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三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徐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学三论 / (奥) 弗洛伊德著 ; 徐胤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39-4162-8

Ⅰ. ①性… Ⅱ. ①弗… ②徐… Ⅲ. ①性学－研究 Ⅳ.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9542号

产品经理 黄 钟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裴峰南

性学三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徐胤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7.5

插页 4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62-8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读 / 李银河

原版序

一、每个人都有点“性变态”

二、孩子们的“性冲动”

三、青春期与“性成熟”

爱情心理学

文化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精神病

附录 弗洛伊德年表

导读
/ 李银河

出版方嘱我为这版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写个导读，为慎重起见，逐字逐句重读了这个新译本。感觉这个译本很好读，比以前读过的版本好了许多。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过去版本多译自英文，两次译，难免与原文疏离，读起来磕磕绊绊，词不达意。这一版直接译自德文，好了很多。

二是译者中文文笔洗练优美，使人读起来爱不释手。如果有人想读此书，我当然会推荐这个译本。

弗洛伊德是性学开山鼻祖，早就名满天下，我对他这本书的评价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是，弗洛伊德这本书不仅在性学领域非常重要，而且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句是，书中一些论点振聋发聩，完全原创，且已成经典。

第三句是，书中一些论点虽然已被证伪或遭质疑，但是从了解性学理论发展史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关注的。

对思想史的贡献

弗洛伊德作为一代性学宗师，当然有其过人之处。他的思想著述不仅开性学之先河，而且对人类思想文化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甚至拿他对人类思想的贡献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并非全是溢美之词。仅举几例：

例一：对古人与今人在性欲上的区别的经典概括。

弗洛伊德指出，古人与今人情欲生活的最大差别，是古人更重视性冲动本身，而今人更重视性对象。古人视冲动为圣物，认为它能够神化相对低贱的对象；而今人则认为性冲动是低俗的，只有当其作用在某些对象身上时，才能为人们所宽宥。

这个概括既经典又深刻。在古代社会（古希腊、古中国、古埃及等）人们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人们会认为性欲就是一团不可分割的冲动，需要宣泄，至于它宣泄的对象是男是女完全不重要。这就是同性性行为在古希腊是普遍社会实践，而中国皇帝多有男宠，民间也不以同性性交为罪恶的原因。

弗洛伊德之后，有大量对古希腊性规范的研究，明显受到弗洛伊德这一立论的影响。

例二：升华理论即“性是美的本源”的观点。

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首次将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归结为人类性欲这个源头。该理论的要旨是：当原欲受阻时，那股冲动升华至精神领域，创造出艺术与美。

他形象地将性欲比喻为奔腾不息的河流：性欲这条河流依然在源源不断地流淌，但其所有或是绝大部分的能量却早已脱离了原来的性目标，被挪作他用。性冲动脱离原来的性目标，转向新的目标的过程，被称作升华作用。正是在这种升华作用的帮助下，我们的文化成就才得以实现。

弗洛伊德甚至说过如此极端的话：那些在艺术方面富有天赋的人，往往是高效、性变态和精神病的结合物。这话说得或许过了头，但是它却是升华理论的一个比较极端和具象的说法。

例三：性变态属于人的正常表现的观点。

弗洛伊德指出：性变态不仅分布十分广泛，本身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甚至根本就是正常体质的一部分。

是弗洛伊德首先提出，同性恋这样的属于少数人的异常性倾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罪恶或病症，相反，人为什么会爱异性、只与异性性交反倒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并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

例四：关于所有身体部位都能成为快感区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身体部位和内脏器官都具有成为快感区的潜质。后来，福柯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比如快感非性化的观点，即快感完全脱离生殖器官，通过身体其他部位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获取。

例五：关于所有人都是雌雄同体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雌雄同体本身就是正常的。在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或是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异性器官的残迹，他们要么成了多余的残存器官，要么发生了转变，承担起了其他功能。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男性或是女性，而更像是兼具两性特征、集主动性和被动性于一身的混合体。

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跨性别现象，双性恋现象，也为男女平等找到了生理学的依据。

例六：关于禁欲有害的观点。

弗洛伊德针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抨击了禁欲的种种弊端和负面后果，这在当时是很勇敢的，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经验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本身都不适应禁欲。

他还说：我不得不说，禁欲除了会诱发精神病，还有其他的恶果。

这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师的经验之谈。弗洛伊德竟将禁欲提到威胁民族生存的高度加以批判：对性行为的限制，会大大增加一个种族的生存焦虑感和死亡恐惧感，从而影响每个个体享受生活的能力，打消他们为某个目标英勇献身的积极性。这一切都会直接表现在人们日趋减弱的生育愿望上，这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在未来被除名。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文化的性道德做出了如此多牺牲，这真的值得吗？这一问极为冷静，极为理性，是对那个禁欲时代的勇敢挑战。

创意十足的经典理论

作为一个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创意十足的经典理论，不仅振聋发聩，有些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举几个例子：

例一：同性恋成因说的批判。

弗洛伊德既反对同性恋的先天说，也反对后天说，而是从临床实践作出自己独特的同性恋成因分析。他指出：无论是先天生成说，还是后天习得说，都没能阐明同性恋的本质。

尽管关于同性恋的成因至今仍争论不休，并无定论，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当属领风气之先者。

例二：虐恋关系中施虐和受虐角色可以互换。

弗洛伊德指出：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受虐狂其实是施虐狂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在受虐行为中，施虐的对象成了自己，受虐者把自身看成了性对象。而神奇之处还在于，其主动和被动形式往往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些以在性生活中对他人施虐为乐的人，往往也具备将性行为中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能力。

施虐狂往往也是受虐狂，只不过总有一种形式会稍占上风，成为其主要的性取向。这是虐恋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例三：变态与常态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存；正常与变态之间并不存在黑白分明的界限。

弗洛伊德认为，日常生活经验表明，大多数略显出格的性行为，其实是健康人性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正常人也完全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将性变态行为视作正常的性目标，甚至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一个健康人的性生活中，这些变态行为都可能存在。

性变态包罗万象，完全没有必要去苛责这类行为。

在性生活方面，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正常的生理变形和病态症状之间划清界限，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然而，直到如今，人们还总是想方设法要划清变态与常态的界限，还在这个无解的问题上纠结不休。

例四：幼儿性欲的三阶段论。

弗洛伊德首创性地将幼儿性欲概括为三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期。

这一理论为后来性学对幼儿性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被证伪或被质疑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已经被后来的性学研究证伪，或者质疑。有些是因为出现了新的研究手段，有些是性学话语的变迁所致。

比如在提及同性恋时，当代性学已经废除了性倒错、性变态、同性恋患者这些贬义概念和用语，而弗洛伊德的用语尚停留于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试举几例：

例一：将性作为精神病的唯一原因。

弗洛伊德曾认为，性冲动是精神病唯一的、持续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他甚至认为精神病患者无一例外在潜意识中都具有同性恋倾向，他们的原欲一直停留在同性人群身上。

晚近的性学研究得出不同结论。

例二：阉割情结和阳具崇拜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在早年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心理阶段：她们羡慕男孩所独有的男性体征，因为自己没有阴茎，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女性的这种“阴茎崇拜”是“阉割情结”的具体表现之一。

弗洛伊德继而将这一假设应用于对女权主义的分析，认为在阴茎崇拜的背后，是女性对男性的敌视和怨念，并说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和文学创作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古今中外数千年的男权统治之后，将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和争取男女平等归因于阴茎崇拜，显然是过于轻率了。

例三：将女孩自慰视为男性特征。

弗洛伊德认为，只有男性有原欲，女性没有原欲，因此将女孩手淫归结为男性特征。为什么女性就没有原欲？为什么原欲就是男性特有的？

晚近的性学研究推翻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论断。

例四：将女性快感划分为阴蒂快感和阴道快感，以前者为不成熟的、男性的特征，以后者为成熟的、女性的特征。

晚近性学研究，特别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验室研究发现，所谓阴蒂快感和阴道快感的区别并不存在，在放入阴道的医用摄像头下，两类快感的反应周期被证明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弗洛伊德的一些论点受到了质疑甚至已经被推翻，但是它们只是这位勇敢的性学开拓者所奠基的性学大厦的阴影部分，这座大厦如今的雄伟壮观气象离不开弗洛伊德这位奠基人的开创性工作。

2015年1月18日

原版序

在战争的狂潮渐渐平息之后，我们欣慰地发现，全世界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并未减退。但是，并不是这一学说的各个部分都受到了平等的待遇。

精神分析学说中纯粹心理学方面的创造与发现，如潜意识、压抑作用、致病的矛盾冲突、疾病的益处、症状形成的机制等，正日渐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得到了宿敌们的重视。

而与生物学相关的这部分学说——即是这本小书包含的要义——却一再引起争议，致使一部分一度热心研究精神分析的人也放弃了它，转而寻求从其他的途径来定义性因素在正常和病态的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部分精神分析学说，同纯粹的心理学那部分一样接近真相。

无论是通过不断回溯，还是一再的事实检验，都令我更加坚信：这部分内容同样源自细致而公允的观察。

而世人对此大相径庭的反应，本身也不难解释。

首先，只有那些拥有足够耐心和精湛技艺的人，才能将分析深入到病人早年的生活之中，从而证实我关于人类性生活本源的说法。

但是，医学治疗往往要求迅速见效，这也就使得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时，只有那些拥有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医生，才具备相关的知识，从而能够不受自身喜恶和偏见的影响，做出专业的判断。

如果人们早就学会观察孩童，那我也就根本不必再去写这些文章了。

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本书一再强调性生活对人类一切行为的重要意义，并尝试将性行为的概念拓展，这才是促使一些人抵制精神分析的最主要原因。

为了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有些人甚至不惜将精神分析归作“泛性主义”，并无端指责它将“一切”都用“性”来解释。

如若我们尚不能理解——人可以在情感作用下混淆是非，甚至选择性遗忘——那一定会“震惊”于这样的说法。

其实很久以前，哲学家叔本华就曾指出：性冲动决定人们的行为和追求——他所说的性冲动难道就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性冲动吗？我相信，全世界的人不可能一下子把这番发人深省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

至于说到对性学概念的“延伸”，这是在分析孩童和所谓的性变态现象时所不可避免的。

那些高高在上、对精神分析指手画脚的人，都应该回想一下精神分析所扩展的性学观念，与圣人柏拉图所说的“爱”何其相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维也纳，1920年5月

《性学三论》

一、每个人都有点“性变态”
（Die sexuellen Abirrungen）[1]

在生物学中，人们常用“性欲”（Geschlechtstriebs）一词来形容人和动物所真实存在的生理需求。

这一说法其实是将性冲动与食欲进行了类比。饥饿感会引发食欲，但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却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形容生理上的饥饿感；在学术界，类似的性饥渴被称为“力比多”（Libido）或“原欲”。[2]

公众对性冲动的本质和特征存有一些特定的偏见。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童年时期并不存在，而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青春期的发育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在性冲动的作用下，人们根本无法抗拒来自异性的吸引，从而被迫向着实现两性交合的目标努力，或是做出一些导向两性交合的过渡行为。

但我们有着充足的证据表明，这种说法其实与事实极不相符。只要稍加推敲，就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漏洞百出，不乏有失偏颇和武断之处。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引入两个概念：代表着性吸引来源的人，我们称之为“性对象”（Sexualobjekt）；性冲动所竭力达成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性目标”（Sexualziel）。

科学研究发现，在性对象和性目标这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偏离常态的现象。这些现象与人们所认可的常态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1.性对象的变异

流行的性冲动理论，简直像充满诗意的童话那样完美：全人类被分割成了男人和女人两部分，两者在爱中寻求结合，直到再次融为一体。因此，如果说有些男人的性对象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或是有些女人的性对象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一定会令人大跌眼镜。我们称这类人为同性恋者，或者换种更好的说法是性倒错者。这种现象被称为“性倒错”（Inversion）。尽管要弄清这类人群的具体数量仍然困难重重，但可以肯定，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3]

A.性倒错

性倒错的行为表现

性倒错人群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

α）完全性倒错者。也就是说，他们的性对象只能是同性人群，异性人群不但不能成为他们的性对象，还会使他们感到索然无趣，甚至产生性厌恶。对于男性来说，这种厌恶感将使得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性行为，或是在正常性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无法感受到任何乐趣。

β）两栖性倒错者（性心理上表现为雌雄同体）。也就是说，他们的性对象既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这种性倒错不具有排他性。

γ）偶然性倒错者。这类人仅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正常的性对象遥不可及，或无法模仿正常的性行为时，才将同性列为性对象，并在与同性的性行为中获得满足。

同样，性倒错者对自己奇特的性冲动也有着大相径庭的评判。有些人视性倒错为理所当然，认为其与正常人的性欲并无区别，因此也就强烈主张将其与正常的性冲动等而待之。另一些人则排斥自己的性倒错，将其视作一种病态的强迫症行为。[4]

性倒错现象出现的时间点也因人而异。有些人的性倒错行为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则是到了青春期前后的某个特定时段，才发觉了自己的性倒错取向。[5]性倒错伴随部分人一生，但也可能在某些时间段消失，或是作为性发育的一个正常阶段出现；没错，它甚至还可以在一个性取向长期正常的人那儿突然出现。还有些人在正常的和倒错的性对象之间周期性地游离不定，这在临床上也有观察和记载。更有趣的是，在一些案例中，患者是在与正常性对象的一次不愉快经历后，才开始出现性倒错行为的。

通常来说，这些不同类型的行为表现之间并无联系。只有在最极端案例中，患者才会周期性地认为自己的性倒错行为由来已久，将其看作是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许多学者拒绝将以上这几种情况看作是一个整体，他们宁可强调这一群体的区别，也不愿意突出其共性，这与这些人对性倒错的偏见密不可分。但无论用何种方法去区分性倒错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都处在介于性正常和性倒错之间的过渡状态中，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具体细分性倒错在各个阶段的表现。

性倒错的实质

对于性倒错，有一种评价认为它是神经变异的先天表现。这样一来，医务工作者最先在精神病患者或类精神病患者身上观察到性倒错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这种看法包含了两种说法，即“先天性”和“变异性”，我们需要对它们分别做出评判。

变异性（Degeneration）

“变异”这个词经常被人们滥用，因此也常常为人们所诟病。人们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并非由创伤或感染所引起的疾病症候归咎于变异。从雅克·马格南（JacquesMagnan）对变异现象的分类来看，就连最高级的神经活动也与变异难逃牵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变异”还有着什么样的用途和新的内涵？“变异”这个词似乎尤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情景：

（1）并没有太多偏离常态的行为发生时。

（2）工作和生存的一般能力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时。[6]

由此可见，性倒错者并非变异者，以下这些事实都可以予以佐证：

（1）在一些并没有太多异常行为的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性倒错现象；

（2）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那些正常能力分毫未损，甚至还有着极高的心智发展和道德文化成就的人身上；[7]

（3）哪怕不看患者的临床经历，而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光凭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也足以否定性倒错即变异的说法：

a）我们必须注意到，性倒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它总会在古老氏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出现，并具有很重要的功能意义。

b）性倒错在许多原始和野蛮的部落中也极为普遍，而变异这一概念通常只适用于高等文明［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哪怕是在欧洲的文明社会中，气候和人种的差别也对性倒错的分布和评判有着极为强烈的影响。[8]

先天性（Angeborensein）

显然，只有α型——最为极端的完全性倒错人群才谈得上先天性，它主要表现为性倒错者自身从未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有过其他的性冲动取向。而后两类人群，尤其是γ型的性倒错现象，则很难用先天性去解释。因此，持先天性观点的人们倾向于将完全性倒错人群与其他两类人群区分开来，这也导致人们在性倒错这个问题上缺乏统一的认识。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性倒错在某些案例中是天生的特征，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则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产生。

持反对观点的人们则认为，性倒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性冲动。他们的理由是：

（1）在许多性倒错者（也包括部分完全性倒错者）身上都有早年遭遇强烈的性印象所留下的痕迹，其同性恋倾向正是这些经历持续发酵的结果；

（2）在其他许多性倒错者身上，也能观察到外部影响力（如同性之间的长期排他性交往、战时的共同相处、狱中的囚禁、对同性性交危害的认知、禁欲以及性弱等）的存在，它们或为性倒错推波助澜，或成为其阻力，但或早或晚都固化了性倒错的存在；

（3）性倒错可以通过催眠暗示消除，这对于先天特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看，先天性性倒错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反对者认为，如果对所谓的先天性性倒错案例做进一步检验，也许会发现这类性倒错者的力比多发展方向其实是由其孩提时期的经历所决定的［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Ellis）］。这种经历并不存在于性倒错者的意识中，但在特定条件的影响下，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又会被重新唤醒。按照这类学者的看法，性倒错只是性冲动的一种常见变形，它由个体生活中所受到的一系列外部情形所决定。

这种观点看似天衣无缝，却仍然经受不起事实的辩驳：研究证实，许多人都曾经受到诱奸、相互手淫等所谓的性影响，而这类影响也的确发生在童年时期——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性倒错者，或者至少是没有在性倒错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人们不由得猜测：先天生成和后天习得这两个选项还不足以概括所有的性倒错关系。

对性倒错的解释

无论是先天生成说，还是后天习得说，都没能阐明性倒错的本质。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必须说明什么是先天形成的，而非仅仅满足于最为粗劣的解释——把一个人的性冲动看成是天生就与特定的性对象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就不禁要问，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是否真的强大到足以使人沾染上性倒错，而不受到个体反抗因素的影响呢？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证明了忽视个体因素的研究也是完全不可取的。

双性理论的引入

为了探究性倒错成因，弗兰克·李兹顿（FrankLydstone）、奇尔南（Kiernan）和柴瓦里尔（Chevalier）等人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再次颠覆了传统的观念。

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非男即女，但学界却发现在某些案例中，有些人的性征十分模糊，甚至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也很难判定其性别。这些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阴阳人），在极端情况下，两种性器官均得到了充分的发育（真性阴阳人）；而更为常见的是两者都发育不全的情况。[9]

这种反常现象的意义在于，它在无意之中推进了我们对正常发育现象的理解。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雌雄同体本身就是正常的。在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或是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异性器官的残迹，他们要么成为多余的残存器官，要么发生了转变，承担起了其他功能。

这些早已为人所知的解剖学知识告诉我们，早期的人类是双性的，在进化的过程中，单性逐渐占据了上风，而退化的另一性则只遗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

不难看到，如果将这一观点引入到心理学领域，各式各样的性倒错都可以被看作是心理上雌雄同体的表现。要证实这一点，只需找出心理上和生理上的雌雄同体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可。

遗憾的是，人们的这一设想很快就落空了。人们预想中的心理雌雄同体与可以被证实的生理雌雄同体之间并没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性倒错者的身上，人们常常可以发现性欲不振（霭理士）乃至轻微的性器官退化现象。这些现象经常出现，但并没有规律可循，也远非必然。人们必须意识到，性倒错和生理雌雄同体总体上是相互独立的。

此外，有些人还十分重视所谓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并强调他们在性倒错者身上频繁出现这一事实（霭理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该忘记第二和第三性征本来就很容易在异性身上出现。虽然它们是雌雄同体的标志，却并没有像性倒错那样使一个人的性对象发生转变。

如果伴随着性对象的倒错，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如性冲动和性格特征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那或许就能证实心理雌雄同体的存在。但遗憾的是，类似的性格转变仅在少数女性身上有所体现，男性的阳刚之气更可以丝毫不受性倒错的影响。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心理雌雄同体这种观点，就必须证明其在不同层面上的作用最多只会产生微弱的相互影响——对生理雌雄同体也是如此。哈尔班（Halban）就认为，在一个人退化的性器官及其第二性征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联系。[10]

曾经有一位男性性倒错研究者用最通俗的话对双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这就好比是“男人的躯体配上一个女人的脑子”。只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女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用解剖学观点去解答心理学问题，这种做法既无效果，也不恰当。在这一点上，冯·克拉夫特-艾宾（v.Krafft-Ebing）的解释似乎比乌尔里希（Ulrich）的要准确一些，但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冯·克拉夫特-艾宾认为，雌雄同体，除了表现在性器官上之外，还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男女两个大脑中枢。

在进入青春期后，这两个中枢在相互独立的性腺的作用下开始发育。但男女两个大脑中枢的说法其实与男女两个大脑的说法别无二致，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大脑中是否真的存在着类似于语言中枢控制性功能的中枢区域。[11]

无论如何，在看过了上述论证之后，我们可以确定两点：首先，性倒错者身上也有双性特征，但除了一些解剖学上的猜测，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其次，性倒错其实是性冲动正常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

性倒错者的性对象

心理雌雄同体理论认为，性倒错者的性对象与正常人的性对象恰恰相反。一个男性性倒错患者就像一个着了魔的女人，他会为男性的身体和思维所倾倒，像一个女人一样寻求男人的爱怜。

尽管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却仍然不能概括性倒错者的全部特征。显然，许多男性性倒错患者身上依然保留着男性的心理特征，他们本身没有太多异性的第二性征，也更愿意在性对象身上找寻女性的心理特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一些专为男性性倒错者服务的男妓从里到外都要模仿女性的穿着和举止。古希腊人中最强壮的人往往也是性倒错者，显然，他们喜欢某个男孩，并不是因为其身上的男性特征，而是因为他长得像一个女人，身上也具有某些女人的气质。他们的害羞、拘谨、无知和娇弱，反而点燃了这些壮汉的爱欲。而一旦这些男孩长大成人，他们就不再属于壮汉的性对象，反而自己也成了恋童癖者。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男性性倒错者的性对象并不是同性，而更像是两性的结合，是性倒错者身上对男子和女子的爱慕之情相互妥协的产物。但有一个条件不可改变：其性对象必须具有男性的身体（性器官），从而与他们自身的双性倾向形成呼应。[12]

女性性倒错者的情况则要清楚得多：活跃的性倒错者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具有男性的特征，尽管如果我们细加考究，还是能够看出许多区别，但总体来看，这类人都要求自己的性对象具有典型的女性气质。

性倒错者的性目标

有一点可以肯定，性倒错者的性目标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男性性倒错者中，肛门性交并不普遍；手淫往往才是这些人的性目标，甚至是最终目的。有些人手淫仅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性倒错者手淫的频繁程度还更甚于异性恋者。女性性倒错者的性目标也五花八门，其中以口腔黏膜的相互接触最为普遍。

仅凭上述材料，我们还无法对性倒错现象的起因给出合理的解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于性倒错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甚至比解决性倒错的起源问题更具意义。不难发现，过去我们将性冲动和性对象之间的关系设想得过于紧密了。通过对那些反常案例的研究，我们意识到在性冲动和性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阻碍。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从而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性冲动很可能与性对象无关，也可能并不是对来自性对象的刺激的应和。

B.恋童癖和恋动物癖

如果说性倒错者仅仅是在性对象的选择上有些另类，在其他方面仍然与常人无异的话，那么那些将性发育尚未成熟的儿童作为性对象的人，则可以算是走火入魔到了一定程度了。很少有人会将儿童作为性对象，将儿童作为替代品的，通常都是那些个性软弱的性无能者。一旦他们身上的无名欲望找寻不到合适的发泄对象，也无从排遣，就很可能会对儿童下手。不管怎样，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冲动的本质。

性冲动的对象可以有许多，有些人甚至会饥不择食，不惜在选择性对象时降低自己的底线。与此相比，饥饿尽管难熬，却也很少能令人不加选择地食用任何东西。同样，与动物发生过性行为的农民虽只是少数，但由此可见，性的吸引力甚至能够超越物种的界限。

出于对美学的需要，人们更愿意将由性冲动引发的类似变态行为归作精神疾病，但事实并非如此。经验表明，从整个种族和社会地位来看，精神病患者在性冲动方面的障碍，其实也与健康人无异。孩童更容易被教师和看护人性侵，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人有更多的机会与之发生接触。性变态的行为只不过是在精神病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也更为极端，甚至更具有排他性，从而将正常的性满足渠道挡在了门外。

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在性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差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可以这样解释：性生活所需的冲动，是最不受高级精神活动控制的冲动之一。那些从社会和道德角度看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完全可以拥有规律的性生活；许多人在性生活方面具有反常的倾向，这却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活中做一个普通人。这些人完全可以适应文化的发展，而性问题正是文化的弱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在许多条件下，在许多人的身上，性对象的形式和价值都是次要的。在性冲动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些别的东西才是最根本、最持久的。[13]

2.性目标的转变

通常意义上的性行为，需要两性性器官在性交过程中相互结合，从而使性紧张感得以消除，性冲动暂时得到满足（这好比是让饥饿的人饱餐一顿）。但即便是在最正常的性行为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环节，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形成性倒错，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性反常。

在实现性交这一最终的性目标之前，人们与性对象之间常有一些铺垫性的动作，如触碰和注视。一方面，这些行为能够带给人快乐；另一方面，它们也能提升双方的兴奋度，为实现最终的性目标打下基础。

接吻就是触碰的形式之一，在许多族群中（其中也包括许多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尽管嘴唇其实并不是性器官，而是消化管道的一部分，但双方的嘴唇黏膜相互触碰的接吻行为，都具有高度的性含义。

此外，性反常行为也可以与正常的性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其一部分。性反常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种：

a）性交所涉及的身体部位发生解剖学意义上的超越；

b）与性对象的关系仍然停留在过渡行为阶段。尽管正常来看，这类行为很快就会将双方引向最终的性目标。

A.解剖学意义上的超越

对性对象的高估

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一个人对性对象的评价，绝不会仅限于其性器官，而会覆盖其全身，并把来自性对象的所有情感都包括在内。这种对性对象的高估也同样体现在心理层面上，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人被性对象的精神成就和完美人格蒙蔽了双眼，乃至丧失了判断力，也是常有的事情。爱情的盲从，如果不算是“权威”一词的最初来源，至少也应该是其重要来源之一。[14]

一个人一旦对性对象过于高估，就不能满足于将性目标仅仅停留在性器官的结合上，而要千方百计地将其他身体部位也发展成性目标。[15]

高估性对象这一行为的重要意义，最早是在研究男性的过程中发现的，因为男性的情欲生活更容易为研究者所触及；而女性一方面受到文化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是生性缄默，不够坦诚，她们的性生活至今仍然迷雾重重。[16]

嘴唇和口腔黏膜的性用途

只有当一个人的嘴唇（舌头）与另一个人的性器官相接触时，将嘴唇当作性器官的行为才会被视作反常。如果只是两个人的嘴唇黏膜相互接触，则不算在此例，但这也与正常的性行为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用口腔接触性器官的性交方式就一直存在。那些将其视为性反常行为，对此嗤之以鼻的人，往往内心中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厌恶感，阻止他们去从事类似的性活动。但这种厌恶感的界限却是十分模糊的：有些人可以热情地亲吻美少女的嘴唇，不过用起她们使用过的牙刷来，却只会恶心连连。这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口腔就比那些少女的口腔要干净，但他们就是不讨厌自己。

这种厌恶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既是阻止原欲高估性对象的力量之一，却也很容易为原欲所剿灭。通常情况下，这种厌恶感并不会将矛头直接对准性器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异性的性器官也会成为厌恶的对象，这种行为也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尤其是女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一个人的性冲动越是强烈，就越希望征服这种厌恶感。

肛门的性用途

与口腔相比，占用肛门的性行为显然更易引起反感，也很容易就被人们打上性变态的标签。

有人认为这种厌恶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肛门本身是一个排泄的器官，无时无刻不在与排泄物发生着接触。但不是我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比“女孩因为男性的性器官也被用作排尿就对此产生厌恶”的说法高明多少。

肛门黏膜在性行为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两个男性性交；一个人喜欢肛交，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性倒错者。相反，一个娈童恰恰是因其言行举止像女人，才会被喜欢肛交的男子相中——而相互手淫才是性倒错者最为常见的性目标。

其他身体部位的用途

对于其他身体部位的各种性占有，从本质上讲与上述两者无异。总而言之，它们都是性冲动试图完全占有性对象的表现。但除了对性对象的高估外，还有另一种解剖学意义上的超越，却往往被我们忽视。

有些身体部位，如口腔黏膜和肛门黏膜，长期出现在人们的性生活中，在人们的意识中，它们俨然已经以性器官自居。

接下来，我们还将详细地对性冲动进行探讨。我们的这一观点，也将在随后的讨论中得到验证，并被用作解释一些疾病的症状缘由。

性对象的不恰当替换——恋物癖

在有些情况下，正常的性对象会为另一个与之存在关联，但却完全不适合作为性对象的物品所取代，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按照我们的分类方法，我们本应该在论述性对象的变异情况时，就将这种性冲动的变种概括在内。但我却特意在弄清楚了“对性对象的高估”这一问题后，才提出这一点，因为这种现象与之存在关联，它正是盲目放弃性目标的结果。

性对象的替代品，往往是某个不太适合性用途的身体部位（如足部、头发等），或是某个没有生命，但却与性对象密切相关，甚至是直接能与性行为发生联系的物体（如衣服碎片、白色内衣等）。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种替代作用与原始社会中的圣物崇拜相提并论，在原始社会中，野人们之所以对圣物青睐有加，正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作神灵的化身。

在有些恋物癖的案例中，新的性对象必须具有一定的特征（如特定的头发颜色、衣着，乃至身体疤痕，等等），才能帮助恋物癖患者实现其性目标。这种濒临病态边缘的性冲动变种着实过于怪异，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患有恋物癖的人，其追求正常性目标的能力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过损伤（如性器官衰竭）。[17]这些人只有在精神层面上高估其性对象，才能与常人保持一致，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将所有与之相关联的事物都视作珍宝。在正常人的情感生活中，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尤其是在正常的性目标尚无法实现时，就更是如此。

《浮士德》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从她胸口的围巾和吊袜带中，我都能感受到爱情的乐趣。”

而一旦对替代物的追求超越了这一范畴，取代了正常的性目标，甚至完全脱离了某个特定的对象，成了独立的性目标，恋物癖就成了一种病态。正是这一原则，决定了一个人到底仅仅是性冲动略有偏差，还是已经完全陷入了病态。

比奈特（Binet）最早指出，儿时的性印象，对于成年后崇拜物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也在随后得到了证实。人们常说，初恋最是难忘，这或许也与比奈特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本身就对性对象怀有崇敬之情，那其崇拜物的选择就更容易受到儿时的影响。这一点，我们随后还会遇到。[18]

在另一些情况下，患者往往是在某种其所不知情的象征性思维的作用下，不自觉地用崇拜物替代了性对象，而崇拜物和性对象之间的联系却并不总是那么明显。例如，早在神话中，足部就是一个重要的性象征；[19]皮毛容易让人联想到阴部的毛发，于是也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但这些象征往往也脱离不开儿时的性经历。[20]

B.在过渡性性目标上停留

新目标的出现

所有可能妨碍正常性目标实现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如性无能、性目标难以获得、性行为存在危险等），都会使得人们停留在性行为的过渡阶段，并从中发掘出新的性目标，以取代旧的性目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无论新的性目标看上去如何新奇，在正常的性行为过程中总能找到其最初的痕迹。

触摸和观看

在正常人实现性目标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抚摸必不可少。众所周知，抚摸性对象的皮肤，可以给双方都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为下一步行动打下基础。因此，如果性行为最终得以延续，那么即便抚摸的时间长一些，也不能算作性变态。

与抚摸一样，观看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人的视觉影像最容易引起性兴奋，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正是人眼完成了性对象的选择过程，因为只有它才能发现性对象的美丽所在。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通过穿衣打扮遮掩自己的身体。而这恰恰引起了人们的性好奇，人们总是在脑子里幻想着将性对象的衣服剥光，好将他/她的身体一览无余。不过，这种冲动可以借助升华作用，转化为艺术行为。人们不再只将注意力投向性器官，而开始关注整个身体的形态之美。[21]

可以说，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观看这个阶段，并借此将自身一部分原欲转移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目标上。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观看才会被视作一种变态行为：

a）观看的对象仅限于性器官；

b）观看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克服厌恶感（如专门偷看他人排泄的窥阴癖行为）；

c）观看行为不但没能促使正常性目标得以实现，还对其造成了阻碍。最后一点在临床上往往表现为露阴癖，借助分析可以发现，露阴癖患者暴露自己的性器官，并希望以此为交换，达到窥视异性性器官的目的。[22]

这类窥探或暴露性器官的变态行为，有着十分奇怪的特征，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将对此作更为深入的分析。总体来看，这类患者的性目标大致可分为主动性目标和被动性目标两类。

而唯有羞耻感（如我们此前提到的厌恶感），才能阻止——甚至彻底治愈这种变态的窥视欲望。

施虐行为和受虐行为

给他人施加痛苦和从他人的行为中感受到痛苦，是性变态最常见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两种形式，根据其主动和被动性的不同，冯·克拉夫特-艾宾将其称为施虐狂（Sadismus）和受虐狂（Masochismus）。另一些专家更青睐“痛楚淫”（Algolagnie）这种说法，因为它既强调了痛苦的惨烈，也反映了有些人恰恰是乐在其中。而冯·克拉夫特-艾宾的两个命名则更强调了这种快乐中屈从和折服的成分。

施虐狂是一种主动的痛楚淫，其根源很容易就能在正常的性行为中找到。大多数男性在性生活中都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他们想要征服对方；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既然男性不甘于仅仅借助求爱的方式征服自己的性对象，那一定程度的暴力倾向也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因此，施虐行为本身源自性冲动一种较为激进的表达形式，而一旦它被过度放纵，甚至反客为主，那就成了性变态。

在实际生活中，施虐行为的含义十分复杂，它既可以指积极、暴力地对性对象施以虐待的行为，也可以泛指由一方的屈服和受虐所带来的满足感。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后一种情况极端到了一定程度，才算得上是性变态行为。

同理，受虐狂也泛指：一切在性行为中被动地接受性对象的虐待，并将自己的快感与从性对象那儿获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联系到一起的行为。与施虐狂相比，受虐狂这种性变态行为与正常的性目标之间相差更远。我们不禁要问，受虐狂到底是自己出现的呢，还是由施虐狂演变而来的呢？[23]

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受虐狂其实是施虐狂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在受虐行为中，施虐的对象成了自己，受虐者把自身看成了性对象。对一些极端受虐狂案例的临床研究还发现，受虐狂现象其实是一系列被动的原始性因素（如阉割情结、负罪感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之前所提到的厌恶感和羞耻感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所要克服的痛苦感，也是阻碍原欲任意施为的因素之一。

在性变态行为中，施虐行为和受虐行为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两者恰恰代表了主动与被动行为之间的鲜明对比，这样恰恰是性生活的典型特征。

人类的文化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性冲动和暴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迄今为止，除了强调原欲中的侵略性成分外，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两者之间的联系。有些专家认为，性冲动中所附着的暴力成分，其实是原始人类食人欲望的残留。在征服对方的同时，这也满足了个体发育过程中更为古老、更为强烈的本能需求。[24]也有人认为，每一种痛苦都有转化为快乐的可能性。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性变态现象，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很可能是多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5]

而这两种性变态现象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其主动和被动形式往往还能规则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些以在性生活中对他人施虐为乐的人，往往也具备将性行为中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能力。施虐狂往往也是受虐狂，只不过总有一种形式会稍占上风，成为其主要的性取向。[26]

我们不难发现，反常的性倾向往往成对出现，这一点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7]

此外，显然施虐狂和受虐狂这对对立的组合并不能简单地用侵略性来解释。相反，我们或许更应该将其与双性现象中的男女对立进行类比。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这两者也恰恰代表了主动和被动。

3.性变态总论

变形和病症

那些在特定的条件下对性变态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医生，当然都倾向于将性变态视作是一种与性倒错类似的病症或变异。只不过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否定对性变态的这种看法。

日常生活经验表明，大多数略显出格的亲密性行为，其实也是健康人性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情况允许，一个正常人也完全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将性变态行为视作正常的性目标，甚至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一个健康人的性生活中，这些变态行为都可能存在。

性变态包容万象，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苛责这类行为。在性生活方面，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正常的生理变形和病态症状之间画清界限，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有些性变态行为的目标十分特殊，我们理应对此给予特别的重视。有些性变态行为是如此背离常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看作一种病态。尤其是当性冲动十分成功地克服了各种阻力（羞耻感、厌恶感、恐惧感、痛苦感）之后，做出舔食大便、奸尸等出格行为后，就更是如此。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推断这些性变态患者还会有其他反常行为或精神疾病。事实上，有些人平时十分正常，就是在性方面无法束缚自己的冲动，从而显现出病态。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其他生活领域中行为反常的人，往往也会有性变态行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性变态是一种病症，并不是因为性变态患者有新的性目标，而是因为他们的举止与常人有所不同。

如果性反常行为仅仅是与正常行为并列出现（两者具有共同的性目标和性对象），那么即便客观条件有利于反常行为而不利于正常行为，也称不上是病态。只有当正常的性行为被彻底地排挤和取代，性变态行为将正常行为彻底排除在外时，我们才可以将这类症状断定为病态。

性变态的心理因素

在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性变态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性冲动的转化过程中总有心理因素的参与。

任何的性变态行为其实都是精神工作的成果，尽管其结果有些不堪入目，但这种性冲动转化效果之理想，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

爱情的魔力，也许就恰恰在这类异常行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性行为中，最高级的力量和最低级的力量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从天堂到人间再到地狱）。

通过对性变态行为的研究，我们发现性冲动总是在与以羞耻感和厌恶感为代表的某些精神力量作斗争。我们不禁要想，正是这些力量的参与，使得性冲动被圈定在正常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这些力量在性冲动羽翼丰满之前就已经顺利到位，那就能够顺利地引导性冲动向着正常的方向发展。[28]

此外我们还发现，有一些性变态行为其实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对其加以分析和解剖，不难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或许在暗示着我们，性冲动本身也许就是由多个元素构成的，在性变态行为中，这些元素发生了分解。在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多种元素之间的融合，恰恰是正常性行为的必要前提。[29]

4.精神病患者的性冲动

精神分析

想要了解精神病患者的性冲动，就必须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目前仅有一种方法可以准确无误地为我们彻底展现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常被误称的神经衰弱症患者、早发性痴呆患者和妄想症患者）的性生活世界。这种精神分析领域的治疗方法被称作“内心净化法”（kathartisch），是由我本人和J.布劳尔（J.Breuer）于1893年所共同创立的。

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重复我在其他论文中已经反复提到的观点，即精神病总是源自性冲动。这不是说性冲动的力量会诱发某些病态的症状，我的观点还要更进一步：我认为性冲动是精神病唯一的、持续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因此精神病患者的性生活也就或多或少地会表现出某些病症。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精神病症状也就是患者的性活动。我过去25年间对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其他一些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的结论已经分成几篇文章在其他地方发表，我今后也将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30]

精神分析研究发现，歇斯底里症其实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精神活动、愿望和期许的替代品。在某些特殊的心理过程（压抑作用）的排挤下，内心的愿望被压抑已久，却又无法及时转化为其他的精神活动，得到及时的宣泄。这些在潜意识中蓄积的念头，需要以某种恰当的方式加以疏导，最终就以歇斯底里的这种生理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也就是歇斯底里症的成因。

只要采取适当的手段，借助特定的技术，我们就可以从病症那里溯源而上，找到它的本质和来源。随着了解的深入，原本不为人知的心理活动也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精神分析研究的结论

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精神病症本是内心诉求的替代品，其力量源自人们的性冲动。在歇斯底里症这种典型的精神病症中，患者发病前的特征及其发病原因均与上述结论不谋而合。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人，往往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性压抑。他们的羞耻感、厌恶感和道德心极大地阻碍了性冲动的发展，甚至使得他们本能地刻意回避性话题。在极端情况下，有些人在完全步入性成熟期后，还对性一无所知。[31]

然而，歇斯底里症患者同样也有着异常强烈的性冲动。这种性冲动抵消了阻碍因素的作用，如果不加以细致观察，就很难发现上述这个歇斯底里症的重要特征。只有精神分析研究才能发现这一点，并证实歇斯底里症正是由过多的性需求和过强的性阻碍之间的对峙所引起，从而解开了歇斯底里症的谜团。

当歇斯底里症患者步入成熟期后，或是在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真正的性需求必须得到释放时，病情也就即将爆发了。在性冲动和性阻碍的双重压迫下，摆在患者面前的也就只有发病这一条路。

虽然精神病并不能消除矛盾，但它却能使原欲得到转化，借由发病得到宣泄。除此之外，极少会有哪个歇斯底里症患者仅仅因为其他的一些情绪波动就发病的。精神分析研究证实，以性为中心的矛盾冲突才导致了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它使患者的精神生活脱离了常态。

精神病和性变态

有些人对我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将被我视作精神病症状来源的性冲动与正常人的性冲动混为一谈。随着精神分析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精神病症绝不会由正常的性冲动引起（至少这不是主要因素），它们更多的是由那些（广义上）反常的性冲动转化而来。

如果这类性冲动不加阻碍地由意识进入人们的幻想和实践中，就会诱发精神病症。也就是说，精神病症其实源自反常的性冲动，它其实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32]

在精神病患者的性冲动中，我们能发现之前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各种偏离正常性行为的症状。

a）所有精神病患者（无一例外）在潜意识中都具有性倒错倾向，他们的原欲一直停留在同性人群身上。不加以深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这一点对于精神病形成的意义。

在这里，我只能肯定一点：精神病人的潜意识中一定存在性倒错倾向，这种倾向对于解释歇斯底里症，尤其是男性的歇斯底里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b）精神病患者在潜意识中倾向于完成解剖学意义上的超越，其中尤以将口腔和肛门黏膜视作性器官的倾向最为普遍，这也是精神病的成因之一。

c）在精神病的成因中，一些成对出现的部分性冲动诱发了新的性目标，也不容我们忽视。这其中就包括窥视欲、露阴欲和或主动或被动的虐待欲。

其中，后者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病症状的痛苦本质，它也几乎主宰了精神病人的社会行为。许多精神病症还表现为由爱生恨，将柔情视作敌意，这在妄想症患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表现也与原欲的暴行脱不了干系。

而以下这些事实，则让上述结论变得更为有趣：

a）凡是能够成双成对出现的冲动，必然会在潜意识中一道起作用。每一种主动的性变态行为，都会在一种被动的性变态行为的陪伴下出现。一个潜意识中有露阴癖的人，同时往往也有窥阴癖；一个深受施虐倾向困扰的人，自然也就会有喜欢受虐的倾向。这种主动的和被动的性变态行为相辅相成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但在每个病例中，一般都会由其中一种行为占据主导地位。[33]

b）在一个较为典型的精神病案例中，往往不会仅出现某一种反常的性行为；通常来说，反常的性冲动总会成规模出现，每一种性冲动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但彼此之间并不会产生相互影响。同样，研究某种主动的性反常行为，也总能接触到它的反面。

5.部分性冲动和快感区

在研究过正面的和负面的性变态行为后，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正是由一系列的“部分性冲动”（Partialtriebe）所诱发的。

但这些所谓的部分性冲动也不是变态行为的本源，我们还可以对它们进行分解。“冲动”顾名思义，指的是持续的内在生理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它与“刺激”的区别，就在于后者通常是来自外界的单一因素所引起的。也就是说，本能这个概念划定了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界限。

对于冲动的实质，我们不妨这样看：冲动本身并没有含义，它仅仅是用于衡量精神生活需求的强烈程度的一种单位。这种看法虽然简单，倒也贴切。各式各样的冲动之所以属性不同，是因为其生理刺激来源和目的不同。某个器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就引发了冲动，而冲动的目的，就是消除对这一器官的刺激。[34]

在冲动学说中，还有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设想：身体器官会在不同的化学成分的作用下，受到两种不同的刺激。其中的一类刺激我们统称为“性刺激”，受到这类刺激的器官被称为快感区（erogene Zone），部分性冲动就由此产生。[35]

在有些性变态倾向中，口腔和肛门的重要性等同于性器官，快感区的作用就越发明显。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这些身体区域及其附近的黏膜仿佛经过了改造，拥有了更多的感官神经。刺激这些部位，就像刺激正常性器官一样，会使人产生勃起一般的快感。

新增的快感区是性器官的辅助品和替代物，其作用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尤为明显，但这绝不是说它不适用于其他精神疾病。只不过强迫症和妄想症这类疾病的快感区尚不明晰，其发病部位不是某个控制身体功能的中枢，而是某个更容易对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区域。

在强迫症中，脉搏看似与快感区毫不沾边，却能使人产生新的性目标。在窥阴癖和露阴癖中，眼睛便是一个快感区；而对于施虐狂和受虐狂来说，皮肤就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事实上，某些部位的皮肤可以异化成黏膜这一感觉器官，成为超强的快感区。[36]

6.精神病患者中性变态盛行的原因

上文的论述，可能会让有些人误认为精神病患者一定会有性变态行为，其在性行为上的表现一定异于常人。

但事实上，尽管这类患者在强烈的性冲动和性排挤行为的双重作用下，的确很容易做出广义的性变态行为，但对一些轻度精神病案例的研究也表明，性变态的出现并非必然，至少我们无法仅凭这一点就断定一个人精神病的严重程度。

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是因为在青春期之后受不了正常的性生活而发病的，他们内心所受的排挤，也与性生活脱不了干系。还有些人的原欲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满足，积累到一定程度也诱发了疾病。

在这两种情况下，原欲就像一条滔滔不绝的河流，一旦主河床行不通，便只得在干涸的支流那儿寻求捷径。因此，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是被动的）性变态倾向虽然严重，却也是疏导原欲的必然需求。

事实上，一个患者做出性变态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内心受到强烈的性排挤，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自由限制、无法接触到正常的性对象、正常性交存在风险等外部因素所迫。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

每一个精神病案例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人天生就具有性变态倾向，有的人则是由于原欲偏离了正常的性目标和性对象，才沦为了性变态。只有当体质和经验朝着一个方向共同作用的时候，精神病症才会趋于极端。这两者原本密不可分，单独剥离出任何一个来谈，都有失偏颇。一个体质异常的人，哪怕没有日常生活的体验，也可以脱离正道；而如果在生活中受到过不同寻常的震撼，哪怕是正常体质的人，也可以成为精神病。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其他一些同时受到先天和后天因素影响的疾病。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精神病体质更容易诱发性变态，那我们就应该可以根据天生的快感区或部分性冲动的不同，区分不同的精神病体质。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很多谜团，性变态是否与精神病的种类存在关联，目前尚没有确切的结论。

7.幼儿性欲

一旦我们证明了精神病患者往往也具有反常的性行为，那么性反常群体的人数，肯定又要上升一大截了。这不仅是因为精神病患者本身就是一个人数十分可观的群体，还因为精神病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与健康人无异。

莫比乌斯（Moebius）有句话说得没错：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神经质。由此可见，性变态不仅分布十分广泛，本身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甚至根本就是正常体质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性变态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像比奈特就拜物教问题所论述的那样，是由某些特殊经历所诱发的——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现在我们认为，性变态有一定的先天性成分，但这种先天性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它时强时弱，也可能在生活的影响下日趋显现。

也就是说，性冲动最初是天生的，它扎根于人的体质之内，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演变成实际的性行为（性反常行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压制（转移）这些性冲动，它们就会另辟蹊径，以疾病的形式将一部分的性能量释放出来。而在理想状态下，如果人们能对性冲动和性阻碍加以约束和利用，就可以充分享受正常的性生活。

但我们也要指出，先天的体质所承载的性变态的萌芽，只有在孩童身上才会体现，尽管在孩童时期，性冲动的表现还比较微弱。一旦我们发现，精神病患者之所以发病，是因为他们保持或回到了幼儿时期的性欲状态，那我们就会把更多的兴趣投到儿童时期的性生活上。我们将追随着儿童发育的脚步，研究幼儿时期的性欲是如何逐渐发展成性变态、神经症或是正常的性行为的。

作者注

[1]第一篇文章所引述的事实来自冯·克拉夫特-艾宾（v.Krafft-Ebing）、摩尔（Moll）、莫比乌斯（Moebius）、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冯·史莱克-诺金（v.Schrenck-Notzing）、吕文菲尔德（L.wenfeld）、欧伦贝格（Eulenberg）、I.布洛赫（I.Bloch）、M.希尔施菲尔德（M.Hirschfeld）等人的论文，以及希尔施菲尔德所主编的《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由于本文中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相关文献，上述作者的观点出处我就不再逐一注明了。文中提到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观点，来自I.萨德格（I.Sadger）和我本人的观察。

[2]德语之中唯一一个适当的词也许是“Lust”，但它兼具欲望和满足的含义，用在此处有些过于笼统。

[3]对这类人数进行统计的尝试极其困难，参见M.希尔施菲尔德1904年发表在《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文章。

[4]一个人对性变态这种强迫症行为的反抗强度，取决于其受暗示治疗或是精神分析的影响程度。

[5]许多人都特别强调，性倒错者在自传中对其性倒错倾向出现时间的描述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的记忆为异性恋倾向所压抑。精神分析对一些案例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它填补了患者幼年所遗忘的事情，从而完善了患者的既往史。

[6]莫比乌斯在1900年出版的《论变异——精神生活的边缘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变异现象临床诊断时的保留条件，并指出其临床意义并不大。他说：“就我们所讨论过的变异现象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对此做出诊断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

[7]即便是那些“第三性主义”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杰出的男子是性倒错者，甚至是完全性倒错者——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是我们的顾客。

[8]从前人们认为性倒错是一种病态，现在则多认为其是一种人类学现象。这主要得归功于I.布洛赫的努力，他发表于《心理性性疾病病源学文集》（1902年第3卷第2册）的文章，有力地论证了古代文化人群中存在性倒错现象。

[9]参见特劳菲（Trauffi）关于生理性雌雄同体的近著《雌雄同体与生殖性无能》(该书德文版1903年由R.图尔舍（R.Teuscher）翻译出版）以及诺伊格鲍尔（Neugebauer）发表在《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多篇文章。

[10]J.哈尔班：《性征的出现》。载于《妇科学档案》第70卷，1903年。

[11]根据《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记载，E.格雷（E.Glay）才是第一个主张使用双性理论解释性倒错的人。更有趣的是，根据柴瓦里尔的说法，绝大多数认同这种观点的人，也会将它扩展应用到正常人身上，将性倒错视作正常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冯·克拉夫特-艾宾在做了许多观察之后说：“由此可见，至少（受到压迫的）第二性神经中枢仍然存在于大脑之中。”奥杜因博士（Dr.Auduin）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男性与女性的成分，只不过其中一种成分明显强过另一种，这才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人的性别。当然，前提是这个人是一个异性恋者……”
G.赫尔曼（G.Herman）则坚定地认为：“每个女人身上都有男人的元素和特征，反之亦然。”1906年，W.弗里斯（W.Fließ）曾声称双性理论是由其首创的。而在非专业领域，人们多认为双性理论是刚刚去世的哲学家O.魏宁格（O.Weininger）的功劳。其1903年出版的《性别与特征》一书尽管落笔草率，却已经有了双性理论的观点作为依据。但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12]尽管精神分析研究还没能完全解释性倒错的起源，但它已经发现了性倒错的心理机制，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所研究过的案例中，患者在其童年的最初岁月里，都曾对女人（通常是自己的母亲）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在克服了这种依赖之后，他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将自己看作是自己的性对象。正是由于这种自恋情结的存在，他们开始寻找与自己类似的青年男子，希望他们能像母亲一样爱自己。

此外，我们还经常发现那些患有性倒错的男子并非对女性完全没有感觉，只不过那些由女人所引起的性兴奋，也被转嫁到了男性的性对象身上。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一过程不断重复，最终形成了性倒错。可以说，他们对男人强迫症一般的追求，正是因为他们不断逃避女人的结果。精神分析学说一直极力反对将同性恋视作异类，将其与正常人群分离开来。通过对尚未显山露水的性兴奋的研究，我们发现所有人骨子里其实都有选择同性性对象的能力，并且在潜意识中也早就在这么做。是的，原欲对同性的感觉，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对异性的感觉要小，在那些患病人群中间就更是如此。在精神分析学说看来，对象选择与性对象的性别无关，可供选择的性对象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这一点无论是在童年时期、原始社会中还是史前时期都不难发现。

在这一基础之上，由于这样或是那样的限制，正常或反常的性模式才开始成形。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一个男人会对女人产生性趣，绝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也不是仅仅用化学吸引就能解释得了的。对最终性表现类型的选择，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才完成的，它是先天体质和后天偶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在有些人身上，某些因素可能尤为强烈，甚至直接影响了结果；但通常来说，影响最终性表现的原因有很多，生成的结果也五花八门。

在性倒错患者身上，人们往往会发现远古体质和原始的精神机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自恋式的对象选择和肛门区的重大性意义，是性倒错的主要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特异的体质使得一些极端的性倒错行为得以发生。在那些正常人或是介于正常和性倒错之间的人群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体质。

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并非是质的差别，而仅仅是量的变化。而在偶然因素方面，我们发现早期的失败经历（早期的性恐惧）对一个人的对象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双亲是否健在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生命中没有一个强势的父亲，性倒错行为就更容易滋生。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性对象的倒错并不等同于主观性征的混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就性倒错问题，费伦茨（Ferenczi）在1914年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二卷的《男同性恋的疾病分类学》一文中又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许多机体和精神状况迥异的现象，仅仅因为都有性倒错的症状出现，就都被归为同性恋——在他看来，更好的说法是“同性情欲”。他认为，人们至少要区分主观同性恋者和客观同性恋者这两类人，前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言行举止也像女人，后者则仅仅是用同性性对象取代了女性性对象。在费伦茨看来，前者属于希尔施菲尔德所说的“性中间形态”，而后者则是完完全全的强迫症患者。只有客观同性恋者，才会对自己内心的性倒错倾向进行反抗，也只有他们才能从精神治疗中收益。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许多人更像是主观同性恋者和客观同性恋者的混合体。近些年来，以E.斯坦纳赫（E.Steinach）为代表的生物学研究也为同性恋和性特征的机体条件提供了解释。在实验中，人们将哺乳动物的性腺取下并移植到异性的身上。通过这一努力，人们实现了由雄到雌、由母到公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或多或少地表现在性特征上，也表现在心理活动中。在这一变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产生性腺，而是被斯坦纳赫称为“青春腺”的细胞间隙组织。同样的成功案例还曾发生在一名因肺结核病而丧失了睾丸的男子身上。这名男子原本在性生活中表现出被动的同性恋特征，他的举止很像一个女人，也在毛发、胡须、胸部和臀部脂肪堆积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女人的性特征。在给他植入了一个隐蔽的睾丸之后，他开始重新表现出男子汉气概，其原欲的作用对象也重新回到了女人身上。同时，女性的性特征也消失了。［参见A.利普舒茨（A.Lipschütz）:《青春腺及其作用》，伯尔尼，1919年。］但我们也不敢就此断言，这个有趣的尝试使得我们对于性倒错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为“全面治愈”同性恋提供了可行的方法。W.弗里斯就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类实验与高等动物的双性理论并不矛盾。在我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类实验取得成功，这就恰恰证明了双性理论的正确性。

[13]古人与今人情欲生活的最大差别，可能是古人更重视性冲动本身，而今人更重视其所作用的性对象。古人视冲动为圣物，认为它能够神化相对低贱的对象；而今人则认为性冲动是低俗的，只有当其作用在某些对象身上时，才能为人们所宽宥。

[14]这不禁让我联想起被催眠者对催眠师的百依百顺。我斗胆猜测，催眠的本质就是（借助性冲动的施虐成分）令被催眠者的原欲聚焦在催眠师身上。费伦茨认为，这种暗示也许与双亲情结有关。（参见《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年鉴》第一卷，1909年。）

[15]我们也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对象选择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对性对象的高估。之后，我们还将对其他身体部位的性地位给出更为直接的解释。霍赫（Hoche）和I.布洛赫提出了“对刺激的饥渴”这一说法，用以解释性兴趣为何会深及除生殖器官之外的其他身体部位，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原欲所经过的各条道路，从一开始便像一张通信网一样联系紧密，我们不应该忽视原欲进入支流的情景。

[16]在典型的情况下，女人并不会对自己的丈夫过于高估，但在她们的眼里，自己所生的孩子绝对是顶呱呱的。

[17]这种损伤也意味着体质上的缺憾。精神分析研究发现，儿时遭到性恐吓，会使人偏离正常的性目标，转投其替代品。

[18]深入的精神分析研究对比奈特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所有的观察都指出，当一个人第一次与崇拜物相遇之时，心里就已经对其充满了性的憧憬。而周遭的状况，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何以成形。此外，所有这些早期的性印象都是在5到6岁之间出现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怀疑这种病态的执着是否会出现得如此之迟。真相是，在崇拜物出现之前的记忆之中，存在着一段被压制和遗忘了的性发展经历。它隐藏于崇拜物身后，崇拜物就代表了它的所有残迹。婴儿如何走向崇拜，又如何挑选出崇拜物，这都是由一个人的体质所事先决定的。

[19]鞋子或拖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20]通过指出已经在精神压制之下丧失了的食粪倾向中的嗅觉快感对崇拜物选择的重要作用，精神分析理论还填补了一个理解恋物癖的空白。无论是脚还是头发，都是有很强气味的部位。当嗅觉快感因为臭味而被人们放弃之后，它们便成了崇拜物。在那些将脚当作崇拜物的性变态行为中，患者的性对象都是脏脚和臭脚。人们对脚的偏爱与崇拜，幼儿性欲理论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脚被看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替代物——在有些情况下，原本针对生殖器的视淫欲会促使人将他人从下往上打量一番，可是由于禁忌和精神压制的存在，这种行为在半途便不得不戛然而止，于是脚就成了崇拜物。在婴儿的想法里，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与男性相同的。

[21]我一直坚信，“美”源自性兴奋，它原本代表着性刺激。然而，看上去最能引起强烈的性兴奋的生殖器官，却从来没有被人们称过“美”。

[22]分析发现，这类性反常行为与其他性反常行为一样，有着多种出人意料的动机和意义。例如，暴露癖与阉割情结有着很强的关联，它展示了自身（男性）生殖器官的完整性，也表达了孩子看到女性缺少阳具时心中的满足之情。

[23]多年之后，我对受虐狂的心理结构和造成这种现象的冲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它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我承认了原发性快感区受虐狂（primärer-erogener-Masochismus）的存在，受虐狂的另外两种形式——女性受虐狂和道德受虐狂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继发性受虐狂，这是施虐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泄，转而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参见拙作《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0卷，1924年。）

[24]本书随后对性器官前期性发展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25]也有人认为，在性冲动的源头有着某个特殊区域使得“施虐狂—受虐狂”这对现象能够从其他性变态行为中脱颖而出。

[26]在此，我就不再罗列过多的证据，而仅仅引述哈夫洛克·霭理士1903年出版的《性欲》中的一段话：“所有著名的施虐狂和受虐狂案例——其中也包括冯·克拉夫特-艾宾所引述的已经被科林（Colin）、斯科特（Scott）和费拉（Féré）等人证实的案例，都显示这两种现象会出现在同一个个体身上。”

[27]参见本书随后关于矛盾心理的论述。

[28]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对性发展造成阻碍的力量——厌恶感、羞耻感和道德——视作是性冲动心理发育的外部阻力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到了适当的时间，一有教育或是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它们便会自发出现。

[29]对于性变态的起源，我还要再插一句嘴：我们有理由相信，跟恋物癖一样，在性变态上位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正常的性发展时期。对于个别案例的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性变态是俄狄浦斯情结所留下的发展残迹，在其受到排挤之后，性冲动中那些最为强势的成分又蠢蠢欲动了。

[30]如果我说，精神病症状一方面源于原欲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对原欲做出反应的结果，这绝对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而非背叛。

[31]参见拙作《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年。对于自己曾运用内心净化疗法治疗的第一位女病人，布劳尔这样说道：“她的性知识少得可怜。”

[32]性变态者对于自己的幻想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有利的情况下，它可能转化为实践；妄想症患者心思细腻，他们将自己疯狂的恐惧投射到了他人身上；在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潜意识中，也存在着幻想。以上三者的幻想十分相似，甚至有些细节都十分吻合。

[33]精神病也往往与显性的性倒错现象一起出现，而异性恋的倾向，则成了这一过程中彻头彻尾的牺牲品。我必须承认，尽管之前我也已经在个案中有所发现，但我是在柏林与W.弗里斯进行了一番密谈之后，才开始注意到精神病患者身上性倒错倾向的必要性和普遍性。这一事实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它必将对所有的同性恋理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些人将此完全归功于我，其实是不太恰当的。

[34]性冲动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不完善的部分。在我后来所写的《自我与本我》（1920年）和《超越快乐原则》（1921年）两篇文章中，我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

[35]这一假设来自对一批精神疾病的研究，目前还很难得到证实。但如果缺少了这一前提，我们就很难就性冲动这一问题做出精辟的论述。

[36]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了摩尔的观点。他将性欲分为肉体接触欲和消除肿胀欲，前者指的就是皮肤与皮肤相接触的欲望。

《性学三论》

二、孩子们的“性冲动”
（Die infantile Sexualität）

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并没有性冲动，性冲动的出现始于青春期。这种观点不仅无知，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性生活的基本规则缺乏了解造成的。对孩童时期的性表现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冲动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及其不同的组成要素。

我们发现，有些专家在试图解释成年人的特性和反应的时候，对遗传的作用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他们对人类祖先生活的史前时代关注有加，却忽略了对于个体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童年时期。[1]

事实上，童年时期的影响更易被人理解，也必须放在遗传因素之前加以考虑。

尽管我们偶尔也能在文献中读到关于儿童在发育早期出现勃起、手淫和其他类似的性行为的记载，但长期以来，这些行为一直被视作趣闻怪谈，或是人类劣根性的佐证。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为孩童时期的性冲动正名；在介绍儿童发育的众多书籍中，“性发育”这一章往往被一笔带过。[2]

对幼儿期的遗忘

我认为，以下两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有意遗忘了幼儿期的性发展：一方面，专家们受其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顾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受了某种精神现象的影响。

这里我指的是对幼儿期的遗忘，大多数人（并非所有人）会对自己6到8岁期间的童年经历记忆不清，这种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谜团，但好像至今还没有人对此表现出诧异。

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人们发现，正是在这段仅有少数模糊记忆残存的时期，我们开始对感受到的事物积极地做出反应。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能够表达出自己的痛苦与欢乐，我们开始表现出爱、嫉妒和其他一些情感，并为之心潮澎湃。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孩子们正是从这时期起开始具备了一定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在长大成人后，我们却对这一时期一无所知。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比起其他精神活动来显得如此迟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接受能力和再现能力本应该是最强的。[3]

但从另一方面看，通过心理学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印象，仍然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最为深刻的痕迹，甚至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

可以说，幼儿时期的印象并不是真的被彻底抹去了，我们只是对其有所遗忘，其本质是意识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排挤），类似的现象我们也能在一些精神病人身上观察到。

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排挤了童年时期的印象？解开了这个谜团，我们或许也就可以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遗忘症了。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要说，对幼儿期经历遗忘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儿童和精神病人精神状态做对比的契机。说不定我们会发现，对幼儿期的遗忘其实也与幼儿期的性行为脱不了干系。

此前，当我们提到有些精神病人对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或是回归到儿童时期时，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对比。

此外，将对幼儿期的遗忘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遗忘联系在一起，可并不是什么玩笑话。

受排挤作用而成的歇斯底里式遗忘症，其成因是患者的意识中已经存在一系列不能为其所用的记忆痕迹，它们有着一股吸引力，能够在联想的过程中，将存在于意识中的当前记忆也拉入意识的盲区。[4]如果没有对幼儿期的遗忘做铺垫，可以说歇斯底里式的遗忘症根本就不会出现。

我认为，正是对幼儿期的遗忘，导致人们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它掩盖了童年时期性发育的痕迹，使得人们不敢相信童年时期的生活会对个人性生活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要填补人们意识中的空白，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早在1896年，我就强调了童年时期对于一些与性生活有关的现象的重要作用。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致力于使人们相信，幼儿时期是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童年的性潜伏期及其中止

证据表明，一个人的童年存在着大量异常、例外的性冲动，而对精神病人儿时记忆的发掘，也帮助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幼儿时期的性行为图景：[5]

众所周知，新生儿身上就有性冲动的萌芽。这些萌芽发展了一段时间，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压制。但在性发育的不断冲击下，随着个人体质的增强，这种束缚终究会被打破。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周期性和规律性，至今尚没有定论。但一般来看，幼儿的性活动在三四周岁时就能被观察到。[6]

性压抑

而就在性活动完全或部分潜伏的时候，那些随后会阻碍性冲动发展的精神力量（厌恶感、羞耻感、审美和道德上的理想化要求等）也已经完全成形。它们就像堤坝一样，为性冲动的活动设置障碍。我们总以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孩子，正是在教化中学会设置这些堤防的。

事实上，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也是机体发育的必由之路，即便没有教育，这些精神力量也可能诞生。教育仅仅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起作用，它使得这股精神力量得到强化，使其变得更为纯净，更加有力。

反向作用和升华作用

精神力量的形成对于个人今后文化的习得和常态的保持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些力量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的呢？

这也许也是幼儿时期性欲本身的功劳。在潜伏期中，性欲这条河流依然在源源不断地流淌，但其所有或是绝大部分的能量却早已脱离了原来的性目标，被挪作他用。性冲动脱离原来的性目标，转向新的目标的过程，被称作升华作用。

正是在这种升华作用的帮助下，我们的文化成就才得以实现。这一点得到了所有文化史学家的一致赞同。

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升华作用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性潜伏期。[7]

对于升华作用的机制，我们也可以稍加猜测。一方面，由于生殖器官尚未发育成熟——这也是潜伏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幼年的性欲没有足够的作用空间；另一方面，幼年的性欲本身是反常的，它们源自快感区，以性冲动的形式得以表现，但却只会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给人带来不快。于是，一股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反向欲望）就被唤醒，厌恶感、羞耻感和道德感，就构成了对抗这种不快的精神大坝。[8]

潜伏期的中止

当然，我们对幼儿性潜伏期的上述观点有一些猜测的成分，论述也不甚清晰。

在现实中，对幼儿性欲善加利用更多地是一种教育者的理想，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有时一部分性表现会从升华作用中脱离回来，有时性行为会在整个潜伏期内保持着蠢蠢欲动的状态，直到青春期的到来彻底冲破束缚。

教育者们在关注幼儿性欲时，表现得好像赞同我们的观点，相信道德的防御力量源自性活动，并相信幼儿的性活动是无法驯化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把孩子的所有性表现视作恶习——不过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们却很愿意认真去研究这种被教育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现象，因为我们希望从中发现性冲动的本来面目。

幼儿性欲的表现

吮吸现象

在幼儿性欲的表现中，吮吸现象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对此，匈牙利儿科医生林德纳（Lindner）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婴儿天生就有吮吸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成年，有的人甚至终身都无法戒掉。

吮吸指的是有规律地用嘴（或嘴唇）去反复触碰一样事物，但这一切却并非以汲取营养为目的。自己的嘴唇或舌头固然是婴儿所喜爱的吮吸对象，但有时候，即便是大拇指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婴儿还会出现抓取东西的欲望，他们会用相同的节奏扯弄自己的耳垂，或是其他人身体上的某个部位（通常是耳朵）。

吮吸的动作会耗尽一个幼儿的全部注意力，使其坠入梦乡，或是出现类似性高潮的和谐反应。[9]伴随着吮吸的动作，婴儿还会不自觉地抚摸自己的某些敏感部位，如胸部，或是外生殖器。许多小孩便是由此从吮吸走上了手淫的道路。

林德纳十分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是性欲在作祟，他也毫无保留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育婴室里，小孩吮吸手指俨然就是一种另类的性犯罪。那些对林德纳观点提出异议的儿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多半是混淆了性与生殖器的区别。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难题：什么才是儿童性表现的基本特征？

在我看来，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已经开始逐步认清种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吮吸当作是婴儿的一种性表现，并从中发现幼儿性行为的基本特征。[10]

自体享乐

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发现，婴儿的这类性行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性冲动的作用对象并非他人，而是自身。他们在自己身上获得满足，用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话说，这种行为叫做自体享乐（Autoerotismus）。[11]

此外我们还发现，孩子做吮吸这个动作，是在试图寻回一种曾经经历过的快感。通过有规律地吮吸某处皮肤或黏膜，他们很容易就能获得满足。

我们也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孩子所追寻的愉悦感受，最初是在什么场合下获得的。在其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生命体验中，通过吮吸母亲的乳头或其替代物，孩子们已经熟悉了这种感觉。我们认为，孩子的嘴唇就像一个快感区，温润的乳汁从此流过，引发了孩子的快感。

最初的时候，快感区的满足和食欲的满足是同步产生的。人类的性行为最初是与维系生存的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后才从中独立出来。如果你曾经将一个喝饱了奶的孩子从母亲的胸前抱开，他红扑扑的脸蛋和睡梦中满足的微笑，一定会让你联想到成年人获得性满足时的表情。

但现在，再次获得性满足的需求不得不与摄入食物的需求分道扬镳，因为当儿童长出牙齿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咀嚼而非吮吸获得营养。

孩子们不喜欢吮吸陌生的物体，吮吸自己的皮肤会让他们感到舒服很多，因为此时的他们还不想与外界打交道，而自己的皮肤正好与外界无关。何况，皮肤可以算得上是他们身上的第二个快感区，尽管其重要性稍显逊色。

也正是因为皮肤的重要性不可与嘴唇相比，它最终被嘴唇抛弃，被另一个人的嘴唇所取代。（“真遗憾，我不能亲吻我自己。”这句话可谓说得恰到好处。）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做吮吸这个动作，只有那些天生就具有敏感的嘴唇的孩子才会如此做。如果这种行为一直保持下去，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一定是善于接吻的人，甚至可能会亲吻同性；如果孩子碰巧是男性，还极可能养成抽烟酗酒的习惯。

可是，如果他们的这类冲动在内心受到过于强烈的排挤，他们也会出现厌食的症状，甚至会歇斯底里般地呕吐。这是因为嘴唇是接吻和进食所共用的部位，对性欲的排挤也会影响到食欲。我治疗过许多患有进食障碍、歇斯底里式塞喉症、窒息感和呕吐等症状的女病人，她们在童年时期往往都有爱吮吸的习惯。

在吮吸这个动作上，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幼儿性欲表现的三大基本特征。

第一，性欲的产生与人类的进食功能关系密切；

第二，这时的性欲还没有性对象，仍处于自体享乐阶段；

第三，此时的性目的受快感区的直接控制。我们姑且认为，这些特征也适用于幼儿性冲动的其他行为表现。

幼儿性欲的性目标

快感区的特征

从吮吸这个例子中，我们又获知了不少识别快感区的方法。通常来说，快感区指的是某处在特定的刺激下能够使人获得一定快感的皮肤或黏膜。毫无疑问，促使快感产生的刺激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我们对此还不甚了解。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刺激必须具有某种规律性，很可能与挠痒痒类似。但是由此产生的快感是否具有特殊性，是否是性行为所特有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对于快感和不快的心理学研究还有许多死角，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谨慎些为好。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找到支持其特殊性的理由。

快感区的特征在有些身体部位上十分明显。正如吮吸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有些地方天生就是快感区。但同一个例子也表明，任何一处其他皮肤或黏膜都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快感区。由此说来，刺激的强烈程度更取决于所生成的快感的强度，而非其所作用的身体部位。

喜欢吮吸的孩子遍寻自己的身体，找到某个部位作为吮吸的对象，习惯成自然，那个部位便成了他钟爱的吮吸对象。如果之后他恰好碰到了某个天生的快感区（如乳头和性器官），那这些地方自然就会成为他长期钟爱的对象。在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表现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可转移性。在这种精神病中，患者自身的性器官受到很强烈的排挤，其敏感性被转移给了其他身体部位。于是，这些本不应该成为成年人快感区的部位，也开始起到性器官的作用。

但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可能在刺激之下成为快感区，这点和吮吸的情形是一样的。快感区和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区具有相同的特征。[12]

幼儿的性目标

幼儿期性冲动的目标，是通过对特定快感区的一定刺激，获得性满足。这种满足感必须是幼儿之前已经经历过的，他的内心中有重复这种满足感的需求，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们的大自然已经在这方面做了精心的安排。[13]

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唇部在摄入食物时，同时使人感受到了性快感，以后我们还将遇见更多类似的例子。

当一个人想要重复此前所获得的满足感时，他的状态大致如此：一方面，他会有一种奇特的紧张感，这更多地使他感到不快；另一方面，其神经中枢会发痒，并将这种感觉投射到其他边缘的快感区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类的性目标是用外来的刺激替代内心投射到快感区的瘙痒感，在消除这种瘙痒感的同时获得满足。这种外在的刺激方式往往与吮吸这个动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生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性需求也可以在边缘区域生成，从而造成快感区的实际变化。然而，对同一个区域的刺激，既可以消除某种感觉，又可以使人产生新的快感，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天方夜谭。

手淫的性表现[14]

在理解了某一个快感区的性冲动后，我们就不难举一反三，进而了解幼儿性行为的实质。不同快感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使人产生满足感，所需的动作也不尽相同。对于嘴唇来说，吮吸是使其获得满足的动作；由于每个区域构造和状况的不同，其所需的肌肉动作也存在区别。

肛门区的活动

与嘴唇区一样，肛门区的性活动也与其他身体活动存在联系。可以说，这个身体区域本身具有很强的性刺激意义。精神分析研究发现，这个区域的性冲动会产生令人惊奇的变化，同时它还保持着相当强的性感受能力。[15]

儿童的肠胃经常会出现不适，这就使得肛门区从不缺少强烈的刺激。如果年纪轻轻就患上肠炎，孩子会变得有些神经质；长大成人后，肠炎也会对精神病人的某些症状产生影响，这都与肠胃不适脱不了干系。既然肛门区在经历了种种变化后仍然能够保持其性刺激意义，那么古代医学所一直强调的痔疮对精神病的影响，也许并非无稽之谈。

孩子们常常通过控制排便来获得快感。当肛门的粪便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从而引发强烈的肌肉收缩时，大量的粪便同时通过肛门，就会对肛门黏膜产生强烈的刺激。

虽然这种刺激伴随着一定的痛楚，但更多的还是酣畅淋漓的感觉。所以，如果一个小孩执拗地拒绝在看护人的要求下如厕，而更愿意随着自己的心意行事，那或许可以被视作是产生某种怪癖或神经质的前兆。

当然，孩子并不是有意要弄脏床铺，他只是不想错过伴随着排便过程而来的性快感。有些教育家称那些不愿意去排便的孩子是坏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感觉恰到好处。

肠道的排泄物除了会对肛门黏膜产生刺激，从而使人产生性快感，它的作用机理还类似于另一个儿童期过后才起作用的器官，对于婴儿还具有某些其他特殊的意义——孩子们把排泄物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将其排出，就意味着奉献和顺从；拒绝排便，则表现出了小家伙对周围环境的不满。

这里的“奉献”，对于孩子来说就意味着“生孩子”，在幼儿的性认识中，孩子是吃了东西之后怀上的，之后会通过肠道排出来。

最初人们憋住粪便不排出体外，是为了刺激肛门区，从而达到一种手淫的目的，或是向自己的看护人提出抗议。这种现象也可以被用来解释为何许多精神病患者经常便秘。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有着奇特的排便习惯，他们将其视作是某种仪式，小心地保守着排便的秘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肛门区的重要意义。[16]

此外，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内心或是边缘快感区瘙痒感的作用下，还会用手指对肛门区进行自慰，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生殖区的活动

在孩子的快感区中，有一个区域不居第一位，也不是早期性冲动的载体，但却在今后的性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男女，这个地方（龟头，阴蒂）都与排尿有关，它们最初被包围在黏膜囊中，是以在早年常常受到分泌物的刺激。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是真正意义上的性器官活动，也是今后“正常”性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身体构造的原因，有些人内分泌过于旺盛，洗澡时的冲刷和摩擦，以及某些偶然的刺激（如蛔虫在女孩身体内的蠕动），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些区域在婴儿期就感受到了性刺激，也使孩子心中产生了重复体验这种快感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对生殖区产生刺激的方式太多太多，本应以清洁身体为目的的洗澡活动，反而会搞得一个人心生邪念；婴儿期的手淫可谓防不胜防，这一时期对生殖器的触碰，也奠定了其今后在性行为中的主导地位。

孩子们可以通过用手触碰或按压生殖器来消除瘙痒感，获得满足感；夹紧双腿也能取得类似的效果——这种行为多见于女孩。男孩更喜欢用双手手淫，从中也可见男性的征服欲望是多么强烈。[17]

如果我说幼儿时期的手淫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已经说到过的婴儿哺乳期；第二个阶段出现在四岁左右，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儿童的性行为十分频繁；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春期的手淫。

儿童手淫的第二个阶段

一般来说，婴儿的手淫持续时间较短，但也有一些人的手淫行为偏离了文明人群所孜孜以求的发展方向，一直持续到了青春期，这可谓是文明的一大失败。

在哺乳期后，通常是在四岁之前，这些生殖器区的性冲动又会重新苏醒，并在再次被压制前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性阻力没有出现，手淫也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一阶段的情况因人而异，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每个个案才能了解性冲动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儿童第二阶段的性行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在一个人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正常人来说，这将决定他的性格；而对于在青春期后患上精神病的人来说，这将决定他可能出现的症状。[18]

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往往会忘记这一对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使得自己的记忆发生偏差。此前我曾提过，对幼儿期的遗忘与幼儿期的性行为存在关联。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找回被遗忘的东西，从而消除由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精神材料所引起的强迫症行为。

哺乳期手淫的重现

到了一定年龄后，哺乳期的性冲动会重新出现。它要么表现为由内到外的瘙痒感，只有手淫才能让人得到满足；要么表现为一种类似于遗精的行为，这跟性成熟后的遗精类似，使人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就能获得满足。

后者往往在进入童年后期的女孩身上更为常见，其原理至今不明，似乎往往是由于早期的频繁手淫引起的——但这也不是必要条件。这类性行为的表现也不太明显，由于生殖器官尚未发育成熟，与其毗邻的泌尿系统承担了其大部分功能。

有些小孩会感到膀胱肿胀，这其实是其性欲受到阻碍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夜间遗尿，这如果不是由羊痫风所引起，那就是类似遗精的表现。

哺乳期的性行为之所以再现，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必不可少。通过对精神病症状的分析和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对于这两者都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

我们暂且放下内因不谈，光是这一时期偶然出现的外因，就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最重要的外因当然是不当的诱导，有些人过早地将孩子也当成了性对象，使得孩子从生殖区的性满足中深受震撼，从而忍不住一再地试图用手淫的方式重新寻回这种满足感。这种影响可能来自成年人，也可能来自其他孩子。

在我1896年撰写的《歇斯底里症病源学》一文中，尽管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正常人可能也在童年有过性经历，所以将诱导看得比其他的性行为和性发展更为重要，但我现在却不认为自己高估了这类事件出现的频率和意义。[19]

当然，仅仅是诱导还不足以使孩子的性生活彻底觉醒，其中必然也还有内因的主动参与。

性变态的多样化

在诱导的作用下，孩子们可能出现多种性变态倾向，甚至做出各种出格行为。

由此可见，孩子本身就具有适应这种倾向的能力；而变态倾向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由羞耻感、厌恶感和道德所组成的精神大坝尚未成形。孩子们此时的行为，与原始社会中那些尚未开化的普通妇女无异。

在她们的身体里，往往具有各式各样的性变态的倾向，也许在通常的情况下她们的性行为还能表现得很正常，可是一旦在某个行家里手的诱导之下，她们尝到了各种性变态行为的滋味，从此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此外，许多妓女的职业活动中也不乏幼儿一般多样化的性行为。有些人虽然不再从事这一行当，其性取向却没有改变。考虑到这类人群的庞大数量，我们不得不承认，性变态的取向由来已久，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

部分冲动

此外，来自外界的诱导并不能帮助我们理清性冲动的原始关系；相反，它过早地将一个孩子引向了某个性对象，而幼儿时期的性冲动本身却并不需要这一点，这反而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

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儿童时期的性冲动主要集中在某些快感区，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将他人视作性对象的成分。这些冲动与快感区无关，主要表现为窥视、暴露的快感和暴力的倾向，它们是窥阴癖、露阴癖、施虐狂、受虐狂等症状的萌芽，需要等到一个人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会露出本色，但就在当时，它们作为从快感区剥离出来的性行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小孩子不懂得何为羞耻，在早年往往喜欢裸露自己的身体，尤其喜欢展示其性器官。与这种变态倾向相反的，是窥视他们性器官的好奇心。这一点可能要稍晚几年才会显露出来，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羞耻心。在外来诱导的影响下，变态的窥视行为可能会对孩子的性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通过对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童年的研究，我发现窥视欲更多地是一种孩子自发的性表现。小孩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到了自己的性器官上——这通常是伴随着手淫产生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他们就会将这种关注扩展到玩伴的性器官身上。

由于只有在别人大小便时，他们才能看到对方的性器官，久而久之，这些孩子就成了窥阴癖者，十分热衷于观看他人排尿和排便的过程。虽然这种倾向随后会受到排挤，但观看（同性或异性）性器官的冲动仍然会缠绕在这些人身上。在有些精神病案例中，这就是造成患者发病的罪魁祸首。

儿童性冲动中的暴力成分，更是与快感区的性活动无关。儿童容易性情残酷，是因为其自制力和同情心成形较晚，从而使征服他人、从他人的痛苦中取乐的念头得以为所欲为。对于这种冲动的来源，迄今为止还没有很成功的精神分析。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的暴力倾向来自他们的控制欲，当性器官还没能真正实现其功能时，这种暴力倾向就成了性生活的一部分。

这段性生活受暴力倾向控制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性器官前期（prägenitale Organisation）。那些对小动物和玩伴表现得十分残酷的孩子，早年往往经历过强烈的快感区性活动，而快感区的性活动是所有早熟的性冲动的最主要标志。如果没有同情心的限制，儿童时期与快感区紧密联系的暴力倾向可能伴随一个人一生，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自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之后，我们明白了教育者以打屁股的方法对孩童施行惩戒，会对其臀部皮肤造成疼痛刺激，这恰恰可能就是暴力冲动的被动形式（受虐狂）的快感来源。

为此，有教育家不无道理地提出，不应对孩子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尤其是打屁股这种行为更应被禁止。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原欲在文明的教导之下走向歧途。[20]

幼儿的性研究

求知欲

就在孩子们的性生活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候——这大概是三到五岁期间的事情——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也开始萌动。

求知欲既不是性冲动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说跟性欲毫无瓜葛。从一方面看，它是控制欲的一种升华形式；从另一方面看，其能量来自窥视的欲望。

尽管如此，求知欲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知道，儿童的求知欲出现得极早，且明显受到性问题的强烈吸引，说不定就是由性问题唤醒的。

狮身人面像的谜团

促使儿童积极探索的，不是理论上的热情，而是实际的兴趣。在孩子们的经历或是臆测中，都有另一个孩子的到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地位的故事。他们担心一旦此事成真，新来的孩子就可能夺取原本属于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这使得他们变得十分敏感，甚至惶恐不安。他们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跟底比斯的狮身人面像所提出的谜语大同小异。孩子们毫无困难地就能够认识到两性之间的差异，但男孩们却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他认识的人都跟他一样拥有阳具，没有这个东西的人，绝不会出现在他的概念里面。

阉割情结和阳具崇拜

男孩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然而在矛盾的事实面前，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阉割情结），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看法。

而对于女孩来说，她们总是想为自己所失去的阳具找到替代物，这也为各式各样的性变态行为埋下了伏笔。[21]

认为所有人都拥有阳具的看法，是幼儿性理论中最扑朔迷离但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点。尽管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这种看法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女性的阴蒂也可以被看作是阳具的替代物，但这却得不到孩子们的认同。

起初，小男孩会拒绝接受男女之间的差异，而当小女孩看到小男孩的阳具后，她们会很快就承认这一事实，并产生一种阳具崇拜，希望成为一个男孩。这种愿望也对女孩的性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育理论

许多人都还记得，在青春期之前的这段时期里，自己对于“孩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曾经有过浓厚的兴趣。当时，他们找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孩子是从胸部出来的，或是从身体里给人掏出来的，也有人认为肚脐眼一开，孩子就钻了出来。[22]

由于记忆受到来自内心的排挤，人们对于早年就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但所有人得出的结论似乎出奇地一致：他们认为人们（像童话中描述的那样）是吃了特定的东西，就怀上了孩子，而生孩子的过程就像拉屎一样，孩子是从肠道里出来的。

孩子们的这种看法使我们想起了动物王国中的某些构造，在那些比哺乳动物还要低等的动物身上，仍然保留着泄殖腔。

将性交视作虐待

有些成年人认为小小年纪的孩子不懂得何为性，可如果他们真的目睹了成年人的性交行为，孩子们就会将其看作是带有某种虐待或征服性质的行为，对其中的暴力倾向记忆犹新。

精神分析研究表明，童年的这类印象会深深地扎根在孩子心底，使其性目标发生偏离，出现虐待的倾向。另外，孩子们往往还会扎堆在一起，集体研究性行为——或是他们眼中婚姻的奥秘。在他们的理解中，性行为大概与大小便功能密不可分。

儿童性研究的典型性失败

总体来看，儿童的性理论是建立在他们自身的性认识的基础上的，尽管他们的一些谬误显得有些荒诞，但他们对性行为的理解，其实已经超越了对造物主的想象。

孩子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母亲怀孕了，也知道该如何正确解释这一现象；仙鹤送子的传说尽管口口相传，他们听了也只会半信半疑。但由于孩子们尚不知道具有受精功能的精子和女性尚未发育成熟的阴道的存在，他们的性研究往往无功而返，甚至常会使他们的求知欲受挫。

这一时期的性研究总是独立进行的，这象征了孩子们独立迈向人世的第一步，它使得孩子们对自己周围那些原本值得信赖的人产生了疏离感。

性组织的发展阶段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了幼儿时期的性生活是自体享乐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性对象），每一种部分冲动都会独自行动，并最终达到获取快感的目的。

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性生活会向着成年人正常的性生活靠拢。这样一来，所有快感的获得都是以生殖为目的的，部分冲动会在某个快感区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以在陌生的性对象身上实现自己的性目标。

前生殖器性组织

在借助精神分析对幼儿时期的障碍和错乱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部分冲动在这一阶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一个性王国的雏形已经构成。

这一阶段的性组织通常运行平稳，不怎么显山露水。只有在个别病例中，它们才显得异常活跃，一眼就可以观察出来。

我们称这些生殖器尚未占据主导作用的性组织为前生殖器性组织（prägenitale Organisationen）。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性组织主要分为两类，它们令我们联想起了远古动物的状态。

第一类前生殖器性组织被称做“口欲的性组织”，或者说是“食人的性组织”。

这时，性活动和进食行为尚没有明确的区分，男女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明显，一种行为的作用对象同时也是另一种行为的作用对象，人们的性目标是将性对象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层面上的认同感，对人类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吮吸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这一从病理学上衍生出来的抽象性组织阶段的残迹，在这个动作中，性活动已经从进食行为中脱离开来，外部的性对象也被自己的身体所取代。[23]

第二类前生殖器性组织是施虐性的肛门性组织。在这类性组织活动中，男女之间的差异已经成形，但我们还不能将其称为“男性”的和“女性”的行为，而只能用“主动”和“被动”两个词去代替。

一方面，这类组织的活动主要由全身肌肉的控制欲生成；另一方面，肠道黏膜成了达到被动性目标的组织。这两类活动都有自己的性对象，两者的对象并不相同。

此外，还有一些部分冲动以自体享乐的方式存在。在这一阶段，两性的对立和外部的性对象都已经到位，只不过此时的性冲动尚未完全成为生殖功能的傀儡。[24]

矛盾心理

上述两类性组织都可以持续一生，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性行为也都与其相关。其明显的性虐待特征和肛门区的泄殖腔功能，使得这类性组织有着复古的色彩。另外，相反的性冲动以类似的方式成对出现，这被布罗尔乐（Bleuler）称为矛盾心理，实在是恰到好处。

我们对前生殖器性组织的认识大多来自对精神病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后者的研究，人们对前者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将对正常性功能的出现与发展拥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让读者对婴儿的性生活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尽管在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对象选择是青春期所特有的行为，但早在童年时期，婴儿就开始对性对象有所选择。他们所有的性追求会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希望在他那里实现自己的性目标。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这已经是他接近成年人正常性生活的最佳途径了，这是因为他们的部分冲动还没能形成合力，或者说尚不能由性器官随心所欲地进行支配。性器官以生殖为目的，对部分冲动进行引导，这是性组织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25]

两个时期的对象选择

在典型情况下，性对象选择会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或者说是进行了两次跨越。

第一次跨越在2到5岁之间开始，在进入潜伏期后渐渐沉默或是回到原地，其性目标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儿童的本性；第二次跨越从青春期开始，它将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性生活走向。

由于潜伏期的存在，一个人的对象选择被分成了两个阶段，这会给一个人最终的性生活状态造成很大的困扰。

幼儿时期的对象选择会在稍晚的时候重现，它既可能保持原状，也可能在青春期发生改变。但由于在潜伏期内排挤作用的发展，幼儿时期的对象选择其实已经毫无用处——它的性目标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这就成了性生活中幸福的烦恼。

精神分析研究就可以证明，在这股柔情、尊敬和崇拜的背后，是幼儿时期的部分冲动在作祟。青春期的对象选择必须避开幼儿期的性对象，它更多地是一种感性的选择。

幼儿期和青春期对象选择的不一致，常常会导致一个人所有的欲望无法聚集在一个对象身上，性生活也就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幼儿性欲的来源

在探寻性冲动来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性兴奋：

a）是对其他组织结构所感受到的快感的重现；

b）源自对周边快感区的刺激；

c）是某些我们尚不完全了解的冲动（如窥淫欲和施虐倾向）的表现。

善于从一个人的童年中找寻现象原因的精神分析研究和与此同步进行的对孩子的观察，将一道为我们揭示性兴奋的其他来源。

如果我们仅对孩子进行观察，很可能会对观察对象产生误读；而精神分析所面临的困难是它在得出结论之前，很容易绕弯路。如果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知识来源。

在对快感区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整个人身上的表皮其实都有一定的应激性，而快感区的敏感度则异常强烈。如果我们发现，对皮肤的某些普通刺激也可能引起性快感，那也不足为奇。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温度的刺激对人的作用，这或许也将帮助我们理解温泉浴的治疗效果。

机械性兴奋

此外，我们还发现有规律地机械晃动身体，也会引起性兴奋，这主要是因为平衡神经所连接的感觉器官、皮肤和深层部分（肌肉、关节等）受到了刺激。

我们有必要指出，我们这儿所说的“性兴奋”和“性满足”，其定义都是十分宽泛的，稍后我们还会对其细加解释。

孩子们很喜欢一些运动游戏，如荡秋千和被抛到空中飞起来，尽管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摆弄，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甚至一再要求重复类似的动作。这恰恰说明，一些特定的机械身体晃动会使人产生快感。[26]

我们都知道，当孩童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以晃动他们，使他们尽快进入梦乡。稍微大一些的孩子，也都喜欢坐在车厢内颠簸，或是坐在火车上晃动，所以几乎所有男孩都曾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产生过想要当一名司机或是车夫的念头。他们十分关注铁轨上的任何响动，在（青春期之前不久）这幻想的年纪里，火车成为其性幻想的中心。

正是由于晃动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快感，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将乘坐火车旅行与性活动联系到一起。随后，在内心排挤作用的影响下，儿时的喜好反而成了累赘。

许多人在长大后会对晃动感到恶心，坐一次火车，往往会让他们累得要死，甚至变得焦躁不安。有些人更是患上了火车恐惧症，以拒绝乘坐火车的方式防止糟糕的经历再次重现。

事实上，在恐惧和机械晃动的双重作用下，一个人甚至会出现歇斯底里般的精神病症状，其原因尚不清楚。但我们至少可以猜测，这类影响虽然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性兴奋，对于性兴奋的作用机制和化学机理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肌肉活动

众所周知，儿童需要激烈的肌肉活动，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无可比拟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是否直接与性相关，是否会使人获得性满足或是引起性兴奋，还有待讨论。

我们认为人们在被动的状态下也能从他人的动作中感受到性兴奋，但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但事实上，许多人都说他们是在与小伙伴打架或是摔跤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殖器的性兴奋，也就是说，除了肌肉的紧张活动外，还伴随着肌肤的接触。

有些人喜欢与特定的某个人打架，或是拌嘴（“打是亲，骂是爱”），这恰恰是他们对象选择的结果。同时，肌肉活动引发性兴奋的过程，也为性冲动中的施虐倾向埋下了伏笔。

许多人对儿时通过打架获得性兴奋的过程记忆犹新，这也成了他们的性冲动所喜爱的发展方向。[27]

情感过程

除上文列举的之外，对于其他儿童性兴奋的来源，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

通过观察和研究，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所有强烈的情感过程，哪怕是极为恐怖的记忆，都会对孩子的性活动产生影响。同时，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情感活动的病理学作用。

对考试的恐惧以及遇见难题时的紧张，不仅对孩子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还可能成为他们在性表现方面取得突破的契机。在这类情况下，孩子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触摸自己的生殖器，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遗精的过程，使人陷入难堪的境地。

孩子的有些行为让教师感到迷惑不解，这就需要将其与萌动的性欲联系在一起考虑。许多人都会从恐惧、惊悸和害怕这类并不太舒服的情感中感受到性兴奋，这种感觉甚至会伴随人一生，这也就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一再地追寻这类感受。当然，前提条件是其给人带来的不适感不能太强烈，所以人们总是从幻想、书籍和戏剧中去寻找这类感受。

我们看到，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强烈的痛苦也会给人带来性兴奋，这大概也是施虐狂和受虐狂这类变态冲动的根源之一。我们也慢慢地发现，这类倾向其实也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8]

智力活动

最后，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智力活动对性冲动的影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项智力活动时，他们的精神高度紧张，性兴奋也会由此产生。我们平时总说过度用脑会使人变得神经兮兮，这或许就是其背后的原因。

总体看来，我们对儿童性兴奋来源的研究算不上全面，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众多证据表明，尽管性兴奋的本质尚不明晰，但性兴奋的产生却必须通过动作。也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地对我们敏感的外表（皮肤和感觉器官）进行直接刺激，性兴奋才会产生，而对快感区的刺激则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在性兴奋的来源中，刺激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而刺激（痛苦）的强度也不容忽视。另外，身体的某些机体活动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制，也会附带着引起性兴奋。我们所说的部分性冲动，要么直接来自性兴奋的内在来源，要么来自其与快感区的内外结合作用。人体内的任何一项重要机能，都可能在性冲动的兴奋过程中发挥过功效。

从目前来看，我还无法将这个命题表述得十分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观察角度过于新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性兴奋的本质尚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提出两点，我相信这将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拓宽视野。

性构造的多样性

无论是从快感区的不同构造还是性兴奋的各种来源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人的性构造天生就十分丰富多彩。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所有的个体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受影响的强烈程度却因人而异。反之，某一个因素的强烈发展也会导致性构造差异的出现。[29]

双向作用

如果我们放弃那种形象的称呼，不再使用性冲动的“来源”这种说法，那就很容易作如下假设：既然其他身体功能会引发性兴奋，那么性冲动反过来也能作用于其他身体功能。

以嘴唇的两大功能为例，既然进食能够使人产生性满足，那么有些人的进食障碍，就可能是由口腔的性干扰引起的。而一旦我们知道集中注意力会引起性兴奋，那么也就不难想到性兴奋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注意力。

由性干扰所引起的一些精神病，其症状也可以表现为某些与性无关的功能障碍，只要明白了其他机体功能也会成为性兴奋的作用对象，这一现象也就不再神秘了。

此外，性干扰对身体功能的影响，也对其他的身体健康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至此，性冲动不再仅仅将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外部性对象上，性欲的升华作用也得以完成。但最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性兴奋和其他身体功能之间的双向作用，我们还知之甚少。

作者注

[1]实际上，如果人们对于童年时期的性发展没有足够的认识，也不可能正确认知遗传因素的作用。

[2]接下来的论述有些过于大胆，所以我遍查相关文献，希望对此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我觉得这番话无须修正。学界对儿童时期性欲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研究都才刚刚起步。有一位名叫S.贝尔（S.Bell）的专家曾说：“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位科学家认真地研究过青春期的情感。”（《两性爱情研究》，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第13卷，1902年。）青春期之前生理上的性表现仅仅被当做是一种变异的现象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还被看作是身体机能退化的表现。在我读过的关于儿童心理的著作中，都没有一个章节专门将儿童的情欲生活，即便是普雷尔（Prayer）、巴尔德温（Baldwin）、佩雷兹（Pérez）、施特鲁佩尔（Strümpell）、卡尔·格鲁斯（Karl Groos）、海勒（Heller）、苏里（Sully）等名家的大作也毫不例外。但孩子们具有爱的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佩雷兹支持这种观点；格鲁斯在1899年出版的《人类的游戏》一书中将其称作是一个常识：有些孩子很早便有了性冲动，在面对异性的时候，他们会想要触碰他们；根据贝尔的记载，最早的发生“性爱”的例子，发生在一个两岁半的孩子身上。（此处参见哈夫洛克·霭理士1903年出版的《性欲》一书。）在斯坦利·哈尔（Stanley Hall）的巨著《青春期心理及其与相面术、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纽约，1908年）出版之后，我们对于幼儿性欲无人提及的观点终于要做出一些修正了。相比之下，摩尔1909年在柏林出版的新书《儿童的性生活》就没有太多的新意。相反，布罗尔乐的《儿童的性反常现象》则很值得推荐。

[3]我曾在《遮蔽性记忆》一文中，试图解决一个与儿童的早期记忆相关的问题。（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分析》第4章。）

[4]如果仅考虑这两类情况中的一种，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心理压制的作用机理。这就好比游客在攀登吉萨金字塔时，必须一边推一边拉才能上去一样。

[5]我们使用这些材料的依据，是精神病人的童年在本质上与健康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现象的强度和明显程度有所不同。

[6]我对幼儿性功能的这一论断也能在解剖学上得到印证。拜尔（Bayer）就曾发现，新生儿的内生殖器官（如子宫）要比年龄稍长的儿童显得大。哈尔班认为，这是一个人的生殖器官在出生后逐渐退化的结果，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哈尔班1904年在《助产学和妇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这种退化在出生几周后就完成了。那些认为性腺细胞间隙组织是决定性行为的关键组织的专家，通过解剖学研究，发现了幼儿性欲和性潜伏期的存在。以下文字引自利普舒茨的《青春腺及其作用》一书：“我们之所以认为青春期是性成熟的标志，是因为这一时期性发展开始加速。但实际上，这一过程早就已经开始，在我们看来始于胚胎时期。”费伦茨也曾经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青春期，其实只是青春期的第二个阶段，它出现在十五六岁左右……从出生到十五六岁的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青春期的中间阶段。”他的这一观点证实了人类发展在解剖学和心理学层面上具有一致性。但他认为，人类性器官发育的第一次高峰出现在胚胎时期，而儿童的性生活步入早熟，则是在三到四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心理上的成长能与生理上的成熟步调完全一致。由于动物并没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潜伏期，我们也就无从知晓这些专家所认为的两次性发展高峰是否也在其他高等动物身上存在。

[7]性潜伏期一词也源自W.弗里斯。

[8]在现在这种情形下，性冲动的升华作用恰好与反向作用殊途同归。但通常来说，这两个过程还是相对独立的。除了反向作用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更为简单的升华作用形式。

[9]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点：性满足是最好的催眠剂，这在人的一生中一直是如此。许多精神病人无法入睡，都是因为其在性生活方面有所不满。而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无良的保姆通过抚摸婴儿的生殖器促使其入睡。

[10]有一位加伦特博士（Dr.Galant）在1919年的《神经科学中心通讯》第20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吮吸》的文章，披露了一位成年少女的自白。这位少女一直不曾放弃幼儿时期的性活动，她认为吮吸所带来的满足感完全可以与性行为，尤其是来自情人的热吻相媲美。“不是所有的吻都抵得上吮吸：不，不，远非如此！吮吸所能带给全身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它会使人飘飘欲仙，感到绝对的满足，甚至进入无欲无求的快乐境界。这种感觉简直棒极了，我所需要的只有宁静，永远不被打扰的宁静。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十分美妙，我感受不到痛苦和忧愁，整个人仿佛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流连忘返。”

[11]事实上，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说的“自体享乐”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还有所不同，它主要指那些来自内部，而非在外部刺激作用下产生的兴奋。而对于精神分析学说来说，更为关键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一个人与性对象之间的关系。

[12]在经过了更多的思考和对其他观察结果的评价之后，我相信所有的身体部位和内脏器官都具有成为快感区的潜质。具体参见我对于自恋的论述。

[13]在生物学研讨中，我们很难回避开目的论式的思考方法，尽管我们明知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将人引入歧途。

[14]就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文献进行了论述，但观点还较为混乱。例如罗乐德（Rohleder）1899年出版的《手淫》和1912年出版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研讨集》第2册。

[15]参见拙作《性格和肛门性欲》以及《论肛门性欲的性冲动转换》。

[16]路易·安德里亚斯·萨勒莫（Lou Andreas Salomé）1916年发表的《肛门与性欲》一文，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肛门性欲的了解。他认为，孩子们第一次被禁止通过肛门的性活动获取快感，会对他们的性发育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周遭环境对他们性冲动的敌意，是他们第一次学会将自我与外界分割开来，也是他们的性快感第一次受到心理作用的压抑。从此之后，“肛门”就成了一切为人不齿、为生活所唾弃的事物的象征。随后，人们被要求将肛门性行为和生殖器性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其实与肛门和生殖器在生理结构和机体功能上的相似性和紧密联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生殖器与泄殖腔紧密相邻，“在女人身上甚至本来就是一体的”。

[17]成年人手淫的方式花样繁多，可见手淫禁忌虽已经被克服，但还是有着深刻的影响。

[18]布罗尔乐不久前指出，精神病人的负罪感往往与对青春期手淫行为的回忆息息相关，但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论证。但总体看来，有一点不容辩驳：手淫是整个婴儿期性行为的外在表现，因而也继承了与此相联系的所有负罪感。

[19]哈夫洛克·霭理士在1903年一本名为《性感觉》的书的附录里罗列了一些大致正常的人对自己儿童时期第一次性兴奋及其诱因的自述。当然，对于幼儿时期遗忘的存在，这些人的报告都还不够完整。对于史前性生活的研究，还需要通过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来补全。但无论如何，这份报告依然很有价值，它促使我修正了我对精神病病因的一些看法。

[20]关于幼儿性欲的上述观点，是我1905年在对成年人进行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当时，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还没能完全开展，其成效也并未完全彰显。此后，通过对一些精神病儿童的个案分析，我对婴幼儿的性心理有了更为直接的观察。我可以自豪地说，直接观察的结果证实了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从侧面印证了精神分析方法是一种十分可靠的研究方法。此外，我撰写的《对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的研究》一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精神分析尚没有触及的新视角，如性的象征化，即用一个与性无关的对象来代替性对象的手法，在孩童牙牙学语的第一年就已经出现。此外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为了清楚起见，我对自体享乐和对象之爱两个阶段做了明确的区分，仿佛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异。但无论是我引用的分析案例，还是贝尔的发现都表明，孩子在三到五岁时就已经能够旗帜鲜明地做出对象选择。

[21]没错，女性也有阉割情结。男孩和女孩都认为，女孩本来也有阴茎，只是被阉割掉了。当男孩发现女孩没有阴茎之后，他们会对女孩产生鄙视心理。

[22]孩子们在这一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性理论，文中仅仅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

[23]对于成年精神病人身上的这类残迹，可参考亚伯拉罕（Abraham）1916年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的《原欲前生殖器时期发展研究》。在其后来的另一篇文章（《试论原欲发展史》，1924年）中，亚伯拉罕将口欲的性组织和施虐性的肛门性组织做了明确区分，指出这两个阶段中针对性对象的行为表现的不同。

[24]亚伯拉罕在《试论原欲发展史》一文中指出，肛门其实也是由原始胚胎的口腔分化而来，这也为性心理的发展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佐证。

[25]随后的1923年，我对自己的上述看法做出了修正。我在两个前生殖器性组织之后，又加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与生殖器产生了关联，其性追求已经开始朝着生殖器靠近，但却仍然与性成熟的最终组织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这一阶段，孩童只知道一种生殖器，即男性的阴茎，所以我也称之为阳具崇拜期。在亚伯拉罕看来，其生理学基础可以追溯到胚胎尚未实现两性分化的时期。

[26]有些人还记得，在身体晃动的过程中，流动的空气冲击着他们的生殖器，这直接给他们带来了快感。

[27]对于一些精神性步行障碍和空间恐惧的分析，打消了人们对于移动是否能给人带来性愉悦的疑虑。当代的文化教育十分崇尚体育运动，希望借此转移年轻人对性行为的注意力；准确地说，这是想用运动所给人带来的快感来取代性方面的享乐，从而将性行为逼迫回自体享乐阶段。

[28]这被称为快感性受虐狂（erogeneMasochismus）。

[29]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具有口腔性欲、肛门性欲和尿道性欲等发展阶段，我们不能因为相应的心理症结的存在，就判断一个人性反常或是患有精神病。一个人是否反常，还得看其性冲动中哪一种成分相对较为强势，并在实践中占据主导权。

《性学三论》

三、青春期与“性成熟”
（Die Umgestaltungen der Pubertät）

在进入青春期后，幼儿的性生活也开始向正常的终极形式转型。

此前，儿童的性冲动以自体享乐为主；而现在，性冲动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作用对象。从前的每一种部分冲动和快感区都各自为政，分别在自己的性目标中寻求快感；现在，所有的部分冲动都聚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性目标努力，而生殖器区也开始统领所有快感区。[1]

由于两性之间新的性目标不尽相同，两性的性发展也就此分道扬镳。男性的性欲延续了之前的发展，我们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女性的性欲则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两股对性对象和性目标孜孜以求的力量相互碰撞，使得真情与肉欲得以结合，正常的性生活就此得以成行，而幼年早熟的性欲也终于得以开花结果。

这就好比有两股力量从一个隧道的两端同时开挖，最终打通了隧道。

男性新的性目标是释放性产物，这与之前积累快感的性目标并不矛盾，相反，实现这一终极目标，也能给人带来很强烈的快感。此时，性冲动开始无私地为生殖功能服务。这一过程的实现，还要归功于性冲动本身的气质和特征。

在其他的身体组织中，将几项功能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新机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如果新秩序不能有效建立，病态的干扰便可能出现。可以说，性生活中的所有病态的阻碍，都是发展受限的结果。

生殖器区的主导性和前期快感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展过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但实现发展的过程却尚不明晰，还有很多谜团需要解答。

青春期最为明显的变化，要算外生殖器的发育和生长；而在童年的潜伏期中，这一发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到抑制。与此同时，内生殖器也在蓬勃发展，它们的成熟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性产物，为新生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套复杂的器官系统终于等到了其发挥作用的那天。

性器官在外界的刺激下产生作用，通过观察发现，外来的刺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导给性器官：

a）从外部对快感区进行刺激，使其产生快感；

b）在机体内部以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传导；

c）在精神活动中，外来的印象和内在的兴奋共同引起性冲动。这三者殊途同归，最后都会引起性兴奋，并在精神和生理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精神上的表现主要是高度急迫的紧张感；身体上的表现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性器官会发生一系列变化（阴茎勃起，阴道变湿润），这就意味着它们为性行为做好了准备。

性紧张

性兴奋为什么会使人产生紧张感，一直是一个困扰人的难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又有助于我们理解性行为的过程。

尽管心理学界对此看法不一，但我还是坚持认为，紧张感就意味着不适感，因为一旦人有了这种感觉，就会有在精神状态上做出改变的需求，这显然不符合性快感的本质。

可是，就在我们把性兴奋所引起的紧张感视作一种不快的时候，事实上性行为中的紧张感却能够使人感到愉悦。即便当性器官尚处在准备阶段时，这种满足感也清晰可见。那么不愉快的紧张感和快感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快感和不适这一问题，触及了心理学的痛处。在这里，我们最好还是就事论事，不将这个话题扯得太远。[2]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快感区是怎样适应这种新秩序的，因为它们对于性兴奋的传导具有重要的作用。眼睛这一器官，可算与性对象八竿子打不着，但它却在追逐性对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在性对象身上发现美，从而使人产生性兴奋。性对象的这种气质，我们称之为“吸引力”，吸引力会使人们感到愉悦，从而提升其性兴奋程度。

如果受到刺激的是另一个快感区，比如说用于抚摸的双手，那么其作用的效果也大致相同。一方面，人们会感到愉悦，并在这种快感的鼓舞下做好性交的准备；另一方面，性紧张的程度也会提升，而一旦它不能牵动更多的快感，就会给人带来明显的不快。

另一个例子可能更明显一些：如果一个尚未达到性兴奋的女人，她的某个快感区——例如胸部的皮肤被人触摸，这可能会引起兴奋。这种触摸本身就会使人产生快感，但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唤醒性兴奋，使人希望获得更多的快感。这一作用机制如何形成，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前期快感的形成机制

在性行为中，快感区所承担的任务是相当明确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快感区在特定的刺激之下，产生一定的快感，并使人产生紧张感，从而为性行为的完成提供动力。

性行为的最后一步，就是用特定的对象——阴道黏膜去刺激某一个快感区——阴茎上的龟头，在快感的强烈作用之下，身体又反过来产生了射精的动力。这最后的快感，无论是从强烈程度还是作用机制来看，都与之前的快感有所不同。这完全是一种经由泄身而达到的满足，伴随着这种快感，原欲所带来的紧张感也就暂时被消除了。

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由快感区所生成的快感和由泄身产生的快感用不同的命名加以区分。我们将前者称为前期快感，而将后者称为后期快感或满足感。在幼儿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体会到前期快感，尽管这种感觉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后期快感是一种全新的快感，它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青春期的性成熟正是获得快感的基础。于是，快感区的任务，就是通过产生在婴儿期就已经获得过的前期快感，使最后终极的满足感得以实现。

不久前，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领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例子，即少量的快感可以引发更强烈的快感。这个例子将有助于帮助对快感的实质进行研究。[3]

前期快感的风险

前期快感与幼儿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因其可能的致病因素得到了加强。

前期快感的形成机制，就决定了它除了能够帮助人达到正常的性目标外，还可能带来危险。如果性行为的准备过程中，某一处的前期快感太强，或是其所造成的紧张感不够强烈，都会使得性冲动发生偏离，甚至止步不前，从而任由性生活的准备工作取代了正常的性目标。

经验表明，这一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某一快感区或是某种部分冲动在童年时期就已经给人带来了过于强烈的快感。如果这种作用一再重复，在随后的性生活中固执地出现，前期快感就无法适应新的秩序，为后期快感服务。许多性变态行为就是这样形成的，停留于性行为中的某个准备动作止步不前，正是它们的表现。

防止前期冲动走上歧途，从而影响性生活正常作用机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童年期树立生殖器区的主导地位。

这个过程通常是在童年期的后半段（8岁到进入青春期前）完成的。在这一时期，生殖器区的功能已经与成熟期基本相同，当其他快感区受到刺激并产生快感时，它们也可以感受到性兴奋，并随之发生变化，只不过由于幼儿尚无法泄身，性行为也就无法继续下去。

除了满足感外，这一时期的儿童也能感受到一定的性紧张，尽管这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也不容易持续。现在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在论述性欲来源时，我们称其是性满足和性兴奋的结合。

我们也发现，在研究儿童和成年人性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过于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此我们有必要做些修正——儿童的性表现并非与成年人完全不同，其中也有正常性生活的特征。

性兴奋问题

快感区获得满足时，除了产生快感，还会产生紧张感。这种紧张感的来源和本质，目前尚不得而知。[4]

最近有人猜测紧张感来自快感本身，这种说法不但底气不足，也不值一辩，因为在快感最为强烈的排出性产物的过程中，紧张感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被完全消除了。所以说，快感与性紧张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

性产物的角色

通常情况下，只有性产物的释放才能终止性兴奋；但除此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性紧张与性产物之间还有着其他的联系。

在节欲生活中，性器官会时常在夜间出现快感，并在梦中的性行为过程中排出性产物——这一过程就是遗精。对此，以下的这种解释似乎相当有理：精液的蓄积造成了性紧张，而如果这股紧张感无法通过正常的性交发泄，那就只能在梦中另觅他途。

性欲可以衰减殆尽的这一事实，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精液消耗殆尽，那么不但性交无法正常进行，快感区也无法从正常的刺激中感受到快感。同时我们也已发现，一定程度的性紧张是快感区产生性兴奋的必要条件。

于是，我们就容易接受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性产物的聚集使人产生了紧张感，因为它对储存器官的内壁施加了压力，这种压力经由脊髓中枢，一直上传到更高的大脑中枢上，从而在意识中造成紧张。如果快感区的兴奋能够促进性紧张，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便是快感区早就与神经中枢存在着解剖学上的联系。它们可以增加兴奋的强度，并在感受到足够的性紧张之后促使性行为展开；如果紧张程度尚不够，它们就会促进性产物的分泌。

冯·克拉夫特-艾宾在论述性过程时，就用到了上述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仅仅解释了性成熟男子的性行为，而对于儿童、女子和被阉割过的男人的性行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以上的三类情况中，都不存在性产物的累积，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简单地套用以上的这种模式。当然我们也承认，人们总会想到变通的方法，从而使得这几类情况也可以用性产物的累积来解释。

但我不得不说，性产物累积说并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事情是它解释不了的。

内生殖器的作用

性兴奋在相当程度上与性产物的分泌无关，这一点可以在被阉割的男性身上得到最好的证明。

在这些人身上，原欲逃脱了手术的伤害，手术所意图终结的行为也仍然存在。此外我们也知道，有些疾病摧毁了男性精子的生成，却也没有使这些人的原欲和性能力受到损伤。这也难怪里格尔（C.Rieger）会提出，如果男性在成年后才失去性腺，他们的精神生活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在青春期之前就失去性腺的人，尽管他的确丧失了性征，但这也不一定就是性腺丧失的结果，还可能与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发育限制有关。

化学理论

人们在动物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们移除了脊柱动物的性腺（睾丸和卵巢），并相应地在它们身上植入类似的器官——这种解释为性兴奋的来源提供了线索，也再次证实了性产物累积说的不堪一击。

在实验中，E.斯坦纳赫（E.Steinach）成功地实现了雌雄的变异，并使动物的性心理行为也随着生理性结构的变化发生了转变。在这一变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产生性细胞（精子和卵子）的性腺，而是被斯坦纳赫称为“青春腺”的组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很可能会发现青春腺是雌雄同体的，这也是高等动物双性特征的直接证据之一。

另外，青春腺也可能不是唯一一个与性兴奋和性征产生相关联的组织。

不管怎样，这一生理学发现至少与早已经被我们熟知的甲状腺对性欲的作用不谋而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性腺的间隙部分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化学成分，血液流动将这些成分带到特定的神经中枢系统中，刺激其产生性紧张感。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外来的毒素进入身体，也可能使某个特定的身体部分中毒。

至于神经中枢如何在快感区引起性兴奋，中毒反应和性交中的生理反应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是我们的研究任务了。我们只需要断定一个事实，即某些性产物以外的物质也对性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种观点看似武断，但却能够从一个鲜为人知但又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儿取得支持：某些由性生活障碍所引起的精神病，其临床上的表现与中毒或禁欲的现象十分类似，因为它们都是因为摄入了某种能够引起快感的毒素（生物碱）而引起的。

原欲理论

这种对于性兴奋化学基础的猜断，与我们为了解释性生活中的精神表现所提出的辅助概念何其相似。

我们曾经提出了原欲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在数量上时刻变化的力量，我们用它来衡量性兴奋的过程和化学反应。考虑到其来源的特殊性，我们特地将原欲与支撑其他精神活动的力量区分开来，使其不仅有量的区别，也有了质的差异。而一旦机体的性过程由某种特殊的化学作用引起，那么它就与摄取营养的过程具有了本质差别。

通过对性变态和精神病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类疾病中的性冲动不仅是由所谓的性部位产生的，也来自其他各个身体器官。

我们不妨设想人的身体中存在着一个原欲库，其在心理上的表现我们称之为自我原欲（Ichlibido），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性心理现象，都可以用自我原欲的产生、增多，或减少、分配和转移来解释。

但是，只有当自我原欲作用于性对象时，它才能被我们顺利地观察和分析，这种原欲被称作对象原欲（Objektlibido）。我们发现，原欲或是固着在某些对象上，或是离开某些对象而转投其他对象，从而借此操控一个人的性行为，原欲本身也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对所谓的转型性精神病（Übertragungsneurosen，指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的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启示。

在对象原欲的宿命之中，我们还发现它们会离开对象，以某种十分紧张的方式四处飘荡，并最终回归自我，重新成为自我原欲。自我原欲还有一种与对象原欲相对应的称呼，即自恋原欲（narzißtische Libido）。借助精神分析，我们实现了跨界观察，终于得窥自恋原欲的活动，并对其与对象原欲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5]

自恋原欲就像一个巨大的存储仓库，原欲从这里出发去追寻对象，并最终回到这里。而自孩提时代起，原欲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追寻，随着对象原欲的出现，这一作用被逐渐遮掩了起来，但它在幕后一直存在。

我们提出这套原欲理论的目的，是用它去分析那些精神病和心理障碍现象，并用原欲经济学（Libidoökonomie）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和过程。

显然，自我原欲的命运，对于解释深层的精神障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我们所仰仗的研究方法——精神分析法只能为我们准确报告对象原欲的变迁过程，[6]却无法将自我原欲与其他作用于自我的力量区分开来。[7]

因此，我们只能借助猜想，才能将原欲理论继续发展下去。但如果人们像荣格（C.G.Jung）那样千方百计地回避原欲这一概念，将其与其他心理冲动混为一谈，那我们之前所取得的成果也就被毁于一旦了。

我认为，必须把性冲动与其他冲动区别开来，原欲只能与性冲动产生关系，之前我们提到性功能有着特殊的化学基础，这恰恰也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男女差异

众所周知，在进入青春期后，男女之间的性征有了明显的分化，这一明显的差异，也对人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早在童年时期，男女之间的差异就已经有所显露。各种性阻碍力量（羞耻感、厌恶感、同情心等）在女孩身上出现得更早，相比男孩也更容易为她们所接受；女孩受到的性压抑更为明显，其部分性冲动也更多地以被动的形式显现。

但在这一时期，快感区的自体享乐特征在男女身上都有出现，正是因此，男女的性别差异在童年期并不明显，直到青春期才开始彻底显山露水。

考虑到童年期性表现的自体享乐和手淫特征，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小女孩的性欲也有着男性的特征。没错，如果我们仔细考虑“男性”（männlich）和“女性”（weiblich）两个词的内涵，就不难发现原欲天生就有着男性的特征。无论其出现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无论其追寻的性对象是男是女，这一点都不曾改变。

自从我提出了双性理论后，我认为它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男女差异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考虑双性特征，就几乎不可能理解男女的性表现。

男性和女性的快感主导区

除此之外，我只能再补充一点：女孩的快感主导区是她们的阴蒂，其作用与男孩的龟头类似。所有我所了解到的女童手淫的案例，其作用对象都是阴蒂，而和外生殖器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外生殖器对于性功能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我也怀疑，如果女孩受到了外界的诱导，她不去用阴蒂手淫，又还能干什么呢？要真有别的事情发生，那也一定是例外。许多女孩性兴奋的爆发，都是由阴蒂的痉挛引起的。

由于阴蒂经常勃起，女孩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猜到异性的性表现——她们只需要把自己的性感受套用到男性身上就好了。[8]

要知道女孩是如何成为女人的，就必须继续关注阴蒂兴奋的命运。在青春期，男孩的原欲进一步膨胀，而女孩的性冲动却进一步受到压制和排挤，阴蒂性行为首当其冲。在这一过程中，她们身上男性性生活的特征也日趋退化。

青春期的女孩越是性压抑，越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那些在原欲的作用下性冲动不断膨胀的男孩眼里，她们就更有魅力，其价值越容易被高估。阴蒂则仍然保留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当性行为最终被允许后，它将负责将性兴奋传递给邻近的女性性器官。

这就好比人们在点燃柴火时，总要先点一撮松树枝引火。

这一传导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形，在此期间，年轻女子总是处于浑浑噩噩的麻醉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儿时的性活动频繁，阴蒂可能就会拒绝将其感受到的性兴奋转交出去。

众所周知，许多女性的性冷淡只是表面的，或者说是局部的。她们的阴道口可能真的麻木，但她们的阴蒂和其他一些部位却并非真的不能兴奋起来。性冷淡的形成除了有性欲因素，还有心理因素，也受到排挤作用的影响。

而一旦性兴奋从阴蒂传递到了阴道口，那么此后的性行为就由新的快感区负责接管了。

与女性不同的是，男性的快感主导区自童年开始都始终如一。女性的快感主导区要发生一次转变，再加上青春期以来精神压抑的影响，她们身上的男性因素已经消失殆尽。

因此，女性更容易患上精神病，尤其是歇斯底里症。可以说，这就构成了女性的宿命。

寻找性对象

青春期的变故奠定了生殖器区的主导地位。从此，男性勃起的阳具就迫切地希望找到新的性目标，从而一举洞穿那个能够让他们兴奋异常的洞穴，也为自幼儿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寻找性对象的过程画上圆满的句号。

最初的性冲动还与进食联系在一起，性冲动作用的外部对象，就是母亲的乳房。在孩子发现那个能给他带去满足的器官属于某一个整体后，他失去了最初的性目标。他们的性冲动进入了自体享乐阶段，直到潜伏期过后，才重新回归正途。

所以说，将孩子吮吸母亲乳房的行为视作所有情爱关系的起点，的确也不无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找性对象，其实就是在找回那种熟悉的感觉。[9]

婴儿期的性对象

但即便是在性行为与进食行为分离开来之后，这一人生第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性关系仍然对对象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对象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寻回遗失的快乐的过程。

在整个潜伏期期间，孩子们开始学会喜爱那些能够对他们施以援手，满足他们需求的人，这一切都是按照婴儿期与乳母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的。

有些人可能不认同孩子对看护人的眷恋和重视是性爱行为表现的看法，但在仔细的精神分析研究之后，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显露无遗。事实上，与看护人互动的过程，正是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性兴奋和快感区性满足的来源，而后者——通常是母亲——往往还对自己的孩子关爱有加，她们抚摸他，亲吻他，摇晃他；事实上，在看护人的眼中，孩子也成了性对象的替代物，她们对孩子的情感，也来自自己的性生活。[10]

如果那些母亲们知道了她们的这些亲密行为会唤醒孩子的性冲动，为他们今后的紧张感埋下伏笔，她们恐怕会吓得六神无主。在她们眼里，自己的行为与性无关，纯粹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因为除去必要的护理动作之外，她们总是小心地避免触及孩子的生殖器。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是只有生殖器区可以唤起性冲动；我们的所谓真情，也总有一天会对生殖器区产生影响。

不过即便这些母亲对性冲动对整个精神生活的意义及其道德和心理成就有更多的了解，她们也仍然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尽自己教会孩子如何去爱的职责；她们的孩子，理应成为一个性需求旺盛的能人，并在生活中兑现性冲动的要求。

当然，如果双亲对于孩子过于疼爱，甚至达到了娇生惯养的地步，那当然不是什么好事。那会使得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不能缺爱，或是不能从较弱的爱恋中获得满足。

一个孩子不断地要求从父母那里获得疼爱，这大概就是神经质最明显的征兆；而另一方面，也恰恰是那些患有精神病的父母，才会对孩子表现出无节制的爱怜，用自己的爱抚亲手将孩子送上了患精神病的道路。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那些患有精神病的父母想将自己的症状传给孩子，更直接的方法不是遗传，而是溺爱。

幼儿的不安

从很早之前起，孩子们就将自己对看护人的依赖视作是性爱的正常表现。

幼儿的不安，总是来自对所爱的人的想念。也正是因此，他们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孩子们怕黑，是因为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爱的人；而一旦他们能在黑暗中抓住所爱的人的手，他们也就安分了。

有些人认为，孩子们的不安全是由那些保姆的恐吓和鬼故事引起的，这其实有些错怪了他们。事实上，只有那些性格胆小的孩子，才会被这些故事所吓倒；胆大的孩子对此根本无动于衷。而只有那些在溺爱之下性冲动过于强烈、出现过早的孩子，才会性格胆小。

同大人们一样，孩子们会将自己过盛的原欲转化为不安。那些因原欲得不到满足而患上精神病的成人，也会像孩子一样在独处的时候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们的原欲离开了能给他们带去安全感的人，于是他们就不得不用最为孩子气的方式来缓解这种不安。[11]

如果父母的柔情幸运地没有在青春期身体条件成熟之前唤醒孩子的性冲动，使其性兴奋过早地冲破栅栏，进入以生殖器为主导的阶段，那么它就能够在孩子进入成熟期后对其对象选择进行引导。[12]

显然，孩子们总是最倾向于将最亲近的人选作性对象，因为早在他们的原欲刚刚起步之时，他们就爱着这些人。但随着性成熟期的延后，孩子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在正常的性阻碍之外再设立一道乱伦的防线，将自己所爱的血亲排除在对象选择的范围之外。

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要求我们重视这一禁令，以防家族利益侵蚀了更高级社会单位形成的条件。因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每个人，尤其是青年男子，与自孩提时代起就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家庭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13]

因此，孩子们的对象选择往往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对于进入成熟期的青年人来说，他们的性生活没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只能在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幻想中落地生根。[14]

在这些幻想中，幼儿时期的倾向仍会再次出现，并且还加上了生理上的性成分。这些倾向中最重要的仍是孩子对父母的性冲动，只不过这种冲动在性别分化的作用下也出现了异化：现在，儿子只对母亲感兴趣，而女儿则只对父亲感兴趣了。[15]

彻底地克服和摒弃这种乱伦的幻想，也就意味着孩子们终于从父母的权威之下脱离开来了，这可谓是青春期最重要，但也代价最为沉重的精神成就。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新老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开始成形，这对于文化的进步有着重大的意义。

然而，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掉队的人；有些人就终身不能摆脱父母的淫威，他们的真情也几乎无法从父母身上转移开来。这种情况多见于女孩身上，她们一直停留在儿童对父母的喜爱之中，与父母无话不谈。

有趣的是，恰恰正是这些人，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往往无法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她们性情的冷漠和性爱上表现出的冷淡，都无法给自己的丈夫带去应有的满足。由此可见，对父母的喜爱表面上与性无关，实际上却与性爱师出同门，可以说，前者恰恰是原欲的发展停留在儿童阶段的结果。

我们越是接近性心理发展的深层次阻碍，乱伦的对象选择的意义就越发凸显。

由于精神病人对性爱持有抵触的态度，在潜意识中寻找性对象就成了他们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性行为。那些对情爱无限憧憬，却又害怕性生活的现实要求的女孩，一方面不自觉地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无性之爱，另一方面则将她们的原欲掩藏在一股她们无须为此感到自责的真情之后。她们的做法，就是不为青春期所动，终生坚持着幼儿时期对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爱恋。

精神分析研究可以向这些人证明，她们对于自己血亲的感情，就是最普遍意义上的爱恋，她们潜意识中的想法，将通过她们的症状和她们病症的其他表现在意识中显现出来。

同样地，如果一个健康人因一场不幸的爱情而患上疾病，其患病机制也可以这么解释：这些人原欲的作用对象回到了幼儿时期喜爱的人身上。

幼儿对象选择的影响

即便少数幸运儿没有遭受原欲乱伦特征的伤害，他们也无法彻底摆脱这一倾向的影响。

许多年轻男子往往会与成熟的妇人开始第一段恋情，许多女孩则会对较其年长、有着某种威严的男子一见钟情，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找到他们父母的影子，这都可谓是乱伦倾向的后遗症。[16]

可以说，一个人的对象选择，都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男人，他们寻找对象，就是在寻找记忆中母亲的样子。可以说，自童年开始，这种样子就已经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如果这些男人的母亲还活在人世，她们也会对自己的替身感到不满，对媳妇横加挑剔。

明白了儿时与父母的关系对一个人对象选择的重大意义，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对这种关系的任何干扰，都会对其成年后的性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同样，恋爱中人的嫉妒心理，往往也能在其童年时期找到原因，或者至少是受到了其幼年经历的强化。如果双亲之间经常起口角，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孩子的性生活就更容易走向紊乱，甚至使其患上精神病。

幼儿时期对父母的依恋，固然是青春期最重要的标记，也是对象选择的最重要的参照，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还有许多来源相同的因素，也会使得男人们留恋自己的童年，产生不止一种性倾向，从而为对象选择设置各种不同的条件。[17]

性倒错的预防

对象选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人引向异性。但众所周知，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青春期的第一股冲动，往往会是方向迷失的，但这尚不会造成持续的损害。

德绍（Dessoir）就曾不无道理地指出：男孩和女孩与同性关系密切也属常态。唯有来自异性性征的相互吸引，才能阻止人们在对象选择上的性倒错行为。[18]

当然，仅凭这寥寥数语，尚不足以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单单是这一股力量，还不能彻底消除性倒错。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些辅助因素，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社会的权威性禁制。在那些不把性倒错视作犯罪的地方，总会有相当多的人表现出这类倾向。

此外，对儿时来自母亲和其他女性的关爱的回忆，也会促使男性在日后接近女性；而父亲带给他们的性恐吓和竞争感，则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同性身上引开。

这种作用也适用于女孩，她们的性行为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束，这使得她们对同性怀有敌意，也促使她们的对象选择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

然而，由男性（如古代的奴隶）照看男孩，会增加其成为同性恋的概率；当今的贵族人群中有许多性倒错患者，或许就是因家中男仆过多，母亲对孩子照顾不周所致。

有些人之所以患上歇斯底里症，就是因为父母一方（因去世、离婚或分居）过早离开，孩子的爱情全部集中到了剩下的单亲身上。这就决定了日后孩子在性对象选择过程中所偏好的性别，也使得长期的性倒错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在《性学三论》中，我们从性冲动的错乱现象出发，分析了它的性对象和性目标，并提出了“性冲动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一问题。

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对精神病人群有所了解。这一人群人数众多，且与健康人十分相近。明白了精神病与性冲动之间的关系，性冲动的起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发现，各种性变态倾向均存在于精神病人的潜意识中，它们也是精神病的重要诱因。

可以说，精神病是性变态的一种负面形式。有鉴于性变态倾向的广泛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性变态是人类性冲动的本质属性，随着生理结构的变化和发育过程中心理防线的到位，它逐渐演变成了正常的性行为。

于是，我们希望在童年时期找到性变态的痕迹。同时我们也发现，羞耻感、厌恶感、同情心以及来自社会架构中的道德和专制成了束缚性冲动的主要力量。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在性错乱中止步不前，那一定是他的发育过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使其陷身于幼稚行为之中难以自拔。

性变态的形式种类繁多，在强调其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它们与影响正常生活的力量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此外，既然这些本质属性成分复杂，那么性冲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由许多元素组成的集合体，在性变态行为中，这些组成成分也会发生分化。因此，性变态行为既可以被看作是正常发展的障碍，也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

可以说，成年人的性冲动正是儿童时期各种兴奋感的结合物，它们合而为一，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苦苦追寻。

同时，我们也为性变态倾向常见于精神病人身上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我们认为这是在压抑作用下，性冲动主流被截断后，被迫另辟蹊径的结果。由此，我们开始着手研究儿童时期的性生活。[19]

我们遗憾地发现，人们往往对幼儿时期的性行为不太重视，将某些常见的幼儿期性表现视作反常举动。在我们看来，孩子从一出生起，就已经具备了性行为的雏形。

在摄入食物的同时，他们也顺便享受着性满足，并在随后通过吮吸这一动作不断地试图重新寻回这种感觉。

与其他身体功能不同的是，幼儿的性行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过了2至5岁这段短暂的活跃期后，它开始步入潜伏期。

这绝不是说性兴奋在这一阶段完全终止了，相反，它们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其他与性无关的用途，成了这些活动的能量源泉。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转化为了某些社会情感元素，另一方面则（在压抑作用和反向作用的影响下）为日后性防线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按照这种说法，那些性冲动的约束力量，是在童年时期以牺牲绝大部分的反常性冲动为代价，并在教化的帮助下形成的。

而一部分没有被用于此途的反常性冲动，则仍然可能表现出来。

于是我们发现，儿童的性兴奋有着许多来源。性满足感主要来自对所谓快感区的适当刺激，每一处肌肤、每一个感觉器官，甚至是每一个身体器官都可以成为快感区，而有一些快感区由于其生理构造特殊，天生就能给人带来超乎寻常的快感。

此外，性冲动也可能是机体活动达到一定强度后的附加产物，这一点在某些或喜或忧的情绪波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儿童时期，上述这些有着不同来源的性兴奋尚未合流到一起，它们各自分头，追寻着获得快感的目标。所以，幼儿时期的性冲动并不集中，最初也没有作用对象，仍然处于自体享乐的状态。

也就是在童年时期中，生殖器这一快感区的地位已经日益显现。它们不仅能够像其他的快感区一样在适当的刺激之下使人感受到性满足，还可以以一种我们尚不太清楚的方式，在其他快感区性满足的刺激下，产生特有的性兴奋。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无法解释清楚性满足和性兴奋之间的关系，也没能弄清生殖器区和其他性欲来源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精神障碍的研究，我们发现早在幼儿期性生活之初，各个性冲动的成分就开始形成一定的性组织。

最早的时候，性快感主要来自口腔；第二阶段又称前生殖器性组织，施虐倾向和肛门性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直到（确立阴茎主导地位前的）第三个阶段，真正的生殖器才开始在性生活中发挥作用。

接着，我们又有了更为惊奇的发现：在（2到5岁）幼儿活跃的性生活中，对象选择也已经出现，而且还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尽管在这一时期，性冲动的各种成分仍然没能凝聚到一块儿，孩子的性目标也不是那么明显，我们也仍然要把这一时期视作是最终性组织的雏形。

人类的性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活跃阶段，其中间被潜伏期隔开，这在我们看来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这似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就此埋下了精神病的祸根。据我们所知，在人类的动物近亲身上，并没有类似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测，人类的这一特征源自人类刚刚起源的史前时期。

目前我们尚不知道，儿童时期的性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正常，从而不会对其今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时期的性表现主要是手淫，经验也表明，来自外界的诱导会导致潜伏期提前中断甚至是完全终止，而儿童的性冲动事实上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反常倾向。

此外，任何这类早熟的性行为都会削减儿童的可教育程度。

尽管我们对于幼儿期性生活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空白，我们还是可以研究进入青春期后性欲的变化。

有两个过程在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

第一，生殖器区起了主导作用，其他性兴奋的来源都开始受其辖制；

第二，人们开始积极地寻找性对象。这两个过程在儿童期就已经有所体现，前者主要通过前期快感机制完成，也就是说，那些原本独立、能给人带来快感和兴奋的性行为，为新的性目标——性产物的宣泄奠定了基础，而一旦这个目标得以达成，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快感，性兴奋则消失殆尽。

此后，我们也考虑到了男女之间的性差异，并发现在新的压抑之下，女孩身上幼儿期的男性特征逐渐被抛弃，其主导生殖器区也开始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女孩终于成了女人。

我们还发现对象选择受到儿童时期孩子对其父母和看护人的依恋的影响，由于乱伦禁忌的存在，他们不能将这些人选为性对象，于是就会选择与其相类似的人。

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青春期这一过渡阶段，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并不统一，直到有一天，一股强烈的精神爱欲对生殖器官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才使正常的情爱的功能得以成形。

阻碍正常发展的因素

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得正常的发展停滞不前，性冲动土崩瓦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可能对发展造成阻碍的种种内外因素，指出它们造成伤害的作用机理。

以下我们所列举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同等重要，要对其重要性进行恰当的评判，我们必须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体质和遗传因素

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先天的性体质差异，这可能是对性发展造成阻碍的最主要因素，但这种差异只能从随后的性表现中推导出来，且这一逆推的过程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

在性兴奋的众多来源中，某一种来源可能过于强烈，这种波动可能也处于正常范围之内，但仍然会在最终的性结果中得到体现。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可能某种不正常因素直接导致了反常性行为的出现——我们称之为“变质性”因素，将其看作是遗传变异的结果。

事实上，我还有更为令人惊奇的发现。在我治疗过的重度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患者中，过半数人的父亲曾在婚前感染过梅毒，这在一些人的既往病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其中的有些人更是已经发展成了脊髓痨或是全身麻痹症。

我要说明的是，这些患上精神病的孩子并没有患有遗传性梅毒的生理迹象，梅毒所造成的遗传性后果，大概就是他们反常的性体质。我虽然不主张将父母患有梅毒看作是子女精神病体质的常规或必要原因，但我也相信上述的这层关系绝非偶然，也不容忽视。

由于患者有意逃避调查，积极性变态患者的遗传状况往往不太为人所知。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性变态与精神病有着相同的根源。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性变态和精神病会出现在同一户家庭不同性别的成员身上，其（部分）男性成员往往呈现积极的性变态特征，而女性成员则受其所受到的精神排挤的影响，呈现出负面的性变态特征，即患上歇斯底里症。

以上这个例子，为我们提出的“性变态和精神病有着根本联系”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其他因素

但这并不是说，先天性体质中成分的不同，就决定了一个人后期的性生活。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一个人的性发展，每个人命中都有着不同的遭遇，这也为其性发展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显然，这类后天的影响因素是决定性的——大致相同的体质，也可能会走向大相径庭的结果。如果所有那些反常体质一直保持原状，并随着性成熟得到增强，那其最终的发展结果只能是性变态。

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些反常的性体质作深入的分析，但如果这一切属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解释一些现象。

许多专家认为，性冲动先天较弱，是某些人沉溺在性变态之中的必然前提。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如果换种说法，也许更能说得通一些：性冲动中的某个因素——生殖器区天生较为虚弱，而这一区域对于整合各个快感区独立的性行为，使其为生殖功能服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生殖器区无法统辖其他快感区，那么本应在青春期发生的性兴奋整合，也就无法成功到位；某些较强的性冲动成分为所欲为，就造成了性变态行为的出现。[20]

压抑作用（排挤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强的性冲动成分受到了压抑作用的影响，那结果肯定大不相同。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类性冲动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依然会引起性兴奋，只不过在精神阻碍的影响下，它们并没能实现自己的性目标，而是沉寂下来，直到以病症的形式得以再现。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性生活仍然没有偏离正常轨道，但却受到一定的束缚，从而使人出现一定的精神病症状。

通过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我们已经对这类情况有了很好的了解。

这类人的性生活往往以变态行为开始，他们的童年充斥着变态的性行为，在少数情况下，这类行为还会一直保留到性成熟之后。

接着，在某种内在压力的作用下，反常的性行为受到排挤，尽管旧的性兴奋并没有被消除，但精神病行为却代替了性变态行为。

这一变化通常出现在青春期之前，但也可能在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出现。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了一句俗语：少时做妓女，老来成尼姑。

只不过在这个例子中，年少的时间段要短暂许多。可以说，精神病可以取代同一个人身上的性反常行为的这一发现，与此前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分别患有性变态和精神病的事实不谋而合。

精神病，其实是性变态的一种负面形式。

升华作用

反常的性体质的第三条出路，就是在所谓“升华作用”的影响下，对某些过强的性兴奋加以疏导，将其运用到其他领域，从而使得原本十分危险的倾向，被转化成了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效率的因素。

可以说，升华作用是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之一，升华作用是否完整，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艺术才干。

那些在艺术方面富有天赋的人，往往是高效、性变态和精神病的结合物。升华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来自反向作用的压制。

我们发现，反向作用早在潜伏期就已经出现，在理想情况下，其成果可以伴随人一生存在。那些被我们称为一个人性格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牺牲性冲动为代价形成的，它们的能量来自孩提时期所固有的、由升华作用得来的以及其他对性变态进行有效打压的性冲动。[21]

可以说，儿时普遍的性变态倾向，恰恰是我们一部分美德的来源，因为它通过反向作用推动了美德的产生。[22]

偶然经历

性欲的释放、压抑作用和升华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三种后天因素，其中后两者所发生的内部条件目前尚不明晰。

除此之外，其他产生影响效果的作用则要逊色许多。有些人将压抑作用和升华作用也视作先天体质条件的一部分，认为它们也是先天体质的外在表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看来，性生活的最终形态也就完全取决于天生的体质。

尽管如此，明眼人还是不会否认，发生在各个时期的偶然事件，也会对人们的性表现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体质和偶发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很难估计。

在理论界，人们总是倾向于过分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治疗师们更在乎后者的意义。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合作，而非互斥的关系。体质因素需要一定的经历作为契机，才能发挥作用；偶然经历需要体质作为基础，才能发挥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两者之间构成了某种“互补体系”，某一项因素的影响力下降了，另一项因素的影响力就会相应上升。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仅有一种因素起作用的情况。

如果我们将早期童年的某些因素视作偶发因素，精神分析研究就更有其用武之地。

由此，我们可以将原本单一的病因体系一分为二：一种是素质上的（die dispositionelle），一种则是确定的（die definitive）。前者是体质和儿时偶然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则由素质和创伤性经历共同作用。所有对性发展的不良影响，都会以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重新回到某个较早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列举那些可能会对性发展造成影响的因素，而暂且不管其是否起到重要作用。

性早熟

自发的性早熟就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我们已经在精神病的病史中证明了它的存在，但仅仅有这一点也不会导致精神病。性早熟表现为幼儿时代性潜伏期的中断、缩短或废止，这种现象只会给人造成性功能上的紊乱。

由于适当的性阻碍尚未到位，人们的生殖器系统也尚未发育成熟，由性早熟所引发的性表现必然具有反常的特征。

这类反常倾向会在人们身上一直存在，或在压抑作用之下转化为诱发精神病症状的动力。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性早熟都会给神经中枢驾驭性冲动造成困难，也增加了性冲动在精神表现上的强迫性。性早熟往往与心智上的提前发展同步出现，这一点在那些声名显赫、成就斐然的大人物身上也常常有所体现。如果两者一同出现，那就不至于像性早熟单独出现时那样危险了。

时序因素

与性早熟一样，还有其他一些所谓的“时序因素”也需要被考虑在内。

每一种性冲动以什么样的顺序出现，持续多长时间，在何时被新的性冲动所取代，或是被压抑作用所抑制，这些似乎都是早在物种诞生之初就决定好的。

但无论是性冲动出现顺序还是持续时间，都依然存在变数，这些变数也会影响性冲动的最终表现。某一种冲动过早或过晚出现，都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不可逆的：性冲动的成分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此外，极其强烈的性冲动通常也只能持续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例如那些最终成为同性恋的人，也可能出现过短暂的异性恋倾向。儿时最为强烈的追求，并不一定能持续到成年，并成为成年人的特征；事实上，它们很可能消失，从而为自己的对立面让出道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个。）

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时序错误的原因，我们还无法给出详尽的答案。这牵涉到生物学甚至是历史学问题，尚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早期性印象的持久性

某项精神因素提升了早期性印象的重要性，我们对于该因素的来源还不是十分清楚，只能暂且将其视作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观念。

研究发现，凡是患有精神病或是性变态的人，都对早期的性行为印象深刻，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要重复这种感觉，从而任由自己的性冲动天马行空般四处驰骋。而在健康人身上，就不会有类似的现象。

不容忽视的是，对于早期精神印象的留恋，可能正是一些精神病的成因。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些人的精神生活中，回忆的痕迹太过明显，以至于遮掩住了对于新近事物的印象。

显然，这种情况跟我们的心智教育密不可分，并且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成正比。相反，那些“只生活在当下的不幸儿”，则被我们看成是野蛮人。[23]

由于我们的文化与自由的性发展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我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在较低级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中，儿童的性生活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反常性行为的固化

在上述这种心理环境的刺激下，偶然经历逐渐开始引起幼儿性欲的发展。在前者的帮助下，偶然经历（尤其是被其他孩子或成年人诱导）为一个人持续的性反常奠定了基础。儿时的性印象，直接就决定了许多精神病人和性变态患者身上反常的性行为。

而许多人还幼稚地认为，幼儿与性毫无瓜葛。总体看来，体质、性早熟、早期印象的持续增强以及在外来影响上突然旺盛的性欲，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通过对性生活种种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尚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由于我们对构成性欲本质的生理过程还不甚了解，也就无法提出一种既能够解释正常现象又能够解释病态现象的理论。

作者注

[1]在本文中，我常常将描述对象模式化，这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异。在此前，我已经提到过对象选择以及生殖器崇拜对于幼儿性欲的影响。

[2]我在1924年发表的《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一文序言中，做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

[3]参见本人1905年发表的《幽默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文。由幽默所获得的“前期快感”，能够帮助人们扫清内心的障碍，从而获得更多的快乐。

[4]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中，人们用“Lust”一词来形容性兴奋时既有些满足，也有些紧张的感觉。“Lust”一词有两种含义，它既表示性紧张，也表示性满足。

[5]由于现在精神分析已经被广泛用于对精神病的其他变形进行分析，这一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6]参见上文。

[7]参见我1913年发表于《精神分析年鉴》第6卷上的文章《自恋简介》。在该文中，我误以为“自恋”这一术语是内克（Naecke）首创的，但实际上这是哈夫洛克·霭理士的功劳。

[8]我们必须弄明白，“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看似不言自明，在科学界却是最混淆不清的一组概念之一，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我们既可以将他们理解成“主动”与“被动”，也可以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中第一种解释是最根本的，也是对于精神分析而言最具价值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文中说原欲是男性的，那就是在说它是主动的，哪怕是应用在被动的目标上也是如此。第二种生物学上的解释，或许是最容易理解的。男女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产生精子还是卵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殖功能身上。通常来说，生理上的男性也往往较为主动。他们肌肉发达，具有攻击性，身上原欲膨胀，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有一些动物种类中，上述特征就体现在女性身上。第三种，也就是社会学层面上的解释，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男男女女的观察。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男性或是女性，而更像是兼具两性特征、集主动性和被动性于一身的混合体。无论心理特征是否与生理特征相关，这一观点都会成立。

[9]精神分析学说告诉我们，寻找性对象共有两条途径。文中所说的是第一种，即根据幼儿时期的原型来寻找；第二种则是自恋式的，即试图在他人身上寻找自我的影子。后者对于精神病病理学有着重要意义，但与我们这儿讨论的话题无关。

[10]那些认为我这么说有“亵渎神灵”之嫌的人，不妨去读一读哈夫洛克·霭理士研究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文章《性感觉》。在这篇文章中，他得出了与我相同的结论。

[11]我对于儿童恐惧来源的了解，来自一个三岁的男孩。我曾听他在一个黑屋里喊道：“阿姨，跟我说说话。这儿太黑了，我害怕！”他的阿姨冲他喊道：“那有什么用？你又看不见我。”“没关系。”那个男孩说，“有人说话，房间里就亮了。”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怕黑，而是在想念某个他喜爱的人。只要能够证实那个人一直在身边，他便能够安静下来。精神上的焦虑来自原欲，它是原欲转化后的产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醋和酒一样密不可分——这是精神分析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更多讨论，可参照我1917年在《精神分析导论》中的论述，尽管在这本书中，我也仍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最终的解释。

[12]参见我在第二篇论文中对儿童对象选择的论述。

[13]乱伦的禁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成就之一，跟其他道德禁忌一样，它也已经在个体之间实现了代代相传。（参见我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一书）然而，精神分析研究依然表明，个体在面对乱伦的诱惑时仍然充满了矛盾与挣扎，而他们也常常在幻想或是实际生活中逾越这一障碍。

[14]青春期的性幻想是童年时期性探索的延续，这一过程也可能在潜伏期的某个时间段中提前发生。这个过程很可能悄无声息地在潜意识中发生，因此我们很难确切地指出其从何时开始。可以说，这类幻想是各式各样精神病症状的初步表现，是受到压迫的原欲寻求满足的结果，因此也对精神病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此外，性幻想也是梦的范本，在日间刺激的影响和作用下，性幻想得以在梦境中重新上演——在青春期的性幻想中，还有一些普遍存在，与个人的经历无关。例如有些人幻想偷听父母做爱的场景，有些人幻想自己被童年所爱的人诱奸，有的人则幻想被阉割，或是想象身处子宫之内的种种感受。此外，一个孩子在长大后和童年中还会对父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类幻想被称为“家庭传奇”（Familien Roman，指孩子们想象自己并非是父母亲生）。它们与神话密不可分，奥托·朗克（Otto Rank）1909年发表的《神话中英雄的诞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例证。

俄狄浦斯情结诚然是精神病的核心症结，也是其本质内容。幼儿性欲在这一情结中达到高潮，这也对成年时期的性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每一个人自出生开始，都面临着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难题；如果无法越过这道关口，就难免会患上精神病。随着精神分析研究的深入，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精神分析学说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这一点。在另一篇文章（《出生之殇》，1924年）中，奥托·朗克指出，对母亲的依赖可以追溯到胚胎时期，这也奠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生物学基础。他认为，对出生的恐惧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才是乱伦禁忌的最初来源。

[15]参见我在《梦的解析》中就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注定以悲剧收场所进行的论述。

[16]参见拙作《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

[17]人类在情欲生活中千奇百怪的表现以及在恋爱中所表现出的强迫症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并可被视作儿童时期性影响的残迹。

[18]在这里，我要着重提及一本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书——费伦茨1924年出版的《试论生殖理论》。在这本书中，作者从生物学的发展史出发，研究了高等动物的性生活。

[19]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被动的性变态行为，也适用于主动的性变态行为。后者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性欲停留在了幼儿时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他的性发泄途径受阻，性欲被迫退化到了幼儿时期。因此，主动的性变态也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

[20]我们常常发现，最早出现在青春期的性潮流是取向正常的，但是由于它过于孱弱，在第一股外在阻力面前就土崩瓦解了。于是，患者就退回到了性变态行为中难以自拔。

[21]有些性格特征甚至直接与特定的快感区存在联系。例如，顽固、节俭、正派等观点来自肛门性欲，而雄心壮志通常来自尿道性欲的强烈作用。

[22]通晓人情的左拉的《生的快乐》一书有这样一个大度无私的女孩。她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了一切财产和生活的愿望，而在此时，她十分向往得到他人的呵护和关怀，稍被冷落，就显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

[23]一个人责任感的增强，可能也是早年生理上性表现旺盛的结果。

《性学三论》的实践

爱情心理学
（Psychologie des Liebeslebens）

1.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

一直以来，在人类根据什么样的“爱情标准”进行对象选择，以及他们如何在想象的要求和现实之间保持一致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很信任作家的描述。

客观地说，作家们的确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潜质。一方面，他们善于借助细致入微的观察发掘隐藏在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另一方面，他们也敢于将自己的潜意识世界展现给他人，进行自我剖析。

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的作品价值也会打些折扣。作家必须为读者带去智性和美学上的快感，唤起他们内心的情感共鸣。

因此，他们无法将现实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而必须对其进行切割，从中剥离出对其不利的内容，再做一些填补加工，使全文读来平缓流畅，这一切被看作是称为“诗意自由”（Poetische Freiheit）的特权。而对于其笔下所描绘的内心状态，作家们也无意去探究它们的前世今生。

这么一来，科学家们面对一部在上千年间曾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的作品，反而会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读来会有些索然无味。

然而这一点恰恰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们对于人类爱情生活的研究是完全合乎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快乐原则”（Lustprinzip），而它恰恰构成了我们心理活动的基础。

在为患者提供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很容易就能了解精神症患者的情感生活现状。不难发现，在精神正常甚至是精神状态十分出色的人身上，也会有类似精神症患者的行为出现。如果哪个人运气好，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样本资料，就不难归纳出各式各样的类型。

在此，我要介绍一种男性对象选择的特殊类型，它受到一系列爱情条件的约束——并非那么容易理解，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只有借助精神分析，才能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在所有爱情条件中，有一点是最为特殊的。只要在一个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就大致可以将其归入一种特殊类型，转而在其身上寻找这一类型的其他特征了。这个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受伤的第三者”。

也就是说，这类男人在选择爱恋对象的时候，绝不会考虑单身或是离异独居的女子，而只会对有夫之妇、已经订婚的人或者他人的情妇发生兴趣。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身无所属的女人可能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被这类男人所讨厌；可是只要这个女人一跟其他男人扯上关系，她就会成为追逐的对象。

另一个条件也许不那么常见，但也十分引人瞩目。它常常伴随着条件一出现，但条件一也往往更容易独立出现。那些贞洁、正派的女子，往往不足以成为这类男人的爱恋对象；相反，性生活不检点、毫无忠诚度可言的女子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些男子的口味也分不同的层次，无论是那些喜欢与人调情的有夫之妇、习惯于脚踏几条船的交际花还是所谓的大众情人，都有人喜欢。说得粗俗一些，这些人简直就是非荡妇不爱。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满足了这些男人争强好胜的欲望，那第二个条件中那些浪荡的女子，则能使这类人的嫉妒心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这一点也是这类人所必需的。只有在他们为了女人争风吃醋的时候，他们的激情才会达到顶点，找这些女子的目的也就彻底达到了。于是，这些男子会抓住每一个能够借题发挥的机会，将自己的妒火煽动到顶点。

奇怪的是，他们从不会妒忌自己情人的合法对象，而总是会将怀疑的目光投到自己意中人身边的那些陌生人身上。有些人甚至从来不希望独自占有一个女人，而更愿意沉浸在某种三角恋关系中。我有过一个病人，他曾经因为自己情妇的放荡而饱受折磨，但后来那个情妇要结婚了，他却没有表示出任何异议，甚至极力促成此事。此后的若干年，他都没有对情妇的丈夫表现出丝毫的嫉妒。

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病例，患者起初对自己初恋对象的丈夫十分嫉妒，后来多次要求自己的情妇离婚；但在随后的几段感情中，他也开始变得与其他人一样，不再将情妇的合法丈夫视作障碍。

以上两点说的是这类男性的爱恋对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他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爱恋对象的。

在正常的恋爱关系中，洁身自好的女子总会受人喜爱，生性放荡的女子则会被人看低一等。但我们现在要说的这类男子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值得倾心的爱恋对象。

他们会费尽一切心机维持与这类女人的暧昧关系，说他们为之神魂颠倒大致也不为过。在他们眼里，情妇就是自己唯一的挚爱。他们自愿对情妇保持忠诚，但事实上却也经常会食言。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关系明显有着强迫症的影子，这可以说是所有恋爱关系的通病。但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经历有过一次就足以刻骨铭心，绝对不会再发生第二次。这种孽缘会在这类人的身上重复发生，每一次几乎都是上次的翻版。一旦他们的经停地和周围环境发生改变，他们的爱恋对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类似的经历几乎可以连成一串。

而最令旁观者大跌眼镜的，恐怕是这类人“拯救”自己情妇的欲望了。

这些人坚信自己的情妇需要自己，否则她们就会自甘堕落，跌入道德的谷底。所以，他要拯救她，对她进行管束。如果说他们的情人真的放荡不羁，为社会所不容，那他们的这种想法倒的确情有可原；可问题是，即使没有这些事情，他们也照样我行我素。

我就曾经见过一个这一类型的男人，他用花言巧语将情妇骗上了手，接着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说服她对自己忠贞不贰。

在看过了以上这些特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喜欢有夫之妇和放荡的女子，他们的嫉妒亟须释放，他们自命忠诚，却又孽缘不断，还幻想着去拯救自己的情妇；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一切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能够概括的。

要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对这些研究对象的生活史作深入的精神分析。

与常人的恋爱生活一样，这群人独特的对象选择和情感纠葛，也必然可以追溯到孩提时期对母亲的依恋。可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也是摆脱恋母情结的方法之一。

哪怕是在正常的情感生活中，一个男子选择的爱恋对象往往也会有母亲的影子。许多年轻人偏爱成熟的女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只不过他们很快就能把原欲从母亲身上转移开来。而我们这儿研究的这类人在进入青春期后，其原欲仍然停留在母亲身上，他们随后选择的爱恋对象都有母亲的特征，甚至很容易就能被看作是母亲的替代物。

我们不妨拿新生儿颅骨的形状问题做比方：如果生产过程不顺，孩子的颅骨就会呈现出母亲骨盆的形状。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类人的一些性格特征，如他们的爱情条件和恋爱行为，的确可能与他们的恋母情结有关。

最容易解释的大概也就是第一点特征，即其恋爱对象必须已经身有所属，也就是说，“受伤的第三者”是必不可少的。不难发现，在孩子们的意识中，自打娘胎里出来起，母亲就是属于父亲的，“受伤的第三者”其实就是父亲的化身。

这样一来，这些人把情人视作掌上明珠，对其忠心耿耿，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母亲，孩子与母亲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怎么也割断不了的。

明白了这些人的爱恋对象都是母亲的替代物，那么他们一再更换情人的行为看似与母亲的唯一性矛盾，其实也就很好解释了。

通过对其他案例的精神分析研究，我们明白了一点：那些在潜意识中被认定为不可替代的东西，会被人们在现实中一再地追寻，这是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不可能与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完全吻合。

小孩子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总是喜欢问问题，他们想问的问题永远都只有一个，可是却永远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有些精神受过创伤的患者常常喋喋不休，其实他们是想说出心中郁积的秘密，但也是话到嘴边口难开。这些现象，都可以用上述理论去解释。

与此相比，第二个条件，即所选对象的放荡性格就不太好用恋母情结去解释了。在一个神志清醒的成年人眼里，母亲总归是一个不容侵犯的圣人，是纯洁的化身。

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母亲的品德，那一定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如果自己的内心也产生了这种疑窦，那这个人肯定要饱受煎熬了。但也恰恰是“母亲”和“荡妇”之间的悬殊对比，促使我们去研究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历史和两者在潜意识中的联系，因为我们早就发现，在意识中并不一致的两个事物，在潜意识中可能会合为一体。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目光开始聚焦到青春期之前。正是从这时起，少年们开始对成人之间的性关系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从一些带有挑逗倾向的污言秽语中，孩子们开始窥破性生活的秘密，而成年人的权威形象，也因其性行为的暴露而毁于一旦。

这件事对孩子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与父母之间关系的转变。孩子们在听到那些粗俗不堪的话后，往往会这样反驳说：你们的父母和其他人可能这么干，但我的父母不可能是这样的。

而就在获得性启蒙的同时，男孩们也难免会了解到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依靠性交易谋生，也因而为人们所不齿。

他们当然对此不明就里，一旦他们明白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们也能享有性生活，并由此跨出迈进成人世界的脚步，他们的心情大概既渴望又害怕。

等到他们终于发现性行为虽然丑陋，自己的父母却也难以免俗时，他们就会不无道理地对自己说：母亲和荡妇之间的区别或许也没有那么大，她们做的事情也没什么两样。

这番发人深省的言论又重新唤醒了他们儿时的记忆和愿望，在他们的心底重新掀起了波澜。在这种新认识的作用下，他们又开始渴望母亲，而将父亲重新当作自己的情敌，对他百般憎恨。可以说，他们又重新陷入了“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之中。

他们想念母亲，而母亲却将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特权送给了父亲而非自己，这被他们视作是对自己的不忠。一旦这种情感得不到及时的宣泄，他们就只得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尽管情节错综复杂，但这种幻想大致总是围绕着与母亲发生性行为而起，之后也往往以手淫告终。在恋母和仇父情结的双重作用下，母亲不忠的画面常常在他们的幻想中出现，而母亲出轨的对象往往有着男孩自己的影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他们理想中那个长大后能与父亲一较高下的人物。

我曾在其他场合提到过“家庭浪漫史”（Familien Roman）这个概念，这大概就是这一时期男孩们多姿多彩的幻想和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了解了这段精神发展史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类人对性情放荡的女人青睐有加，其实也是其恋母情结在作怪。我们所研究的这类男性的情感生活，一直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发展密不可分。

他们过分专注于青春期的幻想之中，这一切都在其日后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体现。毫无疑问，青春期过度的手淫行为，也促使这种幻想进一步固化。

幻想控制了这些人真实的情感生活，而与之相比，拯救爱人的冲动，则显得随意而肤浅，也要容易解释得多。

在这些人的眼里，情人自甘堕落，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因此他们有必要保护她们，看管好她们的美德，改变她们的恶习。

通过对隐蔽性记忆（Deckerinnerung）、幻想和梦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我们的潜意识将一切恰到好处地“合理化”了，其原理与梦境的“二次加工”（sekundäre Bearbeitung）作用类似。

事实上，“拯救”这一主题自有渊源和意义，其实也是恋母情结或是双亲情结（Elternkomplex）的产物。当一个小孩子听说，自己的生命是双亲赐予的，是母亲将他带到了人世，在他生性好强、渴望独立的心中，就会诞生一个愿望：用一个等值的礼物去回馈父母的恩情。

这就好比一个执拗的男孩在说：我不要爸爸的任何东西，他给我的，我都会还给他。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救父亲一命，这样他们就算是跟父亲扯平了。通常这种幻想也会扩展到皇帝、国王和其他一些大人物身上，以这种扭曲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这也成了许多作家创作的素材。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于父亲的感恩之情总是停留在救其一命的幻想之中，而对于母亲来说，男孩的情感则要细腻得多。

母亲将孩子带到了人世，要回报这生育之恩，可并不容易。但潜意识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意义的变换——其实在意识中，不同概念的混淆也是常有的事情——拯救母亲，完全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帮她生一个孩子，当然，是要跟自己差不多的孩子。

这一微小的改变，相比最初的救人一命，其实并不算大，其意义的变换也是合情合理的。母亲赐给了我们生命，作为回报，我们就赐给她一个跟自己相似的孩子，一命换一命，以示自己的感恩之情，这大概也算说得过去吧！

在这一类的救赎幻想中，孩子们完全将自己想象成了自己的父亲。所有那些温柔、感激、渴望、倔强、专横的情感，都在自己做自己父亲这件事情上得到了满足。

在这种意义的变换中，大多数意义都保存完好，甚至连危机感也并未消失。

对于人类来说，出生本身就蕴藏着危险，是母亲的不懈努力拯救了我们。在出生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危机，之后的危机都与这次大同小异，而这也成了我们之后人生旅途中恐惧的来源，也许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苏格兰民间传说中的麦克达夫不是由母亲生育出来的，而是自己从母亲的躯体中破膛而出，因此也就不知恐惧为何物。

古代的释梦家阿特米多勒斯（Artemidoros）说得没错：梦的意义因做梦者的不同而改变。在男性和女性的潜意识中，报答救命之恩的做法也并不相同。在男性那儿，是让母亲生一个孩子；在女性那儿，则是自己怀一个孩子。

梦境和想象中拯救行为的不同意义，一旦跟水联系在一起，就更加明朗了。

如果一个男人在梦中从水里救了一个女人，他就会使她成为母亲，从上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意味着他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了。而如果一个女人从水里救了一个其他人（孩子），她就会像摩西神话中的那个公主一样，自认作孩子的母亲。

个别情况下，对父亲的救赎也可能带有这般柔情，这主要表现为想把父亲当作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是想有一个与自己父亲一样的孩子。正是由于救赎母亲与双亲情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情人的救赎也成了这类爱恋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

我不想费太多的笔墨去为我的研究方法辩护，就像我提出肛门性欲（Analerotik）这个概念时那样，我总是习惯于在观察所得的材料中挑出那些特点鲜明的个案加以研究。

有许多人可能只符合一两个上述特征，或是其特征并不明显，只有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才能断定他们是否属于我们所研究的这类男性。

2.情欲生活中最普遍的降格

降格行为

如果问一个精神分析师，什么是除各种恐惧症外最常见的病症？

他的回答一定是心理性阳痿（psychischerImpotenz）。

为这类病症所折磨的，多是那些性欲极端旺盛的男子。他们的性器官在性交过程中会突然拒绝合作，尽管它们在性行为前后都被证明是功能健全的，而这些男子的内心中也的确有一展身手的欲望。

患者们也对自己的这一状况有所知晓，他们发现，只有与特定的人性交才会出现障碍，而与其他人性交则不会出现问题。

他们明白是性对象的某些特质诱发了他们的性无能，有时候还会报告说，他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内部的阻力，仿佛有另一股反作用力阻碍了意志的执行，但却说不明白这股阻力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到底是性对象的哪种特质诱发了这一切。

如果一再经历这种失败，他们也就难免胡乱猜测，认为是第一次的失败经历干扰了自己，越是害怕重蹈覆辙，就越是一蹶不振。但第一次究竟为何失败，他们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能将其解释为意外。

已经有许多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过心理性阳痿[1]，每个人都能说上一番道理，也能从各自的行医经历中找出证据自圆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心理性阳痿是某种特定的心理情结所造成的障碍，而患者本身对此却不知情。

就其致病原因来看，大抵还是与患者内心中乱伦的欲望有关。患者总是幻想着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乱伦，这种幻想很难被逾越。此外，也许某次失败的教训使患者联想起了儿时的性经历，也可能使得他们在女性性对象面前提不起精神。

如果我们对那些严重心理性阳痿的案例作深入的精神分析，就会对患者的性心理过程有所了解。毫不出人意料的是，患者之所以备受折磨，还是因为其原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没能达到正常的状态——这很可能也是所有精神障碍的发病之源。

正常的情欲行为，有赖于两类情感的结合，我们将这两种情感称为真情（die zärtliche Strömung）和肉欲（die sinnliche Strömung）。在这类病例中，这两类情感从未合流。

在这两类情感中，真情出现得更早一些。它出现在孩子的童年初期，其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和孩子的监护人，体现了孩子自我保护的需要。

真情从诞生起，就含有性冲动和性趣味的成分，这在孩提时期已经若隐若现，在精神病人身上更是一抓一个准。这种真情，其实也是孩子们早期对象选择的一种表现。

我们发现，性冲动在选择自己的第一批对象时，总会参考本能的评判，就像最初的性满足总是借助以自保为目的的机体功能来完成一样。

父母和监护人总是对真情中的情欲成分不加掩饰，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小孩就是一个玩具”，这也无形中提升了孩子本能中色情的成分；如果再算上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孩子的发育后期，性爱也就成了无可回避的话题。

真情贯穿了孩子的整个童年，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情欲的成分，但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跟性目标联系起来。进入青春期后，强大的肉欲开始显现，其目标也越来越明确。

肉欲显然会重蹈覆辙，对童年时期的性对象倾注更多的力比多。但由于乱伦的禁忌一直存在，他们渐渐会发现早期的性对象其实并不适合自己。

为此，他们不得不尽快找寻其他陌生的对象，从而得以享有真正的性生活。新的性对象虽然陌生，却依然具有童年时期性偶像（潜意识中的成像）的影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时期依附在母亲和姐妹身上的百般柔情，都会被转移到她们身上。

按照《圣经》中的约定，男人总要离开父母，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女子，并由此完成真情和肉欲的结合。一旦情欲之爱到了深处，男人就会为自己的另一半神魂颠倒（男人天生就会对性对象有着过高的评价）。

在原欲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能出差池的地方，不外乎以下两处。首先，选择新对象的过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新的对象或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一个人无可选择或是可选余地不大，那就难免会遭受失败。其次，本应在长大后遭到遗弃的儿时性对象可能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此，有些人不免陷入儿时的性吸引中难以自拔。

如果以上两个因素足够强大，一个人就很可能为精神病所累。力比多脱离现实，沉浸在幻想之中，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内倾性（Introversion）。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性对象所带来的印象被加强，使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但迫于乱伦禁忌的压力，对这些性对象的力比多只得在潜意识中寻找栖身之所。如果手淫行为使得这股隐藏在潜意识中的肉欲得到满足，乱伦的原欲就会被掩藏得更深一层。

哪怕这一切都只是在幻想中进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即使新的性对象在幻想中取代了最初的性对象，潜意识中手淫的对象也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替换最多方便了幻想被意识所接受，力比多仍然隐身于潜意识中。

因此，一个年轻人的肉欲，很可能还是与他们潜意识中的乱伦对象，或者说是他们潜意识中的乱伦幻想联系在一起的。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彻底的性无能，如果他的性器官碰巧也比较虚弱，就更可能雪上加霜。

而所谓的心理性阳痿的形成，则要容易得多。要知道，肉欲不可能完全隐身于真情之后，它们的力量过于强大，总会找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一显身手。

心理性阳痿患者的性行为有着鲜明的特征，由于缺乏强大的心理驱动力，他们在性爱中往往显得情绪无常，易受外界干扰，很难正确享受到性生活的乐趣。

他们的肉欲往往与真情相背离，这就会对他们的对象选择造成限制。高亢的肉欲只会寻找那些没有乱伦之嫌的人作为发泄对象；而一旦他们在心里对一个人颇为敬重，那个人就不会引起他们的肉欲，而只会触动他们的一腔柔情，这与性无关。

这类人的情欲生活分裂成了两个极点，这在艺术上被形象地称为天国之爱和尘世之爱（又称动物之爱）。

他们爱一个人，就不会对她产生邪念；对一个人想入非非，就不会对她动真情。他们的理想对象，是那些既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情感，又可以将他们的肉欲从最初的性对象身上转移开来的人。

然而万事皆有不幸，越是逃避和压抑某些事物，它们反而会主动找上门来。在本应帮助他们避免乱伦的意中人身上，往往隐藏着某些他们最初性对象的特征，这令他们一蹶不振，在心理上彻底阳痿。

要防止这种爱情分裂症的出现，就必须在心理上人为地压低性对象的地位，因为这些人往往对自己的性对象估计过高，甚至将她们放到了与自己的乱伦对象及其替代者等同的位置。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肉欲也就摆脱了束缚，能够随心所欲地转化为性成果，给人带来快感。

此外还有一点：那些真情和肉欲无法结合的人，其正常的性生活往往也不是很美满。为此，有些人选择了反常的性对象，但这本身也是很矛盾的事情。如果这种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那患者就无法尽兴；而一旦尽兴了，那他们的性对象只会是地位卑微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小男孩们在幻想中将母亲贬为荡妇的动机所在。至少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想要借助这种方式填平情欲生活中真情和肉欲之间的鸿沟，好让降格后的母亲也成为他们发泄肉欲的对象。

真情和肉欲

在以上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站在心理医生的角度，研究了心理性阳痿这一现象，这似乎与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扯不上太多关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对于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来说，这段文字是极其必要的。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情欲生活中真情和肉欲无法结合造成了心理性阳痿，而对儿时性对象的执着以及乱伦禁忌所造成的失败性经历，更加重了这种性功能障碍。但这种说法还有一点破绽：它把话说得太满，虽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心理性阳痿，却没能说清为何其他人得以幸免于此。

我们刚才提到的对儿时性对象的固执、乱伦的禁忌以及青春期后失败的性经历，这在每一个文化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既然如此，那心理性阳痿更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酷刑，而非少数人的疾病。

一种很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心理性阳痿属于量变而非质变，只有致病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病症才会显现。尽管我原则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我并不打算止步于此。相反，我认为，心理性阳痿的普遍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其实是文明人群情欲生活的典型特征。

如果我们将心理性阳痿再定义得宽泛一些，除那些性目标明确、性器官功能正常，却在性交过程中一蹶不振的人外，那些可以完成性交过程，却体会不到丝毫乐趣的“精神麻醉者”也可以被算作心理性阳痿患者。

事实上，这类人还要更为常见一些。对这类案例的精神分析研究发现，这类病例的致病原因，与狭义的心理性阳痿完全一致，但为何两者的症状会出现差异，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人们很容易就会将这些被精神麻醉了的男人与那些同样不在少数的性冷淡女人做类比，她们的情欲世界同样是个谜团，其纠结复杂程度绝对不输给患有心理性阳痿的男人。[2]

如果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扩大心理性阳痿定义，还要将其并不明显的症状一并发掘出来，那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世界中，男性的情欲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心理性阳痿。

只有在极少数受过文化教育的人身上，真情和肉欲实现了合二为一。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如果在性行为中面对一个他所尊崇的女子，拘谨就在所难免；只有在那些低微的性对象面前，他们才能一振雄风。

这当然还与一些因素有关：这些人的性目标包含了一些变态的成分，但在那些他们所尊敬的女子身上，他们不敢做出尝试。只有当他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全身心投入到性爱中时，他们的性欲才能得到彻底的满足，但在端庄的女子身上，他们绝对不敢这么做。

为此，他们蠢蠢欲动地寻找在道义上相对低贱的性对象，这些女人对他知之甚少，也就无法对他说三道四，这就使得他们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性能量在这类女子身上得到彻底的释放，尽管他们的真爱其实是某个更为高贵的女子。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来自最上层社会的男子往往会将一个出身相对卑微的女子收作情妇，甚至干脆娶她为妻。这大概也是对性对象的征服欲作祟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彻底的性满足。

我敢断定，导致现实生活中心理性阳痿的两大因素（难以摆脱的儿时乱伦欲望和青少年时期的失败性经历），也是造成当代男子在情欲生活中做出如此行径的罪魁祸首。

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我不得不说，要想无拘无束地纵情享受性爱的乐趣，就必须克制对女性的崇拜，避免与母亲和姐妹乱伦的念头出现。只要就这个问题反躬自省，就不难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性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低贱和下作的，而这也并不是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身体那么简单。

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问题的症结还得从青少年时期去找：在那时，一个人的肉欲已经十分旺盛，但无论是在最早的乱伦对象还是新的性对象身上，性欲都找不到发泄的渠道。

在我们的这个文明世界中，女性也生活在同样的阴影之下，甚至还要同时承受男性行为举止的压力。男人们要么在爱情之初将她们奉为天仙，但在占有了她们之后，却反而将她们看扁；要么在她们面前一蹶不振，无法发挥自己的全部性能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她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在女人身上，我们很少能观察到打压其性对象的需求，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她们不像男人一样会把自己的性对象估计得过高。然而，长期的与性隔绝使得她们的肉欲一直停留在幻想之中，这也导致了另一种严重的后果。

她们始终无法摆脱禁欲念头的束缚，即使在性行为最终被允许之后，往往也不免患上心理性性无能，也即性冷淡。因此，许多女人即使在合法成婚后，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对性行为感到拘束；而另一些女人只有在偷情中才能获得快感，因为禁忌之爱的条件重新得到了满足。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却往往能对自己的情人忠贞不贰。

在我看来，女性的禁忌之爱，在本质上与男性贬低性对象的需求无异。

出于发展文化的考虑，我们的教育在性成熟和性实践之间设置了很长的一段空当期，从而直接造成了上述后果。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试图摆脱这种真情和肉欲无法合而为一所造成的心理性性无能，但结果却迥然不同。

女性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或许与两性间的另一项行为差异有关。在空当期内，开化的女性们总是倾向于安分守己，恪守性行为的底线，从而在内心中将禁忌和性爱混为一体。男性则总会通过给自己的性对象降格打破禁忌，从而也将这一特征带入了今后的性生活中。

今天的文明社会正围绕着性改革展开激烈讨论。在此，我们有必要指出，精神分析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并没有任何的偏向性。它的目的，是挖掘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联。

如果它能够助改革一臂之力，用有益的做法去取代错误的做法，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改进后的做法会不会矫枉过正，给人们带来更深的伤害，我们并不能事先预知。

情欲的束缚

文化对于情欲生活的约束，导致了性对象的普遍降格，这使我们不由得将目光从性对象转移到性冲动身上。

最初的禁欲行为导致了人们在婚后无法达到彻底的性满足，但即便从一开始起就对性行为不做任何限制，结果也不会变得更好。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如果性欲很容易满足，那性爱的精神价值很快就变低了。要使原欲达到高潮，就必须人为地为它设置阻碍，所以当自然条件不再成为性生活的阻碍时，各个时期的人们会自发地达成一些规约，对性行为做出一定限制，从而得以彻头彻尾地享受爱情。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种族来说，这一点都十分重要。

当古代文明濒临瓦解时，爱欲可以随意得到释放，爱情失去了价值，生活也变得空虚，这时就亟需一股反向的作用力，将爱欲重新束缚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看，基督教的禁欲主张的确提升了爱情的精神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们所无法企及的。尤其是在那些终身都在与原欲的诱惑做斗争的僧侣中，禁欲的意义达到了顶峰。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正是我们机体本能的普遍特征。

通常来说，随着挫折的加剧，本能的精神意义也逐渐增加。如果我们尝试让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忍受同样的饥饿，随着进食需求的增长，他们的个性差异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取代它们的则是进食的本能需求。

但这是不是说一旦满足了本能的需求，它的精神地位就会急剧下降呢？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酒鬼和美酒之间的关系。酒鬼从饮酒中获得了吸毒般的满足，在诗歌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它与性满足做对比，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可曾听说过有哪个酒鬼厌倦了同一种酒的味道，要不停地更换饮酒的种类才能保持新鲜感？

事实恰恰相反，习惯的力量使得酒鬼与他所喝的那种酒越来越亲近。另外，我们可曾听说过有哪个酒鬼需要跑到一个酒价更贵或是禁止饮酒的地方，借助这些人为的障碍来找回自己日渐消退的满足感？显然没有。如果我们听过一些著名的酒鬼，如伯克林斯（B.Böcklins）等人的自述[3]，就不难发现他们与酒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简直堪比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那为什么男人和自己的性对象之间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尽管听上去有些荒唐，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天生的性冲动彻底得到满足并非是一件好事。在性冲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状况最为关键。

第一，受二次对象选择和乱伦禁忌的影响，性冲动的最终对象一定不是原来的对象，而只是一个替代品。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证实，如果欲望的最初对象遭到排挤，往往会有无穷无尽的替代对象来取代它的位置，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令人满意。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成年人在情欲生活中频繁更换性对象，表现出一种“性饥渴”。

第二，我们知道性冲动由多种成分组成，也会分解成各种成分。并不是所有的成分都能在最后得到发展，有些成分被事先压制，或是用作他途。本能中的食粪成分尤其不能见容于我们今天的美学文化，这大概与人直立行走后嗅觉器官不再紧贴地面有关；此外，情欲生活中的施虐成分也必须被抛弃。

但性冲动的结构十分复杂，以上的这些变动都仅仅触及其表面，激发性冲动的实质成分并没有发生变化。排泄和性一直密不可分，性器官的位置介于尿道和肛门之间，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套用拿破仑的话，那就是“身体结构决定命运”。我们的身体朝着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向发生了进化，但性器官却没有参与这一过程，仍然保持其兽性不变。

性冲动很难被驯服，对性冲动的驯化往往不是助纣为虐，就是适得其反。在这方面，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以丧失一部分乐趣为代价，一部分性冲动被人为搁置，使得性行为总是存有遗憾。

于是我们不由得作出结论：在文化的要求下，性冲动的诉求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满足；由于文化的发展，人类难免要做出一些牺牲，承受一些苦难，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面临灭种的威胁。

当然，这种悲观的预言是基于以下猜测：在文化的压力下，性冲动无法正常释放，从而必然导致种种不满。但换句话说，也恰恰是在文化的要求下无法得到彻底满足的性冲动，成全了我们最伟大的文化成就。

借助升华作用，许多性冲动的成分不断发生转化，成了文明的成果。如果人类的性冲动完全得到了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将性动力用作他途呢？那样的话，他们肯定陷身于性交的乐趣中难以自拔，文明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看来是人类的两大本能——性本能和自保本能之间难以平衡的差异，驱使着我们在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孜孜以求。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人类中的弱者始终面临着患上精神病的危险。

科学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自欺欺人。但我还是很愿意在此承认，要得出以上这些宽泛的结论，其实需要更为广泛的研究基础。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话题；也许人类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可以弥补文化的伤害。

3.处女的禁忌

在原始人类的性生活中，他们对处女，即女性童贞的态度，大概是最让我们震撼的事情之一。

在今天，男性关心自己所追求的女子是否为处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如果有人被问及这么做的理由，反而会陷入窘境不知所措。

我们这个社会要求女子在与一个男子步入婚姻的殿堂前，不得有与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的经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证男子对自己妻子的排他性占有权，使他们同时得以垄断妻子的过去，而这恰恰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

我们对女性的情感生活如此指手画足，难免会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嫌疑。要知道，来自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迫使少女们长期克制内心的欲望，为她们的情欲设置了重重阻碍。

第一个帮助她们摆脱这种阻碍，使她们得到性满足的人，对于她们有着一种持续的吸引力，这是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这段经历使得女性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使得她们心甘情愿地被男人占有，也帮助她们抵御了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和陌生的诱惑。

1892年，冯·克拉夫特-艾宾[4]首次提出了“性从属”（Geschlechtliche Hörigkeit）这一概念，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后，对其产生高度的依赖性和顺从心理的这一事实现象。有时候，这种归属感可能十分强烈，以至于使一个人彻底丧失主见，甚至不惜承受最为残酷的自我利益牺牲。

同时，他也指出，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十分必要，有助于性关系的维持”。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性从属奠定了文明婚姻的基础，保护其免受多配偶倾向的影响，对于我们的社会人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冯·克拉夫特-艾宾认为，一个“多愁善感、性格软弱”的人爱上了一个无比自私的人，于是性从属就这样诞生了。但具体的案例分析表明，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不难发现，完成性行为所要克服的阻力大小，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性行为的专注度和初夜的独一无二性，也对于性从属的诞生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由此可见，性从属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出现的频繁程度是不一致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彻底委身他人，但与古代相比，今天的男性也更易臣服在他人的石榴裙下。

在对男性性从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多是这样引起的：一个男子在某个特定的女子身上成功克服了自己的心理性阳痿，从此就跟定了她。许多曾引起一时轰动的婚姻，甚至有些命运的悲剧，都是因此而起，而且说实话，这样的案例还不在少数。

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如果我们认为，原始人类不重视童贞，并把当时的许多女孩都在第一次婚内性行为前就破了身当作证据，这其实是不恰当的。相反，破处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是一种有着重要意义的行为，只不过他们将它当成了一种禁忌，甚至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禁制。根据习俗的要求，处女之身不应留给女孩的夫君，后者甚至应该刻意回避破处。[5]

在此，我无意一一列举能够证实此言不虚的文献证据，也不想强调这一现象地理分布的广泛性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未开化人群中间，婚前移除处女膜的行为也是十分普遍的。

克劳雷这样写道[6]：（原始人群的）婚姻仪式包括这样一个环节，即由指定的人刺穿新娘的处女膜，而这个人并非新郎本人；这种现象在最低等级的文化中十分普遍，在澳大利亚尤其如此。

如果破身被禁止由第一次婚内性交引起，那就必须在事先由某个人以某种方式操刀。接下来，我还将引用克劳雷书中的几处言论，并附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191页：澳大利亚的狄里人（Dieri）及其一些邻近部落流行着这样一个风俗，当少女进入青春期后，人们就会捣毁她们的处女膜。在波特兰（Portland）和格雷内格（Glenelg）这两个部落中，通常会由一个年长的女性来完成这一使命；有时，人们也会请白人男子来为新娘破处。

第307页：通常，人们会在少女进入青春期后故意弄破她们的处女膜，偶尔这也会发生在她们的童年……例如在澳大利亚，人们常常会为此组织一次正式的交配行为。

第348页：［引自斯宾塞（Spencer）和吉伦（Gillen）关于澳大利亚一些以严格限制族外通婚出名的部落的报道］人们会人为地捅破处女膜，那些受命执行这一手术的人，要（像出席仪式一样）庄重地排成一排，与少女进行性交……整个过程分为两部分：捣毁处女膜和性交。

第349页：（生活在非洲赤道地区附近的）玛赛人（Masai）认为执行（破处）这一手术是婚姻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在（马来西亚的）撒凯斯人（Sakais）、（苏门答腊岛的）巴塔斯人（Battas）和西伯里斯岛上的阿尔菲斯人（Alfoers）那里，破处的过程由新娘的父亲完成。在菲律宾，有些男子以为新娘破处为业，如果女子在童年没有被受命行事的年长妇女破处，那就要由他们来代劳。在爱斯基摩人的一些部落中，为新娘破处是僧侣或神父的职责。

我的评论主要分为两点。首先，以上的这些论述并没有详细区分无性交破处行为和性交破处行为，这一点颇令人遗憾。只有其中一处文字明确指出破处仪式分为两个部分，即（用手或器具）捅破处女膜和性交。巴特尔斯-普洛斯收集的材料尽管很丰富，对我们的研究也同样用处不大，因为他主要是从解剖学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其对破处行为的描述基本没有心理学意义。

其次，我们大概都很想知道所谓“仪式化”的性交与普通的性交之间有什么区别。在我手头的这些资料中，作者要么是对这一话题羞于启齿，要么就是低估了这些性交细节的心理学意义，对此大都语焉不详。

或许在那些旅行者和传教士们的原始叙述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和具体的描述，但由于我对这些文献无从考证，且它们大多来自海外，我也就不敢妄下定论。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仪式化的性交象征了普通性交，人们去繁从简，在仪式中对早期完整的性交行为进行了简化。[7]这样一来，我的第二点疑问也许就好解释了。

对于处女的禁忌，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以下我将对其做大致的介绍。通常来说，少女在破处的过程中都会流血；一些原始人群将血液视作生命之源，对血液存在畏惧，这就是对于处女禁忌的第一种解释。

流血的禁忌也存在于性行为之外，它显然与谋杀的禁忌息息相关。要知道，人类的祖先曾经嗜血如命，甚至以杀人为乐，人们将流血视为禁忌，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原始的欲望死灰复燃。这样看来，处女禁忌大概也与无处不在的月经禁忌类似。原始人类对于每月一次的神秘流血现象感到颇为不安，他们认为月经，尤其初潮，是被某种精灵鬼怪撕咬所致，也许就是少女与这些幽灵发生性行为的标志。偶尔也会有人声称，这些幽灵就是人们的某个祖先。于是就有一些观点[8]认为，处于月经期的少女是祖先灵魂的所有物，绝对不容许他人染指。

另一方面，有人也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了人们对血液的畏惧所产生的影响。毕竟，尽管原始人畏惧流血，但就在上述的一些部落中，一些与此相矛盾的风俗依然存在。人们对青年男子施行割礼，甚至还会更为残忍地切除少女的阴蒂和小阴唇。同样，其他一些会导致流血的仪式，也并没有被废除。因此，有些女子在第一次性交后为了满足丈夫，便不再遵守月经禁忌，这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种解释同样也与性无关，相较第一种也更具普遍性。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始终有着一种潜在的恐惧，这种症状大概与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中焦虑症患者的症状类似。在所有不同寻常的场合中，这种恐惧感都会出现，一旦有什么新鲜的、出乎意料的、难以理解的或是阴森恐怖的事情发生，这些人都会心生不安。

为此，每当人们想尝试新的事物，或是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总会举行一些仪式，排遣心中的恐惧。无论是新生儿的降临，还是家畜繁殖、谷物丰收，都概莫能外。而通常来说，这些焦虑不安的人所担心的危险，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总是最强烈的，因此，人们觉得有必要在开始的时候寻求自保。

同理，婚姻中的第一次性交是最富有挑战性的，所有人都必须谨慎应对，举办一场仪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流血禁忌和对新生事物的恐惧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相反，两者还能互为补充。第一次性交固然令人恐惧，流血就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

第三种解释认为，处女禁忌这个问题应该联系性生活的大背景来理解，这也是克劳雷所推崇的。

这种观点认为，不仅与女性的第一次性交是禁忌，性交本身其实就是禁忌；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女人都是禁忌。这不仅是因为女人要来月经，要怀孕、生产、坐月子，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之外，与女性的交合也会受到重重限制，有时我们甚至要怀疑，野蛮人的性交自由是否真的存在。

诚然，在某些条件下，原始人的性行为会突破所有阻碍，但通常来说，他们的性行为其实比处于更高文明阶段的我们受到更多的约束。

男子在做一些大事，如出行、打猎、作战之前，往往要远离妇女，尤其要避免与她们发生性行为；否则，他们的精力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不得善终。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主张男女分居，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在许多部族中，几乎不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家庭生活。

当时，男女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分明，以至于相互之间甚至都不能称呼对方的名讳。为此，女人之间的交流用的都是一些特殊的词汇，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有时候，对性的需求会打破男女分居的藩篱，但在某些部族中，即便是夫妻也要跑到室外偷偷苟合。

但凡原始人类设立一项禁忌，就表明此处存在着他们所害怕的危险。在所有的这些禁忌背后，是男人内心中对女性的无比恐惧之情，这一点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

这也许是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与男性不同，她们永远像谜一样神秘而陌生，这不免会让人觉得她们有些不怀好意。男人们害怕女人会削弱他们的力量，他们怕被女性同化，从而丧失自己应有的功能。

性交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性交过后的一段时间里，男人往往会四肢乏力，疲惫不堪，这恰恰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女人的可怕。他们越是对此顾忌重重，内心就越是惶恐不安。这一切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从未从我们身边消失。

许多观察过当今尚存人世的原始部落的人都认为，这些人内心中缺乏对爱欲的向往，其对情欲生活的渴望程度与文化人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以上这些禁忌习俗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点：人世间的确存在一种与爱的精神相违背的力量，使女人显得陌生而可怕，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克劳雷的说法和精神分析学说的通行术语几乎无异。他认为，每个人都会在“人身隔离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的作用下与他人保持距离，只需一点点细微的差异，就足以在秉性相同的人之间产生陌生感和隔阂感。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其实源于每个人对于细微差别的自恋。对于自己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感到骄傲不已，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相亲相爱，也很难做到宽以待人。而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男性之所以自视颇高，却对女性不屑一顾，是因为“阉割情结”（Kastrationskomplex）影响了他们对女性的判断。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有些离题了。女性的广泛禁忌性并不能解释为何人们要对处女的首次性行为加以特殊的限制。我们现有的答案，仍然停留在之前的两种解释之上，即对流血的恐惧和对新生事物的恐惧。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两种解释其实也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显然，人们设置处女的禁忌是要为少女未来的丈夫省却一些不必要的烦恼，而这必然与第一次性行为有关。而此前我们却说过，少女会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男子产生一种特殊的依赖。

在此，我不想再去研究禁忌的来源和真实意义。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我已经就此做过论述，并指出禁忌必然包含着矛盾的情感，它起源于一些史前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则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诞生。

但在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原始人群的禁忌中，这种原始含义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当今最不开化的人群，他们的文化也已经与史前文化相距甚远，尽管他们的文明没有我们发达，但从时间跨度看，他们的发展历程并不逊色于我们。而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给忘记了。

今天原始族群的那些禁忌，早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高明的系统，旧的动机逐渐被新的、更有利于和谐共生的动机所取代，其复杂程度堪比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恐惧症。

如果不考虑起源问题，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原始人群害怕什么，就为此设置一个禁忌。总的说来，危险其实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因为原始人群并不会像我们那样对危险的类型做如此严格的区分。

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实质危险，什么是精神危险，也无法在真实的和虚构的危险中间做出区分。他们的世界观属于泛灵论，在他们看来，来自同类的威胁，在本质上与来自自然和动物的威胁并没有什么两样。另一方面，他们也擅长将自己内心的敌意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从而对那些他们不喜欢或陌生的对象表现出敌意。所以，既然女性被看作是危险的来源，那与她们的第一次性交就显得尤为危险了。

我认为，只要我们对当代女性的行为进行同样的对比分析，就不难弄明白这种严峻的危险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只对女子未来的丈夫造成威胁的原因。我先介绍一下研究的结论：这破处的风险的确存在，原始族群的处女禁忌的确事出有因，这也帮助人们抵御了精神上的危险。

通常我们认为，女性在性交中达到高潮后，会紧紧环抱着自己的丈夫，以示感恩之情，这同时也是一种此身非君莫属的允诺。但我们也知道，上述过程通常不会在初夜发生；大多数女性都会对初夜感到失望，因为她们的身体进入不到火热的状态，无法得到满足。通常来说，只有在一段时间的反复摸索后，女性才能体会到性爱的乐趣。

然而，有些女性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性冷淡的状态，任凭自己的丈夫如何使出百般柔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我们对于女性的这类性冷淡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她们的性冷淡不是由于丈夫的性能力不足，那我们就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从类似的现象中寻找答案。

许多女性会习惯性地逃避第一次性交，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渲染，因为这个行为其实很难解读，通常可以看作是女性自身防御机制的条件反射。相反，我认为有些病理学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女性性冷淡的谜团。

一些女性在第一次交欢后，突然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敌意。她们对自己的丈夫骂骂咧咧，在他们面前张牙舞爪，甚至有人还动起真格来。

我就曾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典型案例，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事实上，这位女性深爱自己的丈夫，主动要求与其做爱，也从对方身上获得了难以名状的快乐。

在我看来，导致事件前后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动力，恰恰来自女性的性冷淡。它使得女性的一腔柔情化作乌有，自己却做到了不显山不露水。在上述病例中，导致女性性冷淡的障碍因素一分为二，走向了两个极端，其作用机理与我们所熟知的强迫症患者的所谓“双阶段症状”（Zweizeitige Symptome）类似。既然将女性破身，就有招致其仇恨的危险，那么一个女人未来的丈夫，就完全有理由避免这么做。

通过分析，我们很容易就能搞清楚是哪些冲动导致了女性的矛盾行为，我希望这也能被用来解释女性的性冷淡。第一次性交在女性体内激活了一系列这样的冲动，它们并非是正常女性所需要的，有一些在随后的性交过程中也不会再重复出现。

在这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处女在破处的过程中所要承受的痛苦。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便因此故步自封，止步不前。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将矛盾行为完全归咎于初夜的痛苦。

处女膜的撕裂，也对女性的自恋人格造成了创伤，她们失去童贞后的哀怨之情，就是具体的表现。但是，原始族群的婚礼习俗已经在警告我们不要过于高估童贞的价值。上文提到，有些地方的婚礼仪式由两部分组成：先是（用手或工具）戳破处女膜，再是正式的性交或简易性交，而性交的对象则不是丈夫本人，而是他的替身。

由此可见，处女禁忌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避免解剖学意义上破处行为的发生。丈夫所要回避的，不只是破处带给妻子的伤害，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初夜常常令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女子大失所望，因为现实和她们的期望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此前，性交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即便是性交终于合法化，成了被允许的行为，她们也无法放开手脚。许多新娘在陌生人面前对自己新的情感生活讳莫如深，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愿意吐露半个字，这固然没有必要，但却也是人之常情，是性压抑对女性造成重重束缚的表现。

少女们常说，如果其他人对此有所知晓，那她们的爱情就失去了意义。有时候，这种情感过于强烈，甚至可能会影响婚姻中的爱欲。只有在不被允许的秘密关系中，这类女子才能重新找回她们的柔情，树立坚定的意志。

然而，这种说法也还不够深入，毕竟这是以文化对女性造成性压抑为先决条件的，在原始人群身上其实并不适用。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接下来将要谈到的原欲的发展史。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原欲对于最初的性对象有着强烈的依附心理。这些性对象大多来自孩提时期的性愿望，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原欲大多聚焦在自己的父亲或是作为父亲替身的兄长身上。这并不是说她们一定想与父兄性交，即便如此，这个愿望也是相当模糊的。

由此看来，丈夫永远都不是一个女子的意中人。在女人的眼里，父亲才是最理想的爱人，丈夫只是父亲的替身，充其量也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

如果这种聚焦作用十分强烈，童年的性愿望一直挥之不去，那她们就不能从作为替身的丈夫身上获得满足，也就不甘委身于他。

所以说，性冷淡的起因，其实跟精神病是一样的。在一个女人的性生活中，如果心理因素越强，她的原欲对第一次性生活的冲击产生的反抗也会越强，她的身体也就越难被丈夫征服。可以说，性冷淡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障碍，或者至少可以算是滋生其他精神病症状的温床。而哪怕男性的性能力稍显不足，也会使得情况更为恶化。

来自早期性愿望的影响，似乎可以解释原始族群的这些风俗习惯。通常，破处这项工作总是由长者、神父、圣人或是父亲的替代者（参见上文）来执行的，中世纪一些庄园主享有的备受争议的“初夜权”，在我看来就是这类习俗的延续。A.J.施多夫（A.J.Storfer）[9]就认为，在多个部族中广泛存在的“托白亚之夜”（Tobiasehe，指在婚后的头三个晚上节欲的风俗）现象，就是承认祖先对新娘享有特权的表现。

此前，荣格[10]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在那些被赋予破处使命的父亲的替代者中找到神像的身影，那么以上这些观点也就得到了印证。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新娘的处女膜是由木质的男性生殖器像戳破的。而根据圣奥古斯丁（heiliger Augustinus）的说法，在古罗马的婚礼仪式中，也有类似的简化风俗，只不过年轻女子这次是被要求坐在普里阿普斯（Priapus）石像的阴茎上。[11]

此外，另一个动机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女性对男性的矛盾反应，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女性性冷淡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性交过程中，除上述的这些冲动外，女性身体内还有一些潜藏已久的情感也被重新激活，它们与女性的功能和角色格格不入。

通过对许多患有精神病的女子的分析，我们发现女性在早年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心理阶段：她们羡慕自己兄弟所独有的男性体征，因为自己没有阴茎（其实女性的阴茎只是退化了，并非没有），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们将女性的这种“阴茎崇拜”（Penisneid）归为“阉割情结”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说“男子气概”也包括了“想要成为男人”的含义，那么用“男人般的抗议”一词来形容上述行为就再恰当不过了。阿尔夫·阿德勒（Alf Adler）首创了这个词，并宣称这就是精神病的症结所在。在这个阶段，女孩子们出于嫉妒，往往会对自己的兄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她们也会尝试着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站立着小便，想要以此实现两性的平等。

前面我们说到过，有一个女子在性交后就对自己的丈夫百般动粗，从这个例子我可以断定，阴茎崇拜出现在对象选择期之前。在那之后，小女孩的原欲转移到了父亲身上，她们不再想要长一个阴茎，而开始想要生一个孩子。

如果在另一些案例中，这两种冲动出现的时间顺序发生了改变——阉割情结在对象选择期之后出现，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但通常来说，女人羡慕小男孩阴茎的雄性期要出现得较早一些，它跟自恋期的关系要比对象选择期更近一些。

一段时间前，我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个新娘的梦，这个梦是她对失身一事的反应。梦境暴露了这位女士的真实愿望：她想阉割掉自己年轻的丈夫，把他的阴茎永远留在自己体内。

当然，对于这个梦的解析也可以不痛不痒，我本可以把这说成是童年时期欲望的重复和延续，但梦境中的一些细节超越了这一范畴，这位梦中人的性格特点和她之后的行为，也印证了最为苛刻的言论。

在阴茎崇拜的背后，是女性对男性的敌视和怨念，这也是两性关系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和文学创作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费伦茨曾经从古生物学的角度猜测，女性对男性的敌意可以追溯到两性开始分化的时期——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性交最初是在两个同样的个体之间进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较为强势的个体就会强迫较为弱势的个体忍受性交的过程。被迫屈服的一方难免心生怨念，即使是在今天，这也是女性的天性之一。我很愿意看到类似这样猜测，只要我们不要夸大其词就好。

针对女性性冷淡以及在被破处后矛盾表现的成因，我们列举了数种可能性。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女性不成熟的性心理，都会一股脑儿地发泄到第一个与她发生性行为的男子身上。

这样一来，处女的禁忌就好理解了，人们之所以设置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使今后要与妻子朝夕相处的丈夫免遭这种危险。而在较高等级的文明中，出于种种其他的诱惑，同时也考虑到破处对性从属的促进作用，人们开始忽视这种危险，而将贞操视作一笔任何男子都不愿错过的财富。

但对于婚姻问题的研究表明，为失身寻求报复的愿望，一直不曾从当代女性的精神世界中彻底消失。细心的观察者肯定能注意到，许多女子在第一次婚姻中一直提不起“性致”，而在离婚之后，她们往往能和第二个丈夫恩爱有加，相处得其乐融融。可以说，她们对男人天生的敌意已经在第一任丈夫身上消耗殆尽了。

尽管如此，处女的禁忌并没有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人们仍然对此了然于胸，作家们也常常会从中谋取素材。

安岑格鲁贝（Anzengruber）曾写过一部喜剧：一个天真的农家少年不愿迎娶自己的新娘，因为她“是一个荡妇，会让她的第一任丈夫死于非命”。他允许自己的新娘先嫁给另一个人，待其守寡之后，他才娶她为妻，因为这时的她已经不那么危险了。

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处女之毒》，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耍蛇者：他们会先诱使毒蛇去咬一块布，待其毒性散尽后，就任由他们摆布了。[12]

处女的禁忌及这一主题，在一个著名的戏剧人物身上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呈现。这就是黑贝尔（Hebbel）悲剧《尤迪特和霍洛菲尼斯》中的主人公尤迪特。

尤迪特是一个贞操得到禁忌保护的女子，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新婚之夜被一股神秘的恐惧感困扰，从此不敢再触碰她的身体。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美丽有如颠茄，享有了我，就难免发疯和死亡。”当亚述国的将军进攻她的城市时，她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美色去诱惑他，从而置他于死地。

在这里，作家用爱国的主题很好地将性这一主题掩盖了起来。在被骄傲自负的将军粗暴地破身之后，尤迪特从自己的愤怒中获得了力量，一举砍下了将军的脑袋，也由此成了自己国家人民的救星。

众所周知，砍头是阉割的一种象征，所以尤迪特阉割了夺取她贞操的男人，这种做法与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女子的梦境不谋而合。

黑贝尔的这个故事取材于解释《旧约》的伪经，但他巧妙地将这个爱国的故事渲染上了性的色彩，在原文中，尤迪特回家后还四处辩说自己并没有遭到玷污，《圣经》里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个恐怖的新婚之夜的记载。当然，也许正是作家的细腻情感，使得黑贝尔觉察到了这个有倾向性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古老命题，从而使得这段素材回归到性的本色。

萨德格曾经对黑贝尔做过恰到好处的分析。他的双亲情结决定了他作品的选材，也使得他在两性冲突中常常选择站在女性的一方，对她们内心最为隐秘的心理活动也能做到感同身受。

他还引用了作家自述，阐明了其对题材进行改编的动机，也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些解释其实是虚晃一枪，其本意是为作家本人的潜意识行为辩护，颇有欲盖弥彰之嫌。

对于作家将《圣经》记载中的寡妇尤迪特描绘成处女寡妇的用意，萨德格也进行了解释，我在此不再赘述。总的来说，这大概与孩子们的幻想有关：他们总是想向父母隐瞒自己的性行为，并把自己的母亲想象成不可侵犯的处女。但我要说的是：当作家将自己的主人公确定为贞洁的处女之后，他自然就联想到了贞操被破之后尤迪特的愤怒回应。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破身不只有使女性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依附感的文化作用，它还会触发女性对男性的由来已久的敌意。这种敌意常常会演变成一种病态，对夫妻双方的性生活造成阻碍，这也是许多女性的第二次婚姻会比第一次更加美满的原因。

原始族群的处女禁忌要求丈夫不得参与自己的妻子破身过程，这尽管有些奇怪，但考虑到破处引发的敌意，其实也不无道理。

对于一个心理分析师来说，如果能遇到那些集对男人的从属感和敌意于一身的矛盾女子，那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些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已经毫无感情可言，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们。每当她们想要尝试与其他的男人相爱，第一任丈夫的影子就会出现在她们眼前。尽管她们已经不爱对方，有些画面就是挥之不去。

分析表明，这类女性尽管已经对自己的丈夫柔情不再，却依然在心底依附于对方。她们之所以无法离开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们的报复行为尚未完成。在某些典型案例中，她们的报复欲隐藏得很深，甚至连她们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 

作者注

[1]施泰纳（M.Steiner）：《男性的功能性阳痿及其治疗》，1907年。费伦茨（Ferenczi）：《对心理性阳痿的分析和治疗》，1908年。

[2]女性的性冷淡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另一个方面入手。

[3]参见G.弗洛克（G.Floerke）：《与伯克林斯的十年》，第二版，1902年，第16页。

[4]冯·克拉夫特-艾宾：《对“性从属”和受虐倾向的看法》。载于《精神病学年鉴》第10卷，1892年。

[5]参见：克劳雷（Crawley）：《神秘的玫瑰——原始婚姻研究》，伦敦，1902年；巴特尔斯/普洛斯（Bartels/Ploß）：《生物学和民族学中的女性》，1891年；弗拉泽（Frazer）：《灵魂的禁忌和危险》；哈夫洛克·霭理士：性心理研究。

[6]参见《神秘的玫瑰——原始婚姻研究》，第347页。

[7]至少从其他一些婚礼仪式的案例来看，除新郎之外的其他人（如新郎的帮手和同伴）是被允许与新娘发生性行为的。

[8]参见《图腾与禁忌》，1913年。

[9]参见《弑父的特殊心理地位》，1911年。

[10]参见《父亲对于个体命运的意义》，载《精神分析年鉴》第一卷，1909年。

[11]参见巴特尔斯/普洛斯：《女性》；杜劳尔（Dulaure）：《生殖之神》，1885年。

[12]A.施尼茨勒写过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莱森博男爵的命运》），尽管其情节有些不同，也值得在这里说一说。有一位风流成性的女歌手，她的情人因一次意外事故撒手人寰。临死之前，他对此后第一个占有她的人施下了死亡的毒咒，希望以此换得她守身如玉。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位身负诅咒的女歌手的确不敢再与他人风流快活，直到她喜欢上了一位男歌手。于是，她在破戒之前与多年追求她未成的莱森博男爵睡了一晚。最后，诅咒也的确应验了，就在明白了事情真相的一刹那，莱森博男爵被人殴打致死。

《性学三论》的实践

文化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精神病
（Die kulturelle Sexualmoral und die moderne Nervosität）

在其新近出版的性伦理论著中，冯·艾伦菲尔斯（v.Ehrenfels）区分了自然的性道德和文化的性道德这两个概念。

自然的性道德指的是：帮助人类种族持续保持身体健康和生命活力的伦理系统。

而文化的性道德指的则是：能促使人们更为专注、更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的性伦理。

将一个民族的基本成就和文化成就做对比，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我将引用冯·艾伦菲尔斯的论述，并对他的思路做出进一步评价。当然，我的引述将仅限于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部分。

假如文化的性道德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的健康和活力将很可能遭到损害。假如这种损害使得个体的牺牲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将从侧面影响文化终极目标的实现。

冯·艾伦菲尔斯证明，今天在西方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性道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硬伤，尽管他完全承认其对文化的高度促进作用，但也仍然认为这种性道德亟须改进。

当今盛行的文化性道德，其实是将从前对女性的禁锢强加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从而将任何不符合婚姻制度和一夫一妻制的性行为视为禁忌。但考虑到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人们又往往未能对男性的出轨行为施以到位的惩戒，从而容许了针对男性的双重标准的存在。

但一个建立在这种双重标准之上的社会，就必然无法在“求道、真诚和人性化”的道路上寻找到特定的标杆，从而迫使其成员不得不去掩盖真相、粉饰事实，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

文化的性道德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当人性和健康需求使得生态选择（vitale Auslese）已经在文明人群中几乎丧失功效的时候，对一夫一妻制的过分追捧，使得本来尚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善人类种族体质的“性选择”（virileAuslese）也遭受到了阻力。

在论述文化的性道德的危害的时候，冯·艾伦菲尔斯漏掉了一点，其意义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仔细研究的。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中迅速蔓延的焦虑情绪，也恰恰是因此而起。

有时候，个别精神病患者会向医生提及其真性情和文化要求之间的对立，并暗示这就是其痛苦的根源：“我们一家人都有些焦虑，因为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出身，想要变得更好。”

同样，医生也常常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正是那些生长在淳朴、粗野的家族，有着简单、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父辈，在从乡间进入大城市后，急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子女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从而沦为焦虑人群。

总之，精神病医生们已经明确地将“人们的日渐焦虑”与“当今的文化生活”挂上了钩。这两者的相关性，只需参考几位杰出观察者的言辞就不难得出。

W.埃尔伯（W.Erb）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造成焦虑的因素确实在现代生活中成倍放大，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人们的焦虑感日渐增强——只要匆匆瞥一眼当代人的生活及其构成，就不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仅仅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端倪：新时代的杰出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以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所取得的进步，无不来自伟大的心智努力，这也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生存竞争对个体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觅得一线生机。同时，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了全方位的提升，一股前所未闻的奢靡之风正在四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宗教信仰，乖戾之气、贪婪之风也正在人群中盛行开来。

各式各样的交往不胜枚举，遍布全球的通信网络和电话线彻底改变了商业和交通的方式：一切都变得更为匆忙，夜晚被用于差旅，白天被用于谈判，哪怕是所谓的‘休养之行’，也能将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折磨得疲惫不堪。

与从前相比，大型的政治、工业和金融危机正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引起不安。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政治、宗教和社会争端，政党争执，选战以及无休止的朋党之争使人头脑发热，精神越来越焦躁，也剥夺了原本用作休息、睡眠和静养的时间。

大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喧闹。虚弱的神经不得不借助更强的刺激和更重的口味来获得安宁，其实也无非是在饮鸩止渴。

现代文学最关心的是那些炙手可热的话题，为求满足人们的激情和感官享受，不惜漠视一切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它们塑造了一些病态的人物，将性心理变态、反叛等问题摆到读者面前。

我们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嘈杂、喧闹的音乐，令人一刻不得清闲；戏剧作品则用夸张的表演，力求俘获人们的一切感官。造型艺术也未能免俗，偏爱表现那些令人厌恶、丑陋、易引起骚动的事物，甚至不惜用最令人反感的方式将现实中最丑恶的东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寥寥数语之间，包藏在当今文化发展中的重重危机已经显露无余。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更多的细节。”

宾斯万格（Binswanger）认为：“人们曾以为神经衰弱是一种现代疾病，哪怕是首次对神经衰弱的病症作出概述的贝尔德（Beard）也以为自己在美洲大陆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特有的精神疾病。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一个美国医生凭借其丰富的经验首次概括这种疾病特征的这一事实，也许恰恰就能表明现代生活与这种疾病之间的紧密联系。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超越了社交生活的一切时空阻碍，对金钱和名利无休止的追逐也为这种疾病的诞生推波助澜。”

冯·克拉夫特-艾宾（v.Krafft-Ebing）认为：“当今许多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焦虑正在以致命的方式在人群周围蔓延开来，这种危害往往首先作用于人们的大脑。

过去几十年间，在文明社会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生了许多改变，人们的工作、地位和财产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人们的神经系统为代价的：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却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类似的这些言论虽非谬论，但却并不充分，因为它们非但没有解释神经障碍现象的所有细节，还忽视了其最为重要的病灶。

如果我们将语焉不详的“焦虑”放在一边，只看精神疾病的具体表现，就不难发现文化所强加给人们的文化性道德，实际上抑制了文化人群（或文化阶层）的性生活，这也是文化所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损害。

我曾在一系列专著中论证了这一观点，在此不再赘述，仅摘录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借助细致的临床观察，我们可以将精神疾病分为两类，即真正的神经官能症和所谓的精神病。对于第一类患病人群来说，无论其患有的是生理还是精神障碍（症状），其本质表现都与中毒无异，大致是因为某种神经素过剩或缺少引起。

这类神经症多被看作是神经衰弱，只可能由性生活的负面影响诱发，而并无遗传因素可循。其发病的形式与性生活受损害的形式密切相关，往往仅凭临床上的症状，就能逆推出其性生活上的病灶。但在这类病症和前述的文化的负面影响之间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可见，性生活因素才是导致这类疾病的根本原因。

而对精神病来说，遗传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其病灶也更不明显。通过“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研究，不难发现这类症状（歇斯底里、强迫症等）其实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其实是（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作怪。精神分析还能帮助我们了解潜意识的症结，让我们明白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性的意味。

它们其实是未能得到满足的人们发泄性需求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性生活受到损害，性行为遭到压制，性目标被迫转移，才是精神病的致病源。

尽管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区分了毒素性和心因性神经官能症，但也必须注意到，这两类因素往往同时出现在大多数精神病患者身上。

那些已经准备好与我一道在性生活损害中进一步探索精神病病灶的人们，也必将同意下文的论述，与我一道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探讨人们日趋焦虑的原因。

通常而言，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克制本能欲望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权力、侵略性和报复欲，从而完成公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积累。

正是生存的需要以及由性爱所衍生出的家庭感，促使每个个体做出了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人们放弃些许欲念，作为供奉给神明的献祭，由此得到的公共财富就是“神圣的”。那些一意孤行、不愿就范的人，就是社会的“罪人”和“叛徒”，除非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杰出本领足以将他们包装成“伟人”和“英雄”。

人类的性冲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各种性冲动——因为有研究指出，性冲动其实是由多种元素和各类部分冲动组成的——比其他大多数高等动物更为强烈，持续得也更久，因为它已经几乎彻底摆脱了其他动物性冲动的周期性特点。

它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对象可以发生转移，却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强度的减弱，这就为文化行为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来源。

这种用一个与性无关的目标去替换原始的性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保留两者之间的心理关联的能力，被称为升华作用（Sublimierung）。

有些性冲动可以被转移，从而表现出其文化价值；而有些性冲动则十分顽固，它们不愿被用作他途，有时甚至不惜一反常态来相抗。每个人原始的性冲动强弱因人而异，因此其可被投入到升华作用中去的份额也各不相同。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首先，一个人的机体决定了有多少性冲动能被用于升华作用；此外，来自生活和心智发展的影响也会促进更多的性冲动份额发生转化。

但就像在机器的机械运动中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得到转化一样，性冲动也不可能无限地被转移。对于大多数机体器官来说，一定程度的直接性冲动是必要的，而如果这部分性冲动得不到满足，就会对人体造成功能性的损伤，给人带来主观的不快，直至将人拖入病态。

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性冲动的产生并非出于繁衍生息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愉悦感，一切便又豁然开朗了。性冲动的萌芽在孩提时期就已存在，孩子的快感并不仅仅源自性器官，还来自其他身体部分（快感区），他们往往还执着于某一个区域，甚至不惜放弃其他快感来源。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体享乐期，并在教育过程中力求限制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长，因为在这一时期逗留过久，会影响随后对性冲动的控制和转化。

随着人的发育，性冲动逐渐从自体享乐转为对象之爱，原本具备自主性的各个快感区，也开始为具备生殖功能的性器官让位，沦为其附属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性冲动因其对生殖无益而受到了排挤，在理想状态下，这部分性冲动正好可以被升华。那些所谓的反常性冲动受到压制，恰恰成了文化行为的最大动力源泉。

参考性冲动的三个发展阶段，我们也可以将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性冲动不以生殖为目的，完全不受拘束；

在第二阶段，一切不为生育服务的性冲动都受到束缚；

而到了第三阶段，则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被允许成为性目标。

我们当前的文化性道德，就是第三阶段的产物。

假如我们以第二阶段作为参照，就不难发现，有一些人的机体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阶段的要求。在从自体享乐经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结合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发生了偏离。

这种病态的发育，也最终生成了两类有害的反常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使然的性发展，这两者既可互斥，又能共生。

第一类人是各式各样的性反常者（那些性欲过于旺盛的人除外），他们的性目标仍然停留在自体享乐阶段，本应起主导作用的生殖器官反而未能及时上位。

第二类人是同性恋人群或性倒错者，不知何故，他们的性对象从异性转移到了同性身上。只有这两类有害的发展障碍减弱到了低于常人预期的水平，正常的性冲动才得以成形，性生活也才会趋于正常。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分性冲动的组成元素被排除在外，而事实证明，性倒错者和同性恋者身上这些多余的性冲动成分，往往更适宜于升华作用，转化为文化的果实。

然而，如果性反常和同性恋表现得更为强烈，或是成了一个人的全部，那就会使其载体丧失其社会功能，乃至心生郁结，闷闷不乐。哪怕是第二阶段的文化要求，也会成为这部分人痛苦的来源。

因此，这一异类人群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身上性冲动的强弱。如果另类的性冲动较为弱势，性反常者就可以彻底压制住内心那股有违其所处的文化阶段的道德要求的愿望。但哪怕是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一切也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使得他们无从分身，无力再从事文化活动。

可以说，这种内耗使他们丧失了对外活动的能力。这些人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之后所能见到的第三个文化阶段中的禁欲男女的翻版。

一个人反常的性冲动如果十分强烈，那就只有两条可能的出路。

第一条路毋庸多言，这些人坚持自己的反常性取向，并为此承担一切偏离自身文化层次的后果。

第二条路则要有趣得多：在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下，这些人也将得以克制住自身反常的性冲动，但克制得并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成功之处在于，受阻的性冲动将以另一种方式被宣泄出来；然而哪怕是换了一种宣泄渠道，其对于个体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从长期来看，甚至还不如一开始就对其放任自流。

因此克制性冲动就产生了替代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焦躁，或是精神病——由此看来，精神病患者就是一群违心地去适应了文化要求的影响，痛苦地压制了内心的欲望，竭尽全力地为文化的形成添砖加瓦的人，他们为此殚精竭虑，因此时不时地会显露出病态。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精神病看作是性反常的隐形表现，因为性反常的倾向就算已经被压制，也还是会在潜意识的压迫下流露出来。而从本质上看，它与显性的性反常现象其实并无区别。

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承受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其体质就无法再适应文化的要求。有些人过于苛求自己，承受的压力超过了限度，反而患上了精神病。要是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日子就会好过许多。

性反常和精神病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观察一个家庭中同代人的表现，这一观点就能得到证实。在男孩是性反常者的家庭中，男孩的姐妹往往是精神病患者。尽管身为女性，她们的性冲动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她们的发病症状却与性欲旺盛的兄弟几乎无异。同样，许多家庭中的男子身体健康，却被社会所不耻，被人视作伤风败俗的另类；其同辈的女子体态端庄，举止优雅，却十分神经质。

我们这个社会要求所有人遵循共同的文化准则，有些人的体质可以让他们轻松过关，有些人则要为此做出很大的精神牺牲，这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的。好在有些道德准则一再被人漠视，这一矛盾才并未凸显。

我们迄今为止的观察都适用于假定的第二个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那些所谓的性反常行为是遭到严格禁止的，而正常的性交则并不受限。我们发现，即使这样划分自由和受限的性行为，仍有一些人会被视作性反常而无法融入社会，另一些人虽然努力摆脱性反常，却也并未成功，反而变得有些神经质。

如果我们将对性自由的束缚和文化要求进一步提升到第三个层次，仅仅允许合法婚姻内的性行为，其后果也就不难想象。天生性冲动强烈的人会与文化的要求公然叫板，这方面的人数必然会成倍增加；同样，那些天性软弱的人夹在文化影响和内心抗争之间难以自拔，直至患上精神病，这方面的人数也会大幅增长。

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第三个阶段的文化向个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b）被允许的合法性满足能否补偿其他性行为遭到禁止所带来的损害？

c）这种可能给人带来损害的禁欲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能为文化所用？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说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禁欲。我们的第三个文化层次要求每个人在两性通婚之前保持禁欲，如果一辈子不结婚，那就只能禁欲一辈子。

许多权威人士认为禁欲不难，也对人无害，甚至不少医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要去克制性欲这种强烈的愿望，而非顺其自然地去满足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只有少数人可以借助升华作用实现这一点，将性冲动从性目标转移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目标上；即便是这些人，也并非时时刻刻可以成功，至少在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时代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多数人则变得有些神经质，或者做出一些让健康受损的事情。

经验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本身都不适应禁欲。那些在性限制相对宽松的低等阶段就表现出不适的人，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性道德下就只能患病更早也病得更重，因为一旦一个人的正常性生活因先天不良或发育受阻而面临威胁，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性满足本身。

而更糟糕的是，一个人越是陷入精神病不可自拔，就越难做到禁欲，那些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本应发生转化的部分冲动，也就越难被抑制。

即便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文化要求中游刃有余的人，也会大量出现神经质的症状，因为性满足越是受挫，其精神价值就显得越高。淤积的力比多会寻找性生活的薄弱环节，以病态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替代性满足。

知晓这种精神症状局限性的人，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当今社会对性行为的种种限制，才导致了精神病症的频发。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二个问题，即合法婚姻中的性行为能否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

绝大多数资料都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在此我们仅作简要的摘录。也许我们还记得，哪怕是婚内性行为，也受到了当前文化性道德的束缚，因为夫妻双方被要求尽可能少生孩子。

因此，夫妻性生活美满的时间仅有几年，中间还要扣去出于保护女性健康的原因，必须禁止性生活的日子。

在三到五年后，婚姻就无法再完全满足夫妻双方了。无论是何种避孕措施，都会削减性交带来的快感，使夫妻双方无法获得最微妙的感受，甚至直接引发疾病。

夫妻间的百般柔情，甚至是两性间心灵上的相悦，都因为害怕性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消失殆尽，也令双方开始逃避当初一夜激情后的责任。

在大多数的婚姻中，夫妻双方会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失落的作用下，重新陷入婚前的境地，被迫克制和转移自己的幻想和性冲动。

要一个壮年男子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哪怕是在最严酷的性道德束缚下，男性依然会绞尽脑汁利用好每一点性自由，哪怕这些行为只是得到了性道德的默许或是无声的抗议。

当今社会中盛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就是最好的佐证：我们这个社会制定了这样的规范，但本身就不指望它们能得到严格的执行。

而且经验也表明，承担着繁衍后代重任的女性，其与生俱来的升华能力也是有限的。起初，襁褓中的婴儿还能被当作她们性对象的替代品，但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婚姻的失望无处释放，她们终生难免被严重的精神病缠身。

在今天的文化现状下，婚姻早已不是能够消除女性精神痛楚的万能药了。尽管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依然建议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尝试着结婚，但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一个女孩只有足够“健康”，才能经受住婚姻的考验。

为此，我们也强烈建议男性客户们不要迎娶在婚前就已显现神经质的女性。婚姻使人焦虑不安，而抵御这种不安的最好方法就是出轨；但一个女性所受到的家教越严，越把文化的约束当回事儿，就越害怕踏上这条道路。

她们被夹在内心的欲望和自身的责任感之间难以抽身，最终只能以变得神经兮兮收场，因为唯有疾病才能保全她们的美德。婚姻只能短暂地、略带敷衍地满足当代年轻人积攒已久的性欲望，且不能持久。说它能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文化的性道德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然而即便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在面对第三个问题时，也许还会辩称：被受限的性行为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由约束性生活所带来的文化收益，或许要比给人带来的痛楚要大得多。

我自认没有将这其中的得失算得一清二楚的能力，但大致估计一下害处还是可以的。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禁欲的话题，我不得不说，禁欲除了会诱发精神病，还有其他的恶果。即便是由此引发的精神病，也一直未能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评估。

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总在试图延缓人们的性发展和性活动，这本身并无害处，而且考虑到如今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开始独立谋生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似乎还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文化制度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做任何细小的改变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超过二十年的禁欲，对于青年男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不令他们变成精神病患者，也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的损害。

有人说，与强烈的性冲动做抗争，强调精神生活中伦理和美学的力量，会有助于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对于少数天纵奇才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性冲动的抗争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不幸的是，在青少年时代，一个人的全部精力本应被用到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上。

不仅是每一个个体在可能的升华作用和适当的性活动之间摇摆不定，不同的工作性质也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很少有艺术家能做到彻底禁欲，而不问情事的年轻学者却不在少数。通过节欲，后者可以为自己的研究省下更多的精力；而艺术家的灵感则往往来自其性生活。一般来说，我不认为禁欲可以造就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行动上的强者，具备原创精神的思想家，或是无畏的解放者和改革者。

更多的情况下，禁欲只能产生一些顺从的弱者，他们终不免泯然众人，被迫接受强者的摆布。

在禁欲的过程中，性冲动十分顽固，总要伺机做出反抗。

我们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在婚前暂时压制性冲动，婚后则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有时候，对性冲动的压制过于极端和强烈，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重获新生的性冲动反而会对人造成持续的伤害。

因此，对于青年男子来说，在青少年时期完全禁欲，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有些女性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倾向于在爱慕自己的人中间选择有过性经验的男子作为配偶。

而婚前严格禁欲对于女性的伤害，则更为显而易见。我们的教育为了打压女子婚前的肉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它不仅禁止婚前性行为，大肆宣扬保全贞操的重要性，还刻意使得正在走向成熟的少女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禁止一切不能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竭力防止她们接触到来自外界的诱惑。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即使少女终于被父母允许恋爱，她们在心理上也没能做好准备，往往带着一种不安的状态步入婚姻的殿堂。

她们的爱情功能被人为地设置了延时，在满腔热血的丈夫面前，她们的表现注定令人失望。在精神状态上，她们依然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对性冲动的压制具有权威性，这种威严仍然令她们诚惶诚恐。

在身体行为上，她们会表现出性冷淡，这也就使得丈夫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性享受。我不知道在没有文化教育的地方，是否也有性冷淡的女性存在。也许有，但这类人肯定也是在教化中生成的。

这些在性生活中感受不到愉悦的女性，往往也不太愿意怀孕生子，或是在生育时表现出更多的痛苦。就在她们为了走向婚姻洁身自好的时候，婚姻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等到她们彻底摆脱了这种束缚，重新赢回了爱的能力，与丈夫之间的裂痕却已经无法修补了。因为之前的屈从，她们不得不在忍受性饥渴、出轨和患上精神病之间做出选择。

从一个人的性行为中，往往能看出他的处世原则。一个会对自己的性对象穷追不舍的人，在追寻其他目标时大致也会如此。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克制了自己的强烈性欲的人，在生活中也会表现得谦让、畏缩而非主动。

这一点，在女性身上就有最好的例证。尽管她们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我们的教育不允许女性站在理性的角度去研究性问题，并吓唬她们说，对性知识的渴求是道德败坏的表现，绝非淑女所为。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倦于思考，对于知识也提不起太多兴趣了。

这种思想的禁锢不仅局限于性的范畴，也蔓延到了其他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性与生活之间不可割裂的关联，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也很难自由思考，温顺的臣子很难摒弃愚忠一样。

在他有着多处前后矛盾的书中，莫比乌斯认为处理心智工作和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女性的“生理弱点”。对于这种说法，我着实不敢苟同。相反我认为，许多女性智力上的发育滞后，正是由性压抑所造成的思想障碍引起的。

在以上关于禁欲的讨论中，对于禁欲类型的区分还不够细致。禁欲大致可分为两种：禁止一切的性行为或是仅仅禁止与异性之间的性交。

许多自鸣得意的禁欲者，他们的禁欲其实是借助手淫或其他一些类似的性满足行为实现的，这与孩提时代自体享乐期的性行为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这层关联，这些获取性满足的替代行为绝非无害。

如果性生活向着幼儿时期的性行为发生退化，就容易诱发各种精神病和心理障碍。同时，手淫也不能完全满足文化性道德的要求，它使得年轻人与教育的理想目标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本来是他们通过禁欲所力求避免的。

此外，手淫还会从多方面惯坏一个人的性格。首先，如果一个人不用经过努力和付出，就能轻而易举地达成性目标，那么根据性行为处世原则，这对于其性格的养成是极为不利的；其次，在伴随着手淫出现的性幻想中，一个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性对象抬高到一定的高度，而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类似的性对象却并非易事。难怪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维也纳的《火炬》（Fackel）杂志中曾经掉转枪头，不失幽默地说：和手淫比起来，性交只是一种不完美的替代品！

一方面，文化对禁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禁欲目标的实现的确存在着客观的困难。

为此，人们将禁欲的重点放在了避免两性性器官交合上，甚至不惜半推半就地默许了其他形式的性行为。

既然正常的性交遭到了道德的穷追猛打——由于性病传染等因素，卫生学也加入了追打的行列——那么两性间那些用其他身体部位来取代性器官的反常性行为就应运而生，其社会地位也日趋重要。这类性行为不像夫妻间偶尔换个花样，其实是十分有害的。

从道义上讲，这类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们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从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零风险、无须全身心投入的享乐游戏。

此外，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变得困难，同性恋的数目就将大大增加。除了那些天生的同性恋者和在孩提时期受环境影响成为同性恋的人外，又将有一大批人由于在成年时期原欲的主要流向受阻，被迫另辟蹊径。

禁欲这些意料之外却又无法避免的后果，彻底颠覆了其为婚姻做准备的本意。而从文化的性道德看来，婚姻才是一切性追求的唯一目的。

所有受手淫或其他一些反常的性行为的影响，将原欲释放到了正常渠道之外的男子，在婚姻中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性能力不足。而那些用类似的方式保住童贞的女子，在婚内的正常性行为中也会表现出性冷淡。

如果男女双方的性能力从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那一段婚姻恐怕就难以持久了。一次猛烈的性经历原本可以帮助女性摆脱教化所致的性冷淡，但如果男性的性能力不足，那女性自然就得不到满足，也就只能继续保持冷淡。

而对于这样的一对夫妻来说，避孕也较正常夫妻来得困难，因为性能力较弱的男性往往不能忍受避孕措施的使用。一旦婚姻陷入这种窘境，性交就会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一旦放弃了性交，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夸其谈，而只是忠实地叙述了一些临床上常观察到的现象，这一点肯定会得到内行人士的赞同。常人恐怕难以置信，在当今文化性道德的笼罩下，夫妻中性能力正常的男子越来越少，患有性冷淡的女子却越来越多，婚姻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原本令人热切向往的婚姻之乐，却遍地难寻。

之前我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在精神病中寻找出路；接下来我还要说说，这样的婚姻对于子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初看之下，这或许与遗传有关，但仔细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都是对孩子幼年强烈的影响在起着作用。

患有精神病的女子在自己的丈夫那儿得不到性满足，就会将自己对爱的需求转嫁到孩子身上，对他们百般呵护，倍加宠爱，这恰恰造成了孩子的性早熟。父母间的糟糕关系又在孩子的情感生活中掀起波澜，使他们在过早的年纪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了爱、恨和嫉妒。

孩子的性欲望被早早唤起，而严格的家教又绝不能容忍任何性行为，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于孩子一身，这已经足以使孩子终生面临被精神病折磨的危险。

现在我又要回到我之前的观点，即人们一直未能对精神病给出全面而系统的评估。

当一个人患上了精神病，家属们往往会漫不经心地把他抛在一边，一些大言不惭的医生还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做几周冷水疗法，再安心静养上几个月，病就可以痊愈了。这只是一些庸医和门外汉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空口之词，顶多只能给患者带来短暂的安慰。

众所周知，一个慢性的精神症患者，即便没有彻底丧失生存能力，也难免不能承受生活的重负，其所处的境地与肺结核患者或是心脏瓣膜病患者并无两样。

如果有人以为，精神病只是令一小部分弱者失去了从事文化工作的能力，大多数人只要付出一些主观上的痛楚，就可以继续从事文化工作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要特别强调，精神病无论出现在谁身上，只要它一直存在，就会一直挫败文化的目标，扮演与文化作对的精神力量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无法做到弃车保帅，最终只能是一无所有，为自己在日益增多的精神病面前的软弱表现付出惨重的代价。

举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人在结婚后并不爱她的丈夫，因为无论是在结婚时还是在婚姻生活中，她都找不到爱他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她所受的教育又要求她必须爱她的丈夫，因为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所在。为此，她必须压制自己内心的所有冲动，违心地不去说出真相，甚至还要使出浑身解数，扮演一个温柔、顺从、体贴的妻子。如此这般自我压抑得久了，她很容易就会患上精神疾病，并很快就会在她所不爱的丈夫身上寻求报复，给他带去同样的不满和苦恼，其后果恐怕比坦陈事实还要严重得多。

这个典型的例子充分展现了精神病的可怕力量。除此之外，压制那些并非直接与性相关，却与文化作对的冲动，往往也会适得其反。

例如，有的人想要刻意地去压制自己性格中过于激进和残暴的一面，想要做一个大善人。可是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自己性格做斗争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使得他无从分身，他所做的善事，恐怕比正常的时候还要少。

我们还要明白，对性行为的限制，会大大增加一个种族的生存焦虑感和死亡恐惧感，从而影响每个个体享受生活的能力，打消他们为某个目标英勇献身的积极性。这一切都会直接表现在人们日趋减弱的生育愿望上，这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在未来被除名。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文化的性道德做出了如此多牺牲，这真的值得吗？何况今天的我们还没有彻底脱离享乐主义，谁都不愿意平白无故地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快乐，来为文化发展的目标服务。

作为一个医生，提出这方面的改革方案并非我的职权所在。我能做的，只是在冯·艾伦菲尔斯研究的基础上，罗列出文化性道德的种种劣迹，指出它与在现代人中蔓延开来的精神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证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全书完]

附录
弗洛伊德年表

1856年5月6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共和国东部）弗莱堡镇。父亲是位从事羊毛生意的犹太商人。

1859年（5岁）

随家人迁居德国莱比锡，次年定居维也纳。

1865年（9岁）

入读维也纳利奥波德中学（Leopoldstädter Communal-Realgymnasium）。

1873年（17岁）

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学业，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大学期间不仅修完医学方面课程，还额外修习生物学、哲学、矿物学等外围学科。

1876年（20岁）

师从恩斯特·布吕克，进入维也纳生物学研究所做课题研究。

1879年（23岁）

应招入军队服役，闲暇时间进行业余翻译工作。

1881年（25岁）

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入维也纳综合医院实习。

1882年（26岁）

转入西奥多·梅涅特的精神治疗研究所工作，次年回到维也纳综合医院。

1884年（28岁）

受命负责综合医院精神科工作。次年3月受聘临时代理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医师工作。

1885年（29岁）

获维也纳大学讲师资格，在布吕克的推荐下得到医学奖学金，赴法国巴黎深造。

在巴黎，弗洛伊德投学让-马丁·夏尔科门下，并进入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精神病研究机构萨伯特慈善医院研究学习，由此正式迈进精神病学研究领域。

1886年（30岁）

从巴黎返回维也纳，专研歇斯底里症及催眠疗法。

1887年（31岁）

发表《关于古柯碱的研究》。

1891年（35岁）

发表《论失语症》。

逐渐形成精神分析法的基本思想。

1895年（39岁）

与布劳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出版。

1900年（44岁）

出版《梦的解析》（1900年），精神分析法正式建立。开始做自己的梦境记录，并每日定时做自我精神分析。

1901年（45岁）

发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首次通过精神分析法阐释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潜意识”行为。

1902年（46岁）

受聘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

在家中创办“星期三心理学俱乐部”活动，参与者先后有A.阿德勒、P.费登、C.G.荣格等青年精神病医师和研究者，后来都成为心理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904年（48岁）

出版《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

1905年（49岁）

发表《少女杜拉的故事》。

出版《性学三论》。

1906年（50岁）

结交时年31岁的C.G.荣格。

1908年（52岁）

“星期三心理学俱乐部”升级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发表《文化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精神病》。

4月，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首次“精神分析会议”。

8月，受邀赴美讲学，将精神分析法带到美国。

1910年（54岁）

出席于德国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会上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荣格任首任主席。

发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

出版《心理分析》。

用精神分析法帮助音乐家马勒治愈“强迫症”。

1911年（55岁）

出席于德国魏玛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13年（57岁）

出席于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出版《图腾与禁忌》。

1914年（58岁）

发表《精神分析运动史》。

荣格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59岁）

于维也纳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导引”课程。

发表《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

1916年（60岁）

发表《悲伤与抑郁》。

出版《精神分析导引》。

1918年（62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出席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19年（63岁）

战争带来了大规模人群的精神困扰，对于精神病学研究的需求陡增。是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创办“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心理学相关书籍。

1920年（64岁）

出席于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出版《快乐原则的彼岸》。

1921年（65岁）

出版《群体分析及自我分析》。

1922年（66岁）

出席于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23年（67岁）

出版《自我与本我》。

发现口腔中的肿瘤，同年接受手术。

1924年（68岁）

出席于萨尔茨堡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25年（69岁）

出版《自传》（Selbstdarstellung）。

出席于洪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26年（70岁）

出版《抑制、症状与焦虑》。

1927年（71岁）

出版《一个幻觉的未来》。

出席于因斯布鲁克召开的第十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29年（73岁）

出版《文明及其不满》。

出席于英国牛津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30年（74岁）

获德国文学最高荣誉——“歌德奖”。因健康原因未能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授奖仪式，由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代为出席。

1932年（76岁）

出席于德国威斯巴顿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1933年（77岁）

希特勒上台，禁止一切有关精神分析的出版物。

1936年（80岁）

纳粹分子冻结“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财产。

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7年（81岁）

出版《有限与无限》。

1938年（82岁）

3月，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查封“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全部财产。

6月，取道法国巴黎前往英国伦敦。

1939年（83岁）

3月，《摩西与一神教》出版。

9月19日，病情恶化。

9月22日，自愿放弃治疗并请医师为其减轻痛苦。

1939年9月23日

弗洛伊德在睡眠中与世长辞。终年83岁。

性学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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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导读 / 李银河

原版序

一、每个人都有点“性变态”

二、孩子们的“性冲动”

三、青春期与“性成熟”

爱情心理学

文化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精神病

附录 弗洛伊德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