遭非议的生活。

这是明智的选择还是愚蠢的选择？这是不近人情的选择还是合乎人性的选择？

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仅仅凭借那一张黄埔军校首期开学典礼上的照片或者那一张国民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照片，他就能够确保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前一张照片摄于1924年6月。他紧挨着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正中站立的是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和廖仲恺。后一张照片摄于1926年7月。他坐在前排正中央的位置上。别具一格的白色西装使他已经突出的位置更加突出。

然而，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并不仅仅陶醉于历史的虚荣。很多年之后，穿过了那么多的过眼烟云，他仍然在觊觎着现实中的实惠。1954年，一本他策划、准备多年的传记《双枪科恩》（Two-Gun Cohen）出现在西方的图书市场上。当时已经67岁的传主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中的冒险立刻吸引了无数的读者。科恩再度回到历史的喧嚣之中。他一度甚至成为西方媒体窥探闭关的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个后来成为孙中山贴身保镖的犹太人，13岁那年因为偷盗在伦敦被捕，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5年之后，他又与其他管教所的少年犯一起被遣送到了加拿大。收容和放逐并不能移改科恩的秉性，他在加拿大中西部继续往日的营生。最后，他转业到了赌博之中，并渐渐赢得了一点名声。他仗义的性格更是为他赢得了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些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科恩加入了加拿大军队，并且曾经回到欧洲作战。

1922年，科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可能是凭借他在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关系，他以最快的方式走到了已成气候的孙中山的身边，成为“国父”的贴身保镖。对孙中山的效忠部分地改变了这个“浪子”的秉性，也彻底地改变了这个“浪子”的生活。

孙中山的早逝显然变成了科恩的“历史局限性”。那之后，他追随李济深，为桂系张罗外交，采办军火。蒋介石在第三次“国代会”期间对桂系的发难以及对他的新主人的拘捕又一次堵死了科恩发展的空间。这以后，他利用与国民党高层的旧交，特别是与孙科的友谊，继续在中国南方扑朔迷离的政治里周旋。他投身到背叛了他“原来的新主人”的陈济棠的门下，被这更新的主人控制下的广东政府宣布为“陆军准将”。这是科恩被历史给予的最响亮的虚名。尽管他的名下没有一兵一卒，这“将军”的头衔却进一步放大了他的传奇，也给他以省港两地为基地的军火生意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可是，科恩在商业上的梦想最后又因日本军队攻入香港而破灭。当时的《泰晤士报》称，日本人对这位不懂中文的中国“将军”很感兴趣，曾经给过他特殊的待遇。不过最后，科恩还是被当作西方人看待，与滞留在香港的其他西方人一起被送进了收容所。经过将近20年在中国政治中的起落，科恩又回到了他13岁那年就已经熟悉的地方。往日“被收容”的经验令他能够在恶劣的环境里再一次显露生存的才华。他幸存了下来。1943年，他作为战俘被遣送回了自己的世界。后来，他定居在蒙特利尔。他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但是，生性浮躁的科恩不可能安心于家庭生活。他需要动荡。他需要旅行。他要回英国去探望亲戚。他要回中国去拜访朋友。他注定没有“自己的世界”。他那不断的出发使他的妻子备受冷落，最后导致婚姻的夭折。

科恩是50年代少数几个能够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人之一。他更是那个年代里唯一一个既能够在北京与毛泽东寒暄又能够在台北与蒋介石叙旧的人。他在西方的报纸上吹嘘或者暗示他对海峡两岸具有的“影响力”。他试图再一次扮演历史的角色。他同时又开始争取现实的回报。但是，西方人很快就不相信他了。中国人接着也不相信他了。最后，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了。他已经不再是历史中横冲直撞的浪人，而只是国宴上受宠若惊的嘉宾。在1966年的一次国宴上，周恩来走到他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向他祝酒。周恩来叫他作“莫里斯”，称他为“老朋友”。他们应该是在1924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就见过面的吧。周恩来对他的亲近让科恩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4年由科恩自己策划出版的科恩传记漏洞百出、错误成堆，被许多人认为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其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科恩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的时间。根据专家们后来的考证，科恩是1922年才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他当时一定有“相见恨晚”的痛感吧，所以忍不住要在传记里将他们见面的时间提前，而且是提前11年，提前到了与孙中山这个名字联系最密切的特殊的年份。事实上，1911年，当正在北美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的孙中山路过温哥华的时候，科恩因为“旧病复发”被皇家骑警羁押在当地的监狱里。他显然“错过”了在那一年与孙中山的首次相见。他只能通过小说般的传记来弥补这历史性的“错过”。

发现这个细节的是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他从小就对科恩的传奇充满了热情和敬意。破绽的发现也丝毫没有减损他的这种热情和敬意。1997年，他用同样的书名出版了最新的科恩传记。我读到的就是这本新的同名传记。新传记修正了旧传记的谬误，却深化了科恩的传奇，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轮新的“科恩热”。

由不同作者完成的同一位传主的同名传记在传记史上应该不少，但是同样都能掀起热潮的应该不多。《双枪科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案例。更特别的是，第一部传记由传主本人策划，并且糅杂着许多故意的错误。毫无疑问，科恩本人对待自己和历史的方法本身就应该是他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想来，我倒是很想找来那本1954年版的传记，跟着那无数的错误再一次进入同一条生命之河。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阅读体验，不仅因为我已经能够辨认其中的错误，还因为“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温斯顿·丘吉尔致温斯顿·丘吉尔

我必须承认自己到40岁的时候才知道“温斯顿·丘吉尔”的存在。这“知道”给我的不惑之年带来了一阵新的疑惑。

没有必要过于责备自己的迟钝，因为我有绝对的把握，在我知道“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全中国13亿人对他基本上还处于无知的状态。也就是说，尽管40岁才知道“温斯顿·丘吉尔”，我在这一点上仍然应该享受“先知”的待遇。

我是从一本题为《制造排行榜》（Making the List）的书里面知道“温斯顿·丘吉尔”的存在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美国畅销书（1900—1999）的文化史”。书中列出的1901、 1904、 1906、 1908以及1913年的头号畅销书作家是同一个人。他同时又是1900年排名第8位，1910年和1915年排名第2位和1914年排名第3位的畅销书作家。他的畅销作品的风格被归为“历史小说”。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我当然像全中国13亿人一样，早就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三巨头”中的那个“温斯顿·丘吉尔”。我当然还像其中的大多数文化人一样，知道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英国政治家曾经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是因为真正的历史著作，他洋洋洒洒的“英国史”，而不是因为“历史小说”而获奖的啊。我有了一阵新的疑惑：谁是这个在20世纪初雄踞美国畅销书榜长达15年的“温斯顿·丘吉尔”呢？

我必须承认自己直到40岁的时候才知道在英语世界的“名利场”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温斯顿·丘吉尔”。或者借用有机化学中的概念，我必须承认自己直到40岁的时候才知道，那个连最无知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温斯顿·丘吉尔”还存在着一个连最博学的人都可能不知道的“同名异构体”。

《制造排行榜》一书共分十章，每十年为一章。作者为每十年的“排行榜”写的说明为研究美国20世纪的图书市场和阅读趣味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他在第一章的第二段就特别谈到了两个“温斯顿·丘吉尔”之间“没有”关系。他说，“排行榜”上的这个多产作家不是那个未来的英国首相。那个未来的英国首相当然也是写作的高手，但是，他除了大量成功的历史著作和自传以外，只写过“一部”不成功的小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这两个“温斯顿·丘吉尔”在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关系。有一天晚上，“身边的少年”谈起他在历史课上听说了“波尔战争”。而我记得未来的英国首相曾经参加过那场著名的战争，于是，我又翻开了几年前从旧书摊上买回的那本1948年版的《我早年的生活》（My Early Life）。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首先翻到第17章。这一章这样开始：“1899年春天，我开始意识到有另外一个也写书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存在。”

未来的英国首相是从他收到的越来越多的读者来信中发现这张冠“张”戴的乱局的。他开始以为热情的读者是在恭维他自己写的那部小说，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读者们恭维的其实是另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写的小说。他于1899年6月7日从伦敦给住在大西洋彼岸的温斯顿·丘吉尔寄出了一封短信。这封充满恭维和客套的短信要解决的是给广大读者和邮局工作人员带来麻烦的重名问题。未来的英国首相保证将来发表作品的时候会在他们共同的姓与名之间加上自己的另一个名字“斯本塞”。而即将在20世纪初美国图书市场上独领风骚的畅销书作家两个星期之后从维尔蒙州寄出了他同样充满恭维和客套的回信。他在信中表示将来出版作品的时候，会在他们共同的名字后面注明自己的出处（也就是加上“美国人”字样）。一场张冠“张”戴的乱局就这样“私了”了。

温斯顿·斯本塞·丘吉尔在自传中继续展开，讲述了两个温斯顿·丘吉尔进一步的关系。未来的英国首相一年后去波士顿访问的时候，第一个负责接待他的人就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他们在欢迎宴会上彼此都发表了恭维对方的讲话，那听上去当然也好像是他们在恭维自己。

在这一段叙述的最后，温斯顿·斯本塞·丘吉尔还幽默地写道，尽管有了“私了”的协议，混乱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我的信件还是寄到了他那里，而他的账单仍然寄到了我这里。”好在，问题最后终于解决了。这解决为未来的历史扫清了一个滑稽的障碍。

“回光返照”的身影

我不喜欢读报纸，却喜欢读报纸上的讣告。这正像我不喜欢看电视，却喜欢看在电视上直播的葬礼。我指的不是那种“庄严肃穆”的中式的葬礼，而是“悲喜交加”的西式的葬礼。在那种葬礼上，死者留下（或者关于死者）的笑话通常是致词者首次公布的私产。那些令所有人前俯后仰的笑话总是出现在不可能令所有人苟同的丰功伟绩之前，既肯定了普遍的人性，又给葬礼增添了生命的气息和难忘的个性。

而讣告中的故事再现了人生的梦幻。比如这样的故事：讣告中的死者后来是股票经纪人，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彩。他生命的亮点出现在他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位盟军的飞行员，他最著名的任务不是去投下炸弹，而是去投下一副假肢。故事是从他一位极为著名的战友开始的。那位做过截肢手术的盟军飞行员的飞机被德国人打下来的时候，他的假肢也被打坏了。于是，德国人通知自己的敌人为他们的俘虏空投一副假肢，并且保证空投期间停火。盟军方面拒绝了停火的建议，但是保证假肢会准时空投下来。这个讣告里的死者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奇特的空投任务。

另外一篇讣告的死者活了96岁。这篇讣告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在一起发表的老照片里，她的身边竟是七个时髦的中国女大学生。她出生在德国，并且在那里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她做法官的丈夫曾经给一个纳粹的支持者定过罪，在纳粹得势之后，他们不得不逃离德国。1939年，他们在法国南部住下来后，她又从里昂大学得到了法国的医学文凭，她的第二个医学文凭。1941年，他们逃到了上海，住在那里的法租界。她很快获得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那里担任微生物教授。讣告中的照片就是当时她与学生们的合影。同时，她又开设了一项妇科服务项目，专门帮助遭受日本士兵强暴的中国妇女。她还设立了一个领养的机构，帮助战乱中的孤儿找到新的生活。她还设立了一个医学实验室，专门为滞留在上海的犹太医生提供工作。战争结束之后，她定居到了蒙特利尔。在这里，她又获得了加拿大的医学文凭（她的第三个医学文凭），并且成为大学里的研究员。

而在这位一生对社会作过这么多贡献的死者的讣告下面竟是一个也活了将近90岁却应该是对社会没有作过任何贡献的死者的讣告。他是一个“职业”的流浪汉，曾经五次被冠以“流浪汉之王”的称号，并且于2004年又被封为“大长老”。他晚年经常批评现在的流浪汉缺乏职业水准。“流浪是为了打量和观察世界，并且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对流浪的定位。

真正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其实是刚刚读完的这篇刊登在当地英语报纸The Gazette上的讣告。死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他18岁就进入了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从师于我先前提到过的“小电影的大师”麦克卢恩。26岁那年，他的作品就已经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的提名。这一成就奠定了他在加拿大电影界中的地位，也应该暗示了他在电影事业上的前程。但是，面对日渐高涨的名声，年轻人却感觉难以自持了。他越来越厌恶自己令人羡慕的现状，最后干脆在33岁那年，放弃国家电影局的优越工作，走上街头行乞，成了一名职业的乞丐……几乎占了一整版的讣告展示了他奇特的一生和他奇特的观点。他不仅对电影很有看法，对乞讨也很有认识。他说其实存在着两种乞讨的方式，一种是“悲惨地”乞讨，一种是“娱乐地”乞讨。他自然将自己30年来在蒙特利尔街头的行乞归于后者。从这个角度看，他虽然在30年前就已经放弃了电影，却终生没有离开“娱乐圈”。

报纸上源源不断的讣告就像是“回光返照”的身影。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同一个时代的历史。

散原老人的“少作”

外婆的老外公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交往颇深。据《湖南人物志》记载，光绪三年，陈宝箴在湘主持营务的时候，请他住在家中，“课其次子三畏等人”，前后一共两年。这期间，他经常与陈家父子诗酒唱酬，并多次单独与陈三立出游湖湘名胜。光绪二十一年，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之后，委任他主持开采常宁水口山矿，随后又委任他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他因此成为湖南采矿业的先驱。他经营有方，赢利斐然。有口皆碑的业绩据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还为陈宝箴起到了“雪谤”的作用。

早就耳闻这位祖先有诗文传世。可是直到90年代后期，我才有幸在湖南省图书馆的孤本库中一睹布满灰尘的实物：共有晚清时刊行的《珠泉草庐文录》、《珠泉草庐诗钞》以及民国年间由后人编辑的《珠泉草庐诗后集》和《珠泉草庐师友录》等四种。最让我兴奋的是这最后一种，因为里面收集了大量晚清名士的文墨，如陈家父子的诗文、书札，湘绮老人的诗文、书札，王先谦、皮锡瑞等人的诗文等。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我的这位祖先与晚清文化界的交集。

这些作品大都绝迹于现有的各种文史资料。其中卷二首篇的《珠泉草庐记》我非常喜欢。它应该是我读到过的散原老人最早的文章。

文章的按语这样写道：“光绪十一年，公归自陇上。明年，葺圆亭。浚池种树，有终焉之志。先生因撰文以赠。”陈三立正好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从保留在书中卷七的“散原精舍书札”中可以知道，陈三立是当年下半年进京“归试”的。这篇《珠泉草庐记》应该是他当年高中（去声）之前的作品。此时，将来的散原老人还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待业青年”。而我的这位祖先称赞他“诗文高出一代而拙于书”。从这篇优雅的短文中，我们可以窥见散原老人年轻时代的思想和文风。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天下恶乎而之乱耶？曰游士乱之。游士恶乎而之乱耶？游士者，天下之巨蠹，而乱之首也。三代之盛，士不失职，咸安其业。饬辟雍而娴礼乐，泽诗书而歌先玉[1]。百官万民，备得其理。故学校明而风俗美。及其衰也，上失其政，下丧其守，而游士萌芽其间，走利趋便，以干当世。始或苟餍其富贵室家之欲耳，而气蠢蠢焉，而风靡靡焉。一世之士，奔命尽气，狂逞浮游，迷不知止。极于穷饿流死而不悔，侨于巧伪诈变而不恤。倾扰四民，诖误纲纪。而举世良博醇庞之俗，熸焉澌尽，而祸变阶焉。自三代汉唐以来，大乱之生未有不伺伏渐渍于游士之心者也。然则治游士奈何？曰：布政以安之，饰道以靖之，二者而已。政者君相之事也，道者儒生之守也。昔严光隐于披裘，仲长统志在一邱。二君皆当时[2]雄杰扰攘竞功名之会，万物之气嚣然不宁，乃欲以其廉静寡欲之身，风示海内，阴移一世之人心而靖其气，非世士之所识也。余友廖君荪畡，通敏善识议，才智足以为世用。世之需廖君方甚深无穷，顾幡然退居于所谓珠泉草庐者，莳花娱钓，养生尽年，日率诸子耕读其中，有终焉之志。廖君居湖湘之间，寇乱兴，乡人出死力兴兵诛灭，勋位爵禄，烂然宇内矣。而游士浮动之气，觊觎奔走之风，亦浸盛焉，不可不察也。今廖君遐观玄览，萧然无营，谪愿外之非，务反本之业，以督其躬，以课其子弟，其可谓守道之士。道者，导也。有道以自镇其心，因而导人人之心以俱镇也。乡鄙之中，四境之内，挹珠泉之余清，缅廖君之高致。相与黜浮毗，奖纯素，弦歌倘佯，重去其乡，挽俗尚之流失，遏乱萌于无形，顾非廖君之隆指耶？廖君明机权而审于世变。得余言，当益充然自信而无疑也。

[1] “歌先玉”当为“歌先王”之误（编辑注）。

[2] “时”疑为衍文（编辑注）。

“遥遥今古一相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书中收录了陈宝箴一首题为《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入山咏怀》的诗。在这本书的第9页上，编著者补充说“右铭公诗仅见此一首”。

而我在《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三中却意外地见到了陈宝箴（右铭）的另一首诗。这首诗是陈宝箴在收到珠泉草庐主人廖树蘅（荪畡）从常宁水口山矿区送来的矿石以及“瑰玮雄奇，雅与石称”的诗作之后，“率次韵戏酬”而作的。前面提到的那本很有分量的“编年事辑”将来如果有机会再一次增订，也许可以将这首诗补为一条新注：

匡庐五老绕乡思，真面何人写照来。

混沌凿开犹有魄，娲皇练后未全灰。

虎丘夜气今谁识，鱼浦军屯古所哀。

此日济时须楚宝，看君满载万艘回。

根据诗后面的按语，这首诗应该作于1897年，也就是珠泉草庐主人受陈宝箴的委任去主理常宁水口山矿务，于“丙申三月莅山”之后的第二年。

与这首父亲的“赠诗”一起，《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三中还收有长子的“赠诗”两首。这两首赠诗都记在“荪畡新秋归家赋此赠之”的名义之下：

碧湘如梦得归迟，芳草天涯共酒卮。

尽好园林从论学，最难怀抱于敲诗。

春风桃李朱张渡，秋雨蘅芜屈贾祠。

千载人文荆楚记，遥遥今古一相期。

海内文章惜抱翁，诗集坛坫亦称雄。

多君识取名通论，后起居然澹泊风。

绛帐青衫花寂历，深樽凉烛月玲珑。

寥天鹳鹤秋风起，湘树沩云在望中。

在诗后面的按语中，编者引廖树蘅笔记称：“光绪丁丑，馆进中丞陈公宝箴之闲园，在长沙局关祠右……公子伯严年甫羽冠，投契甚欢。七月，余因事暂归，赋诗见赠。”也就是说，这两首诗应该都作于1877年的秋天。在这段笔记中，廖树蘅还评论陈三立的创作说：“伯严诗凡数变。”

在以上这两首“赠诗”之后，书中还收入了陈三立的另一首诗作。关于这首诗的缘起，陈三立在题记中写道：“于乱书堆中忽得吾友廖荪畡广文重刊诗卷，不省何时投寄，末附近岁之作，所未经见，惊喜诵之，系以小诗。”与前面那两首意气风发，无忧无虑的“赠诗”相比，这一次，陈三立的措辞和情绪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下的诗句读起来，已经有点万念俱灰的味道了：

酒磕吟筇散渺茫，每从桑海觅湖湘。

十年相望豹藏雾，万卷丛残鼠啮廊。

触手琳琅惊有异，堆胸岁月惫都忘。

空知老去矜诗格，携照青天泪数行。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在诗后面的按语中没有说明。不过，从诗中的“十年相望”一语以及全诗的格调来看，这首诗应该作于1908年前后。

这时候，诗人身边的少年（也就是本文最前面提到的“编年事辑”中的传主）已经在动荡的生活里长大成人。而横亘在这未来的历史学家眼前的是一个更加动荡的历史时代。

外婆的《长恨歌》

首先是一字不漏的《琵琶行》，紧接着是一字不漏的《长恨歌》。这复活节之夜短短十五分钟的国际长途制造了信息时代的“奇闻”。电话的两端连接着北美最古老的城市和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倾听者有备而来，在自己的眼前摊开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他虽然拥有“文学博士”的虚衔，却只能依稀记住家喻户晓的那少数的名句。而远在地球另一侧的背诵者仅仅在儿童时代读过五年的私塾，一生中最高的社会角色是“家庭妇女”。她用不着做任何的准备，接过电话就开始背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了这“三百首”中最长的两篇。准确地说，她是在唱诵，而不是在背诵。她唱诵的节奏和顿挫令远去的世俗（《琵琶行》）和历史（《长恨歌》）栩栩如生。这美不胜收的音乐一定会感动总是希望得到朴实的“老妪”认同的白乐天的在天之灵。世界上还有哪一位诗人敢去奢望自己的作品在一千多年之后还能被“老妪”一字不漏地唱诵出来呢？“你还想听什么，《醉翁亭记》、《滕王阁序》……？”唱诵者有点忘乎所以，她显然忘记了自己的下一个生日将是她的第九十三个生日。

我的外婆出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因此，她的弟妹们都天然地叫她“桂姐”。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相比，我的外婆有优越的“早年”。她的母亲出生于望族又多才多艺（她的外祖父是历史名人，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过从甚密，有不少往来诗文书信传世）；她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乡绅，宁静淡泊又知书达理。她十六岁出嫁，嫁到了一个不错的人家。她的丈夫厚道老实，终生偏爱体育和英语。他从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做过乡村教师，又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以及人民政府的铸造厂做过小职员，“四清”开始之后回原籍务农，改革开放开始不久悄然过世；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相比，我的外婆有卑贱的中年。她在“土改”时被“扫地出门”，一度被驱赶到猪圈里过夜。她曾经与家破人亡的妹妹一起在乡间乞讨，接受昔日的女工用废纸包裹着偷偷递过来的米饭。她在“文革”期间曾经被吊在悬梁上拷打。她因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为了地方上长达二十年的“专政对象”，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去县城看望自己的女儿都需要生产队领导的审批；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类似，我的外婆有正常的晚年。她拉扯大的五个孩子都各有所终：三个退休，两个下岗。她带养过的第三代也都各得其所，有的甚至远在天涯海角。而她不作指望的第四代也都开始各行其是，其中的一半已经听不懂她用来唱诵的语言。

从“优越”经“卑贱”到“正常”的一生中，我的外婆有丰富的游历。她曾经随丈夫住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和“超英赶美”的沈阳；她曾经随长子住在“拨乱反正”的太原和“改革开放”的北京；她曾经随女儿住在“三中全会”的长沙和“南巡讲话”的深圳。虽然她不停地回到做小孩子和做小媳妇的家乡，到目前为止，她一生之中却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别处”。在地理上，她最北到过太阳岛，最南到了罗湖桥。

“博闻”、“强记”以及对“不幸”的豁达和对“屈辱”的宽容使我的外婆成了故事的宝库。她有讲不完的故事。她有“农运”的故事：“农会”组织对她父亲的“声讨会”一开始就变成了“表彰会”。大会最后在欢迎她父亲加入农会的口号声中结束。她有“革命”的故事：那天早上她与一个表弟在大宅院的门口游戏。突然，她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土堆。她从小土堆里翻出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她父亲的。信的内容是希望这位“贤明的”乡绅能够为正从那里过路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一些粮食。信的落款人是“彭德怀”。她还有“土匪”的故事：有一年，她的大弟弟被土匪绑架了。她的父母不得不四处集资。她将自己陪嫁的首饰全部送回了娘家。她还有“学者”的故事：她的小弟弟在初中阶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他发誓长大以后要研究“零”。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却并没有成为数学家：他多跨了一步，跨进了“美的历程”。他的名字叫“李泽厚”。当然，她还会有“作家”的故事：我四岁那年去乡下看望她的时候，受土墙上悬挂着的伟大领袖去安源的油画启发，将棉衣的一角掀起来，摆出类似的英姿，大叫一声：“你们看，薛毛主席。”

上大学以后，我一直与我的外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就像她的日常语言一样，我的外婆的书面文字之中也闪烁着她的聪颖和幽默。有一次，她在信里提到她饱经沧桑的大妹妹（这个智力超群、学业优异、前途应该无量的女性虽然有机会读完初中，最终却还是难免成为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婚后一直都生活在农村。“天翻地覆”使她成为了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的寡妇，开始在社会的最底层残喘。但是，她却一直视阅读为性命，至今都如饥似渴。她奇迹般地穿过了所有的磨难，正在接近她的第九十一个生日。她是这个家族中第二位能够唱诵许多古代作品的“九十老妪”。更重要的是，这“九十老妪”同样喜爱现代的作品。不久前的一天，她在县城书店里看见的一套《沈从文文集》，竟令她流连忘返。我的外婆在信中提到她这位妹妹的耳朵已经听不大见了，同时她又提到她自己的问题是眼睛看不大清楚了。紧接着，她聪明地将科学（算术）和文学（成语）结合在一起，感叹说，她们两个“老废物”要“加在一起”才能够称得上是“耳聪目明”。

现在，我住在地球的另外一侧。这是我与我的外婆相距最远的时候。我偶尔会给她打一个电话。在她九十二岁生日前的一次电话中，我的外婆谈到她刚刚在深圳接受的一次体检。她说体检的结果是什么病都没有。“连性病都没有。”她顽皮地补充说，挖苦体检名目的繁杂和夸张。而这一次，在听完她的唱诵之后，我告诉她，我听说有一个女子当年就是因为欣赏那追求她的人能够背诵出一首《长恨歌》就断然许下了终身。我的外婆反应敏捷，“要这样，我可以找多少如意郎啊。”她有点得意地说。

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外婆有极好的记忆。她记得包括四十五年前的邻居家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日。她总是能够轻易找到我不记得放在哪里的东西。同样，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外婆有古文的“功底”。她在做家务的时候总是“念念有词”。二十年前的一天，她一边缝被套一边唱诵，我问她正唱诵着什么。她回答说“《左传》”。她的回答被我变成了广告词。向人介绍我的外婆时，除了恭维她曾经赏心悦目的外表，我总是用“会背《左传》”来炫耀她经久不衰的“内秀”。但是，直到两天前听完她的《长恨歌》，我才被她的记忆和“功底”彻底征服。她的记忆竟然如此之强悍，她的“功底”竟然如此之深厚，在这个“单项”上，她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中国之最”（也就是当然的“世界之最”）。

这一次，是我的外婆对文天祥《正气歌》的“考证”引起了我对她的进一步的发掘。一个月之前，她质疑“鸡栖凤凰食”以及“阴阳不能贼”两句中的最后的字，因为它们与她对诗作的理解有点冲突。她在电话里居然一字不漏地将作品唱诵了出来，这令我目瞪口呆。我向她解释“食”和“贼”两个字并没有错，是她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出了错。她的理解显然是受了她的方言的误导（她唱诵用的是湖南宁乡的方言）。我的外婆接受了我的解释之后，感叹自己才疏学浅。又感叹自己有我这样的孙辈能够为她答疑解惑，她说她“非常幸运”。她的“钉子精神”会让人不敢相信她很快将要过自己的第九十三个生日。我激动地纠正她说，有她这样好学的外婆是“我的幸运”。

对我的外婆来说，《长恨歌》不仅仅是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还是补益身心的灵丹妙药。它是她的“定心丸”：她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突然有了“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恐惧。于是，她开始唱诵《长恨歌》。医疗技术的发达令她惊叹。她夸张地说，她还没有唱完，手术就已经完成了；它又是她的“安眠药”：每次“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后，她总是用唱诵来抵制黑夜带来的惶恐和寂寞，并且能够成功地找回睡意；它还是她的“兴奋剂”：在生命之中那些阴暗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有形的支持，只能与刻存在硬盘（大脑）上的《长恨歌》共度患难和凄凉。“玉容寂寞泪阑干”的时候，她就用唱诵来抗“抑郁”，用唱诵来防消沉。如果我的外婆真有什么“长寿的秘诀”的话，唱诵对爱情和生命充满悲悯的《长恨歌》就是她长寿的秘诀。

只受过基本的私塾教育却到如此的高龄还能够一字不漏地唱诵出“唐诗三百首”中最长的诗篇的外婆激起了我的许多好奇和疑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到底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接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在革命的社会可不可能获得理性的待遇？记忆力与生命力会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联系？童年的记忆到底能够牢固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那一代人在少年时代也曾经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我们背诵的“元旦社论”和“不须放屁”为什么不能够“刻骨铭心”？文本的质地会怎样影响记忆的质量？以及为什么政治的生命力那样短促，而文学的生命力如此悠长？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极寻常的女人。但是，这“极寻常的”女人却不寻常地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更不寻常的是，我的外婆从来没有对他人和命运发泄过不满和怨恨。这是她的“柔弱”的表现。这更是她的“坚强”的表现。她唱诵的《长恨歌》就像她讲述的故事一样，从容而沉静。在清晰地收藏着《长恨歌》的心灵里，我的外婆没有给污浊的“怨恨”留下任何的位置。她的心灵是她的世界里最和谐的地方。这和谐也许来自古代文字的魅力，这和谐也许来自她与生俱来的芳香。

（后记：我外婆于她九十七岁生日前夕离开人世。她直到离世的前两个月还能流畅地背诵《长恨歌》等古代诗篇。另外，外婆也许还是另一个单项上的“中国之最”：她一共有两个在中国文化界出名的外孙。我的表哥陈侗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出版家。2010年，他因为在中国致力于出版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作品而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骑士勋章”。另外，我外婆的那位妹妹现在仍然健康地活着。她很快就要过她九十九岁的生日了。她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

故乡的真迹

过去的十年，我一直行走在“异域的迷宫”里。故乡离我很远，过去离我很远，南方的盛夏离我很远……在我眼前周而复始的是秋天缤纷绚丽的枫叶和冬天漫无边际的冰雪。

但是，我经常会被异乡人用英语或者法语问及故乡和过去。在那差不多只能通过记忆来感知的时空里，我有什么值得向他们炫耀的经历？

我翻开了一本画册。我翻动着画册里那一幅幅漂亮又真切的作品。我欣赏着内行或者外行的赞叹。我向好奇的异乡人炫耀说：这本画册的作者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

蔡皋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她的艺术众所周知，她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我看来，这“周知”和“共睹”都只能算是“偏”见和“孔”见，因为它没有涉及艺术家完整的世界。蔡皋早已经冲破了专业的罗网以及（由专业带来的）名利的罗网。她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她完整地热爱生活，执着地热爱全部的生活。她不仅工于线条和色彩，还擅长文字和旋律；她不仅勤于反思和自审还善于施教和育人；她既是成功的职业女性，又是得意的家庭妇女……总之，她精通两种艺术：专业的艺术和生活的艺术。在绘画之外，她还有“无孔不入”的才华：作文、做饭、养花、教学、唱歌、表演、背诗诵词……有一天，她甚至还出其不意地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背诵了几句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最高指示”。

与同龄人一样，蔡皋在风华正茂的季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人祸。而与众不同的是，荒诞和荒芜无法将她荒废。“浩劫”之后，真情依在，善意依在，美感依在，对世界的好奇心依在，无限的创作力还在……这本身就是“天资”的见证。每次被这丰腴的“天资”触动，我就忍不住去假设，如果这生命没有遭受“文革”摧损，如果这生命的风华得以“正茂”，它所描绘的“桃花源”又会是什么样子？（注：由日本福音馆出版的《桃花源》是蔡皋的代表作之一。）

除了几代中国人共同遭遇的人祸，蔡皋还要与另一种厄运周旋。她体质虚弱，心脏功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厄运是凌驾在“天资”之上的“天险”。艺术创作本来就是生与死的较量，体质的先天不足会激化艺术家生命的内在矛盾，给艺术创作设定超常的难度系数。在这个意义上，蔡皋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极限运动。她必须具备更大的耐心。她必须具备更强的耐力。她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她必须更加如履薄冰。

我们的友谊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仍然是相对纯洁和比较沉静的年份。“体制”还在散发着它传统的魅力。我们在湖南省出版局的食堂里午餐和交谈。她是那个小世界里的大名人，而我只是那个大家庭里的小亲戚。我们避开了这种“地位”上的悬殊。我们的交谈从天地和人生开始，途径哲学和文学，慢慢接近扑朔迷离的“本心”。

后来，我们在位于长沙市松桂园便河边湖南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宿舍里做了多年的邻居。她住在一层，我住在五层。虽然相隔着三层，我们却好像是彼此的家庭成员，我们的家门好像可以直接相通。那时候，她的名声已经开始攀升到了更大的世界里，而我“试图遗弃世界”的作品却仍然在遭受着世界的“遗弃”。我们的交谈也没有受这背反的命运影响。它还在继续。它还在伸延……

它伸延到了“天然氧吧”：晚餐之后，她总是随同我们一家到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和“坐”谈；它伸延到了“祖国的心脏”：在我的文学和生命遭受重大挫折的那一年，她曾经在北京的街头为我指点迷津、排忧解难；它还伸延到了“广阔天地”：她曾经随同我们一家去宁乡县全民乡看望我“天资”出类拔萃却被埋没在社会最底层的姨外婆。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后来我在深圳教书。后来我不可思议地走出了挫折的牢狱，“重返文坛”，并且也引起了大世界的关注。那时候，我并没有将新的居住地当成自己的新家。我的家仍然在七百公里之外的故乡，仍然与蔡皋的家相邻。我会常回家看看，不一定要等到公共节日和学校的假期。而蔡皋的说法更让我得意非凡。她说我的每次回家都会给她带来“节日”的感觉，她会乘机给自己放假。

后来，我移居到了地球的另一侧。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非母语的阅读和写作。我离故乡已经很远很远了。“回家”已经变成了生活中最奢侈的消费。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只有两次这样的消费，而且每次包括时间在内的支出都必须精打细算。

而与蔡皋的见面总是预算中最基本的项目，也总是决算时最有超值感觉的内容。过去的话题仍在继续，过去的场景仍在复现。在时间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将见面安排得像过去那样“五脏俱全”。“天然氧吧”里还是回荡着我们的交谈。“广阔天地”里还是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甚至“祖国的心脏”也在用很奇特的方式感知往日的因缘：我第二次回家之前不久，蔡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了一次很成功的展览，她与展览配套的系列讲座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她当然知道那为她鼓掌的地方是我二十五年前的母校。她当然知道那为她喝彩的场所是我文学生命的摇篮。

我饱受生活之苦的姨外婆今年九十四岁了。她被厄运纠缠不休却能经久不息的人生轨迹为我和蔡皋提供了谈论人生的线索和坐标。1993年，蔡皋第一次在宁乡县全民乡的茅草屋里见到了她。而去年我第二次从“异域的迷宫”回家的时候，她又和我一起再次前往“广阔天地”，与她相会。十八年过去了，我的姨外婆仍然是那样的卑微和羞涩，仍然是那样的高贵和幽默。她早年因为“改天换地”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曾经长年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但是，文字和书籍却是她永远不变的“第一需要”。不久前她在县城的书店里买下了那套在货架上一直走不动的《沈从文文集》，令书店老板大开眼界。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家庭妇女终生却只贪图“精神食粮”，这是精神的奇迹，这是生命的奇迹。它激起了用精神和生命来创作的蔡皋无限的感慨。

行走在“异域的迷宫”里，经常会有陌生的刺激和新奇的惊喜。但是，异域的迷宫又同时是抑郁的迷宫。我会因为过度的写作而抑郁，我会因为绝望的等待而抑郁，我会因为固执的孤独而抑郁。在抑郁的极点，我经常会拨通蔡皋的电话。我想听到她听到我的声音时发出的那种由衷的惊喜。不管我的电话是相隔了一年还是只相隔着一天，我的电话总是让蔡皋由衷地惊喜，好像我带来的是好消息，好像我的电话本身就是好消息。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会暴露自己正在遭受的精神折磨。我们只是继续我们开始于1987年的交谈。那种“若比邻”的感觉对我就已经是最有效的救治。但是有几次，我严重到不得不坦承自己心理的困境。这时候的蔡皋总是那样没有耐心。她会亟不可待地说出远在天涯的“病人”最想要听和最需要听的话。她是天生的心理医生。她不仅善于对症下药，用药的剂量也总是那么恰如其分。

我能够逃脱抑郁的纠缠，在“异域的迷宫”里生存下来并且仍然坚持写作，得益于我的生命对“真”的记忆和对“美”的向往。与蔡皋的友谊是这种记忆和向往中最重要的部分。这种经过了长时间考验的友谊对我的创造力是不可或缺的呵护。

哲学家罗素将“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苦难的同情”归结为驾驭他伟大人生的三种激情。我突然想，哲学家自传开头的那著名段落其实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总结。它还标识着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很有意思的是，在那部著名的自传里，哲学家还提到过自己20世纪20年代在长沙短暂的访问和讲学的经历。我突然想，就像哲学家本人一样，他脍炙人口的文字也在我的故乡留下了纯真的印迹：爱心、求知欲和同情心也同样是蔡皋生命的根基和创作的源泉。或者说，爱心、求知欲和同情心是神奇的“三原色”，它们不仅支撑着蔡皋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支撑着她全部的艺术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拉里、密和、我/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75-5186-2

Ⅰ.①希… Ⅱ.①薛…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3875号

希拉里、密和、我

著　　者 薛忆沩

策划编辑 王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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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开

印　　张 9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186-2/I·1522

定　　价 36.00元

出 版 人 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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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这“全球化”的大时代

在你的奇迹中

我们见证了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

开始的开始

希拉里

密和

我

密和

我

希拉里

我

希拉里

密和

希拉里

密和

我

结束的结束

开始的开始

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直到现在，那个冬天围绕着皇家山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是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每当它们在睡梦或者幻觉中重现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被最无情的疑问惊醒：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我痛恨这如同绝症一样的疑问，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冬天割裂，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激情割裂。每次从睡梦或者幻觉中惊醒，我都会因为这残暴的割裂而感觉遭受了至深的伤害。

按照蒙特利尔的标准，那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它开始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于三月上旬，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而在那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只发生过四次雪暴，零下二十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就是说它也并不是特别冷……可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里，生活向我打开了那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窗口，那一扇永远也不会再打开的窗口。我至今都觉得我通过那窗口看到的风景难以置信。

我现在相信，所有那一切都起源于我妻子的死。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地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地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我完全是凭着冷漠的责任感抓紧了她的手。她最后一次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惊慌了。我叫醒了刚刚躺下的女儿。我问她还要不要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你说呢？”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反问我。我知道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打或者不打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那还是打吧。”我凭着冷漠的责任感说。

前来急救的医护人员十五分钟就到了。我妻子在他们到达之后八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我妻子是在一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中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的。复查的结果证实她的胰腺癌已经进入中期。从发现异常到停止呼吸，我妻子只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前面的四个月，她的情况比较稳定。在化疗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妻子不仅力图保持情绪的稳定，还力图保持生活节奏的正常。她甚至还坚持到便利店来帮过几次忙。但是进入新年之后，她的状况迅速恶化。那天清早她在洗手间晕倒之后，我们第一次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每天都急剧下降，她的情绪每天都剧烈波动，她每天都被忍无可忍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从我妻子住院的当天起，我就将便利店完全托付给了那位一直想买我们便利店的朋友，全天在医院陪护。整整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二月的最后那个星期一，她的医生告诉我，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将她接回了家。我妻子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最初几天的精神状况比在医院里有明显的好转。每天中午，有一位护士会过来查看病情的发展。还有一位信教的朋友每隔一天会过来为她做祷告。那位朋友每次都要求我跟她一起为我妻子做祈祷。尽管我和我妻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她相信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祷告来减缓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的祈祷不仅一点都不专业，也一点都不专一。在祈祷主为我妻子减轻痛苦的同时，我更多地是在为自己祈祷。我祈祷主将来在接我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再这样犹犹豫豫。我绝不愿意遭受我妻子遭受过的煎熬和折磨。从接我妻子回到家里到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

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其实，在我女儿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征兆：她对我的依赖和依恋越来越少了，她与我的交谈和交往也越来越少了……对生日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进入中学之前，每次她过生日，她都会盼望着我给她的礼物，而每次我过生日，她也都会送给我一张自制的贺卡。但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我女儿不仅不再期盼我的礼物，也不再记得我的生日了。而到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她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大学，也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专业。尽管如此，我对我们关系的死亡并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她不打算根据我的意愿在读完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争取更高的学位。她想马上工作，而且想到远离蒙特利尔的地方去工作。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马上就会夭折啊！她没有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工作。她沮丧的表情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也只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第五天晚上，我刚进家门，女儿就告诉我，她收到了她申请的唯一一家蒙特利尔公司的录用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她的祝贺，她接着说，她已经在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马上就会搬出去住。这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决定。“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住呢？”我着急地问。“因为我想。”我女儿冷冷地说。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就搬走了。那是比我能够想象到的要激烈得多的行动。我女儿不仅是从我的身边搬走了，还从我的生活中搬走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既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她甚至没有回复过我的一次邮件，她甚至连她新的住址都没有告诉我……我终于失控了。在最后一次邮件里，我愤怒地写道：“作为你的父亲，我至少有权知道你现在是死是活。”我以为我的愤怒会刺激她马上给我回复，让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苦苦等待了十天。那是比等待我妻子的死亡还要痛苦的等待。那是让我对自己的死活都失去了感觉的等待。第十天的傍晚，我在超市里遇见了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我问她与我女儿最近有没有联系。我没有想到她的回答会那样肯定。她说她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晚饭。这回答首先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她到昨天为止还活着，接着我又感觉备受羞辱，因为我与她的关系现在还不如她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不需要再等她的回复了。我知道，尽管她现在可能还活着，我们的关系却已经死去。

一个月之后，我卖掉了我们的便利店。这对我是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交易。它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结束，甚至还意味着逃离。它也可以说是我紧接着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其实在我妻子的复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想到过要卖掉我们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要集中精力来陪护她，还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苦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而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工作。但是，我怕我妻子误解了我的意思，将我的想法当成是对她的宣判。在她住院之后，卖掉便利店的想法又一次被我女儿提了出来。她也提到了复查结果是一种提醒。她说我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过着起早贪黑和省吃俭用的生活了。我心里完全赞同，嘴上却强烈反对。我对她说，如果马上卖掉便利店，她母亲的病情肯定会立刻加重，因为她母亲将便利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接着，我又经历了另一次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我卖掉了我们已经住过将近十年的房子，搬进了位于皇家山西面“雪之侧”路边的一幢高层公寓。那是一幢有四十八年历史（也就是与我同年）的公寓。我选择在那样的淡季卖掉房子是因为不想在它里面孤独地过着圣诞节和我妻子的诞辰日（她的诞辰日在圣诞节之后的一天）。而我看上那幢公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离我妻子的墓地非常近，我每天都可以散步从她的墓碑前经过。

搬进新居之后，我又试着给我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还是一次都没有接听。最后，我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将我已经搬家的消息和我新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邮件里希望她能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她母亲扫墓。我女儿没有回复我的邮件，但是，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她走进了我的新居。那是她搬离我的生活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领她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她显得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只好放弃了。我们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我首先差不多是强迫她接受了新居的备用钥匙。我觉得留一套钥匙在她那里非常必要，而她却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接着，我问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她说不错。接着，我问她住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很好。接着，我问她下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她说还行。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太忙。我没有办法得到更长的回答，感觉极为失望。然后，我们一起去墓地。我对着墓碑鞠躬的样子在她的眼里似乎非常可笑。她默默地走到墓碑前，伸出右手抹去了墓碑顶上的积雪。我问她是不是梦见过她母亲。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她是不是还记得她母亲做的牛腩煲。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接着问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她还是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非常失望。这时候，女儿告诉我，她还约好了一位同事中午去逛街。我看了一下表，我们在她母亲的墓碑前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很想说服她多呆一会儿，但是没有开口。

我女儿在墓地的门口就想与我分手。这一次，我没有妥协。我坚持陪她走到了地铁站，尽管她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跟我说话。在入闸口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经常回家来看看。她说她真的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她不假思索的回绝对我是更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我有时候都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我的语气还是我的语言触动了我女儿，她站在闸口的另一侧停了一下，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但是，那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不要整天闷在家里。不要总是去想过去的事。”她冷冷地说完，转身走了。我还想再哀求一次，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绝望地看着我女儿的背影，很想她在下站台之前能够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她没有。

一阵强烈的酸痛穿透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眶顿时就湿透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我任何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都那样短促？……难道这些都必然是成长的标志吗？一连串的问题激烈地翻腾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那一天我在那位台湾邻居面前对我女儿的抱怨。我说我正在成为李尔王那样的“弃父”，正在面对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好心的邻居劝我不要给自己强加过度的“危机感”，她说我女儿的表现很正常，她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很正常”和这样的“都这样”。我很孤独。我很绝望。我想离开这里，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女儿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才含泪转过身来。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也许就应该从这个瞬间开始，因为刚转过身来，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方少女。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女儿的不相上下，她的个头跟我女儿的也非常相似。她站在两条通道交汇处，正在为选择出口而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走到她的跟前，问她想要去哪里。她说想去皇家山顶上的观景台（那是可以俯瞰蒙特利尔城区的著名景点）。“你跟我走吧。”我说，“我走的正好是那个方向。”她充满信任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我是一种更大的补偿。与刚才陪我女儿来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一路上有不少的交谈。她告诉我她来自韩国的釜山，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就像我女儿一样，她也是夏天刚从大学毕业。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这次报名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她昨天刚来到蒙特利尔。她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抓紧时间参观城市里的旅游景点。我好奇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冬天来蒙特利尔。她说她就是冲着蒙特利尔的冬天而来的。她说冬天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这要归功于她父亲或者说要归功于维瓦尔第。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特别喜欢拉维瓦尔第《四季》中的“冬季”。她说那一段神奇的乐曲是她和她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她的这一段话立刻引发了我很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精神纽带”呢？我不知道这种缺失是我自己的错还是我女儿的错。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专长，而我女儿喜欢的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在阅读方面，她稍微有点兴趣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侦探小说。

我在我住的公寓大楼门口停下，与给予我很大补偿的韩国学生告别。我告诉她，顺着马路对面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皇家山顶了。韩国学生浅浅地对我鞠了一躬，她说幸亏遇见了我，不然她一定要走许多的弯路。她感激的言辞和举动激起了我深深的满足感。我目送她横穿过马路，我目送她渐行渐远……我的心情与刚才在地铁站里看着我女儿的背影渐行渐远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深深的满足感让我决定一直要看着韩国学生的背影完全消失。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里的第一个奇特的场面会在那背影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在小路尽头拐弯处那家鲜花店的门口，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身来，向我举起了双手。她怎么知道我还在看着她？这有点不可思议。她好像是知道我刚才在地铁站里对我女儿背影的期待。她好像是想满足我的那种期待。我也对她举起了双手。我很激动。韩国学生继续高举着双手倒退着走。我也等她完全消失在鲜花店的后面才将手放下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韩国学生刚才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并不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而是在向我提出新的请求。这奇怪的感觉推着我跑过了马路，又推着我沿着那条小路跑向了鲜花店，跑过了鲜花店，又一直跑到了韩国学生的身边。“我其实还应该再陪你走一段。”我不太好意思地说。韩国学生充满喜悦的表达让我充满了喜悦。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冬天的时候走进过皇家山了。刚来蒙特利尔的那些年里，我女儿总是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因为她非常喜欢在皇家山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皇家山上有两个露天溜冰场。海狸湖边的人工溜冰场几乎在整个冬天都会开放。而到了严冬，有人工溜冰场四倍那么大的海狸湖本身也变成了溜冰场。节假日里一起在皇家山上溜冰不仅是我女儿的享受，也是我自己的满足。尤其当我们手拉着手在海狸湖上溜冰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我女儿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永远都需要我的呵护。这时候，我对生活的热爱会迅速膨胀到极值。但是，我女儿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她开始是不愿意我拉着她的手溜冰了，她后来是不再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溜冰了，她最后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溜冰了。

我一直将韩国学生带到了海狸湖边。事实上应该反过来说，应该说是那个韩国学生将我带到了海狸湖边。没有她在地铁站的意外出现，肯定就不会有我在严冬的海狸湖边的重现。面对意想不到的山景，韩国学生发出了一声韩国味很重的惊叹。我也在心里悄悄地发出了一声惊叹。我惊叹十年之后又能面对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景观。我惊叹生活就好像是重现的幻觉或者幻觉的重现。

海狸湖还没有作为溜冰场开放。我在湖边的小路上为韩国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人工溜冰场的旁边。韩国学生好奇地打量着溜冰的男女老少。而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这时候，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脸来，问：“你会溜冰吗？”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淡淡的伤感。我说我会。接着我又说，不过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溜过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的第二个奇特的场面会在这时候出现。

“那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说。

我深深地颤抖了一下，感觉她的建议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重复了一遍她的建议。

我们马上走进名为“海狸湖阁”的服务站里租鞋换鞋。韩国学生动作非常敏捷，很快就换好了冰鞋，站在一旁等我。这与我女儿当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年，总是我先换好了鞋之后在等着我女儿。“你为什么十年没有溜过冰了？”韩国学生问。

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更深的伤感。“因为我女儿长大了。”我说。

韩国学生好像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微微地低了一下头，然后又看着我问：“她多大了？”

“应该跟你差不多。”我说，“她现在都不愿意回家来看我了。”

韩国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等着我换好鞋之后，与我一起走进溜冰场。她很快就完全适应了溜冰场的气氛，彻底放开了她的身体。她溜得非常漂亮，不仅倒溜和顺溜转换自如，甚至还能做漂亮的跳跃和旋转。而且她每次从我身边溜过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地跟我打一声招呼，让我感觉十分温馨。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适应溜冰场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因为十年的隔膜，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我不断地停下来观赏着韩国学生轻松自如的表现，又不断地回忆起我与我女儿当年在溜冰场上的场面。同时，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皇家山的露天溜冰场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惊叹让我在走出溜冰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我想这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以后每天都来皇家山上溜冰，而且是每天清早起床后就来，而且要坚持整个的冬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仪式啊！我想用这奇特的仪式驱散已经令我忍无可忍的孤独和空虚。

换好鞋之后，我指给韩国学生看通往观景台的山路。她说她已经感觉有点疲劳了，加上天色也已经昏暗，拍照的效果肯定不好。她想还是跟我一起下山，以后再去那里参观。“我正好还可以再多练习一下英语。”她说。我隐隐感觉她是有意想陪我下山，心中充满了欣慰。

一路上，韩国学生谈起了她儿童时代学习溜冰的一些经历。她说有时候她父亲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看着她溜冰。她说那真是很奢侈的享受。我继续在暗暗地羡慕她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也羡慕那个父亲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在我住的公寓大楼前，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再陪她一段，陪她到地铁站去。她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们正好可以在相遇的地方分手。”接着，她谢谢我为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我说我应该谢谢她，因为她让我找回了溜冰的感觉。我也祝福她在蒙特利尔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我们最后也是在地铁的入闸口分手。但是我看着她走进入闸口的心情与三个小时前看着我女儿走进入闸口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想看着她走下通向站台的台阶。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转身，并且又快步朝我走过来。我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句至今都让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的话。“她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她说，“一定会。”

这应该是那个冬天里的第三个奇特的场面。它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己刚才在皇家山上作出的那个决定的信心。回到公寓大楼，我直接去了设在底层的杂物间。上次搬家的时候，我处理了许多从前的物品，但是我特意留下了我自己和我女儿的溜冰鞋。当时我只是想留着它们做一个纪念。没有想到，它们还会重新遇到皇家山上的真冰。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脑海里交替翻腾着白天奇特的经过以及十年前在皇家山上溜冰的画面。我对自己的重新开始不仅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每天清早上山的决定。十年前，我只是在节假日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而且每次都带着我女儿去。我们在上山的路上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换鞋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溜冰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现在，我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整个冬天都上皇家山的决定。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上完厕所之后，我坐在床上读完了那本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最近半年以来，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阅读英语的定量。这种阅读已经成为我与孤独相伴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正好是一种补充。我在八点差十分走出家门。像从前那样，我的右肩上背着我自己的冰鞋，左肩上背着我女儿的冰鞋。失眠的影响很快被激动冲淡。我激动地朝着皇家山上的海狸湖边走去。这时候，我当然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冬天将会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其实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希拉里

我走进服务站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人。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情况。以前每次带女儿来，赶上的都是节假日的高峰期。那时候的服务站总是处于爆满的状态，找到有空的鞋柜都很不容易。而我女儿还总是坚持要她最喜欢的鞋柜，就是靠近面对海狸湖的窗口那一排正中间的那三个鞋柜。说服我女儿接受其他的鞋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她同意之后坐下来换鞋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耽误时间。我从来没有觉得为我女儿做任何事情是耽误时间。可是，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她现在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我做任何交流。她现在好像觉得给我来一个电话或者接听我的电话都是在耽误时间。

那是一个女人。她坐在我女儿最喜欢的那一排鞋柜的正中间。她的双手抱着弯曲的双腿。她的头轻轻地靠着她的膝盖，脸侧向面对海狸湖的窗口。那很像是一张著名的黑白照片中的姿势。她显然是刚刚从溜冰场上下来，脱去的冰鞋倒卧在她的跟前。非常奇怪，从我的目光接触到她背影的一刹那，我就感觉到她好像是一个病人。更准确地，应该说我在那一刹那就已经感觉到了她的生命中强烈的矛盾：一方面，它散发出能够挑战一切喧嚣的活力；另一方面，它又散发出无法承受任何骚动的恐惧。一个奇怪的标签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女人是一个“健康的病人”！

我没有想到迎接我“重新开始”的是如此强烈的矛盾。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安。而她对有人走进了她一个人的空间并且还从她身边走过没有任何反应，这让我感觉更加不安。

我走到以前我女儿最不喜欢的那一排鞋柜跟前，选择面对而不是背向服务站的内部坐下。这样，“健康的病人”就完全处在我视线之内。从现在的方向，我能够看清楚她身体上的更多细节，比如她盘在头顶上的发髻和她交叉在小腿前的手指。这些细节好像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当然，我还是看不到她的脸。我也就还是无法知道她究竟是在观看、是在沉思，或者仅仅是在发呆。我想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应该是非常专注的，否则她不会对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没有任何反应。

我每天不仅要背着我自己的冰鞋，也要背着我女儿的冰鞋。这是我在深夜失眠的时候作出的决定。我希望这会造成一种幻觉，好像我女儿还依然跟在我的身边。刚才在上山的路上，我就一直在与她交谈。我还是问她喜不喜欢蒙特利尔。那是在移民生活最初的那些年里我向她问得最多的问题。她的回答从来都是肯定的，这是我能够在移民生活中坚持下来的重要保证，这是我和她共同的幸运。

我望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的“健康的病人”，又看了看我女儿的冰鞋。我知道我又不得不开始劝说她了。“你看，”我说，“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我女儿当然不肯放弃。她要我去跟“健康的病人”交涉。“没有用的。”我说，“她不会让开的。”我女儿问我怎么知道。“刚才我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我说。我女儿还是不肯放弃。她说她要一直等着。“她永远都不会离开的。”我继续劝导说。我女儿又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又看了“健康的病人”一眼，突然，我好像窥探到了她心灵的秘密。“因为她很孤独。”我说。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女儿其实并没有跟在我的身边。已经十年了……而且我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窥探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女人心灵的秘密，而是我自己心灵的秘密。我很孤独。我真的很孤独。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过孤独。

溜冰场的管理人员还没有上班。租卖冬季运动器材和各种配套物品的门面还没有打开。这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突然想，如果不是我妻子的离去和我女儿的离开，我就不可能遇见昨天的那个韩国学生，就可能永远都不会走进清晨的皇家山，看到这完全不同的溜冰场和服务站。是死亡将我带到了这“完全不同”之中，是孤独将我带到了这“完全不同”之中。这“完全不同”让我马上又想起了刚才读完的那部小说里的一段话。小说的叙述者是巴列维家族中的一员。她在巴黎过着流亡的生活。有一天，她听一位从小失明的老人谈起了巴黎与爱情的关系。他说：“客观存在的巴黎其实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个体生命中的巴黎。卢浮宫、艾菲尔、圣母院……这些景观只有通过个体生命的体验才能去除外表的遮蔽，获得真实的意义。你与不同的人走进的巴黎是不同的。具体地说，你与爱你的人和不爱你的人走进的巴黎是不同的巴黎，你与你爱的人和你不爱的人走进的巴黎更是不同的巴黎。这不同的巴黎在审美的意义上当然有高低之分。爱改变语言、改变世界、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婚姻改变不了人，但是，爱注定要改变人。为什么海明威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因为他在那里经历了爱，那改变了他的爱，那将要被转化为巨大创造力的爱，那唯一的爱。”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一段话以及那部有点晦涩的小说想要表达的意思。我突然感觉到皇家山变成了我个体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经历过的死亡和孤独正在给皇家山赋予意义。

我故意放慢了换鞋的速度，因为我很想看到“健康的病人”改变她的姿势。但是，我没有看到。一直到走出服务站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觉得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她怎么会那么专注？她怎么会对闯入她的空间里来的陌生人没有任何反应？她怎么会让我在见到她的那一刹那就同时感觉到她的活力和恐惧？……她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我想看见她的表情，我想听到她的声音，我想知道她的背景……我从来没有对一个陌生人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好奇。

站在服务站外的过道上，我忍不住又透过窗口玻璃朝她那边张望：她的姿势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我带着强烈的好奇走进溜冰场。因为有前一天的热身，我很快就找到了对冰的感觉。但是，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冰上。我想象着“健康的病人”的表情、声音和背景。我甚至在想象着她与我的决定的关系：我会每天清早都在这里遇见她吗？她也将溜冰当成是克服孤独的方式吗？我对她强烈的好奇会引起她的不安吗？……是突然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音乐将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溜冰场上。高音喇叭悬挂在溜冰场南侧的灯柱上。在高峰期的时候，它里面传出的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而这时候我听到的却是古典音乐，而且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之一。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是在初中地理老师的家里。那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当时我不到十八岁，正在等待着人生历史上的第一次远行。再过四个小时就要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了。我特意去向一直都很关心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辞行。我们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将一盒磁带放进他新买的索尼录音机里。他说他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我送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一部同时饱含着对过去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的作品。我从它的第一个小节开始就感到了强烈的震撼。我甚至觉得它就是贝多芬专门为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一次特定的远行写下的作品。它改变了我的那一次远行，它也改变了我人生中所有的远行……没有想到那居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有想到时光的流逝居然一点都没有磨损乐曲的震撼。我溜到设计得很现代的灯柱跟前停住，抬头看着被白雪覆盖的高音喇叭。我好像能够看到一个个纯净无比的音符从那里飘出，飘进了没有一丝污染的旷野，飘进了没有一丝浮躁的静谧，最后飘向了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空……一种神奇的喜悦浸透了我的心灵。从十八岁的那次远行之后，我离家越来越远了，对“远”的忧伤也成为我心灵中无法消除的郁结。但是此时此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人生中所有的远行其实都是为了接近，接近这浸透心灵的喜悦，接近这纯洁无比的宁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之后，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夸张地甩动着双臂，畅快地滑动起来。我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这还不足以充分表现我获得的喜悦和享受的自由。于是，我掉转了方向，开始我并不十分熟练的倒滑。我仍然在加速，加速，加速……突然，我感觉右边的冰刀晃动了一下。紧跟着，我就完全失去了平衡，侧身摔倒到了冰面上，并且马上凭着强烈的惯性一直滑行到了溜冰场的边缘。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化让我感觉非常开心。我畅快地叉开双腿，摊平双手，紧闭双眼，躺在冰面上继续跟着高音喇叭哼唱着熟悉的旋律。我没有想到这畅快的享受会被人的声音打断。“你没有事吧？”那个声音问。一个陌生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迷惑不解地睁开眼睛，发现刚才那个“健康的病人”正站在我的身旁，俯视着我。我迅速从冰面上爬了起来。我一边低头拍去身上的雪迹，一边用喃喃自语般的声音回答说自己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没有什么问题。听完我的回答，“健康的病人”转身走开了。我抬头望着她的背影，很后悔自己刚才草率的回答：为什么不回答说我摔得很重呢？为什么不请求她搀扶着回到服务站里面去呢？

我望着她充满活力的背影，又想起昨天与我女儿在地铁站的分别。我相信那在皑皑白雪中渐行渐远的背影也不可能突然掉转方向。我非常后悔地想，自己对“健康的病人”强烈的好奇可能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了。我想自己刚才失去的是一生中唯一一次走近她的机会。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没有背着她的冰鞋。她的冰鞋呢？她为什么没有背着冰鞋离开呢？新的疑问让我的好奇变得更加强烈。她当然是将冰鞋留在服务站的鞋柜里了。这就意味着她现在并不是要离开皇家山或者她在今后的某一天还会要再回来。也许她真像我一样，决定每天都要到皇家山上来……这种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意味着我刚才失去的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机会。

我好奇地盯着她的背影。她果然没有往出山的方向走，而是在往进山的方向走。这时候，我注意到在皇家山空旷的清晨里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坐在海狸湖边的人，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健康的病人”显然也注意到了那个人。她从电动轮椅边走过之后，回头看了两次。然后，她继续朝丛林里走去。她走到了一棵老榆树的跟前。她将手伸进了老榆树上的一个树洞里。她从里面抽出了一对滑雪板和一对雪杖。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的好奇更加强烈了：一个人要对皇家山熟悉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发现一个能够存放滑雪板的树洞啊？这发现是她的健康的标志，还是她作为病人的证明？“健康的病人”非常熟练地踏上滑雪板，动作轻盈地沿着滑雪道朝皇家山深处滑去。她刚才显然是已经溜过冰了，怎么还会有精力去滑雪？一个人要多么健康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要多么“病”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好奇越来越强烈了。我想知道所有这一切。

我又心不在焉地溜了两圈之后走出溜冰场。我选择从刚才进来的门进入服务站，这样，我又会很自然地从“健康的病人”刚才坐着的那排鞋柜边经过。我注意到正中间的那个鞋柜上了锁。那应该就是她存放冰鞋的位置。那也是十年前我女儿经常存放冰鞋的位置。我在那个鞋柜前停下来，怀旧地看着窗外。我立刻就看到了湖边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从这个可以展示海狸湖全景的角度看上去，那个人与洁白又寒冷的皇家山的关系显得更加神奇。我觉得那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幅作品，而且是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我突然好像理解了“健康的病人”的“没有任何反应”。我猜想她刚才就是在专注地欣赏着这样一幅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

我回到自己存放冰鞋的那一排鞋柜边。换好鞋之后，我仍然迷惘地坐在鞋柜上。我有点想等“健康的病人”回来。我想知道她引起我好奇的一切。一对老年夫妇手牵着手走进服务站。他们各自的肩上都挎着一双冰鞋。他们在我对面那排鞋柜上坐下，动作稍显迟缓地换好了冰鞋。我忍不住与他们打招呼，问他们已经多大年纪。老先生说他刚满八十四，老太太说她比老先生小两岁。我夸奖他们到了那样的年纪还有勇气来溜冰。老太太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从结婚前一年开始就在一起溜冰了，至今已经溜了六十二年。老先生得意地告诉我，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每年都用溜冰来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心中泛起了淡淡的伤感。我想到世界上包括我妻子在内的许多人甚至连寿命都不及我眼前这两位老人的婚龄。我想到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有如此漫长又如此幸福的婚姻。

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等到“健康的病人”。而且我注意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也已经不在海狸湖边了。我不想再等下去。在下山的路上，我想着刚才躺在冰上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了“健康的病人”的面容。从那严肃的面容里，我看不出她实际的年纪，却能够看出她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有很丰富的内心。更奇特的是，我从看到她的一刹那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矛盾也很清晰地显现在她的面容里。我知道，正是她生命中的矛盾激起了我对她强烈的好奇。

那一整天我都在想着“健康的病人”。我为什么会在看到她的一刹那就看到她生命中的矛盾？我为什么会在看到她的一刹那就肯定她是一个“病人”？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强烈的好奇完全代替了强烈的孤独。晚上在床上躺下之后，我脑海中翻转着的不再是我与妻子的隔膜和我女儿的冷漠，而是“健康的病人”优雅的坐姿、关切的询问以及那个神秘的树洞……甚至还有我们在一起溜冰的场面。她溜得就像那个韩国学生一样娴熟。她的耳孔里插着耳塞，应该是在欣赏着音乐。她一次次地从我的身旁超过。她轻盈的背影带给了我亲密的感觉。

第二天清早，我故意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我想也许我真能像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与“健康的病人”在溜冰场上相遇。我仍然背着我女儿的冰鞋，但是在上山的路上，我完全没有再去想她了。我在想着等一下与“健康的病人”的交谈应该怎样开始？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她看出我对她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想交谈最好是从感谢她昨天的关心开始。然后，我还应该夸奖一下她的溜冰技术。接着，我可以顺势问一下她是不是也决定每天都上山来溜冰，接着我还可以问一下除了溜冰之外，她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我想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够将我带进她的世界。当然，我不会让她知道我已经知道她存放滑雪板的位置了，因为那可能会让她感觉难堪。当然，我更不会让她知道她昨天离开之后，我一直都在想着她……刚走进服务站，我就知道我所有的设想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她已经坐在了昨天同样的位置上，外套和冰鞋都已经脱下，显然又已经完成了溜冰。她没有保持昨天的坐姿，而是完全面对着朝向海狸湖的窗口。我小心翼翼地从她身后走过。我又注意到了她仍然是盘在头顶的发髻。它让我心烦意乱，因为我感觉到了一阵奇怪的冲动，想向它伸过手去。她头发的颜色并不单纯，栗色里面夹杂着零星的灰白。这告诉我她的年纪并不像她的动作表现出来的那样年轻。

就像昨天一样，她还是对有人进入了开始只有她一个人的空间没有任何反应。我还是坐到了昨天的那一排鞋柜上。但是我不敢像昨天那样面对着她坐了。我突然害怕起来，害怕她突然转过身来。我非常紧张。想着自己从她昨天离开之后就一直在想着她，我就非常紧张。想着自己刚才居然产生了触摸她的发髻的冲动，我就非常紧张。我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坐着。我忐忑不安地换好了冰鞋。在朝服务站出口走去的时候，我都不敢朝她那边张望。我只想赶快离开与她共享的空间。只是已经走出了服务站，我才忍不住透过窗户玻璃偷看她那边一眼。怎么回事？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匆匆绕到面对海狸湖的一侧。我看到了“健康的病人”。她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的身后。她减慢了一点速度，将脸侧向电动轮椅，好像很想知道什么。接着，她又快步朝那棵老榆树走去。

第三天清早我决定再提前半个小时出门。可是，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不出所料，又是我那位正在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学同学打来的。他第一次来电话咨询的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会突然有移民的想法。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中国的有钱人都在考虑移民。我们已经失联许多年了，我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有钱人”。我也不太熟悉中国“有钱人”的情况，不知道移民成了他们的时髦。这已经是他第五次给我电话了。上次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太太从一开始就对移民充满了顾虑，完全是在他的哄骗之下才勉强同意了一起申请。正式递交申请之后，她变得更加不安了，经常都会失眠。而他们刚刚收到的面谈通知更是将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她现在每天都哭哭啼啼、不思饮食，失眠的情况也更加严重。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去参加面谈。我的同学已经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他希望我能够结合我个人的经验，与他太太谈谈移民的好处。我当时就断然回绝了他。我说从我个人的经验里可能看不到移民的任何好处。可是，他的这第五次电话还是来了。他说他的太太就在他的身边，他说她想与我谈谈。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太太。我根本不相信她会想与我交谈。我也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与她交谈。我首先很礼貌地与她打了一声招呼，并且报上了我的姓名。没有想到，这简单的开场居然会让她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同学抢过了话筒，请求我不要挂断电话。他说她一会儿就会好的。接着，我听到他一边责骂一边哀求，最后终于止住了他太太的痛哭。然后，他将话筒交给了她。刚才在听着那些责骂和哀求的同时，我突然有了主意，觉得可以从夫妻感情的角度来开始我的劝说。我马上问她爱不爱她的丈夫。她回答说当然。我接着说既然如此，她就应该与他步调一致。“可是我总不能跟着他往火坑里跳吧。”她激动地说。她的话让我忍不住想开一句玩笑。“加拿大不是火坑，是冰窟。”我说。她没有回应。我接着告诉她，有人把移民说得太好，有人把移民说得太糟，这两种极端都不可信也都不可取。“其实移民就是换一个地方过日子，”我说，“只要你对你丈夫还有感情，跟他在任何地方过日子不都是一样的吗？”她还是没有回应。我接着说他们现在面对的还不是马上就要移民的问题。他们的面谈可能根本就不成功。他们的申请可能根本就不获批准。哪怕申请最后获得了批准，他们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登陆。哪怕他们选择了登陆，他们也还随时都可以放弃。“还是一起去面谈吧。”我最后说，“你不是与你的丈夫还有感情吗？”她还是没有回应。这时候，我的同学抢过了话筒。“你真有办法。”他兴奋地说，听上去好像是我的劝说已经奏效。这让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这奏效的劝说让我错过了“健康的病人”。与昨天相比，我不但没有提早，反而还晚了四十分钟才走进服务站。那里空无一人。溜冰场上也空无一人。我一边诅咒着刚才耽误我时间的“有钱人”，一边在我这几天的老位置上坐下，准备换鞋。我感觉有点失落。我想知道“健康的病人”是已经离开，还是还没有来。但是我马上又想，她已经离开或者还没有来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她还会来。我走到她一直占用的那个鞋柜跟前，看到它还是锁着，感觉好了一些。接着，我觉得还应该去老榆树那边查看一下，因为如果滑雪板没有在树洞里，“健康的病人”就应该在皇家山上。我将两双冰鞋都放进鞋柜里，跑出服务站，跑向老榆树。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我会一口气跑到老榆树的跟前。我在从电动轮椅后经过的时候，放慢了脚步。我在从那里走过之后，也忍不住像“健康的病人”一样回了两次头。新的好奇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对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的好奇。它分散了我对“健康的病人”的关注疑虑。走到老榆树跟前，我伸手在树洞里摸到了滑雪板。这不是我希望的结果，却并没有让我失望。我知道这是因为新的好奇已经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走进服务站就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了“健康的病人”。她还是坐在自己的老位置上，她显然又是刚刚从冰场下来。我没有给自己任何犹豫的机会，直接走到了她的身旁，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侧过脸来看着我，表情还是那样严肃。我说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感谢的话，感谢她那天的关心。她礼貌地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我不希望我们的交谈再一次中断。我希望她注意到我对她的关注。“你昨天好像没有来。”我认真地说。

“健康的病人”猛地将脸侧了过来。“你昨天没有来。”她说。她将重音落在“你”的上面，语气带着责备的味道。

这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非常得意。这说明“健康的病人”已经注意到了我对她的关注。这也说明我们的交流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我没有想到原来是错过。”我低声说。这是我们在整个冬天里的第一次错过。

我忍不住又瞥了一眼她盘在头顶的发髻，同时马上又感到了那一阵很深的烦躁。但是，我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将交谈推进下去。“你是蒙特利尔人吗？”我问。

她好像也在等待着我们新的话题。“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住在这里。”她说。

但是，她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接着也问及我的身份。“我也是蒙特利尔人，”我主动说，“已经在这里生活十五年了。”看到她没有进一步的反应，我接着说：“不过，我之前生活在中国。”

我没有想到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会再次引起她激烈的反应。她的目光变得那样的不安。她的表情变得那样的阴暗。“中国。”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好像是轻蔑又好像是畏惧。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西方人用那样意味深长的语气提到我的祖国。那语气向我提醒了我们之间现有和将有的距离，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我对她的好奇。“你去过那里吗？”我好奇地问。

“健康的病人”用极度不安的目光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意想不到的沉默令我不寒而栗。我感觉这是比她前面那些激烈反应更为激烈的反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为什么不回答这只有两个对立答案的最简单的问题？她到底是去过还是没有去过？……“健康的病人”显然是注意到了她的沉默引起的疑惑。她将手向我伸过来。“我叫希拉里。”她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很高兴认识你。”

密和

直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她才从我手里的那份报纸上撕下一角，在上面写下了她的名字以及它的英文拼法。那距离我第一次看到她已经将近七十天了。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我第一次看见希拉里的那个清晨：是希拉里充满活力的背影将我的视线引向了她。她坐在电动轮椅上，坐在海狸湖边，面对着冻结的湖面，面对着日出的方向。准确地说，我那一天并没有看到她，而只是看到了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我们之间的距离甚至让我无法辨明那个人的性别。而我直到与希拉里错过的那一天才第一次走近她。那一天，希拉里没有像我习惯的那样坐在服务站里，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活跃在溜冰场上。我不知道她是已经离开还是还没有到来。我朝丛林方向走去，想去查看一下她的滑雪板是否还在老榆树的树洞里。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近又走过了总是停在海狸湖边同一个位置的电动轮椅。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近又走过了也许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那个人。这好像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在整个冬天里，我不断进入这种设计。我现在甚至觉得那整个的冬天都是上帝精心的设计。我在从电动轮椅旁边走过的时候放慢了脚步：那居然是一个女人！那居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居然是一个年轻的东方女人！十五年的移民生活，尤其是开便利店那些年应付各种顾客的经验，带给了我一种特殊的辨别能力：从身体和身体语言辨别族群的能力。这也许就是移民生活的“好处”之一吧。我现在能够不太费力地辨别谁是东欧人谁是西欧人，谁是母语为英语的人谁是母语为法语的人……而辨别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对我来说就更加容易，它甚至与移民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是的，我只看到了她的侧面，这已经足以让我确定她不是韩国人。不过对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她好像比中国女子多点什么，又好像比日本女子多点什么……她立刻就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而在从老榆树边折回来的时候，更奇特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居然在埋头写作！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年轻东方女子在蒙特利尔冰天雪地的旷野里埋头写作！这需要怎样的沉静、刚毅和激情啊！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啊！

我相信这是我们关于写作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奇特的画面。我的好奇迅速膨胀：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具备那样的沉静、刚毅和激情。我想知道她在写什么。我想知道她是谁……在离开服务站的时候，我向一个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她的情况。他说她从冬天刚一开始就来了，而且是每天清早都来。她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到达。在气温不是太低以及风不是太大的日子，她的电动轮椅总是停在海狸湖边的同一个位置。他说她一般总是先站起来活动一下头部和上肢，然后再静坐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写作。气温太低或者风太大的日子，她就会改到服务站旁边的避风处来活动和静坐，然后到服务站里面来写作。他还告诉我，她每天清早都是由同一辆专门负责接送残疾人的出租车送到山上来的。

工作人员的这些介绍更加强化了我对她的好奇。这种新的好奇冲淡了因为希拉里没有出现而带来的失落感。那是很奇特的一天。一直到我在床上躺下之后，对在皇家山的清晨里出现的这两位神秘女性的好奇仍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虽然对她们都毫无了解，甚至都还没有看见过那个东方女子的脸，却已经感觉到了她们的不同。希拉里看上去很健康，却肯定是一个病人，而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当然是一个病人，却让我感觉充满了阳光。也许可以借用现在很流行的词汇，说希拉里代表的是“负能量”，而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代表的是“正能量”。

第二天的相遇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希拉里为什么会用那种轻蔑又畏惧的语气重复“中国”这个词？又为什么不肯回答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她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她生命中消极的力量。而在准备下山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东方女子已经等在停车场的旁边。虽然她正在低头读着她的笔记本，我还是故意绕到她的前面，想看清楚她的脸。在我走近她的时候，她果然抬起了头。可是，我不仅没有勇气正视她，还紧张地加快了步伐。不过，我用余光已经看到她有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骨骼，散发出矫健的美。我猜想她在坐上轮椅之前，如果不是一位运动健将，至少是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人。

从向溜冰场的工作人员打听到那个东方女子的情况之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气温骤降和寒风凛冽的恶劣天气。我相信一旦她被恶劣的天气带进服务站里，我就会有走近她的机会。我不需要等待太久：在冬天里的第二场雪暴到来的当天清晨，气温骤降到了零下十六度。而按照我出门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天气预报，加上狂风的因素，当天的最低气温感觉就像是零下二十三度。刚刚走出公寓大楼，我就立刻领教了“恶劣”的程度。而在顶风上山的路上，我有两次几乎被狂风吹倒。这“恶劣”带给我的是温暖的想象。我想象那个东方女子一定已经将电动轮椅开到服务站里去了。那是我走近她的机会。我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她有那么多的疑问。我对她有那么强烈的好奇。我会勇敢地走到她的身旁，问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问她正在写什么东西，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寒冷的海狸湖边写作，问她怎么会进入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可是我的想象最后被希拉里打断了。从第一次握手之后，我们有一次在溜冰场上的相遇以及三次在服务站里的见面。但是因为她对“中国”的那种反应，那种令我迷惑不解的反应，我好像已经失去了与她深谈的信心和兴趣。我一直在想她的那种反应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她的轻蔑和畏惧到底针对的是什么。在溜冰场上相遇的那一天，她在离场之前溜到了我的跟前，问了我一个极为普通却更令我迷惑不解的问题。她问我在中国哪些城市生活过。从她紧张的语气和表情很容易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我必须马上回答。我回答说我出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县城里，后来去了北京读大学，移民到蒙特利尔来之前一直在广州工作。我没有想到，我的回答会让她的情绪马上松弛下来。这样的效果也令我迷惑不解。她为什么不回答我关于她是否去过中国的问题，却想知道我在中国的哪些城市留下过生活的痕迹？

是的，当意识到自己有机会走近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希拉里。这让我有点不安。自从第一天在服务站里注意到她之后，每次在上山的路上，我都会想象我们在服务站或者溜冰场上相见的可能情况。但是这时候，我想的正好相反。我希望她不要在服务站里，也不要在溜冰场上，甚至最好是不要在皇家山上，因为我非常清楚，她的“在”一定会妨碍我与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的交谈，甚至会窒息我朝电动轮椅走近的勇气和冲动。我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神秘的东方女子与“健康的病人”是我现在必须要小心应对的矛盾。

还没有走进服务站，我就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了电动轮椅。它停靠在主入口右侧的那个死角里。我相信那是她有意的选择，因为那是整个服务站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落。她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写作，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出现。这稍稍减轻了我不安的程度。我不希望马上被她注意，因为我首先需要确认希拉里是否在场。我不安地走进服务站。希拉里不在。我查看了一下溜冰场的方向，那里也没有任何人。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整个冬天，我面对过无数可以或者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都无法知道。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给了我勇气。我走到自己那一排鞋柜前，将冰鞋放下。然后，我面对着窗外，做了一个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深的呼吸。然后，我朝着电动轮椅走去。我非常紧张，好像自己是在被押赴刑场。走到电动轮椅旁边之后，我首先用英语与神秘的东方女子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在最靠近她的那一排鞋柜的尽头坐下，这样我就正好与她保持着一致的高度，方便与她交谈。她紧张地将脸转过来，并且迅速合上了她的笔记本。我也非常紧张。我感觉自己的脸也已经像她的脸一样涨得通红。我指着她的笔记本说我看到她每天都在写，很好奇她在写什么。她紧张地摇着头用法语说她不会说英语。这让我有点吃惊。以我的经验，生活在这里的东方人如果不熟谙英法双语，至少能说英语。我这是第一次遇见只会说法语，而不会说英语的东方人。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她说的法语是纯正的法国法语，而不是那种带很重口音的魁北克法语。这说明她不是在魁北克的法语环境中长大的人。这时候，我意识到她的身份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复杂：除了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疑问之外，她说纯正的法语又给我带来了新的疑问。

我连忙改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法语结结巴巴地将我刚才用英语问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我的法语说得不好。”我用自嘲的口气说。

她没有评价我的法语，而是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或者说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

“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呢？”我继续问。

她还是用紧张的目光看着我。她迟疑了一阵才低声说：“当然是虚构。”

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她会有那么明显的迟疑。“你已经写了很多了。”我盯着她的笔记本说，“都快写完一本了。”

她的情绪突然松弛了下来。她一边用手掌抚摸着笔记本，一边用充满成就感的语气说：“这已经是第五本了。”

“第五本？！”我吃惊地指着她的笔记本问，“都这么厚？”

“是啊。”她说，“不过只有这一本是在皇家山上写的。”

我没有想到她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它已经可以变成一本书了。”我好奇地问，“你将来会想出版它吗？”

“我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她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那是为了什么？”我好奇地问。

她又迟疑了一下之后，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为了看见，”她说，“为了看见一个人。”

“什么人？”我忍不住急切地问。

“一个我用其他的任何方式都不可能看见的人。”她说。

我觉得这样的激情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写作。”我说，“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像你这样在严寒的旷野里写作。”

她又用手掌抚摸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

“你怎么能够在严寒的旷野里坐那么久，还那么专注？”我好奇地问。

她微笑着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自信。

“你不觉得冷吗？”我好奇地问。

“不觉得。”她说。

“为什么会这样？”我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着，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可是，她突然又转过头来，用略带惊喜的语气说：“也许是因为我写的故事更冷吧。”

这出其不意的回答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我对她和她正在写的故事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她还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比如她是因为什么而坐上轮椅的？比如她正在写作的是不是她的第一部作品？比如它是一部什么风格的作品？……可是，我注意到她已经不想继续交谈了。她又翻开了笔记本，做出了要继续写作的姿态。

我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但是，我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满足一下自己强烈的好奇心。“你的法语真好听。”我说。

“谢谢。”她说。

“你写作的语言也是法语吗？”我好奇地问。

“当然，”她很肯定地说，“法语是我的母语。”

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回答。我没有想到法语不是她掌握得很好的外语，而是她的“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好奇地问，“我一直以为你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

我更没有想到这关于身份的问题会让神秘的东方女子又变得紧张起来，就像最开始一样。“对不起，”她用紧张得发硬的声音说，“我是很注重隐私的人。”说完，她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

她的拒绝和紧张不仅让我感觉到强烈的内疚，也让我感觉深受羞辱。我的脸也立刻又涨得通红，就像最开始一样。我责备自己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好奇心，我责备自己不应该问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这完全不带恶意的好奇而受到责备和羞辱。“对不起！”我也用很生硬的声音说着，从电动轮椅旁走开。

我没有想到在想象中那么美好的交谈竟会以比实际的天气还要恶劣的方式结束。我情绪激动地回到鞋柜旁。在换鞋的时候，我故意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我不想再看到她，也不敢再看到她。我因为自己无意中惊扰了她而感觉内疚，我因为自己被她断然拒绝而感觉受辱。而在这两种强烈的感觉之外，更为强烈的恐惧也出现在我的心中：我恐惧她会因为受到了惊扰而愤然离去，离开服务站，离开皇家山，离开我的视野，离开我的生活，甚至离开我的想象……我很清楚，强烈的好奇已经将我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连在一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愚蠢导致她的消失。很快换好鞋后，我朝服务站靠近我这一边的出口走去。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愤然离去，却又不敢回过头去确认。我很运气：在准备走出服务站的时候，我无意中在门边的窗户玻璃上看到了她的身影。她还是在埋头写作，她并没有愤然离去。这让我如释重负。

不过，如释重负并不足以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到溜冰场上。我没有去体会冰刀与冰面的接触，也没有去欣赏高音喇叭里的音乐。我的脑海里翻腾着的是我们刚才的对话。“也许是因为我写的故事更冷吧。”天啊，这是多么奇特又多么质朴的解释啊！可是，有什么故事会比蒙特利尔的严寒更冷呢？我想象不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刚才如果不是因为她自己提到了“母语”，我是不会顺其自然地触及她的“隐私”的。可是还有谁会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之类的问题当成是“隐私”呢？我想象不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在十五年的移民生活中，我有过很多次询问看似同胞的对方是不是中国人的经历。我也经常会听到对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不是。我是香港人。”“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种回答会让我马上就失去对回答者的敬意。而神秘的东方女子关于自己身份的奇特反应却进一步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突然想，她的这种反应其实与希拉里对“中国”的反应有点类似，它们都应该与中国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两个同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人散发出不同的能量，却都因中国而有异常的表现，这不能不激起我这个已经远离中国的中国人强烈的好奇。

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才突然听到我进入溜冰场之后不久就应该已经开始播放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已经开始了，这是我最偏爱的乐章。激情的旋律迅速将我带离了幻觉，带回了“现在”。我对阳光、微风和寒冷都有了清晰的感觉。我对冰刀与冰面的撞击也有了清晰的感觉。我又伴着音乐的节奏夸张地摆动起了双臂。“不要被拒绝吓倒！”我一边加速，一边鼓励自己，“要向贝多芬学习，要有勇气去扼住命运的喉咙！”恐惧感果然被这些励志的口号击溃，随之被击溃的还有内疚感和羞辱感。我开始想象我们的下一次交谈。我当然会吸取刚才的教训，避开她的“隐私”。为什么要去纠缠细节呢？！我用责备的口气告诫自己，不管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够抓得住我的好奇心，她就是值得我去接近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相信我们刚才的交谈已经为我们的下一次交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带着高昂的情绪走出溜冰场，回到服务站。神秘的东方女子已经离开了。这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想马上离开。我想马上回家。刚才在溜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突然对她最突出的“表象”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想马上回家去上网查找有关截瘫的信息。我妻子患病期间，我也经常在网上查找有关胰腺癌的信息。那种查找不仅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让我没有空闲去放纵自己的痛苦和绝望，也让我知道还有无数的患者和家属也在进行那注定要失败的抗争，知道我妻子并不孤立，我自己也并不孤立。

我一路跑着下山。风越来越大了。雪暴也已经越来越近。飞舞的雪花缠绕着我的身体。在鲜花店的门口，我看到鲜花店的老板将一大束鲜花交给了一对站在一辆灵车旁边的中年男女。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在我从灵车旁走过的时候，我听到鲜花店的老板用法语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对中年男女。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一阵深深的难过刺痛了我的心。我抓紧了我女儿的冰鞋，好像我马上也会经历那一对中年男女同样的命运。然后，我又跑了起来，一直跑回到了家里。我连脱去外套的时间都不想浪费，直接冲到了书桌跟前，将电脑打开。

我已经知道网上信息的数量能够多到什么程度，质量能够差到什么程度。我知道要耐心地跳过无数通俗到空洞无物的哭诉和学术到不知所云的教条，我才有可能梳理出能够满足自己强烈好奇的实质内容。我首先查找的是汉语的网站。接着，我又查找了英语的网站。最后，我又去了法语的网站。法语是那个神秘东方女子的母语。我需要更多来自法语网站的信息。我相信这些信息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交谈。经过这些查找，我总结出截瘫大概有四种发病的原因：一是外伤所致的截瘫；一是结核所致的截瘫；一是肿瘤（多见于椎体血管瘤和椎体巨细胞瘤）所致的截瘫；一是肿瘤（如子宫颈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甲状腺癌等）转移所致的截瘫。我也知道了截瘫的康复只能依靠长期的运动和理疗，在医学上并没有特效（如药物或者手术）的办法。但是，这些知识与我强烈的好奇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种语言的查找花去了我一整天的时间。我最后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直接倒在了床上。但是，我又根本睡不着。开始的时候，我胀痛的大脑在不停地为神秘的东方女子选择截瘫的原因。我不希望她的截瘫是肿瘤或者肿瘤转移所致，也不希望她的截瘫与结核有什么关系。只有外伤是我愿意接受的原因。接着，我又开始设想造成外伤的各种情境：车祸、家暴、运动中发生的事故……最后，我的大脑除了胀痛和扯痛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感觉了。我嘲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截瘫的机理却已经出现了脑瘫的症状。

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睡着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睡得一点都不好，因为我的梦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间断。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看到自己拄着拐杖，佝着身体，踩着板结的雪，摇摇晃晃地朝海狸湖边走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活到那样的地步。我更没有想到神秘的东方女子还会坐在那里，坐在电动轮椅上，跟我当年遇见她的时候完全一样。我走到她的身旁。她显然已经意识到我站在了她的身旁，虽然她并没有抬起头来。“你为什么要走近我？”她激动地问。“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我说。“我是说那一天。”她说。我剧烈地咳嗽了几声之后，指着她右手上仍然紧握着的笔说：“因为它。”神秘的东方女子将右手举到空中。“没有人会因为一支笔走近一个女人。”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坐在严寒的旷野中写作。”我说。她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大吃一惊：她的脸居然还像我当年遇见她的时候那样年轻。“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东方女人。”我情绪激动地说。说完，我将脸扭向了一侧。她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变化？我为什么已经面目全非？时间对我们的不同影响让我羞愧又绝望。

而那个最后将我惊醒的梦是一场真正的噩梦：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车行驶在一条沿海的公路上。车上坐着祖孙三代三个女人。开车的是母亲。坐在前排的是女儿。女儿的外婆坐在后排。突然，外婆和母亲为着什么事情争吵了起来。我听不清楚她们用的是什么语言，但是我肯定那是女儿不熟悉的语言，因为她没有任何反应。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很急的弯道。一辆大货车拐了过来。奔驰车猛地撞了上去……惊醒之后，我沮丧地望着夜色中的天花板，后悔自己惊醒得太早。如果梦能够再延长一点，我马上就会知道车祸的结果。我真的很想知道车祸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而且我右侧头顶仍然有明显的痛感，加上考虑到雪暴之后上山的路肯定不太好走，我决定“轮空”一天。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上面这些理由其实都是我想躲避神秘的东方女子的借口。昨天下山前那高昂的情绪到哪里去了？从贝多芬那里获得的勇气到哪里去了？对下一次交谈强烈的憧憬到哪里去了？整个上午我都在嘲笑自己的懦弱。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做。在准备午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满达到了极点。突然，我冲动地关掉炉子，背上我自己和我女儿的冰鞋出门了。上山的路果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走。头部的疼痛也早已经感觉不到。但是，中午的皇家山却没有带给我任何兴奋。我完全感觉不到清早的纯净和神秘。服务站和溜冰场上都有许多的人，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吸引我注意和引起我的兴趣。我只溜了不到十分钟就下山了。

回家吃过午餐之后，我又想起晚上将我惊醒的那个噩梦。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那样奇怪的梦进入我的大脑。它会不会与神秘的东方女子有什么关系？我真的希望她的截瘫是因为车祸或者运动造成的。我不希望她与任何的疾病有联系。接着，我又忍不住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查找关于截瘫的信息。我一口气读了五篇非常“励志”的文章。其中关于罗斯福总统的那一篇最让我兴奋，也给了我最多的启示。我相信神秘的东方女子也熟悉那些坐在轮椅上影响过世界的人们的事迹。我不知道她自己的坚定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过那些事迹的鼓励。

那些“励志”的文章给我带来了很好的心情和很好的睡眠。第二天上山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我对是不是会遇见神秘的东方女子没有任何不安。我对是不是会同时遇见希拉里也没有任何担心。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服务站里空无一人，海狸湖边和溜冰场上也空无一人。我走到自己的那一排鞋柜前，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坐下。当正在系右脚冰鞋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在接近我。我马上就意识到了，那是电动轮椅移动的声音。它一直移到了我的身后。“你不会在意我的那种态度吧？！”神秘的东方女子说。

我回过头去，看着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我其实一点都不反感你的好奇心。”她说。

她的话顿时清除了两天来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或隐或现的羞辱感，给了我一种很深的安慰。

“它很纯净。”她说，“就像皇家山的清晨一样。”

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她，却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特别的中国人。”她说。

她的这句话让我有点吃惊。“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问。

她笑了笑，低声说：“我当然知道。”

我不敢再多问她为什么“当然”知道。

她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但是却并不想为我排疑解惑。她马上转移了话题。“我以后会有些问题想问你。”她说。

“与我的隐私有关吗？”我故意这么问。

她会意地笑了笑，将电动轮椅转了一个方向，开动起来。但是她马上又停下，回过头来用很严肃的目光看着我，问：“你去过圆明园吗？”

这出其不意的问题让我的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不知道神秘的东方女子为什么会突然问一个如此特别的问题。我有很多的理由相信这问题触犯了我的“隐私”。但是，我不想让我们的交谈再一次夭折于“隐私”。“我当然去过。”我模仿着她的语气说。

她没有再问下一个问题。她将电动轮椅开出了服务站的主入口，然后沿着雪地上唯一的通道，朝着海狸湖边开去。

直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神秘的东方女子才从我手里的那份报纸上撕下一角，在上面写下了她的名字以及它的英文拼法。那距离我第一次看到她已经将近七十天了。然后，她指着那两个汉字，要我告诉她用普通话怎么发它们的音。“密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声读出了她的名字。她马上学着发了一遍。她发得很准确，也很动听。然后，她指着那个“密”字，用在我听来意味深长的声音说：“这就是密云水库的那个‘密’字。”这是她留在那个冬天里的最后的声音。这也是她留在我的生命中的最后的声音。

我

就这样，希拉里和密和同时进入了我的生活。她们散发出不同的能量，就像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她们又都与皇家山纯净寒冷的清晨那么协调，那么和谐。她们将皇家山变成了“我”的皇家山，或者说变成了“我们”的皇家山。更不可思议的是，从与她们最初的谈话开始，我就已经察觉到她们都与我的祖国有着非常奇特的联系。这种联系更加深了我对这两个深不可测的生命之谜强烈的好奇。这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在这最奇特的冬天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皇家山上相遇。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必然的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必然的相遇？

在这最奇特的冬天到来之前的那大半年时间里，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灾难：一是我妻子的离去，一是我女儿的离开。这两起灾难将我的精神状况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进入秋天，我的孤独感突然变得那样强烈。我的内心一片灰暗。我的眼前一片灰暗。我对蒙特利尔斑斓的色彩完全失去了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颗被抛落在时间的潮汐里的沙粒：世界对我已经没有需求，我对世界也已经没有需求。在冬天将至的时候，这强烈的孤独感开始转化成为身体内部此起彼伏的疼痛。不管是在焦躁不安的深夜，还是在昏昏沉沉的白天，我都经常会遭受那种疼痛的攻击。它令我疲惫。它令我绝望。它彻底改变了我对时间，尤其是对“未来”的态度：我不仅不再憧憬，也不再焦虑。我只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未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希拉里和密和同时进入了我的生活。

这个冬天到来之前，我已经在蒙特利尔生活了十五年。注意，这里的“生活”其实是错误的措词，因为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像许多中国家长一样，我妻子也说我们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或者说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良好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成长、发展。而触发她移民之心的也正是中国的教育问题。那还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年春节，她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很晚才回到家里。从她进门的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她肯定在外面受了什么刺激：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她顾虑重重，她的每一个眼神都表明她忧心忡忡。上床之后，她直挺挺地平躺着，双眼紧闭，双手合在胸前，如同一具僵尸。我想将脸贴到她的脸上，她却猛地将脸侧向了一边。我想将手伸进她的睡裤，她却嫌恶地抓住它，将它扔到我的身上。“我很想。”我轻轻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她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很生硬的口气说，“我现在只想移民。”这是我妻子第一次向我提出移民的事。我感觉非常震惊。我撑起身体，看着她，问：“你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她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回答问题。等了一阵之后，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教育彻底没救了。”我妻子说。她好像充满了怨恨。她仍然没有睁开眼睛。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之家，从小就对中国的教育有直接的体会和强烈的批判，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也有许多的想法，甚至有不少非常激进的想法。这特殊的背景肯定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那一起关于教育的系列报道的原因。我当然认同我妻子和无数中国家长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但是，我并不认为问题严重到了一定要移民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妻子提出的时间不对吧：在她只想移民或者说只想“出去”的夜晚，我想的是亲热，想的是“进去”。总之在移民的问题上，我们一开始是完全处于对立的立场的。我的不认同让我得到了“不负责任”的帽子。这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尽管后来我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移民之后，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的选择，而她自己却经常抱怨，但“不负责任”却成了我永远无法摘掉的帽子：我女儿放弃溜冰了，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我女儿小提琴的学习没有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我女儿进大学的时候选择的是她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不是我们希望她学的专业，也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

我一开始对移民不仅没有兴趣，还充满了恐惧。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我们这些新闻专业的学生都知道“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句话。如此的定位当然意味着我的所学不可能与国际接轨。每次向我妻子强调这一点，她都会指责我是“不负责任”的父亲。“难道你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女儿去餐馆洗碗吗？！”她有一次甚至这样说。但是更多的时候，她会说，“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你会去工作”，或者“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靠你来养活我们”。我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她是特别要强又非常理智的人。她一定是确信自己能够找到工作，才敢迈出新的一步。我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不利于将来的生活。而我妻子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她说她是主申请人，我英语水平的高低首先对我们的申请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而且你还可以马上就开始强化训练啊。”她接着说。

在我们正式递交了申请之后，我妻子逼着我报名参加了一个移民英语强化班。我一贯对那种功利的强化训练不以为然。不过，这一次我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负责强化班阅读课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老师。他身体干瘦，表情严肃，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是，他对英语和阅读却充满了激情。他在第一节课上就提醒我们说要想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而要了解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用这种语言写出的文学作品。他的这种说法正好投合了我的胃口，因为我从小就对文学怀有特殊的感情，也非常看重文学与语言的天然联系。他接着向我们推荐了《动物农庄》，希望我们能够每天坚持读上一页。他说这样坚持下去，三个半月强化班的学习期间就正好可以将它读完，我们的阅读水平就会出现质的飞跃。他还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们说明文化背景的重要：他说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鲁迅是谁、茅盾是谁、沈从文是谁，肯定会被周围的人耻笑甚至鄙弃。而对我们这些将来都要去国外生活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居住国的鲁迅是谁、茅盾是谁、沈从文是谁，我们也肯定不可能赢得当地人的尊重。在参加强化班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读英语小说，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够读完一本英语小说。《动物农庄》成了我读完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我不知道是否完全读懂了它，但是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那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中国小说和任何一部西方小说的汉语译本中感受过的震撼。用英语阅读是我参加强化班的意外收获。它不仅极大地减轻了我对移民生活的顾虑，也成为了我克服孤独的重要手段。

我们是在我女儿七岁那年在蒙特利尔登陆的。之所以选择在蒙特利尔，是因为我妻子的一位远房亲戚一家已经在那里定居多年。这真是非常荒唐的理由，因为我妻子只见过那位远房亲戚一次，而且是在将近二十年之前，在她上初中的时候。而我直到我妻子决定将蒙特利尔作为居住地的时候，才知道她有那样一位远房亲戚的存在。当时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去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因为它们完全是说英语的城市，华人也比较多，也没有“独立”的诉求。但是，我妻子力排众议，选择了蒙特利尔。我猜想她从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后悔了，因为她的那位远房亲戚在机场接到我们后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感到了加拿大的寒冷。“在国内住得好好的，移民干什么呢？！”他很严肃地说，听上去就好像是在责备。我妻子的脸顿时就红了。她肯定没有想到等待在新世界门口的是一句如此泄气的话。她用毫无信心的声音回应说：“不是为了孩子吗？！”这样一句几乎只是敷衍应付的话又引起了她那位远房亲戚一阵不以为然的耻笑。“只怕是害了孩子。”他接着说，“这里的教育真是一塌糊涂。英语课上从来不教语法。历史课上除了魁北克历史，就是加拿大历史，会让我们这些从有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来的人笑掉牙齿。”我看了我妻子一眼。她的表情显得很尴尬。“还有数学，程度起码比中国低了三个年级。”那位远房亲戚继续说，“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随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就住在那位远房亲戚的家里。白天，他坚持要陪我们去办理各种手续或者熟悉环境。晚上，他坚持要我们陪他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非诚勿扰”或者“玫瑰之约”。我们告诉他，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去办理那些手续（其实我们是更愿意自己去办理）；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对于那些庸俗的征婚节目也从来就没有兴趣；我们还告诉他，我们有强烈的时差反应，需要用更多的时间休息。而他好像没有听出我们的意思，白天还是坚持要陪我们办理各种手续和熟悉环境，晚上还是要我们陪他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同时，他还是不停地抱怨，抱怨蒙特利尔的天气，抱怨蒙特利尔的饮食，抱怨蒙特利尔的医疗，抱怨蒙特利尔的交通甚至抱怨蒙特利尔的人种。他说现在走到街上看到的都是黑人和阿拉伯人，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在蒙特利尔的最初那一个星期，我们可以说就是在那位远房亲戚的抱怨声中度过的。那不断的抱怨让我们这一家本来就忐忑不安的新移民变得更加忐忑不安了。我相信我妻子的确是“很快”就后悔了。但她并不是像她的远房亲戚预言的那样后悔了移民，而是后悔自己移民到了蒙特利尔或者说移民到了那位远房亲戚的身边。所以她没有像原来一直打算的那样，在那位远房亲戚家的附近找一套公寓租住，而是选择住在了城市的另一侧，与那位远房亲戚家差不多成对角线的位置。而且她一次次地谢绝了那位远房亲戚请我们过去吃饭的邀请，也从来没有邀请过他和他的家人过来吃饭。我们渐渐疏远了……开始每年还见一两面，大概五六年之后，就差不多完全没有来往了。我最后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妻子离去的消息。

我们移民的申请刚获得批准，我妻子就已经在开始积极寻找工作的机会。在登陆之前，她已经寄出过近二十份申请。而在我们搬进租住的公寓之后，她更是全力以赴。她是一个特别好强又永远都没有安全感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内心肯定会充满焦虑。而从进入蒙特利尔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听到的那些抱怨当然就更加重了她的危机感。看到她起早贪黑地找信息写申请，看到她情绪波动地查邮件等消息，我心里非常难受。有一天，我忍不住劝她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焦虑。可是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感激，还冷冷地回应说她不可能像我那样“不负责任”。我从此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按照我妻子的安排，我们一起注册了政府资助的法语课程。我们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学习法语，而是为了获得政府发放的助学金。但是，那份微薄的助学金得来并不轻松。因为我们变成了两个全日制的学生：不仅每天都要上课，在课堂上要学的内容很多，而且在课后还要做大量的作业。同时，我们还要照顾家里的另一个全日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我妻子还在心急如焚地寻找工作……每天我们都会有疲于奔命和疲惫不堪的感觉。好在我们的女儿非常喜欢新的环境，每天都快乐无比，而且法语很快就能够应付自如了。这对我们当然是至深的安慰。

法语课程的第一期还没有结束，我妻子就得到了那份在儿童医院实验室里做化验员的工作。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曾经对生物学博士在实验室做化验员这件事持什么态度。那是在我们结婚不久后的一天中午，她接到她导师的电话，得知她博士阶段的一位同学在美国的一家著名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化验员的工作。那是她学生时代唯一欣赏过的同学。我知道那天听到的如果是她的那位同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我妻子肯定一点都不会吃惊，可她听到的是她放弃自己的研究当了一名化验员的消息。我妻子首先是非常震惊。接着，她的脸上出现了不屑的表情。“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她对着话筒说，“真没有出息。”我相信我妻子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中午和那种不屑的表情。但是，收到那份化验员工作合同的当天，她显得特别高兴。那是她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她专门带着我们去了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那是我们第一次在蒙特利尔进餐馆。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妻子不仅特别关注我们的女儿，也特别照顾我，显得与我们非常亲又非常近。但是，我不仅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反而感觉到冷，一种莫名其妙的冷，一种深不可测的冷……我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我的话语里始终带着喜悦。我两次夸奖她的菜点得好。我三次夸奖我们的女儿吃得好。但是，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冷，那是蒙特利尔的冬天不可能让我感觉到的冷。

学完全部五期法语课程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又出现了一次彻底的改变。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照顾女儿和妻子的生活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白天独自在家的时候，我偶尔会感到孤独。于是，我决定重读一遍《动物农庄》。重读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我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读到了许多上次没有读到的内容，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读到的是一本以前没有读过的作品。我知道这种奇特的发现和感受与自己语言能力的增强和生活世界的改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见证的是重读本身的魔力。我突然也明白了我们住处附近那家独立书店的墙上写着的一位法国作家的名言。他说，要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读什么，而要看他重读什么。这种说法揭示了重读更深的魔力：重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文本，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他人，认识自己。

白天是我感觉最愉快的时候，因为我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也不会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而等我女儿走下校车的一刹那，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妻子对我女儿走下校车之后的生活有非常具体的安排，那不仅是我女儿必须遵守的安排，也是我自己必须遵守的安排。督促我女儿走完她母亲为她画好的流程图在我并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引起我的反感。事实上，我每天都会盼着她回来。她的快乐和进步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而我妻子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发现她与刚在实验室上班的那段时间大不一样了。她回家的时候总是显得非常疲惫。这当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她还总是显得不很高兴，有时候甚至是很不高兴。这让我对她的回来充满了恐惧。我猜想她是已经厌倦与她的能力完全不相配的工作了或者她是与同事和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但是，我不敢问。她是那么好强的人，哪怕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也根本就不会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那一天，我妻子回来的时候又是很不高兴。我让她先吃完饭再去检查我们女儿的作业。她说她根本就没有胃口，根本就不想吃饭。我将冬瓜排骨汤端到她的跟前，她看了一眼之后，象征性地喝了两口。然后，她很马虎地检查了一下我们女儿的法语和数学作业，并且很马虎地用英语给她读了一篇童话。然后，她走进我们的睡房里，并且用力将门关上。看着她这一系列情绪化的动作，我非常紧张。而收拾好厨房，回到睡房门口的时候，我从门下的缝隙发现里面没有开灯，这让我更加紧张。我犹豫了一下，推开睡房的门。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到我妻子已经躺在床上，面朝着外侧。我担心她已经睡着，所以动作非常小心，想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很快冲完凉出来之后，我摸黑找到内衣和内裤穿上，小心翼翼地在床上躺下。我完全没有想到，刚一躺下就会听到我妻子的声音。“你打算怎么办啊？”她用很清晰的声音问。

我不是太清楚她的意思。“什么怎么办？”我问。

“你总不能整天都这样在家里耗着吧。”她说。

“你不是说——”我说。

“我现在很希望你能去工作。”她打断我说。

“我怎么可能找到工作？！”我说，“你说过不会指望我的。”

“你现在的专业当然没有指望。”她说，“但是你可以重新去读一个文凭，换一个专业。”

“我还能去读什么呢？”我说。

“你知道我那个同事的丈夫在国内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博士，”她说，“现在他已经成了电脑工程师。”

我见过我妻子的那个中国同事。那是我妻子最不待见的同事，她在进实验室工作的第二天就与她发生过不小的冲突。“你不是说她很俗气吗？”我故意提醒说。

“可是她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丈夫，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她说。

她的话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提醒自己不要回应。我不想再这样交谈下去。

这时候，我感觉我妻子转身侧向了我。“你也去学一个电脑文凭吧。”她说，“你这么聪明，肯定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对电脑没有一点兴趣。”我说。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这就是你的问题。”她说，“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我不想与她争辩。我不想再这样交谈下去。

我妻子也沉默了很久。在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的时候，她突然又开了口。“你总不能每天都闷在家里读那本关于动物的书吧。”她说。

她这么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她从来就反对我读小说。每次看到我在读小说，她就会提醒我不要读“毫无用处的书”。我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态度。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她这位生物学博士不知道《动物农庄》并不是一本关于动物的书。但是，她为什么会突然“指望”起我来？我觉得这很奇怪。我觉得这与她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我转过身来，面对着刚才还在羞辱我的女人，问：“你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我去找工作呢？”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不想工作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如此好强的女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对我完全是晴天霹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收到合同的那天她带我们去唐人街吃饭的情形。那种莫名其妙又深不可测的冷又一次浸透了我的全身。过了很久，我才鼓足勇气，用充满困惑的声音问：“为什么？”

我没有想到我妻子会回答得那么迅速和那么肯定。“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应该接受的工作。”她很激动地说。

我打了一个猛烈的寒颤。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她。我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安慰我自己。我颤颤巍巍地将我的右手放到她的腰部。她的身体轻轻抖动了一下。接着，她用她左手的食指顶住了我的下巴。这是出其不意的动作。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它让我感到了我从来没有从她那里感到过的温情。我的眼眶湿了。我抓住她的手，将它贴到了我的嘴唇上。就在这时候，我妻子提出了一个我以前绝对不敢相信她会提出来的建议。

我至今也不敢相信她会提出那样的建议，因为她从来就不喜欢我那位创立了两家上市公司的弟弟，也从来就瞧不起那些不是靠智力而是靠体力惨淡经营的小店主。但是，她突然提出了那个建议，她建议我去向我弟弟借钱，建议我们用借到的钱去买下我们住处附近的那家便利店。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是与领导和同事关系的恶化导致我妻子对被人雇用的工作彻底失去了信心。具体的情况我至今也不清楚。我妻子只是说，她的领导“种族歧视”，她的同事“嫉贤妒能”。至于他们是如何地“种族歧视”和怎样地“嫉贤妒能”，她却从来都没有提过。在买下了那家便利店一个星期之后，我妻子就辞去了那根本就不是她应该接受的工作。我们随后十三年一成不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次常规体检的异常结果，那样的生活现在肯定还在继续。

我们的便利店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门，晚上十一点准时关门，前五年全年的营业时间为三百六十五天，后面那些年改为三百六十三天（圣诞节和元旦各停业一天）。进货的任务当然由我来包揽。站店的责任则由我和我妻子来分担（在特别忙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一两个朋友过来帮忙）。我们的生活进入了超级稳定又极为单调的循环状态：明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昨天……每天都要疲于奔命，每天又都是重蹈覆辙。当然，也许在任何地方的生活都是奔劳和重复，也许生活的本质就是奔劳和重复。但如果是在国内，如果我仍然是有影响的报纸的编辑，如果她仍然是著名研究所里的业务骨干，我们奔劳和重复的方式当然会大不相同，我们奔劳和重复的意义也会大不相同。我们至少还会有时间坐下来感叹生活的无聊。在这里，我们连感叹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每年四月，要向联邦和地方政府报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意识到时间的飞逝和生活的无聊。

这就是我的移民生活。如果我那天在电话里将这种“个人的经验”呈现给我那位中学同学的太太，不管她将加拿大视为火坑还是冰窟，她都肯定马上就会失去知觉。移民是残忍的选择。哪怕他们是“有钱人”，哪怕他们不必为生计去辛苦，不必为生活而奔劳，只要他们选择了移民，他们就必须面对移民带来的那些最本质的问题：比如寂寞，比如屈辱，比如单调和重复，比如进退两难，比如无所适从……那是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也是感情解决不了的问题。

密和

希拉里是“健康的病人”，而密和是神秘与单纯的结合体，这两个奇特的生命之谜用她们的矛盾激活了我几乎已经被日常生活窒息的好奇，对生命的好奇。这强烈的好奇不仅又让我对“未来”产生了憧憬和焦虑，也让我对“现在”产生了从没有过的充实和饱满的感觉。而更神奇的是，它甚至让我对“过去”也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时间像玫瑰一样绽放，我的生命第一次变成了一个整体，就如同一部结构精致的文学作品。气温越来越低了，蒙特利尔正在走向严冬的深处，而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外部的寒冷。强烈的好奇让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外部的寒冷。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一样看到希拉里和密和生命中的矛盾。我不知道她们自己会不会看到她们生命中的矛盾。但是，我看到了。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平庸的移民生活之后，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之后，我为什么还会“看到”？我为什么还能“看到”？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还在困扰着我。不，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她们生命中的矛盾，我看到的是她们全部的生命，是她们的全部。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她们，我还看到了我自己，那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这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它们用整个的冬天在皇家山上画出了三条不断交叉的轨迹，就如同一首奏鸣曲的三个乐章。这首奏鸣曲是我个体生命中最奇特的记忆，也肯定是隐藏在皇家山的静谧和寒冷中的最奇特的记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奏鸣曲中的每一个音符对我依然充满了启示和意义。

那最奇特的记忆经常将我带回到困惑重重的少年时代，带回到我舅舅的身边。我是一个在小县城的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我父母是小县城里唯一那所中学的数学老师。我从小到大都住在那所中学简陋的校园里。而我舅舅是我们省里出名的诗人。他不仅常住在总是让我感觉眼花缭乱的重庆，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参观和开会，阅历丰富，交游广杂。有六年，每到暑假，我舅舅都会将我接到他那里去住一段时间。有三次，他是与我舅妈一起坐着长途汽车来接我的。有两次他是自己坐火车来接我的。而最后一次，他是开着一辆三轮摩托来接我的。与他一起来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那是在希拉里和密和之前唯一的一个激起过我强烈好奇的女人。

听到摩托车熄火的声音，我立刻站了起来，准备像平常那样冲出去一头扑到舅舅的身上。但是刚冲到门口，我就猛然停了下来：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她穿着一条紫色底上起白色碎花的裙子。她已经从摩托车上下来，正背对着我这边，弯腰从摩托车斗里取出行李。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脸涨得通红。我靠在门边，不敢再往前移动脚步。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夏天。那时候，在我们的小县城里，穿素色裙子的女人都很难看见，更不要说穿紫色底上起白色碎花裙子的女人。想到这罕见的女人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又兴奋又不安。而当她转过身来之后，我就更加兴奋和更加不安了。她完全不像我身边的任何女人，也完全不像我见到过的任何女人，她那么优雅，那么漂亮……我听见了我舅舅的声音，他要我快去帮忙搬行李，不要再愣在那里。我一脚轻一脚重地走向他们，就好像是在走近一幅画或者一个梦。

午饭之后，我母亲让那个女人躺在我和弟弟共用的床上休息，而让我们趴在餐桌上午睡。她很快就睡着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是因为我弟弟显得比我还激动，他在不停地用他的脚尖踢我的脚尖。而更主要地，还是因为她熟睡的身体离我那么近：我甚至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她的呼吸声，那像晨曦一样纯净的呼吸声……接着，我听到了我舅舅与我母亲在里屋的交谈。我听到我舅舅说她是一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她刚刚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散文是她的才华最好的证明，而她的不幸从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师长，也是出名的抗日英雄。他在她出生前三个月战死于淮海战役中的徐州。土改前夕，她母亲将她交托给一位远亲，带着她的两个哥哥逃到香港去了。她是在那位远亲家长大的。那位远亲的丈夫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铁路工人。他在单位上是通情达理又任劳任怨的劳动模范，在家里却是丧尽天良的酒鬼和暴君。每次喝醉之后，一家人都要受他的欺凌。后来，她自己的婚姻也很不幸。她的丈夫是他们工厂领导的儿子，也是她自己的同事。他一直暗恋着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对她没有一点感情。他们的婚姻是在吵闹和打斗中度过的。在他们的孩子三岁那年因伤寒死去之后，他们的婚姻也随之夭亡。

那好像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的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我完全听懂了那个故事，因为在故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她“非常不幸”了。我无法理解一个那么优雅的女人为什么一直都在遭受着生活的虐待。我也无法理解一个一直都在遭受着生活的虐待的女人为什么还能那么优雅。我觉得我母亲也在虐待她。那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她，而她对她的态度却有点像是对待自己长年不和的邻居。在我舅舅讲完她的故事之后，我母亲对她也没有丝毫的同情。“这样的女人最危险。”她冷冷地总结说。“哪样的女人？”我舅舅问。“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我母亲肯定地说。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她的危险。在去重庆的路上，我坐在摩托车的边斗里，她坐在我舅舅的身后。她小心地用身体压住了她的裙子。但是，裙子靠近我这一侧的下摆还是不时被风吹起，碰到我的身体。那是我少年时代最惬意的一次旅行。所有的细节都让我的身心感觉非常舒服。我真是无法理解我母亲的结论。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危险呢？会有什么危险呢？看着她坐在我舅舅的身后，双手扶着我舅舅的肩膀，脸上露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女人脸上看到过的迷人的笑容，我突然有一种极为幸福的感觉。我甚至也觉得她不再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了。我能够从我自己的幸福感中体会到她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危险呢？会有什么危险呢？

我对写作的敬意与少年时代在舅舅家度过的最后那个暑假有直接的联系。那个暑假，我突然对一些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过的事情产生了特别的感触。比如舅舅家总是有络绎不绝的客人。除了当地的作家、编辑和普通文学爱好者之外，有的客人还来自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他们的体型参差不齐，他们的口音千奇百怪，而他们谈论的却都是与文学和形势有关的话题。那些话题总是让我感觉世界很大很大，生活很大很大，总是让我浮想联翩、心旷神怡。听着他们的谈论，我又激动又羞愧。我羞愧自己来自一个那么小的县城，来自一个那么平庸的家庭。那个平庸的家庭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客人。而那几个永远不变的客人不仅有同样的体型，操同样的口音，谈论的也是同样的话题，永远不变的话题，永远平庸的话题。那些话题让我觉得世界和生活都很渺小，都很无聊。

让我对写作产生敬意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还不是那些飘在空中的谈论，而是一份印在报纸上的文本，一份我可以用手指触摸到的实实在在的文本。很奇怪，我舅舅经常拿着发表了他的作品的样报给我看，我却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那一天，他从他正读着的那本鲁迅散文集里取出一份剪报递给我，说上面的那篇文章很值得读。那就是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不久前在一家上海的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散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文字。我还没有读起来，就已经有很特别的感觉了。那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就像她裙子的下摆轻轻地扑打着我的身体引起的感觉一样。我突然对被印刷出来的名字和被印刷出来的文字充满了敬意，我突然对写作本身充满了敬意。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一遍一遍地读着那篇散文，从不太懂读到有点懂又读到不太懂又读到有点懂……那种非常惬意的感觉始终荡漾在我的身体里。那种非常惬意的感觉至今还荡漾在我的身体里。

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是我舅舅家最特别的常客。她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会过来一次。她的每一次到来都让我特别兴奋。而自从读过她的那篇作品之后，看着她的感觉就变得更加神奇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她特别真实，因为她就是那篇散文的作者，她就站在我的跟前；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她很不真实，因为我可以一遍一遍地阅读她的文字，我甚至可以用手指触摸到她的名字，而她本人却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危险，会有什么危险。她总是坐在书房最角落的那张椅子上，手里总是握着一个笔记本。有其他客人在场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只有我舅舅在的时候，她会向他提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我舅舅的任何回答对她都好像很有分量。她看我舅舅的那种眼神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是崇敬的眼神，那是发自内心的崇敬。我从此再也没有在其他的女人那里看到过那种眼神了。那种眼神也让我觉得她不再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能够从我舅舅的幸福感中体会到她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危险呢？又会有什么危险呢？

那一年，我母亲提早了两天来重庆接我。我很不高兴她突然的提前出现。但是，她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敢有任何的抱怨。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我母亲开始也一直都没有说话。我想让她高兴起来，告诉她这是我在舅舅家玩得最开心的一次。她显然并没有高兴起来，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我接着又告诉她，我舅舅让我读了那篇证明那个女人“很有才华”的散文，我不是太懂，但是感觉写得很好。我母亲说我在给她的上一封信里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从她说话的语气，我知道她还是没有高兴起来。我接着又告诉她，我现在也有点爱上写作了，每天写日记和每次给她写信都觉得很愉快。我母亲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说：“不要随便跟着别人学。”她好像比刚才更不高兴了。我非常沮丧，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沉默了一阵之后，我还是忍不住问，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危险。我母亲又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说：“她会让你舅舅鬼迷心窍。她会让你舅妈精神崩溃。”我母亲说话的方式比她说出的危险更让我恐惧。我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母亲突然告诉我，以后她不会再让我去舅舅家过暑假了。这突然的告知让我感觉非常震惊，也非常委屈。“为什么？”我着急地问。我母亲看着我，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因为你已经不是孩子了。”

那天晚上，我从父母亲的低声交谈里知道了我母亲提前接我回来和以后不让我再去舅舅家过暑假的原因。是我给她的上一封信引起了她的焦虑。“这孩子已经在开始接受不良的影响了。”我母亲说。

“没有那么严重吧。”我父亲说。

“你看看他最后那封信就知道有多严重了。”我母亲说。接着，她叹了一口气，又说：“女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自己不也是女人吗？！”我父亲说。

“所以我才知道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母亲说。

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坐在严寒中的海狸湖边，这样的景象并不足以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密和之所以引起我强烈的好奇是因为她还在写作，在埋头写作，对严寒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写作是我少年时代的激情，是由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引发的激情。“开始接受不良的影响”的那一年秋天，我瞒着所有人给发表那个女人那篇散文的报纸投过稿。收到退稿信之后一星期，我又投了第二次稿。收到第二封退稿信之后一星期，我又投了第三次稿。我没有收到第三封退稿信，也没有再投第四次稿。我对写作的激情被“三投不中”的羞辱扑灭了。但是，对写作和写作者的敬意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是这种敬意让我对密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也没有能够写下去。在我进高中那一年，她也像我舅妈一样精神崩溃了。我母亲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同情。“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她用有点得意的口气说，“按照从前的说法，这就叫‘报应’。”而我舅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写出过新的作品了，在我母亲看来，那当然也是“报应”。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密和我自己对写作的敬意来自何处。但是，我经常觉得密和与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她们都很单纯，又都充满了神秘感。她们又都热爱写作。当然，如果密和永远不出版她的作品，我就永远不可能知道她是否也“很有才华”。还有，因为密和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她是否也“非常不幸”。但是，我感觉她与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有某种共同的不幸。这是非常奇怪却又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我在第一次与她交谈之后就有的感觉。我感觉密和也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有，与希拉里正好相反，在服务站里，密和总是坐在那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落。这与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也非常相像。她坐在我舅舅书房角落里那种安静的样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与密和好像都有很深的羞涩，都不愿意被人注意。

因为总是穿着黑色的外套和棉裤，密和每天都围着的那条深红色的围巾会显得非常突出。第一次远远看着她坐在海狸湖边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其实就是那条深红色的围巾。在第一次与她交谈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注意那条围巾。当时，我有一种更奇怪的感觉：我感觉自己以前在哪里见过那条围巾。我还感觉它不仅仅是一条围巾，它还是一个生灵，一个好像在倾听我们交谈的生灵。

我和密和的第三次交谈也可以说是从这条深红色的围巾开始的。她开始将它放在腿上，与那张法语报纸放在一起。但是，她突然注意到了我正在盯着围巾两端绣着的那几个汉字。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围巾两端都绣着汉字，有点想将它们辨认出来。密和非常紧张。她抓起围巾，将它挂回到脖子上，并且小心地将两端的汉字隐藏到内侧。接着，她很尴尬地笑了笑。我也很尴尬地笑了笑。这一次，她没有责备我又在窥探她的隐私。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接着，她将那张法语报纸递过来，指着上面那张示威的照片，问我最大的那条横幅上写的是什么。那是为报纸上那篇关于中国和日本领土纠纷的长篇报道所配的照片。根据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出现了反日示威游行。照片中那几位市民高举的是写着“保家卫国”四个大字的血书。

听完我的解释，密和的脸上出现了沮丧的表情。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仍然仇视日本。”我说，“我相信也会有很多日本人仍然仇视中国。”

密和沮丧地看了我一眼，说：“仇视必然导致悲剧。”然后，她指着我们跟前的垃圾桶说：“还是将这仇视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吧。”

我将报纸扔到垃圾桶里之后，又坐回到密和身边的那一排鞋柜上。她刚才说过她有一些关于北京的问题想问我。“我一点都不熟悉现在的北京。”我说，“我所熟悉的北京已经不存在了。”

“包括圆明园吗？”密和问。

我没有觉得特别意外，因为她上次已经问过我是否去过圆明园的问题。“是的，”我说，“我从电视上看到过，圆明园也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它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样子？”密和接着问。

我没有想到她还会继续追问我记忆中的圆明园是什么样子。我闭上了眼睛。我马上就回到了那个与我的乡愁密切相关的地方，非常激动。“那时候，它还不是公园，还没有围墙。”我说，“它还只是一片废墟，真正的废墟。”

“那正是我想看见的圆明园。”密和说。

我睁开眼睛。我激动地看着这激起了我强烈好奇的神秘的东方女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圆明园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想“看见”那一片真正的废墟。难道她知道那是我在大学时代的避难所？难道她对我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也想窥探我最深的隐私？

“你现在还能看见它吗？”密和问。

“非常清楚。就好像在我的眼前。”我说。

“我没有想到你对它这么熟悉。”密和说。

“我经常去那里。”我说。

“有多经常？”密和问。

“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比我去得更多。”我说，“它是我大学时代的避难所。”

密和紧紧地抓着她围巾的两端，用充满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会遇见一个对圆明园这么熟悉的人？”密和问，“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

她的问题又深深地触动了我的记忆：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这是已经尾随了我三十多年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我不想自己又一次被这问题缠住。“你想知道什么？”我故意用平静的声音问。

密和还是用充满惊奇的目光看着我。“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吗？”她低声问。

“应该说是凄凉。”我说。

密和低声重复了一遍“凄凉”一词。

“那凄凉的景象正好与我孤僻的性格相合。”

“废墟的四周应该有一些农田。”

“还有一片一片的沼泽。”

“我现在好像真的看见了那些沼泽。”

“还有果树林。”

“什么果树？”

“我不太清楚。应该有桃树、杏树、苹果树。”

“我还能看见一片一片的灌木丛。”

“是啊。有些小路的两边都有灌木丛，骑车走在里面就像在走迷宫。”

“那些小路有多宽？”

我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她那些小路大概就是一米多宽。

“那与我的想象差不多。”

“你的想象？”

“是啊，我有许多关于那一片废墟的想象。”

我刚想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又怕再次触碰到她的隐私，不敢问。

密和好像看出了我的尴尬。她叹了一口气，用伤感的语气说：“我很想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

“一八六零年十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英法联军——”

“不，不是这个。”

“那还有什么？一九零零年的八国联军？”

“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的内容。”

那还有什么？我看着密和，突然想起了雨果的那封抗议信。我问她是否读过那封激情的抗议信。我想那也许是关于圆明园最著名的法语文献。“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在洗劫，另一个强盗在纵火。”我大声朗读着说。

“我当然读过。”密和说，“那也是教科书上的内容。”

“还会有什么？”我着急地问。

密和看着我，用伤感的语气说：“比如一九七四年发生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我很奇怪她会说出的年份。那是我看见了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的年份，也是我痴迷写作的年份。“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一九七四年与圆明园有什么关系。”我说。

密和突然将头仰起，靠在电动轮椅的后背顶上，并且闭上了眼睛。“而且是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她低声说，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是冬天？”

“因为冬天是播种的季节。”密和说，“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冬天。”

为什么冬天是播种的季节？这违背常识的说法让我好奇又不安。我不敢问她为什么，我怕又会不小心触到她的隐私。“一九七四年的冬天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说。

“一定发生过。”密和还是低声说，“我知道一定发生过。”

密和的话将我带进了更深的疑惑之中：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听到一个很严厉的声音在我心里责问。那一片废墟是我在北京最熟悉的地方，而密和却只能通过想象去“看见”，她的知道与我的不知道都让我无法接受。一九七四年的冬天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这是新的疑惑。与希拉里一样，密和也不断带给我新的疑惑。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这两个生命之谜之间存在着一个奇特的悖论：强烈的好奇让我不断接近她们，而越接近她们，我对她们的疑惑就越深就越多。

我感到我与密和的这第三次交谈已经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我还很担心希拉里会突然出现。我一直很担心我们三个人的面对。那至少会让我感觉非常尴尬。我站起来准备与密和道别。同时，我从背包里取出两天前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的那本书，问她是不是读过。那是一位旅居伦敦的华裔女性作家写的畅销书。密和说她知道那本书，但是没有读过。我将书递给她。我告诉她，我读过那本书的英语原版，这法语译本是特意为她买的。“它写的是三代中国女性的故事。”我说，“你也许会感兴趣。”

密和接过书之后，端详了一阵它的封面。然后，她看着我，用严肃的口气说：“其实我更想了解的是中国男人。”

这出其不意的表白！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已经涨红得无所适从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你想了解他们什么呢？”我故作镇静地问。

“比如一个中国男人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日本女人。”她很严肃地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更加不知所措了。她这是在谈论她面对的现实，还是在谈论她从前的想象？我没有勇气再这样交谈下去了。我背好背包，准备走开。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密和会突然再逼我一步，将我逼到更加尴尬的境地。她指着希拉里平时坐的那个位置，用毫不犹豫的语气问：“她是谁？”

原来她已经注意到了希拉里！或者应该说，她已经注意到了我与希拉里的关系。我感觉非常尴尬。我想了一下应该怎么回答才不会让密和不满意和不高兴。“一个朋友，”我说，“就像你一样。”

密和显然不满意也不高兴我的后半句回答。“像我一样？！”她用挖苦的语气说。

我意识到我们的交谈进入了非常敏感的地带。我提醒自己要尽量少说，必须说的时候也要小心措词，要避免意想不到的误会和伤害。

密和好像一时也找不到话题。她沉默了一阵之后才突然问：“你觉得她漂亮吗？”

这又是一个陷阱。我提醒自己。如果我回答说我觉得，她可能会不高兴，而如果我回答说我不觉得，她肯定会认为我是在撒谎，会更不高兴。我还是没有回应。

“她的皮肤那么好，而且好得那么天然。”她说，“不像我。”

我继续提醒自己这还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她的说法，她肯定会不高兴，而如果我告诉密和，我其实更喜欢她黝黑的皮肤，她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撒谎，会更不高兴。我提醒自己还是不要回应。

密和又看了一眼希拉里平时坐的那个位置。“我那天看到你们坐在那里。”她说，“靠得那么近。”

我知道她这是在故意让我知道她的知道。或者说，她这是故意要让我感觉尴尬。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她在给我讲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冷静地解释说。

我的解释显然出乎她的意料。“莎士比亚？”她说。

“是啊，”我说，“她是莎士比亚专家。”刚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我相信密和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

密和果然有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们不一样。”她说，“她是专家，我什么都不懂。”

我暗暗地责备自己又说了蠢话。这时候，我想起了希拉里关于她“只读莎士比亚”的说法。我想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那其实也是她的缺陷。”我说，“她说她只读莎士比亚。”

我的话好像是印证了密和的什么想法。她有点兴奋地看着我，问：“你觉得她健康吗？”

我不敢暴露我对希拉里的真实感觉。“她溜完冰还去滑雪，应该很健康。”我说。

“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病人。”密和说，“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有这种感觉。”

她的感觉（也许应该说她与我的同感）将我的尿都吓了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怎么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不敢暴露自己的同感。我只是用充满诧异的目光看着她，同时我紧紧地夹住了自己的双腿，不希望出现更为尴尬的场面。

“她一定受过伤。”密和说，“心理上的伤。”

“所有人都受过心理上的伤。”我说。

“但是她伤得很重。”密和说，“我能感觉得到。”

希拉里那一天对“中国”的反应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种反应与她的受伤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而且我能感觉得到那肯定是致命的伤。”密和接着说。

我相信密和还不可能感觉到那致命的伤会与“中国”有什么联系。我不想再这样交谈下去了。这是密和第一次与我谈起希拉里。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的第一次“面对”。从这一天开始，我意识到我们的轨迹已经在互相交叉和影响。我非常清楚，这复杂的交叉和影响将会让严寒中的皇家山更加忧郁，将会让整个冬天更加忧郁。

我

孤僻的性格和浓烈的乡愁决定了我与圆明园废墟的特殊关系。现在想起来，在北京求学的那六年可以算是我的第一次移民经历。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遭受乡愁的袭击，也经常会有异化和漂泊的感觉。圆明园废墟是我最重要的避难所。第一次无意中从它旁边经过，我就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对我的呼唤和我对它的依赖。我现在想，或许每一个孤独的生命都拥有一片能够与它对话的废墟。而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发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片废墟。我很幸运。

与那一片废墟的特殊关系是我的隐私。在密和之前，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种特殊的关系。是的，我经常去那里。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比我去得更多。用夸张的方式说，我熟悉那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秘密……但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发生了什么？我特别喜欢那里的冬天，因为冬天的所有细节带给我的都是非常强烈又非常真实的感觉，或者说“非常废墟”的感觉。我每次总是先要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发现一处“新”的遗址。但是最后，我总是会回到西洋楼大水法的遗址，在我最钟情的那块石头上坐下。那块带花饰和有弧度的石头原来应该是一个拱顶的一部分。它当然已经没有昔日的虚荣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它仍然保持着一种甚至能让时间敬畏的尊严。我经常只是茫然地面对着四周的凄凉，什么都不想。但是有时候，一些古怪的想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比如我会想遭受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烧毁可能就是圆明园必然的命运。或者说只有经过那样的劫难，圆明园才变成了真实的圆明园。这样的想法当然马上就会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历史上有太多的“真实”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历史本身的悲剧。想到这里，我自然又会想起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她就是经历了无数的破坏之后才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能够从她神秘的沉默中体会到那些破坏的残酷。我也能够从她最后的崩溃体会到那些破坏的残酷。听到她精神崩溃的那天夜里，我悄悄地躲在被窝里哭了。我不仅为她的结局伤心，也为我母亲的说法难过。我母亲的那种说法也是一种破坏啊，甚至是更残酷的破坏啊。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语言的恐怖。其实不管我母亲怎么说，她都不可能改变那个女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是第一个令我感动的女人。她是第一个令我好奇的女人。她是第一个令我心酸的女人。她还是第一个令我迷上了那种特殊的香味的女人……她工作的地方是重庆最大的生产糖果和饼干的国营工厂。在刮西南风的日子里，在我舅舅的家里就可以闻到从工厂方向飘来的那种特殊的香味。每次我痴痴地站在书房的窗前，贪婪地吸入那种香味的时候，我舅舅也都会凑过来，深深地吸入一口。“这种香味总是激起我写作的冲动。”他深情地说。我知道他正在想念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在她精神崩溃之后，我舅舅再也没有写作的冲动了，尽管我相信在刮西南风的日子里，那种香味还是照常从那家工厂的方向飘过来。

在读完本科之后，我又接着读完了一个两年的硕士课程。那六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坐在西洋楼大水法遗址的那块石头上，倾听深深的孤独和浓浓的乡愁。那无疑是我在北京度过的最惬意的时光。我对那些时光有许多的记忆。而最清晰的记忆当然是我的倾听曾经被打断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八三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当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我舅舅开着摩托车接我去重庆的路上的场面。走了有一多半路程的时候，我们曾经停下来在路边的一户农家吃了一顿便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农家的女主人一直坐在正门边的那张椅子上，用很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你们真是幸福的一家。”她一共这么称赞了四次。第一次这么称赞的时候，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对我做了一个鬼脸。那夸张的表情让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了“家”的温馨。

正当我重新陶醉在那温馨感觉之中的时候，有人在我的肩膀上碰了一下。我惊愕地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穿得很朴素，长得也很清秀的女孩。“你能帮我照一张相吗？”她问。我接过她递过来的相机。她让我就站在原地，她自己则敏捷地踩踏着乱石，走到了残存的拱门边。她指挥我为她拍了用左手抚摸着拱门、用左肩和用后背倚靠着拱门的三张照片。然后，她又敏捷地踩踏着乱石，回到我的跟前。“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了你的沉思。”她说。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将相机递给她。“我只是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件小事。”我说。尽管我知道那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从那个瞬间之后，我再也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过“家”的温馨了。

女孩将相机装进皮套，再放回到背包里。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你肯定经常到这里来。”

她的肯定让我非常好奇。“你怎么知道？”我急切地问。

女孩抿了抿嘴（这后来成了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动作），说：“刚才走近你的时候，我感觉你就像是这废墟的一部分。”

我有点不敢相信一个刚刚走近我的女孩会对我有如此奇特的感觉。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四周，我觉得自己和那整个的世界都非常融洽。

女孩看了看手表。我以为她马上会要离开了，没有想到她却坐了下来，坐到了我刚才坐的石头上。她用手拍着石头，示意我也坐下。“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说。

我在她身边坐下。“因为一个特别的日子？”我问。

女孩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看得出来，你对废墟很有感觉。”我接着说。

“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象。”女孩说。

“跟你的想象一致吗？”我说。

“差不多完全一致。”女孩说，“我甚至想到了你。”

“我？”我吃惊地问，不太相信她说的话。

“其实不是你，”女孩说，“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我侧过脸看着她。我觉得她的这种说法很有意思。

女孩没有侧过脸来，而是仰起头，望着灰暗的天空。“我想象会在这里遇见一个我必然要遇见的人。”她说，特别突出了“必然”两个字。

我激动地看着眼前这个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女孩。灰暗的暮色已经让她的面容显得不是那么清晰了，甚至她的声音都会显得有点含混，但是她却给了我纯净无比的感觉。不是她的外表，是她整个的生命。这感觉告诉我，生活对她是多么地宠爱：她肯定没有遭受过任何破坏。她肯定不可能遭受破坏。她永远都是最初，永远都是自己，永远都是完整的生命……这感觉也告诉我，这个与我分享着黄昏和废墟的女孩肯定来自非常特殊的世界。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生活对她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在有机会显露才华之前，她已经遭受了所有的破坏。

我们一直交谈着……她告诉我，她是美术学院油画系三年级的学生。她告诉我，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纯净无比的夏加尔。她告诉我，她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所以家里人给她带上了“造反派”的帽子。当她的同学们都向往着将来在纽约或者巴黎那样的大城市生活的时候，她向往的却是能够在偏僻的乡村过桃花源式的生活：种自己喜欢吃的菜，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画自己喜欢画的画。她告诉我，与图像相比，她更着迷的是文字，阅读能激发她最大的热情。她尤其喜欢读那些读起来很费解的作品，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我曾经有两次独自在废墟里过夜的经历，也经常在深夜里进出废墟，废墟的黑暗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恐惧。但是那一天，看着越来越暗的天色，我却越来越恐惧。我知道那恐惧来自她带给我的那种纯净无比的美感以及我的责任感。我必须为那纯净无比负责。我害怕她会遭受黑暗的伤害。而她本人却始终都非常放松，思绪和表达都完全没有受到天色的影响。直到我第三次提醒时候不早了，她才站了起来。她的自行车停放在废墟的另一侧，我推着我的车陪她绕了过去。然后，我在前面带路，她紧跟在我的后面。从她说话的语气，我知道她非常放松，对黑暗没有丝毫恐惧。“在想象中，我遇见的那个人也骑着车在前方为我引路。”她大声说。她的放松也稍稍减缓了我的恐惧。“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路。”我有点得意地说。

随后的两天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每天都会激动地回忆起我们充满诗意的交谈。我每天也都会对着她在我们分手的时候留在我笔记本上的通讯地址发呆。第三天的下午，写完“中国新闻史”课上的第一篇论文草稿，我马上骑车朝圆明园废墟奔去。我没有去做新的发现，而是直接就骑到了西洋楼大水法遗址跟前。我走近我最熟悉的那块石头。我蹲下去，将脸贴到石头冰凉的表面，并且用双手抱住它，激动地抚摸起来。那已经不再是原来那块我最熟悉的石头了。那已经是我们一起坐过的石头了。那已经是被我们的语言和记忆缠绕着的石头了……我从书包里拿出信纸，趴在石头上，激动地写下了给她的第一封信。我告诉她，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一直在思考她在分手的时候问我的那个问题。我告诉她，我的想法与分手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我现在相信我们的相遇是出于必然，而不是出于偶然。

我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告诉我，她也相信我们的相遇是出于必然，不仅因为其中的许多细节与她的想象完全一致，还因为我们的交谈非常流畅。她说她看得出，我能够而且愿意接受她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她建议我们用通信的方式继续我们的交谈。她接着谈到了她刚刚读完的皮兰德娄的剧本集。她希望我们在每一封信里都谈论一本自己读过和正在读的书。

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平均两天就会收到对方的一封信。这种通信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她的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她的理解力也比我深得多。她的信里面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精彩的表述。每次读完我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而我写给她的信里面只有肤浅的观点和平庸的语句。每次在将信投进邮筒的一刹那，我都充满了羞愧和自卑。她不仅从来没有嘲笑过我的肤浅和平庸，还经常很认真地对我的观点和语句作出回应。这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羞愧和自卑，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过于明显。在大的方面，如果将我们的信摆在一起，一个普通的读者很快就能看出来，她拥有自由甚至是绝对自由的精神，而我却受着各种因素和成见的制约甚至奴役。在小的方面，我们的差距也是随处可见。一个最让我感觉羞愧和自卑的差距是我在信里面谈论的书她都读过，而她在信里面谈论的书我都没有读过。一些更小的事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自卑感。比如她在一封信里谈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的“黑女士”。她说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想象诗人的那位神秘的情人，最后终于画出了一张“黑女士”的肖像。但是，她随信寄过来的“黑女士”肖像的照片却让我觉得非常滑稽。“为什么它好像是自画像呢？”我在接下去的信里面问了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而她对我的问题只有一句令我费解又震惊的回应：“我相信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我强烈的自卑感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她神秘的出身。在那个充满诗意的黄昏，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她来自特殊的世界。但是，她在书信和言谈里却从来没有涉及过她的出身。随着交流的不断加深，我越来越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关系的重要，而她刻意的回避也让我越来越在意，越来越不安。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最后会通过《推销员之死》获得解决。这让我至今也觉得不可思议。那天中午，我们一起从她学校附近往美术馆方向走。在从首都剧场门前经过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是否听说过一部叫《推销员之死》的戏剧。我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我说春天的时候我看过它在首都剧场的首场演出，而且我得到的那张退票的位置很好，在十二排的正中。我说我甚至看到了坐在前面几排的亚瑟·米勒本人。她用极为震惊的表情看着我，说了一句我无法马上明白的话。“这么说那天在圆明园废墟，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也看过它的首场演出。”她接着解释说，“而且我就坐在亚瑟·米勒身后的那一排。”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呢？！……这就是说我在那一天就应该已经看到了她的背影。这就是说，我也是首先看到了她的背影，就像她首先看到的是我的背影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都这样赞叹。接着，我们谈起了那部关于家庭和父子关系的戏剧。我说我的家庭与《推销员之死》中的家庭非常相似。我说我不喜欢虚荣心很强的父母。我说我不喜欢家庭内部的竞争。她看了我一眼，说她的家庭与《推销员之死》中的家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她也不喜欢她的家庭，她喜欢的是那种充满精神乐趣又不受社会影响的小家庭。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这么坦率地谈到自己的家庭。我更没有想到她会接着说，她其实早应该告诉我她家庭的情况。她接着说出了她爷爷和奶奶的名字。她的语气极为平静，我也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我却仍然感觉如同遭受了剧烈的电击。她说出了她爷爷和奶奶的名字。那是全中国人民都应该知道的名字。

三天之后，我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就像我的第一封信一样，那也是一封没有谈论书的信。我在信里面感谢她带给我的一切。我说她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许多看法。我说阅读将成为我终身的伴侣。我没有谈及我强烈的自卑感。但是，我又谈到了《推销员之死》。我说那部戏剧让我看到了笼罩在自卑感中的生活的灾难。我的信最后又回到了她关于必然和偶然的问题。我说相遇的必然与分离的必然并不冲突。相反，它可能恰恰预示了分离的必然。我明确地告诉她，她读到的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但是，她并没有将那当成是我的最后一封信。她的回信与她过去两个月给我的其他那些信件没有什么两样。她主要还是在谈论作品。她谈到的作品是纳博科夫的《普宁》。不过，在信的最后她邀请我在星期三的黄昏再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废墟，她说想与我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赴约，也没有给她回信。过了一个星期，她的下一封信又到了。她在信里面谈到了她对《局外人》最后两章的看法。这也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唯一的特别之处也许就是她完全没有责备我的失约。我还是没有回信。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译》。书里面没有夹她的任何文字。我知道那就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读书会解散的标志。

而第二次的打断发生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就是我第三次决定在废墟里过夜的那天晚上。我在十点三十分左右从大马路上拐入通往废墟的小路。我还是选择在西洋楼大水法遗址西面那片灌木丛里的那块空地上将自制的睡袋铺开。那是我前两次过夜的地方。我钻进睡袋之后，突然想起我外婆教我做酒糟的时候俯身查看糯米是否已经蒸熟的样子。深深的孤独和浓浓的乡愁同时涌上我的心头。我感觉天上的星星都变得模糊了，而且在轻轻地晃动。这时候，我突然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我开始以为那是我的幻觉。但是仔细一听，它就来自灌木丛的另一侧。那是一对男女不和谐的对话。“你不要犹犹豫豫。”男的说，“这样会感冒的。”“有了怎么办？”女的问。“不会有的。”男的说。“我好怕。”女的说。“不要怕。”男的说。“有了你可就完了。”女的说。“不会有的。”男的说。接着是女人一声短促的尖叫。“你慢一点。”她接着不耐烦地说。“真受不了你这样。”男的说。“你不怕吗？”女的问。“你放松一点。”男的说。“有了你可就完了。”女的说。我很紧张地跟踪着他们的对话。我当然马上就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了。但是，我不知道女的为什么说“有了你可就完了”。为什么不是“有了我可就完了”或者“有了我们可就完了”？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这些问题。而在那个晚上，这些问题放大了我的孤独和乡愁。我不知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那样不和谐地进入最亲密的时刻。我想起那个女孩在关于《局外人》的那封信里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假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局外人。我想最深的孤独其实就是因为抓不住真实而产生的孤独，而最浓的乡愁就是对“真实”这最神圣的故乡的乡愁。想到这里，我迅速坐了起来，匆匆忙忙地折叠好睡袋。我刚才听到那一对男女已经离开了。我突然感觉非常恐惧。我也决定离开。我不愿意最深的孤独和最浓的乡愁在废墟的黑暗里折磨得我彻夜难眠。我并不知道那是我的最后一次离开。我拼命地骑着车，好像是想摆脱掉虚假的追赶，也好像是想追赶上神圣的“真实”。

我的孤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可是它与我父母对孩子的偏爱也肯定有深刻的联系。我弟弟比我小五岁。我在他出生前就没有得到过我父母特别的疼爱。而自从他出生那一天起，我更是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对他的偏爱。他们总是说他“什么都好”，说我“什么都不好”。他们会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评价，也会当着客人的面说出这种评价。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评价还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天，他们去参加我的家长座谈会。听到班主任老师批评我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父母马上就起了劲。我父亲对老师的批评赞不绝口，并且希望她能发现我“更多的问题”，而我母亲将我与刚进幼儿园的弟弟作比较，感叹相同父母生的孩子不知道怎么会有“天壤之别”。我当时真是觉得无地自容。后来，他们经常重复这种经典的评价，我慢慢也就习惯了。说起来，我父母也的确是很有眼光，因为我完全没有继承他们的数学才能，而我弟弟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数学天才。他们的偏爱很多年之后得到了精确的回报。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当然只能选择文科。而我知道，家里出了一个不得不学文科的孩子让我父母丢尽了面子。甚至在我已经远走他乡之后，他们对此还耿耿于怀。

离开中国之前，我一直在广州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社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我是在硕士毕业前两个月看到报社的招聘广告的。当时，我的同学们都想留在北京，也都劝我留在北京。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对留在北京毫无兴趣的心理根源。是强烈的自卑感让我只想离开，只想尽快离开。我马上就向报社递交了求职的申请，我很快就收到了报社的录用通知。论文答辩之前两天，我就收拾好了行李，也办好了离校的手续。答辩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就离开了北京。我先回四川老家陪父母住了两个星期，然后就去广州报到上班了。最初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在报社的身份并不明确：我先是被安排在广告部帮忙，后来又被安排到总编室打杂。一直到第二年的初夏，我才正式成为“社会生活”版的编辑。

在广州的十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次移民经历。开始一段时间，我对那里的气候、语言和饮食都很不习惯。在从重庆到广州的火车上，睡我对面下铺的那位退休老师曾经劝告我说，要想在广州呆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像他当年做的那样，找一个当地人结婚。他称那种做法为“借土生根”。但是直到正式成为“社会生活”版的编辑之后不久，我才遇上可“借”之“土”。那一天，我去一家生物研究所采访。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普通话带很重口音的所长突然意识到我是他的四川老乡。他马上就问起了我的个人情况。当得知我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兴奋得差不多跳了起来。他说他们研究所有一个很朴实又很上进的女博士很适合我。她是广州当地人，个人条件好得“没有必要多说”。而她的父亲是造船厂的工程师，母亲是地税局的审计员，家庭条件也非常不错。“只是她可能会比要你大一点。”所长说，“你不会介意吧。”他将我的迟疑当成了我的默认。他马上拿起了电话，拨了一个分机号码。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他问我采访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说大概四十分钟吧。四十分钟后，将要与我共同生活二十三年的女人来到了我的面前。

她不漂亮，也不热情。她没有激起我任何的好奇。这就是我们的起点。她一直到临终的时刻也没有激起过我任何的好奇。这平淡的起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她在所长的敦促下与我交换了名片。她又在所长的要求下将我送到了研究所的门口。在随后的三个星期里，我给她打过三次电话。我们短暂的交谈也没有激起我任何的好奇。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想到又过了一个星期，她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与前三次通话的内容不同，这一次，她问到了我的生活，比如能不能适应广州的潮湿，是不是喜欢广州的饮食……新的话题将我们带到了新的起点。第二天，我给她电话，问她周末有没有时间，我想邀她去越秀公园。我没有想到她会答应得那样爽快。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所以自始至终一点都不紧张。我们先谈论了一下改革的阻力，接着谈论了一下猛涨的物价，又谈论了一下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突然，她问我以前是否交过女朋友。我毫不迟疑地说没有。她好像很高兴我的回答。她说她也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她说她一直都怀疑自己有“毛病”，因为她对异性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班上的女生除了她之外都急着找男朋友，而她却一点都不着急。她说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父母整天都在唠叨，她也还是一点都不会着急。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她的“没有太大的兴趣”让我对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没有兴趣。她不许我在散步的时候拉她的手。她更不许我在分别的时候亲她的脸……直到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坐在她的单人床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问起她小的时候受过什么委屈。她一点都不反感这有点奇怪的问题。说着说着，她的眼眶就湿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擦去眼泪之后，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那好像是我们相识以来，她对我最热情的举动。我一把捧住她的脸，猛地在她的嘴唇上亲了一下。她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惊恐万状的表情。但是，她没有责骂我。她没有。在第一次进入她身体的夜晚，她认真地告诉我，就是在那个时刻，她作出了一定要嫁给我的决定。

而我是在三个月之后，因为系列报道事件的结束，才“错误地”提出结婚的。那次事件起因于我收到的一封匿名举报信。来信人举报说，那一年全市的中考存在严重的作弊行为。我们部门的领导看过这封信之后，要求我们马上组织记者去进行调查。他还建议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做一个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系列报道。领导决定系列报道由我来负责。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从业一年多以来最有意义的工作。它唤醒了我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加班到半夜，唯恐错过了任何一条信息和任何一份材料。我们的系列报道刚一出来就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热烈关注。我们每天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接到大量的读者来电，我们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不断高涨。

但是，系列报道同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在第四期刊出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立刻停止报道的命令，理由是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们部门的领导因此被停职检查，而我则被调到了专门发布娱乐界八卦新闻的“文化生活”版。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调动，曾经找到报社人事部门的主管，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上。我的理由是我对娱乐界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而那位主管在大谈了一通报社的“发展战略”和“统筹安排”之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啊。”

我没有马上去新的版面上班。我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散散心，也想借机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前途。我最后选中了被发现不久的位于湘西的旅游景区张家界。在火车上，坐我对面上下铺的那一对情侣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他们几乎整个晚上都挤在下铺上：开始他们并排坐着，后来男人让女人躺下，自己侧身坐在她的旁边。他们在不停地说话。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亲密让我一会儿感到幸福，为他们感到幸福，一会儿感到空虚，为自己感到空虚。他们与我一起下了车，一起上了开往景区的公共汽车。在汽车上，女人始终都将头枕在男人的肩膀上，我相信我的那位生物学博士女友永远都不会理解这种生物性的行为。下车之后，他们去了另外的客栈。我以为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他们了。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在一条小溪边的草丛里，相拥着安详地睡着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由啊！我马上就想起了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与我“必然”相遇的女孩。她就像是自由的化身。如果我们一起来到这纯净无比的世界，我们可能也会在草丛中熟睡。我抬头看了一眼碧蓝的天空。我想那一对男女刚在草丛中躺下的时候，一定对这绝美的天空发出过由衷的感叹。只有自由的心灵才懂得这绝美的天空。我羡慕他们。我嫉妒他们。突然，我感觉自己离开大都市走进大自然来的目的已经达到。我知道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过了。我急着想回去。我急着坐上了回广州的火车。回到广州之后，我直接从火车站去了生物学博士的办公室。我一路上一直想的是要断绝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感也没有让我享受到自由的来往。也就是说，我要对交往了半年的生物学博士说不。可是站在她的面前，我说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我说我们结婚吧。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逆转。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后就办好了结婚手续。我们在一个月之后就办完了结婚仪式。

在我们办好结婚手续之后不久，我的妻子问过我一个问题：她问将来如果她瘫在了床上，我会不会照顾她。我不喜欢她问这种很俗气的问题，它让我感觉到她没有活在“现在”，而是活在“未来”或者说活在对“未来”的焦虑之中。“你不会瘫在床上的。”我说。“如果呢，万一呢？”她追问。“不会有那样的如果。”我固执地说，“不会有那样的万一。”我妻子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她说这种态度说明我不爱她。她的确没有激起过我的爱。但是如果她瘫在了床上，我肯定会照顾她，而且是精心地照顾她。这一点她应该比我自己更加清楚。但是那种照顾是多么虚假，多么不真实啊：它完全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神秘的迷恋或者比迷恋更加神秘的爱。密和激起了我的这种迷恋。她让我一见到她就产生了想要照顾她的激情。在我们谈到中国男人的那个夜晚，我梦见了我们“可能”的激情生活。我将她从电动轮椅上抱下来。我将她抱到床上。我为她脱去一层层的衣服。我用温热的毛巾为她擦洗身体。我的指尖有时候会轻轻地碰到她的身体。它让我充满了感激。甚至她身体上毫无感觉的部分都让我充满了感激。这就是迷恋。这就是能够克服时间和一切隔阂的迷恋。密和跟踪着我手背的运动轨迹。突然，她哭了。她要我马上走开。她求我马上走开。她说她太黑太丑。她说她母亲从小就这么说她，说她黑说她丑。我激动地跪到了床边。我将脸贴到她的脸上。“你是我的白雪公主。”我激动地说。“白雪公主”是我八岁那年第一次去舅舅家过暑假的时候，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过的故事。四十年后，我终于在冰天雪地的蒙特利尔看到了她：她坐在严寒的清晨里，她坐在电动轮椅上，她坐在孤独的海狸湖边，她在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

希拉里

随着与希拉里交往的加深，我强烈的好奇也渐渐从她的表情和行为转向了她的语言。像我妻子一样，她对我说的话也经常会有突然和强悍的反应。但是与我妻子的反应正好相反，希拉里的反应从来就没有给我留下过她在逞强或者她很好强的印象。她的反应让我看到的是智慧或者是智慧引起的绝望。比如那天我用赞赏的口气提到了“文明”一词。她马上打断了我的话。“文明一无是处。”她说，语气十分肯定。我开始有点想问她为什么会有如此负面的看法。但是我马上又觉得，话说到这种地步又说得这么肯定，再问这种“为什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也许就是智慧（我感觉与道家的哲学有点类似），这当然也是绝望。按照密和的看法，希拉里受过“致命的伤”。这样的智慧和这样的绝望是不是与那种受伤也有关系？

又比如那一天在溜冰场上，看到我停在那里欣赏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她也停了下来。她告诉我，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中，她最着迷的是那些弦乐四重奏。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它们很像是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的对话。”她奇特的回答令我心头一紧。我以为她是在暗讽我现在的生命状态：随着我妻子的离去和我女儿的离开，我的生活中本来已经没有女人了，可是突然，希拉里和密和同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而她们又不断勾起我对第三个女人的记忆……又比如那一天在《十四行诗》里读到“孤独”一词。她猛地抬起头，仰望着服务站的顶板，大骂了一声“Fuck”。这当然是与她的优雅完全不相配的咒骂，但是在那个时刻，我却觉得它非常精准又非常真实地表现出了她的性格。“这他妈的孤独！”她说，“它是癌症，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癌症。”

在听到她这种咒骂之前，我以为她根本就不怕孤独。不管是她超乎寻常的健康，还是她神秘莫测的病态都让我这样以为。“你也怕孤独吗？”我小心谨慎地说，“我原来以为你不会怕。”

“我当然怕。”她有点冲动地说，“我觉得我比谁都怕。”

我想起自己在与她和密和相遇之前的那种精神状态。我想象不出比我自己对孤独的恐惧更恐惧的感觉。

“孤独是错误的摇篮。”她接着说，“我相信人一生中犯的所有错误都起源于孤独。”

我觉得她的这句话非常哲学，也很有诗意。但是，它与我自己的情况好像并不相符。我拆散了从圆明园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读书会应该是一个错误。可是，它好像并不是起源于孤独。还有我从张家界回到广州之后，面对着没有引起过我任何好奇的生物学博士，没有说出一路上一直想说的话，却说了相反的话，这也应该是一个错误。可是，它好像也不是起源于孤独，或者不完全是。

“一个诗人说‘是上帝将孤独传给了他最渺小的造物’。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不能接受上帝的原因。”她接着说，“他将孤独传给人，就是想为人去犯错误创造条件，这样，人就会需要他那样的救世主。”

这亵渎的语言让我看到的同样是智慧和绝望。我想起在我妻子的弥留之际，我们为她做过的那些祈祷。希拉里会怎么看待我们的绝望和我们的求助呢？她又会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呢？很清楚，她不仅远离上帝，也远离整个世界，这种“远离”到底与智慧更有关系，还是与绝望更有关系？……她仍然在激起我的疑惑。她仍然在激起我强烈的好奇。

是的，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有点特殊了，我们已经“靠得那么近”。我没有想到密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感谢她能够说出自己的发现和反应。这样，我不需要再像先前那么小心，也不需要再像先前那么紧张。我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突然出现的奇迹：两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同时进入了我面临崩溃的生活，她们重新激起了我对生活强烈的好奇。

是莎士比亚让我们“靠得那么近”。那一天，我刚推开服务站的门就听到了希拉里用八孔竖笛吹出的旋律。我远远地站在她的身后，听她将曲子吹完。然后，我走到她的跟前，称赞她的吹奏有专业的味道。“这只是即兴的吹奏。”她有点羞涩地说。

这让我有点吃惊。我还以为她吹奏的是一首现成的乐曲。

接着，她举起了八孔竖笛。“这是我会的唯一的乐器。”她说，“小时候在母亲的逼迫下学过一点钢琴，后来忘了。”

我告诉她，我也会吹一点。

她用毛衣擦了擦笛嘴，将竖笛递给我。

我接过竖笛，吹了一首《送别》。那是我唯一能够完整吹出的乐曲。

“好忧伤的曲子。”她说，“我小时候在钢琴上弹过它。”

希拉里对乐曲的熟悉让我有点兴奋。我告诉她，在二十世纪初，一位日本音乐家将这首美国的流行歌曲填上新词之后变成了日本的流行歌曲，而一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艺术家接受这种启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给原曲填上新词，将它变成了一首被无数中国孩子传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歌曲。说到这里，我突然注意到希拉里的眼睛里又出现了那种极度的不安，就像我问她是不是去过“中国”的时候一样。我意识到自己又说多了。我表情尴尬地将竖笛递回给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朴的八孔竖笛。”我说，“它的音色太美了。”我希望新的话题能够将希拉里带出由我引起的极度的不安。

她果然显得放松了一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她用右手的食指抚摸着竖笛说。然后，她抬起头，很认真地问：“很久没有吹过了吧？”

这问题当然会引起我的伤感。“很久了。”我说，“时间过得真快。”

希拉里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你想起你的女儿了。”她说。

我心头一紧。我不敢相信一个常人会有如此神奇的洞察力。“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还知道她是你的竖笛老师。”她接着说。

我不敢相信她甚至能够看到我的过去。“你怎么知道？”我用差不多是不满的声音问。

她用竖笛指着挂在我肩膀上的那对小冰鞋说：“因为你每天都背着她的冰鞋。”

这更让我感觉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这是她的冰鞋？”我着急地问。

希拉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继续展示她关于我的生活的知识。“我知道她已经长大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着急地问。

“我知道她已经不需要你了。”她继续说。

“你怎么知道？”我着急地问。

希拉里微笑了一下，说：“因为我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导师。”

她的回答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世界上最伟大的导师？”我问。我故意突出了“最”字。我想知道她的导师到底有多么伟大。

“是啊。”希拉里说，“他了解人类生活的全部秘密。”

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导师。“他是谁？”我着急地问。

就这样，希拉里说起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她说她“很多年前”从多伦多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疯狂”。她说她反复重读过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她说她差不多能够完整地背出他的四大悲剧。她说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她读过更多遍莎士比亚的作品。她说她不仅反复重读莎士比亚，她还差不多“只读莎士比亚”。

希拉里的学术经历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令我十分震惊。我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对莎士比亚如此地偏执。这偏执也许应该看成是她的病症。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它对我却又是一个机会，一个与我的命运“必然”相连的机会。“你一定很熟悉他的十四行诗。”我激动地说。

“当然。”希拉里说。

“太好了。”我激动地说，“以后我要请你做我的导师。”

“为什么是十四行诗？”希拉里好奇地问。

“因为——”我停顿了一下之后改变了我的理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尝试过去读它，但是没有读懂。”

“你读的是原文吗？”她问。

“不是。”我说，“是翻译。”

“诗歌是不可以翻译的。”她说。

“你愿意做我的导师吗？”我诚恳地问。

我不想与她讨论翻译的问题。

希拉里认真地看着我。“十四行诗差不多是莎士比亚最低的文学成就了。”她说，“如果真想读莎士比亚，我建议你去读他另外的作品。”

“至少我们可以从十四行诗开始。”我坚持说，“这对我是一个机会。”

我的话让希拉里有点紧张。“机会？”她问，“什么机会？”

我迟疑了一下。我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多。“我对它有一些疑惑。”我说，“我想你也许能够帮我解决那些疑惑。”

“比如呢？”她问。

“我记得里面有一半的诗是写给一位黑女士的。”我说。

希拉里打断了我的话。“不是一半，是六分之一，”她说，“从第127首到最后一首，第154首。”

她的精准让我震惊，我的错误让我羞愧。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才接着说：“关于那个黑女士，我就有不少的疑惑。”

“比如呢？”她又问。

“比如她长什么样子？”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

希拉里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表情。“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因为你是专家。”我说，“这是外行才会去想的问题。”

希拉里的眼睛对着我，但是她的注意力已经明显不在“此刻”和“此处”。“第130首是诗人集中描述那位黑女士外表的作品。”她说，“从那里，我们知道她的胸部颜色阴暗，她的头发也没有光泽……但是，那里只有四行涉及到了她的长相：第一行说她的眼睛无法与太阳相比，第二行说她的嘴唇都没有红过粉色的珊瑚，第五和第六行说她的面颊甚至都不具备那种白里透红的玫瑰的色泽。”

希拉里的轻声细语让我感觉如雷贯耳。我惊叹她的学识和记忆。我也惊叹她对外行的耐心。“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爱人写得那么‘黑’呢？”我好奇地问。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还想到过生活中的黑女士其实并没有那么‘黑’。”她说，“我觉得诗人是在故意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他想通过‘抹黑’爱人的外表来降低爱情引发的痛苦。”

我不太懂希拉里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导师。”我说，“我一定会从你这里学到许多东西。”

希拉里笑了笑，“那好吧。”她说，“我们就从十四行诗开始吧。”

第二天清早，我就在希拉里的带领下走近了莎士比亚。我刚走到她的身边，她就将一本《十四行诗》递了过来。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那里有十四行诗的各种版本，她会挑一个最合适的版本带给我。“我们从第99首开始。”她很严肃地说，“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至少可以读三遍，我想看你首先会问一个什么问题。”

我没有想到一开始就会遇上一次这么奇特的测试，身心立刻就紧张起来。我快步走到自己平常坐的那一排鞋柜前，放下两边肩上的冰鞋，马上翻到了第99首。我只用了一分钟就读完了第一遍，但是完全没有读懂。我做了三个深呼吸，将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我读了第二遍。我好像读懂了：诗人在责骂各种各样的花，责骂它们是“甜美的贼”，责骂它们偷走了他的爱人的美。但是，我“应该”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从希拉里的语气，我觉得她对我“应该”要问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我非常紧张。我不想第一次测试就给导师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用更慢的速度读完了第三遍。我感觉我读得更懂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首先应该问什么问题。从希拉里的语气，我相信这问题不会是关于整首诗的内涵的，也不会是关于个别词的语义的……我带着淡淡的羞愧回到希拉里的跟前，告诉她，我提不出什么问题。

希拉里示意我在她的身边坐下。“数一下这首诗有多少行。”她微笑着说。

我数了两遍，结果一样。“怎么回事？”我盯着希拉里，用充满惊诧的语气问，“怎么会有十五行呢？”

“这就是我想你能够提出的问题。”希拉里说。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读诗歌一定要非常细心。”她接着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我知道这就是她最想在第一节课对我说的话。我抬起头，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着她。这两天的交往已经让我见识了她奇特的教学法。我相信我一定会从中受益。

“这首十四行诗有十五行可能说明很多问题，比如它还不是定稿。而有这样一首未定稿的作品出现又说明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这部诗集在编排方面有很大的随意性。”希拉里说，“莎士比亚的绝大多数作品最后发表的版本都是没有经过他本人审核的，他的十四行诗也是一样。”

“但是，这十五行里到底哪一句是多余的呢？”我好奇地问。

希拉里笑了笑，说我问了一个困扰过她许多年的问题。“这里面并没有哪一句是明显多余的。”她说，“要将它变成十四行诗需要重写。”

“可不可能莎士比亚本人也没有注意到它有十五行呢？”我接着问。

我的这个问题似乎也让希拉里非常满意。“完全有这种可能。”她说，“尤其从十四行诗的发展来看。”接着，她用很简洁的方式总结了一下十四行诗的发展。她说十四行诗发源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大师彼得拉克写给爱人劳拉的情书。它最初的形式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高雅，而意大利语元音的特点又进一步提升了它的美感。红唇、玉肤和金发的劳拉是“美”的象征，也是“爱”的理想。十四行诗因此也就是“美”和“爱”的赞歌。但是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它的形式变得粗糙了，它的内容也不再高雅了。这与诗人对“美”和“爱”的态度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黑女士的唇不是红的，肤不是玉的，发不是金的，而更重要的是，她对情也不专一，对欲也不节制，从里到外都是劳拉的反面。不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扩大了十四行诗的视野。它不仅涉及异性之间的爱和欲，也涉及同性之间的色与情；它不仅讴歌爱情的美妙和神奇，也谴责爱情的虚幻、轻佻甚至龌龊。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打破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春”梦和“美”梦。用时髦的话说，它比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更具备“现代性”。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成就。“但是，有时候它会让读者感觉太残酷了，”她最后说，“比如第129首，最狂躁的一首。”说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就这样，我和希拉里的关系进入了特殊的阶段。差不多每次见面我都会向她提出关于十四行诗的问题，我也经常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她提出关于十四行诗的问题。希拉里的耐心超出我的想象。她从来没有敷衍过我的任何问题，哪怕是最愚蠢的问题。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进入两个人的读书会，而这还是只读一本书的读书会，而这本书又正好是这两次进入之间的纽带……这扑朔迷离的神奇再次将我带向了那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这是我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气温越来越低了，海狸湖已经向溜冰者开放。这时候，我经常会将自己五十分钟的溜冰时间分成三个部分：最初的十分钟在小场上热身，随后的三十分钟在海狸湖上狂奔，最后的十分钟又回到小场上来收功。当然，如果密和坐在湖边，我就肯定不会去海狸湖上。我不想去打扰她，也不想被她打扰。尽管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最后她对“隐私”的那种反应对我一直都还有影响。我知道理解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距离永远都是重要的。在与希拉里的关系进入特殊的阶段之后，我也经常会提醒自己这一点。正是对距离精准又自然的把握让我对她们的好奇没有随着我们的接近而减退，反而会随着我们的接近而增强。这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我越接近她们，她们就越让我感觉神秘；我与她们见面的次数越多，就越有想与她们见面的冲动。这是与我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从来没有带给我过的感觉。

密和第一次与我谈起希拉里之后的第四天，我们“这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第一次同时在服务站里出现。那天没有大风，气温也不是很低。在那样的清晨，密和应该是坐在海狸湖边，而不是坐在服务站里。但是，我刚走进服务站，她就朝我挥手示意。她说她正在等我。她说她有问题急着要问我。她的问题马上将我带进了忧伤的情绪。她问我在下雨的时候去过圆明园废墟没有。我回答说没有。是的，我没有在下雨的时候去过。但是，如果我没有在那个星期三的黄昏失约的话，我的回答就会正好相反。那个星期三的黄昏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坐在学校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里茫然地看着窗外。我非常后悔，也非常内疚。但是我又告诉自己，我不能后悔，也不能内疚，否则我就永远都会被囚禁在自卑的牢笼里。我的回答让密和有点失望。她说她很想知道那片废墟里有没有躲雨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希拉里走进了服务站。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应该是她滑雪的时间。而且我意识到她没有走向她的位置，而是直接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我的脸涨得通红。我的心跳急剧加速。我紧张地退到了一排鞋柜的后面，不想希拉里能够当着密和的面与我“靠得那么近”。“你收到我昨天晚上的邮件了吗？”希拉里问，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还有另一个人在场。我尴尬地瞥了密和一眼，看到她又在埋头写作了，知道已经没有必要对她和希拉里做相互介绍。我尴尬地说最近两天我都没有开电脑，所以没有见到她的邮件。“我约你今天一起溜冰。我想我们可以一边溜冰，一边继续讨论由第97首引起的那个问题。”她说，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那是关于“孤儿”的问题。我们两天前开始读关于冬天的第97首。我开始不理解第十行里面“孤儿的希望”是什么意思。在希拉里告诉我应该将“孤儿”当成动词之后，我知道“孤儿的希望”就应该被理解成是“孤儿般的希望”。没有想到我的问题刚解决，希拉里接着会突然提出她的问题。她问我是否有过与“孤儿”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与文本无关的问题带给了我很强的冲击。“我经常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孤儿。”我说。“我也经常会有这样感觉。”希拉里说。

我尴尬地看着希拉里，突然意识到她旁若无人似的对我说话其实是针对着在场的人的。这种意识令我对密和产生了一阵强烈的内疚。“我已经溜过了。”我冷冷地说。我能够感觉到密和微微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她当然知道我这是在撒谎。她当然应该知道我这是在为她撒谎。

从希拉里的表情里，我看得出她也知道我这是在撒谎。她当然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对她撒谎。但是，她并没有揭穿我。这当然证实了我对她旁若无人的态度的感觉。“那太遗憾了。”希拉里说，“那我们只能在明天下午看完电影之后再继续讨论了。”她并没有改变她说话的态度。

“明天下午看完电影？！”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安排。

“这也是我在邮件里写过的。”希拉里说，“我不是告诉过你有一个伍迪·艾伦的电影回顾展吗？我已经订好了明天的票。”

我有印象她在几天前提到过伍迪·艾伦的电影回顾展。我还记得她说伍迪·艾伦那些调侃两性关系的电影能够帮助我理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是，我没有想到她果然会这么当真。“我不知道明天下午有没有其他的安排。”我冷冷地说。然后，我很尴尬地与她告别，也很尴尬地没有与密和告别。

我不太理解希拉里为什么会主动向我发出看电影的邀请，还订好了明天的票。在这之前，她拒绝了我的所有邀请。我们的关系进入以十四行诗为标志的特殊阶段之后，我曾经两次邀请她去听音乐会，都被她以“没有时间”拒绝。我也曾经邀请她去餐馆，也被她以“对食物没有兴趣”为理由拒绝。甚至那三次去咖啡馆坐一坐的邀请都被她以“以后再说吧”拒绝。我猜测她并不是不接受我的邀请，而是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或者说，她恐惧“被邀请”。回家之后，我马上打开电脑，认真读了两遍她的邮件。我有点兴奋。我为我们终于能够有一次在皇家山外的见面而兴奋。我马上回复了她的邮件，确认明天下午两点在公园大道边的那家电影院门口见面。

那是一家专门放映旧片的电影院。希拉里和我几乎同时到达。取到电影票之后，我跟着希拉里浏览了一下张贴在电影院售票处旁边的回顾展的宣传资料。注意到希拉里对伍迪·艾伦的所有电影作品都非常熟悉，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叹。“你好像不太熟悉他的作品。”她说。

“不是不太熟悉，是根本就不熟悉。”我用调侃的语气说，“我只熟悉他的丑闻。”

希拉里没有将我的话当成是玩笑。我熟悉的那种不安的表情又出现在她的脸上。我又感觉非常内疚。尤其是看到希拉里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极为严肃，没有被引得哄堂大笑的对话逗笑过一次，我更是不停地责备自己不应该用那种不谨慎的方式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这内疚和自责，我应该会更好地去欣赏这个奇特的下午。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一个女人发出的一起去看电影的邀请，更何况这是一个激起了我强烈好奇的女人。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与我家人之外的异性一起去看电影的经历，更何况这是一个激起了我强烈好奇的女人。

这不仅是一个奇特的下午，也是唯一的下午。我想起希拉里有一天说过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唯一”变成了最稀缺的财富。我当时完全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当我自己拥有了这“最稀缺的财富”的时候，我完全懂了。我几乎没有去欣赏伍迪·艾伦的作品。我在倾听希拉里的呼吸。我在观察希拉里的表情。我在捕捉和咀嚼希拉里的体味……也许是因为黑暗的缘故，我对她身体的感觉比我们“靠得那么近”讨论十四行诗的时候更为强烈，更为清晰。那是没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够给予我的感觉。那是“唯一”的感觉。

希拉里和我都住在皇家山的另一侧。从电影院出来之后，希拉里建议我们不要乘车，而是从皇家山翻过去。“我们还没有一起走进过皇家山的黄昏呢。”她说。

我没有想到这“唯一”的享受还能够延长，当然非常兴奋。

我们从麦吉尔大学体育馆前的那条小路走进皇家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希拉里才好像突然有了说话的兴致。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二次看这部影片。第一次看是在三十年前，在影片刚出来的那一年。她告诉我，那一次，坐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刚说完，她马上又纠正说是她的“前夫”。

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为什么要邀请我去看三十年前她与“前夫”一起去看过的影片？我开始感觉非常不好。我觉得她这么做说明她对我一点都不在乎。但是，继续走了一段之后，我的感觉却完全变了。我觉得这个谜一样的女人邀请我去看三十年前她与“前夫”一起去看过的影片正好说明她对我非常在乎。这可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这可能说明我们的关系将要进一步特殊化。我估计，她紧接着会继续爆料，公开她个人生活中更多的秘密。

我估计错了。她的这句话并没有下文。她接下来问的是另外的问题。她问我喜不喜欢看电影。

我说以前很喜欢，可是移民的这十五年里，我过的是疲于奔命的生活，很少看电影。她接着说电影是她生活的必需品。她接着说她有一些特别喜欢的导演，伍迪·艾伦就是其中一个。她说她看过他的全部作品。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迫不及待地问：“可是你为什么自始至终都不笑呢？电影里的对白那么好笑。”

希拉里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

我还是觉得非常内疚。我还是责备自己不应该用那种调侃的语气提到她的偶像……但是，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很明显，希拉里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一路沉默着走到了海狸湖边。那是我们应该分手的地方。我感谢希拉里的邀请。我说我很欣赏这一段徒步，也很喜欢刚才的影片。希拉里说她也一样。她还说这么多年之后，那部影片还能给她那么多的启发，让她感觉非常神奇。

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交谈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希拉里走出去两步之后，突然回过头来说她昨天不应该打断我和密和的谈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那只是很随意的谈话。希拉里站着没有动。她显然还有问题。我等待着她的问题。“她是中国人吗？”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

这显然不是她所期待的回答。“她是日本人？”她接着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

这更不是她所期待的回答。“这怎么可能呢？！”她用费解的语气说，“我看你们总是在一起。”

就像密和已经注意到了我与希拉里的特殊关系一样，希拉里也已经注意到了我与密和的特殊关系。这让我感觉有一点突然，但是我并不紧张，我也不想做什么解释。

“她好像对你很感兴趣。”希拉里接着说。

我能听得出她的情绪。“她只对北京感兴趣。”我说，“或者说只对圆明园的废墟感兴趣。”

希拉里会意地点了点头。“那肯定与她的写作有关。”她说。

我惊叹她的“肯定”和她的联想。“我不知道。”我说。

“你连她在写什么也不知道吗？”希拉里用吃惊的口气说。

“我不知道。”我说，“她好像不想别人知道。”

希拉里接着告诉我，她从冬天的第一天就已经注意到她了。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的那种坐姿以及她的那种专注。我知道了，她那时候很可能就是在看着坐在海狸湖边的密和。“你知道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希拉里问。

我还是说我不知道。

“我感觉她是一个孤儿。”希拉里说。

希拉里真是一个奇特的导师。她最后还是用这句话将我们带到了第97首十四行诗引发的问题。

我

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报社人事部门的主管那种敷衍的表情。“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啊。”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翻动着手里的那一叠报纸，头都没有抬起。我不相信他说的话。哪怕他的态度不是那么敷衍，我也不会相信他说的话。我始终也没有培养起对“文化生活”版的兴趣，就像我妻子始终也没有培养起对我们夫妻生活的兴趣一样。如果套用我母亲对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的说法，这应该就是我的“报应”。我不应该听信那位退休老师的误导，将婚姻变成生活的策略（或者说克服孤独的手段）。举办结婚仪式的当天，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结婚仪式完全是广式的。面对着来宾的喜悦，面对着新娘的周旋，面对着我不理解的挑逗和捉弄，面对着依然与我隔膜的语言，我的感觉非常异化：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客人，而且只是一个客人，而且永远都只是一个客人。我感觉正在进行的仪式只能证明我“借土”的成功，却无法证明我“生根”的可能。甚至可能更糟，甚至它正在证明我“生根”的不可能。我后悔了。

我后悔自己从张家界回到广州之后说的完全是一句相反的话。那是我的错误。那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结婚仪式。他们对我们说的理由完全是生理上的。他们说他们的腰椎不好，不能坐火车，他们又说他们的心脏不好，不敢坐飞机。而我很清楚，他们真正的理由完全是心理上的。他们不可能接受“什么都不好”的儿子为他们找到的儿媳妇，更何况这是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的儿媳妇，还是“什么都能吃却不能吃辣”的儿媳妇。我相信如果是我弟弟的结婚仪式，哪怕要他们坐着牛车去，他们也不会感觉难受；哪怕要他们坐着火箭去，他们也不会感觉害怕。我从来没有将我父母对我妻子的那些评价告诉过她。但是，她非常清楚他们对她的看法。而他们没有来参加我们的结婚仪式也成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永远的阴影。

走进共同的生活，我才真正知道我们生活习惯上的对立会有多么彻底。我也更加懊悔自己突然改变的选择。在所有那些对立中，最让我感觉可悲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对立，比如我喜欢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刊物，她却对那种“毫无用处”的阅读非常反感；最让我感觉可笑的是饮食习惯上的对立，比如她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吃榴莲，觉得它很香，而我闻到榴莲的气味就想吐，觉得它很臭。还有，她对工作和事业充满了热情，而我自从系列报道事件之后，对工作和事业已经毫无热情。还有，就像在工作上一样，她在家里也有很强的控制欲，我们家里小到要用什么牌子的酱油和料酒都要由她来决定。我的一位同事只去过我家里一次就给我取了“政协委员”的绰号。这绰号的意思当然谁都会懂。正因为这样，当我对她移民的“英明决策”提出异议的时候，她会有“执政党”一样的强烈反应。

最让我难以启齿的当然还是我们在夫妻生活方面的对立。她不仅自己“没有什么兴趣”，也拒绝我对她兴趣的“培养”，甚至还总好像要扑灭我的兴趣。在我挑逗她的时候，她经常还能若无其事地与我谈论国家的大事和单位上的小事。那可能是我见到过的最高级别的“淡定”。而在我要得急不可耐的时候，她还经常会半推半就，一会儿说她“明天还要上班”，一会儿说她“今天已经很累”。我已经习惯了不去理会她一路上设置的障碍。我已经习惯了在她的身体里自寻其乐和独善其身。她经常会在我的耳边催促说“快点好吗”或者“你还不够吗”。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在意她的这些催促。最后，每次在我准备冲刺的时候，她总是会提醒我“小声一点”或者“不要让邻居听到”。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在意她的这种提醒。我已经习惯了她的“没有什么兴趣”。我渐渐也失去了自己的兴趣。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常规体检中发现的异常，那持续了二十三年的错误就一定还在继续。我就不会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跟着一个陌生的韩国学生走上皇家山。我就不会在那里与那两个深不可测的生命之谜相遇。那个冬天就不会成为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那最奇特的冬天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许多看法。我会觉得我妻子的早逝其实就是我人生链条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我甚至觉得二十三年前的错误也是这人生链条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我要为那最奇特的冬天感谢我妻子。我要为那最奇特的冬天感谢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我甚至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态度肯定是造成我孤僻性格的重要原因，也就为我犯下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我也要感谢在经营便利店的过程中遇见过的那两个奇特的顾客。他们无疑是在最奇特的冬天到来之前的移民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埃里克是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黑人，就住在离便利店两百米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他前两次来都只是匆匆忙忙地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第三次来的时候，看到我正在读那本《呼啸山庄》，他主动与我交谈起来。他说他出生在加勒比的圣露西亚，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任教。知道我对文学感兴趣，他马上问我是否听说过出自他故乡的文学大家。我羞愧地承认连他的故乡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当然不可能知道那里出过的文学大家了。“德里克·沃尔科特。”埃里克用充满自豪的语气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接着，他又补充说，他是那个“最伟大”的阵容里唯一的黑人。我羞愧地承认我从来都不知道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里面有一位黑人诗人。“你是中国人吧？”埃里克接着问。我说是的。他说我没有听说过德里克·沃尔科特一点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他说三年前他在纽约遇见过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他知道不少美国的白人作家，包括一些二流的白人作家，却没有听说过像托尼·莫里森那样的当代黑人文学大家，更不要说更早一点的詹姆斯·鲍德温和拉尔夫·艾里森了。埃里克摇了摇头说，他注意到我们许多人身上都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为什么会这样？”他很认真地问。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国人种族歧视的抱怨了。我做了一个鬼脸。“也许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色人种吧。”我说。埃里克不是太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可能是自卑感的表现。”我解释说。埃里克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觉得很有意思。接着，他又谈起了他自己遭受中国人种族歧视的一些经历。他说，每学期他都会遇到一些选了他课的中国学生因为他是黑人而退课的情况。他又说，有一天他与一个中国学生谈起自己有没有可能去中国教书，那个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可能性很小。埃里克问他为什么。那个学生告诉他，因为中国人会嫌弃黑人老师的英语不够纯正。还有一次，他玩笑着问一个中国学生，他能不能找到一个中国女朋友。那个学生说绝对不可能。埃里克问他为什么。那个学生说：“有哪个中国家长会舍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呢？”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是NBA的球星也许还有一点机会，因为中国人是愿意为巨额的年薪作出妥协的。”

埃里克博学又谦和。我很喜欢与他交谈。他也说他很喜欢与我交谈。我们的见面从来都是即兴和随意的。但是，每次见面我们都会有精神上的快感和收获。埃里克每次来都会向我学两三个汉语句子和五六个汉语生字。他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门用来记下学到的字句。而我每次也都能从埃里克那里学到许多关于英语世界的知识。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他的引导下，我几乎通读了一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他特意来到便利店，送给我一份马丁·路德·金《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的复印件。那是在我们前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几次谈到过的文章。“你肯定会感兴趣的。”那是我第一次读马丁·路德·金的文字。我不仅立刻就被它迷上了，还马上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见到埃里克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完全料到了《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会对我产生的影响，给我带来了一本介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小册子和一本介绍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小册子。从此，我们的交谈总是围绕着这两个话题展开。与埃里克的这些交谈不仅成了我理解美国社会的通道，也让我慢慢开始懂得了自己生活的城市和自己的移民生活。读完那两本小册子之后，我又在埃里克建议下读起了黑人文学作品。埃里克建议我从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开始。他说在西方的主流社会里，中国人其实也是“看不见的人”。他说那本小说应该会引发我对身份问题的许多思考。他还说许多人的一生就是从“看不见的人”变成“看得见的人”的过程。他还说克服自卑感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他的这些看法对我都很有帮助。

在我快读完《看不见的人》的时候，埃里克找到了新的工作，搬到多伦多去了。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经常有电话联系。他还在继续学习汉语，我还在继续阅读黑人文学作品。我们的交谈还继续保持着原来的水准。但是半年之后，我们的联系就渐渐少了，因为我感觉埃里克对我们的交谈越来越没有兴致。我猜想他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问过他两次，他两次都说没有什么。那一年圣诞节前夕，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三次他都没有接听。我每次也都给他留了言，希望他能够给我回电话。他一次也没有给我回电话。这样，我们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大概就在与埃里克的联系中断一年之后，另一个奇特的顾客出现在我们的便利店里。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不像普通的中国人：他的穿着很精致，他的举止很儒雅。他好像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同时又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还有，他永远都戴着一副墨镜，不知道那是为了保护眼睛还是为了隐瞒身份。他第一次进来只买了三张面值为五加元的电话卡就走了。五天之后，他第二次进来，又只买了三张同样面值的电话卡就走了。我妻子和我都觉得有点奇怪：一般的中国顾客每次只会买一张电话卡，而他却买三张；一张电话卡可以打近八个小时的国内长途，够一般的顾客用上两个星期，而他却只用了五天。我妻子总是喜欢去猜测顾客尤其是中国顾客的背景，也总是很得意自己能够猜得八九不离十。这一次，她却完全没有把握了。在奇特的顾客第二次离开的时候，她紧跟着也出了门。她想知道他到底住在哪一条街上。可是，她很快就回来了。她说他可能不住在附近，因为他上了公共汽车。我没有搭理她。她一把抢走我手上那本“毫无用处”的书，要我跟她一起猜测这个顾客的背景：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五天之内要用三张电话卡？他需要跟谁打那么多的电话？……“他会不会是在逃的贪官啊？”她最后用非常激动的声音问。“你想他是还是想他不是？”我冷冷地问。“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她不满地说。“所以你就不要去想了。”我不耐烦地说。她失望地看着我，将她抢走的书扔到柜台上。然后，她走进便利店后面的小库房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她又捧着一箱方便面走到我的跟前。“他到底是给谁打那么多的电话呢？”她问。我实在不想她再胡搅蛮缠了。“你猜猜他还会不会再来，会过几天再来，会买几张卡吧。”我冷冷地说，“这些才是离你比较近的问题。”

他还是在五天之后出现。他还是只买了三张同样面值的电话卡。我没有忘记我妻子“下次一定要套出一点话来”的指示，在将电话卡递给他的时候，故意问了一句，我应该怎么称呼他才合适。他抬起头来，显然是在看着我。但是，我无法透过他的墨镜看到他在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姓王。”他慢条斯理地说，“大家都叫我‘王隐士’。”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我妻子过来接班的时候，我将套到的话转述给她听。可是她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而还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嘲笑我：“谁都可以说自己姓王，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王隐士’。”她说，“这等于是白问。”

我没有反驳她，也不想反驳他。我很清楚那不会是“白问”。我很清楚“王隐士”五天之后还会出现，而且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他果然出现了。他将钱递过来的时候，连“买三张电话卡”这句话都没有说，那是他前三次都会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上一次没有“白问”。我也没有问他要买几张，而是直接给了他三张。这是我对我们关系改变的确认。他还有更多的改变。拿到电话卡之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便利店里转了一圈，他甚至还拿起一包消化饼看了一下。最后，他又站到了柜台的跟前……我预感到他要开始问我问题了。我有点好奇他会问什么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好奇，因为我太熟悉我的顾客尤其是中国顾客会要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一定是与物质、利益或者前途关系密切的问题：开这么一个便利店能赚钱吗？租金是多少？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毛利是多少？为什么不增开一个鲜肉档？为什么不增开一个咖啡角？还有客流量如何，还有进货渠道怎样……好像他们都很懂商业，都很懂经营。经常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新来的小留学生也都像成年人一样世故，也都问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问我《看不见的人》是一本什么书呢？为什么不问我喜不喜欢冰上的运动呢？为什么不问我想不想家呢？我想起自己在他们那样的年纪还没有任何商业头脑……那是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那时候的世界还很单纯，那时候的中国还很单纯。那时候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王隐士”果然没有问我太熟悉的那些问题。“看得出你已经移民很多年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他慢条斯理地说，“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吗？或者说，你想过你站在这里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吗？”

我的身和心都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面对过这种抽象的问题了。我现在过的是最平庸和最单调的生活。我不会去问那么多的为什么，更不会去问那么奇怪的为什么。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是这家便利店的主人，是因为我要将货卖出去将钱收回来，是因为我要养家糊口。我没有去想过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我觉得它很自然。我知道这不是“王隐士”等待的回答。他的问题是抽象的问题。他问的“这里”并不是这里。“我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我用没有一点自信的语气说。

“你可能也没有想过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吧。”“王隐士”说。

“我没有想过。”我承认说。但是，我接着说：“不过，我能够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跟我很喜欢的八十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王隐士”严肃地点了点头。“能够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他说，“这说明你已经看到了生活的全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全景，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他又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是，我除了惊讶，还怎么可能有其他的反应！“王隐士”接着说：“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二十年后的生活，你现在还会这么生活吗？如果你二十年前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你还会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吗？你还会与同一个人一起生活吗？”“王隐士”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他确认了我在等待着他的下文之后，继续说：“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只有站在这两个极点上，人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全景。”

“王隐士”的这番话让我深受刺激。这是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的话。这也好像是我一直都在渴望听到的话。说完这番话，“王隐士”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我感觉他慢条斯理的声音依然在便利店狭窄的空间里回荡。我茫然地倾听着那亦真亦幻的声音。是啊，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平庸的生活让我疲于奔命，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思考过抽象的问题了。我突然想起了圆明园的废墟。那是离思想的制高点和生命的最低处都很近的地方。那时候，我偶然会看到生活的全景，看到过去和未来。但是，现在……现在，我却只能看到“现在”了。或者用“王隐士”的话，我只能看到“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在“王隐士”出现之前，埃里克已经出现。他让我看到了黑人民权运动的波澜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动荡，他让我知道了在我自己疲于奔命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的生活。但是，那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启示。而“王隐士”是我的同胞。他用我的母语说出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却一直都渴望听到的话。他的见解说明他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也说明他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这“完全不同”带给我的是比启示更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一种深深的敬意开始荡漾在我的心中。我开始盼望着与“王隐士”的下一次见面。同时，我也为我妻子这些天来的那些庸俗不堪的猜测深感羞愧。当她又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最新情况”的时候，我用责备的口气提醒她不要再对“王隐士”那么好奇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说，“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逃犯。”

有意思的是，在我与“王隐士”的第二次交谈中，他自己却推翻了我的这种“保证”。在谈了一阵他对“孤独”的看法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将我吓得半死的话。“我要承认，”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其实是一个逃犯。”我弯腰捡起被他的话吓得掉到了地上的书。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临危不惧。我傻傻地看着他，一边在想着他到底犯了什么事，一边在想着他会不会再惹新的事。但是，他马上就消除了我的恐惧，同时让我对他产生了更深的敬意。“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他们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他们被囚禁在表面的繁华、浅薄的名利和虚幻的权势之中……一句话，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觉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囚犯，甚至应该说是死囚，因此他们也就没有逃离的冲动和自觉。记得谭嗣同的‘罗网说’吗？他很早就已经看破红尘，立下了冲出世间各种‘罗网’的决心。所以，他最后才会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洒脱。记得《悲惨世界》里的贾维尔吗？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代表着真理和正义的警官，最后才顿悟自己其实是成见的囚犯，最后只能以自杀来逃脱良心的审判。”“王隐士”观察了一下我的反应，然后接着说：“这个世界上的贾维尔不多，谭嗣同当然就更少。我自己也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认清自己的这种‘囚犯’身份。逃离当然就更晚了。”他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说起来要感谢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它让逃离变得可能。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所有那些醒悟了的人最后都会被关进疯人院。”

这“感谢”让我有点吃惊，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两次交谈，我知道“王隐士”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而在他全部的“奇谈怪论”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就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批判。比如他有一次谈起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法太重物质，也太重阶级，没有什么意思。他说他倾向于那种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的分法。他说“全球化”的时代就是混乱的时代。它的标志就是权威的崩溃、个性的泯灭、亲密感的消失……他问我是否听说过“每个人都出名十五分钟”的说法。他说那就是混乱时代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时代，人已经失去了与“人性”合拍的时间感和距离感。人已经遗忘了停留、专注、缓慢、缠绵和痴迷。一切都变成了快餐，甚至学业和事业都成了快餐，甚至婚姻和情感都成了快餐。

又比如他有一次谈到了“远与近”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科学的发展让人随时都可以听到万里之遥的声音或者看到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表面上拉近了人与世界之间地理上的距离。而实际上，过度膨胀的信息或者说过于廉价又过于密集的“听到”、“看到”和“知道”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剥夺了人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从前更大。他说现在的人对一切都有“看法”，却一点都没有“思想”，这就是信息泛滥的恶果。他说信息不仅不能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反而会遮蔽生活的全景。他甚至说，“信息是每个人的情敌”（这句话至今还让我觉得很精辟）。最后，“王隐士”还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谈到了这个时代“远与近”的悖论。他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正在面临着威胁：他们没有新鲜的空气，又很担心食物的安全……他们只能到“远处”去获得这种最“近”的需求。教育也出了类似的问题。教育本来也是最“近”的需求，中国的家长却不得不花很大的代价将孩子们送到“远处”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公与私”的关系是“王隐士”谈论最多的话题。他对“全球化”时代私人空间的严重萎缩极为不满。他说这就是他选择做隐士的原因。他说因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人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他说现在所有人都生活在虚拟的“公共空间”里，也都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充公成为“共享资源”。他们要不就在“表演”，要不就在“窥探”。他们同时患有露阴癖和窥阴癖，而且症状都很严重。他说“公共空间”的扩张表面上给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却会限制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人的自由。他说隐私是人性的底线。他说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一个人生活幸福的程度与进入他生活的信息量成反比。

“王隐士”与我交往了大半年的时间。在搬走之前的一天，他特意来向我辞行。就像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住在哪条街上一样，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要搬去哪里。他只是说他估计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见面了。他说他很高兴这一段时间与我的相处。他也希望我不要在意他的那些“胡说八道”。他说他其实是不太愿意跟陌生人交谈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有那么多话说。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我告诉他，他的每一句话对我都很有启发，我都会牢记在心。我最后坚持将“王隐士”送到了公共汽车站。我没有想到他最后会提到电话卡的事。“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说，“我每天要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我说我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就没有在意了。“王隐士”举起手来，好像是想摘掉他一直戴着的墨镜，但是他马上又将手放下了。“是啊，”他说，“我其实并没有能够逃离这个时代。”

我一直看着“王隐士”上了公共汽车才转身往回走。他的最后那句话让我有点伤感。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经常会想起他的那句话。那句话当然说明他有世俗的拖累。但是像他那么清醒和洒脱的人会屈从于什么世俗的拖累呢？

埃里克和“王隐士”给我带来了启示和震撼，却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常规体检中发现的异常，我持续了二十三年的生活一定还在继续。复查结果让我看到了那种生活的结局。在医生与我单独交谈之后，我首先将结果告诉了我女儿，然后才将结果告诉我妻子。她的反应远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她那一整天都显得非常平静，生活节奏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晚餐之后，她的反常情绪出现了。我一方面要显示我的关切，一方面又怕火上浇油，说话和动作都非常紧张，非常小心……好不容易平稳地过渡到了我伸手关掉台灯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暗希望她保持沉默，不要让我们的睡眠受到干扰。结果事与愿违。她几乎是马上就开口了。“医生说我还能活多久？”她用很生硬的声音问。

“不要乱想。”我说，“治疗是现在的主要任务。”

她没有反应。

她的沉默让我感到更加不知所措。

“还记得以前每次谈到死，你总是说你会先死。”她说。

“我不想在你之后死。”我说。

“你怕孤独？”她说。

“不是。”我说。

“那为什么？”她问。

“我会责备自己的。”我说。

“那又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事情。”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知道我们的婚姻没有给你带来快乐。”

“这应该是我要说的话。”她说。

一股浓烈的酸楚涌上了我的心头。

又是一阵很长的沉默。

“你后悔过移民吗？”她突然问。

我稍稍迟疑了一下，说：“没有。”

又是一阵很长的沉默。

“你呢？”我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问。

她过了很长时间才给出她的回答。“不是为了孩子吗？”她说，“将来她会感恩的。”

这不是回答的回答又将我带到了那天在餐馆里庆祝她找到工作时的感觉中：那种莫名其妙的冷，那种深不可测的冷……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将身体转向了外侧。“原来只是想着到这里来生活的。”她说，“没有想到还会要死在这里。”

“不要乱想。”我说，“医生正在制定治疗方案，我们要积极配合。”

第二天一早，我刚睁开眼睛，我妻子就提出了想在治疗开始之前“最后”再回国去一趟，去向她母亲“告别”。我提醒她不要总是用“最后”和“告别”这样的词。这样的词对治疗没有任何好处。她有点伤感地看着我，说她当然不会在她母亲面前用这样的词。她说她根本就不会告诉她母亲她为什么会突然回去。她又说她希望我能够陪她一起回去，就像上次一样。上次是三年前，我陪她去参加她父亲的葬礼。我这次没有任何犹豫。我想这也会有利于她回来后的治疗。我们马上就订好了机票。我们还是将便利店托付给了我妻子最放心的那位朋友。

与我们上次回去的时候不一样，我妻子在广州期间没有与从前的任何同学和同事联系，也没有在外面吃过一次饭，也没有逛过一次街。她说她只想与她母亲呆在一起，只想吃她母亲做的饭。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她还提出来我们应该一起去看望我的父母。三年前，我是在她父亲的葬礼之后单独去看望我父母的。这一次，我们的时间很紧，我自己原来都没有去看望他们的计划，更没有想到过会与她一起去。我们在广州住了十天之后去重庆住了两天。两年前，我弟弟在重庆最贵的小区为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将他们接到了那里。我父母很高兴我们能去看望他们。他们对我妻子已经没有那种敌对的态度。他们唯一的不满是我们留给他们的时间太少。我父亲特别提醒说我们看不看他都无所谓，但是我们应该多回来看望我母亲，因为她已经出现了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在重庆的第二天中午，我还利用我妻子午休的时候去医院看望过我舅舅。他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但是那一天，他的精神状况还不错，问了我很多在国外生活的问题。我忍不住问到了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他很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怎么还会记得她。他说他也有很多年没有看见过她了。他说她“应该”还是住在精神病院里。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奇特的巧合，他说我父母现在住的那个小区的位置正好就是那个女人当年工作的那家糖果饼干厂的厂址。

我在回来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我妻子的精神状况。我不愿意她受到任何的刺激。以前她会对国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很多的抱怨，比如龌龊的空气、拥堵的交通、低劣的服务和极度的势利。这一次，她表现得非常宽容，非常平静。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基本上没有与外界接触，而更重要地，我相信是因为她生理上的绝症改变了她的心理。但是，她还是遭受了两次强烈的刺激。一次是在重庆。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弟弟坚持要请我们去重庆最好的餐馆吃饭。吃饭的时候，一切都还非常正常。我也开始放松了警惕。没有想到在买单之后，我弟弟突然口若悬河：他首先嘲笑我们当年移民的决定，说不知道那是谁的“馊主意”。他说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那都是眼光短浅和十分错误的决定。接着，他开始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中国是全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他说没有中国的支撑，整个世界的经济立刻就会崩溃。他说美国人又无知又狂妄。他们不知道是中国在养着他们，而他们更不知道，中国也可以不养他们。他又说过去的教科书上说“物质极大地丰富”是共产主义的前提，而中国现在什么都“极大地丰富”，连情人都“极大地丰富”……说着说着，我弟弟突然提到了我们当年为买下便利店向他借的那笔钱。他当年说过，我们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上紧。没有想到他这时候会突然当众宣布说要免除我们的那一笔“外债”。“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他不以为然地说，“它连我这个月股票收益的零头都算不上。”我不敢太去关注我妻子的反应，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我也不知道要对我弟弟的话作出怎样的反应才会让我妻子感觉没丢面子。这时候，我弟弟说了一句更令我意想不到的话：“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民回报白求恩大夫故乡人民的时候了。”他自己被他这句话逗得大笑起来。我妻子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用很平静的语气对我弟弟说，我们回到广州马上就会将那笔钱还给他。

另一次强烈的刺激来自最后与她母亲的分别。我们都没有想到在我们就要出门的时候，她母亲会突然抱着她放声大哭起来。“哭什么啊！”我妻子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母亲哭得更伤心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她说。

她的话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用责备的口气说。

“怎么不可以这么说？！”她母亲说，“我现在已经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人了……”

“不要再说了。”我大声打断了她。我担心我妻子受不了这样的话。

“我偏要说。”她母亲接过我妻子递给她的纸巾，擦了擦眼睛之后接着说，“我当时就坚决反对你去移民。什么叫‘为了孩子’？！中国有这么多孩子，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我提示我妻子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你不知道你的决定给我和你父亲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她母亲继续说，“他本来是不会走那么早的。”

我妻子拥抱了她一下，并且低声对她说我们要走了。

“你不知道我每天是多么寂寞。”她母亲继续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人。”

我妻子又对她说了一声我们要走了。

“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她母亲继续说，“我肯定再也见不到你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妻子的脸开始一直都朝向窗外，我也一直都不敢说话。但是在出租车进入高速路之后，我妻子突然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手。“上次是为了奔丧回来的。”她用迷惘的语气说，“这次其实也一样。”

“不要这么说。”我激动地说。

我妻子沉默了一阵之后，将脸转过来对着我。“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她低声说。

我不知道她是突然忘记了自己的现状还是有意想忘记自己的现状。我的眼眶湿了。我抓紧了她的手。“不要这么说。”我用更加激动的声音说。

希拉里

第一次看见希拉里和密和单独坐在一起，我的感觉非常复杂。我相信，那种感觉与密和看见我和希拉里单独坐在一起以及希拉里看见我和密和单独坐在一起时的感觉应该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但是我又肯定，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我看见的两方都与我有“特殊的关系”，而希拉里和密和看见的只有一方（我）与她们有“特殊的关系”。我知道我无法避免她们的接近，尤其是在她们都向我坦白过她们的“发现”之后。从她们谈论那种“发现”的语气，我知道她们对她们看见的“另一方”都有强烈的好奇，也都有接近的欲望。但是，我真的对她们的接近有很多的顾虑。用一句话说，我感觉她们之间的接近会影响甚至妨碍我与她们彼此的接近。

我没有与她们打招呼。我快步走到自己的那一排鞋柜前。我背对着她们，动作很快地换好了鞋。离开服务站的时候，我意识到希拉里已经回到了她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那两个神秘的女人已经没有“坐在一起”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好情绪。我在热身的时候毫无兴致，去到海狸湖上之后，也没有愉快的感觉。希拉里很快也下到了海狸湖上。她站在那里，等我快溜到她跟前的时候，示意我停下来。“嫉妒是文学的养分，却是生活的毒液。”她用平静的语气说。

我幸亏还没有完全停稳。因为她的话更加刺激了我的情绪，我马上又开始加速。希拉里好像对我的反应有充分的准备。她紧跟着追了上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了。”她解释说，“她没有告诉过你？”

希拉里的话让我有点吃惊。我昨天和前天都见过密和，她没有与我谈起过她们已经相识的事。我的感觉突然变得更加复杂了。我甚至有了受欺骗的感觉。

“星期天我在超市遇见了她。”希拉里说，“她主动跟我打了招呼。”

密和的“主动”也让我有点吃惊。但是，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对你非常好奇。”我说。

“我也一样。”希拉里说，“第一次看见她，我就对她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好像不一样。”我说，“她好像将你当成情敌，而你好像将她当成情人。”

希拉里显然不高兴我的这种说法。“她差不多都可以当我的女儿了。”她说。

这是希拉里唯一的一次比较清楚地暴露了她的年纪。我知道是我挑衅的说法让她出了这样的“差错”。我没有想到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惹急”一个如此戒备森严的人。我的情绪变得好起来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正视希拉里和密和的接近。我甚至觉得她们的接近也许会有利于我对她们的了解，对我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们在一起谈论什么？”我好奇地问。

“什么都谈。”希拉里说，“甚至她写的故事。”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她比我想象的要开放得多。”

我也没有想到密和会对希拉里如此“开放”。我停下来，用惊讶的目光看着马上也跟着停了下来的希拉里。“她写的是什么故事？”我好奇地问。

“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希拉里说。

“真没有想到。”我说，“真没有想到她会对你这么‘开放’。”

“现在知道《十四行诗》中前六分之五与后六分之一之间的微妙之处了吧。”希拉里得意地说，“同性之间可能会有更强的吸引力。这是违背科学的真理。”

我没有耐心去欣赏希拉里更多的警句了。“你也知道她的身份了吗？”我着急地问。

“她没有明确告诉我。”希拉里说，“但是我已经从我们的交谈中知道了。”

我兴奋地看着希拉里。“我也很想知道。”我急切地请求她马上告诉我。

没有想到希拉里会很严肃地拒绝我的请求。她说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了。她说她觉得这不能由她来告诉我，而应该由密和自己来告诉我。

希拉里这种神秘的态度又将我带进了刚才的那种复杂的感觉之中。这两个神秘的女人现在已经有了共同的秘密。她们现在对彼此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因为她们彼此的这种接近，我对她们的好奇会更加强烈，我接近她们的冲动也会更加强烈，但是同时我们之间的隔膜也将会更加明显，我们的接近也将会更加困难。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希拉里和密和已经相识的这一天不仅是我与她们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的转折点。第二天的喧嚣和混乱就是这“转折点”留下的痕迹。

第二天天刚发亮，我就已经站在了海狸湖上。我故意提早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逃避那两个让我越来越困惑的神秘的女人：我想赶在她们出现之前就结束溜冰，迅速下山。

那是我第一次伴随着皇家山璀璨的日出享受溜冰的快乐。那是沁人心脾的快乐。我不时停下来，闭上双眼，面对着日出的方向，让绚丽的晨曦顷刻间穿透眼睑，好像照亮了我整个的生命。还有纯洁无比的空气和纯洁无比的宁静……从它们深深的寒意里，我触到的却是罕见的温情。这时候，我会听到从生命最深处发出的感恩。我感激命运的潮汐将我带到了如此奇特的世界和如此奇特的瞬间。我经常还会想起“王隐士”的第一个问题。我会想，“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正站在这里”或者“我已经站在了这里”。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一个女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在那么清新的空气和宁静中回荡。我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倾听，都在等待，都在为我而存在。我迅速转过身，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我看到了希拉里。她站在老榆树边兴奋地朝我挥舞着雪杖。面对这出其不意的场面，我也非常兴奋。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也会来这么早，也没有去想她是正要去滑雪还是已经滑雪回来。我更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要逃避她和密和的想法。我也兴奋地对她挥起了手。

希拉里从雪地上拿起滑雪板，将它们与雪杖一起塞进树洞里。然后，她直接抄近路，踩着很厚的积雪，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海狸湖边。“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早？”她问。

“你呢？”我问。

“我不是想躲开你吗！”希拉里说。

“我也是啊。”我说。

希拉里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笑容。接着，她转过身去，指着老榆树方向说：“那是我的天然储藏室。整个冬天我都会将滑雪板存放在那里。”

我没有表现出我早已经知道了她的这个秘密，而是装出很吃惊的样子，问她是怎么找到那个“天然储藏室”的。“这与你的导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玩笑着补充说。

希拉里没有将我的话当成玩笑。“也可以说有关系。”她认真地说，“因为人与自然事物之间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并没有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特别。“我们的道家也是这么看的。”我说。

“树和树之间也会有复杂的情感关系。”希拉里接着说，“它们之间也会有暗恋，它们之间还会有嫉妒。”

她又提到了嫉妒！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希拉里不是在说“树”，而是在说“人”，甚至是在说“我”。我尴尬地看了一下手表。我意识到密和马上就要出现了。我不想又被她“看到”。我不想又引起她的嫉妒。

这时候，希拉里抬起头来，好像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她问。

我听了一阵，也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有节奏地敲击木头的声音。

“啄木鸟。”希拉里温情地说。

“啄木鸟？”我兴奋地问，“这么寒冷的季节还会有啄木鸟？”那有节奏的敲击声听得更加清晰了，它好像就来自丛林的深处。

“啄木鸟是不会离开的，因为它很孤独。它总是独来独往。”希拉里说，“它也许是皇家山上最孤独的生命。”

“从这声音就能够听出来。”我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空’的声音。”

希拉里又听了一阵。接着，她还是用温情的声音说：“我相信它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

希拉里还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显露过这样的温情。我能感觉到她对啄木鸟的特殊的亲近。我望了一眼丛林的方向。“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啄木鸟呢。”我用充满向往的声音说。

希拉里很认真地看着我，突然又说出了一句我将终生难忘的话。“我就是一只啄木鸟。”她很认真地说。

这奇特的隐喻一下子就扫除了昨天开始的隔阂。我又回到了我强烈的好奇之中，我又回到了我们“特殊的关系”之中。我看着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的“啄木鸟”，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孤独，我也更加清楚地知道了她对丛林的熟悉。毫无疑问，正是这孤独和熟悉让希拉里发现了那“天然储藏室”。

就在这时候，希拉里突然转换话题，提到了距离城市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那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她问我去过那里没有。我说没有去过。她又问我想不想去那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却回答说我想。她接着说，她在那里有一套小房子，每个季节都会去那里住一段时间。“不过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就不敢单独去了。”她说。

“为什么？”我问。这“不敢单独”与啄木鸟的性格很不一致。

“我怕出事。”她说。

“出事？”我紧张地问，“出什么事？”

希拉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令我不知所措的问题。“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她问。

我不知道这是邀请还是恳求。刹那间，四种互相矛盾的情绪同时出现：我激动、我羞涩、我恐慌、我内疚。我激动和羞涩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单独与我妻子之外的异性“一起”去过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这是一个异族的异性，而且这是一个激起了我强烈好奇的异族的异性。我恐慌和内疚是因为我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同样激起了我强烈好奇的异性，如果知道我接受了这样的邀请或者恳求，如果知道我和希拉里的关系变得更加“特殊”，密和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又激动又羞涩又恐慌又内疚……在这混乱的情绪里，来自我身体内部的声音其实非常清晰：

它说“不能去”，它说“不要去”。我听到了它，很清楚地听到了它，但是，就像那一次从张家界回到广州一样，我选择的却又是相反的方向。“什么时候？”我问。

“马上。”她说。

“马上？”我不相信希拉里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不要以为这是一时的冲动。”她说，“我早就想到你了。我们开始读《十四行诗》的那天就想到了。”

我又听到了来自身体内部的那个声音。“我还需要考虑一下。”我说。

“还需要考虑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尴尬地看着她，同时用冰刀的尖头在冰面上重重地踢了两下。

希拉里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我迟疑了一下，问：“我们怎么去？”就好像我已经接受了她的邀请或者恳求。

“我想最好是坐火车去。”希拉里说。

这也是令我激动的想法。但是，我还是不想“马上”去。我说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现在感觉很累。我说我需要先回家去睡一下，再决定能不能跟她“一起”去。

“那我们就坐最后一班车去。”希拉里说。

她的语气那么肯定，就好像我已经接受了她的邀请或者恳求。

我为自己被步步紧逼而不安。但是，我却并没有像“王隐士”说的那样逃脱。“我要做什么准备呢？”我接着问。

“带上三天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希拉里说，“当然，别忘了《十四行诗》。”

“三天？！”我不安地重复了一遍她说出的时间。它长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希拉里注意到了我的不安。“我一般都会去住三四天。”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三天将《十四行诗》读完啊。”说完，她不由分说地约我下午五点半钟在中心车站里的星巴克汇合。

我很激动，又很恐慌。看着希拉里远去的背影，我的身体又开始冒汗。我完全不知道这邀请或者恳求意味着什么。许多的疑问开始在我的脑海中翻腾：她会出什么事？难道有我陪在身边，她就不会出事？除了保证她不出事，我还会被要求做什么其他的事？我当然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再溜下去了。我想避开密和。我不想她看出我的激动和我的恐慌。我很快换好了鞋。

下山的路上，我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冒着冷汗。越来越多的疑问出现在我的头脑中。这一个多月以来，我对希拉里已经有许多的了解了，按照密和的说法，我们已经有了“特殊的关系”，但是，我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她到底是谁？就像密和一样，我一开始就感觉到她是一个“病人”，但是，她到底患有什么“病”？她的“病”与她会出的事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她的小房子到底有多小？还有，她会安排我睡在小房子的什么位置？想着想着，我的情绪发生了奇特的变化。羞涩没有了，内疚也没有了，恐慌变成了不断膨胀的恐惧，最后完全压倒了那一点残存的激动。翻腾在脑海中的疑问越来越恐怖，我甚至想到了我自己的生命安全：我自己会不会出事呢？或者我会不会跟着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一起出事呢？……我想到了应该给我女儿打一个电话，听听她的意见。但是，我马上又想到她已经不接我的电话了。我没有太伤感。因为我知道哪怕是她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向她开口。难道我敢告诉她，我准备与一个刚在海狸湖边认识的陌生女人去她的村舍里小住三天？难道我敢告诉她，那个女人邀请我去的原因是她怕自己单独去那里会要“出事”？难道我敢告诉她，我现在充满了恐惧，因为我担心我自己也会“出事”？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她的反应都一定是对我的嘲笑甚至羞辱。

但是，我的确充满了恐惧。如果真的出了事怎么办？我必须向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亲人作一个交代。回到家里，我首先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证件清理出来统一放入一个大信封，放在书桌上。然后，我打开电脑，给我女儿写了一个邮件（有一刹那，我想到这简短的邮件说不定就成了我的“遗言”）。我告诉她，我决定去那个著名的滑雪胜地滑雪三天。我说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把握。如果三天之后，她没有收到我平安回家的邮件，请一定要回家来查看。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将剩下的那一块熏鱼切碎，炒了一碗鸡蛋熏鱼饭。我很快地吃完饭后，感觉肠胃很不舒服，决定到楼下去散散步。可是刚走出公寓的大门，我就遇见了那位很爱说话的台湾邻居。她用很惊讶的口气问我的脸色为什么那么不好。我敷衍她说，昨天一直在看她向我推荐过多次的韩剧，很晚才上床睡觉。她批评我不应该这样不节制。她接着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一定要学会养生了，再着迷的事情都不能太沉迷。她接着又告诉我，我们大楼里上星期死了两位邻居，其中一位比我还年轻。她感叹说生和死其实就是刹那间的事。她显然是随意说出的这些话好像有很强的针对性，让我对即将开始的旅行更加恐惧。

我带着越来越深的恐惧绕大楼随便走了两圈就回家了。我很快地收拾好行李之后，又打开电脑，想查看我女儿是否回复了我的邮件。在关机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说她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回复。但是，我相信她已经看到了我的“交代”。这“相信”带给我淡淡的安慰。然后，我很严肃地在床上躺下。我想好好地睡一觉。我必须好好地睡一觉。我没有想到我很快就睡着了。我更没有想到我最后会被我妻子惊醒。这是她去世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梦里。她披着一块白色的薄纱，合着一首不断重复又不断加强的旋律，从很深的景深里走过来。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近和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恐惧。非常神奇的是，在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刻，她正好站到了我的床边，就好像是经过了排演一样。我马上就透过飘荡的薄纱看到了她挺拔的乳头和浓密的阴毛。但是，真正抓住我的却是她死气沉沉的面孔和杀气腾腾的目光。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不敢问她想干什么。就在我想逃离那面孔和目光的时候，她嘴唇的张合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正在说话！但是，我听不到她发出的声音。我继续盯着她的嘴唇。我意识到她是在重复同一句话。突然，我听清楚了。接着，她又用更大的音量重复了一遍。她不断地重复，音量一次强过一次，就像刚才的旋律：“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她的音量不断增强，直到振聋发聩的地步，直到最后戛然而止。

我是被那恐怖的戛然而止惊醒的。我很少在午睡的时候做梦，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奇怪的梦。在惊醒的时刻，我抚摸着布满全身的汗水，马上就对这奇怪的梦作出了解释。就像来自我身体最深处的那个声音一样，它是对我发出的警告，它是对正在等待着我的旅行发出的警告。我马上就没有犹豫了。我马上就没有恐惧了。我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我开始想干脆就不去赴约。但是，我马上又想起我妻子关于我“不负责任”的责难。我迅速坐起来，迅速冲完凉，迅速出了门。

我要当面告诉希拉里，我不能去。我甚至应该告诉她，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劝她也不要去。

我提早十分钟到达了中心车站里的星巴克。我找到一个门边的座位坐下，一边随意地翻读着《十四行诗》，一边认真地设想着与希拉里的对话。突然，一个女人用普通话催促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看了一眼车站里大屏幕上的时间，希拉里与我约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五分钟了。我不安地打量着朝着不同方向走动的旅客，突然想起“王隐士”关于生活的全景的说法。我相信，真正看到了生活的全景的人一定会从这无数的“不同方向”感觉到生活的荒诞。

十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有点着急。又过了五分钟。我开始有点焦躁。我决定再多等半个小时。那是越来越焦躁的半个小时。她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她会不会已经出了事？她到底会出什么事？……那是头脑一片混乱的半个小时。等它过去之后，我站起来，站到了咖啡馆的门口。我还是有点不死心，决定再多等十分钟，然后，才充满疑惑地离开了中心车站。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感觉到了极度的疲惫。我终于没有出发，这对我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但是，这胜利又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疑惑。希拉里总是给我带来“更多”的疑惑。想想看，在这短短的十二个小时之内，她就用清早的请求和傍晚的失约两次将我推进疑惑的深渊，让我恐惧，让我焦虑，让我极度疲惫……这也许就是我们关系的“特殊”之处。在大楼的电梯里，我想的是进门之后一头就栽倒到床上。可是在开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女儿。我觉得应该马上告诉她我已经取消原来的安排，免得她为我担心。我顶着疲劳打开了电脑。我当然还是有点想看到她给我上午那个邮件的回复。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却看到了希拉里的邮件。那是她下午就已经写来的邮件。如果我在去中心车站之前查看一下电脑，我就会看到这个邮件。

在邮件里，希拉里告诉我她刚刚决定取消我们的安排。她没有给出取消的理由。她接着告诉我，她晚上十一点钟会在海狸湖边。但是，她并没有邀请或者恳求我去那里见她。我反复读着我错过了一半的邮件。根据邮件抵达的时间推断，希拉里几乎是在我收到噩梦的警告，决定“不去”的同时作出“取消”的决定的。这不可思议的“同时”又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

我没有想到希拉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还会第三次将我推进疑惑的深渊。她为什么会突然取消我们的安排？她为什么不给出取消的原因？她为什么会那么晚去海狸湖边？她为什么没有向我发出请求或者邀请？我衣服都没有脱就在床上躺下了。我的身心已经感觉极度疲惫，迫切需要休息。但是，不断涌现的疑惑却让我的大脑极度亢奋。从九点四十分开始，我不停地查看时间，就像傍晚的时候在中心车站里一样。在十点二十分，我终于无法再忍受自己的犹豫了。我起来查看了一下电脑，没有见到希拉里新的邮件。这就是说，她“十一点钟会在海狸湖边”的计划应该没有改变。

我从来没有那么晚上过皇家山。我也没有想到深夜的皇家山会与清早的皇家山带给我类似的感觉。它们都是那么纯净，都是那么宁静，都激起我深深的感激。我走近月光下的海狸湖。我走近月光下的希拉里。“我以为我不会来。”我低声说。

“我知道你会来。”希拉里说。

“又是因为你的导师？”我半开玩笑似的说。

“不，”希拉里说，“是这音乐。”说着，她将一侧的耳塞递给了我。

那音乐立刻就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紧张地将耳塞揪下来，用颤抖的声音问：“这是怎么回事？”

“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希拉里说，“你不喜欢吗？”

我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说：“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巧合。”

“什么巧合？”希拉里问。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她下午做的那个噩梦。但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你以前听过这首乐曲吗？”希拉里接着问。

“我只在梦里听到过。”我说。我很想知道那个噩梦怎么会与现实相距如此地近。

希拉里当然不可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她还是面对着海狸湖。“那一定是你的幻觉。”她用迷惘的声音说。

我不想反驳她。我也不相信她能够解释噩梦与现实之间的巧合。我稍稍停顿了一下，问她是怎么从这乐曲里知道我会来的。

“同一个旋律，从听觉够不到的音量开始，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放大，最后到了振聋发聩的程度……它让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你从月光的深处走来，越走越近，越来越大。”

我很想知道我的噩梦与希拉里的现实为什么相距如此地近。

“我现在听的是切里巴达克一九七一年指挥的版本。他是我最着迷的指挥家。”希拉里说，“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极致和孤独的艺术家。”她看了我一眼，接着说，“极致的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孤独的极致才是真正的极致。”

我还是没有勇气再将耳塞重新塞到耳孔里。我甚至不想再去感叹噩梦与现实之间如此神奇的联系。

希拉里也没有再勉强我。她将耳塞收好之后，建议我们一起往观景台的方向走。我望了一眼深蓝的天空和皎洁的圆月，心中又荡漾起了深深的惬意和感激。

我们一起朝观景台的方向走去。我以为她首先会向我解释取消计划的原因。没有想到她问的是另外的问题。“你喜欢这里的冬天吗？”她问。

我想了一下，说：“我喜欢这个冬天。”

希拉里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好像很欣赏我的说法。“很多人都说蒙特利尔除了冬天之外什么都好。”她说，“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蒙特利尔的冬天。”

怎么我的生活中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喜欢冬天的女人？而且她们喜欢冬天的理由都很奇怪。那个将我重新带上皇家山的韩国学生喜欢冬天是因为她父亲的演奏和维瓦尔第的音乐。而密和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是播种的季节”。“你为什么喜欢蒙特利尔的冬天呢？”我问。

“因为它能够将我们带进极致和孤独。”她说。

“就像你着迷的指挥一样。”我说。

“当然还有雪，能够掩盖一切丑恶的雪，能够掩盖一切伤害的雪。”她说，“就像乔伊斯在《死者》的最后写到的那样。”

我没有读过希拉里提到的那篇小说，但是她前面的一句话还是给了我强烈的冲击。特别是她第一次提到了“伤害”。我感觉她不是在泛指，而是在特指，特指她自己受到过的伤害。

我的感觉没有错。希拉里果然紧接着就谈起了她“最黑暗的记忆”，她说她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两段“最黑暗的记忆”构成的。她说“最黑暗的记忆”其实是不管多厚的雪都无法掩盖的。她关于她父亲的记忆就是她“最黑暗的记忆”之一。她说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但是，择业和婚姻的不幸改变了他的性格和命运。他从小就对美术非常着迷，很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他的父亲逼着他去学习法律。在刚进大学的那一段时间，他曾经极为消沉，不仅对学业毫无兴趣，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但是有一天，他听一位法学史的教授谈起康定斯基的经历，精神为之一振。他决定效仿那位天才的前辈。他很快就变成了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一位表兄开的律师事务所，并且很快就成为受理产权法的著名律师。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们都不知道这只是他为自己一生中伟大的时刻所做的准备。他正在等待着自己三十岁生日的到来，他决定在那一天效仿自己天才的前辈抛弃全部合“法”的成功，走上通向不朽的道路。

但是，婚姻的不幸让他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效仿。希拉里说她母亲是她爷爷最好的朋友的女儿。双方的家长早就应该看出两个孩子性格的不合，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友谊，他们坚持包办了他们孩子的婚姻。希拉里说她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长大的。他们每天都要争吵，为重如泰山的大事争吵（比如格瓦拉到底是不是“最完美的人”，比如美国应不应该出兵巴拿马），也为轻如鸿毛的小事争吵（比如厨房里的地面应该一天清洗两次还是两天清洗一次，比如牛排应该烤到全熟还是不应该烤到全熟）。当她父亲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早上庄严地宣布自己将辞掉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报考巴黎美术学院的时候，还没有听完他的宣布，她母亲就已经晕倒在地。

希拉里的父亲没有走出他天才的前辈走出的那伟大的一步。这就是他每次看到康定斯基的作品都会流泪的原因。这也是他从此变得郁郁寡欢的原因。这也是他从此变得不愿意回家的原因。

他将精力全都用在了工作上。这让他的事业更加成功。这当然也让他更加痛苦。希拉里是他唯一愿意交谈的亲人。而他们最经常的话题就是如何择业和怎样择偶。他告诉希拉里，他一生中遇见的人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从事自己梦想和喜欢的事业的人，一类是从事了自己喜欢和梦想的事业的人。他说他发现前一类人中有不少人都活得很不快乐，都后悔自己的选择，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大甚至巨大的成功；而他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后一类人的抱怨和后悔，哪怕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清贫。关于婚姻的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人不可能因为婚姻而改变。因此，婚姻稳定的程度取决于双方品性和志趣上一致的程度。他还说这种一致最低的表现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欣赏，而最高的表现就是双方的互相欣赏。希拉里说从她父亲在谈论这些问题时的眼神中她其实早就看到了他灵魂深处的黑洞。

她父母在她进大学之后就离婚了。之后不久，她父亲就关掉了他非常成功的律师事务所。他在那个著名的滑雪胜地买了一套小房子，在那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希拉里说她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她父亲。她知道他每天都在画画，也就是在做他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可是，从他的作品里，她知道他一点都不快乐。她没有能够成功地将他带离他灵魂深处的黑洞。在她举办结婚仪式的前两天，他用一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希拉里说直到二十年之后才知道她父亲为什么要选择在她结婚仪式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是想“阻止”她进入他预感不妙的婚姻。

我注意到希拉里在说到他父亲在那个著名的滑雪胜地买了一套小房子的时候稍稍犹豫了一下。

我相信那就是她清早的时候邀请或者恳求我陪她一起去度假的地方，或者说那就是我们本来此刻应该呆在一起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去多想，因为我完全被希拉里“最黑暗的记忆”抓住了。

我在想这种记忆与她的“病”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最后在服务站的门口分手。我感谢希拉里将我带进了皇家山的深夜以及她个人生活的深处。我告诉她，这是我十五年移民生活里最奇特的夜晚。

“你刚才说你喜欢‘这个冬天’。”希拉里说，“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奇特的冬天。”

“我在第一天的清晨就看到了你。”我说。

“那也是我这个冬天的第一次上山。”希拉里说，“你一走进服务站我就有强烈的感觉。”

她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况。“我还以为你没有任何反应。”我充满疑惑地说。

“我是一个能够看到生活全景的人。”她说，“我甚至早就看到了这个夜晚。”说着，她慢慢地将脸贴近了我的脸。

我没有后退。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她冰凉的嘴唇贴近了我冰凉的嘴唇，触到了我冰凉的嘴唇，压紧了我冰凉的嘴唇……她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体味和激情顿时唤醒了我已经沉睡多年的欲望。我完全没有想到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自己还能感受身体的强悍，还能重温生命的快感。

我们的嘴唇一直到我们都感觉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才分开。然后，我们都仰头朝向深蓝的天空，恢复自己的呼吸。

“谢谢你。”我低声对着深蓝的天空说。

希拉里伸出手来，将我的脸捧到她的面前。接着，她用冰凉的嘴唇在我冰凉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早就看到了这个夜晚。”她说完，转过身去，骑上了她停放在服务站门边的自行车。

我问她这么晚在外面骑车有没有关系。她说她经常在这种时候出门，没有关系。我看着她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突然想起了第一天在山上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的感觉。我对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生活神奇的涌现充满了感激。我一路奔跑着下山。我一路泪流满面。

回到家里，我才对刚才在皇家山上经历的寒冷有所认识。我用很热的水冲完凉之后，身体还在感觉到冷。我在被子里躺了很久之后，身体还在感觉到冷。我就在这种冷的感觉中与希拉里一起走进了她在滑雪胜地的小房子。它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影片《日瓦戈医生》里看到过的劳拉与日瓦戈生活过的那座冰天雪地里的小木屋。我们背靠着背坐在壁炉前。我们翻开了《十四行诗》。希拉里要我跟着她读一下第40首和第144首的开头。首先我们读了三遍第40首的开头：“拿走我全部的爱吧，我的爱人，全部拿走。”这是诗人写给他的同性的爱人的句子。然后我们读了三遍第144首的开头：“我有两种爱，一种是安慰之爱，一种是绝望之爱。”这是诗人写给黑女士的句子。“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的激进和困惑。”希拉里说，“毫无疑问，他的两个不同性别的爱人都没有能够满足他对爱的狂热。”

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她的讲解。窗外的风声令我感到恐惧。

“你有点走神。”希拉里说。

我看了她一眼，注意力却还是集中在窗外。“会出什么事？”我问。

“最大的危险不在外面。”希拉里说，“最大的危险总是在里面，在内心的深处。”

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她的身上。我的目光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病人。”希拉里说。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好像是刚刚知道。

“我一直在吃药。”希拉里说。

我也不想让她看出我已经知道这一点。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的睡眠更差了。”希拉里说。

“应该会有很多办法的。”我说。但是，我不敢特别强调说可以试一试中医。我不敢去触碰她对“中国”的敏感。

“我经常会睡一两个小时就突然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希拉里说，“有时候，我就干脆起来去爬皇家山。”

“应该会有很多办法的。”我重复说着，抓住了她的手。

“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希拉里说，“我相信我会像他那样……”

她的话让我全身颤抖了一下。我抱紧了她。“不要这样。”我低声说。

“其实从他离开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希拉里说。

“不会的。”我着急地说，“不会的。”

希拉里也抱紧了我。“你知道吗，”她说，“我已经死过三次了。”

我没有想到她已经走进了那么深的黑暗。我将脸紧贴到她松软的头发上。我想用我的关切来消除她内心的黑暗。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从几乎被积雪堵死的小窗外射进来的两道杀气腾腾的目光。天啊，她跟着我们一起来了！我惊恐万状地推开了希拉里。她马上也将脸转向了小窗。“一只狼。”她平静地说，“一只孤独的狼。”

密和

经过一个如此奇特的日子，我和希拉里的关系肯定会发生改变。现在，我不仅确认了她是一个“病人”，还知道了她是一个已经死过的人以及她是一个随时都会死去的人。在最孤独绝望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到过“要离开这个世界”，但那只是冲动的想法，而对希拉里来说，那却是无法消除的症状。死亡将我带进了她生活的黑暗和她生命的黑暗，为我打开了一个更加神秘的世界。我想这就是她为什么在月光下比在日光下显得更加耀眼的原因。我想这也是她为什么在梦幻中比在现实中更加迷人的原因。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惑：她为什么会取消她在清早的时候还那么执着的安排呢？她为什么不解释她取消的原因呢？她的取消与我的放弃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她着迷的音乐为什么会进入我的噩梦呢？

经过一个如此奇特的日子，我和皇家山的关系也肯定会发生改变。我从来没有在深夜里走进过皇家山。我更没有想到在皇家山深夜的严寒中，我能够重温身体的强悍和生命的快感。我知道我从此会用完全不同的目光注视皇家山的一切。我知道我会不断思念那深蓝的天空和皎洁的圆月。我知道我会不断思念冰凉的嘴唇与冰凉的嘴唇磨砺出来的激情。

经过一个如此奇特的日子，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肯定会发生改变。她终于逃脱了死亡的囚禁，重新回到了我的梦里。但是，她为什么会带着那么深的怨恨和杀气，就像一个追债人，就像一个复仇者？我有强烈的预感，她“不会放过”我，她还会不断出现，出现在我的噩梦里，甚至出现在我的现实中。

经过一个如此奇特的日子，我和密和的关系也肯定会发生改变。在流着眼泪往家里奔跑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不管我掩饰得多么成功，密和一定能够马上嗅到我与希拉里和皇家山的关系都已经发生改变，因此我与她的关系也将发生改变。我只希望她不会用直接或者暧昧的方式挑战我的隐私，让我难堪，让我不安，让我失去对她的兴趣和好奇。

我一直到下午一点钟才醒过来。醒来后，我还是感觉头昏脑涨。我坚持着打开电脑，看是否有希拉里的邮件。我想读到她关于我们深夜激情会面的评价或者哪怕是她平安到家的消息。我并没有因为没有而失望。我犹豫了一下，也没有主动写下我自己的感想和感激。

第二天我走进服务站的时候既没有看见密和，也没有看见希拉里。而且我注意到密和也没有在海狸湖边。我的感觉松弛了许多。我换好鞋之后，没有去小溜冰场上热身，而是直接下到了海狸湖上。我没有想到刚溜半圈，在溜到湖面的那个拐角时，会看到密和。我开始有点紧张，以为她是想躲避我，才会躲到那个从服务站和小溜冰场方向都看不到的角落。但是，我注意到她的电动轮椅并没有停下来。她好像是在沿着湖边寻找什么。我主动喊了她一声。她的反应比我习惯的要冷淡许多。我怀疑她已经知道了深夜里在皇家山上发生的事情，不敢像平常那样接近她。但是，我也不敢故意躲开她，那样一定会引起她的怀疑。我保持着与她相似的节奏走了一段之后，问她在寻找什么。

密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继续慢慢移动着电动轮椅。她两次将电动轮椅移到了湖岸的最边上，探着身体往湖面上看。

我突然看清了她的意图。“你想到湖面上来吗？”我问。

密和黝黑的脸涨红了。她点了点头。

我告诉她这一侧湖边的积雪不够结实，要想乘电动轮椅下到湖面，只能沿着湖边的小道绕到湖的另一侧，从那个供冰场护理车使用的坡道下来。她马上就掉转了方向。我直接溜到了坡道边等着她过来。

刚下到湖面上，密和的脸上就出现了惊诧不已的表情。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感叹说：“这跟坐在湖边看的感觉完全不同。”

她的感叹让我突然意识到她一定看见过我和希拉里一起在湖面上溜冰。我相信她一看见那样的场面就产生了要下到湖面上来的冲动。一阵夹带着强烈内疚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我来推你吧，”我说，“就像我们在一起溜冰一样。”

密和回过头来用会意的目光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推着电动轮椅溜了起来。那神奇的感觉激起了我更深的感动。

密和显然也非常感动。她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充满了对亲密的感激。

我微微地俯下身去。我想更靠近她的头顶。我想更靠近她的气息。我想起第一天远远地看着她的情形。那时候，我绝对不可能想到自己会在“不久的将来”从一个如此特殊的角度靠近她。这奇特的冬天！这最奇特的冬天！对我来说，密和仍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异性，仍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但是，我同时又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我对她的需要和她对我的需要。我激动地盯着她的头顶。我感觉就像她刚才的目光一样，它在用它的骚动对我发出温情的邀请，邀请我与她一起去体会像皇家山的冬天一样纯净的亲密。我又将身体再俯下了一点，直到我的脸已经碰到了她被风吹起的发梢。这时候，我听见了她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声音：“他们也一起溜过一次冰。”我马上伸直了腰。“他们是谁？”我有点紧张地问。

密和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这一次她的目光里带着很深的迷惘。“对不起。”她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希望她想到的是希拉里和我。“那是记忆还是想象？”我好奇地问。

密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说不清楚。”她说，“这一段时间，我总是混淆记忆和想象。”

我推着密和沿着海狸湖的边缘溜了一圈之后，将她推到了湖面的中心，面对着日出的方向。然后，我转到前方，面对着她。

密和闭起眼睛，将双手伸向空中，做出很满足的样子。然后，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我以为她会马上评价我们的第一次溜冰。没有想到，她又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去过密云水库吗？”

“你怎么连密云水库都知道？”我吃惊地问。她对北京的知识和兴趣还在不断强化我对她的好奇。

密和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淡淡的忧伤。“我当然会知道。”她说着，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又是“当然”，我心想，又是我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当然”。我无聊地慢慢倒滑了一小圈之后，又站到了她的面前，回答说我去过，不过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她接着问我是什么季节去的。我说是夏天。我注意到这不是她想要的答案。我想起她关于一九七四年的冬天的问题，问她是不是希望我也是冬天去的那里。她没有回答。她接着问我是怎么去的。我说是跟着两个同学一起骑车去的。我看到她的眼睛一亮。我的这一回答显然是吻合了她的兴趣。她接着问我骑了多长的时间。我开始说好像骑了五个多小时。她不满意我说的“好像”，也不满意我说的“五个多小时”，她要我说得精确一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个细节上有如此精准的要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好说是六个小时。我接着还补充说我们是在睡过午觉之后出发的，到那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她又问我们看到密云水库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们都感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她又问我们是在哪里过的夜。我告诉她是在水库边的一片树林里。我接着还随意地补充说在半夜的时候，我们还下到水库里面去游了泳。

我没有想到这随意的补充会给密和带来那么剧烈的冲击。“你说什么？！”她用难以置信的声音说，“你在密云水库里面游过泳？！”

“是的。”我说，“在半夜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身体接触过密云水库的水？！”她还是用难以置信的声音说。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会作出这么愚蠢的解释：既然我在那里游过泳，我的身体当然接触过那里的水。“当然。”我说。

密和直直地盯着我，好像我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却又一直都在盼望着见到的人。

我有点羞涩，又有点紧张。我能够感觉到她马上就会对我提出非常特殊的要求。

“我能摸一下你的手吗？”她用很诚挚的声音问。

我没有想到是如此特殊的要求。我更加羞涩，也更加紧张。我脱去右手的手套，将手伸向密和。同时，我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那棵老榆树，希望希拉里不要突然在那里出现。

密和激动地盯着我的手。我不知道应该将手心朝向她还是将手背朝向她，生硬地变换了两次之后，还是将手背朝向了她。她也脱去了右手的手套，用全部的指尖在我的手背上抚摸了三下。“那里的水是什么感觉？”她低声问道，就好像是在问我的手背。

这是太笼统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继续问：“那里的水很凉吗？”

“因为已经是深夜了，当然感觉有点凉。”我说。

“如果是在快到清明节的时候呢？”密和问，“在那时候的深夜呢？”

“那就不是凉了。”我说，“那应该是冰凉了。”

我的话音刚落，密和就激动地用深红色的围巾捂住脸，抽泣了起来。

她的反应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怎么了？”我问，“我说错了什么吗？”

她还是继续抽泣着，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跪到冰面上，想靠近她低埋在围巾里的脸。

“你这是怎么了？”我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问。

密和还是激烈地抽泣着。我感觉整个皇家山都在回荡着她的忧伤。可是这忧伤来自何处啊？我不知道。我想知道。我将脸贴近了她深埋在围巾里的脸。“怎么了？”我着急地问，“这是怎么了？”

密和将头更深地埋进了围巾里。她哭得更加伤心了。

我抚摸着她的肩膀。我不知道要怎样让她平静下来。

这时候，密和问了一句令我费解又恐惧的话。“你为什么要那样？”她问，“你为什么要那样？”她的头还是深埋在围巾里。她还是在激烈地抽泣着。

我？为“什么”？哪样？我不知道密和这是什么意思。我非常恐惧。“我做错了什么吗？”我用充满内疚的声音说，“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啊！”

密和抬起头，用布满泪水的眼睛看着我。她好像想说什么，但是她突然按下了电动轮椅的按钮。我仍然跪在冰面上。我看着电动轮椅缓慢地驶上了坡道。我看着电动轮椅沿着湖边的小路朝着停车场的方向驶去。她这是怎么了？她这是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我刚才做错了什么，还是我三十年前做错了什么？……她让我充满了疑惑。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差不多还没有正式开始溜冰呢。我从冰面上站起来。溜了一小段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没在状态。翻腾在我的脑海里的全都是关于密和的疑惑。而更让我不安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她最后的那个问题里的“你”不是跪在她面前的我，而是一个不在她面前的人，或者一个以另一种特别的形式存在于她面前的人。他是谁？他与密云水库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我又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最奇特的冬天里，密和关于北京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与她的想象有关，而是与她的记忆有关，可那又肯定不是她自己的记忆，那是她必须通过想象才能够达到的记忆。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整个上午，我都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我不仅在为密和担心，也在为希拉里着急。我首先查看了一下邮件：还是没有希拉里关于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深夜的评价或者哪怕是她平安到家的消息。我泄气地离开书桌，坐到沙发上，拿起两个星期前从扔在我们这一层楼垃圾通道边的一摞旧书里找到的那本《呼啸山庄》。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希拉里和我妻子对阅读的对立看法，觉得非常荒诞。在希拉里看来，阅读是人生质量的标志。她说过没有阅读的人生是没有质量的人生。而我妻子将我对阅读的兴趣当成是我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标志。在临终前一个星期，还郑重其事地提醒我今后要好好生活，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毫无用处”的阅读之上。我心灰意冷地翻动着书页，第二十七章第三段中关于山上“充满生机”的空气的描写令我有点激动：“哪怕是一个垂死的人呼吸到它，都会重新复活。”我觉得艾米莉·勃朗特这个浪漫的句子就好像是对皇家山上空气的写照，也是对我这个曾经“垂死的人”的写照。我想借着这激动再多读几段，但是越读就越没有感觉，或者说越读就越感觉疲劳。最后，我干脆在沙发上躺下来，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而且我很快又看见了我妻子。她还是披着同样的薄纱，伴着同样的旋律来到我的跟前。她还是一遍一遍地重复“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这一次，我没有被她的戛然而止惊醒。“是因为她们吗？”我用很低的声音问，好像是怕被她们听见。我没有想到我妻子会那么迅速地作出反应。“与她们有什么关系！”她说，“我都已经死了。”她迅速的反应令我更加恐惧。“那是因为什么？”我用颤抖的声音问。她用杀气腾腾的目光盯着我，说：“我要知道真相，真相，真相……”说着，她突然将只有骨头的手伸向了我。

我猛地坐了起来。我突然知道了我妻子重新出现的原因。我不知所措。我走到厨房里，打开冰箱的门看了一眼，又将它关上。我又走过客厅，将通往阳台的门打开看了一眼，又将它关上。我在客厅里走了几步之后，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又将它放下。然后，我回到睡房里，在书桌前坐下，将电脑打开，还没有等开机程序完成，又将电脑关掉。我已经知道了我妻子为什么会不停地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应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候，我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我首先想到了我妻子，顿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敲门声还在继续……等到自己彻底平静下来，我才走到门口，从猫眼里看到了那位很爱说话的台湾邻居。我打开门。我看到她的神色十分慌张。我问她要不要进房间里来。她说不要。她左右都看了一下之后，凑到我的跟前，问我是不是看见过鬼魂。我大吃一惊。但是，我马上就显出镇静的样子，问她为什么会突然提一个这样奇怪的问题。她又左右都看了一下之后，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我们刚去世的那位比我还年轻的邻居，就在楼下洗衣房的门口。她说这一下大楼的管理处会要有麻烦了，因为她记得他在死之前三个星期还与管理处就房租的事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她坚持要陪我下楼去看看。我说我没有兴趣。但她还是坚持要陪我去。我们一起下到了洗衣房的门口。那里什么都没有。我的台湾邻居肯定地说那位去世不久的邻居刚才的确站在那里。我没有责备她。在等电梯的时候，我认真地问她怎么才可以让鬼魂安静下来。她说鬼其实是在“那边”没有钱用了才到“这边”来讨债的。办法很简单，马上给他烧一些纸钱就解决了。我又问她，如果那个鬼要讨的债是血债或者情债，那怎么办呢？我的台湾邻居笑我幼稚。她说现在不是一切都可以用钱来结算吗？都烧钱就好了。我又问她，如果那个鬼明确说要的不是钱，而是其他的东西，那又怎么办呢？她说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好了。她说什么都可以用纸做：奔驰跑车、波音飞机、海景别墅……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我又问，如果那个鬼要的不是具体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她问我比如什么。我说“真相”，如果那个鬼要“真相”怎么办？我的台湾邻居大笑着说：“那你随便给她编一个不就是了，也写在纸上，一把火烧了。鬼知道什么真假呢？”

我妻子不是因为我与希拉里和密和的关系而“绝不会放过”我，这让我感觉舒服了许多。我大概也已经猜到了她想要的是关于什么的“真相”。我不会像我的台湾邻居说的那样随便编一个去应付她。我会将“真相”如实地写下来。我知道这会让她得以平静，也会让我得以平静。

这针对我妻子的决定带给了我情绪非常稳定的下午和夜晚。我虽然还是每隔一个小时就去查看一下邮件，看有没有希拉里的消息，却已经越来越习惯了没有消息。我相信，那样的深夜对希拉里也是奇迹，哪怕她在第一天就已经“看到”，哪怕她从第一天起就已经知道我们相遇的结果。我相信，她也会像我一样，用很长的时间去品味和消化那奇迹般的激情，也会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新的关系；与对希拉里的态度相似，我虽然还是不停地在回放密和最后的激烈反应，却已经开始用更加“客观”和更加深刻的方式去看待那种反应。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密和对圆明园废墟的兴趣与她对密云水库的兴趣之间逻辑和情感上的联系。我甚至还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密和最后使用的第二人称单数与被她的眼泪浸湿的围巾之间也存在着逻辑和情感上的联系。而且我越来越相信，有一天，密和会告诉我全部的“真相”。它是我们相遇的必然结果。

临睡之前，我又翻了一下那本雨果的法语传记。那是在密和第一次问到圆明园的那一天，我特意从图书馆借回的书。翻着翻着，我突然对传主生活中的一些数字产生了好奇。“一个强盗在打劫，一个强盗在放火。”诗人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下了对西方文明践踏东方文明暴行的强烈抗议。这一天距离他六十岁的生日只有三个月了。在一个现代人准备退休的年纪，这伟大的生命却还保持着极度的敏锐和旺盛的激情。这敏锐和激情与爱情有什么关系？在写下这抗议的时候，雨果与德罗埃长达五十年的爱情已经步入第三十个年头了（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是这不可思议的爱情中无数的奇迹之一）。这敏锐和激情与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在写下这抗议的时候，雨果刚刚完成了将在第二年出版并且轰动世界的《悲惨世界》（这时候距离他的第一部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出版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想起了“王隐士”关于生活的全景的说法。将雨果生命中的这些数据联系起来，我好像更加理解了他对圆明园的被毁所发出的怒吼。那是只有站在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才可能发出的怒吼。

稳定的情绪和愉快的阅读给我带来了不错的睡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基本上从这些天的颠簸里恢复过来了。在上山的路上，我甚至唱起了少年时代学唱过的一首苏联歌曲。我希望见到希拉里，也希望见到密和，我甚至觉得哪怕她们同时出现在服务站里也没有关系。但是，她们都没有在服务站里出现。这让我有点担心。准确地说，我是有点担心希拉里。已经四十多个小时了，我为什么还没有她的消息？我的担心很快就被密和的身影冲散。我从服务站的窗口看到了她。她还是在海狸湖边，但是却没有坐在电动轮椅上：她面对着日出的方向，站立在她的电动轮椅旁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密和站立起来的样子。她的双手平伸向前方，然后又缓缓展开，移向肩的两侧，最后又缓缓举起，手掌在头顶上方汇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密和做操的样子。她显得非常正常，非常健康。我兴奋地走近窗口。我想也许她的病情正在好转或者她截瘫的程度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严重。我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她会完全从电动轮椅上走下来。我想也许到那时候，她会要我带她去看圆明园的废墟和密云水库……我一边换鞋，一边愉快地想象着密和的未来。我决定先去小溜冰场溜冰，不要打扰她做操。但是换好鞋站起来再朝海狸湖那边望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密和已经没有站在电动轮椅旁边了。奇怪的是，她也没有坐在电动轮椅上。我迅速走出服务站。我看到密和坐在雪地上，只有左手扶着电动轮椅的扶手。我开始还以为那是她操练的一部分。但是，再走近一点，仔细一看，我才意识到她不是“坐”在了雪地上，而是“倒”在了雪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我马上踩着板结的雪地，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密和的跟前。我看到她脸色苍白，满脸都布满了汗珠。我跪到雪地上，扶着她的肩膀，着急地问：“你这又是怎么了？”

密和的目光显得十分虚弱。密和的声音也显得十分虚弱。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我。“去打这个电话，”她说，“让她通知出租车司机赶快来接我。”

我接过小纸片，读了一遍上面的号码。

密和点了点头。“不要告诉她你是谁。”她接着说，“也不要告诉她我出了什么事。”

我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先将她扶到电动轮椅上去。

密和看出了我的意思。“快去吧。”她说，“我这样没有问题。”

我犹犹豫豫地站起来，然后急急忙忙地朝服务站走去。服务站两边的入口处都设有公用电话。我选择了自己平常进入服务站的那个入口，因为从那里我可以看到倒在雪地上的密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接电话的人也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她在听完密和要我转达的话之后，坚持要问我是谁。我最后只好说我是密和的“一个朋友”。接着，她又坚持要我告诉她密和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最后只好说她好像感觉不舒服。挂断电话之后，我立刻冲进服务站，迅速换好鞋，急忙朝密和跑去。

密和仍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她的脸上仍然在冒着豆大的汗珠。我弯下腰去，将双手伸到她的腋下，想将她架起来。但是，她此刻的身体没有任何支撑，全部的重量都压在我的手臂上。这与我在梦里将她抱起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我重新找好一个立足点，将脸紧贴着她布满汗珠的脸，第二次用力才将她架起，驾到电动轮椅上。密和的嘴唇几次轻轻地碰到了我的耳根。“这只是虚脱。”她用十分虚弱的声音对我说，“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我将一包纸巾递给她，等她擦去脸上的汗。然后，我跟在电动轮椅的旁边，陪着她来到了停车场。

“车很快就会来。”密和告诉我。从她的声音可以听出她已经有了好转。

我将刚才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还给她的同时，问她可不可以将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她。这是从我们关于圆明园的第一次谈话之后，我就想问却又一直都不敢问的问题。密和想了一下，将小纸片递回给我。我在上面写下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和我的电子邮箱。“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请告诉我。”我说着，将小纸片再递回给她。与我预料的相同，她没有要我记下她的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箱。

车果然很快就来了。密和将电动轮椅开上车之后，司机用口音很重的法语问我是不是也上车。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密和就替我作出了回答。“当然。”她说。

这是我毫无准备的结果。我带着淡淡的羞涩走进比我们在梦里一起生活的房间还要小得多的空间。我坐好之后，密和还在挪动电动轮椅，希望给我留出更多的位置。“刚才我们的世界是空旷无比的皇家山，”我轻松地说，“现在是连腰都伸不直的出租车。”

密和看了我一眼，羞涩地笑了笑。

一阵从来没有过的亲密感荡漾在我的心中，接着是一阵从来没有过的喜悦。“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关切地问。

密和温情地看着我，说：“好多了。”

“它来得很突然，是吗？”我接着问。

“每年都要来一次。”密和说，“我都已经习惯了。”

“会不会与你的情绪有关系？”我接着问。

密和对我的问题非常敏感。她显然知道我是在指昨天的事。她显然不想再提昨天的事。她伸手碰了一下我女儿的冰鞋，说：“你有一个女儿。”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

我不高兴她在这样亲密的空间里提到希拉里。

“她说你上山来其实是为了寻找你的女儿。”

我不高兴她继续提到希拉里。但是，我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她说你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找女儿的父亲。”

我冷笑了一下，希望她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遇见过一种相反的情况。”

“相反的情况？”

“我遇见过一个女儿，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父亲。”

密和的话将我心中的喜悦一扫而空。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她遇见过的那个女儿有可能就是她自己。我听出了她的伤感。我听出了她的绝望。我不想她继续这样跟我“捉迷藏”了。我要让她知道我对她已经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我用肯定的目光看着她，并且借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不仅需要凭着‘记忆’去寻找，还需要借助‘想象’去寻找。”

我相信密和立刻就清楚了我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恐慌或者惊讶。她平静地看了我一阵之后，将头微微仰起，盯着车顶。突然，她好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她经常还会混淆她的记忆和想象。”

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想到她会对我作出如此正面的回应。

出租车穿过犹太人聚居区之后，在一条僻静小街的尽头停下。一个身体笔直的老人站在路边等待我们。她长着端庄的东方面孔，却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应该就是刚才与我在电话里纠缠过的那个人。司机一边协助密和下车，一边与老人聊天。但是，当密和的电动轮椅停到老人跟前的时候，老人的情绪完全变了。她显得很不高兴。听到密和向她介绍说我是“一个朋友”，老人回复的语气非常严厉。她说她早已经知道了。我能够感觉到气氛的紧张。我马上问司机地铁站在哪个方向，然后，很尴尬地与密和告别了一下，就离开了。没有走出多远，我果然就听到密和与老人争吵起来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而争吵。我不仅不敢停下来，我甚至还紧张地加快了脚步，只想赶快离开。

下午和晚上，我都在不停地查看是否有希拉里和密和的邮件。我越来越担心希拉里的状况了。我也很想知道在路边等待密和的那个老人与她有什么关系以及她们为什么会发生争吵。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她们的邮件。临睡之前，我给希拉里写了邮件，表达我对她状况的担心。然后，我就带着浓浓的失望坐到了床上。我还是翻了一下那本雨果的传记。我读到雨果在给德罗埃的一封情书里说他有两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是他母亲生他的日子，第二个生日是他与德罗埃相遇的日子。他说第一个生日给他带来的是“光明”，第二个生日给他带来的是“激情”。我知道这两种生命的要素对雨果都至关重要。没有它们，他不可能写出《悲惨世界》，也不可能写下他对那两个闯入圆明园的欧洲强盗的愤怒声讨。

深夜里，我做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火。在一片嘈杂声中，我马上就辨别出了英语和法语，就像我在蒙特利尔的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样。但是我很快就知道了那不是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破坏。那是火烧圆明园的场面。那是历史。那是噩梦一样的历史。到处是强盗的身影，到处是熊熊的烈焰。突然，我看见了我妻子，她赤身裸体从梦的深处狂奔出来。她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她的表情越来越愤怒……她一直跑到西洋楼大水法废墟的中间，她站在了那块刚刚掉下来的拱顶上，她大声喊叫着说：“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真相！”

我恐惧地坐了起来。我又吓出了一身冷汗。还没有等自己完全镇静下来，我就意识到不能再拖了。我充满不安地下了床，趴到书桌上，开始写下我妻子想要知道的真相。

希拉里

在随后的三天里，希拉里和密和都没有出现。我也没有收到她们任何人写来的邮件。说实话，我并没有太担心密和。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的感觉已经“好多了”，而且我将她一直送到了家门口（尽管她与那个老人的争吵给我留下了一点悬念）。我真正担心的是希拉里。自从那个激情和浪漫的夜晚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了。她的鞋柜还是锁着，她的滑雪板也还在“天然储藏室”里。这些都被我看成是她还会出现的标志。但是，她为什么没有出现？她为什么还没有出现？我有点后悔那天晚上没有陪她一起回家。但是，我并不相信她那天晚上没有平安回到家里。她的没有出现应该有另外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第一天晚上心情沮丧地关掉电脑的时候想到的。我想，那个夜晚也许就是希拉里向我告别的夜晚。那激情和浪漫因此并不是真正的激情和浪漫，而只不过是一种告别的仪式。但是，她为什么要向我告别呢？这个神秘的女人又一次用沉默给我带来了疑惑。这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交谈的最后她对“中国”的那种沉默。这一次当然是更粗暴的沉默，因为我连她的表情都看不到。

我在第二天的下午又接连给希拉里写了两个邮件。我故意没有表达自己对她的担忧，而是像以前那样，与她谈起了《十四行诗》。我将注意力集中于关于死亡的第70首。我选择这首诗纯粹是出于偶然。但是，在写完第二个邮件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选择与我们的处境好像有直接的联系，好像是出于必然的安排。我在每一个邮件里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个邮件里的问题是，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对死亡那么豁达，而对爱情却那么苛刻？第二个邮件里的问题是，在诗的第四行，莎士比亚称世界是“邪恶”的世界（所以他对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并不忧伤），但是在第十二行他却用“贤明”来形容世界，这种用词上的矛盾是不是希拉里强调过的“粗糙”的证据呢？我不停地想象着希拉里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也不停地查看电脑，但是，直到我准备关机睡觉的时候，还是没有见到她的回复。我最后又给她写了第三个邮件。我问她是否收到了我下午写的那两个邮件。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我最后更是明确地告诉她，我很担心她的状况，也很想看见她。

第三天在溜冰的时候，一种更奇怪的想法翻腾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希拉里和密和并不是分别没有出现，而是“一起”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过去的两天，她们其实是在一起度过的。也就是说，她们现在甚至可能还在一起。我想她们是一起去了希拉里在滑雪胜地的小房子里。这种想法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差不多两个月前，这两个神秘的女人同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现在，她们却同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无法接受这种同时的消失。我更不能接受她们的“一起”消失。我不敢继续想下去。我不敢去想象在我的梦中出现过的那种夜晚里，希拉里和密和依靠着彼此的身体，面对着壁炉里温馨的火焰……也许她们还会谈起那个一生都在寻找女儿的父亲或者那个一生都在寻找父亲的女儿。我不敢去想象又忍不住去想象。我想象她们彼此的坦诚。我想象她们彼此的好奇。我想象她们彼此的默契。我想象她们彼此的亲密。我甚至看见了她们冲凉的水汽，我甚至摸到了盖在她们身上的被套上的皱褶，我甚至听到了她们在黑夜中的细语和呼吸……我受不了了！这无孔不入的想象！这无边无际的想象！这无穷无尽的想象！唯一不肯进入这想象的是那只孤独的狼。我多么希望它会突然出现在被积雪掩埋了一大半的窗口，甚至用头击破窗户的玻璃，然后爆发出最孤独的嚎叫……

我匆匆离开了溜冰场。我匆匆离开了服务站。在下山的路上，我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我感觉我迈出的每一步都好像是踏进了最深的忧伤。我的心灵也在那最深的忧伤中痛苦地颤抖。突然，“末日”的恐惧抓住了我。这个奇特的冬天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我绝望地想，很可能就这样提前结束了：没有任何预兆，无需任何准备，就像它的开始一样。

我的大脑仍然处于狂躁的状态。我知道，只有迅速扑灭失控的想象，才能马上制止恐怖的绝望，才能让大脑的运转恢复正常。我决定回家之后不再打开电脑查看邮件。这是关键的一步。我必须分散对希拉里和密和的注意。我要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方。当然有很多的选择，我可以去读完雨果的传记，我还可以去清除厨房里的污垢。更重要的，我应该去写完我妻子想要知道的真相。这些天来，她每天都在我的睡梦中出现，这已经令我忍无可忍。

我刚拿出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一半的真相，电话就响了。我马上想到的是密和，拿起话筒的时候，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对方的声音让我立刻平静了下来。又是我那位正在办理移民的中学同学。他从那次要我劝说他太太之后再没有来过电话，我想他会要告诉我进一步的积极进展。没有想到，他告诉我的却是相反的情况。他说他们的移民申请刚获得批准，他太太的精神状态就彻底崩溃了。她每天都在他面前大吵大闹。她说他想移民就说明他对她已经没有感情。她不再与他纠缠是否一起移民的问题了，她有了新的要求：她要求跟他离婚。我的中学同学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他最后意识到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他自己马上也会精神崩溃。他用伤感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刚刚办好了离婚手续。我有点好奇这一变故会不会影响他自己登陆的时间。他的回答让我更加吃惊。他说他现在觉得万事皆空，对移民也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很可能会放弃。我附和他说放弃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他很高兴我对他的理解。他说他现在觉得在哪里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将来还是找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在中国过“有钱人”的生活算了。我附和他说这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意外的电话将我带出了狂躁的想象，分散了我对两个失联的神秘女性的关注。放下话筒之后，我感觉电话的内容尽管非常荒诞，电话本身却来得正是时候。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它令我高兴。这是我唯一一次因为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而感到高兴。我就在这种高兴的情绪中重新读了一遍已经写出的那一部分真相。我突然觉得它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版本。首先它太详细：我不相信我妻子会想知道得那么详细；其次它太个人：有些地方我写得就像是自己的忏悔，有些地方我又写得就像是替自己的辩护。我意识到不能这样接着写下去。我要重新开始，要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对自己写作才能的不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情绪里。但是这一次我别无选择，必须坚持写下去。我在晚餐前写了一个半小时，晚餐后散步回来又继续写到已经有了很浓的睡意。我还没有写到前一个版本已经达到的位置，不过我感觉新的版本有了很大的改进。我提醒自己要注意质量，而不要太去在意进度。

在床上躺下之后，我突然想到，所有的真相其实都是写或者说出来的，不同的写法或者说法就会呈现不同的真相。这让我马上想起了埃里克关于我们其实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历史的真相的断言。那一阵从写作开始以来就经常闪现的迷惘又重新颤动在我的心中。我经常感觉自己的经历与自己写出的经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写着写着，我会感觉到那不是我的经历，或者感觉不到我自己的经历。我想这与密和那种混淆“记忆和想象”的体验应该非常类似。

第四天清早出门之前，我还是坚持着没有打开电脑去查看邮件。我的精神状态比前三天的确要好了很多。在上山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我母亲关于“想”与“得”之间关系的那种陈词滥调。她总是说想要的东西越想越得不到，不想反而会得到。如果她说得对，我故意不去关注希拉里和密和，不仅能够改善我的精神状态，还可能有利于她们的出现。我母亲这一次果然说对了：在我溜完冰准备离开服务站的时候，密和终于又出现在了海狸湖的旁边。

我兴奋不已地冲到她的跟前。但是，我看到密和的脸上不仅没有一点兴奋，甚至还没有显出任何生机。这让我马上就冷却了下来。“你们这些天去哪里了？”我冷冷地问。

密和显然是注意到了我选用的人称代词。她紧张地看了我一眼，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去哪里了？”我固执地再问了一次。

密和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将目光从我的身上移开，投向皇家山的深处。“她已经回不来了。”她好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知道她说的“她”是谁，但是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安地问。

“她的目光和她的声音这样告诉我。”她说。

我还是不理解密和的意思。在那个激情的深夜里，我并没有察觉到希拉里的目光和声音有什么异常。“你怎么知道？”我继续不安地问。

“我太熟悉那种目光和声音了，”她说，“那已经不是她的目光和声音。”她沉思了一下之后，接着说：“那已经是死亡的目光和声音。”

“你怎么知道？”我再次不安地问。

密和又将脸侧过来看着我。她显然是在犹豫要不要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我母亲……”她低声说，“那就是我母亲最后的目光和声音。”

我的身体激烈地抖动了一下。我没有想到她会向我袒露如此黑暗的“隐私”。“对不起。”我充满内疚地说。

密和继续看着我，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帮她。可是——”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已经太晚了。”

在下山的路上，我有点不满密和没有回答我关于她和希拉里一起去了哪里的问题。但是，我的不满很快就被对希拉里的担心完全覆盖了。我不相信密和对希拉里的判断，或者至少是不愿意相信。我觉得事情并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同时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点什么。回到家里，我又连续给希拉里写了三个邮件。在第一个邮件里，除了问候之外，我还抄给了她两个嘲笑老年男性的犹太笑话；在第二个邮件里，我问她下个星期有没有时间，我想邀请她去看一部影评很好的德国电影；在第三个邮件里，我希望在读完《十四行诗》之后，她能够辅导我读《哈姆莱特》。我说在《十四行诗》的带动之下，我其实已经完整地读过一遍那部作品了。我说我有许多的问题想请她帮忙解答：比如哈姆莱特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比如奥菲莉亚与“黑女士”会不会有什么相似之处？

我还是没有收到希拉里的回复。在随后的两天里，我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复。那两天我都见到了密和。我总是急不可耐地问她有没有希拉里的消息，而她从来没有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知道她已经确信我不可能再有希拉里的消息。她的目光和声音里都充满了忧伤。她的笔记本还握在手上，但是她好像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埋头写作。她对交谈也失去了兴致。除了希拉里之外，我们好像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题。“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我们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密和这样说。我很难受。我不愿意接受这种绝望的假设。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希拉里真的已经不在人世，我们甚至完全都可能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不认识任何其他认识她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住址以及除电子邮件之外的其他联系方式。我真的不愿意接受这种绝望的假设。“不可能。”我固执地说，“绝对不可能。”密和向我投来了极不信任的目光，好像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有诚意的交谈。

没有想到当天晚上九点钟打开电脑的时候，希拉里的邮件已经等候在我的邮箱里。我非常兴奋。更没有想到，它是只有附件而没有正文的邮件。这又让我非常紧张。我故作镇静地打开附件。希拉里的倾诉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你问我是否去过中国。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它只可能有两个非此即彼的答案。但是，我却没有回答。看得出你当时感觉非常奇怪。现在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回答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给出否定的回答，我就违背了理智，如果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会伤害情感。其实，最合适的回答也许是“但愿我没有去过”。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熟人，我可能就会这样回答。后来又有一次，是在小溜冰场上，我反过来问了你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我问你以前住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你应该还记得我当时有多么恐慌，因为你的回答完全可能改变这个冬天的质地和意义。我是一个病人，你应该早就看出来了。但是你肯定想象不到我病得有多么严重。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要知道，一个在正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一个手势或者一种颜色）就足以将我推到崩溃的边缘。最近这十二年来，我已经遭受过无数次这样的痛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防患于未然。

我告诉过你这是我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这也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冬天，身体和心理上都感觉最痛苦的冬天。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和你，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相遇。这相遇将我同时推进了记忆和想象的深渊，精心构筑多年的防御刹那间就失去了作用。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这困扰了我一生的问题现在又成了我新的困惑。她有一天说我们是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被这个时代的潮汐带到了皇家山上。我很喜欢她的这种说法。不过，它也没有扫除我的困惑，因为“时代的潮汐”指的是必然，而“微不足道”指的是偶然。不管怎样，我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这奇特的相遇，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写下这“最黑暗的记忆”。

是的，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近这十二年来唯一的一次出国旅行。那天深夜在皇家山上，我告诉过你，我的一生由两段“最黑暗的记忆”构成。我是它们的囚犯。我是它们的死囚。我在那天晚上已经向你展示过我关于父亲的记忆。现在我准备写下的是另外的一段。它与我生活中那一趟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中国之行联在一起。

我好像告诉过你，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过。这是因为我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遇见了后来成为我丈夫（也就是我现在称为“前夫”）的那个男人。他刚从医学院毕业，已经在维多利亚医院工作。他不仅有稳定的事业，还长得十分英俊，又对爱情有坚定的信仰，是女人心目中最最理想的丈夫。我们在我做完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我丈夫希望我做家庭主妇，我也愿意做家庭主妇。我做了整整二十年的家庭主妇。当然，我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因为我操持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们没有孩子。我丈夫从小就崇拜法国哲学家萨特。他早就决定像自己的偶像那样不要孩子。他说孩子会影响我们之间的爱情。他甚至说他就是一个孩子，需要我全身心的照顾。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他的决定。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童年记忆是我“最黑暗的记忆”的一部分。我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给一个孩子带来快乐。没有孩子的确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对彼此更多的关注。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二十年平静又充实的婚姻生活。

我丈夫特别不喜欢变化。他在那二十年里没有换过工作，我们在那二十年里没有换过住址。这种“不喜欢”当然是我丈夫不愿意去中国工作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来就没有对中国产生过兴趣。因此，获悉医院将派他去中国主持为期两个半月的培训活动时，他连续好几天都闷闷不乐。那一段时间，我真是将他当成一个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去培养他对中国的兴趣。我每隔两天就在唐人街的餐馆里叫一次“外卖”，让他品尝中国不同地域的口味。我还专门买了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客厅的墙上，让他对照着菜的口味学习中国的地理。我还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堆关于中国的电影，每天都让他陪着我一起欣赏。我甚至还搬出了他的偶像。我说萨特在五十年代初就去过中国，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过国庆观礼。我还记得萨特晚年的时候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赞扬，认定那是群众向权威发起的挑战……现在想来，我对他的这种培养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荒诞的举动。

我们是在夏末到达上海的，据说那是当地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有浓郁欧洲建筑风格的酒店里。酒店距离我丈夫授课的医院大概有五公里的距离。中国方面非常周到，不仅安排了每天的专车接送，还在培训基地安排了一个很舒适的房间，供我丈夫办公和休息。最初的两天我丈夫要求我陪他一起去上班。第三天，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还是跟着他一起去了。那一天，我感觉自己有点多余，因为我丈夫已经完全适应了培训基地的环境，与中国方面专门为他配备的那个“能干”的助手也已经有默契的配合。在回家的路上，我刚想问他今后是不是没有必要再陪他去上班了，他却抢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甚至建议我去买一辆自行车，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在城里活动。他还向我保证，我们可以在周末一起去参观上海周边的景点，如周庄和乌镇。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上海，而且还不断有所发现。我知道有些发现他也一定会感兴趣，总是想利用周末的时间带他一起去重访。可是在一起出去过两次之后，我丈夫对我的这些安排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他抱怨说外面的人太多车太多，空气一点都不好。他说他宁愿在酒店里放松休息。但是，他并没有放松休息。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心神不定，他变得坐立不安。我只是感觉有点奇怪，却并没有去多想。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事情变得更加奇怪了：他差不多每天都回来得很晚。回来之后，也不愿意跟我说话。说话的时候，眼睛也不会看着我。还有两天，他甚至不肯上床睡觉，而坚持要睡在沙发上。他说在沙发上睡着舒服。而那个星期六，他一起来就离开了酒店，他说要去办公室批改学生的作业。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他还是要去办公室批改学生的作业。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应该跟前个星期一样。前一个星期六，他是差不多晚上九点才回来的。我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将近中午的时候，我的心里出现了一种非常阴暗的感觉。我决定去办公室找我突然变得陌生的丈夫。我要他告诉我，他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样陌生。在培训基地的门口，那个整天抱着一本《走遍美国》学英语的保安迎了过来。他说他刚学到的句子就是“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来找我丈夫。他回答说他没有来，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说他上个星期六也来了。他说不可能。他说每个星期六都是他值班，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星期六有人来上班。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就知道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关键词已经变成了我需要面对的现实。这个词就是“背叛”。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说，我也决定欺骗他，不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正在欺骗我。我想看他到底能够忍受多久他对我的欺骗或者我对他的欺骗。

我没有向他提起过去上海周边参观的事。他也没有提起。我也没有提起过出发到中国之前我们就计划过的利用那一个星期的长假去北京和西安两地旅游的事。而他直到长假之前的三天才突然问我可不可以自己去。他说他会帮我将机票和酒店都订好，我只要提着行李就可以走了。他说他自己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根本就走不开。这当然又是欺骗。他为我做出那样的安排当然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一方面为了让自己心安，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更方便做另外的安排。我心平气和地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每天都是度假，不必做什么特别的安排。

后面的那一个月也是在互相欺骗的状况中度过的。他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与我呆在一起。我对每一个理由都好像信以为真，我不太情愿的接受也让他信以为真。这种欺骗的状态其实让我非常难受。我有三次想在他的面前坐下来，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问：“她是谁？”我有两次想改掉机票，单独提前返回加拿大。但是，在最后的时刻，我的心都软了。我担心自己将事情想得过于严重。我幻想将来回到我们共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小世界里，一切又都会恢复正常。

我们最后还是一起从中国回来的，但是我们的心却并没有一起回来。一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至今都感觉非常荒诞：在我们去中国的飞机上，他在与邻座交谈的时候，对中国有很多的抱怨。他说中国菜太油、太咸；他还说中国人太物质、太势利。而在回加拿大的飞机上，他也与邻座有短暂的交谈。他说的却全是关于中国的好话，他甚至说中国的嘈杂和拥挤都让他觉得很有意思。我没有想到，在方向相反的航程中，我会从同一个人的嘴里听到对中国完全相反的评判。这个人我曾经是那么地熟悉。这个人我现在是这么地陌生。

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我丈夫并没有恢复正常。相反，他变得更加魂不守舍，更加焦躁不安。这时候，我的幻想才彻底破灭。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我们共同生活过整整二十年的小世界里来了。我不应该再接受他的欺骗，也不应该再欺骗他。就在我决定摘下面具的那天清早，他的一个疏忽让他不得不首先摘下面具。他本来是一个做事极为稳妥的人，但是那一段时间连续出现了一系列的疏忽：比如有一次他将银行卡留在了自动柜员机里，比如有一次他没有关炉子的火就出了门。而就在我决定等他下班回来之后就摘下面具的那一天上午，他将从来不离身的小摄像机忘在了书桌上。我在做卫生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疏忽。我好奇地拿起了小摄像机。我平静地按下了播放键。我以为自己会看到我们到达上海的当天去外滩散步的场面。没有想到，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他们”在一起的画面，而且是令人作呕的画面。“他们”在一起并没有让我吃惊。他第二次夸她“能干”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不好的感觉。她最后没有与其他同事一起来机场送我们，我的感觉就更加不好。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会那样在一起：他原来是一个在陌生人面前说话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会有那种令人作呕的表现？他怎么还要拍下那种令人作呕的表现？

我只看了两分钟。我对真相毫无兴趣，更不要说那种真相。有意思的是，属于我的也只有那两分钟。我刚关掉摄像机从书房走到客厅，他就开门进来了。他神色慌张地四处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他不应该遗忘在家里的东西。“在书桌上。”我平静地说。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没有去拿摄像机，而是在餐桌边的椅子上耷拉着头坐了下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抬起头来，用怯懦的目光看着我说：“是啊，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爱她吗？”我冷冷地问。

他显然意识到我马上将要质疑他对“爱”的信仰，迟疑了一阵才给出他的回答。“当然。”他好像不太情愿似的说。

“就像你当年爱我一样？”我问。

“不要这么去比较。”他不耐烦地说。

我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我平静不下来。压抑了一个多月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了。“你是因为不爱我了才爱上了她，还是因为爱上了她才不爱我了？”我愤怒地问。

他用怯懦的目光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马上也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去纠缠如此无聊的问题？我为这纠缠瞧不起自己。说真的，那时候，我就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它已经熟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突然看清了莎士比亚对爱的绝望。我不想再与这个共同生活过二十年的男人纠缠那无聊的问题了。我突然觉得“爱”不过就是人为自己阴暗的本能贴上的一个虚假的标签：背叛和欺骗其实就是这标签固有的特性。我父亲的死已经将我推进了永远都不可能逃离的黑暗之中，而对爱的绝望将我推进了更深的黑暗。

我们整整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一个对各种意义上的“家”都失去了敬意的“单身女人”。因为长期的闲散，我发现自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从事任何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两段“最黑暗的记忆”最后都留给了我一定的财富，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为生活而工作。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想做的时候就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充分发挥了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最大财富：他的美术天赋。为图书画插图成为这些年来我做得最多也最愿意做的事情。当然，“单身女人”和“自由职业者”并不是我因为婚姻的结束而获得的最重要的身份。整整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以那么荒诞的方式结束将我彻底变成了一个“病人”。“病人”才是我最重要的身份。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与这种身份周旋。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了。

他很快就去中国生活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我对他的现状也没有任何好奇。为了我的健康，我必须努力地屏蔽记忆和顽固地拒绝想象。但是去年秋天，我在艺术广场的门口遇见了他母亲。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不停地在我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子，就像我还是她的儿媳妇一样。她说她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她说他完全陶醉在那边的生活之中，与这边的亲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当然，他很快就与他“爱”的人结婚了。这没有让我感觉荒诞。让我感觉荒诞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第三个孩子。当年他是为了我们的“爱”而坚决不要孩子，我相信他现在也是为了“爱”才有了三个孩子。我没有等她母亲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受不了这荒诞的“喧嚣与骚动”，我受不了这“由白痴说出的故事”。

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模糊。我用双手捂住了脸。我不知道要不要回复她。我不知道要不要马上回复她。我不知道要怎样回复她……我的脑海中突然翻腾起了希拉里在这最奇特的冬天里带给我的无数疑惑：从第一天的“没有任何反应”一直到最后那个深夜里不可思议的激情。还有，还有她从那激情之后的沉默……那好像是预告死亡的沉默。不，我不相信密和的判断。至少她最后的判断已经被这份邮件否定：希拉里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承受着“失去”的悲伤。我将手从脸上移开。我突然注意到了电脑上的时间。又快到十一点了。也就是说，又快到希拉里那天约我去见她的时间了。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想希拉里故意在这个时候传来这第二段“最黑暗的记忆”其实是对我发出的又一次邀请。我毫不犹豫地穿上最厚的外套，顶着冬天以来最强的寒风朝上山的方向跑去。

希拉里没有像我以为和希望的那样站在海狸湖边。我固执地走过去，走到那天深夜我们见面的位置。狂风夹杂着被吹起的积雪，猛烈地击打着我的脸。突然，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没有把握那是不是希拉里的声音，但是我肯定它来自老榆树的方向。我兴奋地朝那边跑去，一直跑到了老榆树边。我将手伸进“天然储藏室”里。怎么回事？我心头一紧，里面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家里，我忍着疲劳和绝望，又读了两遍希拉里“最黑暗的记忆”。这两遍，我都特别在意“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了”这句话。它的言下之意好像吻合了密和对希拉里的判断。这种吻合让我非常不安。我很想为希拉里做点什么，我相信我还能为她做点什么。我还是决定回复她这个没有正文的邮件。我的回复非常简短。我完全没有去谈她“最黑暗的记忆”。我只是问她什么时候还会上山。我说我和密和都非常想念她。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邮箱。没有见到希拉里对我的回复的反应，我没有感觉奇怪。上山之后，我先去服务站里查看：希拉里一直占着的鞋柜已经空了。这也是我已经想到的结果。我接着又去老榆树那里复查了一遍，结果与深夜的时候完全一样。最后，我带着极度空虚的心情走到密和的身边。“她还活着。”我好像是在跟她赌气一样地说。

密和对我投来的是怀疑的目光。

“我昨天晚上收到了她的邮件。”我说。

“这能说明她现在还活着吗？！”密和说。她将“现在”说得非常突出，好像是在对我发出挑战。

我讨厌密和这种固执的态度。我根本就不想再与她讨论鞋柜和树洞的情况。

“我能够想象出她在邮件里写了什么。”密和接着说。

我不相信她能够想象出来，但是我非常紧张。

“肯定是她受的伤。”密和说，“致命的伤。”

密和的想象让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象？”

“因为我知道那邮件的性质。”密和说。

“什么性质？”我不安地问。

“那是遗书。”密和说，“那是她的遗书。”

密和毫不含糊的措词又让我大吃一惊。我绝望地从她的身边走开。我决定今后不再跟密和讨论希拉里的情况了。她的悲观让我无法忍受。她的固执让我无法忍受。但是，我已经感染了那悲观的病毒。溜冰的时候，我完全心不在焉。我只溜了十五分钟就回服务站换鞋了。我急着想回家去查看邮件，尽管我同时又悲观地相信我的邮箱里不会再出现希拉里的邮件。

接下来的三天，我一直都在躲着密和。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仍然没有收到希拉里的回复。我也不想再听到她关于希拉里的判断。如果不是因为那天晚上的噩梦，我可能会一直都躲着她。我在那个噩梦里看到了希拉里。她也走进了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的废墟：她走近了正在大声喊叫着的我妻子。我看到了她的目光，我也听到了她的声音。“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她说，“不知道真相，我们就不会有致命的记忆。”我妻子冷漠地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她的喊叫：“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真相……”

这是在激情的深夜与她分手之后，我第一次看见希拉里。她看到我妻子没有理睬她的劝告，就转身走开了。我一直贪婪地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它消失在烈焰的深处。我意识到这是与我第一天看到她的时候的不同的消失：那一天，她的背影是消失在冰雪的尽头。从冰到火，从现实到梦境……希拉里，这就是我们的相遇？

我依依不舍地睁开眼睛，发现我的耳根已经被泪水打湿。这时候，我开始有点相信密和关于希拉里的假定。

密和

在梦见了希拉里的第二天清早，我出门之后是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坐在海狸湖边的密和跟前的。我急于想与她分享自己昨晚做的梦。我急于想听她对我的梦的解析。没有想到，神奇的事情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我还没有调整好呼吸，密和就先开了口。“我昨天梦见了她。”她用略带伤感的口气说。我被吓得狠狠地哆嗦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直直地盯着密和，不敢相信会有如此的巧合。

“这是我第一次梦见她。”密和接着说。

“她在哪儿？”我认真地问。我想知道我们做的是不是同一个梦。

“在圆明园。”密和说。

这更让我吃惊和好奇。“她跟谁在一起？”我着急地问。

“她一个人。”密和说，“她坐在西洋楼大水法遗址的石头上，就像你一样。”

我们做的不是同一个梦。我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同时梦见了希拉里，而且都梦见她在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址，这已经足够恐怖的了。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与她分享我的梦。“这有点奇怪。”我说，“她从来没有去过圆明园。”

“你怎么知道？”密和问。

“她在遗书里告诉我的。”我说。

密和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她显然是以为我已经接受她的“遗书”说。

“她说她没有去成北京。”我说，“如果她去成了，这个奇特的冬天也许就不存在了。”说完，我就转身走开了。

刚走出几步，密和叫住了我。

我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她问。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是因为她吗？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吗？”她说，“那是我真实的想法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很伤心。我也是啊。我也非常伤心啊。”

“我们不再谈论她了吧。”我说着，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补充说：“其实你说得对，我们是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最后肯定是要被时代的潮汐冲散的。”

“她将我对她说过的话也写在遗书里了吗？”密和有点吃惊地问。

我点了点头。“是啊，”我说，“其实在你们一起消失的那几天，我就已经有过这奇特的冬天会提前结束的预感。”

密和的脸上出现了忧伤的表情。“我也马上就要搬家了。”她说。她要搬回到她们家在南岸的房子里去。她说她们家租住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她每天清早能够上皇家山，那实际上是她的康复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她家里人不愿意她再上皇家山来了。“她们很敏感。”她说。

我有奇怪的把握，她所说的家里人就是那天我看到的那个老人。也就是说，应该是单数而不是复数。我也有奇特的把握，那天密和与家里人的争吵跟她刚提到的“不愿意”有关系。我走到了她的跟前。“那天你们发生了争吵。”我故意提醒她。我不想再与她“捉迷藏”。

密和似乎是理解了我的意图。“是的，”她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谈到搬家的事。”

“她是谁？”我非常认真地问。

密和冷静地看着我，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是谁？”我又问了一遍。

密和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们很在意我与什么人接触。”她说，“她们说她们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幸福。”

我不好意思再问了。我看着密和，心想，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面对。只要我再一次转身走开，她可能就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就像希拉里一样。可是，我还有那么多的疑惑，关于她的身份，关于她的身世，关于她的写作……我记得希拉里说过，这一切都应该由密和自己来告诉我。而且她也肯定密和一定会用她自己的方式将关于她自己的真相告诉我。我一直不相信希拉里的这种肯定。现在，我就更不相信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只要我再一次转身走开，她就会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密和等待的时刻。她很认真地看着我，好像是在作最后的抉择。我也很认真地看着她。从她目光的变化，我知道她已经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你就问过我写的是什么故事。我没有回答，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而是因为我不信任我自己。”密和平静地说，“那时候，我被两个最根本的疑惑困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谁而写。我对写作一直抱有一种很激进的观点：我相信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必然’的存在理由，唯一的一个；也都有一个‘必然’的读者，唯一的一个。现在，这两个疑惑都已经解决了。所以，我应该回答你的那个问题了。”密和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写的是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中国和日本的混血儿。她的原型是我在巴黎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的同学，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经历中有许多的‘盲点’。她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从来就没有去过自己的两个祖国，既说不好日语又不会说汉语。还有，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她父亲也从来没有见过她。她的家里只有三个（也是三代）女人：她外婆、她母亲和她自己。她外婆和她母亲都是很强势的女人，对她的管束一直都很严厉。她知道她母亲能够说很流利的汉语，但是她从来就不说。而且她从来不愿意谈论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也不愿意她女儿对中国发生兴趣。”密和又停顿了一下。她也许是注意到了我脸上出现的不满的表情。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在我们快毕业的那一年，她爱上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件事很快被她母亲发现，并且立刻引起了她最激烈的反应。她不仅强迫她休了学，还将她关在家里一个多月。那一段时间，她母亲只允许我去看她。我差不多每隔两天就去看她一次。开始那三次，她还对她母亲有很多的抱怨，甚至还想到过要离家出走。但是，第四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她说在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真相’之后，她不仅原谅了她母亲，还对她母亲充满了崇拜之情。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与我谈论她父母的相遇和分离。那相遇和分离与历史有那么深的纠葛，经常让我们唏嘘不已。我写的爱情故事依据的就是她父母的那一段真实的经历。”

我用不满的目光看着密和，不知道她到这时候为什么还要跟我“捉迷藏”。我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得很多了，不想她再这样将故事编下去。我决定让她看出我的不满。“我知道你这位朋友的生活中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挖苦地说。

密和很敏感地看了我一眼。但是，她马上就恢复了镇定，平静地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她出了事，脊椎受损导致截瘫。”我说，“我知道她现在坐在轮椅上。”

密和继续用平静的目光看了我一阵之后，将电动轮椅掉转了方向。但是，她只开出一小段就停了下来。“你错了。”她回过头来对我说，“她死了。她跳进了塞纳河，就像诗人策兰一样。”

我不知道真是我错了，还是她在继续编故事。就在我犹豫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的时候，密和又说出了一句话。“也可以说就像她父亲一样。”她说。说完，她用最快的速度开着电动轮椅离开了。

我被密和最后的话惊呆了。它让我马上就想起了她关于密云水库的那些奇怪问题以及我回答完那些问题之后她的奇怪反应。我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我对密和身世的真相更加清楚了。这种清楚带给我的当然是更加沉重的心情。

整个上午我都处在那种沉重的心情中。我有点后悔自己的那种不满。密和还只是说到了她的写作的依据，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将她打断。我应该听她继续说下去。从她离开之前说的那句话可以知道她其实还很想继续说下去。接下来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想法：准备做午餐的时候，我居然接到了密和打来的电话。这是她虚脱那天我留给她电话号码之后，她的第一次使用。这也是整个冬天里她给我打来的唯一的一次电话。她说她一个人在温莎车站。她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见她。温莎车站是蒙特利尔已经废弃的老火车站。车站的内部还保存完好，可供人参观。不过，空旷的候车厅里只留下了四张供参观者休息的长椅。那里也许是非常安静的蒙特利尔城区里最安静的公共场所。在蒙特利尔生活的十五年里，我从那里路过过两次，两次看到那里都是空无一人。“你一个人在那里干什么？”我有点担心地问。“你过来就知道了。”密和说。

我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就像我前两次看到的一样，整个车站里除了密和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密和坐在候车室正中间的长椅上。我走近她之后，看到她已经在长椅上铺好了桌布，并且已经将食品和餐具摆放整齐。“我在准备一个庆祝会。”她很得意地说着，示意我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

我迷惑不解地坐下。“庆祝什么？”我问。

“一个神话的诞生。”她得意地说。

“什么神话？”我问。

密和侧身从电动轮椅下的小储藏箱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我有点吃惊。“已经写完了吗？”我问。

她很痴情地抚摸着笔记本。“昨天深夜写完的。”她说。

“祝贺你。”我说着，突然意识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对她有多么特别：她不仅完成了写作的“神话”，还梦见了下落不明的希拉里。更重要地，她可能还决定了应该如何向我告别以及如何“暴露”自己身份的真相，这可以说是她对这个冬天作出的交代。

“要感谢你。”她说，“没有你，我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它其实是我们一起创造的神话。”

“应该感谢皇家山。”我说，“还有这奇特的冬天。”

“是啊。”她说，“这冬天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这时候，我注意到了她眼睛的红肿。“这是怎么回事？”我指着她的眼睛问。

密和叹了一口气，说：“清早分手的时候，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我敢肯定她清早说的那些话都与她的身世相关。我不愿意再次将她带进那样的忧伤中。我建议她将手里的笔记本也放到桌布上。她将它放在桌布的正中。接着我们一起举杯，庆祝这个“神话”的诞生。

我们接下来的交谈非常轻松也非常流畅。密和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在温莎车站庆祝“神话”的诞生是因为她的写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她之所以从这里开始她的写作是因为“车站”在那个古老的爱情故事中地位显赫：它是男女主人公的伊甸园，也是叙述者记忆或者想象中生命的起点；密和还告诉我，用于庆祝会的沙拉和三明治都是她自己做的。“我很喜欢做饭。”她略带羞涩地说，“如果不是因为那次事故，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密和又告诉我，她是一个在女人的包围中长大的人。她说家里对她的管束一直都非常严厉。长这么大了，她这还是第一次与一个男人单独在外面吃饭……我没有想到密和会这么开心，也没有想到密和是这么健谈。

庆祝会之后，我们一起去地铁站。我先陪密和下到了她那个方向上车的站台上。这时候，密和从电动轮椅下的小储藏箱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我将一些你应该会感兴趣的部分复印出来了。”她说，“当然，这还只是初稿，有些地方将来肯定还要作修改。”密和稍稍停顿了一下，用没有把握的语气问：“你愿意留着它吗？”

我兴奋地接过信封。“当然。”我说，“我一直都想能够读到你的作品。”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我们第一次交谈的最后她拒绝我的场面。经过整整的一个冬天，我终于迎来了这奇迹般的开放。我暗暗惊叹这最奇特的冬天里最新的奇迹。

“它是为你而写的。”密和激动地说，“你就是它‘必然’的读者。”

我想起她清早在皇家山上的那一番话。我为自己能够成为那唯一的“必然”而感动。

这时候，密和从那份刚在地铁站门口派发到我手里的免费报纸上撕下一条空白，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以及它的英文拼写，递给我。然后，她跟着我大声用普通话念出了她的名字。然后，她指着那个“密”字，用意味深长的声音说：“这就是密云水库的那个‘密’字。”说完，她将电动轮椅开进了正好停在她跟前的车厢。

我一直目送着密和乘坐的地铁消失在隧道的尽头。然后，我快步走到了对面的站台上。车很快就进站了。车厢很空。我坐下之后，迫不及待地从信封里取出了密和给我的复印件。封面页下出现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二十六岁生日那天清早，我母亲走进我的睡房，说要送给我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她在我床边坐下，递给我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和一张旧照片。她指着旧照片上那个穿着泳裤的男人说：“这就是你父亲。”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他与我小时候梦见过的父亲完全不同。我梦见过他很多次，每次都是不同的样子，又都同样让我感觉疏远和陌生。而旧照片中的父亲非常亲切。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你完全是他的翻版，又黑又难看。”我母亲说。从她的语气里，我能够听出她对我和对他深深的爱。更神奇的是，我还跟我父亲是同一天生日。我很早就知道我是早产儿，生日比预产期提早了两个星期。以前，我也经常听我母亲说我的生日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直到二十六岁生日那一天，我才知道“自己的选择”的意义。那是绝望的选择：我虽然选择了与我父亲在同一天生日，却从来没有与他在同一天过过生日。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二十六岁的生日是我母亲与他一起过的唯一的一次生日。那条深红色的围巾就是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她在围巾的一端绣上了他的名字，在围巾的另一端绣上了她自己的名字。她后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她不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分别绣在围巾的两端。她应该将它们绣在一起，绣得难舍难分，绣得无法辨认……就像他们相爱的心灵一样。我母亲告诉我，我父亲在密云水库溺水的那个深夜，那条围巾就系在他停在岸边的自行车的车把上，好像是在等着他上岸。

我紧紧地抱住了我母亲。我的眼泪打湿了她的肩膀。我突然想起大概是三年前，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抱怨过孤独。她的回答让我震惊又费解。她说那是因为她在二十四岁之后就再也没有感到过孤独了。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孤独在那一年被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带走了。那是她的初恋，也是她的绝恋。而那悲剧的经历让我母亲对爱产生了固执的偏见：她相信爱只有一次，就像死亡本身一样。

下面就是我父母的爱情故事。它也可以看成是我自己的身世。

车厢里的人多了起来。车厢的晃动也比刚才要明显。我决定将密和身世的真相留给完整的时间和清静的环境。将复印件放回到信封里之后，我靠到椅背上，茫然地盯着镶在车厢门边的地铁线路图。突然，我的脑海里又开始翻腾起密和提出过的那些问题。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我已经根据那些问题粗略地勾出了密和身世的轮廓。我很想知道我勾出的轮廓与她写出的真相之间会有多少的一致。

根据刚才的阅读速度，我估计全部读完这一叠复印件会需要六七个小时。在从地铁站往家里走的路上，我特意在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包，因为我想一口气读完复印件，不想为做晚饭耽误时间。我差不多是一进家门就开始阅读，一直读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全部读完。密和的笔迹非常端正，很好认读。但是因为密和是有选择地复印的，也就是说，我的阅读实际上是具有这大时代特征的“碎片化阅读”，情绪和内容都不连贯。而且，差不多每一页上都会出现一些妨碍理解的生词，需要停下来去查字典，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阅读进度。但是，我的阅读始终充满了快感，因为故事的不少细节与我的推测完全一致，我在不断地获得证实。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又重读了一遍那一叠复印件。在离开蒙特利尔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每年也都会重读一遍那一叠复印件。我对它越来越熟悉了，我对它也越来越理解了。下面的这一段真相就是建立在这种熟悉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它当然不是直译，它甚至也不是意译，它是我为密和留给我的“碎片化”真相写出的一份提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应该是我和密和的共同创作。

时间是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地点是中国的首都，人物是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

他们的爱从汉语课上开始。那是不应该的开始，因为历史横跨在他们的面前：两个国家的历史，两个家庭的历史……三十多年前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在他们各自的家庭中都留下了永远的“硬伤”。她的父亲曾经到中国来作战，最后在第一次长沙大会战中被炮弹击中，失去了左臂；而他的父亲是平型关大捷中的英雄，腹部和大腿上残存着那次战役留下的五处枪伤。他们当然都知道两个国家之间的那一段历史，他们当然也都知道与那一段历史相关的他们各自的家史，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历史和家史最后会成为爱情无法逾越的障碍。

她生性叛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就冲破家庭的阻挠，成为最早一批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他是她三年级高级阅读课的老师。他第一次走进教室，就深深地迷住了她。与所有的中国老师都不一样，他的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他的身上散发出自由的气息。那天正好刮着大风。他走进教室来做的第一个动作就让她非常吃惊，他推开了靠近讲台的那一扇窗户。他接着说的第一句话更让她吃惊，他说：“我们应该与狂风一起旅行。”这动作和声音立刻就触动了她对爱的期待：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他当成老师，她从一开始就将他当成是诱惑和激情。

她其他的一些同学也被他迷住了。他成了她们课后最重要的谈资。她们谈论他讲课的内容和姿势，她们谈论他走路的姿势和节奏……她们还知道他来自很有地位又很有教养的家庭，从小见多识广、博览群书。她们还知道他不仅有健康的体魄，是游泳高手，还有优美的嗓音，少年时代曾经接受过专业老师的训练，做过少年宫合唱队的领唱。有一位同学曾经听他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哼唱舒伯特的《小夜曲》。她说他唱出的那一声“亲爱的”可以让所有的女人动心……当然，她们最好奇的仍然是为什么只有女人对他动心却没有女人令他动心。每次向其他老师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的原因，她们得到的答复都惊人地相似。其他老师都说那是因为他太“骄傲”。这种答复让她们觉得奇怪，因为在她们看来，他是全校最谦和的老师。那只是他的“表面”，其他老师会这么说，他的内心其实非常“骄傲”。而内心的“骄傲”正好是她看重的品性。她很清楚，那种内心的“骄傲”会让他为她骄傲，也为他们骄傲。

另一个同样令她着迷的是他的幽默感。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都是板着面孔，好像他们正在遭受生活的煎熬。而且他们不会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他很放松。他很洒脱。他不仅有许多即兴的幽默，还有许多现成的笑话。他说笑话是生活的精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习语言的捷径。他的课总是以笑话开始，又以笑话结束。他说那些关于“愚蠢老公和聪明老婆”的笑话都是他从他外婆那里听来的。他说妇女在旧中国没有地位，他外婆那一代人就通过这些贬低男人的笑话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他对他的外婆怀着深厚的敬意。他说她漂亮、贤惠、坚强、豁达，有不可思议的韧性，又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她的那些优点显然就是他心中理想女人的标准。“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女人了。”他有一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她从这感叹里听出了他的忧伤。那是对时代的忧伤，那是对历史的忧伤。她知道那忧伤同样来自他内心的深处，就像他的淳朴一样，就像他的骄傲一样，就像他的幽默一样……那是她从来没有在其他男人的身上看到过的忧伤。那是令她深深地着迷的忧伤。

她不可能忘记深秋的那个奇特的下午。那天他的课是下午的最后一节。同学们都离开之后，她仍然趴在课桌上学习，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事实上，她全部的“神”都凝聚在他的身上。她在激情地盼望着他对她的关注。他从容不迫地收拾好课本和讲稿。他从容不迫地关上了上课前推开的窗户。他从容不迫地走到了教室的门口。但是，他没有走出教室，就像她盼望的那样。他从容地回过头来，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去。她说她的作业还没有做完。他提醒她说马上就要下雨了，还是先回去吧。她说没有关系。她说她喜欢雨。她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最后这句话有点太露骨了，它好像是在呼应他对风的激情。她感觉自己的脸已经涨得通红，她知道自己的手也正在冒着热汗。她盼望着他迈出正确的“下一步”。她如愿以偿。他从容不迫地走到了她的跟前，问她需不需要他的帮助。她说不要。她同样马上就后悔了自己的这种说法。为什么说不要？为什么不说要？神奇的是，他没有理睬她的回答，侧身坐到了她前排的座椅上。她羞涩地低下了头，就好像自己已经完全裸露在他的面前。她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她已经四次梦见过这个时刻。她不想放过这个时刻。她想让他知道她第一次看见他的感觉以及那感觉如何在后来的日子里变得越来越浓。就在这时候，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打破了她已经忍无可忍的沉默。她抬起头来。她激动地看着他。“老师，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她用很紧张的声音问。而他却一点都不紧张，好像早有准备。“这是学生应该问老师的问题吗？！”他说。他非常严肃的语气让她又羞涩地低下了头。她错过了他脸上出现的纯真的笑。“当然，老师总是要被学生议论的。”他这样说着，好像是原谅了她刚才的提问。她激动地抬起了头。“尤其是让她们着迷的老师。”她勇敢地说。

他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他问她带伞了没有。没有等她回答，他就接着说他可以送她回家。

他们一起走出了教学楼。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与一个异性一起共过伞，更不要说是在异国，更不要说是异国的异性，更不要说是令她着迷的异国的异性……暴雨将他们与世界隔开了，也将他们与时间隔开。伞变成了他们新的天空，这天空下的世界变成了他们新的世界。这小世界如此单纯，如此和谐，如此真实……她突然感觉到了只在梦里感觉到过的那种满足，好像她和这小世界里另外的那个生命从来就生活在一起，而且永远会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路上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们似乎都非常拘谨，唯恐自己的身体碰触到了对方的身体。但是，他们的身体还是不时有轻轻的碰触：肩膀、胳膊甚至膝盖……那轻轻的碰触好像是比暴雨中的闪电更为强烈的闪电。它一次一次穿透她的心灵，一次一次穿透她的身体……她突然好想尖叫着冲到暴雨中去，让自己淋湿、淋透，直到淋漓尽致……就像是得到了至爱的浇灌。

他一直将她送到了留学生宿舍的门口。台阶的底部有急促的水流，他伸出他的手，她抓住他的手。她的感觉那样自然，好像那不是第一次借助他的身体，好像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师生关系。他们一起跳过水流，又一起走上台阶，走到了宿舍的入口。他一点也没有介意有其他学生从他们身边走过。他盯着她被雨水打湿的裤腿，脸上出现了担忧的表情。“要赶快去换了。”他指着她的裤腿说，“不然会感冒的。”她被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她从来没有在她家里的任何一个男性的嘴里听到过如此关切的话语。她一点都不想“赶快”。她想看着他离开。她想他不要离开。

接下来一次上课，从他走进教室到他走出教室，她紧张得一直都没有抬起过头来。这与她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设想过的情况完全相合。她也想到了上课之前发作业本发到她座位边的时候他会稍稍犹豫一下才将作业本放到她的桌面上。他的犹豫让她不敢像平常那样马上打开作业本。她一直等到下课，等到他离开了教室，才慢慢地翻开了作业本。但是，她马上又将它合上。她四周看了一眼之后，猛地站起来，紧握着作业本冲出了教室。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她冲到了上一层楼的洗手间里。她将蹲位的门锁好，打开作业本，取出里面的那张字条。她看到了他关于学生不应该问的那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这之前还没有人打动过我。”她马上就读懂了。她反复读了五遍“这之前”三个字。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获得了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成就感。

她将这张字条当成是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在接下来的一次课上，她的作业本里出现了他的第二封信。在那封信里，他说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她充满惊异和爱意的目光。他说那种目光带给了他强烈的孤独感。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她给他写了第一封信。她也写到了第一节课，她说他做的第一个动作和说的第一个句子就足以让她变成了他的俘虏……在整个冬天里，他一共给她写了八十七封信，差不多每天一封。而她也给他写过四十一封信。她开始写得很慢也很吃力，但是到十二月底的时候，用汉语写信对她已经是一种享受了。她越写越长，越写越好。她的写作课老师称她在写作上的长进“难以置信”。

她没有想到他会将第一次约会的地点选在圆明园的废墟。那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也从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约好在学校北门外不远处的那一排柳树下见面。他说要带她去一个她一定会着迷的地方。在她快要走到约定地点的时候，他骑车赶上了她。她跳到车的后座上。他们穿过了三座村庄，穿过了许多的菜地……他对那些小路的熟悉让她对目的地充满了好奇。他将她一直带到了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址跟前。她跳下车，站在他的身旁。他还跨坐在车座上，两腿撑着地。她发出了一声惊叹。“你怎么知道这是会令我着迷的地方？”她问。“因为你让我着迷。”他说。她侧过脸来。她的脸第一次贴近了他的脸。然后，他将自行车倒放在地上。然后，他拉着她的手走到一块原来应该是拱顶一部分的石头的跟前。他用另一只手抚摸着石头上的花纹。“所有的废墟都是一块磁铁。”他说，“它的一端指向过去，一端指向未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能够从废墟看到未来才是智慧的眼光。”她听出了他对废墟的激情。她听出了他对未来的忧伤。她骄傲自己能够独自享受这样美妙的语句。

还有他的歌声。后来每次进入废墟里的小路，他就会要她坐到车的横梁上来。他会唱很多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被禁唱的抒情歌曲。那是他通过在地下流传的“手抄本”学来的。他收集了不少的“手抄本”，不仅包括被禁唱的歌曲，还有被定性为“毒草”的文学作品。他一首接着一首地唱。他充满美感的呼吸触碰着她的面颊，令她陶醉不已。他经常会在歌唱的间隙亲吻她。而她有时候会忍不住在他歌唱的过程中也去亲吻他。他最喜欢的是舒伯特的那首《小夜曲》。他有时候会一遍接着一遍地唱。“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爱人，我在等你……”她有时候会用手轻轻地捂住他的嘴，担心他的歌声会打破废墟的幽静。他一定会努力挣脱开，用更大的音量唱出：“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亲爱的别顾虑，亲爱的别顾虑……”

他有一种特殊的“视力”，不仅能够看到过去，还能够看到未来。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到生活的全景。这也是令她着迷的重要特质。有一天，他问她九月二十五日是一个什么日子。她当然知道那是田中角荣抵达中国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子。但是，他说这个日子与中日关系还有更深的渊源：这个日子还是平型关大捷（也就是日军惨败）的日子。他说他父亲都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他一直相信这不是巧合而是安排。但是，这是哪一方的安排？如果是中方的安排，这显示的当然是中方的智慧，而如果是日方的安排，这显示的则是日方的诚意。他说事情可能更加复杂，因为平型关大捷的领导者在一年前已经身败名裂，从中国社会的最高处跌到了最低处。谁会愿意将叛国者的胜利与他背叛的国家最新的外交成就联系在一起呢？

还有一天，他与她谈起了中国的未来。他说十年之后的中国肯定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它甚至可能会完全走向反面，变成一个物欲横流的中国。他说这就叫作“物极必反”。他说他是从“人都是会要死的”这样的大前提加上“伟大领袖也是人”这样的小前提推导出中国面临的变化的。大多数中国人相信“万寿无疆”的神话，不想也不敢接受那个小前提。他不信。他说不久前播出的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新闻简报”更是暴露了真相，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不信”。根据那一段纪录片，他判断伟大领袖在世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五年。他说他有充分的把握，五年之后，中国将会转向。他说这种转向当然有利于社会和人民，但是，一旦过头，后果也不堪设想。他说他不愿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中国。他说他喜欢过简单而悠闲的生活。他说简单而悠闲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

她一直非常好奇是什么关键的因素使他具备了那种特殊的“视力”。他与其他的中国老师都不一样，他与她接触过的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一样。他自己说哲学和死亡是他的导师。他很小就开始读古希腊哲学，对思辨和玄想都非常着迷。而他父亲亲历的那些残酷战争场面成了他最早认识死亡的材料。他父亲经历过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和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他父亲两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在战场上倒下的，其中一个就倒在他父亲的身边。而他自己的死亡亲历当然更深地引发了他对生命中偶然与必然关系的思考。九岁那年，他跟着大院里的三个年轻人去密云水库游泳，游到湖中央的时候突然右腿抽筋，三个同伴都吓得不知所措。如果不是碰巧有两个农民经过，那一天就成了他的忌日。

除了圆明园废墟以外，他们还有另一个更加隐蔽的约会地点。那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小火车站。他说他注意到那个小火车站与西洋楼大水法遗址和他们的教室之间正好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他告诉她，是在他们学校一带非常出名的那个疯子带他发现那个小火车站的。那个疯子因为会背诵所有的毛主席诗词而非常出名。所有人都认识他，但是没有任何人了解他：他来自何处？他住在哪里？他有怎样的过去？他因为什么变成了疯子？……那一天，那个疯子突然走到他的跟前，神秘兮兮地问：“你想知道真相吗？”他很冷静地盯着从来没有走近过他的疯子，警惕地反问：“什么真相？”疯子不假思索地说：“最真的真相。”他有点好奇。“什么最真的真相？”他好奇地问。疯子对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跟我来。”他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走到了已经废弃的小火车站。疯子站在那间大概只有二十平米的候车室的门口，激动地说：“就在这里。”他完全不知道他的意思。“什么叫‘就在这里’？”他问。“真相啊。”疯子不耐烦地说，“真相就在这里。”说完，他蹦蹦跳跳着穿过候车室，又蹦蹦跳跳着跑到站台边沿，最后，他做出很夸张的动作，纵身跳下了站台。他也好奇地走到了站台边。疯子示意他也跳下站台。他站着没动。疯子没有勉强他，而是指着自己站的地方说：“真相就在这里。”说完，疯子一遍一遍地高声背诵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沿着掩埋在杂草中的枕木，蹦蹦跳跳地走远了……他带着淡淡的忧伤走回到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候车室，在靠着墙边的位置上坐下。他立刻就被那显然是人迹罕至的角落吸引住了。他不知道那个小火车站与什么真相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知道它将会成为他的“避难所”。他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带着那些“手抄本”到那里去。他有时候就坐在站台的边沿，轻轻地摇摆着双腿，纯净得就像一个孩子。她也喜欢那里的宁静，她也喜欢那里的忧伤。她对那里也是一见钟情。更为神奇的是，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听他说完小火车站的“发现”经过，她没有什么把握地问，从疯子离开时背诵的那首词来看，他所说的真相会不会是关于爱情的真相？他恍然大悟，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从此，他的“避难所”变成了他们的“伊甸园”。他们在那里想象他们的未来。她说她母亲是一个“法国迷”，因此她从小就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她说她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她说他们将来应该到法国去生活。他们更在那里品尝他们的激情，品尝他们的现在：那一天傍晚，他们依偎在候车室的墙角。外面突然电闪雷鸣，就像他们第一次单独坐在教室里的那天一样。她说她有点冷。他解开了他的大衣。她脱去她的大衣，钻进了他的大衣。他的脸贴着她的头顶，纯净得就像一个孩子。可是她说她还是有点冷。他不知道还能怎么让她取暖。她解开了她的毛衣，她解开了她的衬衣……他将脸贴到了她松软的胸脯上，纯净得就像一个孩子。

《小夜曲》的歌词没有错。在圆明园废墟和废弃的小火车站，的确没有人来打扰他们。那将近一百天的激情最后要遭遇的不是打扰，而是打击，是来自左右两翼的共同打击。他们双方的父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给他们的家族丢了脸。昔日的宿敌变成了表面上的盟军。他的父亲利用自己的关系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出面防止事态的发展。他父亲置学校领导关于中日已经实行“邦交正常化”的提醒于不顾，在办公室里大声嚷嚷着说：“那是国家的事，这是我家的事。”接着，他还说了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他说他儿子“跟黑人结婚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跟日本人结婚”。而她的父亲通过外交途径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出面防止事态的发展。他告诉自己的女儿，如果她继续与那个八格牙路的儿子呆在一起，就会断绝他们的父女关系。他们不知道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不能防止的地步：他已经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她已经怀上了他们都充满期待的孩子。

知道她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之后，他总是说夏天的时候要带她去密云水库。但是最后他是独自去的，而且是在一个寒风习习的初春的深夜。他下水之前最后亲吻了一下她送给他的深红色的围巾。那一刻，她伫立在东京家里的梅花树下想起了远方的小火车站外的电闪雷鸣……

我

密和留给我的复印件澄清了关于她身世的许多疑点，却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疑惑：比如她为什么不多写一点“我父母”最后分手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后来的情况？我只知道“我母亲”后来违背家庭的意愿，在巴黎定居下来，并且生下了那“爱的结晶”。在她女儿十九岁那一年，她已经守寡的母亲与她达成了和解，到巴黎与她们同住……又比如她为什么只字不提叙述者的外表特征？还有，对于“我母亲”的结局，她为什么只是在结尾部分一笔带过？每次读完复印件的最后一页，我都非常好奇密和是故意没有写出这些我感兴趣的内容，还是故意没有将它们复印出来给我。在冬天的最后那几天里，我一直都盼望着还能够再见到她。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作品的兴趣和看法。我甚至会提出想读到“足本”的愿望。同样，我也会告诉她，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

二十六岁生日那天清早，我母亲走进我的睡房，说要送给我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她在我床边坐下，递给我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和一张旧照片。她指着旧照片上那个穿着泳裤的男人说：“这就是你父亲。”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他与我小时候梦见过的父亲完全不同。我梦见过他很多次，每次都是不同的样子，又都同样让我感觉疏远和陌生。而旧照片中的父亲非常亲切。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从这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我母亲揭开了我身世的真相。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我多次失声痛哭，而我母亲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和平缓的语气。在起身准备离开我房间的时候，我母亲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她说她自己是没有勇气再去北京了，但是，她希望我今后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她相信那个小火车站应该是不存在了，但是圆明园遗址和密云水库肯定还在。她希望我一定要去触摸一下西洋楼大水法遗址上的那些石头。她希望我一定要去触摸一下密云水库的水……

一年之后，我母亲的病情加重了。她的目光和声音都开始发生变化。我越来越害怕面对着她，更害怕与她交谈。我怕伤害她，也怕被她伤害。更让我和我外婆恐惧的是，她经常会整晚整晚地失眠。失眠的时候，她会独自坐在阳台上，固执地打量着无边无际的黑暗。

因为相信改变生活环境会有利于减缓她的病情，她和我外婆商量决定搬往北美最大的法语城市蒙特利尔。但是，这于事无补。在一段短暂的好转之后，我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我们在蒙特利尔定居的第四年，她终于没有顶住内心黑暗的压力，从我们租住的公寓的阳台上跳进了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安葬她的墓地在皇家山的北面，离海狸湖不远。我去给她扫墓的时候总是会绕到海狸湖边去走一圈。有一天，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呆呆地盯着湖面上的云影。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我想我父亲、我母亲和我会在一个奇特的冬天相聚于海狸湖边，就像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我想我一定会在那个奇特的冬天写出我父母的爱情故事。

读到密和复印件的那一天，我已经写完我妻子渴望知道的真相。所以，密和关于“我母亲”的结局的文字会让我有点紧张。我隐隐约约觉得“我母亲”病情的恶化是因为她终于说出了真相。就像希拉里注意到的那样，对一个心理脆弱的人，真相经常会有致命的副作用。

其实在我妻子的弥留之际，我也一直在纠结着要不要将她最近每天都会来追讨的真相告诉她。有时候我会非常肯定，相信说出了真相能让我安心，而知道了真相能让她安息。但是，每次一看到她已经不像身体的身体和已经没有表情的表情，我就马上失去了勇气。我会提醒自己，对一个连生命都快抓不住的人，真相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纠结差一点被我妻子临死前三天的问题终结。那天，她的精神状况明显有点好转。中午醒过来之后，她直直地盯着我看，眼睛里重现出已经失去很久的光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她含含糊糊地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同意移民的呢？”我的身体哆嗦了一下。“你不是说为了孩子吗？”我说。“那只是我的说法啊。”她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出下面这一段真相里的任何内容：

自从系列报道事件之后，我对工作就没有任何热情了。我已经清楚自己不可能改变社会，而我又固执地不愿意被社会改变。我变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单位上，应付完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就不会再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了；在生活上，我既没有新奇的欲望，也没有长久的打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妻子对我“不负责任”的指责其实也有点道理。正因为如此，当我妻子情绪激动地提出要移民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奇怪。我妻子是参加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变得情绪激动的。我后来知道她在聚会上听一位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同学谈到了中国教育的一些“内幕”，又听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同学谈到了加拿大教育“人性化”的状况。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为移民的事发生争吵。在争吵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妻子甚至提出要与我离婚。她说她要单独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国外生活。我两次在她起草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是她两次在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突然情绪激动地将协议书撕成了碎片。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因为处理那篇实习生写的关于广州音像产品市场混乱状况的报道，我推迟了下班的时间。在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整层楼里只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那是我们新调来不久的主任的办公室。我很久没有加过班了，走在昏暗和安静的过道里，感觉还有点新鲜。但是，快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阵低沉的抽泣声。我开始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的脑子已经被刚才那篇关于“混乱”的文章搅得有点混乱，同时我又在琢磨着要去哪里为我女儿买她最爱吃的那种面包。不过，刚走进电梯，我就突然感觉有点不对。怎么会从我们的过道里传出抽泣的声音呢？后来，我经常想起当时那种突然的感觉。如果它没有出现，那之后的一切也许就都不会发生……我当然也就不会“突然同意移民”。但是，它突然出现了。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我马上按开了电梯。我小心地走出电梯，站在过道的尽头仔细察听了一下，还是听到了低沉的抽泣声。我犹豫了一下，迈着若无其事的步子朝抽泣声走去。这已经是下班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这样一个上班的时候都像是局外人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关切。它到底出于什么心理：出于好奇心、同情心还是责任心？我很快就听清楚了：那低沉的抽泣声来自那间开着灯的办公室。我没有停下来。楼道里有摄像头，楼下的保安也许正在盯着我。我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直走到了过道尽头我们编辑部办公室的门口。我开门进去。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思考着应该怎么办。很简单，我面临着三种选择：或者直接去敲门，或者下楼去叫保安来敲门，或者干脆不管不去敲门。按照局外人的态度，“不去敲门”应该是我最可能的选择，“直接去敲门”应该是我最不可能的选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又一次作出最不可能的选择。我拿起刚刚处理好的稿件，从容地走到了主任办公室的门前。我相信楼下的保安即使正在盯着监视器，也不会觉察出我有任何的异常。在确认抽泣声还在继续之后，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抽泣声戛然而止。接着是关抽屉的声音，接着是鞋后跟碰撞地面的声音。门开了，主任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你还没有走？”她问。我将稿件递给她，说：“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不可以。”在主任浏览稿件的时候，我注意到办公室里并没有其他的人。刚才在抽泣的是我们的主任吗？主任抬起头来，她的脸上还是挂着微笑。“先留在这里吧。”她说，“我明天再答复你。”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我也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声谢谢，就转身朝电梯间方向走去了。不过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我的身后。我首先听见了轻轻的关门声。接着，我又听到了轻轻的开门声。接着是一阵沉默。接着，我又听到了主任的喊声。是的，主任在喊我。我停下来，回过头去。“你能过来一下吗？”她问。

我又走回到了主任办公室的门口。她问我是不是急着要走。我说我没有什么急事，只是要去给我女儿买她最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她说着，示意我进到办公室里。关上门的时候，她对我说随便坐哪里都可以。我就在靠近门边的沙发上坐下了，因为我意识到那是离她的办公座椅最远的位置，那种距离应该能够减缓我紧张的情绪。没有想到，主任并没有坐到自己的座椅上，而是将办公桌这一侧的椅子反过来，坐在了我的跟前。我从来就不喜欢坐在领导的面前，情绪变得更加紧张。但是，她很放松。她说她知道带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带女孩子。她说带女孩子要比带男孩子多操好几倍的心。她说她的女儿现在已经到英国留学去了。她说女儿越大越让她操心。我不敢将她当成可以互相切磋的家长，拘谨地说我女儿还小，我自己还没有那种体会。接着，她又问我们家里是谁做饭。我说我很喜欢做，但是我做的饭我妻子却不喜欢吃。她的脸色突然出现了一点变化。“每个家庭都会有类似的矛盾。”她严肃地说。

我们交谈了大约四十分钟。交谈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涉及我们的工作，也完全没有涉及刚才我清楚地听到的抽泣声。我始终都非常紧张，不可能有提及抽泣声的勇气。而她始终都非常放松，好像刚才并不是她在办公室里抽泣。最后，是她先站了起来，提醒我应该去买面包了。“让孩子等急了可不得了。”她说，“孩子的事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主任走到我坐的桌前，指着我对面的位置问能不能坐在那里。我感觉自己的脸立刻就红了。昨天离开她的办公室之后，我一直都在想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交谈。我从来没有与一位领导坐那么近，谈那么久，而且交谈的内容又那么空那么远。其实直到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刹那，我还在想着我们昨天的见面。她的出现打断了我的思路。她并没有等我回答，就在我对面坐下了。她问我昨天买到我女儿最爱吃的那种面包没有。她又问我女儿抱怨我回去得太晚了没有。她甚至还问我女儿长得是不是像我……在回答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像昨天那样紧张。我为我的回答紧张。我为她的反应紧张。我还不时瞥一眼周围，为我的同事对我与主任坐在一起的反应而紧张。而更让我紧张的是，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紧张并不因为她是我的领导，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异性的领导，一个昨天与我坐那么近谈那么久而且谈话内容又与工作毫无关系的异性的领导。我始终没有主动提过一个问题，我也没有多说过一句话。我们的话题一直都围绕着孩子。她还是像昨天那样非常放松。她说起了她女儿在我女儿这个年龄的时候的一些表现。她接着又大谈她对母女关系和孩子教育问题的看法。直到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才突然提到了工作。她说昨天的那篇稿件她已经看过了。她让我下午去她的办公室，听她的处理意见。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一直都处于心不在焉的状态。不管我的眼睛盯着什么，我的头脑里出现的都是我工作上的领导（我的主任）和我生活上的领导（我的妻子）。我在对她们作翻来覆去的比较。开始我还只是比较她们在孩子教育和母女关系方面的看法和做法。我当然更接受她的那些看法和做法，我觉得它们既比我妻子的看法和做法合情，又比我妻子的看法和做法合理。后来，我比较的范围不断扩大，我开始比较她们的教育背景，她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她们的衣着和仪表。主任的思维比较宽松，对衣着却非常讲究，她总是穿着得体的正装，而我妻子的思维非常严谨，对衣着却极不讲究，她总是穿着松垮的便装。主任对自己的仪表也非常注意，年纪比我妻子大了很多，皮肤却保养得比我妻子要好，她走路的姿势也显得很女人很年轻……随着比较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对再次走进主任的办公室就越来越不安。我想着昨天的相处，我想着刚才的交谈，我越来越不安。一直等到下班前十分钟，我才忐忑不安地走到主任办公室的门口，在虚掩的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她说请进。我推开门之后看到她正在埋头工作，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去。她抬起头来，很轻松地对我笑了一下，说：“等我先忙完手头的这点事吧。”

我马上退后一步，并且带上了门。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事们陆陆续续离开的时候，我装着还在处理稿件，很认真地趴在桌子上。等同事们都走了，我拿起邻座同事桌面上的那本《收获》杂志翻了起来，一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了，差不多到了我昨天离开办公室的时间。我走到门口，探头出去，看见主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表面上十分镇静地走过去，在依然虚掩着的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这一次是主任走到门口，拉开了门。“我在等你呢。”她说着，将我让进办公室。然后，她将门关上，锁好。

我还是像昨天那样坐在沙发的一角。我看着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相信她还是会将它反转过来，在我的对面坐下。她没有。她的选择将我带进了更加忐忑不安的状况：她也坐到了沙发上，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声音比昨天更加僵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说话。我等着她开口说话。我希望她马上说出关于那篇稿件的意见，让我能够尽快离开。她没有让我如愿以偿。她问的还是关于我女儿的问题。“有你女儿的照片吗？”她用充满好奇的语气问。我感觉有点意外，但是尴尬的沉默总算被打破了，我同时也有点放松的心情。我赶忙从钱包里翻出我女儿上个月照的照片，递给她。她很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照片之后，将目光移到我的脸上。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大概能够想象出她母亲长什么样子了。”她说。我刚想说她长得其实也不太像她母亲，又不想节外生枝，打住了。

我没有想到她果然会节外生枝。“你爱她吗？”她问。

我心头一紧，突然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谁？”我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

她又看了一眼我女儿的照片。“当然是她母亲。”她说。

我好像从来没有被别人问到过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是一个异性，更不要说是一个我在昨天之前还几乎毫不了解的异性。我提醒自己不要如实地回答她的问题。“嗯。”我敷衍地回答说，同时从她手里取回了照片。

“这就是你们这些男人的回答。”她说，“什么叫‘嗯’！”

天哪，她的态度和措词完全不像是在与自己的同事或者下属说话。

“你们这些男人知道我们女人有多不容易吗？”她说着，突然用右手捂着脸抽泣了起来。

我有点不知所措。同时我又想起了昨天从过道里听到过的抽泣声，有一种错乱的感觉。

“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样的。”她继续说着，继续抽泣着。

我突然看到了办公桌上的纸巾盒，站起来抽了三张纸巾递给她。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后悔自己的这个举动。如果我不去安抚她，我们那一天的见面可能就会以另外的方式结束，我随后的生活可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变化：她没有接过纸巾，而是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并且激动无比地将她的嘴唇贴到了我的手背上，同时抽泣得更加急促和猛烈。

我的手背上从来没有流淌过女人的眼泪，也从来没有留下过女人的热吻。我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的激烈和冲动。我被这幻觉般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强烈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被同时唤醒。我完全忘记了我面对的是自己的领导，而且是在昨天之前还几乎毫不了解的领导。我将脸贴近了她蓬松的头发。我将她当成了我有责任要去心疼的女人，而且是一直都渴望我去心疼的女人。

她好像是感觉到了我的呼吸。抽泣声戛然而止。她抬起头来，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看着我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孤独。”说完，她又低下头，将脸贴在了我的手背上。接着，她改变了一下人称代词将刚说的话重说了一遍：“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孤独。”

我当然注意到了她的这一改变。她已经开始将她和我用单数连在一起，而且是与孤独连在一起！一阵忧伤刺痛了我的心。同时，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我知道。”我用充满温情的声音说，“我知道。”

她激动地抬起头来。她用双手握紧住我的右手，将它压在了她的胸脯上。我没有想到她会跨出这么激进的一步。我不敢看着她。我闭紧着双眼，将脸转了过去，对着门的一侧，同时又努力挣脱开她的手。她误解了我的意思。“不要担心。”她说，“我已经把门锁好了。”说着，她伸手将我的脸掰过来。“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的。”她用很柔软的声音说，好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我睁开眼睛。我注意到她上衣的纽扣已经解开。我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她急切地掀起她紫色的胸罩，接着又抓起我的手，将它压到她肥大的乳房上。我又紧张又激动。我的手摸到的乳房比我妻子的乳房也许大了一倍。这几乎是下意识的比较马上又让我对眼前的女人和也许正在等我回家的女人同时充满了负疚感。我变得更加不知所措。我不敢再看她激动地仰起的头，更不敢看她用我的手搓揉着的乳房。我又紧闭起了双眼，我还咬紧了牙关，就好像自己正在经受巨大的磨难。突然，我感觉她的手在拉动我裤子的拉链。我紧张地将它推开。“不要这样。”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没有想到，我的动作和语言不仅没有能够阻止她，反而好像是更加刺激了她。她猛地一下跪到地板上，用力拉开我的拉链，将脸埋到了我的底裤上。我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而我的心理变得更加紊乱：除了紧张、激动和内疚之外，我又感到了巨大的羞愧和难堪。我能够清楚地感到她的嘴唇和舌头的挑逗，但是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感到了巨大的羞愧和难堪。“你不喜欢吗？”她抬起头，用充满不安的声音问。我不敢正视她。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我什么都没有说。“你太紧张了。”她说着，将拉链拉上，还在上面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服。然后，她又坐到了沙发上，紧挨着我的身体。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头垂到膝盖上。她摸着我的头，用充满理解的口气说：“主要是太紧张了。没关系，下次就好了。”

接着，她开始向我倾诉她的婚姻危机。她说她和她丈夫之间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实际上的夫妻关系了，但是他们还住在同一个家里，维持着表面上的夫妻关系。他在外面有人，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她一直只当那是男人生活中的花絮。她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她希望事情总有一天会过去。没有想到，事情根本就没有过去，而且事情好像根本就过不去：她丈夫现在到了想跟那个人结婚的程度。自从他们的女儿去英国留学之后，他就不断向她提出离婚的要求。她不愿意离婚。她宁愿她丈夫在外面有人，也不愿意与他离婚。她丈夫很不理解她对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的执着。在他看来，离婚对她没有任何损失。已经有四次了，他将完全是对她一边倒的离婚协议书交给她签字，她却连看都不看，就将它撕碎扔进了抽水马桶里。他最后决定改变策略。昨天下午，她收到了他用挂号信的方式寄来的离婚协议。他的附言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是他起草的最后一份离婚协议。第二句话说如果她还是不肯签字，他就只好与她在法庭上见。说到这里，她又低头抽泣了起来。“我应该怎么办啊？”她伤心地问，好像是在问我又好像是在问她自己。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她感到安慰。我很自然地将手放到了她的后背上。正当我考虑着要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的时候，她突然停止了抽泣。“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她说，“不要让这种无聊的事情来妨碍我们。”说着，她动情地看着我，然后将嘴唇缓缓地贴到了我的嘴唇上，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神圣的仪式。我妻子从来没有用如此动情的姿态亲近过我。我没有拒绝。我有点激动。我的全身都有点激动。我们的嘴唇缓缓分开之后，她还是那么动情地看着我。“从此以后，不要将我当成你的领导，也不要去想我们年龄的差距。”她低声说，“只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你关心的小女人就好了。”

那天回到家里，我妻子和女儿都已经吃过饭了，餐桌也已经收拾干净。我担心我妻子或者我女儿会闻到我身上的异味，先进到卫生间去洗漱了一下。然后，我站在厨房里随便吃了几口剩下的饭菜。我妻子提醒我应该将菜热一下再吃，不要伤了胃。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的胃没有那么敏感。我妻子不满地看着我，说：“一个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怎么可能对家庭负责任呢！”如果是平常听到她的这种评判，我根本就不会在意，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刚刚经历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风暴之后，我的心却异常敏感。我感觉她的评判有特别的意指，是对我的挖苦甚至指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大声吼叫着说。对我的这种反应，我妻子当然完全没有准备。她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口气说话？！”我继续大声吼叫着说，“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像一个小女人那样……”我妻子还是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你今天好像很不高兴。”她说。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充满了挖苦的意味。我马上也冷静了下来。“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好像很高兴。”我也用挖苦的口气说。我妻子显然也无法理解我的这种反应。她还是用诧异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之后，去哄我们的女儿睡觉去了。

收拾好厨房之后，我马上就去冲了凉。冲凉的时候，我突然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情和目光打量起了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关注自己的身体，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在不到三十个小时之前，这身体还只是一座被遗忘的废墟，现在，它却变成了激情的载体，被需要被关注……一阵强烈的自豪感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心灵。我将脸对准花洒，尽情地享受着浇灌的快感。可是突然，我的头部出现了一阵扯痛，紧接着我又感到了揪心的孤独，就像刚刚离开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一样。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好像又听到了她的声音。这好像变成了我自己的疑问。冲完凉出来，我马上就躺到了床上，但是直到十一点半，我都还没有睡着。我回忆着与我妻子第一天见面以来经历的那无法言说的压抑和沮丧。我甚至想起了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和那个“必然”与我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相遇的女孩。我妻子从来没有像她们一样触动过我生命深处的那种清纯又奇妙的感觉。她也从来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过我刚刚经历的风暴。我妻子也在卧室外面忙到了将近十一点才上床。但是，她很快就睡着了。听着她均匀的呼噜声，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浓烈的酸楚。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流到了枕头上。我不知道那酸楚因何而起：内疚？懊悔？羞愧？或者绝望？我侧过脸来看着她。温馨的夜色突然激起了我身体神奇的骚动。我侧过身来，端详着她均匀地起伏着的胸部。那神奇的骚动越来越明显。我将手伸过去，想将它伸进她的睡衣，我想去搓揉那属于她的乳房……不，那是我的乳房。那是从来没有被其他的人搓揉过的属于我的乳房。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也是第一次对我妻子的身体产生了强烈而神圣的归属感。但这只是非常短暂的归属感。我的掌心刚刚触到那属于“我”的乳头，我妻子就有了反应。“不要乱动。”她愤怒地说着，粗暴地将我的手推开，猛地将身体转向了另外一侧。

随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身心都处于分裂的状态：我妻子一贯的冷漠突然变得让我感觉难以忍受，而主任从天而降的激情也让我感觉焦躁不安。我每天都处于分裂的状态，既不想去上班，又不想回家。每次主任要我去她的办公室“谈工作”，我都有很深的困惑。她没有说错，我果然“下次就好了”。但是，我身体的快感一点都没有冲消我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让我每次“谈”完“工作”，走出她的办公室之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每次她都好像很舍不得我离开。有一次她甚至说，想着我要回家去面对另一个女人，她心里就很难受。我其实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后来再也没有让“无聊的事情”（就是与她丈夫有关的事情）来妨碍我们了。但是对我来说，她的这种沉默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巨大的噪音。它让我心烦意乱，它让我不知道她对我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需要。她为什么对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还那么执着？每次想着她在我们“谈”完“工作”之后马上就要回家去面对另一个男人，我心里也非常难受。

这种难受肯定是我拒绝去她家里的重要原因。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三次向我发出过这样的邀请：有两次她是邀请我在周末的时候去，有一次她是邀请我在上班的时候去。她暗示我她家里没有人，她肯定我“一定可以更放松”。这种邀请让我非常难受。我不愿意坐在满足过她的另一个男人坐过的沙发上，我不愿意使用满足过她的另一个男人使用过的卫生间，我也不愿意看见满足过她的另一个男人看见过的窗口和窗外，我甚至不愿意面对满足过她的另一个男人面对过的墙……我没有找什么借口。我只是说我不可能“更放松”。她好像非常需要我在她家里出现。我的拒绝令她非常沮丧。在她第三次发出那种邀请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对我的需要不仅仅是生理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要，而且是一种很阴暗的心理需要：她需要用我来弥补她丈夫对她造成的伤害。她更需要用这种弥补来强化她不肯离婚的决心。我相信我在她家里的出现被她当成是这种弥补的重要部分，对她的心理治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这种突然的意识让我的拒绝更加猛烈。“你找另外一个人去吧。”我粗暴地说。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开始觉得让自己身心分裂的激情其实是比“无聊的事情”更无聊的事情。

所以，她突然很兴奋地告诉我她丈夫已经“回心转意”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感觉意外，也一点都没有感觉失落。不过，她选择告诉我这件事的场合让我感觉恶心。她是在办公室里告诉我的，是在她刚刚惊叹完“非常满足”之后，是在她刚刚将底裤拉过膝盖的时候。“我丈夫终于回心转意了。”她很兴奋地说。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你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吧？”她说着，将我从沙发上拉起来。“我很高兴他能够回心转意。”她说，“只是——”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我们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说完，她又抱紧了我。我僵硬地站在那里，手都没有抬起来。我在烦躁地等待着她将手松开。

那天晚上刚关掉台灯，我就侧向我妻子，将手搭在她的左胸上，将脸埋在她的右肩上。这已经是我很久没有做过的亲密姿势。“我们开始办吧。”我说。

我妻子过了一阵好像才意识到我是在跟她说话。“办什么？”她问。

“移民啊。”我说。

我意识到我妻子将脸侧了过来。

我没有改变姿势，还是将脸埋在她的右肩上。“你说得对。”我说。

“我说什么了？”我妻子问。

“你说为了孩子我们应该迈出这一步。”我说。

结束的结束

皇家山上的溜冰场在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正式关闭。在最后的开放日，我也是在日出之前就赶到了那里。服务站的门还没有开，我在门边的长椅上换冰鞋。在准备上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将我带进这个冬天的韩国学生。她应该已经回国去了吧。我不知道她后来是不是还上过皇家山或者是不是还想起过我们一起上过的皇家山。如果她知道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冬天，她一定会像我一样对我们那好像是偶然的相遇充满了感叹。

因为晚上的气温明显回升，而冰场当天的维护还没有开始，冰面上有不少的凹坑，溜冰的速度很难起来。我溜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没有什么兴致了。我回到服务站门边的长椅上，茫然地望着覆盖着积雪的海狸湖。也许是因为对结束的伤感吧，绚丽的日出也没有让我感觉特别兴奋。希拉里在传来“遗书”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密和也已经变成了一叠呈现“碎片化”内容的复印件，整个奇特的冬天也马上就要走到尽头……我突然有一种幻灭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马上又想起了“王隐士”问过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增加。现在，这个最奇特的冬天又让我发现了更多的原因。现在，我会说是因为密和，是因为希拉里，是因为白雪皑皑的皇家山，是因为冰冻三尺的海狸湖……但是，随着冬天的结束，这一切也都会成为过去。我突然有一种幻灭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生活在这里。这时候，从丛林的深处又传来了啄木鸟啄击树干的声音。那“空”的声音打破了皇家山清晨的寂静，却让我感到了更深的空虚。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生活在这里。

在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去我妻子的墓碑前，烧掉了我为她写出的真相。我不相信我妻子对事情的经过和我的心理活动有什么兴趣，在为她写出的最后版本里只保留了真相中的一些关键的事实以及我专门写下的那一段忏悔。我的忏悔非常全面：从我一贯的“不负责任”一直忏悔到了我那天的“大声吼叫”。我甚至对我们移民生活中发生的最激烈的争吵也作出了忏悔。那次争吵是因为她坚持要买我们后来一起住了九年的房子而起的。她是无意中看到了那房子正要出售的广告的。她立刻就决定要买。而我从来对买房就没有兴趣，又觉得那房子离我女儿的学校不近，离我们的小店也很远，所以坚决反对。我在忏悔中承认自己没有商业眼光和经济头脑，也解释说自己在她死后将房子卖掉正好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敬佩和思念，与我当时的反对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直看着我写给她的真相完全化成了灰烬才离开我妻子的墓地。在走出了几步之后，我突然又想起了刚才在海狸湖边出现的幻灭感觉。我回头看着墓碑，告诉我妻子，我刚才突然觉得我不应该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没有想到那位台湾邻居的方法如此灵验：在我将真相烧给她的当天晚上，我妻子就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了。这说明我提供的事实满足了她的需求，也说明她接受了我的忏悔。当然最重要的是，这说明她已经原谅了我，“放过”了我。更神奇的是，我妻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我的梦中。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再也没有到我的梦中来过。这灵验也许是那个最奇特的冬天呈现的最后的神奇。在烧掉真相的第二天清早，我精神饱满地睁开眼睛之后马上就作出了结束自己十五年移民生活的决定。

我决定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去。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空气和风气。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喜悦和焦虑。我知道，经过这十五年的移民生活，我的故乡已经变成了异乡。或者应该说是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异客？上次回去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们都说我变了，因为我无法理解他们津津乐道或者怨声载道的话题，也无法欣赏他们洋洋得意或者悲悲戚戚的记忆……我也不愿意与他们谈论我自己对故乡的看法和我“在别处”的生活。不，应该说是我们都变了：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在这个信息共享的大时代，我们都变得无法理解对方了，我们都变得以为是对方变了……这荒诞的局面并没有动摇我的决定。我决定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去。

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女儿写邮件。我首先将这个决定告诉她。我并不想让她知道这是我突然的决定，或者是因为在皇家山上无意中听到“空”的声音而作出的决定。我说这是经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思考而作出的决定。回看整个冬天，我说的当然就是这个决定后面的真相。接着，我请求她尽快抽时间回来一趟，与我一起做好最后的安排。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我的彻底离开。这期间，我每天都在等待着我女儿的回复。她的沉默让我非常难受。但是，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甚至做好了她可能一直都不回复的思想准备。这期间，我又给希拉里写过两次邮件，还是没有收到她的回复。我已经开始相信密和的假定，但是，我同样继续在幻想着奇迹。这个奇特的冬天里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奇迹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奇迹都可能出现。这期间，我还有与密和的最后一次遇见。那一天，我乘坐橙线地铁经过维多利亚广场地铁站。在列车开动之后，我看见密和正在站台上调整电动轮椅。她显然是刚下车。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坐在同一班地铁上。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呢？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我激动地在车窗玻璃上敲了几下，她当然听不到，她当然不可能听到。当列车驶进隧道的时候，我又一次强烈地感觉这最奇特的冬天已经结束。

我在离开之前的一星期才买好单程机票。在买好机票之后，我犹豫了将近两个小时，还是决定再使用一次“老子孙子原则”，给我女儿写去了一份语气卑微的邮件，表达了希望在彻底离开之前再见上她一面的愿望。我甚至使用了“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种绝望的句子。同时，我还将机票传到了她的邮箱里，希望她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及时间的紧迫。

“老子孙子原则”是我那位台湾邻居总结出来的。在第一次向她抱怨我女儿“不懂事”的那天，她摇着头说他们家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她说他儿子搬出去之后，住在离他们步行只有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但是，他却曾经创下了一年三个月零八天不回家来看看的纪录。当然，他现在慢慢好起来了，她安慰我说，将来我女儿也会好起来的。接着她告诉我，经过多年的观察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她总结出了家长在处理与孩子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牢记两条原则：一是“胳膊大腿原则”，一是“老子孙子原则”。她说家长对孩子万不可强求，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他们’是大腿”；她又说家长不要老想着自己是“老子”，要学会对孩子们装“孙子”。也就是说，不管受多少屈辱，都要默默地忍受，不管有多么绝望，都要耐心地等待，“死皮赖脸地等待”。总有一天，孩子们会回到他们的身边，完成最后的和解。

我还是没有等到我女儿的邮件。但是，就在我离开前两天的中午，在对我们的见面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这是她从我的生活中搬出去之后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这也是在整个冬天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这“没有”当然也应该算是这个冬天的一个奇迹）之后，她给我打来的电话。最熟悉的声音突如其来，令我激动不已。

我女儿非常平静也非常自然，就好像那只是日常的通话，中间没有隔着整个的冬天，也没有隔着绝望的等待。她说她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想到我的飞机是一大早的，我应该在前一天就要办好全部的退租手续，她问我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在哪里过。我告诉她那位台湾邻居同意我在他们家的客厅里住一晚。我女儿的反应让我更加激动不已。“还是到我这里来吧。”她说。她第一次将她的住址告诉了我。她还告诉我，她会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这样对我会方便一点。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不敢相信地狱真的能够突变为天堂。这难道就是那奇迹般的和解？

这是真的。这应该是那个最奇特的冬天之后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第一个奇迹：在结束移民生活之前最后的那个黄昏，我第一次走进了我女儿的家——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这其实也应该是属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奇迹。我激动不已。我激动不已。但是我不想让我女儿感觉难堪，强忍住了自己即将一发不可收拾的泪水。我女儿首先为我介绍了一下她“家”的设施，然后示意我在小餐桌旁坐下，继续向我介绍她“家”周边的情况。我注意到她的“家”比我想象的要整洁得多。也许她是特意为我的到来而收拾过的？！这种想法让我感觉特别温馨。我希望她在意我。我没有想到她还在意我。然后，我女儿带我去三个路口外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跟从前比，她的话当然还是不够多。不过，我们终于有了正常的交流。这好像是从她进高中之后就没有过的。也就是说，她不仅被动地回答我的问题，还会主动地发表她的看法，甚至还会更加主动地提出她自己的问题。她认为回国去生活对我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你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孤独。”她平静地说。

我叹了一口气，说：“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女儿显然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她将我的话当成了是对她的责备。“我真的很忙。”她用带有内疚的声音说。

“我没有责怪你。”我说。稍稍停顿了一下，我又补充说：“其实我还应该感谢你。”

我女儿用费解的目光看着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说。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女儿说。

她的话又让我感觉非常温暖。“还记得从前带你去皇家山上溜冰的事情吗？”我问。

“已经很久了。”我女儿说。

“这个冬天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山上溜冰。”我说。

这显然是我女儿没有想到的。她用惊诧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我笑了笑，说：“是啊，这个冬天我其实并不孤独。”

“你应该这样。”我女儿说。

“而且每天上山，我都会带着你的冰鞋。”我说。

这显然更是我女儿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她问。

“想找回从前的感觉啊。”我说。

我女儿对我的回答也有点吃惊。“找到了吗？”她问。

我很激动地看着她。我有点想说现在我找到了。但是，我不想让她感觉尴尬，我没有说。“这个冬天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我说。

我女儿没有继续追问。她将话题转向了她爷爷和奶奶。我在邮件里很粗略地提到过她爷爷和奶奶的身体最近都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回国去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能够陪伴和照顾他们。

离开餐馆之后，我女儿带我去她住处后面的那个公园散步。在那里，我向她交代了一下我们家的财政状况。经过十三年的惨淡经营，我们也有了不少的积累。而房产的增值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我夸奖她母亲是一个很有商业眼光和经济头脑的人，当年买便利店和买房子的决定都很明智。我说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将来肯定能够为她留下一定的“遗产”。我女儿对我的这种交代没有什么兴趣。她提醒我不要太节省，更不要想着为给她留下“遗产”而节省。“你以前不是说过将来有钱又有闲了就要去看世界的吗？”她说。

这是在“王隐士”离开之后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唠叨的话。“你还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吃惊地说，心里感觉很温暖。

“我真希望你能够有自己的生活。”我女儿说。

这罕见的关切让我非常感动。我望了一眼澄澈透明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在感叹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奇迹：“地狱”突变成“天堂”的奇迹。

我女儿误解了我的感叹。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怀念蒙特利尔的天空的。”

“我会怀念蒙特利尔的奇迹。”我说。

我女儿又用吃惊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好像突然看到了我的改变。

接着，我提醒她平时有空，一定要多去她母亲的墓地看看。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冲动。我停下来，侧身面对着我女儿。“你知道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我冲动地说，“但是将来死后，我还是想与她埋在一起。”

我女儿拉了拉我的衣服，示意我继续往前走。“还是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吧。”她说，“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应该考虑找一个合适的伴，一起好好过日子。”

第二天清早，我女儿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机场。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装模作样地推辞了一番，但是她的态度非常坚决。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非常安慰又非常得意。坐上出租车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而我想起了我们刚到蒙特利尔的那个夜晚，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的回忆最后被我女儿的声音打断。她说，将来有什么事给她写邮件就好了。这当然意味着将来她会回复我的邮件。这不可思议的和解！我很感动。接着，我告诉她，我将她昨天晚上死活不肯要的那张支票压在她的枕头下面了。她温情地责怪我不应该那么做。她说她现在真的不需要钱。我说我只是有点担心，怕她将来突然会要有急用。

到机场后，我建议我女儿就随着出租车回去。她没有接受。她一直陪着我办好了登机的手续，一直陪我走到了安检口。我有点犹豫，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方式与她告别。我不想让自己感觉遗憾，又不想让我女儿感觉尴尬。没有想到，她主动张开双臂，拥抱了我。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在她母亲下葬的时候，她曾经伤心地拥抱过我。在感觉我们的关系已经死去的那些日子里，我曾经绝望地肯定我女儿永远也不会对我做任何亲热的动作了。没有想到她会张开双臂拥抱我，并且俯在我的耳边，用整个冬天我都在绝望地等待的声音祝我一路顺风。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从昨天晚上起我就一直压抑着不敢问的那个古老的问题终于蹿出了我的喉管。“你喜欢这里吗？”我激动地问。

我女儿好像并没有感觉突然。她看着我，用很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喜欢。”

这是我期待的回答。这也是我需要的回答。我的眼眶顿时就湿了。“还记得吗？”我激动地说，“十五年前，就是在这里，在我们刚走出机场的时候，我第一次问你这个问题。”

我女儿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然后做出很陶醉的样子，回答说‘喜欢’。”我激动地说。

我女儿点了点头。

“后来我又总是这么问你，还记得吗？每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这么问你。在去皇家山上溜冰的路上，我就总是这么问你。”我激动地说，“你的回答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生活对我最大的恩赐。”

我女儿又一次拥抱我，同时催我赶快进入安检口。

我突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知道吗？”我激动地说，“这是这十五年里生活中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

我没有想到我会带着那“生活中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离开生活过十五年的蒙特利尔。我将这当成是那最奇特的冬天里最后的奇迹。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想起了“王隐士”关于移民的激进说法。他说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王隐士”说，“你永远回不了家了！你成了所有地方的陌生人！”他说得很对。我前两次回国的体验就足以证明他说得很对。在那十五年的时间里，我的家乡对我只是没有生命的“新闻”和“信息”，我没有与它同过“甘”，也没有与它共过“苦”。同样，对我的家乡来说，我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沙粒”。我的家乡不可能理解我在异乡经历过的喜悦和悲伤，也不需要理解我在异乡经历过的喜悦和悲伤。经过这个最奇特的冬天，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会变得更加陌生。我提醒自己对这“第二次移民”必须做好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在这一段平凡的日子里，我经常会在睡梦和幻觉中看见白雪覆盖着的皇家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看见”并没有将我带进那个最奇特的冬天，反而在将我带离，带远……我最后总是会从睡梦中惊醒，我最后总是会从幻觉中惊醒，我最后总是会觉得在那个冬天里发生过的一切都难以置信。那两个谜一样的女人！她们像谜一样出现，又像谜一样消失……她们与我正在面对的现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陪伴和照顾我的父母占去了我“第二次移民”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是我正在面对的现实。前面的三年，我的陪伴和照顾还是以“家”为中心。第四年的大年初三，我父亲突然咳血，被送进了医院。他的肺癌很快就被诊断出来。而在我父亲住院一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因为脑溢血也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我父亲的病房在八层，我母亲的病房在三层。我父亲知道我母亲就住在他的楼下，我母亲不知道我父亲就住在她的楼上。他们从我母亲住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弟弟为他们各请了一个专业的陪护，但是我父母对我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我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为两半：上午九点走进我父亲的病房，十二点离开；下午一点走进我母亲的病房，五点离开。这就像是一份“朝九晚五”又没有节假日的工作。我有时候会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经营便利店的年月。我母亲很快就完全失去了认知能力。她连她“什么都好”的小儿子都认不出来，当然就更认不出“什么都不好”的我了。她称我为“爸爸”，好像只有“爸爸”才会像我那样每天坐在她的床边陪护她。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除了对“爸爸”稍有点畏惧之外，对其他人，尤其是专业陪护和医生的态度都非常恶劣，在治疗方面也很不配合。

我与我父亲突然有了许多的交谈。他有时候甚至会问起我在蒙特利尔的生活。不过，他对我母亲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要下楼去看一下我母亲，但是每天早上一见到我，却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向我打听她的情况。“她还活着吗？”他这样问。他的问题经常会让我怀疑他的大脑也出了问题。那一天，我终于失去了耐心。“你是想她活着还是想她死了？”我不耐烦地问。我父亲的目光充满了迷惘。“我只是有点怕。”他说。“怕什么？”我不耐烦地问。“我怕她死在我的前面。”他伤心地说。还没有等我想好应该怎么安慰他，他接着又说：“我也怕她死在我的后面。”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怕”让我觉得非常荒诞。突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报复他的机会。我冷笑了一下，说：“这一次，数学解决不了问题了吧。”我父亲瞥了我一眼，显然也意识到了我是在报复他一直对我数学不好的那种蔑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数学从来就解决不了问题。”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我隐隐约约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他对自己的责备。我将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我不想他继续难受。“她现在还活着，”我安慰他说，“但是那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她已经没有认知能力了。”我父亲急促地咳嗽了几声。“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结合是一个错误。”他有点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对婚姻的抱怨。“为什么？”我好奇地问。“她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他说，“她不应该跟着我这样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在小县城里生活一辈子。”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她应该过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我父亲对婚姻的抱怨。这也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抱怨他们的婚姻。从那以后，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向我打听过我母亲的情况了。

大概是在半年前的一天，在与我父亲交谈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将来准备怎么过。我说我还没有考虑过。我父亲说长期一个人肯定不是办法，应该考虑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生活。我说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容易，你自己已经有过那样的教训了。”我父亲说。我苦笑了一下，提醒他不要羞辱死人。我父亲看了我一眼，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自己都是快死的人了。”说完，他示意我靠近他一点。我朝他俯过身去。“其实现在就有一个人很合适。”他很认真地说。“谁？”我不以为然地问。我父亲神秘兮兮地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口。我还是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我父亲又急不可耐地做了一套注射的动作。我知道了，他说的应该是他自己很喜欢的那位护士长。“我听说她刚刚离了婚。”我父亲兴奋地说，就好像离婚是一件大好事。

我父亲的话引起了我内心的一阵骚动。我对那位护士长也很有好感。她的长相和身材都很合我的口味；她说话和做事的方式也很合我的理念；而最让我感觉舒服和亲切的是，她还很喜欢阅读，手上经常会捧着一本“毫无用处”的书。我虽然从来没有想过与她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父亲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她是一个“合适的人”。我父亲接着又说他已经看出护士长对我“有意思”了，因为她最近一段经常向他打听我的情况，甚至还对我最近一段在病房里读的那本书都非常好奇。我父亲接着还批评我“粗心大意”、“感情淡漠”。他说三个星期前，护士长曾经极力向我们推荐过一部名为《空巢》的小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将她的推荐放在心上，至今还没有找来读。“据我的估计，”我父亲神秘兮兮地说，“那里面肯定有她想要向你传递的特殊信息。”

我没有忘记护士长的推荐。我还记得她说那是一部适合我和我父亲两代人一起读的小说。但是，我早就已经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没有兴趣了，所以才没有将她的推荐放在心上。我当天中午就去书店买到了那部小说，接着就在我母亲的病床边读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又在家里一直读到了深夜。我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信息”，不过，我觉得那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不仅语言干净、结构精致，还有诚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自己的那一段“空巢”生活。在我女儿完全失联的那整个冬天，我也经常有被生活欺骗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希拉里和密和的出现，我可能也会像小说的结尾暗示的那样，将自己的生命结束于一个忍无可忍的寒夜。

第二天趁着护士长的办公室没有其他人，我去那里坐了一下。我感谢她推荐给我们的作品。我说我昨天一口气就读完了那部小说，非常喜欢。我说我刚才也已经给我父亲读了一个开头，他也非常喜欢。我说我父亲也差一点遭受过电信诈骗，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会让他感觉十分亲切。我这是第一次正式坐在护士长的对面与她交谈，也是知道她对我“有意思”之后，第一次离她那么近。我发现我以前对她的感觉都是对的。我还发现我现在对她的感觉比以前的更好。

从此以后，我与护士长的交谈越来越多了。我们交谈的内容也很快就超越了书本，进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看法，这带给了我很大的喜悦和满足。有一天，我甚至与她谈起了希拉里和密和。我没有想到，她对那两个神秘女人的言行竟然会有那么深的理解和那么深的感叹。而她最后的遐想更是激起了我的遐想。她用真挚的语气说“将来如果有机会”，她也很想到海狸湖边去感受感受。我们的交谈越来越深了。思想和语言的流畅经常会让我去想象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和我们在一起的融洽。

我母亲在八月的最后那个周末停止了呼吸。我和我弟弟都觉得应该向我们正在弥留之际挣扎的父亲隐瞒这个消息。但是安葬了母亲之后的第三天中午，当我正要离开病房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叫住了我。“以后每天下午你也来陪我好吗？”他恳求着说。我心头一紧。“我——”我说，“我不是还要去楼下——”我父亲将脸侧到了一边，打断我的话说：“人都不在了，还去什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走回到他的床边。我又在他的床边坐下。

医生说如果我父亲的身体能够顶得住化疗的压力，他就还能活两三个月；如果顶不住，他就只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了。这种死亡判决对我父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随着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好，因为他知道我和护士长的关系已经完全明确，我们已经在计划和安排将来的生活。他将这当成是我们父子关系彻底和解的标志，多次感叹说我活到现在这种年纪才总算做了一件让他开心的事。他也将这当成是他个人的成就，甚至得意地说他的癌症“总算没有白得”。

护士长与我一起参加了我父亲的安葬仪式。在将我父亲的骨灰盒放入墓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在蒙特利尔最后的那个晚上很冲动地对我女儿说过的话。我将来会埋在哪里呢？会跟谁埋在一起呢？我瞥了站在身边的护士长一眼。她温情地抓紧了我的手。这时候，我好像又听到了我女儿关切的声音：“还是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吧。”

是的，这也许就是发生在蒙特利尔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应该结束的地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文学的名义/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659-9

Ⅰ.①以… Ⅱ.①薛…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9744号

以文学的名义

著　　者 薛忆沩

责任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开

印　　张 7.5

字　　数 146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659-9/I·1884

定　　价 42.00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序一

序二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文学的宿命与革命

永不磨损的乡愁

捍卫阅读的尊严

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理智和脊椎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最神圣的事业”

迷宫里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重读《遗弃》

深圳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

“童话”和“神话”

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真”与“爱”

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

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的神奇

不要让现实的喧嚣掩盖了文学的精华

与“非凡的鉴赏力”结缘

“衣锦还乡”的《深圳人》

中国文学的节日

序一

去年大年三十那一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最初那个版本的整理。它的正文部分结束于《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争取它的出版，却也一直都没有结果。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完全清楚了其中的原因。而从新加入到正文最后部分的那五篇作品，读者也应该马上就会清楚这“没有结果”的结果完全是出于神奇的天意。

对我来说，2017年是神奇的一年。首先，三部不同作品的三个不同语种译本的同时问世，加上之前出版的《深圳人》英译本的持续升温，为“‘异类’的文学之路”打开了国际的通道。同时，围绕着《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本和《深圳人》的法译本展开的那一系列“超验现象”又为认识生命和文学提供了特别的角度。这部作品没有在2017年出版就是因为它在等待着那神奇年份的全部的神奇。

同时，它也在等待着2017年的过去。因为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文学道路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988年8月，我的中篇处女作在《作家》杂志上“头条”发表，这是我正式进入中国文学景区的标志。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能够在如此特殊的年份出版这部关于文学和人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是“成事在天”的例证。

12月中旬，蒙特利尔的严寒提前到来。这让我充满了担心。我担心自己已经坚持了20年的迎新仪式会被“不可抗拒力”中断。我担心新的一年会因为这中断而错失机运。奇迹再次出现：元旦清晨的气温尽管仍然低于零下30摄氏度，却并没有如我担心的那样刮起凛冽的寒风或者降下狂乱的雪暴。我相信这同样是出于天意。于是我像往年一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起步。最后，我带着满身的冰碴跑完了11公里的距离，跑进了2018年的晨曦。

15个小时之后，责任编辑确认这部作品出版条件的邮件出现在我的邮箱里。这消息正式拉开了2018年的序幕。

薛忆沩

2018年1月13日

序二

2015年6月，第一部《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还没有上市，这“续集”中的第一篇就已经随《作家》杂志第七期里的其他作品一起下厂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让我马上就想到关于“‘异类’的文学之路”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我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它会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仅仅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这种对话又积累到了需要再次结集的规模。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积累的速度。我倾向于将它与自己这四年来在创作上的丰收和在市场上的拓展联系起来。前者当然是“勤奋”的结果，后者不妨视为是“运气”的见证。

2016年12月初从国内做活动回来不久，我就开始整理过去两年的访谈。我原以为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其中多数都是“名篇”，又获得过不少读者的好评，也曾经被不少的网站转发，质量应该有基本的保证。没有想到刚进入第一篇的第一问，我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冒头。继续下去，不满情绪更是急剧膨胀。就这样，我又一次被推进“重写”的狂热之中。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历年三十那一天才完成全部的整理。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经常遭受疲惫和厌倦的伏击。这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躺在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三宿舍116房靠窗边东侧高铺上的年轻人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经常会在深夜里惊醒。他经常会与自己对话。那是他与自己最近的时刻。那也是他与未来最近的时刻。他已经知道他必将离经叛道，走“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他已经知道那意味着他将要穿过很长很长的黑暗，将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羞辱，将要忍受很深很深的孤独……有一次，他甚至看到了那条路的尽头：他僵硬地躺在那里，躺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中。突然，一个蒙面人走过来，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本的书。放下最后一本书的时候，蒙面人用略带挖苦的口气说：“这就是你的‘一生’。”

现在，那一生应该是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可是，我写出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那个蒙面人从背包里取出的书的三分之一。我想这就是我将自己这部访谈作品的续集整理成书的意义。我在鼓励自己不要松懈，我在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多的作品，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

薛忆沩

2017年2月2日于蒙特利尔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弃理从文 开启“迷人”的文学之路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是国内知名的高校，更为许多男生所向往，计算机在当时也是新锐又热门的专业，为什么你本科毕业之后没有在所学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转向文学创作，后来还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促使你弃理从文，最终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触动了你年轻的心灵，驱使你下决心转向文学的呢？

促使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应该是中国大陆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思潮。我的基础教育横跨整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无疑是我个人成长期中最关键的阶段。在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谈到了“死亡”和“语言”对我的成长造成的深刻影响。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早熟、敏感和好学的少年；我已经在博览群书和放眼世界；我已经完成了我在知识上的原始积累……1980年5月，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在巴黎街头为萨特送葬的壮观场面通过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12英寸的屏幕投射进我心灵窗口的时候，我立刻被“精神”的魅力强烈地触动。从此，“不朽”的文学成为我生命的追求，“神圣”的写作成为我生活的意义。

当时在高中阶段要进行文理分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学习文科？

我一直是文理兼优的学生，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有重理轻文的强烈偏向。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仅仅是因为喜爱而去选择学习文科。我也没有能够脱俗。现在想来，这种选择对我其实就是宿命：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个体生命的困惑；另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的数学训练。要知道，个体生命的困惑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的心理基础，也是我全部作品的主题；而数学训练培养了我对语言和叙述逻辑特殊的敏感和美感。物理和化学同样对我有很深的帮助。物理将我引向事物的复杂性：光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等物理规律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而奇妙的化学反应和精致的化学结构式也为我将来的叙述设置了很高的标准。

大学二年级，你在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读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感动得“第一次”为文学作品流下眼泪。而三十二年以后，在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非凡影响的文学大师离开人世的时刻，你对他孤独的人生和作品做出了精到而动情的解读。你的《献给孤独的挽歌》一文在2014年4月25日传遍了中国，感动了无数热爱文学的读者。发表这篇长文的媒体在编者按语中感叹说：“中国作家总算对马尔克斯有了一个交代”。现在回看自己的文学道路，你怎样评价十八岁的那次阅读对你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是马尔克斯开启了你的文学之门？

阅读对写作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福克纳当年从欧洲旅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阅读被美国法庭定为禁书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意识流”让这位长年生活于美国南部的天才顿开茅塞。而马尔克斯本人也是在读到福克纳和卡夫卡之后才顿悟了小说的奥秘，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影响”是关于写作者的一个重大问题。我的情况有点奇怪。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尤其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在以前的访谈中，我多次提到过1976年（也就是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读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那是我一生中与真理最宿命和最震撼的相遇。我后来多次强调：“我的写作是十二岁那一次阅读留下的伤痕。”忧郁的情绪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六年之后，那忧郁的情绪又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推向了更深的部位。那是我与真理的另一次宿命又震撼的相遇。就像《等待戈多》一样，那也是一部关于等待的作品，是等待得令人窒息的作品。它将读者带向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带向绝对的虚无。生命和时间因此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孤独的极限。我的写作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我的人物都在遭受着孤独的煎熬，现在想来，这一切与十八岁的那一次阅读当然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睡星》吗？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篇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你走上文学之路的信心？现在回头看，你如何评价这篇处女作？

“处女作”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为人重视了，就像“处女”这种生命状态一样。《睡星》发表于1988年第8期的《作家》杂志，而且是头条。在那之前，我只在不起眼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小的作品。《睡星》是1986年1月写成的。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一家一家的杂志拒绝，有两次甚至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到了发稿的前夕。这种令人气馁的经历成了我随后文学道路上的“常态”。它也是我现在还经常要面对的“新常态”。是述平的信传来了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份捷报。与《作家》杂志关系密切的述平是我在大学阶段就已经结识的朋友。他也是“弃理从文”的典型。他大学阶段学的也是计算机。后来写诗、写小说，最后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剧，是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多部姜文电影作品的编剧。而《睡星》的责任编辑是当时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作家洪峰。我记得述平在信中还转来洪峰的断言，说我“将来是要写大作品的”。这种来自名家又放眼未来的断言对一个刚刚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当然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睡星》的发表奠定了我与《作家》杂志迄今已近三十年的美满“姻缘”。最近这些年里，《作家》杂志对我的写作尤其是我的“重写”给予了极富胆识的支持。它发表了所有我希望它能发表的“重写”作品。而通过《作家》的发表，所有这些作品也都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

现在我很少谈论《睡星》了，也没有将它收在任何一本小说集中，也肯定不会对它进行“重写”。它是我试图“遗弃”和“遗忘”的幼稚的作品。不过现在细想起来，这幼稚的作品与我后来那些成熟的作品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它表现的是个人的抗争和挣扎，同时它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意。

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你今后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于2002年2月正式移居加拿大。之后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没有踏上祖国的大地。2005年夏天第一次回国的前夕，中山大学的林岗教授建议我将已经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当时，我在域外的生活已经基本安定下来，而我出国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前一年发表之后又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它将“薛忆沩”这个符号重新激活，带回到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林岗是我当年在深圳大学的同事，也是我最近这20年来交流最多最深的朋友。在《我的长跑教练》一文中，我粗略地谈论过我们的相识和相知。能够有这样一位心怀高贵的精神向往、对世事有超凡的洞悉、同时又充满人情味的朋友，当然是我文学生命的幸运。从友谊之初，林岗就对我的文学追求有强烈的认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于2006年初出版。就像前两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的《遗弃》一样，这次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仍然毫无经济效益（注意，我这时候都已经超过卡夫卡去世的年纪了）。但是小说集在出版之后迅速获得了来自读者和学者的好评，为我赢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这对我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因为“背井离乡”而模糊不清的生活方向又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了。我知道我将继续朝着汉语写作的腹地走去，不管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艰辛。

后来，在2010年前后，也就是在为《随笔》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作过读书专栏和在写出了《与马可·波罗同行》以及尝试着用英语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对汉语的感觉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崭新的感觉让我不再以自己颇受青睐的第一部小说集为荣，反而以它为耻。这就是我固执地开始“重写”的原因。其实在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如此地漫长又如此地艰巨。它持续了整整五年。它耗费了我巨大的精力。但是，我完成了。经过彻底的“重写”，加上大量新作的补充，我上演了一台将第一部小说集“一分为四”的魔术。2006年版的《流动的房间》现在已经可以宣布报废了。它经过“重写”的所有篇目现在分散在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动的房间》新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以及今年同样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集中。这四部小说集风格殊异，呈现出我短篇小说创作的多样性。

独立特行 坚守“异类”的小说创作

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最独立特行的人物：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几乎没有参与过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你的写作一直是“在野”的写作，你的文学也一直是“独立”的文学。你在文学上的追求是个人的追求、孤独的追求，也是最纯粹的追求。你的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信仰？

我想两者都有。我生性就比较孤僻，对任何性质的集体活动都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北京高校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们整个年级有近八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参与班主任老师所说的那“历史性的”活动。同时，我也坚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与同行的交往和切磋如果能够直面文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所有与利益密切挂钩的大集体和小圈子都很容易将文学变成生意，都非常危险。是的，在文学上，我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当然让我受益无穷，但是它也给我带来过许多的尴尬和困难，比如在五十岁之前，在文学成就已经获得确认之后，我却还从没有得到过国内文学奖的光顾。我无疑是中国所谓著名作家中在这方面的“翘楚”。

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历时十六年创作完成，后来结集为《出租车司机》出版。这个系列的开篇之作是首发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上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你是发表了这篇作品之后才萌生出写这个系列短篇的想法，还是此前就已经有写作的计划？

“深圳人”系列小说是2005年我回国之前不久才产生的想法，与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的首次发表相距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不太记得刺激我新一轮创作冲动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因为又要回到已经分别了将近三年半的深圳？也许是因为已经在开始准备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在准备出发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进入神奇的创作状态，在草稿纸上写下了《小贩》、《女秘书》、《同居者》和《物理老师》等四篇小说的初稿。“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就这样出现了。后来在深圳接受当地报纸采访的时候，我首次公开了这个想法。但是，在随后的五年里，除了发表过《女秘书》、《同居者》和《物理老师》等三篇作品以及新写了《母亲》和《文盲》两篇的初稿之外，整个系列小说并没有更多的进展。一直到201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重写”完《出租车司机》之后，我对完成这个系列才有了紧迫感。整个系列最后于2012年的秋天在蒙特利尔完成。

“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表现的是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能够让读者看到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小人物命运的悲悯情怀。能不能谈谈你的艺术构思与美学追求？

个体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我的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而普通小人物一直是帮助我挖掘这一主题的最佳人选。当“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攒动在我头脑中的都是这样的小人物，比如“小贩”、比如“物理老师”、比如“女秘书”……哪怕是像“剧作家”（最开始是“小说家”）和“神童”这类有过辉煌业绩的人物也是作为已经被边缘化的小人物来处理的。历史是由权力推动的。小人物没有权力，对历史也就没有影响，但是，他们却深受历史的影响。这是小人物命运的悲剧。“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历史。它当然深刻地影响着小人物的命运。而在我看来，最值得文学关注也最考验作家能力的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影响，是那些与统计局发布的或真或假的数据没有明显关系的影响。文学对人性有自己独特的探测工具和表现手段。它的绝活是通过精准的语言、精致的结构和精细的叙述将读者带进“看不见”的世界。“深圳人”系列小说有意避开了“深圳”的地标和关于“深圳”的许多成见（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成见），它力图用文学（或者说语言、结构和叙述）之“精”来发现深圳之“深”。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仅不敢在任何一个细节和转折上有任何的松弛，甚至不敢怠慢任何一个标点。我是不断挑战自己和不断挑战语言的写作者。这种挑战一旦与新的认知秩序达成和解，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就会出现。“深圳人”系列小说瞄准的就是新的审美趣味。它希望通过阅读，读者能够对文学展示的美获得新的认知，能够对文学传达的情获得新的认知。

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你最先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佳作。这篇作品集中了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作品的美学特征。它的叙事不动声色，却充满诗意、感人心怀。你当初是如何构思这篇作品的？是什么触发了你的创作冲动？

文学创作是一种很神奇的认知活动。文学作品的成功也经常不可理喻。有时候，一篇很费功夫的作品并不会得到与它相配的成功，相反，一篇成功的作品有时候可能却“得来全不费功夫”。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属于后一类。它可以说是我在深圳的街道上“捡来”的作品。那是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从家里出来，沿深南大道往西走，想构思一篇符合《人民文学》约稿要求的短篇小说。在接近东门的时候，我看见一辆出租车在路边停下来，一对中年男女下了车。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画面，但是，我却像是遭到了电击一样：刹那间，《出租车司机》的结构、情绪和细节完整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迅速跑回家，将我在文学道路上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显灵”倾泻到一张草稿纸上。

有意思的是，《出租车司机》当年秋天在《人民文学》刊出之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当时一位《小说选刊》的编辑注意到它对城市生活的“诗意”的呈现，想在他们的杂志上选用，但是却遭到主编的否定：这位主编说他看不懂这篇作品。奇迹再现于三年之后：因为一次电脑操作上的失误，小说被误传给了《天涯》杂志的编辑，并且被重新刊出。这因电脑操作失误导致的刊出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小说迅速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选刊（也包括三年前否定了它的《小说选刊》）选载，迅速完成了自身的“经典化”过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一个国家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至今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你的“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获得201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提名。其中的《首战告捷》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我在读这篇作品的同时又重读了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首战告捷》引起的撼动并不亚于那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历史与人生和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类题材？又是怎样获得小说中那种复杂的感受的？

“历史”中充满了荒谬，而“战争”更是人类历史中最极端最恶劣的生态环境。在荒谬和极端的情境中探寻个体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无意义）是我的文学的偏好。这个偏好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成长的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很多机构（比如学校）都是按军队的建制来组织的。在学生时代，我做过班长、排长、副连长以及全校红卫兵团的副团长。军事化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聆听、阅读和写作的语言也经常都充满了浓厚的“火药味”，而我们百看不厌的八个样板戏中有六部与“战争”有关。当然，更内在的原因还是历史的荒谬和战争的极端总能够将我带进终极的问题，迎合了我个人忧郁的气质和审美趣味。比如透过《首战告捷》中“战争”的硝烟，我看到了“父子关系”的悲剧性。我一直认为，“父子关系”是人类一切权利关系的基础。《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可以说是关于“父子关系”的作品。等不到政府的回信事实上就等于是失去了“父亲”的爱。绝望的上校就如同《首战告捷》中幻灭的将军一样，是深陷于荒谬的沼泽中的“孤儿”。

你的长篇小说《空巢》写的是一位八旬老人遭受电信诈骗的经历，可谓贴近中国当下的现实。读到小说的开头，我心里稍有疑虑。我想聪颖的作家不会就事论事，纠结在一个没有什么新意的电信诈骗案上。果然，“现实”只是故事的外壳或者说框架。小说的内核其实是这“现实”所从中而来的历史。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构思。小说中的这位老人有生活原型吗？

2010年9月的一天，我母亲遭受了一次电信诈骗。如果没有她的这一段惨痛经历，我应该是不会在2014年初写出一部像《空巢》这样的作品的。谎称“公安人员”的诈骗者告诉我母亲，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她“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面对这样的刺激，我母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一生的清白，而不是“公安人员”的真假。在骗局被揭穿之前，她也一直在过去和现实之间穿越，并且相信她与“公安人员”的密切配合最后会让她恢复名誉，让真相大白。这个细节启发我将历史的维度引入了这部作品。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哲学气质，都试图探寻“事”后之“因”，都不是“就事论事”。《空巢》秉承了这种气质：历史的维度最后成为小说的主要维度，成为小说的内核。现实中的骗局不过是历史荒谬性的延伸和注脚。这是这部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把《空巢》的故事框架设计在一天之内，又从主人公一天遭受电信诈骗的经历引出她一生的遭遇。这种构思可能受到乔伊斯或者茨威格小说的影响。你为什么想到要如此构架这部长篇呢？

文学史上关于“一天”的作品很多。这些作品通常也都试图用“一天”来容纳“一生”。《空巢》选择“一天”的框架是因为它正好吻合了现实中事态本身的发展。我做的更细致的处理是将一天中的二十四个小时按时辰分成十二段，然后用每三段构成小说的一章。因此，小说共有四章，并且每一章正好用来表现主人公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主人公“一生”的那些素材在“一天”中这十二个相等的时段里平均分配，同时又与主人公心理发展的过程相呼应。这是一种强调均衡与和谐的结构。我相信毕达哥拉斯会欣赏这种与“数”相关的结构。

黄子平教授称《空巢》是“薛忆沩的大手笔”创作出来的“一部炉火纯青的心理小说”。它是去年中国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这也是你的长篇小说第一次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你用这部作品向中国的读者证明了你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能力。我想这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我一共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部得以在国内出版。基于这个情况，我曾经说过可以用“4=2”这样一个荒谬的等式来说明自己在独立特行的文学道路上遭遇的惊险和艰难。这数学的谬误却精确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空巢》打破了好像一直在控制着我长篇小说创作的咒语。它在《花城》杂志上的首发、在深圳《晶报》上的连载以及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都只能用“神速”来定性。它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我的其他作品。它是一部将我的文学带向了广大普通读者的作品。

《空巢》为我的文学生涯创下了一系列的纪录，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深圳《晶报》的连载：连续四十三天，每天一个八开整版（第一天是三个整版）！这是怎样的一种规模啊。我曾经开玩笑说：“这恐怕是托尔斯泰都没有过的待遇。”

自我挑战 发动“重写”的革命

你在前面的回答中已经提到了你的“重写”。更多的作家，尤其是在成名之后，总是希望有新作不断出版，往往会把目标锁定在“下一部”新作上。是什么触动你对旧作进行“重写”，发动了一场已经引起文学界关注的“重写”的革命？

在2009年前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变化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与马可·波罗同行》的写作。在那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处于之前从没有达到过的理智与情感的巅峰。那是一种极限状态。我非常清楚，我要再往前一小步，我就会掉进疯狂的深渊。我的长跑就是那时候固定在我的生活之中的。没有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我完全不可能完成那种高难度的写作。

正是在那种极限的状态中，我清晰地发现了汉语逻辑表达的潜力，汉语呈现细节的潜力以及汉语精准地指称事物和情绪的潜力……带着对语言崭新的感觉去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出租车司机》那种被评论家称为“不能再做任何增减”的作品，我很容易就发现了它们里面的许多瑕疵和疏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这种发现立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很深的负疚感和犯罪感，对文学，对读者，对自己。“重写”的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对少量作品进行“重写”可以理解，而你对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所有旧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随笔作品都进行了“重写”，如此彻底的革命在文学史上确乎少见。开始这样的“重写”需要多大的勇气，完成这样的“重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很想听你进一步谈谈“重写”的情况。

前面说过，我“重写”旧作的原因是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所有那些旧作的问题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我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因此完全感觉不对了。这种“不对”的感觉对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折磨。“重写”是我的必经之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我对自己的救治。不经过这样的自我救治，我就不可能继续前行。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表面上不流血的革命会进行得如此持久又如此暴烈。整个的“重写”从2009年底开始，到今年年初基本结束，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而整个的“重写”几乎涵盖了我在2010年（也就是46岁）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

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重写”是对整个“重写”的革命最大的考验。我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借着《空巢》带来的巨大的“正能量”，我终于在今年年初用一个半月时间攻下《流动的房间》旧版中这两座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曾经于1990年12月同时发表于《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是对我的文学和人生都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品。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至今为止在国内创作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它完成于2000年夏天，2001年1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攻下这两座堡垒标志着我“重写”的革命“虚构类”的结束。紧接着，我乘胜前进，完成了已经拖欠多年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创作。三部“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于今年春夏之交由《作家》、《天涯》和《长江文艺》三家杂志同时推出，又成了文学界和我个人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特殊事件。

完成“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之后，我马上“重写”了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中一半以上的篇目。这些作品与一些新写的文章构成《文学的祖国》的新版，是今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同时出版的我的三部作品之一。而《文学的祖国》原版中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另外一半以及随笔集《一个年代的副本》中的部分篇目将来要重新出版的话，也肯定是需要“重写”的。也就是说，我“重写”的革命现在其实还只是“未竟”的事业。

你“重写”的不少作品，如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和《首战告捷》等，都起点甚高。《出租车司机》2000年在《天涯》杂志第五期上刊出之后，曾经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杂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选刊转载；《首战告捷》也曾经被残雪称赞说“达到了博尔赫斯的水平”。你的“重写”不仅是挑战自我，也是在挑战权威。你担心过“重写”的失败吗？或者说，你担心过“重写”后的作品反而不如未经“重写”的版本吗？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因为我的“重写”都针对着文本中的具体问题，都是有的放矢的。而“重写”获得的反馈更是证明了这种担心的多余。这五年来，我所有“重写”的作品都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出租车司机》的英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依据的都是它的“重写”版；《首战告捷》当年除了被残雪等少数权威看好之外，并没有获得文学界的认同。但是，它的“重写”版去年在《作家》杂志刊出之后，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也进入了多种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选本。还有《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当年也只是获得了残雪的称赞。而它的“重写”版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被中国小说学会列在201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榜的第二位。最近，它又被当成我的代表作译成德文，在《人民文学》的德文版上发表。还有，长篇小说《遗弃》的“重写”版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被由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从全国当年出版的三十万种图书中选出，成为当年的“年度十大好书”。

你正好提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遗弃》。你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首次出版之后八年的时间里“只有十七个读者”，现在它却已经是在知识界广为人知的作品。对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重写”，当然是对自己毅力的更大挑战。你在“重写版”的后记中说“重写”的理由是你发现这部作品的旧版“具备不错的总体素质，在细节上，它却已经远远落后于我现在的审美标准”。如何理解你的这句话？

《遗弃》最初出版于1989年的春天，好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早产儿。它随后八年遭受的冷遇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看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后来，它被知识界重新发现，变成了广为人知的作品。1999年，它的第一个修订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两个版本的《遗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这部作品的思辨性、实验性和反叛性。这些都是《遗弃》引人注目的“基本特征”。但是，随着我对汉语感觉的变化，随着我审美标准的大幅提高，对前两个版本语言上的瑕疵和细节上的粗率，我已经无法忍受了。所以在2011年初，当有出版社想要再次出版《遗弃》的时候，我首先的反应是谢绝。那时候，出书对我其实有很大的诱惑，尤其是出版《遗弃》，因为这部作品是我文学道路上最大的“羞辱”和“阴影”。我在以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遗弃》第一次正式出版的费用全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而第二次正式出版的时候，在开印的前一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从双方都已经签好字的合同里删去了关于版税受益的条款……这一次，主动找上门来的出版社完全清楚这部作品的价值，他们给出了不错的条件。我只要在合同上签一个字，《遗弃》就能够第一次创造经济效益。但是，我没有妥协。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可以写得更好的作品。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应该写得更好的作品。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必须写得更好的作品。“我们必须等待。”我告诉不断催促我的出版社。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我“重写”这部作品的冲动和勇气……2011年秋天，我在蒙特利尔开始了这次壮观的“重写”。它在严冬到来之前完成，历时整整三个月。的确，长篇小说的“重写”是更大的挑战，它需要不断地“破”和不断地“立”，需要不可思议的耐心和耐力。《遗弃》的“重写”让精神和身体都严重透支。

知识界评价《遗弃》是中国少有的探寻个人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何怀宏教授借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称它是你“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你完成《遗弃》第一版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中完成这部作品的？在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省人事”的年纪，你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密集的哲理呢？

2011年初，当我向出版社询问重出《遗弃》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们肯定地告诉我《遗弃》是“八十年代的经典”。这种说法自然让我想起一年前（2010年初）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里的一次奇遇。那一天，我在那里文艺批评的书架上见到一本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名著和大师的中文书，是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的。我随手翻开那本书，注意到书的最后附有一份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49种理想藏本”的书单。我好奇地翻到书单所在的页面，居然在作者按他自认的重要程度排列的理想藏本里看到了《遗弃》（而且它还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当时就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遗弃》是1988年在长沙酷热的夏天里用“深圳速度”完成的。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宣泄，一个年轻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对现实、历史以及生命的深层焦虑的宣泄。充满精神追求的八十年代即将结束……像许多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一样，《遗弃》的主人公开始对个人的处境和世界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小说的题记经常被人引用：“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它表明《遗弃》是一部探讨“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作品。“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它的专注又是我的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从这一点看，何怀宏教授的那种说法很有道理。

《遗弃》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这一点很容易被人忽略。八十年代中后期笼罩着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人情淡漠、弄虚作假等等气象都进入了主人公的视野，成为他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灰暗的现实感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是很罕见的；而《遗弃》又是一部预言性的作品：主人公不仅见证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还预言更大的“混乱”就是世界的前景。在“混乱”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事故”。人格、人性以及空灵的人本身最后都会被荒诞的生存状况吞噬；最后，《遗弃》也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主人公对体制的反抗、对战争的反感、对自然的向往和对写作的崇敬都是这种情怀的反映。他试图遗弃的只是“混乱”的世界。他的遗弃实际上是他探索和寻找生命意义的终极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弃》是一部向八十年代致敬的作品。它的触角非常敏感也非常丰富。我至今为止的所有作品与它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联系。它更是直接介入了我全部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那三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遗弃》的读者，并且都深受它的影响。

我的全部作品都带有哲学的气质，都关心事物背后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从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充满了兴趣。在《一个年代的副本》中回忆自己成长过程的时候，我强调“语言”和“死亡”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已经是我的导师。前面已经说过，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遭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棒喝”，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又遭受了萨特的“电击”，我在不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订阅《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等专业的哲学杂志……我的整个文学生命可以说是被哲学启蒙的。

《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位“业余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写作者。《遗弃》的“重写版”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关于生活的证词”，这好像是有意让它更贴近“生活”。其实，这份证词不仅是关于“生活”的，还是关于“写作”的，因为它里面包括了主人公本人创作的多篇虚构作品。以写作者为主人公的作品在中国好像还不曾有过，它是不是有自传的因素？

我现在倾向于认为，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性的。《遗弃》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我更愿意将《遗弃》看成是八十年代热爱思考又深陷于精神困惑之中的整整一代青年的集体自传。像我一样，《遗弃》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虔诚的写作者。他视写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生命的意义。他将笛卡尔的名言改为了“我写作故我在”。我也曾经多次说过，我的这个虚构人物是远比我优秀的写作者。《遗弃》很快又会有一个更新的版本要出版。在审读这一版清样的过程中，令我感叹最深的还是主人公的写作才能。他的作品写得的确非常精致，又有厚重的寓意。可惜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评论家注意到过这一点啊。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意蕴的深度、表达的精确、叙述的美感最终都要依赖语言来完成。你在很多场合已经表达过你对语言的精辟见解，这里我仍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你对自己作品的语言“苛求”到什么程度？

语言是写作者赖以生存的工具。我一直相信文学作品的质量首先是由写作者掌控语言的能力来决定的。我的“重写”建立在我对语言的感觉之上。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足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语言“苛求”到了何种程度。我曾经说过我的一生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这不是一句大话，这也不是一句空话。这豪言壮语表达的其实是我对自己的担心或者焦虑。对语言的“苛求”会让人的大脑处于理智与疯狂的交界处。我经常不安地想，再过若干年，当身体的机能已经无法承受这超负荷的“苛求”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担心也罢，焦虑也罢，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么多年了，我的许多编辑都成了我这种“苛求”的受害者。我经常在作品和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刻还会提出修改的请求：改一句话，改一个字，甚至改一个标点。

你在《遗弃》“重写版”的后记中写道：“已经持续了三年的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和写作的许多奥秘。”如何理解这句话中的“奥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汉语的表现力一直没有什么信心。我曾经通过小说（如《两个人的车站》）中的人物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困惑。但是，在“重写”的过程中，在与语言进行的一场一场格斗甚至肉搏中，我对汉语有了很深的认识。我发现了汉语很多的潜能，比如它平实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比如它表达细腻和脆弱情感的能力，而这些都是许多人认为汉语相对薄弱甚至缺乏的。深深的困惑终于变成了深深的爱。这是双向的爱。在痴迷的“重写”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获得了汉语的爱。最近这三年来，我能够在写作上“高潮迭起”就是这种无价的真爱的证明。

写作是需要写作者以“生”相许的事业，因为语言深藏着“无限的可能”，对它的学习、探究和呈现是不可穷尽的。也因为这“无限的可能”，我一直强调写作者应该有一颗卑微的心，应该永远怀着对语言的敬畏去写作，去发现更多的奥秘。

“背井离乡”追寻文学的祖国

出国之前，你在深圳大学任教。在很多人看来，那是对一个写作者相当有利的位置：有良好的待遇，又有相对的自由，还有令人羡慕的假期。为什么后来突然会“背井离乡”，移居异域呢？

2013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我说我当年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陈词滥调”。现在想来，在众多的原因里，这的确是最重要的一条。我在前面提到过《遗弃》的预言性。其实，我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走向就总是有奇怪又准确的预感。我的预感一直比较悲观。所以，我生活的轨迹总是与潮流相反：九十年代初，当大家都急于“下海”的时候，我却“上岸”重新回到了高校，去学习冷门的“语言学”；而在九十年代末期，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开始转向中国，中国的社会里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海归”的时候，我却将注意力转向了别处，选择了出海，而且多年不归……我所说的“陈词滥调”有更广泛的外延，包括了集体的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九十年代中期，“浮躁”这个词还没有流行成为中国社会的标签，我却已经预感到它将会成为中国的现实。我喜欢从小细节去感知大趋势。不知道这应该叫“以小见大”还是叫“小题大作”。那时候，我经常会利用周末从深圳坐火车回长沙。火车是五点钟左右离开深圳，也就是股市收市之后不久。还在候车室里，周围的“异口同声”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而到了车厢里，前前后后也都是关于刚刚结束的大涨、大跌或者不涨不跌的热议。这也许并不算什么。有一次在深圳一家大医院的注射室里，我看见一位护士在为患者扎针的时候，脸部自始至终都完全背向患者的臀部：她在专注于身后两位同事关于股市“实时”行情的报道和讨论……这些所指十分明确的“危相”绷紧了我的神经，也是我选择逃离的重要原因。我一直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样化的社会，应该是闪烁着个性光芒的社会，应该是有清晰而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社会，应该不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应该不是全民炒股的社会。多样化和个性化也是文学的根基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看到整个的社会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奔，看到所有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情狂热，看到所有的人都像是同一个人，我当然会感觉恐惧。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第四十八座城市写的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在那里，同一副扁平的面孔（这显然是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象征）不断繁殖、不断堆积、不断扩张，最后完全占满了全部的生存空间……在九十年代的末期，面对中国社会的许多“危相”，我自己好像变成了《遗弃》的主人公，既有被世界遗弃的迷茫，也有试图遗弃世界的骚动……我二十年前的预感今天会不断得到现实的验证。不久前，我去北京广电大厦做一个关于《空巢》的读书节目。坐在那间大概有八百平方米的开放式办公室等候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突然高声谈论起当天的股市行情，个个都显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马上就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深圳到长沙的火车上的那种感受。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为什么还停留在同一个“空巢”之中？这种全民的狂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正式在蒙特利尔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将近三十八岁：肩负着沉重的生活责任，又没有实际的生存技能……更糟糕的是，生命里还燃烧着不可理喻的野心。这可以说是压迫着我的“三座大山”。但是，我走过来了。我走过来了。现在，我当然可以用络绎不绝的成果来证明十三年前的离开对我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人生选择。可是仔细想来，那意义深远的“逃离”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里面其实还深藏着命运的安排：我远离了故土，却亲近了母语。这不可能是我个人力所能及的奇迹。这是令我敬畏的宿命。看到独立的生命之树已经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我总是充满了对宿命的感叹。

移居国外以后，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生活所迫，我在移居以后最初的那八年时间里并不敢放纵自己写作的野心。我那八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全日制学生的身份，这样既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也可以有切实的生活目标。我首先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法语，然后在那里的英语系注册学习英美文学。那一段时间里，学习和写作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我只能利用假期和两度停学的时间来满足写作的欲望。

前面说过，我在2009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通过我当时写的那些随笔作品反映出来：它们有清晰的结构、平稳的节奏、扎实的逻辑。句子的长度伸缩比较自如，词语的重量和色彩也比较准确。所有这些特征后来也成为我“重写”的作品和我的新作的特点。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英语的写作水平也出现了神奇的飞跃。我写下的每一篇论文都会得到老师的称赞。第一年关于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的论文得到了英语系年度研究生最优论文奖。第二年关于“白求恩档案”的论文同样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最后一刻才失去蝉联研究生最优论文奖的机会。这应该是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人生体验吧。我从大学时代起就对认知科学尤其是与语言能力相关的现象和理论很感兴趣。但是我好像还没有读到过关于人在四十五岁左右出现的语言感觉变化的文献。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生理变异也非常好奇。

你刚提到的就是你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撰写的读书专栏作品吧。那些作品大都与作家和作品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你对文学和经典的基本态度。你觉得应该如何读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你最大，或者说你最为崇拜的文学大师是哪几位？

我阅读的范围很广，从来就这样，文学作品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在十一岁左右开始的第一次海量阅读期，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通俗的文学经典，如《茶花女》、《约翰·克里斯朵夫》等。那时候，这些书都还是“毒草”，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获得。整个中学阶段的主要兴趣都在哲学和科学方面，文学作品读得更少了。第二次海量阅读期出现在十六岁的时候，这期间阅读了大量现代派文学作品。除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乔伊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乔伊斯语言的细腻和贴切、卡夫卡对生命的洞察和表现、博尔赫斯的宿命感和叙述的缜密对我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大概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也就是到深圳大学任教之后，我开始完全改用英语阅读。这期间，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莎士比亚。也就是在这时候，我通过珍藏多年的英译本阅读了《百年孤独》。我也反复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当然也读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后来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我又完整地读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我认为，经典应该“精读”，也就是反反复复地读，一字一句地读。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文学经典的重要了，也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系统地读完世界文学中的主要经典。但是时间总是不够啊。面对着厚重的经典，我感慨最深的就是生命的有限。最近，我终于通过伊迪丝·格拉斯曼女士杰出的英译本读完了《堂吉诃德》。这次阅读是巨大的享受，也是巨大的收获。它不仅让我对经典产生了更大的敬意，也让我对“翻译”这种认知和创作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从你在“为马尔克斯87岁生日之后的第41天而作”的随笔《献给孤独的挽歌》中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尤其是关于这部作品“入口”的精彩阐述，可以看出你对文学经典阅读和钻研所下的功夫。而在《与马可·波罗同行》一书中，你对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五十五座城市分篇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阐说，足见你对那部经典理解之深刻、想象之丰富、推理之严密。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感觉你在写作准备阶段，总是在阅读（或许应该说是重读）你所钟爱的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仿佛这些文学大师或在身后注目着你，或在前方引领着你，是这样吗？

阅读经典不是为写作做准备。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就总是鼓励学生去读那些“最没有用”的书，那些不能立刻提高你的生存技能或者马上改善你的经济状况的书。经典就属于这种“最没有用”的书。它们是纯粹为了阅读而存在的。对我来说，阅读是最本质的精神享受，也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我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书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就担心我读书太多，现在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他们还会有这种担心，因为我对书的痴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我用自己的生命确保的“五十年不变”，名副其实的“五十年不变”。书籍是我“从一而终”的伴侣。阅读是我“从一而终”的满足。

阅读到底是如何影响写作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的问题。在我看来，进入写作状态就是进入了自由的王国，或者应该说是进入了“绝对自由”的王国。这时候，写作者不可能去在意他钟爱的文学大师，他要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和虚构的世界。

文学大师的“注目”和“引领”存在于现实的层面。许多的文学大师在被尊为大师之前都与现实进行过不可思议的肉搏，其中的一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大师的“注目”和“引领”会给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着的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支持。饱经沧桑的乔伊斯本人说过，一个人想要知道什么叫世事艰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从事写作。这话说得很好。文学大师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总是让我感同身受，现实对文学的冷漠和羞辱总是让我义愤填膺。我最近多次强调要爱护年轻的写作者，也是同样的一种反应。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那些依然保存着幻想和理想的年轻天才是文学微弱的希望。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予那些年轻天才更多的机会、更广的天空、更大的自由。

你说过语言问题是你面对的“道德问题”。如何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要联系到“道德”呢？

我这样说首先是想强调语言对一个写作者至关重要。一个写作者应该尊重语言、爱护语言、并且不断地向语言学习（注意，不是学习语言，而是向语言学习）。语言就像是服装的面料。面料对服装的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语言也是衡量作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写作者对语言肩负着责任。我一直相信发掘语言的美和增强语言的力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功用。也就是说，写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语言做出贡献；还有，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语言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取得的。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志”就是一种道德力量。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对语言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有感觉。这是一种好的趋势。

将语言联系到“道德”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按照佩索阿的说法，语言是写作者的祖国。对语言的崇敬和热爱当然就是写作者必须接受的最本质的“道德命令”。我在《文学的祖国》一文中这样写道：“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最辽阔的祖国。这是最富饶的祖国。”文学的祖国当然也是全世界所有写作者共同的家园。

人们在移居国外以后通常会去学一门有利于将来就业的专业，而你选择的是英美文学。就像你前面提到过的，这也是你的专注，你的“五十年不变”。这种选择当然让你更多地接触到了外语的原著，这对你仍在坚持的母语写作有何影响？

弗洛伊德曾经对人生抉择中的“现实法则”和“快乐法则”做出过区分。我的选择表面上看服从的是“快乐法则”，因为英美文学专业教学大纲里的所有课程都能够让我产生强烈的快感。但是实际上，这种选择最后也满足了“现实原则”。前面提到我对汉语的感觉在2009年左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肯定与我那些年高强度地用英语阅读和写作有很大的关系。说对汉语感觉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引发了我最近这五年在创作上的“爆发”应该一点都不过分。发生在我文学道路上的这种变化其实完全符合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在乔姆斯基看来，所有语言在深层结构上都是一致的。与此相应，我相信，文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普世性，所有经得起推敲的文学在本质上也一定是相通的。

2010年10月17日，《深圳特区报》以《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为题发表了关于你的专题报道。这也是纪念深圳特区建成“三十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的一个内容。从此，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就成了你的一个标签。这之前半年，刘再复先生也在香港《明报》上发表过阅读你的小说后的感受，称你的小说是用“金子般的文字”写成的。现在五年过去了，你如何看待这些高度的赞誉？

博尔赫斯说“荣誉是对生活的简化”。根据这种说法，我们也不妨将“赞誉”看成是对作品的一种简化。当然，如果这种简化能够将读者带往文学、带进文本，同时又能够激发作者进一步的创作热情，就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睡星》发表之后，我就开始听到关于我的写作的种种“赞誉”，后来有《遗弃》的第一版，后来有《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来有《出租车司机》，后来有《首战告捷》，后来有《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最近这五年的情况大家就比较熟悉了。“赞誉”总是让我用怀疑的目光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或者说，“赞誉”总是被我转化成了反省的机会。我这五年来的“重写”可以说就是在“赞誉”的鞭策之下开始和完成的。

我自己一直不能接受“异类”的标签，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一个走在最纯粹和最正统的文学道路上的写作者。但是，那个深圳制造的标签早已经流传很广了。这五年来，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遇到关于这个标签的问题。我估计，除非有人能够发明出另一个更噱头的标签，我“摘帽”的概率可能是零。是的，刘再复先生曾经用“狂喜”来形容他阅读我作品时的感受。他的激情和率真令我非常感动。他后来还写过一些文章，对《遗弃》也有高度的赞扬。他对《遗弃》主人公关于“饥饿感”的说法与莫言小说人物的“饥饿感”所做的比较尤其让我感觉很有意思。

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任何的赞誉都不可能改变我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我的“虔诚”的背后矗立着“卑微”和“骄傲”这两个支柱。我在移居加拿大之前做过一次很长的访谈，访谈后来以《面对卑微的生命》为题在《深圳周刊》上发表。“卑微”是我的天性、我的理工科背景、我对语言的敬畏、我长期的“在野”写作状态以及十多年的移民生活经历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凸显的是智慧，而不是软弱和退让。当现实中各种邪恶的势力以各种堂皇的名义来羞辱文学和贬抑文学的时候，我一定会“骄傲”地出击。

我骄傲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通过阅读找到了文学的祖国。我更骄傲自己的生命之树最后能够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我因此也充满了感激！我感激一切让我走到今天的神奇的力。我感激所有让我走到今天的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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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首发于《作家》杂志2015年第7期。访谈最初的提纲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江少川教授提供。

文学的宿命与革命

你写过三篇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的小说。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收录了其中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篇，而最早发表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只是作为“存目”出现，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从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进行文体上的探索。三篇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的小说在形式上互相呼应，在内容上不断延伸，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最早完成的一篇。它于1990年12月由《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同时发表，并且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十六年后，它又被收入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之中。那一次，我将主人公的代码改为了“X”。这个改动非常重要，它为整个“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今年4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重写版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由《作家》杂志刊出，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将这篇作品从不可分割的整体上割裂下来当然不是我自愿的选择，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我很清楚，能够让这篇作品以“存目”的方式与整体并列其实已经是极限的效果了……“版本”问题一直是我的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话题。《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出版就是残本，这自然又留下了一个“版本”之谜。当然，这也许并不是坏事。许多年后，这个残本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生态的一个见证。

你从2010年开始发动“重写的革命”，《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你长达五年、规模庞大的重写革命中最后的一场恶战。对你而言，重写是纯粹完美主义的冲动，还是对母题的再度诠释和挖掘？

在现存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两篇作品中，《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重写之作。这篇小说的原版创作于2000年的夏天，于2001年年初发表于《收获》杂志。它是我至今为止在国内创作完成的最后一篇作品。我重写的历时之长和涵盖之广都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这其中难度最大、耗时最多的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两篇作品的重写。这两个“最”与作品的文体特征有很大的关系。这两篇作品的叙述主要是由虚的情绪和飘的意象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诗歌而不是小说。我在2013年完成“战争”系列的重写之后，曾经想一鼓作气攻下这最后的堡垒。当时我在中山大学高等人文学院做访问学者，有充裕的时间，也有充沛的精力。但是，我的第一次强攻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我一度非常泄气，以为这两篇作品的重写永远都无法完成了。如果真是这样，我整个的重写就将是一个烂尾工程。这样的结局对我的文学生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直都在寻找反扑的机会。将近两年之后，机会从天而降。我牢牢地抓住了它，完成了这两篇作品的重写。这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我已经完成自己2010年之前发表的全部虚构作品的重写。这种完成让我体验到了“凤凰涅槃”的畅快和庄严。

重写的心理基础当然是完美主义。但是，我的重写并不完全出自我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顺应了文学的客观要求：它根源于我对汉语表现力的重新认识，也根源于我对文学更加狂热的信仰和对自己更加彻底的怀疑。它是我的文学道路上的必经之路。重写是一种更为自觉也更为刺激的创作过程，它让我一次一次触碰到了语言和审美的边界。对母题的挖掘当然更加有力了，对母题的诠释当然也更加精准了……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中，一位读者说在我表面上极为节制又相当平和的叙述里可以看到一些“歇斯底里”的痕迹。我想，这位读者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在重写的革命中所经历的惊险和刺激。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反复出现过一个虚构的文本：你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遗弃》。这两部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着潜在的互文关系？

《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年轻人。他耽于思辨、热爱写作。他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嗅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混乱”是那部作品中的关键词，也是主人公对未来最直觉的预期。而“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也是从个人的命运，更具体地说，是从两性关系这一日常的角度去窥探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作品。“混乱”同样是它呈现给读者的最强烈的意象。两部作品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互文关系。我在重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有意在这一点上进行了更深的挖掘。《遗弃》这部作品原来只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出现过，而且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现在，我让它进入了重写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新写的《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且，我强化了它在作品中的地位，让它成为将三篇作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功能元素，就像“那一趟不断晚点的列车”一样。我经常说生活来源于艺术。你可以说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中，我又虚构了一个这样的例证。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这两篇作品中，外部事件和行动的容量其实不大。叙述主要呈现的是人物的心理状态。这种呈现带有一种内省式的“干净”，免去了中国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世俗气味。即使在呈现世俗行动的时候，你的叙述也没有丢失优雅的气质。作品中这种重“内”轻“外”的特征正好体现了你的文学理念吗？

发现内心世界的奥秘是文学的天赋和义务。外部的事件只有通过内心的感知才具备文学的价值和审美的趣味。心灵的奥秘一直都是我的写作关注的焦点。个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冲突可能会在表层的生活上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但是，存留于心灵深处的却一定是最文学的烙印。那才是写作者应该关注和痴迷的对象。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尽量扫除外部世界的障碍，将叙述带进人物的内心。我的“简约”和“节制”是这种自觉的反映。我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也与这种自觉关系密切。因为与粗糙的外部世界相比，内心的迷宫极为复杂又极为精致，写作者必须对语言极为小心：在进入内心的密道上，一个错误的措词完全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叙述的错乱。《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我谨慎地操纵语言的一个代表。其实，受《空巢》写作经验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尝试在叙述过程中调用更多的“事件”和“行动”。比较两个重写版与原版的区别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而在新写的《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面，“事件”和“行动”的含量就更高了。但是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对世俗行动的叙述在我的作品里仍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这很重要。在我看来，“优雅”是文学最基本的“气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从主人公妻子的“逃离”开始的。霍桑的《威克菲尔德》和格非的《隐身衣》等也写到了这一主题。你的作品中非常关键的这种人物的逃离属性，是否反映了你对历史和现实或者集体和个体关系的态度？

“逃离”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原版中就已经是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抉择。它也是整个“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中的核心概念。对于不可阻止的历史和无法抗拒的集体，“逃离”可能是脆弱的个人最后的武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从主人公的妻子几乎是毫无理由的“逃离”开始的，然后又在毫无指望的等待中推进，直到叙述的结束。而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扑朔迷离的和解出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逃离”在情感的迷宫里隐约看到了“回家”的可能……其实，“逃离”的意义和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重写《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了主人公下落不明的妻子其实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她可能象征着那种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价值，她可能象征着那份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情怀，她可能象征着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如果真是这样，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会突然发现浮华和喧嚣已经卷走了我们最珍爱和最依赖的那一点点生命的意义，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空巢”……而且，所有的等待一定毫无结果，所有的寻找也一定以绝望告终。从这样的角度来阅读《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相信读者们会对这部作品和它对生活的发现有更开阔的认识。

三篇作品都将场景设在年代与年代的边缘：旧年代即将结束，新年代即将开始，小说里的人物在时间的边缘被推到了你刚才提到的“空巢”的状态，似乎任何行动都无法阻止虚无的结果。有人称“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你的“末日”系列。“虚无”显然也是这系列作品所呈现的基调和主题。但是我觉得，小说人物的“虚无”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放弃。它其实也可能是积极的对抗。是这样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结尾应该是这三篇作品中最绝望和最“虚无”的。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已经“感觉很累很累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和兴致在清醒的状态中离开这‘最特别’的一天了。他已经不想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成是‘最特别’的一天了。他只想尽快睡着。他首先平躺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又意识到这种姿势不利于他入睡。于是，他侧向了左边。那是面对着他妻子的方向。他没有任何的激动。他被一种均匀的节奏带到了一个深谷的边缘。他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他不断地下沉下沉下沉……直到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了，直到时间停顿。”但是，我们不妨去想象一下在新年代的第一天，当小说的主人公看见照常升起的太阳的时候，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说得对，“虚无”感有可能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等待”的彻底绝望有可能让人最终重新看到新生活的曙光。这一点，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结尾处都有明显的暗示。

你相信文学中必须要有哲学和历史。这种历史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描述，而是对历史的感觉，或者说对历史的反思。而你作品中的哲学思考，源于独立的意志、怀疑的精神以及生命深处的直觉，没有说教的痕迹，没有学术的沉闷。这种类型的写作应该是难度极高的。有人称你的写作是“精英写作”，你自己是否接受这样的归类？

我从来就不接受这样的归类，正像我从来就不接受文学“异类”的标签一样。不能够将哲学和历史当成是“精英”的专利。我关于哲学和历史最早的训练当然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父母书架上的马列著作（我曾经说我在儿童时代读过的第一本非儿童读物是《共产党宣言》，这不是戏言），但是，其中更大的一部分却直接来源于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又充满了戏剧性的年代。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住在一家中型国营工厂的家属区里，与工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而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去看望住在农村的外公外婆，又有机会与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与工人和农民的接触极大地拓宽了我生活的疆域，也丰富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见过不少比哲学家更懂哲学以及比历史学家更懂历史的工人和农民。比如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的那位电工师傅。大概在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向她倾诉我的苦衷。我说周围的人总是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理由其实很简单：我父亲是我们居住的这家工厂的领导，我母亲是工厂对面那家中学的领导，我自己是那家中学里出色的学生），我说那种目光让我很不舒服。“你不看别人不就没事了吗？！”那位电工师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醒说。这完全是与“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等高的远见，这完全是可以与贝克莱的哲学相媲美的卓识。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清冷的文学道路上孤独地探索。这种固执与那位电工师傅当年的点拨应该有直接的关系。来自最底层的哲学对我的人生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精英写作”是一个狭隘又势利的学术概念，也是对我的又一种误读。

“祖国”是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你第一部随笔集也以《文学的祖国》命名。这个专名对写作者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一个远离地理上的“祖国”的写作者，意义就更加特别，它所强调的距离是否也是你选择观察中国和观察历史的距离？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两个祖国：一是地理或者生理意义上的祖国，有界的祖国；一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祖国，“文学的祖国”，无限的祖国。你说得对，写作者与“祖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生活在异域的迷宫里的写作者与“祖国”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关于这一点，布罗茨基在他那篇题为《一种被称为“流亡”的状况》中有很精彩的分析。我的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重点讨论的也是许多写作者都遭遇过的地理上的祖国与文学的祖国之间激烈冲突的问题。我关于“祖国”的这些思考一直延伸到了自己的虚构作品之中：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一开始就专门有一段关于“祖国”的讨论，而“祖国”也是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重要主题。是的，可以说这个专有名词所强调的距离已经成为我观察中国和历史的一种距离。

你有过许多迁移的经历。从深圳迁移到位于地球另一侧的蒙特利尔当然是最激烈的一次。这些迁移经历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很早就注意到迁移在自己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于1964年4月出生于湖南郴州资兴煤矿的矿区医院，出生四个月之后就随父母迁回了长沙。在十七岁那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虽然一直在长沙生活，却有多次和多重的搬迁经验：比如从城市的北区（城市的中心）迁到了靠近城市东部的郊区，后来又从靠近城市东部的郊区迁到了城市南部的工业区……比如从一座以民国建筑为主的旧校园迁到了一座被农田和村舍包围着的设施简陋的新校园，然后又迁到了一家国营工厂热火朝天的生活区……这些搬迁为我打开了一个一个的“世界之窗”，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态。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种经历当然是巨大的财富。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无疑是地理上的大迁移，它对我的写作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十多年简朴单纯的异域生活不仅给了我重新认识汉语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我理想的写作状态。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次大迁移就不会有我2012年以来在文学上的大爆发，或者说没有这次大迁移就不会有今天的“薛忆沩”。

《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年代与年代的边缘呈现三个分裂又依存的年代。对于你生活过的那些年代，你个人会不会有选择性的态度？比如更喜欢写作哪个年代或者更愿意生活在哪个年代？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续集）》里收入了我的《一个年代的副本》。那是我回忆七十年代的随笔。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创作过程中，我也调用了自己关于七十年代的大量记忆。我经常会觉得，中国人的七十年代包括了人类全部的历史。它是我最想用作品去呈现的年代。我将来至少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会以那个年代为背景。至于更愿意生活在哪个年代，我相信我的许多同龄人会有一致的选择：我们都会选择充满精神追求的八十年代。而“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是从八十年代的尾部开始的。那是迷茫和忧郁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系列小说试图从一些日常的视角去发现这巨大变化的逻辑或者不合逻辑。

在你的作品中，较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痕迹，却充满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气息。你自己也将乔伊斯这样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当成是你在写作上的楷模。乔伊斯钟情于语言，迷醉于意识。你也试图用细致和准确的汉语去呈现人物内心的奥秘。我很好奇，你个人是怎样看待中国古典文学的？

我其实像许多早慧的孩子一样，很小就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1975年初，我父亲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带我去那里同住过，我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三国演义》。而稍后又突然爆发了评《水浒传》的政治运动。我像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带着对宋江的偏见翻开了那部古典文学名著。再过了两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进入《红楼梦》了……有意思的是，“权”、“谋”、“侠”、“义”等等统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主题从来就无法打动我。但是，作为一个敏感的孩子，我不可能不为“情”所动。《红楼梦》一下子就抓住了我。1980年秋天，在改革开放后长沙的第一次书市上，我买了一套《悲惨世界》和一套《红楼梦》。紧接着，我就在青春期不可理喻的苦闷中系统地读完了这部关于苦闷的青春期的作品。我至今保留着当年（1980年）的日记。我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第一次精读《红楼梦》的进度。《红楼梦》的智慧、情怀和忧郁在我的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它深深地影响过我的写作。这种影响也许深入到了“无意识”的层面，经常会在我的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比如有评论家认为《空巢》中的“空巢歌”与《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有相似的旨趣。这种比较很有意思。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还会看到，在《空巢》的结尾处，女主人公也达到了“悟空”的境界：她请求母亲的亡灵将她带离“这个充满了骗局的世界”。这与贾宝玉的幻灭和离去也有同工之妙。文学不是耀武扬威的工具和手段。文学是为“人”的脆弱和“天”的无情而存在的。文学是悲天悯人的。

我们这一代人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是在《国际歌》声中长大的：我们还不省人事就已经在高唱“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与从前的中国人完全不同，我们从小就已经具备了“国际视野”。这当然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经历。更何况，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的西方文化是我们的启蒙教育，青年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包括卡夫卡和乔伊斯在内的许多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都带有明显和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写作者与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你觉得文学和语言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我一直认为文学与语言唇齿相依：文学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文学。我也一直试图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去发现文学与语言之间的默契。“优雅”是这种默契最重要的外部特征，而“悲悯”是这种默契最本质的内在元素。乔伊斯成为我的楷模大概就是因为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这种默契有清晰的认识和狂热的追求。希尼在BBC的一次采访中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能够让他听到都柏林城区的声音。这种“有声”的效果正好是文学与语言之间神奇的默契的尺度。我相信，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经得起“朗读”的考验的，一定是“可读”的。“朗读”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文学和语言之间的任何的不默契，它是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终审的手续。我的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所有作品都经过了这样的终审。没有听觉的最终认可，我是不会将作品投寄出去的。

你在201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作品）和《首战告捷》（“战争”系列作品），201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巢》，今年又为读者带来了中篇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更倾向于什么体裁的小说创作？

我是一个不怎么受体裁限制的写作者。近年来，在我的中短篇小说获得好评的同时，我的长篇小说《空巢》、《遗弃》和目前只有台湾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还写过不少出色的微型小说。微型小说《生活中的细节》曾经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同年（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有评论家甚至认为我的微型小说《与狂风一起旅行》是我最好的作品。不过以我现在的写作状态，我似乎更倾向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我的头脑中现在已经有两部越来越成熟的长篇小说。事实上，《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身就可以看成是由三个中篇构成的一部结构奇特的长篇小说。这三个中篇主人公的代码都是“X”，主人公的经历也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当然，为了小说美学的需要，我有时候也会故意掩盖甚至打乱那种简单的连续性。有评论家注意到我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有精致的结构和精准的语言，它们的叙述也都非常节制。我同意这种看法。我对任何体裁的创作都有同样的兴趣和热情。

你的文学道路上充满了事件。九十年代初，在创作势头即将勃发之际，你突然停止了写作，随之出现的是一个长达五年的空白。能谈谈个中的缘由吗？

六年前，当《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与《阿Q正传》等十一部作品一起被收入“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的时候，我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好”文学的“坏”运气》的文章，回顾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遭遇过的一些挫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那篇文章。写作是我的宿命，我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写作者，经常遭遇“坏”运气其实是我的常态。坦率地说，我对自己遭遇过的那些挫折并没有抱怨，因为它们不仅没有将我击垮，反而成就了我，给了我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卑微的情怀。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文学的道路上固执地前行。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和感激。所以还是不要再去纠缠“个中的缘由”了吧。还是向前看吧。

最近这四年来，你无疑是中国文坛曝光率最高的作家之一。但是，你在一个访谈里说，你现在依旧有能否被更多读者认知的焦虑。文学现在只是属于小众的艺术。在这样的时代，你觉得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去平衡自己的创作与外在的名声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期待收获哪一类型以及多少数量的读者？

2012年，我出版了包括台湾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在内的六本新书。2013年，我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还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去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巢》和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今年，除了已经出版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之外，还有一套“薛忆沩文丛”（共三本）即将上市。以这样的频率由著名的出版社不断推出自己的作品当然会引起媒体和读者的注意。但是，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一个为写作而写作的写作者。我会非常在意自己的新作相对于旧作有什么变化或者进步，而不怎么会去在意市场和读者的反应。更明确地说，写作是我的宿命，哪怕没有任何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记得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吗？那位艺术家已经没有任何观众了，而他却还在继续奉献、全情奉献，一直“艺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当然，我也坚信，好的作品总是会与理想的读者胜利会师。这是文学的魔力。这也是文学的宿命。读者的数量是不重要的，正如人口的数量并不能证明一个民族的强大一样。重要的是读者的质量。我有时候的确还会有是否能被认知的焦虑。那种焦虑针对的是文学本身被认知的状况，而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被认知的状态。越来越多的诱惑和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将越来越多的读者带离了文学……这不是文学的不幸，这是“不”读者的不幸。

你未来的文学规划是什么？《空巢》是关于老年人的作品。《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关于成年人的作品。你的下一部作品会是关于什么人的呢？

我有许多的写作计划。我曾经开玩笑说，要完成这些计划大概需要四十年的时间，而我估计自己只能再活三十五年。也就是说，我的计划与我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五年的缺口。所以，我只愿意过最简单的生活。所以，我不愿意浪费任何的时间。

我一直想写一部用孩子的眼睛去打量疯狂和荒谬的成人世界的作品。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是我的下一部作品。有时候，“下一部作品”是突如其来的。《空巢》就是这样。我在开始写作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它是2013年圣诞节那天傍晚我走进北京飞往多伦多的加航AC016航机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作品，是一部“从天而降”的作品。正是这“从天而降”的奇迹给了我巨大的力量，让我能够在2015年年初攻下“重写的革命”中最后的堡垒。《十二月三十一日》将我的文学道路带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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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5年9月22日由新浪网读书栏目推出。访谈的提纲由记者吴纯提供。

永不磨损的乡愁

您曾在国内的不同城市生活和工作，如今又定居国外，能谈谈您的乡愁吗？

我的祖籍在河南禹县，但是直到十八岁那一年的暑假，我才回去过那里一次（我至今也只回去过那一次）。我一直将湖南长沙当成是自己的故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会有很深的乡愁。我的普通话一直带着口音，这也许就是乡愁最深的痕迹。乡愁是一个与时间、距离和等待有关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只能用书信与故乡联系，如果等待一封家书需要三天、四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坐上火车回故乡需要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乡愁肯定会比现在要浓烈许多。现在，高科技的通信工具和交通手段已经扭曲了人对时间、距离和等待的感觉。与此相应，故乡和家园也已经失去它特有的意义和魅力。这是人性的现代悲剧之一。幸运的是，文学给了我另一个故乡，另一种家园。这永恒的故乡和精神的家园让乡愁永不磨损。这种乡愁让我对时间、距离和等待都依然保持着纯真的感受和传统的敬畏。

深圳的媒体往往将您视为深圳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想听听您关于深圳的看法。每次回来，深圳带给您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我不仅是深圳九十年代生活冷静的观察者，还在九十年代的深圳完成了我不可思议的“重返文学”的征程。我与深圳的关系现在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话题。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在深圳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以无数的方式属于深圳》的短文。我在短文中写道：“深圳不仅与我过去的写作‘相依为命’，它还将以更加神秘的方式激励我未来的写作。”这是十年来不断被我的创造力所证实的命题。我相信，它还将会不断被更长远的未来所证实。

关于我对深圳的看法，可以参阅刚刚出版的《薛忆沩对话薛忆沩》一书中那篇题为《对深圳‘一见钟情’》的访谈作品，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租车司机》是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但是，其中的作品跟深圳并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在小说集的自序中，您就说《小贩》的人物原型早在1977年春天就已经出现在您当时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深圳的工作生活经历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的确比较复杂，我在小说集的自序中已经对它做过详细的说明。《小贩》被我称为是“用33年时间写成的作品”。它从原型的首次出现到文本的最后定型所经历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所经历的创作过程。也就是说，这个系列作品根源于我少年时代以来对“人”的观察和思考。但是，没有经过后来十多年深圳生活现场的反复提炼，这些观察和思考不可能获得现在这种美学上的纯度和高度。这是我将它命名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原因。是的，我从这些作品中抹去了深圳“看得见”的痕迹，如道路和地标的名称等等。这是故意的处理，也完全符合我的小说美学。“看不见”的深圳才是我的文学需要去发现和呈现的深圳。它的里面隐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奥秘。

作为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人物，您怎么看待“城市”的特性？能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国内外城市的异同之处？

尽管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城市为背景，我对城市却越来越没有信心和兴趣了。中国的城市尤其令我痛心，因为它们不过是不同名字之下的同一座千篇一律的城市。国外的城市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乏味，但是相比起来，它们的管理者还是需要顾忌选民的意愿，会将保存城市的特色和保护生态的环境作为比创收更重要的政绩。国外城市的文化气息会浓一点，商业气息会少一点，自然环境会好一点……以我居住的蒙特利尔为例吧：风光迷人的皇家山就绵延在城市的中心，而城市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大部分人上下班都使用公共交通。还有，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大冲击和诱惑，蒙特利尔特别注重保存自己的法语文化遗产，所有的商家都必须使用法语的招牌，而像肯德基那样的店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您在媒体采访中曾经明确表示不喜欢“城市文学”这个概念。为什么？您怎么看待城市与文学的关系？

我不喜欢所有将文学“变小”的标签，不管它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都是会将文学“变小”的标签。《边城》是乡土文学吗？《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文学吗？《百年孤独》完全是乡土的，但是你能将它归为是乡土文学吗？《尤利西斯》完全是城市的，但是你能将它归为城市文学吗？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超越这种狭隘的标签的。我的第一部访谈集中有多篇涉及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其中《“文学永远只有一个方向”》尤其值得注意。文学是关于个人和内心的，而现代城市正在用形形色色的“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勾销个人、掏空内心。还有过度的信息、过快的节奏、过多的“噪音”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使得本应该成为文学沃土的城市有可能会变成创造力的坟墓。

在散文《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您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七十年代的经历，文中多处提及“死亡”，而“死亡”这一命题也频频出现在您的其他作品之中。这是少年经历在创作中留下的印记吗？

可以这么说。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死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位要好的小学同学的溺亡，那位我很喜欢的老爷爷孙子的自杀，他们都只活到了十二岁……九岁那年夏天，我自己也与死亡擦肩而过：如果不是水塘附近的一位菜农及时跳进水中，一把抱住了我，1973年就成了我人生的终点。少年时代能够有这么多关于死亡的体验是一个写作者的大幸。后来这些体验都进入了我的创作，如《白求恩的孩子们》的主人公扬扬就是在十三岁那年自杀的。他留在小说中的笔记本也是七十年代的一个副本。

您在大学学习的是工科，您一直都对数学很有兴趣。您大概是中国“数学水平最高的”作家。回看过去，您从工科到文科的转变是否存在必然性？

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的处境的思考从此占据了我的生活。在1980年春天，也就是十六岁生日之后不久，我已经下定了要用写作去影响世界的决心。而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前的三年，在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的时候，爱因斯坦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不仅花大量时间研读他的相对论，还博览他的哲学思考和政治见解，对他的人生经历更是如数家珍。这样的起点对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意味着什么？我那时候就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充满了蔑视和敌意，也不断地反抗。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国式的“工科男”，在我的同学们为定滑轮和动滑轮绞尽脑汁的时候，我在学着爱因斯坦的样子，推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至今都非常感激爱因斯坦对我的影响。他让我将创造的激情和怀疑的精神推崇为生命的本质或者意义。我有时候不知道是我选择了文学，还是文学选择了我。但是我知道，像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先驱那样“弃理从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必然。

1988年写就的长篇小说《遗弃》于1989年初出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只有十七个读者”。这种冷遇有没有让您产生过自我怀疑？后来，因为何怀宏教授在《南方周末》上的推荐，这部作品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话题。2012年，经您重写的《遗弃》出版，并成为“年度十大好书”。您怎么看待自己这部小说的经历？

绝大多数现代派文学的经典都有过苦不堪言的出版经历和难以启齿的读者接受过程。我现在很高兴自己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也能够遭受类似的坎坷，与自己敬仰的经典“患难与共”。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对《遗弃》是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的，我甚至觉得应该将它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否则我就不会再有文学上的进步。所以，当何怀宏教授1997年秋天向我表示他对《遗弃》的兴趣的时候，我的态度完全是消极和抵触的……重写《遗弃》的过程加深了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我尤其看到了这部作品与文学和历史以及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过程的“必然”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它现在不断获得的荣誉能够平静地接受，因为我知道这些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同样地，它也属于现在和未来所有那些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感觉迷茫和困惑的年轻人。

1990年离开长沙前，您完成了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创作，您曾说：“这是我自《遗弃》和《一个影子的告别》两部长篇小说之后最激情的写作，它就是我等待的‘清算’。”应该怎么理解您的这句话？

1989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特殊年份。在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二十五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遗弃》已经正式出版，后来改名为《一个影子的告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已经完成。我对自己的文学前途开始产生了特殊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在接下来的夏天、秋天和冬天，我像许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一样，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没有写出任何作品。在1990年最初那些天激情地完成的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打破了这个僵局。这大概就是我说的“清算”的意思吧。作品在当年的年底将我带上了《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的封面。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我第一次文学生命中的重要标志，也对我随后的文学征程和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五年后，我将重写的战火引向这部至关重要的作品。重写版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刊登于今年第四期的《作家》杂志上，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的第一篇“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很遗憾，它没有能够收入刚刚出版的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名的中篇小说集。它好像还在等待着另外的一次“清算”。

您刚才提到了您的重写。许多读者都知道，从2010年到2015年，您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您称重写的原因是您对旧作的语言已经“无法容忍”。什么样的语言表述是您所“无法容忍”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在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的过程中，我对汉语产生了崭新的认识，因此对自己的汉语表达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精准”是这种要求之一。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在短篇小说《首战告捷》的起始句中，旧作称将军指示吉普车“转入一条狭窄的土路”。这个短语可能有两层暗示：一是他们原来走的不是一条“土路”，二是他们原来走的不是一条“狭窄的”土路。这个故事发生在1949年，第一层暗示当然不能成立。而那又是将军进入故乡村庄的最后一个转弯，也就是说，他们刚才也应该是行驶在“狭窄的”乡间土路上，第二层暗示也不正确。在重写版中，这个短语被改为“转入一条更窄的土路”。这个改动一举两得，同时消除了隐含在旧作松弛的表达中的两个“不合国情”的暗示。

近年来，网络词汇层出不穷，您认为这一现象将对现代汉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在写作中会用到这些词吗？

流行得很快的词汇往往也消失得很快。这是在网络出现之前就已经反复出现过的语言生态。绝大多数的流行语就像是流星雨，肯定会转瞬即逝。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或者上个世纪末的那些流行语呢？我是对语言很敏感的人。记得八十年代每次放假从北京回长沙，方言中新出现的流行语都会引起我的好奇。而更让我好奇的是那些流行语的消失：有一些甚至在过一个假期回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使用了。新词汇很可能是一种营养，但是过度的营养就像泛滥的信息一样，一定会妨碍写作者的身心健康。当然，时间是最后的审判者。只有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词汇才会在语言里生根发芽，最后长成意义丰满的大树。我对流行的一切都非常戒备。我是一个自愿的“落伍者”。我在写作中从来不会用到我自己感觉陌生的网络词汇。

您称自己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您认为哪些作品可称为书面语言的典范？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两代中国作家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思考不多，这种思想上的“贫困”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写作者对语言、结构、文体等等问题有许多的思考，也正在勤奋地将思考的成果运用于写作的实践。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有了这样的思考和实践，堪称“典范”的作品将来一定会出现。

能谈谈您的阅读经历吗？在您看来，阅读对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好的阅读者，也只有一个好的阅读者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我的第一次海量的阅读期出现在十一岁左右。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读书也还不是值得炫耀的爱好，而真正触及灵魂的书籍还只能在“地下”流通。我什么都读，从父母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邻居家桌面上的《赤脚医生手册》。七十年代后期注意力的转移应该是一个关键。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工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将他的房间借给我做“工作室”，每天晚上吃过饭，我就去那里自习（用当时的流行词应该叫“攻关”）。有一天，我翻到了他收在衣柜里的一摞旧书，其中有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我一下子就坠入了“情网”。对“哲学”的爱从此牢牢地抓住了我。当然还有怀疑的精神。《遗弃》从某种意义说就是这宿命情缘的结晶。我感谢爱因斯坦。在桀骜不驯的少年时代能够遇上如此桀骜不驯的精神导师真是人生的大幸。去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书籍占据了我行李中的大部分重量，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以及《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回想起来，那完全不像是一个去“航空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十七岁的年轻人。二十世纪末期，我的阅读又发生了一次改变，我基本上改用英文阅读了，而且除文学之外，阅读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历史之中。这次变化对我的文学状态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写作和阅读是我生活中的两大主题。痛苦、焦虑、绝望等等负面的情绪始终会与写作的过程相伴，而阅读是纯粹的享受，是生命能够获得的最大的享受。阅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能够让有限的生命去体会无限的处境，让人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

您现在择书的标准是什么？

语言是我择书的第一标准。叙述的语言没有达到我个人美学标准的书，我是不会读下去的。我现在最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作品，包括形形色色人物的传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书是用最好的语言写成的。英语世界里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对语言的迷恋和苛求真是令人敬佩。

请谈谈您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和您最嗜爱的三本书。

我总是同时读好几本书。最近一直在读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重返经典让我对自己和对经典都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喜爱的书也有很多，一定要罗列三本的话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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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发表于2015年11月10日在深圳出版的《书都》杂志。最初的采访提纲由杂志记者刘秋香提供。

捍卫阅读的尊严

《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是您关于卡尔维诺名著《看不见的城市》的解读。阅读在您的生活中一定占有重要的位置。您每天会花多少时间阅读？

我的阅读和写作是一对矛盾：进入写作的时候，整个生活的节奏都会改变，几乎没有时间阅读。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这种无法阅读的状态会持续三个月。妨碍阅读是我对写作最不满意的地方。而写作一结束，我就会立刻投入到阅读之中，全部投入到阅读之中。

您平时最喜欢读什么书？您觉得怎样的书才算好书？

我现在基本上是用英语来阅读，偶尔也读一些法语的作品。其他语种的作品（如《百年孤独》）都是通过英语的译本来读的。我阅读的范围非常广，在文、史、哲之外还读科学以及一些实用的书籍，如棋谱和菜谱。我非常喜欢读科普作品。我也建议每个家庭的书架上都为科普作品留出一些位置。

《遗弃》的主人公曾经说好书必须是薄书。我认同他这种“形式主义”的标准。所以，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所以，我自己也从来不敢将书写得太厚。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我最喜欢的《堂吉诃德》和《尤利西斯》就都是“大部头”。

我觉得有一两句话让读者震惊和受益的书就可能是好书。而真正的好书还一定能够让读者强烈地体会到“写作”和“语言”的神圣和高贵。

您个人最喜欢哪些作家？

我们这一代中国写作者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我不改初衷，现在还是钟情于这个类别中的作家，如乔伊斯和卡夫卡。伟大的作品从来都不会怠慢任何一次阅读的冲动，也不会怠慢任何一种阅读的形式。对伟大的作品做碎片化的阅读也不会减损它们的伟大。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阅读面扩大了，扩大到了以前不太喜欢的那些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等等。每次翻开这些作品，我也都会有惊人的发现。

很多作家都建议读死人的经典，而不读活人的作品，您的意见是什么？

这种说法我不太理解，很多作家还没有死，他们的作品就已经成了经典啊，比如现在还活着的莫里森、库切和拉什迪。没有多少作家会像我这样“重写”自己的作品，所以不必一定要等到作者死掉才去读他们的作品。

我以前比较轻视经典，而现在，我会在经典里找到很多的乐趣。这当然得益于我自己文学解释力的不断提高。我会反复重读经典中的一些经典的片断。我从不受“写实主义”、“女权主义”之类庸俗标签的影响，而总是从作品本身去发现文学的奥秘。文学是自由的。好的阅读者也一定是有独立判断和自由精神的阅读者。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这种独立判断和自由精神尤其重要。没有它们，阅读者就会陷入陈词滥调的泥沼。

您对今天的阅读环境怎么看？您对碎片化阅读的趋势怎么看？对比国外的情况，您对国内的读者有些什么建议？

王尔德在一百多年前就对人类写作和阅读的历史做过幽默的总结。他说以前是少数人写书，多数人读书；后来是很多人写书，少数人读书；将来是所有人都写书，没有人读书。今天离他说的将来已经不远了。据说钱钟书先生在第一次走进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时候，面对汗牛充栋的著作，也发出了不要再写的感叹。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心的时代，在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是它的思想和艺术，而是它的广告和票房；在谈论一位国家元首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他的政见和抱负，而是他的颜值和身家……这分心的时代塑造了今天的阅读。今天的读者很容易受与作品质量关系不大的因素的干扰，比如书的销量和作者的噱头等等。

是的，今天的阅读环境确实变了。“碎片”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如果能够专注于碎片，将一段话甚至一个词读通读透（比如《百年孤独》的第一自然段，比如“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比如《老子》的“道”）……碎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碎片是胜过一本完整的书的啊。现在的问题是碎片太多，读者已经眼花缭乱，已经不能专注。

全人类阅读的激情都在下降。这是“信息”泛滥的必然结果。但是，西方的情况相对好一点。这与西方人的生活传统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从文艺复兴之后，阅读一直就是西方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也与他们个人主义的思想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个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潮流对社会的冲击。

莫迪亚克说过：一个人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重读什么。我相信重读能够恢复阅读的宗教感觉，是对阅读的一种拯救。我们应该大力提倡重读。反复重读同一本书可能比读十本不同的书更有意义。我是一个虔诚的重读者。《都柏林人》中的一些短篇我读过无数遍。《百年孤独》的第一段我也读过无数遍，不仅用英语读过无数遍，还用西班牙语读过很多遍。我们应该用重读来捍卫阅读的尊严。

请分享一下您最近在读或者说重读的书。

《堂吉诃德》、《城堡》、《尤利西斯》……在一条奇特的文学道路上孤独地行走了三十年之后，这些经典给我带来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您的很多作品都针对当下，如《出租车司机》。村上春树的作品也大都是当代题材。有人说写当下很容易，也有人说写当下最难。您怎么看？您以后会尝试写古代么？

我也有不少写“古代”的作品，如《广州暴乱》和《死去的与活着的》。我的作品其实总是试图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大家认为很接地气的《空巢》。司空见惯的电信诈骗其实只是这部作品的外表，而作品的内核是心灵和历史的奥秘。“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也有意回避了深圳的地标。它们聚焦于普通人内心的颤抖——这颤抖是生活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元素，是普世价值的镜像。我一直相信我写当代的作品不仅当代和未来的读者能够看懂，古代的读者也能够看得懂，因为内心的困惑是永恒的。

中国文坛主流认可的通常是写农村或者写城乡结合部的作品，偶尔有写城市的作品，写的也是以前的城市。而您的作品大多是写城市，而且是今天的城市。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接下来在这方面会有怎样的发展？

现在其实有不少年轻的作家在写今天的城市，而且写得越来越好。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方向。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城市从本质上就是聚集在一起的人。所以，写城市从根本上还是写人，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如何透过浮躁的世相去发现内心的风景，或者说如何从“看得见”的城市走进“看不见”的城市（即人的内心世界）是对今天汉语写作者的重大考验。

中国文学界对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界定是肤浅和粗暴的。中国文学想要获得国际地位，首先就要打破这一系列禁锢想象力的陈规陋见，用普世的情怀去关注人、关心人。

您会鼓励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吗？

在浮躁的中国，仍然有不少年轻人在激情地从事文学创作。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的希望。我与不少热爱文学和写作的年轻人有过接触。我知道他们有很高的文学品位，也有良好的写作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语言和结构非常在意，这是大多数前辈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中所缺乏的“元素”。我最近多次谈到我们的社会要爱护这样的年轻人，要爱护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一切都好像过剩的中国，理想主义已经到了严重稀缺的程度。是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写作者的行列里来。在我看来，写作是崇高的事业，为它付出任何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2012年，《遗弃》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两年之后，《空巢》再次入选。两次凭原创文学作品进入“年度十大好书”，这应该是很难打破的“全国纪录”。对马上到来的深圳读书月，您有什么寄语和希望？

我希望读书月期间能够安排一些倡导“重读”和“精读”的活动，让读者回到阅读之根，找回阅读之魂。

而对“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奖，我相信去年增加文学作品分量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偏离这个方向。对文学的轻视是中国知识界的痼疾。当年《遗弃》获奖的时候，“年度十大好书”里只有一部文学作品。这是非常荒谬的。另外，也要多评原创作品，少评翻译作品，甚至可以考虑将翻译作品全部放到一个另外的类别中去。中国知识界对翻译的偏爱和依赖也是非常病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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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的原稿发表于2015年10月18日深圳《晶报》。访谈提纲由记者熊奇侠提供。

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理智和脊椎

收集在《薛忆沩对话薛忆沩》一书中第一篇访谈的题目是《薛忆沩采访薛忆沩》。这时候，你在《天涯》等杂志上的出现已经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而你的《遗弃》经过修订也已经再版，你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处在腾飞的前夕。这种对自己的采访是不是你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之前那么长时间处在逆境之中，你是不是特别善于用这种方式来激励自己？

在1991年的春夏之交，我的文学生命遇到了不可抗拒的阻力。因此一段将来也许会成为文学史话题的长达五年的“休耕”出现在我个人的文学史料中。创作之火的重新燃起已经是1995年夏天的事，而“薛忆沩”这个符号在国内杂志上的重现已经到了1996年的春天。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就开始于这个时候。你提到的访谈是三年之后完成的。这时候，我的创作的确处在腾飞的前夕。通过这种对个体生命的探问，我认清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或者说认清了自己的宿命吧。它的确是一种自我激励，一种以“精神胜利”为基调的自我激励。我是一个长期处于“逆境”中的写作者。我需要用“精神胜利法”来支撑住自己的理智和脊椎。

有人说你的作品太理性，你怎么回应这种说法？

十六年前在伦敦与一位著名的文学教授交谈的时候，他突然抱怨王小波作品“理工科”的痕迹太深。我马上提醒他说我也是“理工科”出身，主动自我贬低。没有想到，他好像早已经准备好了下文。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你完全不同，你的作品将‘情’和‘理’融合得很好。”莫言的一位法文译者在读完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之后，对作品表现出来的“脆弱”大加赞赏，大概也有类似的意思。她说“脆弱”是文学的特质，也是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所缺失的气质。我在加拿大的出版商不久前也在文章中提到我对笔下人物的“悲悯”。是的，我的作品被这种悲悯之情浸透，哪怕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那种篇幅很小的作品也不例外。说我的作品太理性的读者如果不是心灵比较粗糙，就是眼光不够精细。

你觉得，哪个群体对你的作品最为认同？原因在哪里？

这些年我在国内的图书推广活动很多，与读者的接触也很多。最认同我的当然是那些对文学有很高鉴赏水平的读者。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在当代中国很活跃的年轻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在《空巢》出世之后，我的读者群迅速壮大。这次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薛忆沩文丛”三种也受到特别的欢迎。中国读者的文学鉴赏力近年来的确有很大的提高，这对写作者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考验。

你说“薛忆沩采访薛忆沩”的时候，你处在第二次文学生命之中。截至目前为止，你到底有几次文学生命？

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有三次文学生命：第一次从《作家》杂志1988年8月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开始，到1991年的春夏之交，一共持续了不到三年；第二次从1996年初在《湖南文学》恢复发表开始到2001年初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一共持续了五年；第三次从2004年在《书城》杂志上发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到现在，其中又以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最为旺盛。这第三次文学生命现在应该仍处在壮年，因为它的荷尔蒙存量还让我有用之不竭的感觉。

你经常强调自己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对写作很重要吗？

个人独特的感知力和表现力始终是文学创作的根基，而个人的处境以及个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冲突是文学终极的主题。因为任何个人都是“脆弱”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以“悲天悯人”为天职的“示弱”的文化形态。对“个人”的关注使文学具备了普世的价值，使写作具备了永恒的意义。所有伟大的写作者都是个人主义者。

你也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

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我对文学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我作品的美学倾向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当然，遇上现实的岩礁或者遇上一个缺乏理想的时代，一个思想主义者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仍然不肯放弃。我从小就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世界”的说法。我相信文学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能够将世界带向正确和美好的方向。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

我喜欢对文学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将文学视为宗教，对语言和生命怀抱着极度的热忱和虔诚。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朝圣。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善”的抚慰和“美”的享受，还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生命的途径，提供关于“真”的智慧。

你是长沙人，也是在本地长大，外表和气质却都并不像地道的长沙人，反倒有“外省人”的异质，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观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

我的确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知道当年湖南的作家享有“湘军”的盛名吗？我就从来没有被人当成是那支队伍里的一员。记得1990年春天的一天，两位“湘军”中的风云人物被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带进我的书房。一阵短暂的交谈之后，其中的一位突然深有感叹地说，“湘军”的风格是不是应该变一变了！他感叹的大概就是我与他们“气质”的不同。后来，“湘军”中目空一切的“猛将”残雪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里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我的这种“不同”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原因。我身上本来就有一半“外省人”的血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杂种”；而我从小迷恋的是哲学，在大学里学的又是科学，也是知识上的“杂种”。

从长沙到深圳，再到蒙特利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移路线？能够详细谈谈这两次迁移的背景吗？还有，这样的迁移会让你感觉疲惫吗？

首先是向南到更热的城市，然后又向北到极冷的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移路线？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从长沙到深圳的迁移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末期。那时候，中国的历史刚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那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至今经历的最大的震荡。它应该就是我第一次迁移的背景吧。第二次迁移的原因表面上显得比较个人，而事实上也与历史有许多的瓜葛。当时我的文学已经获得全国性的关注，因为《遗弃》这部旧作的被发现，因为标志着我的“复出”的那些新颖的作品……但是，我没有被这迟到的名声冲昏头脑。我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崭露头角的浮躁会伤及我的已经饱经沧桑的文学生命。我必须离开，就像乔伊斯必须离开爱尔兰一样。“生活在别处”是我文学生命的必然逻辑。这种符合生命逻辑的迁移也许偶尔会让我的身体感觉疲惫，但是，它却滋养着我的敏感和警觉，让我的精神一直处于不知疲倦的文学状态。

介绍一下你在加拿大的写作环境吧，与国内的不同之处在哪？

宁静、单纯、孤独、美。还有常年清新的空气，还有永远辽阔的视野：文化和自然的视野……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写作环境呢？一个特别的例子，在这将近十五年的异域生活里，我用在饭局上的时间也许不会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这应该是“中国之最”吧。至少肯定是“中国作家之最”。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激自己当年“不远万里”迁移到地球另一侧来的决定。这是正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贡献的决定。

有人形容你的作品带有转型期中国的面貌，与“乡土中国”型的作家风格迥异。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中国现在已经是城镇人口占优势的国家，“乡土中国”已经是关于中国的成见。而在我的写作里，城乡的差别从来就不存在。我关心的是人，是人丰富的内心。城市人和农村人在我看来都是具有丰富内心的人。我的写作要去发现的是普遍性的人或者人的内心中普遍性的奥秘。我写过一篇题为《春天里最后的那个清晨》的小说。它是我非常得意的一篇作品。这篇长度不到一千五百字的作品中的两个人物都是农民，场景也完全“乡土”，但是它绝对不能归于“乡土文学”。我并不同意将我的作品与中国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它的存在有文学上更深的逻辑和理据。

有些作家比较倾向于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如莫言等，在你的文学世界里，是否也有一个“秘密花园”？

你是说一个如“高密”那样的秘密花园吗？没有。我的人物大都是流动人口，他们都已经走出了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就连“深圳人”系列小说那种带有明确地理标签的作品也都有意抹去了具体的物质标识，带着“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特征。我不关心地理上的秘密，我关心的是心灵的秘密。

在你的作品里，可以明显看出你是从一个“超然”的位置来看待周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这种“超然”好像也体现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如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纯净的写作环境。这种“超然”会不会让你的写作给人隔岸观火的感觉？

我不是太理解你的这种说法。我的大量作品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这个叙述者始终处在生活的敏感部位。他（她）是一个战栗的感受者。他（她）在常人不以为然的地方感受着生活的荒谬和痛苦。同时他（她）对“纯真”、“亲密”和“爱”也充满了渴望。只是到了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中，我才有意安排了“超然”的角色：一个是《空巢》中的“老范”，一个是刚在《作家》杂志上刊出的《希拉里、密和、我》中的“王隐士”。而哪怕是在这些“超然”的人物身上，读者也会看到我所倾注的很深的“情感”。看看“老范”半夜里给叙述者写来的那封信。想想“王隐士”为什么要打那么长时间的国际长途……我自己表面上是“超然”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因为我住在万里之遥，又舍不得花时间上网，也没有微信和“朋友圈”。但是，这只是表象。事实上，我有我自己特殊的现实，我的写作扎根于这种特殊的现实。这种特殊的现实就是我用自己全部的敏感见证过的中国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我曾经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孩子，我现在还像一个孩子一样敏感。我对历史有超常的敏感。我能够“超然物外”，但是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有人认为，中国的写作者一直都有一种期盼，期盼能够获得西方人的认同。这是否也是你自己的期盼？

被西方人认同一方面当然是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病态情结，而另一方面，它却又是文学史本身的合理要求，因为现代的文学成就，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确立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其实，世界上所有用非西方语言写作的写作者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而随着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消解和作为市场力量的萎缩，加上全球化时代移民浪潮的冲击，这种尴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变形。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克服这种尴尬的最好方式就是怀着对文学传统的极大敬意，直面人类的状况和终极的问题，用文学这种“批判的武器”对人性做出最富独立性的呈现，写出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品。

你的作品语言、视角和叙述都比较西化，在中国属于“小众”的作品。西化的因素是不是国内读者理解你作品的一种障碍？

白话文本身就是西化或者试图西化的语言，而在中国占统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的思想。另外，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发展”和“现代化”等等也都是西方的概念。还有，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作品占有惊人的份额，也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西化”的程度高得难以理喻。从“西化”这个角度是无法解释我在中国的读者接受状况的。也有人说我的写作是“知识分子”（注意：“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西化的概念）的写作。这也许就是我“小众”的一个原因，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其实在任何国家都一样）是属于“小众”的。更主要地，我想是我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和我坚持不懈的独立性让我至今也无法“大众”化。早就有人说，我是中国仅有的无法归类的作家。我一直远离“主流”，也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当然无法归类。我面对的是文学的祖国。我的写作是在文学的祖国里孤独和纯粹的攀援。

那么，西方读者在阅读你经过翻译的作品时，又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五年前，我的短篇小说《老兵》被翻译出来之后，蒙特利尔大学一位英美文学的教授写过一段很精彩的评论。那是很符合我的文学理念的评论。那是完全从文学的立场来进行的评论。最近我的“战争”系列小说的英文专辑和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也获得了类似的“纯”文学的反馈。我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当成“文学”而不是其他什么的衍生品来看待。我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学在其他的语境里能够从两个方向突破“汉学家”的书斋：一方面是能够引起用不同语言写作的同行们的惊叹，一方面是能够获得用不同语言阅读的普通读者的喜爱。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才真正赢得了世界地位，才真正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我自己作品的翻译才刚刚开始。它们在西方能够获得怎样的“接受”对我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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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6年6月17日由湖南凤凰网推出。访谈提纲由记者黄秋霞提供。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注册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也用一整期全部一百一十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是否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人民文学》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会接踵而至。

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这一点有什么期待吗？

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大陆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特殊的文学状态。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之中。这种成绩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汉语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所以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a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的宣传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关于“深圳人”的宣传活动将于6月4日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我相信到时候，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作家》杂志1988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九十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板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在我的头脑中的。

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今天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这样奇特的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毫无疑问，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人性”而轻“物象”，亲“内心”而疏“外表”，近“边缘”而远“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像。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具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当代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一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从《村姑》开始翻译是我的建议），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有点堂吉诃德读骑士小说的劲头。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位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写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在蒙特利尔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却不为人知。当时，伽兰刚刚去世。作为她最早的研究者和朋友，Linda的报告很有“个人魅力”。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离报告会地点不远的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Linda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更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就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我在里面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她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前不久，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你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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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6年6月19日发表于《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访谈提纲由记者刘悠扬提供。

“最神圣的事业”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他以独特的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世界里建构了一种“哲学模式”。这种模式彰显丰富又复杂的“内心的风景”，并因此呈现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当然，薛忆沩也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一切尘世的粗浅和鄙薄，虽知音者稀，却也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最近，随着“薛忆沩文丛”三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深圳人”和“战争”系列小说在英语世界里亮相以及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在《作家》杂志上的发表，我对薛忆沩从事的“最神圣的事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次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用一个句子大体勾勒一下您的人生经历：您出生于郴州，四个月后迁回长沙，在那里长大，然后在北京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的国营工厂，不到一年时间又回到长沙，在政府机关工作，其后辞职南下深圳，先到民办公司上班，后去广州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之后又回到深圳，在大学任教，教书六年之后，移民加拿大，定居于蒙特利尔。我的感觉是，您始终是在追求，抑或逃离的路途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在这个过程之中，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在您生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我喜欢自己出生的年份和月份，因为它与莎士比亚的出生正好相隔四百年。而我的记忆是与七十年代一起开始的。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始对一个写作者也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它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政治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最终也决定了写作者观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在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我已经逐年清点过七十年代的历史与政治对我文学生命的影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逃离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秋天受极“左”的政治形势冲击，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从北京逃回到了长沙。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逃离，它在一星期之后以我的妥协而结束。第二次逃离发生在1986年，是从位于株洲的国营工厂的逃离。这一次我是以极端的方式让“城堡”似的体制向我做出了妥协。这第二次逃离已经与文学关系密切了，或者说，这时候，文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中心和抉择的理据，任何其他的诱惑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我想我现在不可思议的“文学状态”和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评价。

我是通过长篇小说《空巢》才开始了解您的小说创作的。记得那是在2014年，是从《花城》杂志上读到的这部作品。当时感觉非常惊艳：竟然还有作家以如此绵密繁复的方式去触及现实与历史！《空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和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小说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也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之上，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关心的却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内在的真实。沿着这个方向，我想问，您是如何看待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小说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呈现那难得一见的“现实感”？

语言不应该以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为己任。语言也无法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这一点，尼采早就已经看到并且据此还在《偶像的黄昏》里表示过对语言的“轻蔑”。我一直很不理解人们关于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议论。我一直觉得这种关系的存在是一种学术的成见甚至幻觉。我一直觉得对这种关系的焦虑是功利的，是会阻碍小说艺术的发展的。小说作为意识活动的一种记录当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隔阂。而小说作为关于“故事”的叙述也同样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距离。汉语的“故事”一词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是的，小说应该呈现“现实感”。这种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精髓。而这“现实感”事实上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通感”。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通感”主要体现于个人命运的悲剧性。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是小说寻找这种通感的工具。《空巢》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找到了这种通感：它既是一次关于“骗”的历史考察，又是一轮关于“空”的哲学思辨。它将身处不同“现实”中的读者带进了同一段美的历程。

在关于您的一篇专论中，我用“内心的风景”来概括您小说的基本特质。在我看来，您的小说无论写历史、写城市，还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所标识的那样写“两性关系”，都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开掘，而不是单纯的表象叙事。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内在化”的写作方式的？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涌入中国，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饥饿而迷失的心灵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批判的武器”。这是我的“内在化”写作方式得以生根的“大环境”。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又都可以说是“现象学”的通俗形式。“现象学”最大的野心就是要纠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割裂精神和物质的所谓“二分法”。“内在化”的写作方式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它通过人与历史和现实互动的意识活动来认识人的处境。这种意识活动不仅为文学提供内容，还为文学提供形式。它是文学的根。这种“内在化”写作方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之前经历的中国现实。我一直觉得能够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那时候的人处在极端的精神状态，每天都在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而那时候的物质又十分匮乏、生活也非常简朴，对灵魂的观察不会受太多浮华和虚荣的遮蔽。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孩子，我记忆的深处自然会积淀无数“内心的风景”。在《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说“语言”和“死亡”是七十年代留给我的两大遗产。这两大遗产也是“内在化”写作方式的根基。

众所周知，您喜欢不断“重写”自己过去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恐怕还没有第二位如此固执的完美主义者。“重写”不仅能够弥补过往的漏洞，凸显作品的精华，更重要地，它表明了一种文学的态度。您的长篇小说《遗弃》很快又要再次出版。这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奇将第三次“升级”。您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而要对自己的旧作实施“重写”？能简单谈一下您对《遗弃》的“理想读者”有怎样的期待吗？

还是可以回到刚才提到的“语言”和“死亡”这两个关键词。一方面，“重写”是我与母语之间感情纠葛的必然结果。2008年前后，也就是离开母语环境六七年之后，我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快发展到了对自己的旧作（特别是那些被人称赞的旧作）忍无可忍的程度；另一方面，“重写”也是我对“死亡”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存在主义情结，加缪在随笔《西西弗神话》里有过深入的讨论。我的“重写”大概开始于2010年。到2015年初，它几乎已经覆盖我在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全部虚构作品，这其中包括了大部分“战争”系列小说，一部分“深圳人”系列小说，前两部“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以及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和你刚才提到的《遗弃》。我原来以为随着两部“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的完成，我的重写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很快，重写的战火又继续蔓延到了《文学的祖国》里。我对这部出版于2012年的随笔集的重写分两步完成，首先完成的是其中关于文学和文学家的那些作品，它们已经结集成《文学的祖国》（新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八个月之后，我又对其中“非文学类”的作品进行了重写。它即将以《伟大的抑郁》为名结集出版。遗憾的是，因为这些作品里涉及一些敏感的人物和话题，这次“重写”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由我决定。《遗弃》的最新版本也很快就要出版。这个版本与2012年获得“年度十大好书”的前一个版本之间没有太多的变动。《遗弃》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奇。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它的文学价值还在不断被学者和读者发现，它的“理想读者”还在不断涌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是全部现代派文学的主题，也是《遗弃》的主题。所有对生命的意义有困惑和有思考的读者都是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

《文学的祖国》（新版）是一部有关文学大师的阅读笔记。在这里，您立足于写作背后的故事，聚焦于作家个体的命运，而没有太多涉及那些“文学鉴赏”的元素。或许在您看来，文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才是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作品？我一直隐隐地觉得，在对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您将您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自然地呈现了出来：比如流亡作家纳博科夫，通过语言的“变节”与“再生”而成为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比如黑塞对“爱国主义”的反感与蔑视，他不安的灵魂与祖国的紧张关系，为此他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深陷险恶的漩涡……这些都会让读者产生许多的联想。我想知道，这种与文学大师生活的比照，会不会让一个写作者对“文学的祖国”有更充分的理解？

尽管我认同符号学的批评理论，却一直不能接受“作者之死”的看法。写作始终是与写作者命运密切相关的事业。“作者”没有死，也不可能死。他们始终与他们“不朽”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作者的这种“不朽”状态也是写作这种事业最为诱人的因素。是的，我在叙述大师们的命运的时候，也会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大师们的命运中发现写作的宿命对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是莫大的安慰。昨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对英国作家巴恩斯的精彩访谈。访谈围绕着他刚出版的以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平为素材的小说展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巴恩斯列举的作曲家生活中的那些细节也恰好是我在读他传记的时候感触最深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我相信，优秀的写作者对生命和生活会有相同的敏感。这种敏感是生活在“文学的祖国”中的“世界公民”的共同特征。一个命中注定的写作者一定会在大师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经历，尤其是会在大师经历的艰辛和苦难中看到自己正在经历的艰辛和苦难。这种代代相传的艰辛和苦难是文学最值得敬畏的光荣传统。是的，从自己的生活走向大师的生活，我对文学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百折不饶的意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对“文学的祖国”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相信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这种狂热的信仰不仅是我在文学道路上孤独前行的精神支柱，也在我的作品里留下了理想主义的痕迹。

您将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放在您特制的显微镜下，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完成了您“与马可·波罗”神奇的“同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出《与马可·波罗同行》这样一部作品的？仅仅是因为您在前言中提到的，“许多中国读者看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吗？或者是卡尔维诺这类当代中国极为稀缺的作家，对您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我正在为《南方周末》写读书专栏。写作这部作品是我为了保住敏锐的语言感觉而给自己出的“附加题”。也就是说，促使我写出这部作品最初的原因其实非常“功利”。这是难度很大的写作。我的汉语感觉的变化，或者说我对汉语的发现，就是在这次极限运动般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前面已经谈到，对母语感觉的变化是引发我“‘重写’的革命”的导火线。《与马可·波罗同行》因此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占据特殊的位置。卡尔维诺在原作中让马可·波罗用魔幻的语言和神奇的叙述改变了一代帝王对生命的认识。我的解读也是想引导普通的读者走近小说的认知功能。这应该说是我写作这部作品深层的动机。小说一方面是审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批判的武器”，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将“审美”与“批判”结合在一起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作为审美的对象，小说必须有精准的语言、精美的结构、精微的思绪、精深的情怀；而作为“批判的武器”，小说必须以高度的自觉去探究历史的根源和人性的奥秘。在《看不见的城市》的一开始，忽必烈对生命充满了忧虑，对权力充满了困惑。马可·波罗的见识和叙述完成了对帝王的教育，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平民感觉如同经受了洗礼。这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作家的境界：他们的作品既保留了文学高贵和庄严的体态，又充满悲悯和温暖的情怀。

最近，您的“战争”系列小说被英文《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用一整期全部的篇幅推出，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版同时也在加拿大出版。这些作品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包括哈金在内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您的小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翻译问题一直都具有争议，一方面，多数人会认为汉语小说独特的韵味具有“不可译性”；另一方面，中国的故事又很难逃脱被刻板理解为中国现实或历史的命运，成为西方汉学家猎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小说的翻译前景的？

任何一种语言“独特的韵味”都是不可翻译的。要知道我们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那些经典作品也丢失了原作多少“独特的韵味”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本身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美国大批评家威尔逊曾经在一封给纳博科夫的信中指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英译其实非常糟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糟糕的翻译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作品的传播。翻译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看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翻译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外语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懂汉语的时代，在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而读文学作品的人却越来越少的时代，在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写作水准和阅读趣味都在下降的时代，翻译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它不再单纯是语言的问题了，它还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这种被忽视的状况现在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前，在我的“战争”系列小说出版之后，还有德国和法国的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关注中国文学的网站上为我“鸣冤”呢。我在访谈中也经常被问及我对这种状态的看法。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这种状况可能说明我的作品超越了某种文化上的偏见。我希望我的作品被西方普通读者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仅仅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或者政治的辅助材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愿意与那些不懂汉语也对中国文学没有任何知识的读者和学者讨论我的作品的原因。那是“纯”文学的讨论。是的，从今年开始，我被翻译的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我相信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您本人长期在国外居住，平时也大量阅读英文小说和学术作品，有没有打算尝试英文写作？

这也是经常被人问及也令我十分沮丧的问题。用英语写作一直是我的野心。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尽管它可以在写作课上得到A+的成绩，离我自己期待的水准却还相去甚远。后来用汉语“重写”的时候，我更是感慨，知道自己很难再有勇气去做第二次尝试。

《作家》杂志第五期刚刚刊出了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单从小说的题目，我就感觉它与您过去的那些长篇小说可能大为不同，这让我非常好奇。在北京三联书店关于“薛忆沩文丛”的活动现场，您提到这部作品呈现的是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您还提到，国内一家著名杂志的编辑认为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阅读趣味都已经脱节。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新作的一些情况吗？

《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能够在国内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和一个因妻子的死亡及女儿的离去而濒临崩溃的中国男人在蒙特利尔天寒地冻的皇家山上发生的一段奇特的“三角关系”。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而三个生命的相遇交织着人类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爱的喜悦与悲伤。这只可能发生在全球化大时代的故事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2011年的冬天，我就在皇家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当时我正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无法在国内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低下的“生趣”。有一天，小说的两个原型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不仅激起了我的文学想象，也激起了我对生命的好奇。尤其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却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她让我为自己对写作和生活的绝望而羞愧。我与这两个原型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她们将会给我带来一部新的作品。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小说的原型出现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当时，我又是刚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加航航班上坐下，就像两年前《空巢》出现的时候一样。一种以人名为标志的轮回结构清晰地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小说的发表过程经历了《空巢》同样的曲折。但是，当拒绝过《空巢》的那家杂志用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为理由拒绝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失落和恐慌了。我有的只是一点点伤感，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祖国可能真的与“文学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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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发表于2016年7月5日出版的香港《凤凰周刊》杂志。导言和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刚提供。

迷宫里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重读《遗弃》

时间是北美东部时间2016年6月15日早上10点30分，地点是位于蒙特利尔著名的圣约瑟夫大教堂东侧的那家名为“罗兰公爵”的咖啡馆。一场关于《遗弃》的讨论在《遗弃》的作者与它的两位“理想读者”之间展开。称他们是“理想读者”是因为他们都接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又都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比较敏锐的历史感觉，也都对文学和写作有较大的兴趣，与“业余哲学家”（《遗弃》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另外，他们都是中国八十年代生活的亲历者，对《遗弃》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感受。还有，他们又都像《遗弃》的作者一样，不仅背弃了自己的专业，也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对“遗弃”这种人生选择有共同的体会。

讨论在下午2点20分结束。从咖啡馆往住处走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北京时间已经是6月16日的凌晨。6月16日是著名的“布鲁姆日”。1904年的那一天，布鲁姆在都柏林街上的行走与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回家”遥相呼应，因此升华为了文学史上最壮观的传奇。这一巧合让我对往日的文学和眼前的街景产生了更为奇特的幻觉。

这场围绕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讨论是对《遗弃》的一次重读。在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建议两位“理想读者”回去之后将他们的问题整理出来，由我再重新做一次更为系统的书面回答。我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提问者刘健巍（1991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94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1年移居蒙特利尔）的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泛，我只好先将它搁置起来。下面这一段访谈是在提问者张汉英（199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2001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1年移居蒙特利尔）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

《遗弃》成为文学的传奇当然要归功于何怀宏教授在1997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上的推荐。当时，您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遗弃》还是无人问津的作品，而何怀宏教授却已经是知识界的明星。在阅读《遗弃》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何怀宏教授与《遗弃》的关系。我听过何怀宏教授的课，对他的人格魅力有过近距离的感受。我觉得他儒雅的外表之下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坚定的独立意志与《遗弃》的气质十分契合。而且，何怀宏教授也喜欢“片断式”的哲学思考，这种风格与《遗弃》的文体也很亲缘。在我看来，《遗弃》由何怀宏教授“发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您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遗弃》是文学作品，却首先由哲学家“发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也被看成是它的“传奇”之一。在西方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倒是不少，如弗洛伊德“发现”了黑塞，萨特“发现”了加缪，海德格尔“发现”了策兰……其实最早“发现”《遗弃》的是当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周国平研究员。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读到刚刚出版的《遗弃》之后，就对它给予了激情的肯定。后来，也是通过他的推荐何怀宏教授才知道了《遗弃》的存在。那已经是1997年夏天的事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深圳大学文山湖边的林荫道上，何怀宏教授第一次听到《遗弃》的时候的那种专注又惊喜的表情。还有就是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这些年来，我几次听《遗弃》的读者说，他们是从邓晓芒教授的西方哲学课上知道这部中国小说的。当然，是何怀宏教授的“发现”和“推荐”让《遗弃》变成了中国知识界的话题，开启了《遗弃》至今还在延伸的“传奇”。一位知识界的大明星对一位不知名的作者的旧作（而且是已经沉寂多年的旧作）发生浓厚的兴趣，不仅仔细地去审读，还激情地去推荐，这的确不像是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事件的确只能从历史的维度上去考量。后来，《遗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变成“新闻”，反复冲撞文化的边界，不断刺激阅读的兴趣，这也好像是只有“历史的必然”才可能具备的活力。

《遗弃》的主人公图林是一位具有独立意志的“业余哲学家”，这让我想起了对我的人生产生过根本影响的高尔泰先生。还在青年时代，高尔泰先生就作为“唯心论”的代表卷入了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从此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始终都在遭受着世界的“遗弃”。一生充满悲剧色彩的高尔泰先生无疑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相比之下，图林遭受的“遗弃”一方面变得琐碎和世俗了，一方面却又变得更加抽象和精致。他没有直接卷入政治，因此他的生活也缺乏悲剧色彩。这种差异是由性格造成的，还是由历史造成的？

你在用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人物做比较，这很有意思。我想性格和历史在这里都发生了作用。高尔泰先生虽然不断被世界“遗弃”，却始终是一个斗士，始终在以英雄的姿态捍卫个人的尊严。这当然取决于他的性格。而图林不是一个斗士，他捍卫个人尊严的方式是“遗弃”世界，是最后的“消失”。他不是英雄，他不是斗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在混乱的世界里痛苦地挣扎着的人。他的行为甚至经常还会带有“反英雄”的痕迹。高尔泰先生的写作会让读者感受到檄文的气势，而图林留下的“见证”却非常内向，非常脆弱。这也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在这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尔泰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可以说是因为他“生逢其时”：他显露头角的五十年代是黑白分明的时代，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分明的时代。他是被历史选中的人，注定要因为思想而受难，注定要成为与邪恶搏斗的英雄。而图林生活在传统的价值体系濒临瓦解的八十年代。他没有明确的敌人。他不可能成为高尔泰似的英雄。可是同时，图林却又因为极度的敏感而与世界格格不入。他的处境也许比英雄所面对的要更为险恶，因为他好像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甚至一只小小的蚊子都能够惊扰他的心灵，引发他的思辨，强化他的危机。他遭受的“遗弃”从精神到世俗，战线拉得很长。也可以说他其实是有敌人的：他的敌人就是生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要对抗的世界事实上要大于对抗高尔泰先生的世界。图林没有直接卷入政治。他对他那些与政治发生正面冲突的艺术家朋友甚至抱有一种不屑的态度。他相信“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挽救人的危机”。他相信文学高于政治。这种立场不仅决定了他反抗的方式，也决定了他写作的质地。八十年代成熟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浩劫”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又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冲击下走完了自己的青春期，面对剧变前夕的中国社会，他们肯定会与前辈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疑惑和不同的反应。

您刚才提到了存在主义。在阅读《遗弃》的过程中，《局外人》常常进入我的视野。很多读者看到的都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我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越往后读，我就越觉得它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异。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存在境况”上的差异。如果说“存在”是一场持久战，《局外人》就处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阶段，它的主人公身心已经极度疲惫，对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而《遗弃》则处在战争最血腥的阶段，它的主人公还有很强的求生欲望，还在敏感地关注着身边的一切，好像每一个细小的干扰都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如果把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当作是同一个人，那么，《遗弃》应该是在故事链条上位于《局外人》之前的作品。您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1989年6月下旬，我惊喜地收到了《遗弃》的第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来自北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国平研究员在这封信里对《遗弃》做了三个界定，“我们的《局外人》”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我也经常听到读者将《遗弃》与《局外人》相比较。但是正如你所说，他们注意到的都是两者之同，而你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遗弃》的主人公还在寻找出路，也还有言说的欲望。他对人间的温情和大自然的纯净还充满了感动。他为自己选择的结局既没有涉及暴力，也没有伤害他人。而《局外人》的主人公是彻底的“局外人”，他对一切都很漠然，包括自己的生命。大自然不仅不能让他平静，反而让他更加暴躁。他的结局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暴力。还有一点差异也很重要，《遗弃》其实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作品，这一点周国平研究员在第一封“读者来信”里就已经强调。后来，另外一些“理想读者”也有提到。《遗弃》的“中国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没有涉及“罪”与“罚”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相比之下，《局外人》的后半部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介入了“罪”与“罚”的思考，延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西方文学正典的传统。还有一个伤感的例子也可以作为小说“中国特色”的证明。2012年11月，在深圳书城举办的“年度十大好书”颁奖仪式之后，一位读者将一本已经翻旧的《遗弃》递过来让我签名。我一边签名，一边随意地问她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本不很好读的书。她稍稍犹豫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很像她弟弟。我接着又好奇地问他弟弟后来怎么样了。那位读者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用低沉的声音说：“他自杀了。”说完，她就转身走开了……

“混乱”是《遗弃》的一个关键词。仅从这一个词，文学史家就可以将《遗弃》定性为是一部“预言性”的作品，因为这个词可以用来标示今天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常态”。图林的“混乱”感有许多的来源，其中包括出现在媒体（报纸和电视）上的那些离奇事件。以今天网络时代的标准，那些事件连小巫都算不上。但是，对敏感的“业余哲学家”它们已经足够让他看到世界的走向了。而对“父亲”、“战争”和“性”的体验也是图林“混乱”感的重要来源。我觉得“父亲”是《遗弃》中最重要的象征。这个象征是小说中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交汇点。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这种看法。

“父亲很早就在敲门”是图林留下的“关于生活的证词”里的第一个句子。也就是说，《遗弃》的主体部分是从“父亲”开始的。这是不是有点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种“命运在敲门”的开始？这是不是有点像《哈姆莱特》那种人鬼通灵的开始？在我看来，“父亲”是权力的象征，而父子关系是一切权力体系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从极权时代走过来，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压制。到了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父亲”的地位已经开始发生动摇。《遗弃》中“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边缘化的状况正好与这种历史进程相对应。但是，对“父亲”的记忆和恐惧并没有随之消失。父亲犹豫不决地走进了图林的房间，他“关于生活的证词”因此就一直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你应该已经注意到，《遗弃》是由三种不同的材料构成的作品：一是图林关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一是图林关于思想活动的叙述，一是图林自己的创作或者说关于想象的叙述。在这三种不同的材料里，“父亲”都是被考问的对象。而图林自己的创作对“父亲”这一主题的呈现尤其值得注意。可以说，图林的每一篇作品都涉及了“父亲”的问题。其中最后一篇就以《父亲》为题。它是一篇寓言性极强的作品。它是一篇以“埋葬父亲”为主题的作品。一开始，父亲的骨灰变成了一条剧毒的蛇。蛇皮上布满了历年来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熟悉西方现代哲学的读者都知道，西方现代哲学颠覆了“本体论”。《遗弃》对“父亲”的埋葬可以说是这场哲学革命的一种回音。另外应该注意，在《遗弃》中，“外公”的死和“老外公”的死对主人公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父亲”在《遗弃》中还有历史的纵深。是的，“父亲”是《遗弃》中最重要的象征，文学、历史和哲学在这里交汇，在这里纠缠。

因为“父亲”象征着权力，对父亲的怀疑和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权力体系的怀疑和批判。这种激进的态度既是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也是《遗弃》这一叙事迷宫的特征。您刚才提到了图林自己的创作。在我看来，其中那篇《人事处老P》就是这种怀疑和批判的结晶。直接呈现主人公自己的作品是《遗弃》的一大特点。您如何评价这些会让许多读者费解的作品？

将图林自己的作品包括在文本中是《遗弃》的客观需要。这种结构在我最初的创作冲动里就已经出现。我一直觉得图林是一位水平远在我自己之上的优秀的小说家。同时我也一直都很遗憾他远没有我这么幸运，他写下的那些优秀的作品一直没有获得评论家的注意。我在前面提到了《父亲》，你刚才又提到了《人事处老P》，这些都是很出色的作品啊。以“权力”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迷宫，它必须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段去接近。图林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手段。他的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他被称为是“业余哲学家”，他的文学读起来倒是很“专业”。可惜这种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引起专业文学评论家的重视。

“父亲”与“儿子”之间不仅是宿敌，也经常会通过某种契机实现最后的和解。在《遗弃》中，“孤儿”意识或者说被遗弃的感觉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但是父与子的和解并没有出现。图林这样写道：“我最后突然觉得父亲也是一个‘孤儿’，一个被他所热爱的体制遗弃的‘孤儿’。我不理解这个‘孤儿’为什么要躲避另一个‘孤儿’。”这种和解的失败当然也是图林最后“消失”的原因。为什么《遗弃》中不会出现这种和解？

从父亲在第一天走进儿子的房间到父与子最后在赌场尴尬相遇，《遗弃》中的父子关系一直都与和解错过。原因应该是被世界遗弃的父亲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哲学”的认识，他因此也就并没有强烈的“孤儿”意识。他与“试图遗弃世界”的儿子处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两个在本质上对抗的世界。与《尤利西斯》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会很有意思。《尤利西斯》也是一部关于“父子关系”的作品。但是，其中的父亲是一个一直都在有意识地寻找儿子的父亲。他将“家”视为生命的归宿。因此，他带着“孤儿”的“回家”就变成了生命的荣耀和文学的神话。而《遗弃》中的父亲尽管一次次走进儿子的房间，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从精神上走近自己的儿子。他是“制度”的牺牲品。他已经永远失去了生命的归宿。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遗弃》中的“家”是一个极端压抑的地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无法通过爱和血牵挂在一起，也无法通过理智和理解来建立正常的联系。图林看到了这一点，却无法改变这一点，也无意改变这一点。与崇拜“回家”的《尤利西斯》相反，《遗弃》中的“家”最后以所有男性人物的“离开”为结局。不能和解其实就是《遗弃》的悲剧性。

弟弟在前线的自杀当然是其中最彻底的“离开”。这让我们正好可以转到关于“战争”的问题了。我觉得《遗弃》是一部充满“火药味”的作品，不仅因为图林“自我拯救”的过程本身就如同一场战争，还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图林的确与战争发生了两种具体的联系。一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图林的弟弟是在前线服役的军人，而图林在“遗弃”了体制之后遇到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接待弟弟的那两位战友。他们的消极情绪激活了“业余哲学家”对战争的思考；另一种具体的联系由图林的创作来呈现。“战争”是图林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老兵》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四十年前的战争在当下的一瞬间里重现，那么密集的意象，那么浓烈的情绪……《遗弃》为什么会与“战争”有这么深的联系？

很多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现在可能都已经不记得那个年代与“战争”的紧密联系了。在八十年代，“战争”是中国的现实，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是经常爆发零星战斗的“前线”。一个生活在南方的敏感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关心这一点；同时，“战争”也是世界的现实。从七十年代末期苏联出兵阿富汗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冲突就不断加剧。这种状况同样也不可能逃过那个年轻人敏感的神经。除了历史中这“社会存在”的一面，还有哲学中“社会意识”的一面。《遗弃》是一部思考生命意义的作品，与战争相关的死亡、荒诞、偶然等范畴正好就是这种哲学思考的核心。存在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本身就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关系。《遗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它对战争的关注，而在于它对战争的反应。在图林看来，任何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在《尤利西斯》里，斯蒂芬也对“正义”一词嗤之以鼻）。他也将战争看成是“混乱”的根源和表现。《遗弃》关注战争是因为它反对战争。强烈的反战情绪是《遗弃》的重要特征。这种情绪很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弟弟在前线的自杀让图林的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而在虚构的空间里，是老兵的回忆和恐惧将这种情绪推到了顶峰。在《老兵》的最后，主人公发现自己的稻田里长出的不是稻谷而是子弹。他将这血腥的魔幻当成是“永远不可泄露的秘密”。

与“父亲”和“战争”一样，“性”在《遗弃》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图林本人是一个对“性”充满恐惧的人，这与他对“父亲”的恐惧也有深刻的联系。而当突然的冲动足以让他克服这种恐惧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荒诞的细节：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这个荒诞的细节好像又是对今天我们面对的“比魔幻还魔幻的现实”的预言。在荒诞的世界中，美还有没有根基？真还有没有意义？善还有没有价值？图林好像并没有去纠缠这些问题。他从荒诞的地狱里挣脱出来之后，马上就发现了自己一直都在寻找的人间仙境：那就是“表姐”生活的世界。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对“性”极度恐惧的图林在获知“表姐”也是“性”混乱的产物之后，却显得那样平静？

从图林创作的题为《自愿失业者》的作品里，读者会猜到是八十年代强制实行的“分配制度”让他不能与相爱的人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和生活。你看，小说又一次表现了“中国特色”。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历史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图林对“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将“业余哲学家”与世俗生活对立起来。他与女朋友的关系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在结束的途中。那荒诞的结局只不过是加深了他对被“遗弃”的痛苦，同时也加快了他去“遗弃”的步伐。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走进了“表姐”生活的世界。他终于有了获救的感觉。他知道那就是他将来那部大作品的出生地，他也知道那可能就是他生命最后的归宿。图林一直将“表姐”当成偶像。她代表着最纯净的安抚和最圣洁的呵护。“表姐”不合法的来历丝毫也不会损害她的形象，而她被“遗弃”的经历更可以升华她的魅力。这就是图林在获知她的真实身份之后会那样平静的原因。那的确是与他在获知女朋友的“真相”之后完全相反的反应。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图林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表姐”是理想的象征。他与“表姐”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遗弃》是一部关于“自我拯救”的作品。而小说里给出的“自我拯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消失”：离开“混乱”的世界，回到“大自然”，回到最简单的生活。这与古人提倡的“返璞归真”的退隐完全一致。另一种当然就是写作。《遗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关于写作的作品。“我‘写作’，故我在”既是图林的哲学命题，又是他的生活准则。您刚才提到图林是理想主义者，从他对写作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重建。这两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遗弃》里并不是割裂的，它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联系。我很想知道，您对图林“消失”之后的生存状态到底有没有过具体的想象？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差不多二十年前，邓晓芒教授曾经建议我写出《遗弃》的续集，甚至将它写成三部曲，大概也是希望了解图林“消失”之后的生存状态。《遗弃》的主体是主人公图林一年的日记。但是，这其中的9.3到12.22之间却是一段空白。从获得“年度十大好书”的《遗弃》重写本里，我特意补充了一段简短的文字，说明图林在那一段时间里去了“表姐”生活的地方，在那里像康德一样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写下了一部奇特的《哲学史》。那当然是“消失”与“写作”相结合的生活。也许它就可以看成是图林彻底“消失”之后生存状态的原型？对于图林这样一位“业余哲学家”，遗弃世界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如何妥善地保持自身的生命状态。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去想象过图林“消失”之后的生存状态，但是我相信“写作”一定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消失”中“写作”，在“写作”中“消失”，这是我自己的向往，也是符合图林生命逻辑的唯一的“出路”。但是在重写本开始的地方，图林请求他的朋友将他“关于生活的证词”（这其中包括了他写下的那部奇特的哲学史）付之一炬。你可以说这是有意将他“卡夫卡化”，但是实际上，早在知道卡夫卡的存在之前，我自己就经常有要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写作处以“火刑”的极端想法。图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请求？有一种可能是，经过两年的“消失”，图林对“写作”已经彻底厌倦，或者已经找到一种“不立文字”的更纯净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他终于将“写作”从他的生活中清除出去了，这对他无疑是一场“革命”。而另一种可能是，他只是厌倦了自己以前的“写作”，或者已经有了一种“凤凰涅槃”似的激情，准备飞向更高的创作状态。这当然不是革命，而是进化，一种精神的进化，一种朝向终极的进化。我非常理解这另外一种厌倦。过去六年里，我自己用执着的重写全面升级了自己以前的作品。我的激情就基于类似的厌倦。

我也相信这后一种可能。图林不可能放弃写作，因为写作对他是一种与生命之“在”相连的本质。如果图林最后的结局是放弃写作，《遗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完全同意你的这种看法。《遗弃》是一部向写作致敬的作品。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阅读者和写作者都不少见，比如现代小说的鼻祖《堂吉诃德》就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的文学丰碑。而像图林这样的写作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写作是孤独的个人行为。《遗弃》通过主人公对写作的崇敬和专注将一种罕见的“个人”状况带进了中国文学，这也应该是它对文学史的一个贡献。《遗弃》的出现符合历史的逻辑，因为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受西方哲学冲击最大的时代，而存在主义是继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主义。《遗弃》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精神状况的一个见证。顺便说一句，“写作”是我的许多作品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也同样是一部向写作致敬的作品。

写作是语言的极限运动。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与图林的写作本体论有相通之处。可是，海德格尔又说过从语言出发并不能直接到达人性，除非我们“纵身一跃”，堕入黑暗的深渊。在我看来，您在二十四岁那年写作《遗弃》，就好像是那“纵身一跃”，您当时会不会有堕入深渊的感觉？

写作《遗弃》的确如同“纵身一跃”，它是一种告别，又是一种出发。它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次关键的决断。高强度的写作让我的身心极度疲惫。我记得写完初稿的那一天，我感到腹部一阵剧痛，在厕所蹲下之后，拉出了一大摊鲜血。我当时非常平静，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写作与死亡的亲缘关系或者说清楚地看到了“黑暗的深渊”。其实，每一次重大的写作都是那“纵身一跃”。5月份在国内审读《遗弃》最新版本清样的过程中，图林对写作的执着激起了我对自己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许多回忆。现在，写作者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随着物质的极度膨胀，语言变得越来越粗糙了，写作变得越来越浅薄了，文学和书籍也都已经在绝迹的途中……这时候，用朝圣的姿态去写作就更像是堕入深渊的“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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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发表于《作家》杂志2016年第8期。

深圳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深圳人”系列小说作为您的第一部英译作品出现纯属偶然，能够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是一个长期被翻译忽视也长期忽视自己作品翻译状况的写作者。但是，2011年春节前后，一系列特殊事件改变了我对自己这种落后状况的容忍态度。我开始积极地为我的小说寻找其他语种的出版机会。后来因为翻译科幻小说《三体》而广为人知的刘宇昆在2013年底译出了《白求恩的孩子们》约占全书十分之一篇幅的英文样稿。刘宇昆是具有敏锐文学感觉的翻译家，他之前曾经为《人民文学》英文版翻译过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对我的作品有很深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的翻译样稿马上就被送到了一位对这部作品感兴趣的知名经纪人手里……在2011年到2013年之间，我一直以为《白求恩的孩子们》将会是我第一部进入英美读者视野的文学作品。“深圳人”系列小说从半路杀出起因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对我作品翻译状况的关心。他在2014年初写给我的邮件中告知我可以选一部作品去申请国家的翻译资助。我很快就收到了有关的表格。我在2013年出版的“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和“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之间犹豫，最后选择了后者。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是这部作品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还获得过2013年度的“中国影响力图书奖”，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申请资助的表格需要由国外的出版商填写并且需要有出版合同的支持，我想到了不久前认识的Linda Leith女士。她是在加拿大文学界知名的“蓝色都市文学节”的创办者，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负责人。不久前辞去文学节的工作之后，她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这是一家规模很小却品质很高的独立出版社，非常适合我的出版理念。我提出由她来出版“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立刻就获得了她的赞同。这就是“深圳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偶然性”好像总是伴随着您的文学生涯……

是的。我走了一条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奇特的文学道路。我将近三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充满了偶然事件。围绕着“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偶然事件也有很多。以《出租车司机》一篇为例。它是最早出现也名声最大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它的出现就非常偶然。它完全可以说是我在深南路边“捡到的孩子”。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而它的出名也同样非常偶然。它首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却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两年之后，因为一次电脑操作上的失误，它被误传到了《天涯》杂志主编的邮箱里，结果很快被再次刊出，并且立刻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选刊选载，迅速上升为中国文学界的“明星”。

回顾“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出版过程，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我最满意的是出版的效率和效果。效率既是独立出版社的经营特色，又是Linda Leith女士的个人魅力。它体现在整个的出版过程中。想到翻译资助的审批程序繁琐，耗时漫长，结果无定，我们没有去等待，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入了出版的流程。回想起来，这个主动的决定应该是成就我第一部英译作品的关键。翻译资助最后果然没有到位。而当我们一年半之后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已经在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了。Linda Leith女士是一位既非常善于与作者沟通，也非常尊重作者意见的出版商。这一点也无疑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最后能够以出色的效果顺利面世的重要因素。一个特别的例子：在定稿的前夕，我突然想到了蔡皋女士。她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又是我将近三十年的知交。我突然想请她为这部作品插图。换一个出版商可能会不接受这种突发的奇想。可是，Linda Leith女士接受了我的意见。事实证明，采用蔡皋的插图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它提升了“深圳人”的美感。

从您在深南路上“捡到”那个“孩子”到小说集《出租车司机》的出版，“深圳人”系列小说经历了一条长达十六年的文学之旅，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您“生活在别处”。在之前的一些访谈中，您提到过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全都完成于蒙特利尔。我想知道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成形于什么时候以及您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继续书写深圳。

我的文学生涯中有许多奇特的谈资：最近这十五年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完成的，这就是有趣的话题之一。中国经验仍然是我这些年写作的重头，而我的写作却都完成于远离那种经验的“别处”。这恐怕是只能由精神分析专家去解释的病例。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大概成形于2005年春夏之交，也就是距离我在深南路上“捡到”那个“孩子”的黄昏过去八年之后。继续书写深圳的原因很多：首先，深圳对我的个体生命具有特殊的意义。最近读到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论述，他将八十年代末冷战格局的崩裂看成是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在那个时候移居深圳对我来说也是带有强烈历史意味的选择。其次，我一直是乔伊斯的崇拜者。每次重读《都柏林人》，我都会有要将自己在深圳遭遇过的那些人，那些似乎被排除在“深圳”这个词的语义之外的普通人用最精致的语言和结构呈现出来的冲动。对我来说，深圳远不止是“经济特区”，它是一个舞台，一个人为搭建的特殊的舞台。在这里，我看到了在中国其他的城市看不到的生活的戏剧。继续书写深圳还因为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深圳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原型。或者说，我九十年代在深圳看到的生活的戏剧是今天中国大舞台上那无数表演的预演。有意思的是，乔伊斯也是在异国他乡书写“都柏林人”的。这种巧合令我感觉安慰。事实上，自我流亡是现代派文学运动以来写作者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九十年代以来飞速的全球化过程更是重新定位了地理与写作的关系，令“在场经验”变成了一种很诡异的概念。

您在其他的一些访谈中也提到过，“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他们是您在深圳遇见的普通人。您九十年代初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离开，在那里完整地生活了十二年。请您谈谈您的文学创作与深圳的渊源。

我的文学创作与深圳有很深的渊源。选择在深圳定居的时候，中国正在十字路口徘徊，而我自己的第一次文学生命也相应地刚刚夭折。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死人”，一个文学上的“死人”。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在九十年代最初的那五年里可以说是一直生活在“炼狱”之中。没有想到“炼狱”之后，我没有下到物质的“地狱”，反而不可思议地重返文学，进到了精神的“天堂”。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始于深圳。这是我个体生命的奇迹，也是深圳的奇迹。当时的深圳真是非常神奇，全球化的浪潮在激情地拍打着它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中国的第一家“沃尔玛”，中国的第一家“家乐福”……它比中国的任何城市都更能让一个敏锐的心灵感觉到人类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旧的时代已经终结，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是的，“深圳人”都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在深圳遇见过的真实的人，普通的人。不仅如此，我后来的所有小说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在我那十二年的深圳生活中找到原型。我从很小开始就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我的“深圳观察”为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写作本身是强烈地依赖声音、颜色和气味的技艺，而我对所有的这些“实感”有超强的记忆。在写作“深圳人”的过程中，深圳的声音、颜色和气味会不断涌向我，不断引领我，将我带到时间的深处、生活的深处、内心的深处。在我后来写作《空巢》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过程中，深圳的声音、颜色和气味也会给我强烈的现场感。另外，我的文学身份也与深圳有密切的关系。《深圳特区报》对我的专访以《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为题，从此我就成了全国知名的“异类”分子。由深圳读书月的“年度十大好书”在全国知识界享有盛誉，2012年，我的《遗弃》获得这个奖项，2014年，我的《空巢》再次获得这个奖项。这种成绩进一步确认了我的文学与深圳的历史联系。

“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基于您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的记忆。而如今的深圳正面临着经济的转型：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新科技产业。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被吸引到了这里。这些新深圳人与出现在您小说中的那些“深圳人”有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也完全不同。新深圳人还会有您小说人物的那种“无根”的感觉吗？

深圳的确在改变，就像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每次回去，我都会有明显的感受。但是，文学的主题是永恒的。文学关注的不是成功、繁荣、优秀等等这些带有明显权力色彩的幻象，文学关注的是生命永恒的脆弱。为什么《公民凯恩》是最优秀的电影作品？因为它表现了权力后面的黑暗。为什么《哈姆莱特》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它揭示了生命本身的虚无。“深圳人”系列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深圳的“边缘人物”（如“文盲”和“小贩”）中心化，而将深圳的“中心人物”（如“老总”和“高管”）边缘化。这种聚焦方式应该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我与你说的“新深圳人”也有过一些接触，我没有觉得他们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能够撼动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弱点”。透过他们让我感觉陌生的语言和做派，我总是能够看到我非常熟悉的焦虑和迷惘。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无根”的感觉应该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虚拟”的空间里，与现实的距离应该更加遥远……“无根”的状态其实是“现代性”本身的痼疾，是全球化历史进程本身的痼疾。

您曾在深圳大学任教，那时候的深圳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深圳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文化生活也极大地丰富，这种发展和丰富会不会消解您笔下的“深圳人”那种普遍的迷茫状态？

这是与前面的问题有点类似的问题。“迷茫”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它不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丰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更何况现代的一切发展和丰富都带有强烈的商业、消费和功利的特征，都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它最后实际上可能会加深人的“迷茫”感和不安全感。这其实就是此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情况。人类的幸福肯定是与从容、矜持、专注、简朴和宁静等等这些传统的美德相关的。“现代性”打破了人类生活中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这不是任何制度化的努力可以改变的。每次回到深圳，我都会对两类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敏感：一是老人。我身边的许多老人曾经也是社会的栋梁，曾经也充满了理想，但是现在他们却变得非常物质、非常功利了。他们远没有我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遇见过的许多老人那样仍然充满着对社会的关心和对人类的忧患。另一类人就是孩子。与我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孩子们相比，中国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了，太“懂事”了，太“失真”了……我想这是过度教育的结果，我想这是成年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的灾难。老人们的这种状况会让我感觉历史的荒谬，而孩子们的这种状况会让我对未来充满担心。

有人评价说您是深圳出品的最“不”深圳的作家。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您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遍人性”，也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这是正面的理解。而从反面看，它可能意味着您的作品并没有表现深圳的真实状况，并没有表现出深圳的真实特色。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这种评价的确既可能是赞扬，也可能是批评。如果是赞扬，我会回应说评价者不懂深圳；如果是批评，我会回应说评价者不懂文学。前面已经详细谈到过我的文学与深圳的关系。不同的写作者有不同的感知方式。“深圳人”系列小说完全根植于我个人的深圳经验，是我全部作品中“最”深圳的作品。而好的文学作品一定立足于普遍的价值观念，并且透过生活的表象，挖掘内心的奥秘。好的写作者绝对不应该受地理的局限。莎士比亚在伦敦写作，他却是最“不”伦敦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以他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异域”为背景，如《威尼斯商人》，如《哈姆莱特》。乔伊斯的作品虽然专注于都柏林，他本人却一直在远离都柏林的欧洲大陆上写作，而且对叶芝等人倡导的旨在恢复“爱尔兰”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极为反感。他也可以说是最“不”都柏林的作家。“文学的祖国”是最自由的天地，它容忍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它需要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现在，我想听您谈谈具体的作品。首先来看一下《母亲》吧。这篇作品以“突然”一词开始，呈现一个普通的少妇对小区里一个与自己平庸的丈夫气质完全不同的陌生男子的痴迷。这让我想起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两篇作品都着意挖掘女性的心理，但是它们却有不同的侧重。您能不能谈谈这两篇作品的不同之处？

我将“深圳人”系列的英译本献给了乔伊斯，因为它与《都柏林人》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总体性的、气质性的，与具体的作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将《母亲》与《伊芙琳》做比较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两个主人公的不同之处是很明显的。她们处在女性生命的不同阶段：一个是少妇，一个是少女；她们对未来的态度完全对立：一个充满了向往，一个充满了焦虑；她们与“围城”的关系也不一样：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一个很想出去，一个不敢进来……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两个主人公心理的乱麻最后虽然都被快刀斩断，作者使用的刀法却完全不同：乔伊斯最后是给伊芙琳注射了麻醉剂，而我是用悬念将母亲痴迷的对象强行带离了文本。我不知道，生活的突变会不会对两个主人公的未来造成不同的影响。这应该让读者去想象。

“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不同篇目之间的人物会有一些显然是您故意设置的联系：如《女秘书》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的顾客，而《两姐妹》的主人公是《剧作家》主人公的邻居……这种设置的意图是什么？它是不是反映了您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这种设置。我的意图是想通过这种联系来强调人物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共时性”。我原来甚至还想过在每一篇作品里都安排这样的联系，后来觉得那过于刻意，也很难做得合乎情理，就没有勉强。记得刚从内地来深圳，对这座城市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奇。内地的许多人都住在“大院”里，彼此之间的家底都非常清楚，人际关系也与历史有许多的纠缠，错综复杂。而深圳人住在“小区”里，邻居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人际关系中也没有历史的局限，因此也就比较单纯。这种状况到九十年代的中期出现了变化，因为“小区”的管理正规起来了，邻居之间开始有了一些互动。而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出现，现在的人际关系当然就完全改变了。“深圳人”系列小说是建立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那种“小区”生活形态之上的。这种生活形态对《母亲》、《文盲》和《剧作家》等篇目都至关重要。我个人非常反感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反感以利益为标杆和以权力为中心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腐化的温床。而我的人物之间那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在我看来充满了诗意。你提到了《女秘书》，我要趁机补充一句，出于篇幅上的考虑，它与《同居者》和《文盲》等三篇作品没有收入“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

在《小贩》的结尾处，“小贩”的再现不仅没有让一直对“小贩”充满同情的叙述者欣喜，反而让他非常失望。“我”宁愿他已经死去，而不愿看着他继续在世界上遭受屈辱。我觉得这个结尾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您好像相信卑微的“小贩”不可能从深圳消失？

我曾经说过《小贩》是我用“三十三年时间”完成的作品。这不仅意味着这篇作品是经过时间不断洗刷之后形成的晶体，还意味着“小贩”这个形象本身也是一种象征。他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是受所有人欺压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而他们又最容易被社会和时代忽略，尤其是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和纸醉金迷的时代忽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深南东路尽头的文华花园。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深入黄贝岭一带那些曾经的陋巷，去观察最底层人的生活。最底层的人很容易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他们不可能从社会的肌体上消失，更不应该从文学的记忆里消失。《小贩》这篇作品纠缠着历史、现实和梦想。它让一个最底层的人与文学共存，与深圳共存。它是我最喜欢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作品，它也是我与翻译者Darryl Sterk讨论得最多的作品。

“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没有沿用原来的书名，而是选用了Shenzheners（“深圳人”）这样一个对英语读者完全陌生的新词来做书名。有国内的媒体评价说您这是“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对用文学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深圳形象，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文学不是博览会和促销会，传播城市的形象并不是它的责任。但是，文学一直是保存和传播城市形象的最重要的方式。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城市都有与它密切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我们都熟悉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乔伊斯的都柏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而关于纽约的作品更是多如牛毛。保存在文学里面的城市会比城市本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无数的铁证。我于1992年夏天（也就是在深圳定居之后不久）第一次跨出国门。我记得当时与我交谈的大多数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我居住的城市，我只能用香港来做参照。这让我感觉非常尴尬。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深圳的知名度当然是大幅提高了，但是与它在中国的现实地位相比，那种知名度却还是很不相称。从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在Shenzheners推广过程中的经验看，文学的确有利于激发西方读者对深圳的兴趣。我3月份去伦敦的时候曾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两次活动。在活动中提到即将出版的Shenzheners，听众都有热烈的反应：他们好奇我呈现深圳的独特方式，他们也好奇这部作品与英语文学经典《都柏林人》的神秘联系。而6月初，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一次文学节上，Shenzheners首次与读者见面，马上就受到了欢迎。一位购书的读者告诉我，她在九十年代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加拿大政府谈判代表去过深圳。她说深圳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关于深圳和Shenzheners的介绍激起了她强烈的兴趣。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她的邮件。这可以当成是我收到的关于Shenzheners的第一封“读者来信”。她说她当天晚上就读完了这部作品集。她说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够引起她的共鸣。她说她欣赏我对生活“娴熟、有力又质朴”的呈现。她还说她要呼吁加拿大更多的出版社来出版我的其他作品。后来陆续收到的其他读者的反应也都相当积极。有一位读者表示他不仅喜欢这本书，还想去看真正的“深圳人”。Shenzheners应该是历史上第一部将“深圳人”带上国际舞台的文学作品，我相信它会激发更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深圳的兴趣。我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世界与深圳之间的桥梁。

刚才您已经提到一些读者的反应，加拿大的业界对这本书又有什么反应呢？

Shenzheners正式出版的日期是9月9日，现在还只有一些样书在活动现场的销售。更多的反响要等到它正式上市之后才会出来。出版界和文学界初步的反应非常积极。加拿大出版界最大的专业刊物刚出版的这一期已经将它作为“中国的《都柏林人》”做了推荐，下一期还将有正式的书评刊登。而刚刚出版的MRB（《蒙特利尔书评》）第50期上已经刊出了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书评称它是“关于生活困境的诗”，评价很高。上个星期五，我也被邀请在《蒙特利尔书评》组织的活动上朗读了这部作品的选段。而出版商带到活动现场的样书也销售一空。还有，我也继续收到一些文学节的邀请，这其中包括加拿大最具国际影响的“温哥华国际作家节”，我将在文学节期间做两场关于Shenzheners的活动。突然之间，“深圳人”将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而我也希望能够将“深圳人”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更多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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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6年8月7日发表于深圳《晶报》“深港书评”周刊。最初的访谈提纲由《南方日报》记者提供。

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

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薛忆沩在创作和出版上“高潮迭起”，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今年又是薛忆沩的出版大年，继北京三联书店推出“薛忆沩文丛”（三种）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即将推出包括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在内的三部作品。同时薛忆沩还在今年实现了英文版“零的突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已经在北美出版。“战争”系列小说也已经被一家英文杂志以整期的篇幅推出。时隔两年，我们对薛忆沩再一次进行了专访。我们希望再一次与出版界的同行分享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思想的风采。

首先，我要问两个关于“访谈”本身的问题。您做过很多的访谈，还出版过专门的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我对其中的一些篇目反复读过多遍，很受启发，与读作品不一样的启发。不过，我也注意到有不少的问题会在不同的访谈里重复出现。面对重复的提问，您会不会有不好的感觉，比如语言的贫乏、世界的喧嚣？您会不会因此感觉厌倦？

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在作品之外说话的人，因为我从来就强烈反感随意的表白和轻率的评判。而且对人类历史的怀疑态度和对个体生命的虚无立场也早就让我对多余的言说有强烈的厌倦。我与《遗弃》的主人公非常相似，一直就在渴望着逃离和“消失”。但是，写作将我推进了公众的视野，让我“不得不”经常在作品之外说话。而且随着读者对我作品关注程度的提高，在作品之外说话的需求也在急剧增加。你提到的访谈集是去年出版的，它差不多是我过去十六年里接受的访谈的合集。可是从它定稿之后到现在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完成的访谈在字数上就几乎已经达到了同样的规模。这意味着我的第二部访谈集很快就要出版了。是的，有一些问题是重复的，也有一些问题是“错误”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还有（也许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有一些我一直在等待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我当然会有厌倦的感觉，因为我对语言的“纯度”有很高的要求，因为我对交流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这是直接与生理反应相连的要求。这种厌倦的感觉会让我对沉默有严肃的向往。我相信，在我的第二部访谈集出版之后，我会进入一段“沉默期”，尽量回避作品之外的言说。

您的访谈多数是由您自己根据采访提纲中的问题“写成”的。您还经常会对问题进行逻辑和语言上的修改。您在访谈集出版的时候甚至还对收入的一些访谈进行了“重写”。因此，您将访谈视为您的作品。这种访谈的创作过程与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什么不同？

一切涉及书写的过程对我都是创作过程，我都会认真对待，比如一份邮件、一张便条，比如过去经常要写的鉴定和检讨。将访谈当成作品来完成缓解了前面提到的“不喜欢”与“不得不”之间的矛盾。它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读者的负责。在访谈的过程中，因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对语言、结构和叙述的技巧都会有高度的警觉。而与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相比，在进入访谈作品的时候，“写作者”的自由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几乎不能去想象，他更是完全不能去虚构。还有，访谈中的很多问题都涉及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又迫使“写作者”不断在虚构和现实之间穿越。访谈的创作过程其实有点像是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搭建一座实用又美观的桥梁，在设计和施工上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有人说您是非常自恋的作家。而我从您的作品里可以明显地感到您其实兼具骄傲与谦卑两种秉性：一方面，您对文学这种“最神圣的事业”充满了骄傲；另一方面，您对文学所依赖的语言和文学本身的传统又保持着谦卑的敬意。不知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两种评价？

这是两种关于我的经典评价。我从来就对艺术家“自恋”的责备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责备表现出的是对艺术家的无知。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超常的自恋情结。这种顽固的情结是对艺术家的创造力最天然的保护。没有这一层保护，艺术家怎么去承受超常的孤独和超常的敏感？没有这一层保护，艺术家怎么能够将超常的孤独和敏感升华为愉悦人类感官和丰富人类精神的作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艺术家与大众是对立的。艺术家是创造者，而大众是消费者。对美从一而终的敬意是创造的根基，而消费的本质则是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记得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吗？艺术与现实的冲突通过饥饿艺术家的命运获得了最深刻的呈现。今天的艺术家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功利、更加平庸、更加荒谬的世界，没有对自己的天职和使命的骄傲，他不可能作为艺术家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这种对天职和使命的骄傲是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而一旦拥有了这种力量，艺术家的谦卑就会从艺术中流露出来。我将近三十年独立特行的文学探险充满了艰难困苦，没有根深蒂固的骄傲和谦卑，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阅读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随笔还是访谈，都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语言之美：清晰、流畅、从容、细腻……姑且笼统称为“诗意”吧。一位出版人将“文革”以后的现代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认为它是一种“健康、成熟”的“新的语言”。我感觉您的语言就属于他称道的这种“新的语言”。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

还是2007年前后在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上写读书专栏的时候，我的语言的这些特点就开始被读者注意和称道。后来，通过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我的语言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直接引发了我从2010年开始经历长达六年时间完成的所谓“重写的革命”。将“文革”以后的现代汉语单列出来应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学术观点。“文化大革命”被视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它冶炼出来的“新的语言”因为这种“继续革命”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又因为这种“继续革命”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接轨：它的视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它也远比传统的语言更适合向灵魂深处的挖掘。我并不清楚我自己写作的语言是不是可以归为这种“新的语言”。但是，在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我用许多实例强调过七十年代的“语言”对我的影响。

在一个访谈里，您提到在移居加拿大也就是在远离母语环境之后，您反而对汉语产生了亲密的感觉，并且发现了汉语特殊的美。能够具体谈一谈这种好像有点反常的认知过程吗？

前面说过，通过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我对母语的感觉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像“爱”那样的亲密的感觉出现在我和母语之间。还有就是韵律。我好像突然掌握了汉语的韵律。我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会出现很明显的乐感。还有就是逻辑。以前我也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汉语没有逻辑，这时候，我却突然发现了用汉语进行逻辑表达的奥秘。这时候，我已经移居加拿大七年了。几乎所有的移民都用是否买了房子、是否找了工作等等功利的指标来评估移民的成果，而我评估的标准却是自己与母语的关系。远离母语的环境，却对母语产生了更好的感觉、更深的感觉……这的确是一种有点反常的认知过程。将来也许心理学家会对这个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对我自己而言，这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的这四年时间里，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高潮迭起”就是这奇迹的铁证。

您正好提到了2012年以来这“高潮迭起”的四年。在今年出现的高潮中，引起媒体特别感兴趣的是您在翻译方面的突破：不久前，美国的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刚刚以整期的篇幅推出了您的“战争”系列小说专辑，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作为您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也马上就要在北美正式上市。您对自己作品的“国际化”有什么样的野心？

还在少年时代我就迷上过《歌德谈话录》。我完全认同他“世界文学”的理念。文学面对的是人性，而不是主权。“普世价值”是文学的终极追求。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国际化”的，都应该能够在“别处”获得共鸣。这种共鸣一直是我对自己的文学的向往，也是我对整个中国文学的期待。注意，这种共鸣不是大大小小的媒体或者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制造出来的噪音，而是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的理智的和谐与情感的呼应。“战争”系列小说和“深圳人”系列小说在中国都是获得了最高评价的作品，我很高兴它们的译本也正在获得“别处”的普通读者的认同。我的野心其实是一种“平常心”。我相信好的作品一定是“国际的”、一定属于全人类。还想补充一句，歌德说过，只懂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不懂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见解。一个写作者并不一定要懂得另一种具体的外语，但是他必须懂得那种最抽象的语言，那种呈现“普世价值”的人性的语言。

您如此关注语言、如此追求诗意，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巨大而简单的东西不会丢失，但是那些语言和诗意的细节呢？您的作品里布满了细节的神经，您是否担心它们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丢失呢？还有，您自己通晓英语，也曾经尝试用英语创作，您怎么看待由别人来翻译自己的作品、自己直接用外文写作以及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这三种不同的创作过程？

是的，我非常担心细节的丢失。在“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定稿前夕，我通读了两遍译文，重点就是检查细节的翻译情况。当然，原文中总是有一些细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翻译到另一种语言里去。对于这种情况，一位优秀的翻译者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要有应对的措施。有意的“不译”可以接受，无意的“漏译”却不能原谅。我的译者非常优秀，他的译作不仅有地道的英语语感，也比较忠实于原文（尽管在文体的层面上，尤其是段落划分的方式上，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这是我将来会谈及的问题）。我们在翻译的最后阶段对细节的处理有过深入的讨论。尽管如此，在样书出来之后，我还是发现了两处“漏译”。比如在《小贩》一篇中，叙述者最开始说他甚至在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时候都会想起小贩，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他又用类似的句法说他甚至在解“不等式”的时候都会想起小贩。原作中数学术语上的精细对比是想说明叙述者已经进到了较高的年级。它没有被翻译出来，也逃过了我的两次审读。这当然并不影响阅读，也没有影响叙述的节奏，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当然，翻译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像我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必须一开始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直接用外文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我自己尝试过之后，发现不能充分满足创作的欲望。我没有试过翻译自己的作品，我相信那会比由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翻译留下更多的遗憾。

除了翻译方面的突破之外，今年也是您在国内的出版大年，或者应该说“又”是。前不久，我们刚对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三种）做过专题报道。现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您的另外三部作品马上又要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了。您这四年的“高潮迭起”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当然不可分割。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是的，我今天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2012年年初，一翻开《与马可·波罗同行》的书稿，王焰社长就立刻看到了我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毫无保留地给出了最高的评价。这是写作与出版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幸运。《与马可·波罗同行》于当年的5月出版，是我同时在上海出版的五部作品之一。而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每年都出版我的两部作品，今年的选题达到了三部。至今为止，他们一共出版了我的十部作品，一色的精装，一色的精品，而且全都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各个环节都非常专业，而朱华华等三位责任编辑的认真敬业更值得称道。我这四年来不可思议的创作热情可以说是被王焰社长带领下的这个团队激发出来的。如果回顾一下这十部作品在全国读者中的影响，就不得不惊叹我们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今年，整个的出版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作品的出版有增无减。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以及读书随笔集《伟大的抑郁》和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本（第四版）很快就将与读者见面。

《伟大的抑郁》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又回到了“重写”的话题。201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学的祖国》市场不错，好评很多。但是，我自己却一直都并不满意。2014年底，我对其中涉及文学的作品进行了“重写的革命”，并且交给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就是《文学的祖国》（新版）的由来。2015年11月初，我又对其中非文学类的那一部分作品进行了“重写”，再加上从《一个年代的副本》里取出的一组短文，结集而成了《伟大的抑郁》。这本书表面上是关于书的书，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书。它的篇幅不大，涉及的话题却很广，相信也会深受读者喜爱的。

《希拉里、密和、我》是您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您因此给了它“老五”的爱称。我知道它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异族女性与一个中国男子之间离奇的爱情故事。您的灵感来自何处？您说过人的脆弱和孤独是您全部作品的主题，这样一部关于爱情的长篇小说是在从哪个角度切入这一主题的呢？

那还是在2011年的年初……《白求恩的孩子们》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巨大阻力让我陷入了极度的绝望。我感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死亡的边缘。我不想那样在绝望中死去。我开始对自己施行一系列的拯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冒着严寒去皇家山顶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就是在那一段生死挣扎的时间里，《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人物的原型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她们中的一个是坐在轮椅上不停地写作，一个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行踪都有点奇特，举止都有点古怪。但是，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的生命力却与令我绝望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她们分散了我对自己的注意。她们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脆弱和孤独是“爱”的失去造成的，是“真”的残酷造成的……这种想法将我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我在那个冬天结束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将来一定会以她们为原型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没有想到它会在五年之后就瓜熟蒂落。我以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是我对“爱”和“真”的困惑导致了这部作品的早熟吧。

被许多人视为是“经典”的长篇小说《遗弃》有着传奇的经历，在出版界享有盛誉。它最新的版本是否又做过重大的改动？这一次的出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刘再复先生称《遗弃》是“等待共鸣的奇观”，这种定位至今还有意义。《遗弃》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八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八十年代的青春生活、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与西方思潮的关系、八十年代的父子关系和两性关系，还有写作的价值、反抗的意义等等。《遗弃》的确已经“享有盛誉”，但是对它的阅读却还很不充分。这就是这次出版的意义。当然，前一个版本的印刷质量低劣，为许多读者诟病，这也应该是这次出版的意义之一。前一个版本是彻底的“重写本”，这次只是对“重写本”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没有太大的改动。《遗弃》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二十七年了。它的确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品。最近一期（第八期）的《作家》杂志刊出了我关于它的最新访谈，许多的“料”都已经在那里“爆”过，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好文学的坏运气》这篇文章大概写于2008年吧。八年过去之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2012年以来的这“高潮迭起”的四年，您对自己的文学是好文学当然更不需要怀疑了，但是，“坏运气”呢？您认为您仍然在受“坏运气”的困扰吗？您心中的“好运气”又是什么呢？

好文学的坏运气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现象。但是，“坏运气”在不同的写作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完成过五部长篇小说，而其中的两部至今无法抵达大陆的读者，这是我的“坏运气”。这种“坏运气”并没有因为我的“高潮迭起”而消除：《一个影子的告别》的原稿是在1989年1月完成的，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原稿是在2009年完成的，至今也已经过去了七年。这两部作品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却还不能在大陆出版。在我看来，写作者的“好运气”就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作品能够直接抵达“用户”，由读者去审查、去评判。好文学总是与坏运气并存，这是许多写作者必须面对的“辩证法”。这也是我不断强调写作者对写作必须具备“宗教狂热”的原因。马丁·艾米斯曾经称写作是反对陈词滥调的战争。在这个时代，陈词滥调更为陈腐、更为泛滥，这场与陈词滥调的战场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更为激烈。写作者其实别无选择，他只能置“坏运气”于不顾，向“死”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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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6年8月17日由百道网推出。访谈提纲由记者杨玲提供。

“童话”和“神话”

您写关于“全球化”题材小说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触动了您？

我相对成熟的写作开始于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正好是“全球化”过程开始加速的时候。这历史的浪潮在我最早的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和《流动的房间》里就已经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里的不少作品更是在自觉地探讨“全球化”过程对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影响。但是，真正让叙述者置身于“异域”的尝试还是从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开始的，也就是在2009年左右。那部作品从一开始就挑明了“我”的移民身份：他是一位居住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学者。而《希拉里、密和、我》直接就是一部献给“全球化”大时代的作品。它激情地介入了困扰这个时代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真”的问题，一是“爱”的问题。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儿童时代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歌是《国际歌》。“国际视野”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我谈到过“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我认为“全球化”过程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动摇“人性”的边界和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既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对文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写《希拉里、密和、我》用了多长时间？是什么力量推动您去牵引着故事不断发展？

写作是从2015年11月13日开始的，到2016年2月21日结束，用了整整一百天，比写作《空巢》所用的时间要长一点。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初稿，一半的时间用于修改和定稿。推动我写下去的力量主要是一些“负能量”，比如我对这个时代的“轻”的不满和我对这个时代的“浮”的担忧。在最近这四年时间里，这种不满和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经过五年时间的集结，这些“负能量”已经足够强大，终于让生活的“原型”裂变为了小说的人物。当然，对“真”的渴望，对“爱”的迷恋以及对写作的崇敬等等的“正能量”也在创作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这部小说如同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有很大的时空跨度，而舞台却又始终围绕着严冬，围绕着冰天雪地的皇家山上，这种戏剧化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是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的冬天在蒙特利尔的皇家山上遇见作为小说人物原型的那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和那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的。也就是说，这个小说的舞台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出于人为的设计。或者说，舞台的设计者是“上帝”吧。东方女人专注的写作和西方女人专长的莎士比亚使这天然的舞台向文明和历史开放，并且与圆明园的遗址形成激情的对应……整个故事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时空跨度。

这部小说是一部由若干爱情故事组成的作品。为什么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很悲凉？其根源是什么？这也与“全球化”有关吗？

是的，哪怕是出现在“结束的结束”一段里那个貌似温馨的爱情故事最后也因为“我”想到死后与谁埋在一起的问题而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仔细想来，我全部作品里面的爱情故事都很悲凉。根源可能很复杂。内因当然隐藏在我个人心理的迷宫里，在我的“本我”、“自我”，甚至“超我”里；而外因就是已经无法逆转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过程加快了人类的生活节奏，刺激了人类的物质欲望。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极限发展令信息泛滥、时空错位，对生活中的“真”和“爱”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爱情作为“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的确已经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童话般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以“从此”为标记的幸福的结尾。那是排除了一切不安定因素的结尾。而“全球化”过程打破了这“从此”的美梦。它用先进又廉价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将不安定的因素引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本应该是最安全的“主卧”。

在小说的一开始，“我”与临终前的妻子流露出了对移民的悔意。我们知道，您已经移居海外多年。这种悔意代表您对移民心态的总体判断吗？

那种流露只是“我”对亲人死到临头的一种正常反应。在叙述上，这当然也是为故事后来的发展所做的铺垫。它不代表我对移民心态的总体判断。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不同时候对同一种待遇的感受也不一样。我自己的选择具有强烈的精神色彩，而我的移民生活也完全受精神的主导。这导致了我对许多事物的不同看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房子，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学一个可以方便找工作的专业，而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黄昏里背着四十斤的“柴米油盐”走两三公里的路回家，对我也不是一种屈辱，而是一种享受。我的许多故事就是在那样的行走中形成的。我写过一篇《文学与剩饭》的短文，爆料说我多年的年饭都是“剩饭”。这也被我当成是一种荣耀，因为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春节期间吃着“剩饭”完成的。要知道，在移民之前，我只是一本书（《遗弃》）的作者，而今天我已经是二十本书的作者。我的移民生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它呈现了精神生活的可能，它见证了精神生活的力量。

“王隐士”是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准备结束自己的移民生活的时候，“我”想起了“王隐士”关于“回家”的论断：“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你永远回不了家，你是所有地方的陌生人！’”显然，这个“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居所，它指的是什么？

“王隐士”是一位“智者”，他不断用抽象的问题将“我”带到哲学的高度。他的见解对“我”的性格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所说的“家”的确不是物理或者生理意义上的“安身”的居所，而是足以“安心”和“安神”的精神意义上的归宿。那个物理或者生理意义上的“家”已经被“全球化”的惊涛骇浪彻底摧毁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他分析“全球化”过程的论文中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类的生活已经不再需要历史了。这是很深刻的观察。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呼应了“王隐士”的论断。小说叙述者“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回到中国的。他没有任何的幻想，他没有“回家”的感觉。表面上平静的结尾其实有很深的绝望。对他来说，“家”也许就是凝固在他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后的那个冬天里的迷惘、伤感和激情。那是他的生命“从此”不可能逃离的地方。

希拉里、密和、“我”这三个人物的情感遭遇都与“失去”相关，他们的“失去”有没有共通的属性？他们命运的碰撞又有没有现实的指向？

是的，《希拉里、密和、我》是关于“失去”的作品。三个主要人物在皇家山上相遇的时候都在遭受“失去”的折磨。他们的“失去”都与“真”有关，都与“爱”有关，都与作为终极和归属的“家”有关。这是他们的“失去”的共性。而写作和文学让他们的命运在严寒的皇家山上碰撞，这种碰撞用激情颠覆了屈辱，将意义还给了生活。因此，《希拉里、密和、我》也同样是一部关于“获得”的作品。它带来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它带来了一个时代的“神话”，它让我们看到了只有精神生活能够创造的奇迹。“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生活已经离“精神”越来越远了。从许多语言现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高大上”这样的词，原来纯粹是精神的标志，现在却完全成了物质的标签。小说人物命运的碰撞在提醒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回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回到精神生活中去，那是意义的源头，那也是奇迹的居所。

您的上一部长篇小说《空巢》关注的是中国，而《希拉里、密和、我》转向了世界。对您而言，这是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发展？

我前面说过，我的视野从来就很“国际”，这应该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共同特点。那时候，我们有许多世界级的“精神之父”，如马克思、恩格斯，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级的“人民公敌”，如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全世界人民的大解放”等等带有强烈“全球化”色彩的词语完全是我们少年时代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在《空巢》之前，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已经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空巢》虽然聚焦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全球化”也是它重要的背景：叙述者的两个孩子一个生活在欧洲，一个生活在北美，而邻居“老范”也曾经在美国生活，并且险些亲历了对“全球化”过程造成最大打击的“9·11”事件。我接下来要写的仍然是一部立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同时，它与人类文明也有非常奇特的联系。

在您的作品中，自传的成分往往能占到多大的比例？《希拉里、密和、我》算是您的“移民自传”吗？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作品与生活（尤其是内心生活）之间的亲缘关系。我甚至相信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体”的。但是，作家的“自我”是非常分裂的，它经常可以同时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呈现，而作家的“自我”又是非常膨胀的，它甚至可以超越现实，直逼想象力的边界。正因为这样，我们根本就无法估算一部作品自传成分的比例。比如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面，小说的自传成分就渗透到了多个人物。我曾经说过小说中那个在十三岁就已经自杀的孩子比依然还生活在蒙特利尔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更具备我的自传特征。《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女性人物的“原型”也都与我在生活中相遇过，而我却没有遇见过其中的“我”：我自己从来没有开过便利店，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王隐士”的教诲；我更不是四川人；我在大学里学的也不是新闻等等。这部作品不是我的“移民自传”。它只是我用汉语完成的一个“童话”和一个“神话”。

《希拉里、密和、我》始终贯穿着一种孤独、冷寂的色调。您在生活中的状态大致是什么样子？您会把生活状态当成文学状态吗？

我有非常随和又略带羞涩的外表，这从我的许多照片上都能够看得出来。我在生活中的状态与我的这种外表也比较一致。但是，忧郁却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气质。我在少年时代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十一岁左右，我就对自己家庭拥有的那一点点特权充满了负疚的情绪，我的目光总是对生活中最脆弱的角落异常敏感，也充满了悲悯。这种忧郁的气质固执地渗透到了我整个的写作生涯之中。在精神的层面上，我的生活状态与文学状态的确无法分离。

许多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对您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作家残雪甚至认为您的一些作品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对这样的评价您自己怎么看？您对博尔赫斯又怎么看？

我对写作抱有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狂热。写作的过程往往都如同朝圣之旅，充满千辛万苦。来自专家的“很高”评价当然是巨大的安慰。至于某一个具体的参照，我倒是从来都没有在意过。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文学的奇观。他从书籍中获取灵感的特殊才能弘扬了从《堂吉诃德》以来西方文学重视知识的传统。我自己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传统相连。值得注意的是，博尔赫斯还是自觉又激情地将“全球化”的世界观带进文学作品的写作者之一。我不知道他如果活到“全球化”过程已经发展到极限的今天，看到书籍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看到他情有独钟的欧洲已经变成了恐怖活动的前线，看到理性的力量已经无法抵挡情绪的力量……他会怎么去想象他的下一个故事。你的问题还让我想起一件趣事。三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著名书评人梁文道。我问他是否听说过我。他说：“当然，你是作家们的作家。”这种回答说明他不仅仅是“听说”过我。谁都知道，“作家们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在西方文学界的标签。

您曾说过，“在这个时代，我仍然用古典的方式在写作，我仍然想回到古老的情感之中，纯粹的快乐、纯粹的忧伤……”您所理解的“古典”是什么样子？它与“现代方式”的差异在哪里？

我想，福克纳1950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简短发言中强调的那些“古老又普世的真理”可以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些真理是：爱情、荣誉、怜悯、骄傲、同情、牺牲、勇气和希望。它们与“现代方式”中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在于：第一它们重如泰山，第二它们历史悠久，第三它们具有普世的价值。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重量的，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一定是有益于全人类的。

2012年开始，您一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创作和出版势头，五年间出版了将近二十部高质量的作品。您也因此成为这五年之内中国文坛曝光率最高的作家之一。是什么导致了这文学史上罕见的“爆发”？

我曾经将我这五年间的“爆发”归功于我的“孤陋寡闻”：我从不用微信，很少上网，也没有虚拟的“朋友圈”……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能做到“孤陋寡闻”很不容易。不受信息打扰的生活就如同陶渊明想象中的桃花源。我在那里专注地播种、辛勤地耕耘，最后终于有了这令人不可思议的收获。

您不认同“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标签，为什么？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您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

我不认同所有的标签。标签如果不是对人性的歪曲，至少是对生活的简化。我是中国文学的版图里少数将文学当成“宗教”的写作者之一。我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批判性”和“探索性”。这种坚持让我注定不可能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同时，我又坚守文学固有的法则和纯正的传统，与许多“无法无天”的非主流派别也相距甚远。还是不要急于给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命名吧。关键是要不停地写下去，要用一部一部的作品让这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断地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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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部分以“访谈”形式，部分作为“报道”内容发表于2016年10月11日《长江日报》关于《希拉里、密和、我》的专版。最初的访谈提纲由记者宋磊提供。

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让我们先从《希拉里、密和、我》的结尾开始吧。经历了蒙特利尔最奇特的冬天之后，“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移民生活。这是符合小说逻辑也令人伤感的决定。之后，“我”与女儿道别的过程洋溢着“和解”的气氛，有点出乎意料；接着，那位“温馨”的护士长的出场也一定会让不少的读者感觉意外，当然最后还有《空巢》的“现身”……您将小说的结尾称为“结束的结束”，为什么在最奇特的冬天结束之后，还要安排另一个充满着这些意外的结束？

我想这是出于叙述本身的要求。因为“最奇特的冬天”的结尾充满了悬念，或者说是一种开放的结尾：希拉里下落不明，密和也前途未卜，“我”又似乎马上要回到“开始的开始”，回到那种绝望的“空巢”状况……这时候，一些比较实际的“逆转”能够让叙述安全着陆。许多经历过儿女反叛期的父母都知道，“和解”的出现经常出乎意料，就像“反叛”本身一样。而小说中的这种“和解”直接将“我”带到了抵达异乡之后的第一天，也缓解了离开的压力。经过了整个冬天的喜悦和忧伤，这种缓解是必需的。“温馨”的护士长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她让“我”有了淡淡的归宿感。《空巢》的出现也符合小说的逻辑。它促成了“我”与父亲的和解，也促进了“我”对护士长的了解。其实最开始，我是想让“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这部作品的。是叙述逻辑的需要让我改变了初衷。

“我”、希拉里、“王隐士”以及密和这几个人物都有对自身遭逢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的追问，尤其在“我”那里，这种追问多次出现，这是否也是您自己的追问？

是的。这也是我的许多作品，甚至可以说我的所有作品的追问。《白求恩的孩子们》就是建立在这种追问的基础之上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整整两代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他的“来到”而改变了：他的精神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他的事迹确定了我们的视野……而我们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的力量进一步放大了偶然的魔力，代表必然的真理正在面对着不断的挑战，它正在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时代，终极的追问显得更加重要。通过这种追问，我们也许能够找回一点人类生活的意义，也许能够召回部分人类生活的灵魂。

“我”最后一次走进皇家山的时候，突然感到了彻底的幻灭。您好像是想告诉读者：不论是充满精神含量的爱情（出现在“我”与圆明园的少女、希拉里及密和之间），还是浸透物质利益的婚姻，最后都会以分离终结，或者说，无论生命中偶然和必然最后都要同归于幻灭？

“我”最后一次在皇家山上感到的幻灭是一种终极的幻灭，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它是人在追寻“真”和“爱”的道路上必然要遭遇的精神痛苦。“爱情”是生命中永恒的奇迹。它是创造力的根源。它也是艺术创造活动的隐喻。更重要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经历过伟大爱情的生命一定能够超越狭隘的“现实”和低俗的“自己”。任何涉及利益和权力的关系都无法与爱情相比。爱情的喜悦是最值得去享受的喜悦。爱情的忧伤是最值得去经历的忧伤。“我”后悔过婚姻，却从来没有后悔爱情。那个寒气袭人的童话和神话将永远陪伴他的余生。

在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里面，您让妻子和女儿因为车祸而离去，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里面的主人公也已经站在了婚姻的废墟上，而在《希拉里、密和、我》的一开始，您就让妻子去世、让女儿离开……您对婚姻是不是持否定的态度？

死亡是我观察生活的重要视角，所以我的每一部作品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或者说建立在死亡的基础上。你列举的这三部作品就很典型。“向死而生”成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我关注的并不是婚姻，而是死亡，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我对婚姻的态度其实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从你列举的作品里也能够看出这一点。比如出租车司机吧，他妻子和女儿的死改变了他的视角，也改变了他的生活。当然，我对陈词滥调从来就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而婚姻是很容易变成陈词滥调的。

《希拉里、密和、我》中，“王隐士”的一番极具哲理的“布道”让我想到《遗弃》中的图林。我觉得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的相似性，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也应该就是您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您承认《遗弃》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性”，《希拉里、密和、我》是否也是您现在心境的写照呢？

你关于“王隐士”和图林的比较很有意思。是的，他们都是“业余哲学家”。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也的确与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接近。《希拉里、密和、我》始终都沉浸在忧郁和幻灭的情绪之中，那是对一个时代的忧郁和幻灭。这与我现在的心境也的确十分吻合。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急剧加速，“全球化”过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处境。我相信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和荒谬的。过不了多久，做“王隐士”那样的“逃犯”也将不再可能。无孔不入的信息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已经彻底打破了个人的尊严和生活的秩序。

正因为您的作品之间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您觉得您是一个在“重复自己”的作家吗？或者说，您不过是在用不同的作品来探索同一个主题？

我是一个具有强烈探索意识的写作者，我对形式上的创新有天生的癖好。比较我的五部长篇小说，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每一个写作者的主题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写作者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重复自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这是写作这种事业本身的特点。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写作与“时代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八十年代中国的那种思辨和批判的精神，那种纯粹的“精神性”，《遗弃》就完全不可能存在。同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往往会共享一些主题，甚至一些视角。也就是说，他们不仅“重复自己”，还“重复同行”。事实上，他们是在“重复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处在“全球化”急剧加速的大时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引起写作者的注意，它事实上催生了整个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而最近这四十年，这个过程空前加速。它的影响力已经直逼人类生活的根基，直逼人性的底线。正因为这样，它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根据纳博科夫的说法，大多数文学访谈都有点像是智者与小丑之间的无聊对话，或者更差。而您说您将回答访谈的问题当成是一种创作。我很好奇，您觉得谈论您自己和您自己的作品会有助于作品的被认识吗？

纳博科夫的这种说法有点刻薄，却很有道理。关键谁是小丑，受访者还是采访者？我想，这种说法也许就是纳博科夫只接受笔访的原因：他不想让未经深思熟虑的回答将一个智者变成了小丑。我也是几乎只接受笔访的人。我甚至会修改采访者的问题（当然不是内容上的修改，是语言和形式上的修改）。我对访谈的态度其实与纳博科夫的说法相吻合。精心的创作将小丑变为了智者。许多读者都反映我的访谈让他们对我的作品有了更深的认识。这说明访谈的确有“辅助”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对读者的帮助，而是对我自己的帮助。精彩的问题经常会引起我对自己的生活和作品新的思考和认识。这也许就是访谈这种源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形态最令我着迷的地方。

《希拉里、密和、我》中有不少的巧合或者说重叠：不管是八十年代在圆明园遇见的少女，还是三十年后在皇家山上遇见的希拉里与密和，“我”的走近都以阅读和写作为媒介。甚至密和的父母在七十年代的走近也与阅读和写作有关……这是不是您作为创作者的刻意安排？除此之外，密和的父亲说：“哲学和死亡是我的导师。”这更让我有点疑惑，哲学真的能够对一个人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吗？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是因为您对人物进行了薛忆沩式的想象。这种想象让您的作品中的人物具备了类似的气质，成为了“这一类人”。

两个很重要的事实也许有助于消除你的疑惑。第一，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主要女性人物完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我在2010年到2011年间的那个冬天同时在皇家山上遇见了她们。那个东方女性每天都坐在湖边写作，坐在轮椅上写作，而那个西方女人每天都迷惘地看着远处，好像对身边的一切都没有兴趣。我后来知道，她是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而“我”在圆明园遇见的少女也间接地“来源于生活”。八十年代，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他们在圆明园的“艳遇”。那些“艳遇”都与阅读有关，都与写作有关。我那时候也经常去圆明园。很遗憾，我自己从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艳遇”？第二，我总是在生活中遇见相同气质的人物。有时候，我甚至会听到这些人在不同的时空里说出同样的话。在关于短篇小说《小贩》的创作谈里，我谈到过自己与“小贩”长达三十三年的关系。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小说中最暴力的那一幕就发生在我们学校的门外。后来，我又不断遇见“他”，在伦敦、在巴黎、在蒙特利尔……相同气质人物的重复出现是生活的神秘或者说诡异之处。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希拉里、密和、我》中刻意安排了一些巧合和重叠，比如在圆明园和皇家山上，《十四行诗》在相距三十年的时间和相隔着一个地球直径的空间里重现；比如密和父亲的话在四十多年之后又被“王隐士”重复。我甚至还暗示希拉里也许就是密和母亲的魅影，而“我”有可能就是密和父亲的幻象。这样，三个主要人物在皇家山上的相遇其实就是密和正在写作的故事的翻版。《希拉里、密和、我》是一部向阅读和写作致敬的作品。我相信，世界上许多人的生命可以通过一部作品、一种气质甚至一个意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的历史中存在着无数这样神秘莫测的链条，就当它是一种精神的DNA吧。

在上一次百道网对您的采访中，您提到了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那段精彩的回答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您小说中的人物与卡夫卡异化世界里的那些人物相似，都是彻底的孤独者。不过您的人物往往带上了哲学的色彩、受阅读的影响很大，而卡夫卡的人物则通过寓言的形式来呈现，不需要借助哲学和阅读的“外力”。加缪也没有借用哲学和阅读就将“局外人”默尔索的孤独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很想知道，您对自己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期待？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借用物理学的术语，我称它为“参考系”问题。我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一个影子的告别》、《白求恩的孩子们》和《空巢》这三部都基本上没有用哲学和阅读来做参考系。而我的许多短篇小说，包括最著名的《出租车司机》也都没有用到类似的参考系。《出租车司机》只有一处提到了书：压死了出租车司机妻女的是一辆运送图书的货柜车。“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甚至还有一篇题为《文盲》的作品，主人公不仅与书没有关系，与字都失去了联系……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有能力挣脱作为我个人写作标志的参考系，或者说，我有能力更直接地呈现自己的故事。至于有没有必要来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彻底摒弃自己的品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以我现在正在酝酿的三个故事为例吧，其中两个故事的主要背景都是“乡村”，但是，它们的主人公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个故事的中心都矗立着一个显眼的文化坐标，甚至是国际性的文化坐标。没有这个坐标，故事就无法成立。我不喜欢别人给我的写作贴上诸如“精英写作”或者“知识分子写作”之类的标签，但是，我也不会为了避嫌而刻意抹杀自己写作的个性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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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6年10月13日由百道网推出。访谈提纲由记者赵芯竹提供。

全球化时代的“真”与“爱”

作为凝结您多年移民生活与经验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的背景是“全球化”的大时代。这是继《白求恩的孩子们》之后，您又一次将长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与“全球化”过程的关系？

“全球化”过程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现代文明的起点。不过，随着冷战的寿终正寝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过程才突然急剧加速，变成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全球化”过程不仅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解构了人类固有的认知方式，扭曲了人类正常的精神状态。它甚至已经开始侵蚀人类价值体系的底线，进而对“人性”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一个时代显然为文学提供了机会。但是，它也给文学出了难题：文学要如何处置“全球化”带来的人类的“身份危机”？文学要如何处置“全球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我想，在这个表面上不需要文学的时代，文学实际上更能够大有作为。

中国文学中，自觉地直面“全球化”的作品好像不多。您将这部作品献给这个时代是不是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有更多的作家和作品能够关注“全球化”过程带来的特殊问题？

是的，我希望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能够对这个特殊的时代有更多的思考和发现，而不仅仅是“乐在其中”。“全球化”过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如“移民”和“难民”、“种族”和“资源”，如“环境破坏”和“身份危机”……其实最早的文学经典就已经在关注类似的问题，如荷马史诗，如《圣经》。而二十世纪开始的现代派文学更是对“全球化”过程做出了自觉、激烈又超前的反应。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对“全球化”过程中大众与艺术关系的绝望预言已经被后来的现实反复印证。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一开始就用早已经“全球化”的吉普赛人将主人公带到了孤独的源头：层出不穷的信息和络绎不绝的创意颠覆了真实的时空感觉，喧嚣与躁动激怒了生命中孤独的困兽。还有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它看到了生命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失重”现象，它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关键字。

与您的上一部作品《空巢》一样，《希拉里、密和、我》也将小说人物生命的真相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这两部作品可以说都是求“真”的作品。不过，我注意到这两部作品的叙述策略其实正好相反，《空巢》的叙述策略是不断逃离“真”，而《希拉里、密和、我》的叙述策略却是不断靠近“真”。您是否认同我的这个观察？

这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我自己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空巢》的叙述的确是由不断暴露的“假”往前推进的。最后，主人公连“真”的警官也不敢相信了：“离开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而《希拉里、密和、我》的叙述却是由不断呈现的“真”往前推进的。最后，三个主要人物生命中的真相终于大白于读者，而发生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上的“冬天的童话”也在悲剧的气氛中结束。完全的“真”和彻底的“假”最后都同归于虚无，这好像是“全球化”时代的辩证法。

“最深的孤独就是抓不住真实而产生的孤独，而最浓的乡愁就是对‘真实’这最神圣的故乡的乡愁”……我认为，小说中的这句话不仅是这部小说的内核，也是对您全部五部长篇小说的总结。您同意吗？

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去追寻那无法获得的最终极的“真”，而我的五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这样的追寻者。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记得《遗弃》主人公做过的那个梦吗？他梦见一个舞女在沙漠的中央劲舞，不断地撩起自己的裙子。我们的“业余哲学家”很快就意识到舞女永远都不可能撩到最后的一层，因为她穿的是一条“无限”的裙子。这个梦，或者说那神奇的长裙就是关于“真”的隐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而“真”永远都隐身在无限之中，可以逼近，却无法抵达。

您笔下的“爱情故事”总是弥漫着忧郁和孤独的气息，《希拉里、密和、我》中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例外。但是这部小说有一个“结束的结束”：“我”最后在自己的祖国无意中收获了一份温馨的感情。这样的结局与《空巢》直抵死亡的结局形成对比，这是否意味着您世界观的一种变化？

你提到的“温馨”只在全书277页的最后4页中出现，它不可能冲淡整部作品忧郁和孤独的气息。而整部作品的倒数第二段，叙述者想到了“我将来会埋在哪里呢？会跟谁埋在一起呢？”，这两个带着浓厚忧郁色彩的问题反而将刚刚出现的“温馨”完全冲淡了。“爱”也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和纠缠，就像“真”一样。我在中学阶段解那些数列难题的时候就对“无限”这个概念有深刻的领悟和无奈。这种领悟和无奈与从《哈姆莱特》那里获得的虚无主义一起确定了我的世界观的基调。它永远都不会改变。

来无踪去无影的“王隐士”无疑是《希拉里、密和、我》这部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惊世骇俗的点拨，“我”就不可能“看见”皇家山上那两位奇特的异性，更不可能与她们建立起有张力的三角关系。但是，我总觉得“王隐士”表达的其实是您自己对“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看法……

我的作品里渐渐出现了一种“智者的声音”。《空巢》中的老范就是一位智者。他对世界的看法对叙述者的生活态度和内心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声音是零散的、碎片的。而“王隐士”的声音就比较系统了。他关于“生活的全景”的长篇大论对“我”性格的改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这的确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您对语言情有独钟，每一部新的作品都好像是您发掘语言潜力的一次实验，《希拉里、密和、我》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语言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呢？

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和思想性，而在我看来语言是第一位的。作品的故事可以让读者继续去想象，作品的思想可以让学者继续去阐发，但是语言完全是作者本人“独裁”的，是凝固在文本里的，是不能再“继续”的。可以说作者是语言的终结者。正因为这样，我相信对语言的崇敬和负责是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现在中国的作家们越来越重视语言了，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向。我相信写作者的语言和写作者对语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作品故事的格局和思想的深度。

写作和书籍一直是与您的作品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在《希拉里、密和、我》中，“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密和是在严寒的旷野里坐在轮椅上的写作者，而“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希拉里与“我”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展开。这种与写作和书籍的关系是出自您的想象，还是“来源于生活”？

《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继《遗弃》之后又一部向写作和书籍致敬的长篇小说。《遗弃》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的写作都是我的写作，主人公读过和拥有的书籍也都是我读过和拥有的书籍。而《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也有现实中的“原型”，这部作品与写作和书籍的关系完全“来源于生活”。正是这不可思议的生活激发了我的灵感，激活了我的想象。当然，生活要变成文学需要时间的发酵，需要艺术的加工。我是在看见这两个原型五年之后才写出这部作品的。还有，希拉里的“原型”是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与我谈起过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十四行诗》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成功地将生活中的“原型”提炼成了作品中的人物。今年正好是莎士比亚离世第四百年，我的这部作品无意中也成为了在这特殊的年份向文学的主神致敬的作品。

中国的文学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文化的“现实”，小说一旦涉及与写作和书籍相关的精神生活，往往就会受到“脱离现实”或者“不接地气”的指责。你担心《希拉里、密和、我》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吗？

它在投稿的过程中就已经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我首先将它投给中国两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结果，那里所有的编辑都对它评价很低。他们说中国已经没有浪漫和爱情了，这部作品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当然，他们也不相信作品中关于写作和书籍的主线“来源于生活”。这些说法和看法让我非常沮丧。接着，我将它投给了《人民文学》杂志，获得的反馈正好相反，那里所有的编辑都喜欢这部作品。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没有”，文学才要更虔诚地去追寻浪漫和爱情。后来因为我不同意删节，作品还是交给《作家》杂志全文刊出。现在，这部作品的单行本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各地读者的反馈也都非常积极，这对我当然是一种安慰。通过这一次的波折，我对“文学应该关注什么”的问题有了更肯定的回答。“全球化”过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实”：贫穷落后的村景正在离我们远去。而在喧嚣的背景之下，内心的骚动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文学应该具备一种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现实”感了，或者说中国文学到了应该真正关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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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于2016年10月20日发表于《北京日报》。最初的访谈提纲由评论家冯新平提供。

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

“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去年秋天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加拿大主流媒体和文化界的关注。相关的情况在去年11月《亚洲周刊》对您的专访里已经有详细的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又有关于这本书的新进展吗？

11月27日，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在星期天黄金时段的节目里播出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个专题报道。同时，11月出版的《加拿大文学书评》也刊出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那应该是从去年7月份以来在加拿大媒体上陆续出现的书评中最有分量的一篇。12月，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读书节目又邀请我参加了一个作家之间互相就文学和创作提问的活动。这个月出版的蒙特利尔《城市》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由“蓝色都市文学节”（蒙特利尔当地最重要的文学节）的一位负责人撰写的书评。新年开始，更多的好消息传来：4月底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将有两场关于“深圳人”的活动。而多伦多公立图书馆邀请我5月底去参加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作家系列活动。在关于“深圳人”一个小时的专场活动里，除了朗读和签名之外，我还将接受加拿大一位著名作家和学者的采访。另外，我还可以先在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我刚得到通知，“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获得了一个文学奖。这是它在西方主流文化世界里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具体的细节将在不久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这样的关注程度对于一部从汉语翻译过来的短篇小说集有点不可思议。我从有关的报道得知，您去年10月也获邀去参加了温哥华国际作家节。那是加拿大级别最高的两大文学节之一。您可以介绍一下在文学节期间读者对《深圳人》的接受情况吗？

我在温哥华国际作家节上的两场活动都非常成功。第一场活动是与邓敏灵（Madeleine Thien）和一位新西兰作家之间的对谈。邓敏灵是加拿大最近二十年来很活跃的作家，去年更是红极一时：不仅拿下了加拿大两个最大的文学奖，还进入了布克奖的终选名单。而主持我们活动的是加拿大兰登书屋的负责人，加拿大最大的出版商。这是一场门票提前售空的活动。活动过程中，读者的提问非常踊跃。活动之后主办方收到的读者反馈也非常热烈。而第二场活动是与一位美国作家和另外两位加拿大作家的对话。效果也非常好。活动之后，现场居然出现了读者排队购买《深圳人》的场面。值得一提的是，温哥华公立图书馆利用我去那边的机会破天荒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为《深圳人》安排了专场双语活动。他们还用最快的速度从国内买齐了我的全部作品。活动当天，温哥华狂风暴雨，却还是来了不少热心的读者。而八十四岁高龄的原台湾《联合文学》主编马森先生特地从维多利亚岛赶来主持活动，尤其令人感动。

“深圳人”系列小说是您用十六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作品。2013年，小说的单行本《出租车司机》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并获得当年的“中国影响力图书奖”。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很少能够引起西方普通读者的兴趣的。您认为是原作中的哪些因素让《深圳人》走向了世界？

因为蒙特利尔最大的英语报纸用几乎整版的篇幅登出他们文化版主编对我的专访，我这个一直隐居在皇家山下的普通移民突然暴露了身份，变成了当地的“文学奇观”。有不少的邻居都去书店买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找我签名。依然健步如飞的九十四岁的克劳迪娅不仅自己买了一本，读完之后，她又买了两本送给她在欧洲的朋友做圣诞礼物。我去为圣诞礼物签名的时候，她评价说，我小说的人物都很“emotional”。这准确的评价足以说明她读懂了我的作品。而两天前，名为让·马力的邻居在马路上拦住我。他说他刚读完小说集中题为《村姑》的第一篇。他说他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还说他以前对虚构作品没有什么兴趣，《村姑》改变了他，他将来会去读更多的虚构作品。我很高兴来自普通读者的这些积极反应。在我看来，它们与专业书评的赞誉具有同等的价值。我相信是作品对内心痛苦的体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让它们走进了完全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吧。我还记得第一位在渥太华的文学节上买到这本书的读者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能让她产生强烈的共鸣。

我从网上看到一本名为《渡：书的信仰》的书，是《新京报·书评周刊》十多年来封面专题的一个精选集。入选的十四篇专题涉及十四位中西作家。其中有十三位作家的名字对普通中国读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如门罗、希尼、特朗斯特罗姆、马尔克斯和莫言等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看到自己的名字与那些耀眼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您会有什么感觉？

“深圳人”系列小说被一些评论家当成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新京报·书评周刊》关于我的封面专题就是在系列小说以《出租车司机》为名结集出版之际刊出的。在作为专题重点的访谈里，我从很有意思的角度、用很有意思的语言谈到了与“城市”和“文学”相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那是一个准备得非常充分的专题，刊出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我想，这就是它后来被选进那本精选集的原因。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与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了，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嘈杂和刺激。八年前，花城出版社将“薛忆沩”收入他们选编的“中篇小说金库”。金库的第一辑共有十二部作品：它们从《阿Q正传》开始，以我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结束。我当时倒是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还多次用自嘲的口气解释说那里面有十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的神与半神，却只有一个凡人。而刘再复先生在读完我的那本专集之后，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的读后感，肯定这个“凡人”其实也有“超凡”的才能。那是发生在2010年年初的事情。现在每次回想起自己随后的文学业绩，我真是有点佩服刘再复先生在读后感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后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薛忆沩文丛”的时候，出版社也将我的名字与他们出版的那些“大家”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而最近这半年来，加拿大的书评人也经常将我的作品与乔伊斯和贝克特的作品相比……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对“卑微”有深刻的认识和顽固的信仰。世俗的虚名和实惠对我都不是诱惑，从来都不是，永远也都不会是。

您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您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由著名的出版社推出，2012和2016这两年里出版的数量甚至高达五部。而且这些作品是“一色的精品”，备受关注。著名书评人梁文道称您是“作家们的作家”，这个评价清楚地标明了您在专业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我知道，普通读者对您的作品其实并不了解，或者说不够了解吧。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反差？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好文学的坏运气》的文章，爆料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遭遇的阻力和坎坷。其实，好文学从来都是备受坏运气困扰的。这好像是好文学本身的宿命。作为一个坚信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写作者，我从来就不肯向正统的意识形态低头，也从来就不肯屈从市场的风向、迎合大众的趣味。我遭遇坏运气的机会当然会比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要高出更多。我对此没有抱怨。事实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在走近我的作品。有评论家说这是中国的文学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标志。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与您奇特的文学身份相关：您长期居住在国外，理所当然应该是“海外华文作家”中的一员，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员。但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从事“海外华文作家”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并不熟悉您的作品，对您的研究也与您的文学地位极不相称。多年前，残雪就曾经在文章里称对您的忽视是中国文学界的“耻辱”。我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对您的忽视也是值得深思的状况。您如何看待这种忽视？

去年马森先生为一套大部头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写过一篇书评。那大部头里有专门关于加拿大的一本，其中又有专门关于魁北克的一章。马森先生关于这一章的质疑非常简单，关于魁北克华文文学的一章为什么没有涉及当地华文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呢？我自己对被研究者忽视和被研究者重视的态度其实是一样，我都不在乎。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被研究者忽视和被研究者重视从根本上对我的写作不会有任何影响。忽视我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更何况，你们的这个专题刊出之后，情况也许马上就会改变呢。

您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成果主要可以分成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包括微型小说）和随笔这三个类别。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想请您集中谈谈您的几部长篇小说。九十年代后期，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在沉寂八年之后被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现，成为媒体关注的文化明星。许多评论家都强调小说对“个人状态”的深入探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空白。“个人状态”其实也可以说是您后来所有长篇小说的核心主题，是这样吗？

是的。“个人状态”或者说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的状态是我所有作品关注的主题。《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个热爱哲学又痴迷写作的年轻人。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始终都以反叛的姿态在寻找个人的出路和人生的意义。这种反叛和这种追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正因为如此，他关于一个特殊年代生活的见证才会引发后来一代代年轻读者的共鸣。《遗弃》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里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品。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这本“旧书”是不断的“新闻”。它最新的版本很快又要与读者见面了。《空巢》的主人公是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的八十岁的老人。年龄给她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有利角度。她将对“个人状态”的剖析转变成了对历史的反思。《希拉里、密和、我》搭建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上，三个人物的“个人状态”为读者打开了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这几部长篇小说虽然都专注于“个体生命”这一主题，在艺术形式上却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您刻意的追求吗？看得出来，您现在依然保持着当年创作《遗弃》时的那种先锋的锐气。在您看来，艺术上的创新对写作意味着什么？

艺术上的创新是写作的生命。西方现代派文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庞德曾经将中国儒家“日日新”的伦理追求转变为他们的文学纲领。这种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也是我信仰的艺术准则。“日日新”也许要求太高了一点，但是我至少想做到“本本新”。所以，我创作的准备过程总是内容等待形式的过程。有时候一等就是五年，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年……而“深圳人”系列小说中我自己最偏爱的《小贩》，我一共等待了三十三年才等到它最完美的形式。回到我的五部长篇小说吧，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遗弃》的主体部分是主人公留下的日记，而《白求恩的孩子们》采用的书信体；《一个影子的告别》以不同的告别对象为单位来展开故事，而《空巢》将一天中的二十四个小时分成十二个时段作为故事发展和人物心理转换的单元；《希拉里、密和、我》则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不断轮转的聚焦来推进叙述的线索。

《空巢》在百道网2015年公布的中国小说百强榜中高居首位。它也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两年来海外华人创作在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的作品。《空巢》不仅创造了良好的销售业绩，上海电影集团也曾经发布要将它改为电影的消息。通过《空巢》，您的作品第一次走近了“大众”。作为一位注重“经典化”的作家，您如何看待“经典化”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空巢》获得精英读者的青睐是因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思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而它引起大众的兴趣是它触及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让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深受其害的电信诈骗。但是，很多人注意到我审视社会问题的角度其实也非常特别：它根植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困惑，具有形而上的质地。进入“现代”之后，“经典化”与“大众化”的矛盾已经变得非常尖锐了，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中对这种尖锐有最感人的呈现。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甚至到了不再能够理喻的程度。需要专注和信仰支撑的“经典”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时代，大众就是权威，大众就是经典。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视文学为宗教的写作者，这样的等式当然是错误的，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毋容置疑的“真”相。这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荒谬之处吧：它“真”在它的错，它错在它的“真”。

您正好提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而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就是一部献给“全球化”时代的作品。您在其中谈到了今天困扰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如空气污染、食物安全……但是，您更注重的却是这个时代里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人对“真”和“爱”的态度。您笔下的人物大都非常悲观。您自己对“全球化”的前景是不是也有很深的忧虑？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小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崇拜的偶像里面也有不少像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全球化”本来应该是与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吻合的历史潮流。但是最近这二十年来，随着这个过程的急剧加速，它却越来越偏离精神的轨道，同时在物质的沼泽里越陷越深……加上四处泛滥的信息、无所不在的诱惑以及肆无忌惮的消费，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彻底击溃，还有人对细节的痴迷和眷恋……希拉里、密和、“我”这三个人物从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荒谬，他们的相遇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很难说得清楚，而他们的离散却无疑是这个时代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里，他们已经无法找到“真”的理据和“爱”的根基。小说完成之后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流露出对这个时代悲观的情绪。我想我应该多少是受了自己创造的这些性格忧郁的人物的影响。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管是在汉语的语境中还是在其他的语境中，像您这样不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重写”的写作者恐怕是绝无仅有。触发您对旧作进行“重写”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您的“重写”能够百发百中，每一篇都获得重新的肯定？

去年一位南京大学的博士生来邮件说他准备以我的“重写”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他说解放初期，有过一些知名的作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重写过自己的少量作品，而纯粹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进行重写，并且是重写自己几乎全部的作品，这在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关于“重写”的原因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就不再重复了吧。“重写”是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去接近神圣的完美的过程。它如同是朝圣。每一次完成，我都会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对语言更加热爱，对文学更加崇拜。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抵达？为什么从来没有一次失败？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所有作品的完美版本其实都是神早就已经写好的。我们的写作不过是对神意的一种揣测，对完美的一种接近。

在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里，您称当年选择出国定居是“为了逃避陈词滥调”。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特别也最文学的出国理由。而我从您最近在国内做活动的一些报道里，看到您又多次在强调反对陈词滥调的重要。为什么反对陈词滥调对文学如此重要？

全部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检查制度和陈词滥调是文学的两个最大敌人。检查制度限制文学行动的自由，陈词滥调侵害文学精神的自由，而自由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灵魂。与简单粗暴的检查制度相比，陈词滥调实际上更加危险，因为它与文学使用的是同一种建材（语言），又经常会穿上文学的外衣、加上情感的粉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向陈词滥调发起攻击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今天，借助高速发展的通信技术，陈词滥调找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渠道。想想自己从早到晚要通过微信和“朋友圈”接收到多少陈词滥调吧，哪怕你远在异国他乡，哪怕你远在天涯海角。面对这样的“社会存在”，以反对陈词滥调为天职和使命的文学必须有所行动：将细节还给生活，将从容还给生活，将悠闲还给生活，将敏感还给生活，将眷恋还给生活，将专注还给生活，将质朴还给生活，将本分还给生活，将精神还给生活，将境界还给生活……一句话，将生活还给生活。

但是后来在另外的访谈里，您又说过远离故土并不完全是您个人的选择，“里面其实还深藏着命运的安排”。这“命运的安排”显然直指您的文学状态。您相信您的文学状态是命中注定的吗？

出国定居对我的文学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五年过去了……我越来越相信这不是我主动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没有这安排，“薛忆沩”就肯定不会是我们所知道和所好奇的“薛忆沩”。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里也肯定不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对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的“异类”。是的，每次回想起自己将近三十年的文学道路，尤其是最近这五年来不可思议的“高潮迭起”，我会越来越相信“命运的安排”。是无数神奇的力和无数普通的人将我带到了今天的文学状态。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我只能用无条件的勤奋报答他们。我只能用无节制的努力报答他们。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交流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您认为海外的华文作家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对促进华人文学的发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生活在海外本来具有许多文化上的优势，但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华文作家对这种优势并没有意识，更谈不上去利用和重视。比如在加拿大，收音机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而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播出许多顶级的文化节目，谈论书籍、谈论思想、谈论写作、谈论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么多年里，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哪怕就是偶然听听这些节目的同胞同行，更不要说像我一样着迷的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能都完全不知道这些节目的存在。华文作家要想对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首先就应该关心当地的文学状况，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要在“文学的祖国”里去寻找新的“在场”感觉。我自己从去年6月以来，通过多次关于“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活动，介入了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在活动过程中，读者不仅与我讨论莎士比亚和乔伊斯，也问我关于深圳、关于汉语、关于翻译等等的问题。那正是赋予启发也充满乐趣的交流。

在促进跨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在英语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哈金为海外的华文作家树立了楷模。这次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版的前夕，他写下的推荐精准又精彩，对英语读者走近我的作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您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占有特殊又重要的位置，而现在您的作品又开始获得英语世界的赏识，这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可是那天我问起您对生命的感受，您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您说您感觉生命还没有开始。我有点好奇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您还在期待着怎样的“开始”？

在生命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候，还感觉它没有开始，这的确有点奇怪。但是，这不是玩笑，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意吧。我还有很多事想做，比如我还想写关于许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专辑，比如我还想翻译我最欣赏的那两部文学经典……而更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创作出最能见证自己的情怀和天赋的文学作品。也许一直要到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才会感觉生命的真正开始。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我总是感觉自己不会有时间完成想做的这些事情。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这也许就是每一个狂热的写作者都经常会有的那种对自己下一部作品的焦虑吧。创造的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开始的人生。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感觉这对您又会是硕果累累的一年，有什么能够与我们的读者提前分享的成果吗？

首先，关于“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反应还会继续。它很快会波及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语种。另外，《空巢》的瑞典文版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文版都正在翻译之中，都应该会在今年的秋天出版。而在国内，前面提到过的《遗弃》最新版在春节之后就会上市。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的续集也马上将会进入出版程序。我们的这一次访谈有可能会成为其中的“压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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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经编辑后的版本发表于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双语杂志《红杉林》2017年第1期。

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的神奇

祝贺您的短篇小说集《深圳人》英译本荣获加拿大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本年度的“多元文化”奖，先谈谈您的获奖感受吧。

我在3月20日文学节组委会正式向媒体公布获奖结果之前一段时间已经知道了自己获奖的消息。当时组委会是想知道我有没有可能参加他们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因为其他四位获奖的名家都住在加拿大之外，不可能来参加。我的获奖感受很简单，简单得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十六年前，刚到蒙特利尔的第二天我就在图书馆的门口看到这个文学节的宣传册。从头翻到尾，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一年获文学节大奖（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好像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我当时就想自己将来也许会出现在这个文学节某一年的宣传册里吧。获奖的消息让我马上就意识到这“出现”会是什么规格。我的出版商在祝贺我获奖的邮件里说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我更为自己一直都坚持的美学观念和文学实践骄傲，我更为自己一直都敬畏和痴爱的语言骄傲。而更特别的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看到宣传册里那一整版关于自己的内容里有《深圳人》的封面。有多少人能够将自己生活过的城市带到地球另一侧的精神生活里？听到组委会的人在用法语和英语谈论深圳，我也感觉特别神奇。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这样的神奇。

您的“深圳人”系列作品在加拿大经常有评论家将之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贝克特的作品相提并论或横向比较，您怎么看这个奇观？

这种比较其实看到了我个人的文学特质。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都在八十年代接受过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后来都“与时俱进”，进到后现代了，还有不少人甚至不知去向了。而我至今都还在固执地坚持着现代派的探索。这样的一种固执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里都留下了痕迹。我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献给“那位给我启迪的爱尔兰人”，我对心理细节的在意，对语言细节的留心等很自然地让西方的评论者去做“深圳人”与“都柏林人”之间的比较，而我作品里大量的留白和大量的荒诞也会让他们想到另一位爱尔兰人。但是，很多评论者都强调我的写作很中国。我的法文译者甚至说，我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她体验过的深圳完全契合。

您的小说凭借精致的语言把控和细腻的内心体验等特质在英语文学世界获奖，这是否印证了好的文学没有国界？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启示。

好的文学就是虔敬的文学：对语言的虔敬、对生活的虔敬、对脆弱的虔敬……好的文学当然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注意，既然没有国界，为什么还要“走出去”？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提法。好的文学其实就是自由的，就是已经在外的，就是海阔天空的。我自己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从根本上说，它始终执着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语言之间的纠缠，几乎没有走动过。以“深圳人”系列小说那篇《小贩》为例，它根植于一个脆弱的中国孩子的一段脆弱的生命体验。它是我在加拿大的文学节上最喜欢朗读的作品。每次朗读都深得读者的认同，哪怕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小说中的那些很中国的背景，如朝鲜战争等等。不要将《深圳人》的成功当成是“走出去”的标志。它证明的应该是，好的文学会让读者和世界走过来的。

一些评论家把“深圳人”系列小说当成是中国“城市文学”代表作品，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还是这些小说不仅仅是城市文学，还有更丰富的指涉？

我在很多访谈里都提到过了，我反对所有强加在文学之上的标签。我在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十六年里，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在写城市。我只知道我是在写人。至于更丰富的指涉，我想起发表在《加拿大文学书评》杂志上的那篇书评。作者在书评的最后一段说，“深圳人”系列小说让读者从人物的内心躁动里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而这“代价”是被整个世界所忽视的。我同意作者的这种看法。我对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都一直保持着很谨慎的态度。这其实也是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现代派文学就是在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怀疑中发展起来的。

阅读您的小说，发现您对个体生命有极大的重视，高扬个体生命是您的小说观之一吗？

对。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个人是整个文学的根基。这一点，《遗弃》是很好的物证。最近这部作品的最新版本又已经上市了。这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查我的文学道路的机会。那部作品以个人为中心展开的全部触角构成了我整个文学的地基。从个人这个根基出发，文学可以去探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等等。正因为这样，文学一定是自由的，也一定是“多样”的。

您的《遗弃》的主体部分是日记体，而《白求恩的孩子们》采用的书信体，形式上具有很强的实验性，您写作时是否把有意识的文本创新放在首要位置？

我写作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是唇齿相依的。我的确好像总是将文本的创新放在首要位置。其实从我的长篇小说《空巢》和《希拉里、密和、我》更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内容的要求。没有合适的形式，我的内容根本就不会就范。这很像是男女关系：内容是清高和孤傲的一方，形式必须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才能够得手。从表面上看，形式是主动的，而事实上，它完全受内容的控制。

昆德拉把人分为小圈子里的人和世界性的人，在全球化时代，您是否在追求成为“世界性的人”或“世界性的作家”？

昆德拉如果还分出一类没有圈子的人就好了。我应该是属于那一类的人。我去年在国内的多场讲座都是围绕着“全球化”时代展开，我去年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思考的一种结果。我在那些讲座中反复强调，2016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年份。之所以关键，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时代好像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事实上是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全球化”的人，一种是反对“全球化”的人。这两种人的冲突将会决定未来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刻，超越这两种人的“世界性的人”和“世界性的作家”当然是特别有益于人类的。我相信所有虔诚的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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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的部分内容以《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这样的神奇》发表于深圳《晶报》2017年3月22日。最初的采访提纲由《晶报》记者欧阳德彬提供。

不要让现实的喧嚣掩盖了文学的精华

您最近在读什么书？如果要向大家推荐，您会怎么说？

我最近在读一本自己的书。准确地说是在核对自己的一本书的英文翻译。将近三个星期了，我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有时候要凌晨起来工作，完全没有时间过正常的生活。我已经三次从头到尾精读过译稿了。这部作品很快就要出版。大家留意就好了。

您平时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为什么喜欢这种类型的书？

我一直都最喜欢读历史书。历史书是关于“必然性”的，与我从事的关于“可能性”的文学创作正好相反。喜欢的理由也许就是它能够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建立起一种虚实之间的平衡吧。

您的图书信息有哪些来源：新媒体推送书单？朋友介绍？还是在书店的偶遇？

阅读就像是走迷宫一样。我总是从我自己读过的书里面发现自己想读的书。现在，广播节目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每天都有不少世界级的文化和学术节目，从中可以获得丰富的图书信息。上个星期天，听到刚去世的沃尔科特十一年前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接受的采访。这提醒我马上又从书架上翻出了他的随笔集What the Twilights Says，一部很漂亮的作品。

您读过电子书吗？对电子书持什么态度？

没有。所以就还没有态度。

您会经常买书吗？买书的频率和数量是怎样的？在实体店买，还是在网上买？

我买得最多的是二手书。在蒙特利尔，春秋两季都会有很好的二手书书市，经常能够遇见心仪已久却一直还无缘占为己有的书。它们不仅保存完好，价格又极为便宜，适合我的消费水平。

有藏书的习惯吗？家里大概有多少册书？

我爱书，却没有藏书的习惯。所以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书的数量。而且我的书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国家，想起来会有点伤感。

读书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嗜好吗？比如听音乐、喝咖啡……

没有。

看完了又不打算留的书，您一般怎么处理？是送给朋友，还是捐出去？

我不刻意藏书，却也从来都舍不得扔书。特别喜欢的书会重复购买，送给朋友或者自己留着。

请分享一本或者几本对您人生影响颇大的书。

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书一言难尽。最早影响我的是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籍，现在我读得最多的是《尤利西斯》。

读书的时候您会做眉批和笔记吗？或者会通过其他方式与读者分享读书的体会吗？

我偶然会用铅笔标记一下。如果有更多的想法就会写书评。去年年底读完关于《尤利西斯》坎坷经历的文学史专著The Most Dangerous Book（《最危险的书》），我就写了一篇长达七千字的书评。这部名著的中文版最近也要出来了。我的书评会作为序言收在书中。没有想到自己能与乔伊斯有如此的“奇缘”，我很兴奋。

现在，书籍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了。在网络的时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书的功能？

“可能性”是生活的导师和智慧的源泉。对“可能性”有感觉的心灵就可能看到生活的全景。而正如我去年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中的“王隐士”所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人才会看到生活的意义，才会过有意义的生活。文学作品是展现“可能性”的重要舞台。书作为文学载体的基本功能是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退化的。什么时候中国的书店能够将文学作品摆在入口处，这就是我们对书的功能有了正确认识的标志。

4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您会参加什么阅读活动吗？或者会用阅读来度过这一天吗？

对我来说，每天都是“读书日”。“4月23日”对我来说只是与莎士比亚相关的日子。不要让现实的喧嚣掩盖了文学的精华。读一段莎士比亚吧，思考一下莎士比亚提出过的那些问题吧，哪怕是最平常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天就会因此而变成“有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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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的部分内容发表于2017年4月23日深圳《晶报》。最初的采访提纲由《晶报》记者欧阳德彬提供。

与“非凡的鉴赏力”结缘

你是怎么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缘的？

2012年春夏之交，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这成为了当年引起全国关注的一个文化事件。有媒体甚至据此称2012年是中国出版界的“薛忆沩年”。在那五部作品中，我自认为应该最难出版而结果却出版得最为顺利的就是由华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我听说王焰社长仅仅翻读了三五页原稿就做出了出版这部作品的决定。这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独特的惊喜和持久的激情。与出版社结缘于非凡的鉴赏力而不是浅薄的功利心，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在同时出版那五部作品之前，听说你表示过“想要有点动静”。这种说法是不是意味着你对自己之前的那些出版有些失望？

那应该不是我的原话，但是，我很可能有过类似的想法。我最初的出版经历的确给我带来过负面的影响和消极的情绪。我的第一本书是出版于1989年春末的《遗弃》。它可以说完全是“生不逢时”这个成语的注脚。而1999年出版的《遗弃》第二版和2006年出版的《流动的房间》虽然都有相当大的“动静”，却没有让我看到自己能够靠写作为生的任何希望。只有到《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单行本出版的时候，我才首次尝到“版税”的滋味。那是2009年，我已经四十五岁。201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我已经“背井离乡”整整十年了。我的身份依然漂浮不定，我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那五部作品的同时出版打破了我文学命运中的僵局。从此，生产关系不仅能够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还开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2012年到现在整整五年时间里，你一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十一本书。每年两本，连续五年，这“可持续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纪录。许多人都觉得这不可思议。这应该也是你本人“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2013年初，在“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同时出版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对这种“可持续性”产生了朦朦胧胧的预期。2014年，长篇小说《空巢》和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的顺利出版让我对这一点有了确信。从此，一种生理现象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每年的初冬，我的创造力会自动抵达峰值，而到了初春，我自然会经历瓜熟蒂落的喜悦。2015年出版了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和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201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和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今年《遗弃》的最新版和“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新版《深圳人》继续了这一出版的奇观。

华东师大出版社做了哪些工作让你的书进入媒体和大众的视野？

坦率地说，华东师大出版社并没有为我的书做特别的宣传和推广。他们的功夫主要用在书的实体，也就是编辑和设计等方面。我称这些书是“全部的精装，一色的精品”，就是对他们的肯定。高水准的编辑和设计是这些书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的重要原因。当然，出版社对与这些书相关的活动一直都非常支持。王焰社长本人就多次参加我的活动。2012年7月初，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在文化处的会议厅为《与马可·波罗同行》做活动的时候，她就亲自带着样书来到现场，还发表了热情的推荐。2014年11月，在深圳“年度十大好书”现场投票之前，她也对《空巢》做了有力的推荐，为我的作品第二次入选“年度十大好书”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得了不少奖，哪个奖是你最看重的？

从2014年到2016年，我连续三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提名。这三次提名所依据的都是前一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品。2014年依据的是《首战告捷》，2015年依据的是《空巢》，2016年依据的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应该是曾经很受关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巧合”。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中国出版界和文学界思考和研究。“走出去”并不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你的这些作品的原初动机，但是，你的这些作品却正在以强劲的方式走向世界。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基于《出租车司机》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去年在加拿大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它的法文版也马上就要出版。而稍前一点，基于《首战告捷》的“战争”系列小说由英文杂志以整期的篇幅推出，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还有，《空巢》的瑞典文版这个月也已经在瑞典上市，而瑞典文的下一个译本也将在华东师大出版的作品中产生。《空巢》的英文翻译样本也应约提交给了兰登书屋。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就是对前面提到过的那种“非凡的鉴赏力”的肯定。

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交往过程中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包括王焰社长在内的出版社的所有同事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比如责编会将美编的所有方案都发给我，听取我的意见。这一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而这种高度合作的工作方式总是导致最佳的结果，《空巢》广为称道的封面设计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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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新民周刊》2017年第8期。最初的采访提纲由记者河西提供。

“衣锦还乡”的《深圳人》

从去年9月“深圳人”系列小说集英译本Shenzheners在加拿大出版到现在整整一年过去了。对于薛忆沩，对于深圳，对于中国文学，这都是激动人心的一年。Shenzheners不仅受到了加拿大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引起了读者的热情关注，还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获奖。同时，小说集的法译本也在积极的准备之中。据悉，Shenzheners还将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亮相，而薛忆沩本人也应邀将在11月的蒙特利尔书展上为法译本签名……“深圳人”在国际的舞台上继续创造着文学的惊喜。更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关注的小说集现在更名为《深圳人》“回归”到了母语的世界里。深圳迎来了《深圳人》！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再一次对薛忆沩进行了专访。

“深圳人”系列小说集2013年首次出版。当时用《出租车司机》做书名，我以为非常切合。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这个系列中最早完成、最早发表、最为出名，也是唯一写于深圳的作品，它也吻合深圳人“流动”的常态，这些都决定了用它作为书名的某种宿命。现在，它却更名为《深圳人》，为什么？和这部小说集被翻译到西方的经历是否有直接关系？

“深圳人”系列小说集现在重新出版的确与它的译本在加拿大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从去年6月以来围绕着译本发生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它当然不会有这次“衣锦还乡”的经历。而更名为《深圳人》一方面是对英法译本的正面回应，也是对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以《深圳人》命名这一组作品是我创作阶段的“初衷”。而在2013年小说集首次出版的前夕，《深圳人》也是书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记得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与国内文化界的朋友见面比较多，我也就这个问题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但是，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最后是我自己选择了以《出租车司机》为书名。而在英译本的准备过程中，又是我自己做出了更名为“Shenzheners”（《深圳人》）的决定。

你说这本小说集是“深圳人的文学索引”。可是我读下来为什么感觉它们并不一定是深圳的故事？我感觉它们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座新兴的城市，其中的一些故事甚至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深圳”指代什么。回到新的书名，“深圳人”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还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圳人”？如果是后者，我觉得此次更名影响深远，因为它会将深圳这样一个现代的奇迹带进更广阔的释义空间和更复杂的符号化过程。

我曾经反复强调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根源于我九十年代的深圳经验，甚至可以说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生活中的原型。也就是说，他们或多或少对应着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告诉你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活细节。去年回深圳的时候不是在《深圳商报》做过一次活动吗？活动之前，我让母亲为我找一个适合装书的提包，想带些书去活动现场。我母亲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提包。她将提包递给我的时候说：“这是‘文盲’送给我的。”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没有想到我母亲对我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了解得这样清楚，更没有想到我母亲居然会存有我的人物留下的物理的痕迹。但是，这些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是经过了极其复杂、极为神秘又极具个性的美学提炼才成为我作品中的那些文化意义上的“深圳人”的。你的感觉并没有错。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正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可能适合爱尔兰的许多城市，甚至整个欧洲的许多城市一样。一种特定和个人的生活经验如何能够升华为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当这种生活经验碰巧是深圳经验的时候，这种升华当然就是深圳的奇迹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圳人》这一年来在地球表面上的行走轨迹的确丰富了“深圳”这个专有名词的文化意义，为它打开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符号化过程。

你在《薛忆沩采访薛忆沩》一文中用一种逆向的思维表述你与深圳的关系：“谁都知道深圳是一座时尚又浮躁的城市，对我来说，这不是坏处，而是好处。一座这样的城市不需要写小说的人，所以我不会受到太多打扰……”事实上，你和深圳的关系更可以用正向的思维来呈现：深圳是你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你1987年就第一次来到深圳，九十年代又在深圳定居，后来虽然你像你的大多数人物一样选择了离开，那却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离开，在文化意义上，你与深圳的关系实际上更为密切。在许多人看来，你仍然是深圳的作家，而且是在全国，现在更是在国际上“代表”深圳的文学水准的作家。我想问的是，深圳究竟在你生命中烙下过什么样的印记？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在你生命中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你对深圳是否有了新的认知？

《深圳人》这部作品就是深圳在我生命中留下的最深的烙印。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去想象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原型此刻的生活状态。每次回深圳，我也都会去其中大多数人物原型生活过也许还正生活着的罗湖区看看。最近一次回深圳是在6月底。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从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界处，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显灵”的地方，沿深南东路走回到了我原来居住的“黄贝岭辖区”一带。那是我九十年代差不多每天都要走的路。那也是我的许多人物原型经常都要走的路。《深圳人》里的每一篇作品都透着浓浓的忧伤和深深的迷惘。这既是人性的标记，也是丰富的内心生活的痕迹。许多人都有一种错觉，觉得深圳只是一座拥有繁荣物质生活的城市或者只是一个经济的奇迹，而在我看来，深圳也有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可能通过合适的提炼转变成为美学的成就。这也许就是《深圳人》试图完成的“转变”。当代的文学很少去关心“小贩”和“文盲”，更不会去关心“小贩”和“文盲”的内心世界，《深圳人》却对他们倾注了强烈的激情和悲悯。这种对精神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悲悯是我全部写作的核心，也是这部作品的特点。

不管深圳如何变化，我观察它的方式都不会改变。我始终都会盯住“卑微的生命”，我始终都会聚焦“内心的世界”。我这次在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的所有活动中都提到过我在抵达深圳的当天从机场乘地铁回家的路上看到的一幕：一位母亲刚一坐下就打开手里的小说，为她双目失明的女儿朗读起来。她是那样地投入又那样地自信，而初中生模样的女孩依偎在母亲的肩膀上听着，她是那样地专注又是那样地享受。她们会因为一个词或者一个细节停下来，简单地交换一下自己的感受，接着再继续朗读，继续倾听……这就是我看到的深圳。很多人会因为深证指数的动荡而神魂颠倒，我不会。令我激动的是生活中意味深长的细节。我这次回国的最后一场活动是在上海的大众书局做的。我与读者分享了这一段深圳经验之后说，我又有了再写一部“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冲动。

你说过在小说集中，你最偏爱的是《小贩》，为什么？你曾经说过，这是一篇“用33年时间写成的作品”，你的偏爱与这种时间的沉积有什么关系吗？

最近一篇关于《深圳人》的书评是这样开始的：“1977年，13岁的薛忆沩在自己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瓜皮帽的小贩。紧接着，那一伙差生羞辱小贩的细节更是震撼了薛忆沩敏感的内心，成为他将携带一生的创伤性记忆。33年后，已经移居蒙特利尔8年的薛忆沩完成了题为《小贩》的短篇小说。这篇幅很小而景深却很大的作品将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发源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0年，发源的地点推远了将近800公里。”我很喜欢这个有点古怪的开始。但是它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应该足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偏爱《小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再现了我至今已经携带了整整四十年的“创伤性记忆”。毫无疑问，时间的沉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神童》触及对青少年的性侵，是读来令我最震撼的一篇。这个故事有人物的原型吗？或者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四年前，在深圳的一次活动中，我朗读了《神童》中关于“天使”的那一部分。读完之后，就有读者激动地站起来爆料自己少年时代对邻居家的那位姐姐的性幻想，感谢我写出了他的内心历程。而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好几位都在少年时代有过被陌生的“魔鬼”接近的经历。他们也许都可以算是这篇作品的“原型”。其实，这篇小说的关键并不是“性侵”，而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中国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按照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的孩子，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还有一点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许多的“秘密”，其中的一些“秘密”足以成为“创伤性的记忆”，就像我在中学门口看到欺凌小贩的场面一样。这也是为绝大多数的家长所忽略的，尽管所有的家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都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秘密”。当然，这篇作品也有意瞄准中国社会畸形的“神童崇拜”。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追捧的那些少年大学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后来都销声匿迹了。他们也许就是这篇作品的原型。

《“村姑”》是《深圳人》里最特别的一篇。它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深圳。读这篇小说，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其中的某些场景是Shenzheners在加拿大出版之后才发生的故事。不知你如何看待我的这种感觉？

这不是奇怪的感觉，这是神奇的感觉。就像在前面那个问题里谈到过的一样，我的许多原型是在“未来”出现的。自从英译本在加拿大出版之后，我的读者里的确出现了两位类似的“村姑”。我不是经常说生活来源于艺术吗？这就是一个证据。我在加拿大的活动中朗读得最多的就是《“村姑”》。它引起了加拿大读者很大的兴趣。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多：它的主人公是加拿大人，它的一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加拿大，它里面谈到的话题（如语言和翻译等等）也都对加拿大这个双语国家的读者有特殊的吸引力。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证明你感觉的神奇。一位麦吉尔大学的教授以主持人的身份邀请我去参加下个星期由这里的“中加电影节”组织的一个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居然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个人’因素及意义：从白求恩到大山”。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和你有同样的感觉。这不就是“村姑”在小说的最后所暴露的问题吗？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接受了邀请。这位教授问我想在讨论会上谈什么。我告诉他，我朗读一下《村姑》的最后一段就非常切题了。

英文版《深圳人》只保留了“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的九篇作品，事实上也就只是“节译本”。《同居者》、《女秘书》、《文盲》这三篇为什么被拿掉？有报道说即将出版的法文版对原作的风格有更好地呈现，能否介绍一下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差异？

在英文版翻译之前，出版商给了我一个字数的限制。根据那个限制，我将那三篇作品排除在外。在翻译的后期，因为意识到《女秘书》与其中的一些作品有密切的联系（如它里面出现了要去寻找妻子和女儿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女秘书”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地记者，这又与《小贩》发生了联系），我很想将它加进来。但是，出版的进度已经不允许这样的改变了。法文版弥补了这个缺陷，收进了《女秘书》。这也许是两个版本最大的不同。还有，英文版因为要让比较吸引眼球的《“村姑”》首先出场，打乱了原版中作品的编排次序，而法文版恢复了原作始于“母亲”终于“父亲”的结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结构。还有，英文版为了迁就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将我一些较长的段落进行了重新分段，而法文版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不认为较长的段落会有碍法语读者的阅读，完全尊重原作的段落安排。事实上，我的段落安排具有强烈的风格特征和文体意义，对理解作品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我猜想法文版会更让《深圳人》获得同行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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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以《“我有再写一部〈深圳人〉的冲动”》为题发表于《深圳商报》2017年9月17日。最初的采访提纲由记者刘悠扬提供。

中国文学的节日

《深圳人》法文版于11月8日在加拿大法语区正式上市。从那天开始，加拿大法语区内所有的法语书店都将它摆放在入口处最显眼的柜台上，与中国读者熟悉的略萨、库切和帕慕克等大师最新译成法语的作品为邻。加拿大最大的法语报纸也给了它最高的“四星”评分。与此同时，英语《蒙特利尔书评》的最新一期（2017年秋季号）也以您为封面人物做专题报道。在这座您已经居住了将近十六年的异域城市里，英法两种语言同时为当代中国文学护驾，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盛况吧？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两座最具国际地位的文化重镇之一，而作为法语区的第一大城市，它在历史和气质上都比另一座重镇多伦多更接近欧洲，也就更具国际色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英法双语城市，蒙特利尔长期受两种主要西方语言之间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困扰。英法两种语言的文学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而当代中国文学在这里不要说没有地位，甚至都几乎没有痕迹，两种主要语言同时为它护驾的盛况更是前所未有。去年《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后引起了不小的阅读兴趣，也创下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但是，英文版本身却并没有在实体书店里占据过显著的位置，法文版上市以来受到的礼遇应该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一种突破。而《蒙特利尔书评》每一期都会选择一位在加拿大全国引起关注的当地英语作家做封面人物，这一期它却打破二十年的惯例，让一位非英语作家的形象在封面上出现。这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在这里的一次突破。这两个星期来，我每天都会去书店，从《深圳人》面前走过。我每天都有与中国文学一起过节的感觉。

我们的读者都不清楚《蒙特利尔书评》的情况，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吗？还有，它的专题是从什么角度切入您的文学世界的呢？

《蒙特利尔书评》不是像《伦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或者《洛杉矶书评》那样的国际名牌，国内的读者当然不会清楚它的情况。我自己也是在蒙特利尔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才注意到它的存在的。它是一份由魁北克的英语作家和出版家协会负责编辑，旨在推介当地英语作家和作品（现在扩充到翻译作品）的书评，每年分春夏秋三期出版，每一期有20个8开的页面（这一期因为是创刊20年的专辑，增加到24个页面），每一期的印数是4万份。它面向加拿大全国发行，在加拿大全国主要的大学书店和重要的公立图书馆都设有发行点（在大蒙特利尔区内的发行点就多达近50个），供读者免费取阅。关于我的专题是围绕着刚刚上市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文版展开的。历史与现实以及生活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是采访的重点。而这部作品写作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超现实”的经验最后成为专题文章的主线。每一期用三个月（春季号甚至有六个月）的时间编辑和出版，书评的质量自然有可靠的保证。也是因为编辑和出版周期比较长吧，编辑部对新一期的上市都非常重视，会在一个著名的书店为它举办一场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要节目就是邀请当期被评论到的三位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去年夏季号的发布会上，作为获得好评的《深圳人》英文版的原作者，我第一次被邀请上台朗读。这一期的发布会于11月6日晚（也就是法语版上市的前夕）举行。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我的朗读被安排为发布会的压轴戏。

您于2002年初移居加拿大，但是直到去年夏天《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前，您都只是“隐居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是《深圳人》的英文版让您开始显露真身。而现在，随着《深圳人》法文版受到的欢迎以及《白求恩的孩子们》引起的关注，您在加拿大文学界的地位应该更加稳固。我好奇您现在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您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中国作家，还是一位国际作家？

在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时代，“身份”问题一方面变得越来越需要回答，另一方面却又变得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很多年以前，《作家》杂志的宗仁发主编就曾经称我是中国仅有的两位“无法归类”的作家之一。后来，深圳的报纸又干脆给我贴上了那个著名的“异类”标签。还有，黄子平教授曾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之后，评论家仍然没有将我划入“海外作家”的另册。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身份”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在我自己看来，我从来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也永远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这不仅因为我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以及坚持用母语写作……更重要的，还因为我全部的中国经验都与我精神深处的敏感和悲悯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我与中国的关系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我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或者我已经没有在本土生活等等表层的因素影响。当然，我的文学身份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它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样，因为大家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可能从根本上就有冲突。还是多写些作品吧。还是少谈点主义吧。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实的身份。

您在西方国家生活，每天都面对着多元的族群，体验着不同的文化……这种生活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我在1992年第一次去欧洲旅行，那一年我二十八岁。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我的印象中，托尔斯泰也是在二十八岁那一年第一次游历欧洲和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在那个时候，尽管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西方生活“单纯而不单调”的性质就已经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真正定居下来之后，我对这种“单纯而不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更具体的体验。“单纯”的生活既能让人对事业专注，又能让人对生命谦卑。而专注和谦卑是保证文学质量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样，“不单调”的生活不仅能够丰富人的鉴赏力，还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对作为文学天敌的“陈词滥调”也能够起到防范的作用。我最近六年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爆发”显然与所在地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以您的国际视野，您觉得目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距？

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实际”的生活态度对艺术发展的阻碍作用。与西方文学相比，当代中国文学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淡；与西方作家相比，当代中国作家世俗的趣味比较多、世俗的野心比较大。这也许就是一种差距吧。还有一种与“实际”的生活态度密切相关的，就是“等级观念”。我感觉中国社会里存在着太多的等级，文学界也不例外。这种人为设定的等级很容易让文学创作的环境变得既不单纯又很单调，让文学这种本应该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事业充满了功利的气息。

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有审美的优势吗？

全世界的“古典”都在失去优势。在英美各级的文学教学大纲里，莎士比亚都已经差不多没有容身之地了，更不要说希腊神话和罗马史诗。这既是文明的悲剧，又是历史的趋势。这也许并不是坏事。记得对美国文化持开放态度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曾经这样比较英美两国对“经典”的不同态度，他说，在美国作家的心目中，“最伟大的美国小说”不是某一部被某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早已经写成的作品，而是自己挽起袖子，正准备写的“这部”作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文学里才会不断有大师出现，而且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声誉。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但是，过度地厚古薄今肯定不是积极的文化态度。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一位在蒙特利尔当地有丰富汉语教学经验的老师走近我，说她近年来用“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做教材，英法两裔的学生都很感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细节说明当代的作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我自己是崇拜“古典”和“经典”的，但是我同时对当代的作品也怀有强烈的兴趣。

去年出版的《深圳人》英文版获得了可喜的反响，现在，法文版又成为加拿大法语世界的热点。而在今年夏天，“深圳人”系列作品也“衣锦还乡”，改以《深圳人》为名在国内重新出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了《深圳人》的中文版。这三个语种的版本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三个版本的关系说起来还真有点复杂。《深圳人》的英文版是译自中文原版的，但是，它不仅没有包括其中《文盲》、《同居者》和《女秘书》三篇，在翻译其中那些篇目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改动，包括改变了具有明显文体特征的分段方式。我对这种改变一直持保留态度。还有，英文版也打乱了中文原版篇目的编排次序。法文版是在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出来的。但是，它增译了《女秘书》一篇，又完全恢复了中文原版的文体特征以及篇目的编排次序。它在风格上比英文版更接近中文原版。不仅如此，在与法文版译者切磋翻译细节的时候，我发现了中文原版《母亲》的问题，对它做了三处细微却又关键的修改。因此，《深圳人》的中文版又可以说是受到了法文版的影响。

“深圳人”系列作品淡化城市的外表，凸显居民的内心。对于《深圳人》的法语读者来说，深圳“人”内心细腻的颤动与深圳这座城市奇迹般的崛起，哪个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是人学”，这是关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金科玉律。“除了人，城市还有什么呢？”这是关于城市与人的关系的至理名言。《深圳人》吸引法语读者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面对卑微的生命，就是因为它关注细腻的内心。从读者的反应和书评的赞誉都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正是《深圳人》的成功令我深感安慰的地方。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在西方只是被当成历史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辅助材料。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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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访谈的部分内容以《好作品才是好作家的真实身份》为题发表于深圳《晶报》2017年11月25日。最初的采访提纲由记者伍岭提供。

自序

异域的迷宫

最后的午餐

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天上的读者

自序

随笔《异域的迷宫》在《收获》杂志上连载之后，不少读者希望我能够尽快写出后续的篇目，我自己也这样希望。我甚至希望这些以异域生活为素材的随笔能够很快形成规模，以《异域的迷宫》为名结集出版。没有想到，这希望经过七年的时间才转变为现实。

用2018年最初的两个月以对我的身心造成明显伤害的工作强度完成这部书稿之后，我意识到这希望与现实之间的七年间隔并不是出于人为的拖延，而是出于命运的安排。读者手里的这部随笔集是“成事在天”的又一个例证。

2017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转折点。随着《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版、《深圳人》法文版以及《空巢》瑞典文版的同时上市以及前一年出版的《深圳人》英文版引起的更大关注，“异类”的文学道路开始在“异域”留下鲜明的轨迹。这部随笔集里的全部作品都与这个转折点相关，而最后这两个月完成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内容更是与它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2017年所发生的一切，七年前的希望就不会转变为七年后的现实。

同样，2017年也是我与“身边的少年”关系上的一个转折点。7岁那年，他被我接到“身边”，从此开始他特殊的人生之旅（同时开始的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一段特殊的人生之旅）。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他搬出我的视线，我们的相处压缩到每个周末我去他的住处做一次“义工”的水平。而2017年底，他不仅搬离了我们共同生活过十五年九个月的城市，也搬离了我们共同生活过十五年九个月的国家，彻底结束了整整二十年在我“身边”的历史。这是带给我强烈感触的变动。我相信，这部书稿的完成也与这个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集献给“身边的少年”，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是因为他是我决定移居“异域”的主要原因。1998年夏天，我带他到英国去探亲。我原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但是在旅行结束之际，我已经感到了它强烈的宿命气息。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对我的暗示和敦促。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将“身边的少年”带到一个常年空气新鲜的地方去生活。从英国回来，我马上就递交了移居“异域”的申请。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而今天，所有人都会像我自己一样肯定那并不是我的决定，那只是我对天意的顺应。

我猜测，2017年的奇迹与接下来的一年有特别的关系。1988年8月，《作家》杂志用头条登出我已经被多家杂志拒绝的中篇小说《睡星》。很多人都将这个史实当成我作为特殊的景点进入中国文学景区的标志。是的，2018年是我“文学三十年”的纪念年份。在这个年份完成和出版《异域的迷宫》也应该是顺应了天意。

薛忆沩

2018年2月28日于蒙特利尔

异域的迷宫

1

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我在九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抵达这座城市。我随身携带着两件无法托运的“行李”：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后来闪现在我的读书专栏里的“身边的少年”）以及一种与我最后竟相隔着整个地球的身份——孤独的汉语写作者的身份。

“身边的少年”对我既深深地依赖又深深地畏惧，而他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肯定令他更加畏惧：因为在我们抵达的这座城市里并存又冲突着两种语言，他只略懂其中的一种，“抵达”对他来说意味着退缩到了更没有安全感的婴儿时代。这种畏惧增加了我扮演的双重角色的难度。在即将开始的生活中，我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理智与情感中“父亲”和“母亲”的比例？

而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将令未来的局面更为复杂。抵达这座城市，我就被同时抛入了两种与那种身份无关的语言。从前，这两种语言只是我的“外语”，只以“外遇”的媚态刺激和愉悦我的感官。我们只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抵达”却公开了我们的关系：与身份无关的“外遇”突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主宰，思考和激情所依恋的汉语却退变为记忆的侍从，成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我既失去了写作能够渗透的空间，又失去了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果继续用母语写作，我在这“别处”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停止“写作”，我的整个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打破这僵局的唯一方式似乎是用“别处”的语言来“写作”。但是，哪怕这奇迹将来能够在我身上出现，它同样也是一种“尴尬”：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达”，它必须抵达读者。而我的“身份”固执地提醒我，我的理想读者散居在地球的另一侧。

面带倦容的移民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的印记。那有点沉闷的声音确认了我在异域生活的合法性，同时又标志着我的汉语写作者身份开始经受“合法性的危机”。我已经抵达了想象的尽头。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想象和现实的箭头将会交换方向，“别处”将会变成“此处”。

我不止往前走了一步。我走了整整的九年。我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我走过了一座座异域的迷宫。

2

与《最后一课》中那位严肃却又温情的法语老师相反，我的法语老师盖博是课堂上的暴君。

他的“出场”就很粗暴。上课铃响过十五分钟之后，他才用他魁梧的身体撞开教室的门。他将塞得满满的背包粗暴地卸到黑板前用来做讲台的课桌上。他有点得意背包的拉锁没有拉上或者无法拉上。然后，他在黑板与课桌之间的椅子上粗暴地坐下，双臂肘关节同时撑住桌面，手掌托起肥大的头。他的眼睛大得惊人。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面积不到25平方米的阶梯教室，盯着我们这些对他充满着期待的成年学生。突然，他开始用很快的速度和很粗暴的语气说话。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期待。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指责我们。他指责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他措辞激烈。他说我们都是自己国家的人才，是自己国家的“血”，我们的离开是对自己国家的“伤害”，是一种“罪过”。

就这样，他将教室变成了法庭，而我们这些在移民之前都做过“无犯罪记录”公证的成年学生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异域的被告。

我注册的这个由魁北克政府资助的移民法语培训点设在蒙特利尔大学之内，共用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等相关设施。参加这项分为六期、每期长达两个月的全日制强化训练不仅不需要支付学费，还能够定期收到政府寄来的生活补贴（甚至还能实报实销请人看护孩子的费用）。魁北克是全世界少数仍然可以靠“读书”为生的角落。在这里，接受申请手续极为简单的政府法语培训是移民生活的理想起点。

办理申请手续时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初级法语水平，因此不能全程享受政府的福利。我被安排直接从第三期开始接受培训。我插进的那个班里有十三个同学，分别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俄罗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温文尔雅，认真负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盖博是我们的第二位老师，负责我们第四期的学习。

在激烈的指责之后，盖博的课进入了正常的程序。我们轮流进行自我介绍。盖博在每个自我介绍之后都要炫耀一下自己对介绍者祖国的知识。而他对那些来自罗马尼亚的同学有特殊的兴趣，因为罗马尼亚是他自己的祖居地。他多次打断那些同学的自我介绍，与他们就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攀谈起来。而我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从来都只包含两条信息：叫什么名字以及来自哪个国家。听完这简单至极的自我介绍，盖博说他对中国的道教很感兴趣。这是西方人的陈词滥调，我没有当真。

我们的自我介绍之后，盖博又说了一大通话。他继续指责。不过这一次，他不是指责我们，而是指责“世界”。他指责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读文学作品了，因此这是一个“病态的”世界。他指着一个同学手里的那份地铁站免费派送的法语报纸，说那是“垃圾”。他不允许那种垃圾再次出现在他的课堂上。然后，他将手伸进背包的开口，掏出一大盒CD，那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的“有声读物”。他说，要想学好法语一定要听文学作品，一定要读文学作品。

因此，他要求我们每天都做听写。听写的内容不是“垃圾”，而是名家的诗歌。以文学的名义，我欣赏他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但是他又说，每次做听写的时候，他还会叫一个学生到台上去，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结果，以便他及时订正。这特殊的要求让我每天走向教室的时候都如同是被押赴刑场。我一路上都默默祈祷，希望盖博继续对那些罗马尼亚的同学感兴趣，而不要突然用他大得惊人的眼睛盯上我。

他有一天还是突然盯上了我。“你好像还从来没有上来听写过。”他说。这“好像”已经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更不要说接下来的实战。我战战兢兢地在黑板上写出我听到的诗句。前三行磕磕碰碰，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第四行的中间，有一个词我怎么也听不出了。盖博侧过身来，用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他又重复了三遍，我还是听不出那个词。然后，他站了起来，一边用越来越不耐烦的语气重复那个词，一边不断地逼近我。直到他的脸几乎已经碰到了我的脸，我还是没有听写出那个词来。

突然，盖博咆哮起来。那个法语词震耳欲聋，却还是没有能够让我开窍。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琢磨那个词了。我的当务之急变成了“正当防卫”，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那样咆哮过，更不要说在课堂上。我怀疑盖博在“动口”至极又不能奏效之后，有可能会要“动手”。我在琢磨：“人若犯我”，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去“犯人”？我不知道伟大领袖过去对我们的教导会不会与魁北克的法律有太大的冲突。

盖博没有动手，而是极为失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也没有对我的听力做出激烈的评论。他继续为我们做听写，将那首诗读完。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盖博又迟到了很久。他说他去图书馆为我们复印资料，所以耽误了时间。接着，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小叠复印的诗歌。他一边分发一边说我们应该经常去图书馆：因为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他复印的那一叠诗歌译自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的不同的母语。译自汉语的那两首的作者分别是北岛和杨炼：我的朋友。“你们每个人的母语里都有不少了不起的诗人，你们读过他们的作品吗？！你们知道他们吗？！”他激动地说。哪怕这不是他的设问，我也不会如实回答。我不会让自己的愚钝连累自己的朋友。

整个学期里，班上有同学多次去学校投诉，要求撤换老师。尽管有那次尴尬的经历，但我从来没有在投诉信上签过名。我拒绝参与驱“盖”运动，不知道是出于东方人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还是出于自己敬畏文学的个人偏好。

在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盖博突然提出要将“写作”当成期末考核的内容。这显然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他带来了三篇短篇小说，让我们任选一篇写读后感。一个学生当场对这过分的要求提出了质疑。而盖博竟激动地冲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三个身强力壮的同学及时将他拉开，盖博对文学的激情肯定要演变成一场武斗。

我们的最后一课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盖博给我们看了他的一些摄影作品。他说蒙特利尔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很值得去发现。他还谈起他有一年在罗马尼亚旅游的时候与警察发生的冲突。最后，他将我们的“写作”发下来。他一边分发一边指责班上的同学大都不懂文学，不会“写作”。我没有兴趣去看他的评语，接过自己的第一篇法语写作之后，就将它塞进书包，然后准备离开教室。但是刚走到教室门口，盖博叫住了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说：“你的写作比你的口语和听力好多了。你写得很好。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我没有告诉他，在另外一种语言里，我已经是一个“作家”。我只想尽快远离这每天都令我忐忑不安的教室。我答应过贝蒂，等这期法语课一结束，我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多次邀请我去她那里交谈。我盼望着用汉语和英语交谈。

3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近电梯口。在跟我打招呼之前，她弯下腰捡起地毯上的那一小片废纸，将它扔进电梯口旁的垃圾箱里。然后，她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我也礼貌地回应。电梯很快就来了。电梯门打开，我跟在她的身后走进去。我们的交谈在下降的空间里伸延。她问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多久了。我稍微夸大了一点，回答说已经六个月了。这种夸大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我已经有点熟悉这陌生的地方了。我已经开始将自己还是空荡荡的房间当成“家”了。我的回答充满了自信和得意。

我肯定她是刚搬来的住户，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回问了一句：“你呢？”我相信她的回答一定会伴随着尴尬的一笑。

她的回答不需要伴随着尴尬的一笑。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居住六年了。

我的成就感顿时云消雾散。我感觉有点尴尬。幸好她接下来的问题改变了谈话的方向。她问我是不是来自日本。我的否定和更正令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为之一振”是我与贝蒂第一次谈话的上半部分结束的标记。谈话的下半部分是用汉语完成的。“这么说，你应该会说普通话？”她突然用我的母语向我提问。这令我为之一振。我想知道她怎么会讲我的语言。她回答说她起步于哈佛大学，随后她又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经历了。她说她的汉语已经荒疏。她说她正在准备将它重新捡拾起来。

七天之后，我们的交谈在贝蒂的客厅里继续。我们的房间只相隔着一个号码，却在电梯口的不同侧。我们这一次交谈的主题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三个月前，作曲家谭盾在麦吉尔大学音乐系做过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作曲家谈及《看不见的城市》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贝蒂是在那次讲座中才听说那部神奇的小说的。她好奇一个中国作曲家怎么会从一个意大利小说家那里获得启示，回家之后，马上从图书馆借来了《看不见的城市》。她将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记在一张纸条上。当她在一次电话里得知我也是那部作品的“鉴赏家”，便邀请我过去进行讨论。那是我们将持续两年多的“学术交流”的开始。

这段故事还有更神秘的一面：三个月前的那天下午，我也曾经与“身边的少年”挤进了麦吉尔大学音乐系的那间不大的教室。也就是说，我和贝蒂在共同走进电梯之前三个月就曾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注视过同一个人。不过在那里，我们都没有“看见”自己的邻居。

那一天，我是在讲座的中间才挤进去的。而没有待多久，我又不得不挤出来，因为“身边的少年”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我想说服他坚持一下，却没有成功。随后九年里有无数次类似的“扫兴”，那是第一次，它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行李”的重量。我很遗憾不能够坚持到讲座结束后去与作曲家寒暄几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说同一种方言，我们成长于同一座城市。“身边的少年”无知地剥夺了我那第一次“他乡遇故知”的机会。

与贝蒂的友谊从《看不见的城市》开始。她慷慨地为我打开城门，让我看见了她的世界。我知道了她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能讲流利的法语，还曾经到巴黎的索尔邦大学深造。但是，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西方妇女一样，她受完教育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家庭，成了家庭主妇。只是在丈夫过世、孩子成人，而自己也已经“年过半百”了之后，贝蒂才有机会重返学校。她注册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她也开始学习汉语。毕业之后，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西安石油学院教了一年的英语。那似乎是她一辈子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做过的唯一工作。

那非常愉快的一年中有一件小事让贝蒂耿耿于怀。有一天，她随学生们去西安的郊外游玩。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学生们都激动地冲进河里。他们想拉贝蒂下水，却遭到了她的拒绝。贝蒂是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她热爱自然，蔑视“文明”（她多次跟我说“文明”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乡间。她会不假思索地在魁北克的林间席地而坐，她会毫不犹豫地在魁北克的湖中戏水游乐。但是那一天，她却拒绝下水。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说她没有办法理解和分享学生们的喜悦，她说那河水实在是太脏了。我想，它一定是脏到了远离“自然”而接近“文明”的程度了。我理解贝蒂。她来自世界上水源最充足的国家，来自那个国家水源最充足的地区。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附近有不计其数的湖泊，湖水清澈见底，不少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

贝蒂急于与我分享她的生活：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电影和音乐……她像母亲一样关心和督促我。她问我是不是每天都坚持做了锻炼。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将窗帘送去干洗。她问我在学习上有什么收获和问题。她问我怎样度过了上一个周末……相应地，我也开始像儿子一样敷衍和推脱她。我总是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没有时间去品尝她想为我准备的晚餐，甚至没有时间马上去解答她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疑难……她总是像母亲一样纵容我的敷衍和推脱。

我必须推脱。因为2003年3月彻底结束法语培训之后，我第一次有时间去重温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贝蒂的纵容“成全了我的宿命”（这是我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前面写给母亲的献词）。我全力回归，完成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在异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它的成功令我的“行李”更加沉重。而更为神秘的是，这第一部作品的题目竟然“隐喻”我在异域不断重复的一种遭遇：我一次次地“抵达”了“最后那一段路程”。或者说，我用“我”的特殊方式陪伴着一个个特殊的生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贝蒂的纵容和我的推脱其实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奢侈。她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敏捷的生活能力蒙骗了她自己，也蒙骗了她的朋友们和孩子们。她的身体还可以忍受滑雪的疲劳，她的心智还能够应对汉语的复杂。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的生命竟然离终点已经那么近。

2004年的春天，她稍稍觉得有点不舒服。而去医院检查之后，竟查出淋巴癌已经到了中期。有谁会相信那是正确的诊断？

那是正确的诊断。贝蒂轻描淡写地打电话告诉我诊断的结果。她的乐观让我感动。她停掉了她已经在麦吉尔大学开始的西班牙语课，准备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不过，她还是不想舍弃已经重新捡回的汉语。为了让她多一点乐趣，我建议她通过翻译来学习。我选择了《三重奏》中的《驿站》（我的一篇小小说）给她做这个练习。那是一段非常充实的日子。我不再敷衍和推脱，总是及时审读她的“作业”。而我们关于英语、汉语和翻译的谈论让彼此都学到了许多东西。在痛苦的化疗阶段开始之前两天，贝蒂完成了她的翻译。

在与病魔周旋的八个月中，贝蒂只有四次请求我的帮助。其中最令我感叹的那次是她来电话让我陪她下楼。她已经叫好了出租车。但是，她说自己连走到电梯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贝蒂虚弱地靠在墙上。我想起我们在同一个地点的第一次见面。我告诉她那天我说“六个月”时的得意和听她说“六年”时的尴尬。贝蒂没有笑。她说她的身体痛得难受。接着，她用她的母语里那最不“文明”的词咒骂那不堪忍受的痛。

贝蒂正在经受的折磨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她仍然在继续学习汉语。但是，化疗的效果让她回避我们的见面。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她只是打电话过来询问。她让我帮忙去买过一次食物，她也只是交代我将东西留在她房间的门口。

我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可以看见贝蒂房间的灯光。我发现她睡得越来越晚了……她告诉我那是因为那不堪忍受的痛。她只能通过学习汉语来分散身体对剧痛的注意。我的母语陪伴着异域绝望的灯影，陪伴着她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最后一次与贝蒂见面是在圣诞节的前夕。她打来电话让我去她的房间。她说她准备在乡下过圣诞和新年，她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她托我照看房间里唯一的植物：一盆弱小的富贵竹。

那是贝蒂最后的三个星期。她的大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告诉我，贝蒂在临终前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东南亚海啸过后的惨状。她激动地对围守在身边的孩子们说，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幸福。

六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照看着贝蒂托我“暂时”照看的那盆富贵竹。它现在枝叶茂盛，已经高达80厘米了。它成了我简单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这简单的生活中阅读和写作。2007年的春天，我决定写下自己多年来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那是极限的写作，是我作为汉语写作者的巨大虚荣。这种虚荣将我逼压在疯狂的边缘。每天黄昏，我必须在蒙特利尔的山路上借助五到十公里的长跑才能将自己拉扯回平庸的现实。我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的那些“观感”会在上海的杂志（《上海文化》）上连载出来。上海是蒙特利尔的姐妹城市，却又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城市。在那里发表我关于《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显然也是一个“抵达之谜”。

玛格丽特住在美国俄尔冈州。她的专业与她的母亲一样，也是教育学。她曾经在南非和博茨瓦纳生活和工作过好几年。我们只是在处理贝蒂后事的过程中有过一些来往，没有做过深入的交谈。我记得我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想躲避将在“别处”参加的第一个葬礼。而玛格丽特安慰我说，他们在殡仪馆组织的活动不是传统的葬礼，而是生命的“庆祝会”（celebration）。请柬上将不会出现“葬礼”这样的词。她说这是贝蒂本人的交代。

“庆祝会”之后，玛格丽特将贝蒂的大部分藏书都留给了我，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牛津英语字典》（OED）以及她在哈佛大学学习汉语时使用的教材。

每年在贝蒂忌日的那天，我都会收到一张玛格丽特从俄尔冈州寄来的卡片。这死亡的标志标志着生活的继续。

4

安德烈此刻正在海上航行。他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远行。

我在去年5月底就知道了他的这一“现状”。那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明年”1月5日他将在佛罗里达登上豪华客轮，开始环游世界（将途径六十个国家）的航行，要到4月初才会回到蒙特利尔。

这意味着他将错过蒙特利尔漫长和严酷的冬季，错过他热衷的冰上运动。这位住在我楼上的邻居刚过了他78岁的生日。每年冬天，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好天气。他会一大早起来，去离我们住处不远的皇家山顶上。那里的露天溜冰场会在迎来日出的同时遭遇到他冰鞋上略带锈迹的刀刃。

但是，安德烈不会错过他更为热衷的“政治”。他告诉我，为了能够实时地观察他远行的这四个月之内魁北克和全世界的政坛风云，他特意买了一台高级的手提电脑，并且通过强化训练，掌握了他以前一直抗拒的上网和收发电子邮件等“高尖”技术。“我不会错过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得意地说。

安德烈是退休的法语教师，大概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政治却是他的生命。他曾经告诉我，他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电视里直播的议会辩论。那些冗长的辩论在我看来是无聊乏味的闹剧，在他看来则是意味深长的正剧。他永远都是它感情冲动的观众。他也从来没有错过一天的法语报纸。而且这座城市的两种主要法语报纸他都要买，都要读，唯恐漏掉了政局中任何的细节和分析家的任何观点。每天下午，安德烈会将读过的报纸扔在我的房门口。他一定会为我导读，用红笔圈划出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和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当地政局的异动。有时候，他还会在文章的旁边加上自己的批注。遇到令他反感的政治家，他会激动地写下“白痴”、“骗子”或者“无赖”之类的评语，用箭头将它们射向政治家的照片。他的这种阅读的激情总是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少年时代曾经着迷过的列宁的《哲学笔记》。

为了政治，安德烈可以六亲不认，更不要说与邻居翻脸。他现在与住在佛罗里达的姐姐和哥哥已经完全断绝了来往：因为他们是顽固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曾经支持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因为他们后来鄙视与自己肤色不同的总统。而安德烈是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他为他的获胜激动得热泪盈眶。

安德烈在出发的那一天告诉我，他在佛罗里达登船的地点离他姐姐的住处不远。但是，尽管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他绝不会去登门拜访。

安德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不管在联邦选举还是在魁北克的地方选举中，他都从来没有机会投自由党的票：因为他更是顽固的分离主义者，他的票永远只会投给旗帜鲜明地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那个党。在联邦选举中，那个党自身胜出的机会永远不会大于零。也就是说，安德烈投出的票永远都是实际上的废票。但是，安德烈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投票的机会。他总是怀着对“魁独”必胜的信念投下他的废票。我想，当他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了马上要举行联邦选举的消息，安德烈一定会中断自己的环游，在下一个港口下船，立刻飞回蒙特利尔，庄严地投下他的那张废票。

对安德烈来说，魁北克是一个国家，而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份。他的门口贴着“蓝”色的魁北克旗，而不是“红”色的加拿大旗。他甚至不屑于提到“加拿大”这个词，他称它涵盖的地区（当然要除开魁北克）为“我们的邻居”。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在这种称呼前面加上那个以F开头的不雅的定语。

对语言的偏袒是安德烈政见的标志。他自己是语言学博士，又是从美国的密执安州立大学取得的硕士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他却视英语为侵略者的语言，帝国主义者的语言，奴役魁北克人民的语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肯“权宜”。有一天清晨，我与他一起去溜冰。我们刚刚进入冰场，一对与安德烈年龄相当的夫妇携手溜了过来。好与人搭话的安德烈兴致勃勃地用法语向他们致意，而对方多半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自动地用英语回应。尽管两位老人态度和善，安德烈却认定他们这是故意挑衅。他气急败坏，换下冰鞋，愤然离去。还有，当安德烈知道“身边的少年”准备选英语学校而不是法语学校读大学预科，他竟有两个月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那段时间，即使迎面遇见，他都拒绝跟我们打招呼。

与安德烈相处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我知道他很早就离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会离婚。安德烈离婚的理由可能简单得惊人：一次地方选举的结果就足以颠覆他的家庭生活，令他妻离子散。他的确有两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女儿，她们都住在蒙特利尔。而安德烈有一天告诉我，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她们了。

安得烈不仅自己有永远高涨的政治热情，他还善于“统战”，善于调动他人的政治积极性。他总是邀我一起吃饭，去他家里还是去餐馆（以及去哪家餐馆），完全让我自由选择。他当然是要利用吃饭的时间为我分析政治的走向。他的分析不仅紧扣当前，还放眼世界。关于北京的奥运会，他好像比谁都知道得多；关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他好像比谁都着急。

只要我关心政局，我就不用操心饭局。而饭局的确定性与政局的稳定性恰成反比。长此以往，安德烈的慷慨大方会不会令我腐化堕落，最后变成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我突然觉得，安得烈其实一直都在海上航行。

5

“与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在巴黎留下过痕迹（或者巴黎在他们身上留下过痕迹）的伟大作家的对话是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在小说My Paris（《我的巴黎》）的“鸣谢”部分，格尔表达了她对仍然在巴黎的街道上游荡着的那些幽灵们的感激。她感谢巴尔扎克（尤其是他的“两性化”的《金色眼睛的女孩》），她感谢斯坦因（尤其是她关于语言、种族以及共和制的著名见解），她感谢波德莱尔和柯蕾特，她还感谢雨果和他的女儿阿黛尔。最后，她特别感谢本杰明，因为在这部被视为加拿大女权主义代表作的小说里，孤独的主人公与本杰明的幽灵“就他描述历史的蒙太奇手法展开了关键性的对话”。

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与这些幽灵们在巴黎的对话实际上是《我的巴黎》的精神框架。这位对现实有很高要求同时对历史也有很深体会的女主人公来自一个地理上与欧洲分离而文化上却与欧洲同源的大陆。她走进了这座被本杰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城市。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既是她永久的精神家园，又是她临时的栖息地。她在城市中心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她记录下自己短暂又永恒的“停留”（或者说“回归”）。她的第一个句子就将自己带进了幽灵的世界。她比喻自己“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

这种比喻模糊了现实与历史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表面上，《我的巴黎》在谈论现实；实际上，它却沉湎于历史。它看上去是一部生活的“流水账”，一部抹去了日期的日记。事实上，这生活之流只是主人公“意识流”的路标，在它的下面荡漾着情感和情绪的涟漪。真实的生活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媒体：“巴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巴黎”。《我的巴黎》是一个虚构的“女人世界”（女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已经开始“信息化”的外部世界激烈冲突：刚刚得以释放的女权马上又要准备抵制形式更加隐蔽的奴役。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可以将这部著名的加拿大小说翻译成汉语。但是，太多的语言实验吓退了我。《我的巴黎》是一部没有逗号的小说。文本中几乎所有的停顿都用句号标志。比如“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单词（不论虚实）也可以独立成句。书中最简单的句子就简单到只含一个虚词“但是”。还有，小说极力想避开动词。这是另一个刺眼的实验。它以现在分词代司动词之职，这一方面使小说读起来更富“动感”，而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叙述的骚动不安之感。这样的实验显然不合汉语的胃口。

我告诉格尔，《我的巴黎》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巴黎。

我三次选修格尔的课。前两次是我主动注册。那两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其实却都是强度很大的写作课。学生每星期都要交出一篇小作品，而学期结束时更要交出一篇大作品。我喜欢也需要这种高强度的写作训练。而给我带来更大快感的是，几乎每个星期，我的作品都会得到最高的评价。这成为惯例的评价点燃了我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野心。

在第一次注册进入格尔的写作课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英语系的客座教授是加拿大的著名作家。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她的书以及别人谈论她的书。发现她的“身份”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作为一种“外交礼仪”，我是不是也应该向她暴露我自己的写作者的身份。

直到第二次选修到她的课，那门课的最后一节宣布下课之后，我才从书包里取出那张一个月前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将上面那一大版关于我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书评递到她的眼前。我对她的课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我每篇作业的高度评价充满了感激。我用这自我暴露来向她告别和“鸣谢”。

格尔竟没有丝毫的诧异。她自言自语似的说：“一点也不奇怪。”她已经从我两个学期的勤奋写作中辨认出了我写作者的身份。她扫了一眼报纸上我本人的照片下的说明。她说“流动的房间”是一个很特别的小说题目，她可以据此猜想出我的写作风格。她最后又说她骄傲有我这样的学生出现在她的课堂上。

当天晚上，我收到格尔的邮件。她约我去离她住处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聊天。

我们第一次以同行的身份坐下来，交换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对世界的看法。她送给我两本小说：《我的巴黎》以及她的成名作Heroine（《女主人公》）。我很惭愧自己的作品没有她能够读得懂的英语或者法语译本，只好让这位温和的女权主义者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那家咖啡馆有一个很浪漫的法语名字Toi et Moi（你和我）。这名字好像也是对那种“不平等”的揶揄。

在咖啡馆里就像在课堂上一样，格尔的语流平缓、语气柔和，完全没有她文学实验中的激进。这是一个“人不如其文”的典型例子。而且，她是一个极为认真和耐心的倾听者。面对我可能比英国作家毛姆还要结巴的表达，面对我肯定比她的实验还要唐突的叙述，她竟毫无惧色和愠色。她有特殊的语言才能，善于填补我的表达中的坑坑洼洼，让我们交谈行进得四平八稳。

我的自我暴露和我与格尔的“不平等”的交流又一次激起了我对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强烈的怀念。这种怀念导致了我的又一次语言的“回家”。与前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带去的不是小说，而是另外一种礼物。我将在《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上的读书专栏作品塞进了自己沉重的“行李”。

可是，汉语写作者的身份与我的“学生”身份不能兼容。“回家”意味着我必须“辍学”。而中断自己的“学业”就意味着中断由政府提供的“经济来源”。我的现实与我的理想之间相隔着整个的地球！我只能顾此失彼。

2007年秋天，“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再一次“背井离乡”，中断刚刚激起读者兴趣的写作，恢复自己的“学生”身份。在学期开始之前，格尔写来邮件，邀请我注册她为研究生开设的写作课。研究生课程对这座城市里所有大学的研究生开放，想要保持“最优”的成绩，我必须击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攀援”。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大部分作业都引向了同一座迷宫：那里蛰伏着一个神话，两个家庭，三个孩子……时间之流从封闭的七十年代直抵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我将最后的作业交给格尔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我说那只是我将会努力完成的一部英语小说的开头。

在这门课一开始，格尔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些作业最后要结集出版。我对在一个学生作品集中抛头露面没有兴趣。但是，格尔几次来邮件说服我。她说我是那门课上最好的学生，我的缺席将是那本小书的遗憾。最后，我的两首诗歌和一篇“实验性”的小说被结于集中。它们成为我用另一种语言发表的“处女作”。在异域的迷宫里，我第二次经历了发表“处女作”的羞涩和激动。

为了写作以上这段关于格尔的文字，我重新翻阅了她出版于1999年的《我的巴黎》。我突然意识到它与1989年出版的我的《遗弃》有许多的类似之处：它们都是日记体。它们的人物都用字母代替。它们暴露的都是内心世界。它们都很悲观。它们在各自国家的文学界都有名声。它们都没有多少读者。

（注：坐在那家咖啡馆的时候，格尔就告诉我她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而2009年冬天去香港之前到她的办公室与她话别的时候，她告诉我，小说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她说接下来的“等待”是对写作者最大的折磨。我刚刚知道，这部被《环球邮报》称为加拿大文坛“期待已久”的作品已经在去年年底出版。《环球邮报》的书评对格尔孤独的努力十分赞赏。这篇书评题为Where am we？Who am we？任何一个略懂英语的人马上就能看出其中重复的语法错误。这是故意的炫耀。这是有心的“影射”。它提醒读者，在这部新作中，著名的格尔仍然在继续她的哲学思考和语言实验。）

6

我穿上了他递过来的那件很厚的雨衣。我们一起带库马（Kuma）去湖边散步。

库马身体强壮又性情温和。它的这个日本名字的本意是“熊”。我知道，他很得意自己为它取的这个名字。他迷恋东方文化。他就寝前会换上精致的和服。他有闲时会到“中国城”去参加初级的烹饪速成班（他说出过他已经学会的那道菜的配料和工序，听上去，那好像是“宫保肉丁”）。他深藏在湖光山色中的“豪宅”里摆设着不少中国的古董，悬挂着不少中国的字画（巨大的卧室入口有一幅黄永玉的作品）。这座“豪宅”由三组分离的建筑构成，而主体建筑中的两部分由一条长廊联结，是一座具有西方特色的日本庭院。走下主体建筑旁的石级，沿山坡往下再走20米，就到了他搭建在静谧的“驯鹿”湖边的码头。

湖面上的冰两星期前才彻底融化。湖水现在还冰凉刺骨。我不能像前两次那样下湖游泳了。他在我们带库马回来的路上问我是不是愿意趁这样的“天时”看一眼他的早期作品。

我在他舒适的书房里坐下。他首先给我放了一部名为Labyrinth（《迷宫》）的短片。自始至终，屏幕上呈现出五个排列成十字的大小相等的“窗口”。伴随着不间断的华丽的音乐，窗口中的意象不停地运动：从自然到社会，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爱到恨，从生到死……强烈的对比充满着激情和哲理。在这部短片的开头，他用文字提醒观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迷宫之中。”但是，埋伏在这迷宫中心的怪兽是什么？“人”是否能够将它制服？

然后，我们看了一段他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纪录片。他的镜头从多伦多的音乐厅开始盯住目标。接着，它又尾随目标在纽约登上穿越大西洋的客轮，无微不至地记录下了那位革命性的作曲家在海上度过的一段风平浪静的生活。

在看过他呈现宇宙起源的那部影片之后，我选择了他拍摄于1959年的关于古尔德的纪录片。纪录片由两部30分钟的短片构成。第一部短片名为On the Record（《录音之中》），主要记录了古尔德195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录制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的复杂过程，从中可以见识古尔德对艺术的苛求；第二部短片名为Off the Record（《录音之外》），主要记录的是古尔德在他的“村舍”里里外外的生活，从中可以领教古尔德在日常生活中的骄慢。

这是关于古尔德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纪录片。它的制片人和导演安静地坐在我的身后。当我回头向他询问摄像机可能漏掉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想一想，然后回答说他不记得了。我相信他的观看与我的观看完全不同。我相信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到时间的冷漠。距离这部影片的拍摄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而影片中记录的不朽天才也已经在二十多年前作古。时间！时间也许就是所有迷宫中那个共同的怪兽，那个永远也不可能被最终制服的怪兽。

罗曼的这部影片在1960年公演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后来在古尔德的传记Wondrous Strange（《奇妙的陌生》）中读到的。传记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不是因为古尔德当时暴涨的名声，而是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精致的叙述方式。一贯非常挑剔的古尔德本人对影片也非常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这部影片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准则”和他对生活的“热情”。

罗曼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和心理学。但是，他喜欢科学，迷恋技术。他客厅的杂志架上摆放着他订阅的《物理学》等科学杂志。大学毕业之后，罗曼进入加拿大国家电影局。1967年的蒙特利尔“世博会”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那一年，他与两位同事一起发明了至今仍然风靡世界的IMAX电影（他也是IMAX电影公司的开创者之一）。他因此又以发明家的身份进入了电影史。而按照一本电影史书上的记载，他向我演示的那部名为《迷宫》的短片就标志着IMAX概念的起源。（我还在一份材料中读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导演卢卡奇称自己那部经典作品的最初想法来自与罗曼的一次谈话。）

2003年夏天，第一次到罗曼家做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的对立令我们彼此立刻就感觉十分亲近。那一天，我从“驯鹿”湖里游泳上岸之后，他带我去他在主体建筑旁搭建的木工车间。他说他在那里打发退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那里有几台小型的机床，有许多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玩具。那是罗曼的新作。那些作品显然比他早期的电影作品更受他那些与互联网一起面世的孙辈们的喜爱。

那丛林深处的木工车间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经历过宏大历史的小说主人公最后在家乡的作坊里埋头于手工制作，孤独没有被波澜壮阔的历史卷走。他必须用最原始的专注来与它作最后的斗争。罗曼没有读过那本小说。我在第二次见他的时候，特意为他带去了一本。我不知道进入马尔克斯的迷宫之后，罗曼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乐观主义者的信念。

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为他写下了一首题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画像”的小诗。诗中写道：“他走进丛林深处的车间＼用手指塑造不断涌来的幻觉”。罗曼让我将小诗译成英语，然后将汉语和英语的两个版本都抄给他。他说他要将它挂在车间的墙上。

我们通常是在夏天去他的“豪宅”小住。第一次，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专门开近两个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接我们。而我更习惯他们等在离“豪宅”20公里远的小镇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自称是“乡巴佬”（country pumpkins），在城里开车好像总是不太自在。

罗曼仍然在制作立体电影。他的工作室就设在“豪宅”的底层。他在那里给我们演示他最新的作品。而阅读是珍妮特主要的生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曾经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中国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英译本，说那是她读过的唯一一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书。这样的起点让我感觉惊喜。以后每次去那里，我都会给珍妮特带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她总是当天晚上就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开始阅读，有时候会读到半夜。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她一定会与我讨论书中的内容。

2009年夏天，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激烈地辩论。吃过晚餐后，罗曼和珍妮特有条不紊地收拾好餐厅。然后，他们就会坐在书房，收看一个专门的政治频道里的辩论。罗曼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是民主党理念的支持者，而“公费医疗”在他们看来更是天经地义。“人来到世界上连医疗都得不到保证，实在太荒唐。”他激动地说。尽管当时美国的许多地区已经闹得乌烟瘴气，罗曼仍坚信奥巴马的方案会获得通过，再显他乐观主义者的本色。

罗曼是贝蒂青少年时代起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贝蒂确诊之后，他和珍妮特经常过来看望她。“化疗”期间，珍妮特更是陪同贝蒂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贝蒂停止“化疗”之后，他们又将她接到乡下住过一段时间。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要谈起贝蒂。她对生活和知识的热情令我们大家都赞叹不已。

在写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之后不久，我和“身边的少年”随贝蒂去她的“村舍”住了四天。第二天，她带我们去了罗曼的家里（“村舍”相距罗曼家的“豪宅”只有不到20公里）。第三天，她又将罗曼和珍妮特请到“村舍”来聊天和晚餐。在去罗曼家的路上，贝蒂告诉我，我将见到的这位朋友历来就蔑视金钱，但是因为参与立体电影的发明和普及，七十年代以来，“通货”从世界各地滚滚而来。这“魔幻般的现实”使罗曼得以在“驯鹿”湖边随心所欲地盖起了自己的“豪宅”，过上了“乡巴佬”的生活。

罗曼多次向我们提起过离“豪宅”两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漂亮的河滩。2009年夏天那一次，我决定要去那里看看。罗曼为我们画了一张草图，告诉我们如何从一条“捷径”去到那里。他说他们为下午茶做好准备就去河滩上找我们。

罗曼没有告诉我们，在接近河滩的地方，我们会遇见一个简易的栅栏，栅栏上的那块木牌上写着：“私人领地，禁止通行。”也就是说，罗曼多次提起过的河滩根本就不是“公共场所”。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树丛后伸延着漂亮的河滩。我们不想后退。我们将栅栏的门推开。

走进河滩就像走进了仙境。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河道中间突现的卵石以及流畅凝重的湍流声将我带到了上个世纪（1998年）与“身边的少年”在苏格兰度过的那些一尘不染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带着这个孩子远离祖国。正是那次英国之行让我做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决定。

没过多久，罗曼和珍妮特就出现在河滩上。我紧张地向罗曼提到了那块木牌上写着的字。他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所有人对那块牌子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河滩上边走边聊。珍妮特提起她和贝蒂以前常在这河里游泳的事。那让我想起贝蒂在西安郊外的那次令她耿耿于怀的经历。而罗曼从河滩上捡起两个“易拉罐”。“总是有人在这里野餐。”他说。

“这的确是野餐的好地方。”珍妮特说。

“人们可不在乎这是不是私人领地。”罗曼又说。

“像我们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很多。”我调侃地说，“这河滩的主人一定很恼火。”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我听见罗曼嘟噜着说：“事实上，这河滩和附近的几座山都是我们家的。”他似乎是偶然想起了这件事。他一点也没有恼火。

7

通过“身边的少年”，我首先认识了葛诺米，然后又认识了葛诺米的主人。

“身边的少年”有一天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那本来是他住在二层的朋友，那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阿根廷孩子的工作。因为他马上要随父母迁居魁北克城，“身边的少年”接替了他。他每天晚上将去遛20分钟的葛诺米。

葛诺米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马耳他狗。他的主人是一位身体过胖、行动不便的老人。这是“身边的少年”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后来考到了“国家救生员”的执照，开始在我们租住的住宅区里的室内游泳池当救生员）。

“身边的少年”经常带来一些关于葛诺米的主人的信息。她叫雪莉。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中学里教数学，大女儿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座城市教小学，而小女儿则在蒙特利尔艰苦经营一家没有其他雇员的小公司。退休之前，雪莉是麦吉尔大学生物系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很喜欢阅读，家里有不少的文学书籍。她又受过良好的音乐训练，竖笛的演奏达到专业水平，从前经常登台表演。

这些信息来自“身边的少年”在遛完葛诺米之后与雪莉的简短交谈。在交谈中，他当然提起过自己喜欢读书和写作的父亲。有一天回来之后，他告诉我，雪莉欢迎我去她那里聊天，也许我还可以从她的书架上找到想读的书。

我在200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去见雪莉。如她事先在电话里交代的，她的房门长期不锁，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去。刚一进门，葛诺米就窜了出来。它很高兴，围在我的脚边乱蹦乱跳。然后，我听到了葛诺米的主人请我往里走的声音。我走过一个过道，走进显得有点脏乱的客厅。雪莉指着沙发跟前的一张低矮的转椅：那成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每个星期五下午的固定座位。

我们一见如故。我们谈历史，谈文学，谈政治，谈语言。雪莉尽管行动不便，思维却极为活跃。我惊叹她头脑的清晰，她夸奖我的“无所不知”。除了知识，我们还谈起了各自的家庭。雪莉来自犹太家庭，祖父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从俄国取道伦敦移居到了蒙特利尔。蒙特利尔的犹太家庭一度以“左倾”出名。雪莉一生的偶像就是她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思想非常激进的哥哥。她多次提到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与她哥哥见面。她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一定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她还提到了她的前夫（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家庭。他的外公是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发现者，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能斯特（Nernst）。她从她曾经的婆婆那里听到过许多能斯特如何提携爱因斯坦的轶事。

我们经常会谈起音乐。有一天，雪莉突然激动地告诉我，她少年时代从哥哥带回家的一本《世界歌曲集》上学会了一首名为《起来》的中国歌曲。接着，她竟用英语将《义勇军进行曲》从头到尾唱了出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雪莉称我们的星期五下午是“高知”的下午。她在每次谈话之后都显得意犹未尽。她感谢我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质量”。我也用同样的理由对她充满了感激。她有一天对我说，我和“身边的少年”就像是她的家庭成员。每次有客人来了，她总是会给我电话，让我去打个照面。

2008年夏天，我决定将自己在格尔的写作课上开始的小说继续写下去，而雪莉很有兴趣为我检查写作中的语言问题。我们星期五的下午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闲谈变成了研讨，从“务虚”变成了“务实”。我通常是提前两天将我们要研讨的部分交给她，由她预审一遍。而到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再一起复审。复审的时候，雪莉将我的写作朗读出来。这是我的建议。朗读能够帮助我发现叙述节奏上的破绽（我相信任何文学作品都首先应该“动听”）。可是，雪莉精彩的朗读经常会被我打断，因为我突然会对一个她认为没有问题的用法产生疑问。然后，我们就我的疑问展开讨论。

我有几次担心雪莉的身体承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但是，她却坚持说，她需要这种脑力劳动。她说大脑的亢奋能够帮助她抵抗身体的不适和精神的忧郁。

我们的“务实”继续进行，直到发生了那件至今让我觉得神秘莫测的事情，那“谜中之谜”。

那一天，当朗读到小说主人公扬扬的尸体终于被人在一座废弃的仓库里发现的时候，雪莉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不！扬扬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应该死。”

雪莉的激动令我有点得意。我以为它确认了我的作品的“感染力”。没有想到，接下来雪莉竟会用极为平和的语气告诉我她生活中最大的悲剧。“我也有一个孩子自杀死了，就像扬扬这么大的时候。”她说。

这对我就像是“晴天霹雳”（我现在觉得只有这个有点平庸的词语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震惊）。我对自己的听觉产生了怀疑：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生活来源于艺术”？这是“魔幻”还是“现实”？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向雪莉说对不起。我说我不应该让她读这篇故事。而雪莉说，她觉得我的故事写得很好。它对她没有任何消极的影响。她告诉我她早已经走出了那种创伤的阴影。她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确不能自拔。但是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以类似的方式失去过两个儿子的母亲。她不知道她是怎样支撑过来的。而那位母亲告诉雪莉，她的方法非常简单：她每天都去回忆孩子们“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生活细节，而不是去哀叹他们“出世”一刹那的悲剧。是这种美好的回忆治愈了那位母亲的创伤，而雪莉也用同样的方法战胜了自己的绝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让雪莉继续审读我的小说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还是去她那里聊天。雪莉甚至还有几次谈起了她自杀的孩子，谈起他美好的生活细节。可是，一旦她问起我小说的写作进度，我总是含糊其辞。

三个星期之后，雪莉突然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她开始是经常在半夜惊醒，最后发展到整夜整夜地失眠。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她打来电话，请我过去陪她坐一下。她说她好像支撑不住了。她说她已经通知了她的女儿，但是她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

当天晚上，雪莉就被送进了医院。几天之后，她的女儿给我电话，告诉我雪莉的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我和“身边的少年”去医院看过她一次。她抱怨说在医院住着很不舒服。她只想赶快出院。她还说很怀念我们星期五下午“高知”的交谈。那之后不久，雪莉被转往一个康复中心。我将那当成她好转的标志。她到康复中心的当天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房间的号码。可是两天之后，她女儿通知我雪莉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她的葬礼上，差不多所有发言的人都提到了13岁儿子的自杀对雪莉造成的沉重打击。他们都称赞她坚强和乐观的性格。在葬礼结束之后，我看见了雪莉一生的偶像，她思想激进的哥哥。她一直说想要介绍我们认识。但是，他显得那样悲伤。我没有走近他。

雪莉刚住院的那几天，葛诺米独自留在家里。我去喂过它几次。它显得极度不安，先前的灵气荡然无存。它将所有它能够拖得动的东西都拖到了地上，客厅和卧室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葛诺米焦躁地跟在我的身后，跟我走到门口。它的叫声听上去那样地压抑，让我有点不忍离去。我想起了沃科特（Derek Walcott）的那一句诗：“上帝的孤独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毫无疑问，上帝的孤独也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的最忠实的朋友。

后来，葛诺米被雪莉的女儿接走了。它现在应该仍然还活着。

8

已故的米勒教授只年长我不到五岁。我在2009年秋季学期选了他的“20世纪早期英国文学”。我想用那门课来结束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阶段的学习。我已经买齐了那门课上必读的八本小说。米勒教授是现代派文学专家。我曾经想过，如果“迫于生计”还需要继续深造的话，我会选择他做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

他是我在这座城市注意到的第一个人。这又是一个“谜中之谜”。刚搬进租住地的那天傍晚，我从附近的地铁站入口经过。从地铁站里涌出的人流让我浪漫地联想起现代派文学最著名的路标：庞德的那两行关于地铁站的诗句。但是，在寒冷昏黑的空气里闪动着的那些“花瓣”中，只有一片真正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张脸看上去极度迂腐，迂腐得超过一般的学究。而那个人走起路来却蹦蹦跳跳，活泼得像一个适龄的学生（而不是我这种“超龄”的学生）。在我看来，他的活泼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迂腐的效果。我料定他是我的同行，也就是说他与文学有关。我甚至更为专业地觉得他与庞德倡导的现代派文学有关。他有可能正在附近的蒙特利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我这样猜想。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与那“花瓣”在地铁站附近擦肩而过。他迂腐的表情和活泼的举止总是引起我的注意，不断强化我对他的“认同”。

2004年的秋季学期，我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注册，成为正式的全日制学生。我在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名为“现代爱尔兰文学”的课程。我选这门课是因为根据任课老师的教学计划（所有课程的教学计划都张贴在英语系办公室门外的广告栏里），学生要读到叶芝的诗歌、乔伊斯的小说和贝克特的戏剧。

上课铃声刚响过，过道里传来了一阵悦耳的男高音。很快，那声音连同发出那声音的身体一起进入了我们的教室。啊，那个总是在地铁站附近吸引我注意的匆匆过客！他就是执教这门课的米勒教授。

他的标志性动作是用手掌自下而上擦自己总是有点淅淅沥沥的鼻子。他的口头禅是“等等等等”（and so on，so forth）。他在细读文本的时候总是将眼镜摘下来，几乎是“扔”到桌面上。他显然有点不满刚刚开始老花的视力。他经常身体还在教室外声音就已经开始在上课。而在课堂上，他总是滔滔不绝，旁若无人。他的朗读就像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他对现代派的熟悉程度让我自惭形秽又肃然起敬。

他在课间休息后的第二节课总是迟到，有几次竟迟到将近30分钟。他坐回讲台之后会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他需要利用课间的时间打电话回家去做“心理辅导”。“青春期的孩子太麻烦了。”他抱怨说。他大概不知道，他的课堂上“最老”的学生在这与文学无关的话题上与他也有强烈的同感。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又选了他的一门名为“现代诗歌”的课。那是英语系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成堆，教室严重“超载”。他仍然在课间休息后的第二节课迟到。他的理由仍然维持不变。他的这种“心理辅导”电话一直打到了我选修的他的最后一门课程里（那也是他一生中执教的最后一门课）。

就是在这门可以滥竽充数的“现代诗歌”课上，米勒教授注意到了我的“文学解释力”。他在我那篇细读狄金森一首小诗的论文后面写下了令我趾高气扬的评语：“你有非凡的文学解释力。”

再一次回到米勒教授的课堂上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在2008年年初选修了他那门名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的著名课程。他对我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在第一节课老套的自我介绍之后，他说他记得我以前“好像”选修过他的课。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我的“非凡”之处。而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用三十多年时间磨练出来的“文学解释力”将从此给他带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惊喜，陪他走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在这门课的第一篇论文中，我分析了庞德的On His Own Face in a Glass（《关于他自己在镜中的面孔》）。这是一首仅有九行的小诗。米勒教授在评语中写道：“这是一篇极为深刻和精辟的论文……里面充满了漂亮的洞见和观察。”他在评语的最后还提醒我将论文的电子版传给他，因为他要将论文收藏在自己的档案里。

而在这门课的第二篇论文中，我盯上了《洛丽塔》。我关于“私家车”在那部小说中的作用的分析令米勒教授赞叹不已。他热情洋溢的评语这样开始：“这是我教这门课以来收到的最好的论文。”我知道这是“非凡”的评语，因为这门课是他的品牌，他已经执教了整整八年。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直惊喜到了我交给他一生的最后那篇论文。那是名为“20世纪早期美国文学”的研究生课上的论文。我的论文瞄准了那个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我剖析“和解”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不可能”。完成论文的那天，我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用自己充满警句的论文发现了福克纳的“所有秘密”。我相信米勒教授的评语不会与我的自我感觉相去太远，不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惊喜。没有想到，米勒教授还是用评语之前的那句“题外话”给我带来了特别的惊喜：“在说任何话之前，我首先要告诉你，我已经提名这篇论文为研究生年度最优论文。”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米勒教授暴露我与被他视为生命的文学的“特殊”关系。我一直不希望自己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写作者身份影响他对我用他的母语完成的写作的判断。（顺便说一件趣事：在最后这门研究生课上有一个像我一样认真勤奋的女学生，她当时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即将出版第一本小说。她显然在“自我介绍”之前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我记得米勒教授在她刚走进教室的时候就称她为“作家”。也就是说，她是那只有八个学生的课堂中“唯一”的作家。不久前，她穿着晚礼服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她的那第一本小说得到了加拿大万众瞩目的文学奖。她顿时成为文学界的新闻人物。）

事实上，我相信自己是将米勒教授假想成了埋伏在迷宫中心的那头怪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用自己殚精竭虑的写作去征服他，去一次一次地征服他。

对别的教授我都像大家一样以“名”相称，但是，我从来都只是用“姓”再加上“头衔”来称呼米勒教授。一开始这好像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敬畏，后来我怀疑，这种社会生活中的距离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一种“变态”的需要。我好像需要用这种距离来考验那“非凡的文学解释力”。我好像需要用这种距离来让我的征服显得更为惊险更为刺激。

现在，我经常责备自己的那种固执的虚荣心。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如果我能够主动地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比如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比如邀请他去咖啡馆坐一坐，比如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可以归为“现代派”的小说，比如称他为“安德鲁”，而不是米勒教授……也许我们之间不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距离。

我最后一次收到米勒教授的邮件是他在2009年9月3日写下的。在邮件中，他提醒注册了“20世纪早期英国文学”课的学生们读完第一节课就要讨论的小说。第二天，他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消息抵达了英语系所有师生的邮箱。他只年长我不到五岁。

他对学术精益求精，直到2008年才由世界上顶级的学术出版社罗特利奇（Routledge）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义与主权危机》）。而我从讣告上得知，他的第二部作品也已经完成，那是关于庞德的专著。

在他的葬礼上，我见到了他总是在课间去进行电话“心理辅导”的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身材高挑、长得极为漂亮的女儿。她在她的追忆中动情地说她和父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她说母亲告诉她，在她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抱起她来的就是她的父亲。而在那个没有任何预兆的下午，她的父亲却是突然倒进她的怀里，离开了人世。

9

我有一天跟卡罗尔开玩笑说，我们的“墓志铭”都只需要一个字，她的那个字与我的那个字正好相反：她的那个字是“忙”。

卡罗尔是我在“别处”见到过的最忙的人。她退休已经差不多十年了，还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如果我想安排与她的见面，她没有一次不需要查询记事本，而查询的结果没有一次不令我扫兴：“最近”的一个星期已经没有空白可以容下我的名字。

她有一半的时间为别人忙：每星期一的上午要去医院做义工；每星期四的下午要去照看一个已经瘫痪的朋友；还要定期去看望刚刚去世的一位朋友的家人……她另一半的时间为自己忙：她每学期都在大学里选修一门课（历史、语言或者艺术史），每星期要去一次学校，回家之后还有许多材料要阅读；她还参加了一个每个月要聚会一次的读书小组，每个月要读完一本高深的小说，要写出自己的读书报告……还有，每年春天她绝不会错过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中令她感兴趣的讲座，每年秋天她也不会忘记去麦吉尔大学一年一度的二手书市做两天的义工。

电话不是与卡罗尔联系的最好方式。我按下她的号码之后，通常听到的不是占线的声音就是留言的提示。两者都是她“忙”的标志。好不容易接通了的电话，有一大半的时间只能长话短说或者“下次再说”，因为她马上就要出门或者家里已经来了客人。

我不敢去想象她在退休前会有多忙。

卡罗尔退休前是蒙特利尔一所英语大学预科的数学老师。她在任教的同时，曾经长期为一个国际组织做义工。她每天都要用大量时间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要将很多伸张正义的信件从邮局寄往世界各地。她有一天给出了那“大量时间”的数学定义：“每天10小时，至少10小时。”难怪卡罗尔家里不设电视，她没有时间看电视；难怪卡罗尔没有组织过家庭，她没有时间相夫教子。

卡罗尔出生和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她的曾祖父是中国人，但是关于这位祖先在中国的生活，流传到她这一代的只有一条信息，就是他离开中国的口岸是“厦门”。卡罗尔以自己的中国血脉而自豪，尽管她的言行和外表已经全无中国的痕迹。唯一能够透出异国情调的是她有点古怪的家姓。那显然是一个汉语的方言词在一座南半球的孤岛上与英语肉搏多年之后留下的印证。

卡罗尔25岁那一年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移民到加拿大的魁北克。这是“第二世界”内部的平移，在政治上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可以归于“瞎忙”一类。但是从地理上看，这却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移动。对一个曾祖父来自中国的人来说，这勉强可以附会为“回家”：她流动着中国人血液的身体也许更习惯“6月份是夏天1月份是冬天”这种北半球的直白逻辑。另外，她成长的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冰雪不到地区，寒冷是不是也是卡罗尔的生理需要，她移民的“内因”？当然，从文化上也可以找到这“平移”的一条解释：法语是卡罗尔的一种激情，而蒙特利尔是一座语言的迷宫。作为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两百多年来，英语和法语在这里不断冲撞和融合。

因此，她的生活围绕着三个国家展开：她的出生地，她的居住地以及她的祖居地。对于中国，她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艺术。不过，因为我的出现，她对中国的文学也多了一份心思（尽管她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文学）。她订阅了三十多年的TL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最近三年，每次从那里读到关于中国作家用英语写的或被翻译成英语的新书书评，她都要打电话告诉我，哪怕我已经向她“承认”过那些书评经常会让我产生吃酸葡萄的感觉。

卡罗尔一生都“忙”于学习。我从她的简历上看到她17岁就从昆士兰大学音乐系得到了钢琴演奏的文凭。后来她正式进入昆士兰大学，从那里得到法国文学和应用数学双学位的本科文凭。抵达蒙特利尔之后，她又分别从英语的康科迪亚（Concordia）大学和法语的蒙特利尔大学得到过“数学教育”和“纯数学”两种数学的硕士学位。她还曾经下过几年的功夫，想学会祖先的语言。可惜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卡罗尔现在只会讲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我是通过贝蒂或者说是通过贝蒂的死才认识卡罗尔的。贝蒂生前多次提起过她有这样一个忙得不可能有时间带我去认识的朋友。只是在贝蒂生命的“庆祝会”上，我才第一次与卡罗尔交谈。那一天，她的细心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贝蒂的一个朋友发言之后，她走到人群的前面，提醒大家贝蒂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然后，她将我和贝蒂在麦吉尔大学的一位汉语教师介绍给大家。

那之后的三年，我们每年写五六次邮件，通三四次电话，见一两次面。但是到了2009年，我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我有幸成为了卡罗尔的一个“忙”源，在她每周的安排中占据了“雷打不动”的一格。

从那一年的1月开始，卡罗尔就承担起了我的小说的审读任务。我们的见面定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在随后的整整六个月里，只有过一次中断。

雪莉粗放，卡罗尔缜密。雪莉行动不便，卡罗尔活蹦乱跳。性格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导致了这两位审读者审读风格的对立：雪莉挂一漏万，卡罗尔锱铢必较。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卡罗尔不仅帮助我全歼了雪莉遗漏的错误，在雪莉“宽容”的地方，她也能挑出不少的“是非”。但是，卡罗尔并不刻板。她有极强的幽默感。在我的语言游戏出格的时候，她经常会用意想不到的玩笑敲响警钟，让我免遭“聪明”之误（可惜那些笑话都受制于英语，无法在这里用汉语与读者分享）。而且，她也有格尔的那种特殊才能，能够说出我想说却说不出的词或者句，善于填补我表达中的漏洞。最令我开心的是，文学和数学是我和卡罗尔共同的双重背景。这种背景使我们有罕见的默契，能够将关于词语的推敲演变为严谨的数学推导。因为卡罗尔，我的“另一种攀援”充满了思想的乐趣、语言的乐趣和发现的乐趣。

我有一天提醒卡罗尔，她其实还多做了一份“义工”：她还在为自己的母语做“义工”。热情奔放的雪莉也是这样的“义工”。我深有感触地告诉卡罗尔，“母语”有这么多孝顺体贴的孩子，真是一种幸运。而与雪莉的回答一样，卡罗尔说与我讨论写作和语言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享受。

我们在探讨的间隙，还会用生活中的细节来放松自己的神经。卡罗尔谈起了与她“持不同政见”的弟弟（他是一位建筑师，仍住在昆士兰），而我会谈起已经在伦敦住了二十年的姐姐（她是一位商人）。我曾经称她是我“包括性别在内的一切方面的对立物”。有一天，我谈起我姐姐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不愿意接听她打断了我的思路的电话，她指责我“自私”。身为“姐姐”的卡罗尔马上有几乎是自动的反应。她说：“艺术家当然是自私的，艺术家当然要自私，他需要保护自己的灵感，因为灵感是最脆弱的东西。”

还有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是每次我推荐给卡罗尔读的书，她都会认真读和及时读。通常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关于那本书的讨论。另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是卡罗尔告诉我她“从来”不会扔掉任何的“手迹”。有一天，她向我展示了从移民加拿大以来四十五年间收到的“全部”几百封家信。那些信的信封都保存完好。

小说的审读在夏天去罗曼家小住的前一天结束。我将布满了旁注的稿件带到了“驯鹿”湖边。有一天晚餐后，趁罗曼和珍妮特还没有去听关于“医疗改革”的辩论，我给他们读了小说中渲染的那段关于共和党总统的政治笑话，引起了一阵阵欢笑。接着，我们又严肃地讨论了美国两大政党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态度。

气象预报说那天晚上有流星雨。罗曼和珍妮特去书房听辩论之后，我独自坐到了静谧的“驯鹿”湖边的码头上。我仰望着满天的繁星，那样豪迈的夜空是在蒙特利尔城里看不到的。我回想起六个月来与卡罗尔关于语言的探讨，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中会有能力和体力完成这“另一种攀援”。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曲折和如此艰辛的“抵达”，就像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松弛地置身于如此纯净的仙境。

突然，一阵接一阵的流星雨让夜空散发出了触手可及的梦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流星雨。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天空竟是那么的近。

“身边的少年”突然的“成人”和剧烈的波动让我的2009年充满了焦虑。而繁重的学习任务和疯狂的“另一种攀援”让我再一次疏离了汉语的写作。加上年初雪莉的离去以及秋天米勒教授的猝死……我被一次次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星期五的上午”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急救站。关于语言的探讨和发现一次次拯救了我。从卡罗尔那里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擦干蒙住了眼睛的泪水。我流下了太多的眼泪，为我的孤独，为我的充实，为我的获救。

夏天短暂的停顿之后，我们又恢复了星期五上午的见面。与目标明确的上半年相比，我们不再需要跟踪叙述的线头，关于语言的探讨更为散漫和随意。那一段时间，我突然迷上了英国作家博吉斯（Anthony Burgess）。我们就他诡谲的语言展开了细致的讨论。我们“星期五的上午”一直持续到我启程去香港的前一个星期。

2009年底，我第一次以异乡人的身份返回故乡。标志着这“身份”的并不是那本有效的通行证，而是我对世界的不同反应：海地地震的震撼就像来自相反的方向，来自我的祖国。我急得如坐针毡，夜不能寐。蒙特利尔是海地人在海外最大的聚居地（蒙特利尔的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来自海地）。我已经熟悉和习惯了海地人的笑声和口音，那是我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地震的当天，我就给卡罗尔打去了电话，询问蒙特利尔的赈灾情况。另一种反应出现在一个月之后。那一天，我在香港的火车里看到了加拿大险胜美国，赢得冬季奥运会最后一块（男子冰球）金牌的电视报道。我本来对异域的“国球”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胜利的微笑，而我的身体突然摆动得比车厢还要厉害。令我自己都非常吃惊的这大悲大喜的“本能”反应将我与挤在身边的同胞拉开了距离。“糟了！”我嘟噜了一句。我看到了自己新的“身份”标记。

距离我的上一次“回家”已经四年多了。“家”不仅远离了我的现实，也已经背弃了我的记忆。我称自己是回到“故乡”的“闰土”。我迅速意识到我必须埋头于写作：只有汉语的写作本身能够让我免于幻灭的恐惧，重温“家”的温暖。

而这次“回家”还有更暧昧的一面，因为对我来说，它同时又还是“离开”。我“离开”了“身边的少年”。那是自十二年前同时担任他的“父亲”和“母亲”以来，我第一次离开他那么久和那么远。他仍然是我的“行李”。我在“回家”的路上仍然看不到他的前途。我在跨进“家”门之后仍然不停地回望，回望地球另一侧漫长的寒冬。

在去香港之前，我特意也为卡罗尔买了一本希尼（Seamus Heaney）的随笔集Finders Keepers（《谁捡到归谁》）。那是我自己的案头书，而卡罗尔很快也就将它定义为她一生中读到的“最好的书”。我们约定，每星期读完书中的一篇随笔，然后在“星期五的上午”通过邮件交换阅读的心得。我想借助那个爱尔兰的天才来延续我们一年来的语言探险。遗憾的是，我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迅速大规模地回归了汉语的写作，与卡罗尔约定的交流从定期变成了不定期，很快又变成了遥遥无期。

夏天的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当骑车接近卡罗尔的住处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她悠闲地坐在屋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还拿着一片树叶。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卡罗尔的“不忙”的样子。我想停下来，让她多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但是，她看见了我。她站了起来。她马上又要“忙”起来了，为了捍卫她的母语，为了我。

10

今年92岁的科亨先生在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白色的西裤，显得很老派又很有风度。他的个子很小，个头却很结实。他的脸型很英俊。他银白的胡须和头发总是梳理得很精致。他的目光祥和又刚毅，那标志着他与生活曾经有过不同寻常的交道。他行走的速度与他的生理年龄极不相称。冬天的时候，我曾经看见他从积雪上小跑而过，去追赶刚刚停下的一辆公共汽车。

我是在楼下游泳池旁边的桑拿室里认识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识一开始就无遮无挡、无牵无挂。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话题。他告诉我他是研究欧洲历史的历史学家。而我告诉他我从小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我追问他更具体的研究领域。他说他主要研究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的历史。对这个领域的无知引起了我对他更大的兴趣。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科亨先生给我带来了一叠他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一些他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诗作。从他的文章中，我得知他自己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他有将近两年在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更着迷他“祥和又刚毅”的目光。这种特殊的经历引导我在桑拿室里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他大汗淋漓的身体。

科亨先生动作和思维的敏捷隐瞒了他的生理年龄。而他还用其他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生理年龄。87岁生日那天，他告诉我他的生日蛋糕上写着他过的是15岁的生日。将生理年龄中十位与个位相加，得出自己新的年龄，这是科亨先生发明的“返老还童”的快捷方式，这是顽童的游戏。

他的生活极有规律。只要不与教学和研究相冲突，下午4点钟他一定会出现在楼下的游泳池里。他首先游蛙泳，然后游自由泳，最后再游仰泳。他的每一种泳姿都不标准，但是，他却从不克扣每天运动的定量，就像他不克扣每天用于写诗的时间一样。除了游泳之外，他每天还要徒步很长的距离，风雪无阻。

科亨先生说他每天都要写诗。这种执着令我为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者身份”深感愧疚。他的诗作很“老派”。他显然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经常为“玫瑰色的”日出或者日落而激动，每一首诗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绪。一位作家曾经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诗就不存在了。可是，为什么这个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还要用诗来陪伴自己的生活？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前的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注意到科亨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在我快追上他的时候，他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时候，路灯正好变成红色。科亨先生没有停下来等候，而是向右转，沿着马路一丝不苟地走了一段，又一丝不苟地走回到了路口。他像时间一样准确：路灯正好变成了绿色。我们一起横过马路。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等待。他回答说：“等待很无聊。”

这很平常的回答在我听来很历史也很哲学。我相信，在集中营度过的那些灾难性的日子早已经耗尽了科亨先生对“等待”的耐心。

我们一起往住处走，同时做一些随意的交谈。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问起科亨先生对我很欣赏的英国历史学家、他的犹太同胞祖特（Tony Judt）的看法。60岁的祖特不久前猝然去世。这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大家曾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最后完全背叛了这两种主义。上纲上线，就是说他既背叛了“革命”又背叛了“传统”（或者“祖先”）。他的所有成熟的著作都是这种背叛的产物。

科亨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他在我面前，我会脱帽向他致敬。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的。特别是他关于犹太民族的观点……那些观点全是错的。”这样的回答显得很老派又很有风度，就像科亨先生夏天的装扮。

每一个裸露在桑拿室里的老人都带来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标志着二战开始的波兰的沦陷，预示着二战结束的对柏林的轰炸，意味着冷战升温的“匈牙利事件”，等等。桑拿室里有限的水雾与历史无边无际的烟尘混杂在一起，现实的感叹与历史的意象混杂在一起……这奇妙的混杂令我决定将这12平方米的地方当成格尔写作课上一篇大作业的“场所”。她要求我们写一个可以从许多角度观看的“公共场所”。我选择的“场所”当然面积最小，但是它却有最大的景深。几年之后，格尔还向我提起过那个她不能随便进入的“公共场所”。《历史裸露的地方》是我为那篇作业选定的题目。

来自匈牙利的兰茨先生是那篇作业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因为我熟知“纳吉”而对我刮目相看。他告诉我，五十年代初在布达佩斯游行的时候，他曾经高举毛泽东的画像。他称赞我们的“大救星”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而我告诉他，我就是从那个非常英俊的人那里知道了“纳吉”的存在，当然我还同时知道了中国也存在着“纳吉”。

兰茨先生总是随身带着关于他自己的剪报。他是著名的雕塑家。这座城市有三条主要街道上都安放着他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哈佛大学肯尼迪图书馆内的肯尼迪雕像也是他的作品）。

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室离唐人街不远。每次见面，他总是用那同一句汉语与我打招呼：“我爱中国人。”这比好像所有人都会的“你好”当然感情充沛得多。然后，他总是要停下来，谈一谈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他很健谈。

兰茨先生每天游泳的距离也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83岁了。他每天却仍然要坚持游五六百米的距离。不过，他远没有与他同年的科亨先生那样刻板：只要游泳池里出现了年轻漂亮的女子，他肯定会中断自称是从不马虎的锻炼，迫不及待地游过去，迫不及待地向对方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是大艺术家。”他总是这样自我暴露，特别是将“大”字发得很饱满，听上去好像夹带着充足的唾沫。他不仅自己从不会放弃游泳池里的任何一次“艳遇”，还多次鼓励我说人生苦短，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一定要勇敢地游上前去，绝不要放过。我沮丧地提醒他，我的视力不好，在游泳池里什么都看不见。对我来说，游泳和审美是一对矛盾。

有一天，兰茨先生又在游泳池里与一个刚从突尼斯来这里学法国文学的年轻女子攀谈起来。我独自上岸，先坐到了桑拿室里。没过多久，兰茨先生也进来了。他对我做了一个赞赏的手势，显然对刚才的攀谈非常满意。但是，他的神色突然又变得忧郁起来。他在桑拿室的角落里坐下，先是一声不吭，后来又滔滔不绝。他说起了他去世多年的妻子。他说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他这么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2006年的一天，我在一层的大厅里遇见兰茨先生。他坐在沙发上，看上去非常虚弱。我在他身旁坐下后，他告诉我，他的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知道他得癌症的事。他一开始若无其事，每天上午继续到一家购物中心去画人物肖像。我没有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他说他不想死。我拉着他的手安慰他说他不会死。我还提醒说他是艺术家。“艺术家不会死。”我很冲动地说。兰茨先生显然很高兴我这样哄他。但是，他马上又抱怨说他正在接受的化疗让他感觉身体非常虚弱，甚至都没有一点力气去做运动了。他说他想马上停止化疗。他说他不想这样虚弱地活着。

两个月之后，我从一份扔在我房门口的英语报纸上读到了兰茨先生的讣告。

11

九年过去了，“身边的少年”已经长大成了一个很少在身边的年轻人。他已经能够用在这座城市里通用的两种语言料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已经不很（或者“很不”）愿意与我交流。我知道，他也经历过了许多异域的迷宫。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完全迷失了方向，不仅不知道将来要学什么，甚至对学习本身都没有兴趣，什么都不想学。那时候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他会成为我永远的“行李”。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个抵达的夜晚，是否还记得他对我的深深的信任和依赖。我自己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让我自己非常难受。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身边的少年”会完全迷失方向。为了确保这“没有想象过”的正确，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再一次决定他的“出发”。我没有太大把握地将一本柯布西埃（Le Corbusier）的传记放到了他的桌上：他居然读了，还很喜欢。我同样是没有太大把握地将一盒怀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传记片顶入了录像机的插缝：他居然看了，还不止看了一遍。

他现在是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一个学期过去之后，他仍然说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那第一个学期里，他的建筑史课的老师竟指定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为那门课的两本必读书之一。这让我觉得新奇又兴奋。“身边的少年”告诉我，他的老师推荐的版本正好是我用的版本。我不可能将自己多年前在伦敦购买的那本书借给他，因为那上面满载着我的“观感”，它是我的至爱，不忍由他人染指。我说我会买一本新书送给他，作为对他“正确的选择”的奖励。他欣然接受我为他“出钱”，他说谢谢。接着，我跟他走到了他的房间门口，说出了我其实更想说的话。“那是一本永远读不透的书。”我说，“如果你有需要和兴趣的话，我随时都愿意与你就书中的细节展开讨论。”这位建筑系一年级的学生知道我多年来为那部作品下过怎样的苦功。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了我一阵，然后，还算文雅地关上了他的房门。

他拒绝我为他“出力”。这拒绝是生活中的又一个路标：它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我的“行李”。

而我仍然背负着那另一件“行李”。我仍然在用我钟情的汉语写作，仍然在我攀援过三十多年的那座高山上攀援。整个2010年，除了有三个月时间用于细读《尤利西斯》，最后以“全优”成绩完成自己的第一个洋学位的学习之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自己的母语。我夜以继日，在异域的迷宫里迎来了这九年之中汉语写作的“第三次浪潮”。这其中最大的高潮是我耗时将近五个月用汉语重写了自己已经用英语写过的故事，完成了自《遗弃》（就是二十二年）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写作经验，因为两种语言逼近故事的方式完全不同。通过这种罕见的经验，汉语再一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它就像是天启和神谕，既让我享受到“天人合一”的酣畅和自由，又让我一贯的谨慎和节制更具质感和尊严。这种感受在我写作《看不见的城市》“观感”（那是我的“第二次浪潮”中的高潮）的时候也曾经出现。我终于清醒又骄傲地意识到，不管能用另一种语言在学术和创造上走多远，我永远都不会舍弃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

另外，我还完成了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那段很长的“回忆”发表于《今天》杂志2010年秋季号上，它是我这“第三次浪潮”中的初潮。随后，我还将完成关于“别处的生活”的更长的随笔。我相信这新的“高潮”会将我的“第三次浪潮”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布罗茨基在领取他的诺贝尔文学奖（1987年）前一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做过一次题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境遇”的演讲。他用阴郁的口气谈论那些离开自己的祖国和母语的写作者的困境。他说那种离开的唯一好处是能让写作者体会到人的“卑微”。而我自己在离开“祖国和母语”之前的一个月，曾经在深圳的杂志上发表了一次访谈。访谈碰巧就以“面对卑微的生命”为题，好像我对“别处的生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不管在思想上准备得多么充分，这种“抵达”总是一次冒险，一次朝向迷宫的出发，一次“无法抵达”：因为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最后的午餐

走进奥斯维辛

时间是2014年1月26日下午4点30分。地点在我住的这座大楼905号房的客厅里。主人莉迪亚示意我坐在她的对面。昏暗的房间里环绕着巴赫的平均律。

我首先向莉迪亚解释自己为什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坐到了她的对面。我是圣诞节当天的晚上从中国回到蒙特利尔的。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就给莉迪亚去了电话。知道我已经回来，莉迪亚就会在每天中午将她读过的当天英文报纸放在她房间的门口，而我会在午饭之后去那里捡起那份报纸回家翻阅。这是我们已经有半年历史的阅读接力。那一天，莉迪亚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她有谈话的兴致。她很想听我中国之行的见闻。可惜，电话线路有点问题，她听不清楚我的声音。莉迪亚建议我去她家里继续我们的交谈。我说“现在”不行，我的借口是我还在时差之中。而真正的理由其实是我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写作状态，不想耽误太多的时间，也不想打乱自己的思路。没有想到，这写作状态持续了整整一个月。这是纯情和专一的一个月。这是与母语朝夕相处的一个月。我的身心完全在写作的愉悦和痛苦之间摇摆。蒙特利尔的严冬被我排挤到了感觉和记忆的边缘。当带着深深的疲惫走出母语的迷宫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给莉迪亚去电话。我告诉她，“现在”我有时间去她那里交谈了。这时候，莉迪亚又开始服用抗生素了，从她虚弱的声音可以听出她身体的疲惫。但是，她还是很想听我中国之行的见闻。一个小时之后，我走进了她的客厅。我在她躺椅对面的靠椅上坐下。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交谈。我们首先谈到的是北京的雾霾。

八年前的一天，在莉迪亚搬进我们这座大楼的第二天，我在大楼底层通向泳池的过道里遇见她，停下来交谈了几句。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她的面孔就如同我敬仰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一张著名照片的翻版（直到2013年10月初，也就是本文写作的四个月之前，在英语世界享有盛誉的爱丽丝·门罗在中国还默默无闻。我的好多次推荐都被出版界的朋友置若罔闻。但是因为瑞典皇家文学院毫无悬念的决定，她一夜之间却变成了中国文化市场上独领风骚的明星）。我将这有点不可思议的“雷同”当成是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吉兆。回到家里，我半开玩笑似的告诉“身边的少年”，加拿大最优秀的作家成了我们的邻居。“身边的少年”当时既没有见过莉迪亚，也不知道谁是“加拿大最优秀的作家”。他整天都在做着文学梦的父亲说出的又一句狂言当然不会引起他任何的兴趣。

大概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与莉迪亚在泳池相遇。我按照自己的惯例，先游十趟标准的蛙泳，再游三趟不够标准的自由泳，最后再游一趟极不标准的蝶泳。我的蝶泳激起了巨大的水花和水浪，也激起了正在相邻泳道里漫游的莉迪亚极大的愤慨。我刚气喘吁吁地停下，她就开始对我横加指责。这是我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场面。她指责我不应该不顾他人，肆意扑打，扰乱公共泳池的正常秩序。我本来对自己的蝶泳水平就没有把握，经她这劈头盖脑的指责，就更加羞愧难当了。我没有回嘴也没有认错，而是迅速上岸，抱起自己的行头灰溜溜地离去。在更衣室里冲洗的时候，我肯定这位貌似门罗的邻居与自己的关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后来我和莉迪亚当然还是经常相遇，在电梯里或者马路上。但是，我只会像对待普通邻居一样对她点头示意。我们再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停下来，做更多的交谈。

“身边的少年”后来考到了救生员的执照，一度就在楼下的泳池里担任救生员。他在聊天的时候偶尔会提起一位经常来游泳的“老奶奶”。他说她对他很好。她不仅在游泳的前后喜欢与他交谈，过圣诞节的时候还送他卡片和礼物。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对那位对他很好的老奶奶才准确定位，原来她就是曾经对我很不好的莉迪亚。这“不平等的待遇”让我对莉迪亚产生了好感。

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看见莉迪亚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快步赶到她的身边。莉迪亚很高兴看到我。她向我打听“身边的少年”的近况：他已经从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了，他正在纽约的一家事务所实习……同时，我也乘机走进了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她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在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之后移居加拿大。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自己早已经逃离的社会主义依然充满了很深的感情。

分手的时候，莉迪亚将电话号码留给了我。她早就从“身边的少年”那里知道了我是一个写作者。她说希望我们将来还有更多的交谈。我也希望这样。我告诉她，我很喜欢听故事。她告诉我，她的一生有很多的故事。

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周末，我第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我们的交谈进行得非常顺畅。我没有想到，时间很快就开始倒流，流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莉迪亚告诉我，那最后的岁月她是在奥斯维辛度过的。这意想不到的信息对我就如同一道闪电。而她的声音却非常平静，平静得让我更加不知所措。我想象不出那个在集中营里与死亡朝夕相处的花季少女是什么样子。“你的父母呢？”我战战兢兢地问，“你们在一起吗？”莉迪亚停顿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毒气室。“当然。”我说。那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恐怖的地标。莉迪亚告诉我，那就是她的父母在这个世界最后走进的房间。说到这里，她突然有点激动。她说她不想回忆“那些事情”。

而我却很想知道“那些事情”。我也有点激动。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走近一个曾经走进奥斯维辛的人。我盼望着将来有机会能够坐下来，坐在莉迪亚的对面，听她再现那七十年前的黑暗和绝望。

将近半年之后，我终于走进了莉迪亚的客厅，坐在了她的对面。昏暗的房间里环绕着巴赫的平均律。首先是我在说：我谈到了我一个月前的中国之行，我谈到了我刚刚结束的写作苦旅。接着是我在听：莉迪亚用很平静的声音谈起了她位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的出生地，谈起了她当律师的父亲和当钢琴教师的母亲，谈起她母亲过了40岁才生下了她……我没有给她任何压力，也没有给她任何暗示，她的思路却一直顺着我的好奇最终指向了我很想知道的“那些事情”——

他们一家人是在1944年5月28日在他们的家乡被押上那种用来运送牲口的火车的。那一天正好是她父亲的生日，所以她记得特别清楚。火车的终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抵达应该只需一天就能抵达的目的地。跳下火车之后，莉迪亚一家人被德国士兵指挥着排进了一条长队。等在长队尽头的就是第三帝国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门格尔医生。但是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代词是莉迪亚后来才知道和接受的。在那个遥远的清晨，花季少女看到的只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英俊的脸。“他长得真漂亮！”七十年以后，她还是用这样的感叹再现她当时的感觉。这是能够刺痛和刺破所有真理的感叹。门格尔医生对不停地走到他面前来的人做着两种不同的手势。那是决定生与死的手势。那原本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做的手势，但是在那个遥远的清晨，决定生死的权力下放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德国军官的手里。莉迪亚一家来到他的跟前。他做了两次那两种不同的手势。他的第一次手势拆散了男人与女人。莉迪亚还清楚地记得她父亲匆匆忙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她和她母亲的身份证明递到她母亲手里的细节。他不知道所有从门格尔医生面前走过的人都已经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而门格尔医生的第二次手势同样致命，它拆散了年长和年少的女人。我不知道莉迪亚对母亲最后的记忆是什么。我不想打断她的思路。她说那一天是1944年6月3日。她肯定那一天就是她父母共同的忌日。

据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指挥官的官邸里常年环绕着巴赫的音乐，就像我走进的莉迪亚的客厅一样。诗人策兰据此写下了他的成名作《死亡赋格曲》。我不知道莉迪亚是否知道这位诗人和他的这篇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一个语句反复出现，将“德国”、“死亡”与“大师”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噩梦。听，诗人这样写道：“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在走出莉迪亚房门的时候，我突然又好像听到了莉迪亚对“杀人魔王”的感叹：“他长得真漂亮！”我突然觉得策兰不朽的诗句就是这感叹的回音。

父亲的“遗嘱”

七十五年之后，艾历克斯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的“遗嘱”。当然，他也清楚地记得围绕着那急促又低沉的“遗嘱”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进入梦境的街道突然被密集的马达声和叫喊声惊醒。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喧嚣。接踵而至的是粗暴的敲击声和破碎声。整个布鲁塞尔犹太人聚集区的所有门户都被敲开了。在他们的家门被敲开的一刹那，父亲用急促又低沉的声音敦促道：“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这一次，已经步入青春期的少年没有逆反。他躲进了地下室里那个只有孩子能够想到也只有孩子能够挤入的“缝隙”。就这样，他完全从父母的视野里消失了。就这样，他的父母也完全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接下来，他听到了搜捕者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接下来，他看到了从“缝隙”的边缘来回掠过的手电的光柱。再接下来，他感觉到搜捕者的脚步声好像越来越远。随后，他经历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寂静……

年仅14岁的艾历克斯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急促又低沉的敦促竟会是父亲的“遗嘱”。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简短又最紧迫的“遗嘱”。作为唯一的执行人和受惠者，成功的“立即执行”使艾历克斯从这字面上没有任何含金量的“遗嘱”里获得了无价的回报：他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活到了七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最近的一次中风让他的左手不停地颤抖，也让他的步伐变得有点迟缓。但是，他的思路还是非常稳健，他的记忆还是非常清晰。毫无疑问，他还在继续享受父亲的“遗嘱”带来的实惠。毫无疑问，他还将继续享受父亲的“遗嘱”带来的实惠。

回想起来，我们过去将近十六年里所有的交谈都是建立在偶遇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都是即兴的。不过，因为已经产生对他进行非虚构的冲动，最近两个月的这三次偶遇都被我迅速转变成了刻意的采访。三次偶遇都发生在楼下的大堂里。艾历克斯的脸上总是会出现惊喜的表情。他也还是会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地抓紧我的手。但是，他已经不愿意像从前那样一直站着说话了。寒暄之后，他会示意我与他一起坐到大堂门边的沙发上。而我马上就会乘机进入“工作”状况。这让我感觉到假“私”济“公”的尴尬。令我吃惊的是，艾历克斯对此并不介意。更令我吃惊的是，七十五年的时间跨度完全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他的回答清晰、透明、鲜活，就好像他是在谈论刚刚经历过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趁天还没亮，艾历克斯就逃离了德军以为已经被清零的犹太人聚集区。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头鼠窜，直到最后被警察抓住。这一次，他是用机智的谎言躲过了关于身份的盘问。结果，他没有被送往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而是被送进了收留少年难民的孤儿院。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天，他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就已经明智地移民加拿大的伯伯突然出现在孤儿院的门口。他是专门回来寻找自己已经失联的亲人的。这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侄儿是他唯一的收获……

1995年夏天，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途中，我曾经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因为至今对城市中心广场一带的街道还有依稀的印象，每次跟随艾历克斯的记忆重返他的故乡，我的心中都会油然升起“在场”的亲切感。我尤其会忍不住将他与那座城市里最具传奇色彩的童星相比。那个伫立在广场边的一条小街上冲着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撒尿的孩子早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在不同版本的传奇中，他的“杯水”都具有神奇的功效，足以扑灭的远不止“车薪”，而是绵延经年的战火。我不知道艾历克斯对这种神功做何感想。在布鲁塞尔街头鼠窜的日子里，他应该不知道在城市的多少角落里留下过自己的“杯水”，而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因此发生逆转。让他饱尝国恨家仇的魔鬼最后要靠盟军和红军真枪实弹的夹击才得以降服，或者说那邪恶的战火需要正义的“洪水”去扑灭。毫无疑问，现实与传奇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艾历克斯是大楼里与我交谈得最早的邻居。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发生在我刚住进来之后的一个夜晚。距离现在居然已经将近十六年了。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狗，接着才看到跟在它身后的艾历克斯。他主动与我寒暄。他称那只体态雍容华贵的狗是他的“女儿”。我们开始的问答不过是色调平淡的套话。而当知道我来自中国之后，交谈立刻就改变了颜色，变成了令人亢奋的“红色”。我们先是逆中国历史的长河而行，从轰轰烈烈的经济腾飞谈到轰轰烈烈的“十年动乱”，从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谈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从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谈到轰轰烈烈的万里长征……后来我们甚至又谈到了那辆驶向芬兰车站的列车和那个“徘徊在欧洲大陆上的幽灵”。这时候，艾历克斯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他一直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但是，他马上又说，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他不相信有任何人做成了这件事情。他的悲观结论再一次肯定了现实与传奇之间的差距。

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充满寒意的初春之夜的交谈。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不同民族的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交谈。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交谈。就是在这“红色”的交谈里，我第一次听艾历克斯提到了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思想激进的矿工。他经常带着年幼的孩子去参加他们充满激情的聚会。在聚会的时候，艾历克斯像所有参加者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唱《国际歌》……这些记忆犹新的意象对我有更深的触动。我告诉艾历克斯，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国度，可是我们的童年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哪怕是最粗心的读者也应该能够从上面这两段提到的细节里看到艾历克斯与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联系。是的，早在十年之前，艾历克斯就已经进入我的虚构世界。他是小说叙述者那位名叫“鲍勃”的可爱邻居的生活原型。鲍勃在小说的引文部分就已经出现。他更是小说的第二个故事（《一只狗》）和第二十七个故事（《一堂汉语课》）里的主人公。小说第二个故事从鲍勃的“女儿”去世半年之后的地方开始，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却是叙述者关于他们四年前的那“第一次交谈”的回忆。那是与我和艾历克斯之间的第一次颜色相同、内容相近的交谈。在交谈的一开始，鲍勃就将他对中国最初的激情归功于他“儿童时代的偶像”。那实际上也是叙述者本人儿童时代的偶像。不过，与我年龄相仿的叙述者在听到那个振聋发聩的名字的时候感觉到的已经不再是敬畏或者欣慰，而是迷茫和困惑，对现实的迷茫和对历史的困惑。他第一次意识到生长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度的生命可能因为共同的偶像而拥有相似的童年记忆。

那部长篇小说由三十二个盘根错节的故事组成，其中所有故事的题目都以单数的量词开始（如《一个女孩》、《一个幽灵》等）。这单数的量词实际上包括两个所指：一个是表面的所指，一个是深层的所指。以《一只狗》为例，它表面的所指当然是被鲍勃当成“女儿”的那只狗，而它深层的所指却是被鲍勃视为“一只迷路的狗”的亲生儿子。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篇以“父子关系”为主题的作品。

父子关系无疑也是艾历克斯一生的主题。这首先当然是因为父亲的“遗嘱”。我经常想，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艾历克斯才真正听懂了那急促又低沉的声音，或者说听出了那声音背后的绝望和奢望。那是对生命的绝望和对生命的奢望。我想也许只有从自己成为父亲的那一刻开始他才能够渐渐听懂和听出。那一刻应该是艾历克斯关于父子关系思考的又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有好几次就像以他为原型的鲍勃那样抱怨起了令他十分沮丧的儿子。从那些扑朔迷离的抱怨里我大概能够揣摩出困扰着他们父子关系的问题。我有时候甚至想，他对儿子的那种罕见的溺爱也许就是他的儿子最后让他感觉十分沮丧的原因。这一切似乎又都可以追溯到父亲的“遗嘱”。如果他的父亲不是以那样传奇又那样荒谬的方式离他而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的儿子或许会因此而成为一个令他骄傲的儿子。想到这里，我似乎又触碰到了现实与传奇之间的差距。

“高泰若”

他的第一份邮件于2017年4月14日上午10点21分进入我的邮箱。当时我正处在审核《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译稿的最后阶段。每天都是同样的日子，或者更精确地说都是同样沉重的日子：起早贪黑、咬文嚼字、殚精竭虑……与译者没完没了的商榷和与编辑无边无际的争论已经让我多次触碰到厌生的情绪。这时候，来自陌生人的非垃圾邮件总是能够带给我一些安慰和欣喜。何况是这样的邮件：它的第一句话是对《深圳人》英译本的赞扬；它的第二句话是对《深圳人》原作者发出的邀请（而且是“下馆子”的邀请）；而在邮件的落款处，陌生人还在自己原名的下方留下了自己的汉名。“高泰若”？！我莞尔一笑。这显得稍过洋气和稍过老气的名字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儒雅的传教士。但是同时，我又从这个细节里清楚地看到了陌生人的纯真和质朴，也许可以给它们分别贴上“稚气”和“土气”的标签吧。这正好是我最欣赏的两种气质。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破例立即敲出和传走了我的回复：我的第一句话是对他的赞扬的由衷感谢；我的第二句话是对他的邀请的半推半就，因为见面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我们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上那场活动的细节，“大吃大喝”不利于集中注意力，我建议还是将见面的地点从中餐馆改为咖啡馆；而我的第三句话就是对他的汉名外交礼仪似的夸奖。直觉告诉我，这夸奖会迅速引起陌生人纯真和质朴的回应。

20分钟之后，他的第二份邮件进入我的邮箱。不出所料，邮件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的夸奖的回应：“我不过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成语说的那样‘稳如泰山’。”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回应。这当然也是透着纯真和质朴的回应。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邮件落款处的汉名被汉名的篆体印章取代。这更让我忍俊不禁。我想到了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所有的“家底”都翻出来给客人们欣赏的孩子。所以，我对他的第三份邮件有了更强烈的期待。点开邮件之后，我的注意力直接就跳到了落款处。陌生人果然再出新招，将印章换成了他汉名中姓氏（“高”）的拼音。这三轮邮件的刺激对我也产生了“还童”的功效，我也开始迫不及待了：为什么我会同意将我们的见面安排在四天之后啊？！

“高泰若”译自“Taras Grescoe”。它遵循的是西名汉译的一种老套路：将西名中的姓依谐音直译为一个汉语的姓，将西名中的名依谐音意译为汉语的名。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变体，比如“白求恩”这个响彻云霄的汉名就是仅仅对姓（“Bethune”）同时使用上面的两个原则得到的，而比他稍早一点到达革命圣地的同志与同行马海德汉名的名来自他的姓（Hatem），而汉名的姓却连埃德加·斯诺那样的头号“红色中国通”都不知道来自何处。

而我是通过英语的《蒙特利尔书评》知道“Taras Grescoe”这个名字的。那份一年出版三期的免费报纸因为在2016年夏季号上刊出《深圳人》英译本的第一个书评进入我的视野，而这个叫“Taras Grescoe”的陌生人是报纸随后一期（秋季号）的封面人物。报纸每一期都用专访的形式推荐一位刚有新书出版的封面人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那距离他的第一份邮件进入我的邮箱还有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我现在觉得自己通过他的第一份邮件对他的气质做出的判断很可能也受到了这第一次“看见”的影响。他纯真又质朴地站立在封面上。他带有异国情调（或者说不是特别英语）的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他新书的名字更让我眼睛一亮：Shanghai Grand（《上海大酒店》）。这不仅是带有异国情调的名字，这“异国”还正好是我的祖国。书名的所指对我无需解释。可是这无需解释的所指却让我生活里的一个细节变得或许永远都无法解释：就在我第一次“看见”这位作者之前大约两个月，我为参加书展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其中的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欲望驱使，第一次走进了这个书名的所指。我在那座据说有幽灵出没的“古老”酒店里观看和倾听，隐隐约约感觉自己未来的一部作品与它有特殊的联系。我最后还走进了关于酒店历史的陈列室里，并且在那里买了一本介绍邬达克在上海的建筑作品的小书作为纪念。

当然，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细节需要解释，更不会觉得它无法解释。我留下了一份报纸，却并没有去读报纸上的采访。这个封面人物对我还只是陌生人。我对他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谈论位于外滩中心的和平饭店（沙逊大厦）也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只是到了将近五个月之后，当看到“Taras Grescoe”和“Xue Yiwei”这两个名字第一次以文学的名义出现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突然有了命运在敲门的感觉。那是2017年3月20日的中午，我作为获奖者应邀参加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新闻发布会。文学节活动的宣传册也在当天正式发放。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颁奖仪式居然是一场长达90分钟的向读者开放的活动，其中包括一个长达60分钟的采访。而文学节选定的采访者就是我在《蒙特利尔书评》秋季号上看到的封面人物。

他的第一次邮件就是为定于4月29日晚上7点整开始的这场活动写来的。他觉得有必要在活动之前见一次面，彼此交换一下对活动流程和内容的想法。四天之后，我如约来到他选定的那个希腊咖啡馆。咖啡馆距离我的住处大概5公里左右。正好符合我步行的标准。我提前10分钟到达。与咖啡馆的主人聊了一阵家史（也是店史）之后，我在靠窗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他准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从他在路边锁定自行车的动作，我意识到自己对他气质的判断没有任何误差。而寒暄过后，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更加得意。他的举止儒雅、态度谦和、声音低沉……果然给人以稳重的感觉。我们的谈话就从那个与“泰山”相关的名字开始。我告诉他，他的名字如果是“高若泰”而不是“高泰若”，就会更适合中国人的听觉。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出理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语感吧。接着，我又玩笑着告诉他，如果那样，他马上还会被人误以为是当代中国经历最为坎坷的美学家的“堂弟”。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高尔泰”。但是我简略的介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将小笔记本推到我的跟前，让我写下那位“堂兄”的名字。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每遇到他不熟悉的人名和地名，他都会将小笔记本推到我的跟前。这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认真？不管出于什么，我欣赏他这个纯真又质朴的习惯。

接着是我没有想到的签字仪式。他带来了他的Shanghai Grand和我的《深圳人》英译本：我在我的书上签好名之后将书还给他，他在他的书上签好名之后将书送给我。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他这本书的主线是邵洵美与项美丽的离奇姻缘（注意，“项美丽”这个译自Emily Hahn的汉名的译法与高泰若相似，只不过用到了上海的方言）。我隐隐约约知道这段姻缘：男方是出自豪门又才貌双全的中国唯美主义诗人，女方是靠个人奋斗而鹤立鸡群的美国著名记者。更离奇的是，男方家有门当户对的正室，而女方是备受包括沙逊大厦业主在内的众多同肤色单身富豪追宠的名媛。还有，这离奇姻缘的媒介并不是令双方都热情澎湃的文学，而是令双方都神魂颠倒的鸦片。还有，这离奇姻缘最后让男方在中国身陷囹圄却让女方在美国名利双收……这是只可能发源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终结于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故事。我好奇坐在对面的这个纯真又质朴的加拿大人会怎样向二十一世纪的西方读者呈现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们的话题最后转到我正在核对的英文译稿。简单地介绍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内容和结构之后，我开始详细地介绍自己在最近两三个星期里与编辑之间的“恶斗”，尤其是为捍卫原作的美学风格而进行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恶斗”。我的介绍既像是控诉又像是倾诉，里面不仅饱含着写作的苦楚，还浸透着移民的辛酸。经过三十年的磨合，在母语的世界里，我与编辑的关系已经进入“良性互动”。我个人的美学风格基本上不再会遭遇俗见的质疑和折损。而在英语的世界里，这种关系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导致两败俱伤。在“恶斗”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儿童时代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高喊绝不愿意“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大爷和大妈。我的控诉获得了完全的支持，我的倾诉赢得了充分的同情。这如此明确的反应不仅让我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加拿大同行也曾经遭受过和正在遭受着与编辑之间的冲突（用当年的说法，我们就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让我在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之前就完成了对他的文学品位和写作水平的准确定位。这时候，我对我们的第一场“公演”开始充满了信心，同时我对我们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从此，这个年纪比我小一点、个子比我高一点的陌生人对我不再陌生。

志同道合的交谈激起了“春天般的温暖”。在徒步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蒙特利尔新添的一道春景。我还突然意识到，刚刚结束的交谈其实是自己在已经长达十五年的移民生活里与同行的第一次深入交谈。在这之前，类似的交谈发生过两次，但是，那两次坐在我对面的格尔·斯科特既是老师，又是异性，还可以称为长辈，而且她完全没有中国背景，交谈受制于种种天然的屏障。这是第一次与同行之间没有障碍的交谈，而且这还是东西贯通的交谈。

回到家里，我马上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我对他气质的判断准确无误一样，我对他的文学品位和写作水平的定位也没有偏差。我欣赏他语言的考究，我欣赏他叙述的优雅。他是一个认真的写作者。他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而他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同样也非常满意。他表达满意的语句不仅再次显露出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也继续散发着纯真又质朴的童趣。他说他这匹“马”因为见到了一只“杰出的龙”而特别开心。这共同的积极反应为4月29日的活动奠定了基础。那一天，文学节的小型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晚到的听众只能拥挤在门边那一块狭小的空地上。那一天，我表现得相当“反常”：不仅特别放松也特别健谈，对采访者早已准备好的问题对答如流，与读者即兴的互动也妙语连珠。60分钟的采访伴随着不断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听众都还意犹未尽。最后是靠着文学节组织者的三道逐客令，我才被从络绎不绝的问题里解救出来。关于这个“蒙特利尔的深圳之夜”后来深圳《晶报》做过详细的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不过在报道里，他的名字不是“高泰若”，而是更接近原名的“泰若·格拉斯科”（这样，在保留他的部分汉名的同时，原来姓名的次序以及原姓的全部音节也得以保留）。这是我的建议。我认为，在外语中颠倒母语姓名的次序是殖民主义的遗毒。全球化时代的对外交流应该从“正名”开始。

但是，这“蒙特利尔的深圳之夜”最后并不是因为“乐”而是因为“悲”成为我将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这个夜晚的最后一幕再一次印证了外婆在我每次玩疯的时候对我的提醒。“乐极生悲”早已经在我身体的表面留下过不少的伤痕，这一次，它却是在我心灵的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去除的阴影。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请允许我暂时留下这个空白。我将在走进下一座迷宫的时候再走近这一道阴影。

那一天分手的时候，我们言归正传，决定尽快“下馆子”，弥补这次活动造成的损失。但是，相互冲突的写作计划又让我们不得不一拖再拖，到5月18日中午才在他住处附近一个以法语“红星”为名的东北饺子馆勉强实现了这个愿望。那天他还邀来了他的一位朋友。那不同行的朋友是他经常同行的旅伴。他们甚至结伴去过印度。说到这里，他的朋友突然提起他们刚到克什米尔就食物中毒的往事。他们用谈论家常的方式“无意”地谈论这段往事，而我却成了“有心”的听众，情绪出现一阵激烈的波动。1989年4月25日在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上，我曾经遇见过两位结伴而行的加拿大年轻人。他们都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学的正好是英语文学。一路上，我与那位学文学的学生有很多的交谈。除了文学之外，我们也谈到了政治和时局。当然，我也谈到了刚出版的《遗弃》。将那部作品送给一些有可能对它感兴趣的学者是我那一趟北京之行的目的之一。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我将一本《遗弃》交给那位多伦多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他说他可以将它带回加拿大，交给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研究者。我们在站台上分手。我原以为那就是这萍水相逢的终点。没有想到7月3日的中午，一封来自克什米尔的信寄到了我在长沙的住处。写信人就是那位在火车上与我有很多交谈的加拿大年轻人。我流着眼泪读完那封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样一个年轻人、那样一个西方人、那样一个局外人在克什米尔万籁俱寂的夜晚为曾经让他激动的北京写下的那些激情的文字。从很大程度上说，那是改变了我生活道路的文字。后来，我一直与那位纯真又质朴的年轻人保持联系，直到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夭折于1991年春天之际。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曾经几次想去寻找那位现在也已经年过半百的年轻人，但是每次到最后我又决定放弃，因为我相信我应该会以一种更为神奇的方式与在1989年的夏天就已经将我的处女作带到了我现在的常居地的加拿大年轻人重逢。我总是说白求恩是我选择到加拿大来居住的原因。其实，这一段与1989年相关的特殊经历也同样应该是原因之一。

我们都不太满意在一个饺子馆实现“下馆子”的宏愿。但是，我马上要去多伦多参加多伦多公立图书馆为《深圳人》英译本组织的活动，接着又要回中国。他也有自己的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我们只能将真正的满足推到夏天之后。不过，我们的邮件联系并没有中断。我们邮件的往来每次都很简短，这也许是我们在写作上都信奉节制原则的表现。但是，每次简短的往来里又都会包含一两个语言的游戏。我不会错过他的机锋，他不会错过我的幽默。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的邮件通常是对我在生活中说过的话或者我在作品中说过的话的回应。有一次，他传来一张他刚在一座立交桥上拍到的一幅“革命”标语。他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述者没有错，蒙特利尔的确是一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有一次，他说他家里有一本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的代表作。他说原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买那本书，现在他知道他是为我这个乔伊斯迷买的（后来成为大作家的意大利小商人斯维沃是乔伊斯在特里亚斯特流亡期间跟他学英语的学生）。他说下次一起“下馆子”的时候会将书带给我。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下午准备到我推荐的那家唐人街超市去为他还处在学龄前阶段的孩子买我推荐的那种小笼包……这些纯真又质朴的回应当然是心心相印的见证。

可是在写作的节奏上，我们不仅从不相应，甚至还经常正好相反，这让我感觉非常滑稽。有三四次，他刚刚写完，我刚刚开始；又有两三次，我刚刚写完，他却又刚刚开始。而且他的写作项目总是逼他出发：他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去查找资料，他的邮件也经常来自异国他乡；与此相反，我的写作总是将我困在家里，甚至可能连续几天都没有时间出门。

这个元旦的清早，我冒着严寒长跑回来，马上给他写去邮件，问我们是否可能在“最近的几天”见面。而他的回复居然是来自罗马。他说他要写一篇关于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章，现在每天都在罗马的档案馆查阅资料。这一次，我们的错位倒是又让我看到了机会。我立即回复，请他留意档案馆里有没有关于陶里亚蒂的材料。我告诉他，在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家的书柜里曾经摆着一本名为《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的小书。“陶里亚蒂同志”因此不仅成为我思想“启蒙”的内容，还成为我时至今日的好奇。

与固执的分叉并列，我们的道路也不断出现神奇的交汇。去年秋天，我收到魁北克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在2018年春天去做一场关于我自己文学创作的活动。我欣然接受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来自魁北克城的邀请，更因为根据文化中心历史的介绍，第一次在那个舞台谈论自己文学创作的同行是众所周知的狄更斯（发出接受邀请的邮件之后，我马上从书架上取出那本耶鲁大学2009年版的狄更斯传记，很快就查到了那是发生在1842年5月25日，也就是距离我在同一地点的出现将近一百七十六年之前的事）。两个月后，文化中心负责人将活动的具体安排传给我。我吃惊地发现，将同时在舞台上出现的又是《蒙特利尔书评》2016年秋季号的封面人物（我故意这样写是想带出我们的另一次交汇：我自己因为《白求恩的孩子们》也成为了那份报纸的封面人物，而且正好是在一年之后的2017年秋季号上）。

从2016年夏天走进上海最古老的豪华酒店到2018年春天走进魁北克城最古老的文化中心，我们的生活道路一次次神秘交汇。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交汇开始于2017年的9月11日那一天。那是我最近一次从中国回来的一个半月之后。那一天我收到他的邮件的附件是一张《白求恩的孩子们》封面的照片。邮件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他正在读照片中的这本书，而且很着迷；第二句话是问我在不在蒙特利尔。我感觉他有急事要找我，但是没有想到是如此特别的急事。在收到我的回复后，他马上写来邮件，告诉我《纽约时报》读书版的编辑约他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他需要再一次对我进行采访。采访的时间很容易就确定下来了，就是五天后的那个星期五下午。但是在确定采访地点的时候，我们之间却出现了分歧：他希望到我的住处来采访（他说他需要考察一下我的创作环境，同时他说那也是《纽约时报》编辑的建议），而我从来都拒绝在住处接受采访的要求。于是，一场妙语连珠的讨价还价在我们之间展开。最后我们相互让步，他同意在一个公共空间采访，我同意他在采访之后，来做“实地考察”。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采访时间的确定更为奇妙，因为它涉及到另一条叙述的线索。在他9月11日的邮件出现之前两天，我收到瑞典出版商的邮件，获知从斯德哥尔摩寄给我的《空巢》瑞典文版样书因“地址错误”而被退回原处。那两个星期，我一直都在等待“来自瑞典的邮包”，没有想到最后竟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与我核对地址之后，出版商发现是他写错了我的房号（写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房号）。这本来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因为邮递员可以很容易根据正确的姓名查出正确的房号。但是，邮递员没有做最聪明和最有效的选择，而是做了最保守也是最愚蠢的选择。出版商马上又重新寄出了邮包。它居然应景似的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1点，也就是我们约定的采访前一小时抵达。我好像突然完全明白了“地址错误”的意义。前面的那一番周折原来都是为了等待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故意没有急着拆封。采访结束后，我带着采访者回到我的创作环境之中。他做完简略的实地考察之后，我们在面对着皇家山的阳台上坐下来。这时候，我将“来自瑞典的邮包”交到他的手上，让他将它拆开。刊发于11月17日《纽约时报》读书版上的那篇文章就以这个细节结尾。那么，请允许我也模仿着用它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最后的午餐

这张点菜单上的字迹已经相当模糊了。不过我还是紧贴着台灯的灯泡，辨认出了上面的全部信息：餐馆的名称是“渝信工体店”；餐馆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幸福一村西里甲5号”；餐台的号码是“第25号台”；就餐的人数是“2人”；下单的时间是“2016年10月31日11点45分39秒”；点要的菜名是“夫妻肺片、重庆辣子鸡、清炒丝瓜、干锅有机花菜”，主食是“两碗米饭”……2017年4月30日凌晨，我第一次噙着泪水从2016年最后一次回国的票据里翻出这张点菜单。我一定会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顿时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没有马上将文章写出来。我写不出来。我一直都写不出来……我想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正午离我太近，近到连服务员最后那一声“菜都上齐了”的确认都好像依然缭绕在我的耳边；我想这又或许是因为它离我太远，远到就餐者还在用虚拟的语气谈论那两场令整个世界都忐忑不安的选举。现在，整整九个月已经过去了，一种罕见的沉静突然出现在我心灵的深处。我终于有勇气将这个我一直不愿接受的题目存入电脑，还有这张已经模糊不清的点菜单上的关键信息。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与我有三种共同语言的法国女士。“林雅翎”是她著名的汉名，“Sylvie Gentil”是她著名的原名。我只是在最初的两次邮件里用“林雅翎女士”称呼过她。后来在所有的场合下，我都统称她为“Sylvie”（西尔维）。很可能就因为这样，我一直没有去想过她为什么会有一个与原名没有任何语音和语义关联的汉名。我知道，她不少的朋友都称她为“小林”。这肯定是来自八十年代的称呼，也就是来自她与北京最初的接触和与汉语最早的交往。但是，她能够让时间在这里停顿，这就是她的魅力。我相信，她不少的朋友现在谈论起她的时候还是称她为“小林”，就像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条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胡同的尽头相遇。

这是我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多伦多抵达北京之后的第三天。这也是我在2016年的第三次抵达和最后一次抵达。而她当天晚上将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飞往巴黎。那也是她那一年的第三次回家和最后一次回家。我们当然都不可能知道那离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回家也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长期朝夕相处的北京也同样是她的家。就像以前一样，我们首先还是约定在她位于幸福一村西里联宝公寓内的家里碰面。我为她带去了我们上次见面之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我们当然也都不可能知道她这是最后一次从我的手里接过我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自己好像已有感觉。它与她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5月初那次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作家》杂志已经将刊登小说全文的样刊寄到了她家里。紧接着，出版社又将小说的清样寄到了她家里：她在北京的家成为了这部作品进入世界的必经之路。另一个更为奇妙的细节发生在她看到样刊和清样之前的两个月。当时我在伦敦，她在巴黎。我在电话里谈起了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她问我小说的题目是什么。我想给她留下一个惊喜，故意没有直接告诉她。但是我告诉她那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它由两个人名和一个人称代词构成。没有想到，她接下来的那一句话竟是：“那个人称代词一定是‘我’。”

就像以前一样，我们事先只是说定要一起午餐，却并没有说好午餐的地点。照例在客厅里坐下交谈一阵文学之后，她开始做出门的准备。我们的话题这时候才接上地气：“我们去哪里？”我提醒她要穿足衣服，因为我刚才已经有所体会：室外不仅气温很低，还正在刮着大风。正因为这样，我也建议不要走远。这时候，她提到了联宝公寓的隔壁就有一家很大的川菜馆。我马上肯定那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当然也都不可能知道这会是我们“最后的午餐”。

入座之后，她从容地点上了烟。毫无疑问，点菜的难题又交给了我。我知道她不会点菜，也不需要会点菜，因为她的生活中有一位点菜的超级高手。我在2013年底阎连科做东的一次饭局上见识过她丈夫马丁的点菜功夫。他将厚厚的一本菜谱从头到尾翻了两遍之后，问了在座两位首次共餐的客人（一位蒙古学者和我）的忌口和偏好，然后迅速点出了一桌从口味、分量、搭配、价格甚至上菜的先后次序都考虑周全的佳肴。有几个外国人敢于在中餐馆如此耀武扬威？！又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在中餐馆如此得心应手？！

我的生活中没有点菜的高手，但是这长期的空白却并没有助长我点菜的水平。我的水平至今还徘徊在“不浪费就好”的道德底线。好在我每次总可以找到同样的借口：我们在餐馆里坐下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谈”。这一天，我们交谈的范围还是很广。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欧洲大陆上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她的祖国和加拿大的邻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以及英国脱欧之后的未来（她的妹妹和我的姐姐都住在英国，那个国家的前途与我们的关系似乎同样“厉害”）。2016年的确是一个自始至终都令整个世界忐忑不安的年份。而我们在表达担忧的同时都说了一些偏激的话，比如这个世界已经不适合居住或者不值得留恋。我们当然也都不可能知道这些说法其实就有可能是不祥之兆。

我们也谈到了积极的方面：比如《深圳人》英文版受到的欢迎。她兴奋地说，英语世界的积极反响一定会对法语世界有所触动；又比如她正在翻译的那部随笔集的进展顺利。那是一部包括八位中国作家关于“过去”的记忆的随笔集。我的《外婆的〈长恨歌〉》也将包括在内。她提到了翻译那篇作品的难度，比如我一笔带过的背景肯定会让法国的读者感觉突兀，而加上足够的解释又肯定会破坏作品的节奏。我期待着这个难题的合理解决。我期待着自己的作品顺利进入普鲁斯特的语言世界。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回忆起了我们的上一次见面。那是带给我很大惊喜和很深感触的见面。它发生在5月9日，也就是我2016年第一次回国后的第六天。这一次因为剧作家过士行、李静和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也要参加，我们事先约好了最后要去的餐厅：位于三里屯北小街上的“一坐一忘”。我如约在将近11点的时候赶到联宝公寓。没有想到门刚打开，主人就告诉我Pascale（芭丝卡）来北京了，现在就在她家里。这是大惊喜！四天前我过来取样刊和清样的时候，她完全就没有提及Pascale会来北京的事。前一天在确认这一次见面时间的邮件里她也只字没提。她是故意想让我得到大惊喜。我与Pascale已经整整二十一年没有见过面了。我们的上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5月的巴黎。那时候，这位大家公认普通话水平足以胜任中央台播音任务的巴黎女孩是我们长沙著名的洋媳妇。这特殊的身份不仅让她的汉语水平更添异彩（据说她对长沙话也能够明察秋毫，所以我们这些长沙同乡都绝不敢当面说她的坏话），还让她对我个人的认识再往前推了二十三年。那一天，坐在巴黎郊外一座公寓楼的房间里，面对着窗外壮丽的落日，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我的童年。紧接着，我在1973年出演的那场独幕“闹剧”果然又被提到。大家的欢笑让我尴尬得面红耳赤。而Pascale的童年经历听起来就像是纯真的童话故事。她说她随父亲去咖啡馆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固定的角落里看到萨特的身影。

在前往三里屯北小街的路上，我既在交谈之中，又在交谈之外。那个在交谈之外的“我”深有感触地盯着身边这一对最要好的朋友。突然，她们又变成了那一对在八十年代的北京街头引人注目的巴黎女孩。她们对中国充满了激情，她们也对文学充满了激情。有一天，她们在杂志上读到一篇名为《红高粱》的小说，这两种激情迅速交汇成一种更大的激情。结果当代中国文学开始走进法兰西，开始吸引法兰西……三十年过去了，她们中的一个仍然在坚守着阵地，让更多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在普鲁斯特的语言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她们中的另一个后来转向第二战场，让一部又一部当代中国的电影和戏剧作品在具有深厚电影和戏剧传统的国度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那一天在“一坐一忘”餐厅里，我们三个坐一排，我坐在Pascale和Sylvie之间。这特殊的场景让我突然觉得自己与Sylvie的第一次见面事实上也可能发生在1995年5月的巴黎，而不是在十七年之后的北京。我想这种推后的理由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写出令她激动的作品，比如《白求恩的孩子们》这样的作品。这当然是天意。但是我没有想到天意也会是如此的功利。而且在十七年之后的北京，我们的走近经过的也不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路线。那是2012年5月17日。那一天，我在建国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里接受英文版《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谈到《白求恩的孩子们》，我顺便提到希望它能够很快有各种语言的译本。有心的记者回应说她曾经在会议上遇见过两位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她马上找到了“林雅翎女士”和“李莎女士”（意大利语）的邮箱。当天下午，我就分别给两个邮箱发去了内容完全相同的简短邮件。邮件提了一句她们“也许听说过的”我自己，又提了一句她们“也许没有听说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后又提了一句我马上要去上海参加五本新书同时上市的活动，希望返回北京之后有机会见面交谈。两段在我的文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友谊就如此拐弯抹角地开始了。

现在我已经找不到Sylvie的第一份邮件。我清楚地记得邮件是以“林雅翎”落款。我也隐约地记得她当时不在北京。她当然听说过我，而且她对《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很好奇。我还记得她给我留下了家里的电话以及手机的号码。我的第二份邮件写于2012年6月27日。邮件的内容显示我们之前已经有过电话联系，而且已经确定在6月29日下午见面。最有象征意义的是：邮件的附件是《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第一部分。那当然是应她的要求附上的。两天之后，我们在工体西路南端西侧（法国文化中心对面）的木茶咖啡馆的平台上见面。地点是她选定的。我虽然从来没有进过那个咖啡馆，却对周边的环境并不陌生，因为我的一位姨外婆（我外婆最小的妹妹）就住在与咖啡馆相邻的工体西里小区，从咖啡馆的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她的住处。而正如Sylvie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里离她家很近，她可以走路过来。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一段没有终点的旅行的起点。

我直到四个半月之后才第一次听到Sylvie对这部作品的反应。而且，还是从我见到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里听到的。更离奇的是，还是在台北桃园机场接机口的附近听到的。那是2012年11月14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会议代表首先抵达，而从北京过来的会议代表稍晚抵达。我们等到他们之后一起前往市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阎连科。而他看见我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的法语翻译有多么推崇《白求恩的孩子们》吗？！”（大意）这不仅是来自普鲁斯特的语言世界里的佳音，还是用我倍感亲切的河南口音（我父亲的口音）传递的佳音。没有想到野心和乡愁竟会在一座孤岛上产生如此奇妙的共鸣。

从与Sylvie的第一次见面，我已经看清了她对语言和文学的激情。她的推崇不会让我感觉特别意外。我知道她读过也喜欢我送给她的所有作品（包括她从杂志上读到的《希拉里、密和、我》）。她有一天告诉我，《空巢》里面的许多细节让她想起她自己的母亲。她有一天告诉我，法国的读者会很着迷《十二月三十一日》。她有一天告诉我：“你的写法是我们法国最优秀的作家的写法。”她有一天告诉我：“你知道吗？翻译你的作品，我怀疑的是自己的法语。”

就在第一次听到她关于《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反应之后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她一份措辞有点着急的邮件，让我马上将《白求恩的孩子们》后面的部分也传给她。我至今也不清楚她那一天为什么会急于要看到后面的部分。我知道她手头有许多已经签好合同的翻译项目等待完成，所以从来没有奢望她会有时间来关顾我那部还无人认领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说服Pascale来承担它的翻译任务。没有想到，大概是在2014年秋天里的一天，我们在她家的客厅里聊天的时候，Sylvie突然告诉我，她的翻译早已经开始。她用的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好像那本来就是她的工作，好像那并没有必要让我知道。我大吃一惊。一个靠翻译吃饭的人怎么会去翻译一部还没有翻译合同（也就是还不能保证她有饭可吃）的作品？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阎连科对我说的那第一句话的分量。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白求恩的孩子们》进入了一段新的生命之旅。2016年夏天，Sylvie曾经将一部分译稿以及她向法国出版社写的推荐传给我。我们当然也都不可能知道在短短的九个月之后，这份译稿就将变成一份遗稿。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她好像变得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文学状况。我也是通过她才获得了关于自己的一些利好消息。有一天，她告诉我，法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注意我了。在接下来见面的时候，她很快从网络上找到了一篇关于我作品的法语介绍。我们都在等待转机的到来，而且我们都认为它即将到来。这是我们最后那些邮件里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而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那一段时间在欧洲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现在想来非常奇怪，那几次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她都在欧洲。我的邮件里频繁地出现一些内容相似的问句：“意大利的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南部的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柏林的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她总是马上就传来报平安的回复，同时也会认同我对世界的失望。我当然不可能知道真正能够影响到她生活的恐怖袭击其实并不来自身体的外部，而是来自身体的内部。不，那不是对生活的影响，那是对生命的威胁。可是，她自己为什么对此会毫无感觉？

她最后的邮件于2017年1月10日凌晨3点38分进入我的邮件。我最后的邮件于2017年3月20日晚上9点54分完成发送。我最后的邮件只有一句简单的英语和《深圳人》英文版获奖消息的链接。我们一直都是用汉语通邮。不过，每一份邮件又都是从法语的问候开始。而在这最后的邮件里，我突然连问候都改成了“Hello”。我能够从这里看出自己的绝望……可是这绝望并没有引来它仍在盼望的回复。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情况不妙。我开始给她中国的家里打电话，一次一次都没有人接听。我又给她中国的手机打电话，也同样没有人接听。我也试过她法国的手机，还是没有人接听。当时我正在核对《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稿，每天身体都极度疲惫、心理都高度紧张。但是我继续加大工作的强度。我以为与词的纠缠可以抵制与Sylvie“失联”引起的绝望。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重新回到2017年4月29日的晚上吧。在文学节工作人员的催促之下，我的活动终于结束了。接着，我被工作人员带到文学节的书店。一些读者已经在那里排起了队，等候我的签名。刚结束的活动让大家的情绪都很亢奋。有两位读者在签名之后还追问了“刚才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这致使本来应该很快就能结束的签名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2017年里的另一大魔幻就出现于这一段充满虚荣的时间。首先是第一位签名的读者。她报出的名字让我浑身一紧。我不相信我的听觉，让她再一个一个字母报一遍。我还是不相信我的听觉，伸出左手，让她在我的手心上写出她刚才依次报出的全部字母。眼见为实！是的，她的名字就是Sylvie。我一边签名一边对她说，我的法语翻译也是这个名字。我甚至提到我们已经“失联”一段时间了，所以她的出现对我就像是一个隐喻，一个报平安的隐喻。大概又过了三四位读者，一位女士也希望我能够写上她的名字。她报出的名字又让我浑身一紧。我不安地向她伸出左手。是的，她说是的，就是那样写的。最后签名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他问我能不能也签上他妻子的名字。他说她刚才也参加了我的活动，非常欣赏。他接着又露出有点不好意思的表情，解释说她现在在酒店的餐厅里排队，因为他们还没有吃晚餐。我其实已经不需要再写出下面的这个句子了：是的，他妻子的名字也是Sylvie。

那是“蒙特利尔的深圳之夜”，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不仅感觉不到深圳初夏的湿热，反而感觉到一阵又一阵固执的寒意，好像蒙特利尔正在遭受“倒春寒”的袭击。甚至坐进公共汽车之后，我的感觉还是那样不好。我用身体紧紧地贴住座位。我将双手紧紧地合在一起，合在胸前。我想这样也许能够保住自己的体温。我想这样也许能够让手心上的名字察觉不到那固执的寒意。

回到家里，我匆匆打开电脑，进入邮箱。出现在眼前的是Pascale费解的邮件：“小林，Sylvie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第一次对母语感觉如此地陌生。我一遍一遍地重复这简短的语句，却还是无法理解其中唯一的那个动词。

我至今也难以接受“蒙特利尔的深圳之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给Pascale的回复0点16分发送。我提到了刚才在文学节书店里与“Sylvie”的离奇相遇，我提醒她节哀。然后，我噙着泪水翻出了这张点菜单。这篇文章的题目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与国内的朋友和媒体联系。我想表达，我需要版面。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我知道在纪念活动中应该去谈论的是逝者已有的成就，而不是逝者未竟的事业：我担心我的表达会改变气氛，甚至让逝者难以安息。是的，逝者著名的原名将不能以《白求恩的孩子们》法语译者的身份进入未来的历史，这无疑是这一段文学奇缘的巨大遗憾。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遗憾是我们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匆匆从巴黎的街头走过，走进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门。离这个“以为”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2月底和3月初的那两个星期。她在巴黎，我在伦敦。她已经将《白求恩的孩子们》推荐给萨伊出版社（她刚为他们完成了莫言《红高粱家族》的翻译），正在等他们的回应。她一直没有等到他们的回应。

每上一道菜，服务员就会用圆珠笔将那一道菜名划掉。全部菜名都被划掉之后，服务员用例行公事的语气大声说：“菜都上齐了！”我和Sylvie会心一笑，继续我们关于未来的话题。现在，那些歪歪斜斜的短线比点菜单上的任何信息都要清晰，好像是继续在向我发出“终结”的暗示。而另一个细节却明显是对这种暗示的抵制。我通常留下的是结账单，这一次却留下而且只留下了点菜单。这首先意味着我无法知道这顿午餐结束的准确时间，这更让我感觉它好像不是最后的午餐。

我记得我们在凛冽的寒风里道别，就在联宝公寓的门口。我祝她一路顺风。她说将来一段的生活会有点乱。因为马丁已经回德国工作去了，她将来每年会在欧洲待更长的时间。不过，她说3月份应该会回到北京。我说那时候我也有可能回来。我说这家餐馆不错，我们下次就还是到这里来午餐。当然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关于《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好消息，我们都这样期待。那样的话，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会提前，地点就会改变。我们一直盼望着将来在普鲁斯特的语言世界里的见面。

然后，她看着我坐进了出租车。保留的出租车票锁定了出租车起步的时间。那是2016年10月30日的“13点59分”。我们当然也都不可能知道那就是我们永别的瞬间。

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纪念碑”

第一次在电梯里遇见苏朵女士就已经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但是，一直到第一次与安德烈一起在电梯里遇见苏朵女士才知道她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我说的是《异域的迷宫》里的那个安德烈：那个政治挂帅的安德烈，那个拿着加拿大护照周游世界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加拿大人的安德烈，那个朝思暮想着魁北克独立的安德烈。那一天苏朵女士走进电梯之后，安德烈的语气和举止突然发生U-turn，从稍微的居高临下变成完全的高山仰止。从他那迅速膨胀的民族（魁北克）自豪感我马上就意识到了经常在电梯里遇见的这位身材超级袖珍的老妇人有多么的与众不同。苏朵女士显然很习惯突如其来的敬意。她的举止保持着一贯的端庄，她的语气保持着始终的优雅。甚至在她离开之后，那端庄和优雅的光彩依然在电梯里荡漾。“知道这位女士是谁吗？”安德烈用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语气问。还没有等我给出否定的回答，他就用同样的语气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她是我们的纪念碑。”“我们”当然指的就是他们，他们那些充满民族自豪感的魁北克人。

十五年之后的2017年3月28日清晨，我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按下枕边收音机的开关。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里正在播报苏朵女士刚刚去世（而且还是“无疾而终”）的消息。法语加拿大世界里最漫长（长达七十五年）的演艺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新闻的最后是市长、省长和首相的反应。他们在哀悼的同时，代表各级政府对逝者表示感激，感激她用激情和艺术给好几代加拿大人带来的“欢笑和眼泪”。葬礼的时间和规格也已经定下，苏朵女士将在五天后享受魁北克最高级别的葬礼。

我马上坐了起来。苏朵女士停止呼吸的瞬间距离她96岁的生日还有二十四天。如此的“早逝”应该出乎不少听众的意料，也令我感觉突然和伤感。我已经不太记得上一次遇见她是在几个月之前了。那一天，我帮助她走出大楼的大门，又帮助她坐进已经等候在门口的出租车。她的身体状况与两年前（93岁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她仍然活跃在蒙特利尔的戏剧舞台上。有好几次，我看到她一边在楼下大堂里等出租车，一边捧着剧本练习自己的台词。我最后一次看见苏朵女士的时候，她的确显得有点虚弱了。但是，却并没有虚弱到妨碍我去想象魁北克人将会怎样为她庆祝一百岁生日的程度。

我决定去楼下找长期负责我们这一栋楼卫生的清洁工，他每天都看着邻居们出出进进，也熟悉所有的生老病死，是标准的“信息中心”。我想他一定能够告诉我苏朵女士临终前的情况。走出电梯，果然看到清洁工在大堂里与过来巡视的小区保安谈论着什么。走到他们身边，我才知道那不是谈论而是争论。他们在争论苏朵女士一生里有过几次婚姻。保安对清洁工的统计将信将疑，但是，他显然又慑于清洁工的资历和自信，很快就不再为他们之间仅有的那“一次”误差力争了。“反正她对男人很有吸引力。”他最后用发自内心的称赞弥补自己在数量上的损失。清洁工也连连点头称是，争论双方在有目共睹之处达成了共识。我不想再问什么问题了。在上行的电梯里，我回想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因新闻而起的“喧嚣和骚动”：从政治家的感激，到老百姓的好奇，到我这样一个来自地球另一侧的“局外人”的震惊。我甚至想到如果安德烈还在世的话，作为话语权介于政治家和老百姓之间的知识分子，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突然觉得这是一篇可以用“纪念碑”为题的小说。它应该不需要借助特别的技巧就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

我对苏朵女士的敬意与她是“纪念碑”没有什么关系，与她的“吸引力”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敬意来自她最平凡的身份，或者说一个女人最平凡的身份。这身份本来对一个女人从事的职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命运却偏执地让苏朵女士进入角色的过程带上了戏剧性。37岁那年，她通过第二次婚姻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婴，获得了母亲的角色。作为魁北克戏剧和影视界的超级明星，她当然是与众不同的母亲。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母亲。四十三年之后，当她与我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孩子就紧跟在她的身边。她虽然没有任何“吸引力”，却有可能会比她的明星母亲更吸引人的注意。她显然对此有清楚的自知之明，刚走进电梯就迅速躲到了母亲的身后，并且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极度害羞的孩子。“没有关系，凯特琳。”母亲用充满母爱的语气安慰和鼓励自己的孩子，“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给好几代加拿大人带来过“欢乐和眼泪”的声音。

与凯特琳同时来到世界上的那个女孩不需要母亲用这样的语气来安慰和鼓励。她继承了母亲的外表、才华和事业，也是著名的戏剧和影视演员。知道这双胞胎的不同遭遇之后，我经常会去想象苏朵女士“与命运相伴的生活”。这种生活一定会让她对自己扮演的各种角色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也一定会让她对通过舞台赢得的鲜花和掌声有更深的领悟更多的感激。这种生活也将苏朵女士推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舞台，让她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她成为了魁北克智障者的代言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提高智障者福利和捍卫智障者尊严的事业。她甚至还设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奖项，鼓励社会对智障者的关爱。苏朵女士这毕生的激情让我想起与她遭遇共同命运的赛珍珠女士和戴高乐夫人。

作为母亲，苏朵女士从不掩饰自己对孩子的偏心。她说自从生下凯特琳之后她们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每天清早，邻居们都会看到她将凯特琳送上在大楼门口等候的特种学校的校车；每天下午，邻居们也都会看到她在同一个位置等候特种学校的校车将凯特琳送回。她对凯特琳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总是赞不绝口。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个永远都需要她像孩子一样呵护的孩子占用了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因她自豪。她为她骄傲。哪怕在凯特琳表现得最不好的时候，她的这种自豪和骄傲都绝不会动摇。这与她的“演技”无关，这与她的信念相关。比如我注意到凯特琳对陌生的异性尤其敏感。他们的出现会使她顿时失去安全感，做出激烈的反应。“没有关系，凯特琳。”苏朵女士总是这样安慰和鼓励自己的女儿，“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声音至今在我的耳边回荡。它不仅洋溢着善意和真情，还饱含着自强不息的美感。

有时候，我会去想凯特琳“今后”怎么办，也就是苏朵女士“百年”之后。这种“今后”没有出现。大概在2010年的冬天，有连续三四天的早上，我看见苏朵女士独自在楼下的大堂里等出租车。我终于忍不住问了我想问的问题，因此知道了凯特琳已经住院的消息。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遇见苏朵女士，她都会简单地介绍凯特琳治疗的进展。有一次，她甚至告诉我凯特琳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是她最后没有回来。告诉我凯特琳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天，苏朵女士特别强调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是的，抢在已近90岁的妈妈之前离开就是这个孩子的懂事。是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将妈妈重新完全地交还给观众就是这个孩子的懂事。是的，最后让妈妈能够自由地度过余生就是这个孩子的懂事。

回想起来，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尽管我们有过不少的交流，我与苏朵女士却始终保持着明显的距离。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当然是我很早就已经知道她的“高度”；其二则是她一直表现出来的那种对语言的“顽固”。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英语，而我的法语本来就说得吃力，面对说话像道白一样的明星自然就更没有底气。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我从来就没有在苏朵女士面前暴露过自己的艺术人生。我们都是靠语言为生的人，而我们的交流却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语言只占很低的比重。

不过，两次特殊的交流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苏朵女士对我特殊的信任。第一次与她的传记有关。苏朵女士名为《与命运相伴的生活》的传记正好在凯特琳住院的那一段时间上市。有一天，我在电梯里与她谈起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她突然主动说可以送给我一本。这让我感觉意外，当然更让我感觉兴奋。接着她说她可以将书从邮件口塞进我的房间。我马上将房间号码告诉她。她马上重复了一遍，似乎确信自己已经记下。在接下来一次遇见的时候，她问我收到书没有。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处在等待的状态。苏朵女士又问了一遍我的房间号码。接着说她可能是将书塞进一个错误的房间里去了。她说她可以再试一次。我知道她每天都要跑医院，用很肯定的语气说还是忙过这一阵再说吧。可惜后来这件事就再没有提起过了。现在也就成了终生的遗憾。

第二次特殊的交流是我们之间那一次最“亲密”的接触。一个寒夜，大概已经10点多钟，我看见苏朵女士提着刚从超市买来的东西缓慢地走在冰冻的路面上。我迅速跟上去，问她需不需要帮忙。没有想到，她很自然也很优雅地将右手提着的东西递了过来，然后又很自然也很优雅地用左手扶住了我平抬起的右手。我们就这样慢慢走回到了我们大楼的门口。一路上，我夸奖她90多岁了还能独自在天寒地冻的夜晚出来购物，我想这比登台表演的难度系数更大。我甚至提起了我那位在95岁的时候还能够一字不漏地背出《长恨歌》的外婆。与“纪念碑”如此亲密的接触让蒙特利尔寂静的寒夜好像变成了一个人生的舞台。

我原以为这特殊的信任是建立在我对凯特琳的关心和对苏朵女士本人的敬意基础之上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其中可能还有更特殊的原因。第一次与我的法语翻译见面的时候，我谈起了一些邻居的情况，自然就谈到了同样是她心目中的“纪念碑”。这时候我才知道苏朵女士与中国的特殊联系。原来她的女婿（也是她的传记作者）是加拿大法语世界里最著名的驻外记者。八十年代中期（成为苏朵女士女婿之前），他曾经代表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在北京工作过三年。他关于中国的报道让无数的魁北克人做起了“中国梦”。后来我又知道，这位加拿大法语世界里的头牌记者退休之后又被返聘成了外交家。2015年，他被任命为魁北克政府驻中国的代表。代表处的办公室就设在上海的南京西路上。也就是说，苏朵女士生命最后的那两年里，她接到过的大多数电话都应该是来自中国。也就是说，苏朵女士承认自己没有像爱凯特琳那样爱过的女儿让遥远的中国变成了她“与命运相伴的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颜色。

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科亨先生的身影就一定会出现在小区的花园里。”在蒙特利尔漫长的冬季里，每次想起科亨先生，这春意盎然的语句就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已经是第四年了吧……自从科亨先生需要借助助步器行走的那一年开始，他已经大幅度地减少了曝光的频率。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在差不多从12月初到4月底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完全就看不到科亨先生的身影。有时候，我会想到很坏的情况；有时候，我会想到最后的可能……但是，春意盎然的语句总是接踵而至，并且迅速驱散刚刚集结起来的伤感。是的，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科亨先生的身影就一定会出现在小区的花园里。这是四年来被生活不断传诵着的美感，这更是四年来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是的，这已经是第四年了，蒙特利尔盛开的郁金香从来没有传递过错误的信息。

看！那不就是科亨先生吗？！他在花园边的走道上。他推着他的助步器。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走着……他的身体当然是更加虚弱了，但是他的身影却依然那样优雅。我兴奋地越过我们之间所有的障碍（台阶、土堆、积水），冲到他的身边，就好像是越过了整个的冬季，漫长的冬季。就在我的手指碰到他肩膀的一刹那，科亨先生优雅地停了下来。接着，他优雅地转过身，优雅地伸出手。他似乎也在等待这伴随着郁金香的盛开而必然到来的时刻。“我还活着。”他微笑着说。

每次与科亨先生紧握着手，我都会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发生在十五年前的生活细节。那是发生在桑拿室里的生活细节。与小区游泳池相联的桑拿室大小不足9平方米，却有着深不可测的“景深”。在那里，词语经常会带着时光倒流，令如烟的历史从记忆的底部浮出，与室内弥漫的雾气缠绕在一起。这特殊的桑拿室曾经是我最重要的社交场合。而作为“历史裸露的地方”，它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那一天，刚刚结束当天长距离游泳的科亨先生优雅地走了进来。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一位研究欧洲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也得知他每天还去他的“加拿大犹太人研究中心”上班（研究中心就在位于康克迪亚大学里的那座白求恩雕像的附近）。我还得知他热爱文学和写作，是犹太同胞卡夫卡的铁粉。更重要的是，我还得知他与欧洲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有直接的联系：像无数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一样，他也曾经被追随第三帝国的安东内斯库政权关进集中营……从科亨先生坚定的语气，任何一个听众都能够感知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强悍的意志力。哈罗德·布罗姆在评论卡夫卡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作品弘扬的是“精神的不可摧毁性”，而对科亨先生来说，肉体都好像是坚不可摧的。那一天，他的年龄已经是卡夫卡生命长度的两倍，可是他还在上班、还在写作、还在游泳、还在“活着”……

十五年之后，他还依然“活着”。每次说完这句话，科亨先生总是耸耸肩膀，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好像上帝在跟他过不去。是的，“活着”对科亨先生应该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仅仅在罗马尼亚，就有三十万犹太人（其中当然包括科亨先生的许多家人和朋友）没有能够“活着”走出灭绝种族的集中营。

我知道科亨先生接着要说的话。那是他每年只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就要重复一遍的话。“我就要满97岁了。”说完，他像往年那样摊平双手，仰望天空，好像是在质疑又好像是在感恩。

这时候，坐在走道尽头的科亨太太朝我挥手示意，并且大声说她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而科亨先生的手又放到了助步器上，做出了准备再次出发的姿势。

我快步走到科亨太太身边，在她右侧的椅子上坐下。这是蒙特利尔初夏的黄昏。我们在带着寒意的暮色里轻松地交谈，话题在时空里穿越，一会儿过去，一会儿现在。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当然是我没有看见科亨先生的这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科亨太太告诉我，蒙特利尔最重要的犹太人组织最近给科亨先生颁发了奖章，表彰他对当地犹太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让我感觉意外。让我感觉有点意外的是，当我问到科亨先生现在每天是不是还坚持阅读和写作的时候，科亨太太说他甚至还每天都去“上班”。她说犹太人历史研究中心的汽车每天中午都来接他，下班的时候又送他回来。他整个下午都在那里做义工。

一个将近97岁的老人还在每一个工作日都去做义工，这足以让所有的读者大吃一惊。但是，这不就是我所熟悉的科亨先生吗？！

我想起科亨先生曾经在十年前复印给我的那些个人材料。那其中包括他写的五首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诗意的诗作。在其中一首题为“日出”的诗作里，他这样写道：“当第一缕玫瑰色的阳光在清晨出现的时候/我感觉我能够将整个的世界背在自己的背上。”他写下这诗句的时间是2005年的1月，也就是他已经84岁的时候。一个84岁时还有能够背负起整个世界的感觉的人在将近97岁时还每天去做义工显然并不违背生命的逻辑。而科亨先生在84岁还有那样的感觉也并不让我奇怪。他曾经告诉我在集中营里他从事的是最重的劳役。听他提及那往事令我最吃惊的是他的语气。它不仅一点都不阴暗，还充满了得意。科亨先生对他超级强壮的身体充满了得意。他肯定那是他仍然“活着”的秘诀。

我没有去计数科亨先生已经在走道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最后，他终于在科亨太太跟前停了下来。他用优雅的态度问科亨太太，他是不是可以坐下来休息了。科亨太太挪动了一下左侧的椅子，抱怨说他早就应该坐下来休息了。科亨先生优雅地坐下来之后，腼腆地对我笑了笑，好像是不同意科亨太太的抱怨，又好像是抱歉自己不应该打断我们的交谈。

我夸奖科亨先生是世界上最老的义工。他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说他只是在那里坐着，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他马上又补充说：“我知道他们需要我。”我顺势告诉他，我们都需要他，所以他必须“活着”。科亨先生又摊平双手，仰望天空，用无可奈何的表情表现出发自内心深处的得意。而科亨太太用那种总是令我感动的目光看着科亨先生。任何人都能够从她的目光里看到她发自内心深处的得意。

我想起两天前从位于皇家山北面的犹太人聚集区经过的时候，看到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装朝一个集会地点赶去。我问科亨太太知不知他们是去参加什么活动。她想了一下之后，侧过脸去用意第绪语将问题抛给了身边的科亨先生。而科亨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用同样的语言回复了她，接着，他又改用法语回复了我。他马上意识到我对法语不太习惯，又改用英语解释说那被称为“树节”的节日是犹太人迎接春天到来的传统节日。科亨太太端详丈夫的目光里显出更浓的钦佩。她显然非常欣赏丈夫的博闻和强记。然后，她侧过脸来，像一个淘气的少女一样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好像是说：你相信这是一个快满97岁的老人的反应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趁着科亨先生起来做最后一轮运动，科亨太太上楼取来了科亨先生刚得到的奖章和蒙特利尔犹太社区的英语报纸对颁奖活动的报道。我很快地读了一遍报道。一个意外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不知道科亨先生还有一个赖以为生的本职工作：他原来是一位会计师。等科亨先生走过来，我向他表达我的吃惊。他说他主要是通过自学而成为历史学家的。他又说他在负责犹太人历史研究中心的工作的同时其实一直都还在做着会计师的工作。他还用顽皮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成为他的客户。

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在这样两个矛盾的职业之间保持平衡。会计师的主要责任是保持账面的收支平衡，而历史的账是谁都算不清的。在科亨先生给我看的材料里，有一首题为“母亲”的诗作。他在里面也清楚地表达过对历史的困惑。他说他母亲在66岁的时候离开了这“混乱”的世界，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他自己已经到了能够成为他母亲的父亲的年纪，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却还是一个同样“混乱”的世界。

科亨先生与科亨太太在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府倒台后的1944年结婚。也就是说，他们至今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七十三年。他们是我看到过的婚龄最长的人生伴侣。这不仅是一种数量上的成就，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奇迹。他们用如此的奇迹呈现这“混乱”的世界里罕见的和谐。他们端详对方的目光总是令我感动。那种目光显然就是那精神奇迹的实际影像。在那充满依赖和信任的目光里，我看到了关于“幸福”最精准的定义。

大海的尽头

那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以“书”的形式降世之后的第一个冬天。那是与前两个充满焦虑的冬天同样充满焦虑的冬天。那个冬天，我不仅要继续小心呵护《白求恩的孩子们》脆弱的文学生命，还同时在对沉重的“战争”系列作品进行艰苦的重写，身体和心智都处于临界的状态。与前两个冬天一样，每天清晨去皇家山上溜冰成为我不可或缺的“求生”手段。

因为时间太早，不管是在上下山的路上还是在溜冰的过程中，我和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什么交集。与我相伴的只有红日、白雪、蓝天以及松鼠的身影和乌鸦的声音。但是在1月中旬，一个看上去大概与我年纪相仿的异性侵入了我独享的美景。她有一次出现在溜冰场的边缘，她有一次出现在冰场服务区的角落……我紧张地跟踪着“入侵者”清瘦的身影。突然，自己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好像出现了一道裂痕。紧接着，我从冰凉的空气里嗅到了一股令我不安的气息：那是一种比孤独还要孤独的气息，那是一种比虚无还要虚无的气息，那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息。

那一天下山的时候，我注意到“入侵者”的身影就在前方10米左右的地方，而且它移动的速度低于我行走的速度。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逐渐消失……很快就到了擦肩而过的时刻。我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她最初的反应非常拘谨。但是当知道我也住在附近并且也经常上山活动之后，她的警戒水平降低到合理的位置。原来她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在这一带居住，比我早了三四年。也就是说，我这个本世纪初才在这一带定居的新移民反倒是真正的“入侵者”。接着她说皇家山是她的“私家花园”，她每天都会到山上来活动。这种说法又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因为从十一年前第一次走进皇家山的那一天开始，我也已经用同样的隐喻将蒙特利尔这一片最大的公共物业据为己有。我们踏着浅浅的积雪同行了大约五六百米，而我们的话题随着时间渐行渐远……她的英语说得很费劲，我的法语说得很吃力。按照女士优先的成规，我们的交谈以法语进行。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居然有三次与她在住处附近的马路上相遇和同行。布满法语语病的交谈继续与时俱进。我很快就知道了她是出生和成长在魁北克的“本地人”。在我的经验里，出生和成长于魁北克却又说不好或者不愿说英语的人都具有顽固的魁北克情结，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然，他们所爱之“国”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甚至多半还是具有强烈独立诉求的“分离主义者”。而她的表现却与我的经验相悖。她不仅不是“爱国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说起魁北克，她的脸上甚至还会出现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的表情。我想这可能与后天的因素有关：她告诉我，在蒙特利尔定居下来之前，她曾经长期居住在法国。借用法语文学作品的大名，她可以说是自己故乡的“局外人”；这也可能与她桀骜不驯的天性有关：尽管她的父母选用魁北克女性最普通的名字（“米雪儿”）来给她命名，她却从小就是我行我素的异类。除了与“国”的关系不和之外，她与“家”的关系也很紧张。她甚至不在意对我这样一个局外人张扬自己的家丑：她说她住在魁北克乡下的父母从她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对她不好，而她与同住在蒙特利尔城里的姐姐也已经不相往来。

好像是在第二次相遇的时候，我暴露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我还提到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正在被翻译成法语。我的自我暴露令她有点诧异又有点惊喜。接着，她投桃报李，坦陈自己也对写作非常着迷，而且已经有一本书出版，又正在写作另外的一本书。她关于自己那部已经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的介绍立刻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读过法语的作品了，但是我很想读她的那部作品。我肯定她的文字会为我在皇家山上嗅到的那一股“令我不安的气息”提供准确的解释。接下来的那一次相遇好像就发生在三天之后。在即将分手的时刻，她从挎包里取出了她那部出版于2004年底的非虚构作品。

那部作品起源于一场悲剧，一场在整个加拿大都引起过震撼的悲剧。悲剧的主人公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加拿大最具国际声誉的航海运动员。悲剧发生在“万德环球”1996—1997赛季的途中。“万德环球”是单人帆船无停靠无协助的环球航海赛，被视为是国际航海运动的极限。1996—1997赛季共有十五名世界顶级的航海运动员参加。他们在1996年11月6日从法国西岸出发，首先沿大西洋南下。按照规定，他们将绕过美洲大陆的南端转入南太平洋西行，然后再绕过非洲大陆的南端重返大西洋，最后再北上回到起点。但是，悲剧的主人公没有能够回到起点。他在出发整整两个月之后的1997年1月7日与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他的帆船处在全部参赛帆船的第二位。他在世界上最后的定位是南纬55度与西经124度的交汇处：那已经是接近南太平洋尽头的位置。而从他的帆船上发出的最后信息是：“海浪不像是海浪，而像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这绝望的信息既充满了诗意又充满了杀气。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听起来还是同样地揪心。

悲剧的主人公没有回到起点就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伴侣和他们年幼的女儿的身边。在那部非虚构作品里，他的伴侣用忧伤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在悲剧发生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在真实的大海上寻找爱人踪迹的经历。她选择的书名里的两个专有名词非常显眼：一个是最让她迷恋的人名，一个是最令她迷惑的岛名。那座令她迷惑的孤岛位于智利南端靠近麦哲伦海峡的入口处。在悲剧发生二十个月之后，智利海军在那里发现了她最迷恋的人驾驶的帆船。这特定的书名意味着在真实的大海上的寻找行动的结束。接下来的寻找将在时间的大海里展开。那是以死亡为罗盘的寻找，那是以孤独为动力的寻找，那是没有尽头的寻找。

那部非虚构作品在我的书架上摆放了两年的时间。在将书交还给作者的那一天，她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直到现在，她在每天凌晨都还是会被充满惊涛骇浪的噩梦惊醒。接着，她又与我谈起了她那一段时间接二连三的死亡体验。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体验都与空难相关。那两场空难与决定她命运的悲剧一样也是备受关注的新闻。我首先是从CBC的节目里听到那两次空难的消息的。其中一次的死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法国潜水运动员。她告诉我，那是她早年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结识并且一直都保持着联系的朋友；另一次空难的遇难者是加拿大一位著名政治家和他的六位家人。那位自由党政治家长期是代表我们居住的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也曾经在自由党执政期间担任过政府的交通部长。她告诉我，与那位政治家同时遇难的妹妹是她的小学同学和一直都保持着联系的朋友……她说她非常困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与这么多离奇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她的这种困惑让我想起了《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述者。他的生命也被许多离奇的死亡缠绕。他在小说里也表达过类似的困惑。

这时候，我终于知道了我从一开始就有强烈感觉的那一股“令我不安的气息”来自何处。它来自大海的尽头。它来自噩梦的深处。它来自她与死亡的神秘的联系。我相信，从爱人的无线电信号骤然消失的一刹那起，这个永远都无法逃离噩梦的女人就已经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或者借用夏多布里昂在《墓外回忆录》里发出的感叹，她随后的生活就已经只是“记忆的幻影”。

不，应该不止是“记忆的幻影”，因为她始于大海又死于大海的传奇里还有另外一个生命。他们年幼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职业女性。她为一些出名的电影节工作，一年中一半的时间住在法国，一半的时间住在蒙特利尔。有一天，我在马路上与母女两人迎面相遇。母亲用法语介绍我们。女儿用英语与我交谈。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女儿。她与我从那部非虚构作品中的照片里看见过的那个年幼的孩子当然已经没有什么表面的联系。从她阳光明媚的表情和表达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大海尽头的惊涛骇浪并没有波及她的生活。而且不仅如此。在她阳光明媚的表情和表达里，她的母亲也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她不再是那一条在大海的尽头孤独地寻找着安慰和希望的美人鱼。她已经不需要寻找。她已经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岸边。

与“梵高”为邻

第一次走进这套公寓房间的时候，我走进的只是一座“空巢”。按照租房合同的规定（这也是蒙特利尔租房的通例），除了冰箱和炉灶之外，甲方不负责为租户提供任何其他的电器和家具。那是2002年3月1日的上午。将整套房间查看了一遍之后，我靠在客厅粉刷一新的墙面上，想象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从“零”开始的新生活。那个充满悬念的时刻距离我38岁的生日仅剩下三十九天的时间。

我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在将近十六年之后自己仍然会租住在这同一套公寓房间里。如果透过这“仍然”去解读我的性格，解读者会给它贴上一个怎样的标签：固执？专注？懒惰？……现在，因为正在写作的这篇短文，我甚至想到了一个更极端的词——那个“最”极端的词。

这座公寓的每一层都有十二套结构不同、面积不等的住房。在将近十六年的时间里，我租住的这一层有九套住房经历过“权力的更迭”（其中的七套甚至是“频繁的更迭”）。没有更换过租客的那另外两套分别在离我最远（过道的尽头）和离我最近（与我仅一墙之隔）的位置。离我最远的租户是一位来自英国肯特郡的英语教师。她青年时代（八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到杭州任教，从那里开始了她随后三十多年的国际漫游。两星期前在电梯里相遇的时候，她告诉我，年底合同到期后，她不打算再续租了。她说她想到加拿大的西海岸去生活，或者干脆结束长年的漫游，搬回英国去。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意识到从明年开始，一直与我在同一层生活又还将与我继续在同一层生活的就只有我的那位隔壁邻居了。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肯定会凭借第一印象给我的这位邻居贴上“异常”的标签：他的身体臃肿、他的举止唐突、他的目光怪诞……他走路的时候身体左右摇晃，嘴里念念有词，而且还总是“目中无人”，与周围的人（哪怕是迎面走来的邻居）几乎没有目光的交流。这些也许还不足以称为“症状”。在气压很低的日子，他的房间里经常会传出痛苦的嚎叫，甚至还伴随着击打家具的暴响；而在电梯里遇见年轻的异性，他立刻会激动得不知所措。接下来的反应通常更加个性：他会慢慢转过背去，面对着箱壁，放声高歌。还有，他的生活节奏极为精准：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刻出门，在固定的时刻关灯……在正常人的眼里，这极度的精准也应该被视为是“异常”的表现。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也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异常”。这给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蒙上了宿命的阴霾。我怀疑这是天设的不祥之兆。我怀疑这是命运的刻意安排。长期以来，“疯狂”一直被我视为是“最”极端的词。我对它充满了恐惧。我恐惧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尾随历史上那些偏执的同行走进它指向的黑色通道，不再回头，不再能够回头。

但是，时间和交流改变了我与隔壁邻居的关系，对“异常”的恐惧最后被对“超常”的惊叹替代。这近在咫尺的“疯狂”为我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他阅读的宽度令我惊叹。文史哲的阅读尤其是他的强项。他主要用母语（法语）阅读，但是他关注的作品却是世界性的经典，关注的作家也都是国际级的大师。我们那些突兀又短促的交谈经常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深度。比如那一天中午，看到他的手里拿着一本尼采的传记走在前面，我的好奇心迅速膨胀。我快步跟上去，打断他的沉思，问他喜不喜欢尼采的哲学。他的回答干脆利落。他说他不喜欢，理由是它“太残忍”。回答的时候，他就像是在自言自语，头都没有侧过来对着我。我感觉他没有交谈的兴致，故意放慢脚步，让他以一贯的节奏走远。但是，他简洁的回答在我的耳边不断重复。事实上，它至今还经常在我的耳边回荡。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他的回答不是对天才的严厉批评，而是对天才的深切同情。我当然不需要通过他来理解尼采，但是他对尼采的理解却为我打开了他自己的世界。

他兴趣的范围也令我惊叹。他喜欢写诗、喜欢做饭、喜欢唱歌、喜欢下棋……有一天，他甚至穿着一件布满油彩的外衣走进了电梯，而且手里还拿着一块挤满颜料的调色板。这全新的形象令我大吃一惊。他注意到了我的反应。那显然也是他期待着的反应。他故意将调色板再举高了一点，好像是想引诱我做出进一步的反应。“你是画家？”我好奇地问。他得意地摇晃着身体，目光骄傲地投向电梯的顶部。在那之后不久，我甚至有了更多的发现。那天下午，在准备去跑步的时候，我看到他穿着同一件布满油彩的外衣站在大楼的出口。他双手提着一件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扁平物品，张望着汽车驶入的方向。看到我之后，他表情里焦急的成分迅速降低，得意的成分明显增加。我马上就锁定了事情的性质。“你在卖画吗？”我好奇地问。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也没有将脸侧过来对着我。他的目光继续盯着汽车驶入的方向。但是，他用摇晃的身体和得意的表情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在这将近十六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外出探亲、访友或者度假之类的事。事实上，我感觉他永远都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过夜。而且我也从来没看到过有亲人或者朋友前来看望他。不过节和不度假的人我并不是第一次遇见，但是，社会关系简单到零的人我以前却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猜测他的年纪在70后和80后之间，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完全应该还正常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望他？他又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们？他们“正常”的生活与他“异常”的生活之间为什么没有联系？……这些都是至今困扰着我的“存在之谜”。大概在五年前的一天，我差一点有机会触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一天，我与他在马路上同行了一段之后，不知怎么谈起了我的父母。看到他还有点反应，我故意用很随意的口气问了一句他的父母住在什么地方。没有想到，他的脸上竟突然出现了惊恐万状的表情，就好像我的问题比尼采的哲学更加残忍。我顿时充满了自责。我放慢了脚步，让他以自己一贯的节奏走开、走远、走出我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的阴影和伤痛。

我感觉他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兴趣。这其中当然包括了他这十六年来的隔壁邻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关系是完全彻底的不平等关系，因为我对他的兴趣超过了对周围的任何人。正因为他从来没有对我产生过兴趣，发生在2017年3月20日早上的事情才会显得更加不可思议。那天结束早餐后例行的散步回到小区的门口，我看到他摇摇摆摆走过来。这是经常出现的相遇。我完全没有在意。我知道他很可能就会像平常那样目中无人似的擦肩而过，或者顶多在擦肩而过的瞬间视而不见似的“Bonjour”（你好）一声。没有想到，他居然破天荒地在我跟前停下，并且用惊奇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这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情况。正在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的时候，他突然大声说出了一个英语的名字，一个我几乎每天都要与之相处的名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的名字。“James Joyce！”说完，他就摇晃着身体走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令我毛骨悚然。因为这一天是我与那个名字关系最为特殊的一天。两个小时之后，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深圳人》英译本获奖的消息将公布于众。我将这部作品献给“那位启迪我的爱尔兰人”，而获奖的消息里也将会提到《深圳人》与《都柏林人》（那位爱尔兰人的作品）的关系。对现代文学史稍有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我的隔壁邻居刚才说出的就是那位爱尔兰人振聋发聩的名字。

这怎么可能？我的隔壁邻居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也完全不知道我与写作的关系，他怎么会在如此特殊的日子里突然挡在我的面前，大声说出令我感激的天才的名字，就好像是已经破译出我文学生命的秘密，就好像是故意向我泄露天机？我对他的兴趣更浓了……我想知道他是谁。我也想知道在他的视野里，我又是谁。我转过身，望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突然，我就像《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述者一样，对“疯狂”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自从在电梯里看到他穿着布满油彩的外衣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悄悄给他贴上了一个天才的标签。

Who SHE is？

之所以急于走进这座迷宫不是因为我在进入前面那座迷宫的时候就已经走近了它，而是因为在刚刚离开那座迷宫之后不久，它用非常特殊的方式走近了我。也就是说，这一篇文章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而是出于“被决定”。它“被决定”于2017年11月2日。根据当天日记的记载，我在加拿大东部时间上午10点30分左右“最后一次修改专栏文章，并给编辑传去”。这里的所谓“专栏文章”指的就是《与“梵高”为邻》最初的那个版本（那个只有2100字的版本）。接下来，我开始处理因为沉迷于写作而耽误的日常生活：擦厨房的地板，洗堆积的衣服，去图书馆还书和借书……中间还夹杂着简单的午餐和马虎的午休。傍晚（5点30分左右）坐下来写日记的时候，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我开始以为那只是我自己的幻觉，因为在这有生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址里，我很少被意外的敲门声惊动。再仔细听一下……再仔细听一下……我终于确定那不是自己的幻觉。我带着淡淡的疑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我看到了租住同一层楼距离我最远的那套公寓的邻居。

我说她走近我的方式“非常特殊”，不仅是因为我在刚刚完成的写作里第一次提到了她，也不仅是因为她在将近十六年相邻而居里的生活里第一次用敲门声惊动了我，而且是因为在猫眼限定的视野里，我不仅看到了她，还看到了她手上的那本书。在我将门打开的同时，她将那本书举到胸前，兴奋又简洁地说：“就是它。”

哪怕我只是这个场面的旁观者，这“兴奋又简洁”的表达也足以让我推测出其中相互面对的双方与这本书关系的深度。是的，早在八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这本书。在我的印象中，它应该是一本介乎修生和养生之间的书，一本结合着南美元素（如印第安民俗和医术）与东方元素（如气功和瑜伽）来调理人的身心状态的书。八年来，在与这位有点奇怪的邻居仅有的三四次较长的交谈里，这本书一直都是主要的话题：它首先是一本将要写的书，它后来是一本准备开始写又好像永远都无法开始写的书；再往后，它是一本正在写和一本好像永远都无法写完的书；突然有一天，它变成了一本已经写完的书；再往后，它变成了一本正在寻找出版社和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出版社的书……最后，寻找和等待戛然而止，它跟上时代的步伐，变成了一本即将通过亚马逊网站自费出版和自我推销的书。我理解她的简洁：苦心经营八年之久的项目终于变成了她紧握在手的实体，个中的艰辛肯定是一言难尽；我更理解她的兴奋：因为那个与奇迹绝缘的漫长过程终于结束，而另一个也许会伴随着奇迹的漫长过程已经开始。

我走出房门，接过她特意送来让我触摸的实体。这对我已经就像是一个奇迹：一个八年来仅仅存在于我们空谈里的话题突然变成了让我可以获得感官满足的实体。这是无中生有的奇迹。我看它、摸它、闻它……我也第一次知道了这本书的名字。在我看来，“Loving Who I Am”是与我关于书的内容的想象十分吻合的名字。但是，它要如何翻译成汉语？从英语上看，它无疑是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浅显的书名。可是其中的一些语言细节（如现在分词和关系代词）在这特定的语境里恐怕很难准确又完整地译进汉语……我之所以马上意识到翻译的问题是因为每次与她谈论起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中国的好奇心和购买力，我总是会提醒她将来应该“回”到中国去寻找她的读者：也许奇迹会在那里出现呢？！可是，我的提醒对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也就是说，她好像并不想做“中国梦”。我猜想这可能与她有过的中国经验有关。三十二年前，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整整一年。那是所有人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衬衣的中国，那也是无法与好奇心和购买力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我再一次敦促她去做“中国梦”。我告诉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她生活过的中国。在现在的中国，“养生”是大时尚，而英语是大热门，她的两大专长会为她找到巨大的市场。她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动。她说书已经出来她就不想再去管它了。她相信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她正忙于走出自己租住了十六年的住处，几乎每天都在清东西、扔东西，没有时间再去想书的事。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梵高”居然从他的住处走了出来，尽管那并不是他每天固定的出门时间。锁好房门后，他摇晃着身体从我们旁边走过。他说了一声“Bonjour”，但是却并没有抬头。我想起上午刚刚完成的文章。我在心中惊叹生活对写作的又一次呼应。这是我们这三个同住一层将近十六年之久的邻居第一次在楼道里的共同出现。这也应该是我们在楼道里的最后一次共同出现。这可能是比日全食还要罕见的现象。

我这位有点奇怪的邻居的祖辈在十九世纪末为了逃避当地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从乌克兰移居到英国。她自己在英国出生和长大，当然是地道的英国人。但是从18岁起，她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她首先在中东生活过一段时间。198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中国结缘，在杭州最好的中学任教一年。（这个经历让我突发奇想，作为那座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外籍教师，她会不会有一天在西湖边的英语角碰巧帮助过渴望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的未来的中国首富？）然后，她在香港工作了三年，为英国的驻港部队培训外籍雇员。然后，她去了日本。然后，她回到欧洲，在法国和瑞典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去了南美。然后，她又回到了法国。最后，在我2002年初来到加拿大之前不久，她搬进了现在的住处。拥有这个固定的住处并不意味着漂泊的中断。她每年夏天都会到欧洲各地巡游，每年冬天也都要到南美的一个神秘山区去修炼。她告诉我，她现在的住处也是她有生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与我的情况一样。但是我前面已经提过，她的合同将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结束。她不准备续租了。她准备继续漂泊。我好奇她的下一站是否已经确定。她说还没有。她说要“到时候”才知道。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她才会知道。

我说她“有点奇怪”不是因为她从18岁开始就一直是一个漂泊者，而是因为尽管她长期在世界各地漂泊，世界对她却好像并不存在。我原来对自己与世界的距离充满了自信和得意。与她熟悉之后，我才领教了“大巫”的水准。比如在2008年的夏天我问她是不是看过奥运会的开幕式，她的回应是：“奥运会？开始了吗？这次是在哪里？”比如在去年的秋天，我问她如何评价前一天晚上美国总统大选双方的电视辩论，她的回应是：“怎么又选了？这次是谁跟谁？”她的生活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Who I am”，她的生活也只有一种边缘，那也是“Who I am”（在考虑这篇文章题目的时候，我因此决定反串她选定的书名）。她对信息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免疫力。她说她只按照她自己的感觉做她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情。接着她还非常肯定地补充说，正因为如此，她从来就没有坏心情。

在我们相邻而居的这十六年的时间里，她有三次邀请我去参加她每年都在家里举办的圣诞聚会。前两次，我都找借口拒绝了。我总是感觉她的世界与我的世界相去甚远，尽管我们都与世界相去甚远。但是2015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我的情绪突然出现激烈震荡并且多次触底。出于“治疗”的考虑，我决定接受她的邀请，去一个特别的世界体验短暂的平安。不出我的所料，她的朋友们也都让我感觉非常特别。我在她的客厅里坐了将近三个小时。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坐在我身边的那个爱尔兰男人。他似乎是那个“朋友圈”里最受尊重的人。他开始并不积极。但是，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迅速将他激活。一场充满哲学意味的“布道”开始了。我和在场所有人一样，都屏住了呼吸。他说普通人之所以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过去和未来，也就是说看不到世界的“大图景”……他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慢条斯理的语速“布道”，他的每一个手势甚至他的每一次呼吸又都与那罕见的语速协调一致。那种细致入微的慢条斯理让他的“布道”充满神圣的感觉。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又悄悄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我没有想到会又一次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的虚构人物相遇，而且是在一个被陌生人包围着的平安夜。是的，我这是遇见了自己当天下午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里的那位睿智又神秘的“王隐士”。

晚安，克娜蒂娅！

两年前那个夏日的黄昏，从皇家山散步回来，我特意绕到小区最靠马路那一栋楼的背面：从那里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小区花园的全貌。我很想知道令邻居们怨声载道的小区升级工程将小区花园升级成了什么样子。已经倚靠在护栏边的那位邻居听到脚步声，转过脸来，对我笑了笑。

又是她！前一年的夏天，我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邻居也曾经在这里相遇，也是差不多这同样的时辰。当时，她也是倚靠在护栏边，在欣赏着花园水池里的那两只野鸭子。过去那几年，总是会有一对野鸭子在春夏之交飞到小区花园的水池边。公鸭在母鸭下蛋之后就飞走了，而母鸭会在水池边孵出小鸭子，并且抚养它们长大、训练它们飞翔。直到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飞走之后，鸭妈妈才最后飞走……但是，那两只野鸭子情况特殊：那是鸭妈妈和她最后的孩子。邻居激动地指着水池说，那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它右侧的翅膀不能完全张开，一直都飞不起来。离正常飞离的时间过去将近三个星期了，鸭妈妈还在耐心地陪伴着这个残疾的孩子。她会一直等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来将它的孩子接走之后再离开。

我问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去年的见面。她的反应说明她记得非常清楚。她的反应是一连串的抱怨。她抱怨利欲熏心的业主不应该对小区进行如此愚蠢的升级，尤其是不应该将花园里的水池填平。“还记得那些可爱的野鸭子吗？”她说，“它们再也不会飞到这里来了。”

我顺势问她会不会考虑搬走。我知道已经有不少的邻居因为对小区的升级强烈不满而选择了“逃离”。她的回答让我感觉有点夸张。她说她太老了，不想再搬家了。我马上想到与我住同一栋的那位82岁的老太太两天前都愤然搬走了。我选定的参考系让眼前的邻居得意地笑了起来。她让我猜她的年龄。看着她头上的墨镜、脚上的波鞋，看着她紧身的运动衫和健美裤，还有她结实挺拔的身躯和清晰宏亮的声音……我毫不犹豫地就猜出了她的年龄。我猜她比那位82岁的邻居至少应该年轻七八岁。

我的猜测更引起了邻居的一阵大笑。她告诉我，她出生于1922年，三个月前已经过了93岁的生日。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一脸的惊诧并没有让她感觉惊诧。她说有一次去医院打预防针，所有的护士都坚持说她搞错了自己的年龄。她说有一次她在路上帮助一位脊椎已经有点弯曲的老人，结果发现那位老人比她自己年轻十五岁……她说她生活中这种荒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得意地说。从她得意的表情和语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对生活超级的乐观。我相信这超级的乐观就是她长寿的秘诀。她先是用笑声表示对我的认同。接着，她用有点认真的语气揭开了这秘诀之后更深的秘密：“知道吗？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去认真对待。”这应该是我在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里听到过的最激进的“人生箴言”。我忍不住想拥抱她一下，就像拥抱我同样幽默和顽皮的外婆。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从图书馆出来不久，我又遇见了她。在一起回小区的路上，我知道了她叫“克娜蒂娅”，我知道了她是爱沙尼亚人，我知道了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来到了加拿大。我还知道了她每天清早起来要去墓地里喂松鼠。我还知道了她是蒙特利尔冰球队的铁杆球迷。她的步伐十分敏捷，她的思路异常活跃。紧跟上她的步伐和思路对我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在最后那个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克娜蒂娅突然谈到了她从前的住处，接着又自然地谈起了她从前的生活。她说她结过两次婚。比她大九岁的第一任丈夫在他们共同生活将近二十年之后撒手人寰。她在花甲之年第二次当上新娘。这一次，她吸取教训，用逆向思维挑选夫婿。没有想到，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之后，年轻八岁的第二任丈夫还是先她而去。“你看，两种模式都不管用。”她用顽皮的口气说。“所以，你对男人彻底失望了。”我也调侃着说。“是啊。”她继续用顽皮的口气说，“还是自己一个人过靠得住。”

那天分手的时候，我暴露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克娜蒂娅非常兴奋，回应说她也写过自己的故事。她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希望我抽空到她那里去点评她的写作。

如果知道自己将要读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肯定不会拖三个星期才走进她的客厅。那整洁和舒适的客厅让我自然地想到了钟点工。夸奖了两句之后，我问她的钟点工每隔多少天过来一次。这一次，她的回答不仅让我感觉惊诧还让我感觉羞愧。她说她没有请过钟点工。她说她的生活靠的是百分之百的自理。从客厅的布置、从茶几上的摆设、从她烤制的糕点和她调配的美酒都可以知道她“自理”的是很有质量的生活。“自理”这样的生活与“自理”我自己的那种生活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自理”能力在四十多岁年龄差距下的这种悬殊让我感觉极为羞愧。

我们在她的书桌兼餐桌边坐下。桌面上井井有条地摆放着的信件、剪报等等也可以作为克娜蒂娅生活质量的标志。她拿起那张画着表格和填满数字的纸，告诉我那是蒙特利尔冰球队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全部的比赛结果。她说每一场比赛之后，她都会亲手登记球队新的比分、积分和排名，尽管这是她订阅的报纸上都有的内容。这不是“认真”吗？这不是有悖于她长寿的秘诀吗？事实上，我很快还发现了她的另一种“认真”。她显然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去“算计”的人，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她却在不停地“计算”：比如我说出我的年龄之后，她马上就会计算出我出生的年份。比如我说我每天跑30分钟。她马上就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我5分钟跑1公里的速度计算出我每天跑6公里。这说明她的大脑对词语和数字都非常敏感。我相信这也是她长寿的秘诀。

接着，她从一个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早已经请人打印好的故事和两张特意为我复印的地图。她在那张爱沙尼亚的地图上标出了她生活过的所有城市，而在那张欧洲大陆的地图上标出了与她的故事密切相关的那些地名。她的故事是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也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1944年9月，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进入爱沙尼亚的时候，她挤上最后一班客轮逃离了自己的祖国。这是故事的起点。接下来，就是那个22岁的年轻女子在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上长达一年的逃亡：有一天，她爬上了一辆挤满难民的火车的车顶；有一天，她挤进了一辆载满溃退的德国士兵的卡车……而更多的时候，她都是混杂在陌生的难民当中，在凋敝的公路上或者焦灼的田野里盲目地行走行走……有好几次，一觉醒来，同行的人都不知去向了，她要独自过河入林才能遇上一队新的难民。有一天，她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在黑夜里敲开了一家农户的门。善良的农户在她休息片刻之后，给她端上来一只刚刚烤熟的猫。她吓得重新冲进了黑暗之中，随后的好几天都不再有任何的食欲；有一天，她独自走近了一座已经没有看守的集中营。铁丝网后面那些穿着同样囚衣的男人用饥饿的目光打量了她一阵之后，突然冲了出来，冲了过来。她惊呆了。她肯定自己马上将要遭受蹂躏的厄运。没有想到那最早冲过来的人，并没有将她按倒在地，而是一把夺走了她手里的那块面包。接着，他的难友们也全部挤在他的身边，争抢了起来。令那些男人如狼似虎的原来不是“女人”，而是女人手里的一块“面包”……

克娜蒂娅一边按时间的顺序复述她的故事，一边在地图上勾画她逃亡的路线。她最后终于冲破重重封锁，进入了盟军的占领区。在布鲁塞尔的难民营滞留到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她选择返回到已经被肢解的德国。因为熟悉英德俄等多种语言，她很快被联合国录用，参与了战后难民的安置工作。她翻出文件夹里面的一个笔记本，里面有她当时生活的许多记录（包括来自各国的同事之间的留言）。从她穿着军装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写真已经无法想象她在逃亡路上经历的那些磨难。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她从爱沙尼亚人办的报纸上的寻人启事栏里得到了她母亲和姐姐的消息。在她挤上最后一班客轮从南部逃离爱沙尼亚的同时，她们从北部乘小船漂洋过海，安全逃到了瑞典。这劫后余生的消息当然是一种福音，但是，它却无法改变克娜蒂娅一家已经被历史摧毁的事实：德军进入爱沙尼亚不久，她18岁的弟弟就被强征入伍，并随即开赴前线。一年之后，她们就收到了从列宁格勒附近转回来的他的遗物。而在逃离爱沙尼亚半个世纪之后重返家乡，克娜蒂娅才知道一直在当地的小学担任校长的父亲后来被苏联红军带走，最后死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

克娜蒂娅真实的故事让我们成为了朋友，而我虚构的故事为我们的友谊奠定了更扎实的根基。去年8月底，从她订阅的英文报纸上看到我的访谈之后，克娜蒂娅马上就去书店买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她对我的小说人物有中肯的评价。她成了我在西方世界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10月底准备回中国的前一天，我打电话向她辞行。她要我马上去她那里一下，为她新买的两本“深圳人”签名。她告诉我那是她准备送给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和一位住在多伦多的朋友的圣诞礼物。

我马上就过去了。签好名之后，我又与她交谈了一阵。这一次，我们的交谈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她说她的电视现在从早到晚都开着，她说她不想错过美国大选中的任何消息。我知道克娜蒂娅对那位同性的候选人的态度是不温不火，而对那位异性的候选人，她的态度却是如火如荼，只能用“恨之入骨”和“不共戴天”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她对大选的结果充满了忧虑，她不想她的“仇人”获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给她降温。分别的时候，她祝我的中国之行一帆风顺，而我祝她在11月8日的晚上能够睡得安稳。

11月8日中午，我特意从深圳赶到香港，希望在那里看到关于美国大选结果的全景报道。我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正在“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过程之中，我隐隐觉得这部小说的命运与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有一点神秘的联系。这是我特别关注这次大选的“隐私”之一。而更大的“隐私”当然就是克娜蒂娅。第二天中午离开酒店的时候，克娜蒂娅的“仇人”已经在佛罗里达州胜出。根据最近这三十年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已经是北美11月9日的凌晨了。我有点想给远在地球另一侧的邻居打一个电话，我想劝她关掉电视、蒙头大睡。我想对她说：“晚安，克娜蒂娅！”我想对她说：“在七十二年前的逃亡路上，你已经经历过这个世界上全部的黑暗了，克娜蒂娅！”我想对她说：“你已经不再需要‘认真对待’任何事情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克娜蒂娅是如何度过那个无人入睡的夜晚的。我只知道她无法接受的结果并没有伤及她的健康，也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她照样清早起来去墓地里喂松鼠。她照样喝着自己调的美酒、吃着自己做的美食。上个星期五，为了准备这篇文章，我又特意去与她交谈了一下。离开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的95岁生日快到了。她说她已经买好了生日那天的冰球票。我不知道她的球队那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我知道，我能够在她生日的时候将她带到中国的读者面前。这应该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生日礼物吧。

专业陪护

晚餐后散步回来仍然没有看见克娜蒂娅客厅里的灯光。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我开始有点不安。回到家里，马上拨打她的电话：果然没有人接听。第二天上午再拨，还是没有人接听。这有点奇怪。但是我再也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联系到她了，只能在不安中等待。又等了整整四天。那天傍晚从图书馆回来，离小区还有一段距离就远远看到了这些天一直在等待着的灯光。我兴奋地跑进小区，跑进大楼。回到家里，背包都来不及放下，先拨通克娜蒂娅的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她本人。这也有点奇怪。她家里平常没有别的人。我急切地问能不能与克娜蒂娅说话。得到的答复是她已经睡了。这还是有点奇怪。克娜蒂娅平常不会睡这么早的。有她的冰球队比赛直播的时候她甚至还可能会睡得很晚。但是我没有再多问。第二天上午再打过去，首先接起电话的仍然不是克娜蒂娅本人。但是，她马上就从卧室里接起了电话。她说她还躺在床上。这更是有点奇怪。她平常总是起得很早。夏天的时候，她甚至可能早上7点就已经从墓地里喂了一圈松鼠回来。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虚弱。这同样有点奇怪。她说她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昨天下午刚回来。她说她在洗澡的时候突然虚脱，最后是慢慢爬到房间里给小区保安打电话才叫到了救护车。这当然也有点奇怪。按照她说的时间，我在她虚脱之前两天还看见过她：她还是像平常那样健步如飞地横穿马路，完全没有95岁应有的老态。她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虚脱。而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去看她。她说她现在的样子很难看。她说等她恢复好了再给我电话。我又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她说不需要，因为她已经请了两名专业陪护，现在24小时都有人陪在她的身边。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克娜蒂娅打来电话说她好多了。她说如果我想去她那里什么时候都欢迎。我马上就过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士。她应该就是克娜蒂娅所说的专业陪护之一吧。她的语气和举止都很得体。她示意我去客厅，同时说她已经从克娜蒂娅那里知道了我的很多情况。克娜蒂娅坐在客厅沙发旁的椅子上，没有起身。这是我认识她这些年来第一次看到她坐着等我进门，坐着等我走到她的身边。这当然也属异常。从这里，我可以想见她身体虚弱的程度。但是她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好之后，她向我介绍刚才给我开门的女士。她说她非常周到。她说能有这么一位女士陪在身边真是一种幸运。而那位女士回应说能有机会与克娜蒂娅这么一位天使相处是她的福气。

融洽的气氛缓解了我的担心。我与克娜蒂娅交谈起来。我首先问她“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医院里的具体情况。我注意到克娜蒂娅的语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语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甚至她的反应也不像以前那么灵了。她自己对这些异常大概也有意识。她抱怨说自己差不多还是整天躺在床上，就像在医院里一样，感觉也还是非常虚弱。我顺势问她的胃口怎么样。她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倒是非常敏捷。她指着陪护她的女士说：“她将我喂得太饱了。”接着，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说：“她将我惯坏了。”而陪护她的女士笑着对我说：“是她将我惯坏了。”我很高兴她们彼此的认同。这真是她们共同的幸运。

我从一进门就意识到摆在客厅里的电视机没有开。这也属于异常。我问克娜蒂娅最近是否还关心自己的冰球队。她摆了摆手，说他们太不争气了，已经连续输了好多场。我又问她是否还在关注特朗普。还不等克娜蒂娅回答，陪护的女士就抢着说：“克娜蒂娅最喜欢特朗普了。”我开心地看着她们。我没有想到她们的关系已经融洽到这样的程度，竟可以在克娜蒂娅如此当真的话题上开起玩笑。克娜蒂娅没有理睬她的陪护，而是义愤填膺地声讨起了特朗普。陪护的女士继续在一旁开心地挑逗说：“我说得没错吧，克娜蒂娅最喜欢特朗普。”

我很清楚只有转移话题才能够让克娜蒂娅平静下来。我转向陪护，与她交谈起来。我问她来加拿大多久了。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她八十年代初就来了，也就是说她其实是比我资格老得多的“加拿大人”。我问她是不是一直住在蒙特利尔。她说不是，她最开始是住在多伦多，后来才来到蒙特利尔。这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通常移民会从相对封闭的法语区转向相对开放的英语区，很少有相反的情况。我猜测她可能来自海地，而法语是她的母语。没有想到不是。她说出了她的祖国的名字。她说那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国家。我顿时感觉一阵羞愧，因为那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她重复了两遍之后，我还是没有任何概念。我让她拼写出来给我看。她拼写出来之后，我还是没有任何概念。这时候，她说我当然应该知道埃塞俄比亚。她说她的祖国就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面。看到我还在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又还在继续好奇地询问，克娜蒂娅指着客厅里用来摆设她的手工作品的柜子下方，说那里面有地图。我打开柜门，在那一大摞地图里翻出了两份一模一样的世界地图。这个发现突然让克娜蒂娅恢复了敏锐和机智。她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评价说：“你看，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用惊喜的目光盯了她一眼。我高兴那个熟悉的克娜蒂娅又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陪护克娜蒂娅的女士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她的祖国。那个我后来知道中国译为厄立特里亚的国家看上去的确很小。但是它却濒临红海，不仅有惊人的海岸线，还扼守着红海与印度洋的通道，显然具有非凡的战略地位。我问她的祖国有多少人口。她说应该就是五六百万。这差不多就是中国一座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这种对比让她想起在自己的祖国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笑话的场景设在中国政府为他们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举行的国宴上：中国的领导人突然问起他们国家的人口。听完他们总统的回答，好客的中国领导人幽默地说：“你为什么不将他们都带过来吃饭呢？！”我笑了。说笑话的人自己也笑了。但是依然坐在原处的克娜蒂娅没有笑。她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她说她的祖国就更小了，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克娜蒂娅淡淡的伤感将我们带进了另外一个话题。我告诉克娜蒂娅，在她住院的那一段时间，我突然有过一阵强烈的愿望，想将来到爱沙尼亚去看看。我刚说完，陪护克娜蒂娅的女士也用很认真的口气说她也有这种愿望。克娜蒂娅用费解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两个“局外人”。透过那种目光，我有点伤感地肯定，克娜蒂娅自己已经没有再回家去看看的愿望了。

真正引起我好奇的并不是这位专业陪护的祖国，而是她本人。而我对她本人的好奇又首先是由她的孩子们引起。她说从多伦多搬到蒙特利尔来完全是为了孩子。我因此问起她孩子的情况。她说她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我接着又问起他们的兴趣和职业。没有想到，她的回答竟会让我发出一次次的惊叹。她首先从小女儿说起。她说她学的是时装设计。我很少听到移民的后代学这种不接地气的专业。而从她的语气里，我不仅能听出她对女儿学艺术的支持，还能听出她为有学艺术的女儿而骄傲。她说这个女儿现在在蒙特利尔做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工作。接着她谈起儿子。她说他一直学打网球，准备走职业的道路。后来突然又改变主意，改学烹饪。在欧洲做了一些年厨师之后，他还是难忘初心，又回到网球世界，现在在蒙特利尔做网球教练。同样，从她关于儿子的谈论里，我听到的也只是欢乐和喜悦。最后她说起大女儿。她说她长期生活在日本，在那里当英语教师。她自己还去那里看过她。她又说她还在台湾教过四年书。她说她本来想学法律，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做教师。她说她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不仅会说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还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汉语以及少量的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

这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啊。她居然有三个职业和兴趣高度统一的孩子。她居然如此放任自己的孩子，又如此信任自己的孩子。她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后来两次去克娜蒂娅那里，看望主人都成了我的借口，我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陪护的身上（克娜蒂娅在一旁听着我们的交谈，偶然抛出一句顽皮的观众点评）。她告诉我，她是在儿子已经4岁的时候突然决定来加拿大学习的。当时他们的家在埃塞俄比亚。她的丈夫不愿意离开故乡，但是却很支持她的行动。她只身来到多伦多，在那里学习酒店管理。学习结束之后，她决定留下来。然后，她开始将孩子们一个一个接出来。她说一直到儿子满了18岁生日之后，她才回到埃塞俄比亚，想重新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她的祖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很快就爆发了战争。她又一次与丈夫分离：她因为已经入籍，得到加拿大政府的保护，在使馆的协助下撤离战乱地带，回到了加拿大。而她的丈夫作为高级侨民最早一批被埃塞俄比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她的这一段经历与克娜蒂娅二战结束之际在欧洲大陆上的逃亡有点相似。五十年前的欧洲，五十年后的非洲……人类的历史总是在仇恨和暴力中重复。

但是她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她说她有让她那么骄傲的孩子，又有对她那么支持的丈夫，现在她又遇到了克娜蒂娅这样的天使，对生活还能有什么抱怨呢？！她的丈夫在事业上一直非常顺利，在战乱之前是美国最大的履带机械设备公司在非洲的总代理。她说没有他的支持她不可能在加拿大留下来，更不可能在异域将三个孩子带大（我心想，应该是“那样”带大）。她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年在多伦多的学习结束之后，她费了很多的周折才从移民局获得工作许可，而她找到的工作不是做酒店的管理而是做酒店的卫生。第一天下班回来，她给丈夫打电话诉苦。而丈夫的反应却是说：“这没有什么。”她非常生气，责问丈夫，为什么自己在酒店擦了一整天的便池之后，他的反应却是那样的冷淡。“你想回来吗？我欢迎你回来。”她的丈夫平静地说，“但是你如果想在那里留下来就只能接受啊。”她马上意识到丈夫的冷淡其实是对她“留下来”的支持。我相信这个细节是她后来谈到的移民经验的重要生活来源。她说要想克服移民生活的巨大困难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原则：一是不要对未来有太高的期待，这样就不会有很强的挫折感；二是不要对过去有太多的留恋，这样就不会有很强的失落感。这大概就是心灵鸡汤里常说的“活在当下”的意思吧。作为过来人，我当然对此有强烈的认同。

我们的交谈经常会涉及政治。有一天，谈及有人称她十分神秘的祖国是“非洲的朝鲜”，我问她的同胞如何看待他们的总统。她说他将国家管理得很好，所以他们都很喜欢他。但是她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称他是独裁者，都不喜欢他。还有一次，在去克娜蒂娅那栋楼的路上，我遇见一位伊朗邻居，随意地问了一句他的祖国最近的抗议活动的进展。他有点失望地说已经平息了。但是他马上又补充说他相信那只是暂时的平息。他肯定不出五年，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就会终结。我在克娜蒂娅那里坐下之后，谈起刚遇见的那位伊朗邻居的“肯定”。没有想到，专业陪护突然说：“那完全是巴列维国王的错。他当年不应该放走霍梅尼。”接着，她开始批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将近四十年的统治。她的语气很平缓，但是她的态度很明确。我问她的祖国有多少穆斯林。她简单地回答说：“一半。”接着，又用平缓的语气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我没有直接问过她对克娜蒂娅“最喜欢的人”持什么看法。我猜测她与克娜蒂娅的看法很可能正好相反。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庆幸政见的不同没有妨碍她们融洽地相处。

最近一次交谈是围绕着她的写作展开的。她突然说起她正在写一部小说，用她的母语提格雷尼亚语写。那是一部言情小说。场景设在加拿大。主人公是一对他们本族的年轻人。她在电脑上找到那种语言的字母表给我看，那有点像是古埃及的文字，复杂又漂亮。她说因为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她的许多同胞作为难民流落到了世界各地。她说有一次她在多伦多做过关于她的小说的活动，居然来了四百多人。她现在是每天都写一点，写好之后放在网上，供她的同胞们阅读。她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将小说印出来。她相信饱尝战乱之苦的灵魂会在小说人物情感的波动里获得休憩和安慰。

1904

这篇文章的题目不是指那个与现代派文学密切相关的年份：乔伊斯在那一年的6月16日第一次与他未来的头号女性人物的原型亲密接触；布鲁姆在那一年的6月16日在都柏林的街头被神化为“尤利西斯”。不，它不是一个年号，它是一个房号：在我已经居住了十六年的这座大楼里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邻居的房号，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以虚构的形式出现过又在《异域的迷宫》里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过的邻居的房号。

安德烈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年了。那时候，“身边的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却仍然还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上午他刚从自己的高架床上窜下来，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匆匆应答了两声之后匆匆穿着拖鞋出了门。他很快又回来了，但是却并没有停留，匆匆穿好衣换好鞋之后又匆匆出了门。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忙乱如此匆匆。等他再次回来并且看起来不会再匆匆出门（他已经在自己房间的书桌边坐下）之后，我忍不住问他刚才是谁来的电话以及出了什么事情。那时候他正处在青春期最险恶的阶段，对我的任何问题都不愿回答。但是那一次他做了回答。他说是安德烈来的电话。他说他让他去为他买一根皮带。接着，他还补充了一句，说安德烈已经病得快不行了。我马上问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他一下。“身边的少年”继续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他不想别人去看他。”他冷冷地说着，脸都没有侧过来。

大概半个月之后，我在电梯里遇见安德烈的隔壁邻居。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就告诉我安德烈前一天死了，就死在“1904”。

我很遗憾他不想“别人”去看他。我也很感动他最后已经不信任所有的“别人”了，却还信任“身边的少年”。这个“少年”没有用13岁生日那天从他那里得到的红包去买他指定要买的那本魁北克法语字典，也没有按照他的愿望进法语的预科和读法语的大学，后来甚至连法语都不大愿意说了……但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会信任他，还让他去为自己买皮带。为什么是皮带？我伤感地猜想，安德烈那时候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了，所以才不想别人去看他，所以才会需要一根新的皮带。那有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次购买。

1904号房是我和“身边的少年”几乎可以随意进出的“别人”的住处。我们在那里听租户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苦、青年时代的奋斗、中年时代的成功与风流以及老年时代的安逸与风流。当然，还有他的高尔夫，还有他的牧羊犬以及他天真的政治热情和顽固的政治诉求。那是一套一房一厅的角房，视野比他津津乐道的人生似乎更加开阔：从卧室和客厅的窗口都能够看到全景的日出和皇家山的山顶，而站在与客厅相通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全景的日落和西岛的湖影。我想这大概就是安德烈搬进去之后就再没有退租的原因。他在那里居住了四十年。那是他整个后半生固定的地址。

从这里可以看出安德烈在生活上的顽固。这种顽固与他在政治上的顽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经常会感觉他为别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给自己寻开心。反串一下关于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著名说法，我经常会感觉安德烈的“利人”都是出于“利己”。总之，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难怪他的生活中（如他自己所说）有“无数”的女人，因为没有任何女人愿意留在他的身边；难怪他的两个女儿（如他自己所说）就“应该”住在附近，可是他们却已经失联三十多年。对我这样的“别人”，他的态度也不会改变。比如高尔夫球吧。我从来就毫无兴趣，而他却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试图说服我进场。我知道，只要我愿意，他会立刻为我备行头、付年费。而哪怕我不愿意，他也不停地向我传递关于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的信息和灌输关于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的知识。如果不是老虎伍兹（他的超级偶像）突然出了事，他肯定会将这传递和灌输一直坚持到“不想别人去看他”的弥留之际。又比如他的那些旧物品吧。有一天他突然说他清出了一大包旧衣服，问我需不需要。我明确地告诉他不需要，而且出于对他的尊重，用的还是法语。第二天清早，那一大包旧衣服还是照样挡在了我的门口。这种否定之否定早已是我们关系中的常态。我至今还穿着他强加给我的旧T恤衫。我至今还踏着他硬塞给我的旧雪地靴。不知道这种在小节上的顺从是否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法语报纸也是安德烈扔在我门口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那一天的确多嘴说过将来有时间的话也要好好读一下法语报纸。他没有理会我使用的将来时态和条件语气，从第二天起就每天都将他读过的法语报纸扔到我的门口。加拿大有两份主要的法语报纸，知识分子喜欢读的是Le Devoir，而普通读者喜欢读的是La Presse。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读者群。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前者对后者的嘲讽，也不止一次听到后者对前者的不屑。可是，安德烈不仅每天都必买法语报纸，而且是两种都买。也就是说，在强行“否定之否定”的同时，他也坚持“对立的统一”。每天清早他会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将报纸读完，然后就将它们扔到我的门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就是打开房门，接受舆论的监督。

2017年5月30日上午10点，《深圳人》法文版出版商突然写来简短的邮件，称赞我的“智慧和幽默”。我多少能够猜出这称赞的根据。追问之后，知道果然是Le Devoir对我的采访已在当天见报。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它居然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我决定去买一张报纸，留作纪念。这是我第一次准备自己去买一份报纸。就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地面，强烈的失落感顿时猛击我的神志。如果安德烈还在“1904”的话，报纸这时候肯定就已经在我门口的地面上，而且头版的下方还会有他用红色油性笔留下的标记。在去报刊店的路上，失落的情绪经久不散。我边走边想着如果安德烈活到了今天……

当天下午在写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门口投邮口熟悉的响动声。我心头一紧。因为邮递员中午时分已经送过邮件，而且那是比邮递员过于专业的动作引起的噪音要温和得多的响动。以前紧随着这响动声出现的通常是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关于“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的知识或者信息。我紧张地走到门口，看到地面上有一张分两次折叠好的A4纸。我将它捡起来。我读到了关于我的访谈的第一封“读者来信”。那是一封用法语写成、用电脑打出的短信。落款处留下的是一个对我完全陌生的名字，而且名的部分用的是缩写，所以连写信人的性别也无法辨认。写信人说很兴奋自己的邻居里面有一位作家，又说自己多次与我相遇却从来没有做过交谈。更感人的是，写信人接着又说自己早已经从我的气质里看到“很沉静”的特质，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我专注于“如此美好的事业”。

这第一封读者来信当然给我带来了与事业同样美好的感受。但是同时它又重新激起了上午已经遭遇的那种失落感。上午从报刊店回来，我已经忍不住给“身边的少年”打电话，告诉了他采访已经见报的消息。现在，我又忍不住再给他打电话，告诉了他这第一封读者来信的内容。两次电话都是在他的上班时间打去的，但是两次他都是破天荒地马上接听，好像他有预感。从他简短的反应里，我能够听出他衷心为我高兴。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的少年”突然开始愿意为自己“异类”的父亲高兴……这是进入2017年以来才出现的变化。这是2017年最大的魔幻。在第二次电话里，他同意我傍晚的时候去他的住处。他知道我想与他分享美好的感受。

“身边的少年”搬出去独立生活已经将近两年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独立生活了，尽管他从不拒绝我定期背着满满一包从“唐人超市”采购的食材去上门服务。我开始将自己的新身份定为“钟点工”，后来有人提醒我说“钟点工”是要用劳动换取报酬的，于是我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义工”。他的住处距离我的住处大概是5公里左右。在轻装的情况下，那对我是最理想的徒步距离。这一天，我的背包里只有一份报纸和一封读者来信。我自然来回都选择以步代车。“身边的少年”6点半钟下班回来。我没有想到，稍微收拾了一下之后，他就坐下来读完了我的第一篇刊登在法语报纸上的访谈和我收到的第一封法语的读者来信。读完之后，他还用“不错”来评价。这应该算是他对我的最高评价。这时候，我有点冲动地提到了安德烈。这个视报纸为空气的人如果现在还没有停止呼吸……“身边的少年”与我也有同感。他算了一下安德烈去世的年数，感叹说时间过得真快。

我将近9点从他那里离开，步行大约50分钟回到了自己的门口。一路上，我一直都在想着安德烈，想象着他早上看到报纸之后的表情，想象着他用红色油性笔在报纸上批注的动作……我没有想到刚推开门，借着公用过道里的灯，就看到了地上的那个信封。那自然又是另外一位读者的来信，我想着，将自己门边的灯打开。我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个10×15厘米大小的很精致的信封。走进房间，关好房门，我准备弯腰去捡起信封。可是，这是为什么？我的身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朝向我的信封背面上唯一的字迹。那是四个用手写的数字。那是整天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的“1904”。

我捡起信封。没错，那就是“1904”！而信封的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房号。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震惊将我推到了电话机的旁边。我拨通了“身边的少年”的电话。我慌慌张张地说着，他安安静静地听着。他当然听得出我说着说着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放下电话之后，我从信封里抽出那张与信封同色（浅黄色）的类似贺卡的卡片。卡片上面除了一个长方形的压痕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装饰。压痕的正中用典雅的花体印着一位女士的名字，法语的名字。卡片上手写的文字（同样是法语）由三段构成。首尾两段是祝贺和期待。第二段却是对我访谈中一个细节的感人回应。她说我关于“自我”这个词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命运的分析让她对中国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那是一个让我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逆行的不眠之夜。太多的疑问向我涌来，太多的惊叹向我涌来……“亲爱的白求恩大夫”，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概在十天之后，我在大楼的入口处遇见一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她问我是否收到了她的信。我问她是不是住在1904。她说是的。我感谢她的祝贺、期待以及她对“自我”的回应。然后，我问她对自己的住处是否满意。她说她在那里住了快三年了，她非常满意。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我没有告诉她，那是我在这座大楼里除了自己的住处之外最熟悉的地方。我也没有告诉她之前的那位租户与我身上的旧T恤衫有什么关系。我更没有告诉她，这座大楼里曾经发生过一起特大的火灾，它是整个小区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祸。它就发生在“1904”。我从来没有问过安德烈火灾的具体起因。我也从来想象不出火灾之前的“1904”是什么样子。我是十多年前从安德烈自己的言谈里得知火灾之事的。他当时只是一语带过，但是他显得情绪激动。他说那场大火烧掉了他“全部的过去”……看着在安德烈离开世界之后搬进他的世界里的这位神秘的老人，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天上的读者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

他有一个纯粹的法语名字，而他就读的是一所纯粹的英语大学。对一个居住在蒙特利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年轻人在2016年10月4日上午11点14分将这样的一段文字传到了一个与他父亲年纪相仿的陌生的中国人的邮箱：

我是康克迪亚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最近，我开始注意你迷人的作品，同时也已经对你的文学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尤其好奇你在蒙特利尔写作却在中国出版的这种动态关系以及你宁愿“隐身”的生活态度。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就此对你进行采访，它将会成为我的在校作业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差：因为前一天下午，我刚在康克迪亚大学主楼的一间教室里做过一次关于《深圳人》英文版的活动。活动之后，我还在康克迪亚大学一年一度的特价书市上消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他的邮件早来一天，他肯定就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机会；而我的第二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好：因为第二天晚上，《深圳人》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将在蒙特利尔老港的一家书店举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邮件正好早来了一天。我在回复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说我们可以先在那里见面聊聊。他马上就传来了回复，说他一定会去参加。

新书发布会上来了不少的人，包括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记者（他后来做出了我在加拿大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采访节目）。这些陌生人都在活动之前走近我，做过自我介绍，而这个年轻人直到在发布会最后的签名环节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他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在不停地拍照。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是我的出版商请来的摄影师。他的身体十分单瘦。他的表情十分单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拘谨。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他说他的专业就是新闻摄影，或者像他最近才给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的叫“视觉新闻”吧。接着，他重复了自己在第一份邮件里提过的请求，希望我们能够找机会坐下来。他还是想对我做那个采访。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不适合做成在校的作业。我建议他去联系当地一家正式的媒体，看有没有可能将采访做成一个比较正规的节目。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告诉我，法语也是他的母语，我特别提醒他去联系当地的法语媒体。因为英语媒体已经对我做过很有分量的报道，而且还在继续做。我相信为法语媒体做一个采访是他的机会。

在五天之后的回复里，他说他联系过法语的媒体，他们都没有积极的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我能够接受他的采访。他说他最后会将它做成一个电视节目，在康克迪亚大学内部的电视频道播放。他还强调那是有数万名师生关注的电视频道。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加上我已经在开始准备去温哥华参加有生以来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节活动，而从文学节回来，我马上就要回中国去做新书的推广，这件事就只能“以后再说”了。事实上，我感觉这“以后再说”并不是暂时的推脱，而是为我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划上的句号。

没有想到四个半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给我写来了邮件。这一次，他没有再提采访的要求，而只是问我能不能抽时间让他为我拍一组照片，用于他“正在写的故事”。他居然还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他居然“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我显然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也没有追问他正在写的是什么故事以及是为什么媒体写的故事，就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5点钟见面。我将见面的地方定在离我住处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考虑到他应该是从学校方向（也就是南面）乘公共汽车过来，我特别提醒他我会等在马路的东侧，也就是他下站的地方。结果他却从相反的方向步行过来。他说他是从住处附近乘地铁过来的。他说他已经毕业了。他说他准备在蒙特利尔发展，而不是回西部的故乡城市埃德蒙顿。

我建议去附近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拍照，那里有开阔的视野，还有落日的余晖。他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他首先在教堂正面的空旷处拍了一些，既有正光和侧光，也有逆光。然后，我将他带到教堂西侧附楼上层西北面僻静的走廊上。那是旅游者不会涉足的角落。那是我的角落。夏天的傍晚，我经常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日落。那气势磅礴的景观有时候让我淡忘孤独，有时候又让我感觉孤独。他也非常喜欢那个角落，又从各个方向拍了一些照片，包括刚才没有拍过的坐姿。他对他短短40分钟之内的成绩显然非常满意。

在收拾相机的时候，我们轻松地交谈起来。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家庭。他说他父亲的母语是法语，他母亲的母语是英语，所以他自己有两种母语；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未来。他说他喜欢自己的专业，也喜欢蒙特利尔，将来就会在这座城市和自己的专业上发展；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年龄，他说他出生于1993年。我马上就想到了“身边的少年”。我想他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而身边的这个比他还小三岁的年轻人却在执着地向我走近，而且“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也就是离我越来越近。就这样，我第一次与他谈起了“身边的少年”。我告诉他，从麦吉尔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而是转向了电影的后期制作。我还告诉他，他参与制作的《美女与野兽》马上就要公映了，而他正在参与制作的是被中国翻译成《银翼杀手2049》的另一部大片。身边的年轻人马上对“身边的少年”也产生了兴趣。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他的问题。我说将来可以找一个机会介绍他们认识……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就好像这所有的第一次都不是第一次。“身边的少年”还是少年的时候，我经常与他一起坐在这个僻静的角落。我总是与他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我对我准备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小心翼翼。我从来不敢问他想不想家，就像我从来不敢问自己想不想家……是的，时间在我的幻觉里停顿下来了。我看着这个执着地走进我生活里的年轻人，突然感觉“身边的少年”仍然是少年而且“身边的少年”永远都会在身边。

与他的法语名字对应的英语名字是“Stephen”（斯蒂芬）。这是乔伊斯的主人公的名字。在《尤利西斯》的最后，年轻的斯蒂芬终于走进了自己精神之父的生活。而圣约瑟夫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圣约瑟夫大教堂供奉的就是作为精神力量象征的“父爱”。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黄昏，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与我的关系顿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变成了我文学人生的一部分，他变成了“上帝选中的摄影师”。三个星期之后，他出现在“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新闻发布会上，用相机记录下了我在西方文学世界里获得的第一份虚荣；又过了五个星期，他的镜头对准了我无意中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小街拐角发现的白求恩的巨幅画像；又过了六个半月，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中午，他的相机又将我定格在蒙特利尔唯一的白求恩雕像的跟前（注意，这座雕像就在康克迪亚大学的校区里）；再过两个星期，他又如约来到魁北克英语出版家协会一年一度的书展上，继续用镜头捕捉我的生活。那一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开始读《白求恩的孩子们》。

这里要闪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那个时点，补上一个小插曲。2016年10月3日下午在康克迪亚大学做关于《深圳人》英文版活动的时候，在提问的环节，第二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他用纯正的英语提问。而他问的不是关于《深圳人》的问题。他说他读过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他说他非常喜欢。但是，他问我为什么小说从头到尾都那么悲观。他问那与我的童年时代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想到一个90后的孩子会对《白求恩的孩子们》感兴趣。我用非常激动的语气回答他的问题。活动结束之后，我独自离开教室。但是，那个提问的学生很快追了出来。他改用普通话与我交谈了一阵。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与我同年出生的人，在国内的一所大学教哲学。他说她是我的粉丝，特别喜欢我的《空巢》。这是我在蒙特利尔与中国文学的一次奇特的相遇。

现在，另一个从康克迪亚大学毕业的学生，另一个90后的孩子又在通过另一种语言进入那部作品。我告诉他，我期待着听到他的反应。在三个星期之后，他的反应进入我的邮箱：他说他颤栗着读完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他说他不习惯亲自向作家表示感谢，但是他必须为这激动人心的作品向我表示感谢。他马上就要回埃德蒙顿去过圣诞和新年的假期了。他说他会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部作品。

这不是一段阅读之旅的终点。1月4日，也就是假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他的邮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说《渥太华书评》准备在2月号刊登他就《白求恩的孩子们》对我进行的采访。他没有提到那家媒体是如何找到他或者他是如何找到那家媒体的。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消息出现在他2016年10月4日的第一份邮件整整十五个月之后。也就是说，整整十五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对我提出了采访的请求。而这一次，它不仅是为正式的媒体做的节目，连发表的时间都已经确定。我再一次为他的执着感动。五天之后他传来了准备得很好的采访问题。他告诉我截稿的日期是1月25日。这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回答。但是，我没有等“以后再说”，两天之后就将我的回答传给了他。我希望留给他更多的时间去组织他自己的文字。

他在截稿当天的下午突然来邮件与我就其中的一个回答进行紧急磋商。我重写的回答立刻消除了他的困惑。他在最后一刻交稿。文章在十天之后发表。这时候距离他请求采访的第一份邮件正好过去十六个月。

我相信他和我一样，也很清楚这绝不是这一段跨越文化和代沟的精神交流的终点。这时候，我那篇有名的“战争”系列小说的标题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上帝为我这篇文章选中的标题。

天上的读者

这一座迷宫于2016年8月16日中午1点15分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它的入口足以联通到将近二十年前的另一个中午。那时候，我是深圳大学文学院里特立独行的“青年教师”。因为从不纠缠于人事关系，也从不计较福利待遇，我的存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没有想到，沉寂了八年之久的《遗弃》突然变成知识界的热点，有人开始好奇我的未来，也有人开始好奇我的过去。我自己其实也属于这些好奇者之一。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既不清楚自己的过去有什么价值，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意义。重返文学的长征已经开始，但是这一次我能够走多远？或者说，这一次能够让我走多远？现实的标准从来都最具说服力，比如“开会”。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对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已有不少的发现。比如我发现一个能够走很远的人一定是有会可开而且经常有会可开的人！所以那一天中午，当同事们突然谈论起我的前途，我马上就用“开会”来回应：一个眼看就要过四十的写作者连一次与文学相关的会都没有开过，他还能有什么前途？！我的回应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是，有一位同事没有笑。他严肃地盯着我，严肃地说：“薛忆沩，你这一辈子还怕没有会开吗？！”站在二十年之后的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这句表面上很直白的话是如何的练达。它可以说是我在深圳大学六年任职期内听到过的最有预见性的话。说这话的同事后来不仅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还成为我唯一的“长跑教练”。

我于2016年8月13日晚上抵达长春的主要目的就是“开会”。事实上，在我的那位同事做出预言的十二年之后，我果然就有会开了。那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2010年）实现的人生突破。而到乘坐动车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我已经是开过很多会的人。当然，我还从来没有开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盛会。在会议期间，我将见识一大批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我期待着与他们的第一次握手。以我一贯的虔诚，我不会将这第一次握手当成是一种身体的接触，而会将它当成是一种精神的交流。我相信这是值得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期待的交流。

但是希望马上就被失望取代。就像以前的每一次开会一样，身体刚刚坐稳，心灵就已经开始躁动，厌倦的情绪也随之迅速抬头。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开会、不适合开会，甚至也不应该开会的人。早在第一次开会的中途，我就已经完成对自己的这一诊断。而再往后一点，在确信自己这一辈子不怕没有会开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怕开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每次决定去开会之前，我都要为自己准备一些辅助的“借口”。在前往长春之前也不例外。我用下面这些“借口”亢奋自己：我将在吉林省图书馆做一场讲座；我将与居住在长春并且已经三十年没有见过面的挚友相见；而更重要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己文学道路的出发点。1988年8月，经过两年多的颠沛流离，我的中篇处女作终于在《作家》杂志上落脚。人生的第一份样刊很快就从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寄到我在长沙的住处。我激动地拆开那个贞洁的信封。我现在才知道，我拆开的不是一个信封，而是一段梦幻般的文学人生。

从“借口”里获得的满足果然平衡了我对开会的厌倦。所以8月16日上午早退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的感觉仍然是“不虚此行”。在去机场的路上，与健谈的司机拉起家常，更有贴近生活的美感。甚至在候机区的餐厅里吃的那一碗招牌牛肉饭套餐虽然稍稍败坏了我的胃口，却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情绪。结账单上显示的结账时间是12点57分。接着是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准备乘坐南方航空公司CZ6541号航班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乘客已经在登机口排队。排进队伍之后，我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西方男人。他的穿着和长相都很朴实，年龄大概与我相仿。我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护照，有点失望他不是来自加拿大。这时候，他正好侧过身来。趁着目光的相遇，我顺势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来自比利时。我会心一笑，故意很具体地回应说我来自蒙特利尔。果然，他的眼神一亮，问了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问题。他问我会不会说法语。我们用法语简单地交流了两句之后，换成令我感觉舒服得多的英语。他说他是为生意来长春的。我说我过来差不多也是为了生意。他问我具体做什么生意。我的回答当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说我是一个作家。我说我这次的生意其实就是“开会”。

接下来就是关于作家的那些基本问题：用什么语言写作？作品是什么类型和什么内容？有没有出版过？……他显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会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机场里用英语和法语与一个定居在加拿大却又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交谈。哪怕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也应该是概率极小的“机遇”。他显得很兴奋。我也显得很兴奋。我想到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有一本刚刚译成英文出版的《深圳人》。我想不妨让这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读一下这部作品，看他会有什么感觉。这时候，队伍已经开始移动。我告诉他等上飞机之后，我会给他看我刚刚出版的一个英译本。

他坐在我前面五排的位置上。等到所有乘客都已经就位，过道完全畅通之后，我从箱子里取出《深圳人》英译本，送到他的座位上。他很快就读了起来。我能够通过他显露在椅背之上那极少的背影测算出他翻书的速度。而且我注意到他在阅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停下来休息一下眼睛。从他翻书的速度和每一段阅读的时间，我估计他是每读完一篇就停下来休息一下。那么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他应该是读了三篇。之所以如此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的背影是因为我感觉这种情境非常离奇：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我的祖国的上空（同时又是在我自己的眼前）阅读着我刚被翻译成外语（而且那外语对他也是外语）的作品。我想起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原型，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在我的灵魂深处与我互动的“深圳人”，他们知道我已经用文学将他们带到了如此离奇的情境中吗？我又想起那些此刻继续在地面的会议室里开会的同行们，不知道他们中间还有谁进入过类似的情境。写作真是一项美妙的事业，它能够经常将写作者带进美妙的超现实之中。

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我走过去将书取回收好。他如梦初醒，说下飞机之后再告诉我阅读的感受。他在机舱口旁边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跟着人流往外走。一路上，我们完全沉浸在交谈之中，谁都没有去在意周边的环境。很明显，文学已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已经不再像上飞机之前那样拘谨。他首先谈他的阅读感受。他果然是读了三篇。第二篇《小贩》他没有读出味来，因为他完全不熟悉它的背景。而另外的两篇他都很有感觉。接着，话题转向他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旅行的感受。他欣赏中国的发展，但是并不认同中国的生态。最后他谈到了他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说他将在上海与她会合。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她是从景德镇过来还是他们要一起去景德镇。从他的言谈，我感觉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完全不像《深圳人》里面那些总是处在危机边缘的虚构人物。

愉快的交谈很快将我们带到了提取行李的大厅。他需要等托运的行李，而我急着想赶往地铁口。分手之前，他在手机里留下了我的邮箱。我们说以后可以通过邮件继续交谈。有意思的是，正式的分手并没有将我们完全分开。在地铁上坐了三站之后，我突然注意到他竟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准确地说，是就坐在我右前方的对面，距离我可能只有三四米的地方。我感觉这不可思议：他居然没有因为领取行李而耽误任何时间！我当时的解释非常实际。我想这只能说明他对浦东机场相当熟悉。但是现在，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神秘的暗示。因为车厢里人很多，我没有再去与他打招呼。而到了广兰路换乘站，我看到他毫不犹豫地随着人流下了车，而我是等到人都下空之后才意识到我也必须在那里下车换乘。很显然，他对上海的地铁也相当熟悉。

因为留给他的Gmail邮箱在国内打不开，我直到9月中旬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才看到他在我们分手的当天就写来的邮件。他感谢我给他带来的特别的中国之行。他盼望《深圳人》的法文版能够尽快出版。他的邮件里夹杂着一些法语词，比如“短篇小说”。我能够感觉得到这是不得已的混用，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没有把握英语要怎么说才用上了自己的母语。这与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中故意混用多种语言的游戏完全相反。我又拖了两个星期，等时差完全过去之后，才给他写去简单的回复。而他在四天后的回复证实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说他刚去看望了住在法国南部一座小村庄里的父母。他说他与他们谈起了自己这一趟特别的中国之行。他说他们还一起读了在网上找到的那篇关于我的法语介绍（我第一次是从Sylvie那里听说那篇介绍的）。他说他们一家人都盼望着将来能够用法语读到我的作品。他还附来了一组在那个小村庄周围拍的照片。我在浦东机场的印象没有错，他的确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

2017年初签好《深圳人》法文版的合同之后，我首先就将消息告诉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和他的家庭就与我和我的作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不断在“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加拿大媒体关于我的报道以及翻译的进展。当法文版11月初在加拿大正式上市之后，他有点迫不及待了。他向法国和比利时的书店打听怎样才能够尽快买到那本书。而知道我将于11月18日在蒙特利尔书展做签售活动的消息之后，他马上写来邮件，说他的外甥女碰巧在蒙特利尔实习，他会让她去书展买我的书，在圣诞节假期前带回比利时。他说他需要三本，除了自己保留的一本之外，他还要送一本给他母亲，送一本给他妹妹，作为今年的圣诞礼物。他的兴奋令我感动。他整个的家庭与《深圳人》的联系令我感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都在想着“走出去”，但是，他们中有多少能够走这么远，不仅是走进了一个西方家庭，而且还走进了这个家庭生活的中心？这时候，我才清楚自己去长春“开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也兴奋地写下了我的回复。我告诉他，从2016年8月16日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是《深圳人》的一部分。接着我用诗意的语言勾画出他与这部作品最特殊的联系。我说：“你是唯一一位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这当然是令人感动的说法。这更是令人感动的事实。他的反应出现在知道他的外甥女已经与我在书展上见面之后写来的邮件里。他说他很想念中国。他也用了“借口”一词。他说他现在有了常回中国去看看的“借口”了。我自己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是由文学作品来决定的。没有想到，我自己的作品也能够参与决定一个西方人与中国的关系。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他又写来邮件。他说他正在读他外甥女从蒙特利尔带回去的《深圳人》。他想着自己十六个月之前在中国的上空用英语读这部译自汉语的作品，现在却是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母语读着这部作品。他感觉这非常地神奇。他说他和妻子过两天会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法国南部看望父母。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今年的圣诞礼物。

新年假期之后，我收到他2018年的第一份邮件。他告诉我，在法国南部全家团聚的日子里，他们主要的节目就是阅读和讨论《深圳人》。他说她母亲喜欢里面的每一篇作品，还评价说一个文笔如此精细的作家一定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他说他自己已经读到最后的一篇了。他说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读过的两个版本的篇目次序不同。他记得在英文版里，《村姑》是第一篇，也就是他最早读到的一篇，而在法文版里，它却是倒数第二篇（我后来告诉他，高度尊重原作的法文版遵从的是原作的次序）。他还说他读完之后，书最后会轮到他妻子的手上，而他们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已经读完。

他接下来的邮件发自日本。他说他在那里出差已经一个星期了，过两天就回比利时。他说孤身一人在外奔波的复杂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英语表达。他说因公出差总是带给他负面的情绪。他说他将《深圳人》带在身边了，正在读第二遍（这也就是说，他用两种语言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而我故意将他的阅读与他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玩笑说负面的情绪是受了《深圳人》的影响。他还问我是否收到他母亲的邮件。他说是他告诉老人家可以用法语给我写的。是的，我在前一天收到了他母亲用漂亮又热情的法语写来的邮件。她说她一家人都读了《深圳人》。她说其中的每一篇作品读来都那么自然却又需要仔细地品味。她说阅读过程本身以及阅读之后的讨论（她强调尤其是后者）给她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她说她自己尤其喜欢《父亲》和《神童》两篇。她说她被作品中“无限的悲伤”打动。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读者来信”啊。它带给我的美好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我有限的法语表达。但是，我还是决定用法语回复老人家的邮件，向这不可思议的阅读表达我最诚挚的感激。

在浦东机场的交谈中，他曾经简单地介绍过自己的工作。而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感觉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又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用意。哪怕是事实，我也希望它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我只是在祝愿他尽快从负面情绪里挣脱出来的邮件里，用非常随意的语气表达了一下自己对他的工作的兴趣。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回复。他说他的公司的根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测序”。他说他25岁那年就进入了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他在原来供职的公司工作了十七年，见证了公司从三名雇员发展到三百名雇员的历史。从2004年开始，他决定自己创业。十三年过去之后，他自己的公司也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名雇员（包括在美国的二十名和在日本的两名）的小型跨国公司。他说这是一份疯狂的工作。作为一个高科技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他每天都像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炸弹上。他又说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倒闭了，别人会嘲笑他“智商不够”，而他总可以用“运气不好”来躲避伤害。但是，写作却与“运气”无关，他从自己的状况想到了我更加险恶的处境。而且一个作家还需要更彻底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他继续写道：所以如果别人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好，那对他就是无法躲避的伤害。他好像还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接下来又逐一介绍了他家庭成员从事的工作。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儿子现在也在生物工程这个行业里，儿媳妇是为银行工作的律师。他没有提到大女儿的工作，只是说女婿是一名放射科的医生。他的小女儿也是医生，专业是儿科。当然还有他的妻子，这是我还清楚地记得的，她是一位以陶瓷为材料的艺术家。

……这个故事可以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我还是就此打住吧。为了首尾呼应，请允许我还是以“开会”的话题来结束我的叙述。如果将来再有人问及我对“开会”的态度，我肯定不会像从前那么负面了。我会说“开会”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对方再追问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当然就会说出这篇文章的题目。对方一定不知所云。好吧，我会接着说：“那你就去翻开《异域的迷宫》吧。”

乔装成“村姑”的天使

《深圳人》法文版于2017年11月8日出现在加拿大法语区各大法语书店入口处的柜台上，与帕慕克、库切和略萨等人最新的法译本并列。这一天距离我与作品法语译者第一次见面（也是正式开始翻译）的日子只有二百五十七天。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距离她第一次感知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还不到一个月。后来，我经常会用“亲爱的同事”来称呼我的这位法语译者。我这样称呼她不是因为她本人也是写小说的作家，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学院里工作，而且那座城市的名字就正好包含在由她译成法语的这部作品的名字里。

而我第一次感知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是因为这匪夷所思的“曾经”。它发生在2005年的夏天，与她感知我存在的那个深夜的距离可能已经超出许多人记忆的容量：那时候还没有无边无际的朋友圈和无休无止的微信群；那时候大家还在使用1.44MB的软盘保存数据和备份文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如此发达，异域还没有如此寒碜……在蒙特利尔蛰居了三年零四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喧嚣的深圳。像后来所有的回去一样，那一次回去的主旋律也充满文学的色彩。出发之前，我已经在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而离开之后，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已经在准备出版。像后来所有的回去一样，我还是非常吝啬，不愿意为与文学无关的应酬浪费任何时间。所以当一位以前在深圳大学文学院的同事问到有没有兴趣见一见外语系（当时归属文学院）里那位从“你们”魁北克来的外教，我不仅用“魁北克的女孩见多了！”这种虚张声势的理由来表现自己的毫无兴趣，还接着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反问一句：“魁北克的女孩跑到深圳来干什么？！”这后一句反问好像是对我自己被魁北克人重复问过无数遍的类似问题的报复。

我至今都在庆幸自己十二年前的果断和冷漠。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毫无兴趣”，2017年就肯定会是一个残缺的年份。2017年1月26日的深夜就肯定不会出现令我至今都惊叹不已的奇迹。而接踵而至的那一个又一个高潮也肯定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和文学的历史。

请允许我暂时跳过那个深夜，先从相对理智的1月27日开始。那天中午，《深圳人》英文版的出版商转来一份用法语写的邮件。它来自同城的一位法语出版商。法语出版商说她的一位作者向她推荐《深圳人》。她想知道这部作品的法语版权是否还在我自己的手里，如果还在，她希望能够获得作品在加拿大法语区的出版权。她还说她的这位作者曾经在深圳生活过四年。她还说这位作者本人愿意承担翻译的任务。当时已经有一家巴黎的出版社为法语版权的事联系过我，但是这位蒙特利尔的出版商显然对我更有诱惑，因为她已经有合适的翻译人选。而且这人选不仅与深圳相关，是曾经的“深圳人”，还与文学相关，是专业的小说家。这完美的组合立刻让我嗅到一股“天使”的气息。我尾随着这气息来到离住处不远的独立法语书店Olivieri（十六年前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的时候，我曾经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本我的朋友Pascale翻译的《红高粱》，这个细节一直被我当成是自己与法语关系的隐喻）。书店里果然有出版商的那位作者最新的作品。我翻开它，读了它的开头和结尾。我对作者的语言和叙述感觉很好。这时候，值班的店员走过来。我乘机向她做深度的调查。得到的回答是，这位作家语言优雅、叙述精致，是魁北克法语文学界的明星，而她的出版社眼界很高、品位很好，在魁北克法语文学界也享有盛名。这些介绍让我立刻产生了时来运转的快感。而接下来的细节更是带给我势不可挡的震撼。店员走开之后，我将视线移到封底。关于作者的介绍顷刻间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怎么可能呢？！这位作者的深圳生活经验里居然包括在深圳大学文学院工作三年的经历。

我在1月28日的0点30分传走给这位出版商的回复。我告诉她法语版权仍在自己的手里，并且表示有合作的兴趣。但是，我故意没有提及让我又喜又惊的市场调查。我相信应该将它留到“事成”的时候再与大家来分享。她清早起来就看到了我的回复，然后立刻传来了最主要的出版条件。那是我不需要再讨价还价的条件。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在回复里，我将这个巧合当成是自己接受条件的主要理由（我打出的是一张怪牌。我说我外婆在世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不能拒绝大年初一的礼物）。两个星期之后，出版商传来了合同的草稿。她使用英语而不是法语起草合同，当然是为了我的方便。而我这个从来都对合同不太认真的人，这一次却看得非常认真。我不希望这显然是将要“天”成的事业蒙受任何人为的错误。我提出了三条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将“24个月内出书”改为“12个月内出书”。我相信这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国的效率（准确地说应该是“深圳速度”），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顺应我感觉已经非常迫切的天意。她马上回复接受我的修改。又过了将近一个星期，出版商通知我合同已经准备就绪。同时，她用罕见的激情表达对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信心。她说很少有文学作品既能改变读者对文学的看法，又能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而《深圳人》就具备这双重的能力。我相信这是她与她的那位作者共同的立场。

我相信仪式感也是天意的一部分，所以建议我们面对面在出版社的办公室签署合同，而不要借助扫描仪在电脑上将合同传来传去。这个建议也立刻获得出版商的认同。但是直到前往出版社的当天，我才知道这顺应天意的建议与天意还有更奇妙的纠葛。那天刚进入老港，我就迷了路，有一段距离甚至走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对我这样一个方向感极强的人，这当然非常反常。因为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很近，我不敢再自作主张，而是开始不断向路人和店家求证。这样，我最后还是准时抵达出版社的楼下。上楼前，环顾四周，我突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候，矗立在东面不远处的那座纪念碑和它旁边那座历史博物馆的顶部勾起了我的记忆。我意识到自己又来到了第一次走进蒙特利尔城区的时候就到过的地方：2001年的4月5日晚上，我带着“身边的少年”乘坐英航班机从伦敦飞抵蒙特利尔（这正好也是整部《异域的迷宫》的起点）。第二天，我带着他在蒙特利尔的市区乱逛。下午3点左右，我们逛到了老港。在历史博物馆很快地逛了一圈之后，我带着他绕到博物馆后面的这个角落。我看到了那座纪念蒙特利尔1642年建市的纪念碑。“身边的少年”在纪念碑前站好，我为他拍了两张照片。那应该是他在蒙特利尔拍过的最早的照片……

走进出版商的办公室，我急着想与她分享这神奇的巧合，而她也非常兴奋地说她也有神奇的巧合要与我分享。她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她当然会觉得这不可思议。而她接下来与我分享的神奇会让所有人都感觉更加震撼。她拿出合同，指着我的住址说，其实在我告诉她之前，她就已经知道我的住址。这怎么可能呢？我问。她的回答让我嗅到了“天使”更为强烈的气息。她说她的那位作者现在就住在我住的大楼里。这怎么可能呢？我又问。出版商笑着问我在那座大楼里住了多久。我告诉她已经十五年。她说她的那位作者是1月份刚住进去的，会在那里住到4月底。她租的是一位朋友的住处。那位朋友自己刚搬进大楼不久。趁着他去佛罗里达过冬，她租了他的住处，准备在那里完成她手头的写作计划。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刚住进去几天之后，一部名为《深圳人》的作品突然闯入了她的世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至今也不敢相信这貌似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居然会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我看着年轻的出版商，过了很久才提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她又是怎么知道我住在那里的呢？”出版商笑着将合同递过来。她说等我与那位作者见面的时候，她自己会告诉我的。

2月24日（也就是合同签字三天之后）的下午2点，两个“深圳人”相约在圣约瑟夫大教堂旁边的洛朗公爵咖啡馆见面。我故意提前10分钟出发，避免在电梯里相遇的尴尬局面。我选择的座位正好面向她从小区那边走过来的方向。所以在她看见我之前一分钟，我就已经看见了她。我看着她横过马路，看着她走进咖啡馆。她那一头披肩的浅黄色卷发非常耀眼，足以将她与我“见多”了的魁北克女孩区别开来。站在我面前，她显得有点羞涩。而我本应该也有的羞涩已经被巨大的疑问冲散。还没有等我们完全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不可能再用其他方式说出的第一句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用惊叹的口气问。她显然知道我说的“这”是指“这一切”，包括我为什么离开深圳和深圳大学以及她为什么会去到深圳和深圳大学以及我为什么会在一座异域的大楼里完成《深圳人》以及她又为什么会在同一座大楼里发现《深圳人》等等在内的一切。她说她也不知道。她说她自己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感觉自己从灵魂的深处就是一个中国人。她说法律是她原来的专业和职业，而写作从来就是她的专长和理想。她说英语和法语都是她的母语，但是她却坚持用受众较少的法语写作。她说有一天，一个在蒙特利尔跟她学英语的中国人问她愿不愿意去深圳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做家教，她因此就变成了“深圳人”。大概一年之后，她离开那户奇怪的人家（她说那一家的女主人每天都在哭泣，男主人几乎从来都不回家），受聘为深圳大学的外教。她又说起了我们居住的小区，她说她小时候经常从它旁边经过，总是想象将来会在这里住下。没有想到，半辈子过去之后，她终于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住了进来；更没有想到，刚住进来不久，她就发现在同一座大楼里居然隐居着一位自己没有能够在深圳遇见却又最不应该错过的“同事”。

接着，她说起了1月26日那天晚上的经过。那天晚上，她收到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发来的邮件，知道了自己在文学节里唯一那一场活动的全部细节。那是一场以“中国”为主题的活动，一共有三位作家参与讨论。另外两位作家的名字足以让她产生分裂的感觉：其中一个名字在加拿大众所周知，不仅因为他是前首相的儿子和现首相的弟弟，还因为他自己也是出名的电影人。她对他毫无兴趣。令她极感兴趣的是另外那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很快就通过网络看到了这个人的文学业绩……可这是怎么回事？她惊呆了。他怎么居然还是她自己在深圳大学的“同事”？她亢奋起来。她需要更多的信息。她点开了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黄金时段播出过的那个采访。她凭着采访者在节目一开始对被采访者居住环境的那一句简单描述推论出被采访者就住在自己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里。接着，她凭着小说家的直觉或者幻觉相信被采访者就住在自己现在居住的这同一座大楼里。这是正确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的“相信”。她冲出门、冲进电梯、冲到大楼入口处的电脑显示屏的跟前：小说家的天赋很快就得到了机器的证实。

然后，我们从奇迹回到现实。我首先需要知道她对《深圳人》的感受。她说那部作品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她的深圳经验相符。她还特别提到《出租车司机》，她说我的文字将她带回到了深圳的出租车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那部作品如此专业的评价。我感叹她抓住了语言、抓住了情理，也抓住了场面和细节。接着，我将话题转到翻译。她列举出英译本里面的一些问题。她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她会就这些问题与我进一步磋商。三天前在与出版商见面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位译者的翻译将以英译本为基础。我当时就觉得这种“转译”是对原作更大的考验，很有意思。而现在听到她已经注意到英译本的问题，我对她的翻译就更是充满了期待。我希望法译本能够恢复原作篇目的排序，她表示完全赞同。我还希望法译本能够恢复原作段落的安排，她也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将这一点考虑进去。最后，我问到翻译的进度。她说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进度。不过，她会将自己的写作先放在一边。她说她不想错过《深圳人》给她带来的特别的激情。

接着，她谈起自己的一种偏好。她说她是一个对城市和乡村都感兴趣的人。但是，她更喜欢乡村，包括中国的乡村。她谈到了自己在广东的乡村里的一些见闻。她又提起了自己距离蒙特利尔城区大概80公里远的“村舍”。她说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这让我想起《深圳人》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的，她说她就是一个“村姑”。她说在读《村姑》的时候，她就觉得那是写她自己的作品。我曾经多次惊叹总是在现实里与自己虚构作品里的人物相遇。这一次应该是所有的这些相遇中最为神奇的一例。

也许正因为这样，也许正因为她本身就像是我的作品，我们的对话从一开始就非常融洽。有时候，我们的对话让我感觉就像是自己的独白。我对她的妙语还以妙语。她对我的幽默报以幽默。而且这不仅是实时的反应，还具有可持续的功效。比如当话题突然变成作家与异域的关系，我提起了一位从海地移居蒙特利尔的著名法语作家（因为他汉译本的翻译者是我多年的朋友）。她笑起来，说那位后来的大名人刚移民过来的时候苦于不为人知，有一天将自己的简历和照片贴满了蒙特利尔的电线杆。我做出豁然开朗的样子，声称当天晚上也要步其后尘。我们见面结束之后的当天傍晚，她就离开小区回她的“村舍”去了。我在第二天一早写给她的邮件里问及我们分手之后下起的暴雨对她有没有影响。她回复说路上一切顺利。她骄傲地说暴雨对她那样的“村姑”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我马上在回复里责备她对暴雨的豁达。我说下了一整晚的暴雨却让我非常懊恼，因为它冲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所有照片。她的回复也马上进入我的邮件。她用好像非常严肃的语气说：“你的形象已经不可能被暴雨冲走。”我们的文字和交谈里从此就充满了这滚雪球似的语言游戏。

除了第一次见面之外，在同居于同一座大楼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过三次“约会”。前两次的地点都还是在洛朗公爵咖啡馆：同样的角落，固定的时间。那是为讨论翻译而安排的见面。这些讨论不仅充满愉悦，还让我有益智的感觉。而且，它还不断激发起我对自己作品新的发现。如下的两次讨论尤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关于《物理老师》里面那六行诗句的讨论。我原来并不认为那些诗句值得特别在意。但是，她认为诗句与整篇作品的叙述有深刻的联系。这种发现迅速调动起我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对照原文、英译以及从网上找到的一种法译（出现在关于我的一篇法语评论中），一个词一个词地将翻译确定下来；另一次是关于《母亲》的讨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的原版以《母亲》开篇，而英文版出版商认为那是其中最“弱”的一篇，将它移到了倒数第二位。当我懊恼地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亲爱的同事”用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令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说《深圳人》里面就没有“弱”的篇目。但是，英译最初两段时态上的含混让她产生了疑问。这可以说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疑问。它促使我重新审读了原作，并且发现了一个细微却关键的问题。我相信那也是英译问题的根源。因此，在小说集更名为《深圳人》重新出版的时候，我对《母亲》做了细微却关键的修改。那也是小说集的重版里唯一的修改。翻译过程引发我对原创作品进行修改，这应该是《深圳人》法译本的特殊意义。

我们的第三次“约会”就是导致我们感知对方存在的那场文学节的活动。那是一场成功的活动：台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台下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她的“发小”带着丈夫也来捧场。他们曾经在上海经商多年（各自经营不同的工厂），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步行到艺术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吧，继续关于中国的交谈。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愉快充实的夜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与她的朋友们在地铁站分手，我们一起坐上回小区的公共汽车之后，我突然变得伤感起来。我谈起《白求恩的孩子们》法文版的出版合同还没有着落，而现在甚至连它的译者也没有了消息。那不是我第一次向她提起我的另一位法语翻译，但那肯定是我第一次用伤感的语气提起Sylvie。我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我甚至提到因为在英译的过程中我自己对《白求恩的孩子们》做了大量的重写，将来的法语翻译肯定也会需要参考它的英译本。我不知道这复杂的过程将来要如何处理……后来我从Pascale的邮件里知道我用伤感的语气提起Sylvie的时候大概就是Sylvie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刻。

每次见面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翻译的进度问题。她一直不愿意明确告诉我自己的进度。我对此非常理解。在写作状态之中，我自己就从来不愿意明确告诉别人我自己的进度。当然通过关于翻译本身的讨论，我对翻译的进度也就会有大概的掌握。我非常满意她的“深圳速度”。但是随着翻译的接近完成，我的焦虑却越来越重。我很清楚焦虑的根源就是我对法译本的期待。我期待它是一个完美的版本。完美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它要更接近我的原作。我已经不担心内容上的接近（也就是神似），因为天机已经被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泄露。我担心的是形式上的接近，也就是形似。进入6月，这种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亲爱的同事”不停地在邮件里减缓我的压力，但是那好像无济于事。在距离6月9日回国的时间还差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极端的想法突然出现。我想通过法译本全部恢复原作的分段状况。这当然就意味着必须对英译本做一次彻底的核查，将它对原作分段的改变全部标示出来，这也意味着我们还必须再见一面。她那一段的安排正好非常密集，更是没有时间再来城里。但是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我坚持我们必须再见一面，把好最后一关。在我的坚持之下，她挤出了一天的时间，我们约定在她的“村舍”见面。

一位朋友同意开车陪我前往，这是整个计划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而我自己从出发前一天（6月3日）的傍晚一直工作到出发当天的凌晨，不仅将英译本对原作分段的改变全部锁定，还发现了另外两处非常隐蔽的误译。清早出发之前，估计到我们超大的工作量，我特意写邮件提醒“亲爱的同事”不必准备复杂的午餐，我说我们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午餐的时间。为了避开高峰期可能的堵车，朋友建议尽早出发。我们冒着蒙蒙细雨，一直向南。那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方向。但是，沿途清新的乡村景色却并没有缓解我对工作的焦虑。我甚至都没有怎么去想象即将走进的“村舍”是什么样子。

走进“村舍”，我马上想起何怀宏教授对我的随笔作品集的推荐：“美丽、干净、温暖，是文学的祖国，也是思想的家园……”我笑着问与“村舍”完美匹配的“村姑”，既然拥有如此的“祖国”和“家园”，为什么还要去异域做我的“同事”，又为什么还要来城里做我的“邻居”？她当然知道这是不需要她回答的明知故问。她当然也知道这是她已经用翻译的速度和质量回答过的明知故问。她没有理睬我的问题，而是带着调皮的表情从工作室的书架顶上取下一件令我感觉非常眼熟的纪念品。她指给我看那上面写着的一行汉字：“深圳大学校庆留念”。

我们在餐桌边坐下。我们一段一段地核对分段的情况。她几乎赞同原作所有的分段，只有少数的三四处她认为可以根据法语的语感重新处理，让我容许她进一步考虑。在完成全部核对之后，她又就一些新的疑问与我进行探讨，最后都找到了理想的结果。而整个工作过程中的高潮出现在我与她核对那两处非常隐蔽的误译的时候。我原来以为那是只有我自己能够发现的错误。没有想到，在指出第一个误译的时候，她瞥了一眼我手里的英译本，肯定地回答说她“已经”改掉了。然后，我翻到第二个误译的位置，她又瞥了一眼，给出了同样的回答。我让她告诉我她改成了什么。她的回答更令我难以置信。她没有核对原文怎么会完成完全符合原意的改动？！我忍不住叫醒正在沙发上打盹的朋友，激动地说：“你刚才错过了天才与天才的对话。”

我们的工作效率超出我的预计，也为我们赢得了午餐的时间。在还剩下最后三篇作品的时候，我终于同意中场休息。我们将摊在桌面上的书和纸捡开，换上热汤、法棍以及“村舍”男主人自制的鹅肝酱。我和朋友坐在一侧，她和男主人坐在另一侧。有意思的是，这时候她的工作却并没有停下：因为我和朋友的法语都不够用，而男主人的英语也难以应对，她不时需要充当我们和男主人之间的口译。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从我刚读到的萨义德的那一篇关于流亡者命运的文章，到“村姑”着迷的语言和文学，一直到男主人热衷的钓鱼和航海。关于航海的话题让我想起与她同名的另一个“魁北克女孩”，《大海的尽头》里的那个“魁北克女孩”。我问他们是否还记得那一场著名的航海悲剧。“村姑”马上说出了悲剧主人公的名字。她说他是她的偶像。她当然完全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深圳人”居然会如此熟悉魁北克人的偶像。

午餐后的工作继续保持“深圳速度”。全部完成核对之后，大家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客厅里坐下，听我谈起围绕着《白求恩的孩子们》出现的奇迹。我特意带来了五天前Le Devoir登出对我的访谈之后收到的那两封读者来信。来自1904号房的信尤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我又谈起了1904号房先前的租户。于是，我谈起了以那位租户为原型的小说人物。于是，我朗读了《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里题为“分离主义者”的一章。分离主义者克洛德的原型就是1904号房先前的租户安德烈。我是在前一天下午才拿到《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样书的。因为取样书的地点就在“身边的少年”住处的附近，拿到样书后我先去送给他看，并且在他那里做了第一次朗读。而一天之后的第二次朗读正好发生在与我的文学道路密切相关的“村舍”和对我的文学道路有特殊影响的日子……这也可以算是围绕着这部作品的奇迹吧。

直到《深圳人》法文版上市将近三个星期之后（11月27日），我才再一次与它的译者坐在一起。那时候距离我们在“村舍”的分别已经过去将近半年。那时候她关于作品的预言几乎全都已经实现。最令我兴奋的是，Le Devoir给予了它最高的四星评分。这当然既是对原作的赞许，也是对译本的肯定。这也为原作者和翻译者的再一次见面创造了喜庆的气氛。我们见面的目的是接受另一家法语媒体（La Presse）的采访。我们将地点还是选在洛朗公爵咖啡馆。摄影师过来后，为我们在孕育《深圳人》法译本的角落拍了照。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那是我第一次同意将属于“深圳人”的秘密暴露给魁北克的法语读者。

与记者分手之后，我坚持带她去位于地铁站旁边的法语书店。我希望与她一起看到我们共同的作品。我完全没有想到，又一个奇迹会在这里出现。当我们走近《深圳人》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刚好从它的跟前走开。那是一位女士的身影。就在我暗自惊叹的时候，那位女士突然回过头来，正好也看见了我和我身边的陌生人。我抢先与她打招呼。她朝我们走过来一步。她指了指我的书。我向她介绍了“我的译者”，我又向我的译者介绍她是“我的朋友”。两位同名的“魁北克女孩”握手之后，“我的朋友”马上就走开了。我和“我的译者”在我们共同的作品面前站了一下，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情与她分享《深圳人》的显赫了。我急于想与她分享刚才的奇迹。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在她的“村舍”里提起过的那一场航海悲剧。她马上就意识到了刚才与她握手的那位女士与那场悲剧的关系。是的，她就是那场悲剧里的女主角。这怎么可能呢？我“亲爱的同事”激动地看着我。她说悲剧里的女主角也是自己的偶像。她惊奇她居然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也许更应该惊奇的是因为《深圳人》而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惊叹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看上去还是那样的优雅和漂亮。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就经常在考虑这篇将来一定会要写出的关于“我们”的文章应该如何开头。现在离那一次见面的周年纪念日已经不到六天了，而我也已经为文章想出过近十种开头的方案。我知道，不同的方案虽然会导致不同的叙述路线，却会呈现同样的激情，显露同样的奇迹。而我同样知道，不管用哪一种方案开头，我都不可能完全理解接下来所要叙述的一切。所以，我最后采用了最早想到的开头。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开头能够将我带到《异域的迷宫》的尽头。

这一次，关于目的地的想象没有出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域的迷宫/薛忆沩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700-8

Ⅰ.①异… Ⅱ.①薛…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5431号

异域的迷宫

著　　者 薛忆沩

责任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13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700-8/I·1886

定　　价 39.80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回归母语的“深圳人”（新版序）

原版序

母亲

小贩

物理老师

出租车司机

女秘书

剧作家

两姐妹

文盲

同居者

神童

“村姑”

父亲

后折页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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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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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目录

灵魂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摩登时代看那个《摩登时代》

滔滔不绝的自己

“意大利协奏曲”

寻找诺尔曼

错误的预言

最后的变奏

伟大的抑郁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美”的代价

激情的政治

“专门利人”的孤独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

最后一篇日记

最后一天的日记

耐人寻味的“芝麻”

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

与“主义”无关的凯恩斯

暴躁的孩子

神秘的果实

在“两种文化”之间

“秘密书架”

“疯狂”的词语

虔诚的拒绝

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温斯顿·丘吉尔致温斯顿·丘吉尔

“回光返照”的身影

散原老人的“少作”

“遥遥今古一相期”

外婆的《长恨歌》

故乡的真迹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开始的开始

希拉里

密和

我

密和

我

希拉里

我

希拉里

密和

希拉里

密和

我

结束的结束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序一

序二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文学的宿命与革命

永不磨损的乡愁

捍卫阅读的尊严

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理智和脊椎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最神圣的事业”

迷宫里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重读《遗弃》

深圳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

“童话”和“神话”

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真”与“爱”

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

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的神奇

不要让现实的喧嚣掩盖了文学的精华

与“非凡的鉴赏力”结缘

“衣锦还乡”的《深圳人》

中国文学的节日

封面

书名页

目录

自序

异域的迷宫

最后的午餐

等到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天上的读者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