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皆岁月

萧乾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皆岁月/萧乾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9-10482-5

Ⅰ．①文…　Ⅱ．①萧…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0565号

文章皆岁月

WENZHANGJIESUIYUE

萧乾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王春霞　黄卫平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刘菲　王丽红

装帧设计：主语设计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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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150千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学毕业典礼上

1944年，萧乾奔赴西欧战场前夕身着戎装留影

1942年春，萧乾（右）与旅英马来西亚华侨林苍佑摄于英格兰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中美作家首次交流活动，看到美食心花怒放

1980年，萧乾、文洁若在友谊医院病房

1983年，萧乾与文洁若在美国与四堂嫂安娜合影

1986年，萧乾应邀携文洁若赴美国纽约大学讲学，二人在华盛顿留影

1985年，萧乾、文洁若在北京与巴金合影

1986年10月，萧乾、文洁若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前

1985年，萧乾与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布雷德马斯合影

1986年，萧乾重访母校与阔别多年的教授索尔特博士合影

1986年，萧乾与聂华苓长女薇薇在西德大使馆合影

1988年，萧乾在汉城与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合影

1988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萧乾在京丰宾馆庭院内留影

1990年，萧乾、文洁若在上海与启功合影

1990年5月，萧乾、林海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肖像前

1990年6月，萧乾在巴金家中与巴金交谈

1991年7月，萧乾在家中客厅

1989年，萧乾在书房与来访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未带地图的旅人》英译者）合影

1993年，萧乾与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萧乾家中留影

1992年，萧乾带文洁若去寻找他出生时的胡同，未能找到

1998年，萧乾在北京医院病房中过米寿

八十自省

一晃儿竟然成了一个八旬老人，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道路坎坷不平。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

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十八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着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二十九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一九四六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通通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古当个小官，但是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一九三五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

十五年间（1935—1950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原载1990年第3期《随笔》，收入《八十自省》

老唐，我对不住你

我曾把斗争者与被斗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猫与鼠，并且说过，这位置并不固定，时而也会相互调换。比如我吧，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间当的基本上是鼠，可没人会相信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间，我居然也当过一阵子猫——一只二号猫。在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我被委任为一个打虎队的副组长。那时，贪污——不一定真贪污，只要承认贪污够一百万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当鼠倒也罢，反正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可为了当那半年多的二号猫（当猫就得张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场有问题），我至今仍懊悔不已。当时，我们遵循的原则是“稳、准、狠”，可难就难在这个“准”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万元，定案时只落实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钱，我们也还能勉强心安理得，算是没白打。可最后竟然连一分钱也没能落实！

开总结会那天，当领导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七八个人都洗耳静听，而宣读的结论是：“并未发现有贪污行为。”老唐听了，估计心里必然在颂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可我（估计我们小组每个人）都实在狼狈不堪。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现在是怀着忏悔心情，用此秃笔写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自打交了八十，一闲下来心里就常倒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时候是午夜突然翻上来，有时候是闲下来发愣的时候。说说，兴许就痛快一些。

一九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进了一个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机构。因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经参加了那项工作。最初我们只有七个半人，因为那位领导身兼多项职务，每星期他只来半天。他主编当时对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时，外文方面俄文独占鳌头，许多学大半辈子西方语言的，都忙着摆脱沾着资产阶级臭味的英法文，有的还把珍藏多年的这类书籍雇辆车拉到东单旧书店，给个三文两文就卖掉，然后赶紧改学当时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资深学者甚至丢掉用了一辈子的西学，积极参加俄文突击。一个月不教课，不见人，甚至不接电话，竟然把俄语攻下，并且用俄文翻译起长达万言的苏联论文了。

他们可绝不是投机，而是为了真诚地否定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连头颅都掷了，我们这些回头浪子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

相比之下，我们那个单位算是幸运了。所学的西方语言都仍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宣传的对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个单位很快就扩大充实起来，成了一个“洋包子”的聚集点。单位里除了少数俄文干部，大多是留学欧美学西方语言的。我们不仅可以保留原来的全部藏书，更重要的是并没由于不会俄语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们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里，也有个“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属于单位的印刷厂。老唐就是那里的领导——厂长。印刷厂坐落在单位十分偏僻的东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着厂长亲自出马。所以我同老唐轻易见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在当时，那就足以使我肃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内行，何况人家已经受过革命的锻炼熏陶，是劳苦功高的。

四九年解放后，古老的中国一开头需要好好地涤荡身上的污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于当时进行的各种运动，所有的爱国者都是拥护的。我自己就参与过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审祸害农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桥目睹残害幼女的老鸨在挨斗之后被当场枪毙时，我虽并没好奇到挤近刑场跟前去观看，却对那果断的革命行动由衷地拥护。五〇年冬，我又去湖南岳阳筻口乡参加了一场土地改革。一个月里，目睹农民摆脱了几千年的剥削压迫，成为农村的主人，也是极为兴奋的，回来曾为配合对外宣传，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一本后来被译成十一种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记得五一年几月了，我们单位处级以上的干部去中南海听了一次提到许多骇人听闻事实的报告，说贸易部有人把三吨什么写成三百吨，多了两个零，就为国家造成十亿元的损失。还有把米茶砖写成黑茶砖的，造成的亏损也十分惊人。至于奸商的不法行为就更可气了：武汉的西药贩子贩卖假药，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儿童；上海有个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干部行贿，赚了一大笔钱。奸商用烂棉花制成救急包，用坏牛肉制成罐头，还有发霉的饼干，臭蛋压成的蛋粉，坑害当时正在朝鲜前线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贪污，不反浪费，不反官僚主义，就要亡党亡国。

于是，“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我们单位紧跟着也动了起来。会要开，对外宣传的业务也不能停顿下来。办公室里时常是一张桌子上噼噼啪啪打着字，另一头就有人在扒拉着算盘。

我们是个新单位，虽然有些党员做骨干，但毕竟政治力量单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这么大的运动。根据上级指示，就跟同一个大院的一家由延安迁来的大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三五反”委员会，并且由领导机构宣布几个打虎小组。没想到我竟被派作一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来自那个大单位的一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党员。另外还有几位组员，其中有渴望在斗争中争取入党的青年团员，有正在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有一位当时的身份是“留用人员”，还有一位南洋归侨青年。这是个很具代表性的战斗小集体。大家在反复听了报告之后，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场运动中一表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但是，人们的思想并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会有些曲折。也就是说，在公共场合表白的，并不总与内心一致。其分别就在于：有的善于把这种有差异的思想隐蔽起来，照样随大溜——因而就不会惹出麻烦；有的人私下里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无意中就会有所表露。我承认，我自己心里当时就存在着“走着瞧”的思想，然而自打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我就懂得，对政策是不可多嘴多舌的。何况当时我身为打虎组副组长，更得格外慎重。

可那位初来乍到的归侨青年就还没练出这种涵养。大会上，他也照样跟着喊口号，可私下却流露出点疑窦，并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清水衙门，能出老虎吗？

那位老干部组长平时从不疾言厉色，轻易不说三道四。可是一听到这种“右倾”思想的苗头，立刻警惕起来，马上组织学习，要求端正思想。他严肃地指出，“清水衙门”是“最危险的想法”。紧跟着，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种看法是当前的大敌。吓得那归侨面红耳赤，一再检讨自己由于完全没有经过改造，所以才会在运动中唱反调。有人甚至说这是有意削弱小组的斗志。

当时，积极分子还抢着发言，不肯善罢甘休。认为散布这种麻痹思想必然别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护，也许他本人就是只老虎。但是，身为小组掌舵人的老干部很巧妙地把方向还是转到“三五反”本身来，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怀疑，擦亮眼睛，一个老虎也不得放过。

当各战斗组经过酝酿，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斗目标之后，严密仔细的查账工作就开始了。深夜，单位各个办公室仍灯火辉煌，算盘像一阵阵疾雨般地响着。

一进大楼，沿着楼梯的墙壁贴满了红黄绿色标语，上面大部分写的是坚决拥护伟大的“三五反”运动，也有反对“右倾”思想的。楼梯正面窗户上是一幅特大标语，上书：“不许放过一条老虎！”

运动从务虚转入务实了。革命群众个个斗志昂扬，各战斗组在上级的指挥和指点下，开始酝酿起斗争对象。以单位每年经手的款额按比例计算，我们至少得揪出四十头老虎。于是，凡经手过钱财的，如财务科、总务处以及跑器材和经手稿费的人，一时都成了怀疑对象。在一次大会上，一口气就揪出二十五头老虎。

运动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正当我们组焦急不堪的时候，那位积极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厂那个附属单位，那可是每年经手多少亿的角落，而印刷厂那边的工人也正发动起来，厂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有关唐厂长的大字报。

一天，组长开完碰头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上边已经决定，把印刷厂的老唐交给我们组来斗了。他说，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一个战斗组没有战斗的对象，那就像打游击摸不着敌人。如今把老唐交给我们，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为政治斗争对象，平时再昂首阔步，脑袋也会耷拉下来，身上就好像散发出什么特殊的臭味，人们见了都躲得远远的，唯恐沾上毒素。

至于老唐，他从来也没趾高气扬过，如今成了人所不齿的老虎，一个受到指控的贪污犯，就更加缩成一团。他剃光头，身上穿的是件残旧的灰制服，说不定还是延安时候发的，脚上的布鞋还打着补丁。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里的烟袋锅，还有那拴在烟袋杆儿上的烟荷包。

他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为审查对象，只要开口想说明点什么，那就会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贴墙站着，愣愣地但是坦然地望着我们。

这时，我们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他来，并且一声声地嚷着：“老实交代！”可老唐要么不吭声，要么就说：“俺没贪过污。”

两军对峙，倘若势均力敌，还能斗上几个回合。然而我们是七个人，我们后头还有整个单位作为后盾，而他只孤身一人，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经被扣上了“贪污犯”的帽子。对比起来，那是一百比零。更何况团员们还一路带头喊着：“老唐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口号喊完，让他交代。老唐还是那句话：“俺没贪过污。”

他的重复引起了小组里的愤慨。这时，有人提出，把他交给全单位的大会去批斗，而且，从今天起，他得“隔离反省”，也就是说，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

这些，见过革命世面的老唐都并不在意。可有一种惩罚使他愣了一下：没收他的烟杆儿和那个烟荷包，理由是怕他放火。

其实，并不是由于老唐死不交代才把他隔离反省的，开会之前就已经由那位积极分子通知老唐家属，把他的铺盖送来，并且告诉他爱人：“老唐今天不会回来住啦。”那女人问：“啥时回来？”答复是：“要看老唐坦不坦白啦。”

从那晚上，老唐就同旁的老虎一起被关在机关后院一排仓库里，那里有专人看守。那也许就是“文革”造反派关“牛鬼蛇神”的“牛棚”之前身，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说不定它的来历还要更早。

老唐当时对这一措施仿佛并不惊讶，他更在乎的还是那根由他手里夺去的烟袋。开头，我心里倒曾有些嘀咕：我们并没掌握老唐的任何把柄，这么做合适吗？

这念头一起，我就使劲默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样，就又坚定了将“三反”进行到底的决心，不再动摇了，只希望全体大会后，斗争能有所突破。

全体大会主要是为了造成声势。老虎出场前，先由一位年轻的同志领唱一首革命歌曲，喊一通口号，然后，主席才宣布：“把老虎带上来！”

那真是一幕轰轰烈烈的场面：礼堂周围贴满了红绿标语，老唐和其他老虎入场时，群众一声声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有的人还从座位上站起来，追到个别老虎跟前去喊，仿佛在示威说：这一只是我的老虎。

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惊的，一是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老虎！二是，咦，某某某怎么也成了老虎！

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老虎被揪出来，他不甘寂寞，就会供出自己平时看着不大顺眼的人。赃款的核实是后期的工作。当时当了老虎想找个伴儿，并不怎么困难。

虎群中我们最注意的当然是老唐。他依旧安详地揣着手，低着头，走在那群被诅咒的虎群中。然而看样子，他并没因这浩荡声势而受到震动。

大会的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赶紧为他开会，指望他目睹那浩大的革命声势后，会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可是，他就是死不开口，顽抗到底。别看他土头土脑，问到一些具体数字、什么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总也没抓到破绽。

可是大会之后，旁的组可频出捷报。楼梯沿墙贴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认出贪污多少款——要上百万才算是“大老虎”。而我们这只老虎就是一元钱也没承认下来！组里由于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说，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事后，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组长提醒大家，这种空头支票可开不得！无产阶级最讲究实事求是。诓出来的坦白一时交了卷，如果将来落实不了，就会丧失组织的威信。

我们听了，打心里折服。

正当我们为这僵局而一筹莫展之际，印刷厂那边的战斗小组跑来向我们“借”老唐去斗他一个晚上。组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放手交全组讨论。有本位思想的就认为，老唐这只老虎只能由咱们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说，可别忘了老唐原是那里的厂长。厂里人要求拉他回去斗一个晚上，咱们总不能给人家钉子碰。况且工人去斗一下，说不定会打破僵局，他就开腔了呢！

这可是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右倾”就会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场不稳，既对自己不利，也会有害于斗争。既然组里大家都赞成，我不能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那样对运动、对自己，都是不利的。况且这是印刷厂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领导阶级，人民政权是以工农兵为基础，而在这三者之间，工人更是领导阶级。

所以我也点了头。作为副组长，我这个头点的分量可要大一些。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负疚至今的缘由。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则是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当晚就由我们全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厂。

还没走到厂门口，就见两边墙上已经糊满了红黄绿色大字报。当时，“唐”字上头还没打红叉子，那是到“文革”时才发明出来的。据说，是受到旧社会刑场告示的启发。

进厂门之后，那里的“三反”运动负责同志立即跟我们亲切握了手，然后绷起脸来吩咐说：“把他押下去！”

顿时，厂里的工人们震天动地喊起了口号。

我看到院里已经用草席搭起一座小台，两边挂着水月汽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事儿。

这时，负责人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合作。”并且叮嘱说：“明天早晨八点半来接他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踏实，我一点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灯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样挨斗法，只感到革命锻炼说来容易，实地经受起来实在并不简单。

这里应当补上一笔：

就在工人斗老唐的头一天，我们组还抄过老唐的家。叫门时，老唐那位缠足的爱人走慢了一些，组里那位积极分子咣当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说老唐的家“朴素”，那可很不够。竟然就朴素到连一件装饰性的陈设——例如一只花瓶也不见，一进屋，都是些破破烂烂。他们一家虽然住在城里，而且是首都，却连张床也没有。全家就睡一铺大炕，靠窗户角有个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开，以为会有点金银财宝，可只抖出点烂棉絮。

屋子是两间，可空空荡荡。我们翻箱倒柜，只在角落里见到一个并没上锁的破皮箱。打开一看，几件换季的衣裳底下压着个浅蓝色的人民银行小存折，我们一时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每月存进去的合不到现在的五元钱。整个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老唐的那位面黄肌瘦的老伴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她还非要烧水给我们沏茶。于是她就一边捅开煤球炉子，一边问我们：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们并没听她唠叨，只是四下里东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贪污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完全扑了空。每当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紧接着工人提出要“借”去斗他的事，我的自责心情就更沉重了。我是昧着良心点的头啊！

把老唐交给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几位组员去印刷厂领他回来。跟我们接头的工人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斗争会开到大半夜。他把我们领到后院一间堆房，房门上了锁。打开门之后，只见老唐瑟缩在墙角一领破席上。头肿得像是个大西瓜，简直大了一倍。他眼神迟钝，脸色苍白，脖子上血迹斑斑。显然，他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当时心里想：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

领我们去的工人厉声喊：“站起来！”

老唐哪站得起来呢！他用一只胳膊撑着破席，蛮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听他使唤了。我只好过去扶了他一把。然后，他一拐一瘸地跟着我们走回来。

我们组一致同意应当让老唐养养伤。收了押之后，当天没再为他开会。老虎挨了这么一顿揍，也真该让他将息一下。

过了几天老唐开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动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几笔都是与出版科同志有关的。可是一让他交代时间、地点，他就又张口结舌了。

后来他学乖了。每逢交代什么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点——老唐对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单什么饭馆，就是中山公园。数目也都不算大。

我们组把战果报上去，也开始受到了表扬。同时，上边还提醒我们：同兄弟组相比，我们还很落后，要乘胜直追，不可麻痹大意，放松斗志。

每当我们走过张贴出来的战果统计表的时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们组，就觉得口号没白喊，心机没白费，总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说，由于老唐这么坦白，这么合作，我们对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开了窍，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起来。

只是这数字和特号老虎还有很大距离。照印刷厂的年收支情况，他也还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从楼后押他到小组来“过堂”，总要经过前厅和两道楼梯，一路墙上都贴着大字标语和斗争的喜报。他很可能已经摸索出我们需要的最起码的数字了。

也许是为了减少或缩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帮我们凑。这样，每次会结束前，他从不“关门”，总说：“让我好好再想想。”他大概也渴望早些凑足数目，早些结束他这段痛苦的日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老战友……”我们立即追问起：“老战友怎样啦？”“他是搞装订的。”我们意识到新的战果就要到手，就来个趁热打铁，追问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给了他……”负责记录的组员赶忙打开了笔记本，并且追问：“多少？”

他说了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我们要了两辆吉普，就押着老唐来到西直门大街一条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车开不进去，就在胡同口外边下来。组员们押着老唐，我们两个组长就去拍那家的门，门上红地黑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这位老战友一看后边还跟着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愣了一下，悟出这是来跟自己对质的，就咕咚一声朝老唐下了跪，边作揖叩头边哀求说：“我的老哥，俺们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请你高抬贵手，别害我吧！”

他边说边刷刷地掉着眼泪。

老唐是个软心肠人，这情景显然触动了老唐的恻隐之心。他咽了口吐沫，小声对我们说：“我记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顾凑数目了，却没料到还有对质这一实事求是的举动。

连开吉普的司机一路都在骂着老唐“不是东西”。我们组在扑空之后，更是气愤，甚至警告老唐：今后交代什么，都得这么对质，他不用想蒙混过关。

老虎与打虎者之间关系缓和了一段之后，现在又紧张起来。我们虽没动手打他，可是每次开会总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非要他交代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们怎样拍桌子追问，老唐又恢复了最初那一问三不知的顽抗。这时，性急的团员就厉声对他说：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还把你押回你们那印刷厂去！”

这声恫吓可真奏了效。

经过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开口了。他说，他贪污的钱没分给谁。他都买了银圆啦！

“银圆在哪儿？”

“俺埋在徐州城外头的柳树底下啦。”

这倒也符合当时农民不信任银行，甚至不信任钞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儿去刨这些银圆？

我们要他交代出确切地点。他说是埋在城外（可见当时徐州还有城墙）护城河边一棵柳树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现在回想起来，老唐这可真是顺口溜了。可我们当时急于追求数字，也太缺乏判断力了。

四十多年后回想这件事，真觉得荒唐好笑。我们七个知识分子活活给一个农民耍了！然而，这农民确实也被我们逼得没法解脱。干了那么多年革命，什么享受也不图，如今，身陷囹圄，几个月见不到老婆孩子，而且还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点豁出去了。

正当大家议论咋办的时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国内地跑跑的归侨青年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接受这个任务，去跑一趟。

于是，组织上就为他开了介绍信，请徐州的“三五反”委员会就地给以协助。

这可真是海里摸针！

小张——我忽然记起他的姓来了——组织纪律性很强。动身之后，每天必打个长途来报告情况。徐州那边的兄弟单位也派人协助他沿着护城河边去一棵棵地刨。

倒霉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杨柳，它们什么也没窝藏，完全是无辜的，只由于老唐那个交代，就一棵棵给刨得乱七八糟。而且除了几条蚯蚓和露出的树根，什么银元，连影子也没见！

扫兴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头，挖到的却是一堆堆的土！

小张回机关时，运动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或者说，扫尾阶段了。

搞运动总要分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各有其重点，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运动开始时，强调的是不能放掉一个老虎；“三反”搞得彻不彻底，关系到党及共和国的存亡；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兽，是定时炸弹。上边号召每个公民、每个干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胆怀疑，要同我们队伍里的腐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如今，各战斗组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取得了累累战果。现在到落实阶段了，上边加紧内查外调，战斗组则转入学习，并且谈自己的体会，检查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我们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股脑儿交给上级。老唐还在隔离反省，但他的问题已不归我们组管了。

思想检查是从写自传开始的。

共和国虽然刚刚三岁不到，可我那起码是第四五回写自传了。幸亏我大学毕业就进了《大公报》，四年后我又去了英国，四六年才回来。中国近代史最复杂的是国共合作那个阶段，亏了抗战中的武汉我没到过。那时谁是国，谁是共，谁是正派人，谁是国民党特务，很难分辨。

我很侥幸，自己当时没在国内，所以我主要检查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迷信过西方民主，甚至赞赏过议会政治。检查会上，有人说我在思想上是个大老虎。我洗耳恭听，并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几位大学教授的启示。他们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沉痛承认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记得三〇年我在辅仁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家里九代笃信天主教的同学，力劝我皈依天主。他还特别向我谈起向神父忏悔自己劣行之后，他本人所得到的快感。他说：“那就像洗了个热水澡！”当时，我没能领会他说的好处。可是到五十年代，我在大会上清算自己迷信西方民主自由那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才开始领会到。然而人们并没把我这头“思想上的大老虎”关起来，反而似乎还更尊重了。想来是由于我还有点自我暴露的勇气吧。

运动煞尾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核实定案。这可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一笔笔地都得有根有据，有下落。这时，工作做得再细致不过，而且都经过本人以及有关人员核实签字。数目不能笼统，每元钱都得落实才算数，体现了组织上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大原则。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大会上宣读最后战果的那一天。

当念到老唐的名字时，我们组都竖起耳朵来倾听几个月来我们最后的、真正落实了的战果——我们为之喊了多少口号、拍了多少回桌子、费了多少心血得来的战果。

报告人讲：“根据印刷厂工人的反映，老唐平时有些公私不分的毛病。”并且补充说，“这倒也难怪，老唐是打解放区来的，那里一直实行的是供给制。然而——”

我们竖起了耳朵。

“经过反复核实，多方调查，并未发现他有贪污行为……”

这时，我转过头去看老唐，他依然低着头坐在那里，一点也没显出得意的样子。也许作为老党员，他认为在运动中受点罪也没什么，组织上是从来就不会冤枉谁的。

几个月之后，我在机关大门口又碰见了他。我愧疚得低下头去。他却捧着刚买到的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想撅半截给我，熟头熟脑地说：“老萧同志，尝尝，挺热乎。”

我狼狈地道了声谢，朝他摆了摆手，就匆匆忙忙走开了，一边走，心里一边嘟囔说：

“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

原载《收获》，1996年第3期，收入《玉渊潭漫笔》

后怕

生活中有一种介乎祸福之间的境遇。用乒乓球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擦边儿”福：祸本已迎面扑来，却由于本人灵机一动，或者（更多时候）是一种鬼使神差，居然躲开了一场灾难。事后摸摸后脑勺，一股既庆幸又后怕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有时半夜想起，还会冒一身冷汗。小时候去私塾途中，房顶上掉下的一块砖曾擦破我的胸脯一层皮。四十年代在伦敦大轰炸中，也有过几次遇险。“文革”期间，这种后怕的心情更是不时萦绕着我。其实，由于五七年当上“右派”，到六六年我反而只蹲蹲牛棚而已。那时候对“黑帮”、“右派”以及“牛鬼蛇神”一类的称号，自是安之若素，怕的倒是带有具体罪行的帽子，一旦扣上，那就除了精神折磨之外，还不免要受皮肉之苦。

作为“牛鬼蛇神”的一员，所有的斗争会我都得忝列末座，恭听响当当的造反派所炮制的那些漫无边际的指控和油煎炮轰的声讨。一边听，一边总情不自禁地把一顶顶帽子试往头上戴。

我没在沦陷区生活过一天，而且抗战开始两年就去了欧洲，所以汉奸这顶帽子与我无缘。我没入过党，十六岁虽给张作霖抓进去一个来月，“文革”期间幸而证人均仍健在，所以叛徒我没轮上。可是每逢斗起国民党残渣余孽或里通外国的间谍特务，我就有些后怕，心里怦怦直跳。

我念中学时，尚无毕业生集体入国民党的规定。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前夕，绥远的傅作义将军有意给我个小官儿做。那阵子我又正一心想去边疆体验生活，写写东西，因而一度曾跃跃欲试。俄而听说去了得先入国民党，我怕失去自由之身，从而打了退堂鼓。

一九四六年由英返沪后，不知怎的国民党对我大为垂青。先是通过胡霖社长要我去英国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回到阔别七载的故土，我正准备安家立业，不想再去啃面包，而《大公报》也不大乐意放我走。总算由胡先生替我顶住了。不久，上海一位著名银行家（解放后我才晓得他是位重要的地下党员）召宴。席间一位素昧平生的安徽大学校长死乞白赖要我给什么军官讲习班去上国际政治课，而且说学员中还有当时主管军权的陈诚。我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可那位校长仍不死心，接连又到江湾来看过我两趟，任他怎么怂恿我也没答应。亏得好友杨刚和李纯青及时地安排我们全家去了香港。

尽管如此，“文革”期间每逢揪斗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还得奉陪。那时候我已学会一套逆来顺受的高招，自报身份时说：“我是一个没领过国民党党证的国民党党员。”革命群众听到后半句，认为我已服了罪，也就斗不下去了。

一九四八年我同英籍老婆离了婚，为了避免蒙上里通外国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北平之前，我就给所有海外友人发了函，从此停止往来。然而，里通外国这顶帽子还是有可能给我扣上，因为我有位七十开外的美国堂嫂安娜。我小时候她对我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抵北平，我就向领导交代了。指示是不要往来。“文革”后期，我们搬到东四十二条旁边的一个小胡同，与安娜一家人的住处近在咫尺。倘若在街头相遇，谈上几句话，可就有口难辩了。街道肯定是在天天盯着我们。有一回我骑车子经过十二条车站，老远就瞥见黄头发的老嫂子站在人群里翘首等着无轨电车。我硬是梗着脖子从她眼皮底下骑车过去了。

资本家这顶帽子倒是凭我自己的一点警觉躲过去的。天津《大公报》原是一九二六年由吴鼎昌出资接办的。他聘请胡霖和张季鸾二位来主持，并赠给了若干“干股”。一九四八年春，上海《大公报》忽然想起向十名工作人员各馈赠荣誉股二百张，用此办法来培植骨干。当时在报社工作的三位地下党员（杨刚、李纯青、徐盈）和我，均拿到了这种“红包”。不久以后，我们就溜到香港“起义”去了。解放后，我一直在嘀咕。一九五〇年李纯青在沪上主持《大公报》时，我曾去信想退给他。他回信说，你退给我，我又退给谁？于是，我只好把那叠包藏着祸意的股票撕个粉碎，丢入垃圾。没参加过一次股东会，没领过一分红利，总算躲开了资本家的那顶帽子。

五十年代的一天，忽然又收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份通知，要我在上面签字盖章去领一笔股金。我去信追问缘由，回信说，上海搞公司合营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因为多年积欠我些稿酬，就用股票来补偿了。那时我已经历过“三反”运动，完全懂得了这会为我招来何等祸患，就当即回信声明拒领股金，并坚决要求把我从股东名单上撤销，总算又跳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阶级斗争教人们学会了一种本领，随时留神前车之鉴，遇事总要预想其可能的后果。

选自《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关于死的反思

死对我并不陌生。还在三四岁上，我就见过两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卖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张凳子上咽的气。他的头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婶婶胸前。婶婶一边摆弄他的头，一边颤声地责问：“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们娘儿几个丢下啦！”接着，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每逢走过剃头挑子，见到有人坐在那里剃头，我就总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没那么痛快。记得他是双脚先肿的。舅母泪汪汪地对我妈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没救了。”果然，没几天他就蹬了腿儿。

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当我失去自己妈妈的那个黄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挣钱——地毯房发工资。正如我的《落日》中所描绘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时，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妈一宿浑身烧得滚烫，目光呆滞，已经不大能言声儿了。白天干活我老发怔。发工资时，洋老板刚好把我那份给忘了。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块五毛钱。我一口气跑到北新桥头，胡乱给她买了一蒲包干鲜果品。赶回去时，她已经双眼紧闭，神志迷糊。我硬往她嘴里灌了点荔枝汁子。她是含着我挣来的一牙苹果断的气。

登时我就像从万丈悬崖跌下。入殓时，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后一声“妈”——亲友们还一再叮嘱我可不能把泪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坟坑里抓的第一把土。离开墓地，我频频回首，她就已经成为一个尖尖的土堆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时期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死人还是见了不少。“八·一三”事变时，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后身掉了两次炸弹，我都恰好在旁边。我命硬，没给炸着。可我亲眼看到一辆辆大卡车把血淋淋的尸体拉走。伦敦的大轰炸就更不用说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们这个民族讲求实际，不喜欢在没有边际的事上去费脑筋。“未知生焉知死！”十分干脆。英国早期诗人约翰·邓恩曾说：“人之一生是从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这倒有点像庄子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作连环套。

文学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渊，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与密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地狱同样吓人。英国作家中，还是哲人培根来得健康。他认为死亡并不比碰伤个指头更为痛苦，而且人类许多感情都足以压倒或战胜死亡。仇隙压倒死亡，爱情蔑视那些还没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认为那是软弱怯懦，并引用朱维诺的话说，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这与司马迁的泰山与鹅毛倒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头，一向离我很远。第一次想到死是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其实，那也只在脑际闪了一下。那是当《梦之谷》中的“盈”失踪之后，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经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断龇着白牙。作为统舱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确实冒出过纵身跳下去的念头。挽住我的可并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妈妈自己出去当佣工把我拉扯这么大，我轻生可对不起她。我又是个独子，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对生命有着执着的爱，那远远超出死亡对我的诱惑。

只有在一九六六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对我显得比生更为美丽，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坐在牛棚里，有一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各种死法。我还总想死个周全、妥善，不能拖泥带水。首先就是不能牵累家人。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写出那几百字无懈可击的遗嘱。我还要确保死就死个干脆，绝不可没死成反而落个残疾。我甚至还想死个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尽：两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骑车到自己熟稔的青年湖去，可那里满是戴红箍的。我也曾想从五层楼往下跳，并且还勘察过——下面倒是洋灰地，但我仍然不放心。所以那晚我终于采取了双重保险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再去触电。我怕家人因救我而触电，所以还特意搬出孩子们写作业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有电！”两个大字，我害怕临时对自己下不了手，就先灌下半瓶二锅头才吞安眠药的。没等我扎到水缸里触电，就倒下失掉了知觉。

我真有一副结实的胃！也谢谢隆福医院那位大夫。十二个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里啃起馒头了。对于重返人世，我感到庆幸，尽管周围的红色恐怖没有什么改变。我太热爱生活了，那次自尽是最大的失误。我远远地朝着饭厅另一端，也在监视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洁若发誓：我再也不寻死了。

从一九六六年至今，又快三十年了。我越活越欢实，尤其当我记起自己这条命——这段辰光，真正是白白捡来的。当年，隆福医院大夫蛮可以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勒令那辆平板三轮把我拉走了事。那时，这样做还最合乎立场鲜明的标准。即便勉强收下，也尽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有人会为一个“阶级敌人”给自己找麻烦。然而那位正直的大夫却收下了我。当然，他（她）只好在我的病历单上写下了“右派畏罪自杀”几个字（我是后来看的）。这是必要的自卫措施，但是他（她）认真地为我洗了胃，洗得干干净净。

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对于生与死便有了崭新的认识。从此，它使我正确地面对人生了。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死亡对我还成为一个巨大的鞭策力量。所以一九七九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才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最后”二字就意味着我对待死亡的坦荡胸怀。我清醒地知道剩下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并不把死看作深渊或幽谷，它只不过是运动场上所有跑将必然到达的终点，也即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在医院里散步，每走过太平间，我一点也不胆怯。两次动全身麻醉的大手术，我都是微笑着被推入手术室的。心里想，这回也许是终点，也许还不是。及至开完刀，人又活过来之后，我就继续我的跑程。

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出吃奶的劲头来跑。三十年代上海有过跑狗场，场上，一个电动的兔子在前头飞驰，狗就在后边追。死亡之于我，就如跑道上的电兔子和追在后边的那只狗。

有人会纳闷我何以在写完《未带地图的旅人》之后，还有兴致又写了文学回忆录。一九五七年大小报纸对我连篇累牍地揭批以及那位顶头上司后来写的《萧乾是个什么人》，对我起了激励作用。我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交代一下自己。

这十二年，我同洁若真是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连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那八个月，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我也没歇手，还是把《培尔·金特》赶译了出来。当时我确实是在跟死亡拼搏，无论如何不愿丢下一部未完成的译稿。是死神促使我奋力把它完成的。

我已经好几年没进百货公司了，却热衷于函购药物及医疗器械。我想尽可能延年益寿。每逢出访或去开会，能直直地躺在宾馆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固然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享受，我却不愿意为此而搬家，改变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爱音乐，但只愿守着陪我多年的双卡半导体，无意添置一套音响设备。奇怪，人一老，对什么用过多年的旧东西都产生了执着的感情。

既然儿女都不急于结婚，我膝下至今没有第三代。但我身边有一簇喊我“萧爷爷”的年轻人。他们不时来看我，我从他们天真无邪的言谈笑声中，照样也得到温馨的快乐。

死亡的必然性还使我心胸豁达，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分量，因而对身外之物越看越淡。我经常对自己也对家人说：“什么也带不走！”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梯阶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倒是每听到一支古老而优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创作出一宗悦耳、悦目或悦心的什么，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损，也不枉此生。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尽了力，默默无闻地做了有益于同类的事，撒手归去，也会心安理得。

在跑最后一圈时，死亡这个必将使我与家人永别的前景，还促进了家庭中的和睦。由于习惯或对事物想法的差异，紧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瞬间的不和谐。遇到这种时刻和场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们还能再相处几年啦！”任何扣子都能在这一前景下，迎刃而解，谁也不愿说日后会懊悔的话，或做那样的事。

怕死，以为人可以永远不死或者死后还能带走什么，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死亡神通广大，它能促使人奋勇前进，又能看透事物本质。我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人只有一辈子好活”，认识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劲头更足，更有目标。

愿与天下老人共勉。

选自《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我这两辈子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架机器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您听我说。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连日子也没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窖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龇。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五十六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作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己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十八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倒过好一阵子霉，发了好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十四年我学会了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舒泄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十年那么闹腾，也没人搭理我这号儿的。

十四年之后，也就是从打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货品一样摆出来，有时候还因为我是从处理品的大筐里捞上来的，反倒还挺吃香。您说怪不！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大筐就在我身边儿，随时都可以扔回筐里去。所以，这些年头我虽然上了架，即便多么吃香，我也老提醒己个儿：可别忘了当处理品的日子。别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这一点上，当过二十几年的处理品倒也有好处。天下最难管的是人这张嘴或者手里这支笔！我从小喜欢多嘴多舌。四六年说了八个字儿，泰斗多了心，就迎头给泼了阵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当处理品的。

不过天下事，是福还是祸，不能光看眼前。现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泼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会从开头就是等外的“准处理品”。那么一来，批胡风，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谁我也得跟着批。我准写过不少如今翻看起来会脸红的文章，而我这脸皮又没厚到事后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地步。我总算免了这一步，可是五七年稍微手痒了那么一下，还是进了处理品大筐。可这么一来，九年之后我也就不可能跟着三家村四家店一块儿掉进陷阱啦。所以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还真感谢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

回想起来，我前半辈子那五十六个寒暑，酸辣苦甜咸都尝过。我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里，先头还挂龙旗。可等我懂事，就挂起五色旗啦：汉满蒙回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学时候，给同学追着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是个穷得曾断过顿儿的达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过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历，我不但没敢填“蒙古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我填过大兴、通州，考辅仁时候的假文凭写的甚至是“广东潮阳”。我这民族真相还是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来的。十岁以前刚学织地毯的时候起早贪黑，一个月才挣一块钱——我居然用我这辈子头一笔工资给正咽气的苦命妈买了个水果罐头（见《落日》）。我挨地毯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横了心，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其实，骨子里我是自卑的，可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岁我就远走高飞啦，一走就是广东汕头。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初恋，差点儿送了命。最后，一个人打南边儿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统舱。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迈腿儿我就能逃开苦恼，去见龙王。可我就没迈。我那时早已看过《少年维特的烦恼》，但是，我当不成爱情至上主义者。是那股自卑感逼着我非活下去，并且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过好几场。

我一辈子没真正哭过几回。头一回就是妈妈入殓那天，非要我扒着棺材口儿向她说声“妈妈去西天”，说的时候还不许哭，说我要是把眼泪掉在死人脸上，她下辈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该说的说完，扶着棺材下来，还是咧着嘴大哭起来。从《梦之谷》（汕头）回来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没想过去死。

我那上一辈子回想起来真像场梦。

我小时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大约十岁吧，就进了那家收工读生的洋学堂。在北新书局当过学徒，直到一九三〇年上了燕京，还给新闻系卷过《燕京新闻》，给洋教授看过娃娃，后来又帮一位丹麦老奶奶（汉学家）翻过几本《东华录》。夏天，老奶奶把颐和园的景福阁包了下来一个人住。我们就并坐在那大凉台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译，她笔记。她就是那么写成的《乾隆传》。

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垦》，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

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划拉出一篇小说——《蚕》。我蹬着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儿，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给过过目。

那时候，我还订不起报，总是去大学贝公楼——不，是文科楼前头报板子上去看《京报》《益世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啦。登在紧底下，而且字数恐怕多出来啦，只好“抽条”，排得黑乎乎密匝匝，简直看不清。可我还是像当妈妈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样，怎么模糊我都认得出来。

我不能不提提这件事，就像一条船不能忘记它起锚的码头。

打那以后，我上半辈子可以说就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我就又给旁的朋友当起锚的码头。四年后，卢沟桥一声炮响，大时代到来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过一阵，害别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业上我的运气仍旧挺顺当，我也没辜负那机遇。我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场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过多少电讯，还记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与文学》（1934）里写过：“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这回纪念欧洲二战，我翻着大陆和台湾给我出的两套选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访》时，我就觉得六十年后往回看，至少我这张支票还是兑现了。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六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四五年以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己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谢谢彭文兰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当时已经由门洞搬出来啦）之后，我又问己个儿：懊悔吗？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悔！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思讲给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儿子听。那是在送他去机场的汽车里。他没吱声。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里挨斗的事。他说：“那天胡同里贴满了您的大字报。咱家给砸个稀巴烂。您胸脯上挂着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里，您就跪在上头，我站在您旁边儿——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声接一声的口号，我老也忘不了……”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体验生活。当然，喜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极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总得尝尝。我当过人所不齿的处理品，也见过挪威国王。我出生下层，混到中层，有时也尝到顶层的生活味道。我坐过张作霖的牢，当过无冕皇帝，也曾沦为大筐里的处理品。我觉得己个儿没白当个中国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么也体会不出的，尤其这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这部绞肉机，不身临其境是没法儿体会的。看到人的变脸，看到人对人能狠到什么地步。

如今天晴了，心里不那么老发紧了，可还忘不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宝训。

摘下“处理品”牌子之后已经十六年了。这段日子里，我这货品又上了架。说不上名贵，可还不断受到光顾。由于当过二十二年的处理品，所以我没有也不会得意忘形。这是由于我虽然高高坐在货架上，一只眼老瞄着那只大箩筐，懂得随时还会给扔进去的道理。

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像伏契克和刘胡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这样的圣者。他们肯为真理、为祖国而掷头颅。对他们，我可望而不可即。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

其实，我这下半辈子应该从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在柏各庄修座桥，说“来几个右派”，扛铁锨过来的我就是一个。幸而我还有编制，所以三年后又坐在书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个得了麻风病的，没几个熟人敢沾边儿的。我总觉得身上缝着什么黄布条儿或旁的“次等人”标记。那时候，我老背诵那句印度格言：我没鞋，我痛苦；可我还看到没有了脚的人——那就是一划右就妻离子散的。

真的，跟许多一块儿倒霉的比，我还算是幸运儿。没罚我在胡同口下过跪，连一脚也没挨过。回想起来，我碰到的戴红箍的真是要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热血青年今天在干什么，进工厂？出国留学？在搞创造发明？我相信今天都用当年喊口号的胳臂，打人的手，在做着有益的事。我祝福他们，正像我诅咒驱使他们的那一伙——有的早已变成了粪土。

至于我己个儿，即便能活到九十，也剩不到五年啦——我这连一个完整的肾也不趁的人，未必能活那么长。我总想趁着还有口气儿，再写点儿什么。

这辈子我大概不会再搞什么大工程了，就只想写点儿七零八碎，并且用我早晨常去水边散步的玉渊潭作为总题。您放心，我不会老谈己个儿。我每天要看上十来份报纸和一大堆刊物。尽管报纸大同小异，可毕竟还有点儿小异呀。我一有什么想法就写到小纸条儿上。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几十个题目了。当然，日子一长，我往往就忘记纸条背后想过的话了。没关系。我管这些字条儿就叫“灵感”。当然，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反正活一天脑袋瓜儿这机器就得转一天。

有人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其实，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独哩。现在我并不孤独，一点儿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电话聊天儿，身边又交了几位年轻朋友。最重要的是我手里还有这管笔，坐下来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读者朋友聊天。有时候拉家常，有时候掏掏心窝子。话不一定全中听，可我顶稀罕的就是这种畅快的心情。

选自《玉渊潭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我的年轮

曾经我想以“年轮”为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觉得只有长篇才能反映我所遭受的一切——那时我二十六岁。

然而这部长篇的构思以及为此积累的一箱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化为灰烬——如今我生命的年轮，已经画了八十四圈。在夜深梦醒的时分，用回忆的眼凝视这些已逝岁月的年轮，我能看到它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灿烂或晦暗，或圆满或曲折……但毕竟是一圈又一圈，结结实实地画下来了。尽管在漂泊的生涯中我曾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若萍”，但我终究长成了一棵树。感谢生命，感谢给我生命的人，我晨起对着依稀闪现的黎明叫声：妈，你可没白疼你的儿子！

妈是含着我第一次用稚嫩的小手挣来的一牙苹果撒手人寰的。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我十岁。从此我只能迈动一双小小的脚，艰难地孤零零地向茫茫人世走去。

我曾寄人篱下，在别人的矮檐下生活，世界对我是那样狭窄——以我所遭受的苦难，以我所见到的人的险恶面目，使我无法不怀疑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使我没有理由爱我的同类。然而我不能拒绝我的血脉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我依然爱，并且做着梦。在我的梦中生命如绚丽的红玫瑰在原野上怒放，灵魂像挣脱了绳索的风筝一样翱翔在无垠的晴空之下。为着我的梦我磨砺我的笑。我写下了长篇小说《梦之谷》、短篇小说集《栗子》《篱下集》以及散文集《小树叶》《落日》等。为着我的梦我不愿在一个充溢着愚昧、残酷、饥饿和野蛮的黑洞里挖一个小窟窿当作自己的“出路”，我要到阳光下去思索。我走向更广大的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我的目光孤独又忧郁，我的微笑顽皮又快乐，而我的脚步，我的脚步呀，浪漫又执着。我那个伤痕累累的祖国母亲，在夕阳下，寒风中，在漫漫长夜和每一个赤裸的白昼，怀着温柔的热望，倾听我这个鲁莽游子的足音。我写了《平绥琐记》《鲁西流民图》《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我梦想用我的滚烫的文字，暖一暖母亲的手脚。然而我自己的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被刺得鲜血淋漓。我并没有驻足。蓬勃的永不安宁的热力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一步步向前走去。我走出了这片黄瘦破碎的海棠叶，我走到了世界的峰巅。在“银风筝下的伦敦”，在“南德的暮秋”，在装满炸药的军车上，在海域布满水雷的战舰上……我穿梭访问，追踪扫描——波茨坦会议、纳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无暇一抖军装上的征尘，但我感到精神在蓝天下飞翔的快乐。我看到了生长在另一片土地上的宽容、平等、自由和理性的绿草坪，我看到了根植在另一个民族中的勇敢、乐观、幽默和人类之爱的花朵。我没有地图，我用自己的脚一寸一寸地丈量世界的变异。在大战的烽火硝烟中，在死神张大的羽翼下，我弹奏着我生命的乐章。而我梦魂缭绕的，依然是我的贫弱的祖国。我的雪片样的电报飞向她，我的厚厚的一本《人生采访》，也是为她必将获得的强盛而作。像雨点扑向大地，像信鸽飞向家乡，我在旅英七载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她的怀抱。

我依然画我的梦。我在我的《红毛长谈》中，描绘了二十年后——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将是一片怎样的文明富裕、自由平等的乐土，我没有想到等待我的是新的“矮檐”——不，棍棒甚至将我从“矮檐”下逐出，头顶上不给我一片瓦，风雨中没有我一个巢——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我的肩上压了两百斤的大粪担。我蹒跚地踉跄地向前走去，不敢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我变成了一只噤声的寒蝉，觅尽寒枝无处栖。至于在那幻想中的一九六六年的“乐土”到来之际，一切于我，唯剩下死亡是最美丽的诱惑。我生命的年轮在这时好像一条飘忽的细线，我时时想着如何用自己的牙齿咬断它。

然而，当隆福医院的大夫为我冲洗胃里的安眠药时，我的坚强而忠实的妻子低下头来，悄悄地，用了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比他们活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是人！”

“人？”我几乎忘了他，但这个美好而又庄严的名词穿过黑暗进入了我的心中。死亡使生命对我变成透明。在走出噩梦的早晨，我以我的笔做拐杖，又开始了我的人生旅行。我的手有些抖，我的脚步有些颤，但我心还能和五岁的孩子比年轻。那个曾经不被爱尔兰喜欢，最后成为自己国家——以至全世界光荣的乔伊斯屹立在我面前。几乎全世界都拥有了他那部以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的记录——《尤利西斯》。我和我的妻子，把这一份瑰宝，译成我们的语言献给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我相信这是我生命年轮中镌刻下的深深的一圈，但还不是最后。我仍坚持我的梦。我对自己没有地图的旅行无怨无悔，直至终极。

原载《上海法制报》，1994年9月26日

校门内外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顶梁柱，是国民灵魂的基本建设，同时也是个人素质构成的基础。正规教育应当一磴一磴地升，家学敦实，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类拔萃。

我既无奇才，也并非出自书香之家。本来连小学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机遇使我这个差半年高中毕业就因学运而被强迫离校的学生，竟然在国内读了两家大学之后，又落脚在只有英国贵胄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

命运待我不能说差。然而学历和学力并不是一码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识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写文向不引经据典，一辈子才没太出洋相。

从青少年直到中年，我还五度执过教鞭。十八岁在汕头和二十二岁在福州教过中学；二十五岁时给天津女师讲过课；二战期间又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职；回国后，四六年回到上海，由于手里没金条来顶间房住，就去复旦大学教了两年书。正是在那里，发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的），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咚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两排小书桌是砖砌的，上面抹着油灰。孩子们（我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一边扯了脖子唱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一边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剥落的墙上贼眉鼠眼地蹿着壁虎，脚下时而还有觅食的老鼠在砖砌的书桌间穿梭。

老师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头架子了。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托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很快我就领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子。在他手里我可没少挨剋。那烟袋锅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还专挑脑袋上打。书背不上来必然挨打，但更使老头子动气的是，到时候交不上来束脩。

“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刚念《论语》，脑袋上就给他敲出好几个包。而且我们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么也不给讲解。后来，我妈妈打听出九道湾里有一家私立小学，算是个新式学堂，念的也不再是《论语》了，而是新教科书，所以没多久我就又转了学。

我还记得妈妈送我上学的那天。小胡同弯来弯去，真是九道湾。每拐一个弯儿，我都挨紧妈妈一下。六九年在咸宁干校，我送小儿子去城里住宿学校时，一路我都在回想当年妈妈送我去九道湾那趟，也那么依依不舍。

所谓“学堂”不过是个小四合院。老师和师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欢穿花袄的师姐。所谓“学堂”就只是那间东屋。记得那正是三伏天，屋里面西晒得成了个小火炉。

这里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还是让学生们成天扯了脖子唱课文，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那北屋里，很少讲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烟袋锅子，改打板子了。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若不能按时交学费（更不用说年节送礼了），照样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妈妈见到我手心肿成那个样子，就暗暗掉眼泪。

那阵子，我那寡妇妈见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间房的学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后来娶了美国嫂嫂安娜的）跑来说，安定门有家长老会办的学堂，不但有小学，还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还收工读生：不但免交学杂费，每月兴许还能挣上块儿八毛的。那里为工读生办有地毯房、羊奶厂和一所印刷作坊。学校的名称是崇实，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厅）。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妈妈当机立断：退了九道湾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这家崇实小学。那里的教务主任听说我读过两家私塾，就让我插班念三年级。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所以转年我就又升进了初中。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抖啦！

我读小学那一年还顺当，但毕业那天却干了件蠢事。那天，学校从王府井请了一家照相馆的人来照师生合影：老师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盘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照相。事先听老人说，照相会摄魂、伤神、减寿，可当时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相用的是转镜，当镜头转到我时，我把脑袋朝里一歪。洗出之后，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我就那样告别了崇实小学。

上初中后我就住了校，并且进了地毯房，当上一名学徒工。我领头一个月工资那天，母亲去世了。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崇实也实行强迫宗教。学校课目上有一门《圣经》，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还得祈祷。

其实，《圣经》原是一部很美的书。《旧约》从伊甸园那对赤身露体的情侣开始，满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战争，有家族史，有颂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学的宝库。

再美好的东西，倘若以强制方式灌输，并且以体罚为手段，就不但读不下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一回，老师要我背诵关于摩西的一段经文，我照庙会里说书的方式绘影绘声地讲述起来。同学们听了挺入神，可我却挨了老师一顿申斥。

第一次排队去二条长老会教堂做礼拜那天，我对教堂两壁的塔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浓厚兴趣。台上传道的时候，我却对着两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长胡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稣。但是做礼拜时，总有专职老师来回巡视着，不许交头接耳，祈祷时不许睁开眼睛，我的眼睛总盯着两边窗玻璃，当然也在干涉之列。

讲完道，就该唱《颂主诗歌》了。三百多首，我后来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欢那些圣诞歌曲，真是动听极了，至今我有时还喜欢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后的祈祷时不许睁眼睛，对我这个闲不住的孩子可太难了！要闭紧眼睛——不然，如果被发现在东张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里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眼睛却总想四下里悄悄张望。倘若当时宗教不是这么强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声、色和以爱为核心的教义，对于生活如此孤寂单调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为反教的，归根结底是由于那些笃信者的行为跟他们所传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当时那些强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一九二八年北伐后，教会取消了强迫宗教，《圣经》也不再列入课程了。然而我的小学及中学时期，都是在强迫宗教中度过的。

对我来说，真理大厅最值得感谢的是它的工读办法。它使像我那样至多混个小学毕业的穷小子念到了高中，这都亏了它那种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学宿费全免，还能挣点饭钱和零花。

我起先学织地毯。从学徒（绕线）到织没有花样的杂毛毯，到粗花样的牛毛毯，最后才织上花样复杂的细活。我是在开始织最高级的土耳其毯时离开地毯房的。

开始缠线团的时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学徒也有先后。比我早来的绕线团，我这初来乍到的只能举双臂给他撑着。线一缠乱了，他就会发脾气踢我一脚。至于大板上织活的师兄，就更厉害了。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三把铁家伙：耙子、剪子和刀。线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师兄就发火。我曾挨过几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没人管，我就偷偷捏点干土面儿糊在上面。

记得地毯房的那位师傅姓裴。他的职责是在开始织活之前，用绿笔在织机的“经”上画出要织的图案，多数是波斯式的。我记得也曾给保定一家医院织过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图案，中间则是那家医院的名字。裴师傅倒不打人，他总坐在门口不停地吧嗒着他那根烟袋，轻易不说什么。

地毯房设在校楼的第五层。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户外面的时候，我得踩着玻璃窗户边儿爬出一大截。尽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就很强，生怕掉下去会摔成残疾，就总自己把一条腿上绑根绳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红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楼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四楼的窗口往下望过，仍然是由于怕摔成残疾才没跳的。小时候我那么怕死，也是妈妈灌输给我的独子意识使然。妈妈老是说：“我可就你这么一条根！”

我不喜欢地毯房师兄有权打师弟这个恶劣传统。当我织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于我的学徒的资格时，我决心离开这个恶性循环的地方。这当儿，刚好羊奶厂缺人，我就跳了槽。

关于工读，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小蒋》（收入《篱下集》），那就是以崇实的羊奶厂为背景的，那里还有一只我给起名叫鹿儿的瑞士种奶羊（小说中其他情节则是另外组合的）。羊奶厂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挤奶，喂羊，打扫那永远也干净不了的羊圈，还老得闻那膻味儿。

前后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对付！那时喝得起羊奶的几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门里路东那几条胡同，而且大都是养着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时，那忠于职守的家伙总以为我拿了它家什么，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还想扑过来。这时，我就猫腰作拾砖头还击的姿势。有的狗直到我走远了，还悻悻地吠着。

我特别喜欢喂羊和放羊的活儿。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蓝中透绿。羊斗起来凶，眼睛却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儿（猪丑，也许首先就是由于它那张大嘴），下面还飘着几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没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可是每当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后，连老带少那个抢劲儿，真吓人！其实，总会让它们吃个饱——经过消化，然后又都变成豆状的小粪蛋儿。可它们就是想不开，见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抢，毫不懂得谦让。

我有时赶了羊群（像个小苏武！）出安定门到护城河边儿上牧放。河岸是两排垂杨柳，土坡儿上草挺茂盛，羊可以尽情地吃。我则总揣上一本书，尽情地在另一世界里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阅读时光。

后来，教务处缺人搞蜡板油印，就把我调去了。

“五四运动”时我刚九岁，印象不深。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我不但已懂事了，而且曾不顾洋校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见《昙》，收入《篱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号和参加游行示威。我本来对强迫宗教就一直抱着反感，其时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在这时，四堂兄的齐鲁大学同学李安宅和于道泉（后来成为陈云元老的姻兄）介绍我参加了C.Y.（共青团）。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团员都是校内的一些穷学生。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跟学校当局（特别是外号叫“马猴儿”的斋务长）展开过斗争。宿舍北楼共五层，但冬季暖气只烧到三层。秋季上学时，他把阔学生都分在二三层，穷学生则大多分到五楼。那时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后，常有好心的同学临睡前把大衣盖到我身上。

同“马猴儿”的斗争自然就引起我跟学校几位头头的对立。校长“罗锤子”和教务长“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同那时专抓学生的侦缉队有联系，终于把我抓到东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纪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他们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于道泉这个关系。我被抓进去之后绝口不谈政治，只佯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共过了三次堂和多次审讯。那正是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逞威风的时候。只要跟共产党沾上一点儿边就拉去枪毙。我始终咬定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谁也不认识。本来那时一抓进去就没救。可是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托了美国校长莱仪庭居然把我救了出来。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坐汽车。在车里，莱牧师问我组织那少年团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宣传社会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我那时虽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于大哥私下里交给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其实，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那就代表再也没有饥饿和压迫，人人都能吃饱饭，并且有话就能自由表达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说：“孩子，先念书，五年之内不要再去过问政治。”

初中毕业后，我曾一度想找个工作。同三堂兄决裂是由于他硬逼我投考邮局去当邮务员——翻译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个，又干些什么，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报纸上常有“征求”的广告。我每天看报首先就翻看那一栏。《世界日报》招练习生，我去应考过。已故成舍我社长主考。最后嫌我“太矮”，落了选。还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练习生。要我们十来名应征的当场各作一篇文，结果，录取了我。虽然只待了三个月，但那却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务、中华那样的大企业，在小规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间，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极令人瞩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鲁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编的《语丝》，还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刘半农、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书。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杂务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书局有点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兴公寓则正在红楼对面。当时，南北河沿还有水，岸边有垂杨柳。后来，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位就一度住过北河沿尽头的汉园公寓。

我的工作很杂。有体力活儿（如骑车给作家们取送校样和送稿酬），也有初级脑力劳动：看书稿及《语丝》的校样。编辑部只有两间屋。外屋靠墙是一排新书、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陈列着外版（如创造社）的书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竞生著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三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五七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三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一九二七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在国文专修班的那一年里，我最受益的是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他当时本是清华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门课非常叫座，我只是许多旁听生中间的一个。他讲中外文学都是一个个作家地讲，先介绍生平，然后谈作品。每次上课他都夹了一大叠书，随讲随顺手朗读作品的段落。国内的，从鲁迅、茅盾讲到蒋光慈和沈从文，国外的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罗曼·罗兰讲到乔伊斯——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乔伊斯的名字。他讲得生动、有条理，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

那时候，我对《创造月刊》上登的有关南国的描绘，十分向往。我想漂泊，我要流浪。南洋更远，想必更加新奇，成为我向往的去处。可是我这织地毯挤羊奶起家的，由于学无根底，对音韵学，对金石，对古代批评史等课实在钻不进去。很快我就决定干脆还是进个本科，学点钻得进去的。

我升学的一大障碍是文凭。刚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在招第一期新生。尽管辅大的校长陈垣在学术界还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时候，在北平五家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和辅仁）中间，这家是最次的。我考进辅仁要感谢杨刚的四哥。他当时是那里的注册课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数学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语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坚持收下我，并且要预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计当时一是由于肯投考辅仁的就不多，我在数学答卷上又大诉一通失学之苦，而在收谁的问题上，洋神父的发言权也更大，我就这样被录取了。

混进了辅仁之后不久，教育部搞了场甄别考试（因为假文凭太多了），我这下子又拿到了一张正式的证书。

我小时候一直读新教的长老会学校，这是我头一遭同天主教（旧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圣诞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内部更加华丽，而且举行弥撒时还焚香点蜡烛，神父口诵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气氛。对于非教徒，他们并不要求去望弥撒。我偶尔进教堂纯粹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想在焚香诵经声中，感受一下那种神秘气氛。

辅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欧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个大门，别无旁门。如遇火警，一个也别想跑掉！前楼和两厢是教室，后楼是宿舍。课程大致同旁的大学一样，只是拉丁文为英语系必修课，由一位胡须垂到胸间的老神父教。至于文学史则讲得明显带有偏见。遇到文学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纪的纽曼）就大捧特捧，对反天主教的作家（如爱尔兰的乔伊斯）则骂个狗血喷头。

当时，辅仁发的讲义和指定阅读的书目大多带有天主教成见，充满了偏袒歪曲。可是为了混学分，同学们在口头及书面上也只能盲从。但这种低估学生判断能力不实事求是的教材，有的当场就被学生识破，有的事后醒悟了，所以也绝不能持久，那只会误人子弟，并不能为天主教增添什么光彩。尤其是历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对出来。

总结我对辅仁那种中古僧侣式的教育，我认为，教育只能启发，不可硬性灌输；课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观真理或事实，不可歪曲虚构。学生不是木头，是有头脑而且头脑随着岁月还会发展的高级动物，切不可为了骗取他们一时的笃信（其实，如果没有分数作诱饵，他们也不会真信），使他们日后走向另一极端——反教。

给雷德曼当了两年的助理，使我对天主教有了些了解。雷德曼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恋而出家的，他曾几次在夜晚向我朗诵他的情诗。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动，头上的青筋就鼓了起来。他有时一边朗诵一边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课程中，歪曲更严重的还有哲学课。他们不但绝对排斥唯物主义，并且时常讲得不像哲学，更像神学。宇宙的主宰当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势力之代表。

也许由于他失过恋，更由于他性格异常激动，雷德曼有时会歇斯底里发作，暴跳如雷。过后，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时的好友林观得应母校英华中学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务长。行前他邀我去那里教书，我谢绝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发作了。这回，他双手拽住我的脖领大声咆哮。我转身甩门跑出去，就给林观得拍一电报：“愿来闽。”第二天雷德曼又来向我道歉。我告诉他：晚了，我已决定去福州。

于是，又一次渡黄河过长江，然后坐海轮南下。海对我早已不生疏了。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过马屿，开进闽江，两岸山崖上还留着上个世纪中法战争的遗迹：炮弹在岩石上炸出骷髅般的炮眼。我记起了当年的民族英雄刘永福。

英华中学位于福州对面的仓前山半腰，中间是一座横跨闽江的大桥。从我住的那间屋里，可以眺望远山和秀丽的闽江。江上经常泊着火轮，并时有快艇穿梭。我特别喜看闽江边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据说能远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国语言不统一的问题。其实，今天看来，交通便利了，全国的经济脉络通了，这个问题并不带根本性。但在一九三二年的福州，我这个北方佬就像两年前在汕头一样，在街上买点东西都非常不便。首先连数目都不会说，事事都得靠笔谈。

在那里教书，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课时点名这一关。当地有些学生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专喜欢选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写的英文，音好读，却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则有时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读准其音，再加上汉语方言读音的巨大差异，就更难掌握。我在那儿上头一堂课点名时，就为念错了一位学生的名字，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尴尬。闹过那次笑话以后，我就干脆让班长代为点名，我一边听他念，一边在点名册上加以注音。

我曾听说北平孔德学校采用过一种新式的设计教学法，就是不由老师“讲”，而是老师只带着学生“做”。比如，教英语，就带领学生编字典，从而扩大语汇；教地理，就指导学生画地图；学历史，则绘制“年表”。

我教的是国语，怎样通过这种“设计教学法”来增加学生对学国语的兴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头，低年级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锦晖的那些轻歌剧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级就排戏。这样，学生们就对国语产生了兴趣。高年级教作文最好的设计是编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学生们对写作的兴致。

跟学生交朋友对为人师表是极其重要的。在汕头，由于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梦之谷》里了，没怎么同学生们打交道。福州时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曹维廉副社长以及曾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的叶明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几十年。

回忆我在崇实时期，同学中间颇有些好友，但没跟一位老师交过朋友。一方面由于我那时跟学校当局大多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那时没有年龄上同我相近的老师。在汕头和福州，我同学生几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记师生之间的界限了。

但是，崇实有两位老师我至今仍常怀念。一位是兼中医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阅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洁若还记得有一篇写的是：“人骑在驴上，驴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得慢，不断地用鞭子来抽打。”为了鼓励我，李老师常在我的作文本后面一批就是几百个字，谆谆地写出他对我的期望。当然，这些作文本也没能逃过那场浩劫。

还有一位姓贾，是教地理的。

当时，教代数的是一位专靠板子教书的既凶又狠的老师。那时，我们用的课本是一个姓温德华的美国人所著的——中文书名为《温德华氏代数学》。最初，我对代数蛮有兴趣，在班上并不是最次的。那时我上学要由东直门南小街走到北新桥。马路是用土铺的，汽车轻易不过一辆，只有人力车和脚踏车，另外还常过驼群马帮。马路两旁是砖砌的水沟。

一次过马群时，中间一匹马惊了，吓得我赶快跳过水沟逃开。慌乱间书包散了。等马跑远了，我赶回去捡。糟糕！我的《温德华氏代数学》给刮没影儿啦！这就意味着要挨不止一顿板子！

那正是月头上。我想了个办法：交饭费时只交早晚饭的，中午饿他一顿。那样，就够重新买一本温德华的书，也就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于是，同学们吃午饭时，我就一个人在篮球场上练投篮。后来被人发现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气，才落到这个下场。可是教地理的贾老师一听说，就立刻掏腰包为我补交了那顿饭费，并且亲自把我从篮球场上领回食堂。

可惜那位贾老师后来离开了崇实。多年来我曾多方托人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打听到。他那次对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于赵澄和贾老师这样的情谊，在人间我一向最重友情。后来又遇到杨振声、沈从文和巴金三位，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是幸运。早年虽伶仃孤苦，可我从不觉得人间冷漠，就是落难到柏各庄那三年，还交了一位贫农朋友郑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当时他正在开滦煤矿。

在福州教了一年书之后，一九三三年我又回到北平，并且转学进了燕京，成为那里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燕京是家贵族大学，我是怎么进去的呢？

一九三〇年我在燕京读书时，曾给东大地的洋教授推过草坪，看过娃娃，还为新闻系叠过一份份的《燕京新闻》。

一九三三年重回燕京，就开始靠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写小说来维持了。毕业前的一年，要写论文《书评研究》，我就随写随一章章地发表。我的大学就是这么混过来的。当时，燕京有由马鉴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对我就是职业介绍所。

我的转学并且从英文系改到新闻系，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人过二十岁，总会不断思考此生要干些什么。我在十六岁上就已决定走文学的道路了。然而这只是个大方向，我还在考虑干什么职业，我不想靠投稿为生，那太不稳定。英文系毕业，只有去教中学英语。我虽然教过几次书，但我并不想再去教。因为年年教一套课本，太单调。自然更由于我那时对到处跑跑产生了兴趣，什么职业最能为我提供旅行的机会呢？只有干新闻这个行当，既可以为走南闯北提供条件，还有供我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心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闻这个职业只是为我广泛接触人生的手段，文艺创作才是我的鹄的。

我早年尝尽了贫穷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业后靠典当为生的狼狈。我不想再重复那种遭遇。然而我更不想为了三斗米去干我所不愿干之事——譬如做官儿。那阵子，傅作义就曾通过先师吴文藻要在内蒙古（绥远）给我个小官儿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写写牧民，然而一听说非得当官儿，并且还得入国民党，就坚决谢绝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新闻学有多少可学的。课程表上我只稀罕埃德加·斯诺所教的“特写”，其他如广告学、采访术，我都时常旷课去旁听英文系的“小说”（包贵思）和“文学批评”（谢迪克）。

我这辈子早年寒苦孤单，中年（一九五七年起）屡遭厄运，但青年和晚年却都十分幸运。一九三三年同斯诺由师生成为挚友，对我一生也是一大关键。我从他在课堂上所讲的得到莫大启发，使我坚定了当一名旅行记者，并且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特写的决心。同时，由于当了他的助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斯诺在燕京只教了两年，而那也正赶上我在国内最后上的两年大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见面（他第一天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虚怀若谷的为人），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海淀军机处八号他的家里。我（后来又拉上杨刚）帮他编译了英语世界第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有一阵子我们三人（还有斯诺那位喜欢抢话的海伦）凑在一起谈论并争论。毕业之后，我们的关系延续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过头。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来北京，本来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的。怎奈他由于在美国《星期六评论报》上写了两篇文章预言解放后毛泽东终有一天也将像铁托那样向斯大林挑战而不允访华。六十年代，当他的预言果然实现，重访中国时，我已在柏各庄农场劳动了。从他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协宴会上向东道主老舍问过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国营农场劳动哪。”并且告诉他：“萧乾对写作已经没兴趣了。”

他在书中说，他是带着怀疑听取那个答复的。

在燕大那两年，我还结识了教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谢迪克。我一向怕读抽象文字，还把艺术理论视为畏途。他却把我引入那个领域，在审美方面给了我启蒙和指引。有一阵子我也迷上了亚里士多德以至十九世纪英国一些美学家如配特。谢迪克和斯诺同样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教学法。首先，他同学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临下。其次，他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在班上，他总想法引起些争论——争得越激烈，他越兴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结下友谊。课余除了斯诺那里，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还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举行的《弥赛亚》大合唱中，他（男高音）总是四位独唱演员之一。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溜冰场上，又是位姿势优美的高手。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为曹禺的《日出》出评论特刊（整版）时，他的评论为许多人（如侯金镜）所推崇。敌伪时期，他像燕京许多外籍（他是英裔加拿大人）教授一样，也被日军拘留在胶东。

他可没白当俘虏！一九七九年我重访美国时，他正在康奈尔大学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汉语语法》已成为英美汉学界的权威之作。他带点嘲讽地说：“多亏了日本兵给了我那四年的进修机会。”他还译了《老残游记》。

谢迪克是位勤奋不倦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七九年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几天里，他曾冒雨开车陪我漫游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亲手做的俄式佳肴，还听他弹了好多首“肖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园和他带我去听的一次音乐会。年届八十的他还在唱《弥赛亚》，但已不再是独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参加母校的一次活动时，突然接到她病重的电报就马上赶回去。一进门，只见太太已经咽气了。

谢迪克精神矍铄得真是惊人。九十年代初，他来信告诉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吴乐懿结了婚。估计当时她也已八十岁出头了。信中描述了他们的新婚旅行：由他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开车，遍游大半个美国。

当然，没人能长生不老，前年谢迪克去世了。不久，吴乐懿也相继离开了人间，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儿逍遥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这里也补上一笔。

在燕京，我还对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我学过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但我获益最多的却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懂得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出各种心态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转弯抹角的自我辩护，明白各种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动。我认为，对下去体验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会各种人打交道的新闻记者，那应是一门必修科目。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人的学问，这门学问对于我从事的新闻采访工作，受益匪浅。

在燕京离毕业还差半年，《大公报》社长胡霖就把我预定下来了。第一次会见中，他提出我进报馆后职务是编副刊，我要求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让我出去走走。不讲价钱，反而要求额外的工作，任何老板当然都不会拒绝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去讲课。那时精力充沛，对于工作向来不知畏惧，只是有点担心“女子”那两个字。朋友都竭力为我打气，好在一周只去一两趟，就还是答应下来了。

我对教天津女师的事几乎没什么记忆。其实，在汕头教书时，就是男女合校，我并不害怕女生。只是后来我发现兼这个差使会把我拴住，不便于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没教几周就辞掉了这一兼职。

一提到天津女师，我就想起后来成为台湾文艺界元老的张秀亚。在我刚开始编《大公报·文艺》时，她就投过稿，并且被刊登出来。她那时恰好是女师的学生，当她知道我在那里兼课时，想借机同我谋一面，她写信给我，约定在我上课的那天，她将戴一顶大草帽等在课室外面。其实，投稿人要跟刊物编者见见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讲完课，一出教室门，大草帽之外还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紧张了，就匆匆溜掉，心里还怦怦直跳。

后来我们认识了。四八年她随丈夫（天主教大主教于斌之弟）去台湾前还来复旦看过我，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我被迫搁笔的那二十二年间，她却在宝岛上一本本地出着鸿著。从她的书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饱经坎坷。

一九三九年，我从香港《大公报》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现代汉语。

我从一九三〇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工资一律都是每小时两毛五分。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教汉语认识了美国的威廉·安澜，合编了八期《中国简报》，这些都已写进我的《文学回忆录》中了。这里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为了谈谈我通过教西方人汉语——特别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不少人主张教外语要用直接教学法，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我也同意。我从九岁跟我的洋嫂子学英语，就是这么用直接交谈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三我才读了一本语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个旅人看地图，地方去过了，就一目了然。还记得我那本语法是带图解的。至今，我仍认为用图解是学语法的一条捷径。

但是，教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华语，我认为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语法是由活的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语言结构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词类。

我在东方学院教的课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编的，他还曾把会话部分录了音。当时，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仰上（如桂格会）的反战主义者。上次欧战，英政府曾把当时的反战主义者全都囚在海峡的曼岛上，他们受罪，对国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费。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办法改了，准许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职务。这四十名青年就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训练班，由桂格会提供场所——伯明翰郊外一所农场，由我和西门教授给他们开个速成班。我除了语言，还得做一些有关中国各方面常识的介绍。

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这四十名英国青年应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还有行动：拒服兵役。第一次欧战，英国处理得十分简单化，也十分浪费。国家同敌国开战，全国同仇敌忾，可却有一小撮人出于信仰，同抗敌大唱反调，拒不服兵役，关进牢房当然罪有应得！然而二十五年后，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中学乖了，懂得矛盾应缓解而不应激化，也承认既然宪法上给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为执行宪法的政府，就应认真实现，方能取信于民。

在我同这批反战青年接触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觉他们都是诚恳的、优秀的英国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编一份艺术刊物，还有搞医的。近年来他们时常把看过的英国报刊寄给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在滇缅路上英勇献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贝利，在云南内地染上恶性疟疾，一条腿致残，一直架着拐。多年来他疾病缠身，却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后，我于一九四二年去剑桥当了学生。两年间，成天头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侣那种黑袍。

剑桥是很难进的大学，王家学院门槛尤其难迈。我当时主要是沾了身为“伟大盟邦”一分子的光，还有福斯特和魏礼两位的推荐，才进了那家贵族学院，并且还成为住宿生。剑桥以大学后身的剑河闻名于世，而王家学院教堂在剑桥壮丽宏伟的中古建筑群中又是佼佼者。学院给我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后者两面窗户，一面朝着剑河，另一面对着教堂。

关于大学生活，已见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这里不再重复，只想借此谈谈剑桥的导师制。

进入学院之后，事先早已指定乔治·瑞兰兹教授为我的导师。他是剑桥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头发本已是金黄色，传说他上课前还要再洒点金粉。一九八四年我偕洁若去拜访他，当时他已八十几岁了，不但不用手杖，时而还作跳跃状。他留我们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剑桥照僧院规矩，一到黄昏，女客就不许在院内滞留。那天洁若不但住了，而且还当了高桌（教授进餐的长桌）上宾。

达迪（大学里，人们对瑞兰兹的通称）指了他书房里我们坐的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当年乾就是坐在这里同我讨论意识流小说的，每周两次。”

确是那样。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就钻研起意识流小说了。我一直在读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的书。刚好瑞兰兹是伍尔夫夫人的宠儿。在导师的指引下，我又读起美国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自然，在进王家学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认识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过他的伦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乐部，也两次去过他在撒利郡的家，并且从他家去过列诺尔德·伍尔夫的家。可惜当时他的妻子弗吉尼亚已经投江自殒。

福斯特是位寡产作家，他一共才写了六部小说（其中一部写同性恋的是他逝世后才问世的）。乔伊斯的小说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长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过几遍。他的《芬尼根守灵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欧战场了。亨利·詹姆士文笔细腻，劳伦斯则倾向粗犷。

我每周总写一篇读书笔记，预先交给导师。然后他约我去他那里“饮茶”，一边品茗，一边讨论笔记内容。他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我，倒是每听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见（一个东方人的意见）时，就特别感到兴奋。这时，他的口头禅总是：说下去，说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在是用中国“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贩自苏联的观点），来看待高踞在英语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说。对于他们那些刻意在文艺表现上的别出心裁和勇于探索，了解得很肤浅。这也是四六年回国之后，我始终没敢去正面写文介绍的缘故。例如，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似乎只写过一篇短文论她的女权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国人对待文学的眼光来分析他那些小说。例如，在谈他的《霍华德庄园》，我就认为他的中上层人物写得像，而工人形象则模糊，甚至歪曲。当我在同瑞兰兹交谈中这么说时，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在给福斯特的信中，我又这么说了，而他不仅表示了浓厚兴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说我“击中了要害”。

对剑桥，我首先赞赏的就是这种宽容和肯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一个武断主义者在教学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么是人文主义精神，我首先要举的就是能虚怀若谷、肯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态度。唯我独是则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学生，当然更治不了国。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临一个既小又大的问题：没地方安家。当时要顶间屋子，需要金条，而截至那时，我一生还未见过一根金条，更不要说拥有了。

我去华东著名学府复旦兼教职的动机实在不纯，就是为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复旦通过靳以告诉我，倘若我肯去兼职（而且保证只开两三门课，每科每周各只两小时），就给我一幢日本人遗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书房、客厅、卧室俱全，还有个大浴缸。在那里，我欢快过，可也煎苦过。

提起在复旦的那两年，我感到十分负疚。我一直反对教师兼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名教授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都一身兼着两个以上大学的教职。有的向各校轮流请假，即便课课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学生们一是慕名，二是为了混学分，不认真的教授更好对付。从教授来讲，兼职就不可能同学生交朋友，下班夹皮包就走。不了解学生，不知己知彼，还谈得上什么教学！

四六年我回上海，报馆没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点也没考虑我在身兼二职。一下把我派去台湾采访，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课，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温代课。我只为她出出主意，亲自教的课不多，和同学接触自然也更少。离国七载，本来大可以向他们讨教一下国内的现实，会少犯许多错误。那时我刚入中年，好逞强，独断独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写了一篇开罪当时文艺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酿成祸端。不过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宫，未尝不是我难得的福分！免于被迫写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总之，从复旦这段日子我首先总结出的是：教者应当专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惭愧呀！一提起复旦那两年，我就感到惭愧，因为当时我连半心半意都够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辞职走上香港《大公报》的新岗位了。从那里，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认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合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往学生脑袋瓜里塞多少知识，而更应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猫狗训练好了也会服从。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如今大学收费了。我赞成为那些不是万元户的贫寒子弟，设置几项不至于影响学业的工读机会。学新闻学的，课余为当地报纸跑跑新闻，有何不可？这不能光靠学生自己张罗，关心学生福利的校方应设立专门机构，主动与社会有关单位联系、张罗，开辟途径，然后由学生自选参与。

几年前我去沈阳访问，见到那里一位也曾当过“右派”的市长。他告诉我，在沈阳当教员，工资一律加提三级。这数目虽不大，且纯属物质刺激，但却表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

可是写到这里，一位刚去延安地区访问归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举那里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学校为例，说开学那天，每个学生得交二十元“校门费”才准进去办入学手续。学费是二百五十元，学外语则上千元。然而这以外，农民每年还得交一笔教育附加费。“交不出，就加倍处罚。再交不出，官家就闯进家门随便拿。”

我听了不禁唏嘘良久，感叹不已。

原载《收获》，1996年第2期，收入《玉渊潭漫笔》

点滴人生

飞肉

每个人一辈子都既有顺当的巧遇，有时也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窘得抬不起头来，可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又会感到可笑，甚至会拿自己开心。

我就常记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闹的笑话。

那好像是在一九一八年左右。那时，我的四堂兄还没娶美国嫂子。当时他正在教一个姓孟罗的英国人汉语。一天，孟罗请他吃饭，为了让我见见世面，他把我也带去了。

记得那天孟罗先请我们看一场电影，是在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那是我头一回看电影。可能是卓别林的片子，因为至今还记得他那能上下耸动的小胡子，不跟脚的鞋子和手里不断耍着的拐棍儿。

带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为了让我长见识，他万没料到我会让他大丢其脸。

第一道上汤，还算顺利。反正我记住事前嘱咐的：调羹可别碰汤盆。真正的磨难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盘炸得焦焦的牛排。这回我得过刀叉关了。

四堂兄大约也估计到我这一关不好过，事先便叮嘱我务必要看着他的动作，我只要照样模仿就是了。

于是，我也照他那样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后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里一送，就成了。

谁料到我那块牛排硬是不听话，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开。眼睁睁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这块还动弹不了。我意识到四堂兄也在替我着急。

于是，我使劲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盘子，而且仿佛长了翅膀般地溜出桌边，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来。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着这一戏剧性事态，可四堂兄涨红了脸，狠狠地瞪着我。我呢，真是丧了魂，正要猫腰去把飞肉拾起，四堂兄用汉语狼狈地训斥我：“别动！”

我从声调中听出他的怒气。

孟罗其实倒并不在意。他从面前的大盘子里又给我补了一块，还说着安慰的话。

但我实在怕这第二块牛排也会长出翅膀，就噙着泪水朝它发怔。

饭后辞出之后，四堂兄一路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朝我悻悻地说了声：

“废物，真丢人！”

与鹰同席

英国人好客，尤其在大学里，每个星期总得赴几次茶会。时而还会有人邀去度周末。我去过两趟福斯特在赛拉郡的家，看到他多么孝母。老诗人罗伯特·特莱威林的家更去过多次，常同他那位早年侨居过印尼的荷兰夫人在林中散步，从这种周末领会到英国传统家庭的风貌。我尤其喜欢听他们饭后的朗诵。有时是选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脍炙人口的小说，如《简·爱》，有时是著名诗篇。记得福斯特曾绘声绘色地朗诵过T.S.艾略特一首描绘猫的诗，他把猫形容得活灵活现，逗得大家（尤其他那位老母）笑得前仰后合。

一回，福斯特在他那改良俱乐部里为我介绍一位在英国中部诺丁汉大学教哲学的朋友，后来那人写信来约我去他那里度周末。旅英七载，我应邀去友人家度过上百次的周末，唯独他那次最使我难以忘怀。老实说，如今回忆起来我还有些冒冷汗。

那位教授像福斯特一样，是位老光棍，可他有一别致的伴侣。一进客厅他就为我介绍了，是一只老鹰，名字叫托姆。

他指了指我，煞有介事地对托姆说，这是从东方礼仪之邦来的客人，你可不许撒野！托姆好像挺懂事，朝我张了张翅膀，伸了伸脖子，似乎还点了点头。

老实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踏实，生怕它朝我扑过来，用它那锥子般的尖嘴啄上我两口。

还好，它大概明白这是主人的贵客，只用它那黄中透绿的眼睛朝我眨了眨，像是在打量，在端详，在决定值不值得欢迎我。

用晚餐时，我万没有料到老鹰也入了席，而且踞在我和主人之间。主人见我神色紧张，就赶忙向我保证说，我家的托姆最懂规矩，它天天跟我一道吃饭。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一位体育教员曾爬到操场那棵大榆树上，想捉一只在树丫中间落脚的老鹰，结果给老鹰啄得满胳膊是血。

我那时真怕它一兴奋，朝我扑过来。

可托姆确实懂事。当我用刀叉切着盘子里那块牛排时，它也在它那盘子上一口口地啄蛋黄，每啄上一口，还歪歪脖子朝我望望。

主人留意到我有多么紧张，就赶忙解释说，它是在表示友好。然后又提高嗓门对老鹰说，这是从中国来的贵客。然后又转过头来问中国可有老鹰？我说，在动物园大铁笼子里见过。他听了不禁啧了两声，说大铁笼子太不舒服了。然后朝老鹰说，你愿意关在大铁笼子里吗？

老鹰歪过头来朝他眨了眨眼，又仰了仰脖子，仿佛在考虑怎么回答。

主人似乎有所领会地说：“我们的托姆不喜欢关在笼子里。”可我心里说，那同关在这屋子里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每上一道菜，托姆的盘子里就也换个样儿。一下是玉米粒，一下是青菜或剁碎了的生肉。它一边啄，一边朝我们主客二人望望。

我呢，一边吃着一边担心思，巴望这顿古怪的与老鹰的共餐早点结束，而且能平平安安地、不挨一下啄就散席。

原以为饭后饮咖啡时会把老鹰请走，不然，主人又把它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仆人随后端来一只盆子，里面是像牛奶一样的汤水。这样，我们喝着咖啡，老鹰也一口口地在盆里啜。

最后，主人把老鹰架在他肩上，老鹰吼了一声。主人说，瞧我们的托姆多讲礼貌，它在向中国客人道晚安呢！

托姆被送回阳台上了。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可那一夜我没睡好，总觉得窗外的托姆不时地在朝我扑扇它的翅膀。

狼狈

那年在福州教书的时候，我刚二十岁出头，跟学生距离不大，喜好自然也相近。我爱打篮球。其实，我的球艺极不高明，当前锋不会投篮，当后卫常犯规。可我就是喜欢玩。下课后，常到操场上跟学生们一道较量，我打起来还十分认真，一回曾把学生脖子抓破。打那以后，我总提醒自己：别忘了师生这道界限。

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美以美会在世纪之初创办的。教职员中有开明人士（其中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但实权则掌握在几位虔诚的老教友手里，其中有一位家里几代人都信教。逢到做礼拜，他总跟校长一道坐在台上，他有时也讲道，要不就站到台前朗读新旧约。这位老教友认为，星期天（他叫礼拜日）除了查经、礼拜、默祷，什么活动也不允许。他平素对学生们礼拜日还在球场上活动，一直极为不满，我们球瘾又太大，老教友早已看不顺眼了。学生们可能以为有我这个老师在一起，就可以放心打去。

一个星期天，正当我们玩得挺欢的当儿，老教友忽然气呼呼地出现了，并且闯进球场，一下子就把球攫到手，厉声说：

“这是主日，不许打！”

然后就愤愤地夹着篮球走了。望着他那背影，我们全呆了。大家都知道这位老教友仗着他的教龄，连校长也不看在眼里，只好扫兴散场。

我呢，不但扫兴，而且还大大地丢了脸。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乘海轮北返了。

登五台有感

我一向对名山古刹缺乏兴致。三六年上泰山去采访冯玉祥将军，事毕，我都未趁机看看日出奇景，就赶紧下山赶发通讯了——可惜由于将军大谈抗战，结果，检查官本着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给扣留了。“文革”中在咸宁干校三年，许多“五七战士”都顺道游了庐山，我却鼓不起那雅兴。

九三年，山西文史馆华而实馆长邀我作五台山之游。我竟不顾这副老骨头架子，欣然前往，我想看看那里的佛光寺。我不信佛，也不懂古建筑，之所以对佛光寺感兴趣，是因为想起一位故人：一代才女林徽因。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她曾冒着酷暑，随著名古建筑学家的丈夫梁思成在这座佛光寺那积满尘埃、摇摇欲坠的梁柱间，手持米尺，爬上爬下地丈量、考证。

不少人称赞她的小说写得好。然而她统共就写了《九十九度中》等那么几篇。我还看过她画的水彩，也见过她的舞台设计。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可她更热心的是帮助丈夫，鼓励朋友，她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高谈阔论上，而且她发表高论时，旁人很少能插进话去。因为她谈得总是那么精彩、动听，谁也不愿意打搅。

倘若当时她像约翰生博士那样，身边有位勤于记录的包斯威尔，把她的那些妙语宏论都记录下来，那会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啊！

她自己写得不多，但她更鼓励旁人写。我就是在她的殷切鼓励下继续写下去的。

我们最后一面是在五四年的文代会上见的。我远远望到她，就跑过去坐在她身边，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发窘地小声说：“都什么年月啦，还小姐小姐的！”

我推敲她那句话的含意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她那时已不再年轻；另一方面，都解放了，还称她作“小姐”，这不等于称她作资产阶级么！

是与否

Yes是“是”，No是“否”，这原是最起码的英语常识。

然而语言并不光指词汇，教语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这个最简单不过的“是”与“否”来说，中国人的用法同英语世界的习惯就大不一样。差别就在这第二句上。例如：

问：“你是中国人吗？”

回答都是：“是”或“对”。没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问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国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对方所说的话。

然而英语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书的时候，一天，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教师下课后，脸色涨红地走进教员休息室。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原来在她的班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她在课堂上用英语问学生们：“我是你们的朋友吗？”

学生们齐声嚷道：“是。”

接着她又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吧？”

台下齐声使劲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叹地对我说，已经教了他们快一年的书，学生们对她的态度竟还是摸不透。

语言用法这种微妙的差异，有时会造成很大的误会。这个例子对于在翻译工作中主张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译专家们，我想应该有所启发。

一次失言

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唯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虽身为大使，其实他原是位作家，流亡伦敦时曾同我一样也是国际笔会的会员。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夸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

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

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像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

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

席间一度出现了紧张，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连无辜的《简·爱自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为毒草的年月。当时，倘若有人说我研究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计我也会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样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看电影

谁没看过戏和电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电影可不是为了开心，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海瑞罢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红叉子的，就都属于“全民共讨之”的毒草。去看“毒草”，可得义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学习小组长就绷起面孔厉声宣布：下午两点半要去文化部看电影，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请假。最后还着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机关开会批判——最后两个字是带着凶狠的眼神和语气说的。这显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场，也预示出这又将是一场殊死的斗争。

作为严重政治任务去看的电影，偏偏是充满江南秀丽风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极动人的文学片。然而人们可不是去欣赏，而是要在那小桥流水中间寻找万恶的修正主义。

命运真奇妙。那阵子，头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过些，因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态的是革命群众。我细心倾听着他们一个个吃力地往那无辜的电影头上扔着泥巴，扣着修正主义帽子。其实，这倒也不难！那年月，凡是属于真善美的，都可能毫无例外地扣上那顶臭帽子。

革命群众扣完帽子，时间也差不多了，小组长宣布任务完成。于是，就散会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没那么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就是砸烂狗头，碎尸万段。“革命”和嗜血就成为同义语了。

斯文扫地

“文革”期间，机关脑体倒挂。平时的勤杂人员如今坐在办公室里给干部们派起工作了。年轻的去拉卷筒纸，老的则派些“轻”活。有个时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烧锅炉。承他们二位照拂，往外推炉渣时，他们总抢着驾辕，让我在旁边推。后来又改派我同原社长许觉民扫大院子了。

那阵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队点名，然后自报身份，有报“胡风分子”的，我就报“右派”。古典部有位老党员，干了一辈子革命，什么过错也没犯过。他原本应报“修正主义分子”，可他报了声“老干部”，这下可惹出乱子了。那个个子高大的原司机班头儿——那时成了革委会主任，就当众左右开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干部十几个嘴巴，好不威风！

许觉民那时算是“走资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们俩总是扛上扫把，准时来到收发室，那位好心肠的工友还偷偷给我们各斟一杯茶。强迫性的劳动就是积极不起来。我们总是聊一阵天才无精打采地抄起竹扫帚。许觉民边走边诙谐地说：

“走，斯文扫地去吧！”

我听了喝彩道：“这个词儿用得恰当，用得好！”

亡羊还可以补牢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会尝到听候宣判的滋味。当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肾部的透视片交给主任大夫，大夫迎着灯光边看边摇头时，我心里可紧张了。我多么想知道自己躯体里出了什么差错啊，可又不敢问，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着他的脸——特别是他的嘴，听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宽慰我说：“腹腔问题好像不大……”这时，他又皱起眉头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块毛栗般的阴影说：“你左肾可长了块结石，块头还真不小哩。”

透视和同位素扫描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诊断：我的左肾确实有块鹿角形的结石，他估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这时，我记起在湖北咸宁干校喝了三年那带粪渣儿的湖水。）不过，他说正因为它块头大，掉不进尿道里去，所以他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采取措施。

恰好这时（七九年夏）作协通知要我参加首次对美国的访问。我能去吗？几家医院的大夫都给我打了保票。这样，我就带着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四个多月跑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有时清闲，有时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尔作痛外，结石并没捣什么乱。

回国后，促使我下决心非去掉这块结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当时想，既然那支笔又还给了我，我就要上山下乡，好好干它一场。就像五〇年领导说要我赴朝鲜管理战俘，我马上就去协和医院把阑尾割掉一样。我总希望身上没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结石手术，导致尿道不通，带了八个月的管子之后，终于还是把左肾摘除了。

接着，也许由于负担过重，这唯一的一只肾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于是，我到处找有关肾病的书看，并开始严格控制起饮食。十几年来，我就靠这三分之一的肾，居然还凑合着活下来了。

同样，当我满口好牙的时候，一直不知道爱惜，还同旁人比赛过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几颗，倒懂得爱惜起来。

所以我总是亡了羊才去补牢。

朋友，劝君还是羊未亡就先补牢，这是一个老人真诚的忠告。

出版奇迹

既然往日的文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业整个闲下来就是意料中事了。从编辑到出版，从校对到印刷，都关上门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间，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项“特急任务”交下来了，说上头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于是，全出版社立即响应号召，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大干起来，要力争在出版速度上创个世界纪录。

任何行当一搁将近十年之久，肯定会生疏。同时，任何行当搁下将近十年之后，大多数从业人员也必定会感到技痒。如今任务下来，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光荣，大家干起来，怎能不分外起劲！发稿、校对，一环一环都特别加了紧。

大家不但放弃午休，还加夜班。一方面是由于又摸起本行业务，毕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对革命的忠诚。经过三个昼夜的齐心奋战，这三百多页的“特急任务”，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时全部完成了。

书印成之后，由我们出版社革委会主任亲自送交有关领导转呈上头，接着就受到表扬。

于是，革委会立刻在临街的铁栏杆上挂起二十几尺的横幅红绸金字大标语：庆祝提前完成紧急任务而受到表扬！当天黄昏，革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并要求全体人员一律参加，不许请假。每人还发给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边走边喊着口号。

后来才知道，原来突击出来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阅的《笑话大全》！

文明标准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剑桥去伦敦度假，就预先按照报纸“招租栏”给伦敦一家长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车站下车后，为了妥当，我还又给那家公寓去了电话，回答说房间已经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门前：按铃，开门。可房东一看我是个黄种人，竟彬彬有礼地说：“对不住，那间房刚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尔的老夫人开一公寓，专喜接待东方学生。她那里已经住了一位来自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的女提琴家，还有学政治的印度学生（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此外就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没费什么事就也住进去了。

老太太对肤色虽没成见，但对房客们有个极合理的要求：必须穿着睡衣入寝。也许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脏了，可她却说这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角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干脆光着腚睡觉，成人后，也只穿条裤衩和背心，从不习惯穿什么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层小楼里还住着几位东方同胞，在他们的提示下，我赶紧去买了一套。而夜里我还是照老样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团，装作穿它睡过了。

就这样，在这位老夫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是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就跟着影片一道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里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呜咽着告诉我：“她——我的艾玛，我亲爱的妻子，丢下我，独自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么惨，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点怪这位艾玛太狠心。

我烧着咖啡，他继续在叙述他同艾玛的快活的日子。他满脸淌着泪水，捶着胸，直直地问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会寻短见。他呢，就像个爱哭的老娃娃，越劝，他哭得越激动，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赶忙给他斟上杯酒，他一饮而尽。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时候，他又一次端详起艾玛的照片。这回，我探过头仔细看了看：花丛里探出的确实是一张秀丽的脸。

这顿饭我一直在听他为艾玛所颂的挽歌。他抹着泪告诉我：她既活泼，又会理家。他捶着饭桌，诅咒夺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场疾病。

他反复问我：“没有了艾玛，我还怎么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给他斟酒，并且劝他节哀，用作品来纪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对面那片灌木林里散步。打老远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着一对男女，时而叽叽喳喳地交谈，时而还似在抱吻。

唯恐惊动了这对情侣，我就折入林间小道，可那男的声音听来好熟悉。

待我从树叶隙缝里一瞥，原来正是头晚在我房里抱头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腊诗人，而同他一见如故的则仿佛是来自东欧的一位女诗人。

原载《收获》，1996年第6期，收入《玉渊潭漫笔》

我的医药哲学

一入晚景，就和医药结起不解之缘，轻则筋骨酸疼，重则波及五脏。于是，打针吃药成为常事，桌边床头总排满了各色大小药瓶。打开报纸，最着迷的不是海湾战争，而是各种特效药的醒目广告。老朋友见面首先交换的也是彼此的病情。时而还有人为我抄来妙剂秘方。最近整理积信，发现我同一位友人之间数量可观的通信，内容净是两人近期尿频的次数以及各种对付的办法。六年前我们同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火车上同睡一个小单间。那晚他一连爬起过八趟。我只比他少了一趟。

一提医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而西医在缝伤口时，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

我个人倒没那么绝对过。一则小时难得生病，就是生了病，家境也容不得我去挑这拣那。十岁以前，我喝过不少次兑水的香灰，还囫囵吞下过一只癞蛤蟆，活的！偏方往往就用这种歪门邪道来折磨人。后来进了洋学堂，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至于针灸，更是不敢问津。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把西医视为正统。何况去国七载，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越发没有了位置。

一九四八年在复旦教书时，一次拔牙感染发炎，半个下巴肿成萝卜，疼痛难忍，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阿司匹林不灵，我就拣贵的买。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

有一天在教授休息室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只要能消肿，我什么都信。

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只叫我挽起袖子。然后打开他那蓝布书包，掏出一个长匣子，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接着，他要我张开左手，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进针后不一会儿，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

一九五八年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国作协外委会派我陪同两位德国诗人赴全国各地旅行。路线是从北京先到南京，再上海、杭州、绍兴转一圈，然后一直奔广州，再赴昆明，最后一站是重庆。岂料刚抵南京，我就大闹腹泻。这种病对于陪外宾可不相宜。南京友协和作协的朋友想尽办法为我医治，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我只好打个长途电话，请北京另派人接替我。负责人指示说了在上海治治看，实在不行再换人。

到了上海，朋友们安慰我说，请你放心，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我就按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哎呀，不得了！次数加倍了，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我向东道主提出，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大夫号完脉，开了几味药，另外还加服两粒藿香正气丸。

服下去不久，腹泻止住了，很快我就康复了。从此，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

五十年代后期，我被送到渤海湾的盐碱地上一家国营农场去劳动。那里的水质也许差些。另外，我习惯于半夜起来解小手。当时我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大炕，起夜颇不得人心。有一回我解完手回炕，黑咕隆咚的，竟摸错了地方。劳累了一天，睡得正香，抽冷子脑袋被人用冰凉的手一摸，人家怎能不发火！为了不再惹乱子，从那以后我就干脆来个过午滴水不进。当时还颇为得意，以为可找到了窍门，谁知这就使盐碱地的水在我肾里结起一块块的碎石！

一九六一年回城，直到一九七八年，我看的都是中医，而每一位中医号完脉看完舌苔，无不断定我患的是“肾亏”。因而我喝了不知多少碗补肾的汤药，然而尿频的毛病始终也没见好。

一九七八年我因腹泻照了X光，这才发现左肾有个阴影。经过进一步检查，原来长了一簇肾结石。最大的那颗已经有蚕豆那么大了。

这时，我省悟了：就医是为了治病，绝不能当中医或西医的忠实信徒。医乃为我所用。我顾的只是自家的健康，绝不去盲目崇拜哪派医法。良医必根据“病人”的症候和体质下药。一种药治不了病，就应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

我对中西医都一窍不通，但由于久病，也渐渐悟出人体内部的一些规律。我认为要做个健康人，首先就得把五脏六腑理顺。一九七二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医都请教过。当一位中医给我开舒肝理肺的药时，我告诉他，我的肝、肺都还好。他的一席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五脏是相连着的，行医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相互关系理顺而已。

从那以后，我就不断琢磨这“理顺”二字，深感个中大有文章。要理顺，就得通畅。所以在便秘与腹泻之间，我更怕的是前者。人一旦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反之，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付之东流，难免觉得可惜，然而它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更何况泻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体力仍能很快地恢复过来。

一九五六年，一次腹泻。一九六六年起又闹了十年的便秘。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

原载《新民晚报》，1991年4月8日，

收入《我的医药哲学》，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版

我眼中的文武相声

每天中午一点，我必躺在床上听北京电台和“大碗茶”联合举办的相声节目，有时听得蛮起劲。我不能否认，有时听个头儿，我就咔嚓一声关上了。想来这套节目的主持人一定乐意知道我这个自小喜欢听相声的人，为什么竟这么失礼。我呢，也的确不愿意把话憋在肚子里，很想吐露一下。

最明显的原因自然是重复。好像头几天刚刚听过的一段，又来了。作为听众之一，我倒也懂得体谅节目主持人的难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两段，就得拿出七百多段。另外还不知得搭上多少小段子来填补。重复自是难免的。我只要求主持人掌握得好一些：即使是经得起重复的节目，也要隔上相当的日子再重新播放，才有新鲜感；至于那些内容稀薄的，就不宜重复了。

这就说到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何为精品？何为次品？这里，听者肯定见仁见智，势难一致。那么作为听众之一，我就道一道自己的相声优劣观吧。

相声的灵魂是幽默。这是它有别于其他艺术的主要特征。所谓幽默，从效果来说，当然就是把听众逗笑了。我不大爱听那变相独唱表演的相声。有些演员嗓子确实好，我甚至觉得，倘若他转入歌唱这一行当，成就会更大。人们去音乐会，是去欣赏嗓子。可如果听的是相声，他主要期望的享受不是歌喉，而是幽默。我总觉得最容易编的相声莫过于歌唱型的。只要把有关的曲子一串，“相声”就完成了。到台上，露一手的主要不是嘴巴和机智，而是歌喉。

幽默档次当然大有不同。有一种我认为是旧时好莱坞喜剧演员劳莱和哈台型的。二十年代，在隆福寺的相声棚子里，我经常看到甲靠不断用扇子敲打乙的脑袋，来逗笑。我认为那是档次最低的幽默——老实说，那不是什么幽默，而是胡闹。解放后，相声演员不作兴打人了，更不作兴骂骂咧咧。然而有些相声实质上还是属于那种类型，即不是靠口才机智来逗笑，而靠的是外在的动作。例如一上台，甲讲话，乙却尖声歌唱，借这样“捣乱”来逗笑。我管这种叫作“武相声”。

我个人则更喜欢文相声。也就是说，不是靠鲁莽而是靠文雅，不是靠外在动作而是靠灵巧机智来赢得笑声。灵巧机智最高的表现是一个奇字，即能出听众之不意。倘若正说着上句，听众就能猜得出下句，那就不奇了。我甚至想把“说”与“逗”大致归入文相声，而把“学”与“唱”归入武相声。我认为前者靠的是语言的机智，而后者更多的是靠外在的技巧。当然文武都是相声必要的组成部分。一场相声能文武双全更是上乘。也许我对相声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我最希望听到的相声是那种不但使人发笑，而且表现出对社会生活及市民心理的深刻观察，以致听了发人深省，引起反思。这种相声偶尔也可以听到，只是太少了。

我认为需要在“耍贫（嘴）”与“哏”之间，划个界限。然而这界限可不好划！倘若我是个相声演员，我就努力去找哏，而尽力避免“贫”。同时，我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好的相声应当是两人合写的一篇讽刺性的杂文。这就说到相声的另一层次：敢不敢向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开火。八十年代初，我确实听过一些颇为锋利的相声，使人在笑的同时，痛恨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倾向。这种相声既能使听者开心，又能出气。可惜这类相声越来越少，我甚至担心会绝迹了。

然而我总觉得一个讽刺艺术绝迹了的文艺界，对于国家，对于社会都是十分不利的。黄要扫，各种不良倾向也应去扫。对于可不可以把相声由讽刺性变为歌颂性的艺术，我始终拿不准。英雄谱，肖像画，诙谐不得。倘若讽刺性的漫画一下子也统统变成正面的肖像画或“富贵有鱼”的大娃娃，我就觉得工具与用途之间存在着矛盾。

“文革”期间，相声大都正面化了，这是不难理解的。那时，文化的指挥棒是提在“政治挂帅”论者的手里。那时，相声演员既要歌颂，又得逗乐，只好靠作践自己来赢得笑声。不然，动不动就会有人厉声质问“是何居心”，接着喷气式等等会接踵而至。今天不同了。讽刺艺术（包括漫画和相声）的发达，标志着艺术家们对当局的信任。倘若漫画家也都画起“岁岁平安”、“五谷丰登”的年画来，对社会，那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同时，这本身又是何等的讽刺。

最后，我想向相声爱好者们推荐一位小相声演员李潼林。我是从录音带上听到他的《醉酒》和《参观记》的。前些日子，我接连听了近二十盘相声录音带。大部分感觉一般，有的甚至听不下去。唯独李潼林说的这半盘磁带，我反复听了许多遍，每次都既开怀又悦耳，真是味道无穷。从他那稚嫩的嗓音听来，怎样也到不了十岁，也许更像六七岁。然而在半小时里，说学逗唱他样样灵，不但吐字清晰，而且哏劲儿十足。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为他捧哏的那位师傅李幼直。估计整个相声也是他编写的。在说的过程中，通过他的陪衬，充分发挥了李潼林多方面的才能。

当然，这只能是特种类型的相声，至少一半魅力是来自这位小演员的“小”。这里触动听者心弦的，就不仅是笑料了。这相声本身就带有一奇。达么小小的娃娃，竟会那么老气横秋起来。例如他说“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媳妇和二十岁的老母”，叫人听了如何不捧腹！

我把李潼林和李幼直合说的这两段相声，叫作“神童型”的相声。究竟这宜不宜作为一个品种？我说不准。因为我还希望李潼林能受到正常完好的教育。然而好莱坞能出个秀兰·邓波儿，中国的相声界难道就不能出个李潼林？邓波儿长大后照样当上了美国大使，说说相声也不见得就局限了李潼林的前程。

选自《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

透过活物看人生

每当有人读了四十年代我在伦敦写的系列通讯，问起我怎么会在报道纳粹闪电战时，却还不忘记写写大轰炸下的猫狗。我总解释说，新闻通讯的内容也得多样化，硬的软的都得照顾到。我当时报道的不仅是战争，还包括战时的英国社会，只能多方面着手；而且从侧面着笔，以小的事物反映大的方面，有时会更真实生动。

其实，我谈得很表面。当年我那么关心大轰炸下的猫狗，还是由于我一向——可以说自幼就喜爱活物的缘故。小时，没有人给我买玩具，更不会有人带我去逛公园。我就在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的那片郊野里寻到了自己的乐园。那里，高粱地、苇塘和窑坑中，有的是活物供我捕捉。

我曾说过，除了苍蝇和屎蚵螂，当时凡是活物我都玩。事实上，苍蝇我也没饶。只要提到苍蝇，我就搓些捻子，恶作剧地插入它们的腹部，然后撒开，任其满屋飞。它们是我的“飞艇”。我的拿手好戏是捅马蜂窝。一听说马蜂在门前榆树或槐树上搭了窝，我就弄根竹竿（有时太高了够不着，就在一根长的上头再接根细而短的），踩着石头，踮起脚尖，硬是把马蜂费了好大劲才搭成的窝，捅了下来。这下可把在树荫儿里纳鞋底或缝补活的街坊大娘们害苦啦。本来拿个马扎在树底下一坐，既能做活计又好乘凉。除了三九天，那是左近街坊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大好场所。如今，被捅了窝的马蜂没有了着落，流离失所，就几天几夜成群围着那一带嗡嗡地飞。不消说，谁撞上，就会给狠狠地蜇上一通。这样，一连多少日子都没人再敢在那树下待。胆小的，甚至都不敢走过那一带。难怪他们要跺着脚骂：“缺德带冒烟儿！”

最残忍莫如抓田鸡。那时，当然还不懂得为了庄稼应当保护益虫，只知道田鸡既好抓，后腿肉又细嫩可口。那些年我顿顿不是啃窝头就是啜玉米面糊糊。每餐添一碗大田鸡，就算打了牙祭。何况那正像猎人吃自己从深山野林打来的兽肉一样，嘴里嚼着分外香。我总是挎个口袋到城外阴湿处如苇塘里去抓。蛤蟆的不幸是太喜欢自我表现。老远老远就听到它们呱呱地叫。遇到一只两只单叫，倒还好辨识方向。但是蛙类最喜合唱，而且总是在苇塘里此起彼伏地轮唱，这样反而不好下手。

回想起来真是罪孽深重啊！回来之后，把捉来的青蛙从口袋里倒出，接着就用劈柴的钝刀一只只地剁掉后腿，往旁边一扔。十几只甚至几十只后腿被剁下的田鸡，身子哆哆嗦嗦，还在痉挛着。也许由于气恼，肚子也一鼓一瘪的。一会儿就丢成一堆。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去达豪集中营看纳粹对犹太人所施的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时，我联想到了自己童年时对青蛙的伤天害理。

我最熟悉的昆虫是蛐蛐儿和蝈蝈儿。另外，还有金钟和油葫芦。十来岁上，我每年夏天必养一些。那时我有几个泥制的蛐蛐罐，也自编过几只蝈蝈篓。一九五〇年我代表《人民中国》杂志去北京饭店访问苏联作家爱伦堡时，看到他屋里摆着个特大号的蝈蝈笼子，里边足足放了三十来只蝈蝈儿，真是羡慕极了。它们的合唱不时地打断我们的谈话。我曾同已故诗人闻捷在八大处作协招待所一道写作，发现那位同行不但诗写得好，而且有一套高超的捉蝈蝈儿的本领。他能很快地从叫声中辨认出蝈蝈儿所在的方向，不管是藏在树枝上还是草叶底下，他都蹑手蹑脚地踅过去，一捏就是一只。我长他几岁，捉蝈蝈儿的本事已大大退化了。

早先，每提到什么人死了，我们就总说：“他听蛐蛐儿去啦。”蝈蝈儿栖在草丛里或枝叶上，蛐蛐儿则躲到阴暗处：要么藏在碎砖乱瓦堆里，要么钻进地下。像蝈蝈儿一样，它们也挺敏感。老远听它们叫得很欢实，可是刚一走近，就鸦雀无声了。蝈蝈儿、油葫芦都没什么讲究，蛐蛐儿可够一门学问。首先是个头越大越珍贵。蛐蛐儿的身价取决于它是否骁勇善斗。它的吟声比不上油葫芦，更逊色于金钟。而且还有一种完全不会叫的哑蛐蛐儿，俗称“老米嘴”。大凡喂蛐蛐儿，都是为了斗，而斗往往又是一种赌博。

我倒并没用蛐蛐儿赌过什么，何况我喂的蛐蛐儿，从来就没剽悍过，不是临阵脱逃，就是被掐个丢盔卸甲，败下阵来。自然，难得地占一回上风，我也不禁感到扬眉吐气。

蜻蜓和蝴蝶曾最早培养了我一点审美意识。它们个个像时装表演会上的仕女那样，有着纤细的腰肢。浑身的色泽和图案千变万化。我虽到过云南大理，可惜没涉足那里的蝴蝶谷。我常冥想：那该是个多么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的梦幻世界啊。

然而，就对这样使人赏心悦目的昆虫，我也造过孽。那时还没有大头针。每当抓到一只好看的蜻蜓或蝴蝶，玩够了，我就找根锈针，把它钉在报纸糊的墙上，或压在书里——就像现在每年总压点花叶一样。动机并不坏：无非是想把它们的美永恒地保存下来，让它们不朽，可就不曾考虑那针扎进它们胸膛时的疼痛，以及从此再也不能自由飞舞的厄运。

很晚很晚，我才懂得一个道理：对于活物，不可任意去摆弄。最仁慈莫如让它们自由地生活着。鼓励它们去斗自己的同类，剥下它们的皮去装饰墙壁，其残酷并不亚于把它们的后腿剁下来饱餐一顿。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九八三年我游美国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时，心情就较为舒畅，虽然我知道它们也并没有摆脱人类的控制。

我平生从猫狗得到的温暖和快乐是说不完的。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

……我喜欢猫，这同我早年的孤寂生活是相关联的。我出生之前就没了爹，十岁又没了妈。我既无兄弟，又无姊妹；小时孤身一人，寄养在一位暴戾的堂兄家里。堂兄净失业，因而家里常断炊。我有时空了肚皮还挨他的毒打。越穷，他越拿我撒气。

尽管家徒四壁，当时却还养着猫狗。猫叫“花儿”，因为它的毛是狸花的；狗叫“黑儿”。它们两个都是靠到左邻右舍去偷吃的来过活。偷完了，还回到那个穷家。黑儿的窝在院墙的一角——其实，也只是个破柳条筐。它时常因偷吃被人家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夹着尾巴，耷拉着脑袋，痛苦地号叫着回到家来，倒在那破筐里。

花儿比它乖觉。它是偷吃的能手，总是在夜晚才出去作案。好在堂兄家的门是用破木板钉的，上面窟窿有的是。花儿一向是三更半夜才溜回来，嘴巴腥腥的就往我被窝里钻。我总把它搂在怀里。它的毛柔软，身子暖和，对于孑然一身的我，是莫大的慰藉。

我在花儿和黑儿身上还感到一种可贵的品德，一种难得的友谊：在你倒霉的时候，它们不背弃你。

接着我又回忆起关于猫的一段往事：

一九三六年夏天，记得那是法国国庆日，霞飞路上挂满了彩色小电灯，旗帜鲜花，一派节日狂欢的气氛。黄昏，我在马路上溜。忽然听到一阵尖叫声。我立刻想到花儿。我顺着那声音到处寻找，终于在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发现了一只后腿被压伤了的猫儿。

我趴在地上，好容易才把它拽出来。是一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猫，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把它抱回亭子间，替它洗净伤口，包扎了，又喂它几口吃的。不一会儿，它就在我床角上呼噜呼噜地睡了。

我正为着有了一个伴侣而高兴的时候，房东太太（一个十分凶悍的白俄女人）敲门了。她叉着腰向我咆哮着，勒令我马上把猫扔出去，不然就搬家。

第二天，我就搬了家。

四十年代，猫狗同我的友谊更为深厚了。那时我不再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儿了，而是个走南闯北、远渡重洋的记者。一九四〇年伦敦大轰炸时，我正住在西北郊哈姆斯特德一幢五层楼公寓的地下室里。那是一间足有四十米的大屋子，既湿且冷，只在角落里有个煤气炉。每塞进一枚六便士镍币，炉子就由白而变成粉红色，渐渐辐射出一丝暖意。只有坐得十分贴近，才能感到点热乎劲儿。

白天去东方学院教课，夜晚我就回到自己那冰窖。打开门，唯一迎纳我的总是我的瑞雅——希腊人送我的一只小猫。一天没见，它在我腕子上蹭啊蹭啊，一面轻声咪咪叫着，表示它对我的无限柔情。

我在《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世界文学》第284-292页，1988年第3期）一文中，曾提到过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到那地下室来专程拜访以及他对瑞雅的钟爱。在李辉所译的福斯特致我的四十封信中，我们二人关于猫的描述及致候，占了不小的比重。

在英国那七年间，经常有朋友邀我到他们府上去度周末。每一家都饲养着猫狗。它们往往也是半个主人。乍见面，它们对我莫测高深。但猫狗都有第六感觉，很快它们就能判定能否接受我做朋友。它们同我，一般总是有缘分的。

然而友情深处，仿佛隐藏着一丝占有欲。猫虽可以成为朋友，可是它独立性强，说走就走，不会总贴在你身边。高兴时，它会用爪子轻挠你一下，或在你跟前撒娇打滚，然而它不会像狗那样同你形影不离。你可以带着狗去散步，甚至远足；猫则只能在沙发上亲昵一阵子，它绝不会像狗那样紧紧尾随于后。同是宠物，它们各有各的脾气，当主人的也不可一律强求。

一九四二年我在英国闹过一场神经衰弱症。脑袋上总像是套着个铁箍，昼夜疼痛不止，神志恍惚，记忆力也衰退了。经医嘱，我到北威尔士一个临海的小山谷里去休养。最初住在朋友苏珊家里，后来搬进一位牧羊人的茅舍。主人满口威尔士话，不谙英语。我最亲密的伴侣就是一条黑白花的牧羊犬，叫笛琪。它身子细长，有着一对机警而温顺的眼睛。我们很快就交上朋友。每天下午，它伴随我在长满绛紫色石楠的山坡上徜徉。它总是打头阵，宛若在替我探路。我就拄着根拐杖，跟在后面缓步攀登。每当我驻足朝着海峡彼岸的爱尔兰方向眺望时，它就也停了下来，用嘴巴在花丛里寻找什么。晚间，当我同主人一家子坐在烧着木柴的炉子周围谈天时，笛琪就卧在我脚旁似在昏睡，却又不时地支棱起耳朵。

我那怪病终于养好了。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善体人意的牧羊犬。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我在复旦教书，住在徐汇村的一幢日本式小平房里。我原以为自己流浪半生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安乐窝。最初，也的确是那样，老友辛笛还为我送来一只起名叫阿福的杂种狗。每逢我骑车去校本部讲课，阿福必跟在后面。临过马路时，我总得下车硬把它赶回去。那时美军的吉普横冲直撞，开学那天，一名一年级新生就被轧死在校门前。但阿福总是嗷嗷叫个不停，不甘心回去。

然而一年多后，那个家被人毁了。搬出校园之前，我只好替阿福另找了个家。阿福大概没料到，一九五七年当我接受批判时，它也有幸曾不止一次地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被人提起。

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写的第一篇小说《蚕》中，活物占据了中心位置。

我确曾养过蚕，并且也曾让几条蚕在我和当时的女友高君纯的合照上吐过丝。那时一开春，我就向人讨蚕种——那恰似粘在一张白纸上的黑芝麻。经太阳一晒，那黑芝麻就会逐渐变成幼虫，奇妙地蠕动起来。单是这一奇迹就深深引起我对生命奥秘的兴趣。

孵出幼蚕之后，马上饲养问题就来了。随着蚕身变大，食量增加，这个问题就愈益严重。我一下学就得扛上根竹竿去打桑叶——往往只好去偷！因为桑树大多长在人家院墙里头。站在墙外去勾那搭在墙头上的桑叶，怎么不算偷！偷就难免会挨顿臭骂，有时还会追出来打。我呢，只好扛着竹竿撒腿就跑。万一被人揪住，还得连声告饶：“求求您啦，我的蚕都快饿瘪啦！”

我喜欢蹲下来仔细观察蚕的动作。脑际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倘若有个上帝的话，他同人类的关系，大概就像我同蚕的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挨饿，可就是束手无策。从蚕的大与小、肥与瘦、生气勃勃与死样活气之分，我联想到人间的贫富不均以及弱肉强食。星期天做礼拜，洋牧师在台上宣讲上帝的博爱。可是礼拜完毕，排队穿过洋牧师们住的大院回校时，闻到他们厨房里飘出的奶制品和烤肉的香味，我就暗自问起：“为什么等着我的却是窝头咸菜？倘若真有个万能的神，他为什么容许这种不平等？”

至于《蚕》，起初我只是想写个恋爱故事，高君纯是福州人，但当时她还没到过自己的家乡。在小说里，我把她搬到我熟悉的闽江之畔。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我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书，校址就在闽江南岸的苍前山。我喜欢当时大桥上的花市，尤其钟爱土名“十八学士”的玉簪花。

故事既然以养蚕为中心，很自然地就勾起我对神的质疑来了。当时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有神与否的问题。我只是认为，即便有神，他对人间的不平，也无能为力。他并不能支配祸福，左右吉凶，因而一切只能靠自己。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事在人为。我不相信天才，也不认为人的命运是预先注定的。我有自己的因果论，就是种什么收什么，人一辈子像是在同社会及自然的环境对局。每走错一步棋，就得承受其后果。我学会了得意时不忘乎所以，倒霉时不怨天尤人。

大约在十三四岁上，我同几十只瑞士奶羊打过一阵交道。《蚕》脱稿后，紧接着我又写起羊来了——这就是《小蒋》。

这里，我写了当年背着十六瓶羊奶一路送到哈德门的经历，也虚构送奶伙计同掌柜的一场冲突。小说的核心却是小蒋同一只叫“鹿儿”的奶羊之间的友谊。重读此文，当“骑士和村女在晚风中残墙上的幽会”一段映入眼帘时，我脸红了，觉得要么那个写法过了火，要么我自己在感情上有些反常。我现在已记不起在羊圈里干活时，可曾对哪只羊偏爱过了。然而那是可能的。总之，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年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孤儿，一面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动物身上，一面又从动物那里寻求温暖。

在小学及初中工读时，我还织过几年地毯，从杂毛、牛毛一直织到羊毛毯。就在刚刚织上土耳其凸花毯时，换了工种。但是我从来不喜欢回忆那段生活。唯一写到织地毯往事的，是《落日》。多年来，我却常缅怀看羊的那段日子。所以我把自己的出生地羊管胡同故意改为羊“馆”胡同。

唯一写到狗的，是《花子与老黄》（见《萧乾选集》第1卷，第402-414页）。这里，我用的是第一人称：一位阔少爷。小时，我的朋友大多是穷哥儿们，可也有过几位阔同学。一位住在清河，父亲是那里织呢厂的总工程师；另一位在城里。我曾在他们家度过一两个寒暑假，从而体验了一下富家子弟的生活。他们家有厨师、奶妈、老妈子、拉车的和听差。那些“下人”口口声声称他作“少爷”。我写《花子与老黄》的主导意图是写那些“下人”生活的悲苦和毫无保障。刚好听人讲起疯犬症有多么可怕，于是，我就编了这个故事来鸣不平。情节虽是虚构的，但这样的不公以及比这更为不公的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这篇小说一开头，我就描述了花子（“我的护兵”）的情态。写它的顽皮，对主人的媚态，以及对生人的凶劲儿。羊对人是一视同仁的，狗则爱憎分明。

我养过狗，也同旁人的狗打过许多交道——尤其是送羊奶时，每天都得同它们搏斗一番。每当我放下新奶，取走空瓶时，那些责任心过强的家犬总以为我偷了什么走，就死追着我狂吠。自然，我也曾有过自己的黑儿，对人犬之间的友谊，我并不陌生。

其实，我从未见过疯狗，只听说过。在写花子疯了时，我就没正面去描绘。我只写七少爷连疯狗都护着的执拗劲儿以及老黄的愚忠。故事结尾，我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写了女主人的无情无义以及老黄的悲惨下场。

在小说《俘虏》（见《萧乾选集》第1卷，第365-375页）中，我第一次写到了猫。

我为自己写东西定了个原则：“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在写作时，朦胧间心里总有个楷模或追求的目标。然而写出来的东西通常要离那水准差得十万八千里。取法乎上，也许仅得乎下。不过，我总认为心里有那么个崇高的影子，会有好处。

写《俘虏》时，我竟然曾想到过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说来真有些不自量！并不是那故事，那人物，而是那扑朔迷离的气氛。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童年经常去玩耍的那个“大院”。东边通到我家所在的小菊儿胡同。西头有几家宅门，门前小土岗上是一排垂杨柳，靠北边是座土地庙。七十年代中期，我曾骑车去那里重访过，不但庙和柳树不见了，“大院”本身也早已盖满了房屋。

然而在我的童年印象中，那个由破烂平房围起的、茅草丛生的“大院”是个魅力无穷的所在，就像是雅典郊外的森林。在这篇习作里，我着重作了两种练习：一是烘托氛围，二是试着写人物关系的变化。在小说中，我想再现黄昏时分“大院”里触及视觉、听觉和嗅觉的一切景象。天上飞来飞去的蝙蝠、草窠里唧唧悲吟的秋虫，它们边打盹儿边拍着蚊子，孩子们则满“大院”跑来跑去，做着种种游戏。小说的男主人公叫铁柱儿。一九四七年，当我第一次做爸爸时，我就用它给娃娃起了小名。女主人公叫荔子，后来这也成了我女儿的名字。

开头，我写铁柱儿和荔子的敌对。我把小时看的一些章回小说如《小五义》《七侠五义》里的绿林好汉的形象套在男主人公身上了。荔子对男性抱有仇视心理。这样的女孩我也见过。我想试写铁柱儿和荔子由对立到友好的过程。这中间，起媒介（或杠杆）作用的，就是一只叫咪咪的猫。

文洁若在她编选的《断层扫描》“编者的话”中，曾提到过咪咪。咪咪半夜回来，浑身带着露水舐舐小主人的指头那段，确实是出自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夜间胡同里的叫猫声，也时常颤巍巍地飘进我们那小屋。起先总是苦苦哀求，后来就破口大骂起来。一九三八年春天过贵阳时，在旅店里又听到过一次。最初，由于口音不熟，听不出喊的是什么，很快就猜出是丢了猫啦。

在我的短篇小说中，《俘虏》是唯一不含任何社会意义的。我只是借它来描绘自己最喜回味的一段童年生活。

散文《爱狗者》写的不是狗，而是人的自私。他爱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狗。对于一般的狗，倘若稍微侵犯到他的利益，他就凶得很哩。那阵子，我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短篇，学着用不大的篇幅，鞭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方面。

我老早就为活物鸣过不平。“文化大革命”前家里还保存着初中时的作文本，有一篇的题目是“赛驴”，写骑驴人跨在驴背上，挥鞭大耍威风。驴累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却分享不到胜利的光彩。一九三六年春到上海，我在大世界楼下看到跑驴。那是在闹市中心一所游乐场的底层。地上铺着一圈黄土，看来是作为“乡野”的点缀。驴头上还系着红绸子。花上几只角子，就可以骑到背上跑几圈。

不知怎么，我又替驴子打起抱不平来。现在回想起来，深觉那时幼稚得可笑。驴也罢，马也罢，反正都是给人骑的。

当时我写的那篇为驴子叫冤的短文，收在一个集子里，可惜也已毁于“文化大革命”。此文反映出一个北平青年初到上海时的憨态。简直什么都看不惯，连大世界里的跑驴，也觉得不自然。也许那时我受了卓别林的影片《城市之光》一些影响，怀着乡下人对城市那种本能的敌对心理。这又使我记起一九三五年沈从文为我的《篱下集》所写的那篇“题记”。他在文中自称是乡下人，又把我也封为乡下人，并希望我永远做个乡下人。从“题记”来看，“乡下人”也就是“诚实人”和“老实人”的同义词，而城市人则“怕事，偷懒，不老实……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

我一向不大同意京派海派之分。一九三三年（也即是我写作的那年），郑振铎、巴金、靳以等相继来到北平，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等刊物。平津新一代作家对启明老人所提倡的明清小品兴趣十分淡薄。当时占据全国青年人心思的是抗日救国，迎接大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京派与海派之间的鸿沟。沈从文那篇《题记》当然并不是针对京派海派而发。他只是把“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对立起来。一九三五年，我或多或少也是带着那种感情去的上海，替大世界的驴喊冤叫屈，也可能就是当时我那种情绪的反映。

《大象与大纲》是我借一件真人真事阐发一下自己的艺术哲学——或者不如说是我对当时教条主义式文艺领导的一点诤谏。这里，我拉进一头大象。在火车里，我确实听到一位青年工人活灵活现地谈论他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那头象。估计在厂领导心目中，去谈大象就太轻浮、太言不及义了。我在文中想说的不外乎是：写东西离不开个人感受这个粗浅道理，从侧面，从细微处，照样可以反映大事物。在八十年代，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了，可文章是写于五十年代啊。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养兔的散文，题名为《殇》。记我从内蒙古带回的一窝兔，白色的是公兔，母兔则是黑的。还有八只刚出生的乳兔。蒙古包的主人把它们用个蒲包一卷，就慷慨地送给了我。临别时，他一再叮嘱让兔娃娃自己睁开眼睛，千万不要动手去扒。

捧回蒲包之后，我就放在床底下。岂料我刚走开，就有人伸手摸了兔娃娃的眼睛。我急得嚷了起来。当时还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

第二天清晨，床角、桌下以及门前台阶上，到处都是被咬得浑身血肉狼藉的小兔。八只小兔，一只也没留，而咬死它们的，正是那位被触怒了的兔妈妈！

本来是欢欢喜喜的一个小家庭。那以后，公兔和母兔都闷闷不乐。只见母兔不怎么吃食了，很快它就踹了腿，丢下公兔这个无儿无女的鳏夫。也许由于过分愁苦，不久它就双目失了明。

这事使我深切感到，人类同活物打交道，切不可一意孤行，忽视它们自身的生活规律。

一九四九年来到北京后，最初生活一直安顿不下来。那时对思想改造的理解就是全面否定自己。一晚，请了几位朋友到我在石驸马大街那间小屋喝咖啡。客人走时，其中一位去过延安的老干部悄悄地（而且肯定是十分善意地）提醒我说：“可千万注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啊！”

我心想：那么苏联人喝不喝咖啡？

咖啡喝不得，狗就更养不得了。抗美援朝后，为了防止细菌战，全市的狗一律由公家收走处理。当时一辆辆卡车开进胡同，挨家挨户地收。从那以后，除了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及本国得到特殊许可的少数人士外，狗就在城市生活中绝迹了。

猫沾了“除四害”的光。既然要消灭老鼠，总不能把捕鼠的猫也一道消灭吧。

五十年代初，我在宿舍里养过一只大肥猫。由于它恶习不改，净偷人家的鸡啦鱼的，只好把它扔掉了事。二十年后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桐儿捡来了一只被打伤的弃猫。我们替它把伤口洗净，包扎上。洁若打开一罐炼乳喂它，慢慢地居然把它救活了。我们给小猫起名花花，桐儿还在门旁替它挖了个猫洞。那是五七战士自己盖的土坯房，从北往南，一排排地盖，越盖规格越低。我们那一排在尽南端，房后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倒也不乏野趣。

谁知好景不长，花花突然失踪了。一天傍晚，桐儿又从草丛中将它抱回来。那时花花已奄奄一息，下半身血肉模糊，可能是被野狗咬的。这一次，炼乳也不管用了。

那是盛夏，眼瞅着伤口开始生蛆了。为了结束它的痛苦，我和桐儿便用件旧衫将它裹起，在屋后刨个坑埋了。洁若没敢去看。当时已是干校后期，大部分人都已调回京，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孩子中，老大在江西插队，老二回京当售票员，身边只剩下老三桐儿），前途渺茫，不知不觉就对弃猫起了共鸣。

如今，到了晚年，我自然巴不得身边有只猫狗，而且不断有朋友提议要送我猫——纯白的，狸花的。然而住在楼房，又都上了岁数，实在没有精力去养。于是，我只好养乌龟。

这还是一九八五年春间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时，老友李蕤送的。当时带回来五只，其中有两只是甲鱼。甲鱼可没有乌龟那么老实。在火车里，深更半夜竟钻出篓子，一直爬到火车的甬道里。害得我光着脚把它们一一捉了回来。

五年之间，一只乌龟莫名其妙地失了踪，我就守着剩下的两只。每天喂它们点鲜鱼，换一次水，隔天打扫一下卫生。夏天，它们喜欢在那白搪瓷盆子里泡澡，仰着脖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周围一米见方的世界——阳台的一角。更多的时候是钻进一绿色塑料布底下睡大觉。一入冬，它就干脆不吃不喝，一睡就是五个月。真会清静无为，修身养性。

我也闹不清何以从小喜欢小动物。兴许是因为早年生活太孤寂单调了。那些小动物确实丰富了我的童年，也给过我不少慰藉。这样，活物就自自然然地进入我的创作。我从它们身上得到过启迪，时或还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和处境。

使我同活物的命运联系得最紧密的，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时，北京——也许全中国，在党中央一声令下，群起消灭麻雀。那时，北京城里大多还是平房。家家派人爬上房顶敲脸盆并用棍棒竹竿驱逐麻雀，赶得它们无处落脚。据说这样就可以一举消灭之。同一个夜晚，我挥泪告别家人，默默地扛起铺盖卷，前往唐山柏各庄农场。我同被列入五害的麻雀一样狼狈，也一样没有着落。

麻雀并没有消灭掉，后来也许不再那么吱吱喳喳了。我呢，一晃儿也活到了八十开外。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我接到美国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路易斯·罗宾逊（Lewis Robinson）的来函，说他正在研究我早期所写的揭露教会学校黑暗面的小说，问我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基督教在态度上有无改变，如有，是哪些改变。我记得当时在回信中曾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如今，中国的基督教“三自化”了，情形就大不相同。然而我经历的却是六十多年前的教会学校。那时《圣经》要一章章地死背，背不下来要挨罚。祈祷时有人监视闭不闭眼。那时，教会及其附设的学校和医院，实权都由外国牧师掌握，因而就出现伪善吃教者。几十年后事过境迁，个人恩怨自然已淡化。然而重读旧作，我认为自己还是忠实于亲身的观察和感受的。

一九八八年，这位汉学家从美国加州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两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Double 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书中除了探讨冰心、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和李健吾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之外，还有一章的标题是“萧乾：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在这一章里，他着重分析了我的四个短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追溯并评述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全文的大量引句来看，作者曾下功夫仔细咀嚼过那四篇小说。我认为他是以学者的态度就作品本身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并未板起卫道者的面孔。然而读完之后，我又觉得他主要是（也只能是）就作品谈作品，并不了解早年教会学校一方面曾给过我工读的机会，但对我幼小的心灵也曾怎样摧残和打击过。三十年代我那样勾勒徐志棠和王志翔之流的嘴脸，也许有失忠厚，然而那类角色我确实见过不少。多年后，他们还偶尔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一　银铃和雪橇

由于个人遭际，我对宗教有反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孤寂的童年，宗教也有过吸引力。尤其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以及在大风琴伴奏下的充满喜悦的歌声，都曾给过我莫大的快慰。我不愿人家强迫我在教堂里下跪，祈祷时硬逼我合眼，然而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那高大的拱顶，尖形窗上五彩缤纷的玻璃嵌成的图案和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

小时候，有一次我曾溜进北京城东北角一座蒜头状屋顶的东正教堂。那里，礼拜时人人都手执一支火焰跳跃的蜡烛，希腊文的颂诗格外深沉悠扬。祭坛上点的檀香沁人心腑，身穿金线镶边的绛紫色祭披的神职人员忽而举臂向上祈求，忽而又向坛下的善男善女祝福，很觉新奇。

一九三五年进《大公报》工作时，报社近旁就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我常为它那铿锵悦耳的管风琴声所吸引。一九三九年初路经巴黎，我直奔闻名遐迩的巴黎圣母院。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寺院庙宇迥乎不同，廊柱间却同样缭绕一种与世隔绝、通向凌霄的灵气。

在所有歌曲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有着银铃和雪橇的《小城伯利恒》和《三个东方博士》，音调是那么轻快怡人。进大学之后，我逐渐迷上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记》和每年圣诞节必听到的亨德尔的《弥撒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向虽讲求理性，然而有时我也巴不得忘情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崇高感，听任十八世纪一位天才乐圣用大风琴的音符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到恍若悟入禅定的忘我境界。

我曾对用板子逼我成章成章地背诵《圣经》十分反感。然而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我在羊圈里干过活儿，而《圣经》里，羊羔总在咩咩地、娇滴滴地叫着。这里，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书中举稗子、面酵、撒网为例；又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并且说，一个人尽管能讲万国的方言以及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

《旧约全书》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选，不啻是把《诗经》《离骚》《左传》《史记》和《三国》《水浒》以及《三言二拍》都编到一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记》。希伯来人的伊甸园也是富于魅力的。在这里，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第一次有了原始人的性觉醒。这里有史诗，有情歌，有颂诗，也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纪实，布局周密，有条不紊。从中既可以窥见当时从宫廷到平民的风俗习惯，又可以看到古代的军事部署。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跃然纸上：厚道的约瑟、勇敢的大卫和英明睿智的所罗门。

还在初中时，我曾在宗教课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旧约》中耶和华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随后把它敷衍成也许是我平生头一篇小说：根据耶和华的旨意，亚伯拉罕将心爱的独子以撒带到一座山上去燔祭——用火烧死。我描绘了一路上亚伯拉罕的矛盾心情。孩子蒙在鼓里，还帮爸爸筑起坛，把木柴码好。接着，儿子才问起：“羔羊呢？”虔诚而又狠毒的亚伯拉罕不由分说地捆起无辜的儿子。刚要动手杀害时，天使发话了：不要害这孩子。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公羊来代替，献为燔祭。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情节那么简洁有力，感情内涵又是那么错综复杂，超自然的结尾来得那么突兀。

一九三九年乘船夜间驶过红海时，我伫立在甲板上，觉得那一带的星斗特别低，仿佛伸手就触摸得到。遥望北岸那《圣经》描绘过的地带，我仿佛依稀望到骆驼群在沙漠上缓缓移动，恍惚间又有穿细麻布长袍的人们，吹号敲钹，欢欢喜喜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帐幕。那个被放逐的民族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以及被流徙的悲壮场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在绝望中，他们企盼一位救世主是极其自然的事，这种企盼给予了这个民族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从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由于反复读过《圣经》，我对它好像十分熟稔。

读《新约》时，我首先为耶稣那不同寻常的诞生所吸引。他生在马槽里，爸爸是个寒微的木匠。生下不久，就在希律王的高压下，被迫逃难。他不属于仗着炮舰欺凌旁人的民族，而是备受压迫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小时，我们几个淘气鬼曾编过一个顺口溜：

耶稣爱我一脸泥，

我爱耶稣没炕席。

这虽然是编着玩的，从中却看得出我们是把耶稣当作“自己人”看待，认为他是穷哥们儿当中的一个。后来他收的门徒，不是打鱼的就是扛长活的。所以对于耶稣本人，我非但不曾有过反感，而且还是感到亲切而同情的。

他的死又是那么悲惨，那么壮烈，那么不平凡。在客西马尼园与门徒诀别的那晚，他对自己将遭受的酷刑是清醒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每看到红卫兵用挂黑牌和喷气式侮辱知识分子，我就联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还逼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皇冠，肆意殴打并戏弄他的事。

对于《圣经》以及对于耶稣这一富有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我非但从未反对过，而且深深景仰。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行医办学，向落后地区传播现代知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更怀有感激之情。近几十年来，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也起过并起着推动作用。

二　安娜

在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个个人情况：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位传教士，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满十岁时，这位美国姑娘就嫁到萧家。四堂兄当时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过的也仍是紧日子。四堂兄倒真像个蒙古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聪明。他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社会系。一九二六年介绍我参加C.Y.，并直接领导我的李安宅（仁斋），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岁，正在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她在中国足足待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尼克松访华后两年，于一九七四年才被接回美国。

回忆自己同基督教的关系时，我无法把安娜略掉。因为尽管她始终未能说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毕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并曾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双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个母亲。

先得说说安娜和我们家族的关系。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只生了我这个儿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终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妻子。

萧家既然是北京东北城一个贫寒人家，四堂兄怎么会娶上一位美国媳妇呢？我也一直纳闷。可能彪形大汉的他，身上另有一种魅力。而且安娜还不是头一个看中他的美国姑娘。我记得在那之前，有个名叫寒尔玛的也来串过门。我也许是家里最早发现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国规矩进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门，那时我是个愣小子，可不懂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进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于是，我就觉察出她将做我的四堂嫂了。她还给我起了个洋名字：罗伯特，并说那是她在美国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惠”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古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一九二六年，我因参加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一九四六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一九七九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一九八三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　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通通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唯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构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那人只好勉强屈了膝。他的祷辞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倘若我有个灵魂。”要是遇到那样的场合，我的祷文不会比那位怀疑论者更为肯定。

不，我所厌恶并反抗的，是强迫宗教以及为这种方式的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等条约。从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乃是学校里一些教内实权派对我的迫害。

还没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过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的一位远房姑母。她比我们还穷，简直揭不开锅，就来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当然很不受待见。显而易见，她一住进来，又添了一张嘴，而且没个头。

忽然，一天半夜里她在炕上折腾了一番，便硬说是大狐仙附了体。于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涨了。她浑身好像镀了一层金。触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爷，那可担待不起！

她头上有了光晕。从此，什么可口的都尽着她吃——说是孝敬了大仙爷。她的残羹剩饭也成了可以除灾祛病的灵丹妙药。在炕上，我挨着她睡。我没感到什么灵气，她的妖气却吓得我在被窝里直打哆嗦。大仙爷确实巩固并提高了老姑姑的身份地位，可却在我的幼小心坎上平添了一道黑影，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对我来说，强迫性宗教绝不始于基督教。这一点，我也曾披露过。我那位三堂兄毕业于蒙藏学校后，一直失业，生活潦倒不堪。于是，他就成了对各方神祇一概匍匐在地的人，而我也只好奉陪。一个无疑是个痞棍的乞丐，忽然躺到东直门外一座小土地庙的炕上，胡说是什么佛爷附了体。善男信女就为他烧香挂匾，很快浑身就有了灵光。三堂兄一听说，就带着我给这自封的佛爷去上供。我至今仍记得那坐落在土丘上的小庙多么拥挤，烟火缭绕，罄声震耳。我们在庙后身一间小土屋里谒见了那位“佛爷”。他歪在土炕上，接受崇拜者的供奉。三堂兄递上带来的供物后，连忙跪下叩头。“佛爷”像个白痴，眼睛是半阖着的，嘴边还淌着涎水。他赏给三堂兄一牙咬过的苹果。三堂兄稀罕得不得了，赶紧接过来，揣在怀里。我暗自庆幸他没要我同他分享。

我始终也瞧不出那些神祇有什么灵验。然而我可跟着喝过不少“香灰水”——就是从香炉里捏一撮香灰，放在一碗水里。每次我都是捏着鼻子喝下去的。

去妙峰山那次，我瞅见了宗教残酷的一面。幸而我不曾碰见许愿跳山涧的。然而一路都是从山东或河南等省爬来的朝香者，膝盖磨破，骨头都露出来了。目睹他们那血肉模糊的惨状，幼小的我不禁纳闷：信佛不是为了保平安吗？怎么却先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这岂不像赌博：钱没赚到手，倒先赔上一笔吗？

那些年，逢初一十五，我都得跟在堂兄身后，在院子里朝东南西北四方三叩九拜。当时我出于无奈，敢怒而不敢言。三十年代忆起那情景，我曾发泄过怨气。如今再回顾此事，我才认识到那是当时一个失业青年在走投无路之际的一种绝望的挣扎。管他是耶是佛，以至任何神祇，只要能赏他一碗饭吃，谁他都肯拜。

最后给了饭碗的是基督教。凭他写的一笔好字，口齿又伶俐，他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谋到一个干事的职务。以前我怪他白天搞基督教，晚上拜佛，是两面派。现在我认识到，其实他拜的既不是耶稣，也不是如来佛，而是饭碗。

当时这又是个无法躲闪的问题。

我想，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了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然而我碰见的却比“狐仙”和“佛爷”强不了多少。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信之外，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什么事都得跪下来祈祷，向上帝请示。有一年夏季，安娜带我去内蒙古卓资山。同行的都是她的美国朋友，一些传教士。一次我们要去附近的蒙古包玩一下。为首的一位临行前竟跪下来先向上帝请示了一番，随后才说：“可以出发了。”

使我更吃惊而且引起反感的是，在香河县小教堂的院子里看到的一次神召会的礼拜。几十个信徒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块砖。他们各自把头使劲往砖上撞，撞得鲜血淋漓，还狼嚎鬼叫，说是在“讲万国方言”。当时，我是去香河参加扫盲的。我们还在水月灯下演《睁眼瞎子》给老乡看。张珍（解放后化工部长）扮演目不识丁的老妈妈，我扮演她的儿子。那时我曾想：神召会造成的危害，确实比文盲还要严重。

自然，当时传基督教也分不同的层次和对象。神召会好像只在乡间搞，救世军则在城市下层市民当中活动。它在北京的总部原址就是现在的首都剧院。它的编制仿照军队，入教手续着实简便。唱完圣诗，讲完道，就当场劝会众跪到台下去“悔改”。这样就算入了教。我在小说《皈依》里就写过菊子先悔了改，然后又来拉妞妞。

在这篇小说中，除了写到宗教可以提供饭碗（“一个月六块现洋”）之外，我还提及救世军的另一种吸引力：带彩图的福音书、洋鼓洋号以及教堂里花花绿绿的挂图。这些都会使缺乏文化生活的小姑娘妞妞兴奋起来。

四　真理大厅

七十年代初期，从咸宁干校回京之后，我一度蛰居在北京东北城一间门洞里（见《搬家史》）。出于怀旧和好奇，我曾骑车重访坐落在交道口大三条的那所开除过我的母校。当年上课用的西楼以及作为宿舍的北楼都还是老样子，操场上又盖起一座新楼。这家学校那时的英文名字译成中文就是“真理大厅”。

我没敢惊动司阍人，只站在大门外瞥了几眼。我作为工读生织过地毯的西楼顶层映入眼帘，我挤过羊奶的羊圈设在操场东头。我在那操场上蹦跳过。小时玩过的秋千和压板，如今已没有了踪影。我的小说《邮票》就是以北楼为背景的，只是大门前再也没有《邓山东》中所描述的那些摆摊卖吃食的了。

我们那个学校在大三条，而教堂则在二条。当年每次去做礼拜，都要穿过一个宽敞的院子。这个院子说得上是沙漠中一片绿洲。它纯粹是另一种格局，代表另一种生活水平。门并不大，然而十分厚实。院里矮松成行。我们总是沿着当中那条甬道走，出了大门，对面便是二条教堂。绿洲里那条甬道还分出几个岔路，通往一幢幢精致的双层住宅楼。每幢分别为矮篱围起，住宅旁各有座小花园。常见几个娇贵的金发碧眼囝囝，在中国保姆照拂下荡秋千或堆沙子玩。沙池旁还搭起葡萄架或藤萝架。隔着用雪白纱幔遮起的窗户，不时地传来钢琴或小提琴的演奏声。自然，每次路过，厨房里正煮着的可可或咖啡以及烤肉便香味扑鼻。

每个星期我起码得穿过这个大院子一次，而每次心里总冒出个疑问：倘若真有上帝，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何以白皮肤的过一种生活，黄皮肤的就得过另一种生活？

《落日》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绿洲里。那不是虚构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如此，我对那绿洲更加反感了。

我半工半读过的那个学校，属于长老会。长老是基督教加尔文宗的教会，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所以这么称呼。长老一般均由教龄最长、在教会中影响最大的教友担任。长老中间固然也有真信教的，但是凭资格——甚至由于有靠山而当上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大都是原教旨主义者，绝不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圣经》，更不容提出疑窦，否则就会被扣上“异端”、“叛教”等大帽子。其实，那些长老对《圣经》就个个坚信不疑吗？也未必，然而维护原教旨同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威完全是一致的。一旦原教旨动摇了，长老们的威望和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苗头，他们必狠狠制裁。所以，凡是教会所办的设施（首先是学校，其次是医院），都必须矢忠于原教旨。

教会学校的实权——首先是财权和用人大权，当然都掌握在外国牧师手里。校内具体的行政职务（如教务、斋务等），一股脑儿由教内骨干担任。授课的教员则多由教外聘请。

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差别：教内的骨干捧的实际上是只铁饭碗。只要他们准时去做礼拜，祈祷时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不时地在嘴边挂上几句福音，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教外的老师则除了教书本事，别无靠山。他们下课就走掉，从不同人勾勾搭搭。

我经常怀念当年一位名叫李茂青的国文老师。他走路方方正正，总是身穿蓝袍青马褂来上课。卷子判得非常认真仔细，并且时常在卷末写上长长的一段话，鼓励学生上进。他判的几本作文，我一直保存下来，毁于“文革”。从他的批语中，我受过启发，也感到温暖。

还有一位教地理的贾老师。我在《我的两位老师》一文中提到过他。那时我们用的代数课本是一位名叫“温德华”的洋人编的。一天，在上学途中躲闪惊马，我把代数课本弄丢了。教代数的老师是位性子暴躁的麻子，动不动就打板子。他曾打折过一条板子。挨板子的同学正庆幸，他却马上又抽出一条。我怕因丢课本而挨他的打，就用那个月一半的饭费补买了一本，并同管伙食的人说好，我只吃早晚两顿。大家吃午饭时，我在篮球场上投篮。

那个中午，贾老师吃得很快，老早走出饭厅。瞧见我在投篮，就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刚巧过来一个同学，向他泄了底。老师马上替我补上半个月的饭费——记得是一块五毛钱，非要我吃足三顿饭。

教外的老师没有权势，没有后台，他们凭的不是教籍，而是真才实学。

相形之下，教内的则不然。他们都老早就领了洗，有的甚至是几代的教徒——其中有一位还专喜谈说庚子年间他们一家人怎样为教会受过难。这样，他们就成为洋人之下、同胞之上的实权人物。

这些人，《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三句话不离“耶和华”、“主耶稣”。满口都是福音，可成天想的，盘算的，张罗的，都是他们本人以及家族的利益和特权。

就举那位绰号“马猴”的斋务长为例。他掌握着宿舍的大权。北楼共五层，而冬天的气管子只暖到二层，三层就没有多少温意了。我们管五层楼叫“冰窖”。他把那些不断孝敬他的富家子弟通通分在一、二层，而只有一床破棉絮可盖的我，一向分到五层。幸而好几个同学非常仗义，冬夜，他们纷纷把厚大衣堆到我的床上。

“马猴”除了当斋务长，还兼着一宗营生：贩卖哈巴狗。听说他经常不断地把它们送到天津去办出口。他最欢迎抱给他一两窝狗仔。对于搜集狗种，他诚然是无孔不入，甚至问过我能否给他弄到一两只。可惜我只跟一些上不了台盘的野狗打交道。我非但未能用狗种博得他的好感，还组织“少年互助团”，抨击他办事不公。

当时不作兴男女合校，也禁止学生同异性有任何往来。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在运动会上遇见邻校的一位女生，就给她写了封信。那封信却被学校当局扣下拆看了。于是，教务长就在朝会上把那个写信的学生叫到前面，将他的长袍下襟撩起来，蒙上他的脸，说他“干下这等事，没脸见人了”。

邻校那位女生压根儿没接到信，按说是无辜的，然而那里的训育主任竟用牙刷刷她的喉咙，一连刷了三天。

《圣经》里管假冒伪善者叫作“法利赛人”，他们是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当时校内传出个别当权派（他们都是有家室的）的桃色新闻，恰好为法利赛人作了注解。后来甚至还风闻他们去了八大胡同。

我真正认清那些法利赛人的实质，是在我被捕入狱这件生死攸关的事上。

我事先就听说过“罗锤子”（学生们为校方中国人中的第一把手起的绰号）同当时的侦缉队长拜过把兄弟。真巧，两个便衣从学校押送我去报房胡同侦缉队时，在电车上给我一位亲戚撞见了。他赶忙去告知四堂嫂。安娜立即去找洋校长，请他出面营救（这些，我当然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这个问题上，校方展开了争论。“罗锤子”和“马猴”坚决主张“教训教训”我，不去营救，倒是洋校长，可能由于安娜的恳求，非要营救我不可。这里，法利赛人中的一个对洋校长挑拨说：“我们检查过这个小子的日记了。您知道他在日记里怎样骂您吗？”洋校长回答说，不管他骂过我什么，我还是要营救他。

升入高二时，我的工读方式由织地毯或送羊奶改为在教务处成天同蜡版和油墨滚子打交道了。有一天，“罗锤子”神情异常和气地走进来，先问寒问暖一番，接着谈起自己留学美国时也做过工，暑假还在汽车厂里干过。我听话听音，慢慢摸出他的来意。他希望我不要跟学校当局作对。他暗示，如果我的“品行功课都好，毕业后可以由学校保送到齐鲁大学”。弦外之音是：那以后自然就鹏程万里了。

我没吱声，可我听出他是硬的不成，又来软的了——试图收买我。

移年北伐军进了北平城，我被解除了软禁。五卅惨案后，中学就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可是教会学校里只有由校方操纵的基督教青年会。一九二八年秋天开学时，我们这些学生也闹着要成立学生会，以取代宗教性质的青年会。大家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同意了。

这下可惹怒了校内几位“长”字号的。他们伺机要把我这颗钉子拔掉。

当时，教会学校看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变通了一番：掌握实权的仍是洋人，但改称“校务长”，这样，“罗锤子”名义上就成为校长了。他打定主意在我身上施展一下校长的威风，杀一以儆百。

那年圣诞节前夕（十二月二十四日），校长为了讨好洋校务长，就组织我们这些住宿生午夜到我称为“绿洲”的大院子里，冒着严寒唱《圣诞曲》。那晚朔风凛冽，我们在校务长那灰色小楼前站成一排，在校长的指挥下，哆哆嗦嗦地唱了起来。唱完一首又一首，一直唱到小楼窗口有了灯光，洋校务长站在阳台中朝我们说了声“Merry 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

四十年代在英国，我才晓得西方确有此习俗。然而当时我却十分气愤。第二天我就给已转学海甸的越南华侨朋友赵澄写了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这一可耻事件。我把贴好邮票的信放在门房窗台上，以便邮差取走。

为了学生会事，“罗锤子”正在伺机整我。他竟然私拆了这封信，并把我叫到校长室，宣布给予我开除处分。我就在那样不知当晚该睡在哪里的情形下，卷了铺盖。

美国罗宾逊教授不了解，既然教会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教育，我为什么还会忘恩负义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军官，我反对的始终是那些压迫我、陷害我、收买不成又借故剥夺我受教育机会的法利赛人。

五　不光彩的后盾

最初，我只是从个人遭际，以及由于遇到了几个直接影响自己生活的法利赛人，而对基督教持有反感。一九二五年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惨案，使我跳出个人恩怨，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说《昙》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时代的这种心境。

作为工读生，我当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像小说中的启昌。由于是穷孩子，免收学费之外还能挣到点饭钱，我就不能像旁的学生那样对帝国主义暴行做出应有的反应。然而我的愤怒并没因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是个中国人。我对暴行有公开抗议的权利。

尽管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是日本厂主，可是英国租界当局却悍然压制学生游行。于是，开了枪。同样，虽然上海南京路的枪是英国人开的，而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可是美国牧师也完全站到英国人的立场上，禁止游行。我从未听到美国牧师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斥责过英国一句，尽管那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圣经》里所宣扬的爱。

一九二六年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我进而读了一些政治小册子。我仿佛一读就懂了：西方国家依靠更坚利的枪炮，掐着中国人的脖子，要他们除了割地、赔款、承认“治外法权”之外，还得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条约》还是《望厦条约》都是这么订的。这样，我就从历史上认清基督教是紧跟在炮舰后面进来的。

银铃、雪橇、爱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这些美好事物的后盾却是不光彩的。

一九三九年我去英国后，眼界开阔了，从而对宗教问题也重新思考过。

我认识到教会与老一辈英国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曾具有过重要的社会职能。娃娃出生后，要抱到教堂去领洗，既登记出生年月，又举行命名典礼。成年后举行婚礼，也是在教堂由牧师主持。死后葬在教堂墓园里。教区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大得多，齐全得多。在英国内地旅游，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大小总有座教堂。这是因为教堂曾经是英国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归宿。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教会这些职能正在逐渐消失。旅英七载，我只参加过一次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正如在中国，新娘难得再坐花轿一样。

在剑桥，我那家学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气的。有些外国旅游者来到这座大学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家学院教堂。学院分配给我的那间书房，正对着教堂。来看我的英国同学，个个都羡慕之至。我也跟着进教堂参加过礼拜。一回，我问起他们进堂是为了崇拜上帝吗？有的说是为了倾听教堂那座管风琴奏出的古典音乐，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诗班那清脆圆润的歌喉里。也有失恋者，想从那肃穆的气氛获得慰藉。这些人当然都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大知识分子。我也结识了几位虔诚的教徒。星期日他们必进教堂去做礼拜，每餐都诵祷文。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绝不是说，宗教在英国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显赫仍仅次于首相，乡镇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已不处于主宰地位。我也始终没遇到有人下跪向上帝请示的事。

我是在张伯伦刚对德宣战之后抵英的。那时，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参加各种配合战争的组织，如农业或救护。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学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学院为了不让我白吃饭，就安排我去学院图书馆帮忙。这样，在纳粹大轰炸期间，我有机会自由徜徉书海中。

我饱览群书，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为主题的。

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谊会信徒、社会改革家玛芝瑞·弗莱女士家中读到过她的先祖在英国议会中所作反对鸦片战争的发言。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也特别注意鸦片战争前后，英美舆论界——尤其是传教士的态度。那真使我大吃一惊。

鸦片战争爆发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传教士承认林则徐禁烟做得对，然而这种正义主张立即为教内一片战争叫嚣声所淹没。当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时，有的传教士甚至质问：“英国国徽上所绘的狮子实际上却在当着兔子的日子何时结束？”以至那位孤掌难鸣的威廉斯后来也赞成“教训”中国一顿了。

我原以为在炮舰政策问题上，传教士不过是乐得“坐享其成”，是居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消极地位。可是我读到的却不然。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在华传教士们（其中包括一些女的）曾催促英国政府早日动手，他（她）们认为唯其如此才能“为福音在中国打开缺口”。一个在广州的传教士竟扬言：“上帝将使用强大的武器为天国开辟道路。”教会的一份内部通告里写道：“动用武器乃权宜之计。只有这样使混乱变为有秩序，使恶变成善。……上帝的使者暂时只能穿上戎装，用子弹来传福音。”某个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美国炮舰也应参加，甚至建议美军占领台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为出版局审读外文书籍，在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编《美国及中国传教事业》一书，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John Fairbank：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其中也援引了不少传教士的这类骇人听闻的叫嚣。

中国战败，中英进行谈判时，传教士不但为英方担任了口译和笔译，并对条文参加了意见。首先，当然是把“传教自由”列为重要条款，其中还包括教会租用并买卖土地权。

在题名《掠夺的伦理》的一文中，作者（一位传教士）吉尔博特·里德竟认为“像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掠夺，是胜利者应得的战利品”。接着又说：“掠夺为白人之特权，英军禁止印度士兵掠夺。”

有位西方传教士甚至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上帝派遣异教的日本在异教的中国建立和平之君”。庚子年间德军在保定大肆杀戮时，一个名叫亨利·波特尔的传教士喝彩说：“杀得好！他们是上帝的代理人……为了公正，就得把保定夷平。教训中国人的办法只有杀、烧和掠夺。这是代天行事。”在传教士马丁的账本上，中国反教者每杀死一个女传教士，就应杀五百名中国妇女；每杀死一个男传教士，就应杀一千名中国男人；每杀死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就得杀一百个中国儿童，才能相抵。主张这么成百倍地进行复仇者，职业上却是个传教士，满口宣传这样的福音：“当你的敌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

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嚣张，使得马克·吐温愤愤不平。他忍无可忍，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给在黑暗中的人》（1901年），抨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传教士，并颂扬中国义和团运动。接着又发表《为芬斯顿将军辩护》（1902年），批判美国镇压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传教士反击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答批评我的传教士》。

旅居英国时，我还参加了“理性读书会”。只要交上几英镑，每月就能收到一本揭露种种迷信或谬论的出版物。我记得有一次寄来了一本题名《一名中国人向基督教国家的呼吁》的书，署名林某某（名字已记不清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回英国后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庄士敦。这里，作者假借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揭露了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内地的）以及他们的华人爪牙由霸民田直到掠夺凶杀的种种暴行。那时，干完坏事只消往教堂里一跑，就受到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了。作者显然是要说明，义和团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

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随后同其他有关宗教的书，一道送给当时主管宗教事务的老友徐盈了。

当然还应提到一本更早的书，即三十年代驻沪的一位名叫密勒的外交官所写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全书揭露的无不是令中外人士大为惊愕的怪事。其中说，上海法租界三分之二的地产属于徐家汇天主教堂，他们还控制全市一种吃角子（镍币）的赌博机。

罗宾逊教授称我作“反基督教作家”。我写此文就是要向他说明：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写那些小说时，中国的教会还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仍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基督教不再凭借政治特权来传播。尤其希望遇到发生反人民大众的暴行时，基督教徒不要助桀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到正义一边。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文革」杂忆

山雨欲来

仿佛刚开完春风烂漫的神仙会，远处又雷声滚滚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敌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画上玩起花样！孩子说，那水纹清清楚楚地写着“反动派万岁”。其实，我翻过来调过去，始终也没看出什么字样。而且，反动派咋会叫起自己“反动派”来呢！可孩子说，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长”发现的。认不认出来，就看自己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这么一来，我只好说，看见了，看见了。

接着，孩子回家又传出：火柴盒上也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那个挺好听的《红旗颂》唱不得了，原来它的主旋律是“满洲国国歌”，唱了就等于颂扬王道乐土！

接着，五八年印行的几部长篇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来，有反党的，有反社会主义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来并不雷同，但都够进毒草行列的。

早晨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不办公了，全体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而且说明有人在影院门口点名，不准请假！看完了立刻回单位分组开会，支书主持，人事科小徐作记录。每人都必须发言，要作为反修坚不坚决的一次考验。

江南小桥流水，本来挺开心的一部片子。这么一来，看电影真是活受罪！

院子里，西屋老太太跟闺女吵起来了。照理，闺女应该好打扮。如今，掉过来了！老太太给闺女做了件连衣裙，要她把那件打了三块补丁的褂子换下来，姑娘死也不肯，还朝老太太嚷：我这里学雷锋，您倒好，扯我后腿！您忍心害自己的闺女当个修正主义分子吗？

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像干部那么天天读，不了解天下大势，更不理解女儿谈“修”色变的心情。其实何止一件连衣裙，一切美好的东西，从文物字画到花花草草，都早已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了。

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中心堡垒，靠什么？靠人人争做向阳花。怎奈中国是个枝杈茂密的大灌木丛。要靠小将们披荆斩棘，把千枝万条全砍光，砍得神州大地只剩下一朵朵光杆儿的向阳花。

集训班

我总觉得六六年开始的那场灾难，起初有点神出鬼没。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戏剧电影的碴儿。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级龙卷风，在汪洋大海上来回转悠。当时像我这样反正准备挨斗的，心里固然紧张，就是摩拳擦掌准备斗人的，心里也未必有个谱儿。

六月就糊里糊涂地进了个集训班。学员足有七百：唱戏的，画画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说明都是黑线人物，为了“背靠背”才把我们同革命群众隔离开。可进去之后，最初倒更像个夏令营：床铺干净，饭食可口，晚上还有电影看。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回城同家人团聚。上下午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的“修”菌。大会斗重点对象时，有些小演员数落起大干部，也相当于一挺轻机关枪。然而《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心里是踏实的。

进入七月，集训班有点异样了。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琢磨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

接着，外面来揪黑帮了。一天下午，我看见两位老干部各抱着半个西瓜大吃特吃，还以为他们很开心呢。旁边知情的说，难为他们呀，刚从工人体育馆押回来。在那里，脖子上挂了好沉的牌子，被红卫兵像拉牲口那么满场绕着斗呢！

进入八月，形势不妙了。所住的那个学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名气大的，去餐厅的路上就揪来斗。要自己报名。大家都学会过关的窍门：自称“我是个黑帮”。尽管如此，一到吃饭时，大家就发愁，饭后更不敢像往常那样在大院里走动了。

接着，各单位分头派车来接黑帮了。上车之前，照例先斗一通。记得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那位就给戴上高帽。罚跪之外，还打个头破血流。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画了等号。

我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

斗争会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一身皱巴巴的蓝制服，山东口音，是位纯朴的老人。可二十年代当我还是娃娃时，他就已在文坛上活跃了。其间，为了革命，他坐过不少年牢。本来他早就搁笔不写戏了，偏偏在“史无前例”的两年前，他写了个历史剧，而且一下子就轰动了。老头子说，总算打响了一炮。谁知这里竟伏下了莫大祸根。

由于运动前夕他就被点过名，所以同我这个摘帽“右派”一样，是理所当然的重点。只要开斗争会，不拘大小，从没漏过他。开的既然是斗争会，那么照例都得挂牌子，喷气式。皮肉之苦总是难免。

干什么都得有个目标——生产上叫指标。当时，罪大恶极莫如反对主席。斗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认戏里的坏皇帝影射的是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个目的达不到，当然就誓不罢休。

这老头儿平时挺随和，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犯了犟，怎么也不肯合作。既然那确实是没影儿的事，凭台下怎么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还是不承认。只见他不住地摇头。至于他的呼冤声，自然早被口号淹没了。

于是，罚他扫厕所，周末不许回家。我也是受到另眼看待，被分配干这活儿的，所以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心里蛮不对劲儿。可一声也没敢言语。好家伙，吭一声就会成为反革命串连。

于是，就折腾来折腾去。

一天早晨，老人一边干活儿一边翕动着嘴唇嘟囔起来。我听到他接连说了三声：“对！”那天下午又开他的斗争会。两位臂上缠了红箍的炊事员，像捉到小偷那么雄赳赳地抓紧他两只瘦小的胳膊，把他押进了会场。单位里一位嗓子高而脆的女同志照例带头喊起口号。革命群众中有个斗得特别起劲的，还离开座位追到老人身边去喊，随喊随捶他那瘦小的骨架。

主席团一排成员入座后，斗争会开始了。念完语录，革委会主任就走到台口，宣读老人的罪状。接着斗争开始。

问：（气势汹汹地）这个反动透顶的戏是你写的吗？

答：（低下头来）是。

问：戏里那个皇帝你影射的是谁？说！

（下面也一片“说”声。）

答：毛主席。

（这下全场哗然了，接着是一阵口号声。）

问：（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你为什么要影射？

答：我要篡党篡国。

这回，可把主持人愣住了。这太出他意料之外了。他肯定没料到这回会这么痛快、干脆。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回过身来同主席团嘀咕了一阵，然后大声宣布：“把这个坏蛋押下去！”会就这么在一片喜悦与惊愕中散了。

我先还觉得荒谬：凭他那副骨架，凭一个戏，怎么去篡党篡国！猛然间，我开窍了：老戏剧家毕竟是高手，心坎上对他既钦佩又感激。他为我们被斗争者创造出一种新模式，一种新的三段论式。先包下罪行，然后供认矛头指向主席，问动机，就答曰：篡党篡国。

这种模式确实曾使有些人，在有些场合下，缩短了痛苦的历程，同时也让斗争者拿到了胜利果实，证明群众力量的无比伟大。

标兵

当连长的要是想让他带的连在大队里出人头地，就得培养出个把标兵。对象当然得一贯革命，历史清白，出身越苦越好。连里要出个标兵（也就是英雄），那可人人光彩。

然而同是五七战士，条件大同小异，到底突出谁好？万一树错了，惹起公愤，可就弄巧成拙啦。

刚下去，有位同志没使过柴油机，一下子把整排门牙全崩掉了，血流满身，他还不肯让包扎，要接着干，突出地表现了五七战士的革命气概。把他树立成标兵，没人能说个“不”字儿。

尽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几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毕竟属于事故，不便过分推广号召，不能靠那来树标兵。这么一来，连长抓耳挠腮了。

在天天读的会上，我们班上一位老实人谈起自己的劳动体会说，过去知识分子坐等吃喝，不辨菽麦，这回下来才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以前闻到粪味就掩鼻而过，如今自己抬粪，想到抬的是肥料，可以使稻谷吐穗，变成粮食，反而觉得它香了。谈得十分诚恳。

班长在连部开会时，顺便就把这段话汇报了。连长眼珠一转，灵机一动，说声好哇，这回标兵有啦。

于是就请这位老五七战士先在排里讲，然后又对全连讲他抬粪的体会。一道改造，相互切磋琢磨，本极正常。他讲得真实朴素，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在思想感情上所起的变化。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就恰到好处。然而光在连里讲用是当不上全干校的标兵的。连长见多识广，着眼的是去五千人参加的全干校大会上讲。第一步得先去大队。连长一方面吹出空气，说咱连要放卫星了，一方面就叮嘱老实人要对讲用稿狠下功夫。暂时可以不下地了，在家里琢磨讲用稿吧，要大力润色，“务必要把它搞得有声有色”。

六个连组成的大队讲用会是在仓库里开的，一千多人挤得水泄不通。水银灯在老实人周围聚成个光圈。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讲用开始。尽管已经听过三遍，我还是很留心听。何况出于职业习惯，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加的工。

粪味由臭变香是讲用稿的精华，墨彩当然主要用在这部分上。功夫确实下了。没辜负连长的嘱咐，不但气味变得香喷喷，而且在粪的颜色（金黄）上，也颇有所发挥。听起来不再像人粪，倒像一桌山珍海味。

散会后，也许是由于走出了那灯光如昼的大仓库，忌讳顾虑就少了。黑夜里，我一边走一边倾听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讲用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一件事，一路上却不断听到咯咯咯的笑声。

想到老实人后天就要在五千人大会上去讲用了，我不禁替这位即将成为标兵的同志抱起屈来。

最后的一句假话

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个愿望：说真话。巴金甚至用“真话”当作书名。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地编造一番假话。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话确已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

这里要讲的不是一个人酒后或在梦中，而是在弥留时刻。只一两分钟他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在昏迷中他还说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才咽的气。

他老早就入了党，同“黑线”又无瓜葛，在战斗队里自然是位佼佼者。斗争会不是由他主持，就是由他重点发言。他的大字报一贴，就占半堵墙。所以在黑帮帽子满天飞的当年，他是对立面抓不到辫子的一位响当当。难怪工宣队一进驻，他就成了依靠对象。

忽然间，听说他那在外单位的妻子给抓起来了，说在她抽屉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正碰上要抓一批人来镇压，没几天，法院布告就贴到我们机关外墙上了，说她“企图”（！）张贴反动标语，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多么沉重的打击呀！换个人，谁也受不了。可他真沉得住气。第二天我看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操场上还同工宣队员打篮球。当然，他这是故作镇静，表明划清了界限，自己并没有问题。

两天后，忽然对立面在楼梯口显眼处给他贴了张大字报，就他本人的历史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大体上是捕风捉影。然而“文革”前他喜欢胡吹，吹嘘就难免露破绽。质问他的正是那些破绽。

那可是运动以来第一张贴给他的大字报。其实，承认当初自己是瞎吹的，也就算了。可他太爱面子。另外，才三十出头的妻子就那么给镇压了，他心里能没疙瘩？晚饭桌上，他一直低着头，一边发愣一边机械地往嘴里扒饭。十点钟吹哨，他同大家一样回到四楼地铺上了。他并没睡，来回翻腾。

大约十一点，睡在尽头上的班长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赶紧奔到过道朝北的厕所一看：窗户敞开着，窗棂上摊着一件棉大衣。再由窗口朝下一望，依稀看到下面黑乎乎地躺着个人，似乎还在呻吟。

班长赶紧披上件什么，噌噌噌地奔下楼去。响当当跳楼了！还有点气儿。

班长把大家喊下来，叫来了救护车。正要抬他上车时，他微睁开眼睛。一看是班长，就说了他最后一句话：

“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

他大概意识到身为党员，跳楼自杀必然会当叛徒来批判。于是，就编了个英勇擒敌的故事。

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文革”语言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烂纸为生的老汉。他一边在草丛间寻觅冰棍纸，一边跟我唠叨起来：“那十年，哪儿用得着这么东一张西一张地拾！随便跟哪个机关学校挂上钩，就没饥荒啦！这边刚糊满一墙，那边儿就又覆盖上一层。一个往上贴，一个就蘸着红墨水往上画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报！字儿写得比馒头还大。那阵子费不多大力气，一个月从废品站那儿少说也拿个两百块！”

随后，他叹了口气。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有时懊悔当初没搞个本本，抄录一下那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上的语言。倘若有那么一份资料，如今风平浪静了，坐下来研究一下那鸿文中的逻辑以及硬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今天该可以写成一篇多么有趣而又富有意义的文章啊！

我也叹了口气，恨自己的记性不中用。

“文革”时用的还是汉语，当然不能说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叫“文革语”。然而又不能否认那时候的用语，现在不再通行了。如今，你再讨嫌一个人，总也不能狗呀蛇呀地喊，更不能管他们爱人叫臭妖婆，管他的子女叫狗崽子了。因此，不能否认“文革”时的汉语是有其特点的。

记得当时我看大字报，心里常想，当个“文革”秀才并不难。不但不需要文学修养，甚至也不必过分动脑筋，因为对人对事，只问敌我，并不需作任何分析或说理，骂起来不需讲求任何分寸；辞藻也极简单，甚至大体上都定了型，好像预制的零件。歌颂红太阳总不出那几句，就是骂起对方来，也无非是黑帮、黑老K、洋奴之类，凶狠有之，但并不花哨，更谈不上说服力了。

是不是大字报的写者修养差、水平低呢？也不尽然，倘若一所画院只准其画家用大红或大黑二色，不但青黄紫绿一概不许用，连浅些淡些的层次也在禁止之列，线条则只许直不许弯曲，画家再有才华，岂不也只能画出机械画来！举凡拥护的事物，就一律赐以“红”字，反对的则统统加个“黑”字。于是，黑帮开黑会，写黑信黑日记。

据我记忆所及，这种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以重型黑压倒。对方的所言所行，一律均属疯狂叫嚣或罪恶勾当；任何反驳，均是明目张胆的反扑；一摆道理，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投降，就是负隅顽抗。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假若对方不肯再继续奉陪了，则是吓得要命，怕得要死。

“文革”初期，还只“打倒”或“炮轰”，后来经过发明创造，又用起“油煎”，甚至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总之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者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其实，引来引去总也不出某几段，然而贴出来就大放光芒，所以照例要用红笔画上圈圈，以张声势。

然而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

原载1986年8月《北京晚报》，

收入《这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唉，我这意识流

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顶小就这么流。见到什么荒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无缘无故，它也流。流出麻烦，惹了乱子，它还流。估计它非流到八宝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睁着眼睛流，闭上眼睛更流，洪水还有大禹能治，可这意识流我简直拿它没办法。更糟的是，它并不老是暗流，有时作兴就会溢出一星半点来。不是吗，五七年就没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顶比千斤还重的帽子，报上用斗大的字来声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接着定罪画押，流放改造。可越是这样，它流得就更冲。

用科学语言来说，意识流就是潜意识，也就是内心对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时是过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现；有时则是对白天经历的反应，所谓心猿意马。小时候，经常出现的是婶婶或堂哥的脸色——常是铁青色的；五七年出现的往往是拳头，大的小的，满是皱纹的和细嫩的。那时我经常梦见走路突然半个身子陷进泥塘里，身子一个劲儿往下陷，要不就是双脚悬了空。

修辞上的比喻，许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识流：在事物间，由此及彼作了比较感到相似而产生的。六〇年回北京，吃不饱，又在街上见到倒毙者，不知怎么一眼盯住了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交通。于是，我就自编了一句歇后语：交通警手里的棒棒，不能瞎指挥。

那十年当中，有阵子我们作为黑帮得“早请示，晚汇报”。我站得挺直，其实心里常开小差。可是当戴着红袖箍的头儿掴一位老干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耳光时，那凌厉的响声把我的意识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紧了一些，使劲瞪那位以前司机班的头儿：看你能神气多久！

确实找不到一条禁止意识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诫不许怀私心杂念。事实上，只要你光在脑子里流，不溢出来——或者只溢出些鸡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祸临头。八十年代以来，我就时不时地溢出那么一星半点儿，至今不也安然无恙吗？这一半是客观上辫子不那么抓了，棍子不那么抡了；一半是经历了五七年那样的风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说起思想上开小差，我还受过一次教训。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个大院子里，开始了一场黑帮斗黑帮的游戏。我看见一位明星指着培养自己的原领导一口气怒斥了两个小时。我看到做儿子的从四层楼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个儿爸爸的大字报，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摇着扇子仿佛还感到颇为欣慰。大概以为这下儿子就可以过关了。最使我胆战心寒的是一次群声大喊“万岁”的当儿，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戏剧家（少见的干瘦老头子），硬说他喊的是“打倒”。于是，人立刻就被隔离起来了，并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上像罗马斗狮般地去斗，只不过这是头浑身皮包骨、连半个拳头也经不住的“狮子”。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自己也在喊，没听见他喊什么。在那时，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来证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号时，老戏剧家可能正在意识流里同李慧娘对着话哩。那一回我可记住了，有时候就非把意识流这个口子关死不可。不然，万一出点差池，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那以后，我还学会了一个高招：一齐喊口号时，我光举臂张口而不出声。这既保险，又省力气。反正不缺我这一嗓子。

然而尽管如此，这当儿意识流的口子还是以暂时关闭为妥。

我的意识流同我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为了怕我惹是生非，妈妈成天提醒我可别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学会了把话往肚子里咽的本事。当时，不顺眼的事可多啦，但话还没到嘴边儿，妈妈一使个眼色，我就能收住。后来学织地毯，坐在板上织活的个个手里三把铁家伙，只要朝我身上那么一甩，我肉上就是个口子。这也强化了我憋话的本事。

可后来进了一家“文人论坛”的报社，前后十几年，先管副刊，兼写旅行通讯，后来索性写起国际社评，这就扩大了我的视野。岭东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战开始又回到老家的一个农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给端出来了。滇缅路上，八十岁的老翁和七八岁的娃娃被当作“壮丁”抓来筑路的事我也给揭了。当时，记者还真有点“无冕皇帝”的味道。后来去了七年英国，用伦敦的民主刺重庆的独裁，大部分也都登出来了，以至《新华日报》还在以“祝记者节”为题的社论里大加表彰说：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护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不忘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战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地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地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了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便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能雪敦刻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界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地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1944年9月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我在那家报社工作以来，倒也受过几次褒奖，可是都加起来也比不上《新华日报》这一篇。因为它不仅肯定了我个人的工作方向，而且还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鲜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这个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国文摘的中译，攻击起国民党的不民主来。我还以为我所干的同《新华日报》那篇社论所指的，并不相悖。那时，国民党的卡车开进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学，押走了上百名学生，端着枪的丘八也无端闯进我在徐汇村的住所，翻箱倒柜。我一辈子只用过两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写《红毛长谈》时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没摘帽子“右派”所译的加拿大作家里柯克小品选，但不许用真名，我只好用儿子和女儿的名字瞎拼了一个：佟荔。

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之后，开头挺顺眼：提倡卫生，改造妓女，我还仆仆风尘去湖南岳阳参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么自在了，借《武训传》抓辫子，我们几个喝过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掴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义骂成毒蛇猛兽。待到胡风为文艺问题上书给抓进牢里——而且随着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后，我已明白这里讲的是另一种民主了。我呢，由于早时挨过“泰斗”的咒骂，入境后就满怀心腹事，尽在意识流中。幸而最初几年待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谁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后来一位好心人要我“归队”，就住进了净是圣者的大酱园子。院里大多头上都有红色光环，只我扣着一顶小白帽，先天的就是个另册人物。

那阵子意识流可流得冲。开会背课文儿，埋头干技术业务，反正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看到人家胸脯上别着红绸条，昂首阔步，汽车出入，自己只记住不多言不多语，有话就都进了意识流，以为那样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调我去参加中直党委组织的一次马列主义学习，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编为一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与唯心的分别，懂得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认识规律，也明白共产党解放军得天下靠的就是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实。

然而在生活中，我却看到产量原来可以在脑子里编造；集体照上的人头可以换来换去；海上巨大的钻井台沉落可以不见报，或只报报烈士献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级也可以自作斟酌。至于处理人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还是接着五七年抓“右派”，都预先规定了百分比，不够就凑数。刘少奇头上，忽然帽子几顶，忽然不翼而飞。什么都只实践再实践，不但不“再认识”，连“认识”仿佛也是多余的。

意识流有时表现在脑子乱，而客观世界中的众多现象往往使得脑子更乱。于是，意识流就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成为趵突泉了。

忽然天气变为早春，闷葫芦开了洞。上边号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来，有中听的，但大多不那么顺耳。六次点名要我开口，我都没吭声。可是去听了上头的一次报告，提不提意见成为爱不爱党的标准了。我也有点不甘人后，终于憋不住了，不但说了，而且写了。写的无非是请上边放心。自以为说得没出边儿——特别回想起四四年党报那篇颂扬民主自由的社论。可那是连什么都不说也会惹乱子的日子，我还能不招来大祸！那时，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闭上嘴巴任听谩骂编造。

当时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还是意识流。只要不溢出来，在那里你尽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难的就是把住意识流这个口子。我原以为自己也会把住，可结果充分证明我并不会。

懊悔啊，捶胸顿足：为什么我就没封住、堵住那意识流的口子！为什么我就没抚摸个娃娃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为什么偏说“这孩子将来终归要死”那样不中听的话！

那种跟头但愿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栽上一回。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话顶少而意识流顶冲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层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气哈哈哈。每讲完什么，都自我审查一遍：下次运动会不会被人改装成炮弹。其实，反胡风之后，我在给人的信中就已只谈事务，议论早绝迹了。

我顺小孤单，但身边总有个把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后，朋友虽仍有，但已不再是无话不谈了。有些话，说者有罪，听者也有罪，到时一上“绞肉机”，被指为小集团，吃不住，谁也得去坦白，何必给自己找乱子，给人添负担！所以至今，我在交谈中总自设了些禁区，黑间白日我都点着红灯。

不管日子多黑，总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为天下就永远属于他们了，以为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横行下去。但他们并没熬过第十个年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可那十年他们多威风啊！一句话就能把个人拉去游街示众，或者打入大牢。而一个人只要把“老三篇”背个烂熟，口号喊得响亮，他就可以随便撒谎，信口咬人。种种残暴的恶行都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实还算幸运。早在走进人民共和国之前就先挨了“泰斗”的骂，从一开头就没有吃香过。人家是跳过龙门的大鲤鱼，我不过是条泥鳅。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儿。我就蹲在“牛棚”里闻起我的蒙古鼻烟儿。那阵子，我跟绿原、金人和金满成几位“黑帮”难友一道关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摆了本小红书（那可是千万不可遗失的护身符）。干完被指派的体力活儿，就囚坐在那里，意识流要怎么流就怎么流。反正戴红袖箍的那时正忙于打派仗，哪顾得上我辈“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着窗台上蠕动着的小虫虫，它们个个都活得蛮有劲头，个个煞有介事地朝着某个方向蠕动。这时，要是飞进一只麻苍蝇，那就成了庞然大物，嗡嗡的，气势汹汹。它展开双翅朝四处飞撞，我想起《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

还有五十年代那大酱园子，许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阵子有的见了我下巴就朝上翘；有的由于自己家里的保姆要辞工，半夜里莫名其妙地向我兴师问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虽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够彻底的朋友，常来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尔。这可恼了上边领导，反右时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当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我体察得出老熟人内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布我的处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门，装得很凶，很严厉。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被攻击为丧失立场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职权为我安排了一个不但可以栖身并且还能译书的小天地。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我还是丢下三个娃娃（当时我们那口子早已响应号召下放锻炼去了），就在北京往外赶麻雀并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个晚上，我扛了铺盖，跟着上边派来押解我的人来到东车站。

四月初刚下去，先同农业工人分在一个组，吃粗粮，睡大炕，可是心却被一道干活的弟兄温暖了。头一天去工具室选锹，他们怕我初次下地不利索，就挑来挑去为我选了把最锋利的锹。干半截儿活，他们又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给我水喝。一个个老是问我：“使（累）得慌不？”我怕欺骗他们的感情，晚上挤在大炕上，我就问：“你们可知道我是个受处分的右派不？”哦，回答得很朴实，很干脆，也很出我意料之外：“你要是没当右派，俺们还见不到你哩！”

炕热乎，他们的友情更是热乎。

忽然间，《学习》杂志登出公安部长的文章了，其中提法改了，指明“右派是敌我矛盾”，推翻了以前的“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话。接着，我们从工人小组里被抽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右派”小组。于是，我们又进了阶级斗争的“绞肉机”，又成为一批批大字报的靶子了。紧箍咒从这以后就念将起来，要“右派”互相揭发。一位当过省委书记的老革命最是积极。我俩一道劳动，他总逗我说话。我大概没把意识流的闸门关紧，他转眼就向指导员打小报告了。有一天，他一连打了我四五次小报告。还有一位电影界权威，瞅见文洁若在给我的信里夹了一小包值五分钱的灰锰氧（她怕我吃生东西长蛔虫），就立刻上报了。每回我都受到不同规模和程度的整。其结果，第一个春节我被取消了回城探亲的资格。

六一年初夏，也不晓得中央哪位领导指名要我译英国十八世纪作家菲尔丁的长篇巨著《汤姆·琼斯》，因而突然通知要我提前回城（其实，过没多久大家也都回城了）。嫉妒的眼睛是绿色的，有时还冒火。那位喝过延河水的电影评论家很不服气，就在鉴定会上一马当先预言，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就叛逃。警告我：到了伦敦、纽约，不许歪曲农场的改造。另外一位从外地来的在改造队伍里以凶狠出名的高中女生（不知她怎么也落到我们这地步），就非要在鉴定中把我写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不可。她脸上那一棱棱的横肉，至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哆嗦。

其实，我的罪过就是比他们早离开几天。阶级斗争是心理学家——包括变态心理学家——最好的实验室。这里，嫉妒可以一变而为刻骨仇恨，仇恨又很善于化装，它会披起政治斗争的外衣。心理学家尽可以就每张大字报、每个声讨性的发言，去追踪挖掘，就必然在人性上大有发现。

意识流最习常的表现是见景生情。可是一想到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就还是越少生越好。生多了麻烦，容易出事。最保险还是随大溜儿。为什么死在“文革”中的冤案找不到凶手？那是大伙儿一齐干的，你能抓谁，责怪谁！

但是在任何情形下，世上总有好人。六六年八月二十三那个下午，我家被抄了，斗争者也都带着斗争果实分别回家了。我也被出版社的人们押回“牛棚”。事后洁若告诉我：那天傍晚她被通知回家去看看。当她和被斗得几乎神经失常的常韦三姐以及吓掉了魂儿的两个娃娃（小的还未满十岁）站在院子里，对着那几间被贴上封条并已被砸得稀巴烂的屋子发愣时，抽冷子摸黑儿打门缝里伸进一个脑袋，是胡同里一位没了牙的老太太。她小声说：“你们没招谁惹谁，他们缺德！”说完就缩回脑袋，还把门带上了。

这大概也算是“舆论”吧！她的意识流竟然也关不住了。

这四十多个寒暑，前一段常挨剋，甚至受辱骂。可八十年代以来倒是颇受礼遇了。现在我懂得在咱们这里，其实言论出版、游行结社，什么自由都在宪法里写得一清二楚，如今车子只要在轨道上行驶，不越轨，就不会有大麻烦，要谨防的是这意识流失控。最保险，最放心，是开有轨电车，但近年来无轨电车也允许行驶了，这也可以说是个重大改进吧。事实上有轨无轨，电源都在上头。无轨电车虽没走在轨道上，它也出不了边儿，然而就显得灵活了。

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长江客轮上请一位老友审读我的一篇自述文，题目是“改正之后”。我说：

像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而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除。

——《负笈剑桥》代序

朋友当时边读边连连摇头，大不以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认为我太悲观，还是认为我说得太直了。但我没说错，我这人可从不悲观，就连在吞安眠药的那刻我也没悲观。我只不过受不了那种野蛮的侮辱罢了。我坚信，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转，不会倒退。我还认定，所有妄想让历史车轮倒退的，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持续多么长久，都不会得逞。

草木生长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发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来赏罚分明，只能培养投机者。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像姚文元之流），对敢进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怀大将军），又太狠了，闹得几乎误党误国。那阵子，谁能在“伟大”前边多加个“最”字——其实，那是天底下再便当不过的了——谁就邀到了嘉奖，占了上风。长达十年之久的这种阶级教育，使得真话绝迹，不是无边无际的歌颂，就是无缘无故的辱骂。天平、尺度，全抛入大海。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官运亨通，从厚奖励。想把谁整入深渊，就鸡蛋里挑骨头，动不动就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该万死”。谎言当道，真话绝迹。

为了正义，为了民族，当然更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必须想尽办法不让那种盲目起哄的习尚，那种气候，那种爬虫，卷土重来。世界上没有一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一个时期，像那十年那么全民头朝下过。换个小些的国家，那么折腾，早灭亡了。如今，我们居然闯过那一关，就得在那种旁门邪道上，挂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题。其实，这才是正题，这正是经常在我意识里流着的，这也足以说明意识流里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时常都是些忧国忧民的思绪。当年马寅初老先生发愁囝囝太多可怎么养活时，他没把那意识流管住，让它流了出来。还有人对文字改革，对长江大坝，憋不住，流了出来。无论如何，出发点总归是忧国忧民。我就没那些位先辈那么爱党爱国。其实，从五十年代我对于对外宣传就有过一些想法，但是知道兹事体大，始终就潜藏在意识流里。大鸣大放的那阵子，我也没让它淌出来。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后来的对外宣传，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着“言多必失”的明训，我始终没漏出点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骂作“洋奴”了。

什么是我的乌托邦？我向往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往、能痛痛快快讲出来的世界，再不用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真话（有时难听）应受到鼓励，至少许可；而假话（不管多么中听）应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这样，三十年代苏联国歌《祖国进行曲》里所许诺的“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才能实现。我的历史知识有限，但深知历代盛世莫不排除谄媚，从谏如流，上与下，人与人，互相不须戒备提防，有话都可以尽情地倾吐出来。那将是怎样一种极乐世界！

鲁迅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第199页）要既不爆炸，也不灭亡，就还是让人们的意识流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出来吧。

原载《收获》，1996年第1期，

收入《玉渊潭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改正之后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一　解冻

像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而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排除。

我的童年是在内战频仍、虎狼当道的旧中国度过的。除了贫困、饥饿，还有当侦缉队的猎物。青年时期很长一段日子都没能摆脱战争：逃了日本的炸弹又跑去躲希特勒。进入中年，天亮了。最初几年颇有些大风大浪，但始终没袭击到自己身上。但是回想起来，那阵子始终觉得“水土不服”，可又没认真去“服”。于是大风浪终于朝我刮来，而且一下子就把我卷入深渊。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八年间，到处流传着烟台或青岛会议的消息，说“右派”要改正了。

我的反应是麻木的。我早已给自己下了“此生休矣”的结论。对于我那顶后来变为隐形的帽子能不能真正摘掉，我关心得并不急切。那似乎很遥远，飘忽不定。我对解决住房问题似乎更热衷些。

是不是完全无所谓呢？那么说也不合事实。在我的心板上，最难拭去的要算这件事了。政治身份下跌后的那番炎凉，要比家道中衰可怕多了。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我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个曾因破鞋案被拘留过的女人。一天，她在南屋拍打孩子，声音却冲到我住的东屋来：“小兔崽子，长大了你当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当右派。”我没得过麻风病，但那段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那种人下人或等外人的味道。

自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赶出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那个小院子以后，我们一家就流离失所了。一九七一年在咸阳干校办退休，表格填好，半身照还是临时请人在猪圈前拍的。可是当北京民政局发觉我在偌大的北京城，竟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没有时，就拒绝接受了。

这当儿，一位老友好心地透露给我一个不祥而可靠的消息：由于那顶隐形帽子，我只配到山沟里去退休。这下，连一直镇定的洁若也着起慌来。那时她还在咸宁，生怕回不了北京。为了不再牵累全家，我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保证“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因双抢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和孩子们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绝不反悔”。

然而连猫狗还恋窝呢！一九七三年，我以看孩子为名，溜回了北京。逢到房管所接待日，我必老早赶到，同许许多多困难户挤在一条长凳上。一屁股一屁股地往前挪，死磨活磨，居然感动了两位房管员。他们说：“你当小工，我们来义务劳动。”那是三伏天。我在街心和泥兼递砖，他俩撑起瓦刀。我们硬是把东北城一家的八米门洞两头堵死，一头安个门，一头留个洞当窗户。一家四口就这样谋到个栖身之所。

万也没料到，窗下那个下水道原来早已成为院中几十口子的尿池了。夏天，窗子连个缝儿也不敢开，屋里还是臊气烘烘的。怎么向院里央求也不成——当然，由于堵了门洞，我们早已犯了众怒，有一家还故意倒上几截屎橛子。

这里，老友荒芜和苇芜、徐盈不时关顾，还接待过不速之客：阳翰笙、翁独健和潘家洵三位先辈曾先后突然光临。当时，我是既感动又狼狈。一天，歌词家乔羽写信说，要同欧阳山尊来看我。我赶忙回他一封信说，两位一道来，舍下实在坐不开。那天乔羽走进后，我把系在顶棚上的小藤椅落下来给他坐。上初中的儿子又在家中唯一的双屉小桌上做功课，我只好把他赶到五中教室去。

一九七八年，几位同命运的朋友如陈涌，来劝我写个状子翻翻案，我都说“不”。我最渴望的是能有个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窝。

最近，《光明日报》两次来信催我参加征文，谈谈“我的书斋”。我那几百字一定大煞风景。今天我确实有个书斋，然而我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人像我们当年那样挤在斗室里睡双层床哪。所以文末我写的是“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愿从事写作的，都能有间工作室。到那时我再来谈我那书斋里的陈设”。

然而，我就是在那张一家人合用的双屉桌上重新拿起笔来的。

一九七八年春天，诗人邹荻帆代表《世界文学》来向我约稿了。事情可新鲜得让我不知所措。在那之前没多久，我曾写信给出版社外文部的负责人，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管理一下资料，连个回信也没收到。怎么我突然又成了组稿对象呢？

我开始相信形势好转的话了。然而译什么呢？书，通通没有了，桌子上只有摆着潘家洵先生前些日子退还给我的《培尔·金特》英译本。于是，孩子一睡，我就占据那张小桌子，开了工。

这出戏还是一九四四年在伦敦看过的呢。经历了一场“文革”风暴，我对剧中那些人物似乎更熟稔了。它使我回想起许多不久前的人和事。译到“当狼群在外边狂嗥时，最保险是跟着它们一起嗥”处，突然，几年来那一墙墙的“大批判栏”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觉得一百年前，易卜生好像就针对本世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写的这出戏。不管我的译笔多么拙劣，我是对原作怀着无限共鸣来译它的。

紧接着，《新文学史料》编者黄沫（五十年代在《文艺报》我们曾共事过）也向我约稿了。他说，在文艺圈子里，你转了那么多年，三十年代又在津、沪、港编过刊物，肚子里总挖得出点史料吧。这回挑战更厉害了。搞翻译，特别是译古典作品，什么罪名都有洋人古人担当。写东西，要是出了岔，可就得自家兜着了。然而在挑战面前，我还是不甘打退堂鼓。我想，找个保险的题目写吧。斯诺最好，因为他上过天安门。

文章刊出后，有些朋友看到我这木乃伊居然又动弹起来，纷纷来信祝贺。我明白，他们祝贺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我又重新拿起了笔。可我一生的畏友巴金却来信责备我说，那不是你的文笔。对我来说，那当然是个不小的震动。我开始发愁：写作的权利恢复了，可我还能像以前那样写吗？我开始懂得，外部还好解冻（虽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个人内心就更加困难了。

这六年可以说就是我主观的解冻过程。我满以为都融化开了。最近，邵燕祥却在我的一篇小文里又发现了冰碴[1]。

二　痛定思痛

这些年来，最常出现在脑际的一个念头是：倘若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是这么个搞法，即是说，从实际出发，而不是靠个人的心血来潮，那么，今天的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世界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总认为，错误路线误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拖了世界的后腿。在柏各庄国营农场水田里，在咸宁割小麦时，在我当着自己的娃娃在自家院子里挂牌跪在八仙桌上时，当我看到彪形大汉的连长左右开弓地打那位弱不禁风的老编辑嘴巴时——不，还要早，甚至在“三反”以及“反胡风运动”时，三个“难道”就总涌上心头：难道这就是革命？难道革命就非这样不可？难道亚非拉人民也要走上这条路？

五十年代初期，我被分派在对外宣传岗位上，因而每天有机会读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读者的信。那时，多少个黑色皮肤的、棕色皮肤的以及白色皮肤的，对中国革命是多么热切地向往啊！就中国人民来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站起来了，他们呢，则意味着终于看到了曙光。非洲橡胶园的种植工，拉丁美打鱼、炼钢的，甚至地中海边小本经营的商人，都惊喜地看到一种可能：革命照样可以有点人情味儿，温饱之外照样可以有点乐趣，好发议论的知识分子也照样可以畅所欲言，不至于拉去劳改，更不会闹得家破人亡。总之，凡属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合理享受到的，这里都可以享受到。只是再也没有人在土地上，在机器下面受剥削，被榨取了。

人类，或者说一切生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本能的趋势：朝着可以生活得更好的地方转动。有两种使人民留在自己国境里的路子，一种筑起高墙，通上电网，架起机枪和探照灯，把人硬看起来；另一种则是在界线这边把生活搞得更灿烂、更幸福、更舒适，人们不但不想逃出去，已经出去了的还渴望回来呢。很难以相信，然而竟有人迷信前一办法，并自诩为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实际上，那恰好是背叛，因为那就像在药铺的招牌上给画了个骷髅，把想来买药的人都吓跑了。

三十年代，莫斯科肃反搞扩大化，就曾使欧洲一大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纪德、奥登、依修伍德、奥维尔等）从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到五十年代初期，第三世界的亿万群众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殷切的期望。那时，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宣传，燃起这种热望。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部队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嚷着，检讨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伙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的了。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来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被戴上高帽，拉到院子里大车上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七十年代，由于我懂点外文，被编入了一个翻译队伍——不是文学翻译，而都是些《麦克米伦回忆录》之类的国际政治著作。我吃惊地发现：六十年代大批第三世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成为独立国家时，一些本来就会向左转的国家，朝右边走去了。中国的样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我不能断言。但一九八三年以后，我有机会接连两次前往东南亚一个角落。那里，不少人还把“革命”同“文革”画着等号，因而只要带点红色的，通通视为洪水猛兽。

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子，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子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更何况那年头，无论写什么，到了一九六六年以后都只能被梁效那位审判官抓作把柄呢！所以几年来在纽约、伦敦、慕尼黑或新加坡，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词，而是肺腑之言。我一向不大会约束手中这支笔。在漫长的岁月——中间还经过一阵子“神仙会”，倘若不是头上扣了顶紧箍咒帽，我是绝不可能只字不写的，而不论写了些什么，我的命运都不会好过那些可敬的革命秀才。

在国外，还有些人会上会下问我，所谓落实政策，难道就是发给你一纸“改正证书”完事吗？我赶紧解释说：“不，不，还恢复了级别、薪金和生活待遇。”可对方往往还追问有没有道歉，批错了有没有纠正，以前的工资补发了没有。有人还特别问我：对错批错斗过你的人，今天你有什么感觉？

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缺乏认知和了解。这些年，我既时刻在省察自己，也在观察与我同过命运的人，特别是比我更加冤枉或受的罪更大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顾大局、识大体，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每当有人悄悄地对我表示“一九五七年我对你欠了账”时，我一律回答：“怪不得你。”除去为了澄清仍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而在香港《开卷》上写了篇《猫案真相》之外，我不但没去分辩过什么，心里对谁也不存芥蒂。事实上，同某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帅们的遭际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倘若过去那段日子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个人牺牲二十几年时光也是值得的。

当前，举世都密切关注着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是让世界人民称赞它，羡慕它，被它所吸引呢，还是让它把世界人民吓跑？现在经济建设讲求效益，也有个政治效益问题吧，而且比经济效益更加重要呢，因为它涉及第三世界的走向，人类的走向。

三　重见阳光

一九七九年二月，领到“改正证书”的第三天，我就同老友柳杞到他当年打过游击的东陵“散心”去了。我确实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定下心来，想想底下的日子该怎么过法。在盘山麓下，翠屏山旁，我都些心不在焉。

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陆续问世了。其中，有些人物的命运同我的相仿佛，因而不免引起共鸣。有几次我的确也想写写自己的伤痕，甚至曾在纸上起过头。我发觉我还是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瞰过去那段日子。

其实，长时期（尤其“文革”期间）萦绕脑际的一直是这么个题目：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时占上风的少数知识分子，怎样利用工农干部来迫害其他知识分子。这就是我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所谈的猫与鼠的问题。

在农场劳动时，一次我被派去给一位林业师傅（他刚好也姓林）打下手。我因为腰部有骨刺，蹲久了就疼，不知不觉就会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干了一上午，林师傅大概不愿听我老这么吭哧吭哧的，当天中午就通知队里换个人来。这下我可遭殃了。下午就批起我来，说我抗拒劳动。晚上，林师傅悄悄地把我从宿舍里叫出来，带我去他家，炕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壶酒和一碟花生米。他和善地让我坐下来，叹了口气说：“兄弟，对不住啊，谁料到会给你惹出乱子来。”东西我没吃，酒更没喝，但我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好心肠。但是回去后，还是硬说我吃了喝了，又狠狠批了我一通。那是我这个念头的开始。

一九六〇年，洁若听说我在下边常吃生冷，怕我得钩虫病，在信里给我夹了一小包不值五分钱的灰锰氧，有人就立刻报告了大老粗的队长，说我从北京收到了高级药品。这当然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表现。一九五九年冬天，第一次在农场做鉴定，由一位一道在改造的女高中生来掌握。她可比刀笔吏本事大多了，能在我当时穿的一条裤子上，做出“仇恨社会主义”的大文章。许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便“文革”期间，真正的工农也是善良的。少数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来，才手毒心狠呢！

经过几年的考虑，现在我决定放弃这个题目了。我是在写完《猫案真相》之后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我察觉到自己摆脱不掉个人感情，不配写它，但我还是希望有人写。

一九七八年，黄沫——又是好心的黄沫，约我为他负责的五四组编一本《散文特写选》，我欣然应命。当时我有两个想法。所有我过去写的东西，无形中就都被判为毒草，甚至图书馆卡片匣里也查不到，更没有哪家出版社会来重印。现在，能让它们同新的一代见见面，让青年们来自己辨识一下，总是历史的公正。其次，我大半辈子生活在旧中国，写的当然也主要是旧中国——要不就是国外。我想，至少可以让读者像看褪了色的相册那样，通过我的那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

集子编完以后，得写个序。我从未打算过写什么回忆录，只是想，既然作品是要同新一代见面了，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一下我是个什么人。于是，就产生这么个想法：用回忆过去的形式写序，通过序来回忆过去。

第一个尝试是《未带地图的旅人》，写的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在国内外从事旅行通讯的经历。是黄沫把它交给筹备中的《当代》的。接着，又在孟伟哉的鼓励下，写了《一本褪色的相册》，回忆我的青少年时代。

随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往事三瞥》，这是写一九四九年我从香港回北京之前的一段思想斗争。我并不是像有些读者在来函中所认为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投奔革命”的。正相反，由于四十年代当记者时读到过关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以及战后东欧的一些情况，我十分担心那些可怕的事会在中国重演。《往事三瞥》只不过说明我是怕当白华，怕成为丧家之犬，才做出回北京的决定的。

接着，天津百花、广东花城以及湖南、四川出版社都相继来信要印我的书。这里，我不得不歌颂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文化界所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出版多元化了。一九五七年，已故的冯雪峰鼓吹多元化，被斥为反党，那时，出谁的不出谁的书，是由几位大员钦定，由一个出版社独家主持的。当时我就想：倘若不多元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出版社怎么能不成为衙门，又怎么能把“双百方针”由口号变为行动呢？

我的那些早已束之高阁或打成毒草的旧作，眼看就要跟我一块重见阳光了。这时，我面临了一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把它们交出去呢，还是自己先看一遍，做些必要的修订？

在一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自豪地说：“这些是我几十年前的旧作，如今重读一遍，觉得没什么可修改的，所以就一字未动地把它印了出来。”我读后十分钦佩。几十年前写的，能够这样让它原封不动地问世，说明确实是成熟之作。

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却远没有这样的自信。何况花城出版社的王曼在发排《梦之谷》重版本之前，首先就建议我删去书中夹杂的个别英文字和一些发音并不准确的潮汕话。后来又看到梅子为香港文学研究社编的一本《萧乾选集》。在前言中，他列举了我早期小说中一些欧化的句子，并写道：“对于现代汉语句式比较熟悉的读者不难看出这里遵循的并不都是汉语的习惯。再者就是关于象征手法的运用，萧乾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道旁》就是一例。这些借鉴，有时固然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的宝库，有时也会使作品晦涩别扭，给大家欣赏带来障碍。”[2]

这就促使我不得不认真地把旧作整个重读一遍。我依稀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我刚学写作时有过一种倾向：总是躲开现成的通行的语言。再加上那时候看洋小说比较多，写东西时不知不觉用洋文构思，落笔自然就带了洋味，像《栗子》开头那一段。当时，语言还未规范化起来，所以我非但未受到批评，有些评者还认为蛮新鲜的呢。如今，既然要让它们同八十年代的读者见面，觉得还是有责任把过于别扭的句子顺一下。

可是香港大学的赵令洋教授又大不以为然。在一篇谈我的文章[3]里，他认为“三十年代的作品，有着三十年代的气息，不应改为八十年代的语言来适应八十年代的格调……萧乾集中的几篇小说，改动的地方虽不多，但改动后却比不上原来的面目，那就不必乱真了”。接着。他举出《雨夕》中的一段话，把一九三六年商务本同经过改动的一九八三年版本做了比较。我同意他的批评，所以四川出版选集时，把已经简化了的那一段描写，又恢复了原状。

然而我至今仍认为，重印几十年前写的书，而作者如仍在世，为了对读者负责，应该允许他做些必要的修订。当然，研究者（他们毕竟是少数）还是要看初版本——不，应该看作者历次的版本，从而可以追溯作者思想及艺术发展过程。这要同广大读者的需要区别开来。

我自己的修订主要是为了使文字今天读起来更顺畅一些。然而作者可不可以对内容做些实质性的改动呢？这当然要做具体分析。作品必然有内在的统一，不可能把一部反动的作品改为进步的。但是原则上，我是赞成作者做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改动的，应该允许他去提高。

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我只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

一七四二年，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出版了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主人公是个伪君子，人前是个出入法院的体面绅士，人后却是个盗贼的指挥者。全书用的都是反笔，“伟人”其实是个大坏蛋。此书第一版中，作者影射的是辉格党内阁首相沃尔波，此人曾凭一纸剧本审查法，扼杀了菲尔丁的戏剧家前程。尽管那不失为一种对反动统治者的反抗，然而毕竟还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的。在逝世前，菲尔丁又出了修订本——也即是一九五四年我翻译该书时的版本。这里，他对全书做了最后的修订，并把书中的“首相”一律改为“大官”，从而使作品的笔锋由针对某一个人，而提高到对一切反动者的鞭挞了。

为了提高作品质量，不但应当允许作家去做他认为必要的修改，翻译家也应同样享受这一权利。几年来我的几部旧译作都重新出版了。我也是把它们都认真读过一遍，并做了修改，其中改动较大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我的旧作都是重排的，没有纸型，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根本就没印过。旧译则不然，都有纸型。于是，同出版社之间的矛盾就发生了。负责印制的同志只希望做“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种程度的改动，因为可以在社内解决，由专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纸型上挖改。超出这个范围就得把整页重排一遍，而印刷厂是不愿意接这种零碎活的。所以到了责任编辑手里，就尽量少改。

重印旧译时，我也都写了序。我总认为译者更有义务写序。作者可以不写序，因为他要讲的话，已经在书中了。而译者则有责任向读者交代一下他译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选择此书，以及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哪些部分写得精彩——当然也应该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每逢看到大部头翻译，最多只交代一下原版作者，总觉得译者没尽到责任。

允许作者修订旧作和允许译者修订旧译，首先都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是为了使作者和译者不故步自封，不断用批判的眼光检查自己的成品。

四　步步设防

一九四九年春天决定来北京之后，我采取了一项果断措施：发信给所有在海外的中外友人，请他们在我离港之后，永不再给我写信，就连贺年片，也不要发。同文洁若结婚之后，知道她在美国有位大姐，经常同国内的家人通信，还不时寄些钱来。在我的劝告下，这个关系也断了。我同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一家一度住隔壁胡同达五六年之久，我们不但不往来，在街上相遇也没讲过话。对海外关系，我老早就怕了又怕。

因此，一九五〇年九月，当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由刘宁一率领的访英代表团时，我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我那个单位的领导来电话通知我，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去了”。次日，那位领导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我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熟人都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不回访？“文革”期间，从别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被放心的。

一九七九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九月份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一九五〇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的那段训话，一九七九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但是我当时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完全解除。积极方面，我决心此行要为像我这样过去不被信任的知识分子争口气。此行，既要为国家争取朋友，消除误会，又要做到不说一句错话。

回想起来，有些事当时我也许做得过了头。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做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了上去。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这样，他才决定仍用我的那篇。我只坚持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要同他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

今天回忆起这些，只不过说明我当时那种步步设防的精神状态，事实上完全是不必要的。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我同文洁若接连出去四次，其中三次（美国、西欧和马来西亚），只有我们两个自由活动。一九七九年那次由于有那位老党员同行，依赖心理很重，事事都先问问他。后来，独自行动了，要凭自己的认识来应付，责任心加强了。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由伦敦去美国采访时，我只代表一家报纸。一九七九年那次，我深深意识到，我代表的是中国作家，也时刻记住这一点。那是三十年来初次同台湾作家相见，事前自然很紧张。没想到民族感情一下子就驱散了所有的成见和隔阂。第一个“中国周末”那晚，人人都为《松花江上》的歌声所打动了。三天里，同周策纵、叶维廉和张错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回到北京，真像是刚去了趟月球。政协、民盟、文艺界、出版界都得去讲一讲。讲什么呢？这时，步步设防的机器又开动了。我记得六十年代一位诗人出访非洲，回来做报告时，讲了点那里贫穷落后的情况，因而受到了批判。又有一位同事去了西方国家，回来讲了几句富裕的情况，因而也成为罪行。我决定还是不正面去谈美国本身的好，只谈海内外关系。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曾开过我的批判会的原文联大楼里举行的。人真到了不少。坐在台上，我望着听众，也望着摆在桌上的扩音器和录音设备，心里很不踏实。四十几页讲稿都是文洁若连夜赶抄出来的，随抄她随帮我斟酌语句。这一点最好不提，那一点需要冲淡一下。讲时，我是照本宣科。

事后，洁若告诉我，听的人大多表示失望。我说，那就很好，倘若他们听了过瘾，我就该担心思了。

出去一趟，总得写点什么吧！写什么和怎么写，又是个大问题。

我在国内外跑过不少地方，除了雁荡山，我几乎没写过游记。我总想，一座古塔就那么多层，历代文人数来数去，反正还是那么多层。当然，自然风景大有可写的，但我总认为那应该留给诗人们去写。我是想通过游记的形式，反映出点社会问题。写国外，则倾向于借外喻中。

由《人民日报》连载的《美国点滴》，以及最近连载过的《欧行冥想录》也是这样。比如其中的《上与下》一节，我谈的就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感想：怎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呢？中小学在他们那里免费（所谓义务教育），上大学不但要收费，有的还很昂贵。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小学除特殊情况可予减免外，一般反而是要收费的。在哈尔滨，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不但得交学费，搞卫生时连抹布扫帚也得从家里带去。上大学则不但免费，有的（如师范）还管伙食费呢。

最近，作协来信问我对于为作家评职称的意见。我在回信中说：一、作家的地位只取决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拥有的读者。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曾评过职称。二、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里，级别、职称关系到住什么房子，病了吃到什么样的药，以至急病时能不能坐得上小汽车去医院。因此，我赞成大搞这项工作。当时我就想到了已故著名演员金山（去世时级别不算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竟因为级别不够，在医院走廊蹲了三个小时才住进医院！

写国外游记应该起个开窗的作用。窗开了，屋里空气才新鲜一些，生活在盒子里并不能延年益寿。

五　三过鬼门关

我小时候，我们住的北京东北角那一带，房子大都年久失修。一下雨就到处倒塌，每回总得压死几口子。知道房漏了，可又修不起，就在屋瓦漏处搭上块破席头，上面压几块砖。

大概是上私塾的时候，我在路上有过一次遇险。我喜欢擦墙根儿走路。那一天，一块压席头的砖不知怎的哧溜下来了。是个夏天，我裸着上身。那块砖是紧擦着我的身子坠地的，把我的脑门和胸脯都擦破了皮。现在回想起来，只差上几分，我就可能呜呼哀哉了。

哎呀，我那苦命的寡妇妈可后怕死了。她噙着泪水搂着我，孩子长孩子短地不知叫了多少声，初一十五还去土地庙烧香叩头。街坊大爷们摸着我的后脑勺，用祝贺的口吻说：“这孩子命硬。”

这句话在我一生起过难以言说的镇定作用。一九四〇年经历希特勒大轰炸时，一九四四年坐在满载黄色炸药箱的卡车上向莱茵河挺近时，甚至每次上飞机时，我都对自己说：“你命硬，不怕。”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就是默念着这句咒符被推进手术室的。从那以后，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动过两次大手术，三次小手术。五次进出手术室，我的心都是宁静的。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动手术。

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缺乏起码的常识，然而我对肾结石却有了点认识。肾，就是下水道的入口。淤塞了，它就会长结石。因此，为了防止长结石，第一条每天就得把水喝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在柏各庄农场时，我同十几个人合睡一条大炕。我起过一两次夜，每次都得惊动睡在两旁的人，感到十分不便。谁不是白天累得要命，天一亮就得爬起来干活！而且由于没有电筒，有一回起夜回来时，摸错了地方，挨了好一通臭骂。于是，我想了个绝招：过午滴水不进。果然很灵，从那以后再也不用起夜了。

当然，喝什么水也有关系。在湖北咸宁，我们是把向阳湖的湖水用柴油泵打上来喝。湖里不但经常有几十口子在洗澡，还泡着更多的水牛，并且随意方便着。杯子里发现一块半块牛粪，一点也不新鲜。

我的结石大概就是这么形成的。

但是中医总结说我是肾亏。还是一次做腹部拍照时，偶然发现了它的影子，已经快有栗子那么大了。

这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转年，政治上我就得到了“改正”。于是，思想上就从“此生休矣”转为仍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出访美国之前，我就站在十字路口上了。几位大夫都劝我不要动手术，说倘若结石只有米粒那么小，倒真可怕，因为一旦掉进尿管，能把人疼晕过去。我那块最大的结石，少说也有二十年了。它位于肾盂口上，刚好挡住了其他小块结石。所以绝不会发生结石掉进尿管的问题，而我又已交七十岁，大可带着它去火化场了。现在回想，他们所说的很有道理。

在美国逗留的四个月中间，我一直在考虑这么个问题：现在好不容易才又能写作了，可是蹲在北京怎么写？写些什么？题材、素材全在基层。一九五六年还不是由于下去几趟，才写出点东西的！然而带着这颗定时炸弹去矿山或农村也不是办法，还不如干脆把这个隐患除掉再下去的好。

动手术就是这么决定下来的。

手术前，洁若告诉我说，医院要她在一张列着我可能遇到的五种死亡的单子上签字，她一再劝我多考虑一下。我说，你签吧，我命硬。

结石取出后，尿道不通，只好带一根肾管。那八个月可受了大罪。一九八一年八月，决定干脆把左肾切掉。切除后，由于带过肾管，缝的线不为肌肉所溶，伤口总也不能愈合。于是先后开了三次小刀。在不打麻醉药的情况下，硬把线头一根根勾了出来。

带肾管的那八个月，在日夜随时告急中，我译完了《培尔·金特》，并开始编那四套选集。

除了初中时得过一次伤寒，我一生几乎没住过医院。七十岁上住起院来，不免会想到死亡问题。

对于死亡，以前倒是有过恐惧。我早年见过不少死人。我妈妈是我搂着咽的气。最后钉棺材盖时，还有人扶着我站在高凳上说了一句永别的话。到了墓地，也是由我这个孝子先抓一把土，攘进穴口。我尝尽了死别的痛苦。

那时，许多习俗都把死亡神秘化、恐怖化了。上学的路上，每天必走过棺材店和寿衣铺。一到阴历七月十五，就办起盂兰盆会，说是鬼节。纸糊的船上站了各种等待超度的冤鬼，有缢死的无常，有龇牙咧嘴的夜叉，好不怕人。

每次去东岳庙，我总对那个瞪着眼睛翻看生死簿的判官不服气。凭什么由他决定人的寿数！当我译《培尔·金特》时，就把剧中那个铸纽扣的人同我早年所不服气的判官联系起来了。而铸纽扣的并没有武断地决定培尔·金特的命运，他还容许培尔·金特做出自己的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哲学，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在人为。我从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寿数。小时候我想，寿数再高，要是把身子横卧在火车铁轨上，也照样轧成两段。我一面准备死亡随时光临，一面自己加强锻炼，有病及早治，尽量推迟它的到来。

说来也怪，八十年代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恰好来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我服的那瓶安眠药，倘若福隆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或者收而敷敷衍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化为灰烬了。

那期间，在交代“黑思想”时，我说过这么一条：一个知识分子得个善终可真不易。那是因为我听到、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关牛棚时，每上厕所总勘查在哪上吊牢靠。

直到那帮人彻底倒了台，我对自己的死才有了自信：我会善终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动手术前的一晚，当医生来验明次晨开刀的部位，护士为我剃毛时，我猛然感到自己离死亡近了一步。可那晚我睡得很平稳，很熟。当洁若带点愁苦告诉我那五种死亡的可能性时，我还她一句：一九六六那次要死不也就死了吗？如今，看到了歹徒的灭亡，又领到了“改正证书”，还不该知足？

由于开导她，我倒开导了自己。

多少人——多少比我聪明、能干，比我好的人都没能看到那帮人的灭亡，而我看到了，这是多么可庆幸啊！现在，我觉得每活一天，就是白赚一天，白饶上一天，得好好利用它。

住院后期，我坚持每晨散步一个小时。我总是从病房出发，一直走到太平间，然后再折回。一趟趟地总那么走。太平间——鬼门关，对我不再可怕了，那是迟早必然的归宿。重要的，应该为之动脑筋的，还是怎样利用被抬进去之前这段日子。

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时，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者伏案工作时。

我掌握不了自己如何死法，但我能掌握自己如何活法。

我自己当不了闯将，我从来就不是，我也不特别勤奋，但无论编书，当作者或编刊物，还是从事写作，我都还能力所能及地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我就这么做下去，做到非停下来不可的一天。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真是位讲实际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只怕停笔时又来不及翻它了。

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

原载1985年《现代人》第1期，

收入《负笈剑桥》（代序），三联书店1987年版

注释：

[1]　《解冻》，见《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2]　见《萧乾选集·前言》第10页。

[3]　《萧乾作品评析》，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乾》，第217—223页。

我的搬家史

我生平没喂过鸽子，可从小就对鸽子——特别是信鸽——发生浓厚的兴趣。

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因此，使我感兴趣的倒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鸽子不会像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到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曝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不像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啾声单调而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唯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像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像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打食去了。）称它作“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撂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家，像是生命的定心砣。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节还是复活节，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一九四九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一九三九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何伦原是捷克人，三十年代中期他看到希特勒气势汹汹，估计凶多吉少，就入了英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到过的《诗经》专家，夫人曾是柏林歌剧院的名演员。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他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提到匈牙利出了红衣主教案之后，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

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风闻我要去北平，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说：“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旧时的朋友了。”有的为我出起主意：“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待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屈吗？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顾虑。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点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死命的利剑。

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闩，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像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

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就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

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小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我就搬进了学校宿舍，十四岁上又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环境。北京城就是我的家。在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一九八五年年底，我还在几篇“杂忆”里宣泄了自己对它的依恋。正如我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买到几只“北京”彩蛋（松花蛋），就曾把上面沾满稻壳的泥巴抠下来，供在书桌上，以慰乡思。那阵子我常在梦中亲吻北平的城墙。在汕头，我改名“一燕”、“若萍”，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游子身份。当时倘若真和那位潮州姑娘去了南洋，我估计也待不长。我的心好像早已深深地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所以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一踏上东车站的站台，我就长叹了一声：可回来啦。

现今，东车站早已作废，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了。这座位于前门箭楼东侧的车站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过重要的舞台。当年冠盖往来，车水马龙。它也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座里程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我从这里去的潮汕，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又从这里搭车去的天津大公报。如今，又是从这里，我走上革命的岗位。

我的动机（为了安居）也许很不纯。对每个人来说，“解放”的意义都不尽相同。人到了三十九岁就不怎么喜欢漂泊下去了。我想，该打倒的，打倒了，今后，就跟在革命大旗后面，同大家一道，重整家园吧。

现在才认识到一九四九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逆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进这个地方后，出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肠去挑挑拣拣！

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舍脸舍命去奔走上！

倘若我还没有这么个窝，或者有了而仍不满足，还想更上一层楼，那我就不会写此文了。那样岂不别有图谋了吗？为了避嫌，我也得躲着这个题目。

当前，正是由于已打定主意老于斯死于斯了，我才来写此文。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说不定我的搬家史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下近三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了。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一　服水土

一九四九年之前，我从没在镰刀斧锤旗帜下生活过。在伦敦，我参加过英共的集会。柏林解放后，我到过苏联红军占领区，然而在红色政权下将怎样生活，我没底。自从在青岛上岸那天起，我就怀着一种激动和好奇，不时地用现实和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对照着，比较着。

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少年时期，我读过不少小册子，内容大多是反帝的：抨击强国欺凌弱国，揭露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实行的炮舰政策。那些，在我心坎上激起了义愤。从那时直到一九三九年，共产主义在我心目中就是合理社会的代名词。在那个理想国里，一切可憎的东西都被清除得荡然无存，人和人是平等的。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我的胸脯就挺了起来。三十年代我虽不再梦想当职业革命家了，对于革命，对于苏联，对于共产主义，却仍是向往的。

一九三九年，偏偏在苏德协定之后，我去了浓重地弥漫着反苏气氛的英国。那里，三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尤其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左倾”的。奥登、斯宾德尔、依修伍德，甚至奥尔沃，不论是贵族世家还是官僚地主出身的，都站到左边来了。一九三六年，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巴黎举行的欧洲作家代表大会上曾慷慨激昂地说：倘若我再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然而莫斯科的肃反扩大化，继之以那个协定之后，他们就像操场上演习着的士兵那样，一下子全向右转了。

当时英国很多老百姓都把战争带来的不幸，一股脑儿写到苏联的账上了。报纸、书刊以及广播和电影，不约而同地将共产主义涂抹得阴森可怕。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透露的那些恐怖，西方各国早在三十年代就添油加醋地宣扬着了。对于苏共的党内斗争，不管多么残酷，我兴趣不大。但是对那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关心的。战后，我也特别留意东欧的情况，尤其非党知识分子在红色政权下的遭遇。

由于上述这些阴影，初到解放后的北平，我才那样观望。

我们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伙伴，下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我重返古城后，第一个落脚点。这里已住了不少比我们先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当时就有人从自己住进的招待所，推敲起各人的等级行情了。最高一级的如郭沫若住的是北京饭店，其次住的是翠明庄。有的人竟为此而大发牢骚。我倒没有，也不认为那就代表级别。编辑人员虽然到了北平，《中国文摘》却继续在香港出着。于是，我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我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我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我心里老大的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我倒有些责备自己不该那么多疑。

前门大街依然熙熙攘攘，什么冥衣铺香蜡店都照常营业。亚洲饭店紧邻正是妓馆集中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那里竟然也没关门。教堂钟声还在响，寺庙也仍然香烟缭绕。

我不解了，革命照理要大拆大卸，怎么这样原封不动？一位明白人指点我说：放心，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咱们毛主席最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向来稳扎稳打，绝不冒失。红色江山就是靠这本事拿下来的。

现在听说已拥有数千名中外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它的前身那时只有我们七员大将，其中领头的还只抽得出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天早晨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就从西河沿一道骑车，到南河沿一个小四合院去办公，夜晚回到亚洲饭店睡觉。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

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三十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

不久，我们搬到一个叫银丝沟的地方。这是一条与东长安街仅隔着一道朱墙的窄巷，门前一条小溪，水大概是从金水桥下流过来的。是一幢小楼，我住在楼上。

开国后，机构正规化了。我们这个由香港迁来的刊物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在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办公。那是国会街的口字楼，系民国初年议会所在地。那原是个肮脏不堪的地方，什么曹锟贿选，袁世凯梦想登基当洪宪皇帝，是个曾表演过种种阴谋诡计的舞台。如今，它成为新中国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心。

这时，宿舍也由银丝沟迁到石驸马大街了。那是一座三进深的住宅，民国初年兴许曾是什么总理的官邸。大概是为了照顾工作，安排我住在尽后边的一个小院里，十分幽静。

八大胡同不是纹丝未动吗？一个下午，几十辆卡车出动，红灯区被包围起来。各等级的妓女、老鸨、茶房、伙计以至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一股脑儿被赶上了车。

多痛快呀！比邮局捡信或废品站分类还麻利。没几天，上了卡车的人全按照不同的情况各就各位了。妓女们上了学习班，老鸨中间罪行严重的，进了牢房。

采访妓女改造的过程，对我是一次难忘的启迪：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革命就是解放的道理。我时常想到契诃夫的《樱桃园》。烂了的树根就得刨掉。不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上千年历史的娼妓制度，公然存在了几千年的人肉市场，怎能一举摧毁掉？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又怎能一下子就走出一座座活地狱，回到人间？

在诉苦会上，我含着泪倾听那些逃出牢笼火坑的姑娘们（有的都已四五十岁了）回忆奴隶主，怎样用鞭子和饥饿来逼她们卖身，控诉没心肝的嫖客如何不问死活地拿她们发泄兽欲。小时候在隆福寺听过《妓女告状》的曲子。在会上，许多残酷情景都由受害者自述出来了。多狠呀，得了杨梅大疮不给治，硬用烙铁烫。咽气之后，就往陶然亭草堆一扔，正像小曲里唱的，“管抬不管埋”。

回来，坐在打字机前，我熬了半宿，一口气写出那篇《她们重见天日》[1]。

接着，在天坛，在郊区举行的公审大会上，我听到对恶贯满盈的南霸天的控诉和宣判。那真是大快人心的日子。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不出几个月，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妇女经过扫盲，学会了技术，有的当了储蓄所的出纳员，有的成为幼儿园的保育员了。

1950年冬天，领导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事后还明白表示了对我的不信任。此事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我明白喊你一声同志，并不就是一家人了。

紧接着，我带着对外宣传的任务，到湖南去参加土改。那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革命壮举。从诉苦会上，我懂得了“封建”的含义，也目睹摆脱了几千年枷锁的农民的喜悦。烧地契那天，我拍下了平生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它在第一、二届全国影展上展出过，还被印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有什么比随着烧地契升起的黑烟，农民脸上泛出的喜悦，更能象征土改运动的呢！

住在石驸马大街时期，我还采访了乞丐和旧警察的改造，看到中国革命在把手上沾满鲜血的恶人除掉后，它主要着眼的是变废人为有用之人。改造犹如外科大夫使用手术刀那样精细，绝不像樵夫那样挥动斧子去硬砍。

倘若说在石驸马那段日子里，思想上一点疙瘩也没有，那不真实。个人问题之外，最想不通的是一九五〇年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其实，我老早就对每月像交工会费那样，要交中苏友好会费有所抵触。然而准许交那笔会费还是个政治资格呢。我们部门就有人不够格。那个“友好互助”条约一公布，我曾把它同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同蒋介石签订的那个“同盟条约”做过比较。当然，同新中国签的这个附有一笔贷款，但新疆矿产要共同开发，旅顺成为苏联海军的港口，中东铁路也得合营！这是“兄弟般”的做法吗？

学习会上，还没等我吭声，就有人针对这个问题发了言，而且马上碰了钉子，惹出了麻烦。他挨了领导的批评，其实心里也未必折服。不过我们却从此懂得，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发发言，在大政方针上却不可说三道四。然而我心上却结了个疙瘩：国际主义同大民族主义的界限模糊了。我记起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对萧军的“各色帝国主义”展开的严厉批判，明白了这是个碰不得的问题。然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究竟有没有强权政治呢？

这些，我都闷在肚里。

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就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了。我以及与我的经历相似的朋友们主动“陪了绑”。大大小小开过几次座谈会，我们反复狠批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曾经在费边主义大本营的英国读过书的我，更需要翻来覆去地检查。

“三反”运动中，我是打虎组的副组长。“虎”就是贪污达一亿元[2]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斗争的残酷：凡是经手款项到一定数目的，就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那也是我头一遭看到运动中想“咬”些人，多么容易。一天，一个已凑足一亿元的“老虎”，一口气又咬了二十来个人，而且一个个地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立刻被“隔离”起来，失掉了人身自由。

我看到在运动中，只准落井下石，没有人敢或肯替谁说句话——倘若有，那就是物以类聚，一并处理。上边，不凑足数目绝不收兵。下边，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幸灾乐祸心理：从旁人的罹难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

“三反”结束后，多少曾作为“老虎”关过牢笼的，又穿上崭新制服，回到我们羊群中来了。上亿元的赃款一夜之间化为了零。捏造者与被捏造者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大家都是为了革命。

这时，我认识到革命果然不是请客吃饭。人可以旦夕间当作兽来擒捕。

看到革命这一残酷面，我开始害怕起来。

“三反”后不久，我们搬到羊市大街了。我生平从未见过、更未住过那么大、那么阔的宅子。它原属于敌伪时期的商会会长。走进那可以通过一辆马车的红漆大门，外院是一排南房。跨进垂花门，左右雕廊通到厢房。正面是一所可以容百人的舞厅。分配给我的是有自用卫生设备的西厢房，最后一进才是原主人的卧室和客厅。后院是一座大花园，角落里有个可能是躲空袭用的地下室，为院里孩子们提供了玩捉迷藏的好场所。住进这里，才知道原来雨天阔人不但淋不着，还可以倚着画廊观赏。

房子宽敞的主要好处是宿舍和办公室在一起了。这时，国际新闻局已经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一九五〇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仍未放松丝毫。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来自老区，多数是同我一样的“洋包子”，分别只在于他毕业于东吴或岭南，我的母校是清华或燕京；要不就他留学法或德，我去的是英或美。

对我来说，那几年是个服水土的过程。至少我没怎么觉得过矬谁一头，因而心情大致是舒畅的。

然而我也确实心有所憾：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文学一直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尽管一九四九年七月领了一张作协会员证，由于开罪了权威，却觉得无形中已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了。我不完全满足于当个靠点外文吃饭的技术干部，内心有着一种想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的愿望。

当时我们那伙人中间，有同样心境的，不止我一个。

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峰突然来访，说想调我到他主管的一个文艺团体，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

我兴奋得一夜也没阖眼。

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又能重新拿起笔来（而不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东西了，还能不兴奋吗？

然而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我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那时，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摆地摊的、推小车卖烤白薯的，那些年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二　在大酱园子里

三十几年来从个人遭际以及对周围的观察中，我形成一种祸福观。它也许颇合乎辩证法，但也很可能十分要不得。因为一提到祸福，总离不开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这一既不光彩又往往难以避免的前提。尽管这个祸福观带有浓厚的阿Q色彩，多年来它对我却起过并且仍在起着镇定作用。它教我对人对事都不宜急遽地做出结论：既不可过于悲伤，也不要欢喜得忘了形。

从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到一九五六年审干，我由于出了校门就进大公报，在动乱年月里没到过重庆，在武汉也仅仅是过境，在同辈人中间（除了去老根据地的），经历算是简单的。因此，总是很顺利地过了关。反之，有位历史同样清白的朋友，只因解放前当过一任中学校长，并为此被迫领过一张印有青天白日的党证，一九五一年在同一机关里就成为管制分子。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夏，任凭怎么动员——事实上，也没动员到他头上——他连大气儿也没敢出。于是，当我碰个头破血流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一九六六年的浩劫来临时，我的一九五七年之祸又变成了福。由于那九年间我一个字也没写——写了也无处发表——什么三家村、四家店，都同我了无干系。于是，我只不过蹲在牛棚角落里，耷拉着脑袋当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而已，戴红箍的连瞅也不瞅我一眼。渣滓也罢，垃圾也罢，当什么也比当斗争靶子要好过些。

回到文艺队伍，最初也以为是福。没想到几年后，却成为一场大祸。

那时我还不懂得调工作不必立即搬出宿舍这个明显道理。在没有新宿舍之前，我就搬出羊市大街那个深宅大院，寄居在一位好友的过道里。那是曾经爆发过五四运动火花的赵家楼。好在那时我已离了婚，不满六岁的儿子铁柱儿在幼儿园全托。

不久，新单位买下了一所大房子。那原是个既有门市又有作坊的大酱园子。它的门面并不大，可里边满深，足有三进。中间那进坐北朝南的正房大概是酱园老板的住宅，十几间厢房想必住过大小伙计。酱园倒闭了，要么就是不想再开了。总之，买的时候听说有个古怪条件：得连同院里三百多口腌菜沤酱的坛子一道买下来。

我同文洁若的姻缘是从文字之交开始的，她找我润色一篇译文，因而相识了。我们很快就相爱了，并在这座大酱园后院三间小西屋里，开始了我们的夫妻生活。

经过不能再简朴了。我们一道去民政局登了记，然后，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一辆三轮车就把她从东四八条拉了来，她脚下放了只旧皮箱，我这个新郎官骑车跟在后边。到了酱园门口，我提着皮箱在前边领路，她跟在后边。

新婚之夜，洁若还在灯下看了份等着下厂的校样。第二天早晨，她参加五一节游行去了。节后，我们照常上班，一天婚假也没请。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一直深深懊悔不该搬进那座大酱园子。在老地方，由于都是——或者大多是——“洋包子”，我没感到过自卑。倘若酱园子里住的净是陌生人，即便通通是老干部，我也不至于感到那么矬人一头。偏偏院里很多都是三十年代一道在北平或上海滩上写过文章的熟人，只是人家去了延安革命圣地，进了鲁艺或抗大，受到革命的锻炼熏陶，如今理所当然地是灵魂工程师了。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家在北京，为了创作，却身兼远地钢铁厂的党委；还有的虽然脱下戎装，依然保持有将军派头，随身还带着勤务兵；人家的红色名著编入人民丛书，也有荣获斯大林奖金的。说心里丝毫没感到点酸溜溜，也不尽然。我自己那些毒草只能用麻绳捆起，吊在房角，任老鼠啃咬，等待着接受批判。

搬进的第一天，公务员来灌开水，他就转弯抹角地问我是哪个根据地的。当了解到我连石家庄或张家口都没到过时，眼神里表露出的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蔑。难怪呀，连他也还是在正定“参加工作”的。很快他就发现，在大酱园子里，我是唯一不交党费的。

一九四九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原来就在城里的，自然就是留用人员。倘若我仍旧在大公报工作，大约也属于留用人员了。可由于会点外文，我没能回到老窝去。

住进大酱园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历史在我与三十年代熟人之间，已筑起怎样一道鸿沟。我多么怀念跟洋包子们同住的日子呀。

越学《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就越觉得同院熟人的冷漠很有道理。阶级界限可模糊不得呀！当然，也并不普遍是这样。前院那位念旧的老友也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三十年代在平津，我们曾一道写过文章。如今，他仿佛也并不嫌弃我这一身资产阶级泥垢。我们之间还有着不少共同的爱好：从贝多芬到小玩具。在大酱园子里，他几乎是唯一和我有过些过从的。我偶尔写点什么，也总是先请他给指点鉴定。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交往，日后使他受到了考验。

酱园子虽大，它的门却很小，旁边就是汽车房。我上下班都拎着自行车进出那个小门，时常碰见小轿车停在门前，挡风玻璃上贴着中南海的通行证。随后，穿了笔挺呢制服的首长或大干部，胸前飘着委员或代表的红绸条走了出来。我总是赶紧推着车闪开，或躲到对面墙根去，等车开走才进去。

如果说，当时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服帖，没一点私心杂念，那是不诚实的。当院中的首长在我房前筑起高墙，把他住的那排大北房圈起时，我就背地里发过牢骚。每逢走过他那总关得严严实实的红漆小门，心里就冒起“紫禁城”三个字。然而很快我还是想通了。我天天都对自己念叨着：当年人家吃小米的时候，你不是在吃面包吗？每逢这么一想，就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了。

大人懂这些道理，娃娃有时却不知深浅。

那时家里养着一只狸花猫，叫花花，儿子爱它爱得要命。然而它偏偏是只不会夹着尾巴的猫，不懂得门户界限。这么一来，可麻烦了！今天这家来告状，说你家花花叼了他们的鸡，明天又有人埋怨它偷了鱼。花花在我们眼中是宠物，在院中却成了众矢之的。

我素来是个爱猫者。在外边流浪的那些年，曾同一只猫相依为命过。花花似乎也察觉出我这种感情，同我总格外亲。我一下班回来，它老远就朝我摆尾巴，咪咪叫着，并用它那身松软的皮毛在我裤脚上蹭来蹭去。

然而我时刻都在担心这只猫可能带来的麻烦，事实上它已经得罪几家了。曾经想把它给人，问过几处，不是已经有了，就是不想要。于是，一个下午，我就咬了咬牙，把花花用块厚布包起，装进自行车前头的篮子里。猫嗷嗷地叫，像是在抗议：我对你们这么好，没招你惹你，凭什么下这样狠心把我抛弃。我心里向它告饶说，花花，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吧。在这院子里，我是不能得罪人的。可你又那么馋，那么不懂事，净给我惹乱子！不把你丢掉，我待不下去呀。

那时候城墙还没拆，我就骑到东城根。下了自行车，打开包袱，把花花抱了出来。它只愣愣地望着我，不肯跑开。（它准是在咒诅：人类多不够朋友啊！）我最后抚摸了它几下，默祷着：但愿有位住独门独院的好心人把你收养下来。

我抹头赶紧就蹬车跑开。骑出好远，还听它在哀叫着。

比这更难过的是儿子那一关。一下学他就问我花花哪儿去了。我告诉他，给天津一位比咱们更爱猫的老婆婆抱走了。她会天天喂它猪肝羊肝。孩子直了眼追问为什么要把它给人，我说花花净偷人家的东西吃，再下去，不但猫养不住，咱们也住不下去了。

哭闹了一个晚上，才把他哄睡。他梦里还抽噎，“花花”“花花”地叫着。

猫可以一丢了事，在一个集体宿舍里，保姆问题可棘手多了。和洁若结婚时，铁柱儿已将近七岁了。原来的老保姆说他太调皮，照看不了，在他上学前夕辞了工。幸而托友人找来了一位刚从苏北上来的农村姑娘，才十八岁。她来北京是等着进工厂的，愿意先给我们帮帮忙。她纯朴善良，麻利勤快，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职业保姆意识。带着我的大孩子去买烤白薯时，人家问她这是你什么人，她说，是我弟弟。她也确实把他看成自己的弟弟。

一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正酣睡，住在同院的一位大干部忽然站到我的窗下，一声咆哮把我吵醒了：“老萧，我家的保姆要辞工，都是你家保姆给挑的！”

那回，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来为这个没凭没据的指控生气，二来对这种站在窗下朝我嚷的方式也起反感。但是我哪敢表示出来！第二天早晨我一赌气就硬把那位贫农姑娘辞退了。她连说冤枉，事情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且反问我：各干各的，我干吗去挑人家走？我对她说，你和他们的保姆是同乡！人家既然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

多年来，我一直为此事而谴责自己：我多么怯懦啊！不敢向诬告者抗议，却用牺牲一个无辜者来表示自己的愤慨！

及至换了新保姆，矛盾激化了。这是一位小脚寡妇，成天抱怨那个到过正定颇有来历的公务员给东家生炉子，给西家打开水（院中有锅炉），就是不肯帮我家的忙。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摊了牌：“人家给大棉袄，给钱，给戏票，你给过什么？”

事后我才知道，尽管这位公务员按月从单位领工资，他对各家服务的程度却取决于各家给的外快多寡。贫农姑娘从不计较这些，因而就没和公务员发生什么矛盾。我一气之下就说，咱们找总务科说理去，你这是敲诈勒索！

人怕揭短，狗急跳墙。这件事我处理得太蠢了。我自以为站在理上，我威胁到他的饭碗。他支吾几句，转身出去，就先发制人地向上边告了我一个假状。

所谓“黑五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还没反右，而地富又得有土地雇工，“反”也需要罪证，只有“坏”这顶帽子最容易戴，而且一旦戴上，就足够毁掉人的一生。有些人的命，就丧在这上头。

一个傍晚，已辞退的那位苏北姑娘突然气呼呼地跑来（她已经进了工厂），说我们那机关的人事科到她厂子找她谈话，调查起我同她的“关系”了。

幸好捏造的时间对不上茬，我根本不在家。可气的是那个公务员竟然不惜往那纯洁女工身上也洒粪水！

真可笑！我还曾天真地去东城人民法院控告他诽谤，当然毫无下文。

这自是生活中一件小小的不快。我所以追忆此事，是因为反右前夕，几经多方动员，最后促使我动笔的，正是这一冤案。

我误以为调到文艺机构必然就是归队去搞创作，原来是调我去参加一个文学翻译刊物的筹备工作。最初还是蛮兴奋的，因为毕竟对象是国内读者了，再也不必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去琢磨洋人的心理。但去了没多久，就苦恼起来了。刊物有个待在家里终审并不坐班的领导，是位有名的硬译提倡者和实践家。我没翻过多少书，却一直认为把外国作品译给中国人看，起码得像中文，也就是偏重于流畅。尽管我这个见解当时得到了叶圣陶老先生的热情支持，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两种翻译思想难免互有抵触。一次，我读到一篇东欧短篇的译稿，原作写得十分俏皮，译文则一本正经。也许由于太爱它了，就带回家去，在灯下做了比平时大一些的加工。我没注意译者是这位领导的夫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终审送回来时，批示中对我的加工做了严厉的指责。我委屈，不服。在业务会上，我争辩说，我只不过是使译文顺畅了些，并没走样。可是一向火气大的那位，哪能容得一个非党工作人员的顶撞！人一发脾气，讲话就没边儿了。

事情得到了公正的解决。然而这么一来，我不想待下去了。

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

一九五五年初，就风闻中央制定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一天，组织上派一位大诗人（秘书长）来家看我。他像是了解到我有些不顺心，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脱口就说出了想搞点创作的愿望。政策确实伟大，它能一夜之间扭转乾坤。

洁若知道我每逢晚间开会归来或半夜起来，看到院里的作家们在灯下埋头写作，有多么羡慕。这一天她下班回家，我激动地对她说：“有特大喜讯！”

没多久，我的编辑职务真的解除了，正式通知我做专业创作人员。我一生从来也没“专业”过，出了学校门就进大公报，写的那点东西大多是新闻工作的副产品，不然也是业余搞的。有生以来第一遭可以把时间、精力通通用在创作上，怎能不欣喜若狂！那时我已经年近半百了，决心不辜负这个机会。

我十分认真地走访几位朋友去请教。有的劝我说，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有东西就写，没有也可以看看书，到各处走走，不一定非拿出作品不可。还有解放后按月领创作津贴，什么也没写的呢。可我不以为然，我要珍惜这一安排。三十年代就做过写长篇的计划，一场战争把它吹掉了。现在给了时间、条件，我还是要有所作为。

很快我就根据客观需要和我自身的条件，给上边打了报告：去一家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个以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不但完全是“主题先行”，而且不论写出什么，也必然是株毒草，朋友的劝说，其实很有远见。然而那时我可信心十足，恨不得马上背起行囊就下去。

没几天，天时变了，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我小时年下玩一种叫“耗子屎”的花炮。点着之后，往地下一放，它就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地乱窜，这股邪火不定冲到哪儿才熄灭。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常使我想到那种花炮，只不过那不是好玩的把戏，却会给被冲到的人带来惨重的不幸。一九五四年十月由于《文艺报》未刊登两个青年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观点的文章，掀起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报》的批判。会是在青年艺术剧院开的。不料那原来是为了“引蛇出洞”。对党的文艺政策有许多意见并且上过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果然按捺不住，走了火。“耗子屎”朝他扑了过来。不几天，一直受礼遇的胡风和他的大批朋友关进了大狱。他给友人的信成为反革命罪状的铁证。紧接着，阶级斗争的鬼火又转向全国，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大整肃。

据说运动中，最能看人。这也要看由谁来看。主持者要看的是谁积极，谁不起劲。那时，不管看没看过胡风的作品，理解没理解他的文学主张，为了响应号召，一致上阵声讨。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就认识了胡风。可我生平既不大懂诗，更不懂理论，同他本人一向也只有点头之交。虽然住在运动的总指挥部里，我却只字未写。事过境迁，倘若用这个来证明自己高明，有远见，那是一派胡言。在大会上想登台说句公道话的是书呆子吕荧。自然，他刚开口就给赶了下去，并且也一道关了进去。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么抵触。我更关心的是自己那个宝贝写作计划可别告吹，同时也不断担心火会不会有一天烧到自己头上。

我从反胡风运动中归纳出两点教训：一、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发信之前必先读上几遍，以防万一落到阶级斗争的嗅觉特别灵敏者之手，会被恶毒歪曲。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惹是生非的东西，更写不得。二、即便号召提意见，甚至党员对党刊提意见，也不要插进去，以免有“乘机进攻”之嫌。

两年后就证明，第二个教训我并未认真记取。人总是有不能自持之时。大祸往往就是这么酿成的。

计划并未告吹，只是无限期地搁置下来。因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关起来之后，审干就开始了。不但煤矿下不去，连星期天去看望一下朋友，也得向有关部门请假，说明去向。

胡风进了狱，我们随之都入院检查。

街头常见到夹黑色文件包的外调人员，要务在身，行踪诡秘。

从一九五〇年冬天我访英一事突然化为泡影，我就明确晓得自己属于来历不甚明白者，于是积极地接受了那次的彻查。浑身脱得一丝不挂，验便验血我都十分认真。我写了近五万字的一份自传，还把当时手中存有的信件、参加会议时发的文件、写过的东西作为附件，一塌刮子全送上去，希望自己在组织面前变得透明。

我没白费力。事实也证明那次彻查是件好事。一天，副秘书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了有关我自己的政治结论。早年追求革命呀，解放战争期间中立呀，解放后靠拢呀，总之，历史是清白的。特别使我感到舒畅的是结论中关于《新路》的那段话，我至今大致仍能背得出：

《新路》是1948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

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其编辑工作。

生活待遇是紧跟着政治行情的。审干后，我搬到中院的四间西屋来了，其中包括约莫十平方米的书斋。在那里，我接见着各方来约稿的编辑。这里邀我当顾问，那里请我当特约记者。一下子参加内蒙古访问团，一下子又陪外国作家畅游半个中国。头上的天空仿佛总是晴朗的。人升了值，对镜一照，脸上的灰尘倏忽不见了，腰板也挺直起来。早已生了锈的脑子，忽然像涂了层润滑油。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一九五六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

工作很轻松，分配给我的那点工作也得心应手。每次去，迎接我的总是一张张亲切、和蔼的脸，口口声声把我当作编辑这一行当的老把式看待。刊物的总编辑还答应，等刊物走上轨道，我照样还可以下煤矿。

由于有时也坐上小车去听高层报告了，洁若特地给我置了一套蓝呢中山服，还要买皮包。我说，可别，太神气了不好。她说，你当初在伦敦、纽约那么跑，在复旦当教授，就没用过皮包？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也还别忘记夹起尾巴。

一九五七年春天，我就是穿了那身崭新的体面制服去参加有名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怎样去评价那次不同凡响的会议，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事。就效果来说，那是一次使兢兢业业、最知检点的人也会冒失起来的会。去的时候，我感到深受信任，无上光荣。然而，那以后多年来，它使我对任何带“内部”字样的报告或文件都失掉了兴趣，也体会到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安全的还是当个置身局外的老百姓。

一九四〇年，我曾同几位友人在英国湖区爬过十一天山。那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暴风雪，所谓“暴”，一是来得突兀，二是气势凶猛。我们正各自背了背包，欢欢喜喜地在灿烂的山顶上徜徉时，抽冷子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旋风。顷刻之间，大地变了色，人失去了重心，天气由燠热变成酷寒。爬山用的地图失效了，因为所有的路标全被覆盖起来。一时，我觉得只有葬身乱石间了。

一九五七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而且比在英国湖区那次还要感到迷茫，也更绝望，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洁若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这样想，人整个瘫痪了下来。

中国能不能避免那场风暴，我不能断言。尽管我的“右派”前边还冠以“老”字，多年来我却时常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原可以躲开它，并为之悔恨万分。批判会上或会下，我低头坐在那里，一直在想：你不是没尝过苦头的人呀！一九四八年在大权威手中你就领教过了。一九四九年后，一场接着一场——尤其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那是敲得多么响的一次警钟啊！你不是没看到那真理服从于斗争的原则，也就是先搞臭了再说的做法！那一拥而上的阵容，那咒骂得越狠越革命的气势，那没有辩白余地的处境，以及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哇！而且，远在一九五〇年就已经明白，你是不受信任的呀。为什么还那么放纵自己？当然是咎由自取。

那个夏天以及尔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悔恨着，自我谴责着。

当然，自怨之外，也夹杂着自艾。我只怪自己不该搬进那个“不祥”之地，更不该在风暴快来时，承担下刊物的“执行副总编辑”那样一个我根本无力承担的重责。这些，我当时确实都曾再三谢绝过。然而倘若我真正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决不会碍于情面勉为其难了。进去不到半年，担子接过还不到一个月，以为是花园，踩下去之后，原来是道深渊！

自怨自艾之外，又还有一腔感激之情。

那阵子，一种趋势是夫妻之间倘若一个成了靶子，就索性把另一个也拽上，成双配对。这情形在我的熟人中是屡见不鲜的。双职工就像两根支柱，要是都垮了下来，襁褓中的娃娃可就太惨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谢天谢地，终于避免了这种厄运。当时想，只要不至于如此，什么我都认了。

当我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时，洁若却显得很镇静。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外松内紧，在我面前故作镇静罢了。婚后刚三年，两个娃娃还这么小，就大难临头，她怎么松得起来！

一天，她皱着眉头告诉我，胎儿不动了，而六月做定期检查时，还是正常的。她赶到隆福医院去，那里妇产科大夫听了好半天也没听到胎儿的心音，就给她开了两周的假期，说再观察一下，实在不成，只好引产。

洁若把假条交了。第一次斗争我的会恰好就在假期里，她没去参加。这立即引起积极分子的注意，说她是有意逃避。接着，单位派人来家通知她马上去上班，所有斗争我的会，她都必须去参加，不得缺席，会前并有专人在门口等她。运动中可不讲究饶人！

她本应从机关直接去会场，不但近便，而且可以显出跟我身份的不同。这个文静得平时连大气儿也不出的贵州姑娘犯犟了，一定坚持中午回家，然后同我一道步行到会场。

在所有指控中，我唯一顶了一句嘴的，是说我曾“阴谋篡夺”那个刊物的领导权。我反问主持斗争的首长道：“你不是三次找我谈过话，我都没答应吗？”这时，大干部在会场中带头振臂高呼：“不许他反扑！”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一九五七年五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过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早已悔之晚矣。

构成我“右派”罪行的还不止这一端。也是这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春，章伯钧代表民盟三次要调我去为那个民主党派编一个叫《争鸣》的刊物，我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他请我吃饭，席间又一次敦促，我依然谢绝了，并且每次一回机关，就向当时领导我的、后来以歌颂徐水大跃进闻名于世的一位党员作家如实地汇报了。然而用来揪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萧乾是章罗联盟安插在本机关的代理人》。我踌躇再三，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就写了张小字报，把四次向那位党员作家汇报谢绝的经过，扼要地披露了。倘若他隔上几个小时才贴出“辟谣”的回击，否认我曾向他汇报过也罢。那至少能说明他还良心未泯，有过那么一段短暂时间的内心斗争。然而不然，紧跟着他那张“辟谣”的中字报就贴出来了，从而确定了我这一罪行。那时，我才认识到在阶级斗争中，很多人只讲利害，睁大眼睛说瞎话。

当然，我还给《人民日报》寄去了一篇以要求给点民主为内容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吹出反右号角《这是为什么？》之后，我立即后悔了，就向报社坚决表示要抽回。那天我刚好在《文艺报》开会。报社总编辑邓拓给我打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电话，反复说：“你的文章明明是爱护党的，为什么要收回？”

文章还是照登了。

“文革”前，我一直以为邓拓同那位大干部一样，也是有意陷害我。近几年读了《三家村夜话》和邓拓的其他著作，我才相信他是真诚的。只是他的下场比我还要惨。

四次批判会的安排大概各有个章法。一次参加者是我原来工作过的大公报及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一次有三十年代我的老友。我总是一边听一边心里做着分析：有善意劝导的，有恶意中伤的；有真是出于义愤的，有迫于形势不得不来说几句的；有唾沫横飞的，也有勉强交卷的。对于揭批我的人，无论内容与事实有多大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我一律虚心倾听，当时以至今天，都不曾计较过。唯独儿童文学家叶君健那天的揭批，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发言之前，他先当众高举一张猫的照片，然后毫无愧色地说，那是七年前他由英国回国时，一位英国友人托他带给我的。“我没交给他。”就是说，他给扣下了，侵吞了。如今，在我完全处于被剥夺了辩护权的这一天，他在这张猫的照片上大做起文章了，说那猫明明是我从伦敦一家铺子里买的，却假装作是由中国带去的。我把它献给了一位英国出版家。于是，借着那只猫，我在伦敦出了书，登上了英国文坛。（讲到这里，台下自然是轰然一片笑声。）第三天，《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叶先生根据他编造的这个童话所写的文章，痛斥我“文人无行”。

侵吞原应交给我的东西达七年之久，并用它来为我抹黑，在性质上就迥乎不同于旁的揭批了。1.这是远在反右之前蓄谋已久的。2.利用听众不了解英国情况，肆意瞎编。他侮辱了我，也愚弄了听众。3.尤其使我骇然的是，他竟然把这个胡乱捏造的故事，贩卖到国际市场上去。70年代，它以更加夸大的形式出现在叶君健好友韩素音的自传《没有鸟的春天》（Birdless Summer）里了。

幸而托叶先生带照片的那位专栏作家（不是出版家）金斯莱·马丁的回忆录问世了，其中有一段写明“一个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中国朋友萧乾要搬家，新居房东太太不准他养猫，我替他养了”的简单情节（还附了猫的照片），因而使我得以写了《猫案真相》[3]一文。那也是在我恢复公民权后，对反右批判，仅有的一次自我辩护。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九时，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在平安医院生出来。洁若还给这个在胎里就夭折了的女儿取名叫小槿。火葬前，她连一眼也没敢看。

这时，解放后懂得同党合拍才是路子的老友们，纷纷写文在报端批判我了。一时我又是“泥鳅”，又是“洋奴”，还给加了其他许多头衔，有的还排了特号字。我一生从未丢人到这地步。熟人见了我就把脸掉过去。记得有位作家曾带他妹妹到我家来过。反右后，我唯一的一次多嘴是问他：“你妹妹好吗？”他绷起脸来瞪我一眼，说：“我没有妹妹。”

我们住的西屋挨着大门洞。夏天，司机班常利用门洞的阴凉开学习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有时朗读报刊上对我的批判，不时还夹杂着讥笑声。

洁若照常上班。过去有事经常打电话到宿舍，请传达室的公务员喊我来接。反右开始后，她尽量不再打。一次有点急事，只好打了，可又拿不准如何称呼我。她觉得我已从同志的队伍中被开除出去，便说：“请你找萧乾先生（她想起批判会上曾有人这么称呼我，以区别于同志）听电话。”公务员大发雷霆：“我们这里没有先生！”啪的一声就把电话挂上了。

那年年底，我接到搬家的通知——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搬家，是流放前的一个必然措施。

其实，我们早已估计到在酱园子里混不下去了，我也乐得尽早搬出去，搬到一个我敢迈出房门坎的地方。所以搬家一事并未使我感到奇怪或失望。相反，倒觉得轻松，似乎得到了解脱。

这时，那堆没烧完的阳泉煤成为包袱了。那当口，谁肯或敢接受一个“右派”分子的赠予呢？我在发愁怎么办好，洁若说，那是你当专业作家仅有的一点优待，就是当纪念品，咱们也得把它捎上。

于是，我们一家连同阳泉煤，就搬出住了四年的酱园子，迁到东北城的一条僻巷里。

三　以场为家

搬家之前，专案小组中的两位领导先后私下向我透露过：“决定不让你下去劳动了，你就坐在家里搞翻译好了，用不着上班。”我听了，自是很感激。原来斗是斗，斗完了，并不一脚踢出去。特别感到满意的是用不着上班，那样就可以见不到人。几次斗争会之后，我感到既然是非可以完全颠倒，真情可以当谣言来辟，微笑可以忽然变得狰狞，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年底，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机关大举下放干部了。洁若说，你出了问题，我比旁人表现得更积极些才好，争取第一批下去。我想了想，也对，既然已经决定让我留在家了，我正好一边搞翻译，一边当个家庭妇男，照顾三个孩子。当时最小的一个刚满周岁。洗洗尿布，刷刷奶瓶，不正可以冲淡一下自己的愁苦！

搬家那天，我像是个关了很久的囚徒，走出牢房了。虽然头发长得像刺猬，胡子拉碴，一见到阳光，还是精神了些。

打小时起，每逢挪个窝儿，我总对老地方有些依恋，边走边回头看。迁出大酱园子的时候，我没回头，只觉得离开了一个本不应该住进去的地方。

洁若先去交道口以南的那个新居去看过，很满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地方。我则是初来乍到。那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大院，正房五间，一半已住了原单位一同事，我们住靠东边的两间，堂屋用板壁隔开，一家一半。

这位同事不久前从上海调来，对我本来十分热乎。五月间气温上升时，他也冒失过。这时尴尬了，偶尔擦身而过，总是连忙偏过头去。两个十来岁的女儿瓜子儿脸，活像古典美人儿，却隔着窗在当院吆喝：“老作家，老坐在家里。”我听了，挺不服气。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只当了几个月的“作家”，那时节我并没坐在家里呀。

恰巧西厢房的男主人在大学里和我同过学，事先大概在报上看到了对我的批判，迎面走来也不打招呼，转过身去却在嘁嘁喳喳。身为“麻风患者”，我自然也很能体谅，很知趣，绝不想牵累别人，进出总低头而过。

尽管缺乏人和，天时并没变化。太阳并未因我是“右派”而躲开我，它像对旁人一样温暖地照耀着我。初冬的太阳很是暖人，除了热之外，它还洒下金色的光。几个月来，我脚下的大地摇摇晃晃，像是随时可以陷下去，如今，它又结实起来，可以噔噔噔地踩在上面了。上街买菜的时候，我总把腰挺得笔直，欣然发现我还没变成个侏儒。

这是北京城里我挺熟悉的一个角落。我妈妈唯一的胞姐就曾住在这儿对面一条胡同。交道口，我更熟了，崇实学校所在的大三条，一头通北新桥，一头通的正是交道口。初中时，我曾赶着一群瑞士山羊，沿着交道口大街，出安定门牧放。

搬家后，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打从一九二八年离开这个角落，我就开始了国内外流浪生涯，在地球上转悠了多少年，到头来居然又回到故地。尽管身败名裂了，我还是像回到慈母怀抱中那样感到慰藉。

洁若下放之前，对家庭做了安排。大孩子继续住校，女儿送进托儿所，身边给我留下最小的。她动身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她的行李，陪她走到出版社附近，随后躲在背阴处，远远地目送着卡车向火车站驶去。一到星期六下午，家里就热闹了。住校的，上托儿所的，都回来了。家又像个家了，只缺个洁若。

人在得意的时候，成天在外头奔走，往往倒没多少时间留给自己的娃娃。如今倒了霉，外头见不起人了，倒有充足的时间来亲近自己的儿女们了。他们成为我精神上的寄托。在换尿布倒屎盆时，我从童稚的臊臭中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每当我托着奶瓶，望着小喉咙咕嘟咕嘟往下咽时，我就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忘个一干二净。我时常把自己的脸整个埋在换下来的小衣裳堆里，扎在心坎上的那堆碎玻璃碴儿，顿时好像就融化成天鹅绒了。

最幸福莫如这样的时刻：老三坐在我膝上，扎在我怀里；两边倚着老大和老二，四口挤在一张长椅上，我忘情地为他们说呀唱呀，把小时大堂姐教给我的那些儿歌全抖搂给他们了，什么“月亮爷，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呀，什么“金轱辘棒，烧热炕，爷爷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养个娃娃没地方放，吱儿咂，喝米汤”呀，又什么“小耗子儿，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呀。七斗八斗，居然没把我的记忆力斗光！我能把“正月正，老太太爱逛莲花灯……”一直唱到腊月。唱累了，就讲故事。讲傻姑爷，讲徐文长，也讲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我同大孩子玩“石头、包袱、剪子”，这还是十六岁上在报房胡同侦缉队拘留所里学来的。给两个小的用手帕扎兔儿玩，又把双手搭起来，在白墙上照出牛马的影子。心想，别的当不成，也许还能去托儿所当个男阿姨哩。

弟弟妹妹倒是乐呵呵的，可老大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大半年来，他一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多么有趣的故事也吸引不住他。一天，正当我讲得挺欢实的时候，他蓦地打断了我。（除非不得已，他早已不喊我“爸爸”了。）他睁大了眼，气哼哼地问我：“可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出自他的口，这话可比台上那些咆哮的分量大多了。我一直希望他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巴不得能瞒过他。我太糊涂了，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何况又住校。他泪汪汪地告诉我说：“他们在学校里追着我，喊我小右派！”

孩子是不会内外有别的。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万一他去学舌，就会变成我的“翻案反扑”，从而为孩子招来更大的不幸。我只能说：“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长大后就会知道了。”

“可是——我现在受不了。”他淌着泪朝我不停地摇头。

我在给洁若的信中，提了此事，告诉她为孩子小小年纪所受的创伤，我心如刀割。在生产队劳动的她回信说：“孩子们长大后，你仍将是他们会引以为荣的爸爸。”她要我一定咬住牙，振作起来，好好译几本书。

那阵子北京街道上正在大搞普选。选什么，我摸不清。老实说，也不关心。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从人民共和国里被开除掉了。民警夹了个本子在院里嚷：“登记选票要用阳历。凡对自己出生年月拿不准的，到派出所来查对照表。”其实，我恰巧有这个问题。一九三九年出国时，我是随便把自己阴历的生辰写成阳历的。倘是平时，我必然会乘机查查。可如今，自己连公民权怕都已经丧失了，还管它什么阴历阳历！

真好像五十年代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曾买下不少翻译用的工具书：博物、法律、经济、金融以至军事辞典。我一直把这种专门术语的辞典看作是消防车。平时闲着，一卡住就得向它们求救。这时，我把它们全排列在书桌上，作为我的后盾，并开始考虑起翻译什么了。真庆幸自己还懂点外文。一个搞创作的，当他的名字香的时候，写什么都有市场。行情看的往往不是货色本身，而是名字的香臭。一旦名字臭了，顷刻之间写什么都成了毒草。翻译则不然，译者名字臭了，换个笔名，只要原作者站得住，译者仍可赖以生存。这个奥秘我此刻才领会到。

从三十年代起，我从未重视过翻译，这时却把它看作一根救命稻草了。我就像是个被踩在地上、被棍子打得鼻青眼肿的人，又在挣扎着想支起身子来。

不料，这时，又打来两棍。

一晚，原单位一位党员送来一份政治结论。一九五六年不是刚做过吗？他绷了脸说，现在不同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他逼着我马上签字，我读罢，几乎昏厥过去。我哀求他容我想想，他宽限了二十四个小时。

一年多以前审干时那次结论，是根据我那份五万言自传以及大量附件，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核查做出的，可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过去肯定了的，现在否定了，过去否定了的，这回肯定了。原结论说“《新路》是一九四八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现在这个刊物被写成“四大家族的喉舌”；原结论说“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其编辑工作”，现在我成为它的“骨干”了。

有生以来我从未这么困惑过，难受过。批判会上的不实之词，即便次日就见报，我仍能忍受。涉及一个人一生的“政治结论”这么严肃的文件，竟然可以像大字报那样信笔写来，并且还要我立即在上面签字！我想呼天唤地了。

多年后有位女同志曾经告诉我说，坑都挖好了，她被威胁说，不肯签字就活埋，但她宁死也不肯在谎言上画押。我可是个懦夫。折腾了一宿，想道：洁若下放了，我再有个三长两短，为客观真理而殉了难，三个孩子可怎么办？

尽管我鄙视自己的怯懦，至今我仍认为，假使历史重演，在那情景下，我依然也只能硬了头皮去签。不举白旗，火焰就会变本加厉地扑过来。我已经害了一条小生命，经不起更大的牺牲了。

四月间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某日某时到酱园子里一位大干部家去开会。我准时到达。进门之后，三张脸绷得铁青。我找了个角落，低头坐下。原来是个小型宣判会，而且是由在大酱园子里唯一有过些交往的那位老友来主持。他用严峻得丝毫也不带温情的声调宣读了对我的处分：下放到农场去监督劳动，并且立即执行。我知道他也是在经受考验，只能那样。

这时，我小声问其中的一位：去多久？现在回想，当时我准是晕头转向了，只有白痴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真泄气呀。然而，我心里想的是三个孩子！这可叫人家怎么回答呢？那位轻咳了一声说：“你要是表现得好，十年八年也许回得来。”

訇的一下，我几乎晕倒在地。

除了一九二六年被张作霖的侦缉队抓进去那次，我一生没同司法者打过交道，连派出所也没进过。这时，四十年代从英国反苏宣传中读到的许多关于苏联劳改营的种种恐怖，在脑际再现了。在香港徘徊于接受剑桥聘请还是回北平的抉择之间、那个难忘的一夜所做的一些噩梦[4]，又兜上心来。对于前景虽然也嘀咕，我更惦念的是家、洁若和孩子们。我多么想重问一声：你们不是亲口说过，要我留在北京搞翻译吗？可我咬了咬嘴唇，什么也没说。我早已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到家，望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孩子们，心里冒出个“惨”字。

倘若马上给洁若去个信多好！可我偏偏迷信电报。我给她拍了封“速回”的电报，以为二十四小时内，她就可以赶到。后来才知道，她下放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不论信件还是电报，寄到县城后，往往要相隔一星期才能收到。

边洗尿布刷奶瓶边搞翻译的美梦破灭了。同孩子们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也许根本就见不到了。我像一只落入蛛网的飞蛾，翅膀、腿脚均已失灵。

从火车表上查出，只有山海关开往北京的慢车才在洁若那个小县城停。那趟车到达东车站的时间是下午五点。电报发出后，每天傍晚我都拉着老二、抱着老三，在小胡同东口翘首企望着。我几乎把所有穿蓝制服剪短发、戴眼镜的女同志都幻想成洁若。天黑后，又带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踱回来。

第五天黎明，忽然听到敲窗声，跟着是一声：“我来啦！”原来她是头天上午到县城开会，才偶然拿到电报的。偏偏火车误点，凌晨二时抵东车站，她索性穿过天安门广场徒步走了回来。

她以为孩子生了病，一进屋就扑向小床，摸了摸他们的脑门。孩子们睡得正香。这时她才问：“叫我回来干啥？”

她听了还是要我下去的决定，十分镇定。我连“十年八年”那话也告诉她了，她毫不犹豫地说：“叫下去就下去呗，别说十年八年，我等你一辈子。”说罢，她的脑子就转入实际安排了。

外国人说：“血比水浓。”其实，他们那里倒未必。我是个自小没家的人，亏了中国社会这么重视家族关系，亏了洁若那时还有她妈妈万佩兰、三姐常韦和弟弟学朴。到这样关头，岳母家成为我唯一的靠山了。洁若劝我少胡思乱想，只研究怎样避免叫孩子们吃苦头。

仿佛我在精神上越瘫痪，她就越坚强果断，拿得出办法。她就像轮船触礁后，站在驾驶台上指挥的船长那么斩钉截铁地做着决定：结束小胡同里这个摊子，把两个小的交给姥姥和三姨，大孩子平时住校，寒暑假由她弟弟照看，或去一位堂弟家。

洁若是星期五回来的，一家人算是共度了一个悲怆凄惨的周末，时间主要花在收摊儿上了。搬出来的工具书又重新打成了捆儿，她把我和孩子们的衣裳分别打点出来，一家眼看就要分散了。可还得对孩子们做做工作，特别是十岁和三岁的。

洁若说：“爸爸去出差了，这回要走很久。你们有姥姥、三姨和舅舅照顾，要好好听话。妈妈会比爸爸早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再也不走了。星期天，我会带你们去动物园看猴子，看熊猫，看大象……”她想把孩子们诱进动物园去就岔开了，谁知已经懂事了的大孩子劈头就问：“爸爸还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

我听了，喉间哽咽，可还勉强泛起一层笑意说：“反正会回来的。我要给你们带好玩的东西。告诉我，你们都要什么？”

三岁的中计了，说：“我要个洋娃娃，还要……”可那十岁半的却掉过身去，不作声了。

时间从没有比那五天过得更快的了。一切安排停当，洁若的假期也满了。是我先送她上的火车。她从窗口探出身子，强作笑容对我说：“多大的灾难也总会有个尽头。”车移动了，加速了，开远了，她还在不住地向我招手。我直直地望着火车的后影，热泪夺眶而下。

该轮到我走了。

仓促间将老二从日托改为全托，身边只剩下一岁半的老三了。本应该让岳母早早把他抱走，我却舍不得，一直把他留到最后一刻。动身前，老岳母陪我在小胡同里吃了简单的晚餐。我一边吃，一边紧紧搂着倚在身边的孩子。饭后，照洁若嘱咐的，用旧报纸把书桌罩上。谁知道未来漫长的岁月将会在这里落下多么厚的尘土！然后，就锁上门，使劲吻了孩子一通，离开了这个住了不到四个月的家。

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还是十八，我说不准了，只记得遵照上面的指示，那晚全市出动赶麻雀。方法是用竹竿和木棍赶得麻雀没有容身之处。说是麻雀力气有限，倘若老叫它飞，不给着地，最后自然就会掉下来，一命呜呼了。所以那晚走过大街小巷，家家都在赶着麻雀。

我就是随着麻雀，从自己的出生地被赶了出去的。

八点，我按时来到机关。这里，要由原单位一个中层干部把我移交给中直党委一名成员，后者将把我押解到农场。

经办移交的这位，在大学时代与洁若同系，也是搞外国文学的。平时细声细气，满面春风，在批判会上却嗓门粗大，凶狠异常。在等待移交时，他对我又和善起来，轻松地弹着烟灰，情致优雅地赞赏起济慈的《夜莺颂》来了。

火车是十一点开，中直那位十点才来。这段时间里，我忧心忡忡地倾听着这位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爱慕者的清谈，一边想起小时街头所见：一边在出殡，一边过着彩轿——两种迥然不同的境遇，两种身份，两种心境。

又来到东车站了。这回，我是被押解出去的。同行的那位只夹个公文包，我扛着沉甸甸的铺盖，提着行李袋，里面装了四季衣服和几本心爱的书。那时还不到五十，可走几步也还得换换肩。好容易挤上了车，我们两人找一个窗口，面对面地坐了下来。由于身份不同，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晓得我的姓名——而且，关于我的一切，大概全装在他那个公文包里了。我深知自家是被押送的，自然也不便去攀谈，况且再扯上《夜莺颂》那样的话题，也只会使我更加沮丧。

这位干部大概经常出差外调什么的，坐的虽是硬席，可蛮有谱儿。将近午夜，他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四两装的白酒，一对松花。他先熟练地敲开蛋皮，闻了闻，没臭，然后就饮了起来，每呷一口，嘴里还要咂咂作响。酒和蛋的气味真香，我嘴里汪起一股暖流。

为了让他吃得自在些，我赶紧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感觉一阵清凉。我望着铁道旁在昏暗中迅速变动着的风景线，回想以前在家里一手捏着酱鸡腿一手把着锡制小酒壶的美好日子，同时也一个个地想着分散四处的家小。他们想必此刻都在熟睡中。

到站后，我们在城里一家小饭铺里吃了点东西，就同一批也是去农场劳动的人会合，一道上了辆卡车。我还认出车上有我的一位远亲，相互都估计到对方也出了事，连头也没敢点。

开车之前，听到一簇春游的青年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向我们振臂声讨。幸好，那还是动口不动手的时代。

位于渤海边的这座国营农场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的，主要生产优质稻米。它原是片盐碱地，所以生产之外，还有改良土壤的任务。全场各级领导都是抗美援朝时受伤的荣军，骨干是从冀东招募来的青年农业工人。总场外，还有若干分场。

在总场大门口下了卡车，中直那位就径直把我领到农场的公安处。望着那个牌子，我不觉一愣，不是人事处，更不是干部处！不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转念一想，嗐，计较这干啥，还不是一样！

中直那位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文件，大概是有关我的档案资料。他交了差，向屋里人打声招呼，就扬长而去。

看来农场公安处事先早有安排，值班的瞅了我一眼，交给我一张纸条，就说：“去三分场报到！”

这回是我独自一人前往。大概已经进了农场，跑不掉了。我呢，也从这种自由中感到些喜悦。

三分场在总场以东，相距十来里。我扛起行李，沿着堤坝走去。越走越吃力，四月间天气虽还不太热，身上却湿透了。我走走歇歇，一边叮嘱自己说，以后的劳动要比这艰苦得多呢，早点开始练练也好。

朝阳把我的影子扯得好长。从堤坝望去，四周是一片稻田，嫩绿的幼苗迎风摆动，风光十分可人。我是城市长大的，从未同泥土打过交道，心里就自我宽慰着：人生嘛，就什么都该经历经历。然而一想到得“十年八年”，还得表现出色才有可能回去，心又针扎般地痛了起来。

那时，孩子们还认得我吗？

三分场又分队，我进了二队的一个组。是一排砖房中的一间，屋角放农具，窗下是铺大炕。组长和组员都是打滦河沿岸招募来的农村青年。他们把我迎进屋去，老萧长老萧短地喊，真是一见如故，亲热得好像相识多年了。他们把炕上最好的位置（靠墙）腾出来，还替我铺上被褥。

这又是一个“家”了。事先我把它设想得那么阴森可怖，万也没想到是这般温暖——十个月来我第一次从家人以外得到的温暖。

啊，纯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在给洁若的信中，我告诉她：“放心吧，我是生活在世界上心地最好的人们中间。这里没有刁诈油滑，两面三刀，更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些凭力气吃饭的人，不想踩着谁的脊背升个一官半职。他们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庄稼的长势，关心的是天气阴晴。他们过得愉快，也希望旁人过得愉快。”

分场中心是一间大食堂，北头是灌开水的锅炉，西边有个通向伙房的洞口。一到时候，农工们就夹着饭盆，在那里排队买饭。头一天，我不了解情况，没带打饭的家伙。不必愁，几个青年争着借给我，有的还要替我打。

在买饭的队伍里，我见到原单位的熟人了，也有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大家握了握手，相互咧嘴苦笑一下，像是说，都落到这步田地了！

是啊，从反右到那时，还不满一年，真是恍如隔世，我们都判若两人。过一阵子才知道，他们中间有的一个字也没写，一句错话也没讲，只是在谈别人的问题时，表示了一下“似乎可以不划”，结果，就也一道划上了。有的虽然在枝节问题上写了篇短文，谈了点感想，却放在抽屉里，并未发表，也成为罪证。我还发现，像我这样同妻子虽然分离，可感情的纽带并未断的，算是上乘而又上乘的了。有的婚姻关系处于“暂停”状态，对方既不忍一刀两断，可又坚决要划清界限。这也算是小康局面了，因为总还有着破镜重圆的一线希望。有的爱人一听到处分，想到驴年马月问题，立刻就打离婚，连吃奶的娃娃也丢下，这是最惨的了。

我想到印度那句谚语：“我没鞋，我叫苦连天，直到看见了那连脚也没有了的人。”是呀，天底下总不难找到比自己更悲惨的人。那时，对自己遭到那份厄运就会知足，甚至感激涕零了。

最使我感到内疚的是一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他是个大学一年级生，只因为对报上我那篇大毒草表示了一声共鸣，便划上了。十分可爱的小伙子，是一位老区来的作曲家的侄子。他对我毫无怨言，我却十分痛心。他的生活还没真正开始，竟然就堕入绝途。

对我来说，炕并不陌生。我本是睡土炕长大的，那可是孤儿寡母当受气包的时候。一九五六年作为一家大报的特约记者去大连金县采访时，在一座集体农庄又睡过一次大炕。那回同炕的有卖化肥的，有保险公司的，虽然关灯后还聊了阵天，但相互没啥关系，第二天就各奔东西了。如今，跟同组的这些小青年滚在一起，可热乎啦。睡在我旁边的组长向我问长问短：家里几个孩子，爱人是干啥的。旁的组友也你一嘴我一嘴地问——不仅仅是好奇，更多的是真挚的关怀。

组长像是在自己嘟囔，又像在向大家交代任务说：“咱东边那块地该挖沟搭埂埝了吧？分老萧点啥活儿好呢？”

靠门的那个用双肘半支起身子说：“刚放下笔杆儿，让他先瞅瞅再说吧。”

这时我忍不住了。我对组长说：“别这么心疼我。我小时干过活，我还有把力气，就跟着大伙儿学着干吧。”

组长听我说干过活，乐了，马上就问我干过啥。我说：“扫地，擦玻璃，织地毯，送羊奶，都干过。”

他听了，更高兴了，就说：“能干多少干多少，可别使得慌。”

冀东话除了腔调略有不同，跟北京话差不多。可这句把我难住了。我问他“使得慌”是什么意思。睡在当中的一个小青年伸过脖子来说，就是怕你累坏了。

“好，大家伙儿歇着吧。”组长怕影响第二天的劳动，把话茬儿打住了。

躺在那里，借着皎洁的月光望望墙上贴的花花绿绿的美人儿大娃娃，倾听着小伙子们的鼾声，衷心感到这个家比原来料想的要好得多，温暖得多。明天一定要写信给洁若，告诉她我是活在一簇怎样纯洁憨厚的青年中间。

——可他们晓不晓得我的身份呢？一旦晓得了，还会这么热乎吗？

我带着这个疑问入睡了。扛了那么久行李，实在累了，我睡得很香。

在农场吃早饭可需要点本事。那真叫狼吞虎咽。每人端着一搪瓷盆粥，手里捏着两个馒头，就着半截酱萝卜，不大工夫，就全入肚了，我连这也赶不上趟儿。

“别急。”组长看我死命往嘴里塞，就这么宽慰我，并且出主意要我揣上一个馒头，路上慢慢吃。

他带我去工具室了。

一路上他自言自语着：“得给咱们老萧弄把好锹。”在那几十把看来都差不多的铁锹中，他拿起一把，颠一颠，在地上铲两下，摇摇头，又搁下了。他足足挑了七八把，才朝着一把说了声“中”，把它交给了我。

“这把还轻巧，把儿平滑，刃儿快，拿去使吧。”他还叫我在把上做个记号。我从他的细心和对一个庄稼生手的体贴中，感到深厚的友情。

那天我们组干的是挖沟，搭埂埝。他只分给我一小段儿，还说，干不完没关系，下工之前大家帮你抢一下就成了。小青年们光着膀子抡大镐，我干着干着，也脱下了上衣。晌午的阳光暖得烫人，时有百灵鸟在头顶上盘旋着，细声吟唱着，像是在祝福。在城市里，几个月来连大气儿都没敢出，我感到像换了个人。

我爱这广阔的平原，更爱身边这些淳朴直率的青年。

然而我总担心一旦他们晓得我是“右派”，对我的态度会发生突变。自己合计一下，还是及早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的好。人最怕生活在虚假天堂中，那样猛跌下来，最易骨折。一九五七年，我已尝过这种骨折，再也经不起一次了。

于是，一天歇晌时，我就问组长：“老陈，你们对我这么好，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他冲我咯咯地笑，“你就是老萧呗。”

我低下头，悄悄地说：“我是个右派分子，你知不知道？”

我仔细端详着他和旁边几个青年，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知道，”他满不在意地说，“难道右派就不是中国人？”

旁边的一个青年插嘴道：“你要不是右派，咱们哥儿们还混不到一块儿来哩。”

另一个也加进来，用俏皮的语气说：“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次交谈不仅仅使我的心踏实下来，也让我愈益敬重周围这些小伙伴了。他们都是高小毕业，文化不高，不会引经据典，可由于心地纯正，本质上不带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常见的那种排他性，也不想踩旁人的脊梁。农活儿尚且人手越多越好，革命就更应是这样。凭常识，他们对这道理是一清二楚的。

在生产队下放的洁若总是三天两头必有一信。她那里的情况可是鲜明的对照。下放之前，曾向组里交代了政策：不要告诉老乡某人的爱人是右派。这既是为了避免株连，同时也为了保证下放政策的顺利执行。

然而一进村，和洁若同部门的一位马上就把这个底细在村里传出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使洁若惊奇的是，她非但没有因此受到孤立，老乡们反倒对她更加关怀起来。

“两口子都下来，可苦了三个孩子啦！”

洁若反倒宽慰他们说，家里还有姥姥，有姨，可以放心。

一道下放的干部中，她是唯一爱人划为右派的。于是叫她在会上揭发我。事先小组长对她做了思想工作，告诉她，某单位一个女同志觉悟高，在揭发她爱人的问题上积极主动，后来还入了党。他要求洁若回忆一下，看批判我的会上遗漏了什么没有。动员的结果，洁若只做了自我批评，说萧乾关于出版工作的那篇毒草里所提的例子，是她在家里随口说出的。如果她平时小心些，什么也不说，萧乾的问题也许不至于这么严重。气得小组长说：“你这简直是代人受过！”

尽管洁若在小组七名成员中出勤率最高，还利用休息时间为全村扫盲，可下放结束做鉴定时，却落个“政治思想不开展”。

天下事真难逆料！我原以为下来“监督劳动”，过的必然是准囚犯的生活，结果倒欢天喜地，十字架却由洁若去背了。

多少人正是为了表示自己革命，什么都下得了手。表示革命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表现”后面的东西。这正是一九六六年后不少人悲剧的根子。

吃过几十年米，却第一次经历稻谷生产的全过程。挖完沟搭好埂埝就该插秧了。田间管理的活儿轻得多。放水时，我们常在沟里捉到些鱼。一回，一下子就捉到两条大的。用泥巴厚厚包起来，找了点干树枝，在地头上烧起来。不一会儿，泥巴烧成黑坨子，揭开来就是烤得又白又嫩的肉鱼，皮已经给泥巴一股脑儿粘掉了。

我和小青年们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他们在菜地里作畦那么熟练、笔直，心里油然起敬。遇到雨天不出工，就在屋里同他们神聊。那一带是评剧的发源地。他们唱落子，我有时也来段岔曲。我觉得心灵上的伤处在封口。初来时，每看到分场墙上的大字标语“以场为家”，还挺扎眼，心想，我的家不在这儿。这时，在给洁若的信里说，倘若不是你和孩子，就这么干一辈子我也情愿。

然而，割稻前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打饭时，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了气势澎湃的“大跃进”。分场的场、队领导是荣军，每队都配有农校毕业的技术员，也就是农业上的行家。几天来，我们分场的技术员在田里闷声不响。之后，他做自我批评说，他“右倾了”，要我们记住，谁问起咱分场的平均亩产，就说三万斤。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向谁报产量，况且那时看不到报纸，又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说多说少都无所谓。只见上下工一路走过的村庄，都钉了木牌，写着“青年文化村”或“科学先进村”字样。可村里原始的状态并无变化。农场还赶制了“五年规划图”，上面画着飞机场、博物馆、戏院、音乐厅以及气象台等的位置。五年后，这里将同全国各地一样，什么都要超英赶美了。

五年后是个相当遥远的日期，对我来说，更切肤的是小组的变动。根据上面指示，为了加强阶级斗争，单独成立了一个右派小组，由场部指派我们中间的一位出任组长。组长只抓生产，另派一位荣军，专管我们的改造。

这一着结束了我那段惬意的日子，结束了下来数月医疗创伤的和风细雨。开始在看谁更革命、看谁在阶级斗争中占上风的比赛中，来进行改造了。

这时，一方面劳动量加重了，我吃不消，另一方面又有了抵触情绪，我破罐破摔起来。秋收后背稻捆，不分年纪，少背一捆就挨剋。田里闲聊，一句错话马上就汇报上去，接着就开会，上纲上线大举批判。记得有一天，我竟一连说了三回错话，而且上头都是转眼就知道了，随即批起来。同来农场的，反右前大都是党员，如今党籍虽已丢掉，有些人的优越感倒未必就全消失。我这个党外的和另外一位三十年代入党、从延安来的老干部，经常是批斗的靶子。一时，场里也贴起大字报来，同来的年轻“右派”在这场批斗中，大都成了“左派”。

一九五八年年底，由一位摇身一变已成为“左派”的女“右派”给大家做鉴定。只见她在灯下披着件草绿棉袄，大笔一挥，就为每个人定下政治终身。写到我时，她瞪了我一眼，撇撇嘴，接着就把能想到的狠毒字眼全用上了，甚至把我在挠秧时穿一条套裤，也说成是“恶意丑化社会主义”。

这鉴定并非等闲，赏罚旋即见分晓。少数改造表现好的，首先是那位披大棉袄做鉴定的，春节可以回家探亲。大多数都得留场继续改造。

在阶级斗争中，侠义之道是谈不上的。旧时御史得罪了皇上而被贬流放，离家时还会有好友陪送一程。北京城打麻雀的那晚，可没人敢那么送我。同样，我也不指望在农场谁出来替我说句好话。那只会为他带来麻烦。然而，明明处于可以欺负旁人的地位而不这么做的人还是有的，对他们，我至今仍是由衷感激的。

农场东北角有一栋高房子，里头饲养着一匹伊犁种马，据说值好几万元。有两名懂马性的农业工人日夜轮班侍候，除了喂料饮水之外，每天还要定时牵它出去遛步。

名马身子高大，昂首阔步，气势不凡。尤其到了配马季节，对它更加精心照料，队长甚至分场长都时常光顾，问寒问暖。

每逢走过这匹伊犁马的身边，我就琢磨我这个“右派分子”的价值究竟抵得上它的千分之几。我对“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这句话有所保留了。也要看指谁，指什么身份和地位的人。在这匹名马面前，我深切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

我的破罐破摔，突出地表现在吃上。从这一点也最能看出是加紧还是放松改造。下地途中，经过村子，我有时就偷偷溜进小铺，拄着锹，慌慌张张从兜里摸出两三毛钱。接着，一只腌鸡蛋三口两口就跟一盅白酒一块儿吞下了肚。好几回把我噎得好苦。

冀东是产鸟的地方。下地路上，常瞥见一种红顶雪白身子的大鸟，远远地在田埂上歪着头朝我们望。先以为是鹤，后来才晓得叫鹳，羽毛十分丰美。

一天，村里老乡用土枪打死了一只，偷偷拿到我们住处来卖。当时在改造中力争上游的，就坚决掉过头去，说要是给队部知道了，肯定不答应。有个人馋涎欲滴地说：“豁出去吃了再检讨，谁跟我合买？”我自然参加了。鸟真大，我们三人足足吃了好几顿，每人还分了一瓶鹳油。

开会批判是逃不掉的了。批得次数多了，身上好像长了一层厚茧，满不在乎了。一是批来批去，左不过是那些话。二是反正也已落到这步田地了，再往下跌，还能跌到哪里！

一九五九年国庆期间洁若来看我，告诉我那时城里的供应比农场要差多了。她给我带来月饼和香肠，都是排大队花大钱才买到的。那时我用一只搪瓷小脸盆打饭，她眼睁睁地看我给自己打来冒尖一盆大米饭，不一会儿就扒拉光了，感到吃惊。

当时干的是重活，体力消耗很大，就这么填肚皮，挑水挑到半道，有时还饿得心慌。一回往地里给大家送开水，好不容易挑到了，撂下时头一晕，桶倒了，水洒个精光！

农场有座米厂，由一位软心肠的青年经管。我有时跑进去，从机器旁边抓起一把米糠就往嘴里塞。他笑吟吟地望着我的狼狈相，从不阻拦。米糠沾我一脸，大概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最没出息是这么回事，我每想起它来就臊得慌。记得是一九六〇年春天，那时劳动由田间改为室内了，生产一种菌肥。活儿虽轻，有时可得熬夜，要通宵定时测量菌肥的温度。

应该补记一下。一九五九年发生一件大事：农场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其中当然不会有我，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透了点光亮：不一定非“十年八年”不可了。我们分队里也摘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在菌肥创办上立了大功的。他们摘帽后，形势又微妙了，我们之间，地位悬殊了，成了革命干部同“右派分子”的关系。

一晚，我值夜班看菌肥。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屋角生了个炉子，一位已摘了帽子的，将自己养的肥母鸡宰了，炖在炉上，要我顺便替他照看，一再嘱咐我可别炖糊了。于是，我把炉口加上个铁盖，这样火力就弱了。炖到午夜，锅里开始咕嘟起来。他还放了桂皮什么的，香味扑鼻，简直令人销魂。我是吃罢晚饭就来上夜班的，恰好带着碗筷，就给自己找了个“看看熟没熟”的理由，尝了一口。漫漫长夜度过，及至那位摘了帽子的来取他的炖鸡时，只见一大锅汤里几乎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偷吃已经够严重了，吃的又是已摘帽者的鸡，批判会上光检讨“馋”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就暴露活思想，说看到只许摘了帽子的人养鸡，不许我养，心里不服气。这下更糟了，上纲上到对农场、对改造，心怀不满，偷吃鸡是阶级报复。

一九五九年春节，我们这批被评为顽固抗拒改造的，不准回北京探亲。可有些家住得远的农场工人也没回去。那时还兴舞会，那些管改造的队长宣布在食堂举行新春晚会，要“右派”里会点乐器的，组成个乐队伴奏。问了半天，只有一位会拉点胡琴。也不知道是谁说，秋收后曾听见我藏在稻垛子后边吹过口琴，要我也来凑份子。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苦中取乐，我欣然从命。

在土坯搭成、四面透风的食堂里，我们二人用胡琴和口琴组成了天下最蹩脚的乐队。好在来跳舞的既没有绅士贵族，也没有名门小姐。唯一的女宾是穿着灰色列宁服的队长夫人，其余的全是场里的男职工。没有乐谱，只看我们记得什么曲子了——而且还得两个人都会的才成。我们演奏了《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甚至二十年代流行过的黄色曲子《毛毛雨》。二人都对《风流寡妇》的调子最熟悉，所以每逢想不出新的来，就用它来应付。

好在跳舞的人多少也是来凑凑热闹的。他们不懂音乐，也不讲究舞步，只不过在那里转来转去，所以节奏什么的，都无所谓。

舞间，为了让我们二人歇口气，还由队长扯开嗓门唱了几段评剧——《陈世美不认妻》。

年初一发给我们白面和肉馅，居然也吃上了顿饺子。应该说，尽管顶着“顽固分子”的罪名，在农场过的那个春节还是别有风趣的。

三年间，我只在一九六〇年回京一次，那次并非由于改造得好，而是上边决定全体一律回京过年。临离农场之前，每人发给一张条子，上面写明返场日期，并且关照到京后，首先要向主管派出所报到。回来之前，再去派出所盖章签字。我虽未正式坐牢，却从这手续中，感到一种“假释”的味道。

我没来得及写信通知洁若，就匆匆上了火车。一颗心早已飞向北京，却不知道下了车该到哪儿去。

原来我已没有“家”了。一九五八年夏天街道大办工厂，我们搬去的那个大院子被征用了。原机关给找了个只够堆家具的地方，说等我回来再解决。洁若的下放锻炼结束后，便和她母亲、姐姐挤在一起住，好在老二、老三都全托，只是周末才回来。

我不愿去出版社找洁若，怕给她丢脸，从车站便直奔岳母家。一九五七年以后，我没有进过北城这个大院。真不巧，岳母住的两间小屋上了锁。我向南屋那家打听，迎出来的是一位老大娘。过去她对我这位“姑爷”挺和气，而今却像看见了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说了句“不知道”，便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灵机一动，到胡同里去给洁若打了个公用电话，幸而是她自己接的，说她晚上有学习会，没法请假，要我给她弟弟学朴打电话。撂下电话，我到街上转悠了一阵，再去时，岳母和三姐均已回来了。饭后，内弟下班后也赶了来。原来他也有一把我们那个“家”的钥匙，有时帮助洁若去打扫一下。

这个堆家具的地方在鼓楼以东一条小巷里。记得小时有位同学的外婆就住在路东的一个红门里。我常跟同学去那里玩。老太太吃素念佛，每次去，总见她跪在佛堂蒲团上。我喜欢闻那阵阵的檀香，也爱听那清脆的木鱼声。如今，那里已变成了街道工厂。

学朴摸着黑把门打开，走进一间低矮的平顶房，冷得像冰窖。所幸是北屋，又有个天窗，洁若和学朴每月来交房租时总顺便收拾收拾，所以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又脏又潮。桌椅板凳虽堆积如山，却保留了床和炉子的位置，连烟囱事先都已装好。学朴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早已用那宝贝阳泉煤烧起一炉旺火，及至洁若推门进来，我们三个就喝上茶了。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洁若安排我到堂弟家去看望我的老姐姐和大孩子铁柱。

老姐姐是我半个母亲。她本来耳朵就聋，这几年见不到我，她心里大概也明白出了事。她还像我幼小的时候那样，摸摸我的头，抚摸着我的周身，呜呜哭了起来，哭得好心酸，给了我不祥的预感。我回农场后不久，就接到噩耗：她因受到刺激，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洁若的信中详细叙述她怎样和堂弟夫妇一道为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办理后事。我整整哭了一宿，哭她没享到我一天的福！

将近两年不见了，铁柱长高了半个头。六年级了，他是全班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这当然和我的政治情况有关系。经洁若催促，他也经常给我写信，大抵是描述周末和弟弟妹妹出去玩的情景。洁若说，她已安排上半年完成劳动任务（当时机关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劳动一个月），暑假干脆带他到这个堆房来过，也许他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

回到堆房，洁若已把荔子接回来了。她从个娃娃出脱得成个小姑娘了，圆圆的脸蛋儿，头上还扎了个红绸结。看我走进来，洁若要她“叫爸爸”，她却滴溜着眼睛，望了我好半天，才小声叫出来。洁若说，有一回，她带荔子去王府井，遇见一个熟人，便站下来说话。荔子突然抱住那人的腿，显得挺亲热的样子。事后洁若问她：“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以为那是爸爸哩。”如今，爸爸真回来了，她大概怕再上当，这回得有把握才叫了。在她刚懂事时我的突然消失，给她心坎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洁若追忆自那以后，荔子那欢快活泼的天性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小小年纪就变得有时神色迷惘，有时闷闷不乐。

极大的憾事是没见到桐儿，怎么交涉也不成。他不满两岁就进了一家私立托儿所。自从被评上了东城区的红旗单位，那家托儿所为了保证一个孩子也不感冒，改为整个冬季不许接回家。

洁若劝我去大酱园子看看那里的领导。最初，我实在鼓不起这份勇气，但她认为，既然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就还是去看看的好。

我们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后，人家早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关上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去敲门时，听到里边无线电播放着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欢笑声，及至一开门，人家见到寒伧狼狈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强让进去之后，无线电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只剩下大干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师椅上，劈头就问我劳动得怎么样。我把路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表示尽管改造得不好，对自己还是乐观的。现在中央连像王耀武那样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我相信自己总比他们会……

那位大干部铁青着脸，半腰里就把我打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文艺界的王耀武！”

凉了。我立刻后悔此番自讨没趣，找上门来挨他的骂。

没再说下去了。我赶忙退了出来，一路上怪自己没骨气，也怪洁若不该出这么个馊主意，害得我平白无故地受这么一场侮辱。

一周的假期很快就满了，无论沦落到哪里，只要有洁若，有孩子，就连那样一个堆房，也算是个“家”。为了赶十一点的夜车，九点半我就动身了。洁若冒着凛冽的西北风，非赶到电车站来送我不可。我想到街门和房门还虚掩着，一个人睡在床上的老二醒了会受惊，就死命地逼她回去。

一九六一年元旦，洁若又到农场来看我。炼完钢铁，吃完食堂之后，连首都北京都只有少数人能吃饱，大家都在“瓜菜代”了。她跑遍了城，想给我买点营养品，结果只买到些高档的药酒和果汁。她悄悄地告诉我，有人透露给她，出版社要我回城翻译一部英国古典名著。她打算在我回来之前，把房子换到便于上班的地方。我那时已学会什么都装在肚子里，谁也不信任了。同时，对她捎来的消息，也深表怀疑。

初夏，我同一位老农看菜园子。白天给畦里灌水，打打农药，夜晚轮流值班。除了开会学习，一般不在小组里，心里挺舒畅。

一天，我正挎着个篮子在摘茄子，队长忽然亲自到菜园子里来喊我，说北京来调了，要我马上回小组去做鉴定。

其实，没多久全国大批“右派”就陆续调回去了，我们那批下去的人也一个不剩地通通回去了，当时自然不曾料到。连我自己都着实纳闷着：组里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入党的青年骨干，还有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谁都比我改造得好，怎么我倒比他们先回城？组里有些人想不通，甚至不服气，是可以理解的。

在鉴定会上，偷吃、背稻捆偷懒、说怪话，以至穿套裤恶意丑化社会主义等旧账，都重新翻出来了，我一概默认。只有一位电影专家谈的不是这三年，而是未来。他断言我这个人迟早必然会叛逃到伦敦或纽约。我听了，觉得他未免有些武断。

自然也有人说了些好话，说是在下来的人中间，我年岁较大，又有腰疾，可还是克服了困难，在劳动中是尽力而为的。希望出去以后，不要放松自己，加强改造。我听了自是折服，由衷感激。

接着，我就背起全部行李，去总场集中了。那里还有旁的分场同我一样调回城的人。这回没有人押解了。领了当月的生活费，搭农场的卡车去了车站，然后就各奔前程了。

下了火车，我就照洁若最后一封来信中开列的地址，找到了北小街的一条死胡同。原来最近她已通过换房站，成功地把那间堆房换出去了。按照门牌，进了个大杂院，看到了她在信中所描绘的三间小东屋，却撞了锁。我扒着门缝，瞥见几样熟悉的家具，就把行李撂在门口，和西屋大娘打了声招呼，穿过小胡同到岳母家去了。岳母和三姐早已知道我那天正式调回来，自是欢喜异常，向我祝贺。她们说，洁若请了一天假，上午到车站接我去了。吃了顿饭，再回去，洁若已挑了水，在院中抱着大盆为我洗农场三年零两个月的积垢了。原来她自信准能在车站接到我，及至最后一个旅客已从检票口走了出去，她还不死心，以为我误了一班车，又站在那儿等下一班车，结果白白耽误了好几个钟头。

和那间堆房比起来，小东屋的好处是大了几平方米，间数多了，又刚好位于岳母家和本单位之间。缺点是冬冷夏热，纸棚土地，院中没有自来水，也就是说，回了城还是挑水吃。

然而只要大人小孩能同睡在一个屋顶下，我们就算又有了个家。

四　避风港

经过多年磨炼，我找到了一个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使自己知足常乐的窍门：想想比自己更惨的。通过实践，我发现这是不难做到的。不论你倒霉到怎样地步，总可以找到比你更不幸的人。

刚到农场，了解到伙伴们各自的婚姻状况后，我便为自己的家庭居然没被这场风暴摧毁而庆幸了。回城后，当我知道同去的不少人被调往边远地区而我却能留在北京——我的出生地，并且继续搞文字工作，又使我感激涕零。对于降多少级，以及只准搞翻译（但译者不能署本名），不许搞创作，就更不会在意了。怎么降，也比以前在农场领的生活费多，家庭担子总不至于再由洁若一个人去挑了。至于只搞翻译，我也是求之不得的。划右之前，我也仅仅当过几个月有名无实的“专业作家”。看到连延安来的都能一夜之间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谁能不胆战心寒！看来写作这一行在这里比干什么担的风险都大。我不但自己今生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希望我的子女们不论干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干此行。在我的熟人中间，当时这么想的相当普遍，包括那些幸免于难的。

回城之后的工作环境堪称理想。这家大出版社把我们安顿在一幢新楼里，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这里有几位是历次运动中从未碰着的，但更多的是为了这样那样问题而挨过整的。大部分搞的是各种文字的翻译，包括小说、诗歌和理论，也有个别几位在研究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共同的特点是年事都较高，同时，每个人各抱自己的一摊，相互没有交叉；而且由于不做编辑工作，同外界也了无瓜葛，是个理想的避风港。主持人是一位老党员作家，运动中生龙活虎，日常却平易近人。

这里，除领导有个单间，每个房间各坐上三四个人。大厅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工间操铃一响，几个有球瘾的老头就拿着球拍，兴高采烈地大显身手了。有的学张燮林，有的学李富荣，刹那间英雄们真有了用武之地。有时为了一只球擦没擦桌边，老头儿们还会争个面红耳赤。

我的球艺不佳，但球瘾却很大。我好像有意识地让自己忘情于那东跳西蹦的白色小球上，说不准是返老还童呢，还是乐以忘忧。

那时候可忧的事还真不少，首先就是住房问题。眼看女儿荔子就要从幼儿园出来了，小东屋已经挤得走不进人去。洁若听说大酱园子里荔子当年的小游伴如今六岁就上景山学校念外文了，就赌气说：“我们的孩子没资格去念外文，就让她学学钢琴吧。”刚拿到一笔稿酬她就悉数花在一架钢琴上了。当时，这件乐器给我们造成了莫大困难：钢琴是挤进来了，可学琴的姑娘却没有容身之地了。

这时虽然有两位老友打听出我的住处，跑来看过我们，他们都是自顾不暇的，我们也不会开口。找过单位领导，话里也露出同情，然而爱莫能助。情况是：新单位排不上队，而既已调了工作，原单位就更不予理睬了。

光是挤，我还可以忍受。很快我就发觉，在那个大杂院里，我的身份已尽人皆知了。外院，正对着茅房，住着一家五口人。女的曾因破鞋（暗娼）案被公安局拘留过。也许是成天闻二三十口子的屎尿气味无处发泄，我一上茅房，她就在那间小南屋里边拍打孩子边骂街，嗓门大得坐在东屋里的洁若都听得见：“小兔崽子，长大了你当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当右派！”我没得过麻风病，但那段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那种人下人或等外人的味道。

那时老大已上了初中，洁若去见班主任时才知道，他以为我回到北京就意味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特别高兴。老二老三始终不知道家里出了事。我们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在两个小的入学之前给他们找个安宁的环境。

那阵子常在墙上、电杆上甚至公共厕所见到买卖房屋的招贴。我灵机一动，何不也试试这办法！于是，就连夜写了广告，贴在东四以北的电杆上。

万也没想到，没几天就有了回音。我同洁若一下班就按地址去看了。地点就具有吸引力：离本单位只一站路，骑车用不了十分钟。是一排五间南房，有宽廊，另外还有一间行将坍塌的小西屋。后边茅房旁边还有一间堆房。房周围有三小块可以种点什么的空地。房主住里院，是一排大北房和东西厢房。两家相互还可以有个照应。

房主解释说，“大跃进”中，这六间房硬被征去办托儿所了。现在好不容易共产风煞住了，托儿所停办，房子交还原主。他闹不准那阵风还会不会再刮，不如早日低价卖掉。只要街坊合得来，价钱好商量。

这下，我们又有了个家。房子刚买到手，洁若就计划起来了。她说，把小西屋给你修好，当书房。那一排五间真像条轮船。当中两间没有隔墙，正好当客厅，是放钢琴最理想的所在。房子尽管朝北，却有两扇后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沿窗口在一对老式书箱中间搭条木板，就成了一张长桌，刚好够两个孩子并肩而坐。我们还攒钱把旧式门窗换成西式的，纸顶棚换成灰棚，三个房间里都拉上了自来水管子，装上洗盥槽，只差没搞卫生设备了。

流浪了那么些年，多么稀罕有个家呀！从这时起，洁若的三姐常韦也搬来帮我们理家了。

小西屋修好后，我在门前搭了个葡萄架。心想，我先当书房用几年，等岳母年纪再大些，接她来养老吧。

那阵子山货店里有时能买到点民用建材，安定门外又有家木材厂，可以买到些下脚料。那时我还有把力气，一有富余钱就到处转悠，买点砖瓦水泥，并置了一套木瓦工的工具。星期天时常拿着工具到处修修补补。

美中不足的是正对面就是一家塑料厂。一刮风，熬料的气味呛得不敢开窗户，可我们有的只是满足，经常念叨：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家。

洁若对儿女的教育很重视。大孩子从小有重文轻理的倾向，数学成绩不好。她每个周末叫他演算数学题，一道道地帮他复查，最后考上了重点中学。当时我还在农场。轮到两个小的上小学，她硬是把户口迁到住在一座重点小学附近的朋友家，让孩子进了那家小学。她还真带着孩子搬到那里去住过一个时期。我曾竭力反对，但未能拗过她。及至“文革”中被揪斗，我又想，倘若两个孩子上的是附近的小学，看到前来抄家的群众当中有同学的家长，孩子们的心灵恐怕会受到更大的创伤。

那时我的工作就是翻译那部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翻译之外，我翻阅两百多年前的洋笔记，一时陶醉在远离现实的境界里。

刚回城，还赶上了“三年困难”的尾巴。我的定量一下子从农场的55斤减到30斤，又没什么副食，饿得叫苦连天。洁若要我知足，说她只有27斤。那时，什么朝鲜鱼、橡皮鱼，只要能下肚的，她都成批地往回买，高低也不让我们闹肝炎。

转年，日子眼看就好了起来，不但有了副食，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春节，还举办了灯节，也恢复了厂甸的庙会。夏天，我还曾带孩子们去北海听水上音乐会。北京又成为一座文化都市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心里就有过看法。一九五七年有些人就是在“反苏”的大帽子下倒的霉。我自幸没碰过这个问题。当中苏交恶公开化之后，我虽仍守口如瓶，但内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在忍无可忍的时刻，敢于漠视霸权者手中挥动着的原子弹坚持民族尊严，敢于挺身出来抵抗大国沙文主义，由衷地感到钦佩。

一九六二年的气温升得好高啊！虽然“右派”已称不得什么知识分子了，可听说有人主张为这号人摘掉资产阶级帽子，还是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在那开来开去的神仙会和向党交心会上，我和洁若几乎天天都在相互提醒，绝不可信口开河。其实，我内心很希望党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之余，也反反三十年代中期他们那里搞的那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的暴行。幸而我丝毫也未露口风，因为历史即将重演，悲剧正在朝着同一方向迈进。

果然，反修的矛头忽然转过来，枪口对内了。一时又找起碴儿来，这也修，那也修。眼看火苗又将烧到我们那个避风港。反右中间当过靶子之后，我很可能又成为反修的靶子。戴着“右派”帽子居然还买了钢琴又买房，真是修到了家！

可是这时我也受过点革命锻炼了。在农场期间，难免不从个人的遭遇以及对周围的观察中做些反省。看来阶级斗争躲是躲不开，只有力争上游。一个人私下里即便买古玩藏春宫，只要革命嚷得响，反别人的修反得坚决，照样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平步青云。何况我们买房子是实在出于不得已，关键在于：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再也不可躺倒挨打了。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当了那么多年的老鼠，我也想学着当只猫了——甚至想当一只张牙舞爪的猫。回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悲。在我们那堆老头儿中间，我——一个不知深浅的“老右派”，也跟着打起反修旗子，批判会上竟然也学着给人上纲上线。那自然是出于战略性的防御，是怕由于买房，火又烧到自己身边来。

然而已经戴过“右派”帽子，尽管一九六四年总算摘了，也仍然是个“摘帽右派”。经过实践我认识到：原来猫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一九六六年夏天，风暴真正来临时，仍旧立刻就被揪出来，并且遭遇要远比一九五七年惨。

五　又没家了

人们常用“挂羊头卖狗肉”来形容外表与内容的不一致，我一直以为不甚恰当。因为这种比较并不突出，甚至也不包含对照：羊头不但在味道上并不比狗肉更好，身份上两者也相当。在有些地方，对有些人，狗肉也许更为罕见，因而身价也更高一些。

现代史上，有些招牌写的既高尚又响亮，而其内容则既肮脏又丑陋。洋的，比如臭名远扬的纳粹主义。原文“纳”即民族主义，而“粹”则是社会主义的简写。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最得人心、最受人们拥戴的两个字。然而实际上它包含着怎样血腥的内容啊！

同样，我第一次看到“文化革命”一词时，就立即联想到拥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把文化革命化了，必然意味着人的进一步解放。万也没料到，它原是封建加法西斯的双重奴役。尤其令人迷惑的是，这场革命一开始，就先公布了十六条纲领。实际上呢，声称只触及灵魂的运动，却成百万地屠杀肉体；表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最后却搬出了机枪和大炮——倘若不是客观上起了骤变，使它戛然打住，原子弹也很可能登场。在权势欲的驱使下，人的残暴凶狠是无止境的，对同胞、对同类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

一九五七年那场“六月雪”是骤然自天而降，一九六六年的浩劫却经过了相当一段时日的酝酿。开头还真未越出文化范围，左不过是挑挑某部电影或话剧的眼，把古装人物硬从舞台上赶了下去，换上拿锄头穿干部服的。反正我也不看戏，觉得“文化革命”几乎同自己毫不相干。就是喜欢看戏的，也犯不着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争什么古装新装。

家里三小块地，正面的种了些花草。我找到几种罕见的牵牛花，有大而雪白的，有紫色带纹的，爬了满墙。一位诗人朋友赠我一车热带植物。岳母把她珍藏多年的大鱼缸送了来，种上我喜爱的睡莲，摆在院心。

上高中的老大钻研起古代神话了，老二、老三都在全市少年宫讲革命故事，还得了优秀奖。星期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老二去三条学琴，洁若则领背着画箱的老三去写生。他的画在电视台举办的儿童画展上也得了奖。

一天，一位从不露面但自命不凡的姑奶奶亮相了，一身戎装，目光炯炯。由传抄出来的讲话看，并不凶悍，倒还是位细心的导演，而且学识渊博，上下古今，《红楼》《水浒》，无所不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谈的什么往往都意味着间接的最高指示，因而不能不令人对之肃然起敬。

我在公开场所，使劲地跟着大声反修，以便维持住这个家和它的小康局面，洁若同我都只巴望像信鸽一样，在那几间南屋里筑下个安乐窝。为了防修，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让他们记住大渡河上的英雄，让他们从《刘三姐》的歌曲和《收租院》的泥塑中，学得爱农民，恨地主。我们省吃俭用，一心一意让孩子们尽可能在安定的环境中长大，以充分体验社会主义的温暖。我们只想把自己在旧社会学到的一点东西，献给新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

因为吃到过苦头，我们学会了非革命勿视、非革命勿听的生活方式。家里那架捷克制造的大收音机有短波，但除了中央台，我们从来不对外界有什么好奇。一次，我偶然拨到一段美国之音的圣诞歌曲，洁若马上就关掉，并责问我要把孩子引到什么路上去！我们别无他求，只想本本分分地在这社会主义乐园里当一辈子安分良民。

洁若反对我在客厅墙上挂那些英国版画，说别忘了一九五七年骂过你是洋奴的话。她带着孩子们去买来几幅毛主席像，装在镜框里，把英国版画都垫在后面。其中一幅主席标准像足有二尺半宽、四尺长，挂在客厅正中央。她要让孩子们白天看，晚上看，时刻想到的，只有红太阳。没想到她的这份苦心孤诣，在风暴来时，反倒成了罪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宣布上级新党委派新班子来接管了。那天，我们都下楼来夹道欢迎。新领导是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面色黝黑，眼镜后面闪着冷峻的目光，严肃有余，却缺乏刚进村的八路军那种和善。

原领导把她和她的随员请上台，跟着就宣布一张名单——首批牛鬼蛇神的名单。其中有我倒不足为奇，却也包括原党委的全体成员。那是个星期六。通知我们星期一早晨带着轻便行装来报到，机关要“背靠背”地闹革命了。

刚经营起一个家来，眼看又岌岌可危了。孩子们看我端着饭碗发愣，就噘起小嘴不住地扯着我问：“爸爸，怎么啦？”我把孩子们搂得紧紧的，直好像一只隐形的手又要来拆散我这个家。

我原以为又要去什么农场，却被送到西郊一所腾空了的学院旧址。这里浩浩荡荡地集中了文艺大军七百人：有写小说的，也有唱京戏或跳芭蕾舞的；有考古的，也有画画或作曲拉提琴的。[5]住进去之后，两个人一间房，雪白的床单，可口的饭菜，白天开会反反自己身上的修，晚上还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片子。宣布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进城去同家人团聚。阶级斗争之难以捉摸，就在于它总是出人意表。回想起来之前的那阵紧张恐慌，又感到可笑了。

七月间，“黑帮”这个词儿出现了，而且这个帮还有一条很粗的黑线。最初以为官得做到几级才算得上。很快就发觉，这七百人一个也跑不掉。

多谢那场“反右”，老早就把我降了若干级，成为一名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了，到七月下旬，我们当中就有不少被揪出来挨斗的了，有的已经打得皮开肉绽，可我缩着脖儿躲在一边，连块皮也没蹭着。

八月的一天，大卡车来接了。这回一上车就觉出，本单位来接的人气势汹汹，和往常大不一样。只是上车前还没像音乐、电影界那样先斗一通，打个死去活来。

车刚开进机关大院，就听到一片口号声。一下车，我们中间的旧党委就全给戴上高尖纸帽，并且把一个年轻党员打扮成小丑，给他一面小锣，由他鸣锣开道。我跟在这游楼队伍后面，由一楼游到四楼，又转了回来。各层楼都挤满了革命群众，声嘶力竭地喊着打倒的口号。

游楼之后，还准许回家。一到家，仍旧是一片温暖。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仍愿拥护。没几天，“黑帮”集中了。也就是说，扛个铺盖卷，关在机关里了。与此同时，发动全体同事来贴大字报，对我们进行起揭发。事后知道，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洁若和她的三姐也受到压力，非揭发我不可。

正如一个给我足足贴了一墙大字报的人所写的，从农场回机关后，我一点也没轻举妄动过。写一张不足五百字的大字报，也非要给好几个人过目并推敲后，才敢抄写出来，可荒谬的是就在同一批大字报上，此人又为我编造了几句我根本不可能说的话，诸如在办公室里对苏联毒打中国学生以及美国飞机轰炸云南下关拍手称快。大字报贴出不到两小时，这位仁兄也被揪进牛棚。说他原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特务，专混在学生中间打小报告。

在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小说里，我读过持枪的工农监督知识分子劳动的场面。一九四九年后，在我国并未重演。到一九六六年，这现象才出现。在我们这个以出书为业务的单位里，有的司机俨然以社长自居，有的炊事员摆出了政委的架势。我们这批牛鬼蛇神由一个跑印刷厂的人主管。每天早晨，他分配这个去打扫厕所，那个去烧锅炉。他又像个狱吏，哪个单位要斗谁，就向他要人。他把人交出去，斗完了再领回来。

自然，牛棚里的批斗会也不断在召开，而开谁的会，什么时候开，全由原先在食堂里掌勺的高个子决定。由于我说话有欠恭谨，他曾经发动牛棚里所有的“牛鬼蛇神”（六十名）接连批斗了我三天。但指控我的情节，自打了嘴巴，被我戳穿。于是，高个子恼羞成怒，把我由一般重劳动（比如运卷筒机纸）改为最重最脏的锅炉房的活儿了。幸而一道劳动的王子野和范用两位好心照顾，总算没把我累垮。

在机关里当靶子，我是估计到的。万也没料到街道上还不饶我。八月二十三日中午我正在啃着馒头，主管我们的那位“狱吏”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原来我们那个世外桃源的领导用过的单间，通知我一点钟我家对门的塑料厂工人要斗我，要我思想上先有个准备。

几个横眉立目、臂上戴红箍的彪形大汉叉着腰在大门口等着我了。我同他们一道蹬上自行车，就朝我家骑去。

土改中，我看过斗地主。镇压反革命时，我看过斗南霸天。这回该轮到我了。可我统共在那里还没住上四年！我们一直关上门过日子，谁也没招惹，凭什么斗呢？我一边骑，一边在纳闷。

到了门口，就看见两边墙上都贴满了打倒我的标语，左不过是大洋奴、老右派等等一九五七年就骂够了的话。

可是被押进去之后，我愣了。彼此从未谋过面的塑料厂工人挤满一院，振臂高呼口号。我一眼就看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小花园成了一片废墟。墙上爬的，扯下来践踏；盆里栽的，连盆一起摔个粉碎；连这一年刚结了几个青果的小苹果树，以及葡萄架，也未能幸免。往屋里一看，柜子推倒了，凡能砸碎的都砸碎了，满地都是玻璃碴儿和书稿，连墙上的镜框后面都搜到了，版画被扯个稀烂。批判会上，说是用主席像来掩盖资产阶级货色，罪大恶极！

廊子上并肩站着两个吓坏了的娃娃。他们眼睁睁看到爸爸的前胸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三姨也被勒令和爸爸一道跪到院心的八仙桌上。

事后才知道，那次的斗争会只不过走走过场，既没什么揭发，自然也谈不上批判。但我还是从会上一位妇女的发言中，听出了斗争的用意。她说：“凭什么我七个孩子、一家九口人，住一小间屋，他们才两个孩子，住这么一大片瓦房？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

斗争会就是以她搬进这栋瓦房，我们被勒令迁进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纸顶棚小东屋来结束的。

斗完了，我又蹬上车，由一个戴红箍的大汉押回去机关。临走，我呆呆地望了望廊子上我的两个娃娃，他们都已哭成泪人儿了。事后才知道，高中即将毕业的老大，那天抱了一床待拆洗的棉被回家。到了门前，看到标语，听到院里的阵阵呐喊声，吓得扭头就跑。那时还有护城河，后来他告诉我他想跳，但没跳，只在河边坐到天黑。一个没了家的孩子！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戴红箍的一定要我继续挂着牌子。我就这么骑着车游街示众。一进机关院子就看到洁若正戴了顶高尖纸帽，站在一辆平板三轮上挨斗。她周围一簇振臂高呼着的群众——其实，就是些同一部门，甚至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如果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把革命搞得阴惨惨的，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就变为血淋淋的了。

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仿佛日夜都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留在人间。后来，思想逐渐转入怎么离开它。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法和方式，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文洁若挨斗的那天下午，我确实想从五楼跳下去，用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来抗议。但走廊已布了岗，我没能上去。

一个出了大学门就进机关门的干部，一个新婚之夜还在看校样的编辑，她有什么罪呢？凭什么这么斗她呢？

完了，全完啦——这就是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有了生不如死的想法。我感到，唯有死亡才可以使我从这种凌辱和折磨中解脱出来。

我不是没想过自己死后，丢下三个孩子怎么办，然而死的念头总缠住我不放。它振振有词地反问我：你就是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对孩子们又能有什么用？还不就是牵累他们！于是九月五日夜里，我吞服了一瓶安眠药，还灌了半瓶白干。可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

当时，像我那种情况，医院完全可以拒绝收纳——不少人的生命那时也正是那么结束的。就是收下来，也大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一下了事。然而隆福医院没那么办。几年后我从自己的病历上看到“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几个字，我完全理解他们当时这么写的必要性，关键是：他们收下了我这个黑帮并且救活了我。

我没死成，反而由于曾企图寻死而挨了顿批斗。不过这回批得我口服心服：说我用红笔留下的那封遗书是虚伪的。是呀，正如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一些遇难者临刑前还大喊“万岁”是虚伪的一样。以前我不能理解，他们受屈而死，怎么还喊“万岁”。我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出来了：我反正死定了，何不乘此给洁若和孩子求求情，请革命群众对他们高抬贵手！

在批斗会上，还要我交代黑思想，究竟为什么以死来抗拒革命者对我的专政。这回我有点豁出去了。既然要我交代自杀时的黑思想，我就说：我曾为那些死于“文革”前的人如郑振铎、梅兰芳庆幸。倘若活到现在，必然也逃不开这劫数。因此，自杀之前我的内心逻辑基本上是，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再有知觉和感情了。

我讲完之后，当然引起一片严厉声讨。但我说的话太真切了，我只不过讲了旁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举着拳头声讨我的人）没敢讲出的话。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批斗完了竟放我和文洁若回家去过夜——虽然那早已不成其为家了。

抄家之后，我们两个在机关里被隔离了两个星期，见面后，我才明白真相。当洁若在大车上被揪斗的那一天，军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去，问我：“你老婆招认是特务了，她还有电台，你离不离婚？”我说：“如果她真是特务，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能不是？”我请他派人再去搜查。

洁若告诉我由于她大姐与美国人结了婚，并入了美国籍，那些戴红箍的便硬说她母亲是特务。抄家时从她母亲屋里找到一架收音机，那原是在大同工作的小儿子替她装的，他们却一口咬定那是一部发报机，对她拳打脚踢，要她交代罪行。洁若是个孝女，当她母亲的住房门上贴满了大字报后，她还一早一晚跑去看她，给她送鸡汤，终于惹火烧身。

洁若知道戴红箍的是天兵天将，他们在院子里折磨她，她一直逆来顺受。到了午夜，他们才发觉，当他们对做女儿的施行私刑时，她的母亲万佩兰已在屋里自缢身死。洁若说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她在那些暴徒脸上看到了兽性。他们竟然逼迫洁若当着她那尸骨未寒的七旬老母，一遍遍地大声发誓：“万佩兰死了，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我死了，世界上也去掉一块烂皮。”逼死了老的，特务和电台的罪责便落到洁若身上。戴红箍的累了，叫来了一帮学生，自己回家睡觉去了。洁若说，那些孩子大概是初中生，顶多十四五岁，他们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地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事后我们从小报上得知，某中学确实设了水牢，出了不少人命案。

天明后，脸上被涂满黑墨，赶着她赤脚游街示众，被押解到机关后，接着又在那辆平板三轮上挨斗。

我不相信人的秉性是难移的。三十几年来，我就亲眼看到了洁若性格的显著改变。一九五七年之前，她原是个大气不出的腼腆人。成为“右派”臭婆娘之后，她一天天地变得泼辣。整整十年的浩劫，她就是这么挺过来的。

我拿岳母的情况和自己对比了一下，逐渐地打消了自寻短见的念头。她的子女都长大成人，无牵无挂，而我的一个高中，两个还是小学生。我死不得，这点社会责任心我还没丧尽。

“文革”中没有批斗那么轰轰烈烈，可有时比批斗更为残酷的是外调。前者是响亮亮地挥起大鞭，后者却如用小刀剜肉。我的好几位友人在批斗后仍若无其事，经过几次外调的折磨，却寻了短见。

批斗的材料大都来自“内查”，外调则不定来自何方。正如“三反”运动中“老虎”乱咬人一样，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可怕的方面：自己倒了霉，就尽量拉上几个。因此，甘肃某人的交代材料中说你曾叛变，海南岛又有什么人说你投过敌。这类材料就都送到你所在的单位的革委会来。有时是革委会责令你交代，有时甚至是掌握该材料的那个单位革委会派人前来直接审讯。方式大都相同：1．不告诉你是谁指控的。2．连控告内容也不透露丝毫。只拍着桌子喊“交代”。老友范长江在已经得到解救并下了干校之后，竟又碰上这么个情况。他投井自尽了。

这方面，我算是幸运的。我没诬陷过谁，也没被谁诬陷。一次对我的“外调”，却是以喜剧形式结束的。这倒不是因为我长于辞令，而是由于前妻王树藏对我的保护；同时，也由于派来的是一对饭桶。

一天我正在锅炉房添煤时，忽然喊我去见外调人员。我一路上好不嘀咕。一进门，两个年纪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的小伙子就拍桌子要我交代：一九三八年我在拒绝去延安时，对王树藏曾讲过什么话。我反复回忆，怎样也想不起这件事，更无从交代我对树藏说了些什么。

最后，他们摊牌了（一般外调是不露底的，这是他们饭桶处之一），说我曾告诉王树藏：“我不愿接受周扬的领导，所以不去延安。”我听了，冷笑一声，问他们可知道周扬今天是何许人也？（他们愣了。）“难道你们不知道文革一开始，就把他作为文艺黑帮总头目揪出来了吗？如果我那时就曾拒绝过接受他的领导，那么今天我就不但不会是黑帮身份，反会成为革命的先知先觉了！”（这回更证明他们是饭桶了。）

两个嫩娃娃听了，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就挥手打发我回锅炉房了。

当然，我遇上的是一对善良的饭桶。不然，他们一恼羞成怒，很可能不容分说把我打成一摊烂泥。每想起此事，就庆幸遇上的是这么一对天真烂漫的可爱青年。

“文化大革命”开头有点像掷骰子。一只无形的手摇动骰子，往桌上一扔，然后，啪的一下用碗扣上了。

六月到八月间，骰子扣在碗下，也不知道这回要搞的是谁，所以就抓已定性的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当时街道上遭殃的多了，我们还亏了有个机关。

九、十月间，扣着的碗慢慢揭开，逐渐露出底了。这显然是一场夺权斗争。“右派”再老，人也早已臭了，手中也从来没有过权；是渣滓，是垃圾，说什么都成，然而不可能成为发动者的主攻方向。

原来的领导班子被认作黑线的主要成员，动辄被揪去，大会斗，小会斗，忙得不亦乐乎，属于黑五类的我们，倒闲了下来。成天坐在办公室（如今成了“牛棚”）里，桌上摆一本《语录》。翻累了，就对着天花板发呆。偶尔飞进只蜜蜂或花大姐，还会引起不少兴味。十几双眼睛跟踪着它忽而攀上天花板忽而撞在窗玻璃上的飞向。不然，就闷坐在那里。倘若心理学家把那时我们头脑里的活动记录下来，必然很有趣。

重要的是晚上可以回家。尽管所谓的家，除了人还在，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它还是十分温暖的。世态如此炎凉，家就更加温暖了。

每逢读报读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我就联想起我们被赶到的那个“家”。那是旧社会专门为了收房租而盖的偷工减料的“半壁房”。和后面的西屋合用一堵山墙，进深只有两米多。檐太浅，一下雨，水就透过纸窗，流得满屋子都是，冬天灌寒风，夏天晒成火炉。被轰到乡下去的原住户在窗外留下了半截破布帘，洁若说：“这个局面还不知能维持多久呢，不必买苇帘了，我自己缝一个吧。”一个工作惯了的人如今整个闲了下来，就老得找点什么干。她把劫后残余的旧衣烂布，缀在一起，挂在檐下，简直像是沙漠上支起的帐幕。我又用木条和油毡在窗下搭起个“厨房”。街道把三姐跟我们分开了。在那小厨房里，我为全家做了整整三年的饭。我一向不认为家务是妇女的天职。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几次向洁若表示，准备当个家庭妇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时我们还有三只热水瓶，我在上边分别挂了牌子：“刚开”、“开过”和“未开”。绝不用“开过”的水去洗脚。我干得很起劲，并十分得意自己的精细能干。

没有书可看、可译了，然而搞惯了文字工作，还是手痒。那阵子常见到《毛主席诗词》的各种注释本。我参考各种版本，重新编了一部。她把小时练的蝇头小楷的本事也拿出来了，就一本本地抄写。老二也抄了一本，老三管装订，好像开起一个家庭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洁若也进了“牛棚”。她不甘心像我那样成天望着天花板发呆，就把注释本带到“牛棚”里去抄。这还不算，一天心血来潮，她又把一套平装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带去，用块橡皮去擦写在页边上的学习心得，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中直机关脱产学习时写的笔记。她想擦干净了给老二用，省得另买。上头密密麻麻的还真写了不少，忙到下午她才擦完第一卷。没料到同牛棚的女伴早已盯上她，并给她汇报了。突然，革委会勒令她把那四卷《毛泽东选集》以及《毛主席诗词》手抄本全部交出去，还限她次日早晨把家中所存的也上交。

这下一家弄得很紧张，坐等大祸来临了。荔子已把她亲手抄的那本送给了级任老师。洁若连夜带她去学校，向老师索回。不料那位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师被诬为“漏网富农”，正受隔离审查。

荔子和她弟弟，在学校里一直是五好学生，少先队中队长，但“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因家庭的缘故，连红小兵也没当上，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场。

那时当政的革委会还讲理。抄去的诗词注释本和《毛选》，经过专门小组反复审查，始终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又全都退了回来。

这场虚惊之后，我们一家仍旧闲不住。荔子和桐儿画了几百张幻灯片，晚上在院子里放映，画的当然都是雷锋事迹之类的革命宣传。我还教他们画世界地图，画中西历史对照图表。我要让他们晓得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文革”只是历史上的一瞬间。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一种慰藉。

智育之外，也得让孩子们有点体育活动，况且星期天闷在小东屋里也不是办法。当时不敢去公园，我就骑车把小桐带到农业展览馆后身的窑坑里游水，带点干粮，一待就是一天。

一回，归途被曾经是炊事员的一位革委会成员瞥见了，第二天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去。当时，我们那个革委会对“黑帮分子”有一种很文明的惩罚办法，就是如有过失，在早晨排队请罪时当众掴两个响亮的嘴巴。文明，是因为既不拳打脚踢，同时又起到了惩一儆百的作用。组里已经有两位受过这种惩罚，当时我估计自己也跑不掉了。然而办公室里的那位管“牛棚”的同志（原美术编辑室编辑）很讲理。我一再解释，去那里是为了孩子，而孩子是无罪的。听了我的话，他点了点头，放了我。至今，我仍为此而感激着。

有一天，我到出版社对面去修鞋。那里一溜儿坐着三位修鞋师傅。个个胸脯上佩戴着毛泽东大像章。其中一位死死盯着我。突然，他像是对自己小声呢喃道：

“这不是乐子吗？”

我听了一愣。谁会晓得我的奶名呢？我起先装作没听见，可他那样继续盯着我说：

“不认得啦？我是二秃子呀！”

这时我才朝他偏过头去。果然挺面熟——他姓安，是我的一位姨妈的儿子。我凑过去同他打了招呼，一边纳闷着怎么分手将近半个世纪，他竟然还记得我的长相。我也依稀忆起几桩往事。（其实并不怎么体面！）一回我跟这个小伙伴一道去偷打邻居树上的枣，被人家撒出的猛犬咬了一口。另一回，我家揭不开锅了，姨妈带着这个二小子给我们送来了一碗棒子面。

他约我当晚六点到东四牌楼路西一家小饭馆门口等他。我准时去了。

缝鞋时，他穿得很旧，这会子却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藏青新制服。那时我不啻在受管制，生怕给出版社的革命群众撞见，又得遭殃，所以不免鬼鬼祟祟。他呢，挺着胸脯，领头上了楼，选了个僻静的座位。

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主要是来叙叙旧。他点了几个菜，一壶酒，蛮有气派。他告诉我，由于多年来免费为军烈属补鞋，新近他被选为东城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经常被邀去讲用。

当他问起我来时，我深深叹了口气说：

“当初要是把地毯织下去，别当什么臭老九，也许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他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

“兄弟，你肚子里那点墨水还用得着。”

我感激他的鼓励，可那时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前途。

到了一九六九年九月，肚子里有墨水的统统都流放了。临行前，我和洁若在那间小南屋里回请了他一次。他告诉我们，鳏居多年后，他刚刚和一位寡妇结了婚，并留给我们南罗鼓巷的一个地址。可惜在以后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我再度和这位童年的伙伴失去了联系。

这里要补充一点：“文革”后期，不知哪位英明领导发现，把“黑帮”及其子女一塌括子划为敌人不上算，于是，“黑帮”子女就获得一个特别称号——可教育的子女。当然，这实际上是划为次等小公民，但待遇就强过他们的“黑帮”父母了。

风暴之前，洁若为《文艺报》写过一篇《<红岩>在日本》，因而跟在上海青浦县教书的中学同窗张址瑁通了信。一九六七年秋天，家里忽然来了一位红卫兵，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是那位老同学的外甥谢天吉，一个有头脑的青年音乐家。

自从老大去大西南串连，来信说要同藏族人民闹革命以来，两个小的就嚷着也要出去。由自己的房子被赶出来后，他们在精神上受了不少打击，有人骂他们作狗崽子，动不动还以再度抄家相威胁。两个娃娃都急于跳出那个牢笼。小荔常嚷着要去边疆参加兵团，小桐则闹着要去长白山当猎户。为了让他们变换一下心情，洁若问天吉能不能带他们到青浦去转一趟，没想到他满口答应下来。两个小的兴高采烈，我怎么拦也没能拦住。

当时我们都没估计到那是多么冒险的一次旅行。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青浦一下车，正赶上两派在武斗，当场就活活打死了五个人。孩子们第一次见到真刀真枪，第一次见到死尸。归途，在徐州又碰上了一场武斗。这些都无疑在他们幼小心灵上打下深刻的印记。

报上一登出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我就预感到形势要有变化，连那个用破布帘子遮起的家也将保不住了。

果然，要下去了。从公布出来的名单看，并不限于黑五类，这回是“一锅端”，就是说，把知识分子通通赶下去。这样也好，我同洁若就不再分开了，这是一喜；然而又得同孩子们分手了。姥姥已经不在人间了，只好把他们丢给三姨常韦。

走之前，我骑车带小桐去了趟香山。一路上我们两人一道背诵着“老三篇”。在半山亭下，我搂着依依不舍的孩子，默默地遥望着灰云下的北京城。

“爸爸，咱们还会有个家吗？”他猛孤丁地问了这么一声。

“会的，”我把他搂紧，“而且会有个很好的家，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

这么宽慰着孩子，我心里其实十分茫然。孩子没再问下去。他知道我讲的是一厢情愿的空话。

六　五七道路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一九五八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通通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l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

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的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看见提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了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祖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幽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们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下一步就围湖造田了。

因此，每天早饭后我们就排队去工地，头几个月差不多成天都同砖瓦水泥打交道。湖还没围起，砖依然能从水路运到湖边，然后卸下来，用大车拉到工地上。

卸砖用的夹子，一夹就是四块，递砖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挨个儿往下传。年轻力壮的干起来从容不迫，年老体弱的难免就气喘吁吁。活儿往往按政治条件来分配，像我那样的“摘帽右派”以及其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自然比革命群众还得多干些。遇到运砖瓦木料的船半夜才到达湖边，连长照例就站在门外，喊名字。喊到的即便已经入睡或生点小病，也得乖乖爬起来去当差。湖北雨水多，湖边路窄泥泞。已经干了一天活再爬起来，有时真吃不消。一次排长派我下河捞泥，那是特壮劳力才能胜任的重活。洁若马上以我没带水田靴为理由，替我搪住了，事后她还在会上挨了批。

有一天派我去大队部仓库领油毡。一看，管仓库的是一本大型外文字典的编纂者。他因患癌症，锯掉了右腿，竟然也得下来。看他老远拿着钥匙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大吃一惊。每逢我干得吃力而要发牢骚时，就用他来鞭策自己。

房子由北往南盖，按平方米计算的建筑费，越降越低。起初全用砖，后改为一半用土坯，最后索性通通用土坯盖了——土话叫作“干打垒”。据说可以用“干打垒”盖几层楼房。房子随盖随往里搬人。直到老弱病残搬到另一个地区后，洁若和我才分到尽南头那排中的一间，桐儿也搬进来，我们三口团聚，又算是有了个家。

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因时令而异，寒冬时喜欢，酷暑时怕。从没听说过谁怕月亮。嫦娥的神话多美！人们还喜用圆月象征家庭团圆，表明人类对月亮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咸宁的期间，我最怕月亮了，尤其怕月圆。因为那时军宣队就会半夜里忽然吹哨“拉练”。拉练是正规部队里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训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在军宣队管理下，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我往往是最后一个站上队的，一边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所以走起五七道路，人反常了，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下来之后，我们两个孩子的发展大不相同。儿子还在小学，先在咸宁住宿，继续读书，偶尔乘大卡车回到连里，和父母共度周末。只比他大一岁九个月的姐姐，只因为已上了初中，下火车的第二天，就被编入了劳动大军。

荔子思想单纯，素性好强。自从亲眼看到家被抄、父亲挨斗之后，她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狠抓政治。首先就是要学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雷锋和王杰。连里什么活儿重，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士一道死命地干。下工后，旁人换洗干净休息了，她却又去伺候连里一位绰号“圣人”的一家数口。“圣人”难得找到这么个小女仆，就贴大字报赞扬她是“活雷锋”。

“圣人”是位国学家，年轻时熟读诗书，生平最得意是几首歌颂大炼钢铁吃食堂的打油诗。他又是全连背诵“老三篇”的名手。他个子高大，嗓音洪亮，背时抑扬顿挫，表情生动，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一下子像位活张思德，一下子又像是老愚公再世。“圣人”不但擅长舞文弄墨，还手巧心细，精于修理。下来之前他早有准备，还特置了一套修理工具。初到咸宁，听说军宣队首长的表不走了，他赶忙把活计张罗到手，连夜在油灯下给修好，又亲自捧到连部。于是，当我们风里雨里趟着沼泽地，赤脚下稻田时，连部却分配他坐在宿舍旁的一间草棚里，专管修理。要是连里有头有脸的人的手电筒什么的坏了，不用催促，他会马上给修好，一般五七战士送来的，就要看“圣人”的兴致了。

小荔自从听到这位“圣人”朗诵“老三篇”，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主动搬去和“圣人”的几位千金同住一屋，为她们洗洗涮涮。住在隔壁的几个女干部愤愤不平地对洁若说：“你的女儿太老实，白天劳动，下工后还要为那么多人洗衣到深夜，身体要拖垮的呀！”有一次，洁若正在吃晚饭，旧领导班子的一个女党员来找她说：“这几个女孩子真不像话。我刚刚看见萧荔在塘里给她们洗衣刷鞋。她们自己吃饱了，也不去替换一下，让她回来吃饭，还在那里嘻嘻哈哈！”

原来包括这位女党员的女儿在内的其他几个女孩子也找到了窍门，都来利用小荔的劳动力了。但女党员作为走资派被揪斗了几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敢管。“圣人”告诉小荔，学雷锋贵在持久和彻底，不可听了流言蜚语就有所松懈。我们那个苦行僧的女儿听了，服务得就更周到了。

桐儿却绝不认为只因为父母在“文革”中被揪斗，就该由他来赎罪。他小学毕业时，连队办的向阳中学开始正规化了，所以他几乎没耽误功课。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民歌的长文，受到国语老师的赞赏，还跟着我学起英文来。他没当成长白山的猎手，却成为那一带的捕蛇能手。三年里，他足足捕了两百多条蛇，并特别喜欢徒手去捉毒蛇。一回，他给眼镜蛇咬破了手指，偷偷去医务室打针吃药才好。他有时晚间提了几只牛蛙回屋，于是，一家三口就打起牙祭。

五个连几百口子住在一个山头上，吃水是大问题。幸好坡下就是湖水，尽管那是几十头水牯的浴池，也得把水绞上来食用。这样，就请来一位柴油机师傅，他需要个助手。试了几个人都没入选，他单单看中了我这个笨货。于是，我由班上抽出来，当上这个美差。

以前，早饭后一听连长吹口哨，我也像旁人一样，就扛了农具去站队，然后由连长带头喊上几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随大队向地里走去。如今，我却站在湖边柴油机席棚外，看着大队走过。

有时，大队过去后不久，就见连长扛着渔网到湖边来打鱼了，随身还带着连里的一位女干部。这位凭出身和武斗本事由基层升成领导的连长，最喜打鱼。由连里出一大笔钱买了张渔网，供他散心。打到了他可以改善生活，打不到也别有一番乐趣。

一天他正要下网，只见山后拥出百十口子农民。原来自从湖里的鱼改归县里经营后，附近社员好不服气，就由生产队队长带头下来抢鱼。连长见势不妙，赶紧收网奔回。

随着围湖造田局势的展开，干校同当地农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口粮以外仅有的一点副业收入，靠的就是这个湖。湖里可以捕到鱼虾，还产莲藕。湖水一干，干校在高处种上高粱，低处开成水上田。于是，半夜里成车地偷走玉米的事发生了，甚至猪圈里也丢了肥猪。

这时，中央办公厅设在江西的干校打起四自给（粮油肉菜）的旗帜，并号召当年要把干校投资挣回来，并做到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这明明是抛开劳动锻炼的原旨，硬逼着我们这批耍一辈子笔杆的人去靠土地生存。我们连自然也不甘人后，响应号召，把劳动量加强到吃不消的程度。

我是将满六十时下干校的，但不知怎的，派活时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要求我一个人挑两满桶粪，而比我年轻两岁的，只消两个人抬半桶。雨天或假日派公差，也总短不了我。有一次洁若站在山墙下递灰浆，看我挑两大桶灰浆，趔趔趄趄走来，便央求排长，让她跟我换了工。但我们二人并不经常在一起干活，我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

我们连一次双抢，第一天黎明前下湖，第三天中午回来。五十来个小时不分体力年龄，昼夜奋战。我干的算是轻活：把打谷机吐出的稻草拉到草垛上。夜间两班倒，拉一小时，哨子一吹，就歪倒在草垛上喘口气。哨子又一吹，就爬起来再拉。第三天上午，我和另外两个也已过六十的终于垮了下来。下工时，大队长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睬也不睬。还是一位五七战士的爱人——从外单位来的一位好心的女同志，扶我回去的。

武汉第二医院的大夫听了心音，看了心电图，不住地摇头。他皱着眉头，在我的病历上写了“冠心病”三个字。

对我，那不啻是一纸判决书。

那以后，要我改值夜班。那阵子连里正死了人。洁若说，高低也要我活着回去。于是，她白天下地，晚上还经常帮我值班。

这时一位从延安来的诗人以老干部身份替大家求情了。这下子军宣队领导暴跳如雷，认为他抗拒劳动，是大逆不道，就死命找他的碴儿。五一节他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内有“身在咸宁，心在北京”之句，显然是在表达他多么想念党中央。这下辫子给军宣队抓住了，便批判他不安心劳动。后来北京调他回去，调令也被扣住。这位可敬的诗人始终也没能回首都。他一肚子委屈，躺在床上喝闷酒抽烟，燃着了被头。套句托尔斯泰的话：人诞生时的情况大致都差不多，死法可就千变万化了——尤其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

诗人就这么饮恨而死。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当年的向阳湖畔为他竖立起一座诗碑，在表彰这位有恻隐之心的共产党员的同时，也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

七　终于又有了家

五七干校原来的设想似乎是让我们终老于斯。所以除了房子，还盖了仓库、学校、商店什么的。一九七一年六月，调上去一批，自然是出身好，响当当的。同时，地方上也要人了，武汉就挑去了几位。一九七二年年底，大多数人调回了北京，情绪上引起了一次大波动。世上最可怕莫如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问：“哪天才轮到我？”像我那样的暗自问的则是：“要调的都调回去了，剩下的将怎么办？”

原来的那位连长自然调回去了，新连长是位女作家。她为人耿直，生活刻苦，很讲原则。她是从延安来的，本应是响当当的一位，可是在她主持一个文学刊物期间，犯了个大错误——爱才，而且重用的是位有才的“右派”。不然，她也不至于还留在那里陪着我们这些残渣余孽。

有一天，她把我找到连部去谈话，说干校总部下了通知，要年满六十的一律办退休，让我考虑一下。口气之间，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当晚，我给她写了封长信，讲的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说，办退休也应看工种，不应光以年龄而定。体力劳动，如矿工，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胜任了，只能退下来。可是搞文学艺术的，人到六十岁正是成熟期。我还举了几个外国文学家、音乐家的例子。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信，真是无的放矢！难怪第二天她说，我写的是一篇退休论。

表格我还是填了，来不及去县城拍半身像，只好请人在猪圈前为我赶照了张头像。这时，我准备回北京了。至于回京后住在哪里，干什么，自是一片渺茫，更不用说何时以及如何同洁若团聚了。反正自从一九五七年当上次等公民，我已经习惯于过一天算一天了。

不久，连部又找我谈话，说北京市民政局来了信，经调查，我在京根本没有住处，所以不接受我回京退休。

原来我们举家去咸宁之后，三姐常韦就被赶到我们原住的小东屋。洁若于一九七二年夏天送桐儿回京读书，顺便又把小东屋换成把着门洞的一间小南屋，地点在北新桥以南，好让孩子进附近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当时入学考试制度早已取消，中学也改为按地区入学。

这时，老大铁柱在江西山沟里插队，女儿荔子已经分配回北京当售票员，住在电车公司宿舍里，那间小南屋勉强够三姨和桐儿住，没有我的落脚地。

然而自从填了表格，我的心就早已飞回北京去了。没有立锥之地我也要回去。这样，一九七三年二月，我就以探望子女为名，请了假，回到阔别了三年半的北京。我是在这座古城土生土长的，混到老年却在这里竟连个床位也没有了。幸好还有岳家人。白天，我在门洞旁的那间小南屋里泡，晚间又顶着烈风，从北城骑车到大西南角的军事博物馆对面，去内弟文学朴在黄亭子的宿舍去过夜。

既然办过退休，尽管没成，我也想赖在北京不走了。然而在内弟家借住，也不是长久之计。多么小，多么破，总也得有个自己的栖身之所。况且还有洁若呢？有人曾透露给她，每一次讨论往上调人，都有她的名字，但一联系到我，便又搁置下来。

洁若没有辫子，要有，我就是她的辫子。

这当儿，一位老友又好心地透露给我一个不祥而可靠的消息：由于那顶隐形帽，我只配到山沟里去退休。这下，连一直镇定着的洁若也着起慌来。她那时还在咸宁，生怕回不了北京。为了不再继续牵累全家，我立刻给上级打了个报告，保证“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因双抢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从干校调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绝不反悔”。

不论我个人能不能回来，也总得为洁若和孩子们奔出个窝呀！一天，老友翁独健提出，给我在一家外语学院找个教职，说去那里可以分到一套住房。我听了，自是求之不得。他去向院长介绍了我的学历之后，对方表示十分欢迎。事情谈到八九成时，就作为手续让我写个履历。写完之后，我又仿照西方办法，加了个“备考”，说目前在该院任教职的某公，当年与我在上海一家大学是同事。第二天变卦了，那位竭诚欢迎我的院长打了退堂鼓，事情就这样告吹了。

这事使我联想起四十年代在利物浦访问一位沉船后被救起的海员时一个情况。他在落水后使尽吃奶力气凫向一个救生筏。筏子足可容十人，可当时上边只有三名海员。在他扒着筏边想攀上去时，竟然有人硬要把他再推下水去。

于是，我只好在汪洋大海里继续挣扎了。我决心跑跑负责解决住所的房管所。

天一亮，我就爬起来，骑车奔到房管所去了。我想起干校曾传达过一个关于“落实政策”的中央文件，其中说到“文革”期间被强占的住房，一律归还本主。而且在我回来之前，街道就曾把孩子叫去，发还了一些抄去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不是那几本有上卷缺下卷的洋书，而是能够摆下一张床的地方。

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走进了房管所的大门。影壁上漆着斗大的五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办公室上了锁，一位老大爷正在那里扫院子。一问，他指了指门上的纸条说：“那不是写着哪吗？星期二、五才是接见的日子。今天是星期三，后天再来吧。”

老人心肠好，他还嘱咐我道：“一礼拜就这么两天，来的人少不了。你可得抢个早哇！”我向他道了谢。

好容易熬到星期五了，天刚蒙蒙亮我就奔去。房管所的大门还没开，门口已经蹲着几个人了。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里挤，好像跑到前面，解决的希望就大一些似的。

接见室不大，沿墙还设了几张像公园里常见的那种长椅。尽头是一张小书桌，那大概就是房管员坐的。长椅早已为捷足先登者坐满，我只好站在边上。

瘦削的中年房管员推门走进来，在小书桌前坐定后，赔着笑脸的人们便一个挨一个地挪到书桌对面的椅子上，诉起苦来了。

“我们三代人六口，大儿大女的，挤在一间屋里，真难哪！”

“不是平均每人够两米五才不算困难户吗？您来量量看，我们家连两米也不到啊！”

“儿子三十好几了，还打光棍儿哪，请您修修好，给解决一间半间的吧。”

每人都有一本伤心账，只见房管员把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有了文件不等于就有房子。你再困难，我手里连一平方米的房子也没有，你教我怎么办？你来当当我这个差事看！”

好容易，我也熬到长椅上坐了，一屁股一屁股地往前挪。前边的情形，越听越使我沮丧。

轮到我时，我还是把听到的中央文件先搬出来，然后才提到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六间房。

房管员听罢，冷笑一声，指指正往外走的一位说：“你去问问他看！人家祖传的三十六间房，不照样没辙！”

“没辙”（就是问题得不到解决）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人家原有三十六间，尚且没辙；我才只有六间，自然更不应该有辙了。

每逢星期二、五，我就像佛门弟子给土地爷烧香那样，必按时去房管所。裤子都快在那排椅子上磨破了，连间房子的影儿也没见。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在房管所影壁前碰见一位面熟的人。我们二人相互望了望，同时停下了脚步。七年前，当我们改换原住的那栋房子的门窗时，他来过我们家——那时他在房管所负责修缮，是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向我借过书；曾把我替他改过的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大报，还居然登出来了。现在他升作这里的副所长了。

这可是遇上了大救星。我就向他诉起苦来。他说，那个中央文件一点不假，他们也听到了传达。可是，同样不假的是：他们虽然管房，可手里一间房也没有。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头衔。我紧张了，小声说：“帽子在一九六四年就摘啦。”他大笑起来，说：“我问的是，你是不是什么团体的主席或理事。”这回该轮着我大笑了。我一边笑，一边对人们为什么争那些头衔恍然大悟了。原来光有中央文件还不行，还得看你头上有没有这样那样的桂冠。

副所长对他管区内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我一报胡同名字、门牌号码，他就问：“那里可有个门洞？”我说：“有。”他面有喜容了，说：“那门洞总也有个七八米吧，给你成不成？”我说：“再小，我当然也要。可门洞是那个大杂院几十口子成天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我怎么搭床？”他胸有成竹地说：“后天就动工。”要我务必保密。

我还是把这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桐儿和三姨。晚饭后，正推车走出门洞，五十年代曾住在赵家楼的那位老友来访。如今他已搬到和平里，是我回京数月来看过我的少数知己之一。他不肯进屋，说：“咱们边走边谈吧。”

他告诉我，某兄弟单位已正式下调令，洁若一半天就回北京了。他还说，是他的一个好友告诉他的，完全可靠。

我一方面感激他专程为这事跑一趟，一方面又半信半疑。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房子和调令，这样两件大喜事，能同时临门？

第三天是星期四，原来那是房管所工作人员义务劳动的日子。大清早副所长就带着一名帮手来了。一进院子，不容分说，抡起大镐就拆门洞旁边的一堵墙。院里人莫名其妙，住北屋的原房主还跑来向他们质问。副所长回答得简单干脆：“房子一天没有发还，产权不归原主。”也就是说：所里有权随意拆改。

这时，送来一批碎砖，以及门窗，木料。副所长要我当小工，站在街心和泥递砖，不出两小时就把旁门砌好了。接着，他们把门洞临街那面堵死，靠院子的这面装上门窗，就成了一间屋子。

完工后，我和桐儿正在打扫，洁若突然扛行李回来了。她知道我每天为了房子疲于奔命，不愿我到北京站去接她，所以故意没通知我她哪一天回京。后来才知道，我那位老友说的兄弟单位正式下调令确有其事。一九七二年洁若回京时，就知道本单位早已调来了一位日文编辑。她去找兄弟单位的负责同志，谈到我和她本人都可以为他们编字典。那位负责人说：“萧乾太大了，恐怕我没有力量调；你嘛，我可以想想办法。”一九五〇年洁若就给那位负责人主办的刊物投过稿，他对洁若通英日两种外文这一点留下了印象。本单位是临到节骨眼儿上才把她要回去的，不然的话，她大概会在干校留到解散的那一天，并和我一道被编入翻译组，此是后话。

说也真巧，小时教过我英语的一位美籍堂嫂安娜就住在旁边一条胡同里，她一向待我很好。从她手里我喝过第一杯可可。十二三岁时她送我的那杆华特曼自来水笔是我最早的珍物。也是由于她的奔走，一九二六年我才从拘留所里被放出来。如今住得近在咫尺，我们非但不敢往来，就是街头偶尔相遇，也老远避开。心里明白街道上在盯住我们，闹不好只会同归于尽。

那五年里，我的多少心思、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个家的追求上哟！时常奔走了一天，折了许多腰，看到各种难看的脸子，尝尽了世态炎凉，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回到门洞，我就倒在床上，仰望着顶棚油漆剥落的椽梁发呆。桐儿似有察觉，有时放下书本，走过来问我：“房子有眉目了吗？”我只黯然向他摇头。

然而那五年里，我也遇到不少热心肠的友人帮我动脑筋，甚至帮我东奔西走。有时他们自己（像丁化贤）也正遭遇着不幸，可还牵挂着我这件事。我时常幻想像童话中那样，突然来了一位仙人，他举起手杖在地上一顿，于是，一幢漂亮住房就在眼前出现，那该有多好！人被压得太重了，喘不过气来时，就会在脑中这么编造，以便减轻一下现实的压力。

有了这个门洞，至少桐儿用不着再和三姨挤在那间小南屋里了。我们把两张铁床叠起。他睡上铺，我窝在下面。洁若“以社为家”：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就用几把椅子拼成个床位。星期天她中午回到门洞，和我们吃顿团圆饭。我们就这样从一九七三年对付到一九七八年。

洁若调回出版社后，我也有事干了。单位分配我与人合译沃克的《战争风云》。干校方面还不断写信来，催我回去劳动。我回了一封长信，居然奏了效。转年，干校解散了，我和其他一些外文干部被编入翻译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未能调回原单位。选题是各个出版社提供的，以西方军事政治文献为主。我们译过《美国海军史》《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光荣与梦想》等。一次，上头传令要看《拿破仑传》，我们是在几天之内日夜赶译出来的。

门洞里只容得下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前面放把椅子。我发明了个权宜办法，把为客人（我常有难友来，每次只限一人）准备的一把破藤椅用绳子吊在顶棚上，客人进屋后再落下来，这时，沙丁鱼罐头盒最后一块空间便已填满，万一孩子下学，只好请他先在街上转转了。

一九七六年是最难忘的一年。从任弼时同志逝世开始，解放后那熟稔的哀乐奏过不少次了，唯独追悼周总理那次，不同寻常，每个人似乎都从他的逝世，联系到自身的命运。我特别记起一九五七年七月紫光阁那次，他把已经上了报批得抬不起头来的我，从在座的文艺界上百人当中叫了出来，公开表示不划我作“右派”那件事[6]。不是偏袒谁，他只是愿意多些人一道革命比少些人好。那时我就感觉到，他身为总理，尽管当着那么多人公开表了态，也仍旧扭转不了预定下来的“大方向”。

没想到，天安门悼念成了罪名。机关里要逐个地追查交代！那几天去没去天安门？抄没抄悼念诗词？拍没拍照？我是没资格去的，两个孩子去了，一个上了黑名单，另一个也差点儿惹出事来。悼念已故总理居然也成了地下活动，我感到茫然！

这个被几朝帝王看中的北京，向来只有人祸，很少天灾。一九七六年夏天唐山大地震那次，北京也波及了，而且还真砸死了不少人。当时洁若正出差东北，我们那个门洞摇撼了好一阵子，居然没倒。院里十几家，有一家最有办法，马上扶老携幼去了广东。我们不敢待在门洞里了，先是露天躲在胡同里，后来被好友接到了一个研究所的大院，住在帐篷里。

九月里，哀乐又奏了。毛主席逝世，随后，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变。野心家的末日来临，漫长的黑夜终于熬到了尽头，远处出现了曙光，虽然微弱，但它在驱散着黑暗。

使我感到变了的，是一九七八年秋天的一件事。洁若突然跑回来说，人事科要她通知我，当天下午七点去参加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

当时还没开展旅游业，北京饭店的宴会大多是专为招待各国贵宾甚至国家元首的，而我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连一顿便餐也没人请过。幸而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天坛旁边的三居室的套房里，又略置了几样家具。洁若马上从大立柜里取出一九五七年春天为我做的那套蓝呢制服，不胜感叹地说：“做了这套衣服之后，你就当了右派！二十二年来，也不知用了多少卫生球，现在看来总算没白做。”

六点多，我去赴宴了。到了北京饭店，一进宴会厅，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老远就笑嘻嘻地朝我奔来，亲切地喊着我“老萧”。

一眼就认出，原来是英国时代的一位老友。那时，他是马来亚华侨。我们一道去湖区爬过山，在苏格兰的雷梦湖上荡过舟。他那时在爱丁堡学医，假期却常到剑桥或伦敦来看我，我们一道吃廉价的炸鱼和土豆片，一道买站票去阿尔贝特音乐厅听托姆斯·毕詹姆爵士指挥的交响乐。

老友现在是六十年代独立的东南亚某国一州的首席部长了。这是由他举行的告别宴会，右边坐了我国的一位部长，他把我放在他左边。

在致辞中，东道主还特意提到我，说起四十年前我在英国为华侨开的华语班，也说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会后他私下告诉我，过去每次访华，他都问起过我，而得到的回答总是：并无此人。现在连他也感到中国是在起着变化了。

是啊，最重要的变化，是对本国人开始有了信任。

一九七九年后，像我这种情况的人，照例是不提往事的。过去那些年，仿佛是块空白，什么也没发生过，大家都把过去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用“向前看”这三个无可厚非的大字，一笔勾销。九年来，我何尝不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只是这次回顾起一生，无法回避了。我想索性也好：一个人破破例，冒点风险，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受到的稳定日子。

一九四九年八月从香港动身时，我只想回到故土有个家，在新中国当个安分良民。通过五十年代的一些改革实践，我确实感到这是个站在绝大多数人方面的政党，是个致力于把中国变为一片福地的政权。于是，对社会主义就逐渐产生了感情，我也很想为它做点什么，一九五六年恢复写作行当时，我是那么兴奋、那么想有点作为啊。

可那时，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推那些吃过面包的。我终于被推出去了。

在农场，开头我深深地爱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农民。倘使准许假设，我想原是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缩短我同工农大众之间的距离，成为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些用场的成员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起，一只更大更粗暴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

“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尽然！还要看它握在谁手里。中国知识界从来也不肯把知识贡献给法西斯，不论是关东军，是蒋家，还是江家，也不肯为了舒适点的生活而献给异邦。

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已经移居国外的学者，历史情况自然不同。就今天而言，丢下落后的祖国去投奔先进的异邦，最起码，也是避难就易，避苦就甜。从客观上来说，知识也有个供求的差异，有个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问题。例如国际法专家在外国成百上千，有的甚至改行或失业，可在中国，这样的专家也许屈指可数。我敬重那宁可粗茶淡饭，留在本国，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

在不少方面，中国确实还不够美好，但我们总归是吃它的奶水长大的。对这百年来天灾人祸、受尽欺凌的国家，总该有份侠义之情吧。

我多么想跟当年在鉴定会上断言我将会叛逃的那位谈谈心啊！他虽然也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老早就受过革命的洗礼，但他不理解本国知识分子的ABC：他们追求什么，向往什么，什么能触动他们的心弦，什么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就看到了外边的洋房汽车，今天还到处看见新奇的电子设备，也看到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可喜的方面。我从未盲目地崇拜过，但也不想像那只抱怨葡萄酸的狐狸那样，背过身去唾弃。我只有一个想头：一切好东西，中国人也应当有。几千年前，当大部分世界还是一片荒凉时，中国已经在制造精美的铜器了！为什么中国不配有！这一代赶不上，也应该让下一代，下下一代有。丢下艰苦的，去投奔舒适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要坐享其成。

选自《搬家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　刊在《人民中国》（英文版）上。

[2]　即币制改革后的一万元人民币。

[3]　见《负笈剑桥》，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7—163页。

[4]　见《一本褪色的相册·往事三瞥》，第122—131页，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

[5]　参看作者《“文革”杂忆》第二节，见《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6]　详见《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收入《萧乾选集》第三卷第166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我的书房史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沅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枝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