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鹿蹄的痕迹，驶入弯道的车，

挣开了寒山的拖影。

只有最粗砺的眼睛才能看到，灵魂彗星般默然滑行。

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含笑走来的你，

像一只等待被发现的闪亮瓷器。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2015年

湖 岸

Hu'an publication

现世

For the Time Being

Annie Dillard
[美]安妮·迪拉德 著
倪璞尔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献给李·史密斯

李·史密斯（Lee Smith），美国小说家，作者就读于霍林斯大学时的同窗好友。

在每一种文明中，都有关于“旅人”传说的记载。

这些传说被一再传颂，被不断赋予新的体裁、

新的象征、新的苦痛与新的力量。

“旅人”，穿行于时代，独行于赎罪之途。

……

我应该把那些晦暗的时刻也标记出来吗？

……

我曾许诺要在那面城墙上记下一些字句，

多年过去，需要讲述的已太多。

伊文·康奈尔（Evan S.Connell, Jr.）
《卡梅尔海滩上的漂流瓶》
（Notes from a Bottle Found on the Beach at Carmel）

一

诞生
BIRTH

我手中拿着的这本书，是一本描述人类各种先天缺陷的手册：《史氏人类畸形辨识》第四版。该书出版于1988年，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儿科教授肯尼斯·里昂·琼斯博士。说实话，我不建议你们费时去看这本书。书里有很多清晰的照片，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的诸多变异。

这里有一张鸟头侏儒的照片。照片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并肩坐在床沿。根据图注，金发的男孩六岁，棕发的女孩三岁。他们都赤裸着身体，将双腿屈至胸前。从他们光滑的身体和洁净的脸庞看，确实是六岁和三岁的孩子。照相机俯拍兄妹俩，女孩一脸不屑的样子，轻蔑地看着镜头。有灵气的孩子常常会流露出这种略带笑意又带傲气的表情，像是在说：“嘿，你谁？”

女孩有着大大的鼻子和大大的眼睛。她的前额塌塌的，下巴小小的，四肢瘦弱，但不至骨瘦如柴。她的哥哥，那个若有所思的男孩子，相貌和她相似，也有着大大的鼻子。他硕大的眼睛盯着一侧，神游他方，一副恨不得这无聊的拍摄尽快结束的表情。他那一头金发有着法式剪法剪出来的层次感，乱蓬蓬的好像刚玩耍过。

“友好且讨人喜欢”，书上是这么描述鸟头侏儒的，他们患有“中度到重度的心智障碍”。也就是说，那个在我看来脸上带着笑意和傲气的女孩子，尽管我希望她是有意识的，但其实她可能并没有这些情感。男孩和女孩的大脑都有先天缺陷，表现为“类似黑猩猩大脑简单原始的脑回纹路”。他们只有十一对肋骨，无法伸直双腿。而且，和很多鸟头侏儒症患者一样，他们有臀骨移位的症状；也有些其他患者是肘部移位。书上还写着，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

当我投去第三眼时，我发现了令人惊讶的地方：医生的手对照出了这两个孩子的身形大小。医生单单用一只手掌，就托住了这个六岁男孩两边的肩膀，并把他撑起。这个六岁男孩的背，长度不超过医生摊开来的手掌，宽度只比一副扑克牌略宽。这个男孩与女孩的脸，都只有医生的拇指那么长。鸟头侏儒症患者一辈子都会带着一个病征，“身躯小得骇人”。这个男孩的实际身长和十一个月的婴儿差不多，而女孩则相当于四个月大的婴儿。如果这类患者能够活到成年且持续成长，并对臀骨加以矫正，那他们大概可长到三英尺高。曾有一个患者活到七十五岁，身高和一把码尺差不多。

友好，讨人喜欢，难以集中精神。友好而讨人喜欢的孩子有很多优点。至于难以集中精神，我们自己不也总是为此所困吗？

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鸟头侏儒患者，你能带他去任何地方。这本《史氏人类畸形辨识》中所描述的孩子们，他们都有灵魂，他们都能爱人，都能被爱。如果你像这两个孩子的妈妈一样，生下了两个鸟头侏儒患者，你可以一手抱一个或者放在篮子里，带他们去任何地方。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你，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因为念大学而离开你。

《塔木德》中记载着在看到先天残障人士时该说的祷告词。在《塔木德》中，所有祷告词都是这样起始的：“主啊，赞美您，我们的上帝，那……的宇宙之王……”当人们见到驼子、侏儒或其他先天残障者时，祷告词是这样起始的：“主啊，赞美您，我们的上帝，那改变了造物的宇宙之王。”

卵子或精子中染色体的交叉互换或基因片段的断裂，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的诞生。当你翻着这本《史氏人类畸形辨识》的书页，你会感受到伴随惊骇而来的悸痛，这种痛苦让人难以忍受。这个特别的小宝宝能够生存下来吗？你在期待着什么？作者把那些描述缺陷的影响、治疗和预后的段落统统称之为“自然病史”。这里有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一件波点领子的连衣裙。她两边的脸由一块一两英寸宽的、不成形的皮肉连接，眼距很大，每只眼下有一个鼻孔，但并没有鼻子。你会以为这个长相怪异的孩子也是智力有缺陷的，但她不是，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智力正常。”

还有几个外观奇异的孩子：一个双颊生出长毛并且几乎没有下巴的女孩；一个下眼睑极度下垂的三指男孩；一个颈部和肘部呈蹼状、长着摇椅底状脚、“面容忧伤而僵硬”、并且没有下巴的女孩。对于这些孩子，书上写着：“智力正常，建议进行整容手术。”

让我们翻到下一页。这是两个小男孩，他们有着像异形一样硕大的前额，鼻子像玫瑰的刺那么尖细。而且，他们没有眉毛，没有睫毛，也没有下巴。但书上仍旧写着：“智力正常，建议进行整容手术。”整容手术对他们而言有意义吗？

卡巴拉宣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在不可触及的虚空之中雕刻出参天的巨柱。

接下来，书里展现了一个微笑着的美丽婴儿。为什么一个微笑着的漂亮婴儿会出现在这本书里？如果你仔细看下去，你会发现这个婴儿此时确实是一个惹人怜爱的漂亮孩子，但接下来他的成长却会走样。看看此时的他，拳头紧握着——专家特别指出这一点，给关注这种病情的小儿科主治医生看——看看他耳朵前面皮肤上的小坑，或者脖子后面松弛的皮肤。还有“稀疏的毛发”、“小小的鼻子”和精巧的小指甲，这不都是小宝宝们的普遍特征吗？

这类婴儿看起来是那么正常，或者说是非常非常接近正常——非常接近，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类患者的平均智商只有30到50。”患赫尔勒综合征的婴儿，身材极矮，双手似爪，眼角膜混浊，脖子短且五官线条不分明：“这类患者总是很安静，惹人怜爱，往往在童年夭折。”

格陵兰的因纽特族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人会拥有六七个灵魂。这些灵魂长着小人的模样，散布在人身体的各个部位。

一位法国的古生物学家曾这么说过：“人的意志在世间万物与万千星辰的重压之下逐渐萎靡消沉。”你感受过这种痛苦吗？天地之间一如既往的光辉璀璨，任谁都盛赞，然而我们总要面对那背光的一面。

每个婴儿都是地球那薄薄表层上的一道小小皱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就像出芽生殖的酵母菌，冒出芽体，然后脱落，并忘记自己从何而来。哺乳动物在母体内孕育，长大，然后被生下来。我们都曾经历过这个相同的时期，但我们各自的未来却不得而知。

佛教告诉世人，我们的灵魂无法脱离我们的躯壳，它从来就不能独自走远。

沙
SAND

1923年6月，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访问中国，他骑着骡子来到北平西边长城之外的广袤大地。在骡背上，他眺望着远处的鄂尔多斯沙漠，看到了在埃及时他曾无数次看过的景象：“沙漠里灼热的岩石和夕阳余晖下的沙丘。”

鄂尔多斯属于沙漠高原，山脉耸立，海拔3,000英尺，面积35,000平方英里。长城隔开了鄂尔多斯与陕西、山西这些富饶肥沃的土地。

德日进当时四十二岁，身材高瘦，五官端正。他戴着大毡帽，脚穿厚靴，一副牛仔打扮，烈日与风霜已在他脸上刻凿出印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还者，德日进在一个狙击兵团为他的战友们抬过担架。他在伊普尔战役、阿拉斯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中都身处最前线，他英勇的表现为他赢得不少勋章。一位战友回忆起他在炮火中爬上护墙的画面，称他“无所畏惧”。他们把他的名字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缩短，只叫他Teilhard，法语发音类似“Tay—YAR”。

曾有一位科学家这么描述德日进：“他的特点是自然单纯，从他的双眼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富有灵气而又善解人意。”另一位同行则形容他：“谦卑但难掩其光芒，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微笑，从不无礼地大笑。……热情好客，却又稳如磐石。”骑在骡背上缓缓前进时，他可以一眼发现乱石堆中有一块小小的石器，那上面有古人加工过的痕迹。

德日进和一位地质学家同伴一起来到鄂尔多斯，在那片大地上，他们挖掘、筛选、整理，其他时候则结队前行。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个蒙古士兵（为了对付盗匪）和五个驴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大草原。在这之后的六天，我们一直在这广阔无际的草原中前进，目之所及除了汪洋般的长草别无他物。”他穿越了乌拉山峡谷，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榴石和大理石资源，他称这块土地为“中国古老的水晶台地”。

1923年7月的某天，德日进与同伴们一起卸下装载在三头驴子和十头骡子上的装备，准备在草原过夜。但不幸盗匪来袭，他们不得不离开，去到环境恶劣的荒野中扎营。那晚，他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红土峭壁间，搭起了两顶白色的帐篷。晨曦弥漫之时，他在崖壁上发现了一些化石残骸，那是早已绝种的上新世厚皮动物。

他写道：“这世间无穷的灾难与无尽的盲目，都不过是幻觉。”

鄂尔多斯高原雨量稀少，但一旦下雨就是雷电交加。德日进在一次暴雨时写了一封信：“乌拉山和阿尔巴斯山交界处的这段旅途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这座荒凉的山岳由数不尽的岩层堆叠而成，是乌拉山伸向黄河右岸的前哨站，它微微弯成两道长长的同心褶曲，仿佛要延伸至东方的蛮荒之地。”

1923年8月，德日进一行人再度在沙漠中扎营。他们在鄂尔多斯东南角的峭壁间待了一个月。崖壁上能看到灰色、黄色和绿色的土层。就是在这里，受到严重侵蚀的黄土山丘与被萨拉乌苏河冲刷而来的黄沙相遇。在萨拉乌苏河蜿蜒的河谷中，德日进一行找到了中国境内第一个早于尼安德特人的人类证据（这意味着早在尼安德特人定居欧洲之前，中国就已有人类居住），德日进称之为“黄土之人”。

他们先是在地下10米处发现了尼安德特式的原始工具：刮削器、雕刻器和石英刃，之后又在164英尺深的黄沙之下挖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炉灶遗迹。这个烧得黝黑的遗迹靠近河边，在沉积的细沙和蓝色黏土间形成一个薄层。他们在周边没有找到人骨，但找到一些石器，而炉灶是不容置疑的证据——这是喜马拉雅山以北最早的人类遗址。

大概在45万年前，早于最近的两次冰河期，这些古人们在河边生起了火。在那个时候，北边的蒙古高原还处于缓慢上升时期，挡住了印度洋的季风；蒙古高原逐渐变成干旱的沙地，形成了戈壁沙漠。那时每年只有几次大型的沙尘暴，当古人们看着尘云从北方吹来，应该在想“今天的风沙真大”吧。在他们消失之后，风沙继续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累积成百英尺来深的黄灰色沉积土。在那之后，大概过了4,500个世纪，在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率领着他的兵马越过高原，越过这数百英尺已被压实的黄土，越过丰腴的尘土与贫瘠的沙砾，越过无数动物的骨骸和古人类留下的石器与炉灶。德日进想到这里，想到成吉思汗与他的马，他写道：“在很久以后，成吉思汗豪气万丈地跨过这片平原。”那时，蒙古人正用野绵羊的角来做马镫和马蹄铁。

而到了二十世纪，德日进在萨拉乌苏河谷找到了一户蒙古人家，他们姓“旺楚克”。在德日进一行扎营期间，这户人家的父亲和五个儿子协助他们进行挖掘工作。旺楚克家住在黄土峭壁上挖出来的一个洞穴里。他们都骑马、牧羊，并用羊来教幼童骑马。德日进写道：“这些蒙古人留着长发，从不脱下靴子，也从不下马。蒙古女子总是用略带嗔怒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你，她们也像男人们一样骑马。”

他后来记述道：“世界在我眼前逐渐点亮光芒，继而开始燃烧。直到火焰将我环绕，将我由内至外照亮，贯穿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中国
CHINA

1982年某天的早晨，我们从西安驾车出发，一位中国作家为我们当司机。我们穿过夯土城墙上的一座城门，沿着一条铺面道路驶向乡间。在中国的中部这里，有着细软得有点像黏土的金色黄土。

我们一行六人都来自美国，大多是作家。这一次来是为了见几位中国的作家，也为了看看中国的风景。眼前开阔的乡野里，灌溉田里种着玉米（普通的饲料玉米）、花椰菜、棉花和小麦，看得出土地非常肥沃。远处可以看到一些夯土筑成的村落。

大家聊着天，并没有特意去欣赏这乡间的景色。这两周里，我们一边拜访作家一边游山玩水，今天又要去什么景点呢？据说是要去某个中国古代帝皇的陵墓，有很多陶塑士兵的那个。我在杂志上看过照片，不过是一堆僵直的兵人陶塑。我们停了车，一边嬉笑着讨论某人昨晚吃饭时说的话，一边走上宽宽的阶梯，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的入口。进入那低矮的入口后，我们经过了几个乏味的展示柜，再走进一扇侧门：而这门后有着一切的一切。

站在阶梯的顶端，整个世界呈现在眼前：晨光之中，广阔无垠的土地在这个星球的表面铺展开来，在那消失的边界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天际线，而天光把它彻底照亮。原来，我们刚才穿过的建筑物只是一个通往露天挖掘现场的入口。在这几年里，中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了这些兵马俑。中国的第一个帝王，秦始皇，下令让雕塑家们为他塑出千万尊人偶。他没有按照当时的习俗用活人军队殉葬，而是以等身复制的陶人替代，让它们陪他一起前往死后的世界。

从我脚下一直延伸到整个场地的中间，我所看到的完全不像是一个考古遗迹，而是许多人的躯体从泥土里往外涌出的景象。笔直的壕沟把赤裸的土地切割成深深的廊道或长长的条坑。在壕沟的墙面上，处处都有手肘、腿脚、头颅和脖颈往外伸出。这一切都有着相同的颜色，黄褐色的土，黄褐色的人，都是泥土的颜色。

到处都是人的身体，泥人们正从地底往外爬出。看那个戴着头盔、穿着铠甲的士兵，他的头和肩伸出了壕沟的侧墙，但胸部以下都还在墙里。大地紧紧缚住了他的腹部，他的臀和腿仍旧与土地相融。那高高在他头顶之上的地面——他永远无法触及的地面，和任何地面没有两样：被踩得稀烂的泥土混着一些干草。我站在高处往下看着他的脸，他严肃的神情中闪过一丝惊讶。

大地生产出这些躯体，这些泥人被喷涌出来，被挤压出来。填埋这些躯体的黄土，正是制造出他们的黄土：他们从大地中诞生，再葬身于大地之中。这些人偶本来就只是土块，只是被塑造出了形状，偶然的命运让他们的身体定格化在双手伸向空中的姿态。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身边早已空无一人，现场的考古学家们不见了，我的朋友们也消失了。

在这开阔的天空下有一片平坦的大地，而其中这一块的地面被切成道道深沟，无数的躯体从土里涌出。面对着这样的景象，大多数人都会落泪吧。我仿佛站在永恒的终点，像一个亡灵在俯瞰着这一切，凝视着我们的生命。

在那边墙面一半高度的地方，有一颗马头连着脖颈探了出来。它的双眼上翻，一只弯曲的后腿和马蹄也穿出了墙体，像是咆哮着要奔逃出来。马和泥土有着相同的颜色，仿佛泥土是在偶然的奇迹下被塑成了马的形状，现在正尝试着把这匹马从土里推出来。

离挖掘现场更远的地方，在种着许多庄稼的田地之外，有一些勉强可辨的人形正在耕作，他们看起来就像散落的细碎树枝。有只乌鸫飞到一座坑的边上，停下，啄起了地面的斑点。

接着，在一个下凹的坑道里，我看到有一个人游过泥土：他的头、肩和一只举起的手臂从挖开的墙里伸了出来。他的嘴大张着，仿佛游自由泳时在换气。他的半边脸颊还在墙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还在土里。被削平的土坑的墙上露出了这个人的头和肩，我还看见他披着甲胄的手臂和光裸的手掌，细节清晰，神情毕现。他像裸露的管道一般从墙面突出，他的手臂与手掌投下了阴影，映现在墙面和四英尺下的地面上。我还看见他张开的嘴上有着紧绷的陶土须髭，他的下唇从土墙里冒了出来。

空气中炙热的尘土闻起来有骨头的味道，又像是烤派的味道。在我头顶，晴朗的天空中云朵开始聚集。我仍旧没有动。

壕沟的面积有3英亩——每条沟大概16至20英尺深。沟里散布着不同挖掘程度、不同姿态的兵卒——从挣扎着想游出土面的，到全身直立于地面的。这里一面墙的中间处，许多像蛹一般弯曲的躯体源源不绝地从土里冒出来。这条壕沟的另一端已经挖掘完毕，陶俑们经过了修补，被组合起来，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光头的士兵笔直地挺立在一块下凹的砖地上，我双脚所在的地面远远高于他们的头顶。这些陶俑们神态各异，有的似笑非笑，有的闷闷不乐，但个个都如临大敌，目视前方。这些俑人头颅的形状各不相同，是以来自全国各地的真人士兵为范本塑造出来的。在他们之后站着更多完整的标本：六辆马车及全副武装的步兵和骑兵。

在这条壕沟的另一端，是堆积如山的破碎躯干和四肢。这里有一只挥着铜剑的断臂，那里有一颗翻倒的头颅，一段结实的小腿横亘其侧。仿佛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将这些士兵的豪情壮志粉碎殆尽，将他们的躯体剁得支离破碎。一座座小山就像集体坟冢，被活埋的兵士们争先恐后挣扎着爬出，最终窒息致死，身体变成了碎片。

我走到另一条坑道的侧边，它看起来像莫名竖起的坑道顶端。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这代人站在这么高的地方，有什么意义吗？在场地中心有一个敞露着的试掘坑洞，我走了过去，看到土堆中浮着一个兵士的背，他身着铠甲，像是溺毙的模样。四周没有任何人，现场看不到一个人在工作。在另一段壕沟的深处，四匹并排的马拖着一辆马车，车旁伴着高大的侍从。其中有一匹马高高昂起头，我看到它昂扬的鼻孔中涂着红色的颜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别之处或许就在于：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见证秦始皇这个地下军团的出土——万人大军，他们的弩和剑，他们的战马和战车（秦始皇的工匠们是多么了不起）。我们这一代能亲眼看到无数躯体从晴空之下、农田之间的这些露天坑洞中挣扎着爬出，而我们的后代只能看到兵俑们干净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橱柜里的无趣景象。后世不会看到压碎的兵俑，不会看到那些断臂残腿，不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墙壁里挣扎而出。我们的后代失去了一次见证——我们是泥土冲压而成。

只有我们能看到工作人员是如何刷去这些躯体上的泥土，洗涤他们严肃的面孔，清理他们的指甲。我们可以见证工作人员是如何从土中挖掘出躯体，让他们在两千两百年后重见天日。我们可以看到那匹挖掘了一半的战马，它的下颚仍旧埋在土里，仿佛地下藏着它的粮袋。我们可以和一位1973年时在这里掘井的公社社员交谈。当时他挥着锄头，在这片软软的土地上敲到了意外的硬物。他刨开了泥土，看到坑里有一张人的面孔——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他。而目前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的范围，比美国大多数郡的面积都要大。

一个步兵俑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仪仗兵的身高平均是6英尺2英寸，而将军的身高有6英尺4英寸。佛经里曾这么提到七英尺（一寻）之躯：“我今但以一寻之身，说于世界，世界集，世界灭，世界灭道迹。”

马克斯·彼卡德在《沉默的世界》里写道：“当我们欣赏那些古代大师的画作，会觉得画中人仿佛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刚从墙上的开口挣脱出来。他们显得不安，手足无措。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沉默，却还未习惯自己。”

有一位住在纽约、获教会认可的隐士，名叫特蕾莎·曼库索。她最近这么写道：“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正视我们身处何方这一现实。”

“当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双拳紧握，仿佛在说：‘这世界是属于我的，我要继承一切。’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张开了双手，仿佛在说：‘我什么都无法取走。’”一篇《米德拉什》这么写道。

当孔子知道他也即将迎来死亡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云
CLOUDS

我们记录云朵和它们绽放的日期，像墓碑一样将它们铭刻下来。

1824年，约翰·康斯太勃尔带着患肺结核的爱妻玛利亚来到布莱顿海滩。他们希冀海风能够将病痛吹走。6月12日，他用油彩绘出沉积在布莱顿海滩上空的乌云。在逐渐黯淡下去的光线中，灰黑色的乌云低悬在海面上，在一团混乱的漆黑中旋转。

1828年，玛利亚·康斯太勃尔在帕特尼病危，约翰·康斯太勃尔来到布莱顿把孩子们接回家。5月22日，他画下一缕蓝色的云，这缕斜斜的云高悬在天，遮住了那本就黯淡的太阳的最后一丝光芒。在这缕蓝云的下方还飘浮着两朵红色的薄云。云朵之下，是零零星星的人散布在辽阔无边的海滩。

11月，玛利亚离开人世。而关于那些云的记录被保留了下来。

《摩诃婆罗多》中说道：“世间奇事中，何者最神奇？”

“谓人皆曾见他人垂死，却不信己亦将死。”

数
NUMBERS

每当想起下面这三个关于人口数的故事，我就不禁发笑。

杀人狂魔泰德·邦迪被捕之后，很不理解为什么警察要大费周章抓捕他。杀人是很大不了的事情吗？“要知道，天底下有那么多的人！”大卫·冯·德勒尔在《在死刑犯当中》这么引述邦迪的话。

而阿姆斯特丹的霍温克先生，则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将全世界的人整整齐齐排列起来，可以正好填进英格兰湖区的温德米尔湖。

最近，一位来自秘鲁亚马孙地区的人问了作家亚历克斯·舒马托夫这样一个问题：“听说可以把全美国的人通通塞进他们自己的车里，这是真的吗？”

以色列
ISRAEL

上加利利山区有一个叫萨法德的小镇。十六世纪时，那里居住着一批研究《妥拉》的学者、诗人、神秘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圣哲。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名叫以撒·卢利亚的拉比，他对上帝和人类灵魂的看法，彻底改变了犹太教思想。卢利亚的观点影响了十八世纪乌克兰一个名为巴·申·托夫的农夫，正是此人奠定了现代哈西德教派的基础。这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人，研究愈是深入，对他们愈是敬佩。我敬佩悲观忧郁的卢利亚，因为他深深影响了乐观积极的巴·申·托夫。我敬佩巴·申·托夫，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仅了解上帝，而且懂得一些上帝以外的事。

现在我来到卢利亚曾经生活的萨法德小镇。如今的萨法德有点像艺术家的夏日度假村，土生土长的世俗以色列人、戴黑帽的正统犹太教徒和哈西德派教徒，都在同一条凉爽的石街上漫步。站在这里，能看到高处的梅隆山。相传，卡巴拉经典《光明篇》就是上天“传下”给一位隐居在梅隆山中某洞穴的圣人的。

卢利亚和萨法德诸圣哲都是伟大虔诚的卡巴拉学者。他们经常禁食，白天到犹太教堂做三次祈祷，清晨再做一次祈祷。他们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都给了穷人，尽管他们自己仅仅是一群生活困窘的农夫、纺织工和裁缝——不但要研读《妥拉》，还要承担养家的重任。他们齐心协力把犹太教中的卡巴拉精义发扬光大为一支强大的神学流派，深刻解释了纯粹精神性的上帝是如何创造出这个物质世界的。

当安息日的傍晚来临，卢利亚等人身着一袭白衣，来到开阔的田野迎接安息日新娘的到来。他们站在高处俯瞰太阳西沉，然后唱起了歌颂安息日的“L'kha dodi”：“来吧，新娘，来吧，新娘，安息日的女神。”他们发现，用其光芒照耀整个星期的安息日新娘，与舍金纳有着相似之处。舍金纳，这个无家可归无时不在哭泣的女子，被看作是上帝在世间的形象。她被放逐到此间受苦，直到救赎降临，再把世界带回上帝的面前。

关于卢利亚和他的追随者，有许多古老美丽的传说。据卢利亚的门徒说，卢利亚能听懂鸟的语言，因为鸟语中蕴含着《妥拉》的奥秘。

某一天，卢利亚在萨法德的田野里研读《妥拉》，他看到树上栖息着许多灵魂。他告诉门徒们：“所有的树上、所有的田里，都栖居着难以计数的灵魂。”他们都是因为不知悔改而被上帝抛弃的灵魂。这些被放逐的灵魂听说卢利亚“有能力修复被放逐的灵魂”，于是“几个灵魂用卢利亚的祷词”，在卢利亚的帮助下共同努力，彼此协助，随着卢利亚的祷词一起来到了上帝的王座面前。

而我，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居然可以自由进出这座卢利亚曾于其中祈祷的犹太教堂。震撼之情充满了我的内心。在这里，就在我面前的这幢建筑里，以撒·卢利亚每天都在此做晚祷，念诵18段祈福之辞。18这个数字在希伯来文里有“生命”的含义，它象征着我们祈祷时弯下的18节脊椎骨。

当我环视着教堂时，一只红黄相间的天蛾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紧跟着它，穿街走巷来到了教堂的庭院。这个铺着石头的庭院，建在陡峭山坡伸出的露台之上。这只红黄相间的天蛾，以令人目眩的姿态在花间穿梭，它一会儿吸吮白色的锦葵，一会儿吸吮红色的夹竹桃。我的目光无法从它的身上移开，步步紧跟着它在庭院中走动。它钻进一朵名为“马加比之血”的蓝花之中，而后钻出，又再钻入一朵黄色的茉莉——以色列人说：“两朵茉莉足以把人逼疯。”

这时，我一个退步，踩到了某种厚且软的东西。我回头一看，竟是一条断了头的蛇。不是那种体型小而剧毒的蝰蛇，而是花纹斑驳、又粗又黑的蛇，类似玉米锦蛇或水蛇。

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对应的《塔木德》中的祷告词——当看见春天里第一朵开放的鲜花，遇见一年不见的朋友，闻到香油的味道——那想必在看见或踩到断头蛇的时候也有对应的祷告词吧。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某种动物时，他要感谢上帝：“万物因上帝的话语得以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一位慷慨的《塔木德》学者告诉我们一句万用的颂词：“感谢创造此物的主，它是多么美妙。”——只要心足够虔诚，这一句颂词和逐一感谢每一种食物的颂词有着同样的分量。

蛇的躯体伸展着，弯成弧形，长度超过地面的三块大铺石。它早已停止了抽搐，但还没有发臭。唯有一只苍蝇发现了这鲜红的肉。断头的切口十分平整，显然是一刀斩断的。我没有找到蛇的头，也跟丢了天蛾。它大概飞过了墙垣，飞下了山坡，往加利利海而去了。

《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要吃这书卷。

邂逅
ENCOUNTERS

我们与他人的邂逅，往往只是萍水相逢。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我在机场遇到了一位行李搬运工。他六十几岁，有着歪斜塌陷的面容和健壮结实的身材。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模仿猫王。通道里只有我和他，我抽着烟，这位“猫王”眯着眼斜视我，开口唱道：

“温柔地爱我，甜蜜地爱我，

不要让我离开你。

我的生命因你而完整，

我是如此爱着你。”

唱罢，他低头呢喃：“谢谢捧场……我开玩笑的。”

然后他又突然开始演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霍华德·柯塞尔，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大世界》……开玩笑的啦。”

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一名职业拳手，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鼻子、眼睛、眉骨和颧骨都歪歪斜斜。他说他的排名曾经在前一百，而他的弟弟曾在次中量级中排名第九。

“我妻子说我脑子坏了。”他斜睨着眼，看我有没有听懂这个文字游戏。

“开玩笑的，谢谢你听我说这些。”他说。

思想家
THINKER

公元135年，罗马人杀害了阿齐瓦拉比，罪名是他教授《妥拉》。阿齐瓦当时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老人。他们以马刷作为刑具，把他剥皮去骨。当时的马刷是铁制的，罗马人用刷上的铁齿梳下马毛上附着的泥土和寄生虫。用马刷刮下人的皮肉是一种不常见的酷刑，因为行刑者必须花费巨大的力气，罗马人选择这种酷刑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老学者的皮肉比较松垮、易于剥脱吧。

阿齐瓦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善行的分量。”他指的是善行压在天平上的重量。保罗·田立克也这么认为。如果说，那位剥下阿齐瓦皮肉的行刑者，在马刷上施加了每平方英寸二百磅的压力，那么需要多少磅的善行才能再次令天平倾向善的那一边？

一位二十世纪的小说家曾这么说：“莫非我们一直都是在空洞的宇宙里自言自语？尽管我们早已做了足够的祷告，但沉默是那般具有压倒性。”

（本书意在彰显思想家们的光芒，而不强调他们各自所属的宗教。但在此我必须承认，犹太教和基督教不论内在或外在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教义差异，其他主要宗教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正如平哈斯拉比说的：“人类最核心的危机在于宗教问题。”）

公元50年，阿齐瓦在犹太低地出生。他以牧羊为业，目不识丁且鄙视学问。直到他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坠入爱河，她答应嫁给他，条件是他必须立誓终身钻研《妥拉》。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与他们的儿子一起学习认字。

阿齐瓦把传统的宗教律法和实践予以系统化、条文化，并加以解释、分析与强化，编就了《密西拿》和《密德拉什》。他的诠释把犹太教从其所受基督教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中剥离了出来。凝聚了阿齐瓦心血的《密西拿》和《密德拉什》，成为了与《圣经》并列的犹太教正典。

和他同时代的人称颂他孜孜不倦地诠释《妥拉》的每一个神圣细节，敬佩他的乐观、他的谦逊、他的普世主义（包括容忍撒玛利亚人，甚至容许和撒玛利亚人通婚的行为），以及他对“以色列之地”所做的贡献。他教导众人，《妥拉》的思想精髓是“你必须爱邻如己”。

奈莉·萨克斯写道：

主啊，沉默者之中，何人似你，

眼见子女受苦，却仍保持沉默？

邪恶
EVIL

罗马皇帝哈德良将阿齐瓦交给他的心腹刽子手丁尼·鲁弗斯处置。鲁弗斯来到囚室，亲眼目睹了行刑者是如何用马刷把阿齐瓦的皮肉剥去的。在场的还有阿齐瓦的门徒，他们站在街上透过囚室的窗子听着和看着这一切。

阿齐瓦曾经教导他的门徒：“慈悲的主不管做了什么，他的用意必是良善的。”当罗马人用这种富有想象力的酷刑处决阿齐瓦的时候，因为正值晨祷，阿齐瓦仍在念诵《施玛篇》。正是在那一刻，他的门徒终于忍不住了：“老师啊，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

鲁弗斯被已经奄奄一息却还在喃喃诵经的阿齐瓦吓得魂不附体，强作镇定地质问他是否是巫师。阿齐瓦回答说：“我乐于为上帝而死。我已用尽全心全意来敬奉主，现在更可再加上‘用尽我的整个灵魂’。”

阿齐瓦死后，以利亚来到这淌着鲜血的罗马监狱。他将阿齐瓦血淋淋的骸骨高高举起，然后在众多天使的环绕下，将骸骨带到了以色列的凯撒利亚。在那里，以利亚把阿齐瓦的遗骸放入一个舒适的洞穴，洞穴立刻自动封上。在那之后，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

阿齐瓦临死的那一刻，摩西从天堂俯视着这一切。摩西看着这残酷的刑罚，看着阿齐瓦的殉难，他向上帝抗议：为何要放任罗马人这般残酷地将一个八十五岁的《妥拉》学者折磨致死？当且仅当我们相信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良善的上帝决定或容许的，并且一切都是为了至善的时候，摩西这个关于上帝为何容许人类犯下邪恶罪行的质问才有意义。（这一点，正是伏尔泰与他之前之后众多思想家们所质疑的——准确来说，伏尔泰的态度并非质疑，而是嘲讽。）

上帝是这么回答摩西的问题的：“闭嘴，这就是我看待万物的方式。”在另外一个版本里，上帝的回答是：“安静！这是经过至上思辨得出的答案。”

为什么许多善人和他们的子女要忍受莫大的折磨苦难，而许多恶人和他们的子女却过着舒适安康的日子？对于这个残酷的问题，阿齐瓦给出了一个古怪的解释。他认为，上帝惩罚善人在短暂现世中的微小罪行，而在永恒的来世褒奖他们；上帝奖赏恶人在短暂现世中的些许善行，而在永恒的来世惩罚他们。我不知道他人能否接受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它就像发生天灾时给出的各种敬畏上帝的精妙解释，不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抹去残酷的事实。

现时
NOW

太迟了吗？我们这代人不是重要的一代吗？我们改变了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中，有原子弹，有犹太人被大屠杀，有数不尽的难民，有独裁国家的杀戮，有新的抗体，有硅晶片，有基因重组，人类还登上了月球。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格外重要，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也跟着重要起来——是这样吗？不，我们这一代人平凡无奇，我们的时代也并不重要。我们的时代和以往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生活的切片而已。可有谁能够接受这个说法，又有谁愿意思考这一点呢？也许我们就是这个地球上最后的一代人——这倒是令人欣慰的事。但如果我们不再受到核武器的威胁，我们还是我们吗？永无止境的平凡庸常，而我们的时代不过是其中一段。

如若有天太阳燃尽，我们不会有存活的可能。我们的时代一定要有一些史诗般的壮举，才让它比其他时代更为令人瞩目。瘟疫？气象变化？悲惨的事无处不在发生。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动物的大灭绝：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梅表示，目前我们已知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大部分都会在四百年内灭绝。这种规模的大灭绝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每一次都相隔数千万年乃至上亿年。除此以外，我们消灭同类的能力也大有长进。但人类不就是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同类赶尽杀绝吗？不管在哪一个世纪里都是这样，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又有了新的手法罢了。我们为什么要听广播读新闻，确保随时掌握最新的资讯？不就是为了强化我们自己的幻想（这或许是种必要的谎言），好让我们确信我们活在一个重要的年代里。只要一有新的资讯发布，我们就了如指掌。真是一群数目可观的疯子。新型疾病、权力交替、水灾，这些和古埃及王朝的新闻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百年前，美国人眼见他们的时代正在被狂暴地消耗，觉得时日无多了。那时的人们见证了水牛的消失与电力的问世。人们定居的范围扩张到东西海岸，他们铺设跨洋电缆，建造横贯铁路，把横穿全国的时间从五个月缩短到五天。此外，美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国。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时代就是最末的时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匆匆时光和距离汇聚为一点而后骤然消逝。对他们来说，自我觉醒是难以忍受的。如今看来，只会觉得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一边唱着《双人脚踏车》，一边忍受着彼时的道德败坏和自然灾害。百年前的那些罪恶（黑奴、内战和细菌感染），远不及我们当下的罪恶那么让人恐惧，因为它们再也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越是接近死亡，我们就越是热衷于追逐新闻。我每天都阅读早报，年复一年，从来不去计算这浪费了我多少时间。我们为那些打着“今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幌子的集体心理疗法买单，又或者（但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疯狂）这是某种芳香疗法？我知道这不对劲，但我无法走出来。

这新闻的噪音，就是生命的噪音。它一遍遍地唱着《小小小世界》来哄你入眠，寂静被遮盖，而你的爱之帆船滑向了黑暗。

洞穴的墙上闪烁着电视荧幕的蓝光。如果穴居者爬出洞穴，他将看到什么？他将看到的不是太阳，而是被万千璀璨繁星照亮的黑夜。他爬出了那个蓝光闪烁的洞穴，直面真实的世界。我曾试过和他交谈，发现他早就在探究关于上帝的事。风声呼啸，他冲我大声喊叫以便我能够听清：“你怎么能够忍受这里的风？”

不，我无法忍受太久。我还必须和别人轮流开车去接送我们的孩子们上下学。我冲他喊回去：“我无法忍受！我每个月都读《消费者导报》！”但他听不到。风径直吹着他的脸，他将脸转向背风处。我不知道他能在这现实世界里待多久。但对我来说，我每天只能待一小会儿。

二

诞生
BIRTH

在《布雷顿角医生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是关于接生横产式婴儿的。“是由我照顾这个婴儿的……我当时十分担心是否使用了太久的人工呼吸。我没有记录我到底做了多久的人工呼吸，只记得在最后的那几分钟，我以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但我没有放弃，而这些努力在最后得到了回报——维多利亚县河中镇的安娜·麦克雷苏醒了。”她获得了生命。在这位名叫拉蒙特·麦克米伦的医生手中，她只是一堆发蓝的、有着婴儿形态的细胞。再之后，她成长为人，有名有姓有生日，就像你和我一样。她是她的父母840万种染色体组合中的其中一种，就像你和我一样。1931年12月1日，安娜·麦克雷来到人世。就算你已活了几个世纪，并且每天经历几千次这样的事情，你也一定会为这生命的奇迹而震惊。

这是周一清晨某间市立医院的产科病房。医生和护士们穿着红色、蓝色或绿色的手术服与白色的运动鞋。根据他们别在上衣口袋上的胸牌，他们分别是产科医生、妇科医生、儿科医生、儿科执业护理师和儿科注册护士。他们匆忙地彼此交谈，然后夹着笔记板消失在走廊尽头。他们按了按墙上的数字键盘，门便打开。

这个病房的守护者，很有可能是一位壮硕的天使，或是一条火龙，或是那能将船只推上岩礁的涌流。电梯房的那个大厅，很有可能是一座远古的锥形石堆，或是一口井，或是那仍有钟声回荡的残垣断壁。我们是不是应该脱掉鞋子，啜饮甘露，沐浴洁身？因为这里有着最动荡的深海火山口：生命在此降生。

产科病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双水槽的洗涤台。包括一个镀铬水龙头、两个水槽和一条排水管，与一般厨房的洗碗台没有两样。水槽的左右各有一块台面，上方有一排长长的加热灯，起到照亮和取暖的作用。

在这里，她们为新生儿洗澡，就像洗碗一样。护士在8小时工作时间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会站在这个水槽旁。

不同的护士抱来一个又一个新生的婴儿，把他们并排放在水槽左侧的台子上。这些婴儿通通用法兰绒毛毯包裹着，茶杯大小的针织帽罩在他们那湿湿的头上。他们的脸像光谱渐变，从薰衣草紫、紫色、红色、粉色到米黄色。

佩特·艾斯伯格护士将她金色的短鬈发拢到脑后。她探身抱起左侧的襁褓，纤细的脖颈从蓝色的无领护士服中露了出来。襁褓里的婴儿有着红彤彤的脸。

“现在轮到你啦。”她的声音很温柔，却没有微笑。她把这个襁褓沿着平台拉过来，摘掉帽子，解开毛毯，让毛毯垫在婴儿的身下。这个婴儿全身通红，红红的肚子残留着一段脐带，李子般大的阴囊红得像火一样仿佛要炸裂。他的头很尖，仿佛戴着顶圆锥形的帽子。他躺在护士的手臂里凝视着上方，加热灯明亮的灯光和预防感染淋病的硝酸银眼药水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视力。他手上戴着的用于识别身份的塑胶手环约为一英寸宽，遮盖了他三分之一的前臂。已经有人把那段残余的约一英寸长的蓝色脐带贴在了他的肚皮上，黑色的脐带夹夹住了脐带的尾端，看起来像一截跨接电缆。

护士为这个婴儿洗澡：她一次又一次把薄薄的毛巾浸入温水里，清洗他的头、他的脸、他耳朵的每道缝隙，擦去他股间和手臂下那些由胎脂形成的白线。她握住婴儿胖嘟嘟的手臂和腿，把他翻转过来，为他清洗后背和肛门。她将这个红彤彤的小婴儿的每一处皮肤都清洗干净，加热灯已经把他烘干。《古兰经》说，真主用血块造人。这个红色的小婴儿本是一团血，真主将这血块湿润然后吹进一股真气，他便成了人，就像小丑把气球吹得长长的，然后把它们扭成兔子、小狗或长颈鹿的形状。

佩特护士把水槽中的水排干，将刚才婴儿身上的毯子和帽子丢进一个无盖的大篮子里，再从右边的衣物堆中抽出新的毯子和帽子。她把这个红色的婴儿平放在右边的平台上，为他包上尿布，再裹上毯子：先把毯子的右侧翻起包住侧翻的婴儿，然后将婴儿放平压住毯子，再把毯子的下缘翻起来盖住胸口，最后把左侧盖上。婴儿被一圈圈地裹上，自身的重量压住了毯子使毯子不会松开。现在这个宝贝既齐整又精巧，大约是一夸脱的保温瓶一般大小。她为他那圆锥形的头戴上帽子，再将这个襁褓推到平台的末端，和其他刚清洗完的婴儿并排摆在一起。

这个红红的婴儿略带防备地睁大着眼望着上方，探索他的新环境。他对这个环境似乎很满意，像是被施了魔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

E.M.福斯特曾这么写过：“我们一生从一处黑暗移动到另一处黑暗。只有婴儿与死尸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诞生，什么是死亡，但他们却不会开口。”

我很喜欢达?芬奇描述他童年回忆的这段话：“我躺在摇篮里，一只鸢向我飞来，它用尾巴将我的嘴撬开，探进嘴里的尾巴敲了我几下。”欧洲的鸢身长两英尺，尾巴有深深的分叉，像燕子一样高飞，像鹰一样俯冲而下攫取爬虫，也啃食腐尸。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位护士进来，抱起清洗好的那排婴儿中最前的那个，带去给他的母亲。当轮到这个红红的婴儿时，我跟了过去。

他的母亲倚坐在干净的病床上，显得有些虚弱。几个小时前在产房里，我曾听见她有气无力“啊——！”的喊叫，直到护士把门关上，那哭嚎才消失。这位母亲现在的脸色就像床单一样苍白，她约莫三十岁，面容姣好略显浮肿，还没有缓过神来。她甜甜地笑着倾听旁人对婴儿的赞美，生产耗费了她太多的体力，此时她已没有力气开口。她看上去就像动画片《必必鸟》中刚被压路机碾平了的人物。

瘦削的父亲在对着儿子扮鬼脸，他时不时看表，对他的孩子说：“你已经有三十分钟大了。”护士让婴儿仰卧，把他放进婴儿车里。现在的美国人让婴儿仰卧而从不俯卧，防止他们在睡觉时被闷死。而在十年前，美国人让婴儿俯卧而从不仰卧，防止他们在睡眠中呛奶窒息。

此时病房里有六个人：父亲、母亲、婴儿、两位护士，还有我。我们四人围着婴儿，母亲在房间另一侧，看着前方，双目圆睁视线不动。冬日的暖阳从床旁的大窗倾泻而入。大家靠在门边谈论着这个小婴儿。

护士把裹着的毛毯打开，小婴儿很不高兴，他讨厌这种没有东西紧紧将他包裹住的感觉。他全身还是红彤彤的，每一小片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是红的，像是涂了红色的指甲油。护士在教他的父亲如何包裹他。

“你才四十分钟大，就会哭啦？”父亲问。

“哇——”婴儿用哭声回应他。

“我绝对不会再生了，不想再遭一次罪了。”妈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随即她又说分娩过程很简单，十二小时而已。

“……然后你将最后这个角掀起，把他整个包起来。”护士又把婴儿包回保温瓶的形状，他闭上眼，又睁开眼，像先知一样观察着四周。当他逐一和我们每个人进行眼神交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我都不自觉地说了声“嗨”，而对于护士来说，这种热情大概已消磨殆尽。

地壳上有某一个洞口，以每天一亿加仑的速率，源源不断地往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圣约翰河注入淡水。而在深海的裂缝则持续喷发出富含矿物质的高温咸水。在那里，铁和硫从地壳里喷发出来，然后融入海洋；在那里，黝黑的黏土堆积成高高的黑塔。萨法德的以撒·卢利亚每次祈祷的开头是：“主啊，请你打开我的双唇，我的口才可传颂赞美您的话。”

我去探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把一个婴儿从透明的塑料保温箱里抱出来。她把这个小女孩放在膝上喂奶，小女孩只要再增加一盎司的重量就可以回家了。我看着她一口气喝完那瓶三盎司重的牛奶。“你喝过这个吗？”一名护士问另一名护士。“很难喝吧？”他反问，“有点苦，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男护士抱着一个寄养的婴儿——他的妈妈把他丢在医院，嘴里说着她会再回来。社工们努力想找出母亲的下落，可是这类母亲留下的往往是假地址。这个寄养婴儿是个男孩，护士们给他取名为比利。比利已经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可是他那个十五岁的妈妈只在一开始来看了他一眼，之后就再没有来过了。比利和其他寄养婴儿不同，他没有患上胎儿酒精综合征。他是个健康又好相处的红发小男孩。每个护士只要一有空就带着他四处逛，现在这名男护士就把他背在肩膀上，在病房里忙进忙出。比利醒着，他从男护士的肩膀上探出头，观察着眼前不断变幻的风景。现在他的眉毛还没生长出来，但我能看见细小的皱纹，眉毛将会从那里长出。再过不久，他就会被送去寄养的家庭。护士不允许我抱任何一个婴儿。

在观察窗之外，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妇女在挥手，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白人妇女在蹦跶。她们想要引起窗里某个“烤土豆”的注意——一个用铝箔包裹住的婴儿。护士告诉我，这个烤土豆才三磅重，只需一个手掌就能握住他被紧裹着的身体。包上铝箔是为了“保持体温”，静脉营养管、呼吸管和两条心律监测线伸进铝箔里。他的状况良好。

在他头上有个电视屏幕，上面显示着监测器测得的数据，护士每分钟要读一次数据。

在窗后的走廊里，那名衣着光鲜的黑人妇女，不再挥手而只是指来唤去。方才跳上跳下的那名穿着牛仔裤的白人妇女，也消停了下来，只是原地摆动着胳臂。婴儿本来就在睡觉，不可能注意到她们的呼唤。护士伸手到保温箱里把婴儿连同铝箔、线路和管子一齐捧出来，抱给他的访客看。她把他的针织帽向后推，好让脸多露出一点。他的脸只有一颗壁球那么大。两位访客都歪着头好看清他的脸。护士头上飘着四个铝箔气球，气球扯紧了绑在保温箱上的系带宣布：“是男孩！”在一旁的架子上，和针筒、温度计摆在一起的是一箱雷洛兹铝箔纸。

贾科梅蒂说：“我越工作，越能以不同的眼光看事物。万物每天都变得愈加宏伟壮丽，愈加深不可测，也愈加缤纷美丽。我靠得越近，越是发觉它的宏伟，越是发觉它的遥远。”

沙
SAND

1923年9月，他们回到了北平。骡队驮着5,600磅重的化石和岩块，它们被分装成60只木箱。在德日进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一段晨间祷词：“静下心来，用灵魂的吐息为这一新生而脆弱的世界披上新衣。”

德日进对灵魂游荡之地这些说法不感兴趣。他从来不相信、也不接受“整个世界都是幻觉，只有精神是真实的”这样的说法。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中，德日进坐在折叠凳上，在笔记本里写上这样一句话：“存在的只有生命，无处不在。”

他喜欢人、大地和石头。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属于亚里士多德一派，而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发表了关于埃及始新世和泽西岛矿物的论文；二十几岁时，他发现了新品种的鱼和鸮。他对科学最重要的贡献都来自这趟鄂尔多斯之旅之后：他确定了“北京人”的年代，并修订了所有第四纪堆积层的地质学分期——不仅包括中国和外蒙古，而且涵盖了爪哇、印度和缅甸。在他成人岁月中的二十三年里，他待在远离故乡的中国，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置身于严酷的环境中。为什么要如此消耗自己来描述一个梦呢？

他写道：“即使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对上帝的信仰，我仍会坚定不移地信仰这个实在的世界。”

中国
CHINA

此刻，在我面前的脚下，数不尽的陶俑的完整形体从墙里往外涌出。而在我面前的远方，生机勃勃的农夫在田里耕作。远方的农民在行走，弯腰，起身，挖掘，搬运。在大气的作用下，人形显得有些朦胧。他们骨架的运动——弯脖子，伸手臂——显现出他们的力度或疲态，以及他们的匆促、厌倦和活力。有一个农妇有孕在身，另一个则瘸着腿。诸多细长而平行的俑坑指向了远方那些在田里耕作的细瘦人形。我脚下那些出土的和未出土的陶俑们静止不动；在他们之外，那些自由呼吸的人们在四处走动。而站在这些被埋葬者上方的我，也在行走，但那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我见证了时代更迭，见证了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地球上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

过了一会，视野变好，我能看清妇女们斗笠上垂下的系绳。太阳高升，气温亦升高，大家脱去了蓝色的外套。这些穿着长袖上衣和宽松长裤的农夫农妇，和我一样，他们此刻都活着——我们都是现代克罗马侬人的活标本。在这个1982年的早晨，人类这个物种大约有50亿的数量存活。我们醒着，为了追求成就在阳光下东奔西跑。我们感受着生命，制造着骚动，将我们的世界改造得稍好一点又或者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在不久之后，大地就会将我们掩埋，继而会有新的人类踩在我们上面。

在那之后我还去参观了黄土窑洞——现代人在山壁上构筑出来的居所。在黄土被吹过来之前，那里的人们居住地的海拔要比现在低得多。这些现代人将衣服晒在外面，一边取水，一边牵着孩子的手。“他们是大地之子，真正的中国人。大地母亲用她的子宫庇护着他们，焕发着奇异金色的黄土包围着他们。”这段话，是顾彼得第一次来到西安附近看到那些层层削凿的洞穴奇观时写下的。他是一个因俄国动乱而滞留中国的俄罗斯贵族。“人们的肤色和土壤一样，是一种淡淡的金黄色，空气中弥漫着的粉尘也是金色的。这里是一片圣土，是中国的主干‘汉族’的发源之地。”

中华帝国是从这黄土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有着世界第一的黄土堆积深度。西安附近肥沃的黄土平原，由被风席卷而来的细沙和石屑堆积而成，厚度达400英尺。这些黄土质地细腻，能充分吸收水分，并给植物供给足够的矿物质，人们只需好好灌溉就可以耕种。灌溉需要众人合作：需要文明。中国人在这片地区灌溉耕种已有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国开凿的第一条灌溉渠把贫瘠的关中变成了沃野，人们不再为“凶年”所苦。秦始皇的军事开支来自税赋，他的子民们富裕，他便也富裕。

即使是现在，人们仍迫切需要这块土地提供粮食。河对岸有另一处地下陵墓遗址，挖掘好的坑洞被农民们回填，然后再种上麦子；麦子收成之后，考古学家们再回来工作一阵子。因为如此，挖掘的进度非常缓慢。1989年，专家猜测地下陵墓中可能有6,000个兵马俑。经过几年的挖掘后，他们猜测有7,000个。1995年，已证实的兵马俑有7,000个，总数估计将高达10,000。

目前中国人口有11亿9,850万人。如果你无法体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把你自己——那个独一无二、意义非凡、情感复杂的你——乘以1,198,500,000。你就会发觉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云
CLOUDS

如果我们在书中层层挖掘，就可以找到那些过去的云和新近的云。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有日期的云？又为什么我们要收藏信件，拍摄照片，书写回忆录，雕刻墓碑？

“1856年2月27日夜，强劲的东风从沙漠袭来，耶路撒冷家家户户的屋顶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盐与沙。恐惧笼罩了全城。”你可以在以色列小说家梅厄·沙莱夫的《以扫》中看到这段关于天气的宝贵资料。在《以扫》第335页上的这段记载，引述自《耶城古坟》一书。这本书的作者叫艾尔梅提·皮耶洛蒂，是一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而沙莱夫称他为“诗人、建筑师及孤儿”。

奥古斯丁对人们说：“我们所谈论的天主是你们所无法理解的奇迹。如果你们能懂，那就不是天主了。”

十二世纪的卡巴拉学者暨伦理学家耶胡达·贺哈西德拉比在遗嘱里留下了一张清单，用编号列出了一系列能够引领人们过上神圣生活的戒律。

15：不可为逝者过分哭泣。三天哭泣，七天赞颂，三十天追悼。……若超此限，上帝会说：“你的慈悲不可更甚于我。”

45：不可砍伐结果实的树。

46：不可在书中题上“本书属于某某”。只需写上自己的名字，略去“本书属于”的字样。

数
NUMBERS

和云一样，我们也为浪标上日期。1991年4月30日，仅仅一天之内，孟加拉国有138,000人溺毙。晚饭时，我和当时七岁的女儿讲起这件事，我说：“很难想象138,000人溺死的景象。”她说：“不难啊。就是蓝蓝的水里，有很多很多的黑点。”

我们这些活在人类生命最新篇章的人，如果用数字来衡量的话会占多少分量？有多少人曾活着，有多少人已经死去？

1991年，哈佛的南森·凯菲茨在一封写给贾斯汀·卡普兰的信中提到：“亡者的数量多于生者。地球上曾出现过的人口，有人估计700亿，有人估计在1,000亿以上。”用这两个数字求平均数，可得到850亿的总人数。以此计算，亡者与我们生者（目前攀升至59亿）的比值约是14:1。这些数字都是不确定的，凯菲茨认为比值“可能会高达20:1”。亡者的数目永远会比生者多。

然而在美国，因为国家年轻，如果没有发生太大的意外，亡者的数量得要到2030年才会超过生者。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划入了亡者的行列。我们这些脚下踩着亡者骨骸和遗物的生者，我们这些双腿伸向虚空跟着地球一起旋转的生者，到时还会在乎吗？到那时，我们会觉得生者的妄自尊大和兴奋过头都很愚蠢。

既然每有1个生者就至少有14个亡者，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便占迄今曾来到世上的总人数的6.8%。这数字毫无意义。

那些亡者里，有一半是婴儿或幼童。于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便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死去，也算是骨架比较大，牙齿比较多的死人了——不过有些人从来就不在乎外貌和其他种种，对他们来说这些差别根本无足轻重。

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里，一个死去的女人对她死去的儿子说：“去想那些令人开心愉快的事吧，因为我们将会被埋在地里很久很久。”

以色列
ISRAEL

根据以撒·卢利亚的说法，神在起初将自己收缩——zimzum（收缩）。神将其神圣的本质收缩，为有限的世界腾出空间，于是邪恶成为可能：那些困扰着细胞生物的遗传缺陷，那些在自然灾变中迸发出来的冲突暴力，以及那些人们心中所想、双手所做的罪孽。

卢利亚讲述的卡巴拉创世故事充满了巴洛克色彩，大胆地解释了道德之恶与自然之恶的来源。在这个故事里，造物主本欲让他的光芒最终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恩典经由十个圣皿倾泻而下。但是突发的巨变——有人说是创世的过程本身——打断了这个有序的进程。圣光在圣皿中炸裂，圣皿的碎片四散。圣光的火星坠落到深处，容器破碎后那些不透明的碎片将火光圈禁其中。这就是我们荒凉的世界，我们只能看到事物鬼魅的外壳。我们可以直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事实上，上帝是隐藏的、流亡的，上帝被禁锢在碎片下那圣光的星点之中。于是邪恶得以存在，得以继续弥漫：善的火光蕴含在万物之中——甚至将那些最邪恶的倾向也包纳其中——使邪恶得以存在。

马丁·布伯说：“火光散落在四处。它们牢牢吸附住有形的物体，就像在封死的井里。它们蹲伏在物质中，如同蹲在被堵住出口的洞穴里。它们吸入黑暗，呼出恐惧；它们随着世界的运动一起四处骚动，寻找驻留之处，以寻觅出路。”

十六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流亡在外——格肖姆·肖勒姆称之为“最残酷的流放”。彼时他们已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西班牙生活了1,000年——远远超过欧洲人迄今定居美洲大陆的时间。1492年，基督徒驱逐了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约10,000名西班牙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他们在萨法德构建起了虔诚信众的核心。在此，不再受骚扰的他们开始思索他们的流亡有何含义，他们认为，这象征着上帝放逐了这个世界。就连上帝也与上帝自身疏远；他的本质如火星四散。舍金纳（Shekinah，上帝的形显）离开了上帝（Elohim，上帝本身）开始流亡，就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成了异乡人。

只有救赎——tikkun，意谓“还原”——才能让圣光的火星回归到它本源的太初灵魂；只有救赎，才可把上帝被放逐的形显还原到他在永恒中的本身。只有救赎，才能让流离失所的灵魂与它的根源重逢。而圣者可以加快救赎的脚步，并且修补大地。

卢利亚没有留下著作。他容忍一切异邦的宗教行为，摒弃了一切愤怒与哀伤，尤其是愤怒；对他而言，愤怒是一切邪恶的源头。同时，他谨守《妥拉》律法的实质条文。犹太的精神生活发生在芸芸众生的多重世界之中，并在此求得圣恩。那时候的虔诚犹太人和现在一样，都拥有大家庭。他并不嫌恶肉体；身体或许污浊，但它的血肉共享着神降临的喜乐。卢利亚告诫他的门徒们，不要住在孤寂之地，甚至不可前往。但他和萨法德一带的其他拉比一样，经常独自到城外的麦田和果园散步——他们或许有自己的苦衷吧，毕竟家里的小孩实在太多太吵。

劳伦斯·库什纳拉比这么引述《塔木德》的内容：“阿默玛、祖特拉和亚希会说：神圣的主啊，我属于你，我的梦也属于你。我做了一个梦，但我不知它意味什么。”

邂逅
ENCOUNTERS

我们在一生中会发生许多奇异的邂逅。在我们垂死之际，脑海中闪现的不一定会是挚爱的脸孔——这让人惊恐——而是某个孤独的身影，某个在我们脑中留下映像的陌生人的身形。

某天清晨，我从某个集体农庄出发一直走到加利利海的海边。我看见远方的岸边有一个人正在伐木，他只是对岸的一个小小轮廓。我听到非同寻常的声响。他抡起巨大的铁锤，当锤子被挥至最高处时，发出了哐啷的声音。他把铁锤往下抡，我可以看到木头被劈开，倒下，但我听不到声音。那个伐木人的身影弯下，站直，复又举起铁锤——巨锤仿佛在叩击天穹，我又听到哐啷一声。那是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就像钟锤撞上了钟。而后他又静静挥下铁锤。他稳立大地之上，动作娴熟又扎实，这个人影正在敲击着苍穹。

岸上停泊着一叶红色的小舟。我可以划着这红色的小舟，过去问他：先生，你找到了穹顶低垂的地方，可否将您的铁锤和楔子都借我一用？我也想像您那样将天空敲开——第一下将它敲裂，第二下将它劈开，然后高声呼唤那怜悯世人的上帝，那慈悲为怀的上帝，问问他：鸟头侏儒是怎么回事？

思想家
THINKER

战后，诗人奈莉·萨克斯称誉巴·申·托夫为“以色列之力的最后传承者”。

1712年，年幼的巴·申·托夫在乌克兰的波多利亚地区担任杂役。我们对他的了解有限，只知道他能读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当时甚至没有人知道他识字。人们谈起每位著名拉比的童年时，总是讲述他们趁着其他人睡觉时整晚偷偷研读《塔木德》的故事，每个拉比都是如此。对于巴·申·托夫，这个故事比较有可信度。他的本名叫以色列·本·以利撒。人们后来称他巴·申·托夫，意即“圣名之师”，意思是在那些知晓并使用主之名的人之中，他是最伟大的一位。

他是个有着一头黄色头发的男孩。在搬动长椅或扫地时，他会把耳前黄色的发绺拢在耳后。他的父亲已过世，家里一贫如洗。他住在经学堂，与扫帚和抹布一起睡在后面的房间。他打扫经学堂并做些杂务，以换取食物和栖身之所。安息日和节日的时候，他经常会回去和家人一起吃饭。

雨中，人们来到经学堂，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空气被人群搅动，有股湿羊毛的气味。他们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祈祷书，从袋中抽出祈祷用的披肩。巴·申·托夫看着他的男性亲戚，他知道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头脑简单。因为他没有上学所以念不好书，因为他爱打瞌睡所以干不好活。

那些男人站着，开始念诵：“在主的屋中多么幸福。……能崇拜主多么幸福！”念完午祷的最后一个字，他们立刻进入晚祷：“主啊，求您赐予慈悲，不要毁灭我们。”礼仪结束后，大部分人会取下披肩和经文护符匣，然后离开。还有人会留下来读经。再晚一点，如果巴·申·托夫看到长椅上留着摊开的书，他会用祈祷披肩盖住摊开的书页。在他的时代，人人敬重书，一旦书本残破不堪，他们会像对待死者那样把书埋葬。

邪恶
EVIL

2,220年前，秦始皇宣称自己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制作出陶俑大军，埋葬了数以千计的兵马俑以护卫他的亡灵。到了20世纪，他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据秦始皇的策士所述，他想要吞并整个世界。他征服了所有邻邦，一统中华。他制定了法律、度量衡、车辐、货币和文字的标准。他修建驰道，开凿灌溉渠，铲平山丘，填满沟壑。他还兴筑了长城。那时的中国，以及继起的各个朝代，创造且享有着比其他文明更高的艺术水平、识字率、财富和复杂度。

在他45岁那年，他下令坑杀了260名儒生；也有记载说是460名。这一点都不重要——所差不过两百之数。活埋了260人也好，460人也罢，不管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妻小曾经吃过什么苦，到那个时刻都不值一提。在秦始皇的命令下，这些儒生有一部分是直立在坑中，土掩埋到他们颈部的位置，然后刽子手跪在地面从低处挥出斧头，把他们露出的头颅砍下。还有一些儒生则是被集体活埋在深坑里，全尸而死。

在始皇帝看来，这些儒生惑乱黔首。把这些儒生赶尽杀绝之后，他又把他们的书尽数焚毁。实际上，除了内府藏书和有关农业、占卜的书，全国的藏书都被烧了。他还命令各地的军队，凡谈论经书者一律处死，甚至，若有人唱起往昔歌谣也得处死。

建造工程的困难之处往往在于材料的来源。许多工人死于修筑长城，没有人知道死亡数目究竟是高达百万抑或区区数千。他们都是被征调而来的农民。在秦始皇的命令下，活着的工人把死去同伴的骸骨碾碎，将它们填进长城。与此类似，I.J.辛格在《阿胥肯纳齐兄弟》中写道：“古埃及人逼迫犹太人把他们的小孩当成祭品，填进比东和兰塞两城的城墙里。”此外，斐济岛的酋长则把俘虏做成柱子，撑住房屋。因为当时没有铁器，要把树木削成柱子是很困难的。（只有少数思想家会去揣摩思考“我们为何在此”，即便他们得出结论，意见也很难一致。说不定我们的存在理由，又或者以前人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给一名斐济岛上的酋长当屋柱。）德日进有一篇小说，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说，如果死了，他希望尸体能“保持原状，混入那些构筑防御工事的土里，就像上帝丢下的一块有生命的水泥”。毫无疑问，那些被征召来修长城的农民、被奴役的犹太人，以及斐济的活人屋柱并不作如是想。

为秦始皇设计长城的总工程师用尽了他的心思，极力让长城适应地形，但在那么长的路线上，总有些地方非得穿过地脉不可。由于他犯了攸关风水的大错，秦始皇命他自尽，他遵照皇帝的旨意死去。

涅米罗夫的南森拉比说：“万千财富伴随奇迹从天而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万千财富从天而降的场景，但是这位拉比所说的奇迹是什么？

布拉茨拉夫的纳赫曼拉比说，“上帝每天研读三小时《妥拉》。”《塔木德》里提到，上帝也做祷告，祈祷时同样也佩戴着经文护符匣。上帝还需要祷告什么？祈祷“愿我的慈悲能克服我的愤怒”。

在某场战役之后，秦始皇将40万战俘杀害。在另一场战役后，他将所有与他母亲家为敌的人和他们的全族悉数活埋。不管在东方或西方，那都是残酷的年代。

而最近，英国蓄意在爱尔兰制造饥荒，饿死了100万男女和儿童——那是爱尔兰八分之一的人口。1975年后的柬埔寨有100万（或200万）柬埔寨人被杀，同样也是柬埔寨人口的八分之一（或八分之二）……

地球上屡屡出现这些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并不意味着它们有共同点。每一个个人、每一件恶行、每一个受难者所遭遇的死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形态。就如辛西娅·奥齐克所指出的，把这些恶行一般化，会使邪恶的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一切模糊的事物都是危险的，即使是不可避免的模糊，也都是危险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数百名儒生或是一万人或是一百万人或是三千万人的死所带来的苦痛渐趋微弱。我们有必要思考那些2,300年前被砍头的中国儒生的人生吗？比起这些，自己断了腿要痛得多。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个体”这个概念的数值极限何在？晚至1894年，黑死病在亚洲导致1,300万人丧命；同一种瘟疫，此前550年在欧洲造成了2,500万人丧命。你听人提起过亚洲的那场瘟疫吗？我们赋予每条人命的价值是否也和万有引力一样，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我们真的相信“每个个体都是珍贵的”这个说法吗？如果说到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当然是珍贵的。但如果说到如今住在泰国的25万克伦族部落呢？你的祖父呢？那些住在中亚，被称为印古什人、车臣人、布里亚特人和巴什立克人的男女老少呢？你通讯录上记载的那些人呢？或者，现今活着的59亿人或800亿已死去的人之中，哪些人是珍贵的？

现在活着的人口数，比经由星际气体压缩形成的太阳诞生至今所经历的年数，大约多10亿。这种数字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据休士顿·史密斯说，坎特伯雷教堂有一位爱开玩笑的主任牧师，他认为真实的数字实在令人担忧。他甚至曾在某次正式讨论中高呼：“眼光短浅，天啊，真是眼光短浅。”

现时
NOW

美好时光和英雄人物都已成为过去。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以前，地球上有巨人。有理由相信传说中的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纯真，因为他们破坏了乐园而沦入邪恶与苦难。公元前五世纪，那些描写摩西、亚伯拉罕乃至诺亚的故事的人，就描述了他们如何乞求上帝拯救他们所处的显已腐败的时代。智者们的哀叹回荡于时空的苍穹之下，似喜剧的副歌。

梵文把我们这个堕落而不幸的时代称为Kali Yuga，“最终的终结”。印度人最早使用这个词汇是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

《塔木德》中写道，有位拉比问起：“古代的圣人总是拖延一阵子，祈祷一阵子，祈祷后又磨蹭一阵子。这样怎么会有时间研读《妥拉》？怎么会有时间做事？”

另一位拉比则引述更早以前的拉比谈论古代圣哲的话来回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圣人，他们有天赐的禀赋来研究《妥拉》，他们的工作也是天赐的。”公元一世纪时的思想家已经断定这个世界是在逐渐朝地狱迈进。活在彼时的使徒保罗称呼他的时代为“这个末世”。

约在1600年前，奥古斯丁回顾300年前的使徒和处于盛世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已是末世了，何况现在。”

十一世纪时的一个中国禅师怨道：“只见今之学禅者，虽努力勤坐，终是不悟。”

十二世纪时的哈列维拉比哀叹雅乐式微：音乐因出自低劣者之手而衰败。人堕落了，音乐亦随之堕落不复伟大。

十二世纪时高丽的知讷高僧曾哀伤地说：“末法世中之人。”

1570年，圣师亚维拉的德兰在给她兄弟的信中说：“这个时代充满了太多物欲，我不想再拥有任何身外之物。”

一位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在十八世纪末写道：“现时人们灵魂孤苦无依，他们的时代已经腐朽。”他生活的时代和哈西德教派的大师巴·申·托夫以及大马吉德相差不过一个世纪。另一位拉比则说：“神迹日益减少，奇观也逐渐远离。”纳赫曼拉比哀叹：“现在世上遍布着无神的言论和背德的举动。”

十八世纪时的一位拉比说：“当前的新潮之士只在乎钱。”一位十九世纪的哈西德经师则说，“如今这代人”，伟大的导师和先知已逝，有的只是“较黯淡的光芒”。

约翰·罗斯金在晚年曾说：大自然本身也在崩坍。在多雨的一年后，气候完全失控，“脏污”且“秽臭”。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二十世纪的哈西德拉比说，我们正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三

诞生
BIRTH

历代的医师，用诙谐手法为人类的各种瑕疵取了有趣的名称。患有快乐木偶症候群的成年人有重度智障、不停抽搐和经常发笑的症状。好心的医师提醒道：“他们的笑声显然与快乐无关。”

吹口哨脸症候群、豹人症候群、猫鸣症候群，这些名称让病症显得活泼起来。吹口哨脸的人很少见：他们的脸像戴着一副厚厚的面具，双眼斗鸡，眼球上翻，嘴和下巴都有皱褶。豹人症候群的患者身上有深色的斑点，还长着一对尖尖的招风耳。猫鸣症的婴儿哭声像猫叫一样，并且有智力障碍。小精灵症候群的婴儿存在代谢问题，瘦弱且很多皱纹，像小精灵一样有着大大的嘴唇与耳朵，满头的毛发。他们无法长大，最终都会早夭。

而人鱼症候群的婴儿则通常是死胎，他们看起来与人鱼相似（这是产房里开玩笑的说法，其实相似之处不多）。患有人鱼症候群的婴儿只有一条腿，膝盖和脚都朝向后方，所以即使他们能够活下来（事实上不能）并用一条腿蹦跳行进，他们也永远不能看到前进的方向。假如习惯了，这会变成有趣的事吗？当然不。另一种绝对不有趣的是，那些看来像垂死的青蛙的婴儿甚至死婴——他们没有眼睑，嘴巴宽大，皮肤布满鳞屑。书上记载着其病因：“血缘关系”，也就是乱伦所致。

许多出生时不健全的婴儿会在数天或数星期内夭折；即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也多有智力或能力上的缺陷。在《史氏人类畸形辨识》里，婴儿外貌上的异常（耷拉塌陷的脸、畸形的躯干、胡乱转动的眼珠）表征着他们脑子的错乱，也就是说，皮肤和骨架把脑的错乱表现出来了。

他们就在这里，在这一页又一页的黑白照片上。正面照、侧面照，婴儿、儿童和各种年龄的成人，他们都全身赤裸或只穿短裤。摄影师让那些能够站立的都背靠着墙拍照。墙上用黑线画着的方格，是为了方便向我们展示他们身体的变形程度。

在德加的札记中，他写道：“有些情感是无法描绘的，这是很自然的事。”

翻过书页，看，她在这里。在这本书的大约一千张照片中，这张最令我惊恐。她是个快乐的漂亮小女孩，身穿棉质内裤，深色短发，留着刘海，两条卷卷的马尾用毛线织成的蝴蝶结绑着。她对自己的魅力很有自信，笑着直视镜头。她稚嫩的脸颊上闪烁着自信与快乐的光芒，仿佛在问你：我可爱吗？的确很可爱。她三岁，平举着前臂，仿佛向摄影师讨要拥抱。其实更可能是应医生的要求举起，方便大家看清楚她的双臂。由于她所患的病，她无法伸直手肘。像所有股骨发育不良（即短腿）的患者一样，她的腿短得异常。（另一张照片上有个患此症的婴儿，看不到腿，只能看见直接从尿布里伸出的脚掌。）如果这小女孩放下手臂，她的手掌会超过膝盖很多。整形手术：于事无补。智力：正常。照片中的她，对她自己和她的世界都感到由衷满意。有人为她梳头，有人为她系蝴蝶结；总而言之，她是被人爱着的。为什么不呢？“有人爱我们所有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如是写道。

对面那页上有另一个短腿病患，这是一名五岁的残障男童。他畸形的双腿如拳头一般短——如果他能伸直手肘的话，手指可以触碰脚踝。除此之外，他身体其他部分并无异常。他可以长大成人，生育孩子。他稚气的脸孔十分漂亮，赤身站在画满黑线方格的墙前，表情悲戚，低垂着头，眼睛向上看着镜头。他的目光中满是控诉，双眉凝结着抗拒，嘴上挂着哀叹。

自信满满的女童与悲伤凄惨的男童，各据一页彼此对望。看来，在三岁和五岁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这些孩子终于发现了，发现自己的腿要远比常人的腿短，而这会导致的问题不只是衣服不好买。

“醒于夜半，泣己之罪。”这是一位哈西德大师的教导。但我们已经说过，大自然根本不会关心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无关我们肉体的宿命。剥豌豆时，你会发现每个豆荚里都会有一颗有瑕疵的豆子。我自己就长得不值一提。

沙
SAND

几年前，我对沙开始感兴趣。为何沙漠中会有沙？这些沙从何处来？我原以为沙是海浪在岸边制造出来的：海浪拍打大陆岩盘，击碎它，形成石块、碎砾，最后成为沙。后来才知道，我只猜对了一点。

苔藓、盐晶和冰所制造的沙，远多于海浪制造的沙。你可以在山顶和山坡上看到破裂的岩石表面和巨大的沙砾，上面生长着环状或簇状的苔藓。毕肖普曾写道：“岩石上静谧的爆炸∕地衣生长，灰白浓密。”就是这些爆炸，将岩石炸裂。苔藓分泌的酸性物质将岩石分解，苔藓扩大岩石的裂缝，增大的盐晶和结冻的水将裂缝撑得更开。

冰河也会造沙，它们的底部把所经过的大小岩砾刮过一层。冰河融化后，便在冲积平原上留下漂砾、石块、碎石、沙和黏土（也就是被磨成粉末的沙）。风扬起沙土，带着它们一起飞扬。

陆地上的大部分溪流河川也能制造沙粒。小溪和湍流——尤其是小溪——携带着蹦蹦跳跳的石块撞击大地，石块自己把自己撞碎，变成锐利的沙粒。沙粒随着溪流倾泻而下，所以大多数溪流的岸边和水底都是沙。你不妨观察任何一条林间或山中的小溪——越往内陆的小溪越好——你会看到那小溪正在造沙，那些被生产出来的沙就躺在溪床上。石蛾的幼虫拿这些沙当材料来建筑奇怪的石屋。

河水带着沙，奔流赴海。当河流的流速变慢，沙粒便下沉，淤积在港湾，扩大了三角洲的面积。如果内陆岩石是新生成的火山熔岩，譬如在大溪地，以及在哥斯达黎加的加勒比海岸，那溪流带到海边的就是黑色的沙。如果内陆岩石是玄武岩，譬如在哥伦比亚河的高原，溪流带到海边的就会是深色的细沙。如果内陆是花岗岩，像在美国东部那样，带来的沙子则是花岗岩里的浅色石英和长石。

自从加州的洛杉矶郡和橘子郡在自己郡内的季节性河流上筑起水坝，从洛杉矶到新港滩的所有海滩便失去了沙源。在以前，这些能够供应沙子的孱弱溪流，本就并非常年有水。现在，这一带的海滨城镇需要去疏浚港购买淤沙来填地。

沿岸的洋流像涂抹果酱般在大陆边缘抹上沙子，所以海滩上会有沙。海浪无法从岩石上造出新沙，但在浪涛拍打峭壁的地方是例外。大多数情形下，海浪与沿岸的洋流只是沿着海岸散播河沙，然后海浪再把沙抛回大陆陆块的脚下。海浪会击碎死去的珊瑚礁。鹦鹉鱼吃掉珊瑚虫，但它们无法消化珊瑚的石灰成分。这些石灰成分会被一点一点排泄出来，变成热带海滩和清浅海床上珍稀的美丽白沙。在深海里，我们很难见到沙，甚至根本没有。

沙漠里为什么会有沙？因为被风扬起的沙会堆积在一切低洼之处，而沙漠像海滩一样位于低处。不论离海多远，不管海拔多高，你总会在沟渠里、在路旁的泄水口、在岩石和人行道的缝隙中，找到沙粒。

沙子也会堆积在高海拔沙漠之类平坦的地方。在间冰期（指冰河期之间较温暖的时期。我们现在便是处在间冰期），土壤会变干，黏土会结块并往下沉，沙粒会散开并被风带起。因为自身的重量，风中的沙粒会再掉落下来，就好像人如果拿起太重的东西，东西会从人手中掉落。风可以把细石屑（黄土）带得很远，不管掉在哪里，最后沙子只会堆积在某几处特定的地方：北美中部的丰饶草原，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平坦盆地。

中国
CHINA

1923年的鄂尔多斯，骡背上的德日进，瞥见了戈壁沙漠的边缘。戈壁沙漠曾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位于外蒙古，是一片面积50万平方英里的荒芜高原，沙尘暴在那里泛滥。“在这片被黄河夷平的广袤平原，目之所及只有摇曳的草浪。”孤寂感撼动了他，“我们顶着风，在这个可以看见成群黄羊的广阔冲积河谷行进，踏过卵石和稀疏的草间……我们正穿越三道河的低矮草原。这里早已不见蒙古人的踪影……黄沙季节已经过了。”

第二天早晨，他收起营帐，从锡林河出发前往当时仍是不为人知、位于戈壁中的张家口。德日进正是在那里发现了化石。两天后，他在呼伦湖开始挖掘工作。呼伦湖是蒙古草原上的咸水湖，德日进在湖边的沙丘上展开铺盖并摊平。六辆牛车载着补给品和几个箱子，箱子里装着第三纪绝种马和绝种犀牛的骨头。

次年，他回巴黎重执教鞭。接下来几年，他在中国居留并从事另一次戈壁考察，再回到巴黎，然后骑着骡子横跨埃塞俄比亚的马布拉山丘进行了一趟地质之旅，之后又在鄂尔多斯和满洲里跋涉数月，挖掘骨头，敲击岩石。

在野地里，他总是穿着厚重的外套，戴着一顶宽边帽。胸前的两个口袋，一个放着祈祷书，另一个放着高卢烟。有位朋友形容他为“仪表澄澈之人”。他有着长脸尖下巴，认真时面带微笑，喜欢与人相处。开口笑时，脸上的皱纹道道绽开。他一辈子都坚持把短发左分。他的朋友大多是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神父、探险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巴黎女性和纽约女性，以及考古学家。其中三人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组合：朱利安·赫胥黎、亨利·弗里克与保罗·瓦雷里。

沙尘暴的烦人之处是它会产生静电——每平方码80伏特的静电。一位荷兰地理学家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沙尘暴中行进时，身后拖一个千斤顶，利用千斤顶将静电导到地面。

这位古生物学家曾将天主形容为“点状的”：“因为天主是无限深邃的、点状的，所以他无限接近我们。”将天主想象为一个点，是明智的或有意义的吗？我想是的。

关于福音书中的神迹，德日进写道：“我必须承认，我不是因为有神迹而信主，而是尽管有神迹仍信。”

云
CLOUDS

我们很幸运能拥有一本云的清查手册，其中记载了1869年夏季加州内华达山区的云。

那一年的6月12日，约翰·缪尔在美熹德河的北岸记下：“积云从东方升起，边缘焕发着珍珠的光芒，和下方肿胀的岩石共同构成了和谐的画面。还有那高耸入云的山岳，坚实而又精致……”

6月21日，他记录下一朵轮廓清晰的云：“像一座孤独的白山，在光与影的重叠下更显孤寂。”

7月2日，出现了一朵棱角突兀似岩石的云：“其轮廓之清晰，为我首见。”

7月23日：“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又能对云述说什么？”当我们试图将它们描述出来时，它们已经消失了。“然而，这些倏忽出现倏忽消失的空中群山与地上那些更恒久的花岗岩的变迁，都是实在的，也是重要的。它们都经历了被创造而后消亡的过程，但在上帝的日历上，存在时间长短的差异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没有机会亲眼目睹1869年8月26日图奥勒米草原的云朵，但根据记载我们能够知道那天的景象。中午时分，云朵盘踞了天空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面积。傍晚时，堆积在丹纳山上空的大片云朵“像画一样，如岩石般嶙峋”，“焕发着丹纳山一般的淡红色”。

9月8日：几朵云在山巅游荡，“像在求职一般茫然无措”。

七十四年之后，在1943年8月11日，一个年轻女子在荷兰的威斯特伯集中营里写道：“死的是我或者死的是别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做了标记。”

数
NUMBERS

十年前，我曾在书上得知，宇宙中星系的数目有地球人口数目的两倍之多，换句话说，平均每有一个人就有2个星系。自从近年发射了哈勃太空望远镜后，数据得到了修正。或许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到9个星系——共有8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中至少有1,000亿个像太阳一般的恒星。我们身处的所谓银河系的星系有4,000亿个太阳（误差在正负50%之间），或者可换算成，每有一个人就有69个太阳。根据一篇早期的报导，哈勃望远镜显示恒星的年龄是“130亿年，而非120亿年”。2个星系、9个星系……1,000亿个太阳、4,000亿个太阳……120亿年、130亿年……

天文学家们这种锱铢必较，足以让人头昏脑胀。

人们说，一沙一佛陀。正是这种通俗智慧使佛教伟大得令人压抑。事实上，在所有主要宗教里，只有佛教和道教可以从容地包容整个宇宙——而天文学家说，宇宙是由星系“积聚”而成的。

是否有人相信，星系们的存在是为了让伯利恒的夜空更加闪亮辉煌？

德日进在挖掘现场的时候，寄出了这么一封快件：“你能在垂丝柳丛中发现古城暴露出来的一部分，这座古城以红砖筑成，其中街道、排水沟、房屋一应俱全。……他们生活在三千年以前，他们像我们一样掷骰子，用鱼钩钓鱼，书写着我们看不懂的文字。”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协助挖掘的蒙古旺楚克一家（包括旺楚克本人和他的五个儿子）是什么人？那个疯狂的中国皇帝，那个疯狂的罗马皇帝，还有那个快乐的古生物学家修士，究竟是什么人？那些在远方的陵寝田地耕作的农民，那位描绘云朵的画家，不断祈祷的阿齐瓦拉比，以及杀害他的鲁弗斯又是谁？特洛伊人曾经十分自信，就像我们一样。然而他们早已不复存在，而我们也难逃一死。特洛伊人最后的据点在公元前1100年消失。那个单手撑起鸟头侏儒整个身子的医生是什么人？那个在水边伐木的以色列人，那个像洗碗一样为婴儿洗澡的艾斯伯格护士，那个计算出全球当前生者（我们的身体体积总计约11亿立方英尺）可以塞进温德米尔湖的统计学家，他们又是什么人？

那些炉灶被黄土掩埋、尸骨被成吉思汗的马蹄踩踏过的家庭，那些被杀害的人，以及我们之中那792亿的死者和59亿生者，还有那个穿着短裤、系着蝴蝶结、张开双臂、开心快乐的三岁短腿女童，以及流亡的以撒·卢利亚，又都是谁？

这些人当中，有谁还可能活着？那个红红的婴儿可能活着，并且睾丸也恢复成正常的颜色。那些在田里耕作的中国农民，大多数人应该也还健康地活着。旺楚克家的夫妻或许早已过世，但他们的孙女仍高傲地驰骋在内蒙古高原。至于上面提到的其他那些人，大概只有那位用大锤叩击苍穹的伐木者和那位精力充沛的艾斯伯格护士仍然健在。那位鸟头侏儒或者那位统计学家是否还活着，这很重要吗？你的父亲还健在吗？你的孩子几岁了呢？他们的离开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世纪的任何时刻，弄清我们当中谁占主导，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要去追问我们用双脚翻开的是大地之书中的哪一页？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统计数字。”残暴嗜血如饕餮的斯氏，把那些惶惶不安的人变为了统计数字。

如何衡量一个个体的价值？只有我们这些笨拙的会爱人、会悲伤的愚人，才会在意个体的价值吗？关于真主，《古兰经》说：“不管天上或地下，即使小至一只蚂蚁的重量也逃不过他。”真主、上帝或他们的同类，会在乎一只蚂蚁如何肢解另一只蚂蚁，还能察觉到一只麻雀的殒落。这令人欣慰，但我不知这有什么意义。

在某个小镇，有一个叫圣玛利的救济厨房，每晚可供应115人的食物。为什么要给115个人提供食物？不管从人口普查或统计的角度出发，这个人数都毫不起眼。要知道，美国有2亿7,000万人，墨西哥城有1,900万居民，纽约有1,600万人，东京有2,600万人。纽约市的时代广场上，每天有150万人穿梭而过。全美每天搭乘客机的人数也几乎是同样的数目（150万）。诸如此类。现在还活着的这些人，早晚也会加入那些曾经也活着但如今已逝的亡者们。我们自尘土中诞生，又复归于尘土，是宇宙之力在操纵这一切。

一位犹太拉比说：“上帝的话语是简洁的。”

奈莉·萨克斯在战时写道：

这居于沙中的小小光辉

将会如何熄灭？

孤绝的牧笛中

传来了亡者的言语。

以色列
ISRAEL

任何宗教的外表都是民众迷信的结合。只有将各个宗教里每一代中最敏锐的思想家都集合起来，才能抵抗这些喧闹的声音。1978年在新墨西哥州，“就在我为我老公卷玉米饼时……”目击者如此开始叙述她所见的耶稣的脸在玉米饼上的现形。在美国德州普罗格列索的一家汽车零件行，因为地板的油渍显现出疑似圣母马利亚的图案，引来大批群众围观。1998年在加州的科尔马，据说在一棵松树树干干掉的脂液上显出了圣母的形象。在纳什维尔一家叫“爪哇手鼓”的咖啡店，一个刚出炉的肉桂面包卷上出现了特蕾莎修女的脸，于是报纸将这个面包命名为“修女面包”。1996年，在英格兰的莱切斯特，一枚切开的茄子上出现了真主阿拉的名字。有些城市（如斯里兰卡的坎迪）宣称它们拥有佛牙，某位生物分类学家在看过其中一枚后将其鉴定为鳄鱼牙齿。

当新墨西哥州阿比丘的旷野基督隐修院院长菲利普·劳伦斯率团前往以色列，他对团员只有一个要求：“当他们指给你看印着耶稣足迹的石头时，不准笑。”在老挝，也有一个硕大的佛祖脚印。

托马斯·默顿说：“到了某个程度，宗教会突然间变得可笑起来。可你还是决定继续相信。”突然间！

伯利恒是地球上最诡异的地点之一。传说，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一个曾被作为马厩的洞穴，在那里马利亚产下了一个男婴，这位男婴长大成人后向世人宣讲道理，并因此被占领伯利恒的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众多学者对这个传说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热情，并接受了这种说法。历代的基督徒在伯利恒这里修筑教堂，盖到不能再密集的程度。十余个世纪以来的增建，使这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建筑。但因为许多隐修院密集地攀附其上，没有人能看清教堂的模样。目前这里归希腊正教所管辖，称为圣诞教堂。

在圣诞教堂里，我一层又一层地往下走，踩着久经磨蚀的石阶，经过暗室、礼拜堂，以及沉默的人们走过的蜿蜒廊道。地面由黑石和开裂的大理石铺就。古老的石墙垂挂着厚密的锦缎。头顶挂着层层叠叠的油灯，每一个银质或铜质的油灯都被擦得光亮。那橙色火焰释放出来的光芒，似乎不如它所吸收的光线多——越多的灯被点亮，反而愈显昏暗。

这间圆顶上层的小室非常狭小，一群挪威人挤在里面，唱起了圣诞颂，就像其他参观者无数次做过的那样。石造的圆顶将歌声四处反射所形成的混音，听起来像是六翼天使在钟里歌唱，很是神奇。

再往下一层，我经过几个修士，他们身材挺拔修长，脸庞黝黑俊美，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高帽。这是仍遵循最古老基督教传统仪式的埃塞俄比亚人。再更下一层，在一间小房间里，我越过半高的石墙，看到一群欧洲人在地下低声交谈，听不出他们所用的是哪种语言。

远方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音乐，听起来像是从我的胸腔发出。其实是上层的小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合唱。音声缭绕，直上拱顶。

我沿着数不清的黑暗石阶走下，来到主体部分——最深的地下室：这就是耶稣诞生的洞穴。必须经过一段油烟弥漫的阶梯，才能来到一个远低于地面的石穴——就是这里了。四周弥漫着沙子湿漉漉的气息，这个浅浅的洞穴约有十英尺宽，地面由开裂的大理石铺就。地板的一角被一束细细的烛光照亮；因为受热，烛身扭曲成奇异的形状。人们必须跪下，俯身，探进那个吊着数十盏艳俗油灯旁饰的洞穴，方能见到它。

大理石地面上有一个十四角银星的标记，直径约有两英尺。这枚银星是标示位置的记号：那个婴儿正是在此处诞生。基督教的两千年历史缘起于此，就是在这里，上帝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人的身体。其实，有许多基督教学者认为“拿撒勒的耶稣”可能是出生于拿撒勒，早期作家之所以把他的诞生故事与伯利恒扯上关系，只是为了迎合预言。此时，此地，空气中弥漫着膏油燃烧的浓烈气味，我们像是在和这些油灯争夺氧气。

银星正中央有一个圆孔，那是上帝的靶心。

人们跪伏着向前探出身子，用手指摩挲圆孔平坦的底部。轮到我了。我跪下，俯伏在一块锦布的垂饰之下，伸手越过银星的大半边，触摸那圆孔。我感觉得到孔里有某种软蜡，圆孔深约0.25英寸，直径约6英寸，像是一个大培养皿。无论如何，我未曾从哪位神学家的描述中读到过上帝对宗教感兴趣的内容。

对我而言，世间任何一小片土地都比这处大理石洞穴更能彰显上帝存在于人世。那银星如此拙劣而粗糙，丑得令我印象深刻。缀着流苏的厚重锦缎、大理石、以链条吊起的香炉、刺绣的帷幔、圣水罐、牧杖、雕饰的油灯，无处不散发着庸俗的艳丽——某些人心目中的优雅——这些装饰仿佛在演出一出盛大喜剧，上帝也不得不容忍。为什么不呢？世间诸事可比品味拙劣糟糕太多。

布拉兹拉夫的纳赫曼拉比说：“每一天，荣光都做好了从卑劣之中涌现的准备。”

十几盏油灯的火焰把我的脸照得发热。在祭坛的桌布下，在石墙与大理石地面交接的角落，弥漫着灯的油烟和人们呼出的废气。在我背后的高处，层层叠叠的石头之外，有人在高歌。歌声停止后，古老的墙仍在鸣响。很快，又有另一群人接唱起这首大合唱，曲调模糊而纯净。

在公元四世纪时，犹太神秘主义者专注于研究以西结的轮车异象，以撒拉比是这么形容的：“从人间到苍穹的旅程长达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旅程就是苍穹的厚度。苍穹里只有太阳、月亮和星星。……从苍穹到天海是另一个五百年的旅程。从天海再到天堂又是五百年旅程。在那里，有唱诵赞歌的天使。”

这段文字描述了一段段不停上升的五百年旅程，一层层厚度为五百年的旅程：先是到达由上帝的子臣管辖的无数厅堂，再往上到《妥拉》的宝帐层，接着是重建的圣殿，“雪的库房和雹的库房”，在它们之上是福佑的宝库与和平的库房。在这一切之上，是厚厚一层的翅翼与马蹄，以及“即将来临的轮车”。在这七重天之上，是一层厚度相当于这七重天距离总和的翅翼层，然后“在它们之上是受人赞颂的圣者”。

我搓着双手站起身，前方有更多石阶与更多楼层，然后是街道、阳光和世界。我站在停车场上的一辆车前，告诉自己，这地方曾经是马厩——关于在马厩里发生的那些奇妙故事和争议，都已被利用殆尽了。眼前诸景中比较有意义的是，人们不论来自何地，拥有何种肤色，穿戴何样服装，都聚集于此，在同一个洞穴里的破裂大理石地板上伸出手，越过一颗张扬的银星，摸着同一个凹洞，并在其上摩挲。

十八世纪时，曼那罕·曼德尔拉比带着哈西德教义来到巴勒斯坦。他说：“这束草是我在以色列土地上获得的。当我看到这束草躺在街边，我觉得那似乎是上帝亲临的表征，因为这束草是纵向摆放着的，而不是交叉错乱的。”

我无法摆脱我脑海中的念头。我从停车场冲回教堂，奔跑着冲下洞穴的阶梯，大概花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再次跪在锦缎之后的银星旁，匍匐在油灯之下，把手指探进那黏黏糊糊的蜡块里。

这应该是兽脂？我觉得自己像1972年时站在万里长城上的哈里·里森纳。面对记者的追问时，他只能说：“它是……呃……它是我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两三样东西之一。”

邂逅
ENCOUNTERS

约瑟拿了一根我的香烟，然后给我一根他的烟。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巴勒斯坦人，一头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脸上深凿的线条显露着情绪。天气酷热，我们在车外抽烟。今天早晨和每一个早晨一样，我们在早餐后一起抽烟。现在是中午，我们在一个市镇的停车场上等那些正在购买珠宝的人。

约瑟是游览车的司机。和百分之十八的以色列国民一样，他是巴勒斯坦人；和百分之十五的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一样，他信仰基督教。他会说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一点英语。他开车时闭口不言。不论天气如何，他总穿着棉质的薄衬衫。

抽完烟，我找到了那家珠宝店的休息室，大家约定好购物后在这里集合。这里有冷气空调，还有一部供应冷饮的自动贩卖机。在这里等人可比在酷热的停车场好多了。于是我把约瑟从车上叫下来，带他进来，给他一罐可乐。我们俩隔得很远，分别坐在两张沙发上，我拿出我的书。

他突然说：“今晚或明晚，我想约你。”

我抬起头，他看到我的表情。

“晚饭前，在旅馆，我想约你。”

约瑟坐在我对面沙发上，看来和往常一样和善、诚恳。我说，谢谢，可是我与朋友有约。我又买了一瓶水，合上书。约瑟满脸皱纹的脸松弛了下来。

我问他：你在家乡有家庭吗？约瑟有点激动，回答我：是的，我有。他告诉我他结婚多年，老婆与他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适当地停了一会儿之后，我给他看了我先生和女儿的照片。我们很自在地坐着，静静地抽另一支烟。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沉默，约瑟温柔地说：“当我说‘我想约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喝点饮料，只是喝饮料而已。”

我自嘲了这个误会。他十分大方，和我开起了玩笑。

“我想约你——一起喝东西而已。在大厅见。”他微笑着。真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几星期后我们离开时，他送给我一枚因年代久远而膨胀开裂的古旧硬币，我很珍惜。

思想家
THINKER

C.S.刘易斯曾指出，思索是徒劳的，人类之所以愈觉苦痛就是因为人类的心智在逐渐增长。这观点既有趣又慰藉人心，它让我卸下了心头重担。在我看来，思考负一的平方根要轻松多了。

我们为何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就连埃克哈特大师也只能以拙劣的托辞解释。他说，上帝不愿看到我们把他的赐予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财产，“为了要让我们这记牢一点，他经常拿走我们的一切，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为什么上帝要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神”。

德日进认为“我们在全能的主的双手之下受苦”这个古老的说辞是“要命的”。这个说法完全不合理，根本说不通。如果硬是要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主，那主的全能性便毫无意义。很多善良的人因此离开主，就像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主的理解停留在童年时候所接收到的信息，而成人之后他们对何为神圣的理解也没有发生变化。天主并不是牙仙子。其实，阿奎那也对主的全能性这个观念动了些笨拙的手脚，以解决自然邪恶和肉体邪行的致命问题。正如冯·休格尔男爵所指出的：阿奎那认为“不可把神的全能视为可影响一切可想象之事物的能力；它只是可作用于万物本性的能力”。

同样的，德日进也把“天主刻意隐藏自我，以考验我们对他的爱”的说法斥为“可憎的”，将其称作“心灵操练”。他是这么说的：“圣师解释说，主刻意隐身不显，是为了考验我们的爱。只有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这种心灵操练的人……才不会觉得这答案可憎。”

邪恶
EVIL

许多次，每当我在教堂里听到牧师对上帝说，“您的一切行动都在彰显着您的智慧与爱”时，我都想站起高呼“骗人！”，但我缺乏这样做的勇气。

“他让那执权者落势，让那卑贱者高升。令饥饿者得饱美食，令富足者空手归去。”

保罗在致罗马基督徒的书信上写道：“上帝致力于让那些敬爱神的善良之人获益。”

这在何时何地发生过？我从没见过。在以色列，在也门，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流域，在格陵兰、冰岛和巴芬岛，在欧洲，在北极圈内波弗特海的海岸，还有在哥斯达黎加，在马克萨斯群岛和土阿莫土群岛，以及在美国……我所看到的都是富足的安坐高位，饥饿的空手而归。如果上帝为自己辩解他只赐予精神性的东西，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指望那些困苦的人们被赐予了丰厚的精神慰藉；有些人确实得到了，然而有些日子过得安逸的人也得到了。我在救济厨房看到了苦难。Deus otiosus（逊位神）：无所事事的上帝，一旦有了权力就会滥用。

当然，《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是上帝写就的。如果仅仅因为那些崇仰者的宣称（不论这些宣称是否为迷信）而怪罪于上帝或是弃他而去，那都是愚蠢的。我在某处读到：“上帝是不受审判的。我们不是陪审团员，而是恳求庇护的人。”

或许“您的一切行动都在彰显着您的智慧与爱”这句话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几件事我们可以确定是上帝所为，它们确实彰显了智慧与爱。而其他看起来像是上帝所为之事其实并非源自上帝，而不过是未知的际遇。

那么，该怎么解释鸟头侏儒？即使不通过那些极端的猜想，我们也都知道人类是通过生理过程演化的，正如别的生物一样。演化的机制可以通过建立在大量数据之上的概率统计表达——所以，正如那位古生物学家所说的：“任何时刻，演化都产生了给定数量的事件，以造成痛苦（失败、崩解、死亡）。”也就是说，演化的“每一次成功，背后的代价必然是相当大比例次数的失败”。为了生存，我们“以泪、血和罪作为神秘的贡品”。很难再找到一个更加难以批驳的说法来解释这些生理上的灾难，以及我们所承受的那些来自物质世界的偶然苦难。

“就算我们用上全部信仰之力，”德日进继续说，“命运也未必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它必须的方向。”卡尔·拉纳提出呼应：他认为，若以为只要所做的事并无错误，就不会遇上没有出路的处境，这种想法不啻为现代的异端邪说。

密歇根长老会的盖伊·西蒙牧师，曾在与朋友们泛舟夏勒瓦湖时目睹一宗船只翻覆的事件。一个小孩和一名男子遇难。他上岸后，在岸边走来走去，不停互击双拳并说着：“呸！呸！呸！”

现时
NOW

在过去，没有什么英雄时代，也没有什么单纯年代。而现在，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唯有我们这些怯懦者：一群忙忙碌碌、手握权力、知识渊博、自相矛盾、狂妄自大、担惊受怕却不乏自觉的人；一群工于心计、推波助澜、欺诈蒙骗和征战求胜的人。他们为所爱之人祈祷，设法逃过苦难与死亡。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人们较为淳朴，更懂得什么是无私和无畏，能通过自身的领悟去认识上帝，而我们早已错过了那个时代——这个观点现在已经式微褪色了。其实，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离上帝的距离都是一样。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神圣，也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低下。

此刻的神圣性一如既往。当你读到这里，这个时刻所拥有的神圣性并不逊色于红海分开的那一天；也不亚于在迦巴鲁河畔沦为俘虏的以西结亲眼目睹天堂之门开启、上帝现出身影的那一天。坐在佛陀的菩提树下所能得到的启发，坐在你家门外的树下也能得到。在今日，不管是天界或是人间的神力，都不亚于耶稣对会堂长的女儿说“少女，起身吧”的那一天，或是彼得在水上行走的那一天，或是穆罕默德骑马登霄的那一夜。在任何一刻，上帝都可能触碰你。在任何一刻，树丛都可能着火，你的双脚可能离地，你或许能看到树上栖息着的众多灵魂。在任何一刻，你都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去爱你的敌人，去接受失败、面对诽谤、承受失去的悲伤，或者忍受当下的折磨。

纯洁的时光永远在当下。纯洁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文化变迁，不是那种因为我们未能躬逢其盛而其人已死，于是只好购买震教派家具来缅怀。《塔木德》说：“每一天，圣言都自西奈山上发出。”而至于永恒之完满，田立克说：“如果在当下我们看不到它，那它就根本不为人所见。”

当代有一位名叫乔尔·戈德史密斯的宗教怪人。我不得不承认，虽然他那些鲜为人知的著作不合逻辑，但我一直对它们偏爱有加。他说，上帝（以“它”称之）能给你的，他（它）现在都给你了。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向上帝祈求帮助，而能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将无所畏惧，甚至不怕死亡。“上帝”是对每个个体的无限的觉察。上帝反复诉说并再三保证（为此我不得不相信戈德史密斯这个美国人，一个可能的美式足球迷）：“我就在场上。”

四

诞生
BIRTH

与其他的医院一样，这家医院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孔洞，神的吐息如疾风贯穿而过。这股神性之风吹向两个方向，既吹向时间之内，亦吹向时间之外。在我头顶和脚下的病房里，男人和女人正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他们的心脏痉挛、跳停，他们的肾日趋衰竭，他们的肺或硬化或被浸润，他们的大脑栓结，阻塞，渴求血液。他们逐渐失去知觉，生命如灯芯般愈燃愈短……然后他们离去。死神就是这样将这些优秀且受人爱戴的人逐一带走——全世界每天大约有164,300人死去，其中美国每天有6,000人死去。医院将他们的遗体运走，然后迎来新的生命。在美国，每天大约有10,000个宝宝诞生——这些新的生命看起来就像一批粗糙的替代品。

在产科病房的水槽边，佩特·艾斯伯格护士正在解开另一个襁褓。这是一个早产了三周的婴儿，她的皮肤呈薰衣草般的紫色，粘着黄色的胎脂，像一名刚刚横渡英伦海峡的游泳选手。经过毛巾的一番擦拭后，她的皮肤透出了一点粉色。我看不到她的名字。她机敏而又安静，专注地观察着四周，似乎生来便擅长思考。

她直直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透过我的双眼打量我。我不确定是否能抵挡这样的审视，但我其实可以，因为她只是在看，单纯在看而已，仿佛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世界。这可能是她生命中第一次这般直视他人的双眼，但她很专注，并不介意那双眼睛是属于何人，毕竟这都不重要。生命在她眼中闪烁，她用她沉着的意识连接起她的视觉神经和大脑。虽然她只是个红色的婴儿，但她有自我意识，而且她很清楚这一点。

这个机敏的宝宝像僧侣一般专注，让人想起这个用塑料装饰板装潢而成的房间的显著特质。马丁·布伯曾说：反复在迷狂面前是如此无力。现在这个新生儿正把注意力放在护士身上，仿佛是在向这位忙碌的护士致以某种祝福。我想绕着这个懂事的婴儿走，就好像她是耶稣诞生洞穴地上那个银星中间的孔，是麦加天房上那颗黑石，是一切奥秘的源泉。黑石沉默不语，却散发出无形的力量逼迫人们去追问：为什么世间存在万物，而不是一切虚无？而我们又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些绕着黑石转圈的渺渺众生，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作为一种哲学或世界观的物质科学既然不能解释我们的智能和意识，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德日进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不明白原因。”他故作不解，“地质学家对构成地球的一系列同心层进行了研究，但没有人研究过构成人类思想那一层。”他说，既然“只有人类有思想”，那些不把人类视为“宇宙的关键”的哲学如何让人信服？以前，生物学家谴责这种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如今有人斥之为“物种歧视”。毕竟我们和灵长类动物一样都是进化而来的生物。

根据这种推理，大约在11,000年前，一部分以狩猎为生、会制造石矛、会画画而且会交谈的灵长类动物萌生了一个好主意。他们把野生大麦和小麦上成熟的种子敲下来，把种子储藏在他们扎营的扎格罗斯山区里干燥的地方。当狩猎无果的时候，全家可以靠食用磨碎的种子维持生存，于是他们得以定居下来。之后他们播种更多的种子，然后蹲下来等种子抽芽，一事接一事，如此这般，我们诞生了。此刻我对着笔记本电脑，而你拿着书。其实我们和松鼠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和长臂猿更为相似，只不过机缘巧合下我们学会了使用工具，学会了说话写字，还偶然地发明了艺术和科学。我们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只不过我们大脑的新皮质特别发达。我们之所以能写作百科全书还有飞上月球，都是机缘巧合的偶然。谁能接受这种说法？

没错。因为文化进化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夸张来说，是爆炸式增长。而生物的进化需要时间，因为它倚赖生物的代季更迭，它的繁殖是以具有繁殖力的有限生命体为单位。然而，根据人类学家盖瑞·克列维登斯的说法，一旦裸猿开始说话，繁殖单位就变成了“嘴”。信息与复杂性的萌发和复制是如此迅猛，印刷技术的发明简直就像是出自我们100亿个脑神经元和600,000亿个连结的临时起意。理论上，实证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活动，甚至可以解释我们59亿人各自不同的意识，以及我们对彼此和对书籍的挚爱。

如果能掌握所有资料，那么科学是可以描述人类这个物种从事各种活动时的纯粹物理运作方式的，譬如人类是如何建造和驾驶喷气式飞机、如何写诗、如何在硅晶片上刻录数据，又如何拍摄木星的照片。但科学还有其他的使命，而且其他领域的研究资料要更为充分。和哲学一样，科学跳过了研究意识和文化这广阔无垠又深不见底的课题。我们假定人类世界纯属物质的意外发展，且不管你手中握着的书卷只是你举目所见众多文化产物中的一件。那么，如果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人类层只是自然界机械运作的偶发现象，如果科学对研究文化毫无兴致，又如果直到最近科学终于开始观察起了人类意识，而把对人类思想的探究留给其他学科（如果有的话）——那么，即使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无法处理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为何在此？

德日进的观念和哈西德信徒一样，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不受人重视。他认为：没有人能根据物质来解释精神（这正是科学的合理主场），但人们确实可以用精神来解释物质。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思想家，从精神层面开始，从上帝开始，不费太多力气就成功定位、推演，或至少处理了我们的角色和存在的理由。

犹太教禁止对未满四十岁的人教授卡巴拉教义。最近，有个移民到危地马拉的阿什肯纳齐正统派教徒劝告他已成年但不信教的美国孙子：“如果你想学卡巴拉教义，就带着《光辉之书》和一磅可卡因，把自己锁在房里。”不仅他的孙子听了觉得吃惊，他的儿子听了也很是生气。

在赎罪日，在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前，人们会在他腿上绑一条绳子，这样一来，如果他在里面死去，人们就可以把他拖出来。《光辉之书》如是说。因为就在大祭司念诵圣名和祝祷时，上帝会俯身下来击杀他。

年轻的艾斯伯格护士身材娇小，却穿着一双尺码很大的慢跑鞋，这双绿白相间的慢跑鞋几乎和那个薰衣草紫的婴儿一般大。婴儿被护士牢牢抱在手里，她深不见底的眼眸缓慢地四处转动，朝各个方向投出视线，仿佛是要记住她目力所及的一切——护士、光线、天花板、水槽和我。艾斯伯格护士的指尖因为在水里泡得太久，已经起皱了。她仔细地洗涤婴儿，包裹她，然后把她放到右边的台子上。

印度神话中有这么一段：奎师那的母亲往奎师那口中一看，在他喉咙里看到了汇聚宇宙所有繁星的夜空。她看到“天的尽头，风，闪电，地表……还看到她的村庄和她自己”。在华兹华斯的诗里，新生儿们“拖曳着荣耀的云彩”，当他们来到人世时，背后拖着壮丽而辉煌的云。这些刚刚诞生的婴儿（包括左边台子上还没有清洗的，以及右边台子上那些清洗过的）都充满好奇心。没有一个宝宝在哭。他们转动着眼珠，慢慢观察四周的环境。他们沉默无言，正如树沉默无言。他们看起来很是聪明，仿佛已经明了：无论这个新世界何等怪异，都只不过是他们早已知悉的一连串奇迹中的一道阴影。

《塔木德》声称，在子宫里的胎儿就开始研读《妥拉》，并熟记它。早在他们诞生之前，他们就已见过那无边的宇宙空间，那无尽的漫长时间，以及那时空之下代代传递的芸芸众生。尚未诞生于人世的婴儿是神圣的，而在他们诞生之前，天使来到每个人面前，轻轻地亲吻他的嘴唇，于是他遗忘了他的一切知识，加入了迷惘的人类。丽斯·哈瑞斯指出，“‘遗忘’去除了他的神圣性”，为了“安慰”他，那些“凡俗之人的同伴”便设宴欢庆他的降临。

再过几个小时，这个能直抵神灵的新生儿将不再机敏。她的眼睛不再频繁睁开，变得难以对焦。如果她能活下来，快乐将接踵而来，而爱会更晚到来。但至少在此刻，她能睡能哭能吸吮而且可爱无比。

灯光很热，护士用袖子擦去额头的汗，伸手去抱下一个。

“现在轮到你了。”

沙
SAND

迈锡尼的希腊人将死者唤为“口渴之人”，并将他们死后所在的地方称为“干涸之乡”。

愈古老的沙粒愈接近圆球形。我们可以从詹姆斯·特菲尔处得知：“普通河流要把一粒沙搬动一百英里需要一百万年。”一颗沙粒沿着河床滚动——先是奔跑，然后停下，再继续奔跑，如此持续数百万年——它的棱角被逐渐磨平，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它会被吹到沙漠。到了沙漠，没有水的浮力来支撑重量，所以沙粒跳跃时总是重重着地。在沙漠里，它将自己打磨成圆形。世界上大多数的浑圆沙粒，不管它们此刻在哪，都曾在沙漠里度过一段随风飘扬然后坠落的岁月。在沙丘上或海滩上，风将沙粒扬起，让它们互相碰撞，又或者任它们撞向岩石。被风扬起的沙粒与岩石或别的沙粒撞击，被打磨过的表面不再像年轻时那般锐利嶙峋。

德日进说：“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理念或物体，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老，与此同时，万物是永续运动恒久不息的。”

史前人类能够用燧石、火石、玛瑙和玻璃质岩石打造出只有若干原子厚度的刀刃，但他们故意把这种异常锋利的卵形石刀做得十分脆弱，以致无法使用。大约一万八千年前，一部分人（现代智人）在法国中部冰点以下的地方扎营生活，并开创了一种野心勃勃的文化。如今我们称之为“梭鲁特文化”，这种文化维持了大约三千年。他们发明了弓箭、投矛器和针，并且发明了衣服取代原先披兽皮的做法，这是一大进步。（就像老歌《胡闹》中的丈夫——他太有野心了，甚至还缝衣服。）

梭鲁特的工匠打制出形如尖叶的石刀，这种黄色的石刀十分细长。最长的梭鲁特石刀有14英寸长；刀身宽4英寸，厚度仅有0.25英寸。这些刀不管是长度还是厚度都很像舌鳎鱼。这种精湛的切削打制技巧，按照道格拉斯·普列斯顿的说法，“主要是一种知性过程”。密歇根医学院的一位外科医师，用这种刀来切开病人的肚皮，他说这把刀胜过他最好的钢制手术刀，切面十分光滑。另一位科学家估计，梭鲁特的燧石刀比钢制手术刀要锋利一百倍。它几乎不会割破细胞，也几乎不留疤痕。根据约翰·费弗的说法，最近在亚利桑那州有位牧场主人用黑曜石打制的石刀来剥熊皮，他说他只花了两小时就毫不费劲地完成了这项通常需要三个半小时的工作。

把这种燧石刀举起来对着日光看，光线可以穿透它。刀面呈现蜡色的暗金色光泽——中央是褐色，边缘因为变薄而透出黄色。双尖卵形的刀身遍布着贝壳纹的裂痕，在每一处裂痕的内凹处，刀刃从半透明转成透明。你可以透过它看到你的皮肤，看到天空。从边缘开始，它一点一点溶入宇宙，结束在无从被人察觉的一粒原子。

每一把精致得如此荒谬的物品，在成形之前都需要经过数百次的精心打制。脆弱的燧石可能断裂在任何一道工序下——从记录看来也经常如此。制作者明白，耗时长久的精心制作随时可能在任意一击之间前功尽弃。他们在酷寒下工作。制作者知道这些精心制作的刀永远不会被使用，但还是对它们加以精心保护，他们的子孙也赞叹它们的完美而妥善保管。对世上的其他人来说，存在着一把这样完美的刀刃，意味着曾有人兴起了制作的念头，并实际完成了这件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美丽物品。

越是年轻的沙子越是锋利。有些时候，人行道裂缝中的沙粒能把手指割伤。据研究了一辈子沙子的地质学家菲利普·奎宁（也许不尽正确的）计算，地球上每秒钟会出现十亿颗锐利的新沙，它们是从古老的陆岩上碎裂下来的，完全由石英构成。以这种速率形成的沙粒中，只有小部分最后会落在海滩或沙漠。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沙堆覆盖掩埋？因为还有许多沙子堆积在下沉的盆地。当一片地壳板块从另一片板块上滑过时，压力让沙变成了沙岩。

裸露的沙岩，又再被磨蚀。奥地利有一座沙岩城堡，历经九百年，城堡主体早已化为土堆。在风化作用下，它的外墙变成了土壤，青草在其中生长。

沙粒在沙漠中四处撞击，磨去了棱角。奎宁在《沙与沙岩》一书中估算了地球“需要”多少沙漠，“才能维持世界的平均圆度常数（以抵消每年增加的棱角锐利的新沙）：2×106平方公里”。所以可以得到显而易见的推论：如果侵蚀和干旱以不可接受的速率进一步恶化——大批人因此被饿死——那么地球上圆沙和锐沙的比值就会失衡。

在饥荒地区救助的义工与从瓦砾、废墟中救出受难者的救援人员说，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们眼神很独特，“像排水口的漩涡”。

一位罗马帝国的妇人，她那已成年的儿子终日耽于享乐，聪明且精力旺盛的他却只会虚掷生命。她流着泪为他祈祷，当时一份记载写道：“凡是她前去祈祷的地方，她流下的泪都淋湿眼下的地面。”那是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人们常常伏在泥土地上祈祷。她向神父求助，求他与她的儿子谈一谈。神父拒绝了她，建议她耐心守候，并且说：“行你的路，上帝会保佑你，因为，流泪者的孩子不可能会死。”

但这当然可能。许多流泪者的孩子都死了，以后也必定会死。

显然那位神父认为我们的愿望会感动上帝，或者他认为上帝会奖赏美德。

中国
CHINA

德日进是一名耶稣会士、作家和古生物学家。作为他思考和写作动力的神学和宇宙学，并不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一如神学和宇宙学之于叶芝。德日进著书十八本，其中那本《人的现象》，乏味、难懂甚至荒诞不经，却不幸在三十年前得大获盛名。他理性优美的著作《神的氛围》与简短瑰丽的散文《世界的弥撒》和《物质核心》，却被《人的现象》这本书与那些盲目的仰慕者（其中有些是头脑不清的“新时代”信徒）的愚蠢热情掩盖了。这世间难得能够，或说难得愿意，去区分艺术与单纯的想法之间的差别。每当有人质问他的真意，德日进在回答时会往往夹带一些令人不快的词汇，这吸引了一批怪人，也导致那些真正头脑清楚的人对他不屑一顾。

德日进花了四年研读神学课程，他承认神学课对他来说“不甚有趣”。他在开罗研读化学和物理，在索邦攻读动物学、植物学与地质学。他的地质学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法国下始新世的哺乳动物。

他的思想触怒了罗马教廷。当时是二十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教廷看来，进化论仍然是新思潮，它并未能穿透教会的层层帷幕。生物演化的观念似乎把原罪的旧教条剁碎了，德日进在巴黎教授进化论之后，罗马教廷命令他闭口，禁止他授课及出版纯科学论文之外的著作。他顺从了。他的十八本著作，只有一本在他生前能够面世，那一小本科学专著是在北平出版的。教廷高层希望他在公众面前消失，于是把他流放到中国，而这次流放差不多消耗了他余下的生命。他四十二岁，始终想念法国，想念他在巴黎的教席、他的耶稣会兄弟和他的朋友；他也一直想到美国定居。然而他明白，因为入会时所发的服从誓，他还得再远离西方世界二十二年。

他每年都申请出版著作，教廷每年都不批准；他每年都申请回到法国，教廷每年都不允许。直到他六十五岁时，因为心脏病发作，教廷才准许他回国访问。但教廷依然禁止他出版著作。有所学校愿意给他一个不错的教席，但教廷驳回了他的请求。他游历美国、南美和非洲；他造访巴黎，靠一些非正式的演讲来传播理念。甚至到七十三岁的时候，他在纽约因为心脏病而命在旦夕时，教廷仍不准他出版、授课及返回法国。

他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同行说他有着一股“先知般的焦灼”。他何曾表露过他的不耐烦？同行及许多朋友都劝他离开耶稣会，他考虑了数周后决定留下。他认为，如果甩手离去，是背叛了他的天主教信仰。人们会以为他背弃教会——这是多可怕的想法！他的耶稣会兄弟替他和他的理论辩护。最后他认为，背离教会将“抹杀我想解放的一切，而非毁灭我想毁灭的一切”。他在晚年写道，天主教仍是我们通往上帝、改变人类，以及（从他的观点来看）为演化赋予意义的最佳希望；它是“唯一有效的国际组织”。

他一次又一次地全力付出，付出之后也从不抱怨。然而，在他得知教廷禁止《神的氛围》出版的消息时，还是在私下与朋友的通信中写道“这很遗憾”。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信中坦言教廷是人类的最佳希望，他同时也像许多神职人员那样发泄了一番。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言：“罗马的罪责在于不肯相信未来。……我很清楚，因为我已被这种非人的气氛窒息了五十年。”显然他对这两方面的感受都很强烈。后来，梵二大公会议默默认可了他的大多数理念。

约翰·约瑟夫·马修斯在提到北美大草原的奥赛奇印第安人时说：“他们之所以能接纳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懂他。耶稣基督既是天上之人，亦是地上之人。他曾在佩奥特祭坛留下他的足迹，那足迹像是奋力一跳之后留下的印记。”

七世纪时的中国禅师弘忍劝诫道：“努力努力！……努力莫造作。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努力努力！但能着破衣，飧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德日进说：“真正有价值的是行动本身，而获得个人成就感或个人满足感这样的目的不足一提。”

云
CLOUDS

1870年10月25日，当施里曼开始挖掘特洛伊城时，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正看着英格兰上空的云，“特别是潘德尔上空那一大块云，像雪一样毛茸茸的，并被描上绯红的阴影”。霍普金斯在兰开夏开始了研读哲学的三年，这是他在耶稣会见习期的第二阶段课程。在这几年的日记中，他每天专心记录云的形态，也有记录树，但不像描绘云那样仔细。

在1871年4月2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云“接踵而至，边缘被光撕裂”。霍普金斯当时二十七岁。这一朵朵富有个性的云代表什么？

在同年的6月13日，他记录了惠利天空中一群飘走的云。他写道：“若你注视它，它亦会回视你。”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貌似真理的箴言，但我不相信。

在1871年7月的日记中，他写道：这是“记忆中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块云。它分成平整的上下两部，看来就像两辆运货马车，可能是有篷马车也可能是满载的无篷马车。云的左侧不太平实……像是公羊被风吹起的卷毛。”

他在房间里记录下这一切，期间伴随着“报丧者的敲击声，一次只持续数秒”。他说的报丧者其实是一种甲虫。

数
NUMBERS

1991年4月29日，138,000人葬身于滔天巨浪中，那时你在做什么？得知这则令人震惊而心碎的新闻时，你身在何处？是谁为你转述？你向谁倾吐了你的感受？你的痛苦持续了多久？

我一直着迷于这样一个景象：荆棘一般的驻波出现在船的尾迹上。我在许多海洋上见过这样的景象，而现在我在加利利海又看到了。这道波浪大约掀起一英尺高，我看着它在顶点破碎，变成泡沫坠落，再滑落回那闪闪发光的空洞之中。我站在左舷，目不转睛看着波浪破碎成泡沫的整个过程。在每一瞬间，船不断行进，到达新的水域。水面被挤压，然后生成了形状一致的浪花，这不断重复的画面，就像生命的波澜。浪花从高处跌回它诞生的地方，留下一串白色的泡沫。浪花的白色泡沫，一边沿着深色的浪往下滑，一边逐一碎裂，跌落回水中。浪就这样一直徐徐跟在船后前进，一直有新的水流形成浪头，破碎、起沫并且还原。

我所看到的是两组波系的不断交互作用。这种现象是由凯尔文爵士最早加以描述的。在船尾会形成与船互相垂直的浪，然后这横浪会沿着与船行进方向平行的方向离开。波浪在船后以V字形散开。浪与浪交会处，两道驻波的最高点维持不变的角度。这被我们认为是船的尾迹。我研究着最高、也最靠近船的那道驻波。它从船尾之后的波谷升起，泼出浪花。弧形的浪，从清澈的水面上跳起，然后跌落回水中。它的所有泡沫都破碎开来，每秒数以千计。在其中，你可以看到当下的每分每秒，看到时间以及时间的流逝。

一条海岸，每天有8,000道浪拍打岸边。特菲尔提供给我们这个数据。在任何时刻，破碎的浪花都覆盖了地球表面面积的3%~4%。假设是4%，则浪花的面积与整个北美洲相等。另一个巧合是，美国人口与全球人口的比值也与此约略相同：4.6%。换句话说，以人口来计算，美国是世界第三大国，但它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就和白色浪花的面积占地表面积的比例一样小。而整个北美大陆的面积也不比浪花所占的面积大。

“上帝从海中升起，就像浪涛中的宝藏。”托马斯·默顿写道。

1991年4月29日，区区几道波浪就卷走了138,000名孟加拉人。就在我们面前：数十亿道波浪组成了绵延不断的波涛，它们从海中升腾而起，破裂变成碎片，终消失归无。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怜悯之心？

以色列
ISRAEL

世界末日到来之时，伴随着自圣殿所在之处响起的悠长羊角号声，救世主降临于世，而在耶路撒冷旧城墙外橄榄山埋葬着的人们，会首先被唤醒并升到天国。根据传说，埋葬在地球其他地方的人们会“在地里滚动”，直到抵达橄榄山。因此，许多人都希望亲人把他们安葬在那儿，以免于这段周折的旅程。最近，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位哈西德教徒，向作家罗伯特·艾斯伯格解释：“葬在以色列可以省去麻烦。”作家表示颇能体会。

每年有6,000万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五岁以下的儿童。每110个小时，新生于世的人数会比死去的多100万。今天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每75个就有1个将来会死于车祸。

欧内斯特·贝克在《拒斥死亡》中说：“对人类来说最刺激的事，就是借由观察他人之死来面对死亡，以及有技巧地蔑视死亡。”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拉尔夫·塔奇特则说：“没有什么比目睹他人之死更能使我们确信自己正活着。这是生命的感官刺激——感觉到我们是活着的。”所以，我选择站在船尾往后看。所以，我参加守灵。

就在此时此地，你是否能够察觉——贝克所说的“在万物之下，因惊慌而发出的轰隆声”？死者会否在万物之下隆隆作响，而我们自己会否立足不稳，心悸难平？我竭力想体会那种感觉，但我想这种惊慌还不属于我，除非到了我以为自己会死的那一刻。

邂逅
ENCOUNTERS

我漫步在一片广袤而破碎的土地上。一股溪流流淌于岩石之间，下游处的岸边长着绿色的灌木。这股水流自源头流出之后，再由三条时有时无的溪流汇合而成，最后成为了约旦河。我最后遇见的那些人们，操着一口荷兰语。天空与低矮的地平线相接。天上没有云，也没有飞鸟。

这片被烈日烘烤着的空间，看起来就像刚成形的世界。当雨水落于熔岩，当新苗蓬勃萌芽，生命的广度在此彻底彰显。我选了一条通往上游方向的多石小径，朝没有植物的地方走，路旁流淌着羸弱的溪流。约旦河很快就缩小成我可以一跃而过的多沙细流。在前方，我看到了一个没有颜色的点，那是它真正的源头。

它隐藏在低矮峭壁的缝隙里，乍一看不过是一块潮湿的岩石。泉水就是在这里渗出地表，形成小水洼，水洼再扩大延展为一片池塘。这就是约旦河的源头——荒漠中的一股泉水和几块濡湿的岩石。就是在这里，万物的硬壳开裂，生命奔涌而出并四散而去，这里能承载万千世界的一切。“我们何不试着想象展开双臂拥抱生命的感觉？”拉尔夫·哈珀问。若不是被铁丝网围篱阻挡着，否则我真想爬上去，眺望四周焦黄的土地以及西面地中海方向那诸多干枯的山头。

在一片凝重的光辉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荒漠小溪水畔的铁丝网围篱下，我看到有东西在一块年轻的岩石背后蠢动。原来是一只青蟹。它沿着堆积着锐利沙粒的岩石缝间爬下，安顿好后开始打理这块区域。蟹壳长约五六英寸。蟹腿青白相间。它踮起脚碎步移动，然后蹲踞着进食。我想，你为何游荡于旷野之中，而不是栖息于水域或在一锅蒸汽中？中国人可是尤为赞赏淡水蟹这一珍贵美味。

我四下张望，想找人与我分享这眼前的奇异景象。在这干涸的天空下，广袤的空间里，一个身影在远处缓缓移动，可能是那群说荷兰语的人其中之一。

该怎么叫他呢？“Mynheer（先生）！”我大声叫唤。他踏过光秃的大地来到我面前，戴着眼镜还携带着一副望远镜。我把青蟹指给他看，他很惊叹在荒野中居然有这么大的青蟹。这只蟹在濡湿的沙石地上闲庭信步，不时转动着眼睛，观察四周。这位荷兰人也想把它指给别人看，可是四周除了我们别无他人。我们谈论着面前这只蟹和看到螃蟹这件事。

或许是因为我喊“Mynheer”的时候发音太过标准，所以他一直对着我说荷兰语，我一句也没听懂。我用英语和他沟通，他应该能听懂。他微笑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黝黑的脸庞上显现着浅色的皱纹。他愉快地向我道谢，离开前他意味深长地凝视着我，仿佛在说：我们在此邂逅，在这奇异的不毛之地，蓝天下的孤绝之地，我们并肩站立，观察一只青蟹。

在那之后我回想起擦身而过的这次邂逅，尽管它并不像其他的邂逅（比如婚姻）那般深刻，但也有其可贵之处。它让我深思：我们到底是谁？

思想家
THINKER

时间是1737年，地点是乌克兰的波多利亚地区。二十五年后，传奇男童以色列·本·以利萨变成了历史人物巴·申·托夫。他用意第绪语在乌克兰各地讲经，他门徒的门徒把他的教诲写了下来。除了他的前辈以外，我提到的每一位犹太教士都以他的名义传道。

早先，他在贫穷的教区担任杂役，之后他从事过教书、屠夫、开客栈这些职业。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与第二任妻子移居到喀尔巴阡山，在那里他可以挖黏土。他独自住在陡峭的山腰，妻子住在山下的小屋。每周她上山两三次，把黏土铲上车，然后拖到镇上去卖。独自一人时，他会爬到山巅，读书、祈祷、禁食。听起来颇为传奇，但真实情形应该相去不远。

七年后，两人下山回到他妻子的家乡——米济波兹。这个小镇从巴·申·托夫的时代起，就是历代的犹太学术的中心，直到纳粹大屠杀彻底将此处清洗殆尽。这个满身泥巴的农夫所展现的学识震惊了小镇上的人们。亲切且热情洋溢的巴·申·托夫就是在此开始他的讲经生涯，直到1760年他去世为止。

米济波兹的人们经常看见他身着农夫的服装，漫步天际，开启苍穹之门。人们传诵的往往就是这类鲜活的故事。他留着长长的黄发，像农夫一样不戴帽子。他经常穿着系腰带的羊皮外套和长筒靴，抽的是陶土制的烟斗。

他有时也乘马车驰骋天际。他代表我们质问救世主，也质问邪恶之王萨麦尔。他常常同时身处多地与朋友亲切交谈。有一天，他令草原上的绵羊们站立并祈祷。他的世界就像夏加尔油画里描绘的那样，充满了缤纷翻腾之美——夏加尔是在维捷布斯克的哈西德村落长大的。

巴·申·托夫从不把钱留在家过夜。如果收到钱，他会立刻用来偿债，剩下的则赠送出去。有天夜里，他觉得他的祷词被阻止了，询问之后发现，原来是妻子留下了几个铜板，准备隔天用于采购食物。这类故事多不胜数。据说，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前额读出他灵魂的历史和他全部的秘密。他能通鸟兽树木之语，知道每一个灵魂的历史——灵魂的宗谱和肉体的宗谱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所有生物都有灵魂，它们的灵魂不灭，但不会传宗接代。）

他习惯在祈祷时舞蹈，有时手中拿着《妥拉》经卷一边祈祷一边跳舞，就像大卫在约柜前竭尽全力跳舞一般。巴·申·托夫的哈西德信徒们也跳舞。一位亲历者描述舞蹈中的哈西德信徒：“他的脚步如孩童般轻盈。凡是见过那神圣舞蹈的人，无不一心归向上帝。……他把哭泣与狂喜合而为一。”

维尔拿的高昂，哈西德教派的宿敌，曾经谴责哈西德教徒们这样又舞又跳。但他自己倒不抗拒偶尔使用一些“务实的卡巴拉”，他甚至宣称能借上帝之名，“在桌上复制出整个太阳系”。

巴·申·托夫祈祷时有时会颤抖。某次，一个门徒碰触了他肩膀位置的衣袍，结果门徒自己也随之颤抖起来。又有一次，巴·申·托夫倚着某间屋子的东墙祈祷，这时，西墙边上那些未加盖的木桶里的谷粒也抖动了起来。他祈祷时，房间里的水槽会摇颤。当他站立不动祈祷时，祷袍的边缘会抖动；因为他已经“替它们注入了生命和灵魂”，衣服的边缘透过他的行为之中的神性已经“拥有生命和灵魂，甚至可以在他身体不动时也移动”。

他年迈时左脚不太方便，开始使用拐杖。他总是抽着烟斗，穿着粗质羊毛外套和长筒靴。这身装扮成为了他的标志。在1749年的犹太新年，他说，他已经掌握自己的生命，然后向上帝祈祷：“愿我们落在主的手中，而不是落在人的手中。”

邪恶
EVIL

据巴·申·托夫的自述，他曾数次到达天堂。据他的朋友说，在他灵魂升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弯曲着站立数个小时。他在两度升天后写的一封信里讲述，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挡恶德带来的灾难或者天然灾害，不过他可以报告上帝是如何解释其作为的。在当时，波兰的基督徒已开始杀害犹太人。在1746年的犹太新年（1746年9月15日），巴·申·托夫在升天时向上帝报告屠杀一事，并问上帝为何虔诚的信徒会和叛教者一样死去。上帝回答：“这样才不会有任何以色列的子民改宗。”（即使改宗也不能挽救他们的性命。）后来，一场瘟疫在波兰肆虐。巴·申·托夫的灵魂又在犹太新年那天上到天堂，向上帝求教为什么会有瘟疫。上帝让他明白，瘟疫降临是因为巴·申·托夫曾祈祷：“愿我们落在主的手中，而不是落在人的手中。”于是，上帝用瘟疫夺走他们的生命。上帝质问他：“你为何又想撤回了？”——撤回你先前的祈祷；难道你想要波兰基督徒而不要瘟疫？巴·申·托夫所能达成的最佳协议是不让他的城镇染上瘟疫。

换句话说，尽管巴·申·托夫不是一名神学家，但他相信，上帝之所以制造灾难——包括道德的（波兰人杀害犹太人）和天然的（瘟疫）——是为了教导世人或者惩罚世人。巴·申·托夫对上帝颇有了解，但他并不擅长自然神学，未能跳脱“我们的苦难出自全能上帝之手”这种毫无道理的陈旧信仰。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据生还者说，地震前有白光照亮大地。

《塔木德》规定，当邪恶、哀伤与惨痛的事故发生时，人们必须念诵一句特别的祷词：“主啊，赞美您，我们的上帝，宇宙的君王，真正的裁判者。”——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为。《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类似的，当一个虔诚信徒面对任何天生残疾的人或是截肢者，他也要念诵同样的祷词，结尾也是“真正的裁判者”。这些话凸显了一种流行于公元一世纪并在后来广泛流传的令人困扰的宗教观：是上帝这个傀儡师掌握了一切的事件和命运，而且他的做法是道德的。由他来裁决我们，奖赏或者惩罚我们。他怪罪被害人。

主啊，你若欲惩罚罪孽，又有谁能在您眼前站立？谁能站得住？

截肢者当然站不住。上帝因何裁判他？因为是他自己导致腿被感染。

这根本毫无道理。

现时
NOW

耶稣告诉众人：“你们的祖先吃过吗哪，却难逃一死。”这是他最冷酷的话之一。在旷野中被赐予吗哪的一代人，包括耶稣，即使可以直接和上帝交流，也不能得到豁免死亡或灾难的权利。如果有上帝，你可以像颗粒子在一团混杂的物质中到处冲击碰撞；如果没有上帝，你还是可以像颗粒子在一团混杂的物质中到处冲击碰撞。但你无法活在那团混沌之外。

我们这一代就像岸边倏忽泛起又倏忽落下的浪花。然而，至少在西方，死亡无时无刻不震慑着我们这些微小的泡沫，每一次动荡都让我们惶然无措。贝克说：“群众之所以这么容易被鼓动着上战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害怕身边的人死去。”

人的死亡，就像浪花破灭一样。我曾读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在酷暑之下走进墓园，偶尔能听到从棺材中传出鼓胀的腹部爆裂的声音。直到现在，穷人们检验刚死的尸体是否还活着都会采用这样一种方法：用火焰灼烧脚趾。如果是死人，气体会迅速充满并爆开脚趾的燎泡。如果是活人，燎泡里充满着的则是液体而非气体；待液体沸腾之后，也会把皮肤胀破。

一万年前至今大约只经历了300代。

“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虽存，明亦难保。切须在意，切须在意。”十二世纪的高丽禅僧知讷如是说。

我们能否想象所有的人类集合只是一棵树，它的蓬勃生长与个体存亡毫无干系？我们可以轻易地将整个蜂巢或蚁穴当成是单一生物，甚至把一个鱼群、一队鹬鸟、一群麋鹿作为单独的个体看待。我们可以轻易地（也是正确地）把一群个体的集合，如海绵、珊瑚、苔藓或黏菌，视为一个生物——那么，我们能否把人类整体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呢？我们将彼此区分开来，强调个体的意识和爱。就连情人或双胞胎也都是各自爱、各自死的陌生人。我们喜欢这么做，至少西方如此。就算以忍受一切因孤独而来的痛苦为代价，我们也不愿泯灭自我，将自己溶入一个抽象的“人类”概念，然后重视它的命运超过我们自己的命运。谁会说，我孩子的死亡让我十分痛苦，但这没关系：因为就人类整体而论，小孩多的是？宗教思想迟早与个体观念发生冲突。佛祖教诲每一个弟子必须破除假象，勿再以为他拥有个体的自我。休士顿·史密斯认为，我们的个体性与一朵雪花的个体性无异：海水蒸发，形成云，再变成雪花落下，雪融解后又复归大海。这是个伤人的比喻。就算我是雪花，我的六角形和尖芒是如此独特新奇，这与海洋何关？难道我的思想不过是海中的一道浪、一道会被风抚平的浪、一抹被风划出的裂纹？

我们都知道让步是必需的，即使只是理智上的。好吧，承认我们只是区区雪花。好吧，承认我们和树别无两样。那些我们深爱过哀恸过的亡灵，不过是晒不到阳光而死去的枯叶，而这丝毫不影响大树本身的成长。但是，是什么树的生长值得这样的浪费和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失去我们所爱的一切，失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哀痛，我们离去。未来的人杰又能成就什么样的奇迹？

五

诞生
BIRTH

上个星期，在医院的产房里，产科医师给我看了一个新生儿，他脖子上有鲨鱼一样的鳃裂，还长着一条袋鼠一样前粗后细的尾巴，只有无毛细嫩的皮肤让他看起来还算像个人类。艾斯伯格护士在走廊上轻声告诉我，尾巴卷在婴儿的两腿间，小儿科主治医生掰了许久才知道婴儿的性别。我问她：“婴儿现在怎么样？他的家人呢？”她看着我，扬起细细的眉毛，转身走开，按了一串密码打开门，然后挥手对我再见。

贝克在《拒斥死亡》里评论道，这类诞生“不为大众所知”，他还说“彻底拆穿人类的处境，只会让人疯狂”。

德日进有这么一句很像谜语的话：“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灵魂是一种嵌入天主之中的、表层炽热通红的物质。”世间万物中，只有人类拥有灵魂，这是德日进思想的核心。同样很关键的还有物质的炽热性——宇宙被由内而外迸散的高热物质填满，以致容不下一切精神与灵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沙
SAND

尘土洒遍万物。如果你一直站着不动，不管你是否设防，尘土都会把你掩埋。盖在你脚上或鞋上的碎沙会渐渐变厚，随后沙尘在四周堆积，你的双脚很快就会被埋住。然后地面盖过你的足踝，升至你的小腿。如果部队里的队长命令他的士兵们长久地站立，他和他的队伍就会像秦始皇的军队一样，被直挺挺地埋进地里。

如果你有耐心，微陨石尘也足以埋葬你：每小时有一吨微陨石尘落到地球上。或者你可以扎进蝗虫堆。在蒙大拿州库克峰11,000英尺的高度，可以看到山侧堆积了一层蝗虫。1907年，这群蝗虫因为飞错路线而受冻，最后撞上了山壁。直到其中某块堆积物剥落并掉进溪中，然后被带到下游，人们才知道有此一事。

尘土埋葬我们的速率不一。纽约市的地平线，每个世纪都在上升。科尔特斯所走过的墨西哥城如今已在地下30英尺，若不是墨西哥城本身也在下陷，它还会在地下更深处。在开挖地下铁路线时，工人曾经掘出一座神庙。碎屑以每世纪4.7英寸的速率把地面抬高。2,000年前大希律王在耶路撒冷重修第二圣殿；圣殿中那面著名的哭墙，修建于摩利亚山顶一面古老的挡土墙之上，现在墙底距离岩床有60英尺深。

回答这个问题：何不掸尘？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大陆板块，我们扫地擦桌不只是为了保持整洁，也是为了避免被掩埋。

空气中飘浮的残骸很有意思。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蜘蛛的脚及其碎屑。蜘蛛的脚很脆弱，那是因为蜘蛛脚是中空的，牛津大学的大卫·波德尼斯这么解释。蜘蛛脚的残骸中没有肌肉，风一吹就飘走，因此很容易折断，也很容易被吹散。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空中废屑来源于轮胎。用显微镜观察过的人说，乳胶碎片从腐蚀的轮胎剥落下来的速度快得惊人。农场尘埃、（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硫酸液滴，以及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沙，聚合起来，形成了掩蔽山谷和海岸的夏日尘霾。

波德尼斯说，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吸入了数百颗微粒”。空气挟带着各种碎屑，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譬如毛毯、粪便、尸肉、树叶、珊瑚、煤炭、皮肤、汗、肥皂、淤泥、花粉、藻类、细菌、孢子、油烟、氨和唾沫——还有“来自大海浪花的盐晶，从远方高山刮来的尘埃，火山岩浆冷却后的微粒，以及热带森林火灾的微小炭屑”。那么多，累积起来可真不少。

黄昏薄暮时，悬浮微粒碰到上升的水汽，凝结后一起下落，这就是它们埋葬你的时刻。土中的细菌会吃尽所有能吃的，没被吹走的便留在原地。三十年后，就能积成一英寸厚的表土。（但同时会有好几英寸的表土已被冲刷入海。）

我们活在死人们的头上。最近，考古学家在圣路易斯市郊区挖掘时发现了13个聚落，一个叠在一个上头，有些聚落存续的时间比圣路易斯市的历史还久。在挖掘法国的康贝·格林纳尔洞穴时，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足足60层的人类居住遗存。

在青铜时代，懒惰的特洛伊人倒是很配合被埋葬的进度。他们从不扫地，而是把垃圾和污物用泥土掩盖然后踩平。不久之后，他们就得弓着身子在屋里行走，于是他们把房门和屋顶加高，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侵略者如果打赢了，往往也会在夷平的屋顶上盖起房子。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掘了足足24英尺才找到罗马广场的古迹。

130年前，施里曼在挖掘一处他认为是特洛伊的遗址时，足足挖了16英尺深的壕沟才发现了加工过的石头。其实当时他挖到的仅仅是一堵20英尺的高墙的顶端。经过多年的挖掘，他才知道在这堵墙的基础下还有一堵墙，然后一堵又一堵。考古学家们至今仍在挖掘特洛伊城。

在其他地区，古代近东的金字塔并不是被沙土掩埋，而是沉到地下；它们陷进软土里，然后被分解掉。“每过几年，祭司就得把金字塔筑高数个阶梯，以弥补沉到地下的高度。”达尔文曾经指出，蚯蚓所挖的隧道也会造成建筑物沉陷。纽约市圣约翰大教堂的驻堂作家威廉·洛根写了一本有意思的书《泥土》。他表示，沉重的教堂近年也在下陷。大教堂的基础“已在地下水位之下”，地窖中有股“活泉”涌出。

在加州的圣莫尼卡，每天早晨会有工人驾驶着推土机，在沙滩上翻搅前一天留下的垃圾。我亲眼看到他就像农夫在田里搅动去年的草叶一样，把垃圾推到沙下。最后，他在表面铺上一层沙，让已被纸屑和泡沫塑料垫高了的沙滩看起来变得干净。

根据平哈斯拉比所引述的古谚，死亡分成两种。一种很难，像把绳索穿过桅杆顶端的铁环一样难；一种很容易，像把掉进牛奶里的头发挑出来那样简单。

中国
CHINA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日进从持续30个月的前线烽火中幸存了下来。他的任务是在猛烈的炮火下救助伤患。有人说他“脸庞粗犷如格列柯的画作”，还说他“丝毫不拘泥于教规”。一位和他共事过的军官写道：“他拥有两种显而易见的特性：勇气与谦卑。”一个和他同团的穆斯林突尼斯狙击兵，神秘兮兮地述说道：当他在火线下抢救死伤者时，有一层“神的护罩”保护着他。他为自己能在前线默默付出而欣喜。少有人能活着走出伊珀尔战役，遑论带着满腹满足感走出，更别说是带着欣喜了：

“身历其境的人，才能拥有那种满载惊奇的回忆：在1915年4月的伊珀尔平原上，佛兰德斯的空气中飘着有毒的氯气，伊贝勒运河两岸的白杨木被炮火撕裂；又如1916年7月的索维里，焦黑的山丘上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些超越凡人经验的时刻，就像一股紧紧纠缠且挥之不去的气味，注入人的生命，使人开悟升华，把人带到绝对之境。”那“紧紧纠缠且挥之不去”的气味可能是泥浆的味道——英联邦有20万人死在伊珀尔的泥地里，其中9万人消失在泥浆中。

他喜欢行动。他相信天主指派任务给人类，就是要人类建造世界并赋予其神性，要人类协助天主的救赎行为，让活着的每一刻充满意义——正因为这个缘故，战场深深吸引着他。“身在前线……个人本身只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成为破浪前进的船首的一分子。”他甚至把一篇文章题为《怀念前线》：“东方的所有魅力、巴黎的一切精神温暖，都比不上杜奥蒙的泥浆。……发现自己很少会背负着一个有待完成的使命，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全身心投入的使命，这是多么让人心碎啊！”

他上战场时已经是神父了。1918年的一个清晨，他所属的轻步兵兵团在瓦兹的森林里扎营，没有面包和酒可以供他弥撒使用。他把当时的想法记录了下来。

五年后，在北平以西的鄂尔多斯沙漠的峭壁旁，他坐在帐篷里的行军椅上，摊开纸重新回顾他当时萌生的那个想法：如果牧师两手空无一物，他可以在每天日出时，把新一天的进程作为祭品：这千变万化的世界即将产生和获取的一切，以及它即将因衰竭和磨难而失去的一切，都是牧师们可以高举起来作为祭品的。

四年后，同样在中国，他骑马北上来到蒙古草原，调查第四纪堆叠层。在那里，他仍然念诵着他所谓的以世界为祭坛的弥撒，“为新的一日赋予神性”：“我的上主，如今虽不是在埃纳的森林而是在亚洲大草原，但因我再一次没有面包没有酒，也没有祭坛，所以我要超越表征，直抵纯粹和庄严的真实本身。我，你的司祭，要以整个大地为祭坛，献上这世界的苦痛和哀愁。”

云
CLOUDS

博尔赫斯笔下最迷人的虚构人物，要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的少年伊雷内奥·富内斯。富内斯既不会做归纳，也不会做摘要，“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细节”。“他能清楚记得1882年4月30日清晨时南方朝云的形状”，他把云朵的形状比喻为他只见过一次的书籍环衬的石纹图案，比喻为凯布拉卓战役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所拍起的水花。这位虚构的乌拉圭人富内斯，是在他14岁的清晨看到那些云的。

地质学家给14,000种不同土壤命名。

有一些流浪的哈西德信徒走上自我放逐之路，为的是要“和舍金纳一同承受流亡之苦”。舍金纳即是上帝在这世上的形显——而你必定已经注意到，他若不是处于迷失之中就是正四处游荡。“凡是以此形式疏离于世的，都是上帝的朋友，‘因为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的朋友，因为人的本质就是陌生于世’。”

数
NUMBERS

地球上有1/10的陆地是冻原。任何时刻，地表上只有3%的面积在下雨。闪电大约每秒击中地面100次。每个活人，包括此刻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大约每人可以分配1000磅的活白蚁。鸡的数量是人的数量的4倍。

我们中有1/5是伊斯兰教徒。我们中有1/5住在中国。我们中近1/10的人住在活火山或休眠火山的范围内。我们中3%以上有心智障碍。我们每天要喝掉10亿杯以上的茶。我们有10,000种语言。

我们中有1亿人是流落街头的儿童。有1亿2,000万人住在非原出生地的国家。有2,300万人是难民。有1,600万人住在开罗。有1,200万人驾小船捕鱼为生。有750万是维吾尔族人。有100万人在冷冻拖网渔船上。我们中每天有2,000人自杀。

“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数字导致我们思维迟钝。”《哈特福德新闻报》如是说。但是我们不能思维迟钝。如果思维迟钝，怎么保持思路清晰？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保持清晰的思路。

构成每个人亲友圈的那群人，几乎比所有的抽样误差都小，比所有的取整误差都小。他们是如此微不足道，即使他们消失，世界也不会眨一下眼。每年有200万以上的儿童死于腹泻，80万死于麻疹。我们可曾为之眨眼？二十世纪前半叶有700万乌克兰人一年内被饿死，二十世纪下半叶有20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有2,100万到2,200万的人死于1917至1918年间的流行性感冒……

那位古生物学家说，他苦于觉得自己像“宇宙中一粒迷失的原子”，对个体的感受变得不再敏感了。新闻记者们称之为“怜悯疲劳”。贝克认为这种漠视死亡的态度是某种对现实的疲劳。你有这种感觉吗？人数多到什么地步就会让人对个体的感受变模糊？变得没有感觉？而且，我们的忍耐力不只因文化而异，也随年龄而不同。儿童很少会为陌生人哀伤——“蓝蓝的水里，有很多很多的黑点。”

德日进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一支庞大无边的无名部队……这一大群骚动不止的人，或混乱或有序，其数目之大令人惊恐；这由人类组成的缓慢单调的波浪，让信仰最为坚定的人们都觉得心烦意乱”。

洛杉矶机场有25,000个停车位。每一个车位，可以分给一个死于1985年哥伦比亚火山爆发的人；或者分给近两年里因为误触战场残留地雷而死的人。如果5人乘一辆车，几乎全世界的因纽特人都能塞进洛杉矶机场的停车场里。同样的，如果你在一辆车里摆进或叠起4具尸体，那么这个停车场可以装进1945年3月东京空袭里所有的死尸，或是全世界死于两颗原子弹的人，或是死于伦敦瘟疫的尸体，或是布隆迪自1993年以来死于内战的人。然而，那里容纳不下美国的游民，即使一辆车装18人、19人也不行。

撒迦利亚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里的香桃木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撒迦利亚问道：“大人啊，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回答：“这些是奉主之命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是在大流士一世2年11月24日的夜里。

以色列
ISRAEL

在耶路撒冷旧城的拥挤巷道里，一个推着独轮车穿梭其中的巴勒斯坦人大喊：“Yo hablo Espa?ol! Yo hablo Espa?ol!”（我说西班牙语！）

每个时代的欢宴和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全世界的苦吟和祈祷也都源自这里。以赛亚说：万民都要流归于她。我们从世界各地涌来，跌跌撞撞来此敬拜——为的是把自己磨圆。

在阿克萨清真寺，我看到广阔的空间中一位老人孤单地倚着柱子而坐。他的胡子很长，裹着黑色的阿拉伯头巾，把大开本的《古兰经》高举到面前。我把视线移开，三角测量和逻辑推论的知识告诉我这个老人的袖子里塞了很多很多糖果，而且他打算偷偷把糖送给那些赤脚的孩子们。每次我回头看他，他都在专心研读《古兰经》，一副好几个星期都不曾挪动过的模样。

《古兰经》的《黄牛章》：“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多不胜数。’”

我曾经和画家乔·雷米瑞兹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屋顶上写生。依照希腊正教历法，那天是复活节周日的早晨。一位巴勒斯坦妇人撩起她蓝色的裙摆，从屋顶上的门走出来。太阳很大，她眯着眼，饱满的额头闪闪发亮。她跨过屋顶，来到我和雷米瑞兹身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复活节蛋。一个蛋染着红色，另一个染着橙色。

我们是大地的器官和四肢，我们是上帝从口中吐出的音节。

圆顶清真寺将摩利亚山的顶峰包围住了，峰顶甚至穿破了寺庙的地板。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走了三天三夜才来到这光裸的岩石上，准备在这里割开他的喉咙。大卫在这里建造祭坛，所罗门又来此建造圣殿。巴比伦人毁掉圣殿，流亡归来的希伯来人再重建圣殿。它矗立了970年，直到2,000年前被罗马人所毁。穆罕默德与大天使吉卜利勒从这里出发，乘飞马彻夜驰往七重天。之后不久，一位阿拉伯哈里发命人筑寺以荣耀此地，他的人马挖了一层又一层的碎石残砾才找到了峰顶石。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八角形建筑，此后1,300多年，这座建筑鲜有改变。它的金顶倒覆在峰顶石上，一如真正的天穹覆在大地之上。

现在，我们隔着高墙凝视它，像是在看一个稀世奇玩——地球在一幢建筑里裸露了出来。它是如此珍稀，而来看它的人也是：因为这里明明白白呈现了我们的处境，而我们大费周章前来看它。

邂逅
ENCOUNTERS

只有某种根深蒂固且完全悖谬的上帝观，才能理解以下这个想法：上帝认识而且爱我们59亿人里的每一个。

在那个希腊正教复活节周日的稍晚时分，我手中拿着那颗染红的蛋，坐在耶路撒冷一家饭店的大厅里。一群壮硕的希腊妇人进来，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随后又有一人进来，于是我把我的椅子让给她，自己坐在地上。进来的人越来越多，都是些骨骼粗大、身穿黑衣的壮硕妇人，不是祖母辈就是曾祖母辈的。最后她们都离开了，只剩下最年长、也是最胖的一位。她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了帮她，我放下那个彩蛋，抓住妇人裹在黑袖里的上臂，想拉起她，但是没用。

“Sorry。”她说。我把双手穿过她腋下，在她肩后握住，把她的胸拉向我，膝盖顶住她的椅子，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但仍然没用。

“Sorry。”她说。她挣扎着抓住我的背，上身靠在我的双臂上，两脚用力踏地。

“Sorry。”我们又试了一次。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她向我道谢：“Sorry。”我想那是她懂得的唯一英文。

有时候我们会碰触陌生人，有时候我们彼此一言不发。我们旅人——我们与我们同时代各自艰辛行进的伙伴——就像云朵一样聚散。我们会偶然拥抱多少陌生人？我曾在高速公路的公厕里遇见一位美丽但因久病而孱弱的年轻女子，我把她抱在怀里，帮她上下轮椅，帮她穿脱牛仔裤。

阿拉伯半岛上以前有个叫做北也门的国家，我曾经拜访过那里的一个南部小镇。当地部落的居民鲜少见过西方人。数以百计的行人穿越十字路口。在一个拥挤的街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停在那里，驾驶座上没有人，后排的特殊座椅里坐着一个婴儿，一个好看又结实的宝宝。我对他打招呼，他慷慨地伸出手递给我一个钥匙圈。我注意到几百名也门人全都停下来围观，其中无疑包括婴儿的父亲或哥哥。

我接过钥匙圈仔细端详，并向婴儿道谢，就像我们平常会做的那样。我注意到那些也门人都在屏息以待，我故意延长时间，直到婴儿的眉间显现出不解，才把钥匙圈交还，这时我听到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思想家
THINKER

为巴·申·托夫领唱诗歌的人说，巴·申·托夫讲经时，听众能从他口中所领受到的，“犹如人们在以色列一度从西奈山顶透过雷与号角的声响所领受到的上帝的言语。在那时候，上帝的声音犹未沉寂，仍流传于世得以听闻”。

强烈的流放感使得以撒·卢利亚用更阴暗的方式来理解神圣火花的概念：因为上帝被坚硬的外壳所囚禁，所以他的身影在任何迷失之地都逐渐凋零。善于推陈出新的巴·申·托夫则不然，他把这个阴郁的想法翻转过来，看到它的光明面：如果外壳可以囚禁上帝，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也都可保有神性。卢利亚因为硬壳和四散在外的碎片而绝望，巴·申·托夫则因为火花与其中的上帝而喜悦。这不只是泛神论，而是超泛神论：超验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他的身影存在于宇宙的每一粒微尘中。土里裹着煤炭。鸟儿飞越房顶。火苗烧热泥罐。

“当你怀着一颗圣洁之心穿越田野时，所有石头、所有庄稼和所有动物释放出来的灵魂火花都会附在你的身上，然后它们会得到净化，化为你内在的神圣之火。”一位巴·申·托夫的传人如是说。

巴·申·托夫的教导，结合了卢利亚的卡巴拉思想和传统哈西德教派的虔诚。不过他抛开了卢利亚的禁欲观，他说：“不要否认你的肉体，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尽管他自己每月坚持守戒一周。他跳过了卢利亚不切实际的救世主思想，回避了卡巴拉僵硬而深奥的精英主义。他讲道，也把他祈祷的果实公开还诸众人。除了坚持传统教义，他还十分强调热情和快乐（“遵守戒条的快乐”），并且他坚信，每一个犹太人，不论有无学识，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祈祷。巴·申·托夫把祈祷的价值看得比研读《妥拉》还高。他说，借由虔诚的祈祷，借由牢牢抓住上帝，人们可以指认出天堂，向天堂进发，并最终融合其中。

巴·申·托夫的孙子多夫·贝尔，即大马吉德，是个四处漂泊的讲师。他将热情全部倾注于信仰上帝，认为人是靠着Devekut（虔信）才能站在上帝面前。大马吉德著有《狂喜论》。狂喜，我想是灵魂对神圣所激起浪潮的回应。

邪恶
EVIL

有一天晚上，我在基多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读着基甸版《圣经》，是那种每页两栏、英文和西班牙文对照的版本。我读了大概二十分钟后，突然从书页里掉出一片双刃的刮胡刀片。有一天，在瓦迪凯尔特一所建在峭壁上的修院里，一个年轻的美国游客懒洋洋地躺在阳台边缘。他来自佛蒙特州，身材纤细，头发很短，一脸恍惚无措的表情。他探身抓住一只黄色的流浪小猫，把猫举到面前，贴在他闭起的眼皮上。他和许多前来耶路撒冷的游客一样，精神已经错乱。医生将他打发回家。

在那洞穴底部有着什么生物？它是否还活着？健康抑或死了？它会被螃蟹吃了吗？

用刮肉的方法杀人，是一个古老的手段。根据吉朋的记载，公元五世纪时，基督徒们在教堂里杀害了家世良好的女子希帕蒂娅。他们用牡蛎壳刮去她的肉，然后把一壳一壳“犹在颤动”的肉丢入火中。作家海尔·克劳瑟说，她的罪在于她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另一桩大罪是她讲究数学。罗素评论道：“自此之后，亚历山大城再也不受哲学家打扰。”

“在这个由仁慈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邪恶为何能够存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邪恶之力的深处仍存有一点善的火星。这火星，是邪恶意念的生命之源。……现在，犹太人被赐予的特别任务，便是借由研读《妥拉》和祈祷来把这神圣的火星从邪恶之力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一旦火星被释放，失去了生命来源之核的邪恶便不再存活。”十九世纪时的波兰犹太拉比，格尔的耶胡达·莱伯·阿特如此写道。这个重要概念得自巴·申·托夫。

上帝是灵，上帝之灵充塞于宇宙之中，不会随世界的消逝而消逝。他住在空无之地，他在空无之中找到了我们。我们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空无，才能寻找到他。上帝在沉默无言之中让我们的灵魂回到灵魂的根源。是自然物质的互相冲撞和复制，塑造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失去爱人，失去活力，也失去我们的生命。但上帝并不关注这些短暂的瞬间，他只关注灵魂。他并不操纵宇宙，而是弥漫其中。或者用德日进的说法，他是“把自己延展到”宇宙之中。或者套用怪人乔尔·戈德史密斯的说法，上帝就是宇宙的意识。神的意识就是神的本身。我们愈能被神性唤醒，便愈能产生它，也愈能在世间引入、扩展和繁衍它，上帝也就愈可能“在场”。

迈蒙尼德说：“毫无疑问，时间的诞生纯属偶然。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意外，就像黑与白的诞生一样。”

我们姑且可以说，大体而言，上帝置身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堕落世界的物理循环之外。上帝或是循环本身，或是弥散于循环之中，又或者循环运转于上帝之中，就像一个在他身旁但他从不伸手触摸的洞。上帝当然不是我们无趣循环中的一员，他不可能跟着我们一起，为了把火熄灭而将水桶传来传去。毕竟，半全能的上帝有一只手被绑在背后了。（我无法证明他会时不时用那只尚可活动的手来翻搅、抹去我们的灵魂，我也无法证明他会化身为翻滚的火球，灼穿我们的头颅，敲开我们的眼，于是我们会看到燃烧的苍穹，并跪地哀求：“主啊！我们的父！”）

现时
NOW

一个长期努力祈祷和研读《妥拉》的人，能够在所有造物——在每一个树丛、每一枚谷粒和每一名男女身上——发现圣光的火星。若他披荆斩棘努力亲近上帝多年，他将能释放火星，拆解这些神性的碎片并把它们高举，归还于上帝。人类的任务就是指挥引导这神圣的火星回归到神那里去。这项任务被称之为tikkun，还原。

他们说，只要你把自己的爱欲紧紧系于上帝身上，那么不管你目前在世上的工作是什么，它都是神圣的。你并没有拒绝或逃离这世界，而是把它赎回——完完整整地将它按原本的样貌赎回。

布伯是这样解释巴·申·托夫的：“既然我们被送来这个矛盾的世界，若我们飞离它而逃去我们自以为可以明白的领域，那便是在逃避我们的使命。”有些思想家认为布伯虽然宣称是要厘清巴·申·托夫的理念，但其实是在传讲他自己的想法。

一位哈西德信徒旅行来到米济波兹，准备和巴·申·托夫在祈祷所里一起过赎罪日。但他发现巴·申·托夫到了晚上还在田野，他只好独自做祈祷。节日过后，巴·申·托夫非常热情地接待他，并告诉他：“是你的祈祷，扬起了原先沉寂在田野里的所有颂词。”

《诗篇》93：大水扬起，大水发声，波浪澎湃。

六

诞生
BIRTH

在南美热带地区，有一支叫科吉的印第安人。根据迈克尔·帕菲特的说法，科吉人认为，刚出生的婴儿只知道三件事：母亲、黑夜和水。

曾有哈西德信徒说过，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会伴随着天使的降生，其中有好的天使，也有坏的天使。马丁·布伯说：“那些缺乏意义或毫无分量的举动，会生出四肢扭曲、或者没有头或没有手脚的天使。”

丽斯·哈瑞斯说，犹太教的割礼执行人为哈西德男婴行过割礼后，会把他包裹好，放在枕上，唱歌给他听，轻轻摇动他。然后，会抱着他跳舞，在房间内四处转圈、跳跃。

巴·申·托夫在祈祷时会又舞又跳，人们也跟着他起舞。现在的哈西德信徒也都又舞又跳。舞蹈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成就本身。纳赫曼拉比指出，如果起舞的人能鼓动忧伤的人一起共舞，就可以消除他的哀愁；如果你就是那忧伤的人，就劝说自己去跳舞吧，因为那样“能对抗忧伤和追赶忧伤，把它化为喜乐。这会是一项成就”。1903年，这位纳赫曼拉比说：“我今年跳了很多舞。”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十二个月里，俄罗斯通过了一连串钳制犹太人的法律。一位门徒解释了这位导师的话：“人们可以借由舞蹈来转化邪恶之力，并使法令失去作用。”

神学家兼拉比劳伦斯·库什纳在马萨诸塞州的萨德伯里组建了一个改革派犹太聚会所，会所信众在完成了一整年的《妥拉》研读后，就会在西赫托拉节这天来这里举行庆祝。（这位神学家兼拉比的劳伦斯·库什纳并非那位畅销作家兼拉比的哈洛·库什纳。）

他写道：“那场景十分壮观，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持续几个钟头舞蹈不歇。”

“我问过一个刚从苏联来的犹太异议分子，觉得我们的庆祝会如何。”那人说不错，但是列宁格勒的更好。库什纳承认他对这个答案感到“好奇，而且有点受辱”，于是问他怎么好法。

“他解释：‘在列宁格勒，如果你在西赫托拉节跑到犹太会堂前舞蹈，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便衣警察会把一切都拍下来，他们会查出你的身份，而且通知你的雇主。因为这种舞蹈被认为是反苏的，所以你得做好丢掉工作的准备。所以你瞧，在这里跳舞和在列宁格勒跳舞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沙
SAND

沙粒沉陷，砂岩板块下沉。它们像受到某种冲击似的，冲往地壳之下的某处。在那无底的深处，砂岩中的水分被挤压出来，热量与重量让它们的分子爆裂，砂岩变成了石英岩。它维持着乳灰色的石英岩形态，再往下石英岩会熔化并混入岩浆里。经过漫长的时间，岩浆沿着断层上升，露出表面，形成陆块，然后被溪流磨碎，复又化成沙粒。

“关于基督是否真的存在，我没有充分的确信。”德日进在一本追溯心路历程的著作结尾这么写道。他用一种别扭的象征手法把他的演化宇宙理论推导到神的层面（“我们爱耶稣，正如我们爱整个世界”）。他说：“和任何人一样，我觉得自己正走在信仰的阴影下”——也就是说，他走在疑惑之中。疑虑的念头往往伴随着献身的欲望。所谓的“信仰”，并不是在理智上认同一系列的教理命题那么简单，而是要带着谦卑之心活在与天主的连接之中，而且不吝献身。他也想大大方方地向众人宣示自己的信仰。和许多宗教思想家一样，德日进具备一种可以在充满悖论的无氧环境中生存并成长的能力。

1928年，德日进四十七岁，他的考古队伍发现了北京人。一位考古学家裴文中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在此之前，德日进在鄂尔多斯挖掘出了最早的石器和火炉，但这次发现的是最早的人骨。这个从北平近郊洞穴中出土的头骨造成轰动：它是第一个在亚洲出土的古人类化石。

时光把北京人和他的物什封进了周口店一堵洞穴墙上的裂缝之中。在这面灰色的洞穴墙上的红土裂隙中，藏着大量的化石。考古小组将这个头骨命名为北京人，物种分类是“直立人”。

考古小组是从城里的中药铺得知周口店的方位的。在中国，许多老人把化石当成灵药（他们称之为龙齿、龙骨），磨成粉后泡水喝。因此，长达两个世代的古生物学家都会去中药铺询问：“这些龙骨是从哪里来的？”一位专家在寻找龙骨时认出了一颗人齿化石。他一路往下追查，最后找到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

德日进拖着宿营装备从北平过来，和村民住在一起，指挥挖掘工作。他花了多年时间把挖掘出来的动物化石整理分类。他找到了剑齿虎、鸵鸟、马、巨副驼、水牛、羊、犀牛、鬣狗，和“一只大熊、一只小熊”的化石。惊人的是，他确定了北京人的年代：在下更新世的某段时间。他有许多确定年代的方法，其中一种非常有意思：借助其他生物的化石。在北京人化石附近数个地质层的碎片里面都有鼹鼠的头骨，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于是他对鼹鼠的头骨进行研究，标定这些化石的年龄，从而确认北京人的年代。

考古队进一步挖掘周口店洞穴附近的广大区域。他们每年挖掘八个月，为期十年。之后他们又找出五个人类骨头、十二个下颚骨和零星牙齿。这是德日进一生最重要的成就。

这十年的眯眼和大笑，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皱纹。他的太阳穴变得凹陷，窄窄的头骨更为突出。如果找不到高卢烟，他就改抽乔布烟。他坚持每天做日课，唱诵天主教教会礼仪所规定的祷词，主要是圣咏。有位英国历史学者这么描述他：“和蔼又带着点戏谑的优雅”，和他“犀利却乐善好施的优雅举止”。

他们始终找不到骸骨。国际考古学界十分称颂他们的发现，德日进以谦虚而懊恼的口气回答：“只有头。除了头，根本没别的。”之后时局动荡长达数十年，挖掘和研究工作不得不停摆。七十年之后，来自全球各地的古人类学家又来到周口店的洞穴，在其中发现了猿人化石、砍斫器和石片。

北京人和他的同胞都是直立行走的。他们用一双和我们相似的手来生火和打制石器。当时的周口店还是一片丛林。他们以鹿肉和朴树果子为主食，并猎捕象、虎和野猪。那个时候，美国的大湖区还未形成，佛罗里达半岛还未升出海面，而骆驼和乳齿象还在北美大陆啃青草。在他们的时代之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冰河期；到了冰河期，冰雪覆满斯堪的纳维亚和加拿大，以及不列颠群岛、德国北部和美国北部；在这两次冰河期之间，大西洋淹没了北美洲的东部。他们所属的人种和尼安德特人一样早已灭绝了。

许多古生物学家一直相信，我们——还是直立人的时候——在九万年前离开非洲。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从东非的大裂谷往北走，走到大裂谷北端的加利利海。然而，最近在爪哇、中国和格鲁吉亚发现了更早期的直立人，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的时间还要再往前推一百万年——否则，人类就是从亚洲演化出来的。到2009年，北京人化石的年龄刚好又多了20万年。研究者又在周口店发现了骨头，它们距今有78万年之久。这个被重新判定的年份使古生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你可能以为他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毕竟理论被推翻并非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就像投射到人类图景上那束古老而阴森的光。

人类开始上路，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聪明到直奔希腊的科孚岛，而是把细心呵护的火苗带到叫做黎凡特的地方，接着先后到了中国、日本和印尼，再从印尼逐岛跳跃，到达澳洲。在那里的岩石上，他们刻下了动物图案，这比另外一些人在法国某个洞窟作画的时间要早一倍。他们（包括直立人）在亚洲诸岛间穿梭的时代，比在欧洲的原始人发明木筏的时间还要早几万年。

德日进说：“我们不管回头看得多远，看到的都是重重波涛如何破碎成沫。”

日本侵略中国时造成了大面积的动荡与饥荒，就在那时，那个最早被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存放在中国某个研究机构里——不见了踪影。科学家怀疑，是饿坏了的本地人把它研磨后喝了。幸好这具头骨留下了翻制的模型，考古队那些年在周口店所发现的每一片骨头和牙齿（一共来自于四十个原始人类）都制作了模型。事后证明，这些模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北京人化石，一箱一箱的，都在二战中消失了。当时科学家们把装着骨头的箱子交给一位美军陆战队的军医保管，这位军医试图把箱子伪装成行李带回美国。结果他被日本人逮捕了。在他入狱之前，他找到一个机会把那些箱子托付给欧洲官员和他的华籍朋友。四年后战争结束，他出狱时箱子已消失无踪。近年来的几次搜寻都徒劳无功。

德日进把北京人称为红土之人。关于基督教，他说：“关于羔羊我们已经讨论了太多，我现在想看的是雄狮出闸。”

中国
CHINA

秦始皇三十一岁那年，敌国的太子派遣使节前来赠礼：一颗人头和一张地图。特使在袖中藏着一把淬毒的匕首。接下来的过程就像一出荒诞剧：刺客一手抓住秦始皇的衣袖，一手拔匕首，这时秦始皇的袖子裂开，挣脱而去。秦始皇的佩剑太长，一时抽不出来，他躲到柱子后面。大臣们瞠目结舌，御医把药囊掷向刺客。秦始皇围着柱子绕圈，有人向他大喊：只要把剑往后引就能抽出剑来。他一试，果然可以。他往刺客的大腿刺去，刺客把匕首掷出，却只击中了柱子。皇帝和朝臣把他杀了。

七年后，有人企图用一把灌了铅的筑来行刺他。翌年，有人狙击他的车队，但只击中了副车。

秦皇那时年近四十，变得非常神经质。权力与财富可以保证他长生不老吗？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寻得长生不老之术非常困难，就像找宝藏或者抓飞鸟那样难，但如果不计一切代价的话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于是，秦始皇向山河献祭，前往海滨寻找长寿之人；他还派人去找一位因为吃了某种花朵而得以长生不老的知名道士。但没有人找到道士的下落。

当时（乃至现在）的道士都懂得炼丹术。秦始皇命他们炼出不死灵丹，否则就得处死。最后他们都被处死了。此外，当时有一个传说，在东方海的三座神山上住着仙人，他们有一种能让肉身抵挡时间作用的仙液。皇帝派遣船队前去寻找神山所在，并取回仙药。数月之后，船队返航，船长心知未能达成任务的下场就是一死，于是禀告皇帝他确实遇到了一位仙人，但仙人要求以众多童男童女和工匠作为馈赠，才肯交换仙药。皇帝照办了。于是这位机灵的船长再度率领船队，载着三千名身怀绝技姿容端丽的年轻人出海。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在中国普遍流传的说法是他们去日本开垦了。

由于屡屡失利，秦始皇认为必定是宫中有人阻挠了他的长生不老大计。他清理宫廷，隐匿自己的行踪。他有270座宫殿，他开始在宫殿之间筑甬道和廊道，往来其间都有重兵护卫。泄露他的行踪者，全家抄斩。有次，一颗陨石坠落在秦国的偏远地区。一个不识时务的当地人自作聪明，在陨石上写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把那颗石头敲碎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杀尽当地的所有居民则多花了些时间。

他从十三岁开始就在思考自己的身后事。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征调人马来建造他的陵寝，他要这座地下宫殿以长久不灭的人鱼膏为烛，明亮犹如地上的缤纷世界。工匠挖穿三重地泉之下，掘出一个巨大的洞穴，把它塑造并绘饰成一个微缩版的世界。在置放皇帝铜椁的墓室室顶，他们画上天空，缀以星斗，星斗汇聚成银河，黄河从众星中倾泻而下。然后他们用注满水银的沟渠来模拟黄河与百川，又设置了器械让水银在其中流动，闪亮的水银液最后倾入闪闪发亮的海洋里。工匠们还建造了等比例的宫廷景观，还安装了自动发射的弩机来射杀盗墓者。墓中的一切都以珠宝装饰。

多年后，秦始皇去世。葬礼结束，抬棺的人穿过陵寝里复杂的迷宫通道，来到隐蔽的椁室。在外面的兵卒把巨大的玉门封死，把抬棺者活埋在内。因为只有他们（他们可能是一些抓阄输了的官吏）知道如何到达陵寝深处。最后，他们在陵寝上覆土，种树，让它看起来像一座山丘。

你觉不觉得秦始皇竭力想保存一切他喜爱事物的举止很可笑：他热爱这片土地却不愿成为它的一部分。

叶芝将人类的大军称为“垂死的一代”，真是不可小觑的队列。我们在地上翻滚，比耕耘机上圆盘转动的速度还快，比收割机上的刀刃还快。没有人能阻止时间之轮的转动。我们发芽，生长，成熟，衰败，回归大地。我们就像是被码好的枯草，草耙把我们梳拢。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在皇帝的陵寝上耕种、收割。我曾经远远地观察他们，犁在农夫们的脚下翻动，他们站在田中犹如茎秆，和土地合为一体。到过那里的旅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他们世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过着同样的生活，在那里生，在那里死，一代又一代，没有尽头。

上周，我和工人在家里的后院挖土。我们站在修剪好的草地之中，头顶是清晨的云朵和方向变换的风，地下八英尺之下的两个玩具兵被我们吓了一跳。

美国的阿米什人，曾经流行把死者的尸体用草皮卷起来再埋葬。就像三明治卷一样，我们不过是柯罗诺斯的食物——这位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之神，吃掉了自己孩子。

埃尔伯特·哥登巴斯说：“让大地去搅拌她的死者吧。”

住在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以前在埋葬死人时，会在尸体的腹部放一盘盐，象征灵魂的不朽。某个已消逝的富裕民族，把死人埋葬之前会拉开死人的舌头，把珠宝放进死者喉咙里。原因不详。

阿兹特克人把人的血称为“玉水”。他们每天要杀数百名活人献祭，用人的鲜血来供奉太阳神。因为太阳神需要力量对抗群星，而太阳神唯一接受的能量来源是人的鲜血。血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魔力：每一天，早晨都战胜了夜晚。阿兹特克人可能和古代中国人一样知道这个怪现象：分解中的尸体会污染玉石，吸收了尸液的玉石上会形成血色的斑点。

根据奥维德的说法，罗马人会在亡灵之日供奉一位沉默女神：塔西塔——她是一条嘴巴被缝住的鱼。

云
CLOUDS

1942年1月的某一天，美国刚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雅典市民在卫城的山脚下看到“伯罗奔尼撒半岛飘来一片庞大的积云”，东边则“飘着一片低云，像是脱落的衬里”。这对你重要吗？对当时的世界重要吗？你觉得自己比较像那片庞大的积云还是那缕低低的云？

德日进说：“世界就像天主的身体，天主将它拉起。”

人该如何活着？德日进在一篇内容深刻又非常直白的声明中写道：“唯一值得喜悦的是，将那些被禁锢在‘绝对者’之中的极其微小的碎片解放出来，那些碎片就是存在的碎片。”所谓活得好，就是“作为构成世界的一颗粒子，与他人团结合作；除此之外的事都没有任何意义”。寄希望于“绝对者”的释放或者与他人协力建设世界，到底哪个更可取？是做到其中之一就已足够，还是连做到其一都嫌太难？

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下午，在特立尼达岛的东北岸，阿契·卡尔——一名专门研究绿海龟的生物学家——躺在吊床上，看到加勒比海的海面上飘着“小小圆圆的云朵”，而多巴哥的上空飘着“高耸于地的珍珠色云朵”。

数
NUMBERS

另一道有日期记载的浪：1896年6月15日，在日本东北部，一场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27,000人死亡。不要将这悲惨的一天与1991年4月29日混淆，在那一天，台风引起的巨浪造成138,000名孟加拉人溺毙。

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列托里平原上，玛丽·李奇发现了一组原始人的足印。这是三个赤脚的原始人（可能是矮小的南猿，男、女、儿童各一），他们紧紧挨着，走在潮湿的凝灰岩和火山灰上。更多的火山灰覆盖了这些足迹，然后像石膏一样将这一切凝固。于是我们拥有了一份关于360万年前某天里短短几秒的记录，那时候的原始人根本还不会打制石器。那天下着雨，火山灰还将落在三人身旁的雨滴水印保留了下来。我们得到这份三个人长达90英尺的足迹记录，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往何处去，去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何那女人停顿了一下，然后向左转，再往前进。玛丽·李奇说：“这位人类遥远的祖先，迟疑了片刻。”可能他们看到了萨迪曼火山的爆发，可能他们在离去前回望最后一眼。我们只知道：我们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留下那么持久的印记。

考古学家对这片地区进行了数年研究之后，为方便保存便将它填埋。一开始他们埋得不够深，新的树根破坏了部分足迹，还面临着被风侵蚀的危险，于是他们又重新埋了一次。

自这三个人在雨中行走的那天之后，又过了数百万年，北京人和其他直立人才在地球上出现。这中间经过的时间，比北京人距今的数十万年还要长八倍。根据仍有争议的最新测定值，直立人出现在爪哇的年代刚好在这段期间的正中央（180万年前）。

耶利米走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看到圣殿着火冒烟，看到被屠戮而死的人们的血。他哭了。他朝向巴比伦，“把脸贴近地面，看着被掳的孩童的足迹”。他亲吻了这些足迹。

这些被俘虏的人是谁？那三个在雨中行走并留下了足迹的人是谁？那个长着鳃裂和尾巴的婴儿是谁？那个传道、起舞、掘土的巴·申·托夫是谁？是那些被耶利米亲吻过脚印的流放之子的后代。在几百年后的罗马，哈德良皇帝毁掉了另一位流放之子，阿齐瓦拉比。俄国和欧洲的基督徒想把这些流放之子们抹杀干净，就像擦盘子一样——我们或许也会亲吻这些幸存的流放者们的脚印和双足。

那些骨头被用来加固长城的人是谁？被饿死的3,000万人是谁?每年死去的3,000万不足五岁的孩童，他们又是谁？他们的死有何含义？何必这样问呢，他们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他人：不论他们是生是死，他们不过是为数众多会死的人们中的几个。一个新生儿睡在铝箔裹成的襁褓之中；一个荷兰人在荒地里看着一只螃蟹；一个脑筋短路的机场搬运工和我一道抽烟。而你呢？我们这十几亿个奇人怪胎的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些人里面，谁还活着？你还活着，这很确定。这些还活着的人们，可以放心地对彼此说，我们都是同一个精英俱乐部的会员，因为我们是“现存的生者”。我在写这句话时，还活着；但当你读到这句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位荷兰游客应该还活着，那位搬运工应该也还在。那个像烤马铃薯一样被裹着的婴儿兴许还活着。而你爱的人呢？

那些摆好姿势被用来作陶俑原型的士兵们，那时候一定认为这是件好事吧：因为役卒埋葬的只是他们的塑像，而他们的肉身可以在很多年后再由他们的子孙来掩埋。我不解的是，这些多赚来的光阴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今日的我们又能做什么？

一位英籍记者在加尔各答采访了仁爱修女会之后，有此心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生命永远都是神圣的，又或者，是彻头彻尾毫无价值的。很难想象生命有时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毫无价值的。”

以色列
ISRAEL

在耶路撒冷的圣安妮会堂里，在石板的折射作用下，各种语言汇聚而成的歌声非常洪亮，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即使是四个人微弱的歌声，听起来也像是所有亡灵自大地升起时的咏唱。

身处教堂我常常心想，我也许是无望增添神性了，但我愿请求上帝令在场所有的好人——那个男人，那个女人，那个孩童——都更富有神性。在圣安妮会堂的时候，一位白袍神父正用法语主持着仪式。仪式进行到一半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在这石室里的每一个人，甚至世上每一个祈祷场所里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抱着同样的念头，如果我们都为他人祈祷，知道自己并不神圣但希望别人变得更为神圣，那会怎样？如果这一切累积起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邂逅
ENCOUNTERS

我曾遇到一位住在迦拿的巴勒斯坦商人，他总是慷慨无比地邀请所有来访的游客喝酒。他对着大街喊道：“来喝酒吧，人人有份！免费的酒！”他的外套敞开着，里面蓝衬衫的纽扣扣到了最顶上。他端着一个放满小酒杯的银盘。我的朋友们不肯进去他的店里，他们觉得这一定是什么花招。的确是花招：一个人活到六十岁这个份儿上，他就会变得对陌生人慷慨起来。平常我并不喝酒，但那天我拿起银盘上的一杯红酒喝了起来。按理来说这人该开始推销他的纪念品给我们这些观光客了，可是他没这么做，我们也没理会他卖什么，而是靠在敞开的门边和他聊天，我们交换香烟，抽了起来。

这条街的对面是迦拿教堂，这个教堂就建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基督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的地方。当时，在1990年代末，这个店主和住在加利利的另外十三万巴勒斯坦人一样是基督徒，他的家庭受教育程度很高。如今他们却几乎全都背井离乡。

他没有留胡子，两鬓的黑发里夹杂着白丝。他直直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与我谈天论地。有些人可以通过眼睛读懂他人，这个特质可以在文明的人（例如这店主）身上发现，也可以在未开化的人身上找到。在也门高山部落里收割大麦的居民，在厄瓜多尔东部纳波河边杀鸡的卡布克罗人，在哥斯达黎加交界处捕鱼的尼加拉瓜人，在白令海边猎野雁的因纽特人，在太平洋上吃着面包果的马克萨斯群岛的居民……他们可能祖祖辈辈都是文盲，但他们能看懂陌生人的双眼。你可以观察他们是如何阅读你的，你可以知道他们在你身上读到了什么。在他们看来，一切邂逅都是伟大的巧合。在这历史悠远的星球上，在这一闪即逝的人生里，我们竟然能够活着并相遇——不管语言通不通，不论卖不卖东西；为了纪念这个机缘，我们不妨一起抽几口烟。

他们无视对方的异国长相，自在地攀谈起来。他们原本是从不会正眼看待女人的：高个子女人、不戴头巾的女人、不戴面纱的女人、浅头发的女人、穿裤装的女人、独行的女人。但此时他们抛掉了原有的禁忌，然后直视你的双眼。

有位天主教神父经过，店主大喊：“Come sta？”（今天好吗？）他们用意大利语交谈。为什么用意大利语？我问。“噢，这里的人都会多种语言。

这位神父其实是从荷兰来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抽烟致癌吗？

思想家
THINKER

为德日进作传的罗伯特·斯佩特说：“他不太在乎‘是谁推动了这石头’。”

隐修院院长戈内在他1965年出版的传记《无障碍的认可》里引述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算是比较有新想法的基督徒。”这是1936年德日进在某封信上的话。这本传记通过了教会的审查，讲述的是德日进如何始终忠于他的天职和耶稣会。

在《重负与神恩》这本书里，人间苦难鉴赏家西蒙娜·韦伊列举了四项“圣慈存在的证据”：一是感受到上帝；二是承认上帝的人所表现出的喜悦和悲悯之心；三是世界的美。“第四项证据是”——她一本正经地说——“世上没有丝毫的慈悲”。关于这惊人的第四项证据，读者需要细读两遍外加作者的一条注解才能明白：“注：正是这个逆命题，这种对我们灵魂的撕扯——我们既看到了神恩对我们产生的效应和周遭世界的美，也看到了神是如何无情地操纵着宇宙——于是明白：上帝既在人类面前，上帝也绝对超乎人类的一切衡量尺度。”

生命的残酷，世界的美好，上帝的在场，于是我们得以知道我们面对的是谁：是内在且超验的上帝，是可察觉但不可知的上帝，是在我们身旁但全然陌生的上帝。我不能理解，这如何能证明他的慈悲。

有些作家曾试图描述神的模样。伊斯兰某少数派的神学家希沙姆写道：“真主有着轮廓明确的躯体，长宽高均等，辐射出光芒……身在地外之地，像一块纯正的金属。”

金刚的“佛性”又像什么？七世纪的弘忍禅师在《最上乘论》里这么描绘：“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他认为，佛性就在众生身中，“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这种看法和柏拉图主义有点相似。）

黑格尔在一封写给歌德的信里提到了“色如牡蛎、灰暗漆黑的‘绝对者’”。

邪恶
EVIL

牛顿眼里的那位上帝已经死了，那个传言中既古怪又古板、爱吓唬孩子和赶走流浪汉的人已经死了。他高踞于审判的宝座之上，经过一番思索后将我们的命运安置：他根据我们的所思、所言和所为惩罚或奖赏我们，于是有人被赐予财富，有人患上癌症。没有一天不是如此，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教导、震慑、训斥和试炼，59亿人的命运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德日进将那位旧世界的上帝称为“新石器时代的伟大领主”。当时的人们还未将神视为一切的灵，而是将他视为一位魔法师，认为一切历史发展不过是他安排好的一出戏。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上帝摆布世界就像摆布乐高玩具。劳伦斯·库什纳说，那时的人们抱持着某种“《申命记》式”的上帝观，认为上帝“不需经由人类居中协调”即可介入人类事务。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里，一个人指责另一个人替换了上帝的概念，他是这么说的：你“把多明我会的天主偷换成浪漫主义的天主；前者是个屠夫，而后者是个室内装潢师”。描述得真贴切。

田立克在五十年前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观点：神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排除诠释中的荒谬之处。

上帝并非全能，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早在七个世纪之前阿奎那就写过，天主有能力影响的仅限于万物本性的范围之内。莱布尼兹也曾暗指这一点，认为上帝只能在“可能的世界”之内作为。如今，“半全能上帝”的论调已经深入街头巷尾了。别忘了，德日进在他那个时代就说了，认为我们在一位全能上帝的双手下受苦的这个观念是“要命的”。他指出，只有一条出路：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上帝既容许我们受苦又放任我们犯罪，那是因为“他无法每时每刻现身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治愈伤痛”——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还未完全进化。田立克在20世纪40年代说过，“全能”指的是能够在终极意义上克服我们的焦虑与有限性，而非彻底消除它们。（有些神学家，譬如怀特海学派，为了拯救老派的演绎推理式上帝观，断言上帝拥有一切至高的善，所以他必定非常敏感且非常脆弱。他们那时当然不知道，这个解释把上帝说得像是个多愁善感的新时代人士。无论如何，运用我们关于上帝的片面知识来做缜密的哲学论证，不管本意如何，看上去都像是荒谬的练习。）

上帝不再用青光眼使人目盲，用糖尿病来试炼人，用脊椎疼痛来净化人。他不再拨弄我们的染色体，也不再往淋巴系统里播撒肿瘤细胞，也不再对城镇施以洪水或投去龙卷风。上帝再不用费心去安排我们当中谁生下来就要是鸟头侏儒或象人，或者谁要死于艾滋病、肾衰竭、心脏病、儿童白血病或婴儿猝死症——就像他再不会降下闪电、引发落石或是放置火焰。最不可能要上帝负责的事，大概是保险业者所谓的“acts of God”（不可抗力）。

那么，若有的话，上帝做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全由上帝一人造成，那有哪些事情是他造成的？上帝是否完全置身事外？

上帝行走时，有时是声势浩大的，发出犹如球状闪电飞窜的巨响。有时是低调隐微的，只把自己的一小片身影显现给那些正在寻找他的灵魂，这些灵魂在窥见了上帝之后倍受震撼，仰头便能看到漫天的喧闹，弯腰便能发现绿叶之中的细胞是如何繁衍增多。不像我们的平凡世界，上帝永远不会崩溃瓦解。他在黑暗中为你领路，或者给你当头棒喝。当他靠近你，你会感受到他心灵的边际。他会触摸你的心灵，伴随着巨响。对于初入门者来说，这些体验是天赐之礼。“往后的日子，你不可能再看到他现身了。”一位哈西德大师如是说。（他之所以现身，是因为他看见了不同出身的人们愿意不计条件，伸手帮助贫困之人和援救患难之人。）

在大多数情形下，上帝置身于循环之外。或者说这循环就只是他身外的一个孔洞而已。西蒙娜·韦伊承袭了卢利亚的观念，认为上帝的双手是被缚住的。为了创造，上帝不能扩张自己，而是要收缩自己；他谦抑自己并泯除自我，在他的身外留出一片必要的空间，一个他不会介入干预的领域。即使是在灵魂之域，他也仅“在某些条件下”才会介入。

上帝会偶尔插手吗？上帝会改变心意，轻推你、倾听你、拉扯你或帮助你吗？天堂是这么好说话的地方吗？又或者，祈祷只是一种能够获得幸福的幻想吗（不管是为人还是做事，祈求天降甘霖或是疾病痊愈）？医生承认，祈祷可以产生某种被称为“奇迹”的效果，这是自我暗示的力量。田立克在他浩浩三卷的《系统神学》里只用了两段文字来讨论祈祷。这两段振聋发聩的文字指出了祷告有另一种机制，但他没有加以描述。不管是为自己祈愿或是为他人祷告，都是为了有力地改变现状。上帝干涉世间的方式是通过将世间彻底涵摄到自身之中，来最终克服一切困难。真正的祈祷，是把自身完全交付于上帝：诚心诚意的臣服可以让上帝获得力量，上帝可以使用这种力量来改变情势。因为，上帝只在既有状况之内运作，且需既有条件才可运作，所以，当情况危急时，比如当你的亲友处于生死一线之间，如果你献上彻底交付于上帝的祈祷，那么这份力量是可以改变事态的。虽然祈祷挡不住地震或敌军，但祈祷或许能减轻癌症或肺炎带来的苦痛。田立克认为，上帝的行为不是介入，而是神圣的创造，一种永远持续的、充满一切伟大和危险的生命创造。我不明白。我对上帝一点儿也不懂。

在这愈趋复杂的世间，上帝和我们一同承受这世界的必然苦难，也因为我们的转身离去而痛苦，并且与我们一起被放逐。基督徒或许还会说，耶稣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化身。

现时
NOW

“灵性之路”这一好笑至极的流行词汇，指的是人们为探寻“绝对者”的真谛，十年如一日摸索走过的那些漆黑的台地和光秃的山丘。群星之下的辽阔平原上，星星点点的人——他们或是成群结队或是独自一人——搭起帐篷，看着燃烧的篝火。他们停下来睡一夜，或者一停就是几年，然后继续上路——尽管他们既不知自己要去何方，也不知为何要去。他们把所发现的都留下来：拾起每一颗石子，揣在身上走一段路，然后心怀感激且毫无遗憾地丢下。因为，虽然说不上它是什么，但它不是“绝对者”。把他们那个美好而不现实的人生目标称之为“灵性”真是名副其实；可是，要把这种彷徨空虚的徘徊、这种暗无天日的漂泊叫做“道路”，可就说不通了——除了一点：他们一直坚持着。尽管什么都没有达成，但他们年复一年、一步一步地前进。许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自己仍在黑暗中伸手摸索。

地球像转动不竭的水磨在他们脚下旋转：斗转星移的宇宙，无所进展的人类。不可见的虚无凝视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想知道怎样才能当个有用的人。

他们的脚被网绊住。他们发现了之后把障碍解开，继续前进。他们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平哈斯拉比说：“灵魂从不间断且从不重复地为我们指引方向。”十年又十年，他们一无所获，但其实只要他们回头看，太多的问题早已被抛在了身后。数十年前，他们抛下了对这个或那个信条的疑惑，认为这些无足轻重。现在，他们又抛下了自己从何而来的疑惑，毕竟这种在黑暗中寻找不可见之物的无谓企盼也是一种度过人生的合理方式。

德日进说：“沉浸于物质之中。”他又说：“沉浸于天主之中。”他还说了这样的话：“借着一切一切的造物，神圣围攻我们，穿透我们，塑造我们。我们本以为他遥不可及，其实我们都浸没在他燃烧的火焰里。”

通达之人该如何自处？知讷禅师说：“一切时中？——如是，似虚舟驾浪随高随下。……今日腾腾任运，明日任运腾腾。随顺众缘无障无碍。”他说的这种人，是不是早已绝迹？

“只有完完全全活于此世的人，才能学会怎么去信仰。我们必须放弃去做一切只为自己而做的事，就算这件事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也不行。”迪特里希·潘霍华在狱中写的一封信上如是说；一年后，他因为反抗纳粹和密谋暗杀希特勒而死于绞刑。

德日进说：“我能够也必须彻底投身于人世之中，连停下来喘口气也不行。”他也确实没有停下来歇息过。但这两个虔诚祷告的人，一个要“完完全全活于此世”（潘霍华），一个要“彻底投身于人世之中”（德日进），和其他认真过活的人有什么区别吗？他们和那些世俗掮客、卖鞋的、修理工、作家、农民的差别在哪里？除了一小部分的流浪汉、修女和修士之外，这世间已经把每个活人都牢牢困住了。这两人是不是脑筋特别转不过来，才会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会一件每个小孩都知道的事：活着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罗马当局和盖世太保不准他们教书（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不准阿齐瓦教导犹太人）。这两个人，一个不知变通，结果被抓进大牢，还死在了绞刑架上；另一个终其一生坚守自己的誓言，不顾罗马教会对他实行的种种冥顽不灵和自认正义实则残酷的举措，也不顾那位他所爱的女子的猛烈追求，他就是要坚守自己的誓约。

我们活在我们所追寻的事物之中。那隐藏着的，会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神性，其实就在随手可及的日常之中，在每天的人、事、物之中，只是世故的我们视而不见罢了。神性，遍布于时间的表面之上，蕴藏于一切事物（比如色彩）之内。真是个绝妙的藏身处。

我们该怎么做？德日进说，一切都是物质；卡巴拉学者和基督教灵知教派则说，一切唯有精神。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两种说法都驱使个人努力追求神圣，转变世界并使世界完满。思想家们这么说，仿佛同时存在着物质界和精神界：“让更多一些的物质服从于精神”，“扶起那些倒地的，解救那些被禁锢的”，“把我们的住处建造成天主亲临的居所”，“为这世界的救赎而努力”，“提炼一点一滴的精神能量”，“协助神圣精神的实质完成此间的创造工作”，“修补神圣世界被破坏的全一性”，“敲开精神界的大门，并高喊：‘容我造访’”。

平哈斯拉比听到他的一名信徒抱怨上帝“隐而未显”，他回答：“如果你知道他现在隐身着，那就不算是隐身了。”但是，不管在任何处境，不论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解除隐身的状态，永远不会。

七

诞生
BIRTH

生命的到来是无需代价的，就像那位店主的酒一样免费享用。上帝把时间之宇宙倾倒在河流里，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扮演引水槽的角色，让时间之流在我们空荡的体内流动。

在加利利各处，都能看到交配的鸟儿。在拉维合作农场，我站在能够俯瞰加利利海的开阔山丘上。在我上方300英尺的天空中，雨燕在空中交配。两只雨燕一起往下俯冲，坠落，然后飞高。这些高山雨燕体型很大，腹部呈白色。鸟类如何在空中交配？它们飞高，拍动着翅膀，以一种别扭的姿势交合，然后分离。两者之中，往往有一只会停止拍动翅膀，于是它们坠落，分开，小作歇息，再度飞起。它们爬升时又快又急，你只能看见空中四处遍布着它们追逐和交会的点。它们盘旋坠落时速度更快，那姿态让人心碎。后来我才知道，它们会在黄昏时分飞到最高的地方，晚上就在空中睡觉。

鸟儿在四处交配，在尘土里，在篱笆路上，在树枝上。这些鸟有许多来自非洲，像人类一样，它们为了食物，便循着肥沃的东非大裂谷往北行。我看到一只头冠很大的戴胜鸟，它从一棵尤加利树飞到篱笆上，兴奋地跳来跳去，一再把羽冠像小孩子把玩折扇那样张开，收起，张开，收起。另一只戴胜鸟在附近的一株牡荆中穿梭。它们的长相很奇怪：身上是粉红色的，双翅和尾巴则是黑白分明的条纹，头部顶着厚重的装饰。《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上载明，禁止以色列人吃戴胜鸟，也不能吃鹳、鹭鸶和蝙蝠。

切尔诺贝利的曼那罕·那鸿拉比说：“万物受造于上帝，每一受造物之上都显现着造物者的踪影。”这个二重观念属于“超泛神论”，它和“泛神论”不同。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家大卫·崔西表示，超泛神论是当代的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私下抱持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上帝不单是——像泛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万物之中，而是更为深刻的：万物也同时在上帝之中、在上帝这位超验者之内。树丛不只是树丛，也是神灵。

我还看见鸽子在沙地上交配。那时是清晨，雄鸽和雌鸽在山顶小径上交合。在它们后方是蓝色薄雾中的加利利海，北方的梅隆山和撒法德镇分列在杰贝坎安山的左右。其他鸽子在附近的枝丫间叫唤。对作家史考特—麦克斯威尔来说，鸽子说的是：“爱太真，爱太真。”但对诗人玛格丽特·吉布森来说，鸽子说的是：“没希望，没希望。”遵守教规的犹太人，每当看到大地景观——譬如山岳、丘陵、海洋、河川和荒漠——的时候，要念一句表达感恩的祷词：“主啊，赞美您，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一切造物的创造者。”这句祝祷，在再次看见海时也要念出，譬如在隔了三十天之后再次看见地中海的时候。

稍后，在午后的毛毛雨里，我看见蜗牛在树叶下的潮湿石头上交配。第一个钟头里，雄蜗牛用他柔软的头一次又一次去触碰雌蜗牛的头。有些蜗牛的阴茎长在头的右边。雌蜗牛把自己的两根触角缩了起来。雄蜗牛为了要与她碰头，从壳里张开并围绕着她。起初她也把自己伸展了一些，朝他的方向靠过去；碰触时，两只蜗牛仿佛在亲吻。在整整第二个钟头里，她把头完全缩回，但脚没缩；而他似乎把头伸进了她的壳里，仿佛在问她愿不愿意碰一碰头。我不再往下看了。所有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都否认这世界——这围绕着并吸引着我们的花花世界——乃是幻象，尽管我们时不时会看到奇异的景象。不过，没有人否认过上帝的不可见性；没有人能否认他的声音非常安静、非常微小；也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那是一个满月之夜。我看见月亮升起，看着它爬上一丛山柑，爬过宁静的橡树丛，然后攀越一棵桃金娘树。《塔木德》里说，暗夜行路如若觉得心慌，一支明亮的火炬抵得上两名同伴，而一轮满月则可抵三名同伴。主啊，赞美您，我们的上帝，宇宙的创造者，您带来了夜晚，为我们创造了神迹，让我们活在世上，把我们带到这时代。

第二天上午，我看到了一对虎纹凤蝶。他背着她，在天上飞。她把翅膀收拢合在背上。负重的他飞起来却丝毫不显笨拙。他最终停在云杉枝上约七英尺高处的一块光斑上，他弯着身子，紧紧夹住她的腹部。

真是个生机蓬勃的农场。阳光割裂大地，雨水击打花苞。田野里长着野生芥菜、婆婆纳和黑眼菊，排水沟旁长着锦葵，蜜蜂在其中跌跌撞撞。我在土里发现一小撮潮湿的蜗牛卵，看起来像银子一样闪闪发亮。蜗牛会背着已经成形但非常非常小的小蜗牛前行。这些戴胜、鸽子、蜗牛与凤蝶的子代里面，有多少能正常生长呢？正常来说这个比例高达90%，但不久之后大多数子代就会被吃掉。

沙
SAND

罗马人攻打叙拉古时，阿基米德无视周遭的熙熙攘攘，在沙地上继续画他的抛物线。一个士兵发现了他，要把他拖去罗马将军面前，阿基米德说：“请不要破坏我的圆。”他对士兵说：“等我把这个证明题做完。”士兵显然不愿等，当场杀了他。

在耶稣的生命接近终点时，文士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捕的妇人，令她站在耶稣面前。根据律法的规定，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人们问耶稣，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妇人？

耶稣弯着腰，用手指在地上画字，仿佛不曾听见他们的话。

人们还是不停地问，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他又弯下了腰，继续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大概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老老少少的人们一个一个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看见只有妇人还在，便吩咐她回去。

我看见一名赤脚女子在画画，她画的是一棵光秃秃的树。她戴着蓝色面纱，用尤加利树枝在沙地上画着。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弯腰躲在骆驼的腿后，用他尿出的水柱在沙地上写名字。（阿拉伯文的特点让这种另类的书写得以实现。）我看到，骆驼的肚子下，一股水流像蝮蛇一样在沙上移动。稍后这个叫以扫的男孩向我要烟，我不给，他又问我借火。要火机去做什么？他说他要煮咖啡。我问他，你喜欢咖啡吗？“当然喜欢！我可是贝都因少年。”以扫说。

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旷野隐士们留下了不少嘉言懿行，其中有这么一则：“罗特院长去见若瑟院长，并对他说：我会尽我所能，遵循会规、守斋、祈祷、默想，过平静的生活，净化自己的思想。我还能再做什么？这时若瑟院长站起身来，举手向天，他的手指变成了十支火炬，并对他说：何不变成一团火？”

中国
CHINA

1930年早春。德日进穿着一身教士服，在一位新朋友位于北平住处的庭院里喝下午茶。这位新朋友是来自美国的露西尔·史旺。从当时的照片看来，他坐在藤桌旁的一张竹椅上，坐得笔挺但神态轻松，谈笑风生。史旺坐在另一张竹椅上，专注地看着他，看起来非常开心。发带箍住她鬈曲的短发，不让头发盖住她坚毅的脸庞。她穿着长裤和及膝连帽风衣，扣子敞开着。那种天气下在户外喝茶还是有点冷，她那只白褐相间的小狗蹲坐在她的膝前，抬头看着眼前谈笑风生的两人。

那年，他四十九；她四十，是位雕塑家，离了婚。那时距离发现北京人已逾一年，他住在周口店遗址附近的村子里，每周回北平一次。他们在一场晚宴上结识，两人立刻对彼此产生好感：“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找回年轻和希望的感觉。”她如此回忆。她读的是圣公会的寄宿学校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在北平，她制作了许多黏土和铜质的半身塑像，以及半抽象的人形塑像。终其一生，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览不绝。两人很快熟络起来：一起散步，五点时喝下午茶，六点时他回到位在城区另一边的耶稣会住所。那几年里，他们在一起时总是有无数的欢笑——举个例子，露西尔把她在《纽约客》上看到的“小国王”漫画转述给他听，他们的笑声传到了院墙之外。

一位曾和他们一起喝茶的朋友追忆：“露西尔长相标致，体态丰满，由内而外绽放出温暖和真诚的热情，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而德日进神父是位“身材瘦长、气质高贵的神职人员……一个嶙峋的贵族。他总是以一种庄重愉快且积极的态度为他人带来温暖，永远细心替人着想，而不是考虑自己”。

1930年6月：“蓝色的帐篷搭在一面含有化石的峭壁边缘，望向外蒙古的无垠大地。”他写道，“我们与外界隔绝，孤独地进行工作。”此时他在外蒙古的荒野边境进行探查工作，他知道这封信还得再过几个月才能寄出。“一切音讯阻绝，回巴黎的愿望至此已无着落。”他还没开始写信给史旺。在戈壁沙漠，在“无尽的苍凉野地”，他遗失了一个打火机。这种事总会发生。

他中断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转而加入了一个美国人的考察队：1930年的洛伊·安得思考察队，正式名称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队”。在此之前五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骑着骡子到戈壁边缘的几个地点挖掘化石；安得思考察队则带他去往更远的地方。为了确认北京人存在的年代和环境，他要弄清楚全亚洲第四纪的地质史。事实上，在长达将近一年荒凉而蜿蜒的旅程中，他发现了能够连接蒙古地层与中国地层并标定其时间的证据。

对这位习惯骑骡子的法国先生来说，安得思考察队的交通工具要先进得多。他们驾驶道奇卡车，由骆驼队来运载汽油。一位队员说：“挖掘工作中，我们每天会遇到五至十条棕色的毒蛇。”由于有毒蛇，所以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如既往，在德日进的信里他只字未提此事。德日进很喜欢安得思这位以挖恐龙蛋而出名的人士，说他是“绝佳的谈话者”；安得思还是一名猎人，每当队里粮食紧缺，他便开车驶向明亮的旷野，回来时“踏脚板上绑着两三只黄羊”。德日进则把精力用来琢磨那些显然是悖谬的神学思想。战场上的三十个月使得他“非常崇玄，也非常务实”；此刻，他在位于蒙古的蓝色帐篷里写道：“雨、暴风、沙尘和刺骨寒风，燃起了我也抚慰了我。”他们把那个地方称为“狼营”，因为那里曾是狼和鹰的捕猎之地。

“所谓纯粹，不是脱离宇宙，成为独立的存在；而是更深刻地渗入其中。”他写道。

翌年，他加入一个法国考察队，担任队里的地质学家。1931年的“东方之旅”考察队用九个月的时间横越亚洲，直抵俄国边境。经过这趟艰辛的旅程，他对亚洲的了解愈加深厚。他们一直西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觉，他已经到了北平和巴黎的中点。他和他的法国队友坐着雪铁龙的履带车跨过了“不可逾越的跌宕大陆”，穿越了无止境的沟壑，也走过了北亚的壮丽地貌。他们穿越海拔21,000英尺的山域，沿丝路北线西行，远至阿富汗的帕米尔山脉。据其他人说，这位古生物学家经常在半路停下他的雪铁龙履带车，奔向前方的荒野，拾起一颗有切削痕迹的绿石、一枚旧石器，或者一截骨头。

“这片海洋般广阔的土地，被锐利的岩石棱脊切割开来，黄羊栖居其间，并点缀着红白相间的喇嘛寺……我有义务去了解这土地。”他自天山山脉开始探察，巨大的山岭陡降600英尺后在山脚处与吐鲁番洼地相接。之后，吐鲁番洼地伸展成一片“广阔的低地”，在那里，塔里木河蜿蜒于“不断移动的罗布泊里”。

“你看，我仍然不知道生命会将我带往何处。”他在给朋友贝古昂的信里说道，“我开始觉得，恐怕我将会永远如此，至死都是一个流浪者。”关于他的生和死，他都说对了。

弗里肖夫·舒昂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灵知派思想家马克·帕利斯的思想：“缺席的永远是人，而非神的恩典。”国家、政治机构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正的宗教，所以他们时不时要将那些真正虔诚的信徒处死。毕竟世人所追求赞颂的是——如马可斯·柏格所指出的——“成就、富足和外表”，而这些正是坚强的灵魂所避之不及的。

仲冬，“东方之旅”考察队在归途中探索了戈壁中一片从未被测绘过的广大地域。那里的温度盘桓在零下20摄氏度和30摄氏度之间。他们不敢让车熄火，每天休息两次，裹在毛皮大衣里动也不敢动，站在伙食车旁喝着锡杯所盛的滚烫汤水，而且要赶在汤还没结冰之前喝完。

云
CLOUDS

1975年7月2日，根据《巴尔的摩美国新闻人报》的报导，前一天“自撒哈拉沙漠西面飘来的一团沙云，飞越几千英里，给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区罩上一层阴霾。美国国家气象局加勒比海地区主任荷西·柯隆表示，此次阴霾为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而且会持续好几天”。

1981年7月30日，画家古列维契画了一幅石墨画，画的是那天在康涅狄格州中镇市上空飘过的七朵云。其中最大的一朵云掉了队，这朵黑云的边缘皱巴巴的，延伸于好几层大气之中，似乎侵犯了他者的领空。

数
NUMBERS

既然尘土堆积在万物之上，为什么每一代的人看一切都觉得很新？天然的和人为的残骸把陆地堆高，植物在堆积物上生长。我们心知肚明：一切都是舞台布景，是一座堆在许多层舞台上的临时舞台。而每一年的真菌、细菌和白蚁会带走旧的一层，每一年又会有新的沙、草、叶把舞台背景更新，造成一种完美的幻象，让人以为我们的世界才是最新且亟待面对的世界。当济慈在罗马时，他看见许多高高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扎根在竞技场断垣的沙土堆积之中，生长得茂盛无比。我们怎么能怀疑自己的时代？怎么能怀疑这个每一瞬间都闪闪发亮映射着未来之光的时代呢？就像独木舟需要用桨拨开水才能行进，我们也必须要拨开现世之光，才能生存下去，继续前进。

只要这片土地可以种东西，我们就会在坟上种植粮食。对我们而言，死去的一代代犹如木乃伊一样黑暗阒寂，死去的一代代犹如庞贝城的壁画一样逐渐黯淡。难道不是吗？

我们生活的地方无处不藏匿着地雷，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没有人能够通过，没有人能够走出。你我都可能因心脏疾病而死。在之前的大多数时代，饥荒和细菌可能在心脏罢工之前就先要了我们的命。我曾读到过，死于钓鱼的人，要比死于包括战争在内的其他任何人类活动的人数还多。今日，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岁，意大利人78岁，中国人68岁，哥斯达黎加人75岁，丹麦人77岁，肯尼亚人55岁，以色列人78岁……美国人大约能活到79岁，我们睡掉了其中28年，只有另外51年是醒着的。你已经过了你预期寿命的多少年？我跪在地上玩“捡五十二张”的游戏，把散落的纸牌集拢，就像在找寻一年里的每个星期。

人类大概在10,000年前开始定居，这样计算的话，我们大约是第500个开化的一代人。假定智人出现于150,000年前，那我们这个物种就是第7,500代。若从最早的原始人类算起，则我们是第125,000代。然而，当新生的鸟儿飞翔歌唱，当新的云朵在天际飘荡，要怎么才能说服自己，我们不过是一出漫长戏码里的短期替身？不管是鬣狗还是细菌，生物的更新换代就像舞台人员更换布景，把道具搬走，把死者扫开。

为了让我们生活的这片空间保持崭新，我们刷去尘埃或者运走积土，我们砍林伐木或者焚烧植物，还要把草地割得既新鲜又锐利。

以色列
ISRAEL

在耶路撒冷的哭墙——这个自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之后就沦为废墟的地方，风大得简直能把人的衣服撕裂。一个哈西德犹太人逆着风前进，他用手按着帽子，鼓起的黑色长袍就像是灌满风的帆。

我和其他游客一样，顶着强风，用额头和双拳抵着岩壁，对着石头祈祷，让祷词穿透石墙，然后后退几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着这面墙祈祷，写下祷词塞在石缝中。他们说，会有天使来这里，把纸条收集到丝袋里，再把它们送到目的地。我看见有张红色的纸条被风吹走，风把纸条吹到人群当中，然后吹到广场石阶上。我跟了过去，在石板地上捡到了那张纸片。

在把这张红色的纸条塞回墙缝之前，我打开了它。打开折折叠叠的红纸，里面包裹着一张很小的白色纸片，纸上用清秀的笔迹写着：

——愿我梦中的男孩，跟我说话。

撒法德的圣哲、卢利亚的弟子亚伯拉罕·哈列维拉比，曾在耶路撒冷的哭墙看到异象。他看到舍金纳：那遭到放逐的上帝的世间形象本身。她现身于他面前，“披头散发地从至圣所离去……巨大的痛苦和绝望笼罩着她”。他昏迷过去。清醒时，舍金纳“把他的头搁在她两膝间，擦去他眼中的泪水”。

耶利米也见过类似的异象。当他走向耶路撒冷，为主的使者适才焚毁了圣殿而哭泣，这时他看见“山顶有一女子坐着，身穿黑衣，披头散发，哭声凄惨，希望有人能安慰她”。她告诉他：“我是你们的‘锡安母亲’，是七名孩子的母亲。”

1995年5月4日，我在耶路撒冷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得知有个布鲁克林的哈西德女孩在康涅狄格州北部的森林里失踪。

失踪者叫苏莉·费尔德曼，14岁，在学校所办的前往马萨诸塞州史德桥村的郊游途中失踪。师生共计237人，他们中途停下来到毕格罗低地州立公园的林中散步。这个公园位于康涅狄格接近马萨诸塞的交界处。费尔德曼在林中掉了队，当学校巴士准备上路时，没人找得到她。两州都派遣警力把松林和山月桂丛间的空地都搜了个遍。作为个体的我们，到底是谁？

邂逅
ENCOUNTERS

在一处海拔12,929英尺高的开阔平缓的山顶上，我和其他人分开活动。公元前1125年，巴拉率领底波拉的军队从他泊山蜂拥而下，袭击了迦南人的将军西西拉和他的九百辆铁车。后来，有三位曾经是渔夫而今是浪客的人站在他泊山（又有一说是黑门山）的山顶，看见耶稣变换了容貌并放射出光芒，还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同耶稣说话。公元67年，罗马将军普拉奇德斯在此击败以色列人。现在，我站在高处，俯瞰广阔的谷地缓缓向蓝色的加利利海延伸而去。黑门山矗立在加利利海的北边，谷地对面就是约旦。风扬起了沙。强风中，一只乌鸦斜斜飞过。西边，迦密山脉矗立在地中海岸。不管往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或红或灰的丘陵，以及干巴巴的山岭。

其他游客和我一样：眯着眼，逆风向东看。我们登上这座光秃山岳的大部分路程都是乘车，然后爬几段阶梯到达山顶。我开始下山。

我正要下石阶时，一只温暖的手滑进我手里并握住了我。我转身，是一个大约十六岁的以色列女孩。这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孩，轻轻握着我的手。她的眼神很是惹人怜爱，仿佛和我相识。她的头发稀疏，额头扁平，下巴柔软而突出。全世界每730名新生儿里就有1名宝宝患上唐氏综合征。她对着我微笑，披散的头发随风而动，脸颊闪闪发光。在整段台阶路上，她都安心地握着我的手。最后，她松开手，离开我，回到她自己的队伍里去。我继续前行，走向那片在火山作用下变得黝黑的戈兰高地。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里从叙利亚手中夺走这块地方，并于1981年正式并入版图。在我的圣山之中，他们既不许加害，也不许毁坏。

平哈斯拉比说，人类从不同的地方汲取上帝鲜活的力量，而后汇集起来构成了文明意义上的“人”。也许，随着人类对上帝的理解逐渐深刻与扩大，人类就越能看到上帝的全貌。又或者存在着一个全宇宙的统一意志，而我们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一切时中，常依方便，护持定力，如护婴儿。十一世纪时，长芦宗赜禅师如是劝诫世人。

思想家
THINKER

德日进在五十岁的时候说，他已领略到地球的大小及其面积。在来到中国的头十年里，他从太平洋走到阿富汗，从中国东北的兴安岭向南走到越南。完成东方之旅考察队的任务后，他整个春天都在北平工作，整个秋天都在旅行。也就是那时，1932年，在结识三年之后，他开始写信给露西尔·史旺，那位他曾多次在她红色院门内喝过下午茶的雕塑家。

在他写的那些信中，信首的称谓从“亲爱的朋友露西尔”变成“亲爱的露西尔”，然后是“最亲爱的”。她则一直称他“最亲爱的”（有时他会在这个词下划线），直到他去世，23年来不曾改变。他们各写了数百封信，在后来出版的两人的书信集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爱他，而他也爱她。“露西尔，我满心是你。你给了我那么多，我该如何感谢你！……过去几个月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跨过了我心中的那道坎。……我的梦想是让你幸福。”

她为他翻译作品，塑造北京人的复原头像。而他，也对她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再三提到，他必须信守誓愿。他告诉她：“我并不属于我自己。”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通过女性且唯有通过女性，男性才能挣脱孤独。”但是，爱必须是精神性的，用一种正确的热情去爱。他在给她的信里说：“在持续的共同探索之中获得喜乐并相互融合，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最亲爱的。”他从未违背他的任何誓愿。（凡是愿意守誓的男女都会同意：虽然群居生活最难忍受，但最难持守的誓愿是服从，而非世俗大众以为的贞洁。德日进不是隐修士，无需忍受隐修院二十四小时的群居生活，但服从却令他深感恼怒。至于贞洁誓，他后来承认，他“经历过一些困难阶段”。）

史旺写信给他：“有时我觉得，我得接受太多事。”她在私人日记里写道：“友谊无疑是最高形式的爱，同时也非常困难。”这些年里，他一直住在北平，中间曾回法国住上若干月。他还去了南美洲、缅甸、印度、南非、罗得西亚和爪哇。在两人相遇之后的二十二年里，直到她1941年搬回美国为止，其间的大部分时间两人都住在北平。她在那几年和接下来的十四年里，有时会离开他几天，去法国、罗马、埃塞俄比亚、瑞士、暹罗、伦敦和印度。1952年，七十二岁的他搬到她居住和开展览的纽约市。他们经常见面。“我们仍为彼此带去困扰。”他写信给住在城市另一边的她。而令她格外困扰的是他新认识了一名女子，并结下深刻友谊——另一个美国人，小说家。

三年后，他逃过了一场心脏病发作。在经过数十年间从世界各地发出的数百封情书、千百次的重逢和道别，以及在纽约的数百次拜访之后，他还写信对她说，希望“情感上，一切会逐渐安顿下来”。然而已经没有时间“逐渐”了，十一天后，他去世了。从他六十几岁时所拍的一张户外照看来，史旺是个美人。相片里有只狗，嘴咬住毛巾的一头，她则手握毛巾的另一头。狗望着她的脸，显然是在等她的指令。德日进去世的十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在他给她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我明白，我们之间的一切必将永存。”我们衷心希望如此。而且也希望——至少我希望——在天国里，人们能少一点儿顾虑，最好是完全没有。

德日进认为，物质世界的边缘会变得透明并逐渐消融，就像一把边缘会逐渐薄到只有一颗原子厚度的梭鲁特石刀。这位科学家年轻时也认为：“世界的一切只有物质”；从物质无法导出精神。很快地，他倒转了说法：世界的一切都是精神，除非透过基督，否则从精神无法导出物质。“基督遍布整个宇宙，在它的边缘处消融。”这种怪异又出彩的词汇使得热爱神学的读者们为他发狂。基督是燧石，燧石是基督。世界是炽热的。而万物是“神圣本质的无数延长，纵万物各有其个性，但万物皆由鲜活透明的血肉所造，且由内而外散发光芒”。

就连最崇玄的道教思想家龙门派道士也说过：人力可以“助济天功”。又或者如现代的道家思想说的，人可以“依循天意，把世界的演变方向引导至纯真之境”。就连埃克哈特大师也说：“上帝需要人。”德日进说：天主需要人来彰显他，完成他，实现他。德日进的朋友戈内院长如此阐释德日进对天主的想法：“主的名是神圣的，但需要我们来使其成圣；主的统治是遍在的，但需要我们才能统治；主的意志已下达，但需要我们来完成。”这位古生物学家自己说：“这项工程正在进行之中。”

邪恶
EVIL

1995年5月5日，失踪的那个女孩是一名吕巴维契宗的哈西德信徒。她身材细瘦，身穿蓝色格子棉衫、蓝色长裙和防风运动夹克。在此之前几个月，一名叫霍利·毕兰宁的十二岁女孩也在同一座森林失踪。搜索者找到她时，她已经被杀害。

5月4日那一夜，费尔德曼应该是在森林里度过，而那一夜她的父母应该如同身在地狱。那晚非常冷，天亮前下过几场雨。现在，天气预报说会有暴雨。威廉·詹姆斯曾说，当我们之中有人死去，就像世界闭上了一只眼睛。黑格尔所说的“色如牡蛎、灰暗漆黑的绝对者”和这个穿格子裙的布鲁克林女孩，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对犹太人而言，世界尚未完成，而人们必须去完成它。”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埃德蒙·弗列格如此说道。最近，劳伦斯·库什纳则以强烈且直接的态度表明了相同观点：“上帝没有手，我们有。我们的手即是上帝的手。上帝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上帝会做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人性就是宇宙的知觉器官。……没有我们的眼，那神圣的存在不过是个瞎子。”

1995年5月6日：一千多名义工开车从纽约、蒙特利尔、波士顿、华盛顿特区赶来。其中包括六百名哈西德信徒，他们留着胡子，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其中一群人载来了几卡车符合教规的食物供所有搜救者食用。波士顿的弗特冈解释：“《圣经》上说，拯救一人便是拯救全世界。”《密西拿》说：“任何人若救了以色列一人，就如同救了全世界。”报上说，苏莉有十四个兄弟姐妹。

苏莉的父亲从事房地产业。他从家里带来苏莉的枕头，好让搜救犬辨认气味。警察、消防队员、义工、搜救犬，甚至搭载红外线感应器的直升机，都找不到她的踪迹。警方正在追查一名二十岁出头的高瘦男子，报上印出了他的素描。气象预报说当晚下雨的概率是百分之百，气温约华氏四十多度。

著有《犹太静思》一书的阿利耶·凯普兰提到一个悖论：如果上帝是全部星系的上帝，那对他而言，一个星系“不过小如一粒细菌”，但同时“在他看来，一个人又能大到和整个宇宙同等重要”。许多人无法忍受活在悖论里。如果空气是悖谬的，他们就屏住呼吸，赶快离开。当然，很多人也不同意米尔恰·伊利亚德所从事的比较宗教研究——仿佛把各种宗教拿来做“比较”就是不尊重每一宗教的独特性。

在美国，我们之中每天平均只有6,381人死亡，而有10,852人降生。我想，苏莉的妈妈应该记得她的出生和她的其他一切。

1977年4月14日的黎明，我在太平洋岸西北区的一座岛上看见西边的一朵云，云的形状很像一块鱼排。最近，数百名义工找遍了全世界的天空，都没能找到那朵云。

现时
NOW

此刻，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城墙边上，有个人日夜不停地来回踱步。他就是巴·申·托夫。他穿着长筒靴，走得一瘸一拐，正思考着最深刻的问题。

此刻，在美国一家医院外的人行道上，三个骨瘦如柴的原始人正在行走，他们是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其中一人犹疑了片刻。

此刻，潘霍华穿着条纹囚衣坐在吊床上，正在写信表达他的——在当时已经过时的，而或许在一切过后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介于上帝和人类宿命之间的那片未被定夺的“神学范畴”，是一种“恩宠”。他希望在未来的某天有人能花点时间解开他的这个心结。

此刻，在北半球的某处，一名妇女正提着篮子，篮里坐着她那神情高傲的孩子，一个鸟头侏儒。

此刻，越过我女儿堆满作业的书桌往窗外望，我看到一名体型修长的男子正在帐篷旁边整理木条箱里的骨头。这个正在整理骨头的高瘦男子是否知道《密西拿》？《密西拿》上说，在六天的创世过程中，上帝创造了关于火的理念和关于骡子的理念。后来，人们发现了如何制造火以及骡子，以它们为工具，人类得以探索沙漠。

1995年5月7日：他们找到了那个哈西德女孩，她躺在断颈溪附近的林中。之所以能找到她，是因为她留下了一枚鲜明的脚印。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裔警察发现附近有一条泥土路还没人搜查过。他和另外五名警察开车沿着路往下，在一棵树旁看到了她。她体温正常，尚未脱水，一切都好。听闻找到了她，林中的哈西德信徒们齐齐跳起了舞。一位从纽约北部来的义工说：“我们要走了，再见康涅狄格。”女孩被带到医院，进行全身检查，然后被送回家。欢迎她归来的车多得把布鲁克林的停车场都塞满了，停车场上挤满了黑大衣、黑胡须和黑帽子的哈西德信徒，他们的装束从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化过。一名当地义工说：“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围成圈齐齐跳舞。”

在她所住的布鲁克林博洛公园，人们悬挂了一面橘色的横幅，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赞美主，他的良善今在永在”。喜乐确会重返。

“关于死亡，最糟的必定是第一夜。”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写道。在耶路撒冷城里，一名罗马士兵残酷地杀害一个老人，士兵用刷马的圆刷把老人的皮肉从骨头上刮下来。而一名医生正在抢救一个新生儿。过了很久，婴儿开始呼吸。她气喘吁吁，伸展四肢，开始哭啼。

亚伯拉罕·赫歇尔说，上帝是否存于我们之内，完全由我们决定。我们的心、我们的智和我们的灵魂，驱使我们的背脊抬高或弯下，驱使我们的手去索取或付出，驱使我们的唇说出善言或恶语。上帝需要我们，不管情况是否危急，他把自己交付到我们手中。连某些原教旨主义者都认为这个无比现代的理念振奋人心。

1992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市，佐治亚州福音圣教会的牧师卡尔·波特教士正向一群反应热烈的群众布道。作家丹尼斯·柯维顿在场聆听。“‘上帝不是在天上某个地方的白胡子老人，他是神灵。’阿门，感谢主。‘他是神灵，他没有身体。’阿门，感谢主。‘他的身体就是我们。’阿门，感谢主。”他的身体就是我们——很有意思的现代神学。这种说法把关于上帝全能性和上帝完备性的教义搞得一团乱，却没有令信徒们感到困扰。或许是因为这种说法所解决的问题多过它所制造的，它至少挽救了人们关于上帝是慈悲和良善的信念。

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是他被钉上十字架前要做的事？接下来数周的行程？往约旦河外去，到犹大地的伯大尼，再到接近旷野的以法莲，回到伯大尼，然后进耶路撒冷？

“直到时间的尽头，物质都将永葆青春、丰沛、旺盛、如同新生。”德日进写道。最细的黄土和最细的沙，微小而数不胜数的它们构成了陶土：皇帝派人把陶土塑成挺立的兵卒，在厚厚的黄土之下陪伴他的遗体；巴·申·托夫在喀尔巴阡山以挖掘陶土为生；史旺把陶土敷在北京人的头骨模型上，赋予他脸孔、头颅和脖子。

你无法修补染色体、平息地震或遏阻洪水。你无法为死去暴君所犯的杀人暴行偿罪，单凭你一人也抵抗不了还活着的诸位暴君。

马丁·布伯在他出版于上个世纪初的杰作里指出，是日常世界“提供”了使我们得以与上帝相连的连接点，得以拯救我们和我们这小小的世界。这苦痛脆弱、满目疮痍的生活，就是上帝交付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救赎之地，“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原本的样子”。一个农夫可以解开灵魂所受的禁锢，还能把“他的牲畜和他的家宅，他的庭院和他的放牧地，他的工具和他的食物”之中蕴藏的神圣火花释放出来。由此推测，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怀着一颗神圣且饱含怜悯的心，去银行或邮局办事，和别人拼车，看那些要命的电视节目，处理退休金账户，开车，面对书桌、电话和钥匙。“只要他在神圣中耕耘并享用它们，就能释放它们的灵魂。……只要他在神圣中祈祷和歌唱，在神圣中吃和喝，在神圣中省思他的所作所为，那么透过他，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也就能够被拯救与更新。”

“扶起那些倒地的，释放那些被禁锢的，这是交付给人的使命。人所能做的不只是等待，不只是旁观。人，是能真真切切为这世界的救赎而努力的。”

这任务不是一定要在你手中完成，塔尔丰拉比说，但你也没有袖手旁观的自由。

“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命已被安置于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就像一块准备接受神圣之力的祭饼，”德日进用了一个基督教的明喻，“奥迹必定会实现。”

在西安皇陵的那个早晨，那个看见兵马俑仿佛要从壕沟涌出的早晨，我独自站在平原上瞭望。向南看去，我看到有个人在走动，一个在一片全然的寂静之中犁地的农夫。他装好鞍，拖着犁，踩着自己蓝灰色的影子，犁刀在地上切开一道长长的灰影。他转身，可能是在检查犁沟，也可能是听到了叫唤声。往北看去，有个人拿着铁锹正缓慢地走着，边走边翻掘绿色的土地。然而在我的正对面，我看见大地在黑暗中兀自行走。人们翻整大地：而大地把铲子翻进土里，把犁刀翻进土里，把人翻进土里。没有人能够见证我们是如何被埋下去，就像没有人见证逝去的一代代或文明是如何被翻搅过去。绿野天生是健忘的。

我们的星球被播下了生命的种子，我们一代代像层层相叠的瓦片。虽然我们不会像干草那样整排倒下，但我们终归要倒下。当那一天来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会被塞到地底下去。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打开时间之门，就像在草地上开路，就像船切开当下的波峰。

艾斯伯格护士抱着一只两英尺长的猛禽，这是一只鸢。她放开这只鸢，鸢用分叉的尾巴的一端撬开了婴儿达?芬奇的嘴。鸢把尾巴伸进那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双唇；然后它展开双翼，拍翅而去。艾斯伯格把裹好的达?芬奇放到台子右边，然后去抱左边的下一个。和任何一个婴儿一样，这个新生儿也是某个人的曾孙。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正在死去，每天都在死去。而在未来，一波一波的新生一代会在盥洗台上被包裹起来。

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地方官员詹姆斯·泰勒前往新几内亚高地（也就是今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探访一个山地村落。这个村落位于海拔3,000英尺的地方，村民对外界一无所知。他描述了其中一位村民的英勇事迹：在村落旁边山中辟出的跑道上，这位村民砍下树藤，把自己绑在泰勒的飞机机身上。飞机就要起飞。这位村民淡定地向他挚爱的亲友们解释：不管会发生什么，他都要去看看飞机来时的地方。

跋 | 为现世的存在开启一扇窗

刘悦笛
生活美学倡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书是折叠的世界，外面是打开的时空……”

这是某一天，透过一扇蓝棂窗子，朝向一片爱琴海面，刹那在脑海冒出来的两句。

书，本是与世界相通的；书，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关键是书写的人——那个在世的“存在者”，如何在“外在世界”的生存当中，获得“内在世界”的生命体验，由此来追问存在的意义。

《现世》就是这样一本“现世”之好书！

当我打开这个“折叠世界”的时候，不禁惊呆了：这是何等丰富的“一个世界”？这位被称为“眼界的开启者”（eye opener）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带着我们横亘中西、上天入地，真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这呈现出来的“一个世界”，就是“现世”的这个世界。《现世》原名为 For the Time Being，有人翻译成“暂时”，又有人译为“时下”，但总觉得还是“现世”好，为何呢？因为无论“暂时”抑或“时下”，仅仅是指称时间而已，而只有“现—世”，才把时间生存化，同时也空间化。“现世”不是“现时”，生存当然是时间化的，但当时间延展为世代，生存本身也就被“时—空”化了。

更有趣味的是，这本书采取了一种“复调”书写结构，大家可千万别被其迷惑而不知所踪了。其实很简单，《现世》将“诞生（Birth）”、“沙（Sand）”、“中国（China）”、“云（Clouds）”、“数字（Numbers）”、“以色列 （Israel）”、“ 邂逅（Encounters）”、“ 思想家（Thinker）”、“邪恶（Evil）”和“现时（Now）”的十个主题，加以并置拼贴起来。

这让读者有了两种读这本书的方式：你既可以按照作者排定的次序，一读到底；也可以按照关键词的索引，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加以跳读，这样就可以串起来十个平行的主题了。当然，这两种读法，也可以交叉使用，那种阅读的快感在如此进行间会轻易达致。

这种结构，可借用电影术语：平行交叉的“立体蒙太奇”。这就好似《天净沙·秋思》那首小令，前面是蒙太奇元素呈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但综合为一，方构成了“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境，所以才能“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境界”。

《现世》也是如此，它陈列十个生存元素：比如“诞生”，描写了人类的畸形儿，给新生儿洗澡的情况，穿插着关于生死之思；再如“云”，用最细微的笔法，陈述了人们对云的观摩与感悟；还有“沙”，不仅描写了沙之形状，叙写了沙漠成因，而且还描写出被沙所层层覆盖的人类历史；再如“数字”，则是陈列人类生存与死亡的各种数据；“邪恶”记述了人类的各种恶行；“思想家”竟是直接与东西方的犹太神学及禅宗佛学的思想家进行隔空对话……

其中，“中国”与“以色列”的两个主题，一个与我们相关，另一个与神相连。中国的主题，是以法国神学家与考古学家德日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展开的。那一段在中国的“神奇之旅”，被作者写得栩栩如生，辅以荆轲刺秦王的叙述，将秦始皇的生死故事也缝缀其间。其中，有对神人关系的反思，大家可以参见德日进的《人的现象》，讲生命出生之前，讲生命绵延过程，讲思想与生存之道，作者其实在处处与之进行心灵对话。

以色列的主题是对神的思考，以一位女性的视角重思了上帝、灵魂、善恶等神学主题，穿插了在以色列的所见所闻。但须要事先澄清：《现世》绝非一本神学之作，因作者本人恰是不信上帝的，这是一本现世之书。这是由于，她继承了那种来自梭罗的19世纪的超验主义，而在高科技的20世纪继续重申了超验主义的要义，及其倡导的意义。

然而，在作者内心深处，仍有一个大写的Godnote，但却不是如上帝那般的人格神，这个“大神”更接近于中国人所说的“道”。只不过，不是儒家所说的“天道”，而是道家所谓的“自然之道”。在《现世》的字里行间，你皆能感受到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道，作者实乃以一种敬神的态度，来看待自然与人生并寻求终极真理。所以我认为这种心灵的朝圣之旅，切切不可解读为神学之径，而是建基在新大陆“实用主义”思想根基之上的一种超验主义。

现如今的中国，到处都是心灵鸡汤，皆在故作高深，这本书好似一股清凉之风，让通过阅读而站在人生山巅上的你，陡然有一种凉水激背之感。这种令人清醒的感悟，来自于这位健在的美国女作家——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

她五十多岁写下这般文字，已尽显洗尽铅华之后的高贵，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现世》由此才有某种“盖绝”之妙。她为人类生存开启了一扇窗，不仅揭示了万物的生存之美、生物的生命之美与人生的生活之美，而且揭露出生存的肮脏、生命的丑陋与生活的无奈。那种天人相契的智慧，让中国读者读来，一定会倍感亲切，因为我们无非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尘埃……

这位老作家，现居纽约，她不再旅行，她不再见陌生人，她不再签售，她不再接受采访……每年，她只进行两次公共朗读，仅此而已，这也是一种面对生命的本真姿态……

是为跋。

2016年11月26日于闲傍斋

note 外国神学里God和god所指不同，大写的神是指非具体、泛神论的、能指代一切的神或者有神圣性的事物，国内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译名—— 编注。

中外名词对照与注释

第一章

《史氏人类畸形辨识》（Smith’s Recognizable Patterns of Human Malformation）

肯尼斯·里昂·琼斯（Kenneth Lyons Jones）

鸟头侏儒（bird—headed dwarf）

《塔木德》（Talmud），意译“犹太法典”，原始字义是“教导”。《塔木德》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地位仅次于《圣经》。

卡巴拉（Kabbalah），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卡巴拉将犹太神秘主义的注意力引向神性本质、创造、灵魂起源和命运，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

赫尔勒综合征（Hurler syndrome）

因纽特族（Inuit），住在格陵兰和北美洲的人。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德日进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伊普尔（Ypres）

阿拉斯（Arras）

凡尔登（Verdun）

乌拉山（Ula—Shan）

上新世（Pliocene），是地质时代中第三纪的最新的一个世，它从距今530万年开始，到距今258.8万年结束。上新世前是中新世，其后是更新世。

阿尔巴斯（Arbous）

萨拉乌苏河（Shara—Osso—Gol）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是一种在大约12万到3万年前冰河时期本来居住在欧洲及西亚的人种，常作为人类进化史中间阶段的代表性居群的通称。因其化石被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洞而得名。

旺楚克（Wanschock）

马克斯·彼卡德 （Max Picard，1888—1965），瑞士作家。

《沉默的世界》（The World of Silence）

特蕾莎·曼库索（Theresa Mancuso）

《米德拉什》（Midrash），希伯来语“解释”、“阐述”之意。犹太教解释、讲解《圣经·旧约》的布道书卷。

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

布莱顿（Brighton）

帕特尼（Putney）

《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印度神话史诗。

泰德·邦迪（Ted Bundy，1946—1989），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大卫·冯·德勒尔（David von Drehle，1961— ），美国作家。

《在死刑犯当中》（Among the Lowest of the Dead）

霍温克（R.Houwink）

温德米尔湖（Lake Windermere）

亚历克斯·舒马托夫（Alex Shoumatoff）

加利利（Galilee）

萨法德（Safad）

《妥拉》（Torah），或意译为“律法书”。Torah原始字义是“律法”，为犹太教的核心。它的意义广泛，可以指《塔纳赫》（Tanakh）25部经中的前5部，也就是一般常称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也可以被用来指由《创世记》开始，一直到《塔纳赫》结尾的所有内容。它也可以将拉比注释书包括在内。

以撒·卢利亚（Isaac Luria，1534—1572），犹太教神秘主义学者。

拉比（Rabbi），原义是“老师”，是对犹太教神职人员的称呼。

巴·申·托夫（Baal Shem Tov，约1700—1760），本名Isreal ben Eliezer，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创立者。Baal Shem Tov意为“圣名之师”。

梅隆山（Mount Meron）

哈西德教派（Hasidism）

《光明篇》，原文Zohar，全名Sefer Ha-Zohar，或可音译为《佐哈尔》，是犹太教卡巴拉密宗文献，以古老的阿拉米语写就，13世纪开始流传于世。被广泛认为是卡巴拉犹太神秘主义最重要的文献。

舍金纳（Shekinah），原义是“住居”（dwelling），指上帝在世间的形显。Shekhinah常被比喻为女性。

安息日新娘（Bride Sabbath）

马加比之血（blood—of—the—Maccabees）

霍华德·柯塞尔（Howard Cosell），美国体育节目记者。

《体育大世界》（The Wide World of Sports）是美国ABC电视网在1960年代开播的体育节目。

阿齐瓦·本·约瑟（Akiva ben Joseph），Akiva或拼成Akiba、Aqiva。

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德裔基督教著名神学家。

平哈斯拉比（Rabbi Pinhas Hirschprung，1912—1998）。

《密西拿》（Mishnah）是《塔木德》的一部分。《塔木德》包括《密西拿》（Mishnah）和《革马拉》（Gemara）。后者是对前者的评注、分析和补充。

以色列之地（Eretz Isreal）

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犹太裔瑞典籍的诗人，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哈德良（Hadrian，76—138），罗马皇帝，统治期间为公元117至138年。

丁尼·鲁弗斯（Tinneius Rufus），处决阿齐瓦时任犹太总督。

《施玛篇》（Shema）是犹太人晨晚祷必须念的祷词，Shema之名即得自于祷词的开头“Shema Yisrael”（“以色列阿，你要听”）。Shema是希伯来文里的“听”。

以利亚（Elijah）

凯撒利亚（Caesarea）

摩西（Moses）

罗伯特·梅（Robert M.May）

《双人脚踏车》（A Bicycle Built for Two），又名“Daisy Bell”，是一首天真的情歌。

《小小小世界》（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著名的迪斯尼歌曲。

《消费者导报》（Consumer Reports）

第二章

《布雷顿角医生回忆录》（Memoirs of a Cape Breton Doctor）

维多利亚县河中镇（Middle River，Victoria County）

安娜·麦克雷（Anna MacRae）

拉蒙特·麦克米伦（C.Lamont MacMillan）

佩特·艾斯伯格（Pat Eisberg）

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国作家。

《必必鸟》（Road Runner），指卡通片《必必鸟和歪心狼》（Wile E.Coyote and the Road Runner）。

圣约翰河（St.John’s River）

胎儿酒精综合征（Fetal Alcohol Syndrom，FAS），由于孕妇酗酒所造成的胎儿发育异常。

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瑞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始新世（Eocene）约距今5,300万年至距今3,650万年，是地质时代中古近纪（Paleogene）的第二个主要分期，介于古新世（Paleocene）与渐新世（Oligocene）之间。

克罗马侬（Cro-Magnon Man）: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大约生活在3万年前。

顾彼得（Peter Goullart，1901—1975），俄国作家。

梅厄·沙莱夫（Meir Shalev，1948— ），以色列作家。

《以扫》（Esau）

《耶城古坟》（Ancient Graves of Jerusalem）

艾尔梅提·皮耶洛蒂（Ermette Pierotti）

耶胡达·贺哈西德（Yehudah Hechasid），意即“虔诚的耶胡达”。

南森·凯菲茨（Nathan Keyfitz，1913—2010），加拿大人口统计学家。

贾斯汀·卡普兰（Justin Kaplan，1925—2014），美国作家。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7—1986），墨西哥作家、剧作家。

《佩德罗·巴拉莫》（Pedro Paramo）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犹太教神秘主义神学家。

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专研卡巴拉思想的犹太教神学家。

劳伦斯·库什纳（Lawrence Kushner）

阿默玛（Amemar）

祖特拉（Mar Zutra）

亚希（Rab Ashi）

波多利亚（Podolia）

I.J.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

《阿胥肯纳齐兄弟》（The Brothers Ashkenazi）

比东（Pithom）

兰塞（Ramses）

斐济（Fiji）

涅米罗夫的南森（Nathan of Nemirov）是纳赫曼门徒。

布拉茨拉夫的纳赫曼（Nachman of Bratslav）是巴·申·托夫的曾孙，哈西德教派的重要领袖。

卢旺达（Rwanda）

胡图（Hutu）

图西（Tutsi）

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1928— ），美国犹太作家。

克伦（Karen）

印古什（Ingush）

车臣（Chechen）

布里亚特（Buryat）

巴什立克（Bashlik）

休士顿·史密斯（Huston Smith，1919— ），美国宗教研究学者，出生成长于中国。

哈列维（Judah Halevy，1075—1141），西班牙犹太哲学家、诗人。

圣师亚维拉的德兰（Saint Teresa of ávila，1515—1582），或译大德肋撒、亚维拉的德肋撒等。

大马吉德（Great Maggid，1704—1777），本名多夫·贝尔（Dov Ber of Mezeritch），巴·申·托夫的传人。马吉德是“传声者”之意。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思想家、艺术评论家。

第三章

快乐木偶症候群（happy-puppet syndrome）

吹口哨脸症候群（whistling-face syndrome）

豹人症候群（leopard syndrome）

猫鸣症候群（cri-du-chat syndrome）

小精灵症候群（leprechaunism）

人鱼症候群（sirenomelia sequence）

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印象派画家。

股骨发育不良（femoral hypoplasia）

伊莉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美国诗人。

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

新港滩（Newport Beach）

三道河（San—Tao—Ho）

锡林河（Shiling-Gol）

呼伦湖（Dalai-Nor）

马布拉（Mabla）

高卢（Gauloises）是一种香烟品牌。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英国生物学家。

亨利·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1919），美国钢铁大王，也是著名的艺术收藏家。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约翰·缪尔（John Muir）

美熹德河（Merced River）

图奥勒米草原（Tuolomne Meadow）

丹纳山（Mount Dana）

威斯特伯（Westerbork）。威斯特伯集中营是纳粹关押犹太人的中转营，位于荷兰东北部，绝大多数荷兰犹太人经由这里被运往纳粹在东欧的灭绝营。

普罗格列索（Progresso）

科尔马（Colma）

纳什维尔（Nashville）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莱切斯特（Leicester）

坎迪（Kandy）

阿比丘（Abiquiu）

旷野基督隐修院（Monastery of Christ in the Desert）

菲利普·劳伦斯（Philip Lawrence）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美国天主教熙笃会修士，著名作家。

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又译作“诞主堂”、“耶稣诞生教堂”，位于传说中耶稣出生的马厩所在地伯利恒之星洞遗址之上。

拿撒勒（Nazareth）

以西结（Ezekiel）

曼那罕·曼德尔（Menahem Mendel）

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1923—1991），美国著名记者。

C.S.刘易斯（C.S.Lewis，1898—1963），爱尔兰学者、作家。

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8），天主教神学家。

牙仙子（tooth fairy）

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天主教神学家。

冯·休格尔男爵（Baron von Hügel）

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天主教会追赠给因教诲和学识而有功于教会的圣人作家的名衔。

巴芬岛（Baffin Island）

波弗特海（Beaufort Sea）

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alands）

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s）

卡尔·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德裔耶稣会教士。

盖伊·西蒙（Guy Simon）

夏勒瓦湖（Lake Charlevoix）

迦巴鲁河（Chebar river）

震教派家具（Shaker furniture）：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家具风格，反对装饰，强调功能性，这是与震教强烈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震教派（Shakers）是耶稣基督复归会（United Society of Believers in Christ's Second Appearing）信徒的普通称谓。震教派是美国重要的共产制宗教团体，信徒们追求苦行，认为所有事物包括家具应单纯满足最原始的需求即可，因此家具的最大特点是朴实无华。

西奈山（Sinai），又称摩西之山，传说上帝在此向摩西显灵，赐给他刻有“十诫”的石板。

乔尔·戈德史密斯（Joel Solomon Goldsmith，1892–1964），美国作家。

第四章

黑石（Kaaba stone in Mecca）。相传此石系古代的先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追溯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修建天房时，在附近的艾布·古拜斯山所采。另一传说是，在人类始祖亚当建造的天房克尔白被洪水冲毁后的遗址上，亚伯拉罕率其子以实玛利重建时，天使迦百列递过一块黑石镶嵌在克尔白的东南墙角上。亚伯拉罕以这块黑石证明这座房子是献给真主的，是人们的祈祷之所。镶嵌在麦加天房东南角墙上的，是一块黑红泛褐色的石头，直径约30厘米。

扎格罗斯山区（Zagros Mountains）位于伊朗境内。

盖瑞·克列维登斯（Gary Clevidence）

新皮质（neocortex）。依据进化，大脑皮质分为古皮质（archeocortex）、旧皮质（paleocortex）和新皮质（neocortex）。古皮质和旧皮质与嗅觉有关，总称为嗅脑。在哺乳动物中，等级愈高，新皮质愈发达。由于人类新皮质的高度发达，它约占据全部皮质的96%。

阿什肯纳齐正统派（Ashkenazi Orthodox）

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

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犹太教中，帐幕和后来犹太圣殿中的最内层的位置，以幔子和外面的圣所隔开，被认为是耶和华的住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时才能进入，如果大祭司不洁，上帝会击杀他，只有第二年的新祭司才能将他的尸体拖出，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在他的腿上系上绳子（根据《出埃及记》，大祭司的袍子上还应系上铃铛，以便人们判断他是否死亡）。

奎师那（Krishna）：旧译为“黑天”，新译作“克里希那”。被视为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是诸神之首，世界之主。此段故事出自《薄伽梵往世书》（Bhāgavata Purā?a）。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丽斯·哈瑞斯（Lis Harris），美国记者，作家。

迈锡尼（Mycenae）

詹姆斯·特菲尔（James Trefil，1938— ），美国物理学家暨作家。

梭鲁特文化（Solutrean culture）

《胡闹》（Makin’ Whoopee），一首英文老歌，此处所引的歌词原文是He’s so ambitious he even sews.

道格拉斯·普列斯顿（Douglas Preston,1959— ），美国小说家。

密歇根医学院（Michigan Medical School）

约翰·费弗（John Pfeiffer）

菲利普·奎宁（Philip H.Kuenen，1902—1976），德国地质学家，著有《沙与沙岩》（Sand and Sandstone）。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

《神的氛围》（The Divine Milieu）

《世界的弥撒》（The Mass of the World）

《物质核心》（The Heart of Matter）

索邦（Sorbonne）即巴黎大学。德日进于1922年从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服从誓（vow of obdeience）：耶稣会的成员必须发誓他们将生活贞洁、贫穷，对修会和教宗的命令绝对服从。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曾说：“假如教会这样定义的话，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

梵二大公会议（Vatican Ⅱ）是天主教会于1962—1965年间在梵蒂冈所召开的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主要议题是教会的现代化。

约翰·约瑟夫·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1894—1979），出身于印第安奥赛奇部族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家。

奥赛奇（Osage）

佩奥特祭坛（Peyote altar）

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传奇的德国考古学家，证实了特洛伊和迈锡尼古国的存在。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

潘德尔（Pendle）

兰开夏（Lancashire）

惠利（Whalley）

凯尔文爵士（Lord Kelvin）

橄榄山（Mount of Olives）

安特卫普（Antwerp）

罗伯特·艾斯伯格（Robert Eisenberg）

欧内斯特·贝克（Ernest Becker，1924—1974），美国作家。

《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197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

《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又译《淑女本色》。199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改编自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

拉尔夫·塔奇特（Ralph Touchett），《一位女士的画像》剧中的角色。

约旦河（river Jordan）

拉尔夫·哈珀（Ralph Harper）

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

米济波兹（Miedzyboz）

萨麦尔（Samael）

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超现实主义画家。

维捷布斯克（Vitebsk）

维尔拿的高昂（Gaon of Vilna，1720—1797），本名Elijah ben Solomon.

吗哪（Manna），《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天降食物。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长达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

第五章

库克峰（Mount Cook）

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消灭阿兹特克帝国的人。

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

摩利亚山（Mount Moriah）即犹太人所称的圣殿山。

大卫·波德尼斯（David Bodanis）

康贝·格林纳尔（Combe Grenal）

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of St.John the Divine）

威廉·洛根（William Bryant Logan）

《泥土》（Dirt）

圣莫尼卡（Santa Monica）

格列柯（Greco，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画家，一般拼作El Greco（“希腊人”之意）。

佛兰德斯（Flanders）

伊贝勒运河（Yperle Canal）

索维里（Souville）

《怀念前线》（Nostalgia for the Front）

杜奥蒙（Douaumont）

瓦兹（Oise）

埃纳（Aisne）

博尔赫斯（Jorge Borges，1899—1986），阿根廷作家。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

伊雷内奥·富内斯（Ireneo Funes）

凯布拉卓（Quebracho）

内格罗河（Rio Negro）

《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

布隆迪（Burundi）

撒迦利亚（Zechariah）

大流士（Darius），波斯国王。大流士2年约为公元前 520年。

阿克萨清真寺（al—Aksa Mosque），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犹太教圣殿的遗址内。

《古兰经》：“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多不胜数。’”。作者引述此句时有删节，原经文是“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你们所费用的财产，当费用于父母、至亲、孤儿、贫民、旅客。你们无论行甚么善功，都确是真主所全知的。’”自《古兰经·黄牛章》215。

乔·雷米瑞兹（Joe Ramirez）

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由哈里发阿布杜·马立克（Abdal—Malik）于686年起建，691年完成。

吉卜利勒（Gabriel），基督教《旧约全书》称“加百列”（Gabriel）。穆斯林俗称“哲布勒伊来天仙”。

多夫·贝尔（Dov Baer），参见第二章“大马吉德”条。

《狂喜论》（Tract on Ecstasy）

基多（Quito），厄瓜多尔首都。

瓦迪凯尔特（Wadi Qilt）

吉朋（Gibbon）

希帕蒂娅（Hypatia，约370—415），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数学家。

海尔·克劳瑟（Hal Crowther，1945— ），美国记者、评论家。

格尔的耶胡达·莱伯·阿特（Yehuda Aryeh Leib Alter of Ger）

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中世纪犹太教神学家。

第六章

科吉（Kogi）

迈克尔·帕菲特（Michael Parfit）

劳伦斯·库什纳（Lawrence Kushner，1943— ），改革派拉比，神学家

萨德伯里（Sudbury）

改革派犹太聚会所（Reform congregation）

西赫托拉节（Simchat Torah），犹太教节日，又称诵经节、转经节。犹太历7月22或23日，一年一度庆祝《妥拉》研读完毕的日子。

哈洛·库什纳（Harold Kushner，1935— ），保守派拉比，畅销作家。

乔布烟（Jobs），香烟品牌。

科孚岛（Corfu）

黎凡特（Levant）指的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地区，是原始人类离开非洲后的第一站。

阿米什人（the Amish），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过着简朴且与世隔绝的生活。

柯罗诺斯（Chronos），是时间之神，远古神族普洛托革诺伊（Protogenoi）之一。

埃尔伯特·哥登巴斯（Albert Goldbarth，1948— ），美国诗人。

阿兹特克（Aztecs），14世纪—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宗教神话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民相信灵魂永存，并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主宰。他们的主神是威齐洛波契特里（Huitzilopochtli），也是太阳神和战争神。

奥维德（Ovid），古罗马诗人，与贺拉斯、卡图卢斯和维吉尔齐名。

塔西塔（Tacita）

阿契·卡尔（Archie Carr）

列托里（Laetoli）

玛丽·李奇（Mary Leakey，1913—1996），英国古人类学家。

南猿（Australopithecus），古人类属名，或译南方古猿。

萨迪曼（Sadiman）

耶利米（Jeremiah）

加尔各答（Calcutta）

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即特蕾莎修女所创办的传教会。

圣安妮会堂（St.Anne’s Basilica），亦称Church of St.Anne，在耶路撒冷旧城东北角，狮子门内。圣安妮是圣母马利亚之母，耶稣的外祖母。

迦拿（Cana）

纳波河（Río Napo）

卡布克罗人（Caboclo）

罗伯特·斯佩特（Robert Speaight，1904—1976），英国作家。

戈内（Paul Grenet）

《重负与神恩》（Gravity and Grace）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希沙姆（Hisham ibn Hakim）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

《情感教育》（A Sentimental Education）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国宗教领袖、神学家暨反纳粹人士。

第七章

拉维合作农场（Kibbutz Lavi）

切尔诺贝利的曼那罕·那鸿拉比（Menachem Nahum of Chernobyl），大马吉德的门徒。

大卫·崔西（David Tracy，1939— ），美国天主教神学家。

杰贝坎安山（Jebel Kan’an）

史考特—麦克斯威尔（Florida Scott-Maxwell，1883—1979），美国剧作家。

玛格丽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1944— ），美国诗人。

叙拉古（Syracuse）

阿基米德（Archimedes）

贝都因（Bedu）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人”。贝都因人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使用当地的阿拉伯语方言及阿拉伯文。? 罗特院长（Abbot Lot）

若瑟院长（Abbot Joseph）

露西尔·史旺（Lucile Swan，1890—1965），美国艺术家、雕塑家。

《纽约客》（New Yorker）

“小国王”（“The Little King”）

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美国探险家。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队（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狼营（Wolf Camp）

“东方之旅”（Croisière Jaune）又译“黄色巡弋”。1931年，法国雪铁龙组织了一支车队从地中海东岸的贝鲁特跋涉12,000公里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国，这次旅途被命名为“东方之旅”。这是人类第一次借助汽车跨越欧亚大陆，第一次利用摄影机、录音机考察丝绸之路，第一次利用无线电信及定位技术保障汽车旅途，这些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都是轰动世界的创举。

贝古昂（Max Bégou?n）

弗里肖夫·舒昂（Frithjof Schuon，1907—1998），著名宗教理论家。

马克·帕利斯（Marco Pallis，1895—1989），英国作家、登山家。

马可斯·柏格（Marcus Borg，1942—2015），美国学者、作家。

《巴尔的摩美国新闻人报》（Baltimore News—American）

荷西·柯隆（José Colón）

古列维契（Jacqueline Gourevitch）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亚伯拉罕·哈列维（Abraham Halev）

苏莉·费尔德曼（Suri Feldman）

马萨诸塞州史德桥村（Sturbridge Village，Massachusetts）

毕格罗低地州立公园（Bigelow Hollow State Park）? 巴拉（Barak）

底波拉（Deborah）

他泊山（Mount Tabor）

西西拉（Sisera）

黑门山（Mount Hermon）

普拉奇德斯（Placidus）

迦密（Carmel）

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

吕巴维契宗（Lubavitcher）

霍利·毕兰宁（Holly Piirainen，1983—1993）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埃德蒙·弗列格（Edmund Fleg）

弗特冈（Isaac Fortgang）

《犹太静思》（Jewish Meditation）

阿利耶·凯普兰（Aryeh Kaplan，1934—1983），美国正统派拉比。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著名宗教史家。

太平洋岸西北区（Pacific Northwest），指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地区，主要是华盛顿和俄勒冈两州。

断颈溪（Breakneck Brook）

博洛公园（Borough Park）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1881—1958），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亚伯拉罕·赫歇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2），犹太哲学家暨拉比。

亚拉巴马州（Alabama）

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

福音圣教会（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

卡尔·波特（Carl Porter）

柯维顿（Dennis Covington，1948— ），美国作家。

伯大尼（Bethany）

以法莲（Ephraim）

马丁·布伯出版于上个世纪初的杰作，指的是《巴·申的传奇》（Die Legende des Baalschem），出版于1908年。

塔尔丰拉比（Rabbi Tarfon），或拼作Tarphon。

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

新几内亚高地（Highland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世/（美） 安妮·迪拉德 （Annie Dillard） 著；倪璞尔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135-8339-8

Ⅰ.①现… Ⅱ.①安… ②倪… Ⅲ.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 第291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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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8339-8
定 价 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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