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与《战争与和平》齐名的经典之作，俄国文学的伟大纪念碑，讲述自王公贵族至走卒游夫在大革命中的命运起伏。
Author: 赫尔岑
Date: 2018-08-01 16:00:00+00:00
Publisher: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往事与随想

[俄]赫尔岑 著；项星耀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往事与随想

作者： [俄]赫尔岑

译者：项星耀

书号： ISBN 978-7-220-10514-2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译者前言

致尼·普·奥加辽夫

序 言

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

我的保姆与“伟大的军队”——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家业——析产——参政官

第二章

保姆的议论和将军的谈话——尴尬的地位——俄国百科全书派——苦闷——女仆和男仆的住所——两个德国人——上课和读书——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第四章

尼克和麻雀山

第五章

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第七章

学业结束——席勒时期——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和艺术家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伊

增补 亚·波列扎耶夫

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

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第十章

在瞭望塔下面——到过里斯本的警官——纵火犯

第十一章

克鲁季茨兵营——宪兵的闲谈——军官们

第十二章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第十五章

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第十七章

皇太子在维亚特卡——秋法耶夫下台——调往弗拉基米尔——县长审案子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第二十章

孤 儿

第二十一章

离 别

第二十二章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第二十三章

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

第二十四章

1839年6月13日

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

不谐和音——新的朋友们——狂热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巴枯宁及其他人——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斯坦克维奇小组

第二十六章

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

第二十七章

省政府——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神灵派和保罗——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治——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骇人听闻的审讯——辞职

第二十八章

痛苦的思想——流放后重返莫斯科——波克罗夫村——马特维之死——约翰神父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二）在友人墓前

第三十章

对立面。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第三十一章

父亲的去世——遗产——分产——两位外甥

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

第三十三章

警察所长充当听差——警察总监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无秩序”——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护照

尼·赫·凯切尔（1842—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前 言

革命前后

第三十四章

途中。遗失护照——柯尼斯堡——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到达了！——离开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穿皮上装的英国人——诺阿耶公爵——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

西方小品 第一集

1.梦

2.在大风暴中

第三十六章

《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

第三十七章

巴别塔——德国的造反派——法国的红色山岳派——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马志尼，加里波第，奥尔西尼等——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在“拉杰茨基公爵号”上的旅行

第三十八章

瑞士——詹姆斯·法齐和流亡者——罗莎峰

西方小品 第二集

1.哀歌

2.附言

第三十九章

金钱和警察——皇帝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罗曼诺夫——警察和金钱

第四十章

欧洲委员会——俄国驻尼斯总领事——致阿·费·奥尔洛夫的信——对孩子的侦查——福格特一家——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沙特尔乡的接待

第四十一章

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一

二

三

第四十二章

政变——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荒野中的牛叫——检察官的被迫离境——秩序和文明的胜利

家庭悲剧

一 1848年

二

三 心的迷乱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五

六 海洋之夜（1851年）

七 1852年

八

增补

俄罗斯的影子

一 尼·伊·萨佐诺夫

二 恩格尔松夫妇

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一章

伦敦的雾

第二章

山峰。欧洲中央委员会——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

增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论自由》

第四章

两件案子

1.决斗

2.巴泰勒米

第五章

“无罪”

第六章

波兰的流亡者。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美国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勒博士

第八章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第九章

罗伯特·欧文

第十章

红衫军

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858—1862）

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

第四章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附录 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

第五章

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

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第七章

伊·戈洛温

第八卷 断片 （1865—1868）

第一章

杂拌儿

第二章

美丽的威尼斯（1867年2月）

第三章

美丽的法兰西

旧信选编（《往事与随想》附录）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的信

选自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的信

选自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信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的信

选自皮·约·蒲鲁东的信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译者前言

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中，那是拿破仑大军压境，侵入莫斯科的前夕。因此可以说，他在襁褓中便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他的童年是在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中度过的。1825年12月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少年赫尔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不久，他便与一位同伴和远亲，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战友的诗人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出了庄严的誓言：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献出自己的一生。182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接着，奥加辽夫也到了那里，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大家共同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正打算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沙皇政府突然把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逮捕了。他被关押了九个月，然后在1835年春被流放到了当时的边远地区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并按照规定，在维亚特卡省政府当小官员。但是流放生活没有使赫尔岑屈服，他在这里看到了俄国最黑暗的现实，从而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念。1837年底，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他被调到离莫斯科较近的弗拉基米尔。1838年他在那里与伯父的私生女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婚。184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但不久又因一件小事（在给父亲的信中偶然提到了一个警察的暴行）被再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直到1842年夏才获准回莫斯科居住。

在莫斯科的几年是赫尔岑才华显露锋芒的时期，这时他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发表了哲学论文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优秀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46年5月，赫尔岑的父亲死了，留给了他大宗遗产，使他可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是他立即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他以给妻子治病为理由申请出国，期限是六个月。1847年1月赫尔岑离开俄国，3月到达巴黎。法国七月王朝的现实当然不能令他满意，他于这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迎接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赫尔岑又赶回巴黎。他于5月初到达那里，但迎接他的是5月15日的群众示威和六月起义的遭到镇压。他在这里吸取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段经历便反映在他的《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又译《彼岸书》）中，这些书信本来是为了向俄国人民报道西欧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它们的开端部分原系寄回俄国准备发表。但随着沙皇反动统治的加强，俄国的报刊甚至不能提到赫尔岑的名字，因此后来它们只得用法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为了向西欧介绍俄国，他还在这时期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1854年首先用德文本发表。

但是，尽管赫尔岑到了国外，沙皇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它通过驻外机构命令他回国，甚至扣留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对他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就范。但是赫尔岑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他移居到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并取得了瑞士的公民权。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发生了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儿子于1851年11月因轮船失事遇难，他的妻子也在次年5月病故，这使赫尔岑几乎精神崩溃。

但是赫尔岑没有从此消沉下去，他于1852年8月来到伦敦这个国际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为了促进俄国的解放运动，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年刊《北极星》文集和周刊《警钟》，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发往俄国。它们对在俄国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宣传鼓动，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的许多禁诗，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然后传回俄国的。《警钟》还在俄国联系了不少秘密通信员，沙皇政府的许多暴行便是通过这刊物在俄国公之于众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沙皇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 《警钟》和《北极星》也相继停刊了。

60年代末，赫尔岑又移居日内瓦和巴黎，他意识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在1870年1月由于偶然感冒引起的肺炎而病逝于巴黎，他的遗体后来运到尼斯，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屠格涅夫曾指出，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往事与随想》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的人物画像从来不着重外表，他总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有时寥寥数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尔岑一向反对以所谓“客观主义”为标榜的写作方法，他对他所写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有鲜明的态度，以爱憎分明的笔触描绘一切，这使他的文字带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嬉笑怒骂。在《往事与随想》中，他对人民的苦难始终充满同情，对一切非正义的事则表现了强烈的憎恨。赫尔岑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从不讲违心之言，在本书中他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解剖，也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伦敦的一些流亡者的描写便是这样。但他对无私的、忘我的革命志士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讴歌，如他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沃尔采尔在伦敦病故前后的那些血泪斑斑的描写，便扣人心弦，成了本书许多光辉的篇章之一。

《往事与随想》还表现了赫尔岑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讽刺才能。俄罗斯的许多大官僚，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各种胡作非为的大地主和大贵族，都在赫尔岑的笔下现出了原形。赫尔岑的描写总是能触及要害，给这些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有时用对照等手法，让沙皇反动官僚的丑恶面目在读者面前自动曝光；有时则利用一些小故事，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谬可笑，如第二卷关于一个女孩被教士灌醉以后，胡乱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以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和调查。这看似不可信，然而却是俄罗斯的活生生的现实。赫尔岑对俄罗斯黑暗社会的抨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正直的良心。

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运用了种种表现手法，这里有诗的语言，也有抒情独白，有书信，也有日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美丽篇章，也有逻辑严谨的说理文字。屠格涅夫称赫尔岑是一位“天生的文体家”，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赫尔岑时，也赞扬“他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

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他坚持正义、坚持进步的一生，他尽管长期流亡国外，对俄国仍充满挚爱和信心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不屈不挠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发展的坚定意志，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不讲假话的真诚坦率的作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对丑恶现象的至死不渝的憎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赫尔岑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往事与随想》，历时达十五年之久。作家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

项星耀
1992年4月于上海

致尼·普·奥加辽夫1

本书主要是谈两个人，其中一人已经去世2 ，而你还健在，因此，朋友，本书按理是属于你的。

伊斯坎德尔3
1860年7月1日于伯恩默思鹰巢4

1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赫尔岑终生不渝的亲密朋友。这几句题词刊登在1861年赫尔岑出版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第一册的卷首。

2  指赫尔岑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赫尔岑（1817—1852）。

3  赫尔岑的笔名。他本名亚历山大，伊斯坎德尔是阿拉伯语的发音。

4  伯恩默思在英格兰南部海边，赫尔岑于1852年后侨居英国。

序 言

不少朋友劝我全文印行《往事与随想》，这事并不困难，至少前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刊载在《北极星》上的一些片断系信笔写成，缺乏完整性，时断时续，忽前忽后。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我无法改正。做些补充，按年月顺序排列章节，这不难办到；但是彻底修订，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认为这样。

我做这类笔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五岁左右，我已开始写作近乎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心里闷得发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我却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使我心烦意乱，感到委屈；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

其实，这差不多是“行将告终的青年时代中最纯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1 。我当时虽则苦闷，但觉得前途光明，幸福，这是孩子在生辰或节日前夕的苦闷。字迹娟秀细小的信2 每天寄来，我为此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养料。然而离别终究是痛苦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打发这“盼不到头的岁月 ”——这四个来月的时间3 ……于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开始在闲暇中记下了我在克鲁季茨和维亚特卡的经历。我写了三本笔记……这以后往事就湮没在现实生活中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感到满意，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其中的两本（第一本和第三本）。4 至于剩下的那本，如果还没成为引火物，应该至今仍放在莫斯科我家中的什么地方。

过了十五年
5 ，“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一个偏僻所在，这里与世隔绝，雾影笼罩，正合我的心愿。

“在伦敦我举目无亲。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和尊敬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大家来来往往，见了面无非谈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人类、至少全民族的大事。与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毫不涉及个人感情的。几个月过去了，往往没有谈到一句我想一吐为快的话。

“……那时节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不幸和错误之后，我还惊魂甫定，刚恢复正常。最近几年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看到，除我以外，无人知晓这一切，而随着我的辞世，真相将湮灭无闻，便不免感到惶恐。

“我决定写下来；但是一个回忆唤起千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接近遗忘的旧事复活了：少年时代的理想，青年时期的憧憬，豪迈的青春岁月，监禁和流放——这些早年的厄运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一丝阴影，倒像穿越长空的春雷，以它们的巨响唤醒和激励了年轻的生命。”6

这次我提起笔来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已经没有地方急于要去了。

我动手写这新作品时，根本没有想到《一个青年人的笔记》的存在，只是有一次在大英博物馆披阅俄文杂志，偶然看到了它。我央人抄录下来，重读了一遍。它引起的印象是奇怪的：我深深意识到，十五年来，我已老了许多，起先这甚至使我震惊不已。那时我还在领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仿佛它们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青年人的笔记》情调如此不同，以致我无法从中汲取片言只语；它属于青年时代，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清晨的光辉无助于我晚年的著作。它包含着许多真理，但也有不少游戏笔墨。此外，对我说来，它显然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因为在维亚特卡那个时期，我正陶醉在海涅的作品中。至于《往事与随想》，它有的只是生活的痕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的写作进展极慢……有些往事需要经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观念——一种无可奈何、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

有些部分我写得并不成功，我把它们丢了。今年夏天，我终于给我青年时期的一位朋友7 念了最后的稿本；通过我的朗读，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事物，这才罢手……我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实际，在这些隐约刻画出事物面貌的笔记中，不少地方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也可能我从我写下的一切中，看到了多得多的东西，它们在我心头唤起梦境，成为唯有我才能解答的象形文字。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听到心灵的跳跃……尽管这样，这书对我依然是宝贵的。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但现在它也要离我而去了。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是的，反复的节奏，重现的旋律，人生对此是有所偏爱的。谁不知道，童年与老年多么近似。生活中有桂冠也有荆棘，有摇床也有棺木，而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端，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往往是两个在主要之点上相仿的时期。那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青年不计个人得失、梦寐以求的，到了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光辉灿烂，庄严肃穆，而且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每当我想起，我们两人此刻在将近五十高龄的时候，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我就依稀觉得，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8 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而是至多——三年！

人生……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民族，革命，亲友的面容，在麻雀山和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了；事变像无情的旋风，几乎已把它们的踪迹一扫而光。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的憧憬依然如故！

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作为它的纲目吧。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9

1  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 按：这是指1854年作者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在本书中文字已略有改动。

2  指赫尔岑的未婚妻的来信。

3  赫尔岑于1838年1月从维亚特卡给调到弗拉基米尔，同年5月与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这其间共四个来月时间。

4  指赫尔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一个青年人的笔记》，它登载在1840年和1841年的《祖国纪事》上。

5  《监狱与流放》的导言写于1854年5月。——作者注

6  这几节文字引自《监狱与流放》初版导言。原文开头是：“1852年底，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根据现有资料，赫尔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往事与随想》，离1838年恰好是十五年。

7  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京（1814—1873），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8  据传说，1307年，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乌利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史称“永久同盟”。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

9  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的最后几行。

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
（1812—1834）

每逢回首往事，

重温昔日的经历，

当年的种种感觉，

便又在心头渐次苏醒，

喜怒哀乐一如既往，

也同样惊恐不安，

同样心烦意乱，

同样想发一声长叹。

尼·奥加辽夫（《感怀》）1

1  引自《感怀》第二卷。《感怀》是奥加辽夫的一部长诗，但全诗并无统一的、固定的情节，其中既有抒情，也有叙事，既有政治讽刺，也有书信、日记，既有内心的自白，也有与友人的谈话，贯穿全诗的是个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感怀》共三卷，包括青年时代到晚年的各种诗篇。本书曾多次引用该诗。

第一章

我的保姆与“伟大的军队”1 ——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家业——析产——参政官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2 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3 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4 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5 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6 。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7 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待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
8 ，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9 ，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銮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他们的谈话我听到过多次，在凡男爵10 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1 等的历史著作中，都有相当忠实的记载。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语，不连贯的句子和简单的议论，这些话一直被赋予深刻的含义，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们只是些庸俗无聊的废话。接着拿破仑便为火灾大骂罗斯梵普钦，声称这是野蛮行为。他像平时一样，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无限爱好和平的。他解释道，他的战场是在英国，不在俄国，还吹嘘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12 。他埋怨亚历山大13 受了坏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亲指出，提议和平应该是战胜者的责任。

“我已尽力而为。我曾派人去见库图佐夫14 ，他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让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议。他们希望战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得被迫应战。”

等这出喜剧演完之后，我的父亲要求发给我们通行证，好让我们离开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开放市场了。”

法国皇帝这时似乎已经忘记，除了开放市场，人们还需要住房，何况在特维尔广场的敌军士兵中间过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略一思忖，蓦地问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劳？在这条件下，我可以下令给您和您的家属签发出境证。”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回答他，“但我很难保证完成使命。”

“您能保证利用一切办法，亲自呈递信件吗？”

“我用我的荣誉保证，皇上。 ”15

“这就够了。以后我会派人去找您。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我动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此外别无他求了。”

“特列维茨公爵会尽力帮助您的。”

确实，莫蒂埃在总督官邸拨给了我们住房，并下令供应我们食物；他的总管甚至送了酒来。这样过了几日，一天早晨四点钟，莫蒂埃派了副官来通知我父亲，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宫觐见皇上。

几天来大火已达到骇人的程度，到处烈焰腾天，烟雾弥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仑穿戴整齐，在室内踱来踱去，显得忧虑重重，火气很大；他开始感到，他那顶炙手可热的桂冠即将迅速冷却，在这儿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样轻易脱身。作战计划之荒谬，除了拿破仑，所有的人，从内伊、纳博内、贝尔蒂埃16 到普通军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对意见面前，只是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叫嚷：“莫斯科！”现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 ”17 。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 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19 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20 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21 ，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22 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23 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24 。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25 ，别列津纳26 ，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

这时期除了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讲的以外，我还听到不少战争的故事。米洛拉多维奇伯爵27 讲的，我最爱听。他谈话娓娓动人，表情鲜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不止一次我是躺在他背后的沙发上，听着他的故事入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言而喻，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立志当一名军人。但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感情，从来不会不出纰漏，它就使我犯了下述错误。经常出入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坎索纳伯爵，他是法国流亡者，在俄军服役，担任中将。作为极端保皇党分子，他参加过著名的庆典28 ，这一天法王的走卒践踏了人民的帽徽，而玛丽-安托瓦内特29 举杯祝贺革命的覆亡。坎索纳伯爵生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匀称，头发花白，是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老人。在巴黎，爵位等待着他，他已经去祝贺过路易十八30 的登基典礼，现在回到俄国来出售领地。不幸得很，我只得承认，这全体俄国将领中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在我面前谈到了战争。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打过仗的？”我天真地问他。

“不，好孩子，不，我是在俄军中服务。”
31

“怎么，”我说，“您是法国人，却在我们的军队中干事？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讲。伯爵英勇地挽回了这个僵局，回头对我父亲说，他“很赞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但是我的父亲不赞赏，伯爵走后，他狠狠训斥了我：“你就是这么冒失，乱讲话，这种事你不懂，目前也不可能懂得。伯爵是出于对自己的皇上的忠诚，才为我们的皇上打仗的。”确实，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的父亲曾旅居国外十二年，他的三哥更久。他们企图按照西欧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既要所费不多，又足以保持一切俄国式的舒适条件。这种生活没有建立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安排不善，也可能是俄国地主的天性占了上风，压倒了外国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个大家庭，产业没有分开，大批的家仆住在底层，因而具备了混乱的一切条件。

照料我的有两个保姆，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不能整天看她们织袜子，或者彼此挖苦揶揄，我感到寂寞，因此一有机会便溜进参政官（过去的公使）住的那半边屋子，找我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比卡洛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我还很少见到。他在俄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讲不好俄语，因此对我怀着女性的温情。我在他屋中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纠缠他，捉弄他，跟他淘气，但他总是露出忠厚的微笑忍受这一切，为我用硬纸板剪种种美妙的图形，用木头雕刻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我正是因此才多么喜欢他啊！）。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我看，例如格麦林和帕拉斯的游记32 ，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名叫《世界图像》33 ，它叫我百看不厌，后来读得连它的皮封面都磨破了。卡洛往往接连一两个小时指着同样几幅画，把同样几句解释翻来覆去讲千百遍。

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快到了，卡洛忽然躲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从那里传出锤子和其他工具的声音。他离开房间时，总随手把门锁上，从走廊上匆匆走过，有时提一锅胶水，有时拿一包不知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我多么盼望知道他在制作什么，我派仆人的孩子去探听消息，但卡洛守口如瓶，非常警惕。一天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正对他的房间，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能望见上半扇窗和一幅腓特烈二世34 的画像，他那个大鼻子，那枚大宝星勋章，那副干瘦的鹞鹰似的凶相。过了两天，噪音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里一切照旧，只是地上留下了一些金纸和花边的碎屑。我被好奇心折腾得满脸通红，卡洛却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回避这个使我苦恼的问题。

在那庄严的一天到来之前，我始终生活在烦恼中。到了那天，清早五点我已经醒来，琢磨卡洛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到了八点钟，他来了，穿着蓝燕尾服，白坎肩，打着白领结，可是两手空空的。“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会不会他搞坏了？”时间在过去，普通的礼物送来了，戈洛赫瓦斯托娃姑姑的听差已经带着包在餐巾里的贵重玩具来了，参政官也已把一些小玩意儿送来，但是对那件神秘的礼品的不安的期待，使我丧失了对这一切的兴趣。

突然，到了饭后或茶后，保姆仿佛毫不在意似的对我说道：

“您请下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这就是了。”马上用双手撑在楼梯扶手上，滑了下去。大厅的门吱吱轧轧地打开，乐声响了，屋中间挂着一幅透明画，灯点亮了，画上是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仆人的孩子们穿了土耳其服装，向我呈上糖果，接着是木偶表演或者室内焰火。卡洛忙得满头大汗，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他的高兴也不亚于我。

什么礼物比得上这样的庆贺呢——我从来不希罕物品，私有观念和贪得无厌的结节35 在我一生的任何年纪，从未得到发展——那种由于意外的乐趣引起的疲倦感，那大量的蜡烛、金箔和火药味，是多么妙啊！美中不足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位同伴，但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36 ，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比参政官更大一些，是他们的二哥37 ，他们与他处在公开不和的状态。他们名义上是在共同管理领地，实际上却在共同破坏领地。三个弟兄争争吵吵，共掌大权，其杂乱可想而知。两位弟弟干什么都与哥哥相反，哥哥也这样。结果村长和农民给弄得无所适从：一个要大车，另一个要干草，第三个要木柴，每人都可发号施令，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个村长，还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找个借口，撤换了他，另派别人，可是哥哥又不承认这回事。这样，理所当然，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奉承拍马的勾当层出不穷，而处在这一切底层的则是贫苦无告的农民，他们找不到正义，也找不到庇护，到处受欺压，负担着双重的劳动和漫无止境的勒索。

弟兄失和后，第一个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恶果，便是与德维叶尔伯爵家的大讼案以败诉告终，尽管从案情看，他们是有理的。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从来不能和衷共济，采取一致的行动，对方自然有机可乘。除了失去一个美丽的大庄园，最高法院还判处三弟兄赔偿全部讼费和损失，每人计三万卢布纸币。这个教训使他们睁开了眼睛，他们决定分家。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和磋商，他们把领地分成了相当平均的三份，然后由命运来决定谁得到哪一份。参政官和我父亲与他们的二哥已几年不曾见面，现在为了谈判与和解，他们登门拜访了他；后来又传说，他要亲自前来我家了结这桩公案。关于二伯父来访的消息，在我们家引起了恐怖和不安。

我的二伯父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有在畸形的、反常的俄国才可能出现。他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但一生胡作非为，常常达到犯罪的程度。他受过正规的法国式教育，博览群书，然而终生过着荒淫无耻、灯红酒绿的生活。他也是从伊斯梅洛夫团开始踏上宦途的，曾在波将金38 身边当过副官之类，后来在一个使馆任职，回彼得堡后被任命为东正教教务总监。无论外交界还是宗教界都不能约束他狂放不羁的性格。由于跟主教们吵架，他被免职了，又由于在总督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企图或者已经打了一位绅士的耳光，他被驱逐出彼得堡。以后他移居坦波夫省的领地，又由于调戏妇女，野蛮暴虐，几乎被当地的农民打死，多亏他的车夫和几匹快马救了他的性命。

这以后他寓居莫斯科，凡是亲戚朋友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一幢大公馆里，折磨仆人，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他大量搜罗藏书，霸占女农奴，而这两者都是严禁他人问津的。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惊人的虚荣心又达到可笑的程度，为了掩饰这一点，他到处收购无用的小玩物，消磨光阴，毫无必要地与人争讼不休。为了一只阿马蒂39 小提琴，他跟人打了三十年官司，最后赢得了它。为了两幢房屋共有的一堵墙壁，他费尽周折，与对方展开诉讼，争到了毫无实际意义的所有权。退职之后，他从报上看到老同事升迁的消息，就自怨自艾，把他们得到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案头，作为哀悼的纪念品，似乎表示：我本来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的呀！

兄弟姊妹们都怕他，不敢与他有任何接触。我家的仆人为了回避他，不从他的屋前经过，万一碰到他，就急得脸色发白。妇女们担心他的无耻追逐，仆人们祷告上帝，别落进他的手掌。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现在要光临我家了。一家人从早上起就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家（因为我父亲从国外回来时曾在那里暂住），但从未见过这位冤家对头似的神秘兄长。我很想见他，同时又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怕什么，但非常害怕。

在他到达前两个来小时，父亲的大外甥，两位老朋友，一个负责处理这事的虚胖而忠厚的官员先到了。大家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等待。突然管事走进屋子，用不自然的嗓音通报道：

“二老爷驾到！”

“请。”参政官说，声调显然有些紧张。父亲开始嗅鼻烟，外甥整了整领带，官员咳嗽几声，清了清嗓门。本来命令我上楼，但我溜进隔壁一间屋子，浑身哆嗦着待在那儿。

“二老爷”迈着平静威严的步子进屋了，参政官与我父亲迎上前去。他像参加婚礼或者葬仪一样，当胸捧着一个圣像，用略带鼻音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向两位兄弟发表了下面一席话：

“先父弥留之际，用这圣像祝福过我，嘱托我与故世的长兄彼得保护你们，代替他行使父亲的责任……如果先父在天之灵得知你们与兄长悖逆不和……”

“得了，亲爱的哥哥
40 ，”父亲用经过琢磨的冷漠口气说道，“您行使先父的遗愿也够好的啦。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不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如忘记了的好。”

“怎么？什么？”虔诚的兄长突然吼叫起来，“你们请我来却这么对待我……”随手把圣像往地上一扔，弄得那些银质衣饰箔片叮当直响。这时参政官也大发雷霆，声音比他更凶。我一溜烟往楼上跑，只看到官员和外甥也像我一样害怕，退到了阳台上。

后来情形怎样，我说不上；仆人们吓得躲在墙旮旯里，谁也不了解事态的发展，参政官和我父亲也从未向我谈起过这幕趣剧。接着吵闹声逐渐平息了，分家的事是当天还是下一天办的，我不记得了。

我父亲分到了瓦西里耶夫庄园，它很大，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鲁兹县。次年，我们便去那里过了一个夏天。这期间，参政官已在阿尔巴特街新买了一幢房子，因此只有我们一家回到那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不久，我父亲也在老马厩街添置了一幢住宅。

参政官的离开，首先，带走了卡洛，其次，使这大公馆中一切生动活泼的因素消失了。本来只有他能够抑制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现在这种约束力没有了。新房子是阴沉的，令人想起监牢或医院。底层有不少大拱门，厚实的墙壁使窗洞显得像堡垒的炮眼，屋子四周是大得不太相称的院子。

说真的，参政官怎么会跟我父亲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这么多年，没有分开，这倒是奇迹。像他们那样截然相反的人，我还很少见到。

从性格上看，参政官和蔼可亲，喜爱玩乐。他一生都是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在外交官和朝廷大臣中间度过的，他从未想过，此外还有其他的天地，更严峻的天地。虽然1789年至1815年间一切重大事变，他不仅熟知内情，而且亲临其境。沃龙佐夫伯爵41 曾派他面谒格伦维尔勋爵42 ，了解波拿巴将军43 撇下埃及的军队以后，将采取什么步骤。拿破仑称帝时，他在巴黎。1811年，拿破仑下令要他留居卡塞耳44 ，做“热罗姆沙皇”（这是我父亲发牢骚时的说法）治下的使节。总之，他经历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他是伊斯梅洛夫团的近卫军大尉，却被派驻伦敦大使馆。保罗45 从花名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诏要他立即赶回彼得堡觐见，这位军人外交官马上搭船回国，准备交卸职务。

“你希望留在伦敦吗？”保罗用沙哑的嗓音问。

“如果陛下准许我这么做的话，”在使馆供职的大尉回答。

“回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保罗用那口哑嗓子回答。于是他又立即返回任所，甚至没有与住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

在外交问题要靠刺刀和子弹来解决的时期，他担任过公使，他的外交资历是在外交史上光辉的节日——维也纳会议期间结束的。回国后，他被提升为宫廷高级侍从，却住在没有宫廷的莫斯科。他不懂法律和俄国的诉讼程序，却进了参政院，还当了监护人公会理事，马利恩医院院长，亚历山大学院院长等。他做任何事都热心得几乎过头，执拗得常常坏事，而他的正直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赏识。

他在家中从来待不住，每天驱车外出。他有八匹骏马，四匹一套，一共两套，早晨外出用一套，饭后用另一套。除了他经常挂在心上的参政院，一周必去两趟的监护人公会，以及医院和学院之外，他从未错过一次法国的戏剧演出，还每周要去英吉利俱乐部三次。他没有时间发闲愁，总是忙忙碌碌，兴致勃勃，跑东走西，他的一生就是坐着弹簧马车，在光滑平坦的世界上轻快地飞驰。

正因为如此，他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像青年人一样出席一切盛大的酒宴和舞会，一切庆典和年会——不论是农业科学或医学界的集会，火险保险公司或自然科学家协会开会，他一律参加。看来直到晚年，这个人还保留着一部分人性和一定程度的热情。

与这位一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参政官相比，我父亲可说是截然相反。参政官难得回家一次，我的父亲却几乎天天足不离户，厌恶一切官场应酬，生性怪僻，与人落落寡合。我家虽然也有八匹马（都是极坏的），但马厩无疑是驽马的养老院，父亲养这些马一半是为了排场，一半也是为了使两个马车夫和两名前导马驭者多少有些事情可干，免得他们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外，成天在马车房和相邻的院子之间的空地上玩斗鸡游戏。

我的父亲几乎没有担任过官职。他是在笃信上帝、皈依宗教的姨妈46 府上，由法籍家庭教师培育长大的。他十六岁进伊斯梅洛夫团当中士，到保罗一世登基时已以近卫军大尉的身份退伍了。1810年后，他出国游历，旅居异邦，到1811年底，才带了我的母亲回国，那时离我出生已只有三个月。莫斯科大火后，他在特维尔省领地住了一年，然后重返莫斯科，尽量不问世事，日子过得孤单而寂寥。他活跃的三哥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参政官搬走后，我家的一切变得越发阴沉暗淡了。墙壁，家具，仆役，似乎都愁眉不展，露出了不满的神色。理所当然，最不满的还是父亲本人。人为的宁静，仆役们小声的谈话，谨慎的脚步声，不是出于关心，而是一种压抑感和恐怖感的流露。屋子里一切都固定不变，五六年中同样的一些书，放在同样一些地方，书中夹着同样几条标签。父亲的卧室和书房，多年来没有移动过一件家具，没有打开过一扇窗户。下乡时，他随身带着房门钥匙，免得别人乘他不在，进屋去洗刷地板或粉饰墙壁。

1  原文是法文，指拿破仑的军队。

2  指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

3  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较小一个姐姐的丈夫。——作者注

4  罗斯托普钦（1763—1826），1812至1814年间的莫斯科总督。

5  赫尔岑幼年的保姆之一。

6  法语“吃”的发音。

7  法语“滚开”的发音。

8  原文是意大利文。

9  即莫蒂埃（1768—1835），法军元帅。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莫蒂埃任莫斯科总督。

10  指阿加东·让·弗朗索瓦（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拿破仑的秘书，著有《1812年纪事》等书。

11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著有《记1812年卫国战争》一书。

12  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寺院之一，在俄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3  指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14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军统帅。

15  原文是法文。

16  内伊和贝尔蒂埃都是法军元帅，拿破仑的亲信，贝尔蒂埃当时任法军参谋总长。纳博内是法国外交家，当时任拿破仑的副官。

17  原文是法文。

18  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中的两个哥萨克将领。

19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亲信的大臣。

20  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反动官僚，当时任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

21  赫尔岑的母亲是德国人，原名路易莎·哈格（1795—1851），出生在斯图加特，是赫尔岑的父亲最后一次出国时（1811年）认识的，当时她才十六岁，而赫尔岑的父亲已四十四岁。

22  指赫尔岑的三伯父列·阿·雅科夫列夫，当时帝俄的外交官，回国后在参政院任参政官。

23  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国（1807—1813），在今德国西南部。

24  贝纳多特（1763—1844），法军元帅，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储，在瑞典建立了贝纳多特王朝，直至今日。

25  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俄国时，俄军在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博罗季诺与法军展开激战，这次战役成为后来法军败退的转折点。

26  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1812年11月法军后撤时，曾在这里遭到俄军围歼。

27  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俄国将军，曾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担任右翼指挥官。

28  指1790年7月14日，法国革命一周年时在巴黎战神广场举行的庆典。这时由于革命力量的右翼已被国王收买，大会宣布法国实行有限制的君权制，路易十六也在会上宣誓效忠宪法，这使王党分子重又猖獗一时。

29  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法国革命后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核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并发动叛乱，因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送上了断头台。

30  法王路易十六之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于1814年5月登基。

31  原文是法文。

32  格麦林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著有《俄国旅行记》。帕拉斯是俄国博物学家，曾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一带进行考察。

33  一种通俗的图画读物，目的在于表现上帝创造的世界多么丰富多彩，奥妙复杂。

34  1740至1786年的普鲁士国王。他在位期间，国势盛极一时，因而被称为腓特烈大帝。

35  这是骨相学中的用语。按照骨相学，人的一切个性都是由颅骨的结节决定的。赫尔岑当然不相信这些，是出于讽刺用这个词的。

36  除了我，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十来岁。我始终爱他，但是他不可能做我的游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他是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度过的。他非常勇敢地忍受了一连串的折磨，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成了间断性的外科手术过程。但是在这一切之后，医生们宣称，他的病已无法治愈。他的健康毁了；环境和性情又火上加油，彻底断送了他的一生。我谈到他孤独而忧郁的生活的那些篇页，被我删除了，我不能不得到他的同意，印行这些东西。——作者注 按：作者提到的这个哥哥名叫叶戈尔。

37  赫尔岑的父亲共有弟兄四人，长兄彼得·雅科夫列夫已于1813年去世。

38  波将金（1739—1791），俄军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39  意大利的一个家族，以制造小提琴闻名。

40  原文是法文。

41  沃龙佐夫（1744—1832），俄国外交家，曾任俄国驻英国大使。

42  格伦维尔（1759—1834），英国外交家，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及首相。

43  即拿破仑。拿破仑于1798年攻占埃及，因战争失利，只得抛下军队，逃回法国，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做皇帝。

44  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首都。

45  即保罗一世。

46  即前面提到的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

第二章

保姆的议论和将军的谈话——尴尬的地位——俄国百科全书派——苦闷——女仆和男仆的住所——两个德国人——上课和读书——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十岁以前，我没发觉我的处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我住在我父亲的家里，在他这半边屋子我总是循规蹈矩，而在我母亲那边，我可以喊叫，淘气，爱怎么就怎么；大法官宠我，给我玩具；卡洛抱我，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替我穿衣服，安排我睡觉，给我洗澡；普罗沃太太带我散步，跟我讲德语。一切都很正常，可就在这时，我开始了思索。

零星的议论，人们脱口而出的片言只语，引起了我的注意。老妇人普罗沃和全体仆役都毫无保留地敬重我的母亲，惧怕我的父亲，也根本不喜欢他。他们之间有时发生的家庭争执，往往成为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议论的话题，她们总站在我母亲一边。

我母亲的烦恼确实够多的。她是非常善良的妇人，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完全处在我父亲的压制下，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做些无望的反抗，像生性懦弱的人常有的那样。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些小事上，我父亲往往是正确的，因此争执总是以他的胜利结束。

例如，普罗沃太太常常这么说：“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话，干脆一走了事，回斯图加特；老是闹意气，争争吵吵，厌烦死了，有什么乐趣。”

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便接着道：“话是这么说，可被这个缚住了手脚呢，”于是用织袜针指指我。“带走吧，上哪儿去？以后怎么办？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这个家又这副样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

孩子们的敏感往往是大人想象不到的。他们在惊讶之余立即释然，暂时忘记了，然而会一再想起它，特别是一切神秘或可怕的事，他们总会以惊人的毅力和机灵探听个水落石出。

自从引起注意之后，我在几星期内便了解到了父亲与母亲结识的一切细节，她怎样决心离开娘家，躲在卡塞尔的俄国大使馆中参政官那儿，然后女扮男装越过国境。我了解到了这一切，尽管从未向任何人提过一个问题。

这些发现的第一个后果是我疏远了父亲，这是由于我上面谈到的那些口角。以前我虽然看到他们争吵，却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家中所有的人，参政官也不例外，都怕我的父亲，对此我已经习惯，因此看见他训斥别人，也不以为怪。现在我对事情有了另一种看法，我觉得，一部分不幸是我造成的；这思想有时像浓密的乌云，笼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

从那时起，另一个思想也在我头脑中扎了根，这就是我跟一般的儿童不同，与父亲很少瓜葛。这种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独立性，使我感到扬扬自得。

又过了两三年，一天晚上，我父亲团里的两位老同事来看我父亲，一位是奥伦堡省省长彼·基·埃森，另一位是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的阿·尼·巴赫梅捷夫将军，他曾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打断了一条大腿。他们坐在客厅里，我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闲谈中我的父亲顺便提到，他跟尤苏波夫公爵谈过，请他为我安排一份差事。

“不应再耽搁了，”他补充道，“你们明白，他得干上好几年才能捞到一官半职。”

“老兄，你要他去当一名小文书，这又何苦呢，”埃森好心地说，“你把这事交给我，我安排他在乌拉尔哥萨克中入伍，栽培他当一名军官——这是首要的，以后他就可以像我们大家一样逐步高升了。”

父亲不以为然，说所有的军职他都不中意，他希望我以后能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当外交官，他也可以在那儿安度晚年。

巴赫梅捷夫很少插话，这时拄着拐棍儿站起来开口了：

“我认为彼得·基里洛维奇的劝告，值得您郑重考虑。您不肯让他去奥伦堡，那就在这儿入伍吧。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对您直说：当文官，念大学，对您这位少爷既一无好处，对社会也不利。不必讳言，他的处境有些尴尬，1 只有军职可以一举为他打开仕途的大门，让他走上正常的道路。到他升任连长之前，一切危险思想都会烟消云散。军队的纪律是所大学校，此后的一切全凭他的努力了。您说他有才华，难道只有蠢货才当军官不成！我跟您，还有我们这些人，不全是这么过来的吗？您只有一点可以反对，这就是他要取得军官官衔，必须花更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助您。”

这场谈话跟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的议论，发生了同样大的作用。我那时已经十三岁2 ，这堂课经过我在完全孤独的环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复一日地反复思索，终于产生了它的后果。本来，我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幻想当军官，穿制服，为了父亲希望我当文官，我几乎痛哭流涕，现在，这场谈话之后，我对军队的向往突然冷却，那种对肩章、穗带和彩色镶条的仰慕和眷恋，尽管不是一下子，却终于逐渐淡漠了。当然，对军装的正在熄灭的热情仍复燃过一次。我家有一个亲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学读书，每逢节日常上我家玩儿，后来他进了扬堡枪骑兵团。1825年他来莫斯科，成了枪骑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细细的各色带子，看到他的军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带子系住的四角高筒军帽，心便怦怦跳动。他当时十七岁，身材矮小。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军装，挂上军刀，戴上军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我的天哪，这套短小的蓝制服，配上红镶边，穿在我身上多么漂亮啊！还有帽穗，绒球，子弹带……我日常穿的那种粗呢上装和黄布裤子，相比之下实在太寒酸了！

亲戚的到来，几乎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作用，但是不久，环境又终于使我弃绝了对军官制服的羡慕心理。

关于“尴尬的处境的思考”，其内在结果和我从两位保姆的议论中所引出的结论，是相当接近的。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更少关系了，虽然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我还觉得，实质上我的命运只能由我自己掌握。我怀着带一点孩子气的高傲感这么想：我要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3 这批家伙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父亲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多么单调而沉闷，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我得不到奖励，得不到欢乐，父亲对我几乎始终心怀不满，我只在十岁以前得到过他的宠爱。我没有同伴，教师来后便走了，我一送走他们，就悄悄溜进院子，跟仆人们的孩子玩儿，而这是严格禁止的。其余时间，我就在那些白天紧闭窗户，晚上很少点灯的黑暗的大房间里游荡，什么也不干，或者阅读五花八门的图书。

前室4 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园。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和安排他们的事务；我了解他们的一切秘密，但从未在客厅中泄露过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说几句。我是根本不回避节外生枝和插话的，因为一切谈话本来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们大多喜欢与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们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国。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训导，因为客厅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却愉快活泼。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样，叫父母束手无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室对儿童有害，而“茶室”与“起居室”却不然。在前室，孩子们学会粗鲁的谈吐，沾染不良的习气，这诚然不错，但在客厅中，他们接受的却是污秽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强迫孩子们跟他们不断接触的人疏远，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确实，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倒想请教，俄国哪一个阶层比他们高尚？难道是贵族或官僚吗？或者是教士吗？

你们笑什么啊？

也许只有农民才有权利……

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5 。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灾难6 之后）花言巧语奉承群众，但贵族老爷们对人民的诬蔑，更令我发指。剥削者把仆人与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来才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目。我们不过因为有钱，度着温饱的生活，这才可以自命清高。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罗列过他对仆人的要求，费加罗听后，叹了口气，指出：“如果仆人必须具备这一切优良品质，老爷中间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配当仆人吧？”7

一般说来，俄国人的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深，不如说是野蛮和猥亵，嚣张和粗俗，放肆和无耻。僧侣躲在家中与商人饮酒作乐，大吃大喝。贵族是公开喝酒，通宵打牌，殴打仆人，调戏使女，把家务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乌烟瘴气。官吏照此行事，只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东偷西摸。贵族虽然较少偷盗行为，但他们是公然掠夺，一有机会决不放手。

所有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隶属沙皇，而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身上8 ，只是表现得更粗俗一些。但是作为一个阶层，我看不出他们比别的阶层究竟坏多少。

我不仅对我家和参政官家的仆人，也对两三户近亲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忆，我没有发现，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充其量不过是些小偷小摸……但在这场合，概念已因地位而改变，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对同为私有财产的物不太客气，有时要顺手牵羊，捞些主人的财物，似乎未可厚非，当然，为公正起见，这里不应包括那些亲信，那些得宠的男女仆役、老爷的情妇和谗佞者在内。首先，这些人已属例外，他们是马厩里的克莱恩米赫尔9 们，管地窖的本肯多夫10 们，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11 ，光脚板的蓬巴杜尔12 们。其次，他们循规蹈矩，只在夜间酗酒，也不必把衣服押在酒店里。

其他人的所谓堕落其实很单纯，无非是一杯浊酒，一瓶啤酒，几句戏谑的闲话和几筒烟而已，此外就是擅自外出，吵嘴，有时发展到打架，以及主人强迫他们干办不到的非人勾当时，跟主人耍花招等等。理所当然，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如农民那么忠厚，不能安于奴隶地位，他们的精神境界中含有不少变态的、畸形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像美国的黑人一样稚气十足，一点小事就足以使他们欣慰不已，一点小事也能使他们伤心落泪；他们的要求如此微小，与其说有碍道德，不如说天真无邪，合乎人情。

酒和茶，小酒店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项固定的嗜好。他为它们偷盗，为它们贫困潦倒，也为了它们忍受迫害和责骂，以至使自己的家庭沦落到无衣无食的境地。从陶醉于戒酒运动的马修神父13 的高度来谴责酗酒，是最简便不过的，他们端坐在茶桌后面，看见仆人去小饭店喝茶，便大惑不解，心想在家喝茶岂不价廉物美，何必多此一举。

酒使人沉醉，使人有可能忘却一切，造成虚假的欢乐，亢奋的情绪。一个人愈是不开化，愈是被迫过狭隘和空虚的生活，这种麻醉和刺激对他也愈是必要。仆人注定了永远在前室供使唤，永远贫穷、受奴役和被出卖，叫他怎么不嗜酒呢？也正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他才一有机会，便要大喝特喝。早在十五年前，先科夫斯基14 已在《读书文库》上指出过这一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所以没有酒徒，便因为那些地方酒很多。英国工人的疯狂纵酒，可以用同样的原因作解释。这些人与饥饿和贫困作着无望的、力量悬殊的搏斗，并被制服了。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总是到处碰壁，无情的打击把他们抛到了社会生活阴暗的底层，毫无目标地终生从事着摧残身心的苦役。当一个人在杠杆、齿轮、弹簧和螺丝钉旁边操劳了六天之后，在星期六晚上，从工业劳动的枷锁下疯狂地冲出来，不满半个小时便喝得酩酊大醉，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何况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胜酒力了。由此看来，那些正人君子不如安心喝自己的爱尔兰或苏格兰威士忌，免开尊口的好，否则，他们那种违反人情的博爱，那种苦口婆心，只能招来可怕的回答。

对于仆人，在小饭馆喝茶有不同的意义。在家中，对他说来，茶不是茶；一切都使他想起他是仆人。在家中，他住的是肮脏的下房，他必须自己煮茶炊，他用的是断了柄的茶杯，而且主人随时可能按铃召唤。在小饭馆里，他自由自在，他便是主人，茶室是为他开设的，灯是为他点的，伙计为他托盘送茶，茶碗闪闪发亮，茶壶熠熠生光，他可以支使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支使，也可以逍遥自在地喝茶，给自己叫一客爱吃的黑咸鱼子酱或大馅饼配茶。

所有这一切与其说违反道德，不如说是童心的流露。印象可以很快控制他们，但不能在他们心中生根，经常占有，或者不如说扰乱他们头脑的，是一些琐碎的事物、微小的心愿和无望的憧憬。对一切奇迹的孩子般的信仰，使这些成年人变得战战兢兢，但也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安慰。我父亲的两三个仆人临终时，我曾经在场，我惊奇地发现，只有在这时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自己度过的一生是心安理得的，他们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即使有点过错，那也已随着临终的忏悔，由“神父老爷”了结了。

仆人和孩子相互之间的好感，便建立在这种近似上。孩子讨厌大人的老爷作风，那种高高在上、妄自尊大的态度，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明白，对于大人，他们只是孩子，而对于仆人，他们是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宁可与侍女打纸牌，玩罗托15 ，却不愿与客人玩。客人是为他们打牌，因而迁就他们，对他们让步，逗他们，想停止便停止。侍女打牌通常是既为自己，也为孩子；这样打牌才有味道。

仆人非常喜欢跟孩子做伴，这完全不是奴性的奉承，这是弱者与普通人的互相依恋。

从前，地主与农奴之间存在过宗法制的、君臣式的爱，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一样。现在，俄国已没有忠于主子全家和几代人的所谓义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主丧失了对自己权力的信念，不再相信在基督的最后审判面前，他能为仆人承担一切罪责，只是运用这权力为自己榨取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天生应受人统治，他之忍受欺压并非因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一种考验，不过因为他是弱者；弱肉强食，如此而已。

那种奴隶制度的盲目崇拜者的典型，我年轻时还见过两三个。八十高龄的地主提到他们，总是感慨万端，说他们如何忠心耿耿，不辞辛劳地供主人驱使，却闭口不谈，这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祖祖辈辈，对这种自我牺牲是怎么酬谢的。

参政官的一座庄园里，住着一个名为安度晚年，实则苟延残喘的衰弱老头儿安德烈·斯捷潘诺夫。

他是参政官和我父亲在近卫军任职时的侍从，一个忠厚老实、从不喝酒的人。照我父亲和参政官的话说，他看到两位少爷的眼色，就猜得到他们的心思；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后来他去管理莫斯科近郊的庄园。起先，1812年的战争使他与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随后村子烧毁了，成了一片废墟，他独自守在那里，没有一个钱，为了不致饿死，只能出卖一些木柴度日。参政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领地，最后，查出了木柴的事。老头儿受了处分，解除了职务，从此被打入冷宫。家庭负担使他度日如年，寄人篱下。我们有时路过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居住的村庄，就在那里逗留一两天。这个风烛残年、已经瘫痪的老头儿总要拄着拐棍，赶来向我父亲请安，问候。

他那种忠诚亲切的声调，那副不幸的外表，秃顶两旁那一绺绺微黄的白发，深深打动了我。

有一次他说：“老爷，我听说，三老爷又得到了一枚勋章。可惜我老啦，快见上帝去了，看来天父不会让我再看到三老爷戴上勋章的英姿啦，可我多想在临死前，看一眼他老系上绥带，戴上全部勋章的模样啊！”

我望望老头儿：他那充满稚气的坦率神情，那哈腰曲背的身子，那病得口眼斜的面容，那暗淡无光的眼睛，那微弱的声音，一切都不由得你不相信他的真诚；他不会撒谎，不会奉承拍马，他确实盼望临死前看一眼那位“挂满勋章和绶带”的老爷，而这位老爷却为了几根木柴，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这是什么？是神圣还是疯癫？然而，不正是疯癫才能使人达到神圣的境界吗？

这样的偶像崇拜，在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如果现在还有农奴不想得到自由，那么这只是出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我不否认这更加可耻，然而离终点也更近了。假如他们也希望在老爷们的脖子上看到什么，那就决不会是弗拉基米尔绶带了。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家仆人的一般状况。

参政官和我父亲对仆人的压迫不算特别严重，这就是说，并不对他们滥施体罚。参政官性子急躁，缺少耐性，因此往往显得粗暴，不讲道理。但是他与他们极少接触，也极少过问他们的事，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互不认识的。我父亲便不同了，他的乖戾任性弄得他们叫苦不迭，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总是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们。对于俄国人，这往往是比打骂更不好受的。

在我家，体罚几乎已经绝迹。只有两三次，参政官和我父亲利用过警察所的恶劣做法16 ，但这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事后所有的仆人议论了整整几个月；并且这是由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常用的办法是把仆人送去当兵，年轻人都害怕这种惩罚。尽管无家无室，他们还是宁可留下来当奴隶，不愿去做二十年的苦工17 。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主一声召唤，两名警察便来了，他们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出其不意地捉住了指定的人；村长当即宣布，老爷昨晚已下令将该人送交征兵当局。这人含着眼泪，强作镇静，但妇女们哭哭啼啼，大家便纷纷赠送纪念品，我也拿出了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币或者一条围巾。

我还记得，一个村长由于花掉了收到的代役金，我父亲下令要剃光他的胡髭。这样的惩罚我一点不懂，但是看了六十岁的老头儿的表现，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放声大哭，趴在地上叩头求饶，除了退还租金以外，他情愿再付一百卢布罚款，只要能免除这种耻辱。

当参政官和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家共有三十名男仆和大约同样多的女仆。不过已婚妇女并不担负任何工作，她们只管自己的家务；五六个女仆负责打扫屋子和洗衣服，是不准上楼的。此外还有一些男孩和女孩，他们名义上是学习干活，实际上是在培养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和喝酒等等恶习。

为了说明当时俄国生活的特点，谈几句仆役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多余的。起先一个人每月领五卢布纸币的伙食费，后来增为六卢布。妇女少一个卢布，十岁以上的孩子领一半。他们自己合办伙食，没有诉说过不足，由此可见当时的食物十分便宜。最高的工资是一年一百纸卢布，另一些人能拿到一半，也有些人只有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小厮没有工钱。除了工资，仆人还能领到衣服、外套、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和帆布褥子。不拿工资的孩子能领到一些钱，以便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整洁，这是指洗澡和斋戒的费用。把一切计算在内，一个仆人一年大约需要三百纸卢布；如果加上每人吃药、看病的费用，以及有时从乡下运来大批食物，由于无处贮藏而分给大家的东西，也不致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数目不过相当于巴黎或伦敦的仆人工资的四分之一。

剥削阶级一般把奴隶制度的保险费也算在开支内，这就是地主得为奴仆的老婆孩子提供生活费，得为年老之后住在乡间的奴仆提供仅能糊口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应该计算在内的，但是跟体罚的恐怖、无从改变的地位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费用实在毫不足道。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当然，有的人在前室中生活，却如鱼得水。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苏醒过，他们爱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已善于别具匠心地行使自己的职务。

就这方面说，我家有一个仆人是非常有趣的，那便是老听差巴凯。这家伙体格强壮，身材高大，面部的线条粗犷而威严，带有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气。他活到很大年纪，一直认为听差是一项神圣的职务。

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头儿，终日不是训人骂人，就是喝酒，或者一边喝酒一边骂人。他执行任务时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赋予它庄严神圣的性质；放下马车的踏镫时便把它弄得轧轧作响，声音很大，关车门也砰的一声，像开枪一样。一站上马车背后的脚镫，他就绷紧了脸，把身子挺得笔直。每逢车子在车辙上颠簸一下，他就用重浊的嗓音不满地吆喝车夫：“轻一些！”尽管那段坎坷不平的路面已落在五六步以外了。

除了随马车外出，他主要便是教训童仆，向他们灌输在贵族家庭当差的规矩，这是他自己主动干的。不喝醉的时候，他这么做还没什么，但一旦喝得晕头转向，他便变得像冬烘先生和暴君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有时不免袒护我的小朋友们，然而我的威望对巴凯的罗马气质不起多大作用，他给我打开客厅的门，说道：

“少爷，这不是您玩儿的地方，请您走开，要不，我把您抱走啦。”

童仆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眼里，他决不放过辱骂的机会。除了骂，还往往举拳殴打或“刮脑壳”，那就是用大拇指和小指像弹簧般熟练地、巧妙地弹脑瓜。

最后，他把所有的童仆都赶走了事，只剩下他一人，于是他的迫害转向了他唯一的朋友马克别特，这是由他饲养的一只高大的纽芬兰狗。他爱它，为它梳毛，照料它。巴凯独自坐了两三分钟，就会走进院子，把马克别特叫到长凳旁边，与它攀谈起来：

“傻瓜，你干吗待在院子里，怪冷的，不到暖和的屋子里来？这畜生！你瞪眼睛干吗——嗯？你回答啊！”

通常接着是一记耳光。马克别特有时不免对自己的恩人张牙舞爪，于是巴凯便责骂它，既不让步也不再表示温存。

“真的，你喂它吃，可狗总是狗，龇牙咧嘴的，也不想想这是对谁……没有我，跳蚤早把你咬死了！”

这位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满肚子委屈，他气愤地吸了撮鼻烟，把手指上剩下的烟末扔在马克别特的鼻子上，弄得它连连打喷嚏，拼命用爪子笨拙地抓眼皮，想扒掉落在鼻子上的烟末儿，然后怒冲冲地离开长凳去抓门。巴凯替它开了门，一边直骂它“坏蛋”，一边又给了它一脚。这时，那些童仆往往都已回来，于是他又可以拿他们“刮脑壳”了。

马克别特之前，我家还养过一头猎狗别尔塔。它病得很厉害，巴凯把它抱在自己的褥子上，护理了两三个礼拜。一天一大清早，我走进门厅，巴凯想对我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变了，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狗死了。这又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件事实。我根本不认为他憎恨那些童仆；这不过是一种严峻的性格，经过烧酒强化之后，不自觉地给卷进了门厅的诗情画意中。

除了这些奴隶制度的无知宣扬者，还有一些阴沉的殉难者的形象，一些饱经忧患的绝望者的容貌，也在我的记忆中郁郁寡欢地浮动。

参政官有一个手艺出众的厨师，这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境况也蒸蒸日上。参政官亲自设法，把他安插进御膳房学习烹饪技艺——当时有一位法国名厨师在御膳房工作。从那儿学习之后，他被安排在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私，结了婚，生活过得像老爷一样。但是农奴身份的绳索使他不能安睡，也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

一天，阿列克谢鼓足勇气，在伊维尔圣母大教堂做了祷告之后，去见参政官，要求以五千纸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一向以他的厨师自豪，正如以他的画师自豪一样，因此金钱打不倒他；他对厨师说，他去世之后，厨师便可获得自由，不必付钱。

这对厨师无异是当头一棒；从此他闷闷不乐，脸色憔悴，头发也白了，并且……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开始酗酒了；对自己的职务也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以致英吉利俱乐部辞退了他。后来公爵夫人特鲁别茨卡娅雇用了他，但公爵夫人视钱如命，使他受尽折磨。有一次，阿列克谢实在气不过，他一向喜欢表现口才，于是露出不可侮辱的神色，操着鼻音对她道：

“在您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撵走了厨师，并以俄国贵族夫人的身份，写信向参政官诉说。参政官本不想怎样，但作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只得把厨师叫来骂了一顿，命令他去向公爵夫人赔礼道歉。

厨师没有去见公爵夫人，却拐进了酒店。一年中间他任意挥霍，从准备赎身的那笔款子到最后一条围裙，都花光了。妻子尽力拦阻，与他争吵，最后只得出外当保姆，从此不知下落。以后过了好久，厨师杳无音讯，直到有一天，警察忽然把他送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是在街上给找到的。他已经没有住所，只是在小酒店游荡。警察要求他的主人收留他。参政官感到痛心，也可能是良心发现，所以对他相当亲热，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继续酗酒，喝醉了吵吵闹闹，自以为在写诗——他确实具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才能。那时我家住在瓦西里耶夫庄园，参政官对厨师束手无策，就把他送到我家，以为我父亲能开导他。然而这人已不可救药。在他身上，我看到农奴心坎中蕴积的对主人的憎恨和愤懑有多么深。他说话时咬牙切齿，这表情在一个厨子身上，可能特别可怕。他喜欢我，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讲，常常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我称作“枯树上的一根健康的树枝”。

参政官故世后，父亲立即给了他自由证；但已经太迟，实际上等于是摆脱他。从此他就不知去向。

除了他，我不能不回忆起农奴制下另一位牺牲者。参政官有一个家仆，大约三十五岁，可能是他的文牍员。我的大伯父是1813年去世的，他生前曾打算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当时这家仆还小，就给送到一个熟识的医师那儿学习医疗技术。医师为他申请到了上医科大学听课的许可。这青年很有才华，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还可以。到了二十五岁，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了身份，与她结了婚。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老爷死后，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大吃一惊。参政官这位新主人待他们很和气，甚至还挺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但他们夫妇仍不断口角，她不能宽恕他骗了她，跟人私奔了。托洛恰诺夫一定非常爱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得了精神病，每到夜间就出外游荡。他没有积蓄，因此用光了主人的钱。当他发现不可能偿还这笔亏空时，便于1812年12月31日服毒自尽了。

那天，参政官不在家，我看见托洛恰诺夫上楼找我父亲，对他说，他是来向他告别的，请他转告参政官，那些短少的钱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对他说，“去睡吧。”

“我马上要长眠了，”医生说，“请老爷们宽恕我的过错。”

托洛恰诺夫的安详态度使我父亲害怕了，他仔细打量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在胡言乱语吧？”

“没什么，老爷，我只是喝了一小杯砒霜。”

我们马上去请医生，报告警察，给他灌催吐剂，喝牛奶……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还强忍着，嘟哝道：

“别动，待在那儿，我可不是为了呕吐才吞下你的。”

后来毒性开始发作，我听到他哼哼哧哧，用痛苦的声音反复念叨：

“着火了，着火了！火！”

有人要为他请神父，他不肯，对卡洛说，死后不可能有生命，他是懂得解剖学的。午夜十二时，他用德语问军医几点钟，接着说道：“新年到了，祝大家愉快。”说完便死了。

早上我闯进小小的厢房，这原来是作洗澡间的，托洛恰诺夫的尸体已抬进那儿，放在桌上，与刚死的时候一样，穿着燕尾服，没系领结，胸口敞开着；但脸已经变形，有些发黑了，很可怕。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几乎晕倒，立即逃出屋子。新年中我收到的礼物，无论是玩具还是画片，都不能使我快乐；发黑的托洛恰诺夫一直在我眼前浮动，耳边也一直响着他的声音：“着火了——火！”

在结束这悲惨的叙述之前，我只想再说一句话：前室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真正的坏影响。相反，从我早年起，它就在我心头培植了对一切奴役和一切暴政的不可克制的憎恨。有一次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为了我调皮，想狠狠气我一下，对我说道：“等着吧，等您长大了，还不是跟别的老爷一样！”这句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老婆子可能满意了，最低限度，我没有变得“与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前室和女仆房，还有一处地方可供我消遣的，在那里我至少不会受到干扰。我喜欢阅读，正如我不喜欢上课一样。热衷于没有系统的阅读，大概正是认真读书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我从前和以后，都不能忍受语言的理论研究，但理解和讲话我却学得很快，总能勉强凑合。我也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对我的博览群书而言，这已经够了。

我父亲和参政官有一个共同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大多是上世纪的法文书。它们堆在参政官家底层一间无人居住的潮湿屋子中，钥匙由卡洛保管。这个文学宝库，我可以任意出入，不受限制，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父亲认为这有双重好处：首先，我可以较快学会法文；其次，让我有事可干，就是说我可以安安静静坐在家里，不致出外胡闹。再说，我并不把所有的书放在案头，让人看见——有些书我是藏在小衣柜中的。

我读了些什么呢？长篇小说和喜剧是不用说的。我还读了五十来册法国的《剧目》和俄国的《戏剧》18 ，每册有三个或四个剧本。除了法国作品，我母亲还有拉方登19 的小说和科策布20 的喜剧，这些书我都读过两遍。长篇小说对我的影响不能说很大，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找那些含有轻薄意味的、不正经的场面看，然而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有一个剧本使我着了迷，它对我的影响大得多，我曾反复读过二十来遍，不过我读的是《戏剧》中的俄译本，这就是《费加罗的婚礼》21 。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不仅如此，我自己就成了薛侣班；阅读时，我的心都收缩了，我感到了一种新的体验，虽然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这位少年侍从男扮女装的场面，叫我多么陶醉，我真想把那位夫人的丝带也藏在怀里，偷偷吻它。实际上，在这样的年纪，我跟一切女性社会还离得很远。

我只记得，到了星期日，Б22 家两个小姐有时会从寄宿学校到我家来玩。小的那个十六岁，生得花容月貌。她一进屋，我便慌了手脚，从来不敢对她讲一句话，只是偷偷窥视她那对美丽的黑眼睛，那一绺绺深色鬈发。这事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爱情的第一次消息便这么过去了，没有谁知道，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

几年之后，我又遇到她，我的心还是跳个不住，我记起了十二岁时怎样拜倒在她的美貌面前。

我忘记提到《维特》23 ，它也像《费加罗的婚礼》一样，使我沉醉。这小说有一半我不能理解，跳过去了，急着看那可怕的结局，看完，我发疯似的哭了。1839年，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维特》，这是在弗拉基米尔。我告诉我的妻，我小时候如何为它哭泣，并把最后几封信念给她听……念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只得停止诵读。

我十四岁以前，父亲对我的管教不能说十分严厉，只不过我家的整个气氛，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万难忍受的。对身体健康的固执而不必要的关心，加上对精神健康的完全忽视，叫我万分厌恶。老是提防感冒，怕吃的东西不消化，有了一点伤风咳嗽便小题大做。到了冬季，整整几个星期不准我外出，有时侥幸出门一次，也得穿厚皮靴，裹大围巾等等。家中的炉火总是烧得热气腾腾，叫人受不了。如果我的母亲没有遗传给我战胜一切的健康体魄，这种环境必然使我成为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孩子。不过我的母亲完全没有那些偏见，我在她屋中，可以做在我父亲屋中不能做的一切。

我书念得不好，没有人跟我竞赛，也没有人鼓励我，表扬我。我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单凭强记和活跃的想象力代替辛勤的劳动，没有系统，也无人督促。不言而喻，也没有任何人去督促我的教师们；薪水讲定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课，按时下课，就可以接连几年这么干下去，不必对教学情况做任何汇报。

我当时的学习中，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请了一个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

“如今大家不重视这个，”父亲对我说道，“但我的二哥亚历山大每晚跟奥弗莱纳24
念特拉梅的叙述
25 ，念了六个月，还是没有念好，不符合奥弗莱纳的要求。”

“达勒斯先生，”有一次我父亲问他，“我想，您可能会教舞蹈吧？”

达勒斯是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儿，听了这话，露出明知自己多才多艺，但又完全懂得谦逊的必要性的神色，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但大歌剧院
26 经常请他为芭蕾舞的演出提供意见！”

“我也这么想。”父亲说，把打开的鼻烟壶送到了他面前，这是俄籍教师或德籍教师从未得到过的荣誉。“如果在朗诵课后，您能让他稍微轻松一下
27 ，教他一点舞蹈，我看是很好的。”

“我听凭伯爵的支配。”28

我父亲非常留恋巴黎，他开始回忆1810年歌剧院的休息室，回忆乔治的青年时代和马尔丝的晚年时期29 ，详细探询咖啡馆和戏院的消息。

现在读者可以想象我那小小的书房，那冬日的凄凉夜晚了：窗户紧闭着，水一行行从窗上往下挂，桌上点着两支油脂蜡烛，而我与达勒斯就在这儿“促膝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是相当自然的，但在教课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说白念得越不自然越好。他念拉辛的台词跟唱歌似的，把每行诗的停顿弄得像英国人后脑勺上的分缝那么泾渭分明，结果诗句变得与折断的手杖差不多。

他念的时候挥舞着手，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每行诗他都要我重念几遍，但还是直摇头。

“不对，根本不对！注意！‘我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 ，这里是一顿，”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一边用手向前轻轻推开水波，又说道：“‘别的我什么也不怕’
30 。”

接着，这位“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本，给了我一把椅子——这便是我的舞伴。

由此可见，我之从来不会跳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的课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便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我随参政官去看法国歌剧，序曲奏了一遍又一遍，幕仍没有升起。前座观众想表示他们懂得自己的巴黎，开始啸叫，像巴黎的后座观众一样。这时一位导演走到台口，向右一鞠躬，向左一鞠躬，又向前一鞠躬，说道：

“请各位观众原谅，我们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幸的事：我们的同事达勒斯……”说到这里，导演的嗓音真的被眼泪打断了，“刚才发现，已因煤气中毒，在卧室中去世了。”

就这样，俄国的煤气以自己强有力的手段，使我脱离了苦海，与朗诵，独白，以及那位有四条硬木细腿的女舞伴分手了。

十二岁时，我从女人手中给转到了男人手中。那时前后，父亲曾打算配备一个德国人照顾我，试了两次都未能成功。

带孩子的德国人既不像老师，又不像仆人，这完全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孩子读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但是要监督他们的学习和衣着，关心他们的健康，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谈天，谈什么废话都成，只要是德语。如果有家庭教师，德国人得服从家庭教师；如果只有照管孩子的老家人，老家人便得服从德国人。教师无非虚应故事，有时由于意外原因难免迟到，又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有时需要早退，他们不得不讨好德国人，德国人虽然不学无术，便因此以大学者自居。至于家庭女教师，她们往往要利用德国人替她们跑腿，买这买那，不过，除非身体有严重缺陷，又无别人拜倒在她们面前，她们才会允许德国人追求她们。十三四岁的小学生背着父母，溜进德国人的房间吸烟，他也不加干预，因为他要留在公馆里，就得掌握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确实，大部分带孩子的德国人这时都受到主人的恩宠，离职时还能拿到钟表等等礼物。一旦他厌倦了这种生涯，不想再陪孩子在街上溜达，为他们的伤风和衣帽上的污迹接受申斥，那么带孩子的德国人便可以成为普通的德国人，开一家小铺子，把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等等出售给自己从前培育的人，为他们作另一种秘密服务了。31

第一个雇来照管我的德国人，出生在西里西亚，大家叫他约基希；单凭这个古里古怪的姓，我认为就不该雇他。这人身材高大，秃顶，非常腌臜。他自称懂得园艺，我想，父亲正是因此才看上了他。这位西里西亚巨人，我一点不喜欢，我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他陪我在杰维奇广场和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会给我讲各种猥亵的故事，让我搬到前室中去传播。他在我家干了不满一年，把庄园上的花草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园丁要用镰刀砍死他，父亲这才叫他滚蛋。

接替他的是一个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人，他当过兵（多半是逃兵），名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这人擅长书法，但头脑极端迟钝。他曾在两家公馆照料过孩子，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能装出一副家庭教师的样子。此外，他讲法语带“咝”音，总是把重音念颠倒。32

我根本瞧不起这个家伙，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静。特别是后来，我发现有两件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小数和三重法则，从此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儿童的心大抵是无情甚至残忍的。我追根究底，问他比例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沃尔芬比特尔猎骑兵走投无路。这事使我很得意，我就把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不学无术，正式向父亲提出，而以前我是很少与他进行这类谈话的。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说他有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天蓝颜色，金纽扣。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他穿了一件燕尾服去参加婚礼，衣服虽然大一些，但纽扣真是金的。侍候他的小厮偷偷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化妆品商店的掌柜，这件燕尾服便是向他借的。于是我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可怜虫：你说清楚，燕尾服在哪儿？

“您家中蛾子太多，我把它交给一个熟识的裁缝保管了。”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问这干吗？”

“为什么你不敢回答？”

“不要过问与己无关的事。”

“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一星期后是我的命名日，你要从裁缝那儿把蓝燕尾服拿来穿上，让我高兴一下。”

“不成，我不穿，您不配，因为您太没有礼貌。”

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恐吓他。

对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最后一击，应该说还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当着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吹牛，说他是滑铁卢战役33 前夕应征入伍的，那时法国人给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布肖只是瞪了他一眼，狠狠嗅了一撮鼻烟，使这个拿破仑的战胜者有些不好意思。布肖气呼呼的，拄着多节的拐棍走了，从此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le soldat deVilain-ton34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双关语来自贝朗瑞，因此对布肖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布吕歇尔35 的部下与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开了我的家。这以后，父亲再没有用德国人来管束我。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战士有个朋友，也在一家公馆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常跟他去找他，与那家的孩子一起上远处游玩。他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我百无聊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力量战胜父亲的意志，因此很可能就此葬送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不久，新的思想活动和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两次会晤，挽救了我。我相信，我父亲从未想过，他为我安排的是怎么一种生活，要不，他应该是不致拒绝我那些最无辜的愿望，那些最自然的要求的。

有时他让我随参政官上法国剧院看戏，这对我是最大的享受。我非常爱好戏剧演出，但即使这种娱乐，它带给我的痛苦也不比喜悦少。参政官带我到达剧院时，戏已演了一半，而且他每晚都有应酬，总是不到剧终又把我带走了。剧院在阿尔巴特门附近，阿普拉克辛36 的房子里，我家在马厩街，两处近在咫尺，但父亲还是严格禁止我单独回家。

我将近十五岁时，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士教我神学，这是为了应付进大学的需要。于是在伏尔泰37 之后， 《教义问答》出现在我面前了。宗教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在任何国家都不如在俄国那么低，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幸运。教士教神学总是只能领到半薪，而且这同一位教士，如果他也能教拉丁文，他为这门课得到的报酬，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的父亲认为，宗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必须无条件信仰《圣经》，因为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一切推理徒然把问题弄得更加糊涂；对生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奉行它的仪式，然而不能陷入多余的迷信，那只对老太婆才合适，对男子是不相称的。他自己信教吗？我认为他有些信，这是习惯，也是考虑到体面，为了防备万一。但是教会的任何规定，他以健康欠佳为借口，从不履行。他几乎从不接待神父，至多请他在没有人的客厅里唱些圣诗，然后用一张五卢布的钞票打发他。冬天他推说神父和教堂执事会带来大量寒气，每次都使他因而感冒。在乡下，他上教堂，也接见神父，但这主要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为了管理庄园的需要，不是真正敬畏上帝。

我的母亲是路德派教徒，因而虔信程度较深。她每月上自己的教堂，或者如巴凯所固执地说的，“上自己的德国教会”做一两次礼拜。我因为无事可做，也随她一起去。我在那里学会了模仿德国牧师的姿态，他们的朗诵和废话，我的模仿惟妙惟肖——这种才能我一直保持到了成年。

每年复活节，父亲都要命我守斋。我怕忏悔，一般说来，教堂的表演
38 使我感到迷惘和畏惧；我走去领圣餐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但我不认为这是宗教的虔诚感，那只是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特别是当人们赋予它以庄严肃穆的气氛时，所引起的一种恐惧感。占卜符咒之类就是这样。复活节一过，做了晨祷，开了戒，吃了红蛋、甜奶渣糕和圆柱面包以后，我就整整一年不会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福音书39 我却百读不厌，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的译本我都读。我没有人指导，也不完全理解，但读过的一切都引起我由衷的、深刻的敬意。青年时代初期，我常为伏尔泰主义所吸引，喜爱讽刺和嘲笑，但我不记得我曾经用冷漠的态度对待过福音书，终我的一生莫不如此。尽管年龄增长，境况变化不定，我仍时常重读福音书，每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温煦。

教士一开始给我上课便大为惊讶，他发现，我不但具备了福音书的一般知识，而且能逐字逐句引用经文。然而他说：“上帝打开了你的智慧，还没有打开你的灵魂。”我的神学家耸耸肩膀，为我的“两重性”啧啧称奇，不过他对我还是满意的，认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40 的考查。

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领了我的心灵。

1  赫尔岑的父母回国后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父亲疏懒成性，不愿找这些“麻烦”，而他的母亲又生性懦弱，处处迁就他的父亲），因此赫尔岑在家庭中身份不明，往往被当作“私生子”，父亲又用赫尔岑（德文：心）称呼他，后来便成为他的姓，不用他父亲的姓雅科夫列夫。这里所谓“尴尬的处境”即指那种容易造成误解的、暖昧的身份。

2  其实这时作者至多八岁，这里可能是记忆错误。

3  即巴赫梅捷夫。

4  即男仆们居住的房间，因它们一般位于屋子前部，与位于屋子后部的女仆室互相隔绝。

5  在俄语中，“贵族”与“奴仆”两字发音相近。

6  指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人民的种种欺骗和镇压。

7  见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二场。

8  俄国文宫共分十四等，因此所谓“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均指地主贵族的家仆而言。

9  克莱恩米赫尔（1793—1869），俄国反动官僚，阿拉克切耶夫的亲信，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任交通大臣。

10  本肯多夫（1783—1844），伯爵，俄国最反动的大官僚之一，尼古拉一世的亲信，曾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长官等要职。

11  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心腹和宫中女官。

12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在宫中掌握大权，左右朝政。

13  马修（1798—1873），爱尔兰天主教神父，终生提倡戒酒。

14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读书文库》的编者。《读书文库》是一份带有保守色彩的大型月刊，在当时十分畅销。

15  一种赌博游戏。

16  指鞭打，当时在俄国，农奴有了过错，地主可以把他们送往警察所受鞭打。

17  当时服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

18  指《法国上演剧目大全》和《俄国戏剧剧本全集》。

1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作家。

20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擅长喜剧。

21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剧本。下面提到的薛侣班是伯爵的少年侍从，他曾乔装改扮，帮助费加罗。

22  据说是指巴赫梅捷夫。

23  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24  法国演员，1785年后住在俄国。

25  原文是法文。这是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诗体悲剧《费德尔》中一段著名的台词。

26  原文为法文，指巴黎大歌剧院。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法文。

29  乔治和马尔丝是当时两个法国女演员的艺名，前者擅演悲剧，后者擅演喜剧。

30  原文是法文。这是拉辛的悲剧《阿达莉》中的台词。

31  《一个青年人的笔记》中提到的风琴师和音乐教师伊·伊·埃克，除了教音乐，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作者注

32  英国人讲法语不如德国人，但他们只是歪曲了语音，德国人却使它变得不堪入耳。——作者注

33  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战胜了拿破仑军队。

34  法文：下流人的士兵。法国诗人贝朗瑞曾在一首诗中把威灵顿讽刺地称为“维兰顿”（Vilain-ton），即“下流人”。这里借用此词，把“威灵顿的士兵”故意说成“下流人的士兵”。

35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普鲁士军队，对战胜拿破仑发挥了重要作用。

36  当时莫斯科的一个大官僚。

3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终身反对宗教偏见。

38  原文是法文。

39  指《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40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神学教授。

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1 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2 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3 。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4 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5 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6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7 。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8 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9 。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10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11 ，这革命的奥菲利娅12 ，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13 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不幸者讲一句话。

接触到这问题，我不能不为这些英雄史迹中的一件事讲几句，它还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老的伊瓦舍夫家，有一个年轻的法籍家庭女教师。伊瓦舍夫的独生子14 打算娶她，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家人惊慌失措，痛哭流涕。这个法国姑娘没有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为后者杀死的切尔诺夫这样的弟兄，15 她被迫离开彼得堡，他也在大家的劝说下暂缓实现自己的意愿。后来他成了阴谋叛乱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属还是未能从门第不相当的婚姻
16 中挽救他。骇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位少女立即启程奔赴彼得堡，要求批准她前往伊尔库茨克省，跟随她的未婚夫伊瓦舍夫。本肯多夫劝她放弃这个犯罪的意图，没有成功，报告了尼古拉。尼古拉令人向她说明了不愿背弃苦役流放犯丈夫的妻子的命运，同时表示，他可以成全她，然而她应该明白，如果妻子追随丈夫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因而可以获得某些照顾，那么她丝毫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她是自愿要与罪犯结婚的。

她与尼古拉都履行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她的命运。

皇上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17

但要塞还没收到批准的公文，可怜的姑娘到了那里，只得等候官长向彼得堡查询。她住的地方，到处是从前的囚犯，形形色色，人数很多，根本无法打听伊瓦舍夫的下落，或把自己的消息通知他。

后来她逐渐认识了一些新伙伴，其中有一个流放的抢劫犯在要塞做工，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第二天，抢劫犯给她捎来了伊瓦舍夫的便条。过了一天，他建议为她和伊瓦舍夫传递书信。他在要塞干活，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但到了晚间仍不顾疲劳，冒着暴风雪，带了伊瓦舍夫的信，连夜赶路，在清晨返回要塞。18

最后，批准的公文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成了终身流放。他们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但精力已消耗殆尽。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妻子首先倒下。正如南国的花朵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必然枯萎，她也衰老而死了。伊瓦舍夫没有比她活得多久，她死后刚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实际上，这一年中，他已经不在人世。他那些使第三厅19 大为震惊的信，带有无限的哀愁，他像圣洁的梦游者在信上抒发着忧伤的诗情。严格地说，她死后，他不是活着，而是在悄悄地、庄严地走向死亡。

这篇“传记”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儿子流放之后，伊瓦舍夫的父亲把家产传给了私生子，要求他切莫忘记可怜的哥哥，并接济后者。伊瓦舍夫夫妇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名的儿童，两个未来的世袭兵20 和西伯利亚移民。他们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舍夫的弟弟向尼古拉申请允许他收养这两个孩子。尼古拉允许了。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冒险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取得父亲的姓；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叛乱和审讯的消息，莫斯科扰攘不安的气氛，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的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佩斯捷利21 及其同志们的被处决，终于从童年的迷梦中惊醒了我的灵魂。

大家期待着被定罪者的刑罚得以减轻，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我的父亲虽然一向谨慎小心，对事物持怀疑态度，也认为死刑不致执行，判决不过是为了震慑人心。但是他与其他人一样，并不了解年轻的皇上。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也没有进莫斯科，而是驻跸彼得罗夫宫……当莫斯科的居民从《莫斯科新闻》上读到7月14日的可怕消息22 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自从米罗维奇23 发动政变失败，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斩首之后；自从普加乔夫24 及其同伙被处决之后，还不曾判过死刑。人民死在皮鞭下，士兵被强迫通过队列，被非法打死25 。但是从法律上说，死刑是不存在的。据说，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的一部分哥萨克发动叛乱，有两名军官牵连在内。保罗降旨，由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委派哥萨克首领或将军全权处理此案。法庭判了他们死刑，但没有人敢批准执行。哥萨克首领奏请沙皇裁夺。保罗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他用苦役代替了死刑。

尼古拉把死刑引进了俄国刑法，起先这是非法的，后来才在法典中肯定了它的地位。

可怕的消息传来后隔了一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祈祷大典26 ，庆祝死刑的执行。这以后，尼古拉的銮驾才浩浩荡荡开进莫斯科。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他骑在马上，旁边是一辆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皇太后和皇后。他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没有一张脸会像他的脸那样无情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前额急速地向后伸展，下颔发达，补偿了顶骨的不足，这一切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贫乏的思想，以及麻木不仁的残忍。但主要是那双眼睛，它们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慈祥，那是一对冬天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热恋过任何一个少女，像保罗之于洛普欣娜27 ，亚历山大之于一切女人（除了他的妻子）那样；他只是“对她们略施恩泽”，如此而已。

梵蒂冈有一个新辟的画廊，陈列着大量全身和半身雕像，以及一些小型塑像，听说都是在罗马及其近郊发掘出土，而由庇护七世28 收藏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全部历史，都反映在这里的眉毛、额角和嘴唇上了。从奥古斯都的女儿29 到帕贝娅30 ，这些贵妇人全被塑造成了娼妓，神态栩栩如生；娼妓的典型压倒一切，保存在那里。男性的典型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可以说已超越自身的界限，正向安提诺乌斯31 和赫耳玛佛洛狄忒32 转化：肉体衰退，精神萎靡，荒淫无耻和沉湎酒色的生活败坏了面貌，有的像“情妇”赫利奥加巴卢斯33 那样前额低陷，庸俗猥琐，有的像加尔巴34 那样面颊松垂；后面这类人如今在那不勒斯王35 身上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反映。另一种是军阀头子的典型，在这种人身上，作为普通公民、作为人的一切，都已泯灭无遗，剩下的只是一种欲望——权力欲；他们思想狭隘，心肠冷酷，这是皈依权力的僧侣，在他们脸上显示出力量和残忍的意志。那种近卫军和三军统帅的皇上，靠军人拥立成为帝国守卫者的人，就是这样。正是在这些人中间，我发现了不少相貌，可以使我想起还没留唇髭的尼古拉。我明白，这种阴森、严峻的守卫者，对于正在疯狂中死去的事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新事物，他们有什么必要呢？

尽管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政治理想中，我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它们往往自相矛盾，以致我确实认为，彼得堡的骚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皇储扶上皇位，同时限制他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怪人崇拜了整整一年。那时他比尼古拉得人心，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他对士兵只做过坏事，可是人民和士兵爱戴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走在苍白的尼古拉旁边，蹙紧了淡黄色的浓密眉毛，穿一身黄领子的立陶宛近卫军制服，伛偻着背，肩膀耸到了耳边。他以主婚人的身份，为尼古拉与俄罗斯的结合祝福之后，便去继续蹂躏华沙了36 。直到1830年11月29日37 ，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的主人公其貌不扬，这样的典型在梵蒂冈也不易找到，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38 ，我会把这称作加特契纳
39 型。

不言而喻，如今孤独对我说来比以前更难忍受了。我总想找人谈谈我的思想和憧憬，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别人的赞许。我认为我是一个“阴谋作乱分子”，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不能缄默不语，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落在俄文教师身上。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充满着那种高尚而不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随着第一丝白发，随着自己的成家立业而逐渐消逝，然而它终究能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听了我的话很感动，临走时抱着我说：“但愿这些感情能在您身上发芽生根。”他的同情使我非常兴奋。这以后他时常带一些磨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给我，本子上用小字抄录着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和雷列耶夫40 的《沉思》等诗。我偷偷把它们抄了下来……（而现在我把它们公开付印了！）41

可想而知，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占了首位，这主要是法国革命史；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的谈话中了解了它的一些情况。在地下室的藏书中，我找到了一部关于9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保王党人写的。它的偏见如此显著，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难以相信。我偶然听老布肖讲过，法国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非常想向他问个究竟。但布肖是严峻阴沉的人，鼻子很大，戴副眼镜，从来不跟我讲一句多余的话，只谈动词变位，举些例子让我听写，骂我几句，然后拄着粗大多节的拐杖走了。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 ”42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43 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44 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45 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46 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47 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48 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 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 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 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 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 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 ”54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55 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56 。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57 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58 。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59 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恶作剧
60 这魔鬼永远是我的不祥的引诱者，它唆使我偷换别针，就是说把它扎在另一只羽毛球上。恶作剧完全没被发觉，表姐始终用有别针的羽毛球。过了大约两星期，我告诉了她。她脸色陡然一变，流下眼泪，走回房中去了。我吃了一惊，心里很难过，等了半个小时，我去找她。房门锁上了，我恳求她开门，她不肯，说她不舒服，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心肝的孩子。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她，请求她宽恕。茶后，我们和解了，我吻了她的手，她拥抱了我，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重要性。一年前，那个骠骑兵在她家用膳，饭后与她打羽毛球，他用的羽毛球就给标上了记号。我受到良心的谴责，认为我确实犯了亵渎圣物的错误。

表姐在我家住到了10月。她父亲叫她回去，答应明年再让她上我们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玩儿。我们心神不定，等待着分离，终于在秋季的一天，一辆马车来接她了。她的使女忙着搬箱笼杂物，我家的仆人把各色食品装上马车，多得足够她吃一个礼拜。然后大家聚集在台阶旁边，与她道别。我们紧紧拥抱着——她哭了，我也哭了。马车驶到街上，就在那个出售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点，拐进另一条胡同消失了。我在院子中徘徊，心情寂寞而苦闷；我走回楼上的卧室，然而那里也似乎变得空虚和寒冷了。我动手做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布置的作业，但心中还在不断琢磨：马车现在到了哪儿，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

我的唯一安慰，只是明年6月在瓦西里耶夫的重新会面！

对我说来，农村便是节日，我热爱乡村生活。森林，原野，广阔自由的天地——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因为我从小关在深宅大院内，受到严密的监护，未经许可和没有仆人陪同，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准走出大门一步……

“我们今年去不去瓦西里耶夫呢？”这疑问从开春起一直牢牢盘踞在我的心中。父亲每年都说，今年他得早一点去，他想看看树木怎么长出叶子，然而从来没能在7月以前动身。有一年甚至拖得太迟，结果只得作罢。每到冬季，他就往乡下发信，要那里打扫房屋，生上炉火，但这不是真的，主要只是出于他的深谋远虑，好让村长和乡丁随时盼望主人到达，因而认真办事，不敢偷懒。

似乎就要动身了。我父亲对参政官说，他非常想到乡下休息几天，庄上也有些事需要料理。但一晃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

事情逐渐变得可靠了，食物已开始运出：糖，茶叶，各种谷物，酒等等，但接着又停顿了；最后总算给村长发了命令，要他在某一天派多少农民的马车来。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动身了，要动身了！

我那时没有想过，在大忙季节，要农民损失四五天时间是多么严重的事。我只是沉浸在欢乐中，忙着收拾练习簿和课本。马车到了，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听马在院子里嚼干草和打响鼻；兴致勃勃地看车夫们干活，听仆人们议论：谁坐哪一辆车，谁的东西放在哪里等等。仆人的房间中灯火通宵达旦，一切都要收拾，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这儿拖到那儿，人们换上了旅途装束——虽然距离不过八十来俄里！父亲的听差脾气最大，认为装载行李是件大事，把别人放好的东西气呼呼地往外扔，烦恼得直搔头皮，弄得谁也不敢挨近他。

第二天，父亲起身完全不比平时早，甚至似乎还迟了一些。他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最后，到了十一点钟，他才吩咐套车。主人的轿式马车共四个座位，套六匹马，它后面跟着三辆、有时四辆车子：一辆弹簧马车，一辆简便马车，一辆带篷货车或者两辆农家大车，所有这些车上都坐满仆役或者堆满行李。尽管几辆货车已先期出发，现在每辆车仍装得满满的，谁也没法舒舒服服坐下。

到了半路，我们得停车吃饭和喂马，这是个大村庄，名叫彼尔霍什科沃，拿破仑在公报中提到过它。它属于我在分家中谈到过的那位“二哥”的儿子61 。荒凉的地主住宅位在大路旁边，周围是空旷萧条的田野，但是在刚离开闹市的我看来，这一片辽阔的灰土也是悦目的。屋子里，弯曲的地板和楼梯时时摇晃，人们走过便发出尖厉的吱吱声，墙壁仿佛惊讶地重复着它们的音响。古老的家具来自从前主人的收藏室，正在流放中度过自己的残年。我怀着好奇心，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楼上楼下乱闯，跑进了厨房。我们的厨子在那儿给我们准备一份旅行快餐，脸上露出不满和讥讽的神色。村长照例坐在那儿，这是个脑门上长疙瘩的白发老头儿。厨子正向他发表关于炉灶的意见。村长听着，不时简单地应几句：“那个……确实……是这样的。”然后闷闷不乐地打量一下周围扰攘不安的情景，心想：“这些家伙多咱才走啊！”

午餐用一套特制的英国餐具，由白铁或别的金属制成，是专为这种旅行购置的。午膳后，马已套好，门厅和过道中挤满了热心接送贵宾的人们：那些靠面包和新鲜空气苟延残喘的仆役，那些三十年前也曾风流一时的老使女——所有这些地主家庭的蝗虫像真的蝗虫一样，吃光了农民的劳动果实，而他们本身又是无辜的。他们身旁围着一群淡黄头发的孩子，光着脚板，肮脏不堪，使劲向前挤，老婆子们便使劲把他们往后拖。孩子们嚷嚷，老婆子们又向他们嚷嚷。大家争先恐后打量我，每年都要发出惊奇的叹息声：我又长这么高了。我的父亲跟他们搭讪几句；有的人鞠躬，有的人走上前来吻他那可爱的手，但那可爱的手却从未伸出去过。就在这一片奉承声中，我们出发了。

离戈利岑公爵的维亚泽马庄园几俄里的地方，瓦西里耶夫村的村长骑了马，在一片森林旁边迎接我们，领我们从小路前往庄园。村中我家的大住宅前面，有一条漫长的椴树林荫道，神父夫妇、教堂执事、仆役和几个农民已在那儿恭候。所有这些人中，只有白痴普罗尼卡保持着人的尊严，没有摘下油腻的帽子，站在远处傻笑，看到我们有人走过去，便转身跑了。

比瓦西里耶夫村更优美的所在，我还很少见到。谁要是知道尤苏波夫家的库恩采沃和阿尔罕格尔村，或者沙维恩修道院对面洛普欣家的领地，他就不难想象瓦西里耶夫村的风光，它与它们都在同一岸边，紧挨着莫斯科河，离沙维恩修道院大约三十俄里。河这边是缓缓倾斜的平原，村庄、教堂和原来的主人住宅便分布在这一带。对岸是山，山边有一个小村庄，我父亲在这儿新盖了一幢房屋。从屋中远眺，周围十五俄里的景物尽收眼底：一片片庄稼临风飘拂，一望无际；一个个不同的庄园和村落，一幢幢灰白的教堂，点缀在各处。五色缤纷的树林构成了半圆形的边框，而莫斯科河像一条蓝莹莹的缎带从这一切中穿过。我的卧室在楼上，每天清晨，我总要开窗眺望和谛听，呼吸新鲜空气。

尽管有这一切，我还是怀恋那幢古老的砖石房子，也许这是因为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农村的。我多么爱宅前那条绿叶覆盖的、漫长的林荫道，宅旁那个荒芜了的花园。房屋已开始倒塌，从过道的一个裂隙中生出了一棵细长匀称的小白桦。左边有一条垂柳披拂的小径沿着河岸蜿蜒，小径外面是一片芦苇和白沙，它们一直伸展到水边；我的整个早晨往往便消磨在这片沙滩和芦苇中，这是十一二岁的事。驼背的老园丁几乎每天坐在屋前蒸薄荷水，煮野果子，偷偷给我吃各种蔬菜。园子里乌鸦很多，它们在树顶上到处做窝，又经常绕着窝盘旋，呱呱啼叫。有时，特别是到了黄昏，老鸹成群结队飞到空中，吵吵闹闹，也惊起了别的鸟。有时，一只老鸹突然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然后又一切归于沉寂……每到夜间，鸱鸮在远处时而如婴孩啼泣，时而发出一阵霍霍笑声……这些凄凉的哀鸣声使我心惊胆战，然而我还是喜欢听它们。

每年，或者至多隔一年，我们总要去瓦西里耶夫村一次。临走时，我在阳台旁边墙上做个记号，标明我的身高，一到那里便去检查我又长高了多少。但是我不仅在乡下量出了我身体的增长，同样事物的周期性反复也清楚地表明了我内心发展的差异。我随身携带的书籍不同了，关心的事物也不同了。在1823年我还完全是个孩子，我随身带的是儿童读物，即使这些书，我也没有阅读，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兔子和松鼠，它们住在我房间旁边的贮藏室中。我的主要乐趣之一，是我父亲允许我每天傍晚放一次鹰炮62 ，这是使全体仆人都高兴的事，连头发斑白、五十多岁的老人也像我一样兴致勃勃。在1827年，我随身带的已是普卢塔克63 和席勒的著作；每天清晨，我走进森林，躲进树丛，越远越好，躺在树下朗读剧本，仿佛这儿就是波希米亚森林64 。然而另一方面，我得到一个小厮的帮助，在小溪中筑了一道堤坝，这类事还很能吸引我，我一天要跑去看它十来次，不断加以修补。到了1829年和1830年，我却在写一篇“哲学论文”，论述席勒的《华伦斯坦》了；以前的各种游戏，只剩下鹰炮还对我保持着魅力。

然而除了打炮，还有一种乐趣是我始终不变的，这就是对乡村晚景的爱好。即使现在，它们对我说来仍像当初一样，是虔诚、安谧和诗意的时刻。近来我生活中一段光辉可爱的经历，也使我想起乡村的黄昏。太阳庄严地、灿烂地落进火红的海洋，终于溶化在它中间……突然，深青色取代了浓重的紫红色，一切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烟雾——在意大利黄昏是来得很快的。我们骑在骡背上，从弗拉斯卡蒂去罗马，65 必须经过一个不大的村庄，有些地方已出现了点点灯火，一切静悄悄的，骡蹄踩着石子发出清脆的声响，新鲜而有些潮湿的风从亚平宁山吹来；村口的壁龛中供着一尊小小的圣母像，像前点着一盏灯；农村姑娘们收工之后，还没摘下白头巾，便跪在像前祷告；行乞的山民吹着木笛经过这儿，也随着她们一起祈祷。我深有感触，也深为激动。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静静地走向饭店——马车在那里等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讲了瓦西里耶夫村的黄昏。可是讲什么呢？

花园中树木寂然不动，

山坡上村篱蜿蜒曲折，

大路上牛羊没精打采，

一群群各自缓步回家。

（《感怀》）66

……牧人挥动长鞭，吹响木笛。牛的哞哞声，羊的咩咩声，归来的畜群行经小桥的嗒嗒蹄声，交织在一起。狗汪汪吠叫，赶拢走散的绵羊，而羊迈着细腿，向前疾奔。这时，农家姑娘的歌声越来越近——她们正从田野回来；但是小路向右一拐，歌声重又远了。门吱吱响着，男女孩子从屋里纷纷出来，迎接自己的牛羊。一天的辛劳结束了，儿童们在街头、在岸边嬉戏，他们的声音嘹亮清脆，荡漾在河面上，传播到暮霭中。空气混合着烘谷房中燎焦的气味；露水开始像烟雾一样逐步向田野伸展；森林上空，风在徘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树叶沸腾了；远处的闪光颤抖着，向周围射出浅蓝的光泽，然后忽闪忽闪地逐渐消失。就在这时，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来了，她发现我躺在一棵白杨树下，便装出气忿的样子，唠叨起来：

“少爷，您叫我找得好苦，茶早已放在桌上，大家都到了。我到处找您，脚都跑断了，我这把年纪跑不动啦。这草地湿湿的，干吗躺在这儿？赶明儿又得伤风啦，不伤风才怪呢。”

“够啦，够啦，”我笑笑，对老婆子说，“我既不会伤风，也不想喝茶，只想请您给我偷些奶油，要好的，最上面的。”

“说真的，瞧您这样儿，叫人没法生气……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不等您吩咐，我早给您把奶油预备好啦。瞧，闪电……这很好！对谷物有好处。”

于是我吹着口哨，跳跳蹦蹦跑回家了。

1832年后，我们不再去瓦西里耶夫庄园。我流放期间，父亲把它卖了。1843年，我们住在莫斯科附近另一村庄，它在兹韦尼哥罗德县，离瓦西里耶夫村二十来俄里。这时我情不自禁，又去访问了一次故居。我们的车子仍走那一条乡村小道，一切都照旧：熟悉的松林，遍布榛树的山岗，过河的浅滩，那二十年前曾使我流连忘返的浅滩。河水汩汩流动，小石子窸窣作响，赶车的吆喝着，马逡巡不前……不久村庄出现了，我又看到了神父的住宅，从前神父总是穿着褐色长袍坐在长凳上，他纯朴，善良，浅红色的皮肤长年流汗，嘴里老是在咬着什么，不断打嗝儿。接着便是办事处，那个从来没有清醒过的乡干事瓦西里·叶皮凡诺夫总在这里扑在纸上写字，手几乎握到了笔尖上，中指像折断似的弯曲着。现在神父死了，瓦西里·叶皮凡诺夫也到另一个村子去记账和喝酒了。我们在村长老婆那儿逗留了一会儿，她的男人还在田里。

这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山上，代替我们的家的是另一幢房屋，屋旁有一个新辟的花园。我们回去时，经过教堂和墓地，忽然看到一个畸形的怪物，几乎四肢着地在走路。这东西向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原来这是一个瘫痪的、半疯癫的驼背老婆子，从前在神父的菜园中干点活，主要靠周济度日。这时她已将近七十岁，但正是对这种人，死神偏偏不肯光临。她认出了我，哭哭啼啼地直摇头，向我念叨：“唉，你也这么老啦，我从你走路的样子才认出你。我已经……唉，我……嗬，嗬，嗬……什么都甭提啦！”

坐车回转时，我在远处田野中望见了村长，那个曾经侍候过我们的老人。起先他认不出我，但是我们经过后，他好像蓦地记起来了，摘下了帽子，低低鞠躬。又过了一段路，我回头瞧瞧，老村长格里戈里·戈尔斯基仍站在原地眺望我们的背影。他满面胡髭，弯下高大的身子，正从一片庄稼中亲切地目送我们离开那已非我们所有的瓦西里耶夫村。

1  指亚历山大一世，他于1825年11月在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去世。

2  指亚历山大死后继承皇位的尼古拉一世。

3  希腊神话中的女怪，头发都是毒蛇，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4  据说，有一次尼古拉在自己宫中，即在两三个秘密警察头目，两三个御前女官和御前将军的伴同下，在他的女儿玛丽亚身上试探过自己的目光。这位女儿酷肖乃父，她的眼神完全足以使人想起他那可怕的目光。对父亲的注视，她毫无惧色。父亲的面色发白了，两颊颤动，眼睛变得更凶；但女儿用同样的目光回敬了他。周围的人全都吓得脸色煞白，身子哆嗦着。御前女官和御前将军们给这场残忍的皇家眼睛大决斗（像拜伦在《唐璜》中所描写的）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出声。尼古拉站了起来。他发现了旗鼓相当的敌手。——作者注
按：这里提到的《唐璜》中的类似描写，见该书第四章第四十四节。

5  保罗一世之子。保罗共有子三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尼古拉。亚历山大死后无子，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康斯坦丁继位。但康斯坦丁宣布放弃皇位，后来便由尼古拉接位，称尼古拉一世。

6  1825年12月14日，俄国一些贵族军官率部起义，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和伊萨基耶夫广场布列方阵，要求沙皇废除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尼古拉一世调近卫军骑兵进行镇压，但未能得手。于是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企图劝说起义者投降，为起义者所杀。

7  艺术学院院长提议选阿拉克切耶夫为名誉院士。拉布津问，在艺术方面，伯爵有何贡献。院长一时语塞，只得答道：“阿拉克切耶夫是皇上最接近的人。”秘书当即指出：“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我提议选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为院士。因为他不仅接近皇上，而且坐在他的前面。”拉布津是神秘主义者，《郇山通报》的发行人，亚历山大也是同样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在戈利岑的部撤销以后，他把他从前的“基督和灵魂的弟兄们”出卖给阿拉克切耶夫了。拉布津给放逐到了辛比尔斯克。——作者注
按：拉布津（1766—1825）是俄国作家，《郇山通报》是他主编的神秘主义刊物。戈利岑（1773—1844），神秘主义者的首领，曾任宗教事务及教育部大臣。由于阿拉克切耶夫等人的反对，该部于1824年被裁撤。

8  德桑格伦（1776—1864），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大臣，曾任秘密警察的头目。

9  茹依（1764—1846），法国作家及政治活动家。

10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位军宫便是萨莫伊洛夫伯爵，他退伍后，平静地住在莫斯科。
有一次，尼古拉在剧院中认出了他，认为他的衣着华丽而又别致，就下令要演员在舞台上嘲笑这种服饰。戏院经理、“爱国者”扎戈斯金指派一个演员，在一出滑稽剧中扮演萨莫伊洛夫。这件事传遍了全城。戏演完后，真正的萨莫伊洛夫走进经理的包厢，要求向自己的扮演者讲几句话。经理有些胆怯，然而又怕对方闹事，把丑角叫来了。伯爵对丑角说：“蒙您扮演我的角色，演得不坏，但是要真的像我，您还缺少一件东西，这就是我经常戴在手上的钻戒。现在我把它送给您，万一以后再有人命令您扮演我的时候，您可以把它戴上。”说完，萨莫伊洛夫从容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平凡的恶作剧就这样落了个自讨没趣的下场，正如宣布恰达耶夫为疯子，以及其他一切圣上的戏谑一样。——作者注
按：萨莫伊洛夫曾任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以写历史小说著名。恰达耶夫（1793—1856），俄国著名的贵族革命思想家，因写《哲学书简》一书，被沙皇宣布为疯子。

11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之妻。卡米尔·德穆兰在革命中属右翼雅各宾党人，1794年因罗伯斯庇尔的提议，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柳瑟尔对此提出了抗议，因而以同情死者的罪名，于八天后亦被处死。

12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的女主人公。

13  阿利波（1810—1836），法国青年，因行刺法王路易-菲力普而被处死。

14  指俄国陆军少将彼得·伊瓦舍夫的儿子瓦西里·伊瓦舍夫，近卫军骑兵大尉，十二月党人。

15  切尔诺夫是陆军少尉，十二月党北社成员。为了捍卫自己姊妹的荣誉，与诺沃西利采夫（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决斗，在决斗中两人都受伤而死。

16  原文是法文。

17  引自普希金的诗《沙皇尼基达和他的四十个女儿》。

18  熟知伊瓦舍夫一家情况的人后来对我说，他们不相信抢劫犯的事是真的；还说，既然我谈到了伊瓦舍夫的孩子们的归来和他的弟弟对他的同情，就不应忘记他的妹妹们的高尚行为。伊瓦舍夫的妹妹亚济科娃曾去西伯利亚探望哥哥，不少细节就是她告诉我的。但抢劫犯的事是不是她讲的，我不记得了。也许我把伊瓦舍娃和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事混为一谈了，后者曾通过一个不认识的分离派教徒，把信和钱带给奥博连斯基公爵。伊瓦舍夫的信还保存着吗？我们似乎有权过问这事。——作者注
按：特鲁别茨卡娅是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妻子。特鲁别茨科伊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苦役。奥博连斯基也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被判终身苦役。

19  沙皇办公厅第三厅，沙皇的特务机关。

20  19世纪初，阿拉克切耶夫在俄国实行军屯制度，把不属于地主的村庄划为军屯区，这里的孩子一出生即被军事机关登记入册，于八岁起接受军事训练，终生当兵，他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这便称为世袭兵。

21  佩斯捷利（1793—1826），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代表激进的一派。起义失败后，与其他四人一起被处绞刑。

22  指五个十二月党人被处决。

23  米罗维奇是陆军少尉，1764年发动政变，企图处死女皇叶卡捷琳娜，拥立被废黜的伊万六世，失败后被斩首。

24  普加乔夫（1742—1775），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战败后被叶卡捷琳娜女皇判处绞刑。

25  沙皇军队中的一种刑罚：士兵们手持桦树棒，排成相对的两行，受罚者被驱赶着从队列中间通过，因而被打死。参与十二月党起义的不少士兵均因此致死。

26  为了庆祝尼古拉对五人的胜利，莫斯科举行了祈祷典礼。总主教菲拉列特在克里姆林宫为这场屠杀的成功向上帝谢恩。全体皇亲国戚参与了祈祷，参政院参政和各部大臣站在他们旁边。在宽广的场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近卫军，他们跪在地上，脱下军帽，也参加了祈祷。大炮在克里姆林宫高处鸣响。
“绞刑架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辉煌的胜利，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
“我那时是十四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参加了这场祈祷。就是在这里，在这被血腥的祈祷所玷污的圣坛前面，我立誓要为死难者报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反对这帝位、这圣坛、这大炮的斗争。我的复仇没有成功，近卫军和皇位，圣坛和大炮——一切照旧存在。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站在这面旗子下，没有一刻离开过它。”（摘自1855年的《北极星》）——作者注
按：《北极星》是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带有文集性质，1855年出了第一集。这里摘录的是赫尔岑发表在该集上的一篇文章：《给我们的人》。

27  洛普欣娜（1777—1805），保罗一世的情妇，加加林公爵的妻子。

28  1800至1823年间的罗马教皇。

29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本名盖乌斯·屋大维。屋大维雄才大略，但一生结婚三次，只生了一个女儿朱莉亚，而朱莉亚以放荡著称，被屋大维逐出罗马。

30  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的第二个妻子，尼禄曾为她处死了原来的妻子屋大维娅。帕贝娅放荡淫逸，参与了尼禄的许多暴政。

31  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嬖人，以美貌著称，曾陪同哈德良出游各地，据说古代雕塑常以他为原型。

32  古希腊神话中牧神赫尔默斯和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儿子，系雌雄同体。

33  又名埃拉加巴卢斯，古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在宫廷中大搞同性恋，做别人的“情妇”。

34  在尼禄之后登上皇位的罗马皇帝，在位仅数月即被近卫军杀死。

35  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此人以残暴闻名。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是那不勒斯。

36  康斯坦丁本来在波兰担任总督，亚历山大一世死后，他才临时返回彼得堡，宣布放弃皇位，然后又到华沙去了。他在华沙实行的严厉统治，是造成1830年波兰起义的导火线。

37  1830至1831年波兰起义开始的一天。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俄国在波兰建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兼任国王，指派总督进行日常统治，这导致波兰不断爆发民族解放运动。

38  指撒丁王国的国王查理·阿尔贝特（1798—1849），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撒丁王国是包括意大利西北部和撒丁岛等地的一个国家。

39  加特契纳在彼得堡西南，是保罗一世的封地。

40  雷列耶夫（1795—1826），诗人，十二月党左翼的领袖。

41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发表于1856年的《北极星》，与此同时，该刊首次刊载了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的诗篇。这些诗当时在俄国都是禁止印行的。

42  原文是法文。

43  指1793年。这年1月处死了法王路易十六，6月颁布了共和国宪法，接着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开始执政。这是法国革命中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期。

44  指1794年7月热月政变后的时期，这时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

45  指柯尔切瓦，伏尔加河边的小城市。下面谈的即是所谓“柯尔切瓦的表姐”，她是赫尔岑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

46  实际上赫尔岑比她长一辈，不应称表姐，这可能只是习惯的称呼，因此作者在别处也称她“柯尔切瓦的外甥女”。

47  格涅季奇（1784—1833），俄国诗人与翻译家。

48  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著名喜剧。

49  彼得堡的斯莫尔尼修道院内附设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

50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三章第二十八节。

51  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也在彼得堡。

52  保罗一世之妻。

53  伊丽莎白（1709—1761），彼得大帝之女，1741至1761年的俄国女皇。

54  原文是法文。

55  塞居尔（1753—1830），法国外交官及作家，著有《古代及现代世界史纲》等。

56  指《青年阿纳卡西斯漫游希腊记》，法国作家及考古学家巴泰勒米（1716—1795）所著。

57  楚克（1771—1848），德国作家，所写小说及剧本在19世纪上半叶曾风行一时。

58  引自俄国诗人达维多夫的政治诗《当代之歌》。布鲁图和法布里齐乌斯都是古罗马的著名将领和政治家，也是该诗中的人物。

59  指《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

60  原文是法文。

61  指阿列克谢·雅科夫列夫（1795—1868），赫尔岑的堂兄，绰号“化学家”。

62  古代的一种小口径炮。

63  普卢塔克（约45—约127），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64  席勒的重要剧作《强盗》中的强盗聚居之处。

65  指1848年初赫尔岑夫妇在意大利的旅行。

66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的第二卷。

第四章

尼克和麻雀山

“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摘自1833年的信1

开始之前，我得先谈一下三年前的一件事。我们在卢日尼基沿着莫斯科河散步，对岸就是麻雀山。在河畔，我们碰到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他光穿一件内衣，慌慌张张地在嚷嚷：“有人落水啦！有人落水啦！”但是我们的朋友还没来得及脱下内衣或者系好衬裤，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已从麻雀山上直奔而下，跳进水中不见了，一鿃眼，他挽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又浮出了水面，那人的脑袋和胳臂像晾在风中的衣服一样，晃晃荡荡的。哥萨克把他放在岸上，一边说：“还能醒过来，只要摇他几下就成了。”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来个卢布，送给哥萨克。哥萨克没有做作，非常爽直地说：“为这种事拿钱是造孽，再说，这毫不费力，你们瞧，他不过像一只猫。”接着又道：“不过，话说回来，咱们是穷人，要我向人伸手我不干，若是给我，为什么不拿呢，我多谢各位啦。”说罢，用手帕裹好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了他的姓名，第二天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埃森2 。埃森提升他当了军士。几个月后，哥萨克带了个德国人到我家来玩。德国人麻脸，秃顶，身上洒了香水，头上戴着拳曲的淡黄假发。他就是那个落水的人，现在是为哥萨克来向我们道谢的。从那时起，这人常来我家。

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本来在给两个纨袴子弟教德语，这时已快结束，不久转到了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家执教，后来又受雇于我父亲的一位远亲3 。佐年贝格负责管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德语发音，他称这个孩子为尼克。我喜欢尼克，他有一种亲切的、温柔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与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还是成了难分难舍的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思考；我生性好动，只是并不敢打搅他。

特维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后不久，尼克的祖母死了。他从小没有母亲，现在家中乱作一团，佐年贝格由于无事可做，只得帮忙照应，装出不得空闲的样子，一早就把尼克送到我家，要他整天待在这儿。尼克又伤心又害怕；看来，他爱他的祖母。后来他在诗中曾这样回忆她：

此刻时已黄昏，

晚霞长映大地，

我想起我家的古老风俗：

每逢主日前夕，

神父总要带着助手光临，

他的举动彬彬有礼，

低垂着满头白发，

面对圣像诚心祈祷。

我的祖母年已苍老，

她手扶圈椅站立，

小声喃喃祝告，

手指不停地拨动念珠。

仆役们齐集门前，

静静聆听教士诵经，

他们稽首伏地祝祷，

请求上帝赐予长寿。

夕阳照在窗上，

室中灯火齐明，

…………

香炉中升起袅袅青烟，

在屋内弥漫缭绕。

周围万籁俱寂，

但闻经声朗朗；

我的心中思潮起伏，

汇集成一个秘密的憧憬，

尽管这童年的梦想，

已在不知不觉中，

蒙上一层模糊的忧思，

我依然没有丧失希望。

《感怀》4

……坐了不多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们的趣味之相近令我惊奇；他能背诵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都是我心爱的片段。于是我们合拢书本，促膝谈心，彼此寻求同情了。

从袖中暗藏短剑，“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的墨罗斯5 ，从在吉斯纳特隘道上伏击总督的威廉·退尔6 ，联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这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比较对尼克并不陌生，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发表的诗篇。我不时遇到的一些头脑空虚的孩子，他们与尼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那以前不久，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心头充满布肖的恐怖主义情绪，我向与我同年的一个孩子解释，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

“一切确实这样，”那位少年公爵说，“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

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

我与尼克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隔阂。他的心是像我的一样跳动的，他也已离开保守主义的阴森海岸，我们只想齐心协力，把船撑得更远。几乎从头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全力拥戴皇储康斯坦丁了。

起先，我们很少长谈。卡尔·伊万诺维奇像秋天的苍蝇，老是钉住我们，妨碍了我们的谈话。他什么也不懂，却一切都要过问，妄加评议，然后给尼克整整衣领，催他回家，总之，非常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不能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了。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爱上了我。

应该说，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年龄总要起作用，我们也嘻嘻哈哈，逗笑取乐，挖苦佐年贝格，在院子里射弹弓；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除了年龄相仿，除了我们的“化学亲和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信仰。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早晨六七点钟，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如果我还睡着，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来了，笑了笑，赶紧出去。

这些清晨的散步是不知疲倦的卡尔·伊万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辽夫所受的宗法制地主教育中，佐年贝格起了比龙7 的作用。随着他的到来，老家人8 的影响消除了。那位前室的寡头虽然不满，也只得忍气吞声，保持沉默；他明白，该死的德国佬在老爷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位置，他不是他的对手。佐年贝格大刀阔斧改革了从前的规矩；老家人得知德国佬把小少爷带往店铺买现成皮鞋后，伤心得甚至流了眼泪。佐年贝格的改革大有彼得大帝的气派，它的特点是使一切最和平的事物带上军事色彩。这当然并不是说，卡尔·伊万诺维奇那消瘦的肩膀上佩带过肩章或穗带，只是说，大自然天生赋予了德国人这种气质，哪怕他没有发展到肆无忌惮地糟蹋文学和神学的程度，也不管他如何文质彬彬，他依然是一名军人。正由于此，卡尔·伊万诺维奇爱穿多纽扣的、窄腰的紧身衣服，也由于此，他严格遵守他自己规定的作息制度。他规定早上六点起身，便在五点五十九分叫醒尼克，从不拖到六点零一分，然后便带领尼克出外呼吸新鲜空气。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9 的，但服务了十五年，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 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 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 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 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 ，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 ——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 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20 ，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21 。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2 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 ”23 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
24 ，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25 ，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对他说，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26 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皈依了波查侯爵27 。我设想过千百遍，我怎样与尼古拉28 谈话，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从没有过胜利的结局；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那五座绞刑架29 和苦役流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目前，在形势的逼迫下我过着寂寞闲暇的生活，我没有力量也没有精神从事新的活动，于是我开始记录我们的回忆。这些纸上留下了许多曾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于你，它们还有另一重意义——墓碑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30 。

……我有时不免奇怪，心想，如果佐年贝格能够游水，如果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如果搭救他的不是乌拉尔哥萨克，而是什么亚普歇伦31 的步兵，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得以后在别的场合遇见他，我们也不会一起坐在我家旧居的小房间里偷吸雪茄，彼此如此深远地影响对方的命运并从对方汲取力量。

他没有忘记它——我们的“老房子”32 。

故居，老友！在满目荒凉中

我终于又把你造访；

往事历历又从心底浮起，

我在怅惘中向你凝望。

庭院寂寂无人打扫，

枯井坍毁腐草丛生；

园中不闻绿叶的瑟瑟声，

但见它们在泥泞中发黄、霉烂。

房屋年久失修，一片凄凉，

墙上的泥灰剥落殆尽；

乌云在上空徘徊，

俯视故园也该悲从中来。

我走进屋子。照旧是那些房间，

一位老人曾在这里喋喋不休，

我们不爱听他的牢骚不满，

更怕他那冰冷的语言。

我到了那个房间，我的朋友

曾在这里与我促膝谈心；

许多金光闪闪的思想，

就是在这小屋中诞生。

星光悄悄射进窗户，

墙头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当年青春在心头沸腾，

是我们亲手把它们刻写。

这屋子曾充满往日的欢乐，

光辉的友谊也在这里成长；

现在成了寂寞凄恻的天地，

墙角边挂满了蛛网游丝。

我突然感到惊恐，打一寒颤，

仿佛我是站在墓地，

要召唤亡故的亲友，

却没有一人从泉下醒来。

第五章

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 ——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 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 和雷古卢斯4 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 。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 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自我陶醉，认为一切罪孽不过是逢场作戏，并把口腹之欲夸张为精神需要，又把男女之情归结为官能之乐。

老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蒂7 的朋友，他确实是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到阿尔罕格尔庄园走一趟，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如果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它们胡乱变卖的话。他是在大理石雕像、画中的和活的美人中间，度过他八十年的豪华生涯的。在他市郊的府邸中，普希金与他谈过话，写过一首美妙的书翰诗献给他8 ；贡扎加9 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剧场献给了他。

根据我父亲所受的教育，他在近卫军服役的经历，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他也属于这类人。但是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把轻浮生活过到七十高龄，于是他只得转向相反的极端。他想为自己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他这种安排主要考虑的只是他自己。于是坚强的意志一变而为顽固的怪癖，无所事事的精力损害了性格，使它成了别人的负担。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 ，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 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 ，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外表，礼貌
13 便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少事他可以原谅，或者不如说，不加理会，唯独违反规矩和礼节的事，往往使他怒不可遏，当即失去一切耐心，决不宽恕和谅解。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一直感到不平，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抱有一个成见，认为凡是人一切坏事都干得出，其所以不干，不是由于没有必要，便是由于尚无适当机会；他把违背礼节看作人身侮辱，看作对他的不敬，或者“小市民习气”，照他的意见，这种习气是与人类的正常交际格格不入的。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 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实物地租。一辆辆破旧的大车跋涉了两个来星期，满载着猪胴、小猪、鹅、鸡、谷子、黑麦、蛋、黄油，以至手织粗麻布等等。克伦斯克农民的到达对全体仆人说来，无异是一个节日，他们掠夺农民，任意勒索，尽管他们毫无这种权利。车夫要向农民收井水费，不出钱就不准汲水喂马；婆娘们要收屋内的取暖费。他们必须向前室的显贵进贡，这人一只小猪、一块毛巾，那人一只鹅、一罐黄油。他们待在老爷家中的时期，仆役们一直在大吃大喝，煮鱼汤，烤猪肉，前室中不断送来洋葱、炸肉和刚喝下的烧酒的香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凯干脆不再在前厅露面，他衣冠不整，只披一件旧仆役大衣，不穿坎肩和上装，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15 显然变瘦了，老了，脸也黑了些。我父亲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

父亲点收了冰冻的家禽之后，便出现了一幕滑稽剧，奇怪的是它每年照例要重演一遍。父亲把厨师斯皮里东叫来，打发他上禽畜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打听价钱。厨师带回的是神话般的价格，比实际少一半以上。父亲骂他是饭桶，又派人去叫希库恩或斯列普什金。斯列普什金是在伊林斯基门附近开水果店的。两人都说厨子的价格太低，重新去做调查，带回了较高的价钱。最后，斯列普什金提议由他收购全部物品：鸡蛋、小猪、黄油、黑麦，等等，“免得老爷操心，影响健康”。他出的价钱当然比厨子的高一些。父亲同意了，斯列普什金便给他送来一些橙子和姜饼，表示感谢，而厨子却从他那儿拿到了二百卢布钞票。

这个斯列普什金是我父亲十分信任的，他常来向他借钱，在这方面很有独到之处，因为他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

有一次，他要求借给他五百卢布，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前一天，他托了个盘子，里边盛一个复活节大圆面包，面包上放着五百卢布，来到前厅。父亲收了钱，斯列普什金作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要吻老爷那只从不伸给他的手。但是过了三天，斯列普什金又来借钱了，这次是一千五百卢布。父亲又给了他，他又如期归还了；父亲便拿他作榜样，教训别人。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扩大了借款数目，这样，他一年就有五千卢布周转，利息微不足道，只是两三个圆面包，几磅无花果和核桃，百把个橙子和克里米亚苹果。

最后我得谈一下，诺沃谢耶村几百俄亩建筑木材丢失的情形。这是在40年代，我记得，那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送了一笔钱给米·费·奥尔洛夫16 ，让他给他的孩子们购置一份产业。奥尔洛夫看中了特维尔省的一块田地，它是参政官传给我父亲的17 。双方谈妥了价钱，事情似乎结束了。奥尔洛夫去查看田地，查看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一片树林，可是这片树林根本没有。

“瞧，这个聪明人，”我的父亲说，“干过阴谋勾当，写过论财政金融的书，可一接触到实际，就什么也不懂……这些个内克18 ！我要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9 去一趟，他不是秘密活动家，但为人正直，办事能干。”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到了诺沃谢耶，带回的消息是：没有树林，只有一幅画着森林的布景，这样，无论从主人的住宅或大路上，都看不到盗伐树林的情景。分家之后，参政官至少到诺沃谢耶去过五回，但从未发现这个秘密。

为了使读者对我家的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我得描述一下我家从早到晚的生活。单调是最叫人受不了的事物之一，我家的一天正如调慢了速度的英国时钟——平静地、准确地、响亮地报道着每一秒钟的过去。

早上九点多钟，坐在卧室隔壁屋中的听差，通知当过我的保姆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老爷起身了。她便去准备咖啡，他是照例单独在书房中喝咖啡的。这时屋里一切都变了样，仆人开始打扫各个房间，至少装得在做什么。本来空空荡荡的前厅，现在也挤满了人，甚至那只大纽芬兰狗麦克佩斯也蹲在壁炉前，一眼不眨地注视着炉火。

老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日报》20 。不妨提一下， 《莫斯科新闻》是奉命用火烤过的，免得报纸的潮气冻坏了老爷的手指；关于政治新闻，我父亲是要读法文报的，他嫌俄文不明确。有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汉堡报纸，对德国人用德文字母印报大为不满，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与德文印刷字体的不同，说这些带尾巴的哥特式怪字伤害视力。后来他订了一份《法兰克福日报》21 ，不过最后他只看本国报纸了。

看完报，他发现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已站在他屋里。尼克十五岁时，卡尔·伊万诺维奇打算开店做买卖，但既无货物，又无顾客，他把勉强积攒的几个钱在这有利可图的买卖上花光之后，只得带着“莱伐尔22 批发商人”的尊号停业。那时他已将近五十岁，本应安度晚年了，却仍得过无拘无束的飞鸟或十四岁的儿童的生活，这就是不知明天睡在哪里，吃什么。多亏我父亲对他有些好感，他便投奔了他；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830年，父亲又买了一幢住宅，它就在我家隔壁，比原来的大一些，好一些，还有花园。这房子本来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即著名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23 的遗孀。我们迁居了。接着他又买了第三幢房子，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它们是毗连的。这两幢房屋都空关着，没有出租，因为怕失火（尽管房子是保了火险的），也怕房客吵闹；而且它们年久失修，将来总有一天非倒坍不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我父亲同意，住进了其中一幢房子，但有一个条件：晚上十时以后不准开启大门——这是很容易遵守的，因为大门从来不关。木柴是买的，不是从我家的储藏室拿的（不过确实是向我家的马车夫买的）。他在我父亲手下担任一种特殊的差事，就是说早晨来一次，问一声有没有事要办，中午来吃饭，晚上没有宾客的时候再来一下，讲些故事和新闻供我父亲解闷。

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任务虽然看来十分简单，我的父亲却把他捉弄得叫苦连天，以致这个可怜的莱伐尔人，尽管已习惯了一个没有钱、没有头脑、生得瘦小的麻脸德国佬可能遭遇的一切灾难，还是不能始终处之泰然。每隔一两年，受尽侮辱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便宣称，他“绝对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卷起铺盖走了。他购买和换进了各种小杂货，前往高加索，那些货物的完好和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失败总是残忍地跟踪着他。有时在离顿河哥萨克区域不远的地方，他那匹瘦马倒毙了——他是驾了自己的马去梯弗里斯和列杜特-卡列的；有时他的货物失窃了一半；有时他的双轮板车翻了，倒在厄尔布鲁士山麓，车轮也断了，翻车时法国香水打破了瓶子，变得分文不值；有时又丢失了什么，等到他没有东西可丢的时候，他丢了自己的护照。通常过了十来个月，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回来了，他老了些，憔悴了些，也更穷了，牙齿少了几颗，头发也更稀了。他带着一些杀臭虫和跳蚤的波斯药粉，褪色的丝绸，生锈的契尔克斯短剑，低声下气向我父亲求情，然后重新住进了那栋空房子，条件也照旧：替我父亲打杂，用自己的木柴生炉子。

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父亲便要在一些小事上向他发动攻击。卡尔·伊万诺维奇向他请安，他欠欠身子，道了谢，便眉头一皱，想出了如下的问话：

“您这发蜡在哪儿买的？”

必须说明一下，卡尔·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上帝创造的最丑陋的俗物，却风流多情，自命为洛弗莱斯24 ，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拳曲的金黄色假发。这一切当然早已成为我父亲评议讽刺的题材。

“在铁匠桥旁边包依斯店中买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支支吾吾回答，身子俯前一些，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上，像准备自卫的人一样。

“这香味叫什么？”

“夜紫罗兰香。”卡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您受骗了，紫罗兰的香味是柔和的，是一种清香；这个却有些刺鼻，不好闻，像涂在尸体上的防腐剂味道；我的神经太脆弱，受不了这种气味。劳驾叫人给我把花露水拿来。”

卡尔·伊万诺维奇赶紧亲自去拿花露水。

“别动，您还是叫别人拿为好，免得走得更近；我有些恶心，头都快晕了。”

卡尔·伊万诺维奇本来指望发蜡在女仆房中发挥作用的，现在不禁大为伤心。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父亲想起要办的事了：买法国的鼻烟，英国的泻盐，去看登报出售的马车（其实他并不想买）。卡尔·伊万诺维奇欣然从命，哈一哈腰走了，庆幸自己终于脱离苦海，可以等到吃午饭时再来领教了。

他走后，厨子来了。不论他买了什么，订了什么，父亲照例觉得太贵。

“唷，这么贵！是运到的货太少吗？”

“不错，老爷，”厨子回答，“路太坏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路没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些。”

这以后，他就在写字台前坐下，给庄园发通知和指示，算账，顺便骂我几句，接待大夫，但主要是跟他的听差吵嘴。这是全家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他生得矮小，容易激动，性子急躁，肝火很旺，似乎是特地生来惹我父亲生气，让他教训的。他们之间每天重演的那些场面，可以编进任何一本喜剧，然而那都是一本正经进行的。我父亲完全知道，这个人他少不了，因此对他的粗鲁回答，常常不加理会，但也不放松对他的教训，尽管三十五年的努力并没有收效。从听差方面说，他本受不了这种生活，多亏他有办法自寻乐趣：午饭前他大多已有了醉意。这我父亲是知道的，但只限于转弯抹角规劝几句，例如劝他用黑面包蘸盐下酒，免得嘴里带伏特加酒味。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有个习惯，喝了酒上菜时，总要怪模怪样地立正行礼。父亲一看到这姿势，马上设法把他打发走，例如派他去问“理发师安东是不是已经搬了家”，同时用法语对我说道：

“我知道他没有搬家，不过这个人喝过酒了，他会失手打碎汤碗，把汤泼在桌布上，吓我一大跳。还是让他出去透透风吧，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

听差对这种把戏通常要回敬几句，即使当场不知如何回答，临走时也得从牙齿缝中嘀咕一下。于是老爷叫他回来，声音同样平静，问他想说什么。

“我没有向您禀告什么。”

“那么你在同谁讲话呢？除了我与你，这屋子和对面屋子都没有别人。”

“我是对自己说话。”

“这非常危险，疯癫就是这样开始的。”

听差满腹牢骚，回到老爷卧室旁边的房间，在那里读《莫斯科新闻》，给预备出售的假发编辫子。大概为了解闷，他拼命吸鼻烟，可能他的烟太冲，也可能他的嗅神经太脆弱，总之，他一闻鼻烟，便要接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打铃了。听差丢下一束头发，走进了屋子。

“这是你在打喷嚏？”

“是的，老爷。”

“我祝你健康。”25 老爷做了个手势，叫听差走开。

谢肉节最后一天晚上，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得向主人请求宽恕。在这庄严的时刻，我父亲便由听差陪同走进大厅。这时，他装得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似的。

“那儿墙旮旯站的可敬的老爷子是谁？”他问听差。

“马车夫达尼洛。”听差慢条斯理回答，心知这不过是演戏。

“真的，他变得都快不认识啦！我相信，人老得这么快，都是喝酒的缘故。他现在干什么？”

“给炉子搬木柴。”

老人做出不耐烦的痛苦神色。

“你怎么搞的，三十年还没学会讲话？……搬，怎么是搬柴？柴是抱进来的，不是搬进来的。哦，达尼洛，多谢上帝，今年我还能见到你。我宽恕你的一切罪过，这一年你浪费了不少燕麦，还常常忘记给马刷毛；也请你宽恕我。趁你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继续搬你的木柴吧。嗯，现在大斋期到了26 ，酒要少喝一些，你这把年纪，喝酒是有害的，也是有罪的。”

就这样，他对全体仆役作了一次检阅。

我们在三四点钟用膳。用膳时间很长，也非常枯燥。斯皮里东是手艺不坏的厨师，但我父亲的节俭，以及厨师本人的节俭，使食物变得相当单调乏味，尽管菜有好几道。父亲旁边放一只红土瓦盆，他亲手把各种吃剩的东西放在盆里，预备喂狗；此外，他还用自己的餐叉直接喂狗，这使仆人非常生气，也使我非常生气。为什么？我说不清……

我家平常客人不多，来吃饭的更少。我记得，来客中有一个人，他在我家餐桌旁出现，有时能使父亲脸上的皱纹消失，这就是尼·尼·巴赫梅捷夫。他是瘸腿将军27 的哥哥，自己也是将军，但早已退伍。他与我父亲早在伊斯梅洛夫团中即已相识；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保罗在位时期，两人一起受军法审判：巴赫梅捷夫是因为与人决斗，父亲是因为在决斗中当公证人。后来，一人到外国旅行，一人去乌法当了省长。他们没有相似之处。巴赫梅捷夫是个高大、健康、漂亮的老人，讲究吃，也爱喝一点酒，喜欢高谈阔论，还有许多其他嗜好。他夸口说，有个时期，他能接连吃一百个烤馅饼，到了六十岁，一顿吃十二个油炸荞麦薄饼，还满不在乎；这样的事，我确实见过不止一次。

巴赫梅捷夫对我父亲有些影响，至少有些约束力。他一旦发觉父亲心情不好，立刻戴上帽子，像军人那样碰一下脚后跟，说道：

“再见，你今天病了，有些糊涂；我本想留在这儿吃饭，但饭后看到发愁的脸，我受不了！祝你愉快！

父亲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精力多么旺盛！尼·尼居然还这么活跃！多谢上帝，他身强力壮，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些多灾多难的约伯28 ；零下二十度的大冷天，他还坐了雪橇跑东跑西，满不在乎，从波克罗夫卡赶来……可我每天醒来，总要感谢上帝，我总算还活着，还能呼吸。哎哟……唉！有句俗话说得不错：饱汉不知饿汉饥！”

这在他是最大限度的宽容了。

我们有时也举行家族宴会，出席的有参政官、戈洛赫瓦斯托夫一家和其他亲戚。这些宴会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也不是毫无目的，它是出于经济和策略上的周密考虑。例如，2月20日是列夫·卡坦斯克日，即参政官的命名日，我家举办一次宴会；6月24日是伊万日29 ，参政官家举办一次宴会。这除了表示手足之情，道德上足资标榜外，也是为了免得双方在自己府上大办筵席。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常来的人
30 ，其中包括“职务在身”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他总要先在家中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点莱伐尔鳁鱼，到了酒席上，连小小一杯特制的果汁酒也不喝；有时还有我的最后一位法文教师，这是个老吝啬鬼，满脸横肉，喜欢搬弄是非。用膳时，梯里耶先生总是弄错，往自己的玻璃杯中斟葡萄酒，不斟啤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道歉，后来我父亲只得提醒他：

“您右首放的是葡萄酒，别再弄错了。”梯里耶还总是抓了一大撮鼻烟，往他那个歪在一边的大鼻子里乱塞，把鼻烟洒了不少在菜盆上。

这些常客中，有一位高度喜剧性的人物。这是个矮小的秃顶老头儿，经常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燕尾服，坎肩短到现时一般坎肩开始的地方，手里经常拿一根细手杖，他的整个外形都落伍了二十年，即在1830年是1810年的装束，在1840年是1820年的打扮。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缅诺夫是五等文官，舍列梅捷夫救济院31 的一个主管人，也搞搞文学写作。由于生来缺少天赋，又是在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辞藻，以及马蒙泰尔和马里沃32 的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皮缅诺夫终于成了介乎沙利科夫和弗·帕纳耶夫33 之间的一流人物。这个可敬的阵营，它的伏尔泰便是亚历山大皇朝的秘密警察头子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德桑格伦34 ，它的富有希望的年轻人则是皮缅·阿拉波夫35 。这些人都追随一个共同的族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36 ；除了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37 ，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皮缅诺夫每星期二到花园街德米特里耶夫府上，拜见“老前辈”，讨论文体之美及新语言之堕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祖国语文的光滑道路上行走自如，先是发表了《拉罗什富科公爵论道德》38 ，继而又写了文章《论女性美及其魅力》。我十六岁以后，再没碰过这篇文章，只记得那些连篇累牍的比较——像普卢塔克39 拿英雄作比较一样，他把淡黄头发的女子与黑发女郎互相比较：“虽然淡黄头发的女子那样那样那样，但是黑发女郎这样这样这样……”但皮缅诺夫的主要成就不在于他出版过几本从来没人阅读的书，而在于他一旦发笑，便欲罢不能，以致笑声变成了百日咳似的痉挛性发作，时而像爆炸声，时而像滚滚而来的闷雷声。他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因此一旦预感到什么可笑的事，便得未雨绸缪，采取预防措施：掏出手帕，看钟，扣上燕尾服的纽扣，用双手捂住脸；危机一到，便霍然起立，面向墙壁，靠在那里，度过痛苦的半个多小时，然后涨红了脸，带着发作后的疲惫，一边擦秃头上的汗，一边坐下，但它的余波还会保持很久。

当然，我父亲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安静，善良，笨拙，是文学家，又是穷人，不具备值得重视的任何条件。但是他那痉挛性的笑却大得我父亲的欢心。他往往借一件事引得他大笑不止，终于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也莫名其妙地哄堂大笑。于是这场嘲弄的始作俑者露出微笑，望着我们，正如一个人在观看一群小狗狺狺狂吠一样。

有时，我父亲对这位女性美及其魅力的鉴赏者的捉弄是可怕的。

“工程师某某上校到。”仆人通报道。

“请。”我父亲说，又转身对皮缅诺夫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他面前您可得留神啊，他有不幸的抽搐症，讲话结结巴巴的，很古怪，好像成天在打嗝儿。”于是他模仿上校的样子，做得很像。“我知道，您是喜欢笑的，要当心克制一下才好。”

这就够了。工程师刚讲两句话，皮缅诺夫已掏出手帕，把双手合拢掩在嘴上，最后跑了出去。

工程师看了有些惊讶，父亲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怎么啦？他有病，现在突然发作了，赶快叫人给他拿一杯冷水，再带瓶花露水来。”

在这种场合，皮缅诺夫会拿了帽子，一直笑到阿尔巴特门，停在十字路口，把身子扑在路灯杆上。

整整几年中，他每隔一个礼拜日总要在我家吃一顿饭。他的准时到达和不准时到达（如果他忘了）同样使我父亲生气，他便捉弄他。可是老实的皮缅诺夫照旧从克拉斯诺门步行到老马厩街来，直到他死去，完全不再发笑的时候为止。这位孤独的单身老人病了很久，临死前眼睁睁看着他的女管家拿走他的一切物品、衣服，甚至床上的被单，丢下他无人照料。

然而餐桌上真正的嘲弄对象
40 是各种各样的老太婆，马·阿·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41 （我父亲的姐姐）府上那些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食客。每逢节日，她们有时上我家来待一天，这是为了调剂生活，也是为了打听我家的内情：主人间有没有争吵，厨子有没有与他的老婆打架，老爷知道不知道帕拉莎或乌利亚沙赚了钱。应当指出，早在四五十年前这些未亡人还未出嫁的时候，已经常出入公爵夫人和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42 的家，认识我的父亲了。从到处转游的青年时代到无家可归的老年时代，这中间的二十来年，她们无非是跟男人拌嘴，阻挡他们酗酒，在他们瘫痪之后侍候他们，然后把他们抬进坟墓。她们有的跟着驻防军的军官，带了一群孩子在比萨拉比亚跑来跑去，有的跟丈夫打了一辈子官司。这一切生活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外省县城和衙门的影响，对世上有财有势者的畏惧，忍气吞声和愚昧残忍的习性。

她们一来，便会出现一些叫人纳闷的场面。

“你怎么啦，安娜·亚基莫夫娜，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吃东西啊？”我父亲问。

这个弯腰曲背的老婆子，脸色憔悴，满面皱纹，是克列缅丘格地方一位官吏的寡妇，身上老是有一股刺鼻的膏药味。她垂下眼皮，装得毕恭毕敬，回答道：

“请原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老爷，说真的，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我是老派人，哎，哎，眼下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呢。”

“啊，多么没趣儿！你总是惦记着教规！老妈妈，祸从口出，不是祸从口入；吃什么，这都一样；只有从嘴里出来的东西才应该多加小心……免得说长道短，议论别人。这种日子你其实最好在自己家里吃饭，要不，如果来一个土耳其人，我还得为他煮羊肉饭不成。我这儿不是饭馆，不能点菜。”

老婆子本想要求另外给她点麦饼和粗粉，吓得不敢吱声，赶紧拿起克瓦斯和凉拌菜，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奇怪的是，一旦她或她们中间哪一位在斋期吃了荤食，我的父亲（他是从来不守斋的）马上一边伤心地摇头，一边说道：

“安娜·亚基莫夫娜，一生到了这最后几年，还违背祖宗的规矩，真不值得。我有罪，吃了荤食，这是因为我多病；唉，可你呢，这么多年，感谢上帝，你一生都遵守斋期，到了现在突然……这让他们看了多不好啊。”

他指指仆役们。可怜的老婆子只得重又喝克瓦斯，吃凉拌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很生气，有一次我竟插了嘴，指出他的意见互相矛盾。于是父亲欠起身子，抓住丝绒小帽的穗子，把它脱下，托在空中，感谢我提醒了他，请我原谅他的健忘，然后对老婆子说道：

“可怕的时代！既然儿子能教训老子，你在斋期吃荤食又有什么奇怪！我们今后会变得怎样？简直叫人不敢想象！幸好我和你都见不到了。”

饭后父亲要睡一两个小时。仆人马上走散了，有的去酒店，有的上饭馆。七点钟开始喝茶，有时也来一两个客人，主要是参政官；这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参政官往往带来各种消息，讲得兴高采烈。父亲一边听，一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哥哥认为他要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经；明明是惊心动魄的新闻，他却仿佛没有听见，反问是怎么回事。

参政官与弟弟意见相反，或者不很一致的时候，他的遭遇更坏，不过这是很罕见的；有时我父亲情绪特别低落，他便懒得与他争吵了。在这种悲喜剧场面中，最有趣的是参政官那种自然流露的气愤情绪和我父亲那种强装的、人为的冷漠外表。

“得啦，你今天病了。”参政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便往外走。

有一次他气得竟不知开门，却拼命推它，用脚踢它，口中嘟哝：“该死的门，怎么这样！”

我父亲心平气和走过去，朝相反的方向开了门，故意用相当安详的口气说道：

“门并不该死，它是朝那边开的，您却要它向这边开，生它的气。”

这里应说明一下，参政官比我父亲大两岁，对我父亲称“你”，而我父亲因是弟弟，对参政宫总是称“您”。

参政官走后，父亲回卧室了。每天他都要查问一下，大门关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还要表示一点怀疑，又从未亲自去检查过。在卧室中他还有一大串事要办：洗脸，热水罨敷，服药；床边的小桌上，听差已给他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药瓶，小夜灯，小盒子。老人通常要读一小时书，读的是布里埃内43 的作品，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44 ，以及其他各种笔记。在阅读中，夜幕降落了。

1834年我离开家中时他是这样，1840年我回家时他也是这样，直到1846年他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回来以后才明白，在许多事上父亲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把人看得太透彻了，以致鄙视所有的人。哪怕是真理，到了他口中也会遭到冷嘲热讽，使一颗年轻的心忍受不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们中间，头脑已淡漠寡情，因而时刻提防大家，可是冷却的心并不要求和解，这使他与世上一切人处于敌对状态。

1839年，特别是1842年后，我发现他身体衰弱了，确实病了；这时参政官已经作古，他的周围变得更空虚了，连听差也换了，但他本人依然如故，只有体力大不如前，他的嘲讽依旧，记忆力依旧，也照旧用各种小事折磨人；不变的佐年贝格仍在旧宅流浪，供他使唤。

直到那时，我才看清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望着这个被遗弃的生命孤单寂寞地度过凄恻的暮年，在荒凉贫瘠、毫无生气的沙漠中逐渐倒下；他自己一手制造了这个环境，现在要改变已无能为力。他了解这一点，看到末日正在临近，便克制了软弱和衰老，倔强而固执地支撑着自己。我有时非常同情老头儿，但又无可奈何——他是不可亲近的。

……有时我悄悄走过他的书房，只见他坐在坚硬笨重的大安乐椅中，周围是他养的几只小狗，孤零零一个人与我三岁的儿子逗乐玩儿。老人那攥紧的双手，那僵硬的神经，在孩子面前似乎变得灵活了，仿佛他暂时得到了休息，摆脱了他赖以为生的无尽的疑虑、争斗和烦恼，在把垂死的手伸向摇篮。

1  原文是法文。

2  指1715至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腓力摄政的时期（法王路易十五继位时才五岁）。这时期朝政腐败，风俗糜烂。

3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柯弗莱所著小说《福布拉斯骑士冒险记》的主人公，一个冒险家。

4  雷古卢斯（卒于公元前248年），古罗马的将领及政治家，以正直骁勇著称。

5  即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两次提到过的尤苏波夫公爵，他是沙皇的大官僚，大庄园主，后来任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总管。

6  都是当时的名流，马萨利斯基（死于1839年）曾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斯佩兰斯基的亲密好友；桑季（1769—1838）是俄军中将，伯爵，曾任基辅省长。

7  卡斯蒂（1724—1803），意大利诗人和讽刺作家。

8  指普希金的诗《致某显贵》，该诗原题为《寄给尼·尤公爵》。

9  贡扎加（1751—1831），意大利画家及舞台美术家，曾在俄国工作多年。阿尔罕格尔剧场的设计和绘画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10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是他的一首重要的颂诗。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11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的哥哥，曾任奥伦堡省省长。

12  古俄罗斯一些大公的名字。

13  原文是法文。

14  这几句分别指赫尔岑的母亲，他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那个哥哥，以及他本人。

15  即第三章及后面谈到的那个听差。

16  奥尔洛夫（1788—1842），十二月党人，被捕前是俄军少将。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是他的堂姐。

17  参政官已于1839年去世。

18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写过《论法国财政》等书，由于在财政金融上的独到见解，被法王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他所执行的方针因遭到贵族等的反对，终于宣告失败。

19  莫斯科的一位官员，姓克柳恰廖夫，长期为赫尔岑家代理经济事务。

20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彼得堡出版的法文报纸。

21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德国出版的法文报纸。

22  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它在沙俄时代称为莱伐尔。

23  即第一章中提到过的罗斯托普钦伯爵（1763—1826），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莫斯科总督。

24  英国著名感伤主义小说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个玩弄女性的公子哥儿。

25  在西方一些国家，打喷嚏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因此有人打喷嚏时，旁边的人便得说：“上帝保佑你。”

26  谢肉节后紧接着便是大斋期。

27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

28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族长，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一生历尽艰难，见《旧约全书·约伯记》。

29  赫尔岑的父亲名伊万，这一天是他的命名日。

30  原文是法文。

31  舍列梅捷夫是俄国大官僚，1810年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慈善机关，包括医院、养老院等。

32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作品用感伤情调进行道德说教，曾风行一时。马里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剧作富有感情，语言隽永，被认为浪漫主义先驱。

33  沙利科夫（1768—1852）和帕纳耶夫（1792—1859）都是俄国感伤主义诗人。

34  即第三章中提到过的德桑格伦。

35  阿拉波夫（1796—1861），俄国大官僚和剧作家。

36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卡拉姆津齐名。

37  瓦西里·普希金（1767—1830），诗人普希金的伯父，也属于感伤主义作家，曾与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一起展开对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进攻。

38  拉罗什富科公爵（1613—1680）是法国的伦理作家。这本书与下一本书实际上都是翻译的。

39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40  原文是法文。

41  赫尔岑的姑母，他的妻子便是在她家中长大的。

42  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与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住在一起。

43  布里埃内（1769—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担任过拿破仑的秘书，写有《回忆录》等。

44  法国军官拉斯卡斯所写回忆录，他曾随拿破仑流放至圣赫勒拿岛。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 ，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 ，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 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 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 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 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 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 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贵族才能免费。这一切都属于不明智的措施，它们将随着俄国车轮上这个制动装置的最终覆灭而消失，与护照法12 、宗教排他法令13 等等一起送进历史的垃圾箱。14

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自上层，来自下层，来自南方和北方，在这里迅速汇集成一个团结的、友爱的集体。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生侮辱性的影响，像我们在英国的学校和军营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提到英国的大学，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贵族和富豪存在的。我们的大学生，如果谁要炫耀他的尊贵血统或万贯家财，他立刻会失去“火和水”15 ，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学生之间那些表面的隔阂来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例如，医学系位在花园的另一边，与我们的接触不如其他系那么多；而且它的学生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和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沾染了过多的西方小市民习气。至于不幸的教会中学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观念，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在僧侣的专制主义压力下长大的，饱读了修辞学和神学，羡慕我们的无拘无束，但我们对他们那种谦谦风度十分反感。16

我进了数理系，尽管我从来都不怎么爱好数学，也没有太高的天赋。我与尼克一起，跟一个教师学过数学，我们爱他是因为他会讲各种故事和笑话。这个人谈笑风生，未必会对自己的学科产生什么特殊的兴趣。他的数学知识到圆锥曲线为止，也就是刚好满足中学生进大学的需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对数学的“大学部分”从来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反复复读了十年，这就是弗朗凯尔17 的《教程》。但是胸无大志，不慕名利的他，从未把这本书读完。

我选择数理系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在这个系里教的，正是在这几年，我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连串相当奇特的会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讲过了。那以后，“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后音讯杳然，后来突然传说他结婚了。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大家知道，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他还有别的子女。现在他便是与大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五十多岁了。正如古人所说，婚礼使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什么不使所有的子女这样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图，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原来他怀有一个愿望：剥夺两位兄弟的继承权。让一个儿子取得“合法地位”，这就足以达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滥，老头儿坐马车给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终于在1825年初死了。

关于他的儿子，有各种离奇的传说。据说他生性孤僻，从不与人往来，常年独自困守书斋研究化学，与显微镜朝夕相处，甚至吃饭也手不释卷，还厌恶与女性接触。这种人《聪明误》已有所介绍：

他是化学家，又是植物学家，

我们的侄少爷费奥多尔公爵，

见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们把对他父亲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从不称他侄儿，只管他叫“化学家”，这个雅号在他们口中带有贬义，表示化学根本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

他的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儿子，不仅以一个老色鬼厚颜无耻的淫荡生活侮辱了他，而且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与他争风吃醋。化学家有一次吞了鸦片，企图结束这不名誉的处境，亏得一个与他一起研究化学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亲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对儿子温和一些。

父亲死后，化学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给她们发了自由证；父亲定下的苛重租税，也被他减低了一半，还把历年的积欠一笔勾销。父亲在世时，每逢征兵，免役证是卖给仆人的，儿子却免费发给了他们。

过了大约一年半，他回莫斯科来了。我很想见见他，我为了农民爱他，也为了他的叔父们对他的敌对态度而替他鸣不平。

一天早上，一个中等身材、戴副金边眼镜的人来拜访我父亲。这人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给化学试剂灼伤了。我父亲对他爱理不理的，话中带刺；侄儿以牙还牙，不差分毫；较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谈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气和，分手时也客客气气，但彼此隐藏着敌意。我的父亲看到，他的对手同样是寸步不让的。

他们后来从未和好过。化学家很少登门探望叔父们；最后一次他与我父亲见面是在参政官故世后，他要借三万卢布买地皮。父亲没有答应，化学家大为生气，一边用手揉鼻子，一边笑着对他道：“您不用怕担风险，我有祖传的田产，我借钱是为了改善它的条件，我没有孩子，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始终没有宽恕侄儿这句狂妄的话。

我不时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在特维尔林荫道的一幢大房子里，他只住一间小房间，还有一间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另一间小房间，与他隔一条走廊。其余的屋子都空关着，保持着他父亲迁往彼得堡时的样子，丝毫未动。发黑的枝形大烛台，式样古怪的家具，各种古玩，仿佛彼得大帝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那种壁钟，仿佛来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 府上的安乐椅，没有画的镜框，面朝墙壁反挂的画——这一切都随便放着，摆满了三间不生火、不点灯的大客厅。在前厅里，仆人平常就是弹托尔班琴20 和吸烟（而以前他们在这儿是连呼吸和祈祷都不敢的）。一个仆人点了蜡烛，送我走过这“兵器陈列馆”21 时，每次总提醒我，不要脱外套，客厅中非常冷。那些带角的奇形怪状的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反映在奇巧精致的大镜子中，随着烛光移动。地上，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剪剩的纸屑和绳子，都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沿着这些房间过去，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门，门内是炉火烧得通红的书房。化学家就在这里，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从不外出，周围堆满了书，玻璃瓶，曲颈瓶，坩埚，各种仪器。这里现在是谢瓦利埃22 的显微镜的天下，空气中还有一股氯气的臭味；几年来这儿一直进行着骇人的、令人不安的试验。但从前我就出生在这间书房中——我的父亲回国之后，弟兄失和之前，曾在这里寄居过几个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这幢房子里的23 。两年后，化学家卖掉了它，但我仍来过几次，参加斯维尔别耶夫24 的晚会，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对从不发脾气的霍米亚科夫25 大发脾气。房屋翻修过了，但大门，过道，楼梯，前厅等等仍照旧，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没有变动。

化学家的日常起居更为简单，特别是夏天，这时他母亲去了莫斯科乡下，把厨师也带走了。他的听差在四点钟端了咖啡壶进来，把浓汤在壶里加水冲淡一些，放在各种毒药旁边的化学炉上煮开；然后又从小饭店买来半只松鸡和面包；这就构成了他的正餐。饭后，听差洗干净咖啡壶，让它继续执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听差又进来把沙发上的一大堆书搬开，把父亲传给他的一张虎皮取下，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被子，这样，书房就轻而易举变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厨房和餐厅一样。

从我们认识开始，化学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读书的，于是劝我抛弃“空洞的”文学，“危险而徒劳无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26 关于地质变化的演讲，德-康多尔27 的《植物形态学》。看到阅读对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荐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宝贝，那些仪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愿意给我当入门的向导。一讲到他的专长，他就滔滔不绝，学问渊博，谈笑风生，甚至变得很可爱，但这是猴子也办得到的。从石块到猩猩，他都有兴趣，超出这范围，他就不愿过问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只是一堆废话。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后，只是对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仅仅由于精神混乱，在另一些人则是由于愚昧无知。

他的唯物主义使我十分反感。我们父辈那种肤浅而胆怯的半伏尔泰主义，与化学家的唯物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是冷静、彻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 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拿破仑对他说：“康德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当即反驳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远不需要这个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已超出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瓦·圣蒂莱尔29 是神秘主义者，奥凯恩30 则干脆是神经病。我父亲曾以藐视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样的轻蔑合上了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说道：“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后来却因无处寻找它们，无法理解它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加枯燥乏味。他认为，人与野兽相同，对善恶不负多大责任；一切都是机体的作用，环境的作用，总之，是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而人们对它的期望往往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害怕，还天真地招认，他活了三十来岁，从未爱过一个女人。然而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却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这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受过父亲不少折磨，灾难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他对她关怀得无微不至，令人感动，尽量要让她安静地度过孤独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学方面，他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偶然吐露一点，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性反驳，他甚至不愿答复；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讲时面露微笑，侃侃而谈，仿佛一头大猎犬在跟小狮子狗玩儿，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轻轻赶开。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最使我生气，我不倦地一再发动攻击，始终未能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即过了十二年，我还多次想起化学家，也想起父亲对他的评论。不言而喻，我所反对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但是我也并不错。我已经说过，有些真理像政治权利一样，不到一定年纪是不会取得的。

化学家的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数理系；也许我还是进医学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积分只得了中等成绩，后来又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出路；不接受这种有益的营养，不对思想实行实事求是的严格训练，不接触我们周围的生活，不承认客观实际的独立性，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然还保存着僧侣的隐修室，潜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便会用愚昧的毒液侵蚀我们的全部理性。

我大学毕业前，化学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与他再度见面。我婚后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过几天，当时我父亲住在那儿。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最终和解，因为他仍为我的结婚在生我的气。

路上，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彼尔霍什科沃村下车休息，化学家已在那儿等我，还准备了午膳和两瓶香槟。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样，没有改变，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当严肃地问我：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觉得家庭生活和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还是没多大好处？”

我笑了。

“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说了下去，“您使我惊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决不敢跨出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给我说过两三门亲事，对方都不坏，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间中要出现一个女人来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烟（他吸劣等烟草），吵吵闹闹，弄得我不能安静，我便心惊胆战，宁可一辈子过独身生活。”

“我是留在这儿过夜好，还是去波克罗夫村31 ？”饭后我问他。

“这儿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过为您着想，您还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点钟见到令尊。要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嗯，晚上临睡前，老人家的神经一般比较虚弱，精神萎靡，他对待您大概会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与您厮杀了。”

“哈，哈，哈，我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老师又来了，”我放声大笑道，“您的指教让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时刻，那时我像歌德的华格纳那样，向您登门求救，我的唯心论一定叫您很讨厌，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训，我听了也不免气愤。”

“那以后您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不外是神经和化学成分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不再来往，看来两人都不对……尽管这样，在1846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谁之罪》第一卷已问世，我有了些名气。化学家在信上说，他很担忧，看到我把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论研究自然的信》32 使我与您和解了；从它们我理解了（按照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国哲学。为什么您不继续严肃的著述，却要写小说呢？”我复了他几行友好的话，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了。

如果我这些文字能让化学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经衰弱的时候躺在床上读完它们。我相信，那时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还保留着真挚而和善的回忆。

就这样，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间中的孤独日子，那跟奥加辽夫一人半公开的小声聚谈，我的身边出现了七百人的热闹家庭。两个星期我便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觉得比在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习惯了。

可是甚至在大学中，家庭的阴影还是跟踪着我：我的父亲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学，特别是我步行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躲避这位保护人，最后总算正式办成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任务的我的听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欢喜被人护送；其次，他自己也乐得到各种娱乐场所去溜达，这比待在数理系的前厅里愉快得多，在这里至多跟两个门房闲聊，彼此敬烟或独自吸烟。

为什么要派人护送我？彼得这人从年轻时起就往往接连几天喝得醉醺醺的，难道他能阻止我干什么不成？我看，父亲根本没考虑这些，他只是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这措施，它尽管毫无效用，终究是一种措施，正如人们并不信神，仍要斋戒一样。这特点属于我们传统的地主教育。七岁前，我得让人搀着手，才准上下室内的楼梯，因为那楼梯有些陡；十一岁前，我得由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用木盆给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逻辑，我这个大学生得有仆人护送，而在二十一岁前，我不准在十点半以后回家。直到流放时，我才真正获得自由，真正独立生活；如果没有流放，那套规矩说不定会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

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活跃的孩子一样，怀着满腔热诚，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毫无顾虑，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这就自然而然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我那时十七岁）。

那些明智的守则（对大家要彬彬有礼，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们一进大学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的那个思想（我们的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实现，我们将在这里播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一样，都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接近。我们深信，从这讲堂上将形成一支队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进，而我们也在这队伍中。

我们班级的年轻人是美好的。正是在这年纪，求知的渴望从我们心头一天天苏醒。教会中学的死记硬背，贵族子弟的懒散习气，同样消失了，然而德国功利主义还没有侵蚀我们，这种功利主义把人的积累知识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为了增加收成。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把科学当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头衔的捷径。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升官发财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科学兴趣还没来得及退化成空谈理论；科学不是把人与周围的苦难生活隔开，对它不加干预。这种与生活的共鸣，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我们与我们的同学在教室中公开谈论头脑中想到的一切；禁诗的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禁书被加上了注解传阅。尽管这样，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有些青年胆小怕事，他们回避，躲开，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他的母亲用皮鞭吓唬他，向他盘问马洛夫事件，他讲了一些。慈祥的妈妈（她是贵族和公爵夫人）马上求见校长，把儿子的密告作为他悔改的证明。这引起了公愤，人人责备他，终于使他没读完这一学年就退学了。

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闭，它是值得在这里谈一下的。

马洛夫是政治系一个愚蠢粗暴、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藐视他，嘲笑他。

有一次学监在政治系的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

“除了马洛夫有九位。”学生回答。

就是这个应该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对学生越来越凶恶了，学生决定驱逐他。他们商量好以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要我带领后备部队支援他们。我当即进行动员，号召向马洛夫开战。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了，我们到达政治系教室时，马洛夫已在讲课，他看到了我们。

每个学生脸上同样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讲一句粗暴的话。但担心很快过去了。挤得满满的课堂很不安静，到处是压低了嗓音的嗡嗡声。马洛夫开始训话，出现了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们像一群马，是用脚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大跑和小跑来思想的。于是教室中沸腾了，啸叫和嘘声响成一片，喊声不绝：“叫他滚，滚！赶走他！34 ”马洛夫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拼命想叫大家安静，可是办不到，学生跳到了座位上。马洛夫悄悄走下讲台，缩紧脑瓜，挤出了教室。全班学生跟在后面，穿过学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从后面把他的胶皮套鞋扔给了他。最后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校务委员会慌了手脚，只得说服学区总监把事件私下了结，找几个闹事的学生或其他人关几天禁闭算了。这不失为明智的措施，否则，很可能皇上会派一个侍从武官来处理这事，侍从武官为了得十字勋章，势必把这事说成阴谋叛乱或暴动等等，建议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后由皇上恩赦，改为在兵营当兵。现在看见罪行已受到惩罚，德行已获得胜利，皇上于是下旨批准了学生的要求，罢免了教授。我们把马洛夫赶到校门口，他却把他赶到了校门外。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向来是败者必然倒霉
35 ，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埋怨他。

这样，处理开始了。第二天饭后，校长室的门房慢吞吞走来找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学生给他酒钱，他总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误，真正当作供他喝酒的钱，因此平常喝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他从大衣袖头翻出一张字条，说这是“教长”交给他的，要我晚上七时去见他。接着，一个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学生，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来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样的请柬，成了我带去的那些倒霉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一开口就大骂我害了他，然后要我出主意，他该怎么讲。

“对一切尽量抵赖，矢口否认，只承认一点：吵闹的时候您也在教室中。”

“校长会问，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教室里，要跑到政治系去？”

“怎么为什么？您难道不知道，罗季翁·海曼36 没有来上课，您为了不愿浪费时间，去听别的课了。”

“他不会相信。”

“信不信是他的事。”

我们走进大学院子的时候，我看看男爵：胖胖的面颊非常苍白，总之情况不妙。

“听着，”我说，“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从您开始，一定从我开始；您只要换个方式照搬我的话好了。事实上您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要忘记：为了闹事和撒谎，您至多给关几天禁闭；但是如果您胡说八道，在我面前牵连别人，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您不得安生。”

男爵应允了，忠实履行了诺言。

那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布斯基37 ，一个典型的老古董，说得准确些，是莫斯科大火前，即1812年以前的老教授之一。这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一般说来，随着奥博连斯基公爵之离开学区总监的位置，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学区对大学放任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校不到校，都悉听尊便；学生到校也不穿轻骑兵军装似的制服，却打扮得奇形怪状，花花绿绿，戴着小鸭舌帽，连那一头少女似的鬈发也遮不住。教授分成两派，或者两类，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派完全是德国人，另一派是非德国人。德国人中包括一些善良而学识渊博的教授，例如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海姆本人38 ，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懂或不愿懂俄语，对学生漠不关心，满脑袋西方的雇佣思想，墨守成规，漫无节制地吸雪茄，胸前挂满十字勋章，从不取下。非德国人方面，他们除了俄语，不懂其他任何（活的）语言，国粹第一，迂阔浅薄，除了梅尔兹利亚科夫39 一人，都没有地位，他们不是无节制地吸雪茄，却是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毕业于格丁根大学40 ，非德国人大多出身于教士家庭。

德维古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道貌岸然，据说有一个教会中学出身的学生来拿表格，竟然走到他面前请他给他祝福，还一直称他“校长神父”。然而另一个主要只受过世俗教育的学生，却把他画成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猫头鹰。他不时到我们教室来，陪伴他的有时是系主任丘马科夫，有时是科捷利尼茨基41 （他是管那只标明“医药用品”的柜子的，这只柜子不知为什么一直放在数理系教室里），有时是赖斯（他是因为他的叔父精通化学，才从德国聘来的，他上课用法语，把“灯心”念成“棉花棒”，把“毒品”念成“鱼”，而“闪电”一词的发音简直不知所云，以致许多人以为他在骂人）。这伙人一到，我们便睁大眼睛看他们，像看一堆刚出土的文物，阿本塞拉吉人42 的末代子孙。他们是另一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离特列季亚科夫斯基43 和科斯特罗夫44 比离我们更近；那是读赫拉斯科夫45 和克尼亚日宁46 的作品的时代，好好先生狄尔泰47 教授的时代；这个狄尔泰养过两只狗，一只经常叫，另一只从来不叫，因而他非常公正地称前者为“多嘴婆娘”，后者为“怕死婆娘”。

但德维古布斯基决不是好好先生，他对我们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无礼貌，男爵也如法炮制，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上校委会听候处置。我们在那里受了半小时的盘问、审讯，处分办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

回到班级，我把学校最高法庭的审问表演给同学看，可我还没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课开始前，学监（当过俄军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员）带着军士，手拿命令光临了：我被判处禁闭。一部分同学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显然，我不是头一个给带走的。我们经过时，大家招手，挥帽子，校警向后推开他们，但他们不走。

牢房设在肮脏的地下室，我到达时那里已关着两个人：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和罗森海姆关在另一间屋子，48 一共六人因马洛夫事件受到惩罚。只准我们吃面包和水，校长送来一些汤，我们拒绝了，这做得很对；天刚黑，学校中没有人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干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来了。门岗很生气，唠唠叨叨，但拿到了几个钱，便把食物送了进来。半夜后，他走远一些，让几个同学进屋探望我们。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夜间吃喝，白天睡觉。

学区副总监帕宁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贯忠于自己近卫骑兵的习惯，一天夜间忽然想要巡视大学地下室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在一张椅子下点亮蜡烛，免得外边看见亮光，动手吃我们的夜间早餐，外屋蓦地响起了敲门声，不是那种要求看守开门的轻轻叩击，那种不是怕人听不到、倒是怕人听到的声音。不，这是权威的敲门声，是命令开门。守兵愣住了，我们赶紧把瓶子和几个同学藏进小储藏室，吹灭蜡烛，奔回各自的铺位。帕宁进来了。

“你们大概在吸烟吧？”他说，与打着灯笼、跟在背后的学监从浓浓的烟雾中露了出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给的？”

守兵发誓没给。我们回答，我们身边带有火绒。学监答应把火绒和雪茄全部没收，帕宁便走了，没有发觉帽子的数目超过人数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学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关到星期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要求学监让我留下。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我，姿态优美，神色威严，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愤怒的。他说了一句：“那您就待着吧。”便走了。最后这一越轨行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责备，比整个事件更多。

这样，我头一次不在父母家中过夜，而是睡在禁闭室中。不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这已是后话。

从此我在班级中获得了普遍的喜爱。本来大家公认我是好学生，马洛夫事件后，我像果戈理笔下的著名夫人49 一样，成了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好学生。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得很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 ，另一方面，卡切诺夫斯基51 那样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教授们曾以自己的讲课帮助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韦林52 和皮罗戈夫53 等人的成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长眠在九泉之下了。

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怪物，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人物——从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马科夫到加夫里尔·米亚赫科夫54 ，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前者把普安索55 教科书中的公式生搬硬套，以地主阶级随心所欲的特权任意增减字母，还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后者教的是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学——战术，由于经常与英雄事物打交道，他本人也具有了整齐的军人外表：纽扣直扣到咽喉上，领带没一丝皱纹；他讲课时像喊口令似的。

“诸位！”他大喊道，“注意，炮兵部队！”

这不是说他在指挥炮兵部队，不过是讲义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多么可惜，尼古拉没有视察过莫斯科大学，如果他看到米亚赫科夫，一定会提拔他当学区总监的。

至于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赖斯，这位先生讲的化学从没超出化学三大元素中第二个大元素氢的范围！他当上化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学问。叶卡捷琳娜皇朝末期，俄国去聘请这位老人，老头儿不肯来，便推荐了侄儿代替他……

我们一共念了四年大学，因为霍乱流行时期，学校整整停课一个学期。这四年中最大的事件便是霍乱，洪堡56 的莅临和乌瓦罗夫57 的来访。

洪堡从乌拉尔回来时，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在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和省长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科学，也不研究非自然科学的人。洪堡是普鲁士国王的宫廷大臣，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58 ，他的声望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他登上过琴博腊索山峰59 ，居住过桑苏西宫60 ，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百般奉承，自叹不如，把每一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原因在于我们给唬住了，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籍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
61 的结节特别发达。

德拉姆勋爵62 有一次说：“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是真正的辉格党人，具有辉格党人的灵魂。”

德·弗·戈利岑公爵是可敬的俄国贵族，但他怎么会是“辉格党人”，根据何在，这我就不明白了。事实不过是：公爵到了晚年，想讨好德拉姆，因此把自己打扮成辉格党人。

在莫斯科和大学中，对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总督，各种军政和非军政要员，枢密官，全都出席了，他们肩披绶带，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们也威风凛凛，身挂佩剑，腋下夹着三角帽。洪堡根本没料到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纽扣的藏青燕尾服来了，结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从门口到自然科学家协会的礼堂，到处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洪堡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相信，他接触过的所有那些深红皮肤和青铜色皮肤的野蛮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么使他暗暗叫苦不迭。

他走进礼堂，刚刚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萨列夫总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表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阁下的丰功伟绩。接着，“军官”谢尔盖·格林卡63 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诗歌，它是这么开始的：

洪堡——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谈一下他对磁针的观察，把他在乌拉尔所做的气象记录，与莫斯科人核对。可是校长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发编结的古玩，请他鉴赏……艾伦伯格与罗泽65 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讲了一下他们的发现。66

在非官方场合，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后，莫斯科社交界对李斯特67 的欢迎就一模一样。不错，德国人也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们这儿性质完全不同。在德国，那是老处女的兴奋情绪，感伤心理，是撒鲜花
68 ；在我们这儿却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附庸风雅，是“久仰，久仰”。不仅如此，在这些捧场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闺阁名媛们包围着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帽子……大家只听李斯特一人讲话，只与他一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我记得，一次晚会上，霍米亚科夫为我们可敬的公众红了脸，对我说：

“让我们来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吧，好叫李斯特知道，这屋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给他迷住了。”

我们的夫人们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国妇女也这么挤来挤去凑热闹，站在一些名流面前问长问短，例如科苏特69 ，还有加里波第70 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谁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什么优美的风度，他活该倒霉！

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只是他不是从朱庇特71 那儿，而是从人那儿窃走了光。这个普罗米修斯没有得到格林卡的讴歌，但是普希金为他写过致卢库卢斯的书翰诗72 ，此公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那时还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语言之多，知识之广博，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作为真正的学店老板，他通晓各门学科的样品，它们的牌号标记，或者不如说皮毛。在亚历山大皇朝时期，他用法文写过一些自由主义小册子，后来又与歌德用德文通信，讨论希腊文化。当上大臣之后，他大谈4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卡切诺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时我们的祖先正在与熊搏斗，还谈不到讴歌萨莫色雷斯岛73 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随身携带，当作营业执照。在信上，歌德对他作了极为有趣的赞美：“您不必为您的文体表示歉意：您达到了我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这位当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74 ，发明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他命令选拔优秀学生代替教授讲课，哪门课学得好就讲哪门，每人一课。系主任当然挑选最大胆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继续了整整一周。学生必须对自己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作好充分准备，由系主任抽签决定谁讲什么。乌瓦罗夫请来了全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们，总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我预定要在洛韦茨基75 面前讲矿物学——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人兰热隆在哪儿！

我们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儿！

你已经不在人世，

你也已不见踪影！76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77 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时候，听众已经有些困了；两堂莫名其妙的数学课，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一些，讲课的学生得有“善于表达的舌头”。谢普金78 指了指我。

我走上讲台。洛韦茨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两手搭在膝上，像门农或俄赛里斯79 ，但心中在担忧……我小声对他说：

“我能在您面前讲课，感到很荣幸，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战士出征的时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动，没有看我。

我差点笑出声音，但抬头向前一望，眼睛就发花了，我觉得脸色发白，舌头干燥。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可现在课堂上坐满了同学，他们都对我抱着希望。在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着一排“社会名流”，还有本系的全体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题目，声音很不自然：“关于结晶，它的条件、规律和形态。”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 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 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 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 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 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 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 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 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 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 ，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1612年它在血泊中与俄罗斯结合91 ，1812年的战火更使它们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头，因为俄国的未来握在他残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怀着怨恨和蔑视，在自己的城墙内接待那个被丈夫的鲜血染红的女人92 ，那个不知悔改的麦克白夫人93 ，不属于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兰修·博尔吉亚94 ，德国种的俄国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紧眉头，噘起嘴唇，悄悄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是紧锁双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罗夫城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烟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习惯独自走进别国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没有向他低头，95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送给他的是一场大火。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变得情绪激昂，充满活力了！

1830年8月我们去瓦西里耶夫庄园，照例在彼尔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 稍事逗留，吃了饭，喂了马，再继续赶路。巴凯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声“走！”突然一个人骑了马飞驰而来，做手势要我们停下。这是参政官的前导马驭者，他满身灰尘，汗流浃背，从马上一跃而下，递给我父亲一封信。这封信带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两份《辩论日报》97 附在信内，我把它们读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这时我在乡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查理十世98 那消瘦的身体刚隐没在圣卢德宫的雾影中，比利时燃烧起来了99 ，“平民国王”100 的宝座开始动摇，一股热烈的革命气息吹进了舆论和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一切重又成了宣传和斗争的工具。

法国革命戏剧的舞台装置和布景，那时的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谁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对年轻一代的强烈影响，他不妨听一下海涅的话。海涅在赫尔戈兰岛听到这事后写道：“异教的大神潘死了。”101 这不是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正如十八岁的我们一样，被它所吸引，为它而陶醉。

我们密切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注视着震惊人心的问题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视着拉斐德将军和拉马克将军102 ；我们不仅熟知，而且热爱当时的一切活动家（当然是激进的活动家），珍藏着他们的肖像，从马纽埃尔和邦雅曼·贡斯当起，到杜邦·德雷尔和阿芒·卡雷尔为止103 ，都在我们的关心之中。

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突然一声巨响，像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传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这已经并不遥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噙着热泪，互相凝望，反复吟哦心爱的诗句：

不，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04

我们为狄比奇105 的每一挫折而欢呼，不相信波兰人的失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 的画像。

就在这时期，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他的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贵族为他举行一次舞会，我正好站在大厅上面的回廊中，可以尽量观察他。他那时还没留胡髭，相貌显得年轻，但是与加冕典礼时相比，脸部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站在圆柱旁边，凶恶地、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可是没有看任何人。他瘦了。从这张脸上，从这对铅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以至俄国的命运。他觉得震惊，害怕，他怀疑107 王位的巩固，准备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虑进行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把郁积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了。不久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从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开始收紧了。1832年，我们系的一个波兰学生突然失踪。他是靠官费派来求学的，因此违反他本人的志愿，给安排在我们班上。我们认识他以后，发现他为人谦逊，性情忧郁，我们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尖刻的话，但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软弱的话。一天早晨他没来上课，第二天也没来。我们开始打听，官费生们暗中告诉我们，夜里有人找他，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又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议论这事。一切便这么结束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此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08

过了几个月，教室中突然传出消息：夜里几个同学被捕了，他们中间有科斯捷涅茨基，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等。我与他们很熟，这都是相当好的青年。科尔列伊夫是新教牧师家庭出身，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为了审问他们，成立了军法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已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将遭遇的一切，但开头他们也杳无音讯。一场摧毁新生幼苗的风暴正在到来。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它的临近，还听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紧了。

危险使我们兴奋的神经更加激昂，使我们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间的爱也更炽热了。我们起先一共五个人109 ，就在这时我们又认识了帕谢克110 。

对我们说来，瓦季姆身上有许多新东西。我们大家只有细小的差别，每人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什么也不知道，读的是相同的书，接受的是同样一些教师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学宿舍中长大。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是流放到那里的，他从小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亲，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长大，经常饥寒交迫，但是无拘无束，十分自由。西伯利亚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这是与我们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绝不那么庸俗和浅薄，相反，具有较强的体魄和较成熟的毅力。与我们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属于另一类型，与我们的不一样，那是巨人式的，有些显得桀骜不驯；对苦难生活的贵族式蔑视，在他身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对别人完全能真诚相爱，也能不惜一切地献出自己。他无所畏惧，甚至有些冒失。单凭出生在西伯利亚，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长大这一点，他就比我们高出一头，因为他不怕西伯利亚。

瓦季姆从父亲的血液中带来了对专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 ，与我们一见面，就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我们很快接近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在我们的圈子里，本来不存在客套和所谓适当的谨慎这类东西。

“凯切尔112 这人你听到很多了，你想认识他吗？”瓦季姆对我说。

“当然想。”

“明天你来，晚上七点，但不要迟到，他会来找我。”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一个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张脸是富有表情的，眼镜后射出威严而善良的目光。我取了一本书，他也取了一本书。

“您……您是赫尔岑吧？”他说，一边打开了书。

“是的，您是凯切尔？”

谈话开始了，我们越谈越起劲……

“对不起，”凯切尔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请原谅，请用‘你’称呼我。”

“让我们都用你。”

从这个时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们就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也是从这个时刻起，凯切尔的愤怒和慈爱，笑容和叫喊声，在我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现了。

与瓦季姆的结识，给我们的“扎波罗热营地”113 带来了新的因素。

我们像以前一样，大多在奥加辽夫家集会。他的父亲在乡下养病，长期住在奔萨省的田庄上。他独自住在家中底层，他的家在尼基塔门附近，离大学不远，大家特别喜欢到那里去。奥加辽夫有一种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只要这些原子之间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为它们结合的第一根磁针。他这样的人不论出现在哪里，总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体的心脏。

他的房间明亮，舒适，糊着金黄条纹的朱红壁纸。屋里终日弥漫着雪茄的烟雾，热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我想说其他食物和饮料，但只得住口，因为除了干酪，几乎什么食物也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大学生化的地方，我们通宵辩论，有时通宵喝酒。可现在除了它，又有一处地方越来越变得可爱了，我们在那里几乎是头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义。

我们谈话时，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他离开姊妹和母亲太久，便会感到寂寞。我们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同学的友谊中，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们更重要。

他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家。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临过的痕迹，它昨天刚从西伯利亚归来，受尽了灾难和折磨，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这不是每一个受难者都能做到的，只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经得起考验的人才会这样。

这家的父亲在保罗一世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关在施吕瑟尔堡，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永久居住。亚历山大赦回了几千名被疯狂的父亲放逐的人，却忘了帕谢克。他是另一个帕谢克的侄儿，那人因参与杀害彼得三世有功，后来在波兰各省当总督114 。帕谢克有权索回已被别人侵占的一部分遗产，这些别人便设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亚。

关在施吕瑟尔堡时，帕谢克娶了当地警备部队一位军官的女儿。年轻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没有被流放吓住。起先他们在西伯利亚艰苦度日，变卖了所有的杂物，但是可怕的贫困还是不可抗拒地到来，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穷苦，劳累，缺少寒衣，有时还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们终于熬过来了，养大了一大群小狮子。父亲传给他们坚强不屈的高傲性格，对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难经历讲给他们听，以自己作榜样教育他们，而母亲靠自我牺牲和辛酸的眼泪哺育了他们。姊妹们的英勇坚定，不亚于弟兄们。我们可以大胆使用这句话：这是一个英雄的家庭。他们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始终高昂着头，没有屈服。

在西伯利亚，三个姊妹只有一双鞋；她们出门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们的寒碜样子。

1826年初，帕谢克获得了回俄国115 的许可。这时是冬季。这么一家人，没有外套，没有钱，要从托博尔斯克省动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流放期满之后仍待在原地是更难忍受的。这些人历尽艰辛，在漫长的道路上跋涉；一个农妇在母亲患病期间，给一个孩子喂过奶，现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几个钱，供他们作路费，只要求带她一起走。驿站让他们免费搭车，或者只付很少的钱，把他们送到了俄国边境。一家人几个坐车，几个步行，年轻的轮流走路。就这样，他们穿过冰天雪地，越过乌拉尔岭，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饥饿。

政府赦回了帕谢克一家，但没有想到发还他们的家产。多年的劳累穷困摧残了父亲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

当时尼古拉正在庆祝登基大典，宴会接连不断，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厅，到处张灯结彩，盛装艳服……两个姐姐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写了一份给尼古拉的申请书，陈述家庭的困难，要求重新审查案件，发还庄园。早晨，她们偷偷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前面，等候“万众钦仰、奉天加冕”的皇上。当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时，两个姑娘悄悄跨前几步，举起申请书。他扬长而过，装作并未看见；一个侍从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进了看守所。

尼古拉当时才三十来岁，已能这么无动于衷。这样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纳员和庶务员的性格。我常在邮局的营业员、戏院和火车的售票员身上，发现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精神，这些人经常受到干扰，每分钟都有人打搅，他们才需要学会这套本领，对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这位专制政权的司务长干吗也要学这一套，为什么他不能耽搁一分钟的时间呢？

两个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们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泪要求警察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家里不见她们回去，必定惊慌不安。那份申请从此没有下文。

父亲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够了苦，死了，留下几个孩子和母亲一天天挣扎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也越勤奋；三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得了学位。两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两个成了杰出的数学家，一个进了海军，一个当了工程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课，节衣缩食，挣钱寄回家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老母亲，她穿件黑罩衫，戴顶白包发帽，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从外表看，她比实际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轻一些，显得那么亲切，仁慈，温厚，这是一双流过太多泪水的眼睛。她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她的财富，她的荣誉和她的青春……她经常向我们反复念他们的信，怀着神圣深厚的感情谈论他们，声音轻轻的，有时不太平静，由于克制着眼泪，有些发抖。

每逢他们全家在莫斯科团聚，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尽管吃的是家常便饭，老太太还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边打转，忙这忙那，有时站住一会儿，端详一下自己的年轻人，神态那么自豪，那么幸福，然后抬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他们多么好呀，难道不是吗？”这时我多么想扑在她的颈上，吻她的手啊！何况即使从外表看，他们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这时她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么一次吃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之内她失掉了三个最大的儿子116 。一个是在胜利和赞美声中光荣牺牲的，甚至敌人也表示钦佩，然而那是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位年轻的将军是在达尔戈附近作战时被切尔克斯人杀死的。桂冠不能医治母亲的心……另外两个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国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终于摧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啊！

瓦季姆死于1843年2月，他临终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难以泯灭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没有道德和正义可言的盲目性。

死前十年，瓦季姆与我的表姐117 结了婚。我是婚礼中的男傧相。结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疏远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并不顺利，事业也毫无进展。我们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尔科夫，那里有一所大学聘他任教。他的离开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运，但他的名字没有逃过警察的耳朵。大学把他解聘了。学区副总监向他承认，他们收到了公文，根据这公文，政府知道他与不法分子有联系，因此不能聘他教课。

瓦季姆失业了。失业就是失去面包，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我们被流放了。跟我们来往的人是危险的。贫困痛苦的年代临到了他头上；为了勉强糊口，他战斗了七年，与粗暴残忍的人打交道，受尽侮辱，而朋友远隔万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帮助。充沛的精力就这样消耗完了。

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们的钱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来个卢布，但怎么也弄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铺再也不肯赊账，非付现钱不可。我们老是担心，明天孩子们吃什么？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筹莫展，后来站起来，拿了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后，我扑在床上痛哭，哭得很伤心，后来开始考虑怎么办；一切稍微值钱的东西（戒指、汤匙之类）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条出路：去找我娘家，恳求他们那傲慢冷漠的援助。这时，瓦季姆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走到了彼得罗夫林荫道。路过希里亚耶夫118 的铺子时，他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思想：他的书有没有卖掉一本？五天前他去问过，但一无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进店堂，希里亚耶夫一见他便说：‘您来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来，您的书卖了三百卢布，您要用钱吗？’希里亚耶夫数了十五个金币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疯似的，一见饭店便进去买食物，还买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气活现坐了出租马车回家了。我那时正在剩下的清汤中掺水，预备给孩子吃，也留一些给他，骗他说我已吃过，谁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时候那样，高高兴兴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哭了，再也说不下去……

流放回来之后，我在彼得堡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发现他变得多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没有放下佩剑的战士，感到自己已遍体鳞伤。他显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眼睛无神地望着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也是这样；他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 ，科尔列夫的被赦120 ——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罗斯生活发展的结果。

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发现他患了肺病——这种骇人的疾病，我还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发觉，他的思维能力衰退了，减弱了，仿佛蜡烛即将熄灭，屋子变得昏暗无光了。不久他的谈吐枯涩了，要费很大力气寻找词句，往往只能发出几个近似的语音，后来他几乎不再讲话，只关心自己的药，问一声是不是该吃药了。

2月一个夜间，三时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见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报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认不出我，又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带到他面前，他看看他们，似乎也不认识。他的喘息变得困难了，安静几分钟以后，他突然带着嘶叫发出了一声长叹；附近的教堂这时传来了钟声，瓦季姆静静听着，说道：“现在是晨祷的时候啦。”从此他再没讲一句话……妻子跪在死者的床边啼泣；一个忠厚善良的大学同学最近一直在帮忙照料他，这时赶紧搬开放药的桌子，卷起窗帷……我走出房间，院子里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阳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现了什么喜事。我去选购棺材了。

我回来时，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小屋；按照俄国习俗，死者给移到了客厅桌上，稍远处坐着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122 ，正含着眼泪用铅笔勾下他的遗容。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着手，露出无尽的忧伤，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术家都塑造不出这么崇高而深刻的《哀悼》。这女人年纪不轻了，但还保持着一种严峻端庄的美；她披着一件银鼠皮镶里的黑丝绒长斗篷，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停在门口。

静寂持续了两三分钟，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额上重重吻了一下，说道：“永别了！永别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里屋。拉布斯还在画，向我点点头；我们不想讲话，我默默坐到窗边。

这妇人是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尔·切尔内绍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123 。

西蒙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尔希杰克主动提出，要让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尔希杰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热的分裂派教徒，后来皈依正教，当了修士，成为修道院长，最后当了修士大司祭。尽管这样，他仍保持着木匠的本色，就是说没有失去良心、宽阔的肩膀和红润健康的脸色。他认识瓦季姆，重视他对莫斯科历史所作的研究。

死者的遗体抬到修道院门口，大门开了，梅尔希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忧郁的赞美诗，把受难者的简陋灵枢迎进了墓园。离瓦季姆的坟墓不远，安眠着我们所宝贵的另一个人的遗骸，那便是韦涅维季诺夫124 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他历尽风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命运对此还不满足。真的，为什么年老的妈妈如此命长？她看到了流放的终结，看到了孩子们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世上无持久的幸福，正如没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奥米德战死后几个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受尽折磨的身体支持不了。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已是最年长的一个。

这三具棺木，三个朋友，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黑影；送殡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笼罩了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正如后来之于我们，将来之于彼得拉舍夫斯基125 小组成员一样）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为此他们被送往奥连堡当兵。一个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孙古罗夫126 。他已经毕业，踏进社会，结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之后，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团体的一切企图事实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贫乏，目的之不明确，说明必须采取其他途径——内部的准备工作。事情确实如此。

但是在理论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着千百名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弗拉基米尔大道127 ，看着农奴制度的现状，看着一位名叫拉什克维奇的将军在霍登广场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能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来自没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那种认为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人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谜128 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单。蓝色的猫129 玩弄老鼠的第一场戏就这么开始了。

判罪之后，年轻人得押送到奥伦堡，他们没有车坐，也没有足够的寒衣，于是奥加辽夫在我们的小组内，伊·基列耶夫斯基130 在自己的小组内进行募捐。所有判刑的人都没有钱。基列耶夫斯基把募集的钱送交城防司令斯塔阿尔131 ，这个好心的老头儿，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斯塔阿尔答应转交款子，问基列耶夫斯基：

“这些纸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单和账单。”基列耶夫斯基回答。

“您相信我会转交钱吗？”老头儿问。

“这是不容怀疑的。”

“我想，那些捐钱的人也是信任您的。那么，我们保留他们的名单有什么必要呢。”斯塔阿尔一边说，一边把名单投进了火中。不言而喻，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辽夫是自己把钱送往兵营的，这也很顺利。但是青年们到了奥伦堡想向同学道谢，又不敢通过邮局寄信。有个官员要上莫斯科，他们便利用这机会托他捎信。官员没有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向皇上表明他的耿耿忠心，便把信呈交了莫斯科宪兵司令。

宪兵司令本来是亚·亚·沃尔科夫，后来他以为波兰人要扶他登上波兰王位，把他吓疯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亚盖洛王朝132 的王位把一个宪兵司令吓疯了！），现在已由列索夫斯基接替。列索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并不凶恶，也不算坏，只是由于赌博，也由于与一个法国女戏子勾搭，花光了家产，才不得不做出明智的抉择，坐上了莫斯科宪兵司令的交椅，免得坐进莫斯科的监牢。

列索夫斯基传讯了奥加辽夫、凯切尔、萨京、瓦季姆、伊·奥博连斯基133 等人，责备他们与国事犯保持联系。奥加辽夫指出，他没写信给谁，即使有人写信给他，他也不会回信，何况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于是列索夫斯基回答道：

“你们为他们募捐，这更坏。这是第一次，皇上宽大为怀，饶恕你们，只是，各位先生，我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今后要注意一些。”

列索夫斯基看了大家一遍，把含有深意的目光停留在凯切尔身上，他比大家长得高，年纪也大一些，还神气活现地扬起了眉毛，于是列索夫斯基又道：

“亲爱的先生，处在您的地位，您怎么不知害羞呢？”

仿佛凯切尔那时是俄国纹章局大臣似的，其实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县医师。

我没有被请去，大概信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威胁成了我们的官衔，我们的光荣，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只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我们似乎为了便于警察未来的监视，统统仿效卡尔·桑德134 ，戴上丝绒小帽，围上了三色围巾135 ！

舒宾斯基上校136 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迈着轻柔的步子，向列索夫斯基的位置上爬，因此紧紧抓住了他对我们“软弱无力”这一点，要利用我们作他升官的台阶之一——我们也确实给他利用了。

但是首先，我得就孙古罗夫及其同伴们的命运，再讲几句话。

科尔列夫在奥伦堡当兵，十年之后尼古拉把他赦回了。尼古拉是因为他得了肺病才赦免他的，正如波列扎耶夫因为得了肺病才被提升为军官，别斯图热夫137 因为死了才被授予十字勋章。科尔列夫回到莫斯科不久，便在饱经忧患的老父怀中与世长辞了。

科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立了功，升了军官。安东诺维奇也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不能相比，可怕得多。流放途中，走到第一站麻雀山时，孙古罗夫要求军官让他出外透透空气，因为屋里太闷，挤满了犯人。军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亲自跟他在路上散步。孙古罗夫挑一个适当的时机，从路上一溜烟跑了。看来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因而得以摆脱军官的追寻。但是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眼看无法逃走，便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宪兵把他送回莫斯科时，他还在流血，昏迷不醒。

倒霉的军官受了处分，降为士兵。

孙古罗夫没有死。他再度受了审判，但这次已不是政治犯，而是逃犯，被剃光了半边头发。这个独特的办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学来的，用以防止逃跑，它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立法者根本不把人的尊严放在眼里。除了仪表上的侮辱，他还被判在监狱内接受一次鞭打。这有没有执行，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便给送往涅尔琴斯克矿上做苦工了。

他的名字又在我耳边响起过一次，以后才完全消失。

在维亚特卡时，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同学，他是医生，出外看病，路过这里。我们谈起往事和一些老朋友。

“我的天，”医生说，“您猜，我来这儿时遇到了谁？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我坐在驿站等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送囚犯的军官带了一批犯人进屋取暖。我与他攀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医生，要我到羁押站去看一个犯人，那人病得很重，但不知是真病还是装病。我去了，当然，我打定主意，不论情况如何，我得证明犯人确实病了。小小的羁押站挤了八十来人，用铁链锁着，有的剃了头发，有的没剃，还有女人，孩子。军官一进屋，大家让开了，我看到墙角里肮脏的地上，一个人穿了流放犯的长袍缩成一团，躺在一堆干草中。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不用说谎，这个不幸的人确实在发高烧；他很瘦，监禁和长途跋涉已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的头发剃了一半，满脸胡髭，样子是可怕的，眼睛没有目的地转动着；他一直叫要喝水。

“‘老兄，怎么样，不好过吧？’我对病人说，回头对军官道：‘他不能走路。’

“病人把眼睛盯住了我看，一边叨咕：‘这是您？’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啦。’他又说，那声音像刀子似的划过我的心口。

“‘对不起，’我对他说，握住他干燥火烫的手，‘我记不起来。’

“‘我是孙古罗夫，’他回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又说一遍，摇了摇头。

“那么有没有让他留下呢？”我问。

“没有，然而让他坐了车。”

在我写下这些以后，我才知道，孙古罗夫已在涅尔琴斯克去世了。他的家产，包括莫斯科附近勃隆尼茨县的二百五十名农奴，以及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四百名农奴，都被没收，抵充审问期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狱中的生活费用。他的家庭给毁了，当然这是逐步消灭的：孙古罗夫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抓进普列契斯钦警察分局，关了六个月，一个吃奶的孩子在那儿死了！让尼古拉皇朝世世代代受到诅咒吧，阿门！

1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一卷。

2  见本书第一章。

3  从1809至1834年，俄国大学中由一些教授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凡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希望获得八等文官官衔的官员，可参加委员会的基本学科考试（数理、语文、道德、政治及法律等系），考试及格的，可得相应的证书，证明该官员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各大学为帮助这些准备参加委员会考试的官员，开设了夜校。

4  在意大利南部，是罗马向南进军的必经之路。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此大败于萨谟奈人（古意大利民族）。因此卡沃丁岔路成了失败或死胡同的同义语。

5  本肯多夫作为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长官，也是秘密警察的头子，秘密警察身穿蓝制服。

6  波列扎耶夫（1804—1838），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写诗被沙皇送入兵营，关于他的事见本卷末的增补《亚·波列扎耶夫》。

7  皮萨列夫（1780—1848），俄国作家，本为少将，驻在长卢加。“卡卢加之夜”原为驻该地第二掷弹兵师军官组织的文学晚会，后来皮萨列夫把这些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取名为《卡卢加之夜》。皮萨列夫于1825至1830年任莫斯科学区总监。

8  科斯捷涅茨基（1811—1885），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参加孙古罗夫小组被捕。他和他的同学写过一些反政府传单，后来这些人便被判在高加索当兵。

9  克里特斯基弟兄共三人，其中两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对着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咒骂，并挖去了肖像上的眼睛，因而被捕，后来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但半身塑像的事属于另一个人，这人砍碎了沙皇的塑像，并声称要把“俄国的一切沙皇照此办理”。

10  戈利岑公爵家是俄国一个大家族，本书中提到过好几个戈利岑公爵。这个戈利岑公爵（1774—1859）后来曾担任赫尔岑案件的审讯委员会主席。

11  指圣母马利亚不经受精而怀孕，生下耶稣，这是神学中的术语，是违反科学原理的。

12  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颁布的护照法，它对出国作了进一步限制，如规定出国者必须年满二十五岁等等。

13  尼古拉为推行东正教做统治工具，曾不断颁布法令迫害其他教派，强使非东正教信徒改奉东正教，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信仰基督教。

14  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件事也是“难忘的”尼古拉的德政。育婴堂和社会救济机关构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最好的纪念之一。靠信贷银行从贷出的资金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息，维持养老院、育婴堂和医院的开支，这设想本身是相当聪明的。这些机构建立后，抵押银行和衙门发财了；孤儿院和慈善机关繁荣一时，但这是在贪官污吏的盗窃活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的。孤儿院收养的儿童，一部分留在那里，一部分送到乡下，给了农民。后者从此就成了农民，前者则在孤儿院内接受教育。其中最有才能的，再被挑选出来，继续接受中学教育，较差的则被送去当艺徒，或者进技工学校。女孩子也如此，一部分给分配学针线活计，另一部分送去当保姆，最有才能的则可以当训育员或家庭教师。一切都安排得再好没有。但是尼古拉也对这些机构施加了沉重的打击。据说，皇后有一次在一位亲信大臣府上遇见了这家孩子的女教师，与她谈了话，对她很满意，问她是在哪里受的教育。那女子回答，她是“孤儿院的寄宿生出身”。大家以为，皇后会因此嘉奖孤儿院的负责人。谁知不然，这反而给了他口实，认为给被遗弃的子女受这样的教育，是不成体统的。
过了几个月，尼古拉便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提升成了尉官遗族学校，就是说不准再把收养的儿童编入这些班级，而用尉官的子弟代替了他们。他甚至还想出了更彻底的办法：禁止外省的慈善机关收容出生的婴孩。这英明措施的最好注释可以在司法部报告的“杀婴”栏中找到。——作者注
按：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曾下令各地设立孤儿院和其他救济机关。它们本靠捐款维持，后来政府拨出了少量税收，交银行贷放，用它的利息维持这些机构的开支。这些救济机构黑幕重重，成了官吏们的肥缺。尼古拉一世于1828年下令撤销了各地的孤儿院和社会救济厅，只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还保留着它们。1837年，他又下令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改成了尉官子弟学校。

15  在古罗马往往对犯罪的人实施一种特别的刑罚：不准他使用水和火，而这是生活所必需的，这样迫使他只得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16  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改变；我最近听到的有关神学院，甚至教会中学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言而喻，这不是学校当局造成的，而是学生的精神变了。——作者注

17  弗朗凯尔（1773—1849），法国数学家，他的《纯粹数学教程》曾被译成俄文。

18  见《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一场。

19  即斯坦尼斯拉夫一世（1677—1766），波兰国王，被废黜后住在法国，以生活豪华奢侈著称。

20  波兰、乌克兰一带传统的民间弦乐器。

21  指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陈列馆，自从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后，这里成了堆放杂物和各种古董的地方。

22  谢瓦利埃（1804—1859），法国物理学家和光学家。

23  赫尔岑的妻子即他二伯父的女儿（私生女），化学家的异母同父妹妹。

24  斯维尔别耶夫（1799—1876），莫斯科贵族，他的家中常常举行晚会，有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参加。

25  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斯拉夫派的领导人之一。

26  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这里提到的演讲集是指他的著作《地球表面灾变论》。

27  德-康多尔（1778—1841），瑞士植物学家。

28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29  圣蒂莱尔（1772—1844），法国自然科学家。

30  奥凯恩（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

31  赫尔岑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个庄园，这时瓦西里耶夫庄园已卖掉。

32  赫尔岑的一系列哲学论文，最早发表于1845至1846年的《祖国纪事》上。

33  那时还没有训育员和副训育员，在课堂中行使我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职责。——作者注

34  原文是拉丁文。

35  原文是拉丁文。

36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化学教授。

37  德维古布斯基（1771—1839），博物学家。

38  都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海姆曾于1808至1818年任校长。

39  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诗人，作家，1807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

40  德国的名牌大学之一。

41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医学系主任。

42  古代生活在西班牙的一支半传说性的阿拉伯民族，它的末代子孙已在15世纪绝迹。

43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44  科斯特罗夫（1750—1796），俄国诗人和翻译家。

45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

46  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著名剧作家及诗人。

47  狄尔泰（？—1781），莫斯科大学最早的法学教授。

48  这些人都只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奥尔洛夫是俄国的一个大姓，本书中提到好几个奥尔洛夫，但都与这人无关。这里的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也是一个学生，即前面讲到过的在母亲盘问下泄露过秘密的那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不是曾任莫斯科学区总监的那个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

49  指《死魂灵》中“各方面都可爱的夫人”，见该书第九章。

50  帕夫洛夫（1793—1840），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和矿物教授，赫尔岑听过他的课。

51  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莫斯科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1837年起任校长。

52  卡韦林（1818—1885），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53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著名外科学家。

54  前者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后者是军事科学教授。

55  普安索（1777—1859），法国数学家和力学专家，写有教科书《静力学原理》。

56  洪堡（1769—1859），德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六十岁时曾游历西伯利亚，在乌拉尔一带发现金刚钻矿藏，因而获得沙皇颁发的勋章。

57  乌瓦罗夫（1786—1855），俄国贵族官僚，是当时官方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1833至1849年任国民教育部大臣。

58  按照帝俄法律，接受勋章的人应向勋章局缴纳一切费用。

59  琴博腊索山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为死火山。洪堡在南美洲考察时登上了琴博腊索山一个高达5881米的山峰，创造了当时的登山纪录。

60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于1747年在波茨坦附近修建的王宫，以豪华著称，腓特烈大帝便称它“桑苏西宫”，意思是“逍遥宫”。洪堡曾得到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宠爱，因此时常出入桑苏西宫。

61  原文是法文。

62  德拉姆（1792—1840），英国政治家，伯爵，曾任驻俄大使。德拉姆是英国辉格党的重要人物，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主张扩张民权，后演变为自由党，与保守党对立。

63  当时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参加过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战争。

64  原文是法文。

65  艾伦伯格（1795—1876），德国动物学家。罗泽（1798—1873），德国矿物学家。他们都参加了洪堡的乌拉尔考察工作。

66  关于洪堡的旅行，俄国舆论反映之不同，可以从一个乌拉尔哥萨克的叙述中看到。此人在彼尔姆省省长办公厅当差，喜欢讲他怎样护送“普鲁士疯子洪卜特亲王”。人家问：“他上那儿干啥啦？”哥萨克答道：“净干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盐沼地，他通过翻译对我说：钻到水里去，给我从水底取一些土来。我取来了，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问：下面的水很冷吧？我想，不，老兄，你哄不了我；我敬了个礼，答道：殿下，那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是我应该做的，我都乐意为您老效劳。”——作者注

67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曾数次访问俄国。

68  原文是德文。

69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英雄，赫尔岑与他有多次来往。

70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赫尔岑与他有密切来往。

71  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72  指普希金1835年写的一首诗《祝卢库卢斯病愈》，这是讽刺乌瓦罗夫的，因乌瓦罗夫是大富豪谢列梅捷夫伯爵的继承人，伯爵病后，乌瓦罗夫立即多方张罗，准备继承遗产，谁知伯爵病好了，乌瓦罗夫空欢喜了一场。普希金即据此写了此诗，卢库卢斯是古罗马将领和执政官，以生活豪华和富裕著称，在此即影射谢列梅捷夫。

73  希腊岛屿，在爱琴海北部，希腊神话传说的中心之一。

74  米兰多拉（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学者，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博学和懂得多种语言著称。

75  洛韦茨基（1787—1840），俄国自然科学家，1834年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

76  引自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诗《博罗季诺周年纪念》。兰热隆与本尼森都是假设的姓名。

77  指1799至1804年的法国，当时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这是法国革命后从共和走向帝制的过渡时期。

78  谢普金（1793—1836），即数理系主任，数学教授。

79  门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阴司之神，俄赛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阴间的主宰者。

80  阿维（1743—1822），法国矿物学家。维尔纳（1750—1817），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密切利希（1794—1863），德国化学家。

81  赫尔岑流放时期，维亚特卡省的省长。

82  翻译成俄文的一出法国喜剧《马尔法与乌加尔》中的人物。

83  1853年11月29日，波兰人在伦敦集会，纪念1830年起义二十三周年，赫尔岑应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84  赖德律-洛兰（1808—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人之一。

85  《圣经》中的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是耶稣在被捕前向上帝作的祈祷，意思是“让这灾难离开吧”。

86  由亚·尼·戈利岑为首的一个宗教组织，本来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后来随着戈利岑的失势被查禁。共济会是宗教秘密团体，起源于英国，非东正教系统。

87  拉科代尔（1802—186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受过法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在1848年的革命中站在共和派一边。

88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有两个强盗与他同时就刑，见《新约全书》四福音书。

89  大卫是古以色列的王，《圣经》中的人物。大卫选择瘟疫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

90  沙俄时期把乌克兰称为小俄罗斯。

91  俄国于15世纪末年起逐步结束封建割据局面，经过长期的战乱，于1612年从波兰人手中收复了莫斯科，次年以莫斯科为首都建立了罗曼诺夫皇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1713年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但莫斯科的重要性仍没有减少。

92  指叶卡捷琳娜女皇，她原是彼得三世的妻子，于1762年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杀死了彼得三世，于同年九月在莫斯科加冕，登上皇位。彼得三世是德国荷尔斯泰因公爵和彼得大帝之女安娜所生的儿子，他与叶卡捷琳娜实际上都是德国人。

93  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曾怂恿丈夫杀死国王，篡夺王位。

94  博尔吉亚（1480—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以放荡和进行政治阴谋闻名，曾为了政治目的，三次改嫁。

95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三十七节。

96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以写所谓“哥特小说”闻名，这类小说主要描写恐怖暴力事件，以荒凉的古堡为背景。拉德克利夫式城堡即中世纪式城堡。

97  原文为法文，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革命后是当权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98  1824至1830年的法国国王，七月革命后，自法国逃往英国，住在他在爱丁堡的城堡圣卢德宫中。

99  在法国七月革命影响下，比利时首先于8月也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100  指路易-菲力普（1773—1850），他攫取了七月革命成果，建立了奥尔良王朝，自称为“平民国王”，实际上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01  见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纳》第二卷，当时海涅在北海的赫尔戈兰岛疗养。潘是古希腊神话中恐怖的森林之神。

102  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侯爵，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拉马克（1770—183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03  马纽埃尔（1775—1827），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贡斯当（1767—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政论家及作家。德雷尔（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卡雷尔（1800—1836），法国政论家。

104  原文是德文，引自歌德的诗《希望》。

105  狄比奇（1785—1831），俄国将军，伯爵，1831年率领俄军镇压波兰起义，任总司令。

106  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贵族出身。1794年波兰爆发起义，他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瑞士等地。

107  丹尼斯·达维多夫在《回忆录》中曾这么说：“皇上有一次对阿·彼·叶尔莫洛夫说：‘波兰战争时期，我的处境一度非常可怕。我的妻子即将分娩，诺夫哥罗德爆发了暴动，我身边只剩两个近卫骑兵连，军队的消息只能通过哥尼斯堡传到我这儿。我不得不靠刚出医院的士兵保护我。’”
游击队员的《回忆录》不容怀疑地证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耶夫，像所有冷酷无情、报复心重的人一样胆小如鼠。切钦斯基将军曾这样对达维多夫说：“您知道，我对人的勇敢精神是一向尊重的，因此您应该相信我的话。12月14日我在皇上身边，一直在观察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没有撒谎：皇上自始至终脸色非常苍白，吓得魂不附体。”
达维多夫本人也这么说：“干草市场发生叛乱时，皇上直到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之后，才返回京城。他留在彼得戈夫，后来他自己无意之间泄露了秘密：‘我与沃尔孔斯基整天站在花园的土岗上，听彼得堡那边有没有炮声传来。’”达维多夫接着写道：“他应该做的，不是在花园中提心吊胆听炮声，往彼得堡不断派遣使者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每一个稍微有些胆量的人都应当这么做。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时，皇上才坐了马车，来到挤满了人的广场上，对着大家吆喝：‘跪下！’人们赶紧遵命跪下。他看见几个穿便服的人（那是跟在他的马车后面到广场来的），认为他们形迹可疑，当即下令逮捕了这些不幸的人，然后对群众大声道：‘这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你们受了他们的煽动！’这类不适当的荒谬行为，我认为后果是很坏的。”请看，这位尼古拉是个什么货色！——作者注
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原为俄军骠骑兵中校军官，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达维多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深入敌军后方，依靠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配合库图佐夫统率的大军，打败了法军。切钦斯基将军曾与达维多夫一起从事游击战争。阿·彼·叶尔莫洛夫也是1812年抵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军将领。

108  克里特斯基弟兄们又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什么，谁在审问他们？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作者注

109  指赫尔岑小组的成员，除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其余三人是：萨佐诺夫，萨京和萨维奇。

110  帕谢克（1808—1842），历史学者，后来也是赫尔岑小组的成员。他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

111  瓦季姆的父亲瓦西里·帕谢克是当时一个进步人士，于1794年被捕。

112  凯切尔（约1806—1866），赫尔岑小组的成员，医生。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思想界，凯切尔是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13  16至18世纪乌克兰的哥萨克人自治组织，这儿是指赫尔岑自己的小组。

114  指彼得·帕谢克（1736—1804），俄国大官僚，参与了谋杀彼得三世的阴谋，拥立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

115  指俄罗斯欧洲部分，帝俄时代一向只把西伯利亚看作流放犯人的居留地，习惯上不称作俄国。

116  指瓦季姆的两个哥哥叶夫根尼、季奥米德和瓦季姆本人。叶夫根尼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在内政部任职。季奥米德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41年起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是高加索军团的少将，1845年在与高加索山民作战时战死。但赫尔岑在后面记载的日期有些错误：叶夫根尼死于1842年，瓦季姆也死于1842年，均在季奥米德之前。

117  即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个“柯尔切瓦的表姐”。

118  莫斯科的出版商和书商。

119  波列扎耶夫在临死前才被提升为军官。

120  科尔列夫因孙古罗夫案被捕，后被送往奥连堡军团当兵，1842年赦回，1844年即死去。

121  指赫尔岑的妻子1852年死于肺结核。

122  拉布斯（1800—1857），俄国画家，艺术学院院士。

123  切尔内绍夫（1796—1862），十二月党人，本为俄军骑兵上尉，后被流放。他的妹妹切尔特科娃与瓦季姆全家极为友好，据“柯尔切瓦的表姐”（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写过三卷本回忆录《远年追忆》，对研究赫尔岑的早年生活极有价值）在回忆录中说，在瓦季姆死前两年，切尔特科娃与他们经常来往。

124  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曾得到普希金的赞赏，但二十二岁便死了。

125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俄国上世纪40年代思想界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的小组曾大力宣传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青年中发生了较大影响。1849年，小组被破获，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

126  孙古罗夫（生于1805年），秘密组织“孙古罗夫小组”的领导人，流放西伯利亚后不知所终。

127  从莫斯科经过弗拉基米尔城去西伯利亚的一条大道，帝俄时代为流放犯人的必经之路。

128  斯芬克司是古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物，它站在路边给行人猜谜，猜不出的即被杀死，猜对了，它即跳崖而死。

129  指秘密警察。

130  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之一。

131  斯塔阿尔（1777—1853），俄国将军，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1830至1853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132  亚盖洛是1386至1572年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王室。为了对付俄罗斯的威胁，波兰和立陶宛于1569年建立了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后来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便往往以此为号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外来侵略者的波兰人的波兰。沃尔科夫是波兰人，如果波兰人把他扶上波兰王位，便无异是背叛俄国的统治。

133  伊万·奥博连斯基（1805—1849），赫尔岑的同学，后来与赫尔岑一起被捕，但与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奥博连斯基都无关。

134  桑德（1795—1820），德国耶拿大学学生，激进的青年组织大学生协会的成员，因怀疑德国剧作家科策布是俄国间谍，暗杀了科策布，因而被处死。

135  代表法国的三色国旗。共和制的法国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它的国旗成了革命的象征。

136  一个反动军官，曾参与对孙古罗夫案的侦讯，后来又成为审讯赫尔岑等人的侦讯委员会成员。

137  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十二月党人，著名作家，曾与雷列耶夫一起发行期刊《北极星》，后被流放，继而送往高加索当兵，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十字勋章，但命令到达时他已死了。

第七章

学业结束——席勒时期——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和艺术家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伊

风暴还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我就毕业了。这照例要忙一阵，开夜车，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囫囵吞枣，对考试的担忧超过了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那一套。我写了一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争取金牌奖，得了银牌奖。我相信，这篇论文我现在一定看不懂，也不懂它为什么值一块银牌。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做梦，梦见我在学校读书，正要参加考试，心里直发慌，琢磨我忘了多少，想这次一定考不及格……我一惊，醒来了，打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海洋与护照，年岁与签证，终于把我与大学隔开了，谁也不敢再来折磨我，给我打那讨厌的“一分”1 了。真的，教授们得知这些年来我如此退步，一定会大吃一惊。这种事其实我已领教过一次。2

毕业考试后，教授们关起门来评定分数。我们给希望和疑虑弄得心神不定，三三两两在走廊和穿堂里徘徊。系委会中出来一个人，我们就奔过去探听自己的命运，但一直没有消息。最后，海曼出来了。

“恭喜您，”他对我说，“您现在是学士了。”

“还有谁？还有谁？”

“某某人，某某人。”

我一下子变得既伤心又快活；步出校门时，我觉得我与昨天不同，也与平时不同了。我离开了大学，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年轻而美好的四年；但另一方面，我感到欣慰，我的成熟已获得了公认，现在谁能不承认呢，我已经是学士啦。3

母校
4 ！我多么感谢母校啊，毕业后我还一直以它的生命为生命，还与它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回忆起它，就觉得依依不舍，肃然起敬。它是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的，最低限度，我对它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是与爱，与青年成长时期的光辉回忆不可分割的……现在我仍从遥远的异邦在向它祝福！

毕业后我们度过的一年，庄严地结束了我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这是友谊的酒筵的继续，是交换思想的、充满灵感和欢乐的一年……

这小小一群同窗学友毕业之后并未分散，仍保持着彼此的关怀和共同的憧憬，谁也没考虑物质状况和未来的生活安排。我不想在成年人中提倡这么做，但我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这种气质。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向往的事太多，而如愿以偿的事又太少。再说，不切实际决不意味着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含有理想的成分。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

奔放的热情有时胜过一切道德说教，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我还记得当时年轻人的纵酒狂饮，这种及时行乐难免也会越出分寸，但是我想不起在我们这些人中发生过任何不道德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过真正应该脸红的事，做过竭力想忘记和掩盖的事。一切都是公开的，而公开的事很少是见不得人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心都厌恶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自私自利的病态心理，因为它们只能产生肮脏的思想，助长罪恶的势力。

青年一代而没有青春的气息，这样的民族我认为是最可悲的；我们已经看到，单单岁数上年轻是不够的。德国大学生最荒谬幼稚的时期，也比法国和英国青年那种老气横秋的市侩作风好上一百倍；我觉得，美国十五岁的老成少年简直令人作呕。

法国的贵族有过光辉灿烂的青春，后来革命也有过自己的青春。那一切圣茹斯特5 和奥什6 ，马尔索7 和德穆兰，那些由卢梭的阴森诗篇哺育成长的英勇孩子，他们是真正的青年。革命是青年人干的；丹东8 ，罗伯斯比尔，甚至路易十六本人，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拿破仑使青年人成了传令兵；复辟时期更是“老年的复活”，它与青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于是法国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实惠主义，即市侩精神抬头了。

法国最后一批青年是圣西门的信徒和法朗吉9 的鼓吹者。但几个例外不足以改变法国青年庸碌平凡的性质。艾斯库斯和勒布拉10 之所以自杀，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生活在老年的社会中。其余的人像落在岸上污泥中的鱼，拼命挣扎，最后，一部分人倒在街垒中，一部分人落到了耶稣会的钓钩上。

然而年龄总是要起作用的，因而大部分法国年轻人便用艺术家生涯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年华，那就是，如果没有钱，就在小咖啡馆里讨生活，与拉丁区的小歌女鬼混，如果有钱，就在大咖啡厅中与交际花打交道。于是席勒时期变成了保尔·德·柯克11 时期；在这时期，人们无所作为地迅速耗尽了精力、才能和青年时代的一切，完成了进商店当伙计的准备。艺术家阶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金钱欲，未来的生命便整个儿呈献给了它，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些讲究实惠的人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一笑置之，把女性看作玩物（这是多次征服以被征服为职业的人的结果）。艺术家阶段的带路人通常是过时的名流中一个酒色过度的情场老手，靠女人养活的“老男娼”，倒嗓的演员或者手抖的画师。他们的声调，酗酒，尤其是对人生事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名菜名酒无所不知的派头，都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阶段成了争奇斗胜、光怪陆离的思想总爆发的时期，人们异想天开，挥金如土，胡作非为，遮遮盖盖地干着伤风败俗的丑事，毫无意义地出外游历，有的到卡拉布里亚，有的到基多12 ，走南闯北，一路上又是马，又是狗，又是车子，到处大吃大喝，还带着老婆和一大群红苹果似的胖娃娃，带着大笔路费， 《泰晤士报》，国会新闻和埋在地下多年的陈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也喝酒，但基调是不同的，音域也高得多。狂欢作乐不是目的。目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假定说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抱着真实的信念，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因此尊重自己，也彼此尊重。

再说，我们置酒痛饮是为了什么呢？突然头脑中出现一个思想：过两天是12月6日，即尼古拉日。我们中间尼古拉多极了：尼古拉·奥加辽夫，尼古拉·萨京，尼古拉·凯切尔，尼古拉·萨佐诺夫……

“先生们，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下一天该我了。”

“废话，什么下一天，这是大家的节日，大家合伙干！痛痛快快吃一顿！”

“对，对！那么在谁家里？”

“萨京病了，当然在他家里。”

于是定了预算，方案，未来的客人和主人都兴高采烈，参加了讨论。一位尼古拉上雅尔饭店定夜宵，另一位去马登的铺子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酒当然要到彼得罗夫街向德普列买，在他的账本上奥加辽夫题过两句话：

不论或远或近，

我都保证供应。13

我们阅历不深的口味还没超过香槟，有时甚至幼稚到不爱香槟，反爱喝利维沙尔特汽酒
14 。在巴黎一家饭店的菜单上，我看到这名称，想起1833年，便要了一瓶。但是，哎哟，甚至美好的回忆也帮不了忙，我连一杯也没喝完。

节日前我们尝了各种酒，尝得津津有味，结果把酒都喝光了，只得再派专人重新购买。

至此我不能不谈一下索科洛夫斯基15 。他总是身无分文，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被捕前一年他来到莫斯科，住在萨京家。我记得，那时他刚卖出了《赫维里》的原稿，因此决定除了我们，还邀请几个“大人物”来庆祝这事，也就是邀请波列沃伊16 、马克西莫维奇17 等人。前一天早上，他同波列扎耶夫（他的部队当时驻在莫斯科）出外采购物品，买了茶杯，甚至茶炊和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最后又买了酒和食物，即酥皮大馅饼和塞肉馅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萨京家。索科洛夫斯基提议开一瓶酒，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喝到最后，即第二天黎明前，才发现酒喝完了，而索科洛夫斯基的钱早已花光。他还了几笔小小的债，剩下的钱都在买东西时用掉了。

索科洛夫斯基有些伤心，但又束手无策，考虑了好久，最后只得写信通知各位“大人物”，说他突然得病，宴会延期了。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我编了一份节目单。后来承蒙特务头子戈利岑18 的特别关心，在审讯委员会中问我，这份节目单有没有照办。

“丝毫不差。”我回答他。他耸了耸肩膀，仿佛他一辈子都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或者天天在过基督受难日。

夜宵之后，照例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家争论不休，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19 ？”其他食物照惯例吃或喝即成，就像国会中投信任票一样，不必争论。这件事却大家要发表高见，而且刚吃过夜宵，精神特别饱满。

“现在要不要点火？怎么点法？用香槟还是索泰尔纳酒20 浇火？在烧的时候放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再放？”

“当然在烧的时候放，这样香味才能渗入糖酒中。”

“得啦，菠萝是浮的，它的边皮会给烧煳，这才糟呢。”

“一切都是废话！”凯切尔大嚷，声音比谁都响。“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蜡烛吹灭。”

蜡烛熄了，大家的面孔变得青燐燐的，脸上的线条都随着晃动的火光在摇摆。由于糖酒的燃烧，小房间中的气温变得像热带一般。大家很渴，糖酒却还没有制成。但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约瑟夫早有准备，拿出了一种热糖酒的对立物：用各种以白兰地为主的酒加冰制成的饮料。这人不愧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一边斟法国酒，一边向我们说明：它之所以好，就好在它曾两度通过赤道：

“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度经过赤道，各位先生！ ”21

这种号称可以与北极的寒流媲美的饮料果真不同寻常，一杯下肚之后，大家再也不觉得口渴了，但就在这时，凯切尔却一边搅拌汤盆里的火湖，让那还在咝咝啼泣的最后几块糖块溶化，一边大叫道：

“可以灭火了！可以灭火了！”

香槟掺入时，火焰变红了，心慌意乱、走投无路似的在糖酒表面到处奔突。

这时有人大惊小怪地嚷了起来：

“喂，老弟，你发昏了，难道没看见，松脂刚好熔化在糖酒里？”

“你自己把瓶子举在这么热的地方试试，看松脂会不会熔化。”

“那么应该先把瓶口包好。”那个发愁的声音继续道。

“碗，碗，你们这里碗够不够？我们有几个人……九个，十个……十四个，对，对。”

“哪儿去找十四只碗？”

“算了，碗不够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裂。”

“不会，不会。”

蜡烛点亮了，最后一点火星跳到中央，打了个转，就不见了。

“热糖酒制成了！”

“完成了，大功告成了！”欢呼声从四面发出。

第二天我觉得头痛，恶心。显然，这是热糖酒这种混合饮料引起的。于是我真心诚意发誓，今后再不喝热糖酒，它是毒药。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走了进来。

“您今天回家时戴的不是自己的帽子，您的帽子要新一些呢。”

“随它去，不要你管！”

“要不要我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家找一下库兹马22 ？”

“你想得倒好，你以为谁会不戴帽子走吗？”

“兴许还能找到。”

于是我猜到了，问题根本不在帽子，而在于库兹马约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一起喝酒。

“你要去就去，不过先得交代厨子给我做点酸白菜。”

“列克桑德·伊万内奇，看来，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挺快活吧？”

“当然，这样的宴会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过。”

“不过现在可以把大学丢在脑后啦。”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吭声。

“您的爸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没起床？’我不上他的当，我说：少爷头痛，一早就叫不舒服，我这才没拉开窗帘。老爷说：‘你做得对。’”

“请你行行好，让我睡一会儿。你要上萨京家，就快走。”

“马上走，我先去交代厨子做酸白菜。”

我又合上眼皮大睡，过了两个小时才醒，精神好多了。我想，他们今天在干什么呢？凯切尔和奥加辽夫留在萨京家过夜。真遗憾，热糖酒会对头脑发生这样的作用，应该承认，它的味道不坏。只怪我用玻璃杯喝太多了，今后绝对只能用小碗。

这时我父亲已读完报，厨子也接见过了。

“你今天头痛？”

“非常痛。”

“可能读书太多了吧？”但刚提出这问题，我还没回答，他已发现不对头了。“我忘了，你昨天好像是去找尼古拉沙23 和奥加辽夫的吧？”

“是的。”

“他们请你喝酒了吗？……这是他们的命名日呢。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唉，我可不喜欢这一切。尼古拉沙喝酒毫无节制，这我知道，可不明白，他这习气是从哪儿学来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世时……嗯，到了6月29日他的命名日，照例要办一桌酒，把所有的亲戚请来吃一顿，但一切既简单又体面。现在呢，尽是香槟酒，油浸沙丁鱼，叫人看了都腻烦。至于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个不肖儿子，我不说也罢，反正不可救药！住在莫斯科……又有的是钱，对马车夫叶尔梅说一声：‘买酒去！’马车夫就去了。他当然乐意，在酒店里又有十戈比银币的外快好捞了。”

“是的，我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那儿吃的早饭。不过我想，我的头痛与这无关。我得到外面走一会儿，散步一向对我有点好处。”

“但愿如此。我想，你回家吃饭吧？”

“毫无疑问，我只出去一会儿。”

我得穿插几句，说明肉汤加马德拉酒是怎么回事。在四位命名人那盛大酒宴前一两年的一个复活节，我与奥加辽夫一起出外闲走，为了免得回家吃饭，我推说奥加辽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顿便饭。

我的朋友，父亲大多瞧不入眼，提到他们便故意讲错他们的姓名，例如把萨京叫作萨肯，把萨佐诺夫说成斯纳津。奥加辽夫更不在他话下，因为他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未经许可便在他面前吸烟。然而另一方面，他承认他是表侄孙，自然不便歪曲亲戚的姓。再说，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无论就出身和财富而言，都属于我父亲所尊敬的少数人之列，我与他家来往，父亲当然赞成。不过，如果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没有儿子，他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拒绝他的邀请便显得不合适了。

但是我没有走进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尊贵的餐厅；我们先是去了诺温斯科耶附近普赖斯的游艺场（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我非常高兴又遇到了这家卖艺人家），那儿有个小女孩很惹人喜爱，我们便叫她“迷娘”24 。

我们看了一会儿迷娘的表演，决定晚上再来，就上“雅尔”吃饭。我身边有一个金币，奥加辽夫的钱也差不多。我们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因此考虑半天，才点了一份“香槟酒鱼汤”，一瓶莱茵葡萄酒，一小盆野味；由于它们贵得要命，我们离开饭店时根本没有吃饭，只得饿着肚子再去看迷娘的表演。

临睡前我向父亲道晚安时，他说他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酒味。

“这大概因为肉汤中加了马德拉酒。”我说。

“加马德拉酒，这一定是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的女婿出的主意，那是近卫军兵营的习惯。”

从那时起到我流放为止，每逢我脸色发红，父亲看出我喝了酒，便总是说：

“你今天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吧？”

于是我快步赶到了萨京家。

当然，凯切尔和奥加辽夫还在那里。凯切尔睡眼惺松，对某些安排表示不满，正在大加指摘。奥加辽夫根据顺势疗法的原则，“以酒解酒”，不仅把昨天喝剩的，还把今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采购来的，统统喝得精光。至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本人，这时他已在萨京家的厨房里唱歌、吹口哨、打拍子了：

我漫步在马林丛中，

在悼亡节的那一天。

……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期，我们这个圈子内的一切，我不记得有一件事可以成为我良心的负担，可以使我感到耻辱的。这对我们每一个朋友都不例外。

我们中间有过虚无缥缈的空想家，十七岁的绝望青年。瓦季姆甚至写过一个剧本，企图表现“自己那颗遍体鳞伤的心灵的可怕经历”。剧本开头是这样的：“花园——远处可见房屋——窗上灯光闪烁——暴风雨——寂静无人——边门没关上，砰砰震响，夹杂着吱吱声。”

“除了边门和花园，没有登场人物吗？”我问瓦季姆。

瓦季姆有些伤心，对我说：

“你总是拿人开心！这不是讲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经历；你再这么讲，我就不念了。”他又念了下去。

我们的逢场作戏有时也不是纯洁无疵的，甚至最后不是写剧本，而是跑药房。但是我们没有搞过粗俗的勾当，侮辱过一个女人，损害过一个男人，我们也没有养过一个姘妇，甚至从没想到过这个下流的名称。平静的、安全的、庸俗的小市民的腐化生活，立约存照的私通方式，与我们都是无缘的。

“那么，您赞成更坏的卖淫制度？”

“不是我，是你们！这是说不是您一个人，是你们每一个人。它在这个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根本不需要我的赞成。”

社会问题，高涨的国民精神挽救了我们；不仅它们，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趣味也发挥了作用。它们像烧热的纸，可以清除油迹。我保存着奥加辽夫那时的几封信；根据它们，很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的生活基调。例如，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看来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可以开诚布公。我的信你不致拿给别人看。因此我得问你——从某个时候起，我确实充满了各种感觉和思想，可以说，它们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似乎，不仅似乎，而是感到有一个思想深入了我的心灵，那就是：我的天职是当一名诗人，至于是写诗还是作曲，这都一样；但我觉得我必须生活在这思想中，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便是：我是诗人。即使我现在还写得很糟，但这燃烧在我灵魂中的火，这充满在我心头的激情给了我希望，我相信我会写得相当不错（请宽恕我这庸俗的表达）。朋友，你说吧，你相信我有这天赋吗？也许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你是不会错的。——1833年6月7日。”

“你在信上说：‘对，你是诗人，真正的诗人！’朋友，你能想象这些话对我的全部影响吗？这么说，这不是假的，我的感觉，我的向往，我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思想，都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你说的是真话吗？那么这不是热病的呓语，这是我的感觉。你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你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感觉。是的，这崇高的生活不是热病的呓语，不是骗人的幻觉，它太崇高了，不可能是欺骗，它是真实的，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想象我会有另一种生命。为什么我不懂音乐，否则，一曲绝妙的交响乐此刻便会从我的心头产生。你听，这是庄严的慢板
25 ，但它没有力量表达，我要讲的比讲过的更多；快板，急速地
26 ，我需要狂风暴雨，汹涌澎湃的快板。慢板与快板是两个极端。打倒折衷主义的行板
27 和稍速
28 ；它们是口吃的低能儿，既不能有力地表达，也不能有力地感受。——1833年8月18日于切尔特科沃村。”

我们已不习惯青年时代这种热情洋溢的谈话，它使我们觉得陌生；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写的这些字句，可以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他是不会被卑鄙的罪恶和伪善的美德所玷污的，他也许会失足陷入泥沼，但仍将出污泥而不染。

这不是不相信自己，这是信心本身引起的疑虑，一种强烈的渴望，它要求证实，要求听到友爱的语言，尽管这是不必要的，但对我们又如此可贵。是的，这是正在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正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

他在那封信29 中又写道：“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但是，随它去！我是诗人，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这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就这么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应该先讲一下，我们与它相逢的时候，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有些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这个应该是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我们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

1826年那种幼稚的自由主义，是按照法国观念逐渐形成的，这种观念拉斐德和邦雅曼·贡斯当曾宣扬过，贝朗瑞曾歌唱过，但是现在波兰覆亡之后，它对我们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正是在这时，一部分青年，其中也有瓦季姆，投身到了深刻严肃的俄国历史的研究中。

另一部分人则埋头于研究德国哲学。

我与奥加辽夫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我们与某些思想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马上丢开它们。对贝朗瑞的“宴会上的革命”30 ，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那不可能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31 中，也不可能在谢林32 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找到的东西。

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

浅薄的和并不浅薄的人们已对昂方坦33 神父和他的使徒们揶揄够了；现在到了改变态度，承认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时候了。

在市侩的世界中，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庄严地、诗一般的诞生了，他们穿着不开前襟的坎肩，留着长长的胡髭，向社会宣告新的信念。旧秩序想根据拿破仑法典34 ，根据奥尔良教规35 ，对他们提起公诉，他们却以自己的名义，振振有辞地要把旧秩序传上自己的法庭进行审问。

一方面是妇女解放，号召她们参加公共劳动，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肉体宣告无罪，平反昭雪，恢复肉体的名誉
36 。

那些伟大的话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一整个世界，这是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符合自然道德的、因而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嘲笑妇女的自由，嘲笑对肉体权利的承认，给这些话加上肮脏的、庸俗的含义；我们的修士式淫欲观念惧怕肉体，惧怕妇女。善男信女们明白，净化肉体，尊重肉体，这是对基督教的送终祈祷；生的宗教代替了死的宗教，美的宗教代替了禁欲主义的、斋戒祈祷的宗教。被钉上十字架的肉体重又复活了，它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终于明白，他是一个整体，不是由两种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构成的钟摆，于是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敌人消失了。

这些摆脱了唯灵论桎梏的话，要在法国公众面前公开宣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唯灵论占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们的行为中它毫无地位。

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它还没有与这种新思潮较量过。它企图根据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伪善原则，审问这些叛逆，反被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它控告他们背弃基督教，他们却指出法官头顶的圣像在1830年革命后已被覆盖
37 。它控告他们为情欲辩护，他们便责问法官，他的一生难道真的那么贞洁吗？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

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肯跟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38 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水者被历史的激流或思想的浪潮冲到了这些岩壁上，随即分散，形成了两个永恒的派别，它们尽管改换衣衫，却贯穿着全部历史，经历了一切变革，深入到人数众多的党派和十来个青年的小组中。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胚胎形成学。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切实。

选择是根本谈不上的。约束思想比约束一切情欲困难，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够用感情，用理想，用对后果的疑惧来遏止它，它是可以遏止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一种思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么对他说来，问题已不在于应用，不在于利害得失，他是在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铁面无情地贯彻原则。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蒲鲁东39 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早在1833年，自由主义者已对我们皱眉头，仿佛我们走入了歧途。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沃伊之间出现了鸿沟。波列沃伊是非常聪明的人，精力充沛，任何食物他都很容易消化；他天生是个杂志编辑，新成绩和新发现、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快毕业时认识他的，后来不时走访他或他的弟弟克谢诺丰特40 。那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莫斯科电讯》查禁前不久。

这个人是靠今天的发现，昨天的问题，理论上的最新消息，社会上的最新动态生活的，他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头脑灵活，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对于他，却是精神错乱，空洞的乌托邦，有碍于国民的发展。不论我怎样呼号，阐说，证实，波列沃伊还是充耳不闻，极为不满。他特别伤心的是，一个大学生居然与他分庭抗礼，寸步不让；他非常重视他对青年人的影响，可是在这场辩论中，他看到青年人已在离开他了。

有一次，他的荒谬反驳惹恼了我，我向他指出，他现在已经成了他所终生反对的那种落后的保守主义者。波列沃伊听了大不服气，摇摇头对我说道：

“总有一天也有一个青年人会这么报答您终生的努力和辛劳，指着您的鼻子冷笑道：‘走开，您已是落伍者了。’”

我可怜他，惹他生气我感到惭愧，但同时明白，他的伤心话正是对他自己的判决。这些话表明他已不是坚强的战士，只是一名过时的、衰老的斗士了。我那时便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然而他的头脑那么活跃，他的立场又那么不稳定，他也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他写了《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41 ……

一个人既不能及时退出舞台，又不能继续前进，倒不如在这时死去幸福得多。我看到波列沃伊，看到庇护九世42 和其他许多人，便不免这么想！……

增补　亚·波列扎耶夫

我还得就亚·波列扎耶夫的生平讲几句话，作为对那个时期的悲惨记录的一个补充。

波列扎耶夫在大学读书时，已因写过一些优秀的诗篇而闻名。这些诗中有一首幽默长诗《沙希卡》，是模仿《奥涅金》的。在这诗中，他不顾一切伦理道德上的束缚，用诙谐的笔调，清新可爱的诗句，对许多现象尽情进行了讽刺。

1826年秋，尼古拉绞死了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43 和他们的朋友以后，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对于别人，这种庆典是大赦和恕罪的时机，但尼古拉在庆贺登基大典之后，便又着手“制裁祖国的敌人”了，正如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圣体瞻礼
44 之后所做的一样。

秘密警察向他呈上了波列扎耶夫的诗……

于是一天深夜三时，校长叫醒了波列扎耶夫，命他穿上制服，到办公室去。学区总监已在那儿等他。总监端详了一下他的制服纽扣是不是全部扣上，有没有多余的，没作任何解释便把波列扎耶夫请进自己的马车带走了。

他把他带到国民教育部，教育大臣又把他请上了自己的马车——但这次是直接带他去见皇上。

利文公爵45 把波列扎耶夫留在大厅里，自己进内室去了。虽然这时还只是清晨六时，大厅里已等着几个宫廷侍从和其他高级官员。大臣们以为这个年轻人有了什么突出成就，立刻围拢来与他搭讪，有个枢密官还想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

波列扎耶夫给传进了办公室。皇上站着，靠在写字台上，正与利文谈话。他拿着一本笔记本，对进去的人投出了注视的、凶恶的一瞥。

“这些诗是你做的吗？”他问。

“是我。”波列扎耶夫回答。

“公爵，”皇帝继续道，“我可以给您一个例子，让您看看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青年人在那里学些什么。”于是又对波列扎耶夫说道：“你把这本子上的诗念一下。”

波列扎耶夫心慌意乱，没有朗读。尼古拉把眼睛死死盯在他的身上。我知道这对眼睛，再没有比这对灰暗无光、阴森冷漠的铅一般的眼睛更可怕，更使人感到绝望的了。

“我没法读。”波列扎耶夫说。

“读！”那位最高司务长大喊道。

这一喊使波列扎耶夫恢复了力量，他打开了笔记本。后来他说：“我从未见过《沙希卡》抄得这么工整，写在这么好的纸上。”

起先他读得并不顺口，但后来越读越有劲，终于大声地、生动地念完了这首诗。每到特别尖刻的地方，皇帝便向教育大臣做做手势。大臣怕得闭上了眼睛。

“您有何高见？”尼古拉等他读完后，问公爵道。“我不能让这种目无法纪的现象继续蔓延，这还只是迹象，是它的最后残余；我得把它彻底根除。他的品行怎样？”

大臣当然不了解他的品行，但是他良心发现，答道：

“品行非常端正，皇上。”

“这个反映挽救了你，但是必须惩罚你，让别人有所警惕。你愿意当兵吗？”

波列扎耶夫没有作声。

“我要你通过当兵洗清自己的罪行，你愿意吗？”

“我应该服从。”波列扎耶夫回答。

皇上走前一步，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你的命运依靠你自己；如果我忘了，你可以写信给我。”并吻了他的前额。

关于亲吻的事，我要波列扎耶夫讲了十来次，因为我总觉得这不像是真的。波列扎耶夫发誓这是事实。

波列扎耶夫离开皇帝，给带去见季比奇，后者也住在宫内。季比奇还睡着，给叫醒了，一边打哈欠，一边走出来，看了公文，便问侍从武官：

“就是他吗？”

“是他，大人。”

“不要紧！当兵，这是好事；我也是当兵出身，您瞧，现在当上了将军，元帅，有朝一日您也可能像我一样……”

这句不合时宜的、笨拙的德国式笑话，是季比奇的亲吻。波列扎耶夫给送进兵营当了兵。

过了三年，波列扎耶夫想起皇帝的话，给他写了封信。没有答复。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一信，又没答复。他相信，信没送到，于是他私自离开了部队，他想亲自面呈申请书。但他的行动不够谨慎，他在莫斯科会见了一些老同学，一起喝了酒。这当然不可能保持秘密。在特维尔，他给当作逃兵捉住，戴上镣铐，徒步押回军营。军事法庭判了他笞刑，送请皇上批示。

波列扎耶夫想在笞刑执行前自杀。他要找一把锋利的刀子，在监狱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便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一个老兵。老兵是爱他的，了解他的心情，也尊重他的意愿。当他知道批文到了，就拿了把刺刀来，含着眼泪说：

“我亲自磨快了的。”

皇帝没有批准刑罚。

这时他写了一首很好的诗：

我郁郁不乐，

正在死去，

带给我灾难的恶神

却扬扬得意……46

波列扎耶夫给送往高加索，后来在那里因功擢升为军士。过了一年又一年，没有出路的苦闷处境摧毁了他。成为一名警察诗人，讴歌尼古拉的德政，他办不到，然而这是丢掉背囊的唯一途径。

不过还有另一条出路，他选择了它：为了忘记一切，他开始酗酒了。他写过一首可怕的诗《烈酒颂》。

他获得批准调往卡宾枪团，驻在莫斯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他的命运，但是可恶的肺病已侵蚀了他的身体。我是这时认识他的，大概在1833年。他又受了四年折磨，然后死在士兵医院。

他的一个朋友去领尸体埋葬，但是谁也不知道尸体在哪儿。士兵医院是做尸体买卖的，它把它们卖给大学和医学研究院，用它们制作骷髅等等。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可怜的波列扎耶夫的遗体——它压在其他尸首下，已被老鼠啃掉了一条大腿。

他死后，他的诗集47 出版了。本来书前有一幅他穿着士兵大衣的画像，但审查机关认为不合适，于是可怜的受难者给加上了军官的肩章——他是在医院中被提升为军官的。

1  五分制中的最低分。

2  1844年，我在谢普金家遇到佩列沃希科夫。吃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快吃完时，他忍不住了，对我说道：
“可惜，非常可惜，环境妨碍您从事正当的工作——您从前是很有才能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跟着您爬上天的，”我回答他，“我们是在地面活动。”
“算了吧，这怎么可能，您说的是什么活动？黑格尔哲学！您的论文我拜读过了，一点也不懂，这是鸟的语言，真糟糕，不行啊！”
对这个判决，我一直觉得可笑，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不能相信，我们当时的语言确实很糟，认为如果那是鸟的语言，那么一定是密涅瓦身边的鸟。——作者注（按：谢普金是当时数理系主任，已见前。佩列沃希科夫是天文学教授。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有一只枭，作为智慧的象征。）

3  从莫斯科寄来的文件中，我发现了一封信，它是我写给当时与公爵夫人一起住在乡间的堂妹的，我把我的毕业通知了她：“考试结束了，我是学士了！您不能想象四年苦读之后，我这时的甜蜜心情。您在星期四想到过我吗？这是沉闷的一天，考试从早上九点一直继续到晚上九点。”（1833年6月26日）我大概多讲了两个小时，故作惊人之语，或者为了凑足十二小时。但是尽管一切顺利，我的虚荣心还是受了伤害，金牌奖被别人（亚历山大·德拉舒索夫）抢走了。在7月6日的第二封信中我写道：“今天举行毕业典礼，我没有参加，我不愿做第二名得奖人。”——作者注（按：这里的“堂妹”指赫尔岑之妻。）

4  原文是拉丁文。

5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6  奥什（1768—179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7  马尔索（1769—179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8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中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9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基层组织，每个法朗吉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人们在这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益，人人平等。

10  艾斯库斯（1813—1832）和勒布拉（1811—1832）都是法国的青年诗人，由于厌世而一起自杀。

11  保尔·德·柯克（1793—1871），法国资产阶级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巴黎生活，内容低级下流，在当时颇为风行。

12  卡拉布里亚在意大利南部，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

13  原文是法文。德普列是莫斯科一家烟酒店的老板，法国人，他的姓包含“近”的意思，题词即利用这一点做文字游戏。

14  一种法国葡萄酒，原文为法文。

15  索科洛夫斯基（1808—1839），俄国诗人，下面提到的《赫维里》是他写的一部诗剧。

16  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

17  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5），俄国植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18  亚·费·戈利岑（1796—1864），宫廷高级侍从，第三厅长官，后来任审讯赫尔岑等人的审讯委员会委员，与前面提到的几个戈利岑都不是一个人。

19  将甜酒等浇在大块糖上，点燃溶化，再加果子酒等制成的饮料。

20  法国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21  原文是法文。

2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萨京的名字和父名，库兹马是他的仆人。

23  尼古拉·戈洛赫瓦斯托夫。——作者注（按：即赫尔岑的表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之子。）

24  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一个美丽的卖艺小女孩。

25  原文是意大利文。

26  原文是意大利文。

27  原文是意大利文。

28  原文是意大利文。

29  指6月7日的那封信。

30  贝朗瑞常常在诗歌中以祝酒的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讽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赫尔岑这么说。

31  涅斯托尔（约1056—1113），俄国基辅山洞隐修院的修士。古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献《往年故事》，又名《编年史》，传说是涅斯托尔所编写。在19世纪，此书被斯拉夫主义者奉为经典。

32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33  昂方坦（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追随者。1832年，昂方坦带领一批圣西门主义者，企图在巴黎附近的梅尼尔蒙唐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因而被捕入狱。

34  《拿破仑法典》本是拿破仑称帝时期制订的一部民法典，这里是就广义而言，指拿破仑时期的《刑法典》。1832年，法国政府根据《刑法典》第291条对圣西门主义者提起公诉，谴责他们破坏社会伦理道德。

35  法国奥尔良王朝时期（1830—1848）社会风气极坏，但统治者却指责圣西门主义者宣扬“新的宗教”、男女平等以及所谓“公妻”等。

36  原文是法文。

37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耶稣的十字架像从法庭上取消了，其他圣像也用绿布覆盖起来。

38  赫尔岑由于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常用“现实主义”一词代替“唯物主义”。

39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40  克谢诺丰特·波列沃伊（1801—1867），《莫斯科电讯》的编辑之一。

41  波列沃伊于1825年起发行《莫斯科电讯》（双周刊），曾得到普希金的支持，别林斯基的赞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1834年沙皇政府取缔了《莫斯科电讯》，此后波列沃伊即转向了反动方面。《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便写于此时，它标志了波列沃伊的转变。

42  庇护九世（1792—1878），意大利贵族，曾任总主教等职。1846年他当选为教皇，持开明观点。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一度倾向进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于1850年后逐步倒退，站到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一边。

43  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1796—1826），十二月党人，与佩斯捷利同时被处绞刑的五个人中的一个。

44  原文是法文。这本来是天主教的节日，意思是“主的节日”，但这里是借用这个名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规定了对所谓“至高之神”的祭典，作为“公民的新宗教”，并于这年6月8日举行了庆典。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因而雅各宾派在庆典之后，又立即加强了对国内敌人的镇压。赫尔岑在此即指这种革命恐怖政策而言。

45  1828至1833年俄国的国民教育部大臣，但波列扎耶夫的事发生在1828年之前，因此这应该是利文的前任亚历山大·希什科夫。

46  引自波列扎耶夫的诗《天意》。

47  书名《竖琴——亚历山大·波列扎耶夫的诗》，出版于1838年。

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
（1834—1838）

第八章

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183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不在家，他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家。我走到楼上他的小房间中，坐下来写字条。

门慢慢开了，瓦季姆的老母亲走进屋子，脚步轻轻的，几乎没一点声响；她显得疲乏、虚弱，走到安乐椅跟前，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

“您写吧，写吧，我是来看看瓦佳回家没有。孩子们都出外溜达了，下面没一个人，我觉得寂寞，害怕，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写您的好了。”

她的脸色若有所思，比平时更清楚地反映出过去所受的苦难，对未来的疑虑畏惧，对生活的不信任，那种漫长而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们开始闲聊。她给我讲了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形。

“我吃了很多很多苦，今后也不会太平无事，”她摇摇头又道，“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想起，有一次老太太听见我们高谈阔论，发表鼓动性的意见，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轻轻叹口气，走进另一间屋子，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她继续道，“你们走的是一条必然毁灭的道路。你们会毁掉瓦佳，毁掉自己和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把您当作儿子一样爱您。”

眼泪流下了她清癯的面颊。

我没作声。她握住我一只手，勉强笑着，又说道：

“不要生气，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我一切都明白，您走自己的路吧，你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有，你们就不会那样了。这我懂得，但不能克制恐惧，我经历过的不幸太多了，再也无力忍受新的。您要注意，别跟瓦佳说什么，他会伤心的，会来劝我……他来啦。”老太太说，慌忙擦干眼泪，又瞧了我一眼，要我别作声。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性！

这抵得上高乃依的“他不如死了的好 ”1 。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幸而这次风暴没有触动她一家人，但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少折磨和恐怖。

“怎么，被捉走啦？”我问，从床上跳下来，摸摸脑瓜，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是警察局长夜里带了警官和哥萨克来捉的，离您走后才两个来小时，搜去了一些信件，带走了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

这是奥加辽夫的听差。我不明白，警察局根据什么这么干，最近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平静。奥加辽夫一天前才回来……为什么要逮捕他，不逮捕我？

不能袖手不管，我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没有一定的目的。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个灾难。我心烦意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也许还能帮助我们。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外的一所别墅中。我立刻跳上一辆街车，疾驰而去。这是早晨六点多钟。

一年半前，我认识了B2 ，在莫斯科他也算得是个名流。他在巴黎读过书，阔绰，聪明，知识渊博，头脑灵敏，思想开通，曾因12月14日事件坐过牢，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释放了；他没有吃到流放的苦，却获得了进步的名声。他在总督3 手下办事，很有势力。戈利岑公爵喜欢思想自由开放的人，如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更能得到他的器重。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B比我们大十来岁，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流畅的法语，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惊叹。他见多识广，谈吐娓娓动人，从容不迫，发表意见总是简明扼要，对一切都能作出答复，提出劝告或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小说，论文，杂志，诗歌，此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学，为公爵起草计划，编写儿童读物提纲等等。

他的自由主义是最纯粹的法国货，在莫吉恩4 和拉马克将军中间属于左翼。

他的书斋里挂满所有革命名人的画像，从汉普登和巴伊到菲埃希5 和阿尔曼·卡雷尔。在这革命的圣像壁下，是整整一个禁书书库。一具髑髅，几个塞填料的鸟类标本，几只晒干的两栖动物和一些浸在药水中的内脏，在书房过于热烈的气氛中，投下了认真思考和观察的色彩。

他的熟知人情世故使我们羡慕，他那种微带讽刺的含蓄的反驳方式对我们发生了极大影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精明能干的革命家，一个未来的国务大臣。

我到达时，B不在家。他昨晚进城见公爵去了，他的听差说，过一两个小时一定可以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B的别墅精致华丽。我坐在书房里，书房高大宽敞，位在底层，一扇大门通向露台和花园。天气闷热，花园中不时送来树木和花草的阵阵清香。孩子们在屋前玩耍，笑声朗朗。富裕，满足，广阔，太阳和阴影，红花和绿叶……可是监狱里却狭窄，沉闷，黑暗。我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坐了不知多久，蓦地听得听差用诧异而兴奋的声音从露台上喊我。

“什么事？”我问。

“请到这儿来，您瞧。”

我不愿扫他的兴，走到露台上一看，我愣住了。远处火光冲天，烧红了半个天空，仿佛那些房子是同时着火的。大火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周围蔓延。

我站在露台上发呆。听差望着大火，露出幸灾乐祸的狞笑，一边念叨：“烧得好，右边这幢屋子也要着火了，一定要烧着了。”

大火含有革命的意味，它嘲笑私有制度，消灭财富的差别。听差本能地懂得这一点。

过了半个小时，四分之一的天边已被浓烟笼罩，下面是通红的火海，上面是灰黑的烟雾。这一天烧掉了列福尔托沃村。这是一系列纵火案的开始，它们继续了五个来月，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它们。

最后B回来了，他神采奕奕，亲切殷勤，对我说他路过火灾的地点，听到大家议论，讲这是纵火，然后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是普加乔夫起义，您等着瞧吧，我和您也跑不了，会给绑在木桩上烧死……”

“我们不用等到烧死，恐怕已给钉上镣铐了。”我回答。“您可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把奥加辽夫抓走了？”

“您说什么——警察？”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必须想想办法，请您找公爵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设法让我见见他。”

没有回答。我不由得抬头看看B，奇怪，他变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年，脸色颓丧，再也提不起精神，唉声叹气地有些发慌。

“您怎么啦？”

“我早对您说，经常对您说，这么干准会出事的……对，对，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现在可好，我清清白白，毫无罪过，说不定也得跟着你们蹲监狱；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尝过坐牢的滋味。”

“你去不去找公爵？”

“算了，这顶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朋友，劝您别再提奥加辽夫的事，尽可能安分守己一些，要不，非出事不可。您不懂得，这有多危险，我是真心劝您：莫管闲事。您要管也管不了，您救不了奥加辽夫，自己反而会遭殃。专制制度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权利，保障，统统都是废话；律师和法官干得了什么？”

今天我没有兴致听他高谈阔论，拿起帽子走了。

回到家中，我发现大家慌作一团。父亲为奥加辽夫的被捕正生我的气；参政官也来了，在检查我的书，把他认为危险的挑出来，神色很不满。

在桌上，我看到米·费·奥尔洛夫的一张请帖，是邀我去赴宴的。我想，他会不会有办法？我虽然已经有了教训，但不管怎样，试试不是坏事，问问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幸福社6 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他没去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哥哥利用了尼古拉对他的特殊宠幸，何况这位哥哥7 是第一个在12月14日率领自己的近卫骑兵去保卫冬宫的。奥尔洛夫被遣送回乡，过了几年才获准重返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介绍新的化学名称表。一切精力充沛的人，凡是较后开始研究某门科学的，总想显显身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他的名称表比公认的法国名称表复杂。我想提醒他这一点，便装得十分钦佩似的，开始向他证明，他的名称表好是好，但是从前的更好。

奥尔洛夫不服气，但后来同意了。

我的奉承收了效，打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看我是新生力量，我看他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沙场老将，我们的前辈英雄们的一位朋友，生活中的一种崇高现象。

可怜的奥尔洛夫像笼中的狮子。他在铁槛上到处猛撞，到处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事干，对工作的渴望折磨着他。

法国没落之后，我常常遇到这一类人，这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无用武之地，又不甘心困居书斋，或者安享天伦之乐。他们受不了孤单寂寞，孤独引起他们的忧郁症，他们变得喜怒无常，与最后几个朋友争吵不休，认为所有的人都在阴谋陷害他们，因此自己也搞阴谋，耍手段，要揭穿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陷阱。

他们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舞台和观众。在舞台上他们不愧英雄本色，能吃大苦耐大劳。他们不能缺少热闹的生活，雷电，炮火；他们需要大声疾呼，也欢迎敌人的反驳；他们寻找机会挑起斗争，激发危险——没有这些强身剂，他们就要发愁，萎缩，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盲目行事，造成错误。赖德律-洛兰8 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这个人的脸也叫我想起奥尔洛夫，特别是在他蓄了口髭以后。

他长得一表人才，体格魁梧，仪态高雅，相貌威武漂亮，颅骨高高突出，这一切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外形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的半身像可以与阿·彼·叶尔莫洛夫9 的半身像并列而无愧。那紧蹙双眉的四方额角，满头的苍苍白发，犀利明亮的眼睛，赋予这些终生戎马倥偬的老将一种美，正是这种美使玛丽亚·科丘别伊爱上了马泽帕10 。

奥尔洛夫百无聊赖，不知道做什么好。他筹划开办一家水晶玻璃厂，制造中世纪的绘图玻璃，可是成本比售价更高。他又想著书立说，写一本《论信贷》的书，可是不成，心定不下来，其他出路又没有。这头狮子注定了只能在阿尔巴特街和巴斯曼街之间无所事事地游荡，甚至不能无所顾忌地讲话。

看到奥尔洛夫拼命想当学者，理论家，我觉得非常难过。他头脑清楚，才气焕发，但他所有的绝对不是思辨的才能，以致他老是颠三倒四，想对各种早已解决的问题搞别出心裁的新体系，化学名称表即是一例。一切抽象事物，他决不在行，可他偏不服气，顽强地要与形而上学打交道。

他冒冒失失，讲话不知检点，以致经常犯错误；他又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突然想起自己的地位，只得中途改变态度。这种策略性的大转弯对他而言，比玄学和名称表更不好应付；有时他落进了一根套索，为了摆脱困境，又落进了第二根、第三根套索。他为此挨骂；人们这么肤浅，粗心大意，往往只是听其言，不肯观其行，把个别失误看得比整个性格更重要。我们不应该从叱咤风云的雷古卢斯11 的角度责备这个人，应该责备的是可悲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一切光明正大的感情只能关在心里，或者当私货一样偷偷运送；大声讲一句话，便得整天担心，怕警察光顾……

酒席是丰盛的。我正好坐在拉耶夫斯基将军12 旁边，他是奥尔洛夫的内弟。拉耶夫斯基在12月14日后也失宠了，他是著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的儿子，十四岁就与哥哥一起，随着父亲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后来他因负伤死在高加索。我向他讲了奥加辽夫的事，问他，奥尔洛夫能不能、肯不肯帮助我们？

拉耶夫斯基脸上出现了一层乌云，但这不是我早晨看到的那种哭哭啼啼的活命思想的表现，而是痛苦的回忆与厌恶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这不是什么肯不肯的问题，”他回答，“只是我怀疑，奥尔洛夫帮得了多少忙；饭后你到书房去，我带他过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看来现在轮到你们啦；谁也逃不过这个旋涡。”

奥尔洛夫向我问了详情，便写信给戈利岑公爵，说有要事面谈。

“公爵是正派人，”他对我说，“如果他无能为力，至少会把真相告诉我。”

翌日，我去听回音。戈利岑公爵说，奥加辽夫被捕是皇上下的命令，并已任命了审讯委员会，具体的缘由是6月24日的一次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唱了煽动性的歌。我听了莫名其妙。这一天是我父亲的命名日，我整天在家，奥加辽夫也与我在一起。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奥尔洛夫。他也很难过，我伸手与他握别时，他站起来抱住我，紧紧按在他宽阔的胸膛上亲吻。

仿佛他已感到我们要长期分别了。

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这是整整六年之后了。他已垂危，病容满面，若有所思，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桀骜不驯的表情，这一切使我不寒而栗。他忧心忡忡，预感到自己即将灭亡，而时局动荡不定，看不到出路。过了两个月他死了；他的血管硬化了。

……卢塞恩有一座惊人的雕塑品，是托瓦尔森13 利用天然岩壁凿成的。一头垂死的狮子躺在洼地上；它受了致命伤，血从伤口流出，伤口还留着一截断箭；它把威武的头靠在爪上，呻吟着，目光流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周围一片空旷，下面是一个水池。这一切都被山、树和绿叶遮蔽着，行人经过，不会想到这儿有一头万兽之王正在死去。

有一次，我坐在长凳上，面对着这石雕的受难者端详了好久，我突然想起了我最后一次对奥尔洛夫的访问……

离开奥尔洛夫回家时，我路过莫斯科警察总监的家，我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思想：公开要求他准许我与奥加辽夫见面。

我有生以来还从未与任何警察打过交道。我等了老半天，警察总监终于出来了。

我的问题使他惊讶。

“您根据什么理由要求与他见面？”

“奥加辽夫是我的亲戚。”

“亲戚？”他问，不眨眼地注视着我。

我没有回答，但也照样不眨眼地注视着这位大人。

“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他说，“您的亲戚是严禁会客的。我非常抱歉！”

……情况不明，无能为力，我万分烦恼。这时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在城里，什么消息也无从打听。警察似乎忘记了我，把我丢开了。我寂寞无聊，心乱如麻。但是，当天空盖满乌云，流放和监狱的漫长黑夜向我逐渐逼近时，一线光明照到了我身上。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我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的，说了几句充满同情的话，它们使我恢复了力量。

我的故事中第一次出现了女性的形象……严格地说，这也是贯穿在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形象。

那激动过我心灵的、短暂的、青春的欢乐，在它面前变得暗淡了，像幻景一般消失了；再也没有其他新的欢乐。

我们在墓园相会。她站着，身子靠在墓碑上，与我谈起了奥加辽夫，我的悲伤平息了。

“明天见。”她说，向我伸出了手，含着眼泪嫣然一笑。

“明天见。”我回答……久久凝望着她那逐渐消逝的背影。

这是1834年7月19日14 。

1  原文是法文。这话出自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的名剧《贺拉斯》，该剧歌颂了爱国精神，在第三幕第六场中，当贺拉斯的父亲听人误传他的儿子临阵脱逃，便发出了这愤慨的诅咒。

2  指当时莫斯科的自由主义官僚瓦西里·祖布科夫（1799—1862），祖布科夫在莫斯科司法界担任过显要官职，后来还当过总检察官。

3  即第六章中谈到的莫斯科霍乱流行时期的总督德·弗·戈利岑公爵。

4  莫吉恩（1785—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对路易-菲力普采取反对派立场。

5  汉普登（1594—1643），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国会领袖。巴伊（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也是积极参与18世纪末法国革命的政治活动家。菲埃希（1790—1836），法国共和主义者，1836年行刺路易-菲力普未遂，被处死。

6  十二月党人的两个主要组织“南社”和“北社”的前身，成立于1818年，会员两百多人，但内部存在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同自由主义地主集团的君主立宪派的斗争，因而于1821年解散。

7  指阿·费·奥尔洛夫（1786—1861），俄国官僚和高级将领，1825年参与镇压十二月起义，后成为沙皇的宪兵司令和第三厅长官。

8  法国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赫尔岑与他很熟，详见以后几卷。

9  俄国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

10  见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马泽帕本是一个真实人物，彼得大帝时乌克兰哥萨克的首领，后背叛俄国，投靠瑞典国王。在普希金的长诗中，俄国少女玛丽亚爱上了白发苍苍的马泽帕，这一情节是诗人虚构的。

11  古罗马将领。

12  拉耶夫斯基（1801—1843），近卫军骠骑兵将军，早年与普希金友善，对十二月党人抱同情态度。他的父亲也名尼古拉，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也是普希金的朋友，著名将领。

13  托瓦尔森（1770—1844），丹麦杰出的雕刻家。卢塞恩在瑞士，这座石雕由托瓦尔森于1821年设计制作，纪念1792年为保卫巴黎杜伊勒里宫而死难的瑞士人。

14  赫尔岑这里写的是他与纳塔利娅的会见（实际上是在7月20日），这是在他被捕前夕。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明天见，”我反复嘀咕着，睡熟了……心里非常轻松舒适。

深夜一点多钟，我父亲的听差喊醒了我；他没穿外衣，神色慌张。

“有一个军官要找您。”

“什么军官？”

“我不认识。”

“哦，我知道了。”我对他说，披上了罩衫。

大厅门口站着一个人，裹在军用大衣里；窗上映出白白的帽缨，后面还有几张脸——我认出了哥萨克军帽。

这是警察分局局长米勒。

他拿着总督的命令对我说，根据这命令，他要检查一下我的文件。蜡烛送来了。局长拿了我的钥匙；一个警官带一名中尉，动手翻我的书和衣服。局长查看我的信件，他觉得一切都可疑，随即把它们统统放在一旁，蓦地转身对我说道：

“现在请您穿好衣服，您得跟我一起走。”

“去哪里？”

“去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局长若无其事地回答。

“然后呢？”

“以后的事，总督的命令中没有讲。”

我开始穿衣服。

这时间，惊慌的仆人叫醒了我的母亲；她从卧室奔向我的房间，但在客厅与大厅之间的门口被一个哥萨克拦住了。她大叫一声，我打了个寒战，朝那儿跑去。警察局长丢下信件，跟进大厅，向我母亲表示了歉意，放她进屋，一边大骂那个无辜受责的哥萨克，然后回来继续看信件。

父亲跟着来了。他脸色苍白，但仍竭力扮演他那种冷漠恬淡的角色。气氛是沉闷的。母亲坐在墙角边啼泣。老人在与局长交谈，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但他的声音发抖。我怕我不能支持太久，又不愿流泪，让警察们看了得意。

我扯了一下局长的衣袖。

“我们走吧！”

“走吧。”他高兴地说。

我父亲走出房间，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枚小小的神像替我挂在脖子上，说他父亲临终前曾用这神像祝福过他。我很感动，这个宗教性礼物向我表明，老人心头的惶恐和震惊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双膝跪下，让他挂神像。他扶起我，拥抱并祝福了我。

神像是珐琅的，刻着盛在盘子上的先知约翰1 被砍下的头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警戒、劝告，还是预言？我不知道，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母亲几乎昏厥。

所有的仆人都含着眼泪送我下楼，争先恐后吻我的手——我像活着参加自己的出殡。警察局长皱皱眉头，催我快走。

出了大门，他命令全队集合；我看到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两个警官和两名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满面胡髭、坐在门口的人向警察局长恳求。

“去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时问。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准走进居民家中的。”

“因此你们把他留在大门外面？”

“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其实何必多此一举，不让人睡觉。”米勒说。

两个哥萨克骑了马护送我们。

警察所内没有专门关押我的屋子。局长命令，让我天亮以前睡在办公室中。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自己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困得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三点钟起就到处跑，又跟您磨到了天亮——现在恐怕已经三四点钟了吧，可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他坐了一会儿，说声“再见”，便走了。军士锁上门，对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我打开窗户——东方已经发白，晨风微微吹拂；我向军士要了一大杯水，喝得光光的。我一点也不想睡。再说，也没有地方可躺，除了两把皮椅和一张安乐椅，办公室里只有一只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墙旮旯的小桌子上堆的案卷更多。幽暗的长明灯不能照亮房间，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摆动的光圈，随着曙光的到来，光圈正逐渐暗淡。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

到了早晨，办公室开始来人了。起先是一个文书，醉醺醺的，昨夜的酒还没醒，这是个火红头发的痨病鬼，满面粉刺，脸上一副酒色过度的神气。他穿的那件土灰色燕尾服怪模怪样的，脏得起了油光。接着又进来一个穿警士大衣的家伙，举止非常粗野，一进屋就问我：

“怎么，是在戏园子里给抓住的？”

“我是在家中被捕的。”

“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自捉的？”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谁？”

“米勒上校。”

“对，是他。”

“我明白了。”他向红头发的文书眨眨眼睛，后者没有任何反应。老兵痞不再往下讲了，他看见我不是因为喝酒闹事被捕的，便不再发生兴趣，也可能是怕跟一个危险的犯人搭讪。

过不多久，各种办事员陆续到了。这些人神色昏昏沉沉，还没睡醒似的。最后，人们争争吵吵来告状了。

一个妓院老板娘告酒店老板，说他在他店里当众辱骂她，那些话下流极了，她作为一个妇女，简直不便当着老爷们的面讲出口。酒店老板发誓，他从没讲过这一类话。老板娘发誓，他骂了不只一次，而且声音很响，还说他挥手想打她，要不是她躲得快，她的脸准会让他砸烂。掌柜说，首先，她欠了账不还，其次，在他开的店里侮辱他，还扬言要纠集她的相好来跟他拼命。

老鸨子生得高大，邋遢，眼皮浮肿，用刺耳的尖嗓门大叫大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掌柜的话不多，主要靠表情和动作。

贤明的警官不问情由，把两个人都臭骂了一顿。

“狗吃得太饱了就乱嚎！”他说。“你们这些混蛋，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们一放松，你们就乱来。你这老婆子，你瞧，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吵架就要找长官，吵得长官不得安生，这哪成。再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头一回啦，叫我说什么好呢，不想想你干的什么营生。”

酒店老板晃晃脑袋，耸耸肩膀，表示非常满意。警官马上回过头来攻击他：

“你这狗，从柜台里乱嚷什么，想去西伯利亚吗？说话这么下流，还想动手打人——要吃皮鞭不成？”

对于我，这场面相当新鲜有趣，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俄国宗法制法庭审判实况。

老鸨子和警官一直吵到所长进屋为止。所长一到，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问谁是谁非，便大骂一通，声音更加粗野：

“滚出去，统统给我滚蛋；难道这里是澡堂，还是酒店？”

赶走了“混蛋”之后，他教训警官了：

“让这些家伙在这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跟您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忘记您是警官，哪能由着他们胡闹，弄得乌烟瘴气。您对这些骗子太客气了。这个人是谁？”他看到我，便问。

“犯人，”警官回答，“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送来的，这儿有公文。”

所长匆匆看了一下公文，打量着我，发现我也一眼不眨注视着他，他很不满，但知道他一开口就会遭到我的反击，因此只是说了一声：

“对不起。”

妓院老板娘与酒店老板的案子并未了结，她又来了，提出要对方起誓，神父来了，似乎两人都起了誓，但结果究竟如何，我没看到。我给带到了总局，不知为什么，谁也没问我一句话，我又给送回了警察所。那里已给我准备了一间房子，就在瞭望塔下面。军士对我说，如果我想吃什么，得派人去买，因为公家的伙食费还没有批下来，这至少要过两天，而且只有三四戈比银币，因此有身份的犯人宁可放弃这个权利。

墙边放着一张肮脏的长沙发，时间已过中午，我觉得非常困倦，倒在沙发上死一般的睡熟了。等我一觉醒来，心头已经平静，不再发愁了。最近我一直为得不到奥加辽夫的消息而痛苦，现在轮到了我，危险已不再显得遥远，它来到了我身边，乌云就在我的头顶了。这第一次迫害必然成为我们的按手礼2 。

1  《圣经》中的人物，曾为耶稣行洗礼，因而又称施洗约翰。后来犹太王希律应女儿莎乐美的请求，砍下了约翰的头，盛在盘子里，送给莎乐美。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六章。

2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由主教把手按在教徒头上行“坚信礼”，认为可使“圣灵”降于其身，因而坚定其信念，振奋其虔诚精神。这里是指更坚定了赫尔岑的革命信念。

第十章

在瞭望塔下面——到过里斯本的警官——纵火犯

一个人只要多少有点涵养，他对监狱很快就会适应。牢笼中的安静和充分自由，一旦习惯之后，也就无忧无虑，心安理得。

起先不准我看书。所长要我相信，从家中送书来是不允许的。我就托他买。“如果是科教书之类，文法什么的，也许还可以，别的就得请示总座了。”劝我读文法书解闷，这相当可笑，然而我还是双手拉住所长，托他代买一本意大利语法和辞典。我身边有两张十卢布的纸币，给了他一张；他立即派一个警官替我买书，还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这信上，我根据我所看到的条文，要求向我说明逮捕我的理由，或者释放我。

这信我是当着所长的面写的，他劝我不必多事：“这没用，真的，何必麻烦总座，他会怪您不守本分——这对您有百害而无一利。”

晚上警官来了，说奉总监大人命令向我口头转达，到时候我会知道被捕的原因。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污的意大利语语法，笑了笑又道：“巧得很，书里就有词汇解释，不用买字典了。”至于找头，他连提也没提。我想再写信给警察总监，但在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里扮演小汉普登1 的角色，未免太滑稽了。

我被捕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星期，夜间九点多钟，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脸上有些麻斑的警官，他命令我穿好衣服，随他前往审讯委员会。

我穿衣时，发生了下面这件叫人啼笑不得的事。我是由家里送饭的，仆人把饭菜交给下面的值班军士，军士打发一个兵给我送上来。每天可以送半瓶至一瓶葡萄酒。尼·萨佐诺夫利用这规定，给我送来了一瓶约翰尼斯堡高级葡萄酒。我与士兵用两只钉子打开瓶塞后，屋里立刻变得酒香扑鼻。我打算好好享受它三四天。

蹲过监狱的人才知道，我们身上保留着多少稚气，一些小事，从一瓶酒到逗弄看守人，都能使我们高兴不已。

麻脸警官发现了这瓶酒，要求我让他喝一点。我有些舍不得，但口头上只得表示同意。我没有酒杯。这混蛋便拿了一只玻璃杯，斟了满满一杯，一口气灌进了肚子。这样喝酒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跑遍欧洲，没看见谁能一口气喝完一玻璃杯，或者一口喝干一酒杯的。我损失了一大杯酒，正感到痛心，麻脸警官却扬扬得意，掏出沾满鼻烟的蓝手帕，把嘴唇擦了一遍，向我赞美道：“马德拉酒真好极啦！”这使我更加不满，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想，人忘了给他种牛痘，老天爷却没有忘记让他出天花。

这位品酒行家把我带到特维尔林荫大道的警察总署，领进侧面的客厅，让我一个人待着。过了半小时，从里屋走出一个胖子，神色懒洋洋的，相貌忠厚，他把公文包丢在椅上，把站在门口的宪兵支使走了。

“我看，”他对我说，“您是为最近被捕的奥加辽夫和其他青年人的案件来的吧？”

我说是的。

“我是偶然听到的。”他继续道。“这案子真怪，我一点也不明白。”

“我为这案子坐了两个礼拜监牢，岂但什么也不明白，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才好呢。”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最好什么也不知道。您恕我直言，我这是给您的忠告，您还年轻，血气方刚，您想讲话，这最糟糕；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我惊讶地看看他，他的脸上没一丝恶意；他猜到了，笑笑说：

“我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一个官员进来了；胖子作为长官，吩咐了几句便走了；临走时对我亲切地点点头，用手指按了按嘴唇。后来我再也没遇见这位先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忠告出自真心这一点，我是体会得到的。

接着，警察局长来了，不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另一个人。他叫我去委员会。一间大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桌边坐了五个人，个个全副戎装，只有一个衰弱的老人是例外。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聊天，兴高采烈，解开了纽扣，舒适地靠在安乐椅上。主持审讯的是警察总监。

他看见我走进屋子，便对规规矩矩坐在墙角边的一个人说道：

“老爷子，开始吧！”

这时我才看清楚，墙角里坐着一位老神父，他花白胡髭，脸色青中透红，正打瞌睡，盼望回家，惦记着别的事，一边用手遮住嘴巴打哈欠。他用唱歌似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导我，对我说，在沙皇任命的官员面前，不讲真话是罪孽，隐瞒真相也对我不利，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经文：“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恺撒的东西应当归还恺撒”2 。最后，他要我吻一下神圣的福音书和正义的十字架，保证履行我的誓言（其实我并未发什么誓言，他也没要我讲），忠诚坦率地供出全部真相。

讲完后，他赶紧把福音书和十字架包好。警察总监齐恩斯基从座位上欠起一点身子，对他说，他可以走了。然后转过身子把神父的话译成普通语言。

“除了神父所讲的以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如果您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他指指故意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信札和画像。“只有坦白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发落。是无罪释放，还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送往高加索——这取决于您本人。”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惊人：“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有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或其他团体？它的成员有哪些人？在哪里集会？”

这一切非常容易回答，只消一个“不”字就够了。

“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齐恩斯基看了我的答案，说道。“我得警告您，不要把您的情况弄复杂了。”

第一次的审问就这么宣告结束。

……过了八年，在审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住着一位年轻时容貌美好的妇女和她的漂亮女儿，这位妇女是新任警察总监的妹妹3 。

我常去她家，每次都要穿过那间大厅，齐恩斯基一伙当年便在这里审问和折磨我们。当时和以后，大厅里都挂着保罗一世的画像，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专横暴虐和滥用职权可以落到何等屈辱的地步，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忍手段，我不知道；然而他在这里，鼻子翘起，眉头紧锁，拿着手杖，一副威严的样子，我每次经过像前总要逗留一下，但那时我是囚徒，现在则是宾客。它附近的小客厅，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那么美好，与这幢迫害人的森严屋子毫不相称。我在那里总感到不自在，仿佛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长在看守所阴暗的砖墙上，有些惋惜。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在这儿欢聚一堂，尽情谈笑，听来有些奇怪，似乎是对它的嘲笑，因为它听惯的是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它的背后隐藏着警官的密谋策划，囚犯的呻吟叹息，宪兵的马刺和乌拉尔哥萨克的军刀的碰击声……

过了一两个星期，麻脸警官又来了，又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过道里挤着一些上了镣铐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周围是拿枪的士兵。接待室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没上锁链，但也被严密看管着。警官告诉我，这都是纵火犯。齐恩斯基到火灾现场去了，必须等他回来。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到午夜一时还没人来问一声。我一直若无其事，与纵火犯一起坐在接待室中。这些人有时这一个给叫出去，有时另一个给叫出去，警察来来往往，铁链铮铮作响，那些兵闲得无聊，就咔嚓咔嚓玩步枪，练刺杀。快到一点钟时，齐恩斯基回来了，满身烟炱和煤灰，他走进书房，没在外面停留。过了半小时，我的警官给叫去了，他回来时脸色煞白，慌慌张张，面部的肌肉不住抽搐。齐恩斯基把头探出门外，对我说道：

“赫尔岑先生，委员会等了您一个晚上，您本应该去见戈利岑公爵的，可这饭桶却把您带到了这儿。我很抱歉，您在这里白等了这么久，但这不是我的过错。碰到这样的办事人员有什么法子？我看，这家伙干了五十年差使，还是个大傻瓜。”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非常粗暴地对警官道：“算了，现在回去得啦！”

警官一路上直叨咕：“我的天！真是倒了大霉！无缘无故也会大祸临头——反正他再也忘不了这件事。如果那儿不在等您，他还无所谓，可现在我给他丢了脸——我的天，真倒霉！”

我宽恕了他揩油我一大杯莱茵葡萄酒的事，特别是听他说，有一次他掉在里斯本附近海里，也没现在这么惊慌。我压根儿没想到他到过里斯本，听了不觉捧腹大笑。

“您怎么会在里斯本的？真有这么回事吗？”我问他。

原来，老头儿当过二十五年海军军官。我不得不同意那位大臣向戈贝金大尉讲的话4 ：在俄国，凡是为祖国出力的人，不会得不到某种方式的报答。确实，他在里斯本获救，看来是为了使他可以在服役四十年之后像个孩子一般给齐恩斯基辱骂。

其实他并无过失。

由总督5 组成的审讯委员会不合皇上的心意；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6 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另一个戈利岑公爵7 ，宪兵上校舒宾斯基，以及原来的秘书奥兰斯基。

警察总监的命令没有说明委员会已经改组，因此非常自然，里斯本的警官仍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

警察所里也是惶惶不安：一夜发生了三次火警，后来委员会又两次派人查问，我出了什么事——有没有逃走？齐恩斯基没有对里斯本的警官骂完的话，便由所长完成了；这是可以料到的，因为所长也不是毫无责任，至少他没有问清楚，该把我送往哪里。办公室墙角里，一个人躺在椅上呻吟。我看了看，这是个小伙子，生得漂亮，衣衫整洁，他在咯血，哼哼哧哧的，警察所的医生说，早上得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军士把我带回我的房间，我趁机向他打听伤者的案情。这是个退伍的近卫军军官，与一个使女私通，厢房起火时，他正在她的屋里。这个时期放火事件弄得人心惶惶；确实，没有一天我不听到三四起火警的钟声，每夜我的窗外都能望见两三处火光。警察和居民想尽办法缉拿纵火犯。军官为了不致玷污姑娘的名誉，趁混乱当口爬过围墙，藏在邻舍家的棚子里，想伺机溜走。一个小姑娘刚好走进院子，看见了他，马上报告骑马经过的警察，纵火犯躲在棚子里。警察带了一群老百姓冲进木棚，得意扬扬地把军官拖了出来。大家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以致第二天一早他就死了。

开始清查抓到的人；一半释放了，另一半被认为有嫌疑。警察局长布良恰尼诺夫每天早晨来一次，审问三四个小时。这些嫌疑犯时而挨皮鞭，时而被拳打脚踢，他们的哭声、喊声、讨饶声、尖叫声、女人的呻吟声，跟警察局长严厉的嗓音、文书单调呆板的宣读声，交织在一起，传进我的耳朵。这是骇人的，无法忍受的。到了夜间，我做梦也听见这些声音，醒来怒不可遏，想到这些受难者离我不过几步远，他们戴着镣铐躺在麦秸上，衣服撕破了，背脊打断了，可是很可能他们是毫无罪过的。

要了解俄国的监狱、俄国的法庭和警察是怎么回事，就得去当农民，当仆人，当工匠或小市民。政治犯多数属于贵族，他们遭到严格的监禁，野蛮的惩罚，但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能与胡子拉碴的穷光蛋相比。对那些人，警察是从不客气的。农夫或工匠事后能向谁申诉，能上哪儿寻找正义呢？

俄国法院和俄国警察的无法无天、残暴、专横和腐败，真是一言难尽，以致老百姓进了法院，怕的不是依法惩办，而是审讯过程。他但愿快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惩罚开始之时也就是折磨告终之日。我们至今不会忘记，警察逮捕的嫌疑犯中，四分之三在审问后释放了，但他们与有罪的人一样受尽了严刑拷打。

彼得三世撤消了拷问室和秘密侦讯处。

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刑讯。

亚历山大一世再度废除了它。8

在“威逼下”招认的供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动刑审讯犯人的官员，本人应受到审问和严厉惩处。

然而整个俄罗斯，从白令海峡到塔乌洛根，人们在受刑；不便用树条鞭打的地方，就用无法忍受的酷热，用干渴，用多盐的食物代替拷问。莫斯科的警察在零下十几度的气候中，强迫受审者赤脚站在铁板上，把人折腾得奄奄一息，死在医院中。当时梅谢尔斯基公爵主管着医院工作，这件事便是他在愤怒中透露的。长官们知道这一切，省长们掩盖这一切，大权在握的最高法院容忍这一切，大臣们默认这一切；皇帝和教会，地主和警官——大家赞同谢利凡的意见：“为什么不鞭打农民，农民有时候是需要鞭打的！”9

负责侦查纵火案的委员会接连审问了六个月，也就是鞭打了六个月，最后还是毫无着落。皇上大发雷霆，下令限三天内破案。案子果然在三天内破了，纵火犯查到了，被判处了鞭笞、黥面和流放做苦役等刑罚。家家户户管院子的都给叫去看“纵火犯”受国法严惩。这已是冬季，我那时关在克鲁季茨兵营。一个宪兵大尉去看了这幕活剧，好心的老人回来后向我讲了详细情形，我这里就是转述他的话。第一个被判鞭笞的犯人大声喊冤，他发誓他是无罪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严刑拷打下他招供了些什么，于是他脱下衬衣，背对群众，又道：“东正教徒们，你们瞧吧！”

人群发出了一片惊恐的呻吟声：他的背上布满了横一条竖一条的青色伤痕，现在却要让这遍体鳞伤的脊背再受一次鞭打。人们的怨言，阴沉的气氛，使警察着了慌，刽子手减少了规定的鞭打数，另一些人赶紧刺字，还有一些人匆匆钉脚镣，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然而这个场面震动了居民，莫斯科街谈巷议，舆论哗然。总督为此向皇上奏报。皇上下令成立新的法庭，对那个在行刑前当众鸣冤的犯人，尤其要查清案情。

过了几个月，我从报上看到，皇上为了犒劳两名无辜受罚者，发给每人二百卢布，补偿他们被鞭打的痛苦，并且颁发专门证件，证明他们虽被黥面，实际上是无罪的。这就是那个当众叫屈的纵火犯和他的一个伙伴。

十年之后，1834年的莫斯科纵火案对各省还有影响，然而它始终是个谜。有人放火，这是无疑的；放火，这是俄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报复手段。经常可以听到老爷们的住宅、谷物烤干房和仓库失火。但为什么正是在1834年的莫斯科火灾特别多，这原因谁也不明白，委员会的各位大人更不明白。

8月22日是皇上登基纪念日，一些恶作剧的人到处投递信件，通知居民不必张灯结彩，到那一天自然会大放光明。

胆小如鼠的莫斯科当局惊慌失措。警察所从清早起就岗哨林立，院子里驻扎了一连枪骑兵。晚上，骑兵和步兵巡逻队在各街道横冲直撞。校场上布置了大炮。警察局长们骑了马，率领哥萨克和宪兵来回查看。戈利岑公爵由副官们簇拥着，骑了马亲自在城关巡视。平静的莫斯科一下子变得如临大敌，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在瞭望塔下的窗口躺到了深夜，一直望着院子……枪骑兵一群群坐在马旁待命，有的干脆骑在马上；军官们走来走去，带着藐视的神色看看警察；联络副官们穿着黄领子军装，显得心事重重，骑了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什么也没干。

没有发生火灾。

在这一切之后，皇上驾临莫斯科了。他不满意刚开始的对我们的审问，不满意把我们交给公开的警察管理，不满意查不到纵火犯，总之，对一切的一切都不满意。

我们很快感到了皇上驾临的威力。

1  见第八章注。汉普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国会中，经常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向政府提出各种质询。

2  均出自《新约全书》。前者见《罗马书》第十三章，后者见《马太福音》等，意思是应该忠诚老实。

3  指玛丽亚·霍夫林娜（1801—1877），当时莫斯科社交界的名媛，常在家中举行晚会，接待文艺界人士。她的哥哥于1845至1854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

4  出自果戈理的《死魂灵》第十章《戈贝金大尉的故事》。

5  指莫斯科总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

6  即第六章中提到过的莫斯科学区总监，在本书中又称老戈利岑公爵。

7  即第七章中提到过的那个特务头子亚历山大·戈利岑，本书中又称小戈利岑公爵。

8  彼得三世于1762年下令废除了秘密刑讯制度。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3年限制了刑讯，又于1774年下令禁止刑讯。亚历山大一世于1801年又下令禁止刑讯。沙皇一再下令“废除”刑讯，说明刑讯实际上始终没有停止过。

9  出自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部第三章。谢利凡是乞乞科夫的马夫。

第十一章

克鲁季茨兵营——宪兵的闲谈——军官们

皇上到达后，大约过了三天的一个深夜（为了不惊动公众，这类事都是在夜间干的），一位警官来找我，命我收拾东西跟他出发。

“上哪儿？”我问他。

“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彬彬有礼的警官聪明地回答。这以后我当然不再说什么，收拾好东西跟他走了。

车子跑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驶过西蒙诺夫修道院，停在两扇笨重的大石门前面；两个背卡宾枪的宪兵在门口踱来踱去。这是克鲁季茨修道院，现在已改作宪兵营房。

我给带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文书、副官、军官，都穿着清一色的蓝制服。值班军官头戴钢盔，全副戎装，请我稍候一下，看见我拿着烟斗，甚至建议我不妨抽一会儿烟。这以后他写了犯人业已送到的收条，交给警官，然后走了，回来时带来另一个军官。

“您的房间安排好了，”后面那个军官对我说，“走吧。”

一个宪兵给我们照亮，我们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走进一扇小门便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点着一盏灯；两旁有一扇扇小门，值班军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里是一间小小的守卫室，它后面有个小房间，那里潮湿，阴冷，有一股地窖的霉味。带我来的军官肩上是有穗带的，他操着法语对我说，他很抱歉，不得不
1 搜一下我的口袋，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娓娓动人的这一番话之后，他心安理得地转身向宪兵使了个眼色。宪兵当即把粗糙的、大得惊人的巴掌伸进了我的口袋。我向彬彬有礼的军官表示，这完全没有必要，我自己会把每只口袋翻给他看，不必采取强制手段。何况监禁一个半月之后，我还能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警察局里是怎么回事。”肩上有穗带的军官扬扬得意地笑笑说。

值班军官也露出了讥刺的微笑，然而他们还是吩咐宪兵，只要我把全部东西掏出口袋，让他们看一下就成。

“请把您的烟草倒在桌上。”那个表示抱歉的军官说。

我的烟袋里有一把铅笔刀和一支铅笔，用纸包着；一开头我就想到了它们，一边跟军官谈话，一边玩弄烟袋，直到小刀落进我的手掌为止；我在布袋外把它捏住，大胆把烟倒在桌上，宪兵又把它倒回袋中。小刀和铅笔保存下来了——肩上有穗带的军官瞧不起公开的警察，这对他是个教训。

这件事使我沾沾自喜，我便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观察我的新居。

这些僧侣的隐修室深入地下，是三百年前建造的，现在成了世俗的政治犯的隐修室。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但没有褥垫，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大杯水，椅旁有一个大铜烛台，点着一支细细的油脂蜡烛。屋里潮气袭人，寒冷彻骨。军官关照把炉火生起来，然后大家走了。宪兵答应送些干草给我，我暂时便用大衣当枕头，躺在空空的床上抽烟斗。

过了一会儿，我便发现天花板上爬满了蟑螂。它们好久没见到灯光，现在从四面八方向亮处汇集，挤来挤去，乱作一团，有的掉到了桌上，慌慌张张在桌边乱窜。

我不喜欢蟑螂，正如不欢迎一切不速之客一样。我的这些邻居叫我非常讨厌，但又无可奈何——对蟑螂生气是没有用的，只能安心住下。幸而过了两三天，它们都爬过板壁，去跟宪兵做伴了，因为他那儿暖和一些，我这儿只是偶尔光顾一下，一只两只的，动几下触须，马上又退回隔壁取暖了。

我向宪兵提了几次，他还是把炉门关着。我觉得很不好受，头脑昏昏沉沉的，想下床敲宪兵的门；我确实站了起来，但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

……我苏醒时躺在地上，头痛得厉害。一个高高的白发宪兵反抄着手，站在旁边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仿佛那种青铜工艺品中注视着乌龟的狗。

“先生，煤气把您熏坏了，”他见我醒来便说，“我给您拿了点姜和盐来，还有克瓦斯；我已经给您嗅过盐了，现在喝克瓦斯吧。”

我喝了，他把我扶到床上。我觉得屋里太闷，窗是双层的，又没气窗。宪兵上办公室要求让我到院子里走走；值班军官命令转告我，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只得留在有煤气的屋子里。

在克鲁季茨兵营，我也很快习惯了，每天学一点意大利语法，看看闲书。起先管理相当严格，晚上九点，最后一遍号音一响，宪兵就进房来灭了蜡烛，关了门，上了锁。从十点到次晨八点，我只能坐在黑暗中。我从来不能睡很久，狱中没有任何活动，四小时睡眠已绰绰有余。这没有烛光的漫漫长夜是多大的惩罚啊！何况走廊两头的哨兵每隔一刻钟，总要拉长嗓音，大声互相呼叫：“听—听—着！”2

过了几星期，谢苗诺夫上校（他的姐姐便是那位后来成为加加林公爵夫人的著名女伶3 ）准许我留下蜡烛，但禁止用任何东西遮住那扇比院子还低的窗，让哨兵可以看到犯人在干什么，同时命令不要再在走廊上喊“听着”。

后来城防司令又准许我们使用墨水，在院子里散步。纸张计数发给，条件是每张必须保持完整。散步一天一次，周围由哨兵布防，并有一名宪兵和值班军官在旁监视。

日子过得单调，平静，军营的严格作息制度使日常生活带上了机器的精确性，像格律诗一样有规律。早晨，我由宪兵帮忙，在炉子上煮咖啡；十点钟，值班军官到了，他戴着大翻边的手套和钢盔，穿着大衣，佩着铮铮出声的军刀，还带来了几立方英尺的寒气。一点钟，宪兵送来一块脏餐巾，一碗汤，这碗汤他总是端在碗边，以致他的两只大拇指显然比其他手指干净得多。我们的食物还可以将就，但不应忘记，伙食是要收费的，一天两卢布纸币，九个月监禁对没有钱的人是相当大一笔开支。有个犯人的父亲简单回说，他没有钱；但得到的是无动于衷的答复：这些钱可以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如果他没有薪金，很可能他会因此坐牢。

应该补充一点：城防司令部军需处为我们的伙食拨给谢苗诺夫上校的是每人每天一个半卢布。这事几乎闹出乱子：司令部的副官们吞没了这笔钱，但是他们在戏园里定了几间包厢，请宪兵营看了几回首次公演的精彩好戏，事情就了结了。

天一黑，这儿就鸦雀无声，既没有士兵在窗前雪地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也没有岗哨遥相呼应的喊叫声。我通常看书看到一点，然后吹灭蜡烛，进入自由的梦乡；有时蒙眬中觉得，仿佛监狱，宪兵，都只是一场噩梦，心中暗喜这一切均属子虚乌有，可是从走廊上蓦地传来了军刀的磕碰声，或者值班军官在提灯的宪兵陪同下开门的音响，有时又听得哨兵在用粗野的嗓子吆喝：“谁在那儿？”或者尖厉的起床号音在窗外划破宁静的晨空……

每逢心烦意乱，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跟看守我的宪兵们，特别是那个给我医过煤气中毒的老宪兵谈天。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担任这职务的老兵共有五六个。

我讲到的这个老汉为人单纯，忠厚；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他参加过1812年的战争，胸前挂满奖章，现在已超过服役期限，只因无处存身，才自愿留下的。

“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家乡发了信，”他说，“可是没有回音，看来家中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算了吧。”

多么残酷野蛮的俄国兵役制度，它那骇人听闻的期限！在这里，个人总是牺牲者，得不到一点怜悯，谈不到丝毫报偿。

老菲利蒙诺夫有个奢望，想学懂德语——攻占巴黎之后，他在俄军的冬季宿营地学过德语。他想出了一套办法，把德文单字按俄语字母拼音，例如把马称作费尔特，把蛋称作耶雷，把鱼称作皮什，把燕麦称作奥别尔，把薄饼称作潘库希。

他的谈话总是那么纯朴，使我悲哀，也引起我的深思。1805年与土耳其作战时，他驻在摩尔达维亚，在一个连里当兵，连长是世界上最和气的人，把每个兵都当儿子一样关心，打起仗来总是冲在前面。

“他叫一个摩尔达维亚女人给迷住了；我们看到连长心事重重，您猜怎么啦？原来他发现那个娘们跟另一个军官勾搭上了。一天，他把我叫去，还叫了另一个弟兄——也是个出色的兵，后来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给打断了两条腿。连长对咱们说，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欺侮他，咱们肯不肯帮他个忙，教训她一下。咱们说：‘为什么不肯，咱们是随时愿意替您老出力的。’他道了谢，指指军官住的屋子，说：‘你们夜里埋伏在桥上，她一定会去找他，你们就悄悄地把她捉住，丢在河里。’咱们对他说：‘可以，大人。’我就跟那个弟兄准备了一只麻袋，坐在桥上；到了半夜，摩尔达维亚婆娘来了，咱们对她说：‘太太，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啊？’跟着就朝她脑瓜上干了一下，这宝贝儿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给装进了麻袋，丢到了河里。第二天，连长去找军官，对他说：‘您不必生摩尔达维亚婆娘的气，她给咱们扣留在那儿啦，就是说，在那河里；至于您，咱们可以玩一下军刀或手枪，随您的便。’两人便动手厮杀。咱们的连长胸口给狠狠砍了一刀，从此病病歪歪的，这个可怜的人过了三个来月就一命呜呼了。”

“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呢？”我问，“真的淹死了不成？”

“淹死啦。”宪兵回答。

我有些吃惊，看了一眼他那幼稚无知、满不在乎的脸色——老宪兵始终是带着这副神情讲这故事的。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或者第一次想到了她，为了安慰我，也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又说道：

“这婆娘是异教徒，没受过洗礼，这种人就是这样。”

每逢皇家节日，宪兵可以领到一杯伏特加。司务长答应菲利蒙诺夫接连五六次不领，然后一下子把五六份一起领。菲利蒙诺夫把少领的杯数记在木牌上，到了最重要的节日，便全部领来。他把伏特加倒进一只大碗，把面包捻碎，泡在酒里，用汤匙舀了喝。喝完酒，他又开始吸烟，那只烟斗大大的，柄却小小的，烟叶辣得呛人，是他自己切碎制作的，因此他俏皮地称它“自切卫生烟”。他躺在狭窄的窗台上（士兵房间里是没有椅子的），把身子蜷成一团，一边吸烟，一边唱歌：

姑娘们来到草坪上哟，

绿草如茵哟红花似锦。

随着他酒醉的程度，他会改变这些字的声音，唱到最后就睡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负过两次伤，还能这么喝酒，这要有多么强壮的体格啊！

这种兵营的情景有些像沃弗尔曼和卡洛4 的佛兰德斯派风俗画，这些狱中闲话也是一切丧失自由的囚徒都能回想得起的，但是在我搁笔之前，我还得就这儿的军官们谈几句话。

他们中间大部分是相当善良的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一些世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够，又无财产和谋生手段，找不到其他职业，只得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我看都不是自觉的——当然，副官不在此例，他们正是因此才当上了副官。

军官们跟我熟悉以后，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我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抱怨他们是不应该的。

一个青年军官讲给我听，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5 。他的罪名是与波兰政府的密使6 有联系。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

“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只得问道：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

“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接着道：“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怎么想，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在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他，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真有这种事！”

……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是世界上最没见识、最不人道的事。名称是个可怕的东西。让·保尔·里希特尔7 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您把他定为骗子，这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我们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但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前进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自私自利的人，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必要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在肮脏的底层正如鱼得水，不像别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1  原文是法文。

2  当时哨兵夜间站岗时互相呼应的用语。

3  指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娃（1786—1849），俄国著名女演员，擅演悲剧。

4  沃弗尔曼（1619—1668），荷兰风俗画家。卡洛（约1592—1635），法国画家。

5  指1830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30年的波兰起义主要是由波兰的中小地主阶级发动的，它的目的是要使波兰摆脱俄国的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因而失败。

6  指1830至1831年波兰起义期间成立的波兰人自己的政府派出的秘密联络员。

7  里希特尔（1763—1825），德国著名小说家，以“让·保尔”的笔名发表过大量作品。

第十二章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闲话少说，我们的案子侦查得怎样，进行得怎样了呢？

新委员会像老委员会一样，对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监视了我们很久，但操之过急，热心过头，等不及掌握确凿证据便下手捉人，结果干了傻事。他们派了个退伍军官斯卡里亚特卡来引诱我们上钩，搜集材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了，但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疏远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学生，不如我们谨慎，但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任何重要联系。

一个学生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在1834年6月24日设宴招待他的朋友。我们不仅没有一人参加，而且没有人被邀请。这些年轻人喝多了酒，便开始胡闹，跳玛祖卡舞，还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

俄国大皇帝，

一命归西天；

医生动手术，

剥开他肚皮。

全国办丧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个？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间事；

奏折写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读奏折，

发了慈悲心；

送来尼古拉，

一个大坏蛋。

晚上，斯卡里亚特卡忽然想起，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编了个故事，说他刚卖掉马，占了便宜，想请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应开十二瓶香槟招待这些大学生。大家去了，香槟也开了，主人喝得摇摇晃晃，提议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门开了，齐恩斯基带着警察走进了屋子。这一切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时也是失败的。

警察想捉我们，只得捕风捉影，捏造罪证，从五六个人的案子株连了二十个无辜的人。

俄国警察是不怕丢脸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被捕了，理由是跟宴会事件有关。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萨京的信，在萨京家查到了奥加辽夫的信，在奥加辽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还是不得要领。初审毫无结果。皇上对第二个委员会寄托了极大希望，从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之一亚·费·戈利岑来当审判官。

这号人物在俄国也是不多的。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三厅的著名头子莫尔德维诺夫2 ，维尔诺大学校长佩利坎3 ，几个日耳曼族官员和卖身投靠的波兰人4 。

但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异端审判庭，却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作它的首席法官。斯塔阿尔是心直口快的军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发现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庆祝宴会的案件，有关人员应由警察给予惩处；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的全部罪证不过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过的意见，根据这些定罪是困难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尔的观点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驳。他们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老将军一怒之下，用军刀捶着地板，说道：

“我看您与其荼毒生灵，不如奏请皇上封闭所有的中学和大学，免得其他人继续受害。您可以随心所欲乱干，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脚绝不再踏进委员会。”

说完，老头儿就匆匆离开了大厅。

这件事当天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早晨当司令去汇报时，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再涉足委员会？斯塔阿尔讲了理由。

“真是废话，”皇帝反驳道。“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吗？我希望你照旧到委员会去。”

“皇上，”斯塔阿尔回答，“请怜惜我的白发吧，我活到这年纪没有一个污点。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年都属于陛下。但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我的良心反对委员会中所干的事。”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告退了，从此没再踏进委员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么会没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认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军，功绩累累的老臣，这么不肯让步，要求顾全他的名誉，那么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无问题的。至少应该把戈利岑召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他的面说清案情。他不这么做，却下令对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一走，委员会里只剩了敌视被告的人，而碌碌无能的谢·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这个老头子在工作九个月之后，还是像九个月前开始的那天一样，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始终保持着庄严的沉默，极少提出意见，每次审问结束，照例问一声：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气活现地对受审者说：“回去吧！”

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题分两类。一类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奥兰斯基秘书的说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种贯穿着圣西门的危险学说的革命言论”。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其实也不是问题。在查获的文件和信函上，我们的观点已和盘托出，因此问题无非是要确定一些具体的事实：这信是某人所写，或写的是这几行吗？但委员会却节外生枝，对摘录的每句话都要求作出说明：“您如何解释您信中如下一段话？”

当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答复写得模棱两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切宪章都毫无用处，这是主人与奴隶订立的契约；问题不在于改善奴隶的处境，而在于应该没有奴隶。”我必须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于是我答道，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要替立宪制政府辩护，如果我替它辩护，那才是应该受处分的。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 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
6 。”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 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的天！这么多革命的书……瞧，又是一本。”一边说，一边把居维叶的《地球表面灾变论》8 交给警官。

另一类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他们施展了警察的各种阴谋诡计，侦查机关的欺诈伎俩，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矛盾；或者暗示别人已经招认，进行各种精神折磨。这些情形不值得细谈，只需说明，我们共四个人9 ，尽管他们耍尽花招，还是没找到一个当面对质的题目。

拿到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独自坐在我们写供词的小房间中。突然门开了，小戈利岑走了进来，装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人的脸色。

“在您写完自己的供词以前，我想跟您谈一下，”他说，“先父与令尊相识多年，我们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对您特别关心。您还年轻，前程远大；因此您必须摆脱这个案件……幸好这全在于您。您被捕后，令尊万分惦念，如今仍抱着希望，但愿您能获得释放。我刚才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商量过，他也极愿成全您；请您为我们的帮助创造一些条件。”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意图，不觉心头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道：

“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当兵或者坐牢，同时也会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会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开口，可他拦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请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对政府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让皇上的仁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们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证据。您拒不承认一切，回避答复问题，出于虚伪的正义感保护别人，但是这些人我们知道得比您清楚，他们可不像您那么忠厚
10 ；您帮助他们，他们只会拖住您同归于尽。您向委员会写封信，简简单单，直截了当，说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罪，说您是由于年轻无知才受骗的，把那些骗您上当的、走上邪路的不幸的人交代出来……您愿意用这轻微的代价换取您的前途吗？换取令尊的生命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供词，我没有一个字需要补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道：

“既然您不愿意，就不能怪我们了！”

审问到此全部结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员会最后一次传见我，这是为了让我重读一下我写过的答词，如果有什么补充，可以写上。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看完后对他说：

“我想请问一下，根据这些问题和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定什么罪？你们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条给我判刑？”

“法典是为另一类罪行制订的。”穿蓝制服的上校回答。

“问题不在这里。我重读一遍这些作文练习，不能相信我坐六个多月牢就是为了这点事。”

“您真的以为，”舒宾斯基反问道，“我们就这么信任您，认为您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这团体在哪儿啊？”我问。

“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踪迹，你们也没有干成什么，这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与《钦差大臣》中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 ，何等相似！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吩咐叫神父来。神父进屋，在我的签字下写了几句，说明我的全部供词均出于自愿，并无强迫情事。不用说，我受审时，他并不在场，现在甚至也没做做样子，问我一声当时的情形。这又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

随着审问的结束，监狱的管理有些放松了。家属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条子来探望。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3月中旬，我们的判决书批准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些人说我们将给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说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们会无罪开释（斯塔阿尔便是其中一个，他曾专门给皇上写过一个奏折，建议就把在押时期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最后，到了3月20日，我们给全部叫去，听戈利岑公爵宣读判决书。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们被捕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宪兵队和警备部队军官的包围警戒下，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兴高采烈，吵吵闹闹。会面鼓舞了大家，我们互相探听情况，交换消息，没有个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场，他瘦了一些，脸色苍白，但幽默不减往日。

他写过《宇宙》《赫维里》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诗歌，天生具有诗才，但缺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必须前进一步，然而又修养不够，无法继续前进。他好玩，可爱，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谈笑风生，待人亲切，是及时行乐的好伙伴，一个乐天随和的人，喜欢吃吃喝喝——正如我们大家……也许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从酒筵上无意之间落进监狱的，但他能正确对待一切，在监狱中他成熟了。委员会的秘书，那位道学先生、虔诚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贪欲和谗言中逐渐消瘦、白了头发的家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后两行诗的意义，问索科洛夫斯基：

“诗歌最后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是针对谁的？”

“请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这不是针对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别提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从轻发落的细节。”

秘书耸耸肩膀，把两眼朝上一翻，一声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没跟他说一声，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警察经常喜欢开这种玩笑，其实毫无必要。世界上任何职业都不如警察那么枯燥、讨厌，对自己毫无艺术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装潢和粉饰。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给送进了监狱，关在一间黑黑的储藏室中。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我们却关在兵营中？

他随身只带着两三件衬衣，其他一无所有。在英国，每个犯人一进监牢，就给请去洗澡，我们这里却唯恐犯人太清洁。

要不是哈兹大夫12 把自己一包内衣送给他，他身上非长满虱子不可。

哈兹大夫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这位傻头傻脑、受尽损害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铭上那种官样文章式的溢美之词好得多，它们只是为两个上层阶级歌功颂德，可惜这些德行直到身体开始腐烂时才被发现。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哈兹住在医院里。饭前，有个病人来找他看病。看完病，哈兹进诊室去开药方，回来时发现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银餐具已不翼而飞。他把看门的兵叫来，问他除了病人，有没有别人来过？看门的猜到出了什么事，马上奔到外面，过一会儿带了餐具和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在医院的另一个卫兵帮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医师饶恕。哈兹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对一个看门的讲。“你呢，马上把文书叫来。”

看门的抓到了小偷，扬扬得意，马上兴冲冲走了。哈兹趁他们不在，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了我，想偷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但是现在，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趁卫兵还没回来……喂，等一下，可能你没有钱，这是半个卢布；今后你要弃恶从善，你可以逃过警察，但不能逃过上帝！”

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对，但不可救药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窃是很大的罪恶，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们怎么折磨犯人——逼供拷打，无所不为。把别人送去鞭打，这是更大得多的罪恶。况且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行为会感动他的心灵！”

家人们摇摇头说：“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13 ”；慈悲为怀的太太们说：“这人正直无私，但是这儿有些毛病
14 ”，说着指指头脑。可是哈兹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刚讲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开始了，仿佛我们刚从各地旅行回来，有着说不完的新闻、笑料和俏皮话。

萨京肉体上受的苦比别人多，他瘦了，头发脱落了一部分。我们被捕时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听到消息，他赶紧回莫斯科，免得宪兵光临，吓坏他的母亲。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时正发高烧。警察来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没法带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站了一名警察，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警官，既像狱卒，又像护士。因此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窥探的目光，便是那个人喝醉的嘴脸。

冬天开始后，他被送进了列福特军医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没有一间空的，但是这种事是不值得多费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隔出了一个角落，派了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气温是可想而知的，连哨兵也在夜里着凉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炉边取暖，要求萨京别把这事告诉值日的军官。

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给萨京换了房间——在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我们还没把各人的经历讲完一半，听完一半，副官们突然忙乱起来，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门庄重地开了，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走进了屋子；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城防司令当然没有到场。

这时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正响成一片，秘书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宣称，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门都打开了。军官们把我们互相隔开，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15 和军官伊巴耶夫16 ；第二部分是我们；第三部分是其他人。

判决首先是针对第一类人——它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在侮辱皇上的罪名下被判处送往施吕瑟尔堡终身监禁。

三个人都英勇地听完了这野蛮的判决。

奥兰斯基装模作样、一板一眼地读着，读到因侮辱皇上及至高无上的皇室……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向他指出：

“且慢，我从来没有侮辱过皇室。”

在他的文稿中，除了诗歌，还发现了几个乱涂的字，是模仿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17 的笔迹写的批示，故意把拼法写错了。这也成了他的罪行。

齐恩斯基为了表示，他也可能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宣判之后，对索科洛夫斯基说道：

“您以前进过施吕瑟尔堡吧？”

“那是去年的事，”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回答他，“仿佛我已经有了预兆，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

两年以后，乌特金瘐死在牢房中了。索科洛夫斯基给送往高加索时已奄奄一息，他死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仅剩的一点羞耻心和良心使政府在两人死后把第三个人送往了彼尔姆县。伊巴耶夫是病死的，他成了神秘主义者。

乌特金在审讯记录上的签名是“囚禁狱中的自由画家”。他已四十来岁，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有正义感，容易冲动，在委员会中说话不知检点，对各位委员老爷态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关在潮湿的地窖中，受尽折磨，那儿的墙壁是经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别人重，只是因为他戴着肩章。如果他不是军官，他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酒宴，看来也像别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但应该不比别人唱得多，也不比别人唱得响。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 ，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 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 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宾斯基说，气得脸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参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后来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宽恕。您呢，离一切悔改的表现还远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声，耷拉着脑袋，脸涨得通红……这教训很好。干坏事应该得到报应。

“对不起，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罪，罪大不大，”我继续说，“如果我是杀人凶手，我不希望把我当作小偷办罪。哪怕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责，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说成是‘因为喝醉了酒’，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如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这么顽固不化，我也会奏请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警察总监插进来，讲了一通废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与他展开辩论的绝好机会。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迟一些动身。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与我无关。”戈利岑回答。

野兽和疯狗咬人时，尚且要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夹起尾巴，可是这位装疯卖傻的御前大臣，贵族，而且拥有老好人的名声……却恬不知耻，开了这么一个卑鄙的玩笑。

……我们又在大厅中逗留了一刻钟，不顾宪兵和警察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在久别之前，彼此紧紧拥抱着，互道珍重。除了奥博连斯基，在我从维亚特卡回来以前，我没有与任何人见过面。

我们准备动身了。

监狱仍然是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但是随着向边远省份的转移，它被切断了。

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充满友谊的峥嵘岁月，都结束了。

流放势必要继续多年。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在何处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从前的生活叫人怀恋，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抛开……不能互相道别。与奥加辽夫见面已毫无指望。出发前几天，两位朋友好不容易见到了我，但这对我是不够的。

我多么想再见一眼那安慰过我的少女，像在墓园中一样与她握手聚谈……我要以她的名义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

1835年4月9日，我们终于会见了几分钟，这已是动身的前夕。

我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神圣的一天，我一生中几个最幸福的瞬间之一。

……为什么这一天和我过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当我回想起来，便不觉潸然泪下？……我想起了坟墓，暗红的玫瑰花圈，两个拉着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温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话……

一切都过去了！21

1  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国诗人，但这首歌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当时一位被捕者供认，他是从亚·伊·波列扎耶夫那里听到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

2  特务机关“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办公室主任，本肯多夫的得力助手。

3  佩利坎（1790—1873），波兰维尔诺大学教授和校长，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

4  这类杰出天才中的新秀便是知名人士利普兰季，他提出了创办暗探研究院的建议（1858年）。——作者注（按：利普兰季是沙皇的警察和暗探头子。）

5  这是另一个圣西门：路易·德·鲁弗雷·圣西门公爵（1675—1755），法国政治活动家，所写《回忆录》记载了路易十四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且文笔流畅，读者极广。

6  原文是法文。

7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任内阁总理等职。《法国革命史》是他的重要著作，共十卷。

8  《地球表面灾变论》的“灾变”在法文中与“革命”是同一个词。

9  这四个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京，伊万·奥博连斯基。

10  不言而喻，这是无耻的谎言，卑鄙的警察伎俩。——作者注

11  见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场：市长把铁匠抓去当兵，铁匠老婆认为按照法律，轮不到铁匠当兵。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市长最后说，铁匠“是贼，虽然他现在没有偷，以后总有一天会偷，这次不当兵，反正明年也得当兵”。

12  哈兹（1780—1853），当时莫斯科监狱医院的医师，一个以自己的慈善行为著称于世的人物。

13  原文是德文。

14  原文是法文。

15  乌特金（1796—1836），平民出身的画家，后死在狱中。

16  伊巴耶夫（约生于1804年），被捕前是陆军中尉，后被流放至彼尔姆。

17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兄弟。

18  拉赫京（1808—1838），赫尔岑的同学，他的小组的成员，被流放至萨拉托夫省，死在那里。

19  索罗金，画家，与赫尔岑同时被捕，后被流放至科斯特罗马省，1842年回莫斯科。

20  19世纪初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宗旨是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外国封建专制统治，后为“青年意大利”所代替。

21  这是赫尔岑回忆1852年他的妻子在尼斯安葬时的情形。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4月10日清晨，宪兵队的军官把我带到总督衙门。在那里办公厅的一间秘密小屋中，我可以与家属告别。

不言而喻，这一切是不好受的，痛苦的：密探虎视眈眈，办事员穿梭不断，负责押送我的宪兵按照向他宣读的指示行事，谈话必须在监视下进行；总之，比这更令人感到屈辱和悲痛的场合，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马车终于沿着弗拉基米尔大道出发了，我叹了口气。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1

在驿站的一个地方，我题了这两行诗，它适用于地狱的大门，也同样适用于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道。

离莫斯科七俄里有一家饭馆，名叫“彼洛夫”。我的一位好友约我在那儿见面。我向宪兵提议在这里喝几盅酒，他同意了；这儿离城已很远。我们走进饭店，但我的朋友不在。我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但宪兵等得不耐烦了，赶车的也急着出发，突然一辆三套马车向饭馆直驶而来，我奔到门口……两个不相识的商人子弟出外游乐，正嘻嘻哈哈跳下车子。我向远处眺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辆车子……我只得痛苦地坐上车走了，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车子像离弦的箭，飞驰而去。

我们一路都不停留；宪兵奉命一昼夜至少走两百俄里。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是在四月初。现在路上不是冰雪，就是污泥和积水。而且随着与西伯利亚的接近，路也一站比一站坏了。

第一件旅途趣闻发生在波克罗夫城。

河上的冰正在融化，切断了两岸的联系，我们为此耽误了几个钟头。宪兵很焦急，可是到了波克罗夫驿站，站长却声称没有马。宪兵拿出驿马使用证，上面写着：如无驿马，可使用紧急官马。站长回说，内务副大臣立即驾到，这些马要留给他使用。宪兵当然与他争吵，站长只得上居民中找马，宪兵跟他去了。

驿站的屋子太脏，我不愿在那里等他们，便走出大门，在屋前溜达。九个月的监禁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没有士兵监视在屋外散步。

过了半个小时，突然从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着制服大衣，没有肩章，脖子上挂一条蓝勋章带。他一眼不眨，盯着我瞧，走过我身边后，又马上回过头来，用粗鲁的态度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往彼尔姆的？”

“对。”我回答，没有站住。

“不行，不行，他怎么敢……”

“请问阁下是谁？”

“我是本地的市长。”陌生人回答，那口气表示，他对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颇为得意。“太糟了，我正在恭候副大臣，他随时可能驾到，可是政治犯却在大街上溜达。这个宪兵是头蠢驴！”

“对不起，您有话请跟宪兵本人谈。”

“我不是要跟他谈话——我要逮捕他，下令打他一百棍子，另派警察送您走。”

我不等他讲完，便点一点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驿站。后来我听见他在窗外跟宪兵发脾气，吓唬他。宪兵赔不是，但听来他并不怎么害怕。过了三四分钟，两人进屋了，我坐在那儿，脸朝着窗，没理睬他们。

从市长向宪兵提的问题中，我立即发现，他急于打听我是因什么案件，判什么罪，怎样流放的。我坚决不开口。市长只得自言自语，不知是在向我还是向宪兵说话：

“谁也不会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乐意跟一个兵吵嘴，或者刁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成？这是责任！市长就是一市之长。不论什么事都得他负责；金库失窃，我有责任，教堂失火，我有责任，街上酒鬼多了，我有责任，酒喝少了，我也有责任（最后这句话他很满意，因此口气变得愉快了）；你们幸亏遇到我，要是给大臣撞见，他正好也这么走过，那就得问了：‘怎么，政治犯在这儿散步？把市长抓起来……’”

他这么滔滔不绝，终于叫我忍不住了，我回头对他说：

“您的职务要您怎么干，您就怎么干得了，但是请您别向我大发议论。您的话我看无非是要我向您求情。我从来不向陌生人求情。”

市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A.A.常说：“我们这儿总是这样，谁头一个发脾气，开始叫嚷，谁就占上风。跟当官的谈话时，如果您让他提高嗓门，您就输了；他听到自己的喊声会变成一头野兽。如果听到第一句粗暴的话，您就压过去，他一定会害怕，退让，相信您个性坚强，不宜惹您生气。”

市长打发宪兵去打听马，回头对我道歉似的说道：

“我这么做主要是为那个兵，您不了解我们的兵是什么货色——一点也放纵不得，但是请您相信，我是能够识别人的……请问，是什么不幸事件……”

“案件结束时，我们已奉命不准议论此事。”

“既然这样……当然……我不该……”他的目光中出现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神色。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道：“我有个远亲，在彼得保罗要塞关过一年，他也是受了牵连——对不起，我总是不放心，您好像还在生我的气吧？我是个军人，养成了严格的脾气；从十七岁起我就进了部队，我的性子急躁，但过一会儿便没事。我不会跟您的宪兵为难，也犯不着……”

宪兵进来报告，至少要过一小时，马才能从牧场赶到。

市长向他宣称，他因我的请求宽恕了他，然后又转身向我道：

“为了证明您不再生我的气，请您务必接受我的邀请，到我家中吃顿便饭；寒舍便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幢房子。”

我们的邂逅如此收场确实滑稽；我到市长府上，叨光吃了他的干咸鱼脊肉和鱼子酱，喝了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喝酒时，他大献殷勤，把他的家庭琐事，甚至老婆生了七年病等等，都告诉了我。吃过饭，他露出扬扬得意的自豪表情，从桌上的花瓶内抽出一封信，让我读他儿子的“诗”，这是在武备中学考试时当众朗诵过的。他对我表示这种无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他乘机把话题一转，又旁敲侧击，向我探听我的案情了。这次我满足了他一部分好奇心。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我们的谢普金2 讲的一位县法院秘书：这个县换了九个县长3 ，秘书却巍然不动，照旧统治着全县。谢普金问他：“您与上司都这么融洽，有什么诀窍吗？”他说：“没什么诀窍，只是靠上帝照顾，好歹还能对付罢了。有的开头确实脾气不小，动不动拍桌子跺脚，大叫大骂，一会儿说要撤你的职，一会儿说要向省里报告。不过，我想，咱们的责任是服从，你别作声也就完了，日子一长，他的火气自然烟消云散！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果然，后来他就变得乖乖的，跟谁都客客气气……”

……我们到达喀山时正当春水泛滥，伏尔加河一望无际，亮闪闪的；从乌斯隆到喀山整整一站路只能坐平底船，河水溢出岸边十五俄里以上。这天阴雨连绵。渡船停驶了，成群的大车和各种车辆等在岸边。

宪兵去找驿站长要木船。站长勉强答应了，可是说最好等一等，现在过河危险。但宪兵不听劝告，因为他喝醉了，而且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

我们把马车驶上小木船以后，便出发了。天气似乎已经好转，过了半小时，鞑靼人升起了帆，可是刚开始平静的暴风雨突然卷土重来。木船向前直冲，碰在一根大圆木上，訇然一声，破旧的平底船撞了个窟窿，水涌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妙，鞑靼人把船驶到了浅滩上。

一艘货船从前面经过，我们大喊，要它派小船过来。纤夫听到了，可什么也不管，照旧拉着船向前走去。

一个农夫带了老婆，摇着小划子来了，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说道：“这算得什么？把窟窿堵上就可以放心赶路啦。还值得愁眉苦脸的？你们鞑靼人就是这样，啥也不会干。”说罢，他便跳上了我们的平底船。

鞑靼人确实吓得心慌意乱。首先，宪兵正睡大觉，给水一淋便醒了，马上跳起来，揍了鞑靼人一顿。其次，木船是公家的，鞑靼人老在嘀咕：

“糟啦，船要沉了，叫我怎么得了呀！怎么得了呀！”

我安慰他，对他说，船要是沉了，他也会淹死。

“老爷，淹死倒好了，可要是不淹死呢，那咋办呀？”他答道。

农夫和几个工人用各种东西堵住了窟窿；农夫又抡起斧子，把一块木板钉在上面，然后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别人一起把木船拖下浅滩。我们马上又进入了伏尔加河的航道；波涛滚滚，风雨挟带着雪花，打在脸上寒冷彻骨。但不多一会儿，伊凡雷帝4 的铜像便从迷雾和激流中出现了。危险似乎已经过去，这时鞑靼人忽然又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喊了起来：“漏了，漏了！”真的，水又从塞住的窟窿向船中冲击。我们正在河中心，木船越来越慢，眼看即将沉没。鞑靼人摘下帽子，只顾祈祷。我的听差5 吓傻了，一边哭一边嘟哝：“再见，我的妈妈，我再也见不到您啦。”宪兵破口大骂，说上了岸非狠狠揍他们不可。

起先我也很怕，何况风雨交加，更显得天昏地暗，十分恐怖。但我突然想到，我还什么也没有做，我不可能死，这太荒谬了；这样，青年人的“你怕什么？恺撒在你的船上！ ”6 占了上风，我终于安静了，等待着危险过去，相信我不致淹死在乌斯隆和喀山之间。生活后来使我们抛弃了这种豪迈的自信心，并为此受到了惩罚；正因为这样，青年是勇敢的，充满英雄气概，一旦上了年龄，便变得谨小慎微，庸碌猥琐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墙边，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哆嗦。我一看见酒店，便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盘煎鸡蛋，这才前往驿站。

农村和小城市的驿站，有房间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馆，驿站没地方给旅客住。我给带到驿站办公室，站长让我看他的房间，里边住着女人孩子，一个老头儿病在床上，连换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写了封信给宪兵将军，要求他安排一个房间，哪里都行，供我取暖和烤干衣服。

过了一小时，宪兵回复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间。我等了两个来小时，毫无动静。我又派宪兵去问。他带回的答复是：将军把这事交代波尔上校办理，但波尔上校这时正在贵族俱乐部打牌，房间只能明天安排。

这简直是蛮不讲理，我又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让我立刻动身，我说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经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报。没法可想了；我脱下湿衣服，裹着站长的大衣，睡在邮政局的办公桌上，用一本厚书垫几件内衣代替枕头。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饭。官吏们陆续到了。总务请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不大好，他个人倒无所谓，但可能引起邮政局长的不满。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驱逐有权外出的人，无权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馆里。

这三天我和宪兵在城中闲逛。遮面纱的鞑靼妇女，她们的大颧骨丈夫，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挨着东正教的礼拜堂，一切都带有亚洲和东方的情调。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可以感到与莫斯科相隔不远，在这里就不同了。

……到了彼尔姆，我直接给带去见省长。他府上宾客云集，原来这是他女儿与一个军官成亲的日子。他叫我进去，我还没脱下路上穿的肮脏衣服，只得带着满身泥土和灰尘，出现在彼尔姆的全体绅士淑女面前。省长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命我过几天再找他，到时候他会给我安排职务。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

“大概是这个缘故了。那么，少爷，你是要租房子的？”

“这房子太大，实在太大，我已经对老总讲过了。”

“宽敞一点不是坏事。”

“话是不错，可宽敞就得付宽敞的钱呐。”

“先生，谁对你讲过我的价钱啦，我还没开口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大的房子租金不会便宜。”

“你肯出多少钱呢？”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纸卢布。

“好，这就够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么搬来吧。请喝一杯特内里费葡萄酒。”

我觉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

“对不起，我从来不养牛。”我回答，她的问题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应你鲜奶油。”

我走了，一直觉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自己养奶牛。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一切，省长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调往维亚特卡，因为一个指定前往维亚特卡的流放者7 要求调来彼尔姆——他有亲属在彼尔姆。省长希望我第二天便动身。这不可能；我本以为可在彼尔姆住一个时期，买了各种日用品，现在只得半价出售。在百般推托搪塞之后，省长才允许我多留两天，但有个条件：不准找机会与那个流放者见面。

第二天我准备去出售马和其他杂物，忽然警察局长来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我向他解释，省长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长给我看公文，公文上确实写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走我。公文是当天发的，因此是在省长与我谈话之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长说，“我们这位大人物要把延误的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们去戳穿他。”

“走！”

省长说，他忘了给我的许诺。警察局长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重写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举！”省长简单地回答。

“他的小辫子给揪住了，”警察局长得意扬扬，搓着双手道，“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的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出身的文官这一特殊类型。他们在军队中凑巧碰上了刺刀或子弹，受了一点轻伤，便优先退伍，取得了市长或庶务官之类的职务。

在部队中，他们养成了一点心直口快的作风，记熟了各种格言，什么荣誉神圣不可侵犯，为人要光明磊落等等，对文书总是挖苦嘲笑。他们中的年轻一代读过马尔林斯基和扎戈斯金的作品，能背诵《高加索囚徒》8 和《沃伊纳罗夫斯基》9 的开头几行，一有机会便吟哦起来。例如，看见一个人吸烟，他们便念道：

琥珀烟斗在他嘴上袅袅冒烟10 。

这些人毫无例外，都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地位比他们的实际价值低得多；仅仅为了糊口，他们才不得不走进这个“舞文弄墨的世界”。要不是贫穷，受了伤，他们可以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当上将军衔御前侍从武官。每人还会举出一位故人飞黄腾达的例子：

“要知道，克莱茨和利迪格尔11 是与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彼得鲁沙和阿廖沙当年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唉，你们瞧，我不是德国人，又没有靠山，才落得坐岗亭，当警察。你们想，一个正派人，又有我这样的才干，吃警察这行饭，心里舒服吗？”

他们的老婆牢骚更多，每年要回莫斯科，借口母亲或者姑妈病重，想最后会一面，顺便就把不多几个钱，提心吊胆地存进当铺。

他们便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丈夫一边怨命，一边鞭打警察，鞭打市民，讨好省长，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反复吟哦《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妻子一边怨命，怨外省生活，一边见钱就捞，掠夺求情的人，搜刮小店铺；她们喜欢月光之夜，因为可以不用点灯。

我要作这份鉴定，是因为我开头受过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们比其他人好，其实根本不然……

我离开彼尔姆时，只有一个人是我依依不舍，难以忘怀的。

一次省长检阅流放者时，有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我在他家遇见几个波兰人，其中一人默默坐着，一边沉思，一边吸一只小烟斗，那张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无法排遣的苦闷。他的背有点驼，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人脸型，它起先使人惊讶，继而又吸引人。有些最伟大的波兰人的脸就是这样，如法杰伊·科斯秋什科。采哈诺维奇的衣衫证明他非常贫穷。

过了几天，我在一条荒凉的林荫道上散步，那是彼尔姆的市郊，时间是5月下半月。青青的嫩叶正在发芽，白桦开花了（我记得这是桦树林荫道），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外省人不爱柏拉图式的散步。我徘徊了好久，最后望见另一头的田野里有一个人正在采集标本，或者只是攀折这一带那些单调而罕见的花草。那人抬起头来，我认出了他是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去。

后来我见过很多波兰事业的受难者；波兰斗争的史册上载满了为它献身的圣徒，但采哈诺维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他告诉了我，身穿将军制服的刽子手们，作为冬宫专制暴君的铁拳，如何迫害他们，我听了顿时觉得，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牢狱和审问，简直毫不足道。

在维尔诺12 ，那时有一个长官，他来自战胜的敌人那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维约夫13 ，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说过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属于那些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14 从狭隘的、报复心重的尼古拉看来，好大喜功、专横暴戾的独夫最有价值，至少最讨人喜欢。

将军们在刑讯室拷问波兰密使，密使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他们像丧失一切教养、一切高尚感情的暴徒一样对待犯人，知道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尼古拉的军用大衣的庇护，这件大衣上沾满了波兰蒙难者的鲜血和波兰母亲们的眼泪……这全民族的受难周还在等待自己的路加或马太15 ……不过他们必须知道，刽子手们会一个接一个给带到历史的耻辱柱前示众，在那里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将成为尼古拉皇朝的肖像画廊，与1812年将领的画廊遥遥相对16 。

穆拉维约夫对待犯人态度粗野，用下流话辱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当胸揪他的衣服，也许还想打他，可是在戴镣铐的犯人的目光逼视下，他退缩了，改变了声调。

我猜想得到，这目光应该是怎样的。事隔三年，他讲起当时的情形，眼睛还炯炯逼人，额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锁链，还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他，用脑瓜顶他，用铁链打他。”他颤抖着说。

采哈诺维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图里耶，这是彼尔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乌拉尔深山里，常年积雪，远离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几乎与外界隔绝。不言而喻，上图里耶的居住条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坏。采哈诺维奇孑然一身，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从乌拉尔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后来获得批准移居彼尔姆；这对他说来，处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听到了自己的语言，会见了不幸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写信给他，要从维尔诺省步行来探望他……他在等她。

当我出乎意外被调往维亚特卡时，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边，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子，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们使我想起克鲁季茨兵营的隐修室。

我要离开的消息使他非常伤心，但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过不一会儿，便露出了几乎是欢快的笑容，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爱好大自然，就因为不论你给弄到哪里，谁也无法剥夺你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我想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从衬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请他收下。

“它不适合我的衬衣，”他对我说，“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

然后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只小袋子，从里边掏出一条很别致的 小铁链，拉下几节，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这链条对我是很宝贵的，它与我另一时期一些最神圣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几节。我从未想到，我这个立陶宛的流放者17 会把它们送给俄罗斯的流放者。”

我拥抱了他，与他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里已有一个宪兵一刻不离地守着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未来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时，警察局长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比克鲁季茨的驯服得多，他并不掩饰他的欢乐：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没有酒喝了。一切准备就绪，我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忽然发现采哈诺维奇走过，我奔到窗口。

“啊，多谢上帝，”他说，“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不转过脸来。”

我热泪盈眶，感谢了他。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从彼尔姆动身后，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带这是常有的。二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维亚特卡一个贫苦荒凉的山村。这一带没有驿站，只有一些不识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长的职务，他们打开驿马使用证，看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还是两个印，嘴里喊着“很快，很快！”立刻动手套马了，比有站长的地方还快一倍。我想烘干衣服，烤一下火，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提议，决定休息一两个小时。这一切是进村前讲好的。可是我走进黑洞洞的、不通风的农舍一问，才知道这儿什么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内没有一家饭铺；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动身。

我正在琢磨走不走的时候，来了一个兵，向我报告道，有一个押送犯人路过这儿的军官请我去喝杯茶。

“太感谢啦，你的军官在哪里呢？”

“就在附近的小屋子里，先生！”他说完就做了个从左向后转的动作，开步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

军官年纪不轻了，中等身材，那张饱经忧患的脸说明他一生坎坷不幸，畏惧长官。无边的寂寞使他见了我十分殷勤。这是那种庸碌的好心的老军人，二十五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既未失职，也未升迁，正如一匹老马，拖着沉重的车子一天又一天地走去。

“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

“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可是良心上不好过。”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上面弄来了一群八九岁的小犹太人；是不是要把这些倒霉鬼送去当水兵，我不知道。起先命令把他们押往彼尔姆，后来忽然变了，要送往喀山。我负责押送一百来俄里，转交他们的军官对我说：‘这真是造孽，三分之一留在路上了。’”军官用手指了指地下，又道：“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是得了流行病吗？”我问，心里十分震惊。

“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您想，这些小鬼这么虚弱，病恹恹的，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十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怎么受得了；况且异乡客地，无父无母，没人怜惜，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倒在地上死了。您倒说说看，他们这是为的什么，要把这些小家伙怎么办？”

我没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该走啦，只是因为雨实在下得太大……喂，当差的，吩咐小鬼们集合！”

孩子们给带来了，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见过的最骇人的景象之一——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哟！十二岁、十三岁的儿童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八岁、九岁的娃娃……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阴森的画笔恐怕也难以描摹。

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神色惊慌不安，穿了肥大得不合身的士兵大衣，翻起领圈站在那里，露出无能为力的凄恻目光，望着正在粗暴地给他们整顿队形的警备队士兵。没有血色的嘴唇，眼眶下一圈圈青色的阴影，表明他们正在发热或者打冷战。这些病弱的孩子，没人照顾，没人抚爱，寒风却从北冰洋长驱直入，吹打着他们，要把他们送进坟墓。

应该看到，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忠厚的军官，他无疑是怜惜孩子们的。如果换了那些军政大员式的管理员呢？

我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跑回了马车。我想哭，觉得再也忍耐不住……

在尼古拉那邪恶的、不人道的皇朝的档案中，保存着多少无人知晓的弥天大罪呀！这些事我们已习以为常，因此不予重视，不加理会，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官厅沉寂的深渊中，或者扣留在图书审查机关的抽屉里。

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普斯科夫的农民在饥荒之后，全家被强迫移居托博尔斯克省18 ，他们无衣无食，露宿在莫斯科的特维尔广场，最后还是多亏德·弗·戈利岑公爵私人掏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  原文系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三曲，是刻在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2  谢普金（1788—1863），俄国著名演员。

3  1864年前，俄国的“县长”实际上不过是县法院的负责人，主管一县的警政，审理案件等，因此一般也译为“县警察局长”。

4  即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沙皇之一。

5  即陪伴赫尔岑上大学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他也随赫尔岑一起去彼尔姆和维亚特卡。

6  原文是拉丁文。据传说，一次恺撒坐船出征时遇到风暴，舟子很害怕，但恺撒相信自己不会死，便对他这么说。

7  即赫尔岑的同学伊·阿·奥博连斯基。

8  普希金的叙事诗。

9  雷列耶夫的长诗。

10  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奇萨赖的喷泉》的第二行。

11  都是当时在俄国军队中任职的德国籍将军。

12  即维尔纽斯，在立陶宛。

13  米·尼·穆拉维约夫（1796—1866），反动官僚，年轻时参加过最早的十二月党人组织“救国同盟”，1825年叛变投靠沙皇政府，后来参与镇压波兰起义。

14  十二月党人中有好几个姓穆拉维约夫的人，沙皇官僚中也有不少姓穆拉维约夫的。

15  受难周是纪念耶稣受难后的一周，在复活节前。路加和马太是指《圣经》中《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作者。

16  1826年在彼得堡冬宫内建立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军将领的肖像画廊。

17  在历史上，波兰与立陶宛曾是一个国家，后来又同样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因此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起进行的。

18  普斯科夫在彼得堡西南，托博尔斯克在西伯利亚。

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维亚特卡省省长没有接见我，只是命令我翌日十时前去见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大厅中遇到了县长、市警察局长和两个官员。他们全都站着，一边叽叽喳喳谈话，一边不安地望着门。门开了，进来一个身材不高、肩膀宽阔的老头子，脑袋跟斗牛狗的头差不多，下巴颏儿大大的，使他更像一条狗了；他的嘴边露出一抹淫荡的笑容，苍老的脸显得酒色过度，一对灰色小眼睛骨碌碌打转，头发稀疏，向上竖起，这一切都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一出来，他就把县长大骂一顿，因为他昨天下乡，发现道路太坏。县长为了表示恭敬和驯服，微垂着头，省长骂一句，他就答一声：“是，大人。”像从前的仆人一样。

骂过县长以后，他转过身来，傲慢地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学士。”

“后来在哪里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

“哈哈哈，这差使太好啦！一定很清闲吧，所以您才喝酒唱歌。阿列尼岑！”他大声喊道。

进来了一个生瘰疠病的年轻人。

“听着，老弟，这是莫斯科大学的学士；他看来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得怎样奉公守法；皇上把他交给我们，要他在这里改邪归正。你在办公厅里给他安排个事干，他的情况你要向我专门汇报。您明天早上九点去上班，现在可以走了。哦，对不起，我忘了问您，您的字写得怎么样？”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问您的书法。”

“我身边没带什么。”

“给他纸笔。”于是阿列尼岑给了我笔。

“写什么呢？”

“随您的便，”秘书说，“就写这几个字：现经查明。”

“得啦，您不是誊写奏折的人才。”省长说，讽刺地笑笑。

早在彼尔姆，我已听到不少关于秋法耶夫的轶事，但他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

俄罗斯生活本来是无奇不有的！

秋法耶夫出生在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大概也是给流放的，是当地最贫苦的市民之一。十三岁的少年秋法耶夫就跟着一群艺人浪荡江湖，从一个市集跑到另一个市集，走钢索，翻筋斗等等。他们从托博尔斯克流浪到了波兰各省，供善男信女们寻欢作乐。不知为什么，他在那里被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因此作为流浪儿，与一群囚犯一起被徒步遣返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穷得朝不保夕，终于也死了，儿子只得自食其力。他必须找个事干，由于小时候念过几天书，他在市议会当了抄写员。他天性无拘无束，又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人走遍俄国各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磨练了才干，因此成了一个精明能干、老练圆滑的人。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有位钦差大臣来到托博尔斯克；他需要几名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秋法耶夫。钦差大臣对他十分满意，便带他回转彼得堡。那以前，照秋法耶夫自己的话说，他的野心至多想在本县法院充当一名秘书，那以后他把自己的身价提高了，怀着铁的意志决心向上爬。

他也确实爬了上去。过了十年，我们看见他已是坎克林1 手下一名孜孜不倦的秘书，坎克林那时是军需大臣。又过了一年，他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主管一个科室，处理全国性事务了。联军2 占领巴黎时，他随同伯爵到了巴黎。

秋法耶夫始终坐在派遣军的办公室内，从不外出，是名副其实没有见过巴黎一条街道的。他和可以与他媲美的同事克莱恩米赫尔一起，夜以继日地草拟和抄写公文。

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像某些铜矿，工人在那里至多干几个月，再干就非累死不可。秋法耶夫在这所发号施令、封官许愿的工厂里，最后也累倒了，要求派他一个清闲些的职务。阿拉克切耶夫不能不喜欢秋法耶夫这样的人：他从不狂妄自大，也不寻欢作乐，又没有自己的意见，外表正直廉洁，但渴望荣华富贵，把服从看作人生第一美德。阿拉克切耶夫赏了秋法耶夫一个副省长的官职；过了几年，又让他当了彼尔姆的省长。这位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两度光临过这个省的秋法耶夫，现在终于主宰了它的命运。

省长的权力一般是随着它与彼得堡的距离，成正比例增长的，但是在没有贵族的省份，如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它却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秋法耶夫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地方。

秋法耶夫是东方的暴君，但是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一切亲自动手，永远不知道休息。如果在1794年，他会成为国民议会残忍专横的特派员——另一个卡里埃3 。

生活上腐化堕落，性格上粗鲁暴戾，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这么一个人，他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他不要贿赂，虽然在他死后发现，他也积攒了一大笔家私。他对下属铁面无情，谁落到他手里谁就遭殃，可是官员们的贪赃枉法比任何时候更厉害。他滥用职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审查案情，如果他关心这事，当然会对那个官员说，案子大概如此这般，但万一结果不是这样，那个官员就该倒霉了。

在彼尔姆，秋法耶夫的声望还不小，那里有一批他的信徒与新省长作对，新省长当然也有一批自己的党羽。

然而也有人憎恨秋法耶夫。其中一人可说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新奇的产物，他特别警告我，要注意秋法耶夫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家工厂的医师，生得聪明，神经过敏，毕业后不久便不幸地结了婚，然后给派到叶卡捷琳堡，由于毫无世故经验，在外省生活的泥淖中毁灭了。他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他与这个环境不发生瓜葛，但他还是无法幸免，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上。他当面取笑他们，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侮辱他们。由于谁都没有得到宽恕，医生的恶毒语言倒也并不使谁特别生气。他靠嬉笑怒骂制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意志薄弱的庸人们忍受他无休止的鞭笞。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切博塔廖夫从不拒绝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借款。有人向他借钱，他就掏出笔记本，详细问明还钱的日期。

“现在，”他说，“我与您赌一个卢布，您不会准时还钱。”

“得了，”那人反驳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我把您当成什么人，这对您说来一文不值。”医生回答。“问题在于，这笔记本我已用了五年多，还没有一个人准时还过钱，而且几乎过期之后也不归还。”

期限过了，医生便郑重其事地找那人索取赢得的一个卢布。

彼尔姆有个包税商要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见他，一口气讲了下面一席话：

“您出售马车，我要买它；您有钱，是百万富翁，因此大家尊敬您，我也因此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一个富翁，卖不卖马车，对您说来一文不值；我非常需要它，可是我的钱不多。您想利用我的急需刁难我，一辆马车索价一千五百卢布；但我能给您的是七百卢布，我只得每天来跟您纠缠；过了一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十或者八百卢布，那么何必多此一举？我现在就可以付钱给您。”

“不必多此一举。”诧异的包税商回答，出售了马车。

切博塔廖夫这种玩世不恭的轶事多得很，我再讲两件4 。

“您信不信催眠术？”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相当聪明和有学问的太太这么问他。

“您所谓的催眠术是指什么呢？”

太太讲了一通，大抵是些无稽之谈。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说来一文不值，但您要是愿意，我不妨跟您谈谈我在这方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请讲吧。”

“那么您得注意听我讲。”

于是他开始讲他认识的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实验，讲得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他讲到一半，仆人端着盘子送小吃来了。他退下时，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博塔廖夫住口了。

“您只管往下讲，往下讲，”太太说，已经有些胆怯了，“我在听呢。”

“他有没有忘了拿盐来？”

“您在生我的气啦。”太太又说，脸红了。

“没有的事，您放心好了；我知道，您是在注意听，但我也知道，妇女无论怎么聪明，无论谈的是什么，总不能超出厨房的范围，因此我为什么偏偏要对您生气呢？”

在波利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也是他担任医生。有一个小厮，是个农奴，他很喜欢，要他去当仆人。小厮同意了，但管理员说，未经伯爵夫人许可，他不能放他走。切博塔廖夫写信给伯爵夫人。她命令管理员交出身份证，但有个条件：切博塔廖夫要为小厮预付五年代役金5 。他收到这答复，马上又写信给伯爵夫人，表示接受这个条件，但是请她先解答一下他的疑难问题：如果恩克彗星6 在横穿地球轨道时把小厮带走了，他向谁去要回付出的钱，而这事在到期前一年半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当天清早，医生来了，先是讲了句傻话：

“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得东奔西走。”7

然后掏出小本子，问我路上要不要用钱。我谢谢他，回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是一文不值的。”

“我有钱。”

“世界终于变坏了。”他说，然后打开笔记本写道：“行医十五年来，我第一次遇到不要钱的人，而且这人正要出远门。”

胡闹完毕，他坐到我的床边，认真地说：

“您是在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要提防他，尽量与他疏远。如果他喜欢您，那就说明大家要讨厌您了；如果他恨您，那么他会把您弄得走投无路，对您造谣中伤，诽谤诋毁，反正什么都干得出，这在他是一文不值的。”

这时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它的真实性后来我有机会在内政部的档案中查对过，证明完全属实。

秋法耶夫与一个穷官吏的妹妹公开私通。哥哥遭到了人们嘲笑，想阻止他们来往，扬言要写状子向彼得堡告发；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以致一天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当作疯子送交省政府审查。

省政府，法庭庭长，卫生局局长（一个深受民众爱戴的德国老头儿，与我也有一面之交），全都断定彼得罗夫斯基是疯子。

我的那位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为他治过病。大家按手续也向他征求意见。他对卫生局长说，彼得罗夫斯基根本不是疯子，应该对案件重新审查，否则他要继续申诉。省政府并无异议，不幸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在疯人院中死了，没有活到指定的复审日子，尽管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事情报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为什么不是秋法耶夫呢？）被逮捕了，开始进行秘密侦讯。供词是按照秋法耶夫的授意编造的，他在这件案子中大显了身手。为了一劳永逸了结此案，逃脱再度被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危险，他唆使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供称，她的哥哥与她争吵是从某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她由于年轻无知，受了引诱——她是在亚历山大皇帝銮驾经过彼尔姆时失身的，后来还为此从索洛姆卡将军手中领到了五千卢布。

亚历山大的行为向来就是这样，因此这话并无漏洞。要落实这事却不容易，至少会闹得沸沸扬扬，出丑露乖。对本肯多夫伯爵提出的问题，索洛姆卡将军回答道，他手里经过的钱如此之多，他想不起这五千卢布了。

在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那位即兴诗人说过一句话：“在女皇身边，他们是很多的！ ”8 ……

就是这位阿拉克切耶夫的得意门生，克莱恩米赫尔的知心朋友，马戏团小丑，流浪汉，抄写员，秘书，慈悲为怀、大公无私的省长，把健康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置之死地，为了转移尼古拉皇上的视线而造谣诽谤亚历山大皇上的人，现在却要来教育我如何奉公守法了。

他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只要他向内务部汇报几句无中生有的谰言，我就会给赶往伊尔库茨克省的什么地方。而且何必汇报？他本人就有权命我移居任何穷乡僻壤，如卡依或察列沃-桑楚斯克那样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秋法耶夫曾把一个波兰青年送往格拉佐夫，原因仅仅是夫人们宁可与这个青年跳玛祖卡舞，却不肯作他省长大人的舞伴。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9 便是这样从彼尔姆给遣送到上图里耶的。上图里耶在深山中，冰天雪地，虽然属于彼尔姆省，但是从气候看与别廖佐夫相仿，从荒凉的程度看甚至超过别廖佐夫。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属于贵族浪子中恶劣的一类。这种人今天已经绝无仅有。他在彼得堡胡作非为，在莫斯科胡作非为，在巴黎仍然胡作非为。

他的一生就是这么消磨的。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伊斯梅洛夫10 ，一个没有在雷斯科沃隐藏逃亡农奴的格鲁津斯基公爵11 ，也就是说他任性，粗野，玩世不恭，令人讨厌，是一种贵族与小丑的混合物。后来他胡闹得实在过了分寸，这才给撵到彼尔姆来作寓公。

他驾临时坐了两辆马车，一辆上是他和一条狗，另一辆上是他的法国厨师和几只鹦鹉。彼尔姆对这位贵客是欢迎的，不久全城的人就拥进了他的餐厅。多尔戈鲁科夫与一位太太勾搭上了，太太怀疑他又有外遇，一天早晨出其不意闯进公爵的卧室，发现他与一个侍女私通。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最后，变心的情人从墙上取下皮鞭，官太太看到他的意图，转身便跑；他从后面追，身上只胡乱披了一件睡衣；在平日操练部队的小广场上，他赶上了她，把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鞭，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这类有趣的闹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攻击，于是当局决定把四十岁的老花花公子放逐到上图里耶。行前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官员们尽管与他不和，还是出席了。多尔戈鲁科夫答应请他们吃一种闻所未闻的大馅饼。

大馅饼确实可口，转眼之间便一扫而光。当桌上只剩下一些酥皮时，多尔戈鲁科夫露出不胜感伤的神情，向客人们说道：

“我与各位分别在即，因此不惜一切招待各位。昨天我吩咐把我的加尔第杀了做馅饼呢。”

官员们吓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用眼睛寻找那只熟悉的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命令仆人把加尔第的遗骨和皮取来；肉和内脏则已装进官老爷们的肠胃。一半客人吓得病了。

这样跟朋友们开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玩笑之后，多尔戈鲁科夫才得意扬扬出发，前往上图里耶。第三辆车上载了满满一大筐鸡——让驿马替他运鸡！路上他从几个驿站拿走了账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涂改了数字，弄得驿站长们叫苦连天，差点发疯，这些人有了账簿还常常算不清账呢。

俄国生活令人窒息的空虚和沉闷，以独特的方式与充满活力的、甚至狂风暴雨般的性格结合之后，就在我们中间培育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人物。

苏沃洛夫12 的雄鸡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狗肉馅饼，伊斯梅洛夫那种野蛮的反常举动，马莫诺夫13 的半自愿精神错乱，“美国人”托尔斯泰14 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都包含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一血缘的基调，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它已因教育的影响而减弱或转向其他方面了。

我见过托尔斯泰，这是在他的女儿萨拉，一个颇有诗才的、不平凡的少女刚死的时候。老头儿的外表，那飘着一绺绺白发的前额，那发亮的眼睛，那肌肉发达的身体，都让人一眼就看到，大自然赋予了他多大的能量和精力。然而在他身上，得到发展的只是疯狂的情欲，不良的癖好；这也并不奇怪：我们这里一切罪恶都可以长期通行无阻，自由发展，唯独人的感情刚一露头便会遭到摧残，人们也因此被关进警备队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横行霸道，赌博，打架，残害人们，破坏家庭，接连胡闹了二十年，最后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像格里鲍耶陀夫说的那样，“变成阿留申人回来”15 ，就是说，经过堪察加半岛逃亡美国，又从那儿提出申请，要求回国。亚历山大宽恕了他，可他从回国的第二天起便故态复萌，照旧过从前的生活。他娶了莫斯科一个以嗓音闻名的吉卜赛女郎，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了赌场，整日花天酒地，整夜打牌，在小萨拉的摇床旁边演出一幕幕荒淫无耻的野蛮活剧。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证明自己打枪百发百中，命令妻子站在桌上，开枪打穿了她的鞋后跟。

最后一个恶作剧，差点把他重新送往西伯利亚。有一个小生意人从前得罪过他，他把他抓到家中，缚住手脚，拔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便发生在十年或十二年前，谁能相信呢？小生意人写状子告他。托尔斯泰买通了警察，买通了法院，小生意人以诬告罪名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一个著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帕夫洛夫16 在监狱委员会任职。小生意人把案情讲给他听，没有经验的官员提起了公诉。托尔斯泰真的害怕了，显然他很可能因而判罪，但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17 给谢尔巴托夫公爵18 发了一份秘密公函，希望后者推翻该案，以免低等阶层对高等阶层取得如此直接的胜利。奥尔洛夫伯爵提议免去尼·菲·帕夫洛夫的职务……这几乎比拔掉牙齿更骇人听闻。我当时在莫斯科，熟识这个不够谨慎的官员。现在我们还是回头谈维亚特卡吧。

省政府的办公厅比监狱还糟得多。它叫人不能忍受，这倒不是由于日常事务太繁重，而是这个腐朽的环境散发的气息，使人觉得好像待在狗洞里，愚蠢而可怕地浪费光阴。阿列尼岑并不欺侮我，反而出乎我的意料，对我十分客气。他是喀山中学的学生，因此在我这个莫斯科大学学士面前不免谦让几分。

办公厅中有二十名文书，大部分没受过一点教育，也没任何道德观念。他们是文书或秘书的儿子，从摇篮起已养成习惯，把办公当作捞钱的捷径，而农民则是带来收益的沃土。他们出售一份证书，收二三十个戈比，为了一杯啤酒弄虚作假，丧尽天良，干尽坏事。我的听差不再上“弹子房”，他说这些官老爷比谁都会舞弊，可又不能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是官。

这些家伙只因有了官衔，才没遭到我的仆人痛揍，可我却不得不天天跟他们坐在一起，从早上九点坐到两点，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除了阿列尼岑这位办公厅总负责人，我还有我所属科的科长，这人也不算坏，只是嗜酒如命，不通文墨。我的科里还有四个文书，跟他们不能不讲讲话，寒暄几句，跟别的科里的人也一样。不用说，我稍一不慎，这些人或迟或早就会为我的“傲慢”设下圈套陷害我，即使不这样，我也无法一天几个小时面对着同样几个人一言不发，默不作声。而且不应忘记，外省人总想结交外地来客，尤其是京城来的，何况这人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有趣的经历呢。

在这个受罪的地方坐了一整天之后，有时我回到家中简直神志不清，头昏脑涨，瘫痪在沙发上，又累又委屈，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从事任何活动。我衷心怀念我那克鲁季茨的斗室，它那煤气和蟑螂，那站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铁锁。我在那儿是自由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打扰；那儿没有下流的谈笑和无耻的官吏，没有卑鄙的思想和粗暴的感情，有的只是死一般的沉寂和驱赶不散的闲暇。每逢我想起饭后又得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心头就不由得充满愤怒和绝望；为了忘记烦恼，我开始喝葡萄酒和伏特加了。

有的同事还会“顺路”拐进我的屋里闲坐，聊天，直到规定的时间才去上班……

然而过了几个月，我在办公厅里的处境改善了一些。

时间长而力量均衡的迫害，不符合俄国人的性格，除非其中杂有个人因素或金钱利益。这完全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置之死地，而是由于俄国人一向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俄国当政诸公大抵粗野，无耻，暴虐，稍一不慎就会遭到他们的毒手，然而这种打击往往半途而废，持之以恒不合他们的脾胃，他们缺乏耐心，也许因为这么做，他们并无私利可图。

起先是心血来潮，一方面为了表示忠心，另一方面为了表示手握生杀大权，乱干蛮干，干了一会儿便逐渐松手，不加理会了。

办公厅里也是这样。那时内务部忽然发了统计狂，命令各地成立统计委员会，颁布了提纲，这份提纲恐怕在比利时和瑞士也是无法兑现的。提纲附有各种别出心裁的表格，要统计最高数，最低数，平均数，还有从十年的复杂情况得出的各项结论（而它们根据的资料至少是一年以前收集的！），以及道德评价、气象记录等等。对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工作，上面没有拨一文钱。做这一切应该是出于对统计的爱好，通过各县警察局进行，然后送交省政府办公厅整理汇总。但办公厅本来已经公事堆积如山，地方警察局又一向讨厌和平的理论工作，因此都把统计委员会看作无用的奢侈品，看作内务部在寻开心。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报告，呈交表格和结论。

这件事成了整个办公厅的大难题，看来简直无法完成；但是谁都不敢表示异议，免得自讨没趣，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岑编写绪论和开头部分，制定表格式样，保证栏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还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得准许我在家中，而不是在办公厅干这项繁重的工作。阿列尼岑请示秋法耶夫后，答应了我的条件。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开端部分，由于目前没什么好谈，我谈了要求和计划。阿列尼岑看后，向我连声道谢。秋法耶夫本人也认为章法高明。统计工作就这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却交给我负责了。从此我摆脱了抄写公文的劳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长几乎变成了我的属员。阿列尼岑只是考虑到规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办公厅坐一两个钟头。

为了说明认真的统计根本不可能，我不妨从县辖市卡依送来的表格中摘录几点。那里除了各种废话以外，是这么填写的：“溺毙者——二人；溺毙原因不明者——二人”，而在总数栏中写的是“四人”。在重大事故栏中记了下面这一则悲惨事件：“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饮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栏中写道：“卡依市内并无犹太人”。对于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为修建市场拨款——没有”……

统计从办公厅的劳役中拯救了我，却在我与秋法耶夫的私人关系上引起了不幸后果。

有一个时期，我很讨厌这人，然而这早已过去，何况这人已经去世；他是1845年前后死在自己的喀山庄园的。现在我对他并无仇恨，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森林中的一头野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种特殊动物，但大可不必因为他是野兽而对他生气。当初我不得不与他斗争，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机会帮助了我，要不他会害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了他没有干成的坏事而耿耿于怀，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单身，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但是在省长公馆的后院，他故意半公开地养着一个姘妇，这是他的厨师的老婆，厨师只因为是她的丈夫，给遣送到了乡下。她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忠于省长，即怕他陷害的官员，都成了“红极一时”的厨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他们的太太小姐们虽不声张，却经常在夜间偷偷拜访她。这位姘妇继承了她一位飞黄腾达的前辈——波将金的衣钵，掌握了一种手腕：她了解老头儿的性子，担心失宠，因此主动为他物色并不危险的对手。老头儿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来报答这种俯就的爱，两人因而相处得融洽无间。

秋法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政府办公，诗的生活开始于三点钟。晚餐对他不是一件小事。他讲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进膳。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饮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会闷闷不乐；如果只有两人，他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就近乎绝望，只得到杜尔西内娅19 屋里与她对酌。找一些客人，把他们的肚子填饱，这不是难事，但他的官场身份和下级对他的畏惧，使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饭馆。他的座上客只能限于高级文官，机关首长之类，而这些人半数与他争吵过，不能获得他的好感；此外就只是稀有的过路旅客，富商巨贾，包税人，以及具备某种“资格”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图引进大选中的那类角色。20 理所当然，我是维亚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思想问题”被放逐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从来不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凡人。外省对“危险分子”发生兴趣，正如妇女对著名的洛弗莱斯21 ，男人对交际花感到兴趣一样，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阔佬，见了他们赶紧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却不是这样。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极高声誉。官员们每到新年，首先登门拜访尤什涅夫斯基22 的遗孀。枢密官托尔斯泰23 视察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搜集材料，用这些材料检察官员们呈送的报告。

米尼赫24 坐在佩雷姆的塔楼里，指挥托博尔斯克的省政。凡有重大事务，省长们都得登门向他求教。

老百姓对流放者更少敌意，他们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谈到流放者，顺便说一下，过了尼日尼，就会遇到流放的波兰人，过了喀山，他们的人数便迅速增加。在彼尔姆有四十来个，在维亚特卡不少于此数。此外，每一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完全与俄国人隔绝，与居民不发生任何瓜葛；但他们自己彼此极为融洽，贫富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如手足。

我看到，当地居民对他们既不抱敌意，也没有特殊的好感，只是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外地人——这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一人懂得俄语。

一个固执的萨尔马特老人25 （他曾在波尼亚托夫斯基26 手下当过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一部分军事行动）1837年获得批准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庄园。动身前夕，老头儿邀请我与几个波兰人一起用饭。饭后，这位骑兵军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拥抱着我，用军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边说道：“为什么您是俄国人啊？！”我没有回答什么，但这句话却深印在我的心中。我明白，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兰的。

从科纳尔斯基27 开始，波兰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俄国人的看法。

一般说，流放的波兰移民没有受到欺压，但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物质状况是可怕的。政府发给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纸卢布，这点钱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费。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尔斯克，可以靠教书、开音乐会、在舞会上演奏、画肖像、办舞蹈训练班等等，多少挣些钱。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这些办法就行不通了。尽管这样，他们从不向俄国人乞求任何东西。

被秋法耶夫请到他那西伯利亚式酒席上吃大鱼大肉，对我是一种真正的惩罚。他的餐厅与他的办公厅是一路货色，只是形式不同，少脏一些，但更鄙俗，因为它披上了一件亲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对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们，有时甚至翻脸不认人，通常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主人对自己的狗一样：有时过分亲热，有时又蛮不讲理，失去一切分寸。尽管这样，他还是邀请他们吃饭，而他们怀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里低声下气，吹牛拍马，巴结奉承，赔尽笑脸，真是丑态百出。

我为他们脸红，为他们害羞。

我们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与维亚特卡的“上流”社会打成一片。

过了几个月，他已对我不满，又过了几个月，他便开始恨我，我不仅不再赴宴，而且绝不再登他的大门。皇太子28 经过那儿，才使我摆脱了他的迫害，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同时必须指出，起先我既没有做过一件事想赢得他的好感，成为他的座上客，后来我也没有做过一件事值得他痛恨和仇视。他不能容忍我，只是因为我虽然绝不傲慢，却要保持独立的人格。我对他始终不亢不卑，他却要我奴颜婢膝。

他把权力看作命根子，这是他吃尽辛苦换来的；他不仅要求服从，而且要求保持绝对驯服的外表。不幸他这特点是颇具民族特色的。

地主对奴仆说：“住口！我容不得你顶嘴！”

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向反驳他的官员指出：“您太放肆了，忘记您是在跟谁讲话了吗？”

皇帝为几句“逆耳之言 ”把人们流放西伯利亚，为几句诗把人们关进监狱。这三种人都宁可宽恕盗窃和贪污，杀人和抢劫，却不允许为保持人的尊严而高傲不屈，为直抒己见而悖逆不驯。

秋法耶夫是沙皇的真正忠臣，他受到了重视，但还不够。在他身上，拜占庭的奴隶精神与官僚机构的等级观念获得了非常和谐的统一。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与对下属的苛刻压制，是并行不悖的。他可能成为文职的克莱恩米赫尔，他的“忠贞之心”同样可以战胜一切29 ；他也会用人的尸体作泥灰涂墙壁，靠人的肺吹干宫殿；对于工兵部队中不肯告密的年轻人，他也会鞭打得更厉害。

秋法耶夫对一切贵族隐藏着强烈的憎恨，这是从痛苦的经历得来的。对于秋法耶夫，阿拉克切耶夫的苦役式办公厅是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从前，上司从不请他在椅上坐下，净派他干些无关紧要的差事。他在军需部门任职时，军官们照部队的方式欺侮他，一个上校甚至在维尔诺的大街上用鞭子抽他……这一切都在这位抄写员心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现在他当了省长，该轮到他来欺压别人，不给椅子坐，直呼姓名，毫无必要地大声呵斥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几个世袭贵族送交法庭审问。

秋法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了特维尔。当地的士绅虽然谦让恭敬，善于奉承，还是忍受不了。他们要求内务大臣布卢多夫调走他，布卢多夫派他当了维亚特卡省长。

于是他又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官员们和包税商们，企业主和官员们——在这些人中间他如鱼得水，逍遥自在，他们见了他无不战战兢兢，肃然起立；大家请他喝酒，请他赴宴，看他的眼色行事；在婚礼和命名日的酒筵上，照例首先举杯祝贺：“为省长大人阁下的健康干杯！”

第十五章

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彼得大帝的改革的最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除了当官做老爷什么也不会干，除了公文格式什么也不懂。这是一批世俗的僧侣，法庭和衙门中的神父，他们贪婪，卑鄙，张开了千百张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开了一角帷幕，让我们看到了俄国官僚的丑恶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对一切付之一笑，他的伟大喜剧天才压倒了他的愤懑。何况俄国书报审查制度的枷锁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窖的悲惨底层，然而俄国的贫苦百姓正是在这里度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厅，我们匆匆穿过的办公厅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们不断伏案书写——在灰色纸上拟稿，在印花纸上誊正，要把个人、家庭、整个村子送进痛苦、恐怖和毁灭的深渊。于是父亲被长期流放，母亲关进了监牢，儿子给送去当兵——这一切灾难都像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可是大部分人是无辜的。原因何在呢？在于钱。快把分摊的款子收齐交清……否则就要对尸体进行侦查啦——其实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冻毙的。这样，村长收钱，乡长收钱，农夫拿出了最后一文钱。警察所长要生活，县长也要生活，而且要养活老婆；省长更要生活，而且还要栽培子女——省长是模范父亲呢……

官僚制度统治着俄罗斯东北各省和西伯利亚，它在那里通行无阻，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大家参与分赃，掠夺成了共同的事业。皇帝的权力像霰弹，打不进这冰雪覆盖的污泥坑，这遍布沼泽的沟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骗，被愚弄，被蒙蔽，被出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进行的。

斯佩兰斯基1 曾试图改善西伯利亚人民的命运。他在各地实施委员制原则，仿佛问题在于哪种盗窃好——是个人盗窃还是集体盗窃。他撤换了几百名老骗子，又起用了几百名新骗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员纷纷向农民行贿，怕他们检举揭发。但过了两三年，官员们发现，对他们的升官发财，新制度不比旧制度坏。

还有一个怪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2 ，他在托博尔斯克雷厉风行，干了两年，想消灭贪污舞弊，但看到毫无成效，只得草草收场，从此什么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尝试，他们发了财，也让别人发了财。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为了一件显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状，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3 对他说：“我要根除贿赂。”老头儿听后不觉笑了。

“你笑什么？”谢尼亚温问他。

“老爷，请原谅，”农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个小伙子，他夸口说，他能举起大炮，他还真的试了试，可惜没有把大炮举起！”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温亲口讲的，他属于俄国官员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几句正义之类耸人听闻的空话，严厉惩办几个落网的骗子，就可以消灭在俄国监察制度树荫下自由繁殖的贪赃枉法的毒菌。

要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把一切公之于众；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实行仲裁法庭、口头诉讼、地方官员民选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敌视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4

西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处决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罗马地方总督，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他一贯在全边区实行公开的掠夺，他的暗探封锁了它与俄罗斯的联系。没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检查，任何人敢于对他的统治提出申诉，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会5 的商人关了一年，锁上镣铐，亲自审问。有的官员被他派往东西伯利亚边境，两三年不得回来。

人民长期忍耐着，最后，一个托博尔斯克小市民决定上告，向皇帝呈报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绕到恰克图，又从那儿随着茶叶商队穿越西伯利亚边境。他找到一个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呈上了状子，恳求他看一下。状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亚历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惊，把小市民叫来，与他谈了好久，深信他的告发件件属实，伤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回家吧，老弟，这案件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现在不能回家。请陛下最好把我关在牢里。陛下与我的谈话不可能保持秘密，我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佩斯捷利几乎经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也是住在罗马的。他靠他的在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靠瓜分赃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6 。国务会议利用亚历山大去维罗纳或亚琛7 的机会，聪明而公正地决定，由于密告涉及西伯利亚，应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处理，好在他在这儿。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8 和另外一两个人，反对这意见。案件送到了参政院。

参政院对高级官员的案子包庇纵容，从不秉公办理，它保护了佩斯捷利，却把托博尔斯克省民政长官特列斯金削职流放，剥夺了贵族称号。佩斯捷利只是罢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后，托博尔斯克来了个卡普采维奇9 ，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门下，生得瘦瘦的，脾气急躁，天生是个暴君，又在军队中干了一辈子，是一个办事卖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纳入军事体制，宣布这是他的最高职责，其余日常事务则交给手下一班强盗处理。1824年，皇上想访问托博尔斯克。彼尔姆省有一条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车马来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质本来就很结实。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内照样赶造了一条，通往托博尔斯克。当时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不堪，他却驱使数千民工修路；村庄不论远近，都得派工。结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贞之心胜过一切”，路还是修通了。

东西伯利亚当局更是荒谬绝伦，什么也不管。这地方实在太远，与彼得堡简直音信不通。在伊尔库茨克，布罗涅夫斯基总督每逢出外“散步”，总要鸣放礼炮，以壮观瞻。另一位总督穿了全套法衣，与大主教一起在家举行祈祷，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闹和后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锁消息和卡普采维奇的励精图治那么有害。

西伯利亚治理得如此糟糕，确实可惜。总督的人选特别令人遗憾。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10 怎样，他的聪明才干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称职。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窖，那里藏着不少黄金、皮毛和其他财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资料，没有沟通各地的道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的。

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赋予西伯利亚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们会看到，当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时，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

我早已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11 在这个未来中，西伯利亚这块处在太平洋、南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土地，它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当然，西伯利亚必须面向中国边境。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别廖佐夫和雅库茨克就不会真的感到寒风凛冽，冷得发抖了。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本身的特点，就具备了另一种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西伯利亚种族是体魄健康、身材魁梧、聪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没有封建贵族，在城市里也没有特权阶级。代表政权的文武官员，与其说像贵族，不如说像征服者派驻这儿的敌军警备部队。辽阔的区域拯救了农民，使他们不必经常与官吏接触；金钱拯救了商人，使他们可以藐视西伯利亚的官吏，表面上对他们百依百顺，实际上看透了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务的掌柜。

尚武精神对西伯利亚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习惯于危险，习惯于机动灵活，使西伯利亚农民比大俄罗斯人更具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机应变，更多反抗精神。由于教堂遥远，他们的头脑比在俄国更容易摆脱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数是分裂派教徒12 。有些偏僻的村庄，神父一年只去两三次，在那里成批地施洗礼，主持葬仪和婚礼，听取忏悔。

乌拉尔山脉这边，一切还比较平静，尽管这样，几年来我奔走在省长的办公厅和餐厅中，仍听到了不少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写，这是罄竹难书的。

一天，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与我谈天，谈到高兴处便说道：“哦，我的前任局长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当然，人人可以这么过活，但是你得天生有这能耐呵。这个人可算得出类拔萃，是我们中间的谢斯拉温和菲格纳13 。”这个瘸腿少校是因负伤升任警察局长的，他想起光荣的前任，连眼睛都发亮了。

“那时离城不远出现了一帮窃贼，他们不时作案，省里也收到了一两次报告，什么商人的货物被盗啦，什么包税商的钱给偷啦。省长急坏了，一连发了几道命令。可您知道，县里的警察都胆小如鼠，一个小偷他们会捉了送来，可这是一帮呢，而且大概还有武器。县里那些家伙什么也干不了。省长于是把市警察局长叫去，对他说：‘我知道，这不属于您的职责范围，但是您办事干练，我只得找您。’局长早已听到这案件，回答说：‘将军，我过一小时就出发。土匪一定藏在某处某处，我带一队人到某处某处抓他们，不消两三天，保证把他们锁上镣铐，关进省里的监狱。’好一位奥地利皇帝麾下的苏沃洛夫！14 真的，说到做到，他率领一队人，果然把窃贼抓获了，这些匪徒还没来得及把钱藏好，局长没收了一切，把他们押进了城。

“开始审问了。警察局长问：

“‘钱在哪儿？’

“‘我们已经给你啦，老爷，是交在你自己手里的呢，’两个土匪回答。

“‘给我了？’局长说，露出惊讶的样子。

“‘给你了！’土匪喊道，‘给你了。’

“‘瞧，好大的胆子，’警察局长对手下的警官说，气得脸色都白了。‘你们这些骗子，大概想让人相信，我是跟你们一起抢劫的呢。好吧，我要叫你们知道，侮辱我局长行不行；我是枪骑兵军官，我绝不让你们破坏我的名誉！’

“他用鞭子抽了他们一顿：‘快招认，招认就好，把钱藏在哪里了？’那两个家伙起先还顶得住，但听见他命令打两袋烟，为首那个土匪就吓坏了，大嚷道：

“‘我们该死，钱都花光啦。’

“‘早该讲老实话，’警察局长说，‘可你偏要胡说八道；老弟，哄我是不容易的。’

“‘真的，我们应该向您老学习，不是您向我们学。我们算得什么！’老滑头嘀嘀咕咕，吃惊地看看警察局长。

“要知道，他为这案子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呢。”

“对不起，”我说，打断了他对伟大的局长的歌颂，“两袋烟，这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我们警察的行话。您想，行刑时多无聊，于是就一边命令鞭打，一边吸烟斗；一般吸完一袋烟，刑罚也完了。可是遇到特殊情况，就得请客人多挨几鞭，吩咐打两袋烟了。警察干惯了，大致知道一袋烟该打几下。”

关于这个菲格纳和谢斯拉温，在维亚特卡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他干的事出神入化。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是御前侍从武官来了，还是大臣驾到，警察局长想露露脸，表示他没有白穿枪骑兵军装，骑马的本领也不比别人差，因此特地找当地一位富商马什科夫采夫，要向他借一匹宝贵的灰色马。马什科夫采夫不肯。

“好吧，”菲格纳说，“这点小事您不肯帮忙，可是您不借也得借，我好歹要把马牵走。”

“嘿，咱们等着瞧吧！”有钱的人说。

“嘿，您等着瞧吧。”拿剑的人说。

马什科夫采夫锁上马厩，派了两人看守。这一回警察局长可不能得手了。

但这天夜里，巧得很，包税商们的空仓库失火了，仓库就位在马什科夫采夫的住宅后面。警察局长带了警员大显身手，为了抢救马什科夫采夫的家，甚至拆掉了马厩的墙，把争论中的马牵出了马厩，既未灼伤鬣毛，也未烧坏尾巴。过了两小时，局长已神气活现骑在白牡马上，为救火的模范行为，去接受富商的嘉奖了。从此谁也不再怀疑，警察局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一天，省长雷赫列夫斯基开会回家，他的马车驶到半路，来了一辆小雪橇，那个车夫不小心，把雪橇撞到了两匹辕马和两匹前导马中间的挽索上。这引起了一场虚惊，但并没妨碍雷赫列夫斯基平安无事地回到府上。第二天，省长问警察局长，他知道不知道是谁家的车夫撞了他的挽索，应该教训一下这个车夫。

“大人，您放心，他不会再来撞你的挽索了，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警察局长笑笑说。

“他是谁家的？”

“库拉科夫参事家的，大人。”

这时那位老参事正好来见省长（我在维亚特卡期间，他仍一直是省政府的参事）。

“请您不要计较，”省长对他说，“我们训斥了您的车夫。”

参事感到奇怪，一点也不明白，疑惑地望着省长。

“昨天他把雪撬驶进了我的挽索中间。您明白，万一撞在我的车上……”

“可是，大人，昨天我和内人都没出门，车夫也一直待在家中。”

“这是怎么回事？”省长问了。

“哦，大人，我昨天太忙了，头脑昏昏沉沉的，把车夫的事给忘啦，真抱歉。我承认，我不敢向大人说明情由。现在我马上去处理这事。”

“得啦，您不愧是一个警察局长，没什么好说的！”雷赫列夫斯基答道。

讲过这个阴险毒辣的官员以后，我还得讲讲另一种相反的人物——一位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好商量的官员。

我的熟人中有一个体面的老人，原来是县长，已被最高检察院撤职，现在专给人写状子，包揽词讼，干着正好禁止他干的事。他在衙门里混了一辈子，跑过三个省，贪污盗窃，涂改文书，制造假证件，什么都干，还两度遭到过审问等等。这位县政府的老油子喜欢讲一些离奇的小故事，都是他本人和同事们的亲身经历；对新一代官员的退化，他公开表示不满。

“这些人是浪荡子，”他说，“当然，他们也得捞钱，不然没法过活，可是既不懂窍门，又不通法律，什么也不会。我讲一个朋友给您听听，这才是好样的。这人干了二十来年法官，去年才死，他那头脑哟！农夫没一个讲他坏话，他却留下了一份家私。他的手段与众不同。比方说，有个农民来找他求情，法官马上把他请进屋子，态度那么亲热，笑容可掬的。

“‘怎么样，老大爷，你的名字，还有你爸爸的名字叫什么？’

“农民低头哈腰答道：

“‘大人，我叫叶尔莫莱，我父亲名叫格里戈里。’

“‘哦，你好，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啊？’

“‘咱是杜比洛夫村人。’

“‘这地方我知道。你们的磨坊好像就在路右边——大路右边。’

“‘不错，老爷，磨坊是咱们村社的。’

“‘你们的村子挺富裕呢，土地肥沃，是黑土。’

“‘老天爷照顾，咱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老爷。’

“‘这是应该的。那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家里人多不多啊？’

“‘三个儿子，还有两个闺女，大女儿招了个小伙子进门，快四五年啦。’

“‘这么说，已经抱孙儿啦？’

“‘对，抱孙儿啦，这算不得什么，老爷。’

“‘恭喜你！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嗨，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远道而来，咱们先干一杯白桦酒再说。’

“农夫执意不肯。法官给他筛酒，一边说：

“‘得啦，得啦，老弟，今天不是天父禁酒的日子。’

“‘不是禁酒的日子，可是酒会引起一切灾难呢。’于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一边鞠躬道谢，一边喝下了白桦酒。

“‘格里戈里伊奇，你这么一家子人，日子不好过吧？大家要吃要穿，靠一匹瘦马，一头乳牛，对付不了，牛奶也不够呢。’

“‘说的是，老爷，一匹马哪成啊；我有三匹马呢，本来还有一匹黄褐色黑鬃马，在彼得节前几天给毒眼15 一看就死啦——咱们的木匠多罗费，真糟糕，他恨别人的财产，可他生着一只毒眼，谁碰上他都会倒霉。’

“‘是的，是的，有这种人。那么，你家的牧场不小吧，有没有养羊呢？’

“‘不多，养了几头。’

“‘哎哟，我跟你谈得忘了正事。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这是给皇上办事呢，我该上法院啦。你有什么贵干啊？’

“‘是的，大人，有点事。’

“‘什么事呢？跟人吵架啦？老大爷，快说吧，说吧，我得走啦。’

“‘唉，老爷，我这把年纪还要遭殃……事情是这样的，圣母升天节那天，我在酒店喝酒，跟邻村一个农夫吵了起来，这不要脸的，偷砍咱们的树林呢。他讲啊讲的，举起手朝我胸口就是一拳。我对他说：你别在咱们村子里撒野，也给了他一拳；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可我醉啦，或者是什么鬼作怪，没提防一拳正打在他眼睛上，唉，把他的眼睛给打坏啦。现在他带了神父老爷上警察所告我，说要依法惩办我呢。’

“他讲的时候，法官简直跟你们彼得堡的戏子一样，神色越来越严肃，眼睛也变得这么可怕，一句话不讲。

“农夫看了，急得脸都白了，把帽子放在脚边，掏出毛巾直擦汗。法官还是不吭声，只顾一页页翻书。

“‘老爷，就为这事，我才来找您呢，’农夫最后说，声音也变了。

“‘对这种事我能做什么呢？这样的案情！为什么你偏要打他的眼睛啊？’

“‘是啊，老爷，为什么呢……大概鬼把我迷住啦。’

“‘可怜，太可怜了！就为这件事，你会弄得家破人亡！唉，你那一家人没了你，咋办啊？都是年轻人，还有孙儿——还吃奶呢，还有你的老婆子，真怪可怜的。’

“农夫的腿开始哆嗦了。

“‘怎么办呢，仁慈的老爷，我这会给判什么罪呀？’

“‘瞧这儿，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你自己念吧……啊，你不识字？嗯，你瞧，“关于残害肢体”这条款……“应处以笞刑，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定居。”’

“‘老天爷啊，别毁灭一个人吧！别害死基督徒吧！真的非这么办不可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可以反对的吗？当然啦，事在人为。我们可以不打你三十下，只打五下。’

“‘但是还得流放西伯利亚？……’

“‘老弟，这可由不得我们做主啊。’

“农夫从胸口掏出一个小钱袋，从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又从钱包里拿出两三个小金币，一边低低鞠躬，一边把金币放在桌上。

“‘你这是做什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

“‘救救我吧，老爷。’

“‘得啦，得啦，你这是做什么？说来惭愧，我有时也收一些谢金；我的薪俸不多，不得不拿一些。但是收人钱财，总要替人消灾呀。现在叫我怎么帮忙呢？要是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那还好办，可你偏偏打了眼睛！还是请你把钱收回吧。’

“农夫束手无策了。

“‘除非这么办，我先跟同事们商量商量，再跟省里打个招呼，怎么样？这事闹到高等法院就糟了，不过那儿我也有朋友，他们神通可大呢；可是这些人跟咱们不同，三四个金币办不了事。’

“农夫放心一些了。

“‘你不必给我什么，真的，我是可怜你一家人。不过我那些同事，你至少得给他们两张灰票子16 才成。’

“‘哎哟，老天爷在上，叫我上哪里弄这么一大笔钱啊，四百卢布呢，这年头怎么行呀？’

“‘我也是这么想呢，这确实有些困难。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就说你有悔改表现，而且考虑到你喝醉了酒……再说，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过活。至于你得走多远，只有天晓得……当然，如果卖掉两匹马，加上一头牛，再加上几只羊，可能也够了。然而你们当农民的，今后再要积攒这么多钱，可就难啦！不过从另一方面再想想，马留着，你却跑到鬼都看不见的地方去了。格里戈里伊奇，你考虑吧，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等到明天，现在我得走了，’法官最后说，把刚才谢绝的几枚小金币顺手揣进了口袋，一边道：‘这完全是多余的，不过不能辜负你的一片好心，我谢领了。’

“第二天早上，瞧，老吝啬鬼带了各种十字钞票17 ，还有一些旧卢布票，一共三百五十卢布现钞，来找法官了。

“法官答应替他从中调停；农夫给审问了一次，两次，吓得屁滚尿流，最后给从轻发落，或者无罪开释，只是照例训斥几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得小心行事，或者在卷宗里写上一笔：‘留待继续侦查’，便不了了之。农夫却感恩不尽，终生为法官祈祷。

“从前就是这么干的，干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罢了官的县长最后说。

……一般说来，维亚特卡的农民不完全是逆来顺受的，因此官员们认为他们喜欢告状，不守本分。对县政府说来，真正的金库是沃恰克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这些民族可怜，胆小，没有能力。凡是派到这些芬兰族地区当县长的，都得给省长孝敬双倍的谢礼。

警察和官员对这些可怜的百姓真是为所欲为，叫人难以相信。

哪怕一个土地丈量员出差办事，经过沃恰克人的村庄，也要停留一下，从车上拿下测量仪器，插上木杆，拉开测链量地。过了个把钟头，村里就乱开了。“量土地来了，量土地来了！”农民喊着，那神气就像1812年喊“法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村长赶忙前来请安。那家伙还是量着，写着。村长要求他别量了，别欺侮他们。土地丈量员便向他索取二十或三十卢布。沃恰克人高高兴兴凑齐了钱，丈量员于是到下一个沃恰克村去了。

有时县长带了警察所长出外，发现了一具死尸，就把它搬上马车，利用天冷，在沃恰克人的各个村庄转游了两个礼拜。每到一处，总说这是刚发现的，立刻在村里开庭审问。沃恰克人只得出钱了结这事。

我到这儿前几年，有个县长捞钱捞得忘了分寸，把尸体载到了俄国居民的大村庄里。记得他是索贿二百卢布，村长召集居民商量，居民只肯出一百卢布。县长不让步。居民们恼火了，把他与两个文书锁在乡公所内。现在轮到他们威胁他了，对他说要烧死他。县长不相信；农民在屋子周围堆了干草，把一百卢布钞票扎在木杆上，从窗口递给他，算是最后通牒。县长不愧是个英雄，仍坚持二百卢布。于是农民从四周点起了火，地方当局的三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18 也终于葬身火窟。这案子后来闹到了最高法院。

沃恰克人的村子一般比俄国人的村子穷得多。

“朋友，你生活得很不好啊。”我在沃恰克人的小屋子里等马时，对这家主人说。这屋子歪歪斜斜的，又没烟囱，屋里黑咕隆咚，窗开在背后，是对着院子的。

“老爷，有什么法子，我们太穷，钱要留着应付困难日子呢。”

“得啦，还有比这更困难的日子不成，老大爷。”我对他说道，给他斟了一杯罗姆酒。“喝吧，解解闷。”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着酒杯，又怀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紧，喝吧。”

“请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从省里来办事吗？”

“不，”我回答，“我是路过这儿，是上维亚特卡的。”

他一听，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后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困难日子，那是指县长和神父来的时候。”

关于后者，我想讲几句话。我们的神父已一天天变得像教会的警察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学会了拜占庭唯命是从的作风，我们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经受洗，另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领了洗礼，还有一部分仍是异教徒。在伊丽莎白时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两三年，县长或警察所长总要带了神父，到各乡视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谁斋戒祈祷，谁不，为什么不。他们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县长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证明沃恰克人没有放弃从前的异教仪式。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搜刮大量罚金，制造“困难日子”，然后一走了事，让这里一切照旧，以便过一两年带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重演故伎。

1835年，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必须使维亚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车累米西族异教徒改造为东正教徒。

这个改革是俄国政府推行的一切伟大德政的典范，它粉饰门面，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总结，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吃尽苦头。

总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干练的神父去做传教士，他名叫库尔巴诺夫斯基。这人患了俄罗斯病——虚荣症，一下去就雷厉风行，决心不顾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给车累米西人。起先他试图传道，但不久就厌烦了。事实上，靠这种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车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来了。这些教士粗野、狂热、机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道：

“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也有矮小的香桧。上帝同样允许它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桧变成松柏。我们应该也像一片树林，彼此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桧。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20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跟这些人没法商量，他也当不成基里尔和梅福季21 的角色，于是去找县长。县长高兴极啦，他早想向教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长带了一队警察，以上帝的名义包围了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庄领了洗礼。圣徒库尔巴诺夫斯基做完感恩祷告，便去恭恭敬敬地领取大司祭的法冠了。鞑靼圣徒也因推广基督教有功，由政府授予了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

不幸这位鞑靼传教士与马尔梅日地区的毛拉22 不和。毛拉对一个信仰《可兰经》的穆斯林这么卖力宣扬福音书，大为不满。在伊斯兰斋月，县长把十字勋章挂在纽扣上，大摇大摆地走进清真寺，当然，站在大家前面。毛拉刚开始用鼻音读《可兰经》，突然停了，说他不能继续念经，因为有一个穆斯林戴着基督教勋章走进了清真寺。

鞑靼人闹了起来，县长混在人群中溜走了，或者取下了勋章。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过车累米西人改信正教的这一光辉事迹。文章表扬了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的热诚合作，可惜忘了加上一句，说明他愈是坚信伊斯兰教，他对教会的忠诚愈显得大公无私。

在我的维亚特卡生活结束之前，国有财产管理总署的贪污盗窃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因此对它成立了清查委员会，并派人到各省进行检查。对国家农民23 的新管理办法，便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省长科尔尼洛夫24 必须指派两名官员参加检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检查组里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悲惨，有的可笑，有的卑鄙。有些案件的标题就使我惊讶不已：

“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去向及该屋地基图已被老鼠咬毁案”。

“关于22笔国家免役金下落不明案”。这相当于十五俄里土地。

“关于一名农家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案”。

最后这个案子特别有意思，我马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男孩瓦西里的父亲，在呈交省长的状子中说，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想给她取名瓦西里萨25 ，但是神父“喝醉了”，给这个女孩施洗礼时，把她叫做瓦西里，并写进了出生登记册。这个情况起先显然没有引起农民的注意，但是当他明白，征兵和人头税26 马上要轮到他的家庭，他只得为这个“人头”向警察所提出说明。警察认为这事相当复杂，为了免得麻烦，便说这事已相隔十五年，时间太久，无法受理。农民去找省长。省长决定进行庄严的检验，派医师和产婆查证……同时发函与宗教事务所联系，但那个喝醉了酒、贞洁得连性别也分不清的神父已经死了，只得由继任的另一个神父到场。这样，案件拖了几年，说不定至今还有人怀疑这个女孩是男性呢。

不要以为，这荒谬的推论是我当笑话讲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国专制体制的精神。

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有个近卫军军官进了医院，团长在这个月的汇报中却把这个军官报了死亡。不幸的是军官没有死，恢复了健康。团长要求他先回自己的庄园住一两年，希望找机会订正事实。军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官的继承人从公报中看到亲属死亡，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还活着，眼睁睁遭受损失，坚决要求接管财产。活着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报中，而是死在饥饿中，于是到彼得堡向保罗提出申诉。保罗亲手在他的状子上批道：“鉴于该军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诉碍难受理。”

这比我们的瓦西里萨-瓦西里一案更妙。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实算得什么？保罗不愧是诗人和独裁制度的辩证学家！

这片官场的沼泽不论怎样肮脏，怎样遍地泥泞，我还要讲几句话。对于无声无息地死于忧患的受难者，这些揭发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补偿。

政府喜欢把无主空地赐给达官贵人。这并无大害，虽然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这些土地，更加恰当。赐予土地的范围规定得相当详细：不准侵占航道两侧、建筑木材林、河流两岸，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兼并农民业已开垦的土地，尽管农民对这些土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别无其他权利可言……27

这一切当然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把土地划归私人占有，已成为盗窃国家财富和迫害农民的万恶根源。

获得了租赁权的达官贵人，通常把自己的权利出售给商人，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省政当局，违反规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奥尔洛夫伯爵领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萨拉托夫省的一条大路和一片饲养牲畜的牧场。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县达罗夫乡的农民突然发现，从打谷场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划归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这些商人是从坎克林伯爵28 的一个亲戚那里买到租赁权的。商人们规定了土地的租金。从此开始了诉讼。税务局已被商人收买，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亲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农民不肯罢休，推派了两名能说会道的代表进京告状。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发现农民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办，便向坎克林请示。坎克林直截了当承认土地划分错了，但认为已无法归还原主，因为从那时以后，这片土地可能已经转卖，它的所有人对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种改进。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国家土地，他愿意用另一边同等数量的土地赔偿农民。这么办皆大欢喜，只有农民不满意。首先，开垦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边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耕种的沼泽地。达罗夫乡的农民主要从事谷物耕种，不是靠打野鸡山鹬过活的，因此他们重新上诉。

这时税务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与旧案子分开，单独处理，找出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数量。这样，它们下令除沼泽以外，再划出半个沼泽给达罗夫农民。

农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还没审理，土地丈量局已送来了新土地的平面图，图样照例是彩色精装的，用星号标明风向，还附有各种斜方形符号的相应说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亩应付款若干。农民们发现，不仅不给土地，还向他们趁机勒索，便干脆拒绝付钱。

县长报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带了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平息了事端，还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审问。一星期中，警察局长喊哑了嗓门。几个农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两年后，皇太子路过达罗夫乡，农民们向他递了诉状。他下令调查案件。我为此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次审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流放者赦回了，至于土地是否物归原主，则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著名的马铃薯暴动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带给流浪的吉卜赛民族。

俄国农民不愿种马铃薯，这和从前全欧洲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诉他们，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长力气，也不能增强体质。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许多国有村庄，在马铃薯恐怖发生前很久，已开始种“地苹果”了。但是俄国政府历来反对“自发倾向”，一切必须服从它的指挥棒，按照军法精神统一行动。

喀山省和一部分维亚特卡省的农民种了马铃薯。马铃薯收成时，部里忽发奇想，要在各乡建立中心地窖。地窖计划制订了，命令下达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时节，农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马铃薯运进中心地窖。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强迫他们种冻坏的马铃薯时，他们拒绝了。的确，驱使人们去干显然毫无意义的蠢事，这是对劳动最粗暴的侮辱。这种反对便被说成暴动向上呈报了。基谢廖夫大臣29 从彼得堡派了一个官员来，这人聪明能干，在第一个乡里向每人收一卢布，准许他们不种冻坏的马铃薯。

到了第二个、第三个乡，他仍照此办理；但到了第四个乡，乡长坚决拒绝了，他既不种马铃薯，也不给钱。他对官员说：“你宽恕了某某乡某某乡，很明显，也应该宽恕我们。”官员想靠恐吓和鞭打解决问题，结果农民拿起棍棒，把一队警察赶跑了。总督派出了哥萨克。可是附近几个乡支援他们。

最后当局动用了枪炮，可见事态的严重。农民离开家，分散到森林中。哥萨克把他们像野兽般赶出丛林，捉住后戴上镣铐，送到了科兹莫杰米扬斯克的军法处。

事有凑巧，军法处内部警备队的老少校是个忠厚正直的人。他好心地说，一切都是彼得堡来的官员造成的。结果他遭到围攻，大家骂他，不许他讲话，恐吓他，甚至羞辱他，说他企图“陷害无辜的人”。

审讯按照俄国惯用的程序进行：农民在审问时被鞭打，在判刑时被鞭打，在示众时被鞭打，在勒索钱财时被鞭打，打完之后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亚。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讯期间基谢廖夫赴各地视察，曾路过科兹莫杰米扬斯克。他应该可以到军法处走一趟，或者召见一下少校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

……著名的杜尔古30 看到法国人讨厌马铃薯，就把它发给包税商、供应商和他管辖的其他人，严禁命令农民种植。同时秘密通知他们，农民来偷马铃薯种子，不要拦阻。过了几年，法国一些地区就种满马铃薯了。

从一切考虑，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不是比用枪弹好吗？

1836年，一群吉卜赛人来到维亚特卡，在田野上扎营居住。这些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过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带着不朽的熊学究和一字不识的孩子，带着医马术和星相占卜，干着小偷小摸的勾当，走南闯北，最远达到托博尔斯克和伊尔比特。他们逍遥自在地唱着歌，偷着鸡，可就在这时省长突然奉到皇上命令：凡无身份证之吉卜赛人（从来没有一个吉卜赛人有过身份证，这是尼古拉和他的大臣们都很清楚的），限于某月某日前，在公文到达时之屯居地，就近向当地城乡政府办理登记。

限期届满后，又来了一道命令：全部适龄壮丁应即征召入伍，其余人员，除男性儿童另行安置外，一律送往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这道发疯的命令，使人想起《圣经》上关于整个种族遭到杀戮和惩罚，全部男丁惨遭屠杀的记载31 ；连秋法耶夫本人看到这公文也觉得有些棘手。他一边向吉卜赛人宣读这荒谬的命令，一边复文彼得堡，表示无法执行。为了登记，需要钱，需要得到当地居民同意，而当地居民不会轻易接受吉卜赛人落户，何况吉卜赛人是否肯在当地长期定居，也还不得而知。考虑到这一切，秋法耶夫要求部里给予宽容，延期登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功绩。

大臣指示，期满之后，尼布甲尼撒32 的命令应即执行。秋法耶夫不得已，派出一队兵包围了吉卜赛人；包围之后，警察局长率领一个警备营到达了那里。这以后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妇女披头散发，号啕大哭，发疯似的奔来奔去，倒在警察的脚边，白发老妪拉住儿子不放。但是秩序胜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长夺走了孩子，带走了壮丁，其余的人被押送到各地定居。

然而孩子夺来以后产生了一个问题：把他们安置在哪里？靠什么钱养活他们？

从前各省的社会救济署下面设有孤儿院，不必国库花一文钱。但是尼古拉的普鲁士贞洁观念认为它们对道德有害，撤销了这些机构。秋法耶夫只得自己垫钱，同时向部里请求拨款。部里办事一向虎头蛇尾，下令在未有处置办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养老院，由老头子和老太婆抚养。

让小孩与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强使他们呼吸死亡的气息，并委托需要安宁的老人免费照料孩子……

诗人的天才！

为了不致间断，我把一年半以后的一件事放在这里一起叙述。它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领地上，那儿有个村长，是个聪明的农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运输生意，自己有几辆三驾马车，在那个实行代役租的小村子里已干了二十来年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邻村农民托他送一个新兵；他自以为老于此道，带着绳捆索绑的未来的祖国保卫者，满有把握地驱车进城了。

“老爷，事在人为呢。”他曾对我说，用手指捋着已有几茎银丝的淡黄大胡须。“前年我们要送一个小伙子去当兵，可这人生得这么瘦小、虚弱，大伙担心他不合格。嗯，我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车轮不上油是转不动的，你们说说能出几个钱吧。’大伙合计了一会儿，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到了省里，在税务局讲了几句话，便直接去找主任，这是个聪明人，我早认识了，老爷。他吩咐我进书房见他，原来他脚痛，躺在沙发上。我把一切都给他讲了，他笑笑回答道：‘行，行，你讲吧，这东西带了多少来？你是个守财奴，我知道。’我掏出十个金币，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他把钱拿在手里，掂了几掂，说道：‘可你知道，要钱的不是我一个啊，你还带着多少呢？’我回答他，十来个金币还办得到。他说：‘你看，这派得了什么用场啊？你自己算吧：医生两个，新兵验收员两个，文书，嗯，还有其他各种费用，反正至少还得三个。这么办吧，你把剩下的十个统统给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么你给他了？”

“当然给啦。就这样，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顺利。”

村长在这种扣除尾数的办法的熏陶下，习惯了这样的经济手腕，大概还拿惯了那五个金币（这些金币的命运，他没有提），因此对成功是充满信心的。他没有料到，在贿赂和接受贿赂的那只手之间，也会发生许多不幸。这时派到弗拉基米尔主持征兵事务的是侍从武官埃森伯爵。村长掏出一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可惜我们的伯爵像《努林》33 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中长大的，那里培养的是对俄罗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诚。埃森勃然大怒，大声呵斥，最糟的是还打了铃，文书跑进屋子，宪兵也来了。村长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穿制服而不要贿赂的人，以致吓得手足无措，没有抵赖，也没有发誓要请上帝做证，证明他从未行过贿，如果他有这念头，就让他的眼睛瞎掉，从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绵羊一般听凭摆布，给送进警察局，大概心里还在后悔，给将军的钱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纯洁而满足，也未因倒霉的农民饱受惊吓便善罢甘休，看来他是真的想在俄国根绝贿赂，惩办罪行，树立兴利除弊的榜样，因此为村长的险恶用心，给警察局，给省长，给征兵机关，都发了公函。农民给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我们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贿的农民（即使他是个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须同样办罪，因此案件变得很棘手，必须多方设法才能营救村长。

我赶去找省长，他拒绝过问这事。刑庭庭长和参议们怕侍从武官干预，直摇脑袋。倒是侍从武官本人首先变愤怒为亲热，说他“决不想难为村长，只是教训教训他，审问一下，然后释放 ”。我把这话转告警察局长，他对我说：“坏就坏在这里，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应该简简单单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会抽他一顿背脊，叫他今后没有问清路切莫往前闯，然后放他滚蛋，这样大家都省事；可现在，只得让法院去磨洋工了。”

这两种见解，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关于法律的观念，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正好落在祖国法学的这两大极端中间，那里是最深的深渊，即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法庭拟定了判决书，要把村长先行鞭打，然后遣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他的儿子，他全家人，纷纷找我搭救他们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我重又找庭长和参议，向他们证明，他们对村长这么严厉，结果只会害了自己；何况他们都很清楚，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最后还说，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来自上头，一切赏赐都来自天父”34 ，那么他们也会两袖清风，没有饭吃。我这么说情疏通，还打发村长的儿子去苦苦哀求，总算达到了一半目的。村长被判在狱中鞭打几下，仍留原地居住，但严禁再为其他农民出头办事。

我看到省长和检察官同意了这判决，才高兴地松了口气，前往警察局，要求他们鞭打时手下留情；警察一半因为我亲自向他们求情，一半也因为可怜这个为司空见惯的小事吃尽苦头的倒霉鬼，而且知道他是有钱的农民，这才答应我只走走过场。

过了几天，一天早晨，村长回来了，他比以前瘦了，头发也更白了。我发觉他虽然很高兴，还是心事重重似的。

“你还愁什么啊？”我问他。

“不如一下子干完的好。”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是说，不知道他们多咱才给我行刑啊？”

“他们没有鞭打你？”

“没有。”

“那怎么放你出狱啦？你现在不是回家吗？”

“回家是回家，可心里总放不下鞭打的事，秘书是这么念的呢。”

我确实也给弄糊涂了，最后问他，有没有发给他什么证件？他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判决书，最后是这么写的：根据刑事法庭判决，在监狱牢房内鞭打之后，“发给本证明，并予释放出狱”。

我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你已经给打过啦！”

“没有，老爷，没有。”

“哦，如果你不满意，不妨回去，要求他们补打一顿，也许警察会体谅你的苦衷呢。”

看到我发笑，老头儿也笑了，怀疑地摇摇头，说道：

“想不到有这么奇怪的事！”

“真是不成体统。”许多人会这么说，但是请他们想一想，要不是这么不成体统，在俄国还能生活下去吗？

1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平民出身的政治家，曾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大臣。斯佩兰斯基主张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因而失宠，被流放。获赦后于1819至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

2  韦利亚米诺夫（1771—1837），俄国军人，1827至1833年任西西伯利亚省长。

3  谢尼亚温（1801—1851），1840至1845年间的莫斯科省长。

4  这些办法都是15至17世纪俄国宗法社会的制度。赫尔岑曾主张以俄国宗法社会的所谓村社为基础，建立俄国的社会主义。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起义失败后，赫尔岑的这种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但为时不久。

5  彼得大帝改革市政，把商人分为两等，属于一等行会的是大商人和医师等，二等行会中是小商人和工艺师等。

6  这使罗斯托普钦伯爵有理由挖苦佩斯捷利。他们两人在皇帝处用膳。皇上站在窗边问：“那儿教堂顶上……十字架上面黑黑的是什么？”罗斯托普钦答道：“我看不清楚，这得问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眼睛明察秋毫，能从这里看到西伯利亚发生的一切呢。”——作者注

7  维罗纳在意大利，亚琛在德国。1815年，俄、普、奥三国结成“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沙皇亚历山大曾去这两地参加“神圣同盟”的会议。

8  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沙皇的官员，经济学家。

9  俄国将军，1822至1828年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10  穆拉维约夫（1809—1881），俄国将军，1847至1861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11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纽约的报刊曾多次提到这句话。——作者注

12  17世纪中叶，俄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按希腊教会统一宗教仪式，这遭到一部分坚决保卫“旧信仰”的神父及教徒的反对。这些人即被称为“分裂派教徒”。

13  谢斯拉温（1780—1858）和菲格纳（1787—1813）都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军官，游击战的组织者。

14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1768—1835）于1799年与俄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没有执行弗兰茨的战略，因而在意大利连连获胜，但弗兰茨本人的军队却屡战屡败。

15  西方流传极广的迷信观念，认为有的人生有“毒眼”，遇到它，人畜都得遭殃。

16  二百卢布的纸币。

17  彼得大帝时期发行的纸币，印有十字花纹。

18  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据说，在伊斯特拉坎国王波塞纳围攻罗马时，穆西乌斯·斯凯沃拉因行刺波塞纳失败被捕，在审问时，他为了证明自己英勇不屈，把手伸进祭台圣火中，眼看烈焰把手烧焦，仍不缩回。波塞纳被他的勇气打动，释放了他。

19  他们的一切祈祷都归结为一些物质上的要求：种族连绵不绝，五谷丰登，牲口无病无灾等，此外别无其他。“优马拉神啊，让一头羊生下两头，一粒谷长出五粒，让我的孩子生下孩子。”这种对尘世生活和最低生活资料的忧虑，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不幸的被压迫生活留下的印记。魔鬼在他们那里与上帝同样受尊敬。我在一个村里看到一次大火，那儿的居民是混杂的，有俄罗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罗斯人忙着搬东西，叫喊，有一个酒店老板尤其突出。火不可能扑灭，但是在开始时抢救一些财物是很容易的。沃恰克人却聚集在一个小山岗上，号啕大哭，什么也不干。——作者注

20  类似的答复（如果库尔巴诺夫斯基没有凭空编造），德国农民在被迫改信天主教时也说过。——作者注

21  基里尔（827—869）和梅福季（约815—885）是弟兄，都是斯拉夫人中最早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22  对伊斯兰教学者和宗教职业者的尊称，与阿訇差不多。

23  从彼得大帝时起，俄国农民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地主贵族私人所有的农奴，另一类是居住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称为国家农民。当时西伯利亚的农民大多是国家农民。新管理法主要是加强了对这些农民的管理工作。

24  从1837年8月起接替秋法耶夫的新省长。

25  瓦西里是男人的名字，瓦西里萨才是女人的名字。

26  人头税是彼得大帝时开始的，规定只向成年男子征收。

27  在维亚特卡省，农民特别喜欢迁移。在树林中，经常会突然发现三四块新垦地。大片的土地和森林（其中的树木一半已被砍伐）吸引了农民，他们便把这些抛弃不用的“无主物”收归己有。财政部几次被迫批准这些土地归占有者所有。——作者注

28  俄国大官僚，1823至1844年任俄国财政大臣。

29  基谢廖夫（1788—1872），俄国大官僚，当时任国家产业部大臣。

30  杜尔古（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时期曾任财政大臣，进行各种改革，后因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31  指古代各民族的互相残杀，这些残杀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在《圣经》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中均有所记载。

32  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630—前562），古代新巴比伦王国国王，曾攻占耶路撒冷，消灭犹太王国，因此在《圣经》中被描写为一个残暴专制的君主。

33  指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

34  《圣经》中的话，见《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在这些畸形的和猥琐的、卑鄙的和丑恶的人物和场面、事件与标题之间，在这些森严的衙门和官僚的天地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忧郁而高尚的形象，这人是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下毁灭的。

沙皇的魔掌不仅把天才的作品掐死在摇篮中，不仅葬送了艺术家的创作才华，把他送进法律的罗网和警察的陷阱，而且企图在剥夺最后一块面包的同时，污蔑他清白的声誉，加上贪污盗窃的罪名。

摧残和侮辱了亚·拉·维特贝格之后，尼古拉又把他流放到了维亚特卡。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两年半中，我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看到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这个刚强的人怎样消沉下去，成为衙门和兵营的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这个专制统治麻木不仁，是用招兵的尺码和公文的标准衡量世上的一切的。

不能说他毫不反抗，坐以待毙，他倔强地挣扎了整整十年；流放出来时，他还抱着战胜敌人的希望，想证明自己无罪，总之，那时他还准备战斗，他有他的计划和意图。但是在这里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也许，他对这个发现本可处之泰然，但是他的身边站着妻子儿女，而前途只是遥遥无期的流放，贫困和饥馑，于是维特贝格的头发一天天迅速变白了，人也一天天迅速衰老了。两年后，我离开维亚特卡与他分手时，他至少老了十年。

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漫长的苦难史。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自己对拿破仑的胜利，荣誉成了他的负担，他公开把它归功于上帝的恩赐。神秘主义和阴暗心理从来就是他的主要倾向——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1 。在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这种倾向在他身上更是加强了。

当“最后一名敌兵走出国界”时，亚历山大颁布诏书，许愿要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建造一座大神庙。

全国各地都在征求图样，规定了大笔赏金。

维特贝格当时是青年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得了绘画科的金质奖章。他的祖先是瑞典人，但他出生在俄国，起先在采矿武备学校读书。他热情洋溢，性情古怪，倾向神秘主义。读了诏书和征求图样的公告之后，他丢下一切事务，日日夜夜在彼得堡街头踯躅，一个思想折磨着他，它比他更强大，不让他安静；于是他关上门，坐在房间里，拿起铅笔伏案工作了。

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构思告诉任何人。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到了莫斯科，专门考察这个城市和周围的地形，然后又继续工作，几个月中没人看到他，他也没向人透露自己的图样。

征稿评比的时间到了。图样很多，还有从意大利和德国送来的，我们的院士们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也与其他人一起呈上了图纸。过了几个礼拜，皇帝才开始审阅图样。这是沙漠中的四十天，考验、疑虑和焦急等待的日子。

维特贝格那充满宗教诗意的宏伟设计，震惊了亚历山大。他站在它面前，第一次开口询问设计图的作者。拆开密封的纸条，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美术学院学生的姓名。

亚历山大想见见维特贝格。他与美术家作了长谈。他那朝气蓬勃、天才横溢的议论，那充满在心头的真实灵感，那信念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在都打中了皇帝的心。“你是在用石头讲话。”他说，重又端详图样。

当天图样就得到了批准，维特贝格被任命为神庙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没有想到，他给艺术家戴上的不仅是一顶桂冠，也是一顶荆冠。

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术那么接近神秘主义；它是抽象的，像几何图形，又是无声的音乐，恬淡冷静，以各种象征、形象和暗示为生命。简单的线条，它们的和谐组合，节奏，数量的对比，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感觉。房屋或庙宇与塑像或绘画，诗或交响乐不同，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建筑物需要有居住者，它是规划、清理出来的场所，一个环境，像乌龟的背甲，软体动物的贝壳，它的任务正是在于为精神、目的、居住者服务，正如甲壳之于乌龟相同。神庙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屋基和房顶，必须反映它所供奉的神，正如颅骨上必然反映出大脑的曲折沟纹。

埃及人的寺庙是他们的经书。方尖碑是大路上的布道坛。

所罗门2 的神殿是一部石造的《圣经》，正如圣彼得大教堂3 是背离天主教的建筑标记，尘世生活的起点，人类还俗的开始。

寺庙建筑本身始终伴随着神秘的仪式、各种寓意和奥妙莫测的奉献精神。因此中世纪的建筑业者自封为某种特殊的圣徒，所罗门神殿建造者的继承人；他们组成了石工的秘密社团，后来它便发展成共济会。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质。基督教信仰与哲学怀疑精神，哥特式箭头形花纹与希腊式三角楣饰，宗教的圣像与世俗的美，展开了斗争。正因为这样，圣彼得大教堂才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它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基督教冲向尘世的要求，教堂带上了异教色彩；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4 壁上画的耶稣基督是虎背熊腰的大力士，年轻力壮的赫拉克勒斯5 。

圣彼得大教堂之后，教堂建筑术完全没落了，最后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古希腊的圆柱式建筑或者圣彼得大教堂。

巴黎也有一座万神殿，它名叫圣马德莱娜教堂6 。另一座便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客观情势，便很难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切新建的教堂都显得不自然，虚伪，缺乏时代精神。尼古拉和托恩7 造的印度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像一只五头调料盂，只是用圆球结顶代替了瓶塞；英国人用来装饰自己的城市的那些教堂，那种棱角鲜明的哥特式建筑，只能侮辱艺术家的眼睛。

然而维特贝格设计图样时的客观情势，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情，都是异乎寻常的。

1812年的战争猛烈地冲击了俄国人的头脑，直到莫斯科收复以后很久，震动的思想和激怒的情绪还不能平静。俄国境外的变化，攻占巴黎，百日政变8 ，期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的放逐海外，为战死的亲属服丧，为生者担忧，回国的军队，重返家园的士兵——这一切哪怕对最粗鲁的个性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想象一下吧，这个青年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具有天赋创造力、同时又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美术家，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在皇上的号召和自己的天才的激励下，会怎样呢？

莫斯科附近，在莫扎伊斯克大道和卡卢加大道之间，有一块不大的高地，它可以俯瞰全市，这就是麻雀山，我在青年时代初期的回忆中，已提到过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铺展在它的山麓下，从山顶眺望，是莫斯科最优美的风景之一。伊凡雷帝曾站在这里啼哭，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荡子，他望着他的首都怎样在他脚下燃烧；西尔韦斯特尔神父9 来到他的面前，用严峻的语言把这位天才的恶魔改造了二十年。

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在山下迂回时，遭到了惨败，他的溃退便是从麻雀山麓开始的。

这是敌人到达的最远点，要建造纪念1812年的神庙，难道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吗？

但是这还太小，必须把整座山变成神庙的底层，环绕着通向河道的平野修建柱廊，然后在这三面由大自然环抱的地基上，建造第二层和第三层神庙，使三者结合成惊人的统一体。

维特贝格的神庙正如基督教的主要教理，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神庙的底层是从山中凿出的，采取平行四边形，形状像棺材，这是身体；它的前面是雄伟的正门，几乎全由埃及式圆柱支撑；它隐没在山中，隐没在未经人工雕琢的粗野的自然景物中。神殿是用高大的埃特鲁利亚10 枝形烛台照明的，日光只能从第二层神庙穿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隐隐射进这里。这座地下圣堂将供奉1812年殉难的全体英雄，战死者在这里受到永恒的悼念，周围的墙壁上要刻满从统帅到士兵的所有姓名。

在这棺木和墓园上面，是形状像四臂等长的希腊式十字架的建筑，它构成神庙的第二层，是伸开双臂，迎接生活、苦难和辛劳的象征。通向它的柱廊饰有《旧约》人物的雕像，入口处站着先知们，他们在殿门外向人指点着一条他们未能行走的道路。这一层内部画着全部《福音书》的故事和使徒们的事迹。

它上面是第三层神庙的圆形建筑，这构成整个神庙的顶点和终结。这一层光线充足，是神庙的灵魂，肃穆宁静，它的环形设计表现了永恒的存在。这里没有塑像，没有浮雕，只是外面围绕着一圈由天使长组成的花环，上面是一个庞大的圆顶。

我现在仅凭记忆传达维特贝格的主要构思，他的设计是周密的，连最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而且处处遵循基督教神正论精神，又不违背建筑学上的优美原则。

这个奇特的人把一生精力都花在这设计上。十年受审期间，他心中仍只有它；在贫困潦倒的流放生活中，他依然每天挤出几个小时献给自己的神庙。这是他的生命，他不相信它不能建造；回忆，安慰，荣誉，一切都包含在艺术家的这些手稿中。

也许在受难者死后，将来会有另一个美术家用手拂去纸上的尘埃，怀着虔诚的心公布这份建筑师的蒙难录——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曾为它苦闷，为它牺牲，这个生命虽然一度充满光明，后来却在皇帝和司务长、枢密官和奴才、大臣和事务员的摧残压迫下湮灭了。

这设计是完美的，惊人的，疯狂的，正因为这样，亚历山大才选中了它，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应该付诸实施。有人说，山负担不了这座神庙。我不相信。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起美国和英国工程师的一切新技术，那种车行八分钟的隧道和链索桥等等。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1 向维特贝格建议，用整块花岗石制作神庙底层的粗大圆柱。有人向伯爵指出，从芬兰运来，运费非常昂贵。

“正因为这样，才要定购这些花岗石，”他答道，“如果莫斯科河边就有花岗岩采石场，它们造的柱子就不希罕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军人，也是诗人，因此一般说来，他懂得诗的意境。宏伟的事物需要用宏伟的材料制作。

唯独大自然的伟大是不必付出代价的。

维特贝格的清白，有些人从未怀疑过，但是他们也攻击他，因为他的主要罪状是：他，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对官场内幕一窍不通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占据主任委员的位置？他应该只担任建筑师的角色。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坐在自己房间里提出这些责备是容易的。他正因为年轻，没有经验，正因为是个艺术家，才会接受这个职务；他接受是因为他的设计被采纳之后，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了；他接受是因为皇帝亲自向他提议，鼓励他，支持他。谁不会冲昏头脑呢？……那种清醒的、稳健的、有自制力的人，在哪里呢？即使有，他们也创造不出宏伟的设计图，也不可能叫“石头讲话”！

不言而喻，维特贝格遭到了一群骗子的包围，这些人把俄国看作交易所，把当官看作赚钱的买卖，把职务看作发财的捷径。不难理解，他们是在维特贝格脚下挖洞。但是要使他落进陷阱；永远爬不出来，单单盗窃还不够，还需要一些人的嫉妒，另一些人被伤害的虚荣心从旁协助。

维特贝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是：菲拉列特总主教，莫斯科总督，库什尼科夫枢密官；所有这些人一开始就因为与一个黄口小儿共事而愤愤不平，何况这小子还敢直抒己见，不留情面。

他们与其他人一起陷害他，污蔑他，最后又无动于衷地毁灭他的一生。

神秘主义大臣亚·尼·戈利岑公爵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历山大的去世，都促成了他的失败。

由于戈利岑大臣的免职，共济会，圣经会，路德派虔信主义教会，都失势了；它们本来炙手可热，在喀山以马格尼茨基12 ，在彼得堡以鲁尼奇13 为代表，已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野蛮的迫害，疯狂的乱舞，歇斯底里的狂叫，闹得乌烟瘴气，无奇不有。

于是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东正教乘机抬头，占了上风。它由诺夫哥罗德修士大司祭福季带头传播，这个福季与奥尔洛娃伯爵夫人14 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当然不是肉体关系。著名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掐死了彼得三世，女儿想为他超度亡灵，把叶卡捷琳娜从修道院没收的无数领地15 ，大部分赠给了福季和他的修道院，自己也疯疯癫癫，刻苦修行。

但是，不论彼得堡政府怎样更改立国的原则，怎样变换它的教义，有一点是始终不变、贯彻到底的，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的暴虐，现在落到了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本人身上。昨天圣经会还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受到庇护和表彰，今天却关闭了，查封了，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假金币差不多；《郇山通报》16 昨天还被推荐给父亲们做家庭读物，现在变得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更危险，遭到了查禁，它的发行人拉布津也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

亚·尼·戈利岑公爵的倒台连累了维特贝格，他成了众矢之的，委员会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总主教埋怨他，总督生他的气。他的答复“狂妄自大”（在他的案件中，狂妄自大是主要罪状之一），他的属员“贪污盗窃”——仿佛在俄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然而可能维特贝格手下那班人贪赃枉法的事更多：他从来没有管理行政机关和高级窃贼的经验。

亚历山大命令阿拉克切耶夫调查案件。他同情维特贝格，通过自己的一个亲信转告他，他相信维特贝格是正直的。

但是亚历山大死了，阿拉克切耶夫也下台了。维特贝格的案子在尼古拉统治下马上变得对他不利了。它拖了十年，荒谬到令人难以相信。刑事法庭确认的各条罪状，最高法院推翻了。刑事法庭否定的各条，最高法院却看作罪状。国务会议则认为一切罪状均属事实。皇上“享有君主的最高特权，可以赦罪，也可以减刑”，在判决书上作了批示：流放维亚特卡。

就这样，维特贝格“因非法利用亚历山大陛下之信任，使国库蒙受损失”，被撤职流放了。据说，他个人的非法所得多达百万卢布，他的田产被没收了，一切家私都被公开拍卖，有人还散布谣言，说他把大量财产转移到了美国。

我与维特贝格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两年，直到离开维亚特卡，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家庭经常处在饥寒交迫中。

为了说明这案件和俄国的类似情况，我要引用两个细节，它们是我记得特别牢的。

维特贝格为工程需要，向商人洛巴诺夫买了一片树林。开始砍伐前，维特贝格发现了另一片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更靠近河道，因此提议把神庙已买下的那片树林换这片树林，商人同意了。树砍下了，木材运走了。后来又需要一片树林，维特贝格把第一片树林重新买下了。这就是所谓一片树林购买两次的著名罪状。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入狱，死在牢里。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维特贝格为神庙收购领地。他的想法是，地主的农奴随同土地一起买进之后，可为神庙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农民和他们的乡村也因而获得了自由，可笑那些披上了法官衣衫的地主老爷却认为，这是他在推行奴役制度！

顺便说一下，维特贝格想向我父亲买鲁兹县的一块田地，它在莫斯科河边。村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贝格要求让他作一次地质勘察，以便确定它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后，维特贝格回彼得堡了。

过了三个月，我的父亲得悉，开采工作已在大规模进行，以致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他提出了抗议，没有人听。双方争持不下，开始了诉讼。起先，大家想把全部责任推给维特贝格，但不幸发现他从未发过任何指示，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委员会干的。

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出乎大家意外，最高法院的判决还相当符合情理：开采的石块归地主所有，作为对被压坏的田地的赔偿。国家花在采石上的人工和费用，达到十万卢布纸币，这笔钱由签订工程合同的人负担。在合同上签字的有：戈利岑公爵17 、菲拉列特和库什尼科夫。当然，他们不服，大叫大嚷。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

他有自己的法律观点。他豁免了负责人的罚款，按照印在最高法院简报上的他的批示的说法，这是因为“签字一事，各位委员并不知情”。这真是皇恩浩荡，可敬得很；假定说，总主教按职务而言应该绝对服从，那么其他两位大员对这种恩赏，为什么也缄口不言呢？

只是从哪里去弄这十万现钞呢？据说，国家财富是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的——但是我们不妨加上一句：它是可以被盗窃一空的。然而不必担忧，一位侍从将军立即赶往莫斯科处理这问题了。

斯特列卡洛夫只花了几天工夫，就把一切调查清楚，理出了头绪，平息了争端，了结了案件：用地主土地上开采的石块抵充开采费用，如果地主想保留这些石块，应交纳十万卢布。对地主的特别补偿并无必要，因为他的领地已因发现新资源（要知道，这是宝藏呀！）而提高了价值；至于农民遭到破坏的庄稼，那么按照彼得一世颁布的关于水淹的牧场和踩坏的刈草地的规定，一俄亩发给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实际受到处罚的是我父亲。不用说，开采大理石这件事，责任仍落在维特贝格身上。

……维特贝格流放后过了两年，维亚特卡的商人打算造一座新教堂。

为了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物上扼杀任何独立精神、个性、幻想和自由，尼古拉颁布了一整本钦定的教堂正面图样。谁想修建教堂，只能从官方的图样中选择一种。据说，他还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连他的第三厅的侍从武官利沃夫18 写的歌剧，也一点不合他的意。但这还不够，他应该颁布一部钦定的曲调大全。

维亚特卡的商界领袖翻阅了“法定”的图样，居然有勇气不同意皇上的口味。他们呈上了自己的图样，尼古拉看后大为惊叹，批准了它，并指示省政当局，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歪曲建筑师的意图。

“这个图样是谁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

“维特贝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贝格？”

“就是那个人，陛下。”

这样，运气突然变了，维特贝格获得了返回莫斯科或彼得堡的许可。他要求为自己申辩，遭到了拒绝。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图样，皇上便下令让他回去，仿佛他犯的罪是有人怀疑他的艺术才能……

他在彼得堡穷得朝不保夕；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彻底失败了。他曾为此找亚·尼·戈利岑公爵协助，公爵认为不宜旧事重提，劝维特贝格向皇太子提出申请，要求经济上给予补助。他答应与茹科夫斯基19 一起从中斡旋，让皇太子赏他一千银卢布。

维特贝格拒绝了。

1846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见到了维特贝格。他异常消沉；从前他对他的仇敌充满愤怒，曾得到我的赞美，现在连这种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为摆脱自己的困境做什么。平静的绝望伴着他度过晚年，生命力已从他身上消失。他等待着死亡。

如果这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所希望的，那么他可以满足了。

这位受难者还活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怀疑。

我与他分别时，他对我说：“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我会离开俄国，到世界各地流浪；我要把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挂在脖子上，心安理得地向过路人伸出亚历山大皇帝握过的手，向他们讲我的设计图和俄罗斯艺术家的命运！”

受苦的人啊，你的命运全欧洲都会知道，我向你保证这一点。

与维特贝格的交往，大大减轻了我在维亚特卡的寂寞生涯。他的举止严肃开朗，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这使他的外表有些像教士。他的心地非常纯洁，一般说来他不喜爱享乐，倒是更倾向禁欲主义；但是他的严峻丝毫没有使他丧失一个艺术家丰富豪迈的天性。他赋予了他的神秘主义以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色彩，使你不敢提出反驳，不忍驱散和破坏他想象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形象，那些朦胧的画面。

维特贝格的神秘主义一部分来自他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是那种冷静思考的富于幻想的天性，正如我们在斯维登堡20 身上看到的一样，它有些像挪威冰山雪岭上阳光的强烈反射。

维特贝格对我发生了影响，但是我的现实精神还是占了上风。我注定了无法上升到三重天上，我生来完全是一个人间的人。桌子不会在我的手下旋转，圆环也不会在我的视线下摇晃21 。思想的日光比幻觉的月光对我更为亲切。

但正是在我与维特贝格一起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秘主义。

离别，流放，我收到的信中22 那热烈的宗教精神，充斥在我心头的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忏悔感23 ——这一切都帮助了维特贝格。

以后还有两年，我处在神秘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它来自《福音书》和卢梭的学说，我的思想方式接近皮埃尔·勒鲁24 一类法国思想家。

奥加辽夫比我更早卷进神秘主义的漩涡。1833年他就开始为黑贝尔25 的圣乐《失乐园》写歌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失乐园的思想包含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可见那时他也认为，正在寻找的理想的乐园已经失去了。

我在1838年写的几个历史场景26 ，充满社会主义宗教精神，那时我把它们称作戏剧。在一个剧本中，我表现了古代世界与基督教的斗争，在这里，保罗27 进罗马时救活了一个死去的少年。另一个剧本表现了官方教会与贵格会28 的斗争，以及威廉·佩恩29 之远赴美国新大陆。30

科学的神秘主义很快取代了我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幸而我也摆脱了这第二种神秘主义。

但是回到我们低微的赫雷诺夫城31 来吧——不知为什么，除非是出于照顾芬兰族的家乡观念，叶卡捷琳娜把它的名字改成了维亚特卡。

我在维亚特卡这个穷乡僻壤过着流放生活；在这肮脏的官僚世界，这阴森的远方，我离开了一切亲爱的人，毫无保障地听凭省长的支配，但是在这里我也度过了不少美妙神圣的时刻，接触了许多热烈的心和友好的手。

现在你们在哪里呢？我的生活在冰雪下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怎样了？我们阔别二十年，大概你们像我一样老了，你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你们自己也不再整瓶地喝香槟，用高脚玻璃杯喝果子酒了吧。你们中间谁富裕了，谁破产了，谁做了官，谁瘫痪了呢？主要是，你们谁还记得我们那些大胆的谈话，还保持着当年的爱和愤怒，保持着那些激烈跳动的心弦？

我还是那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我想，我的消息会从泰晤士河边传到你们那里。有时我想起你们，总感到亲切温暖；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些信，其中有几封是我非常宝贵的，我喜欢一再读它们。

1838年1月26日，一个青年32 写信给我道：“我现在非常苦闷，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不感到羞愧。为了你号召我过的那种生活，帮助我吧，用你的教导帮助我吧。我希望学习，给我指定几本书吧，随你指定什么都成，我要尽力做我能做的一切，让我看到出路吧——如果你抛弃我，这是有罪的。”

我走后不久，另一个人写信给我道：“我感谢你，正如农夫感谢雨水使他缺乏养料的土地恢复生机一样。”

我不是出于虚荣心引用这些字句，而是因为我珍重它们。为了这些青年人的呼声和青年人的爱，为了这种在他们心头激发的苦闷，是可以容忍九个月的监禁和维亚特卡的三年流放生涯的。

那时莫斯科的邮车一星期到达维亚特卡两次；我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在邮局旁边等待分拣信件，多么焦急地扯掉火漆印，在家乡的来信中寻找，有没有用纤细娟秀的笔迹写在精美的小信纸上的信。

我不在邮局读信，却悄悄走回家中，尽量拖延拆阅的时间，我陶醉在一个思想中：信收到了。

这些信全都保存着。我把它们留在莫斯科。我多么想重读一遍，又多么怕看到它们33 ……

信比回忆更丰富，它凝结着事件的血肉，这是往事本身，事物的本来面目便保留在信上，那是不朽的。

……何必再去翻阅、观看、接触它们，用苍老起皱的手抚摩自己的结婚礼服呢？……

1  亚历山大的父亲保罗一世因采取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地主贵族的不满，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亚历山大参与了这次政变，他是在父亲的血泊中登基的。

2  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曾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建造规模巨大的圣殿。

3  在罗马梵蒂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因此已背离了中世纪精神。

4  罗马梵蒂冈宫的教皇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在这里作有拱顶画和壁画《最后的审判》。

5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大力士。

6  万神殿是古罗马的著名建筑，正面有科林斯式列柱门廊。圣马德莱娜教堂建于19世纪初，本为庆祝拿破仑胜利的纪念堂，建筑式样仿照万神殿，也以科林斯柱廊为特点。拿破仑失败后，纪念堂改为教堂。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在19世纪初按照这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

7  托恩（1794—1881），俄国建筑师。维特贝格被放逐后，尼古拉一世用托恩设计的图样，建成了救主基督大教堂。

8  指拿破仑重返巴黎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战败，第二次退位止）。

9  俄国的著名神父，约生于15世纪末，死于16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任莫斯科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大司祭，后成为伊凡雷帝的忏悔师，对俄国历史发生了很大影响。

10  指意大利北部地区。埃特鲁利亚枝形烛台是一种雕花柱子型的高大烛台。

11  当时的彼得堡总督。

12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0至1826年任喀山学区总监。

13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1至1826年任彼得堡学区总监。

14  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安娜·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十二月党人米·费·奥尔洛夫的堂姐。她的父亲阿·格·奥尔洛夫年轻时是彼得堡的近卫军军官，1762年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帝位，在这次政变中，奥尔洛夫是她的主要助手。

15  叶卡捷琳娜女皇于1764年发布命令，没收教会的土地。后来她又把这些土地分赐给她的亲信大臣。

16  一种神秘主义刊物。

17  指当时任莫斯科总督的德·弗·戈利岑。

18  利沃夫（1798—1870），俄国作曲家，曾在第三厅当过本肯多夫的副官。

19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当时任皇太子的教师。

20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晚年主要从事神学研究，倾向神秘主义，他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深远影响。

21  当时欧洲神秘主义风行一时，这些都是神秘主义者玩弄的反理性现象。

22  指纳塔利娅写给赫尔岑的信。

23  指赫尔岑对梅德维杰娃的感情，见本书第三卷第二十一章。

24  勒鲁（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年倾向圣西门主义，后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

25  黑贝尔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作者注
黑贝尔（1787—1843），原籍德国，1817年后在莫斯科教授音乐，曾作赫尔岑之兄叶戈尔的音乐教师。

26  指赫尔岑1838至1839年在弗拉基米尔写的《罗马小景》和《威廉·佩恩》。

27  指《圣经》中的使徒保罗，他救一个少年复活的事，见《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28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公谊会”或“教友派”，在教会内反对一切烦琐的仪式，与英国国教对立。在政治上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暴力和战争。

29  威廉·佩恩（1644—1718），又译彭威廉，英国基督教贵格会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后为贯彻自己的信仰，赴美洲开拓宾夕法尼亚州。

30  不知为什么，我想用诗体写这些短剧。大概我认为任何人都能用五音步抑扬格无韵体写诗，因为波戈金也在写。1839年或1840年，我把两本稿子交给别林斯基，安心地等待他的称赞。但第二天别林斯基退回了原稿，还附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请你叫人把句子连在一起，重抄一遍，不要分诗行，那时我才愿意读它。现在我总想到它是诗，因而读不下去。”

别林斯基给两本戏剧习作判了死刑。一报还一报。1841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关于文学的长篇对话。在狄索的餐馆中，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他问我：“我最近的文章，你喜欢不喜欢？”我答道：“非常喜欢，你讲的一切都很对，但是请问，你怎么耐烦跟这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没有一开始就看出他是个傻瓜？”别林斯基捧腹大笑：“真的这样，老弟，你打中了我的要害！这人确实是个大傻瓜！”——作者注

波戈金（1800—1875）是俄国一个平凡的作家和杂志编辑，思想保守。

31  即维亚特卡。

32  指当时维亚特卡的中学教师斯克沃尔佐夫。

33  这时赫尔岑的夫人已经去世。

第十七章

皇太子在维亚特卡——秋法耶夫下台——调往弗拉基米尔——县长审案子

皇太子即将驾临维亚特卡！皇太子在周游俄国，他要看看俄国，也让俄国看看他！大家关心这消息，但最关心的当然是省长。他手忙脚乱，干了不少荒唐的蠢事：命令大路两旁的农夫都得穿节日的长袍，命令城市的围墙都要粉刷一新，人行道都要重新整修。奥尔洛夫城的一个穷寡妇有幢小房子，她向市长声明，她没钱修理人行道，市长报告了省长。省长命令拆掉她的地板（那里人行道是木板铺的），如果不够，由公款修理后向她索回费用，哪怕拍卖她的房子也成。后来没有拍卖，但寡妇的地板确实给拆掉了。

离维亚特卡五十来俄里有个地方，尼古拉·赫雷诺夫1 的圣像曾在这里向诺夫哥罗德人显过灵。当初诺夫哥罗德移民迁居赫雷诺夫（维亚特卡）的时候，把圣像也带来了，但是它不见了，重又出现在离维亚特卡五十俄里的大河上；诺夫哥罗德人又把它请回来，同时许了愿：如果圣像留下，每年就举行盛大的仪式送它回大河一次，日期好像是5月23日。这成了维亚特卡夏季的主要节日。一昼夜间，富丽堂皇的平底船载了圣像，在河上航行，由主教和全体教士穿了法衣护送。几百条各色各样的小艇、平底船、划子，满载着男女农民、沃恰克人和市民，张灯结彩，跟在圣像船后面。最前面的尖头木帆船，舱顶蒙了红呢，是省长坐的。这幅原始的风俗画确实蔚为奇观。千千万万的人从远近各县汇集在大河岸边，恭候圣像。他们成群结队、吵吵闹闹，拥挤在一个小村子旁边。最奇怪的是没有领过洗礼的沃恰克人和车累米西人，甚至鞑靼人，也来朝拜圣像。这使节日带上了浓郁的异教色彩。修道院墙外，沃恰克人和俄罗斯人牵羊挈牛前来献祭，当场宰杀牲口，司祭作了祈祷，念了经文，把肉祝圣之后，从围墙内通过一个特设的窗洞，发给大家。肉是一块块发的，从前并不收费，现在修士每块收几个戈比。因此牵了整头小牛来祭献的农民，为了自己得到一块肉，还不得不付出一两个铜币。修道院的院子里坐着一群群乞丐，瘸腿的，瞎眼的，各种残废都有，他们发出了一片凄凉的哀号声。年轻的小教士和市民的孩子们，骑在教堂附近的墓碑上，拿了墨水瓶大喊：“谁要追荐亡魂，快来报名，谁要追荐亡魂？”村妇们和姑娘们围着他们报名字，报一个名，他们就挥起笔，刷刷地写到本子上，一边嘴里念叨：“玛丽亚，玛丽亚，阿库林娜，斯捷潘妮达，约安老爹，马特廖娜……喂，老大娘，你的，你的……瞧，你少一个铜板，至少要五个戈比，不行，加上，加上……伊万，瓦西里萨，约纳，玛丽亚，叶夫普拉克谢娅，小卡捷琳娜……”

教堂里熙熙攘攘，出现了奇怪的选择：一个婆娘把蜡烛交给邻人，叮嘱说这是献给“客人”的，另一个却要献给“主人”2 。在护送圣像的整个过程中，修士和助祭们几乎酒不离口；他们每到一个大些的村庄便要逗留一下，于是农民只得端出酒菜，供他们大吃大喝。

就是这个民间节日，老百姓世世代代习惯了的风俗，现在省长却想改变它，供皇太子游乐；皇太子预定5月19日到达，然而尼古拉“客人”早三天去拜会“主人”，又有何不可呢？这必须得到主教的同意，幸而主教为人随和，他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省长把5月23日的节日改在19日举行。

省长把接待皇太子的全部巧妙安排呈报了皇上，意思是：瞧，我怎么招待陛下的儿子。谁知皇上一看，勃然大怒，交代内务大臣：“省长和主教都是笨蛋，节日是不能改变的。”大臣把省长训了一顿，东正教总监把主教训了一顿，尼古拉“客人”才不必改变自己的习惯。

彼得堡发出的各项命令中，有一道指示，要各省筹办土特产和工艺品展览会，展出物品必须按大自然的三界陈列。这种三界分类法使省长办公厅束手无策，甚至秋法耶夫也有些为难。为了不出差错，他虽然讨厌我，仍只得把我请去商量。

“嗯，例如蜂蜜，”他说，“蜂蜜应该属于哪一界？镀金的镜框怎么定，放在哪一界？”

听了我的回答，发现我对大自然的三界有异常准确的知识，他提出要我安排展览品。

我正在陈列木制器皿和沃恰克服装，蜂蜜和生铁栅栏，秋法耶夫正在雷厉风行准备迎接“殿下”的时候，“殿下”到了奥尔洛夫。接着像晴天霹雳传来一个消息：奥尔洛夫市长被逮捕了。秋法耶夫吓得脸色蜡黄，半信半疑地直跺脚。

皇太子抵达奥尔洛夫前五六天，市长写信给秋法耶夫，那个被拆了地板的寡妇大吵大闹，不肯罢休，有个富商，是城里的知名人士，夸口要把一切报告皇太子。秋法耶夫灵机一动，命令市长怀疑商人是疯子（彼得罗夫斯基的先例已使他得意忘形），把他送往维亚特卡检查；不等检查结束，皇太子早已离开维亚特卡省，于是便可万事大吉。市长一切照办，商人进了维亚特卡医院。

最后，皇太子到了。他向秋法耶夫冷冷地点了点头，没有邀请他，却立即派御医叶诺欣大夫前往医院，给被捕的商人作检查。他一切都已知道。奥尔洛夫的寡妇告了状，其他商人和市民也把事情全部讲了。秋法耶夫的腰弯得更低了。情况不大妙。市长直说，他一切都有省长的书面指示为凭。

叶诺欣大夫证实，商人完全正常。秋法耶夫慌了手脚。

晚上七时许，皇太子带了随从人员参观展览会，秋法耶夫陪侍左右，但是他的讲解前后矛盾，颠三倒四，还谈到了一个什么托赫塔梅什沙皇
3 。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4 发现错误百出，便请我讲解展览品。我带他们参观。

皇太子的外表与他的父亲不同，没有那种狭隘苛刻、冷酷残忍的表情；他的相貌不如说显得善良和困倦。他将近二十岁，但已经开始发胖了。

他对我讲过几句话，这些话是亲切的，他没有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5 那种结结巴巴的嘶哑声调，也没有他父亲那种声色俱厉、要把听的人吓得晕头转向的习惯。

他离开时，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来到维亚特卡的，因为他们从维亚特卡省的一个官员口中听到了正直的谈吐，这使他们感到惊异。他们立即向我建议，把我的境遇禀告皇太子；确实，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皇太子要求皇上准我回彼得堡。皇上答复，这对其他流放者显得不公平，但考虑了皇太子的建议，下旨把我调往弗拉基米尔。这在地理上有了改进：缩短了七百俄里。但这事以后再谈。

晚上，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召集的，他们到达时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舞会前省长已下令把他们扣押在警察局关了一昼夜，然后从那里直接押送到俱乐部的大厅，直到舞会结束，不准放走一人。

舞会枯燥乏味，极不舒适，过于平淡，也过于花哨，反正越不出小城市的重大庆祝活动的窠臼。警察忙忙碌碌，官员穿了制服，靠墙肃立。太太们挤在皇太子周围，像野人包围着旅行者……顺便谈谈夫人们。有个城市在展览会后举行茶点招待会，但皇太子什么也没吃，只吃了一只桃子，把桃核丢在窗台上。突然从官员中走出一个灌饱了酒的大个子，这是地方缙绅陪审员，有名的捣蛋鬼，他迈着匀整的步子走到窗口，捡起桃核，放进了口袋。

舞会或者茶会后，陪审员走到一位显赫的夫人面前，把皇太子吃过的桃核赠送给她，夫人受宠若惊。接着他又找另一位夫人，然后是第三位——大家都如获至宝。

原来陪审员买了五只桃子，把桃核剥出，奉敬了六位夫人。谁拿到的是真的？大家以为自己的是真的……

皇太子走后，秋法耶夫心事重重，准备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参政院去享清福了——谁知事情更坏。

过了三个礼拜，彼得堡的邮车带来了一封公函，是致“省政主管人”的。办公厅中慌成一团，省府收发官赶快报告，收到了“圣旨”，主任立即上报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托病没有上班。

过了一小时，我们知道他被免职了——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

省长下台，皆大欢喜，他的统治散发着腐败肮脏的官僚臭气，使人感到窒息。尽管这样，看到官员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我还是不免作呕。

是的，不只一头蠢驴用蹄子踢这只受伤的野猪。人心的卑鄙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拿破仑垮台时一样，虽然两者的规模不同。最近这个时期，我与他公开不和，他不走，我非被他放逐到边远城镇卡伊不可。我与他本来格格不入，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无可非议。但是其他人，他们昨天看到他的马车还脱帽致敬，还看他的眼色行事，还奉承他的狮子狗，还向他的听差敬烟，现在遇到他却连招呼也不打了，还大声指摘他的弊端，仿佛这一切不是他们与他一起干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曾反复搬演，以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省长6 到了，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高大，肥胖，肌肉有些松弛和苍白，年纪近五十岁，脸上带着偷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句子冗长周密，详尽无遗，以致有时反而把最简单的事物弄模糊了。他是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的同学，曾在近卫军任职，经常买新出的法文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到任的第二天就送了我一本托克维尔7 的《论美国的民主》。

变化很大。房间照旧，家具照旧，但是在带有通古斯人外表和西伯利亚习惯的鞑靼长官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书生，有些迂腐，但不失为正人君子。新省长是聪明的，然而他的智慧能发光，却不能放热，像明朗的冬天使人愉快，却不能使果木生长。何况他是一个死板的形式主义者，不过又与官场的文牍主义者不同，这该称作什么呢？……这种形式主义比其他各种好一些，但同样叫人讨厌。

由于新省长是真有妻室的，省长官邸失去了自己超独身主义和杂交主义的性质。理所当然，这使一切局长都回到了局长太太身边；秃顶老头子们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情场艳事”，相反，谈起自己满脸皱纹、枯槁干瘪的，或者长满肥肉、胖得无法放血的夫人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了。

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科尔尼洛夫刚离开谢苗诺夫团或伊斯梅洛夫团8 ，到某省担任文职省长9 ；上任时，他对官场还一窍不通。起先，他像一切生手一样事必躬亲。一天，突然从另一省送来一件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还是不得要领。

他把秘书叫来，给他看。秘书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把这公文交到办公厅，您怎么处理呢？”科尔尼洛夫问他。

“我交给第三科办理，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科长懂得该怎么办？”

“大人，他怎么会不懂得，他担任科长都快七年啦。”

“您叫他来见我。”

科长来了。科尔尼洛夫把公文给他，问他该怎么办。科长很快看了一遍，回答说应该向税务局发函查询，向县长发个命令。

“命令什么呢？”

科长有些为难，最后承认这不容易说清楚，但写起来很容易。

“这儿有椅子，请您坐下写吧。”

科长拿起笔，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满了两张纸。

省长拿起公文，看了两三遍，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但我看到，这确实是对那封公文的答复。”他笑笑说，于是道了谢，签了字。这件事以后再没人提起，可见已经解决了。

关于我调往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圣诞节前收到的。我马上收拾行李动身了。

维亚特卡人与我热情地告别。在这偏远城市的商人中，我找到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大家争先恐后向一个放逐者表示关怀和友谊。几辆雪橇伴送我到达第一个驿站，不论我怎么辞谢，我的车上还是堆满了各种食物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过了亚兰斯克，一路上都是漫无尽头的松林。夜间月光皎洁，非常寒冷，小雪橇在树林中狭窄的道路上飞驰。这样的树林我以后再没见到过，它们就这么接连不断，一直伸展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有时鹿会从树林闯进维亚特卡省境。树林中大多是建筑木材。松树直挺挺的，雪橇驶过，仿佛路旁站着一个个高大的哨兵；树顶飘满了雪，黑黑的松针硬毛似的从雪下伸出。你躺在雪橇上，一觉醒来，仍只见一根根松木迅速地向后奔驰，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些雪片。换马是在小小的林间空地上，房屋隐没在树木后面，马缚在柱子上，铃声叮叮当当，两三个车累米西小孩穿着绣花衬衫，睡眼惺松地跑出屋子，驿站的沃恰克车夫用干哑的中音与伙伴们吵嘴，大喊：“赶快，赶快”，一边忽高忽低地哼着曲子……然后又是松林，雪—雪，松林……

快出维亚特卡省境时，我不得不再一次与官僚世界告别，它向我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我们停在站上，驿站的马夫正要卸马，一个大汉来到雪橇旁边问道：

“车上是谁？”

“你问这干吗？”

“我奉县长命令前来查问，我是县法院的收发员。”

“哦，那么请你进驿站查看，我的驿马使用证在那里。”

大汉走后，过不一会儿又来了，对车夫说：

“不准给他套马。”

这欺人太甚了。我跳下雪橇，走进驿站。半醉半醒的县长坐在长凳上，向半醉半醒的文书口授书写内容。墙角的另一张长凳上坐着，或者不如说躺着一个人，上了脚镣手铐。桌上杂乱地放着几只酒瓶和玻璃杯，还有烟灰和几叠文件。

“县长在哪里？”我一进屋就高声问。

“县长在这里呢。”半醉半醒的拉扎列夫回答，这人我在维亚特卡见过。他粗鲁无礼地瞪了我一会儿，冷不防张开两臂要跟我拥抱。

这里得补充一下，自从秋法耶夫免职后，官员们看见我与新省长关系融洽，开始有些怕我了。

我用手挡开他，严厉地责问道：

“您怎么可以命令不给我套马？在大路上拦阻旅客，这是什么道理？”

“哦，我是开玩笑，您别生气——为这点事生气，您不难为情吗？”于是向收发员嚷道：“马，吩咐套马，你站在这里干吗，你这土匪！”于是又对我说：“请您赏脸，跟我一起用杯茶，喝点罗姆酒。”

“承情承情。”

“我们还有没有香槟酒？”他扑到桌上查看酒瓶，“全都空了。”

“您在这里做什么？”

“审案子呢。瞧，这小子用斧头杀死了父亲和亲妹妹，起因是吵架，也是争风吃醋。”

“于是你们就在这里拼命喝酒？”

县长哑口无言。我瞧了一眼车累米西人，他大约二十岁，脸上没一点凶相，完全是东方型，眼睛小小的，闪闪发光，头发乌黑。

这一切叫人多么讨厌，我退回了院子。县长追到门外，一只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拿了一瓶罗姆酒，纠缠着要我赏脸。

为了摆脱他，我喝了一杯。他拉住我的手，说道：

“我错了，是的，错了！但请您千万不要告诉省长大人，不要害苦了一个好人。”

县长一边说，一边拉住我的手亲吻，反复了十来遍：

“真的，不要害一个高尚的人。”

我很厌恶，挣脱了手，对他说：

“您干您的，我才不想管这种闲事呢。”

“那我应该怎么报答您才好啊？”

“叫他们快些给我套马就成了。”

“对，赶快，”他大嚷道，“赶快！”还亲自动手，帮忙解绳子和马具的皮带。

这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1864年，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到内务部办理护照手续。我正跟科长谈话，一位绅士从旁边走过……他同办公厅的大人物一一亲切握手，对科长们只是倨傲地点点头。我心里想：“嘿，鬼知道，这难道是他？”

“这是谁？”我问科长。

“拉扎列夫，内务部专员，大臣身边的红人。”

“他当过维亚特卡省的县长吧？”

“当过。”

“恭喜你们，各位先生，九年前他吻过我的手呢。”

佩罗夫斯基10 确实善于选拔人才！

1  东正教传说中的圣徒。

2  “客人”和“主人”指外来圣像和本地圣像。

3  托赫塔梅什（约死于1406年）是中世纪金帐汗国的一个可汗，不是沙皇。

4  阿尔谢尼耶夫（1789—1865），当时俄国的著名学者，与茹科夫斯基同为亚历山大二世（皇太子）的教师。

5  尼古拉一世的哥哥，即让位的康斯坦丁皇太子。

6  即第十五章中提到过的省长科尔尼洛夫。

7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31年游历美国，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论美国的民主》。

8  俄国近卫军中的两个团。

9  当时俄国省长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管理民政，武职管理军政。

10  佩罗夫斯基（1792—1856），1841至1852年间俄国的内务大臣。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我从科兹莫杰米扬斯克坐车出发时，雪橇开始按俄国方式套马：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辕马套了轭，挂着铃铛，起劲地奔跑。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是纵列式的：一匹接一匹，或者两匹一排，第三匹领先。

当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时，我高兴得心都跳了。

“喂，好小子，把你的本领都使出来吧！”我对坐在驾车座上浑身是劲的年轻小伙子说，这人穿一件光板皮袄，戴的手套已经冻硬，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递给他时，他几乎无法把手指合拢。

“行，一切照您老的话办。喂，我的宝贝儿，快跑！”然后蓦地转身对我说：“老爷，请您坐稳，前面是山坡，我把马放开啦。”

这是通向伏尔加河的陡坡，到了冬季便成了交通要道。

真的，他放开了马。雪橇不是滑行，而是整个车身忽左忽右地向前跳跃。马飞也似的向山下奔驰，车夫非常满意，是的，说来惭愧，我也很满意——我也是俄罗斯人呢。

就这样，我坐着驿车进入了1838年——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现在我向你们谈谈，我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在离尼日尼八十来俄里的地方，我们——我和我的听差马特维，走进驿站取暖。屋外非常冷，而且有风。驿站长瘦弱多病，可怜巴巴的，一边登记驿马使用证，一边低声念着每一个字母，然而还是抄错了。我脱下皮外套，穿着毛皮大靴子，在屋里踱来踱去。马特维对着通红的炉子烤火，驿站长低声念叨，木钟发出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滴答声……

“您瞧，”马特维对我说，“马上十二点了，新年到啦。”然后询问似的看看我，又道：“我去拿些吃的来，在维亚特卡他们往我们车上装了不少食物呢。”不等我回答，他便取了几瓶酒和一包食物来。

马特维这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也是我的朋友和兄弟。这个莫斯科小市民，本来跟我们的老相识佐年贝格学装帧艺术，后来发现佐年贝格在这方面也懂不得多少，便转到了我这里。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马特维会很伤心，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在驿站上庆祝节日……驿站的新年还是别有风味的。

马特维拿来的是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已冻得稠稠的，火腿要用斧子砍，面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冰霜；但是要吃就不能怕。

“恭贺新禧！新年幸福！……”真的，新年幸福。难道我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吗？每个小时我都在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站长似乎不太喜欢冰冻的香槟酒，我又斟了半杯罗姆酒给他。这对半掺兑的新饮料发生了显著效果。

我还邀请了赶车的，他更加先进：把胡椒掺在烧酒里，用汤匙搅了搅，一饮而尽，痛苦似的喘口气，发出几声呻吟，说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驿站长亲自扶我坐上雪橇，热心得手忙脚乱，把点着的蜡烛掉到干草上，再也没找到。他非常起劲，反复说道：

“您是在这儿跟我一起迎接新年的——祝您新年幸福！”

愁肠百结的车夫拉动了缰绳……

次日晚上八时，我到达了弗拉基米尔，住在客店里，这家客店是《旅行马车》1 作过非常精确的描绘的：它的“山猫”煮鸡2 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它的糕点像一个个面团，它的波尔多酒实际上是醋。

茶房梳着整齐光滑的分头，留着长长的鬓角——这种鬓角从前是俄国茶房的特色，现在却成了茶房和路易·拿破仑3 的特色。他看到驿马使用证上我的名字，便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来找过您，现在大概还在酒店等候。”

我怎么也猜不出这可能是谁。

“瞧，他来啦。”茶房又说，让在一边。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食物：大圆面包，小面包圈，橙子，苹果，鸡蛋，巴旦杏，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一大把白胡须，一对蓝眼睛。原来这是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领地上的村长。4

“加夫里洛·谢苗内奇！”我大喊一声，奔上前与他拥抱。他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见到的我家的第一个人，来自从前生活中的人。看到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我太高兴了，与他谈个没完。对于我，他是我已接近莫斯科，接近家，接近朋友们的证明；三天前他还见过我家所有的人，替他们捎来了对我的问候……那么，已经不远啦！

省长库卢塔是个聪明的希腊人，深知人情世故，对善恶早已无动于衷。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状况，丝毫也不打算难为我。关于办公厅他连提也没提，只是派我与一位中学教师5 一起编《省政公报》——这便是我的全部职务。

这工作我是熟悉的，在维亚特卡我已筹办过《公报》的非官方部分6 ，还编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它害得我的继任者几乎因此遭殃。文章是描写“大河”上的节日景象的，我说，农民送来祭献尼古拉·赫雷诺夫的羊肉，从前是免费分发给穷人的，现在却出售了。主教大怒，省长好不容易才劝他平息了怒气。

发行《省政公报》是1837年开始的7 。要在沉默无声的国家培养群众公开发表意见的习惯，这是个新奇的主意，它来自内务大臣布卢多夫8 。布卢多夫是作为卡拉姆津的历史著作9 的继承人而出名的，可惜他从未续写过一行字，他又是12月14日后“审讯委员会报告”的撰写人，而这份报告对他说来还是根本不写的好。他属于那种身居要津的空头理论家，这种人是在亚历山大皇朝末期出现的。他们聪明，有学问，正直，现在老了，成了已获得功名利禄的“阿尔扎玛斯鹅”10 。他们能用俄文写作，爱国，热心研究俄国历史，以致没有闲暇认真对待当代生活。他们每人都念念不忘地尊重尼·米·卡拉姆津，敬爱茹科夫斯基，能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就得上花园街拜访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我在大学读书时，仗着与尼·波列沃伊的私交，也常上那儿谒见这位大人物，那时我的头脑中装满了浪漫主义的偏见，心中却隐藏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德米特里耶夫是诗人，不应当去当司法大臣。大家对这些人寄予不少希望，可是他们一事无成，正如一切国家的空头理论家一样。也许，在亚历山大治下，他们可能会留下较深的脚印，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他们富国利民的满腹经纶也成了一纸空文。

在摩纳哥11 ，一位执政大公的墓碑上写道：“弗洛列斯坦×世12 在此长眠，他曾希望造福自己的臣民！”我们的空头理论家也希望为人类造福，虽然不是为自己的臣民，而是为尼古拉一世的臣民造福，可惜他们的希望没有得到主子恩准。我不知道，是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坦，但他们是受到了我们的弗洛列斯坦的阻挠。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日益恶化的局面，听其自然，只限于实行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措施——改变形式和名称等等。我们的衮衮诸公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只是提些方案，作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越改越坏，有时干脆不关痛痒，毫无作用。例如，他们认为省长办公厅的秘书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却照旧没有改成俄语13 。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方案，要改变文官制服，方案开头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当前政府各部门文官服饰缝制式样均无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方案病，用区警察所长取代了缙绅陪审员14 。缙绅陪审员平时住在城关，有时下乡视察，警察所长却是有时集中城关，但经常驻守乡间。这样，全体农民就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警官都是多么残忍和荒淫无耻的东西。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了农民生产活动和财产状况的密室，引进了家庭生活，引进了村社，使他们因此跨进了人民生活最后的避风港。幸而我们的农村非常多，而一县往往只有两个区警察所。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这位布卢多夫又想出了《省政公报》这新花招。我们的政府瞧不起一切知识，独独对文学却大为偏爱；例如，那时英国没有一份官方杂志，我们却每个部都发行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一样。我们有矿业和盐业杂志，法文和德文杂志，海运和陆运杂志。这一切都是官费办的，文章由各部的人承包，正如承包木柴和蜡烛一样，只是没有转手倒卖罢了。总结，捏造的数字，虚构的结论，是不愁缺货的。政府对一切实行专卖，对废话也实行了专卖，它命令大家闭口，自己却喋喋不休。布卢多夫发展了这个体系，下令各省发行自己的《公报》，要求每份《公报》附有非官方部分，发表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文章。

说做就做，五十个省政府雷厉风行，为非官方部分绞尽了脑汁。教会学校出身的神父，医学博士，中学教师，一切被公认为能够耍笔杆子的书生，都被征用了。他们苦思冥想，反复诵读《读书文库》和《祖国纪事》，又怕又想染指，最后总算写出了一些小文章。

发表欲是最强烈的人为的欲望之一，它是随着书籍的普及而出现的。但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没有特殊的机遇不易办到。凡是不敢企望在《莫斯科新闻》和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只得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于是机关报应运而生，拥有自己的喉舌的恶习，也因此而深入人心。况且掌握一件现成的工具绝非坏事。印刷机本来是没有骨头的！

我的编辑部同事也是我母校的学士，与我同一个系。我讲到他，没有心情笑，他的一生那么悲惨，然而直到死，他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绝不愚昧，但非常迂阔，糊涂颟顸。不仅他的样子难看得要命，而且身材庞大肥胖，肌肉松弛。脸比普通人大一半，皮肤粗糙，鱼嘴般的大嘴巴一直伸展到耳朵附近；那对浅灰色眼睛与其说被睫毛遮暗了，不如说是靠淡黄的睫毛照亮的；硬毛似的头发稀稀拉拉，覆在天灵盖上。他比我高一个头，背有点驼，非常邋遢。

甚至他的名字也这么古怪，以致弗拉基米尔的哨兵把他送进了警卫室。一天深夜，他裹在大衣里，走过省长官邸，拿着轻便望远镜，站在那儿瞄准一个星球观察。这使哨兵感到不舒服——大概他认为星星也是官家财产。

“那儿是谁？”他对一动不动的观察者大喊。

“涅巴巴15 。”我的朋友用重浊的嗓音回答，没有移动一步。

“请您不要开玩笑，”哨兵感到受了侮辱，回答道，“我是在执行任务。”

“我对你说，我是涅巴巴！”

哨兵忍不住了，拉了铃，军士来了，哨兵把天文学家交给他，带往禁闭室。他说，那儿会弄清楚你是女人不是。要不是值班军官认识他，他非在那儿待到天亮不可。

一天早上，涅巴巴来找我，说他要上莫斯科几天，一边调皮地向我嘻嘻傻笑。

“我……”他吞吞吐吐道，“我回来就不是一个人啦！”

“什么，那您是？”

“是的，我是去举行婚礼的。”他羞怯地说。

对敢于嫁给这位先生的女子的勇气，我是敬佩的，因为他虽然善良，却实在太丑陋了。但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果然在他家中看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怎么漂亮，但也并不难看，有一对灵活的眼睛。这时，他在我的眼中简直成了英雄。

过了一个半月，我发现我的夸西莫多16 生活并不愉快；他整天愁眉苦脸，校样也不认真看，那篇谈候鸟的文章始终没有写完。他心不在焉，闷闷不乐，有时我还发现，他的眼睛是哭过的。这样继续了不多久，一天我路过金门回家，发现几个孩子和店铺伙计朝教堂的墓地奔跑，警察显得很忙，我也跟去了。

涅巴巴的尸体躺在教堂墙边，身旁有一把火枪，他是对着自己家的窗口自杀的，脚上留下一段绳子，他便是用这段绳子扳的枪机。卫生局长正向围观的人从容不迫地说明，这样的死法一点痛苦也没有。警察准备把尸首抬往警察所。

……大自然对人何其残忍。生活只是给了他侮辱和痛苦，在他决定用这段小绳子终止心脏跳动的时候，他的胸中有些什么感觉呢？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年老力衰吗？一切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正义，要求解释和理由呢？况且向谁要求呢？向疯狂旋转的生活的飓风吗？……

就在那时候，我开始了生命中新的一页……那纯洁、明朗、年轻、严肃的一页，沉浸在爱情中的、与世隔绝的一页。

它已属于另一卷了。

1  俄国作家索洛古布写的著名小说。

2  外省客店的菜单往往别字连篇，所谓“山猫”实际是“秈米”。

3  即拿破仑三世，1852至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4  即本书第十五章提到的那个因行贿入狱的村长。

5  即下面提到的德米特里·涅巴巴（约1806—1839），弗拉基米尔中学的数学教师，赫尔岑的同学。

6  指《维亚特卡省政公报》第1期的“附刊”，它出版于1838年1月，这时赫尔岑已在弗拉基米尔。

7  根据当时内务部的指示，俄国四十二个省都发行了《省政公报》。

8  布卢多夫（1785—1864），俄国国务活动家，年轻时曾从事文学活动，与茹科夫斯基等接近。1832至1837年任内务大臣。

9  指卡拉姆津在历史方面的主要著作《俄国通史》，共十二卷，未完成，最后一卷于其死后由布卢多夫整理出版。

10  指阿尔扎玛斯社的社员。阿尔扎玛斯社是1815至1818年间俄国的重要文学团体，倾向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主张追随卡拉姆津革新文学语言，以茹科夫斯基为首。布卢多夫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11  欧洲的小公国，由世袭大公行使君主权力。

12  摩纳哥的世袭大公，这里可能指弗洛列斯坦一世（1785—1856）。

13  “秘书”一词在俄语中是外来语，所以这些人认为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又不宜改称“省政府主任”，因此只得照旧用外来语。

14  缙绅陪审员系从地主贵族中选出，与县长一起审理案件，处理县政等等，职权本来与警察所长差不多。但1837年起，政府废除了缙绅陪审员制度，改由省政府任命的区警察所长行使审理案件的任务。

15  涅巴巴是一个很少见的姓，含有“不是女人”的意思，因此引起哨兵的误会。

16  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打钟人，一个相貌奇丑而心地非常正直的怪人。

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
（1838—1839）

不要期待我对那时的内心生活作长篇的叙述……骇人的事件，悲惨的遭遇，比光彩夺目的、没有阴云的回忆较易写到纸上……而幸福难道是可以用笔墨形容的吗？

有缺漏的地方，你们自己补充吧，用内心去推测吧——我谈的只是表面现象，只是外部情况，很少很少用暗示或语言去接触我心头珍藏的秘密。

（《往事与随想》）1

1  题词引自1854年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的最后一章，后来作者把《往事与随想》汇集出版时，对这一章作了重大修改，题词中这些话都被删除了。

第十九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我五六岁时非常淘气，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常说：“好，好，等着吧，总有一天公爵夫人一来，我会什么都告诉她。”我听到这恐吓，马上安静了，求她别告诉。

公爵夫人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霍万斯卡娅是我父亲的亲姐姐，她严峻，阴沉，庄重，生得胖胖的，颊上有一颗痣，包发帽下露出一绺绺假鬈发，说话时眯缝起眼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八十高龄，仍要搽一点胭脂，扑一点香粉。每次她一看见我，就要管我，她的教训和唠叨总是没完没了；我的领子皱了，衣服上有个污点，她都要责备几句；我没有走过去吻她的手，她就叫我下回一定得走过去。有时教训完了，她从小小的金烟盒中用两只手指尖捏了一撮烟丝，对我父亲说：“亲爱的，你应该把你的淘气孩子交给我管教，包你不出一个月，他就变得斯文了。”我知道，父亲不会把我交给她，然而这些话还是使我心里发憷。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恐惧感消失了，但公爵夫人的家，我始终不喜欢——在那里我不能自由呼吸，感到不自在，我像一只被捉住的兔子，惊慌不安地张望着，一有机会就想溜之大吉。

公爵夫人的家完全不像我父亲或参政官的家，这是古老的俄国正教家庭。那里遵守斋期，天天做晨祷，主显节前夕得把十字架挂在门上，谢肉节要做各种奇形怪状的薄饼，吃猪肉要加姜，准两点用午膳，八点多钟吃晚饭。西方的坏习气影响了两个弟弟，使他们有些背离了祖宗的规矩，但没有触动公爵夫人的生活方式。相反，她看到“万纽沙和廖武什卡”1 在这个法国的堕落，还深表不满。

公爵夫人住在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是她的姨母，八十来岁的老处女。

在七支盛衰不一的宗族中，公爵小姐几乎是许多亲属间还活着的唯一纽带。每逢重大节日，所有的亲戚都汇集她家；她经常调停纠纷，让疏远的人重新接近；大家尊重她，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她去世之后，各家亲戚就分开了，失去了中心，彼此忘记了。

我的父亲和几个伯父都是她教育大的，他们的父母逝世后，便由她管理他们的领地，他们成年后，又由她送他们进近卫军供职，他们的姊妹们也是由她做主出嫁的。她是在伏尔泰的亲戚，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协助下培养他们的，这使他们成了具有自由思想的地主，我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满意，但是她能够使他们尊重她，这些外甥尽管天生桀骜不驯，不大懂得规矩，对她却恭恭敬敬，直到老太太离开人世，总是顺着她的时候多。

安娜·鲍里索夫娜公爵小姐的府第像奇迹一般，在1812年的大火中竟然安全无恙；它已五十年没有修理，糊墙的花缎褪色了，发暗了，但尚未脱落；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架有些熏黑了，由于年代太久，变成了茶晶颜色，每逢有人在屋里走过，它们就叮叮咚咚直哆嗦，浑浊的灯光也忽闪忽闪的；整块红木做的笨重家具，雕着奇巧精致的花纹，镀金已经剥落，伤心地靠墙站着；屋里的陈设还有中国镶花抽屉柜，格子花纹的嵌铜桌子，罗可可式的细瓷玩偶——一切都使人想起另一个世纪，另一种风尚。

前室里坐着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仆人，他们倨傲而安详，干着各类轻便活计，有时低声念几句祈祷文或赞美诗，那些书页已比封面更脏。门口站着一些小厮，但即使他们也从来不笑，不高声谈话，那副样子与其说像小孩，不如说更像年迈的侏儒。

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里屋的各个房间，只有一只鹦鹉进行着不幸的尝试，不时拗着舌头学人讲话，发出几声凄恻的叫喊，用喙啄啄包白铁的小横杆；还有一只不大的猴子，已经又老又瘦，像个痨病鬼，踞坐在大厅中瓷砖面壁炉的小小炉顶上，用刺耳的声音呜呜啼叫。它穿了宽大的红裤子，打扮得像码头上的搬运夫，整个屋子给它弄得有一般特殊的臭味，非常难闻。另一间大厅里挂了许多家族的画像，大小、形态、时代、年龄和服饰都不一样。我对这些画像之所以特别感兴趣，就在于他们本人与肖像简直截然相反。有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穿一件浅绿色绣花长衣，头发扑了粉，从画布上向人彬彬有礼地微笑，这便是我的父亲。一位少女披着一头鬈发，拿着一束玫瑰，脸上贴一块美人斑，上身穿一件无法转动的多面棱状酒杯似的紧身衣，下身是特别庞大的箍骨裙，这是严厉的公爵夫人……

越接近书房越显得安静，礼节也越严格。老侍女戴着阔皱边的白包发帽，托着茶壶来来往往，轻得几乎听不到一点脚步声。有时门口出现一个白发老家人，穿着厚蓝呢长礼服，走路也没一点声息，连他向老侍女报告时，也只看见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听不到声音。

老太太身材不高，枯瘦，皮肤皱了，但决不丑陋；她通常坐在，或者不如说躺在笨重的大沙发上，周围垫了不少枕头。这样，一眼望去，几乎看不见她本人，只看到白花花的一片：宽外衣，包发帽，枕头，沙发套，全是清一色的白色。她的脸也蜡一般苍白，花边一般柔软，加上她那微弱的嗓音，洁白的衣服，使她显得毫无生气，似乎只剩下奄奄一息了。

英国大座钟发出匀整响亮的声音，这是扬扬格——滴答，滴答……仿佛正在伴送着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点钟以前，公爵夫人来到这里，庄重地坐进深深的安乐椅；她不耐烦独自待在厢房中。她是孀妇，我还记得她的丈夫，他身材不高，头发斑白，总是瞒着公爵夫人喝浸酒和果子酒，在家中从来不干正事，养成了无条件服从太太的习惯，有时虽然不服气，发几句牢骚，特别是酒后，但从来不付之行动。公爵夫人后来一直不明白，小小一杯伏特加，为什么对费奥多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这是他用膳前公开要喝的。整个早晨，公爵夫人从不打搅他，让他跟八哥、夜莺、金丝雀做伴，逗它们唧唧喳喳唱歌；有些鸟他是用一只小小的风琴训练的，另一些是自己吹口哨训练的。他一早就亲自上禽鸟市场换鸟，买进或卖出；有时碰到商人受了骗（当然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就像一个艺术家似的得意扬扬……他一直这么打发自己有用的一生，直到一天早晨他吹着口哨调弄金丝雀时，突然仰面倒下，过了两个小时他便咽了气。

公爵夫人成了单身一人。她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两人都不是为爱情结婚的，只是为了摆脱母亲的家长制束缚。两人都在第一次分娩后死了。公爵夫人确实是不幸的女人，但不幸没有使她心软，却使她的性情越来越古怪了。在命运的打击下，她没有变得亲切、善良，而是变得残忍和阴沉了。

现在她只剩了几个弟弟，主要是公爵小姐。她和公爵小姐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丈夫死后，她对她更是难舍难分。公爵小姐从来不过问家事，现在便一切听凭公爵夫人做主，于是公爵夫人在关心体贴的借口下，任意摆布着老太太。

公爵小姐府上，经常有形形色色的老太婆坐在靠墙的各个角落；这些寄生虫有的赖着不走，有的临时寄居几天；她们一半像圣徒，一半像乞婆，疯疯癫癫，非常敬畏上帝，身体多灾多病，又非常腌臜，在一些古老的世家流窜，这家吃几顿，那家拿一条旧围巾，领些面粉和木柴，布和蔬菜，勉强对付着过日子。这些人到处惹人讨厌，到处不受欢迎，到处没有地位，人们接待她们只是为了解闷消闲，主要是爱听她们传播的谣言。在外人面前，这些悲惨的角色通常沉默不语，用又嫉妒又仇恨的目光彼此窥视……一边叹息，一边摇头，画十字，喃喃地小声数念珠，作祷告，也可能是骂人。然而单独与施主和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要为自己的沉默索回补偿，突然变节，大谈其他施主的闲话，尽管这些施主也接待过她们，提供过食宿，赠送过物品。

她们每次总要向公爵小姐讨些东西，由于公爵夫人不愿惯坏她们，这些礼物总是背着她赠送的，它们换来的则是硬得像石块的圣饼，或者自己编结的毛线小玩意儿；事后公爵小姐又把这些东西变卖了现钱，送给她们，而且根本不管买主需要不需要。

除了生日、命名日和其他节日，公爵小姐家亲朋好友最庄重的聚会是在大除夕。这一天公爵小姐请下伊威尔圣母像，修士和神父们便捧了圣像，唱着赞美诗，在各个房间绕行一周。公爵小姐首先画着十字，从圣像下走过，接着，所有的客人，男女仆役，老人和孩子，一一鱼贯而过。然后大家向她恭祝新年到来，像给孩子送玩具一样，向她赠送各种小玩物。这些东西她玩了几天，便转送别人了。

父亲每年都带我去参加这种富有异教色彩的仪式；它年年一样，只是有些老头儿和老太婆不见了，大家故意不提他们的名字，只有公爵小姐说道：“我们的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不在了，愿他超升天国……明年不知上帝要召唤谁呢？”于是疑虑地摇摇头。

英国时钟的扬扬格继续伴送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最后到了那个不祥的时刻；一天，老太太起身后觉得有些不舒服，在屋中走了一会儿，还是不好；血从鼻孔流出，而且很多，她虚弱了，疲乏了，终于倒在自己的沙发上，没脱衣服，就安静地睡着了……从此没有醒来。那时她已经九十出头。2

她把房屋和大部分领地留给了公爵夫人，但没有把她的生活的内在意义传给她。公爵夫人无法继承她那种尊贵的始祖作用，取代她在宗族各系间的纽带地位。正如夕阳西沉后，山坡上只留下一片漫长的黑影，公爵小姐的去世也使一切一下子变得黯淡无光了。公爵夫人把姨母的居室关闭锁上，依然住在厢房中；院子长满了青草，墙壁和窗框一天天发黑；过道倾侧了，几只迟钝的黄狗整天在那里打瞌睡。

亲戚朋友来得少了，公馆荒凉了，她为此闷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整个家中只剩了一人，她为自己无用的生活感到害怕，毫不怜惜地丢开一切——一切足以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破坏平衡，引起不安和忧伤的东西。她怕过去，怕回忆，因此摒弃一切与女儿们有关的物品，甚至她们的肖像。公爵小姐死后也是这样，鹦鹉和猴子给送进仆役屋中，然后赶走了。猴子进了参政官的家，在马车夫的房间中终老天年，给劣等的涅任烟草熏得喘不出气，供车夫们取乐。

自我保存的利己主义，使一颗苍老的心彻底硬化了。她的小女儿病重垂危的时候，有人劝这位母亲回家，她真的回去了，但一到家就吩咐准备各种酒精和白菜叶子（她用它们包扎脑袋），使可怕的消息到来时，一切有备无患。她没有与丈夫的遗体告别，也没有与女儿的遗体告别，他们死时，她都不在场，也没参加他们的葬礼。后来，她的亲弟弟参政官死的时候，侄儿刚提起这事，她就猜到了，马上要求他不必讲这不幸的消息和临终的细节。对自己的心——一颗这么随和的心，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就难怪可以活到八九十岁高龄3 ，依然身体健康，胃口很好了。

然而，应该为公爵夫人说句公道话，这种逃避一切悲惨事物的病态表现，在上世纪娇生惯养的贵族中间，是屡见不鲜的。著名的考尼茨4 到了晚年，严禁当他的面讲到死和天花——他非常怕天花。在约瑟夫二世死后，他的秘书不知道怎么向他报告，只得说：“现在是列奥波德皇上在位了。”考尼茨立刻明白了，变得脸色煞白，坐进了安乐椅，没有再问什么。他的园丁讲话时不敢用“接种”两字，免得他联想到牛痘。他儿子的死，他是最后从西班牙大使那里偶然听到的。鸵鸟把头藏在翼下逃避危险，却遭到人们的嘲笑！

为了保持绝对的平静，公爵夫人特别设置了一队卫士，选拔了经验丰富的人当队长。

除了公爵小姐留下的那些云游四方的老婆子，公爵夫人身边还经常住着一位“女伴”。担任这尊贵职务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红脸颊女人，兹韦尼哥罗德一位官员的未亡人。她为自己的“高贵门第”和先夫的八等文官头衔，睥睨一切，盛气凌人，专爱寻衅闹事。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她的兹韦尼哥罗德乳牛不幸夭折，她为此一直不能宽恕拿破仑。我记得，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她心事重重，不知道按官级她应该戴多宽的丧章。

公爵小姐在世时，这女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凭着善于钻营的本领，迎合了公爵夫人的怪癖和无中生有的烦恼，她不久就取得了公爵夫人在姨母身边占有的那种地位。

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戴着按官级缝制的丧章，像皮球一样在屋里从早滚到晚，吵吵闹闹，不给人安静，埋怨大家，监视使女，打小厮，扯他们的耳朵，算账，跑厨房和马厩，赶苍蝇，揉腿，强迫服药。家人们再没有机会接近女主人，这是阿拉克切耶夫，比龙，一句话，总理大臣。公爵夫人是古板的，虽然头脑陈旧，终究受过教育，兹韦尼哥罗德寡妇那种刺耳的喊叫声，那种卖菜老太婆的作风，开头常常惹得她很讨厌，但日子一长她就惯了，对她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她还高兴地看到，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把本来就不很大的家庭开支又缩减了许多。公爵夫人省下钱来打算给谁，这很难说，除了几个弟弟，她没有一个亲人，可是这些弟弟都比她富裕一倍。

尽管这样，自从丈夫和女儿们死后，公爵夫人的生活事实上是寂寞的。有一个法国老妇人，当过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偶尔来看看她，住上一两个星期，此外就是她的外甥女5 有时从柯尔切瓦来探望她，这也使她很高兴，但这一切都一闪而过，偶尔有之，不能填补她和女伴面对面枯坐的寂寞生涯。

这样，在公爵小姐死前不久，一件工作，一个玩具，一种娱乐，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生活，成了她的消遣。

1  赫尔岑的父亲的名字（伊万）和参政官的名字（列夫）的爱称。

2  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死于1827年，实际上活了八十九岁。

3  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死于1847年，活了九十二岁。

4  考尼茨（1711—1794），奥地利外交家，国务大臣，在奥地利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5  即“柯尔切瓦的表姐”，她实际上是赫尔岑的外甥女，不是公爵夫人的外甥女。

第二十章

孤 儿

1825年夏，“化学家”动手整顿父亲混乱不堪的家务，把弟弟妹妹们从彼得堡送到了沙茨克县的领地，给了他们一幢主人的住宅和一笔生活费，还答应今后帮助他们读书和立足社会。公爵夫人去看望他们。一个八岁的小女孩1 的忧郁沉思的脸色打动了她，她把孩子抱上马车，带回家中，留在身边了。

母亲很高兴，带着其他孩子去了坦波夫省。

化学家也同意——他反正都一样。

到家后，女伴对小女孩说：“你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公爵夫人是你的恩人；要向上帝祈祷，祝她长命百岁。没有她，你不知会落得怎样呢！”

在这死气沉沉的家庭中，两个吹毛求疵的老妇人幽灵似的主宰着一切，一个充满奇想与怪癖，另一个充当着她不倦的侦察员，举止粗鲁庸俗，冷酷无情。就在这里，一个孩子被迫与一切亲人隔绝，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作为解闷的玩物受到抚养，正如人们养狗，或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养金丝雀一样。

过了几天，父亲带我去看望公爵夫人时，小姑娘穿着长长的羊毛丧服，脸色苍白得有些发青，坐在窗口，一言不发。她显得又惊讶，又害怕，望着窗外，不敢看任何别的东西。

公爵夫人把她叫到前面，介绍给我父亲。他对人一向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只是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肩膀，说故世的哥哥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又骂了化学家几句，便开始谈别的了。

小姑娘眼里噙着泪水，重又坐到窗边，眺望着窗外。

对于她，沉重的生活开始了。她听不到温情的语言，看不到慈祥的目光，得不到一点抚爱；周围尽是不熟悉的人，皱纹，发黄的脸，衰老的、正在死亡的事物。公爵夫人总是那么严厉，苛刻，急躁，与孤儿若即若离，使她不可能想到要亲近她，从亲近中得到温暖和安慰，或者偎在她身边啼哭。客人们对她不理不睬。女伴容忍她，只因为公爵夫人心血来潮，要收养这么一个废物，何况这对她并无大害；在外人面前，她甚至表示对孩子十分体贴，还为她向公爵夫人讲情。

孩子过不惯这儿的生活，一年之后还像第一天那样陌生，而且更加忧郁。她的“严肃”连公爵夫人也觉得惊异，有一次看见她愁眉不展，整整几个钟头坐在小刺绣架后面，便对她说：“为什么你不活泼一点，出去玩玩呀？”孩子笑笑，涨红了脸，道了谢，但仍坐在那儿没动。

公爵夫人对她不问不闻，其实从未把她的忧郁放在心上，也没想过怎么才能让她快乐一些。到了节日，别的孩子会拿到玩具，谈论游戏和新衣服。孤儿从未得到过礼物。公爵夫人认为给了她栖身之所，待她已满不错了；有了鞋穿，还要什么洋娃娃！真的，这是不必要的——她不会玩，也没人跟她一起玩。

只有一个人理解孤儿的处境，这就是侍候她的老保姆，也只有她真实而纯朴地爱着这个孩子。晚上给她脱衣服时，她常常问她：“我的小姐，您为什么这么忧愁啊？”小姐扑在她颈上，伤心地啼泣，老婆子噙着眼泪，摇摇头，拿着烛台走了。

这样过了几年。她没有埋怨，没有诉苦，十二岁的她只是想死。她写道：“我总觉得，我生到这世上是个错误，我很快就要回家——但哪里是我的家呢？……离开彼得堡时，我在我父亲的坟上看到的只是一堆白雪；我的母亲把我留在莫斯科，从漫无尽头的大路上消失了……我伤心啼哭，祈求上帝快些让我回到他的身边。”

“……我的童年是那么悲伤、痛苦，我流过多少无人知晓的眼泪，在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祈祷的时候，我已有多少个夜晚偷偷起床（我不敢在规定的时间以外祈祷），祈求上帝让人爱我和怜惜我了。我没有娱乐或玩具，可以供我散心和得到安慰；因为哪怕给我什么，也得责备几句，总是要说：‘这是你不配得到的。’从她们手上拿到的每一块破布，对于我都是一场哭泣；后来我站得比这高了，心头燃起了对科学的兴趣，除了学问，其他孩子的任何东西都不再使我羡慕。许多人夸奖我，认为我有才能，同情地说：‘如果对这孩子下一番工夫的话！’我知道它的下半句是：‘她会使世界惊异。’于是我的脸发热了，我赶紧走开。我想象着我的图画，我的学生——可是我拿不到一张纸，一支铅笔……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同时对我的监狱和残忍的狱卒也更加蔑视了，我不断反复吟哦《黑衣修士》的诗句：

这是个谜啊：在我生命的春天，

我已经尝尽了人世的一切苦难。2

“你可记得，有一次我到你们家去，那是很久了，还是在那所房子里，你问我，读过科兹洛夫的诗没有，你念的也正好就是这两句。我感到一阵颤栗，勉强忍住眼泪，笑了笑。”3

忧郁的音符经常从她的内心深处发出声响，它从未完全消失过，只是生活中欢乐的时刻使它暂时保持沉默罢了。

去世前两个月，她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写道：

“周围的一切是古老、丑陋、冷漠、阴森和虚伪的，我受的教育是从责备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是疏远一切人，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浸在自我之中……”

但是这种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有时精神负担不了，有时身体遭到了摧残。

孤独无依的处境，在最弱小的年纪经历的粗暴待遇，这一切在她心头留下了一条黑色的伤痕，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愈合。

1837年她写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曾自由地从内心喊过一声‘妈妈’，我曾扑在谁的胸口，无忧无虑地忘掉一切。从八岁起，我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了，我爱我的母亲……然而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看了这十二岁小姑娘的苍白脸色，看了那双周围带黑影的大眼睛，看了那慵懒的倦意，那漫无止境的忧郁，许多人会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要作肺病牺牲品的那种少女，她们从童年起已盖上了死亡的烙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美和早熟的沉思。她说：“也许我也受不住这斗争的压力，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会见而得救。”

可我这么迟才了解她，解开她的谜！

1834年前，我还不能对这个在我身旁展开的丰富的生命，作出正确的评价，尽管自从公爵夫人把穿长羊毛丧服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有九年之久。这是不难说明的。她孤僻，而我心不在焉。我同情这个老是伤心地孤独地坐在窗边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上公爵夫人家，而且每次都不是自愿去的；公爵夫人带她到我们家的次数更少。何况公爵夫人的拜访几乎总弄得不欢而散，她往往为一些小事与我父亲争论不休，在一两个月不见之后，两人重新互相挖苦，只是这种挖苦是在温文尔雅的词句掩盖下进行的，仿佛他们要给难以下咽的药物包上一层糖衣。公爵夫人说道：“我亲爱的兄弟”，我的父亲则答道：“我亲爱的姐姐”，然而争吵还是争吵。我们总是巴不得公爵夫人快走。此外，不该忘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政治理想和科学中，生活在大学和同学中间。

然而在这黑暗漫长的九年中，她的周围只有一些愚昧无知的伪君子，自高自大的亲戚，枯燥无味的修士司祭，满身肥肉的神父太太，而女伴虚情假意，算是保护她，不让她越出长满青草的荒凉院子和屋后的小篱笆一步；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悲伤，她还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

根据引用的那些句子已不难明白，公爵夫人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并不想为孩子的教育特别破费什么。操行是她亲自监督的，这包括仪表训练和培养整套的虚伪作风。每天早晨孩子必须束腰，梳头，打扮得端端正正，这是可以的，只要它们对健康无害；但公爵夫人不仅束缚孩子的腰，也想束缚孩子的心，压制一切坦率纯洁的感情，在孩子忧郁的时候，要她装出笑容和愉快的表情，在她想哭的时候，要她讲亲切甜蜜的语言，迫使她对一切事物不分善恶一律表示好感，一句话，要她经常弄虚作假。

起先，公爵夫人借口过早读书无益，不让这个可怜的姑娘受教育；后来，就是在三四年之后，由于不耐烦听参政官，甚至外人的指责，才安排她读书，并注意花最少的费用。

为此，她利用一个年迈的家庭女教师教法文，这个女教师有时需要公爵夫人的接济，认为后者是她的恩人，因此学费降到了最低限度，然而教学效果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俄语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个神父的遗孀，通过公爵夫人向总主教说情，使两个儿子在大教堂当上了教士，现在公爵夫人就把这两个教士的哥哥请来教俄语和其他一切课程，这当然不用花多少钱。这个教师是一个穷教区的教堂执事，家庭负担很重，衣食不周，因此不计报酬，而且他也不敢跟弟弟们的恩人讲条件。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怜、更不完善的教育吗？然而一切都不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一个人只要具备可能发展的条件，哪怕只有一点推动力也足够了。

教堂执事生得又高又瘦，秃顶，外表寒酸，属于热情洋溢的幻想家一类，这种人无论是年纪还是贫穷，都改变不了，相反，贫穷更助长了他们那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意识。他的信念接近宗教狂热病，是真诚而带有诗意的。这个饥饿家庭的父亲和靠别人的面包过活的孤儿之间，很快形成了相互的了解。

在公爵夫人府上，教堂执事只是一个无依无靠而又温和恭顺的穷人，对他点一点头，说几句话，已经是抬举了他。甚至女伴也认为应该瞧不起他。可是他并不计较他们和她们的态度，仍热心教课，女学生的聪明伶俐感动了他，他也感动了女学生，使她伤心落泪。公爵夫人对此不能理解，责怪孩子哭哭啼啼，为了她的多愁善感对教堂执事很不满意：“这实在太那个啦，完全不像个小孩子！”

然而老人的教育在年轻人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不是庸俗的教条，不是仅仅遵守斋期和夜间上教堂；恐惧造成的迷信观念也没有与欺诈同时并存，这不是那个一切受限制的、弄虚作假的、程式化的、狭隘得使心灵窒息的世界，而是完全不同的令人神往的世界。教堂执事给了女学生一本福音书，她如获至宝，一直爱不释手。这是她读的第一本书，她曾与她唯一的女友，保姆的侄女，公爵夫人的年轻使女萨莎一起，反复阅读它。

后来我对萨莎有了很深的了解。她生长在马车夫和厨子中间，从未离开过女仆房，她是在哪里和怎么受到教育的，我一直不能理解，但她的修养确实不同寻常。她是那种无辜的牺牲者之一，这种人被农奴地位扼杀在仆役室中，默默无声地死去，那一切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她们不仅没有过光明的日子，欢乐的回忆，得不到丝毫的补偿和同情便离开了人世，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她们的死带走了什么，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太太烦恼地说：“小丫头刚学会做事，突然躺下死了……”七十岁的女管家嘀咕道：“如今那些使女哟，比小姐还娇嫩”，然后去吃葬礼后的蜜粥和酒宴了。母亲哭啊哭啊，也开始喝起酒来——一切便这么结束了。

而我们从旁边经过，却匆匆忙忙，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可怕事实从不正视，傲慢地推说没有工夫，用几个卢布和几句好话应付过去。一旦惊异的我们蓦地听到骇人的呻吟声，那世世代代被摧残的灵魂的控诉，却像刚从梦中苏醒，连连追问，这心灵的呼声，这有力的控诉，来自哪里呀？

公爵夫人杀死了自己的使女，当然不是故意的，是无意识的；她用各种琐事折磨她，摧残和葬送了她的一生，她用侮辱、生硬粗暴的态度虐待她。她几年不让她出嫁，直到从她痛苦的面容上看出了肺痨的症状才同意。

可怜的萨莎，你是被农奴制玷污的，丑恶的、该死的俄罗斯生活的可怜的牺牲者，你用死获得了自由！但你还是比别人幸福得多，在公爵夫人家严酷的奴隶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位好友，你无限爱她，在你死后，她的友谊一直伴送你到墓地。她为你流了许多眼泪，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在回忆你，怀念你，因为你是她童年生活中唯一光辉的形象！

……两个年轻姑娘（萨莎大一些）每天起得很早，大家都还睡着，她们就走到户外，在晴朗的天空下一起读福音书，一起祈祷。她们为公爵夫人和女伴祷告，祈求上帝打开她们的心灵；为了让自己经受考验，她们整整几个礼拜不吃肉，幻想着修道院和死后的生活。

这种神秘主义适合少年的特点，适合那种年龄，在这种年龄，一切都还是秘密，一切都还是宗教奇迹剧，逐渐苏醒的思想还没有透过清晨的迷雾，射出明朗的光芒，而雾也还没有被经验和欲望所驱散。

后来在恬静、安谧的时刻，我常爱谛听这种童年的祈祷，它是一个人的广阔生活的起点，又是另一个人的不幸生命的终点。在荒凉的院子中，那个被粗暴的恩惠所玷辱的孤儿，那个被毫无出路的地位所玷辱的奴隶，为了自己的压迫者的灵魂向上帝祈求，这情景使我心头充满了怜悯，罕见的平静降临到了我的心灵中。

这个纯洁优雅的少女，在公爵夫人那荒谬的家庭中，没有引起任何亲族的重视，然而却在教堂执事和萨莎那里，也在全体仆役中间，赢得了热烈的同情和爱护。这些普通人不仅把她看作一个善良和蔼的小姐，而且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崇高的气质，这使大家敬重她，信赖她。在公爵夫人府上，女孩子们出嫁时，都要求她亲手替她们别上一条丝带等等。一个年轻使女，我记得名叫叶连娜，突然感到胸口刺痛，后来发现是严重的肋膜炎，已无法治愈，于是去请神父。女孩子怕极了，问母亲是不是毫无指望了；母亲一边啼泣，一边对她说：上帝马上要召她回去了。这时病人扑在母亲怀中痛哭，要求见见小姐，让她亲自用神像祝福她超升天国。她来后，病人攥住她的手，按在自己嘴唇上，反复说：“为我祈祷吧，祈祷吧！”年轻的姑娘自己也泪痕满面，开始小声祈祷——病人就在祈祷声中逝世了。大家围住病床，跪在地上画十字，她替她合上眼皮，吻了冰冷的额角，这才走出房间。4

除非枯燥无味、碌碌无能的人，才没有这种充满幻想的时期，这样的人与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的病夫同样可怜，在这些病夫身上，神秘主义会越过青年时期而永远存在。但我们这个具有现实性格的时代，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只是19世纪的“世俗影响”怎么能渗入公爵夫人那密不通风的家呢？

裂缝终于出现了。

柯尔切瓦的表姐有时也到公爵夫人府上做客，她爱“小表妹”，正如人们特别爱不幸的孩子，但她并不了解她。后来发现了她不平凡的性格，才大为惊讶，几乎感到惶恐，她是容易激动的，马上决定改变不关心的态度。她向我要雨果、巴尔扎克或任何作家的新作品，对我说：“小表妹是个天才，我们应该帮助她的发展！”

“大表姐”（提起这称呼，我想起她瘦小的身材，不能不哑然失笑）一下子把什么都讲给了她的小朋友听：她自己头脑中想过的一切，席勒和卢梭的思想，那种来源于我的革命观点，以及来源于她本人的钟情的少女的理想。后来她又偷偷把许多法国小说和诗歌拿给她看。这些书大部分是1830年后出版的，它们尽管有各种缺点，对思想却是强大的冲击，足以使年轻的心灵领受火与勇气的洗礼。在那时的小说和故事，诗篇和歌曲中，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处处强烈地跳动着社会的脉搏，处处暴露出社会的疮疤，处处能听到饥寒交迫的无辜者被奴役被压迫的呻吟；那时这种呻吟和抱怨还没有被当作罪行而加以防范。

不言而喻，“表姐”给的书未经选择，她也未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害处；有些机体永远不需要外力的援助、支持和指导；没有樊篱，它们更能自由成长。

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人，继续发展柯尔切瓦表姐的“世俗影响”。公爵夫人终于决定请家庭教师，但为了省钱，她聘请了一位刚从女子中学毕业的俄国少女。

在我们那里，俄国家庭女教师是不受重视的，至少在30年代还是这样。然而，尽管有一切缺点，她们还是胜过大部分来自瑞士的法国女人，那种无限期处于休闲状态的卖笑妇和年老色衰的女戏子，这些人抢夺教书的饭碗，把它当作最后的谋生手段，因为这既不需要才能，也不需要姿色，只要说得几句法国话，具有女掌柜的风度就绰绰有余了——这种风度在我们外省各地常常被认为是“最佳风度”。学校或育婴堂出身的俄国家庭女教师，至少接受过某种正规教育，没有外国女人身上的市侩味道。

现在的法籍女教师，不能与1812年前来到俄国的那些人相提并论。那时法国也还很少市侩气息，到我国来的妇女完全属于另一阶层。她们一部分是流亡的和破产的贵族的女儿，军官的未亡人，也有不少是他们遗弃的妻子。拿破仑替自己的部下完婚，正如我们的地主替仆役完婚一样，不大考虑爱情和意愿。他希望通过联姻，让火药的贵族与世袭的贵族攀成亲家，也希望妻子们能陶冶他的斯卡洛祖布们5 的性情。这些人习惯于盲目服从，奉命成了亲，随即又抛弃了妻子，发现她们过于拘谨，不适宜参加军营和部队的晚会。可怜的女人们流浪到了英国、奥地利和俄国。那个时常出入公爵夫人府上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就属于从前这类人物。她讲话含笑，谈吐文雅，从不疾言厉色。她各方面都表现出良好的风度，没有一分钟的疏忽。我相信，她夜里睡在床上，也主要是在教育人们如何睡眠，不是自己在睡眠。

年轻的女子中学学生是聪明勇敢、精力充沛的姑娘，具有寄宿学校学生的豪爽性格和与生俱来的磊落胸怀。她活泼、热情，在她的学生和朋友的日常活动中，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与日益憔悴的萨莎的友谊是伤心而悲惨的，它引起的反应也是忧郁而凄凉的。这种友谊加上教堂执事的教导，加上毫无乐趣的生活，使年轻的姑娘远离了世界，远离了人们。现在一个活跃、愉快、年轻的第三者，抱着对一切憧憬和幻想的同情态度，出现在她面前了，这是非常及时的，她把她拉回了人间，拉向了真实可靠的地面。

起先学生接受了埃米利娅6 的某些表面形态，她的笑容增加了，谈话活跃了，但是过了一年时间，两个少女的性格在天平两端取得了平衡。随和而亲切的埃米利娅俯就了强有力的个性，完全屈服在女学生面前，用她的眼睛来看，用她的思想来想，以她的欢笑和友谊为生了。

大学毕业前，我上公爵夫人家的次数多了。我一到，年轻的姑娘似乎很兴奋，有时脸上红光闪闪，谈话也活跃了，但接着又立即恢复了平时若有所思的沉静状态，使人想起冰冷的美丽雕像，或者席勒笔下那位不让任何人亲近的“异邦少女”7 。

这既不是落落寡合，也不是冷若冰霜，而是一种内心活动——别人不了解，她自己也不了解；与其说了解，不如说她只是预感到了自身的一切。她那美好的外貌总显得还没完工，还缺少什么，但是只要一点火花，只要再凿上一刀，就可以决定，她是注定要在沙漠中枯萎、凋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生活呢，还是会迸发出热情的光芒，沉浸在它中间，生活在它中间——也许不是生活，只是受苦，甚至无疑是受苦，但不论怎样，这是丰富的生活。

从她半童稚的脸上透露的生命的活力，直到阔别前夕，我才初次看清。

我忘不了那发亮的异样的目光，那突然改变了意义的整个面容，它仿佛已渗入了另一种思想，燃起了另一种火焰……仿佛谜已被解开，内心的雾已被驱散。这是在监狱中8 。我们告别了十次，还是依依不舍；最后，与Natalie9 一起到克鲁季茨兵营来的我的母亲，坚决站了起来。年轻的姑娘哆嗦了一下，脸色有些发白，使出所有的力量握紧我的手，一边扭转头不让我看见她的眼泪，一边反复说：“亚历山大，别忘了你的小妹啊。”

宪兵送走了她们，又在那儿踱来踱去了。我扑到床上，久久凝视着门外，那个光辉的形象便是从那儿消失的。我在心中默念着：“不，你的哥哥不会忘记你。”

第二天我即被送往彼尔姆，但是在我谈到离别之前，我得讲一讲，入狱前妨碍我更好地理解纳塔利娅并与她更加接近的是什么。原来我沉浸在爱情中！

是的，我在恋爱。想起这青年时期纯洁的爱，我感到亲切，正如花香鸟语的春天在海滨散步一样。这是无限美好的梦，然而也像梦那么转瞬即逝！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所有的朋友中很少妇女，尤其是与我接近的妇女；我对柯尔切瓦表姐的友谊，起先是热烈的，后来逐渐平静了，在她出嫁后，我们很少见面，不久她便走了。我需要比我们男性的友谊更温暖、更柔和的感情，这要求在我心中漫无目标地徘徊。一切都具备了，只是缺少“她”。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中，有一位年轻姑娘10 ，我与她很快建立了友谊，一个奇怪的机会使我们接近了。她已订婚，突然发生争吵，未婚夫丢下她，跑到俄国另一个地方去了。她感到绝望，悲伤，屈辱。我怀着真诚而深厚的同情看到，忧愁怎样折磨着她；我不敢提到原因，但极力为她排遣愁绪，安慰她，带小说给她，亲自为她朗读，讲整个故事情节，有时为了多陪这个忧郁的姑娘一会儿，还忘记了温习功课。

她的眼泪逐渐少了，脸上也不时出现了笑容；她的绝望变成了苦闷忧郁，不久，往事开始使她感到害怕，她竭力挣扎，从良心和荣誉出发，保卫着它，与现实对抗，正如战士明知已经打败，仍在保卫旗帜。我看到天边残留的这最后几朵白云；觉得陶醉，怀着跳动的心，悄悄从她手中抽出了旗帜；她没有再举起它，于是我堕入了情网。我们相信我们的爱。她给我写诗，我给她用散文写长篇大论；后来我们一起幻想未来，幻想流放和地牢，她对一切都作了准备。生活的外表在我们的幻想中，从来不是绚丽多彩的，我们注定了要与骇人的力量战斗，对于我们，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念圣第恩11 的《残废者》时对她说：“做我的卡爱坦吧。”一边想象她怎样送我远赴西伯利亚矿坑。

“残废者”是著文抨击西克斯图斯五世12 的诗人，当教皇许诺不处死冒犯者时，他自首了。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砍断了他的双手，割掉了他的舌头。不幸的受难者头脑中装满了无法吐露的思想，这个形象那时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共鸣。受难者忧郁而疲惫的目光，带着感激和残余的欢乐，停留在一个少女身上，只有这时他才是平静的。这个姑娘从前爱他，没有因他的不幸而变节，她便是卡爱坦。

这爱情的初次经历一闪而过，但它是完全真诚的。也许，这爱情甚至是必须消逝的，否则它就会丧失它那美好的、芳香馥郁的性质，那十九岁的青春年华，那白璧无瑕的新鲜气息了。哪有铃兰而能过冬的呢？

我的卡爱坦，难道你不是同样含着安详的微笑，在回顾我们的约会？难道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你回忆起我，还会感到辛酸惆怅吗？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你现在何方？生活又过得怎样呢？

我的一生快完了，现在已走到了下坡路，我受尽创伤，精神上“残废”了，我不再寻找任何卡爱坦，只是回首往事，追念及你，我感到愉快……你记得那转角上的窗，它对着一条小胡同，我必须拐进这条胡同，而你总是伫立在窗口，目送我远去，如果你不在窗口出现，或者在我还没拐弯消失之前，便离开了窗口，那么我会多么伤心啊！

至于真的与你会面，我从未想过。你在我的想象中，始终保持着那年轻的面貌，那一头浅灰色的鬈发，让你就这样吧，不是吗？如果你回忆到我，你想起的也是风度翩翩的青年，闪闪发光的眼睛，热情洋溢的谈吐，那你就这么回忆吧，不必知道这双眼睛已经暗淡，人也已经发胖，额上已有皱纹，脸上早已失去从前那神采奕奕、生气蓬勃的表情——奥加辽夫曾称之为“希望的表情”，但现在希望已经消失了。

我们彼此应该保持当年的印象……阿喀琉斯和狄安娜13 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我不愿与你见面，免得像拉林娜会见阿林娜公爵小姐那样：

表妹，还记得你的格兰狄逊？

哪个格兰狄逊？……呀，格兰狄逊！

他在莫斯科，住在西米恩附近，

圣诞节前夕还来看过我，

他刚给儿子娶了亲。14

……正在熄灭的爱情的最后一点火光，曾把监狱的拱门照亮了一会儿，用昔日的幻想给心灵带来温暖，但随后便各走各的路了。她去了乌克兰，我流放到了外地。从此再没听到她的消息。

第二十一章

离 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 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

不久，花园便提供了我们与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幢房屋，花园是共同的。两幢有人，一幢是我们住的，房东也住这幢房子，他只有一位继母——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但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他管头管脚，关心备至，以致他只能背着她，偷偷摸摸与花园中的女士们交谈；另一幢房子便住着那些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幢房子是空的。过了一个礼拜，卡尔·伊万诺维奇已成了花园中名媛淑女们的自家人，常常一天几个小时帮小姐们荡秋千，为她们取斗篷和阳伞，总之，做到了体贴入微。小姐们跟他逗笑，比跟别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是比恺撒夫人更少嫌疑的2 ；看到他的模样，任何最大胆的谣言也只得退避三舍。

出于集群的天性，人们往往做他们根本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就因为这样，我傍晚也常出入花园。上那儿的除了住在这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家在那里做的事，讲的话，主要只是打情骂俏，互相窥探。卡尔·伊万诺维奇带着维多克3 的警觉性，从事感情的侦察工作，知道谁与谁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心中有意。对于我们花园中的这些秘密警察，我成了讨厌的绊脚石，我的不露声色使女士们和先生们大伤脑筋，他们再三试探仍不得要领，查不清我在追求谁，对谁特别感兴趣。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任何人，对任何小姐都没有特殊好感。最后，他们厌烦了，觉得受了委屈，开始认为我骄傲，说我玩世不恭，小姐们的友情也顿时冷落了——虽然她们每人单独与我在一起时，仍试图向我投送最危险的秋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一天早晨，卡尔·伊万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厨房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幢房子的百叶窗，正在擦洗窗户。一家外地人已租下了这屋子。

新来者的一切细节成了花园内的唯一话题。陌生的夫人由于旅途劳顿，或者还没有收拾好，仿佛故意避不见面，没有在我们的游乐活动中露脸。大家寻机会从穿堂窥探，向窗口眺望，一些人有所发现，另一些人却白白守候了几天，有所发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神态慵懒，总之，外表不错，动人心弦。小姐们说，她忧愁多病。省政府有个年轻官员，生得聪明伶俐，喜欢跟人打趣，唯独他认得这些来客。他从前在另一省供职，与他们有一面之缘，于是大家纷纷找他打听消息。

聪明伶俐的官吏很得意，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便没完没了地大谈新来者的优秀品质，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夫人。

“她聪明，温柔，有学问，”他反复说，“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在她眼里。啊，我的天，”他突然转向我道，“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您支持一下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向她献献殷勤……要知道，您是莫斯科来的，流放到这儿，当然会吟诗——这是上天赋予您的才能呢。”

“您瞎说什么哟。”我对他笑道，然而脸蓦地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过了几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她，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子，确实惹人喜爱；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如我的介绍人无法掩饰他的笑容一样。

出于自尊心的腼腆消失后，我与她熟悉了。她的身世是十分不幸的，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在寂寞空虚、无所寄托的心情中痛苦地打发日子。

P4 是那种把热情隐藏在心底的女性之一，也唯有淡黄头发的女子才会如此；她们用温和静谧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激动时脸色苍白，感情高涨时眼睛从不焕发光芒，反而有些暗淡。她的目光困倦，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向往着什么却不能满足的心胸时时起伏不定，仿佛有一股不平静的电流正从她全身通过。在花园散步时，她往往会突然脸色苍白，内心彷徨无主或者惊慌不安似的，无心答话，立即匆匆回家了。我正是喜欢看她这种时刻的神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明白了。她不爱丈夫，也不可能爱他；她才二十五岁，他已五十出头——对此她也许还能将就，但知识、趣味、性格的不同，那就太显著了。

丈夫几乎足不出户，是个枯燥无味、麻木不仁的老官僚，热衷于买田地当地主，像一切病夫和几乎所有失去家产的人一样，性情古怪暴戾。她出嫁时是十六岁，那时他还有些资产，后来赌博输光了，只是出外做官，靠俸禄生活。在迁居维亚特卡前一两年，他开始衰老了，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人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担心自己的病，用不安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看着妻子。她伤心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但这只是履行义务。孩子不能满足她的一切，空虚的心灵总是渴望着什么。

一天晚上在东拉西扯闲聊时，我说我真想寄一幅画像给我的堂妹，可惜在维亚特卡找不到一个会画像的人。

“让我试试，”女邻居说，“我从前学过素描，画得还可以。”

“太好了。什么时候呢？”

“如果您愿意，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一言为定。我一点钟来。”

这时她的丈夫也在场，他没有吭声。

翌日早晨，我收到女邻居一张便条，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她非常客气，谨慎地通知我，她要给我画像，她的丈夫有些不满，她要求我原谅病人的乖僻，说应该宽恕他，最后提出改日替我作画，不告诉她丈夫，免得打扰他的情绪。

我热烈地、也许过分热烈地感谢了她，没有要她秘密替我画像，但这两张便条使我们接近了许多。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我从来不想触及的，现在由她讲出了口。我与她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默契，联合一致对付他。

晚上我到他们家串门，只字未提画像的事。如果丈夫聪明一些，他应该猜到其中的奥妙，但他太蠢了。我用目光感谢她，她的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他们搬家了，住到了本城另一地区。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大厅还没布置好，女邻居正弹钢琴，眼睛哭肿了。我请她往下弹，但琴声不能协调，总是弹错，她的手发抖，脸色也变了。

“这里多么沉闷啊！”她说，蓦地从钢琴后面站了起来。

我默默握住她的手，那虚弱、发烫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痛苦地屈从着某种力量，弯向我的胸口；她把额角紧贴了一下，便倏地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她一张便条，看来她有些害怕，竭力想对昨天的事布下一层烟幕。她在信上说，我去时她正处在可怕的神经不安状态，又说，昨天的事她不大记得了，她很抱歉。但这一层薄薄的纱幕，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鲜明透露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丈夫轻松了些，虽然乔迁新居之后他已不能起床。我心情很紧张，便与他们逗笑，讲各种俏皮话，天南地北瞎扯，弄得病人笑个不停，当然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此外，我觉得，这笑可以令她沉醉，忘记一切。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虚弱，消瘦，痛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向病人告别，P送我到外面。一轮明月照进客厅，把三条苍白的淡紫色月光铺在地上。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向我迎面扑来。

“多美的夜晚啊！”我说，“真不想离开这儿。”

她走到了窗口。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成，这时候我得去替他换绷带了。”

“那就过一会儿来吧，我等您。”

她没作声，我拿起了她的手。

“您来吧，我求您……行吗？”

“真的不成，我先得换上短衫呢。”

“您就穿着短衫来好了，我好几次早晨看到您是穿短衫的。”

“万一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睡觉得啦；您的达里娅……看来她爱您超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有什么可怕的呢？好了，现在已九点多啦——您就说想托我办件事，要我等一会儿……”

“没有蜡烛……”

“叫人拿来，何况有月光，跟白天一样。”

她仍迟疑不决。

“来吧，来吧！”我凑在她耳边说，第一次这么对待她。

她哆嗦了一下。

“我来，但只能待一会儿。”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听到老头儿的呻吟和咳嗽，他那慢条斯理的谈话，那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的仆人一边吹口哨，一边在前室的长凳上铺床睡觉，嘴里骂骂咧咧的，过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了……使女离开卧室的沉重的脚步声是最后的音响……一切沉寂了，间或听到几声病人的哼哧，然后又万籁俱寂……突然传来了沙沙声，地板吱吱发响，轻轻的脚步声——白短衫在门口出现了……

她这么激动，起先简直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是冷的，她的手像冰。我觉得她的心在剧烈跳动。

“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最后她说，“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再见，你也回家吧。”她又用恳求的声音对我忧郁地说。

我抱住她，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去吧！”

这是不可能的……太迟了……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这么跳动的时候，哪怕放开她一会儿，也是超出人力范围的，非常愚蠢的……我没走，她也没走……月亮把几条光带转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饮泣……我吻着她泪汪汪的眼睛，用一绺绺发辫拭干它们，发辫落到苍白幽暗的肩上，月光照在上面没一点反光，只是使那里泛出了一层白蒙蒙的柔和色泽。

我不忍心丢下她一人啼哭，絮絮叨叨地劝她……她抬头望着我，眼中透过泪花射出幸福的闪光，我释然笑了。她仿佛了解我的思想，双手掩面，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时候了，我搬开她的手，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本人，然后便走了。

我经过使女身边，没敢看她的脸，她让我过去，没有出声。月亮显得沉甸甸的，像一个红红的大果核，正在沉落——朝霞开始升起了。空气非常清新，风吹在我脸上，我深深呼吸着，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走回家时，太阳出来了，善良的人们遇到我，为我这么早起身“享受良好的天气”感到奇怪。

我沉浸在爱情中大约一个月；后来心似乎疲倦和衰颓了，忧郁开始向我袭来；我尽量掩饰，不愿相信，对内心的这种变化感到惊异，可是爱情仍在一天天冷却。

在老人面前我变得很不自在，一种尴尬、厌恶的心情主宰着我。这不是由于我为自己感到内疚，那个经过世俗和教会批准归他私有的女人，不可能爱他，他要爱她也力不从心，但是我的双重角色使我觉得可耻：虚伪和心口不一是我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感情炽烈，占据优势时，我无暇顾及其他，它一旦开始冷却，各种疑虑随即出现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走进我的卧室报告道，P老爷“归天了”。这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个身，却不急于起床穿衣；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贝格进来了，他已穿戴整齐，对我说：“怎么？您还在床上！难道您没听到出了什么事？我想，P夫人单独一人，怪可怜的，我们去看看，快穿衣服。”我穿上衣服，与他一起去了。

我们发现，P晕厥了，或者处在一种神经麻木状态。这不是装假；丈夫的去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只剩下她一人，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异乡客地，没有钱，没有亲戚。何况她以前一遇到强烈的震动，也会神志昏迷，几个小时不能苏醒。她的脸发冷，白得像死一样，双目紧闭，她便这样躺在那儿，有时喘一口气，有时连呼吸也几乎中断了。

没有一个妇女来帮助她，安慰她，照料孩子和家。维特贝格留下陪她，那位起过先知作用的官员与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瘦又黑，穿了制服躺在桌上，皱紧眉头，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棺材，过了两天又葬进坟墓。殡殓后，我们回到死者家里，孩子们穿了缝丧章的黑衣服缩在墙角边，与其说忧愁，不如说是惊异和害怕；他们彼此嘁嘁喳喳说话，踮起脚走路。P坐着，一言不发，手支着头，似乎在想什么。

在这客厅中，我曾坐在沙发上等她，一边谛听病人的呻吟，仆人酒醉后的咒骂。现在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在丧葬的环境中，在神香的烟雾里，我又隐隐约约想起了那些话，那些时刻，我感到伤心，对它们我还是不能忘情的。

她的忧郁逐渐平息了，在自己的处境面前，她坚强了一些；后来她心神不定的凄恻脸色也逐渐开朗了，显露出了另一些思想。她的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她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问题和答复……

我沉默着，于是她害怕了，变得惊惶不安，疑虑重重。

这时我才明白，丈夫实际上充当了我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绝不是，但她需要的不是关心。现在另一种思想感情占有了我，那一阵热情的迸发，仿佛只是为了要向我阐明另一种感情。我只有一点可以为自己辩解，那就是我在热恋中是真诚的。

在我惊慌惶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忐忑不安等待机会，指望时间和环境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时间和环境却使我的处境更复杂了。

秋法耶夫眼见这个年轻貌美的寡妇身处绝境，无依无靠，给丢在遥远的陌生地方，作为真正的“一省之父”，自然不能不向她表示最温柔的体贴。起先我们都以为他是真心同情她，但不用多久，P害怕了，发现他的关怀绝不是单纯的。维亚特卡的夫人们得到过两三位荒淫无耻的省长的栽培，秋法耶夫对她们习惯了，因此没有浪费时间，直截了当向P提出了要求。P当然以冷漠的蔑视回答他，讥笑他人老心不老。秋法耶夫岂肯罢休，继续无耻地纠缠。然而看到事情极少进展，他就要她明白，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他，他们休想享受官费补助；从他来说，如果她不改变对他的冷淡态度，他也不愿替她出力。被侮辱的妇女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

“请出去，您的脚不准再跨进我的门槛！”她指着门口对他说。

“嘿，好大的脾气！”秋法耶夫说，仿佛刚才只是几句戏言。

“彼得，彼得！”她朝着前室大喊。秋法耶夫慌了，怕她声张，气得哼哼哧哧的，狼狈不堪地跑回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P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维特贝格和我。维特贝格马上明白，老色鬼虽已自讨没趣逃之夭夭，但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秋法耶夫的性子我们全都知道。维特贝格决心冒一切风险搭救她。

迫害很快开始了。为孩子申请补助的呈文遭到拒绝是必然的；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把彼得罗夫斯基关进疯人院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维特贝格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困难，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建议等他的妻子到了维亚特卡，过一两天就让P搬到他家居住。P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5 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住在同一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与维特贝格同桌吃饭。就这样，我们住到了一个屋顶下，可这正是在应该远隔重洋的时候。

在这么接近的生活中，她明白，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她偏偏遇到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她应该得到幸福，也可以得到幸福，凄惨的经历过去之后，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对于她是可能的！不幸的、可怜的P！爱情的云朵不可抗拒地奔向了我，它来得这么炽烈，这么迷人，这么可爱，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的过错吗？

……我彷徨无主，预感到了不幸，埋怨自己，在惊慌不安中打发日子；我又开始喝酒，想从中排遣愁绪，寻求解脱，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我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在这种无所适从的情绪中，“孤儿”的亲切形象愈来愈明朗地升起了。我对P的爱只是一阵冲动，它让我看清了我真正的内心，揭开了它的秘密。

堂妹不在我身边，她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然而联系着我与她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加以追究。我对它已经习惯，没有留意它已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的信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我不仅对P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使我犯了新的罪——撒谎。我觉得我堕落了，不配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然而爱情还是在增长。

堂妹的名字开始给我带来苦恼，现在友谊已不能令我满足，这种平稳的感情显得太冷静了。她信上的每一行都流露了她的爱，但对于我这已经太少，我需要的不仅是爱，而且是明确的表白，我这么写道：“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否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友谊？是否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仅仅是友谊？我不相信。”

“你似乎在为什么事烦恼，”她回答道，“我知道，你比我更为你的信担忧。放心吧，我的朋友，它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你的爱已经不可能增加一分，也不可能减少一分了。”

但是话终于说出口了；她写道：“雾消失了，天空又晴朗和明亮了。”

她兴奋而无所顾虑地忠于她所说的感情，她的信成了一首少年的爱情之歌，孩提的喁喁低语已上升为强有力的抒情诗。

她写道：“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只是出神地抽雪茄，目光注视着不确定的远方，对进屋的人的问候也没回答。你的思想在哪里呢？你的目光要奔向哪里呢？你不必回答——让它们飞向我这儿吧。”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约定一个时间，在这时间我们两人必须都在户外，这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除了遥远的距离，没有任何间隔。在晚上八时你大概没事吧？我前几天走到了台阶上，但马上回屋里了，心想你这时一定在屋里。”

“……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6 ，想到我那些信，想到那手镯7 ，我真想一步跨过一百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能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它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8

我的信不是这样9 ，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中间，流露出痛苦的声音，那种自怨自艾的忏悔的音调；P的无声的谴责啃噬着我的心，折磨着明朗的感情，我觉得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实在没有撒谎。

我怎么能在1月份向P供认，向她说，我在8月份向她表白爱情表白错了；她怎么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话——不如说另有新欢更合理，说变心更令人信服。一个人不在本地，她那遥远的形象怎么能与眼前的相抗衡，那另一股爱的热流在跋涉万水千山之后，怎么反而更鲜明、更强大——这一切我不理解，我只知道这都是真的。

还有，P以蜥蝎的难以捉摸的机灵，躲避严肃的解释，她觉察到了危险，一面寻找谜底，一面又回避事实。似乎她已预见到，我的话将揭开可怕的真相，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因此她总在危险迫近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起先她在周围观察窥探，有几天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德国少女看作她的情敌。其实我只因那是个孩子才爱她，我与她在一起很轻松，她既不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也不必在她面前装模作样。过了一星期，P才看到，保利纳对她根本并无危险。但我必须先谈几句她的事，才能继续写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处的药局里，药剂师是德国人，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名叫包尔曼。我早已认识这个人，他娶了维亚特卡一位官员的女儿，她的辫子又长又粗，是我见到过的所有辫子中最美的一条。当时药剂师费迪南德·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常与包尔曼一起喝各种“汽水”，以及经过药剂员艺术加工的“健胃药酒”。药剂师到莱伐尔去了，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姑娘刚认识他，便冒冒失失嫁给了他；凡是姑娘，尤其是德国姑娘，往往这样；她甚至从未想过，他要她去的是怎样一个荒凉所在。但是结婚后准备行装时，她害怕和绝望了。为了安慰新娘，药剂师邀请新娘的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与他们一起前往维亚特卡，这个姑娘更加冒失，根本没弄清楚“维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便答应了。两个德国女子不会讲一句俄语，在维亚特卡也找不到第四个会讲德语的人。甚至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语，这事曾使我大惑不解，我决定向他请教，他是怎样上课的。他回答道：“照文法教，照会话课本教。”同时向我说明，他本来是数学教员，但暂时没有空缺，他才教德语，何况他只领半薪。10 德国女子寂寞得要死，看到一个人尽管德语讲得不好，至少可以交谈，便高兴极了，拼命请我喝咖啡，还有一种什么“加尔特沙尔”11 ，对我无话不谈，把她们的秘密、志愿、理想，统统告诉我，过了两天已把我当作好朋友，更加殷勤，请我吃肉桂甜糕饼了。两人都相当有知识，就是说能背诵席勒的诗，能弹钢琴，唱德国浪漫歌曲。然而她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药剂师太太是头发淡黄、皮肤苍白的女子，身材高大，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懒洋洋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她非常善良，事实上，有了这种体质也很难是凶恶的。一旦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便死心塌地爱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空闲的时候看看小说，并且及时给当家的生下了一位淡黄头发的小千金。

她的女友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体质健康，眼睛又大又黑，具有独立自主的外表，显得粗壮结实，属于小家碧玉之类。她的举止谈吐都充满力量，有时，枯燥吝啬的药剂师对太太说话不太客气，太太听了嘴角含笑，眼泪却往肚子里咽，保利纳看见，马上涨红了脸，盯住不知检点的药剂师看，弄得他只好收起怒容，装作有事，溜进配药间，为恢复维亚特卡官员们的健康调制各种丸散了。

我喜欢这个天真的姑娘，她能够保卫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确实把我的爱情首先告诉了她，并把信上的话译给她听。只有长年累月住在异乡客地、举目无亲的人，才懂得这种促膝谈心的价值。我很少讲到感情，但有的时候忍耐不住，便想一吐为快，甚至现在也这样。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刚才理解我的爱情。我可以忍受离别，当然也能保持沉默，但一旦遇到一个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少女，我便忍不住要把心头的秘密向她吐露了。她为此多么感激我，又给了我多少帮助啊！

维特贝格的谈话总是那么严肃，有时叫我受不了，我与P的别扭关系又使我痛苦，在她面前我觉得不自在。因此到了晚上，我常常找保利纳，给她读些无聊的小说，听她响亮的笑声，听她特地为我唱的《异邦少女》12 （我与她都是用它称呼另一个“异邦少女”的），于是乌云散开了，我的心变得轻松愉快，无牵无挂，我可以带着一颗平静的心回家了；这时，药剂师已调完最后一瓶药水，涂好最后一块膏药，来向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政治问题了，这使我厌烦，然而我还是得先喝了他的“药酒”，吃了药剂师太太用白白的手制作的鲱鱼色拉才走。

……P在痛苦，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时间来解决一切，听任半撒谎状态继续下去。我千百次想走到她的面前，跪在她脚下，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怒斥和蔑视……但是，我不怕愤怒（我甚至乐于接受这种惩罚），我怕眼泪。必须阅尽沧桑，才能忍受女人的眼泪，才能在它们还未冷却，还挂在红肿的眼睑下的时候对它们无动于衷。何况她的眼泪应该是真诚的。

这样过了不少时候。人们开始传说，我的流放即将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飞往莫斯科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而出现在最前面的便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张容貌。但是正当我陶醉在这些幻想中的时候，马车的另一边却出现了P那苍白阴郁的身影，那哭肿的眼睛，那流露着痛苦和谴责的目光，我的欢乐变成了烦恼，我觉得可怜她，非常可怜她。

我不能在虚伪的状态中继续生活，决心不顾一切摆脱这种处境。我写信给她，作了彻底的忏悔。我热烈地、坦率地说明了一切实情。第二天她托病没有出来。一个怕受责备的罪人可能忍受的一切，这一天中我都忍受了。她那种神经质的麻木状态恢复了——但我不敢去探望她。

我需要毫无保留地忏悔；我与维特贝格关在书房中，向他公开了我的全部爱情史。起先他吃了一惊，但后来，不是作为一个法官，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提出质问来折磨我，没有作事后的说教，只是与我一起寻找减轻打击的途径——这是他一人也能办到的。他爱的人，他就热烈地爱他们。我怕他铁面无情，但对P和对我的友情终究占了绝对优势。是的，我可以把不幸的女人留在他手中，她那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现在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有力的精神支持，把一切交给他。她对他是像对父亲一样尊重的。

早上，马特维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一夜未睡，用颤抖的手不安地拆开信。她写得简简单单，光明正大，流露出深沉的忧郁。我那些娓娓动人的话不能掩盖蛇蝎的心肠，而从她和解的语言中，却可以听到一颗软弱的心在低声饮泣，用异常的毅力压制着痛苦的哀号。她向我祝福新的生活，希望我们幸福，称纳塔利娅为妹妹，还说，为了忘记过去，为了未来的友谊，她要向我们伸出手来，仿佛有罪的是她！

我一边哭，一边反复读她的信。她献出了怎样一颗心啊！

后来我还遇到过她，她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但我们总有些不自在，似乎二人都有什么话还没讲完，有什么事还要回避。

一年前我听到她逝世了。

离开维亚特卡后，对P的回忆一直使我感到痛苦。为了求得良心的平静，我动手写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便是P。我写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一位少爷，抛下了爱他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她憔悴了，剩了奄奄一息。她去世的消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最后发疯了。他的妻是温柔和自我牺牲的典范，忍受了一切，在他平静的一个时刻，送他到新处女修道院，与他一起跪在不幸的女人的墓前，祈求宽恕和保护。从修道院窗中传出祈祷声，女性的柔和嗓音在歌唱赦罪的诗，于是少爷逐渐康复了。小说并不成功13 。我写它时，P还没打算上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了我与P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那位“无所不在的德国人”卡·伊·佐年贝格。自从1851年我母亲死后，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1860年，一个旅行家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掏出他的信给我看。在附言中，他讲到了P的去世，还说我的哥哥把她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

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我的小说。

1  俄国边境的小镇，1847年赫尔岑出国时经过这里，见第三十四章。

2  据说，恺撒因怀疑妻子庞培娅不贞，向法院要求离婚。在法庭上，恺撒提不出罪证，只得说：“恺撒的妻子甚至是不应该被怀疑的。”这便成了他要求离婚的理由。后来这话成了流行的“名言”。

3  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侦探，著名的保安警察，曾任法国警探署署长。

4  指普拉斯科维娅·梅德韦杰娃，即作者在第十六章中提到过的那个与“沉重的忏悔感”有关的女子。

5  舍米亚卡（1420—1453），古俄罗斯一个残酷野蛮的王公。

6  指1836年维特贝格为赫尔岑作的画像。

7  指纳塔利娅1837年寄给赫尔岑作纪念的手镯。

8  前面那些纳塔利娅的话，均引自她在1835至1837年间写给赫尔岑的信。

9  纳塔利娅的信和我的信，笔法之相异是非常大的，特别在通信开始之时，后来由于相互影响，才逐渐接近了。在我的信中，除了真诚的感情之外，还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矫揉造作的文字，这显然是雨果和法国新小说家一流人的影响。在她的信中，这类缺点完全不存在，她的语言朴实，真诚，富有诗意，这里只能看到一种影响：《福音书》的影响。那时我总是竭力想写得高雅，实际上却写得很坏，因为这不是我的语言。生活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只知埋头读书，往往使一个青年人不能自然地、单纯地讲和写；一个人必须等到他的风格形成，取得了最后的形态以后，他的智力才算开始成熟。——作者注

10  然而“文明的”当局在同一所中学里，还派了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韦尔尼科夫斯基担任法语教师，他是科瓦列夫斯基和密茨凯维奇的同学，是因“菲拉列特社”案件而被流放的。——作者注
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俄国著名学者，后来曾任喀山大学教授和校长。“菲拉列特社”是波兰一个秘密组织，以维尔诺大学的学生为主。1822至1823年，这个团体的不少青年人被逮捕和流放到了俄国各地。

11  德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12  原文是德文。这是席勒的一首诗。

13  指《叶连娜》，赫尔岑在1836年秋开始写这篇小说，没有完成，小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第二十二章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打乱了。它们现在从各个方面向我冲击，把我弄得忧心忡忡。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后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纳塔利娅与我在墓园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她等着我；到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来了，把我被捕的详情全部告诉了大家。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想躲进另一间屋子，但走了两步，便晕倒在地上。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决心用所有的办法阻止这刚露头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即我毕业之后，她待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的自由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参加圣西门“教派”的种种传闻，激怒了她；从那时起，她总称我为“国事犯”或“伊万弟弟的不肖儿子”。多亏参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许纳塔利娅前往克鲁季茨兵营与我道别。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时间。“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啊！他到了那里，自己不送掉性命，也准会给人害死，不过主要是他在那里会忘记她。”

但公爵夫人没有如愿以偿，我的记性很好。她与我的通信瞒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后暴露了，她严禁仆人和使女送信给年轻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过了两年，大家开始谈我回去的事了。“看来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儿子会打开门闯进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后，迟疑不决，得赶快让她出嫁，从那个不信上帝、没有规矩的国事犯手里挽救她。”

从前公爵夫人谈到穷孤儿就唉声叹气，说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拣拣，但愿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给她好歹找个归宿。确实，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虫，曾替一个没有陪嫁的远亲好歹找过一门亲事，嫁给一个书吏。温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养，为了安慰母亲，出嫁了。过了两年她死了，但书吏仍活着，出于感激，继续为公爵夫人奔走办事。现在恰恰相反，孤儿根本不是穷新娘了，公爵夫人答应把她当亲生女儿出嫁，单单现钱就有十万卢布陪嫁，此外还打算留给她一份遗产。具备了这些条件，岂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况还有公爵的头衔，以及女伴和云游四方的老虔婆们的帮忙呢。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的情义，通过流言蜚语和窃窃私议，通过使女们，传进了不幸的牺牲者的耳中。她对女伴说，她绝对不接受任何人的求亲。于是不断的侮辱，毫不留情的粗暴迫害开始了；每一分钟，每做一件小事，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她都会遭到指责。

“……你想，恶劣的气候，可怕的寒冷，风，雨，无法形容的阴霾天空，非常讨厌的小房间——仿佛有个死人马上会从那里抬出来……”“这些孩子却在这里没有目的、甚至没有乐趣地唧唧喳喳，吵吵闹闹，破坏和侮辱周围的一切；如果可以单单作一个旁观者，那还好，可有时不得不参加她们的谈话。”这是她一封信上的话，那是夏季，她随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那封信继续道：“三个老太婆坐在这里，讲的都是她们的先夫怎样得了瘫痪症，她们怎样照料他们——可是没有这些也已经够冷的了。”1

现在除了这种处境，又出现了有计划的迫害。已经不仅是公爵夫人，连那些卑贱的老婆子都不断折磨纳塔利娅，劝她出嫁，辱骂我了。她对她忍受的许多不快，在信上大多不提，但有时痛苦、屈辱和寂寞占领了她。她写道：“我不知道，除了她们绞尽脑汁加给我的压力之外，还能使出什么其他花招？你知道吗，她们甚至不让我走出这间房子，甚至在这间房子里换个位置也不行。我已好久不弹钢琴，有时我要了一盏灯，走进客厅，心想，她们也许会发善心吧？不成，我给赶回房间结毛线。真的，哪怕坐在另一张桌边也好，在她们身边我受不了。然而这成吗？不成，一定得坐在那儿，坐在神父太太旁边，让你听，让你看，让你讲，可她们谈的无非是菲拉列特，另外就是议论你。一会儿我就厌烦了，气得脸色发红，沉重的忧郁蓦地压在我的心上，但这不是因为我必须对她们屈服，不……我非常可怜她们。”

正式开始说媒了。

“今天来了一位太太，她爱我，正因为这样，我不爱她……她竭力要替我安排终身大事，叫我太生气了，我在她后面唱道：

我宁可包上裹尸布躺进坟墓，

不愿没有爱情披上绣花头纱。”

过了几天，即1837年10月26日，她写道：“我的朋友，你不能想象，我今天怎样受了一天罪。我给打扮整齐，送往C太太家，她对我的亲热，我从小就受够了。з上校每星期二到她家打牌。想想我的处境：一边是围着牌桌的老婆子，另一边是一群丑恶的俗物和他。他们的谈话和外貌，对我都是这么陌生、荒谬、讨厌，这么阴暗、卑鄙；我自己与其说像一个活人，不如说像雕像；这儿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只是一场痛苦的噩梦，我像一个孩子，不断要求回家，但没有人理睬。主人和客人的关心使我窒息，他甚至拿起粉笔，用花体组合字写我的名字，写了一半，我的天，我再也忍耐不住，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让我依靠；我独自站在悬崖旁边，一大群鬼怪用尽力气，要把我推下深渊。有时我感到疲倦，缺乏力量，你又不在旁边，在看不到的远方；但一想起你，我的精神又振奋了，我穿上了爱情的盔甲，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然而上校获得了所有的人的欢心，参政官喜爱他，我的父亲认为“这样好的未婚夫找不到第二个，应该知足了”。纳塔利娅写道：“甚至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2 阁下对他也很满意。”公爵夫人没有直接对她说什么，但压力增加了，步伐加快了。纳塔利娅企图在他面前装成什么也不懂的“傻姑娘”，以为可以吓跑他。一点也不，他来得更勤了。

她写道：“昨天埃米利娅来看我，她这么对我说：‘如果我听到你死了，我会高兴得画十字，为你感谢上帝。’她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她心里只有悲伤，因此她完全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但是爱情给我心中带来的幸福，她却是无缘得知的。”

但是公爵夫人也不悲观。“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公爵夫人把з认识的神父请来，问他，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出嫁，是不是罪孽？神父说，为孤儿安排归宿，甚至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我派人找我的忏悔神父，我要向他说出一切。”纳塔利娅最后写道。

10月 30日。“这儿是外衣，明天的服饰，那儿是神像，戒指，大家忙于张罗，准备，可不对我讲一个字。纳萨金一家3 和其他人都出动了。他们要给我准备意外的礼物——我也要给他们准备意外的礼物。”

晚上。“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参政官）也来了。你劝我坚强一些，这是不必要的，我会摆脱这些骇人的丑恶把戏，即使用铁链把我锁住也不成。你的形象照耀着我，不必为我担心，我的忧郁和痛苦是神圣的，它们有力地、紧紧地搂住了我的心，拉开它们只会造成更大的痛苦，使伤口裂开。”

然而不论他们怎样掩饰，怎样遮盖事实，上校不能不看到，新娘对他毫无好感；他推说有病，来得少了，甚至暗示要增加嫁妆，这使公爵夫人非常生气，但她居然委曲求全，又给了莫斯科附近的一片庄园。这让步大概连他也没料到，因为从此他就不再登门了。

两个月平静地过去。突然传出了我移居弗拉基米尔的消息，于是公爵夫人为亲事作了最后的绝望挣扎。她的一个熟人的儿子是个军官，刚从高加索回来；这人年轻有为，而且作风正直。公爵夫人撇开傲气，亲自托他的姐姐向弟弟“试探”，看他想不想求亲。他接受了姐姐的暗示。年轻的姑娘不愿再度扮演无聊的讨厌角色，看到事情发生严重的转折，便写信给他，直截了当地公开告诉他，对方爱着另一个人，信任那人的正直，要求别给她增添新的痛苦。

军官彬彬有礼地退了场。公爵夫人失败了，受了侮辱，决定调查事实真相。纳塔利娅亲自与军官的姐姐谈过，后者向弟弟保证，绝不向公爵夫人泄露半句话，但把一切告诉了女伴。当然，那个女人马上告发了。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差点没气死。她不知怎么办，命令年轻姑娘回楼上房间，不想再看见她。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吩咐锁上她的房门，还派了两名使女看守。然后她写信请几个弟弟和一个外甥去商量对策，说她太生气，太伤心了，没有心思对付她遭遇的不幸。我父亲拒绝了，说他自己事情繁忙，而且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再说，他也不是婚姻纠纷的合适的法官。参政官和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第二天晚上应召去了。

他们商量了好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要见见被拘留的人。年轻的姑娘去了，但这已不是他们熟知的那个沉默寡言、羞羞答答的孤儿。她的脸色镇静高傲，透露了坚定不移和至死不渝的决心。这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在保卫我与她的婚姻自主权的妇女。

“被告”的态度使神圣的法庭无能为力。大家有些尴尬，最后，德米特里·帕夫格维奇作为“家族发言人”，长篇大论地说明了他们聚会的原因，公爵夫人的忧虑，她安排养女终身大事的心愿，以及养女方面的奇怪反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利益。参政官频频点头，伸出食指，表示赞成外甥的话。公爵夫人默默坐着，掉转了头闻嗅盐。

“被告”听完这一席话，简单地问，现在对她有何指教？

“我们根本不想强迫您接受什么，”外甥答道，“我们应姨母的邀请来到这儿，是为了向您提出真挚的劝告。您的对方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

“我不能接受这婚事。”

“请问原因何在？”

“您自己知道。”

家族发言人有些脸红了，嗅了嗅鼻烟，眯缝起眼睛，继续道：

“这件事有不少方面是可以反对的，我得请您注意，您的希望并不可靠。您与我们的亚历山大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他这么年轻，偏激，您能信任他吗？……”

“我信任。而且不论他的心愿怎样，我不会改变我的心愿。”

外甥用尽了自己的口才，最后只得站起来说道：

“但愿上帝保佑您，不致后悔莫及！我非常为您的前途担忧。”

参政官皱紧了眉头；现在不幸的姑娘对他说话了。

“您一直是对我表示同情的，”她说，“我要求您救我，随您怎么办，但是不要让我再过这种生活。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耍过任何手段，我只是不愿欺骗别人，毁灭自己，只是不愿嫁给他。我因此受的苦是无法想象的；我很抱歉，只能当着公爵夫人的面这么说。我不能忍受她的女伴的侮辱，那些气人的话和暗示。我不能，也不应该允许别人因我而侮辱他……”

她控制不住，眼泪潮水般涌出了眼眶；参政官坐不住了，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动。

这时女伴恨得无名火三丈高，按捺不住，对着公爵夫人说道：

“好一个大家闺秀——这就是她对您的报答！”

“她在讲谁？”参政官厉声说。“啊？姐姐，鬼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您怎么能让她当着您的面这么讲您兄弟的女儿？再说，这个婆娘为什么要在这里？她也是您请来的？她与您是什么亲戚？”

“亲爱的兄弟，”惊慌失措的公爵夫人回答，“你知道她是我的什么人，是给我做什么的。”

“对，对，这很好，那么让她侍候您服药，替您办事好了；问题不在这里，姐姐，我是问您，为什么我们商量家庭事务，要她在场，而且她居然可以信口胡诌？由此可见，一切都是她在捣鬼，然后您却向我们诉苦。喂，吩咐套车！”

女伴哭哭啼啼，涨红了脸，跑出了屋子。

“为什么您让她这么放肆？”愤怒的参政官继续说道。“她以为她是在兹韦尼哥罗德的小酒店当掌柜呢，您怎么不觉得她讨厌？”

“别说啦，我的朋友，请别说啦，我的神经都快炸裂了——唉！……你可以上楼待着了。”她转身对侄女说。

“这种巴士底狱应该消灭了。这一切统统没有用，不会见效。”参政官说，拿起了帽子。

临走时，他上楼去了一次；纳塔利娅正为发生的事悲愤异常，坐在安乐椅上，掩住了脸痛哭。老人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一切都会解决的。你要尽量克制，让姐姐不再生你的气；她有病，应该让她几分，要知道，她总还是为了你好；哦，我们不会强迫你出嫁的，这我可以担保。”

“不如进修道院，住寄宿学校，到坦波夫省找我哥哥，上彼得堡，什么都比忍受这种生活好！”她答道。

“噢，算了，算了，尽量安慰安慰姐姐，那个蠢婆娘给我教训了一顿，她不敢对你无礼了。”

参政官走过大厅时，遇到了女伴。他竖起一根手指吓唬她，厉声说道：“记住，不要得意忘形！”她一边哭，一边走进卧室，公爵夫人已躺到床上，四个使女正在给她揉手脚，用醋擦太阳穴，往糖上滴霍夫曼滴剂。

家族会议就这么收场了。

很清楚，年轻姑娘的处境不可能好转。女伴变得谨慎了，但现在怀了私仇，要为自己受到的呵斥和侮辱向她报复，用种种琐碎的、间接的方法陷害她。不言而喻，公爵夫人参与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共同虐待无力自卫的姑娘。

这一切必须结束。我决定直接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信写得心平气和，真诚坦率。我向他谈了我的爱情，我料到他会怎么答复，因此又说，我根本无意催他，他可以慢慢观察，看看这是不是一时冲动，我只要求他与参政官设身处地为不幸的姑娘想一想，希望他们记住，他们对她的事是与公爵夫人同样有权干预的。

父亲回信说，他不能干涉别人的事，公爵夫人在自己家中做什么，与他无关；他劝我丢掉这些荒唐的想法，它们是“闲散无聊之流放生活所造成”，最好还是准备出国旅行一次。从前我常常要求他让我出国游历，他知道我决心很大，便提出了种种困难，最后总是说：“你不如先让我闭上眼睛，然后随你要到哪里都成。”流放后，我丧失了立即出国的一切希望，知道不易获得批准，何况在被迫离家之后，再坚持自动离家，未免太不近人情。我还记得，当我动身去彼尔姆时，在老人的眼睑上颤抖的泪珠……现在父亲却主动提出要我出国旅行！

我是坦率的，写信时怜惜老人，提出的要求这么低，他却用嘲笑和诡计回答我。我对自己说：“他什么也不愿为我做，他像基佐4 一样，宣扬不干涉政策
5 ；好，那我自己干，现在——一切让步再见吧。”我从未考虑过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我相信，也知道，它属于我，属于我们，但把其他细节全都委诸命运；我们只要对爱情保持信念就够了，最大的希望不过是片刻的会见。父亲的信迫使我把未来握在自己手中。等待没有用——先下手为强！我的父亲不是感情脆弱的人，至于公爵夫人——

让她哭她的吧……

何必为她操心！6

这时候，我的哥哥和凯切尔到弗拉基米尔看我。我与凯切尔通宵不眠，回顾往事，谈到了天明；我们含着眼泪笑，笑得流下眼泪。他是我离开莫斯科后见到的第一个自己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我们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正在研究的问题，有些什么人参加，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又在哪里等等。一切谈完之后，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他考虑了一会儿应该做什么，怎么办，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它的荒谬我事后才发觉。原来他希望尽量采取和平办法，找我父亲（他与他几乎还不认识）认真谈一下。我同意了。

凯切尔这个人好事坏事都会干，唯独不擅长外交谈判，尤其不是我父亲的对手。一切足以最后坏事的条件，他无不具备。他只要一露面，就势必引起一切保守派的忧虑和猜忌。他身材魁梧，头发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梳法，脸上棱角分明，使人想起93年7 国民议会的那些委员，尤其是马拉8 ，嘴那么大，嘴唇上那蔑视一切的线条那么刺眼，脸上也是一副充满仇恨的悲愤表情；此外，还有眼镜，宽边呢帽，非常暴躁的脾气，响亮的嗓音，而且不知道克制自己，火气一来，眉毛便越竖越高。他像乔治·桑的精彩小说《荷拉斯》中的拉腊维尼叶9 ，杂有一点“探路人”10 和鲁滨孙11 的气质，然而带有纯粹莫斯科人的特征。光明磊落的天性使他从小就与周围的世界直接发生冲突；他从不掩饰这种敌对态度，已习以为常。他比我们大几岁，却不断与我们吵架，对一切都不满，动不动训人骂人，只是他那孩子般的忠厚抵偿了这一切。他说话粗率，但感情温和，我们对他从不计较什么。

你们想象一下吧，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12 ，面孔像“人民之友”马拉，居然登门拜访我的父亲。后来我多次逼他讲过他们会见的细节，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无法勾勒这幅外交干涉的画面。原来，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老头儿起先莫名其妙，便向这位不速之客说明他的一切深谋远虑，为何反对我的婚事，但后来想明白了，立刻改变声调，问凯切尔，是何道理要劳驾他过问跟他毫不相干的事。谈话带上了怄气的性质。外交家看到事态恶化，试图用我的健康吓唬老人，但已经太迟；可想而知，会见的最后结局只能是我父亲方面的一连串尖刻讽刺和凯切尔方面的粗暴咒骂。

凯切尔写信给我道：“不要对老人抱任何希望。”这是必然的。但怎么办，如何着手呢？我一天中考虑了十来个不同的方案，决不定哪个好。正在这时，我的哥哥打算回莫斯科了。

这是1838年3月1日。

第二十三章

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1

上午我写信；写完后，我们坐下用膳。我没有吃，我们谁也不讲话，我心头沉重得受不了。这是四点多钟，七点钟马车就来了。明天午膳后他已在莫斯科，可是我……我的脉搏每分钟都越跳越快。

“您听着，”最后我对哥哥说，眼睛望着盘子，“您带我上莫斯科好吗？”

哥哥放下叉子，看看我，似乎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

“您把我当作仆人，带我通过城门，其他就不用您帮忙了，同意吗？”

“可是我……好吧，只是你以后……”

这已经太迟了，他的“好吧”深入了我的血液，我的脑髓。本来只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现在变得根深蒂固了。

“这不必多谈，反正什么都可能发生——那么，您同意啦？”

“我没什么，真的愿意——只是……”

我从桌边跳了起来。

“您要走？”马特维问我，想说什么似的。

“要走。”我回答，口气那么坚决，他不敢再讲。“我后天回来，如果谁找我，你说我头痛，睡着，晚上在屋里点支蜡烛，现在把内衣和旅行包给我拿来。”

院子中响起了铃铛声。

“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么，动身吧。”

第二天午饭时候，铃声不再响了，车子停在凯切尔家门口。我吩咐叫他出来。一星期前，他从弗拉基米尔动身时我根本没打算上莫斯科，因此他见了我大吃一惊，开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又哈哈大笑，但马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带我进屋。到了他的房间，他小心锁上门，问我道：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你来干吗？”

“我不能待在弗拉基米尔，我想见见纳塔利娅——这便是一切，你必须为我安排一下，马上行动，因为明天我一定得回去。”

凯切尔看着我的眼睛，高高扬起了眉毛。

“真是胡闹，鬼知道这算什么，毫无必要，什么也没准备便到了这儿。你写过信，约过时间吗？”

“没有。”

“好家伙，老弟，叫我把你怎么办？简直糟透了，这是心血来潮！”

“问题在于现在不能浪费一分钟时间，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才成。”

“你是傻瓜，”凯切尔斩钉截铁地说，眉毛扬得更高了，“我但愿你什么也干不成，我宁可这样，好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我给逮住，这教训就会终生难忘了。听着，天一黑，我们就上公爵夫人家，你把仆人叫一个到街上来，至于叫谁，回头我会告诉你——嗯，这以后我们再相机行事。行不行？”

“好吧，没法子，就这么办吧，但我还是宁愿你不成功！为什么你昨天不写信给我？”凯切尔神气活现地戴上宽边呢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披上了红衬里的黑斗篷。

“嗨，你这家伙，唠唠叨叨的！”我一边出门一边说。凯切尔还是笑个不住，反复嘀咕道：“难道这不滑稽？信也不写便跑来了，真是糟糕。”

我不能睡在凯切尔家，他住得太远，而且这一天他母亲有客人。我与他一起去找一个骠骑兵军官。凯切尔知道他为人正直，平时不问政治，因此没有警察监视。军官蓄着唇髭，我们进屋时，他正在吃饭；凯切尔讲了原委，军官给我斟了一杯红葡萄酒作答，感谢我们的信任，然后带我上他的卧室，卧室里挂满了马鞍和鞍韂，使人觉得他仿佛是睡在马背上的。

“这个房间给您用，”他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扰您。”

然后他把勤务兵叫来，那也是个骠骑兵。他吩咐他，不论是谁，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一律不准放进房间。我又有了士兵守卫，不同的是在克鲁季茨，宪兵把我与整个世界隔开，在这里是骠骑兵把整个世界与我隔开。

等天完全黑以后，我和凯切尔出发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重又见到了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街道、地点、房屋，那阔别了四年的一切……铁匠铺桥，特维尔林荫大道……这是奥加辽夫的住宅，屋上竖起了一个大纹章，它已换了主人；我们少年时一起住过的底层，现在开了一家成衣铺……这是波瓦尔大街——我的呼吸急促了，在顶楼上，拐角的窗子里，点着一支蜡烛，这是她的房间，她在给我写信，她在想我，烛光明晃晃的，那么欢乐，它是为我点的。

我们正在考虑，怎样叫人传话，公爵夫人的一个年轻仆人正好迎面跑来。

“阿尔卡季。”我走到他身边叫他。他认不出我，我又道：“怎么，你连自己人也不认识了？”

“啊，这是您？”他失声叫道。

我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说道：

“我这儿有封信，不知你肯不肯帮忙，立刻递一下，越快越好，通过萨莎或科斯坚卡2 ，明白吗？我们在转弯的小巷子里等回音。你不能对任何人漏出半句话，说你在莫斯科见过我。”

“您放心，我马上一切照办。”阿尔卡季回答，快步跑进了屋子。

我们在小巷里来回走了大约半小时，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婆子匆匆忙忙、东张西望地来了，这就是那个在1812年为我向法国兵讨面包的勇敢使女，我们从小叫她科斯坚卡。老婆子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

“那么你终于飞来啦，”她说，“唉，你这大胆的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安生啊，这么胡闹，把小姐吓了一跳，差点没有晕倒。”

“回信呢，有没有带来？”

“有，有，瞧，好急的性子！”她给了我一张字条。

字条上是用颤抖的手写的几个铅笔字：“我的天，难道这是真的——你在这里？明早五点多我等你，真不能相信！难道这不是梦吗？”

骠骑兵重又把我交给了勤务兵保护。到了五点半，我已靠在路灯柱子上等凯切尔，他已从边门溜进公爵夫人家。我不想谈我靠在柱子上等待时心情的变化，这纯粹是内心的活动，是无法描摹的。

凯切尔向我挥手。我走向边门，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厮陪我进屋，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我到了前室，从前我曾打着哈欠走进这里，现在却准备跪下去吻每一块地板了。阿尔卡季把我领进客厅后走了。我疲惫不堪，倒在沙发上，心突突乱跳，头脑发痛，而且很害怕。我拖长了叙述，好让这些回忆多逗留一会儿，虽然我看到，文字并不足以表达它们。

她进来了，穿着一身素白衣服，显得光彩夺目，十分美丽。三年的离别，斗争的经历，使她的容貌和表情变得成熟了。

“这是你。”她说，声音平静而亲切。

我们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

幸福的表情在她眼睛中变成了痛苦。也许，欢乐的感觉发展到顶点，就会出现痛苦的反应，因为她也对我说：“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呀？”

我握住她的手，她用另一只手支着下颌，我们彼此没有谈什么……简短的句子，两三件往事，信中的话，关于阿尔卡季、骠骑兵和科斯坚卡的几句废话。

接着保姆走进屋子，说我该走了，我没有反对，站了起来，她也没留我……心中充满了要说的话。但是多讲一句，少讲一句，讲短一点，讲长一点，对眼前这丰富的内心而言，反正都一样……

到了城外之后，凯切尔问我：

“怎么样，你们决定什么没有？”

“没有。”

“你不是与她谈过了吗？”

“没有谈这件事。”

“她同意吗？”

“我没有问——当然，她是同意的。”

“见鬼，你的行动像小孩或疯子。”凯切尔说，扬起了眉毛，气得直耸肩膀。

“我会给她写信，然后写信给你，现在，再见吧！喂，快跑！”

外面是融雪天气，松软的雪有些地方发黑了，两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三三两两的村落在远处忽隐忽现，炊烟一缕缕升起，然后月亮冉冉上升，月光异样地照射着一切。只有车夫在我身边，但我还是仿佛与她在一起，仿佛她还在眼前；道路，月亮，林中的空地，似乎与公爵夫人的客厅混成一片。多么奇怪，我记得保姆和阿尔卡季，甚至送我到门口的使女的每一句话，偏偏不记得我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对我说了什么。

两个月在不断的忙碌中过去了，我得准备钱，弄到出生证；我发现它在公爵夫人手里。一个朋友3 靠行贿、说情、请警官和文书喝酒，总之，用不正当手段，从宗教事务所替我另外弄了一份。

一切就绪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和马特维动身了。

5月8日黎明，我们到了莫斯科前面最后一个驿站。车夫去要马了。气候沉闷，雨淅淅沥沥下着，似乎还会出现雷电，我没有下车，催车夫快些。车篷外一个人在说话，声音有些奇怪，尖尖的，慢条斯理，像哭一样。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外面，她脸色苍白，瘦瘦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是乞儿。我给了她一个小银币，她乐得哈哈直笑，然而非但不走，反而爬到驾车座上，对我唠唠叨叨讲些不连贯的话，眼睛盯着我的脸。她目光浑浊，怪可怜的，头发一绺绺披在面上。她那副生病的样子，那些不可理解的语言，在曚昽的曙光中引起了我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心理。

“这家伙就爱这么装疯卖傻，是个小癫婆。”车夫说。“你往哪里爬？我抽你一鞭子，你才知道厉害呢！我真的要抽呢，你这捣蛋鬼！”

“你骂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瞧，老爷还给了我一个银币呢，我碍你什么啦？”

“给了你钱，你就滚你的，回树林待着。”

“带我走吧，”小女孩望着我央求，“真的，带我走吧……”

“到莫斯科开展览会，让人参观？瞧，这个疯女人，这个海怪，呸！”车夫说，“喂，下车，听见没有？车子要走啦。”

女孩子不肯下车，还是可怜巴巴地瞧着我。我请车夫别欺侮她，他把她轻轻一抱，放在地上。她放声大哭，我也伤心得几乎哭了。

为什么正是在这一天，正是在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我想起了科兹洛夫的《疯女》，他也是在莫斯科附近遇到她的。

车子离站了。空气中充满了电，又闷又热，十分难受。铁青的乌云低垂着，临近地面成了一团团灰色的雾，在原野上慢慢移动。猝然间，电光忽闪忽闪地划破长空，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们离罗戈日门十来俄里，然而还得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处女广场。凯切尔在阿斯特拉科夫的家中等我，车子抵达那里时我们已淋得像落汤鸡了。

凯切尔还没有到。他正守在一位弥留的夫人的床边，她名叫叶·加·列瓦绍娃4 ，属于俄罗斯生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之一，这种人减轻了生活的压力，然而一生的功绩除了少数几个朋友，无人知晓。她流过多少眼泪，给破碎的心灵带来过多少安慰，鼓舞过多少年轻人，可是自己却经历了不少苦难。“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人们。”恰达耶夫5 对我这么说，他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曾把自己论俄国的著名书信呈献给她。

凯切尔不能离开她，写信通知我，他九点左右到。这消息使我大为不安。被强烈的私欲吞没的人是最自私的。凯切尔没有如约前来，我便认为这是他的失信……钟鸣九下，传来了晚祷的钟声，又过了一刻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沮丧又失望……九点半了，他还是没到；病人一定更危险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公爵夫人家中，使女和保姆一句话不当心，就会败露机关。坐车回去是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往回走。

到了九点三刻，凯切尔戴着草帽来了，他脸色憔悴，一夜未睡。我奔上前去抱住他，拼命责备他。凯切尔皱紧眉头，看着我问：

“难道从阿斯特拉科夫家走到波瓦尔大街半个钟头还不够吗？本来我可以在这儿跟你谈上整整一个钟头，不过，无论谈话怎么愉快，我不能为了它毫无必要地提早离开一个临终的人。”接着他又道：“列瓦绍娃向你问好，她用她将死的手给我祝福，祝我们成功，还给了我一条暖和的围巾，以防万一。”

弥留者的问候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暖和的围巾在夜间大有用处，可我不能向她道谢，也不能与她握手告别……她即将谢世了。

凯切尔和阿斯特拉科夫走了。凯切尔负责带纳塔利娅出城，然后由阿斯特拉科夫回来通知我，一切是否顺利，我应该怎么办。他的温柔美貌的妻子陪我在家中等他，她自己刚出嫁不久；这个具有热烈的、火一般的性格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关怀着我们的事，她装出乐观的样子，竭力让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其实她心里很不平静，脸色变化不定。我与她坐在窗前，无话可谈；我们像两个孩子因为做了错事给关在空房间里听候处理。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

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更令人焦急，更无法忍受的了。朋友们包办了一切，不让我这个主要的病人有丝毫负担，这是个大错误。应该想些事给我做，如果没有，就找些体力劳动，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才可忘记心事。

最后阿斯特拉科夫回来了，我们向他奔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是亲眼看他们的马车驶出的！”他从院子中向我大声喊道。“你马上从罗戈日门出城，在那儿桥边，离佩罗夫饭店不远，你可以看到一辆马车。祝你平安。只是半路要换一下车，使后面的车夫不知道你来自哪里。”

我像脱弦的箭飞快走了……到了离佩罗夫饭店不远的桥边，却找不到一个人，桥那边也没人。到了伊斯梅洛夫动物园，还是不见人影。我打发了车夫，步行走去，来回走了几次，才发现另一条路上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年轻英俊的车夫站在车旁。

“有没有一位先生经过这里？”我问他，“身材高高的，戴顶草帽，不是一个人，跟一位小姐在一起。”

“我什么人也没看见。”车夫爱理不理地回答。

“你送谁到这儿的？”

“送几位先生。”

“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

“嗨，老弟，你这人真有意思，如果没事，我就不会问你啦。”

车夫用探索的目光打量着我，忽然笑了，大概我的样子得到了他的好感。

“既然有事，您自己应该知道名字，您要找的是谁？”

“你真是像燧石一样硬，好吧，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名叫凯切尔。”

车夫又笑了，用手指着墓园，说道：

“瞧那远处，黑黑的，这就是他；有位小姐在他旁边，她没戴帽子，凯切尔先生把自己的给她戴了，好像是草帽。”

这一次我们又是在墓园相见！

……她轻轻喊了一声，扑到了我的颈上。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

“永远在一起！”我跟着说。

凯切尔很感动，眼泪在眼中闪闪发光，他握住我们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在佩罗夫饭店的一个单间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马特维的马车还没有到！凯切尔皱紧了眉头。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出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很好，像在家中一样，仿佛再也不会分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下面传来音乐声，还有吉卜赛人的合唱；雷雨之后的天气是美好的。

我不像凯切尔，并不担心公爵夫人派警察追赶我们，我知道，她出于高傲，不会让警察干涉我们的家事。况且，没有参政官的同意，她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参政官不得到我父亲的允许，也绝不会干什么；我的父亲却绝对不愿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找到我，我会因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送往博布鲁伊斯克或西伯利亚。危险只可能来自秘密警察方面，但一切进行得这么快，他们很难得到消息，即使听到些风声，又怎么会想到，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会带着新娘，平静地坐在佩罗夫饭店中，那儿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呢。

最后，马特维坐着马车到了。

“再干一杯，”凯切尔命令道，“然后出发！”

于是只剩了我们两人，单独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飞驰了。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时，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上前问，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慈祥地端详着我们说道：

“你的太太多么年轻，又这么标致，愿上帝保佑你们小两口儿。”

我们脸红到了脖子上，不敢彼此看一眼；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们要了茶。次日五点多钟，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新娘安置在一个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便赶紧去打听，一切是否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谁在替我准备呢？

到处都不缺乏善良的人。在弗拉基米尔，当时驻扎着一个西伯利亚枪骑兵团，我与这些军官并不太熟，但有一个人，我常在公共图书馆遇见，与他点头招呼；他彬彬有礼，人也温和。过了一个月，他向我承认，他知道我，也知道我1834年的经历，他说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想物色一个人替我办事，我想起了军官，便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为我的信任所感动，握住我的手，答应一切照办。

军官在等我，他全副武装；白领章，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斜挂在肩上的子弹带，形形色色的穗带，什么也不缺少。他告诉我，主教已准许神父给我举行婚礼，但首先得查看出生证明。我把证明给了军官，又去找另一个年轻人，那人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按照必须在外省服务两年的新规定，在省长办公厅供职。整日无聊得叫苦连天。

“您想当傧相吗？”

“给谁当傧相？”

“给我。”

“什么，给您？”

“对，对，给我！”

“好极了！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但是当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乐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凑热闹，可能还会受审问，这一切在毫无娱乐的小城市中太有趣了。他马上答应替我弄一辆马车，四匹马，还翻箱倒柜，看看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离开他家后，我又遇到了我的枪骑兵，他抱住神父，坐在车上。你们想象一下：穿得花里胡哨、全副戎装的军官，带着又高又胖的神父，挤在又小又窄的马车上，神父的大胡须迎风飘拂，那件绸僧袍钩住了军服上各种无用的装饰品。单单这幅情景，不要说在弗拉基米尔通往金门的街道上，就是在巴黎的林荫道或者摄政王大街上，也足以吸引不少人观看呢。但枪骑兵没工夫想这些，我也以后才想到。原来这天是尼古拉日6 ，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做祈祷，我的枪骑兵半路截住，把他抓上了马车。我们便一同去找主教。

为什么还要打扰主教呢？我在这里把原因交代清楚。神父本来已经答应替我举行婚礼，到我临走前一天，忽然变卦，说未经主教批准，不能照办，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有些害怕。不论我和枪骑兵怎样好言相劝，他坚持不肯。枪骑兵提议请他们团里的神父试一下。这神父没有胡髭，短头发，穿着下摆长长的常礼服，裤腿塞在靴筒里，寒碜地吸着士兵的烟斗。虽然我们的提议在细节方面他表示同情，但他拒绝替我主持婚礼，操着波兰白俄罗斯口音说，上面三令五申，不准他们替非军人举行婚礼。

“可是我们不经批准，更严禁给人当证婚人和傧相呢，”军官对他说，“我还不照样当了。”

“那不同，在上帝面前是另一回事。”

“勇敢的人会得天助。”我对枪骑兵军官说。“我马上去找主教。再说，您为什么不申请批准？”

“不必。团长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告诉别人。况且他也很可能不准批。”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个聪明、严峻、粗犷的老人，雄才大略，与众不同；他本可以当省长或将军，据我看，他当将军比当教士更合适。但是机会不巧，他没有在高加索指挥军队，却管了一个教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的幽灵，倒大多是行政长官的气质。然而与其说他凶恶，不如说他严厉。正如一切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理解迅速，敏锐，如果谁对他废话连篇，或者不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发雷霆。跟这种人打交道，比跟温和的、但软弱无能的人打交道，一般说容易得多。我到达弗拉基米尔之后，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天日祷后，曾专诚拜访过主教。他殷勤接待，祝福了我，还用鲑鱼款待我；最后请我有空常上他那儿坐坐，谈谈。他说他眼睛坏了，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两三回，他了解文学，知道一切新出的俄国书，也看杂志，因此我与他谈得很投机。尽管这样，我去叩主教府的大门时，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

这一天天气炎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中接待我。他坐在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椴树下，摘下了僧帽，披着一头白发。体格端庄的大司祭光着秃头，站在烈日下，给他大声念文件；大司祭的脸晒成了紫酱色，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上渗出，给太阳照得耀眼的白纸使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不敢移动一步，主教也不叫他走开。

“请坐，”他对我说，一边画十字，“我们马上完了，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公事。念下去。”他又转身对大司祭说，那人用蓝手帕擦擦汗，别转脸清一下嗓子，重又往下念了。

他念完后，帕尔费尼问我：“您有什么贵干？”一边把笔递给大司祭，后者利用这可靠的机会吻了主教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他。

“您有证件吗？”

我给他看省里的许可证。

“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帕尔费尼笑了。

“新娘方面呢？”

“有出生证书，结婚那天会带来。”

“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两天。”

“那么，您找好住宅了？”

“还没有。”

“嗯，您瞧，”帕尔费尼说，一边把一根指头伸进嘴唇，钩住嘴巴，把它拉向面颊，这是他的怪习惯之一，“您是聪明人，读书很多，不过，糠秕骗不了老麻雀。您这事有点不大对头呢；既然您来找我，最好干干脆脆，把事情老实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明确对您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我的忠告对您还是不会有坏处的。”

我认为我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全部告诉了他，当然略去了不必要的细节。老头儿仔细听着，不时看看我的眼睛。原来，他与公爵夫人是多年的朋友，有些部分他可以相信我讲的是实情。

“我明白，我明白，”他听完后说，“那么让我出面，写封信给公爵夫人吧。”

“您应该相信，一切和平办法都无济于事，任性，冷酷——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主教，我遵照您的要求，把一切报告了您，现在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本来我不想声张，认为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只得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办了。有一点我得向您声明，无论监狱或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挡我。”

“哎哟，”帕尔费尼说，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好厉害，您还没给彼尔姆吓怕，还没吃够苦头呢。难道我说过不准您结婚吗？您尽管结婚，在法律上这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最好有家人或亲属到场。您那个神父，您请他来见我，我会开导他。不过有一点您得记住：新娘那边没有证件，您休想办这件事。什么‘无论监狱还是流放’，这都是废话，唉，谁想得到，现在这些人都变得这样！好吧，主与您同在，祝您成功，至于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不可。”

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教区的主教大人帕尔费尼，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活动。

这以前，我向省长要求批准的时候，根本没提我的结婚是秘密的，这是避免人们议论的最可靠办法，至于我的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成亲，这再也自然不过，因为我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婚礼尽量不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

家里一共三间屋子。我们坐在客厅中一张小桌旁边，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谈到半夜……

在婚宴上出现一大群人，我总觉得有些粗俗，不文雅，甚至不知羞耻。把爱情的帷幕过早揭开，让家庭的秘密袒露在冷漠的局外人面前，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以新娘的名义被当众展览，这时那一切陈词滥调的祝贺，鄙陋庸俗的举动，笨拙的暗示，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没有一种纤细的感情获得宽容；豪华的合欢床，精美的夜礼服，不仅供宾客们啧啧赞赏，也成了一切庸夫俗子看热闹的目标。何况新婚生活的开始，本来是每一分钟都宝贵的，最好跑到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却偏偏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酒筵、虚掷精力的舞会和吵闹的人群中，这无异是对婚姻的嘲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大厅中发现了两株玫瑰花和一大束鲜花。这是省长夫人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送来的，她对我们的结合寄予了热烈的关怀。我拥抱和亲吻了省长家的仆人，然后又两人一起去向她道谢。由于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婚礼上用的，因此她只得穿结婚礼服出门。

拜访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又到了主教府，老头儿亲自带我们走进花园，摘了一束花，告诉纳塔利娅，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教导她怎样当家。

“您会不会腌黄瓜？”他问纳塔利娅。

“会。”她笑笑回答。

“哦，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一定得会的。”

晚上我写信给父亲，劝他不必为既成事实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的”，我要求他宽恕我，祝福我。父亲通常一星期给我写几个字，这次既没提早复信，也没推迟，甚至信的开头也与以前完全一样：“汝5月10日来信，已于前日五时半收到，得知上帝已使汝与娜塔莎结合，阅后余不无忧虑。上帝之意旨，余无意违抗，上帝赐予之磨难，余唯有无条件忍受而已。然因钱乃余本人所有，汝既认为无需考虑乃父之意愿，余亦只得宣布，除汝之生活费，即一年一千卢布，仍照旧支付外，其余不得增加分文。”

教会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如此泾渭分明，使我们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可是我多么需要钱啊！我所有的钱已快告罄。我们什么都缺少，可以说一无所有，既无衣服床单，也无日常用具。我们像坐牢一样困守在小房间里，无法外出。马特维为了节约，只得想方设法当起了厨子，但是除了牛排和肉丸子，什么也不会煮，结果只能大多依靠现成食品：火腿，腌鱼，牛奶，鸡蛋，干酪，以及硬得不能下咽、早已失去新鲜香味的薄荷蜜糖饼干。我们的午膳成了笑料的无穷源泉，有时牛奶给当作汤，成了第一道菜，有时又给当作了最后一道的甜点。我们面对这斯巴达式膳食，不禁含笑想起公爵夫人府上和我父亲家中那朝圣似的长长行列：六七个侍役端了碗盏菜盘，从这边走到那边，仿佛这是一场庄严的祭典，实际上不过是一顿平常的午餐。

我们这么艰苦度日，挨过了一年。化学家寄来了一万现钞，其中六千多付了欠账，其余的解决了大问题。最后，父亲也厌烦了，不想再用饥饿战术攻占我们这个堡垒，虽未增加生活费，却馈赠了一笔现金，尽管自从得知他那著名的“区分法则”以后，我从无一句话提到过钱！

我开始另找寓所。在雷别杰河对面有一幢荒凉的大花园住宅出租，它属于一个什么公爵的寡妇，公爵是输光了家产死的。它的租金特别便宜，因为它远离闹市，交通不便，主要是公爵太太讲定要分一小部分本来不能分的房子，给她那个十三岁的宝贝儿子和他的仆人居住。这么交错使用房屋，谁也不会同意，我却马上答应了，我看中它房间宽敞，窗户高大，又有绿叶成荫的大花园。但这种宽敞和高大，和我们的毫无动产，缺乏最必要的用具，正好构成了可笑的对照。公爵太太的女管家，一个好心的老婆子，对马特维十分赏识，自愿承担责任，把桌布、碗盏、床单、餐叉刀子等等，借给我们使用。

我们在金门附近三个房间的小寓所中，在公爵太太的大公馆中，都过得像神仙一般怡然自得！……这里有一间大厅，家具极少，有时我们发小孩脾气，便在大厅上奔跑，从椅子上跳跃，把墙上的枝形烛台统统点亮，让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儿朗诵诗歌。马特维和年轻的希腊籍使女跟我们一起玩儿，闹得不亦乐乎。我们家中是“无法无天”的。

尽管有这许多孩子气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深刻的严肃性的。我们与世隔绝，住在安静和平的小城市中，彼此相依为命。有时传来某一个朋友的一点消息，几句热情洋溢的话，然后又归于沉寂，仍是孤单地过活。但是在孤独中，我们的心没有躲进个人幸福的小天地，相反，我们的兴趣比任何时候更广泛。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我们思考和读书，献身于一切，然后又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我们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憧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志趣是如此相同，即使在感情和思想、趣味和嫌恶的一切细微而遥远的曲折处和分歧处，仍有亲密的谐和音存在。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结合中，纳塔利娅带来的是安静、亲切、优美的因素，一个少女充满柔情的诗意，而我带来的是精力充沛的活动，我的“恒动精神”，无止境的爱，还有种种严肃的思考、笑料和危险思想的混合物，以及一堆无从实现的计划。

“……我的希望停止了。我满足了——我生活在现在，对明天已无所期待，我无忧无虑，相信明天我也不致丧失什么。个人生活不可能再给我什么，这已是极限；任何变化，不论它来自哪个方面，只能损害它。

“春天奥加辽夫来了，他是从流放地回来小住几天。那时他正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不久他也将经历沉痛的考验。有时他仿佛意识到，灾难已在身旁，但还能不当一回事，把命运伸出的手看作幻觉。我那时也认为，这些乌云就会消散；无忧无虑本是一切没有丧失力量的年轻人的特色，这表现了对生活和对自身的信心。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使我们沉醉不醒……可是黑暗势力和邪恶的人们却一声不作地把我们引向深渊的边沿。

“幸而人们或者未曾想到，或者视而不见，善于忘记。完满的幸福是无所牵挂的；它安详得像夏季风平浪静的海洋。激动只产生病态的、狂热的喜悦，它像赌博一样使人兴奋，但这绝非和谐的、无限宁静的感觉。因此不论是不是梦，我高度评价这种对生活的信心，尽管这只是由于生活还没有驳斥它，唤醒它……中国人靠吸食鸦片在陶醉中死去……”

1853年我这么结束这一章7 ，现在我也这么结束它。

第二十四章

1839年6月13日1

这是1838年末一个漫长的冬夜，我们照例坐着，没有旁人，我们读一会儿停一会儿，谈一会儿沉默一会儿，或者在沉默中继续谈话。屋外非常冷，屋内也不怎么暖和。娜塔莎觉得不大舒服，躺在沙发上，盖着一件披肩，我坐在旁边地板上；读书并不顺利，她心不在焉，琢磨着什么，似乎有心事，脸色变化不定。

“亚历山大，”她说，“我有个秘密，你走近一些，让我对着你的耳朵告诉你，哦，不——你自己猜吧。”

我猜到了，但要她自己告诉我，我希望她向我报告这个消息；她对我说了，我们互相望了一眼，心情激动，眼中噙着泪水。

……人的心对欢乐和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强大的，只要我们不为琐事所吸引，善于用整个身心迎接它们。妨碍当前的感受的，通常是外界的骚扰，无谓的忧虑，自寻烦恼的执拗心理，这一切尘埃都是在生命的中途，由追名逐利和庸人自扰的生活习惯所造成。我们浪费和虚掷了最好的年华，仿佛它们是取之不尽的。我们在必须用双手握住幸福之杯的时候，却总是想到明天，想到下一年，但生活是慷慨的，不必我们要求，就会把杯子斟满，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应该举杯痛饮，直到它被转移到别人手中。大自然是不爱把杯子长期留给一个人的。

我们的幸福似乎已达到饱和点，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了，然而未来的婴孩带来的消息，又在我们心中打开了新的天地，那里充满着我们从未领略过的喜悦、忧虑和希望。

带点不安和焦急的爱情，变得更温柔、更体贴了，它关心着未来的生命；两个人的利己主义不仅变成了三个人的利己主义，而且两个人要为第三者作出自我牺牲；家庭是从孩子开始的。新的因素跨进了生活，一位神秘人物已在叩门；客人来了可以走，这个人却是不可少的，是热烈期待的。他是谁呢？没人知道，但不管他是谁，他是一个幸福的陌生人，在生命的入口处，他将受到多么热情的接待！

这里还有痛苦的焦虑——他能不能活着生下来呢？不幸的例子那么多。医生对问题笑而不答——他是不知道，还是不愿讲呢？一切对外人都还隐瞒着，没有谁可问，而且也羞于启齿。

但是孩子却在报告生命的消息。这未来的生命正向外挣扎，舒展自己还不完备的机体，这些最初的活动给心灵带来了一种感情，世上最崇高、最神圣的感情；父亲凭这最初的启示，祝福着新生命在未来的降临，要让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位置。

有一次一个法国资产者对我说：“内人，内人……”他向四周看了看，见既无女人也无孩子，这才小声继续道：“她怀孕了。”

确实，一切道德概念就是这么混乱，怀孕被认为是有伤大雅的事；一边要求人无条件尊重母亲，不论她是怎样一个母亲，一边又掩盖分娩的秘密，而这又绝非出自尊敬的感情和谦虚的心理，只是为了维护礼法。这一切无非要把欲念理想化，给男女关系披上修道士的外衣，对肉体进行诅咒和排斥；这种不祥的二元论把我们当作马格德堡半球2 ，拖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让娜·德罗英3 虽然信奉社会主义，却在《妇女文集》中提出，将来生孩子会改变。怎么改变呢？改得像天使下降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正义和光荣属于我们的导师，老现实主义者歌德：他敢于把怀孕的妇人与浪漫主义的纯洁少女相提并论，用自己有力的诗句塑造未来母亲那起了变化的形体，把它与未来妇人那柔软的四肢同等看待。

的确，妇女在狂欢之后的甜蜜回忆中，还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她牺牲了美和时间，忍受着痛苦，以自己的乳汁喂养幼小的生命；这是最优美感人的形象之一。

在《罗马哀歌》中，在《纺线女》中，在甘泪卿和她绝望的祈祷中4 ，歌德表现了大自然对正在成熟的果实所赋予的一切庄严，也表现了社会加在这个孕育着未来的容器身上的一切荆棘。

可怜的母亲像掩盖耻辱一样掩盖着爱情的痕迹；在她们最需要恬静和安慰的时候，世人却粗野无情地折磨她们，给她们那些不可代替的丰满时刻带来巨大的损害，使过多的幸福成了生活中的压力，沉重的负担……

……秘密一天天显露，惊骇也随着到来，不幸的母亲起先竭力相信，这只是幻觉，但是疑惑很快消失了；孩子的每一颤动都给她带来了绝望和眼泪，她但愿生命的秘密活动得以停止和后退，她像等待仁慈和宽赦一样等待着不幸，然而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仍在健步前进——她还强壮和年轻！

迫使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去，有时甚至使她成为他的刽子手，然后用我们的刽子手惩罚她，或者，如果母亲的心占了上风，就让她蒙受耻辱——这就是我们聪明的道德安排！

当一个母亲在可怕的道路上一步步迈去的时候，谁会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她怎样从爱走到恐惧，从恐惧走到绝望，又从绝望走到犯罪和疯狂，因为杀婴是生理上的荒谬现象。要知道，她也曾经陶醉过，曾如痴似狂地爱过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他的存在对他们两人还是个秘密的时候；她也曾幻想过他那小小的脚，那天真的笑，在梦中吻他，看到他与她心爱的人如此惟妙惟肖……

“她们会感觉到这一点吗？当然，有些是不幸的牺牲者，但是……但是其他人呢，一般说呢？”

也许，堕落之深莫过于那些蝙蝠了，每到夜间，她们就在雾影笼罩、阴雨泥泞的伦敦街头川流不息，这是愚昧、贫困和饥饿的牺牲品，社会用她们来保护节妇烈女，免遭登徒子过剩情欲的侵凌……在这些人身上，无疑是最难设想母性感情的踪影的。但是真的这样吗？

让我讲一件小事给你们听，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三年前，我遇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她属于体面的“青楼女子”，就是说她不作大众化的“人行道”，而是由某一个资产阶级商人所豢养。我在一家舞厅里遇到她，当时一个朋友与我在一起，他认识她，请她到敞廊上与我们喝葡萄酒，她当然接受邀请。这是个无忧无虑、活泼愉快的女子，大概与普希金写的《石客》中的劳拉差不多，在马德里听到守卒喊“天晴了”时，从不会想到遥远的巴黎如何寒冷5 ……喝完最后一杯，她重又投入了英国舞侣们狂热的漩涡中，从我眼前消失了。

今年冬天，在一个阴沉的晚上，雨越下越大，我穿过蓓尔美尔街6 ，躲到拱廊下避雨。在拱廊那边的路灯下，站着一个衣衫敝陋的女人，冷得瑟瑟发抖，似乎是在等待主顾。我觉得她的面貌有些熟，她瞧了我一眼，便别转了头，想躲避我，但我还是认出了她。

“您怎么啦？”我怀着同情问她。

发亮的红潮堆在她瘦削的面颊上，这是羞怯还是肺痨，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胭脂；在两年中她老了十年。

“我病了好久，倒霉透了。”她显得十分伤心，用目光示意，要我看她身上破旧的衣服。

“您的朋友在哪儿呢？”

“在克里米亚打死了。”

“他不是一个什么商人吗？”

她有些慌乱，没有回答，却说道：

“现在我的病还很重，可是又找不到职业。我大概已变得多了吧？”她突然问，不好意思地看看我。

“变得多了，那时您像一个小姑娘，现在我敢打赌，您有了孩子了。”

她脸红了，有些吃惊地问道：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看就知道了。现在您不妨对我直说，您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不过您是对的，我有了孩子……如果您知道，”说到这里，她的脸色变得开朗了，“他是多么可爱，多么好啊，连邻舍也人人夸奖他呢。我那个人娶了个阔小姐，到大陆去了。孩子是以后生的。就是他造成了我目前的处境。开头我有钱，总是在最大的商店给他买东西，后来一天天不成了，我把一切都送进了当铺。有人劝我把孩子丢给乡下人，这样确实好一些，可我不能；我看到他，看到他就想，不，宁可一起死还好一些。我想找职业，但有了孩子，谁也不要我。我回家找母亲，她没什么，她心肠好，宽恕了我，也爱小家伙，喜欢他；可是她两腿瘫痪已五个月了，钱都给了医生和药房；再说，您也知道，今年煤和面包都涨了价，看来非饿死不可。真的，”她停了一下，“我还不如跳进泰晤士河……可是孩子太可怜了，我把他丢给谁呢？要知道，他实在太可爱了！”

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又掏出一个先令，对她说道：

“您用这钱给您的孩子买点什么吧。”

她高高兴兴接了钱，在手中掂了掂，突然把它交还我，露出惨笑说：

“您既然这么好，就请您在附近店里买点什么给他吧，玩具也好，可怜的孩子，自从出生以来还没人给过他礼物呢。”

我有些心酸，看了一眼这个堕落的女人，友好地握了握她的手。

热心于为一切珠光宝气的茶花女恢复名誉的人，如果可能，最好丢开那些天鹅绒覆盖的家具和罗可可式客厅，深入一步，看看这苦难重重、饥寒交迫的沉沦生活，那命运造成的堕落，它迫使它的牺牲者走上毁灭的道路、既不能悬崖勒马，也无从悔改自新。捡破烂的往往是在街头的阴沟中发现宝石，而不是在华丽的绣花衣服中找到它们。

这使我想起聪明而可怜的《浮士德》的译者热拉尔·德·奈瓦尔7 ，他在去年自杀了。自杀前五六天他不在家中，后来发现他是在城门附近最肮脏的小酒店，如保罗·尼凯酒家那种地方游荡。他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流氓小偷，请他们喝酒，与他们赌钱，有时还在他们中间过夜。他以前的朋友规劝他，羞辱他。奈瓦尔温和地为自己辩护，有一次对他们说：“听着，我的朋友们，你们的成见太深了；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差。”大家怀疑他疯了；他自杀后，我想，这种怀疑就变成证据了！

不可避免的日子快到了，惶惶不安的心情也日益显著。我卑躬屈节地望着大夫，望着接生婆那神秘的脸。无论娜塔莎和我，还是我们的年轻使女，都毫无经验；幸好父亲从莫斯科请了一个老妇人来帮忙，她聪明，实际，办事能干，名叫普拉斯科维亚·安德烈耶夫娜。她看到我们束手无策，就独断独行处理一切，我像黑奴一样唯命是从。

一天夜间，我感到有只手推我，我睁开了眼睛。普拉斯科维亚·安德烈耶夫娜戴着睡帽，穿着短上衣，拿了一支蜡烛站在我面前。她吩咐我派人请医生和接生婆。我愣住了，仿佛这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恨不得吸一筒鸦片，翻一个身，马上睡熟，躲过这危险……但是没有法子，我用颤抖的手穿上衣服，跑去叫醒马特维。

我在卧室和前室之间来回跑了十多次，想听听远处有没有马车驶来，但周围静悄悄的，晨风在花园中簌簌吹拂，这是暖和的六月天气。鸟开始鸣叫了，鲜艳的朝霞微微染红了树叶，我重又匆匆走回卧室，用各种愚蠢的问题打扰善良的普拉斯科维亚·安德烈耶夫娜，神经质地握住娜塔莎的手，不知怎么办，全身哆嗦，发热……啊，听，车声辚辚，正在驶过雷别杰河上的桥……谢天谢地，终于到了！

早上十一点钟，新生儿响亮的哭声传进了我的耳朵，好像有一道强烈的电流击中了我，我骤然一跳。“是个男孩！”普拉斯科维亚·安德烈耶夫娜一边向我喊，一边走向洗衣槽。我想从枕上抱起孩子，但不能，我的手发抖，危险的想法（它往往刚才开始）本来压在我的胸口，现在一下子消失了，狂欢控制了心房，那儿仿佛有千百口钟在鸣响，向我报告这喜事的降临！娜塔莎对我微笑，对婴儿微笑，含着眼泪微笑。只有起伏不定的痉挛性呼吸，衰弱无力的眼神，死一般苍白的脸色，令人想起不久前经历的痛苦和挣扎。

后来我再也忍不住，走出房间，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沙发上；我没一点力气，躺了半个小时，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只是仿佛既痛苦又幸福。

这疲惫而又兴奋的脸，这与死亡一起在产妇年轻的额边飞翔的欢乐，后来我在罗马科尔西尼画廊8 中凡·戴克9 的《圣母像》上看到过。孩子刚生下，抱给母亲，母亲精疲力竭，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软弱而困倦，她微微含笑，用充满无限的爱的、无力的目光注视着孩子。

应该承认，分娩的少女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独身精神。她必然使生命、爱和温情闯进永恒的丧礼、最后的审判和教会神正论的其他一切恐怖事物中。

正由于这样，新教独独把圣母排除在神灵的庙堂门外，排除在神学制造所外面。她确实有损基督教的尊严，无法摆脱世俗的性质，把温暖带进了冰冷的教堂，因为不论怎么说，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用自然的分娩对不自然的怀胎作了报复，强使教士从诅咒一切肉体的嘴中发出对肚子的赞美。

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用画笔表明，他们懂得这一切。

在西斯廷礼拜堂的《最后的审判》上，在这阴森的巴托罗缪之夜10 中，我们看到神之子走来主持审判；他已经举起了手……他一声令下，刑罚和折磨就会开始，可怕的号音就会发出，普天之下就会陷入浩劫；但是作为母亲的妇人在哆嗦，为一切生灵哀痛，惶恐地紧靠着他，要替罪孽的人们向他祈求；看到她，他也许会大发慈悲，忘记自己那句冷酷的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11 因而停止发出信号。

西斯廷的《圣母像》12 ——这是分娩后的迷娘13 ；从未经历过的命运使她害怕，惊慌万状……

可怜的孩子，我把你怎么办呢？14

她内心的平静被破坏了。大家让她相信，她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她是神的母亲；她脸上露出神经质的亢奋情绪，眼中带着朦胧的先知的光芒，她仿佛在说：“把他取走吧，他不是我的。”但同时她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似乎只要可能，她要带着他远走高飞，不是把他当作救世主，而是把他当作普通人一样抚养，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喂奶。这一切都因为她是母亲，是女人，根本不是伊西达15 、瑞亚16 和其他女神的姐妹。

正因为这样，她才能轻而易举战胜冷漠的阿佛洛狄忒17 ，这奥林匹斯山上的妮侬·兰克洛18 ；兰克洛的孩子是谁也不会关心的。马利亚抱着孩子，向他垂下亲切的目光，她的头上绕着一圈柔和的光轮，那母亲的圣洁的光辉，这形象是比那位金发的对手更能赢得我们的心的。

我认为，庇护九世19 和主教会议宣布，圣母是非自然怀胎，或者照他们的说法，是“无原罪成胎”，这是做得非常彻底的。马利亚是与你我一样诞生的，她自然要袒护人，同情我们；肉体与精神的和解，便会通过她而理直气壮地渗入宗教。如果她也不是像凡人一样诞生的，她与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她不必怜悯我们，肉体便应该再一次受到诅咒；为了拯救世人，教会也更不可缺少了。

可惜教皇迟了一千来年，庇护九世的命运总是这么不幸。太迟了，神圣的教皇，您总是不够及时
20 ！

1  赫尔岑的长子亚历山大出生的日子。

2  1654年，在德国马格德堡举行过证明空气压力的物理实验，实验是用两个半球合在一起抽去空气后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马格德堡半球”。

3  法国政论家，圣西门的学生。

4  《罗马哀歌》和《纺线女》都是歌德的诗。甘泪卿和她的析祷，见《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八场。

5  见普希金的诗剧《石客》第二场，这是劳拉谈自己的话。

6  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这时赫尔岑在伦敦。

7  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拉布吕尼的笔名，早年曾翻译《浮士德》，一生穷愁潦倒，最后缢死在巴黎的路灯柱子上。

8  科尔西尼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的王公家族，罗马的科尔西尼宫内藏有大量名画。

9  凡·戴克（1599—1641），著名的佛兰德斯派画家。

10  巴托罗缪（《圣经》译作巴多罗买）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后因传教被处死，基督教定8月24日为巴托罗缪节。1572年这一天夜间，巴黎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造成非常恐怖的局面，历史上称之为“巴托罗缪之夜”。

11  见《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

12  拉斐尔的名作，在西斯廷礼拜堂内。

13  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

14  原文是德文。这行诗引自《迷娘曲》，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三卷。

15  古埃及的女神，生育及母性之神。

16  古希腊女神，众神之母，克洛诺斯之妻。

17  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18  兰克洛（1620—1705），巴黎著名的交际花和妓女。

19  1846至1878年间的罗马教皇，见第七章注。他于1854年发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宣称：“童贞圣母马利亚之成胎，是全能的上帝因预见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而赐予的特殊恩宠，因此她仍是纯洁的，没有原罪的任何污点。”

20  原文是意大利文。庇护九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教皇，他继位之初，欧洲革命形势正在形成，为了防止人民起义，他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措施，但已经太迟，未能挽回局势。

我写《往事与随想》这一卷的时候，手头没有我们以前的来往信札。它们在1856年才寄到。我读了一遍，订正了两三个地方，仅此而已。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还是可靠的。我本想附几封纳塔利娅的信在后面，但又有些担心，我不能决定，是否应该让生活显示得更多一些，那些我所珍爱的词句，会不会只是遇到一些无动于衷的微笑？

在纳塔利娅的书信中，我找到了我的几封信，一部分是入狱前写的，一部分是在克鲁季茨兵营写的。我把其中几封附在这一卷后面。也许，对于喜欢在个人的命运问题上追根究底的人，这些信不是多余的，他们会津津有味地读它们，正如我们在显微镜中观察机体的生长发展一样。

11

最亲爱的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非常想当面向您道贺，但是实在不可能。我很抱歉，好久没来看您，环境根本不允许我自由支配时间。希望您原谅我，并祝愿您的才能获得充分发展，使命运为纯洁的灵魂准备的幸福得以实现。

忠实于您的亚·赫

1835年8月15日

2

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只写一封信，现在我又在给您写信啦。跟志同道合的人通信是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一年还用不了一刀2 纸。

我是学士啦，这是事实，但金牌奖我没拿到。我拿到的是银牌奖——三个中的一个！

亚·赫

1833年7月5日或6日

又，今天举行典礼，但我没参加，我不愿做第二名领奖者。

3

纳塔利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您。妈希望，尽管叶·伊3 昨天提出了威胁，埃米利娅·米哈伊洛夫娜4 一定仍会到我们家来。再见。

您的亚·赫

1834年初

4

我今天给上校5 写了封信，要求发许可证给你，还没得到答复。你家中比较难办，我只能拜托妈妈了。在我这件事上，你还算是侥幸的，你是我被捕前见到的最后一个朋友（我们分手时还坚信不久便能见面，那是在九点多钟，可是到两点，我已关进警察局了），你又将是第一个重新见到我的人。我一认识你就知道，这会使你感到满意，你可以相信，我也是这样。我是把你当亲姐妹一样看待的。

关于我自己，我没什么好谈，我已经过惯了，囚徒生活也算不了什么；对于我，最可怕的是与奥加辽夫分开，他是我不可缺少的。我一次也没见到他——这是指正式见面。有一天我独自坐在委员会的小房间里，审问已经结束，从窗口可以望见灯火通明的过道；一辆马车驶到门口，我本能地奔到窗边，打开通风小窗，看见司令部的一个副官带了奥加辽夫坐进马车，车子飞一般走了，他没有发现我。难道我们注定要在无声无息中灭亡，谁也不知道吗？为什么大自然要赋予我们向往事业、向往荣誉的心灵呢？难道这是一种嘲弄？不，在我们的心中燃烧着信念——强有力的、朝气蓬勃的信念。这是天意！《每日读物月书》6 使我感到兴奋，那些圣徒都是自我牺牲的典范，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人！

答复到了，我没有如愿以偿——许可证的事没有批准。

再见，爱你的堂兄，不要忘记他。

1834年12月10日于克鲁季茨兵营

5

你交给我的责任，我永远不会接受，永远不会！你有许多你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你交给我支配呢？我希望你成为你自己所可能成为的人，从我而言，我得帮助你向这方面发展，为你扫除各种障碍。

至于你的处境，它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不利于你的发展。你的条件比许多人好得多；你从懂事的一天起就处在孤独中，彻底的孤独中。许多人有慈爱的父亲和温柔的母亲，但你没有。谁也不来过问你，你只能自己管理自己。对于一个人的发展，难道有比这更好的吗？你要感谢命运，没有人干涉你，否则他们会把别人的东西强加给你，他们会歪曲一个孩子的心——而现在这已经太迟了。

1834年12月31日

6

听说你想进修道院；不要以为我听到这话会笑，我理解它，但是应该郑重考虑。难道爱情没有激动过你的心灵吗？修道院意味着绝望，现在的修道院已经不是为了祈祷了。难道你不相信你会遇到既爱你，又为你所爱的人吗？我会愉快地紧握他的手和你的手。他将是幸福的。如果这个他没有出现，那么你进修道院吧，这比庸俗的婚姻好一百万倍。

我了解你信上那种兴奋的语调——你在恋爱了！如果你给我写道，你的爱是严肃的，我会只字不提——这已不是兄长所应过问。但是这些话必须出自你的口中，我才相信。你知道一般的人是怎么回事吗？他们确实能给人带来幸福，但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幸福呢，娜塔莎？你太低估你自己了！与其和这类人在一起，不如进修道院。你要记住，我讲这话是因为我是你的兄长，因为我以你、也为你感到骄傲！

我又收到了奥加辽夫的一封信，他说：

“最近我回顾了我的一生。有一种幸福从未使我失望过，那便是你的友谊。在我所有的激情中，有一种激情是始终不渝的，那便是我对你的友谊——因为我的友谊也是一种激情。”

……最后还得说一下。如果他爱你，那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他不爱你，只是看到你对他有点意思，那他会怎样呢？但是我恳求你，不要向他谈你自己的爱——要慎之又慎。

再见。

你的堂兄亚历山大

1835年2月8日于克鲁季茨兵营

7

世界上的事多么奇怪啊，纳塔利娅！在我收到你最近这封信之前，我已回答了你的一切问题。我听说你病了，心情不好。我劝你保重身体，那些乐善好施的人给你斟的酒，与其说是苦的，不如说是令人恶心的，但是你要坚强地喝下去。

（1835年2月）于克鲁季茨兵营

接着在另一张纸上写道：

娜塔莎，我的朋友，妹妹，千万不要悲伤，不要怕这些卑鄙的利己者，你太迁就他们了，要蔑视他们——他们全是坏蛋！我看了你给埃米利娅的信，非常气愤。天哪，我处在这种状况，能为你做什么呢？我敢起誓，没有一个哥哥会像我一样爱他的妹妹——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我收到你的信，对你很满意。既然这样，忘记他吧，这是个试验，如果真的是爱情，它就不会这么表现了。

（1835年3月）

8

我的心都碎了，自入狱以来，我还从未像现在这么烦恼，这么痛苦过。流放不是原因，彼尔姆或莫斯科对我都一样，莫斯科也是彼尔姆！让我把一切讲给你听吧。

3月31日，我们被叫去听宣判。这是庄严的、美妙的一天。二十来人在那儿集合，然后直接被押往各地，有的进要塞坐牢，有的流放到边远城市，而所有的人都已关过九个月了。这些人坐在大客厅中，吵吵闹闹，大声谈笑。我一到，索科洛夫斯基就把满脸的胡髭扑到了我的脖子上；萨京也在这儿，过了好久，奥加辽夫也到了，大家拥上去欢迎他。我们噙着眼泪，含着笑，互相拥抱。一切都在我心头复活了，我又有了生气，恢复了青春，我跟大家握手，总之，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没有一丝阴暗的思想。最后宣布了判决书。7

……一切都很好，但是昨天——那该诅咒的一天！它把我折腾得痛苦不堪。奥博连斯基与我关在一起。宣判之后，我要求齐恩斯基让我们见见面，他答应了。回来后我就去看他，然而齐恩斯基忘了把这事通知上校。第二天，混蛋军官C报告了上校，就这样，我连累了三个最好的军官，他们对我不知做过多少好事呢。他们都挨了骂，受了处分，现在必须连续值班三个礼拜（可这正是复活节期间）。宪兵瓦西里耶夫给用树条抽了一顿——这都是我造成的。我气得咬手指，大声啼哭，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思想便是报复。我告发了军官的一些事，这会使他遭殃（他押送犯人时常拐往别处）；我知道他也是个可怜的人，有七个孩子，但是应该宽恕告密者吗？难道他宽恕过别人不成？

（1835年）4月2日于克鲁季茨兵营

9

离出发只有几小时了，我还得给你写信——把远行者最后的声音传给你。分离是痛苦的，何况是被迫的分离，但我已把自己献给了这样的命运；它召唤我，我也听从它的召唤。我们何时再能见面？在哪里？一切都不清楚，唯有你的友谊留下的回忆是清楚的，流放者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位可爱的堂妹。

也许 ……但来不及写完了，已来叫我了，那么，再见，时间很长，但决不会是永别，我不相信我们不能重逢。

这一切都是当着宪兵的面写的。

1835年4月10日9时

这信上留有泪痕，她在“也许”两字下画了两条线。纳塔利娅把它带在身边达数月之久。

1  这些信是纳塔利娅保存的，许多信上有她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她寄往监狱的信，我一封也没保存。我必须看过后马上把它们销毁。——作者注

2  一刀，纸张量名，俄制一刀纸合二十四张。

3  指赫尔岑的胞兄叶戈尔·伊万诺维奇。

4  即纳塔利娅的家庭教师阿克斯伯格。

5  指克鲁季茨兵营的宪兵团长谢苗诺夫上校。

6  供东正教徒每日阅读的书，内容主要为圣徒言行录。

7  我略去了判决书。——作者注

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
（1840—1847）

第二十五章

不谐和音——新的朋友们——狂热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巴枯宁及其他人——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斯坦克维奇小组

1840年初，我们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与可怜而狭小的克利亚济马河。离开我们结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预见到，那单纯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会再有了，必须多挂些帆，应付不同的风浪了。

不会再有那种孤独而漫长的郊外散步，在那里我们隐没在大草原中，这么鲜明地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们的春天……

不会再有那种冬日的夜晚，在那时我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掩上书本，谛听大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声，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们5月9日的旅行……

不会再有了！

……人们早已知道，也用各种方式歌唱过，“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来”1 ，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劳作，那路上的碎石，还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代数学中，青春漫不经心地向前飞驰，商数如何不必理会， 也无需考虑，只有爱情，啊，未知数找到了，一切归结为一个人，一切得通过一个人，他们共同的就是可贵的，他们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只要他们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围一片凄凉！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总要长出荆棘荨麻，它们迟早会刺痛肌肤，钩破衣衫。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弗拉基米尔随身带走，可依然认为，五月尚未过去。我甚至觉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学时期。周围的一切也加深了这个幻觉。同样的住宅，同样的家具，这就是那间屋子，我和奥加辽夫曾在这里锁上房间，密谋策划，尽管参政官和我父亲近在咫尺——啊，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亲，他老了，背驼了，但仍像当年一样，随时预备责怪我回家太迟。“明天是谁讲课？测验在哪一天？放学后得找奥加辽夫……”这是1833 年啊！

奥加辽夫真的在这里。

他获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会的中心，尽管从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还是同情地围绕着他。

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一样，奥加辽夫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磁性，那种女性的吸引力。别人虽无明显的原因，却乐于靠拢和接近这些人。他们鼓舞、联合和安慰人们，他们是公开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入席，从中汲取力量，获得休息，提高勇气和信心，然后作为一个朋友离开这儿。

熟人们侵占了他许多时间，有时他也为此苦恼，但并未关上大门，依然和颜悦色地迎接每一个人。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大缺点；不错，光阴过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爱，不仅是亲密朋友的爱，还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爱；要知道，这是抵得上读书和各种活动的！

我从来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责备奥加辽夫这类人游手好闲。工场和作坊的观点在这里未必合适。我记得，还在大学时期，一天，我们与瓦季姆一起喝莱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烦闷，突然，眼中噙着泪珠，背诵了唐·卡洛斯的话，而唐·卡洛斯是背诵尤利乌斯·恺撒的话：“二十三岁，不朽的业绩还一事无成！”2 这使他忧心忡忡，以致用尽力气，一巴掌打在绿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块。事情确实如此，但是无论恺撒，无论唐·卡洛斯和波沙3 ，无论我们与瓦季姆，都未曾说明，为什么要干不朽的业绩？有工作就应该去做，问题在于是为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流芳百世？

这一切还是模糊的；而且什么叫工作？

工作，事业
4 ……官员们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认经商是工作，军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时期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叫作他的工作。我认为，成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纽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被隔绝和被奴役的社会中。没有人责怪我游手好闲，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赢得许多人的赞美，可是他们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论争，我们无所事事地踯躅街头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热、更为闲散的时刻？

……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当团聚的欢乐平息，酒筵散席，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在我们的圈子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已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高谈阔论，争争吵吵，有时觥筹交错，但并不愉快，较从前已大为逊色。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畅所欲言；气氛有些勉强；奥加辽夫看了伤心，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在我们的和声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种刺耳的噪音；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也无济于事，无法消灭它们。

我顾虑重重、担心了一年的事，毕竟发生了，而且比我预料的更糟。

奥加辽夫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奥加辽夫结了婚。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很吃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关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我也有所耳闻，对她不是很有利的5 。虽然他的信写得兴奋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还是为他担忧。

1839年初，他们到弗拉基米尔来过几天。从奥兰斯基向我们宣读判决书以后，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我不想多作评论，只记得开头几分钟，她的声音在我心头引起了不愉快的反应，但这印象转瞬即逝，消失在兴高采烈的欢乐中了。是的，这是个人幸福完美无缺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人们接触到了个人幸福的最高极限，却根本不会想到它的最后边界。没有丝毫阴郁的回忆，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谊，爱，充沛的精力，无限的能量，健康和远大的前途。那时还没完全消失的神秘主义情绪，也正如钟声、赞美诗和明亮的枝形烛台一样，赋予我们的会见以庄严的节日气氛。

我房中一张桌上，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小铁十字架。

“跪下！”奥加辽夫说，“为我们四人的团聚，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我们跪在他旁边，一边拭泪，一边拥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个人未必需要擦眼泪，这就是奥加辽夫的妻子，她看到这场面有些惊讶；我当时以为这是矜持，但后来她亲口对我说，她觉得这场戏是牵强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这样，但为什么她要站在旁观的立场上，为什么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独她清醒，在这青春的激情中唯独她老成持重呢？

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她前往彼得堡，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过了一个月，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这时是一个人。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她爱好华丽的外表，向往富贵的生活。“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我想。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可能产生许多不幸。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龙，对她都是新鲜的；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她生得聪明，又爱奥加辽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在贵族的沙龙中，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她会同意，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极强的她，不习惯约束自己，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骜不驯，态度生硬，对人冷嘲热讽，而且声音怪腔怪调，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最后，她把矛头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较量，以便最后判明，友谊和爱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们是势不两立的。这不仅是企图通过任性的争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还包含一种意识，认为我是实现她的愿望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涉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权力欲。她和凯切尔争执到落眼泪，像凶恶的孩子骂街一样，每天吵架，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对我，她却一见就脸色发白，恨得发抖。她指责我自私自利，僭望独占奥加辽夫的友谊，破坏她的幸福，指责我骄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里。我觉得这不公正，因而也变得残忍无情。五年之后，她自己向我承认，她一度曾想害死我，这就可见她恨我之深。她与纳塔利娅
6 断绝了往来，因为她爱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奥加辽夫是痛苦的。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无论其他人，都不能谅解他。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讲的）作“战场”，并不考虑，无论哪一边战胜，他都同样痛心。他恳求我们和解，竭力缓和矛盾，我们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话，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奥加辽夫惊恐万状，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毁，他所心爱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为神龛，她与他是两种人，但他又不能不爱她。我们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运递给他的苦水，我们不能为他分担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与她联系在一起，他无法粗暴地割断这联系，也不能扼杀使我们结合的强烈共鸣。不论怎样，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尽，他感到了这一点，力图保留她，也保留我们，神经质地拉住她的手和我们的手，可是我们却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刽子手一样肢解他的身体！

人是残酷的，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孩子残酷，因为他年幼无知；青年残酷，因为他以纯洁自豪；神父残酷，因为他以圣徒自居；学究残酷，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我们全都铁面无情，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更是寸步不让。人心融解和变软，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在翅膀灼伤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当他独自一人，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心变得温厚了，于是他一边揩干惊惧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见，一边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却是别人的理由。从这时起，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厌恶。

那时我还离此甚远！

敌对状态时起时伏地继续着。满腹怨恨的女人在我们不知宽容的追击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这种纠纷中不能自拔，她挣扎，倒下，可是没有改变。感到自己无力取胜，她为烦恼和委屈所苦，为没有爱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乱的思想，毫无系统地取自乔治·桑的小说，取自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使她对任何问题获得鲜明的概念，却把她从一种谬误引向另一种，引向她错认为独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径，引向所谓女性的解放，根据它，她从现存的和公认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满的一切，又固执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决裂成为不可避免了，但奥加辽夫仍对她恋恋不舍，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对她寄托着希望。当她身上有时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缕诗的气息时，他便准备永远忘记以往的一切，开始和谐、静谧及爱的新生活；但她无法克制自己，再度丧失平衡，而每次的反复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们之间的纽带一丝一丝地痛苦地坼裂，终于无声地磨破了最后一条线——他们决裂了。

在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奥加辽夫对周围一切人产生的强烈影响，激发了共鸣，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业，偏偏在这女人心头轻轻掠过，未留下丝毫有益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何况他热爱她，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气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爱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身并无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在教堂内传道，在讲坛上说教，在课堂上讲学，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在讲堂内，在教堂和俱乐部中，共同的志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以便继续发展它们。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某些人，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他们就相继离开，由另一些人所代替，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

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础不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有些人，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均势是容易建立的；他们一切都无定论，他让步一半，她让步一半；即使不让步，也不足为患。相反，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便张皇失措。仓促间，他就想唤醒她，但在多数场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她与旧的一切隔绝了，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缰绳丢开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于耐心地爱，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恒地、忠诚不渝地爱，这是比其他一切更为罕见的才能。关怀备至的母爱，说理充分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难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责骂他们吗？有时对大人也是这样，因为责骂是容易的。我们自己无能，却用惩罚向他们进行报复！

这是奥加辽夫当时就理解的；正因为这样，大家（包括我在内）才会责怪他过于温和宽厚。

……聚集在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已经与以往不同。除了我们，只有两个老朋友还在。调子，趣味，活动——一切都变了。斯坦克维奇7 的朋友们占了主要地位；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站在他们前列，他们每人手执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年轻偏激，而没有这种偏激情绪，就不可能有杀身成仁的热烈信仰。

德国哲学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 移植到莫斯科大学内的。哲学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销。但帕夫洛夫讲授的不是物理学和农业概论，而是哲学概论。听他的课未必能学到物理学，也不能学到农艺学，然而他的讲课使人获益不浅。帕夫洛夫站在数理系门口向学生发问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吗？但什么是大自然？知识又是什么呢？”

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年轻人跨进大学时对哲学一窍不通，只有教会中学学生对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课堂上叙述谢林和奥凯恩9 的学说，他讲课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没有一个自然哲学家比得上他。如果说他还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彻明了，那么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谢林哲学的晦涩难懂。帕夫洛夫应受责备的，毋宁说是他停留在这哲学的《摩诃婆罗多》10 上，没有经历黑格尔逻辑学的严峻锻炼。但他甚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超出引言和概论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学内容是这样。这种停留在入门阶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现象，这种没有屋顶的房屋，没有房屋的地基，这种通向简陋住所的华丽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我们满足于前室，不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刚刚在叩门吗？

帕夫洛夫没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个学生——斯坦克维奇完成了。

斯坦克维奇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终生一事无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尔的第一个追随者。他研究德国哲学，造诣极深，没有功利观念；他天赋的非凡才能，把许多友人引进了他所向往的活动。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群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别林斯基、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11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们的小组和斯坦克维奇的小组不太融洽。他们不喜欢我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倾向，我们也不喜欢他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倾向。他们称我们为投石党分子12 和法国人，我们称他们为感伤主义者和德国人。我们和他们公认的第一个人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对双方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以自己温厚的爱与和解的天性扫除了彼此误解的最后痕迹；但是当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他还在柏林，而可怜的斯坦克维奇在科摩湖边13 已奄奄一息，那时他才二十七岁。

斯坦克维奇体弱多病，天性文静，是诗人和幻想家，这样的人必然更喜爱直观和抽象思维，不愿接触生活中纯粹的实际问题。艺术的理想主义对他是合适的，在他夭折前年轻苍白的额上，这成了一顶“胜利的桂冠”。其他人太强壮，也太少诗人气质，不能长期留在理论思维中而不转向生活。纯思辨倾向是完全违背俄罗斯性格的，我们不久即会看到，俄国精神怎样改造黑格尔学说，我们的现实天性，尽管已剃度为哲学的僧侣，仍要发挥作用。但在1840年初，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还没有想到要为精神反对理论文章，为生活反对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狱的囚徒，从奴役或放逐中归来的人，他们怀着尊敬和宽容的心情，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但同时毫不退让，暗示他们是今天的，而我们已属于昨天，要求我们无条件接受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而且尊重他们的解释。

他们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些著作，三卷《逻辑学》，两卷《美学》，以及《哲学全书》等，没有一节没有经过几个通宵的热烈论争。彼此友爱的人们，由于对“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定义各执己见，整整几个星期不相往来，由于对“绝对个性及其自我存在 ”看法不一致，彼此攻击，相持不下。一切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县城出版的德国哲学书，只要提到黑格尔的，无不被一一搜罗来，在几天之内读到书页破烂、脱落、沾满污迹。弗朗凯尔14 在巴黎听说，俄国人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整个年轻一代都在用他用过的那些字母，解决各次幂的方程式，他感动得哭了，那么，一切湮没无闻的韦尔德、马海内克、米希勒、奥托、瓦德克、沙莱尔、罗森克兰茨15 ，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称之为“黑格尔哲学司阍者”的阿尔诺德·卢格16 本人，如果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马罗谢卡街和青苔街17 之间，如何引起激烈的战斗和论争，大家如何诵读和抢购他们的著作，他们一定也会失声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阐述深入浅出——浅显却并不损害德国思想的深度。相反，现在一些年轻哲学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术语，不把它们译成俄语，却全部照搬，为了方便省事，还原封不动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只是加上斯拉夫语尾，按俄文七格变位而已。

我有权利这么说，因为我也被卷进了当时的潮流，我自己就是这么写的，著名的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把这称为“鸟的语言”18 ，我还觉得奇怪呢。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样的句子：“抽象思想在雕塑领域的具体化，表现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阶段，在此阶段它为使其自身得到明确化，从自然内在性还原为在和谐范围内的美之形象化。”很清楚，这里的俄国话，正如叶尔莫洛夫19 讲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将军们的谈话一样，比拉丁文更外国化。

德国科学习惯于使用矫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烦琐哲学语言，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于它生活在学院中，生活在唯心主义的大寺院中。这是科学上神父的语言，为信徒们使用的语言，没有一个入门者会懂得它；它像密码电报，必须掌握了密码才能理解。这些密码今天已不是秘密，人们了解它，因而惊讶地发现，科学阐述的道理有条不紊，那些深奥的措辞实际上非常简单。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用普通人的语言讲话的。

机械模拟德国经院学究的行话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国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十分灵活。它一切都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觉，“耗子的扰攘奔突”20 ，愤怒的呼声，妙趣横生的戏谑和惊心动魄的情欲。

除了语言晦涩，还有一种错误更为严重。我们的青年哲学家们不仅损害词句，也曲解了实质。生活和现实的关系，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关系，这种对普通事物的学究式理解，歌德曾通过靡非斯特菲勒斯与大学生的对话，给予天才的嘲笑。21 一切本来直接明了的东西，各种寻常的感觉，都被提高为抽象的范畴，再从那里折回时已没有一滴鲜血，成了苍白的代数学符号。这在他们还不失为一种天真作风，因为他们是完全真诚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么这是为了领略泛神论乐趣，让自己感到与宇宙已融为一体；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喝醉的士兵或一个女人与他谈话，那么这位哲学家不仅是与他们谈话，而且是在通过直接的、偶然的现象，确认人民的实体。夺眶而出的眼泪也被严格分类属于：“精神状态”还是“内心的悲痛感”……

在艺术中也这样。歌德的知识，尤其对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它比第一部逊色，或者艰涩难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样不可缺少的。在音乐中，哲学占了首要地位。理所当然，罗西尼不值一谈，莫扎特还差强人意，虽然也被认为幼稚和贫乏，可是贝多芬的每一个和音都被进行了哲学分析，舒伯特则被推崇备至，我想，这与其说是因为他那些优美的乐章，不如说因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题，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 。与意大利音乐同样被打入冷宫的是法国文学和一切法国产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倾向性。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必然会遭遇并进行厮杀的战场在哪里。论争如果只限于歌德是客观的，但他的客观性是主观的，而席勒是主观的诗人，但他的主观性是客观的，或者相反，一切都会太平无事。然而更激烈的问题不久终于出现了。

黑格尔在柏林担任大学教授时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双倍重要的是因为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声誉，故意把他的哲学架空到地平线之上，让它浮在空中，在那里一切当前的利益和情绪都变得模糊不清，正如从气球上俯瞰房屋和村庄一样。他不愿触及这些可恶的实际问题，它们很难处理，而且必须正面给予回答。在科学中强行推销这种暧昧二元论，其荒谬是一目了然的，因为科学的出发点就是要取消二元论，使它变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尔是耶拿大学的那个朴实的教授，荷尔德林23 的朋友，在拿破仑进城时曾把自己的《现象学》藏在衣襟内24 的哲学家，那时他的哲学还不是印度的无为主义，也不是对现存社会形式的辩护，又不是普鲁士式的基督教；那时他不是在宣讲自己的宗教哲学，而是在写天才的作品，如后来刊载在罗森克兰茨写的传记上的《论刽子手及死刑》25 。

黑格尔停留在抽象的领域，是为了避免与经验的结论及实际的应用发生接触，为此他非常巧妙地选择了美学这片风平浪静的海洋；他很少走进新鲜的空气中，偶尔涉足也只一会儿，还得像病人一样裹紧衣衫，而且哪怕这时仍要把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留在辩证法的迷宫中。簇拥在他身边的一群低能儿（只有甘斯26 可说是例外），把文字当作事实，喜欢侈谈辩证法。也许，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学生过分自满而又浅薄无知，有时也难免觉得痛心和惭愧。辩证法如果不能体现事物本质的发展，培养这种思想可以说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种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纳入范畴的体系，这是一种逻辑操练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腊诡辩学派和阿伯拉尔27 以后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里一样。

有一句哲学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国的保守派企图用它调和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状况，它便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28 ，这只是充足理由律29 、逻辑和事实统一的原则的另一说法。黑格尔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吉伦特党人30 保罗说的话：“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31 。但如果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如果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反对它的斗争只要也是现实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从形式上看，这两句箴言纯粹是同义反复，但不论是否同义反复，它直接引导到承认当前的政权，使人停止斗争，而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们所期望的。这种观点不论怎样违背俄国精神，我们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们却公然奉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于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那时他鼓吹的不是斗争，而是印度的静观哲学和理论研究。他信仰这种观点，面对任何后果而毫无惧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说教低头，在可以使没有主见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议论面前，他绝不退缩一步；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因为他是坚强的，真诚的，他的良心是纯洁的。

“您可知道，”我对他说，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后通牒使他慑服，“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回答，给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32 。

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争执影响了别人，小组分裂为两个阵营。巴枯宁企图进行调停，劝解，讲得苦口婆心，但没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带着不满情绪去了彼得堡，从那里向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批炮弹，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

这时我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巴枯宁虽然争论激烈，但开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边。别林斯基责备他软弱，退让；他的偏激情绪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惊。但是群众站在别林斯基一边，他们瞧不起我们，骄傲地耸耸肩膀，认为我们已经落伍了。

在这场内讧中，我看到必须追本溯源，认真从事黑格尔的研究。我甚至想，没有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33 中接受过考验，没有经历过这熔炉的锤炼的，都算不得完备的现代人。

等我习惯了黑格尔的语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比黑格尔的追随者的观点，与黑格尔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这样，凡是他才气横溢、一往直前、忘记了“勃兰登堡门”34 的时候，都是这样。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但它（也许是故意的）采取了艰涩的表达方式。

正如在数学中（只是那里更有权利这么做）人们不会回头去确定空间、运动、力的定义，只会让它们的性质和规律继续进行辩证的发展，在哲学形式的理解上也是这样，一旦习惯了那些原则，人们就只是继续从那里推演出结论。一个新手还不能使方法变成习惯，与它打成一片，因此总是把这些教条和惯例当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早已熟谙此道，因此不可能毫无偏爱的人们，便难免奇怪，这么“明摆着”的事物，为什么别人偏不理解。

怎么能不理解如此简单的真理，例如：“精神是不灭的，只有个体才会死亡”——这个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35 。还有一个真理更为简单，即绝对精神是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同时其本身也能进行自我认识的个体。

所有这些事物，在我们的朋友们看来都如此简单明了，以致他们嘲笑“法国人”的反驳，使我有一个时期感到压力极大，只得刻苦钻研，务必把他们的哲学“行话”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亏烦琐哲学也像神秘主义一样，与我极少因缘，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紧，结果弦断了，情况也清楚了。奇怪的是，使我达到这一点的是我与一位夫人的辩论。

一年后，我在诺夫哥罗德认识了一位将军，我与他来往是因为他最不像一个将军。

他的家庭是阴郁的，空气中含着眼泪，显然死神刚从这里经过。白发过早覆盖了他的头顶，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皱纹流露出更多的忧患。他五十来岁。在他妻子苍白消瘦的脸上，摧残一切生机的命运，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他们过得太寂寞了。将军在研究力学，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给一些贫穷的女孩子上法文课，她们走后，她就读书；这里鲜花很多，也只有它们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阳光灿烂的时期；柜子里还放着玩具，只是已经没有人玩了。

他们有过三个孩子，两年前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岁；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孩子患猩红热，又死了；母亲想换换空气，挽救最后一个孩子，跑到了乡下，过了几天她回来了，与她一起回来的是马车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它已经结束，只是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延续着。他们彼此怜惜，相依为命，唯一的安慰只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对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对于度过苦难的残年是必要的。我很少见到更和谐的夫妇，但这已不是夫妇，联系他们的不是爱，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深厚感情；三双冰冷的小手，充满在他们周围和前面的无望的空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不能分开了。

孤苦伶仃的母亲完全沉溺在神秘主义中，和平肃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脱烦恼的避难所，宗教对人心的阿谀哄骗了她。对于她，神秘主义不是游戏，不是幻觉，这是她再次获得的孩子，保卫她的宗教就是保卫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智力特别发达的人，她喜欢挑起论争，检验自己的力量。在此前后，我遇见过许多神秘主义者，他们形形色色，有维特贝格和托维扬斯基36 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仑看作神在战争中的化身，走过旺多姆圆柱37 要脱帽致敬的人，也有如今已无人记得的“妈爸”38 ——此人曾亲口对我说，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间的公路上遇见过上帝。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里症，他们刺激人的神经，利用人的幻想或心灵，把任意的符号与哲学概念混为一谈，不愿走进明朗的逻辑的田野。

拉·德39 坚守虚无世界，毫无惧色。她这种雄辩的艺术才能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一般说来，女性的发展是个谜，从涂脂抹粉，跳舞，打情骂俏，看小说，做媚眼，流眼泪，往往猝然一变，变得意志刚毅，思想成熟，知识渊博。谈情说爱的少女倏地不见，出现了泰罗昂·德·梅里库尔40 ，屹立在讲台上慷慨陈词，鼓动人民群众；出现了达什科娃公爵夫人41 ，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马上，手持利剑指挥叛军。

对于拉·德，一切都结束了，她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没有理论上的薄弱环节。耶稣会教徒或卡尔文派教士，恐怕都不会像她那样心安理得，坚信自己的学说。

“她失去孩子之后，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对死的全面讴歌——蔑视尘世，蔑视肉体，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因此它才压制一切生命力，压制现实精神，压制享乐，压制健康和欢乐，压制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拉·德甚至发展到不爱歌德，也不爱普希金。

她对我的哲学的攻击是别出心裁的。她讥笑我，要我相信，辩证法的一切表演和奥妙，不过是一场喧闹的锣鼓声，懦夫们可以靠它来掩盖良心的惊恐。

她说：“你们永远不能靠任何哲学找到神的个体，找到不灭的灵魂，你们又没有勇气做无神论者，否定死后的生活。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人，不可能不怕这些后果，不厌恶和回避它们，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逻辑的魔术，以便转移视线，达到简单幼稚的宗教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反驳，争辩，但内心觉得我没有充足的论据，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个卫生局长42 自告奋勇要帮助我，结果只是使我不得不彻底认输。这人是好好先生，但属于我所遇见的最可笑的德国人之一。他是奥凯恩和卡鲁斯43 的忠实信徒，谈问题时引经据典，对一切都有现成的解答，从来不对任何事发生怀疑；他自以为与我完全一致。

医生按捺不住，大发脾气，特别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取胜，便把拉·德的反驳说成女人的异想天开，还引证了谢林关于学院理论的讲演44 ，念了布尔达赫45 的生理学中的几段话，企图证明人身上确有永恒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内部潜藏着某种具有个体的“神灵”。

拉·德早已熟知这种泛神论的“老生常谈”，把他驳得体无完肤，频频含笑向我使眼色。她当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见，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发笑，不免有些不满。我十分关心这场论争，因此重又发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我的疑虑痛苦持续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闪现，终于豁然开朗。我倒向了我的对手一边，但并非像她希望的那样。

我对她说：“您是完全对的，跟您争论使我很惭愧；当然，没有神的个体，也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才无从证明它们的存在。您瞧，排除了这些先入之见的假设，一切就变得又简单又自然了。”

我的话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镇静下来，说道：

“我为您感到惋惜，不过也许事情会逐步好转，您在这条路上不会停留太久，因为它太空虚，太沉闷了。”她笑了笑，又道：“至于我们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药，他不怕待在这迷雾中，连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

然而她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了。

过了两三个月，奥加辽夫路过诺夫哥罗德，给我捎来了一本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46 。我刚读了开头几页，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打倒伪装的衣衫，打倒隐晦曲折，打倒拐弯抹角，我们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 的奴隶，不需要把真理隐藏在神话中！

在我的哲学热的全盛时期，我着手写了一系列文章，这就是《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48 ，在那里我顺便鞭挞了一下医师。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别林斯基。

他于1840年去彼得堡，过了几个月我们也到了那里。我没有找他。我与别林斯基的争执使奥加辽夫很伤心，他明白，别林斯基的荒谬观点只是暂时性的疾病，我也这么看，但奥加辽夫比我善良。最后，他写信强使我们见面。我们的会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无论别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无关紧要的闲话中间，我提到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涨红了脸，非常坦率地对我说道：

“谢天谢地，您谈到了这个问题，要不，我的牛脾气真叫我不知从何开始才好……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诉您一个情况就够了：前几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队军官；主人问他，想不想认识我？军官凑在他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这一切我都听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这还需要说什么！”

从这时起直到别林斯基谢世之日，我与他都是手挽手前进的。

可以预料，别林斯基会用尽他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但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是不够光彩的，他们的保皇派立场超过了君主本人，他们不幸非常英勇，力图保卫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并不拒绝体面的停战。

一切实事求是的有识之士都转向了别林斯基一边，只有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与他分道扬镳。其中一些人钻进了德国烦琐的死科学的牛角尖，失去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然后默默无闻地消失了。另一些人变成了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者。黑格尔和斯特凡·亚沃尔斯基49 的结合，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却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学正是一种肤浅的决疑论，一套逻辑公式的游戏，与形式主义地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并无二致。《莫斯科人》50 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怀疑地证明，哲学与宗教的鸡奸可以达到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别林斯基扬弃了对黑格尔的片面理解，但绝对没有抛开他的哲学。恰恰相反，哲学观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它们那生动、精确、独特的结合。我认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1825年后硕果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后，在恰达耶夫那些阴森的文章51 之后，别林斯基那愤世嫉俗的否定从痛苦中诞生了；他热烈干预一切问题，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带着始终不渝的憎恨攻击一切权威，并经常上升到诗的灵感的高度。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只是为他的出发点提供一点材料，半路上他便抛开它，专谈某一问题。《奥涅金》中一行诗句：“所谓亲戚便是这么一群人”52 ，已足够他借题发挥，把家庭生活传到法庭上，剥开亲属关系的画皮。谁不记得他那些论《旅行马车》53 ，论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 ，论杰尔查文，论莫恰洛夫55 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坚持原则，始终如一，无所畏惧，在书报审查制度的暗礁间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击文化界的学阀，抨击三个上层阶级的作家，抨击御用的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这些人随时企图把反对他们的人置之死地，软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驳不成便用密告陷害。别林斯基无情地鞭挞他们，那些迂腐狭隘的风花雪月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温情的鉴赏家，他们浅薄的自尊心无不受到他的挖苦。他嘲笑他们视作珍宝的内心思想，他们在风烛残年焕发的诗情画意，他们靠安娜绶带掩盖的天真稚气。为了这一切，他们对他真是恨之入骨！

从斯拉夫派说来，它是通过与别林斯基的鏖战正式形成的；他尽情讽刺他们，连他们戴的农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过。只要想一下，别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国纪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 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欧罗巴人》；这些名称最足以证明，开头还没有明显的分歧，还没有形成两种理论和派别。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从每月25号起便如饥似渴地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们三番五次跑进咖啡馆，打听《祖国纪事》到了没有；厚厚的杂志一到便争相翻阅。“有没有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于是怀着狂热的同情，把它一口气读完，一边读一边笑，一边争论……三四种不同的信仰和根据顿时化为乌有。

难怪彼得保罗要塞司令斯科别列夫一天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别林斯基，跟他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驾临我们的要塞啊，我已准备好一间温暖的牢房供阁下居住。”

我在另一部书57 中，已就别林斯基的发展和他的文学活动作了论述，这里只想谈一下他本人。

别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就会手足失措；他知道这一点，想要掩饰，结果反而弄得很滑稽。K58 要他一起拜访一位夫人；离她家越来越近，别林斯基也变得越来越不安，他问，可不可改天再去，说他头痛。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借口。车到门口，别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进了屋子。

他有时也上奥多耶夫斯基公爵59 府，参加文学界和外交界的晚会。在那里聚会的人，除了某种相互的猜忌和厌恶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些人形形色色，有大使馆官员和考古学家萨哈罗夫60 ，也有画家和亚·迈恩多夫61 ，还有学者出身的高等文官，北京来的雅金甫·比丘林62 ，半宪兵半文学家的人物，以及全部是宪兵而根本不是文学家的人物。安·克63 在那里始终保持沉默，以致将军们都把他当作权威。主妇看到丈夫这些粗俗的座上客，心中不免暗暗叫苦，她之容忍他们，正如路易-菲力普登基之初，迁就自己的拥戴者，请他们参加杜伊勒里宫的舞会，让吊袜带技师、杂货店老板、鞋匠和其他可敬的公民挤满整个底层一样。

在这种晚会上，别林斯基总是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一边是不懂一句俄国话的萨克森公使，另一边是连别人头脑中的话也懂得的第三厅官员。他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晚会总要病两三天，把带他去的人大骂一顿。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开，主人忽发奇想，要煮热糖酒款待亲密朋友。别林斯基本来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拦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么被挤进了一个角落，前面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茹科夫斯基穿了绣金边的白官服裤，端坐在他斜对面。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运毫无好转的希望，便开始慢慢挪动桌子。桌子起先还听话，后来忽然一晃，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把一瓶波尔多酒泼了茹科夫斯基一身。他跳了起来，红葡萄酒便顺着裤子往下流。大家慌了手脚，一个仆役拼命用餐巾给他擦裤子，把没沾酒的地方也弄脏了，另一个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别林斯基趁骚乱当口一溜烟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爱的别林斯基！这类事件总是使他怨恨不已，几天不能平静，一想起来不是觉得好笑，只是觉得可怕，在屋里踱来踱去直摇头。

但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却具有一种强大的、斗士般的性格；是的，这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不善于说教，劝导，他需要论争。没有对手，没有愤恨，他就语不惊人，但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受了伤害，一旦他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他的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喷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争结束之时，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眼睛注视着与他谈话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边，缄默不语，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深感苦恼和沮丧。每逢这种时候，我是多么爱他和可怜他啊！

他在经济上受到文学包工头的剥削，在精神上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在彼得堡他的周围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罗的海气候对折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愈来愈愤愤不平，容易动怒。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闭门不出，有时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于是编辑部一再写条子来催稿，这位被奴役的文学家只得咬紧牙关，拿起了笔，写出了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读者心惊胆战的起诉书。

筋疲力尽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连几个小时躺在地板上，逗我两岁的儿子玩儿。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旦传来门铃声，惊悸的神色马上会从他脸上掠过，他不安地四面张望，寻找帽子；后来由于斯拉夫人的弱点，又留下了。这时只要一句话，一个意见不合他的心意，便会引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争吵和辩论……

一天他在一个文学家64 那儿用膳，这时正是耶稣受难周的斋期，吃的是素餐。

“您几时变得这么虔诚的？”他问。

“我们吃斋也是不得已，”文学家回答，“总得为人表率啊。”

“为人表率？”别林斯基问，气得脸色发白。“是做给那些仆人看吧？”他又说一遍，离开了座位。“您的仆人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受骗了。这种对弱者、对无知者的愚弄，这种助长愚昧的假仁假义，比任何公开的罪恶更坏，更不人道。您以为您是自由人吗？您与一切帝王、神父和剥削者不过是一丘之貉。再见，我不能为了愚弄人民吃斋，我不想为人表率！”

在那些已彻底德国化的俄国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学的硕士，刚从柏林回来65 ；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蓝眼镜，墨守成规，拘泥礼节，已被哲学和语文学弄得头脑迟钝，冥顽不灵，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可是这个有些迂腐的书呆子偏爱高谈阔论。一次在那位恪守斋期、要为人表率的小说家的文学晚会上，硕士大放厥词，发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议论。别林斯基靠在墙角的躺椅上，我走过时，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说道：

“你听见这个混蛋在胡诌什么吗？我的舌头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给他点颜色看，想几句话挖苦他，反正这是你的拿手戏，来吧，替我出出气。”

我哈哈大笑，对他说，他怂恿我做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我与这位先生可说素昧平生，而且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晚会临近结束时，戴蓝眼镜的硕士大骂科利佐夫66 抛弃了人民的服装，骂了一会儿忽然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恰达耶夫的著名《书简》，他的话庸俗无聊，口气却那么妄自尊大，令人觉得好笑，最后他说道：

“不论怎样，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可耻的，这种人为我所不齿。”

有一个在场的人是熟知恰达耶夫的，这便是我。关于恰达耶夫，我以后还有不少话要讲，我始终爱他，尊敬他，也为他所爱，我不能对这种粗野的攻击置之不理。我严厉责问他，他是否认为，恰达耶夫写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完全不是。”硕士回答。

这就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我向他证明，把“卑鄙”、“可耻”这类形容词加在敢于直抒己见、并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这行为本身就是卑鄙可耻的。于是他向我大谈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团结，破坏这种团结便是犯罪，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断了我的话，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脸色像纸一样白，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道：

“事情很清楚，他们要当审判官和检察官，统治人民的思想……”于是他滔滔不绝说了下去。

他的话具有振奋人心的威力，在严厉的措辞中夹杂着匕首似的讥刺。

“瞧他们那副大义凛然的架势！鞭打——他们无动于衷，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无动于衷，可是一旦恰达耶夫触犯了他们的民族荣誉，他们就开口了：不准讲话！讲话就是大逆不道，奴隶从来没有资格讲话！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人们的感觉应该也比在科斯特罗马和卡卢加发达一些，为什么在那里倒不怕人讲话？”

“文明的国家里有监狱，”硕士说，露出一副无与伦比的得意神色，“监狱可以把亵渎全民族荣誉的疯子囚禁起来……这么做非常好。”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这时他像巨人一样，神色是可怕的，他把两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视着硕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在更文明的国家中有断头台，它可以处死那些认为这么做非常好的人。”

说完这话，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乐椅上，不再作声。听到“断头台”，主人面色发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厅中一时鸦雀无声。硕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偏偏不肯善罢甘休。屠格涅夫劝人在卷进一场风波怒不可遏时，讲话之前先把舌头在嘴巴内卷动十来次。

硕士不懂得这个简便的办法，继续喋喋不休，但这些废话与其说是对别林斯基，不如说是对其他人讲的。

“不论您如何偏激，”他最后说，“我相信有一点我还是与您一致的……”

“不！”别林斯基回答，“随您怎么花言巧语，我与您什么也不会一致！”

大家笑了一会儿便吃夜宵去了。硕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损伤了别林斯基虚弱的肌体。他的脸，特别是嘴角边的肌肉和凝然不动的悲愤目光，都说明他内心活动的激烈，体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巴黎，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了给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 的消息传到时，他还活着；直到临终，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这一章68 在1854年便是这么结束的；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我与那个时期已变得接近多了，这是由于我与这里的人距离扩大了，也是由于奥加辽夫的到来69 和两部书的问世：安年科夫70 的斯坦克维奇传记和别林斯基文集的头几卷71 。病房的窗户突然打开，田野上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屋子，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流……

斯坦克维奇的书信没有引起注意，它发表得不是时候。1857年底，俄国在尼古拉的葬礼之后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在期待和瞻望；这不是回忆的适当时机……但是这本书不会湮没无闻。它将作为时代的罕见的纪念碑之一留在荒凉的墓园中，识字的人都能从这里读到当年被无声无息地埋葬了的东西。从1825年延续到1855年的瘟疫时期，不久即将被彻底肃清；人的脚印在警察的蹂躏下可能泯灭，但未来的时代面对这空空荡荡的萧瑟原野，尽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将不断探索消失不见的思想发展的踪迹，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未中断。从表面来看，血液已停止流动，尼古拉束缚了动脉，但是血仍通过周围的各种孔道在渗透。正是这些毛细管在别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维奇的书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三十年前，未来的俄罗斯仅仅存在于几个孩子之间，他们刚离开童年，还那么微不足道，不易察觉，因此可以在专制制度的铁蹄和土地之间的隙缝中盘桓发展，可是他们身上蕴藏着12月14日的传统，全人类科学和真正人民罗斯的传统。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长，正如青草会在尚未冷却的火山口上顽强地繁衍一样。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孩子逃脱了恶魔的血盆大口；他们生长，发展，开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软弱，微小，无依无靠，非但这样，而且受尽摧残，因此极易丧失生命，不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活了下来，即使半途夭折，也不会一切都随着他们死去。这是头一批种子，历史的萌芽，无人瞩目，也难于发现，与一切幼芽相同。

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组。不同的人向着不同的核心汇集，小组之间后来变得壁垒森严。这种分裂为它们提供了广泛而多样的发展，及至到达极限，不可能再发展时，各个支流又重新汇合，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斯坦克维奇小组、斯拉夫派或我们的小组。

它们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对官方俄罗斯，对周围的环境，怀着深刻的否定情绪，力图超脱这环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灭它。

反对者说，这些小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过是例外的孤立现象，与大局无关，这类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来品，进口货，他们的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俄文翻版。我们认为，这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族中间出现过一批外国化的俄国人，这些人割断了与民族生活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既未发挥积极作用，也没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组，也未创造自己的文学。他们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作为彼得一世脱离民族的方针的牺牲者，他们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这种人不仅并无必要，而且不值得怜惜。1812年的战争给他们敲了丧钟，此后老的一代只是苟延残喘，新的一代则已改弦易辙。把恰达耶夫归入他们这一类，是大错特错的。

抗议，否定，对祖国的憎恨，与心平气和的外国化，可以说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拜伦抨击英国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英国，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国人。海涅出于对德国丑恶的政治现状的愤慨，竭力使自己法国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国人。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最大抗议，然而它仍充满犹太教精神。北美合众国与英国的决裂可能导致战争与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变成不是英国人。

人们要摒弃自己的生理烙印和传统气质，一般说来非常困难；除非此人淡泊恬静，已丧失一切热情，或者在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没有个性的数学，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体，不致涉及这些精神方面，不会激起这种变化；但一旦我们触及生活、艺术、道德等等问题，情况立即不同，在这里人不仅是观察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于是我们发现，生理的局限多么难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脑髓中印有摇篮曲，祖国山河、风俗习惯和周围一切事物的痕迹，它们总要发生作用。

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终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他做什么，对他的创作怀着什么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现的，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气质，而且会比民族历史本身表现得更深刻，更显著。甚至在抛弃一切民族色彩之后，艺术家仍不会丧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可以据以看出，他系何许人。歌德在希腊式的《伊菲格涅亚》72 中，在东方风味的《诗集》73 中，仍是德国人。确实像罗马人所说的，诗人是“先知”，但他们抒发的决不是乌有之物或偶然现象，他们只是把存在于群众朦胧意识中尚未被察觉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形诸笔墨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都由一个人囊括无遗地作了表现；它的每一条纤维，每一个迹象，每一种世代沿袭的迫害，都无意之间在他那里取得了形态和语言。

大约谁也不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特别是大多数民众，都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直至今日，他们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们对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国人走进剧场，由于意气相投，本能上会了解莎士比亚，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听戏的时候，随着戏剧的进展，会觉得愈来愈了解，愈来愈明白。法国人聪慧敏锐，接受能力强，这样的民族应该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亚。例如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与尝试都无济于事，对于法国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纪的贵族一贯鄙视俄国的一切，但事实上他们仍像俄国人，比仆役之像农奴还像得多。由此可见，青年人也决不会因为读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著作便失去俄罗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尔的书走上极端斯拉夫主义道路的。

这里要谈的那些小组，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俄国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应。

1825年转折之后的停滞时期，我已谈过多次。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高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在这个贵族社会下面，民众的广阔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对于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境况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击不是落在他们伤痕累累的背脊上。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这有多么危险。但是不论怎样，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

理论与客观生活实际截然相反的矛盾，使这些孩子感到惊愕。教师、书本、学校讲的是一回事——这“一回事”，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够接受的。父母、亲戚和周围的人们所讲的又是一回事，而这“一回事”，无论思想和感情都无法赞同，但是它却得到执政当局的嘉许和物质利益的鼓舞。教育与习俗之间的这个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贵族的俄罗斯那么突出。披头散发的德国大学生，把圆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脑瓜上，干着惊世骇俗的越轨行为，然而他们与德国市侩阶级的血缘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法国大学生由于竞争和虚荣心作怪，变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难看出，他们是未来善于钻营投机的精明人物。

我们这儿，受教育的人总是十分罕见。但是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获得的与其说是渊博的知识，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个学生人化。然而“人”正是升官发财和振兴地主家业所不需要的。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或者暂停前进，扪心自问：“难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难道当地主真的很好吗？”于是一部分比较软弱、缺乏毅力的人，开始过闲散生活，他们以骑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乡间，穿长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则开始了考验和内心活动的时期。他们不能生活在双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对同样折磨年轻一代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从而导致了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例如，我们的小组就是这么形成的，在大学内，它遇到了已经存在的孙古罗夫小组。它的倾向与我们的一样，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学术方面。斯坦克维奇小组也在那时形成，与两者同样接近，也同样有距离。它走的是另一条路，它的兴趣纯粹在理论方面。

在30年代，我们的信念还太幼稚，太偏激和热烈，不可能不带有排外性。我们对斯坦克维奇小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无间。他们在编制哲学体系，从事自我剖析，满足于精致的泛神论，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我们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范例，在俄国组织新的同盟，我们认为科学只是手段。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巩固了我们的革命倾向。

1834年，孙古罗夫小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们被流放；五年后回来时，我们经受了锻炼，增加了阅历。青年人的理想已变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决心。这时正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黄金时代。他本人我已经无缘得见——他已在德国；但正是在这时，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较量。从双方看，战斗是不平衡的；立足点、武器和语言都不一样。论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轮到我们来认真对待学术问题了，我们开始研究黑格尔和德国哲学。当我们理解一切之后，这才发现，我们与斯坦克维奇小组其实无须争论。

斯坦克维奇小组的解体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它对整个文学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影响，只要举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就够了；它产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员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 等人。但是它要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国纯理论的道路，而这是活跃的俄国人所无法办到的。

在斯坦克维奇小组旁边，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它是在我们流放期间形成的，它像我们的小组一样，与它处在犬牙交错的状态；这个小组后来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人”是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触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生问题，他们对现实生活和当前斗争，比斯坦克维奇小组热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维奇小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们的小组分化。阿克萨科夫弟兄75 和萨马林76 参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亚科夫77 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 一边。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转向我们一边。斯坦克维奇最亲近的友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诺夫斯基，从德国一回来就参加我们的小组了。

哪怕斯坦克维奇还活着，他的小组也不能免于没落。他本人也会转向霍米亚科夫或我们一边。

1842年，这个分化和组合的过程早已完成，我们的阵营与斯拉夫派进入了对峙状态。关于这场斗争我将在别处加以叙述。

最后，我想就组成斯坦克维奇小组的分子再讲几句话；这将投下一道光线，让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样在悄悄地哺育这个俄国德式机体的健壮肌肤。

斯坦克维奇是沃罗涅日省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起先在乡下当少爷，自由自在，后来被送进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对于优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贵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富足为一切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使年轻的头脑不必过早为生活操心，为前途担忧，最后，让人可以充分自由地从事他爱好的活动。

斯坦克维奇一帆风顺，多才多艺；他的艺术与音乐禀赋，加上反应灵敏、观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进大学就崭露头角。他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调和矛盾，或者如德国人所说，消灭矛盾，这种才能来源于他的艺术家气质。德国人需要和谐、融洽、欢乐的生活，他们从不计较方法；为了抹杀陷阱的存在，他们用布把它覆盖。布不能承受压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他们遵循这样的途径，走进了泛神论的清静世界，在那里安心睡觉。但是斯坦克维奇是有才能的俄国人，他不可能长期安于“平静状态”。

这从他一毕业便不得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可看出。

规定的学习时期结束了；他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不必听从别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事需要继续干，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对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在离开学校之后便睁开眼睛，打量世界了，他发现他在当时的俄国就像一个旅人在荒野上一觉醒来，不论往哪里看，只见到处是遗迹，到处是死者的白骨，到处是野兽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虚，在这里灭亡是容易的，而斗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继续从事，不必违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学问。

于是斯坦克维奇埋头钻研理论；他认为他的使命是当一名历史学家，他开始研究希罗多德79 的著作。可以预料，这种研究是不会带来什么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里似乎热火朝天，那里的戏剧活动也令他神往，而与欧洲又近在咫尺；他还想担任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的名誉校长，决心“在这平凡的园地上”当一名园丁——这比研究希罗多德更难取得成效。实际上他向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国，是大学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业。没有亲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这又可证明，他当时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斯坦克维奇需要同情，这种心理如此强烈，以致他有时甚至凭空臆造，把人们根本没有的同情和才能赋予他们，并赞赏不已80 。

但是他具有一种能耐，使他不必经常乞灵于这种虚构，这就是他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杰出人物，而他善于正确地对待他们，凡是得到他真诚相待的，总是终生成为他的知交，他也总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们获益不浅，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沃罗涅日，斯坦克维奇常上当地唯一的图书馆借书，他在那里遇见一个贫穷的青年，这人是平民，谦逊，忧郁。原来他的父亲是牲畜商贩，斯坦克维奇的父亲也是他的主顾。牲畜商的年轻儿子获得了斯坦克维奇的好感，他读过许多书，喜欢谈论学问。他们接近了。青年人露出羞涩而胆怯的神色，自称他也在练习写诗，还红着脸说，他要把它们拿给他看。斯坦克维奇在伟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这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还没有树立信心。从这时起，他始终关心着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诗歌传遍整个俄国，受到普遍赞美为止。这个贫穷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压力下，得不到丝毫同情与温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如果没有遇到斯坦克维奇，很可能只得在伏尔加河边驱赶着牲口，让自己的诗歌湮没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国也不会听到这些美妙的、亲切感人的诗歌。

巴枯宁从炮兵学校毕业后，进了近卫军当军官。据说他的父亲由于对他不满，亲自要求把他调往作战部队。他随着炮兵辎重车驻在白俄罗斯的偏僻村庄中，孤单寂寞，性情变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么也不干，整天穿着皮袄，躺在床上。队长同情他，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提醒他，应该或者工作，或者退伍。巴枯宁从未想到他有这权利，当即提出辞职申请。批准之后，巴枯宁到了莫斯科；从这时（大约1836年）起，巴枯宁开始了严肃的生活。从前，他什么问题也不研究，什么书也不读，德文也很差。他天生擅长辩证的方法，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的思维能力，凭着这些天分，他在没有计划、无人指导的状况下，涉猎光怪陆离的各家学说，在自学的道路上摸索。斯坦克维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导他专心研究哲学。巴枯宁从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中学会了德文，然后着手钻研黑格尔，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论和逻辑学——而后来谁没接受过他的教导啊！我们和别林斯基，夫人们和蒲鲁东，都是这样。

但是别林斯基同样也直接从那个源泉汲取过力量；斯坦克维奇对艺术、对诗及其与生活的关系的观点，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发展成了那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有力的批判，那种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它们震惊了俄国的整个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学究惶恐不安，望风而逃。斯坦克维奇不得不出来约束别林斯基，后者那种冲破一切樊篱的天才是热烈而无情的，它疾恶如仇，与斯坦克维奇美学上稳健的中庸之道发生了抵触。

与此同时，斯坦克维奇还得像兄长一样支持和鼓励格拉诺夫斯基；后者文静，和蔼，耽于沉思，当时正处在消极悲观状态。斯坦克维奇写给格拉诺夫斯基的信是优美动人的，而格拉诺夫斯基也是多么爱他啊！

斯坦克维奇去世不久，格拉诺夫斯基写道：“我还没有从最初的打击中苏醒过来。灾难本身并不使我震动，我早已有了预感。但直至现在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有时心里闷得发慌。他带走了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应该感激他的实在太多了，这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无穷的，美好的。”

……可以这么讲的人有多少啊！——也许他们已经讲了！……

在斯坦克维奇的小组内，只有他和博特金两人是富裕的，完全不必为衣食担忧。其余的人虽然千差万别，其实都是无产者。巴枯宁的父母对他断绝了接济；别林斯基是琴巴雷地方小官吏的儿子，因“缺乏才能”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只得靠写文章的微末收入糊口。克拉索夫81 毕业后，到外省一个地主家当临时家庭教师，但是与宗法制农奴主一起过活叫他受不了，于是他在严寒中背起背囊，跟着一些农民的大车队，徒步跑回了莫斯科。看来，他们每个人在离开家庭接受父母的祝福时，父母（谁能因此责备他们呢？）说的都是：“唉，记着，要用功读书；读好书，给自己开拓一条道路，不要指望得到遗产，我们也没什么可以给你，你的命运靠你自己创造，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另一方面，斯坦克维奇听到的大概是：从各方面看，他可以在社会上占有一个体面的位置，他的财富和门第也使他可以出人头地。博特金也一样，从老父亲到掌柜的，家中所有的人都用言语和行为向他表明，应该尽量赚钱，使自己富上加富。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注意，这种超脱世俗利益的态度，绝不限于大学时代和青年时期的二三年岁月。斯坦克维奇小组最优秀的人物死了，其余活到今天的也仍一如既往。别林斯基于努力工作和历尽辛酸之后，作为一个战士在贫困中死去。格拉诺夫斯基是为了传布科学与人道，在走上讲台时倒下的。博特金事实上没有成为商人……他们谁也未曾飞黄腾达。

两个兄弟组——斯拉夫派和我们，也是这样。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请问，这种人在哪里？我可以大胆向你们挑战；你们只能举出一个国家，它一度可算例外，那就是意大利。但我要划定战场的界线，即对方不得从统计的范畴溜进历史的范畴。

布鲁诺82 和伽利略等是为理性和科学而受难的人，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如何，对真理与宗教的热情怎样，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18世纪下半叶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怎样。但往后呢？往后就……无可奉告了！

现代的欧洲没有青春，也没有青年。我这观点已遭到复辟时期末年和七月王朝时期法兰西最卓越的代表维克多·雨果的反对。他特别提出了20年代的青年法国，我也乐于赞同，承认我讲得太绝对；83 但除了这一点，我仍无法对他让步。这有法国人的自白为证。只需读一下阿尔弗雷德·德·缪塞84 的诗歌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回顾一下从乔治·桑的记载，当代的小说、戏剧和法院案卷中透露出来的法国，即可窥见一斑。

但是这一切证明什么呢？证明很多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德国制的中国靴子，俄国已穿了一百五十年，磨出了不少老茧，但显然还没损伤骨头，因此只要舒展一下肢体，每次都会产生一些充满生机的年轻活力。这虽然不能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但已使这种变化显得完全可能了。

1  引自席勒的诗《断念》。

2  据传说，恺撒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比较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在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复述了这句话。

3  《唐·卡洛斯》中的人物，唐·卡洛斯的好友和导师。

4  原文是英文。

5  奥加辽夫的第一个妻子名玛丽亚·列沃夫娜·罗斯拉夫列娃，两人婚后感情并不融洽，她死于1853年。

6  本书中出现的“纳塔利娅”，在俄文原著中均为法文，下面不再一一加注说明。

7  斯坦克维奇（1813—1840），19世纪3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大学内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领导人，崇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

8  莫斯科大学教授。

9  德国自然哲学家。

10  古印度的著名史诗，既是文学作品，又包含深刻的宗教、哲学寓意，以内容艰深、结构复杂、想象丰富著称。

11  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尔岑的好友。

12  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王权的运动，目的在于限制国王的权力。

13  意大利米兰城以北的一个湖泊，斯坦克维奇从佛罗伦萨前往米兰时，死在那里。

14  法国数学家，他编的教科书曾译成俄文。

15  韦尔德（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和诗人。马海内克（1780—1846），德国哲学家，右翼黑格尔派领导人。米希勒（1801—1893），德国右翼黑格尔派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奥托（1816—1897），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瓦德克（1806—1882），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及神学家。沙莱尔（1810—1868），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茨（1805—187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及文学史家。

16  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曾与马克思一起主编《德法年鉴》。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序言中，称卢格为“黑格尔学派司阍者”。

17  马罗谢卡街是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政论家博特金的住处，博特金也是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过《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工作，与别林斯基友善，赫尔岑等经常在他的家中聚会。青苔街是莫斯科大学所在地。

18  见本书第七章的作者注。

19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将领。

20  引自普希金的诗《失眠之夜有感而作》。

21  见《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

22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肩负天体的巨神。舒伯特的音乐以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 《阿特拉斯》等不是他的主要作品。

23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与谢林、黑格尔、席勒等均有密切来往。

24  拿破仑的军队于1806年10月间攻占了耶拿，当时黑格尔刚写完《精神现象学》，匆忙间把稿本揣在口袋里，去友人家躲避。

25  罗森克兰茨著有黑格尔的传记，其中辑录了黑格尔的一些未发表的短文及手稿。

26  甘斯（1798—183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27  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

28  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序言，原来共两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29  形式逻辑中的基本原理，最早由17世纪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他认为事实的实际存在即是其真理性的充足理由。

30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共和派。

31  见《圣经·保罗达罗马人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32  1830年的波兰起义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1831年8月26日沙皇的军队攻占了华沙。这一天正是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消息传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诗。普希金站在斯拉夫民族主义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因而歌颂了俄军的胜利。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对普希金的这些所谓“爱国主义诗歌”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别林斯基当时热衷于黑格尔哲学，认为应对沙皇政权采取容忍态度，因而多次赞扬了这些诗。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争执发生在1839年秋至1840年初。

33  指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34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柏林修建的宏伟城门，它是普鲁士精神的象征，被称为柏林的凯旋门。黑格尔晚年颂扬普鲁士君主制，称它为最完善最合理性的政体。

35  指米希勒于1841年出版的《关于神的个体及灵魂不灭的讲演录》。

36  托维扬斯基（1799—1878），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个神秘主义教派的领导人，认为世上有许多“弥赛亚”（救世主），拿破仑便是其中的一个。

37  巴黎旺多姆广场的圆柱，为纪念拿破仑而建立，上有拿破仑铜像（在巴黎公社起义时已被拆除）。

38  原名甘诺，法国神秘主义教派领导人，因主张男女平等，改名“妈爸”。他的活动在19世纪40年代曾轰动一时。

39  指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即那个将军的夫人。将军名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菲利波维奇。

40  原名安娜·泰罗昂，巴黎名妓，本来举止轻佻，生活浪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她立即参加了攻打巴士底狱的行动，成为英勇的革命战士，后遭受迫害而发疯。

41  达什科娃（1743—1810），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女，1762年参与了叶卡捷琳娜篡夺帝位的军事行动。

42  指当时诺夫哥罗德的卫生局长季梅，他显然也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追随者。

43  卡鲁斯（1789—1869），德国科学家。他与奥凯恩都是谢林派哲学家。

44  指谢林的著作《关于学院式研究方法的讲演录》。

45  布尔达赫（1776—1847），德国生理学家，著有《经验科学生理学》等。

46  原文是德文。

47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著作主要依据神话和传说，把它们看作事实，而不是对它们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

48  赫尔岑在1842至1843年间写的一部论文集，这是他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结晶。

49  亚沃尔斯基（1658—1722），著名的东正教神父和神学家。

50  1841至1856年间出版的带有斯拉夫主义倾向的刊物。

51  指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

52  见《叶夫根尼·奥涅金》第四章第二十节。这里指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第八章中的论述。

53  俄国作家索洛古勃的小说。

54  屠格涅夫于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

55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著名悲剧演员，以饰演哈姆雷特等闻名。

56  斯拉夫派理论家。

57  指赫尔岑在1851年出版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58  不知是谁，一般认为指凯切尔。

59  奥多耶夫斯基（1804—1869），俄国公爵，作家和音乐评论家。

60  萨哈罗夫（1807—1863），俄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

61  迈恩多夫（1798—1865），俄国大官僚和经济学家。

62  雅金甫·比丘林（1777—1853），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汉学家，曾在华传教多年（1807—1821），曾翻译和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和风俗的著作。

63  指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别林斯基主持该刊的批评栏达六年之久。

64  指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当时的一个作家，1847年起与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编《现代人》，写有著名的《文学回忆录》。

65  指作家和教授涅韦罗夫，也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成员。

66  科利佐夫（1809—1842），著名的俄国诗人，平民出身。

67  指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别林斯基于同年5月26日在彼得堡去世。

68  指1855年发表在《北极星》上的这一章，后来在编定《往事与随想》的单行本时，赫尔岑把“斯坦克维奇小组”部分也编入了这一章。

69  奥加辽夫于1856年离开俄国前往伦敦，与赫尔岑一起主持《警钟》的出版工作。

70  安年科夫（1812—1887），俄国自由派文学评论家及回忆录作者。他所编写的《斯坦克维奇，他的书信及传记》于1857年在莫斯科出版。

71  《别林斯基文集》于1859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共十二卷。

72  指歌德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

73  指歌德的《东西方合集》。

74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早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转向反动方面。

75  伊·阿克萨科夫和康·阿克萨科夫都是当时斯拉夫派政论家及作家。

76  萨马林（1819—1876），斯拉夫派政论家。

77  斯拉夫派主要理论家。

78  指前面提到过的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他的弟弟彼·瓦·基列耶夫斯基，他们都是斯拉夫派理论家。

79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号称“历史之父”。

80  克柳什尼科夫曾形象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斯坦克维奇是一枚银卢布，却对五戈比铜币的体积惊羡不止。”（见安年科夫的《斯坦克维奇传记》第133页）——作者注
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国诗人。

81  克拉索夫（1810—1855），俄国诗人，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

82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天文学家，无神论思想家，因捍卫哥白尼学说，反对宗教迷信，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火焚而死。

83  维·雨果读了德拉沃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写信给我，为复辟时期的法国青年辩护。——作者注
按：《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法译本于1860年初在巴黎出版，赫尔岑送了一本给雨果，雨果读后，在给赫尔岑的感谢信中，提到第七章中对法国青年的批评不够公正，认为这是该书的“白璧之瑕”，并为此表示遗憾。

84  缪塞（1810—1857），法国著名诗人。在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缪塞抨击了复辟时期的法国。

第二十六章

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 ，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 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 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 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 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自由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 ，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 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 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 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 。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 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 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 ，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 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我的“文学习作”使我在这儿也叨了光，获得了某种优待。科长知道我对其他事一无所长，便派我编写汇报，把各省各地的报告归纳汇总。上司的先见之明，使他们认为必须对未来的结论事先提供一些指导，免得数字与事实妨碍了要求。例如，对一份汇报定了这么一个框框：“根据罪行的数目及性质（虽然它们的数目和性质还不知道）分析，可见地方当局为提高民众道德，励精图治，已取得显著成效。”

命运和本肯多夫伯爵救了我，免了我参与制造假报告的工作。这原委我记在下面。

12月初，早晨九时，马特维报告说，警察所长要见我。我猜不透，是什么事劳驾他光临我的家，只得请他进屋。他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请于上午十时前往皇上办公厅第三厅一谈。”

“很好，”我回答，“这是在链子桥附近？”

“不必费心，我的雪橇在下面，我送您去。”

我想事情不太妙，心里很紧张。

我走进卧室。我的妻抱着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病了好久，刚开始复原。

“警察来干什么？”她问。

“不知道，可能有点小事，我得跟他走一趟……你不用担心。”

我的妻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面色变了，仿佛乌云遮没了她的脸。她把孩子递给我吻别。

这时我才体会到，任何打击对成家的人总是沉重得多，因为承受打击的不仅他一人，他得为大家痛苦，也为大家的痛苦责备自己。

克制、忍耐和隐藏这种感情是可能的，但要知道，这代价也不小，我走出家门时，真是悲痛欲绝。六年前，我随警察局长米勒前往普列契斯钦警察所时，可不是这样的。

车子过了链子桥和夏园，拐向一幢房子，它本来属于科丘别伊家，现在尼古拉建立的世俗宗教裁判所就设在旁边一排房子里。我们的马车停在后门口；凡是从后门进去的人，不是都能出来的，有时即使出来，也是为了消失在西伯利亚，或者死在阿列克谢耶夫堡垒17 中。我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院子，最后才到达办公厅，尽管有警官陪同，我还是被宪兵拦住了；他叫一个官员出来验看公文，然后把警官留在走廊内，让我跟官员入内。我被带到主任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几把沙发椅。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头发花白，脸色阴险，孤零零地坐在桌后。他故意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把一份公文看完之后，才起身向我走来。他胸前挂着一枚宝星勋章，我由此断定，这是宪兵机关的一个特务头子。

“您见过杜贝尔特将军18 吗？”

“还没有。”

他沉默片刻，并不看我，皱起眉头，露出阴森的脸色，用一种嘶哑的嗓音（这种嗓音使我不寒而栗，想起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小戈利岑那种神经质的叫嚣）问道：

“您获得批准来京，大概还不太久吧？”

“那是去年。”

老头儿摇了摇脑袋。

“您辜负了皇上的恩典。看来您只能重返维亚特卡啦。”

我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他继续道，“政府放您回来，您却对它以怨报德。”

“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我说，再三思索仍不得要领。

“不明白？——这更糟！可见根深蒂固，本性难移。您不是首先表示忠心，洗净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留下的污点，把自己的能耐用到有益的方面——不是！根本不是！还是妄谈国事，造谣惑众，危害政府。这就谈出事情来了；您怎么不吸取教训？您从何得知，与您谈话的人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坏蛋
19 ，他正求之不得，但愿能一转背就上这儿报功呢。”

“如果您能向我说明，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将非常感激。我再三回忆还是不明白，您这些话是指什么，或者与什么事有关。”

“指什么？……哼……好吧，我问您，有没有听到蓝桥旁边一个岗警夜间杀人抢劫的事？”20

“听到过。”我直率地回答。

“可能还传播过这消息吧？”

“大概讲过。”

“也许还发表了议论？”

“也许。”

“什么议论呢？对政府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这就是症结所在。我坦白对您说，有一点您还值得赞许，这就是您对一切供认不讳。我想伯爵会考虑这一点的。”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

我发现我的妻在发烧，从这天起她病了，加上晚间再次受惊，几天后终于引起了早产。孩子只活了一天，而她几乎过了三四年才复原。21

据说多情善感的父亲
22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听到女儿死去时哭了23 ！

他们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纷乱不堪，侦探密布，闹得鸡犬不宁，仿佛皇宫失火，皇位动摇，皇室面临覆灭了；可这一切实际上毫无必要！这是宪兵的诗歌朗诵，密探的即兴表演，一场无中生有的戏剧，目的无非为了向皇上表示耿耿忠心……瞧他们调兵遣将，好不热闹！

……我去第三厅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桌旁发愁，孩子在桌上摆弄玩具；我们很少说话。门铃蓦地响了，我们不禁一惊。马特维赶去开门，过不一会儿，一个宪兵军官闯进了屋子，军刀和马刺铮铮作响。他先是彬彬有礼地向我的妻表示歉意，一再挑选字眼，说他“没有想到，没有料到，没有预计到，这儿有夫人和孩子，因此非常抱歉……”

宪兵是礼貌之花，要不是由于神圣的责任，由于职务在身，他们不仅永远不想陷害人，而且不会在大街上对前导马御者或赶车的拳打脚踢。我在克鲁季茨兵营已领教过这种事，那位无可奈何的军官为了不得不搜查我的口袋，曾大感伤心呢。

保罗-路易·库里埃24 早已指出，刽子手和检察官正在成为最有礼貌的谦谦君子。检察官写道：“敬爱的刽子手阁下，如果方便的话，务望劳驾，于明晨将某某人明正典刑，枭首示众，鄙人不胜感激。”刽子手马上复文道，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能为检察官阁下略尽绵力，而且今后随时愿供驱策。”可是那个第三者却在他们的礼让声中丢了脑袋。

“杜贝尔特将军请您去一下。”

“什么时候？”

“对不起，请现在立刻动身。”

“马特维，给我大衣。”

我与妻握了手，她满脸泪痕，手是火烫似的。现在已晚上十时，这么迫不及待，莫非发现了阴谋，怕我逃跑，或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尊贵的生命面临了危险？我不禁想：“我确实对不起那位岗警，在这个政府治下，它的某个爪牙杀害了两三个过路人，这又何足为奇；难道那些第二等和第三等的高级岗警，会比蓝桥上的这位伙伴好一些吗？那位岗警中的岗警本人又怎样呢？”

杜贝尔特派人传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本肯多夫伯爵要我明晨八时前去见他，以便向我传达圣上的旨意！

杜贝尔特是个怪物，看来，在他管辖下的大大小小的第三厅官员中，他比别人聪明一些。他那张蓄着两撇长长的淡胡子的瘦脸庞，那倦怠的目光，特别是面颊上和嘴角边那些皱纹，都清楚地表明，各种欲望曾在这胸膛中进行过搏斗，最后蓝制服战胜了一切，或者不如说掩盖了一切。他的面貌有些像狼，甚至狐狸，既表现出猛兽的狡猾与机灵，也表现出它们的阴险与傲慢。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坐在那里一边写字，一边吸烟斗。他一见我，马上起立，请我在他对面坐下，用下面这句奇怪的话开始：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25 使我有机会见到阁下。今天早晨您应该会见过萨赫迪斯基26 了吧？”

“见过。”

“我很抱歉，为了一件对您十分不愉快的事，不得不把您请来。您的疏忽又招致了陛下对您的不满。”

“将军，我要对您说的，与对萨赫迪斯基伯爵说过的一样，我不能想象，仅仅由于我复述了街头的谣言，就得再度流放。您当然比我更早听到这谣言，可能也像我一样谈论过。”

“是的，这事我听到过，也讲过，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讲到这无稽之谈时，坚信它纯属虚构，您却根据这谣言攻击整个警察机构。这完全是出于诽谤政府的不幸情绪，这种情绪是西方的腐朽影响在阁下身上的反映。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它们也任意诋毁它；可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我们正尽一切力量要让社会尽可能保持安定和平静，然而有些人不顾惨痛的教训，坚持徒劳无益的反对派立场，企图煽动舆论的不满，用口头和书面传布谣言，说警察在大街上杀人。是不是？您在信上写过这事吧？”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严重，这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我在信上谈过这事，而且我还得指出，我这信只是写给父亲的家信。”

“当然事情并不严重，但是它却对您不利。皇上马上想起您的姓名，想起您到过维亚特卡，命令把您送回那里。因此伯爵要我通知您，请您明天上午八时前来见他，他会向您说明陛下的旨意。”

“那么这是说，为了您所讲的那件并不严重的事，我便得挈带有病的妻子，有病的孩子，前往维亚特卡？……”

“您在政府供职吗？”杜贝尔特问，仔细打量我的文官制服上的纽扣。

“我在内务部办公。”

“多久了？”

“六个来月。”

“一直在彼得堡？”

“是的。”

“我没有印象。”

“您瞧，”我笑笑说，“我多么安分守己。”

萨赫迪斯基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杜贝尔特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任职，可是他们知道我在房间里讲些什么，想些什么，给我父亲写信谈些什么……问题在于我那时刚开始与彼得堡的文学界人士接近，发表文章，主要是我从弗拉基米尔调到彼得堡，是通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关系，完全没有让秘密警察插手；到达彼得堡后，我也没有听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立刻向杜贝尔特或第三厅报到。

“好吧，”杜贝尔特打断我的话头，说道，“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对您都是有利的，昨天我还对茹科夫斯基说过，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得到的反应，也能像他对您的评论那么好呢。”

“可我还是得回维亚特卡……”

“要知道这是您的不幸，因为报告已呈交皇上，当时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您必须走，这不能改变，但是我想，可以把维亚特卡换成另一个城市。我跟伯爵商量一下，他今天还要进宫。一切可以使您从轻发落的办法，我们都将尽力而为；伯爵是像天使一般善良的。”

我站了起来。杜贝尔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这时我忍不住，站定了对他说：

“将军，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有事，最好别派警察或宪兵去叫我，他们会弄得人心惶惶，特别在晚上。我的妻有病，为什么她该为岗警的事受罪呢？”

“哦，我的天，实在抱歉！”杜贝尔特回答，“这些人都笨手笨脚的。您放心，我不会再派警察打扰您。那么，明天见；别忘了，八点钟去见伯爵；我们在那儿会面。”

仿佛我们在相约上斯穆罗夫饭店吃牡蛎。

翌日八时，我到了本肯多夫的会客厅。那里已有五六个人在求见，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靠墙站立，听到一点响声就惶恐不安，把身子缩得更紧，对每一个走过的副官都弯腰鞠躬。其中有一个女的，穿了丧服，拿着一卷纸坐在那儿，纸像白杨树叶一样在抖动。离她三步远，站着一个高高的、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七十来岁，秃顶，皮肤有些发黄，穿一件深绿色军大衣，胸前挂了一排奖章和十字勋章。他不时叹气，摇摇头，喃喃地自言自语。

窗旁坐着一个人，大模大样的，像是这儿的“上宾”或者奴仆和值星官。我进屋时，他站起身，我仔细瞧他的脸，认出了他；在戏院里，人家指给我看过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是街上的主要特务之一，记得名叫法勃尔。他问我：

“您有事求见伯爵？”

“我是应召而来。”

“贵姓？”

我讲了姓名。

“哦，”他说，改了口气，仿佛遇见了老朋友，“不要客气，请坐！伯爵过一刻钟就会出来。”

客厅里静悄悄的，显得阴森可怕，日光勉强透过雾和结冰的玻璃窗射进屋内；谁也不讲话。副官们敏捷地穿梭来去，门口站着一个宪兵，偶尔倒换一下脚，弄得军刀铮铮出声。又来了两个求情的人。每来一人，值星官就得上前问明事由。一个副官走到他跟前，小声与他交谈，那副神气活像是无耻的浪荡子；大概他们谈的是什么下流事件，因此常常打断话头，露出奴才的无声的笑，值星官还扮鬼脸，表示他再也忍俊不禁，要笑出声了，一再说道：“别讲啦，求求您，别讲啦，我受不了。”

过了五六分钟，杜贝尔特出来了。他敞开上装，随随便便，扫了一眼那些求见的人，他们赶紧鞠躬。他从远处望见我，说道：

“您好，赫先生，您的事情大有起色
27 ，一切顺利……”

我刚想问“让我留下了吗？”但话还没出口，杜贝尔特又回去了。接着，客厅里进来了一位将军，他全副戎装，整整齐齐，身子挺得笔直，穿着白军裤，肩上披着绶带，总之，我没见过更漂亮的将军。如果哪一天伦敦要举办将军展览会，像如今在辛辛那提举办婴儿展览会
28 一样，那么我建议一定得把他从彼得堡请去。将军走到本肯多夫出入的门口，马上立正，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津津有味地端详着这位模范军士……看来他的一生就是在操练步法时鞭打士兵；这种人是从哪里物色来的呢？他生到世上无非为的整队出操，立正稍息！跟他一起进屋的大概是他的副官，这是天下最俊秀的骑兵少尉，腿特别长，简直举世无双，头发金黄，脸蛋小得像松鼠，表情单纯，凡是被母亲宠坏的宝贝儿子大抵是这副样子，他们从来不学习，最低限度，从没学会什么。这株穿军装的金银花，与模范将军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站在那里。

杜贝尔特又出来了。这次他端起了架势，钮子也扣上了。他一见将军，立即问他有何贵干。将军像传令兵见了长官，准确地报告道：

“昨天接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公爵29 传达的上谕，命卑职前往高加索作战部队服务，为此特在启程之前向伯爵大人辞行。”

杜贝尔特郑重其事地听完这些话，微微颔首表示赞许，退回里屋，过不一会儿又出来了。

他对将军说：“伯爵万分遗憾，没有时间接见阁下。他很感激，要我转达，祝您一路平安。”说毕，他伸开双臂，拥抱了将军，还把自己的唇髭在将军的面颊上贴了两下。

将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了，松鼠脸和仙鹤腿的年轻副官跟在后面。这个场面抵消了我那天的不少痛苦。将军的步法表演，委托接受的告别仪式，最后，列那狐30 的油滑嘴脸与将军阁下的空心脑瓜的接吻——一切都那么滑稽，使我几乎忍俊不禁。我觉得，杜贝尔特似乎发现了这一点，因此这以后才不敢小看我。

两扇门终于一齐打开了，本肯多夫走进了客厅。宪兵司令的外表确实无可挑剔，容貌与日耳曼血统的、特别是德国种的贵族大体一致，脸上布满皱纹，神色显得困倦，眼睛中流露出足以迷惑人的善良目光，这是那种随和的、冷漠的人所常有的。

本肯多夫这个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站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也许作为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干尽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这我可以相信，特别是想起他那淡漠呆板的脸色时。但是他也没有做过好事，这需要毅力、意志和热情，而他没有。在尼古拉这种冷酷无情的暴君手下作大员，却不敢为受害的弱者仗义执言，这已比得上任何罪恶了。

有多少无辜的人牺牲在他的魔掌下，又有多少人由于他的疏忽怠慢，由于他忙于寻欢作乐而死去；也许，这个过早衰老和虚弱的人，最后在船上背叛自己的宗教，企图从天主教会得到拯救，靠赦免一切的赎罪符获得解脱的时候31 ，曾有不少阴郁的鬼魂和沉重的回忆在他的头脑中徘徊，折磨着他……

“皇上得知，”他对我说，“您在参与传播危害政府的谣言。他看到您还很少悔改，因此命令把您重新遣返维亚特卡。但是我根据杜贝尔特将军的请求和有关您的情报材料，向皇上说明了您夫人的病，皇上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皇上禁止您进入京城，您得重新接受警察的监督，但是居住地点可由内务大臣另行指定。”

“请允许我直说，即使这时候，我也还不能相信，我的流放没有其他原因。1835年我为我没有参加过的酒会被流放；今天我又为众所周知的谣言受到惩罚。这命运太不公平了！”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 ”32 。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

“这纯粹是警察的陷害。嘿，好吧，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真的以为他会马上觐见皇上，向他说明一切，其实大臣们是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关于您这件事，”他接着说，“我已收到皇上的命令，这就是，您瞧，它要我选择一个地点，安排您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

“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我回答。

“当然……好吧，既然地点可以由我决定，而这两个城市对您大概都一样，那么一有省府参议的空缺，我首先委派您，按照您的官衔，这是您可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现在您可以准备缝一套绣花领圈的官服啦。”他又打趣道。

这就是他的对策，但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过了一星期，斯特罗戈诺夫呈报枢密院，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参议。

这是十分可笑的，多少个秘书、八等文官和省县官员，都在凯觑这个位置，为它奔走钻营，千方百计托人情，送贿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神圣的诺言，可是这位大臣为了执行圣上的旨意，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报复，决定用升级作为惩罚，让苦药变成甜酒，突然把这个空缺（大家你争我夺、梦寐以求的目标）丢到了一个人的脚下，而这个人却是抱定宗旨，一有机会就要弃官出走的。

辞别斯特罗戈诺夫之后，我便去拜见一位夫人；关于我与她的认识，应该补充几句。

我上彼得堡时，父亲给我的介绍信中，有一封我拿起过十多次，在手中簸弄了一会儿，又放回了桌上，把拜访推迟到下一天。这信是写给一位七十岁的阔绰贵妇人的；我父亲与她的友谊还是早年开始的；他认识她时，她还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宫中，后来他们在巴黎重逢，一起游历各地，最后，三十年前，两人都回国休息了。

我一般不爱结交显贵，特别是妇人，何况还是七十高龄的老太太；但是父亲问了两次，问我是否拜会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最后，我决定吞下这颗药丸。听差把我领进一间相当阴暗的客厅，这儿陈设简陋，墙壁已经褪色，有些发黑了，家具和帷幔等也失去了光泽，显然一切放在原地已经多年，从未移动过。它使我想起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老年也像青春一样，必然对周围的一切留下痕迹。我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等女主人接见，准备应付那些枯燥的问题，那种耳聋和咳嗽，以及对新一代人的谴责，也许还有道德说教。

过了五六分钟，一位高大的老妇人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屋了。她面容端庄，早年的出众美貌还依稀可见；她的姿态、举动、手势，在在表现出执拗的意志、顽强的性格和敏捷的智慧。她目光炯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走到沙发跟前，一挥手推开桌子，对我说道：

“坐到这儿圈椅上来，靠近我一些，我与您父亲是老朋友呢，我喜欢他。”

她打开信，把它交给我，一边说：

“请您念给我听，我眼睛痛。”

信是用法文写的，除了各种恭维话，就是回忆和暗示。她露出微笑，听我念完，说道：

“他的头脑还没有老，还是那样；他很可爱，非常尖刻。现在还一直坐在书房里，穿着长袍装病吗？两年前我路过莫斯科，探望过您爹，他说，我是勉强接见您的，我不久于人世啦，可后来谈得起劲，就把自己的病给忘啦。这都是无病呻吟；他比我稍大一些，长两三岁，说不定还没有，我又是个妇女，可还照样自己走路。真的，您父亲提到的那年代，如今多远了哟。您想，我与他是头一批会跳舞的。那时英国舞正风行一时呢；我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33 常在故世的女皇那儿跳舞；您不妨想一下，您爹穿了淡蓝的法国长衣，扑了粉，我穿了箍骨裙和夜礼服
34 。与他跳舞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美男子
35 ，他比您漂亮——哦，您让我仔细瞧瞧，对了，他比您漂亮一些……您别生气，我这样的老人才会讲真话。其实，我想您也不在乎，您是文学家和学者呢。哟，我想起来啦，您倒给我讲讲，您那件事究竟怎么样？您流放到维亚特卡以后，您爹写信给我，我找布卢多夫36 设法——他不敢插手。为什么要放逐您，他们都不肯讲，这些人什么都是‘国家机密’。”

她的举止言谈都那么朴实，诚恳，与我的预料相反，我变得轻松而自由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给她讲了我们的案子。

“向大学生开战，”她说，“把什么都看成阴谋暴动；那些家伙当然正好乘机巴结，小题大做。他身边尽是这种小人，这些不清不白、不明来历的家伙，不知他是从哪儿搜罗到的？想想看，亲爱的阴谋家
37 ，您当时几岁，十六岁吧？”

“正好二十一岁。”我回答，心里觉得好笑，她竟然把我的和尼古拉的政治活动看得这么无关紧要，毫无价值。“不过我是年纪最大的。”

“整个政府怕四五个大学生，真是可耻。”

这么谈了半小时，我起身准备告辞。

“等一下，等一下，”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叫住了我，声音显得更友好了，“我还没结束我的教义问答呢。您是怎么带走您的新娘的？”

“您也知道这件事？”

“唉，我的少爷，新闻是会到处飞的。当时我对您父亲说，青年人是有热情的；他还在生您的气呢，不过他是聪明人，后来明白了……何况你们生活很美满，那还要怎样？他说：‘怎么能违抗命令，私自潜入莫斯科，万一被发觉了，非坐牢不可。’我回答他说：‘可现在没被发觉啊，您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呢，何必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他说：‘唉，您总是什么也不怕，冒冒失失的。’我回答他：‘我的爷，我这一辈子也不比别人过得坏啊。再说，这算什么，捉弄小两口，不给他们钱！这不像话！’他说：‘得啦，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了，您别生气。’哦，让我见见您的夫人，行吗？”

我向她道了谢，说我这次是一个人来的。

“您耽搁在哪儿？”

“在德穆特饭店。”

“也在那儿用膳？”

“有时在那儿，有时在杜马餐厅。”

“为什么要上饭馆，多花钱，这对有家的人也不合适。如果您不嫌弃一个老太婆，您到这儿来与我一起吃饭好了，真的，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谢谢您的父亲打发您来看我，您是非常有趣的青年人，别看您年轻，很懂道理，瞧，我刚才跟您什么都谈；跟那些朝廷大臣在一起可讨厌呢，这些人光知道宫廷，要不就是什么人得了勋章，净讲些废话。”

梯也尔在一卷执政府时期的历史中38 ，相当详尽、相当忠实地记载了保罗一世被害事件39 。他两度提到一个女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宠臣祖博夫伯爵的姐姐40 。她年轻漂亮，但已经守寡，丈夫是一位将军，大概在作战中阵亡的。她天性热烈好动，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才智出众，具有丈夫气概；在保罗一世野蛮疯狂的统治时期，她成了一切不满者荟萃的中心。人们在她府上密谋策划，她则推波助澜，当了他们与英国大使馆联系的桥梁。保罗的警探最后对她产生了怀疑，但她事先得到消息（可能是帕连41 亲自通知她的），逃到了国外。阴谋那时已准备就绪，她在普鲁士国王42 的舞会上，收到了保罗被弑的消息。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欢乐，在舞会上兴奋地当众宣布了这事。它使普鲁士国王感到难堪，当即下令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柏林。

她到了英国。这位显贵的夫人从小安富尊荣，过惯了宫廷生活，为叱咤风云的野心驱使着，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名流，在与世隔绝、高不可攀的英国贵族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43 ，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后来更……她在国外的那些岁月真是煊赫一时，但是在朝欢暮乐中终于蹉跎了美好年华。

随着老境的到来，她的生活也变得一片凄凉，有的只是命运的打击，寂寞的光阴，伤心的回忆。她的儿子在波罗金诺战役中阵亡，她的女儿病故，留给她一个外孙女奥尔洛娃伯爵夫人44 。老太太每年8月从彼得堡前往莫扎伊斯克，为她儿子的坟茔扫墓。孤独和不幸不能摧毁她坚强的性格，只是使它变得忧郁和傲慢了。她像严寒中的古木，树干和树枝仍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只是树叶凋落了，光赤的枝柯似乎又瘦又冷，但整个外表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气宇轩昂，树干蒙上了一层白霜，依然高傲而阴森地屹立着，任它风吹雨打也不弯折。

她的一生是漫长的，活动频繁，交游广阔，也不少坎坷不幸，而世态炎凉更带给她辛酸之感，这一切造成了她那种睥睨一切的目光。她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出发点就是对某些人的彻底鄙视，可是活跃的天性又使她离不开这些人的奉承凑趣。

各种胖的和瘦的枢密官及将军们告退时，她常常向我颔首示意，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可我已经看透了他们，我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哄骗；我的兄弟得宠的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女皇对我爱怜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说来您也不信，那些挂满勋章的老头儿，连行走也困难了，却争先恐后跑进前室，给我拿大衣，递暖鞋。女皇驾崩，第二天我的屋子就空了，人们躲避我就像躲避瘟疫，见了我就像见了疯子，可他们就是昨天那些奉承拍马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我到了海外。回国后，上帝给了我不少灾难，可是我没看见谁对我表示过同情；只剩下两三个老朋友依然与我来往。嗯，新的皇朝开始了，奥尔洛夫据说有了势力，当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真有势力……不过至少大家这么想；他们知道，他是我的继承人，外孙女又爱我，于是又有人上门来了，又准备给我拿大衣和皮鞋了。唉！我了解这些人，可有时独自坐着实在心烦，眼睛又痛，看书不便，况且也不能老看书啊，我只得让他们来讲些废话，散散心，打发一些时光……”

这是从上世纪留下的一件精致古董，她的周围尽是些昏庸老朽的官僚，他们是从彼得堡宫廷生活的污泥浊水中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这也是事实。如果说她分享过叶卡捷琳娜的狂欢节日和乔治四世的佳肴美酒，那么她也分担了保罗时期阴谋者面临的风险。

她的错误不在于鄙视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而在于她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当作了宫廷菜圃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期，宫廷和近卫军确实包括了俄国全部有教养的人士，这多多少少继续到了1812年。从那以后，俄国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战争唤醒了人们，人们的觉悟引起了12月14日事件。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宫廷方面留下的已不是俊彦之士；酷刑与暴政使一些人愤然离开，新的风气又使另一些人背离了它。亚历山大继承了叶卡捷琳娜的文明传统，到了尼古拉时期，贵族社会的高尚风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极权暴政，另一方面是卑躬屈膝的奴才精神。这是拿破仑式歇斯底里粗暴作风和没有灵魂的官僚世界的混合物。新社会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地发展着。

谈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本绝妙的书：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45 ，这是二十年前在伦敦出版的。书后附有维尔莫特两姐妹46 的《笔记》，她们于1805至1810年间是达什科娃的亲信女伴。姐妹俩是爱尔兰人，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我希望她们的书信和回忆录也能介绍给我国读者。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 和奥斯特曼48 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 ，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 。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 ，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 和塞居尔53 ，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 和坎宁55 ，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 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 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岂有此理，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

……自然，我离开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后，立即拜访了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我的天，真是胡闹，越来越不像样了，”她听完后说，“为这点小事，把一个世家子弟放逐到外地，这成何体统。让我跟奥尔洛夫谈一下，我难得求他什么，这些人都不愿给人帮忙；不过有时说不定也会干点什么。您过一两天再来，我给您回音。”

过了一天，她早晨派人找我。我进屋时，她那儿已有几个客人。她没戴包发帽，只是用一块白麻纱手帕裹着头，这通常是她心情不好的迹象。她眯缝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那些前来请安的高级文官和显赫将军。

一位客人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把昨天皇上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嘉奖令给您抄来了，您也许还没看过吧？”

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但她拿起纸，把它摊开，戴上眼镜，皱起眉尖，非常吃力地念道：“公-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您这是给我的什么？……啊？……这不是给我的呀！”

“我向您报告过了，这是皇上的嘉奖令……”

“我的老天爷，我眼睛痛，连写给我的信也常常没法看，您却要我念别人的信。”

“让我念……我真的没想到。”

“算了，不必费心了，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何必管他们写些什么。我没几天好活了，不想再为这些事操心。”

这位先生落了个没趣，只得强装笑容，把嘉奖令放回了口袋。

看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情绪不好，很容易冒火，客人陆续告辞了。等只剩下我们时，她对我说道：

“我要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告诉您，我变得老糊涂了，答应替您办事，可什么也没办成。俗话说：不知深浅，且慢涉水，真是一点不错。昨天我与奥尔洛夫谈了您的事，可毫无指望……”

这时正好听差进屋通报，奥尔洛娃伯爵夫人驾到。

“哦，没什么，都是自己人，我马上讲完了。”

伯爵夫人生得很美，还正当盛年，她上前向外祖母吻手问安，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介绍了我的姓名，又对她道：

“坐吧，坐吧，我的朋友。孩子身体好吗？”

“很好。”

“谢谢上帝。对不起，我正在讲昨天的事。就这样，我对她的丈夫说：‘随你怎么对皇上讲，总之，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可哪儿成！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我道：‘这属于本肯多夫的管辖范围，我可以与他商量一下，但不能麻烦皇上，惹他生气，况且这不是我们应该过问的。’我对他说：‘你这算什么主意，跟本肯多夫商量？那我何必拜托你。这个人老朽昏聩，自己也不晓得在干些什么，整天想的就是女戏子，可早已不是拈花惹草的年纪啦；不论秘书写的是什么无稽之谈，他都拿去报告。他会干什么？算了，你趁早别给我丢脸，亏你想得出，要恳求本肯多夫，事情都是他搞坏的。’他说：‘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于是给我谈一通大道理……嘿！我看得出，他无非是怕找皇上……我说：‘怎么，他是野兽不是，你这么怕他？那为什么还要一天朝见五次？’这种人还跟他讲什么，毫无指望。您瞧，”她指指奥尔洛夫的画像，又对我说，“多么威风凛凛，可是不敢讲话！”

我没瞧画像，却忍不住瞟了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一眼；她的处境是不太惬意的。她含笑坐着，有时睃我一下，仿佛在说：老太太生气了，小辈只得让她几分，但发现我的目光并不同意她的看法，便佯装没有看到我。她并不开口，这是很聪明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容易说服的，她的脸气红了，你劝她反而会被她狠狠奚落一顿。只能听她数落，静候暴风雨的过去。

“对啦，那时你们在哪里，大概在沃洛格达吧，那些小公务员都以为奥尔洛夫是皇上宠信的，势力很大……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是他手下的人放的空气。这些人有什么势力，他们小心谨慎，诚惶诚恐，还谈得到什么势力……您别埋怨我，我这是多管闲事。您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看，别去诺夫哥罗德！不如上敖德萨，离他们远一些，这地方几乎像外国，而且沃龙佐夫58 在那儿，这人如果还没变坏，与他们是不同的。”

沃龙佐夫当时在彼得堡，每天登门探望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但她对他的偏爱是并无多大根据的。他表示愿意带我前往敖德萨，只要本肯多夫同意。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冬季也过了，谁也没有催我动身，大家把我忘了，特别是下面那次会见之后，我更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沃洛格达省长博尔戈夫斯基当时在彼得堡，他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相当喜欢我，我不时上他家走走。他参加过谋害保罗一世的政变，当时他是谢苗诺夫近卫团的青年军官，后来到了1812年，斯佩兰斯基那不明不白的案件59 发生后，他受了牵连。那时他在作战部队任团长，突然被捕，送至彼得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还没到达流放地，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让他回团供职。春天有一次我去看他，有个将军背朝门坐在大安乐椅上，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到一块银肩章。

“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博尔戈夫斯基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杜贝尔特。

“我荣幸得很，早已认识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了。”我笑笑说。

“您快去诺夫哥罗德了吧？”他问我。

“关于这一点，我正想向您请示呢。”

“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催您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们已把您交给了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您什么时候动身与我们无关，何况您的夫人病了，这是完全合法的理由……”（真是世上最谦恭有礼的人！）

六月初，我终于拿到了枢密院的委任令，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府参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认为我可以动身了，于是我在7月1日前后抵达了上帝和圣索菲亚保护下的城市诺夫哥罗德60 ，住在沃尔霍夫河边，对岸有一个大丘陵，12世纪的伏尔泰主义者们便是从这儿把威灵显赫的雷神像丢进河中的。

1  康·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斯拉夫派主张把俄国恢复到17世纪以前的状态，因此当时俄国虽然已经迁都彼得堡，他们仍把莫斯科看作首都，而彼得堡不过是“皇上的驻地”。

2  谢·斯特罗戈诺夫（1794—1882），当时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是前面提到的内务大臣亚·斯特罗戈诺夫的胞兄。

3  当时俄国的文官晋升制度还是彼得大帝时期确立的，共分十四个等级，而从第九等升为第八等十分重要，因为按照这个制度，凡世袭贵族均可取得八等以上官职，而非世袭贵族升至第八等即可获得贵族称号。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二卷第三章。

5  指起义者在彼得一世铜像周围布列的方阵。

6  彼得一世逝世的日子实际上应为1月28日。

7  俄国有句谚语：保姆共七个，孩子没人管。意思是管的人多了，大家不负责。

8  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是盗贼聚居的罪恶渊薮。

9  旧俄纸币，值二百卢布。

10  指阿列尼岑，维亚特卡省办公厅主任，不是科长。

11  当时俄国两个平凡的诗人和剧作家。

12  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一个孤高绝望的人物。

13  当时俄国的司法大臣。

14  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15  爱沙尼亚的一个岛。

16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波希米亚兄弟会，反对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烦琐仪式。

17  彼得保罗要塞的一部分，是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佩斯捷利、雷列耶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均曾囚禁于此。

18  杜贝尔特（1792—1862），俄国特务头子，本肯多夫的助手，第三厅办公厅主任。

19  我可以保证，这位可敬的老人确实用了“坏蛋”这个字眼。——作者注

20  赫尔岑于1840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封信落到了宪兵手中，因而出事。

21  赫尔岑被第三厅召见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因受惊，于1841年2月引起早产，生下赫尔岑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伊万，孩子几天后便夭折了。

22  原文是拉丁文。

2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的女儿于1844年在分娩中死去。

24  库里埃（1772—1825），法国自由派政论家，以文笔优美著称。这里提到的内容见他所著《致〈检察官〉杂志编者的信》。

25  即沙皇的特务头子本肯多夫。

26  即前面赫尔岑会见过的那个老头儿，他也是当时第三厅的高级官员，杜贝尔特的助手。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英文。辛辛那提是美国的城市。

29  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的名字。

30  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角色。列那狐是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以奸诈狡猾著名。

31  本肯多夫于1844年9月从国外坐船回彼得堡时，突然死在船上。死前不久，他改信了天主教。

32  原文是德文。

33  即赫尔岑的父亲。

34  原文是法文。

35  原文是法文。

36  1832至1837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37  原文是法文。

38  梯也尔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所著《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代史》共二十卷，这里是指它的第一卷。执政府时期是1795至1799年拿破仑任执政官的时期。

39  保罗一世推行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中亲英派的不满。一部分贵族与皇太子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馆的支持下，于1801年3月发动政变，杀死保罗一世，由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皇位。

40  即奥·亚·热列布佐娃，她的兄弟祖博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臣，她自己也是女皇的宫中女官。

41  帕连（1745—1826），俄国的伯爵和大臣，1801年宫廷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42  指1794至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在国际上执行中立政策。

43  1820至1830年的英国国王。

44  即沙皇宪兵司令奥尔洛夫伯爵的妻子。

45  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回忆录》，1840年用英文出版于伦敦。

46  凯瑟琳·维尔莫特和玛丽·维尔莫特，都曾作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宫中女伴，写有记述当时俄国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和书信等。

47  1762年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48  奥斯特曼（1725—1811），俄国外交家，大臣。

49  十二月党人。

50  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名将。

51  维尔莫特小姐的话。——作者注

52  即查理十世（1757—1836），1824至1830年为法国国王，被七月革命所推翻。他早年被封为阿图瓦伯爵。

53  法国外交家及作家。

54  英国外交家。

55  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及首相。

56  俄国皇室领地。

57  俄国皇族，大公。

58  沃龙佐夫（1782—1856），俄国大官僚和国务活动家，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这人是个伪君子，普希金曾多次谈到他。

59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斯佩兰斯基因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方案，遭到地主贵族陷害，于1812年被撤职查办，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后又被贬黜到西伯利亚任总督。

60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索菲亚被认为是它的守护神，公元10世纪城内即建有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时形成了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独立的封建国家。

第二十七章

省政府——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神灵派和保罗——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治——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骇人听闻的审讯——辞职

我动身前，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对我说，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在彼得堡，他向他谈了我的任命，劝我拜访他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直爽、相当和善的将军，具有军人的仪表，身材不高，正当中年。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殷勤地送我到门口才分别。

到了诺夫哥罗德，我便去拜访他，想不到环境的改变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作用。在彼得堡，省长是客人，在这儿是主人；他的身材在诺夫哥罗德似乎也变高了。我根本没有惹他，他却认为必须向我说明，他不允许参议发表意见，或者在公文上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于公务不利，如果有分歧，可以商量，一旦不能统一，那么双方必有一方应该辞职。我笑了笑回答他，我是不怕辞职的，辞职是我任职的唯一目标，并且告诉他，我到诺夫哥罗德当官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发表意见的。

这次谈话对双方都完全够了。我离开时，决心不与他接近。据我看，我给他的印象与他给我的印象同样坏，就是说我们虽属泛泛之交，认识不久，彼此的不能容忍却已达到极限。

当我了解省政府的工作情况后，我看到我的处境不仅很糟，而且非常危险。一个参议非但要负责一个处，还要分担其他各处的责任。把各部门的公文全部看一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得凭信任签字。好在省长忠于自己的主张，参议永远只能参而不议，某处的公文经该处的参议一签字，省长首先也签上了大名。这于理不合，也违反规定，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很有好处，他的签字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为他已分担了责任，何况他常常郑重其事宣称，他一向光明磊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铁面无私。至于其他参议的签字，我是不大放心的。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狐狸，在衙门里混了几十年，才爬上参议的位置，要靠当官，也就是靠贿赂生活。责怪他们是多余的；我记得，一个参议一年的薪俸是一千二百纸卢布，这点钱不够一个有家的人开销。当他们看到我既不会参加他们的分赃，自己也不想捞钱，我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危险的目睹者。他们不大乐于接近我，特别是看到我与省长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他们互相包庇，沆瀣一气，而对我毫不理会。

再说，万一出事，不论罚款和退赔的数目怎么大，我那些可敬的同行也不怕，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冒险，案子越大越好；退赔五百卢布或五十万卢布，对他们反正一样。逢到退赔，便把薪金的一部分扣还国库，哪怕延长到二百年、三百年也无妨，如果官员也能这么长寿就好了。通常不是他寿终正寝，便是皇上御驾归天，于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赔款终于一笔勾销。这种恩赦并非罕见，皇帝生前也常有，如皇子诞生、成年等等，机会不少；它们是官员们的希望所在。但我相反，我有田地，还有父亲分给我的资产，一旦出事便可没收一部分。

如果我可以依靠自己的科长们，情况会好一些。但不论我怎么笼络他们，客气地对待他们，在金钱上接济他们，结果只是使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只怕当他们小厮看待、半醉半醒来上班的参议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没有受过一点教育，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一生的乐趣只限于小酒店和伏特加。因此我在自己的处里也得多加小心才是。

起先省长分配我负责第四处，这是管捐税和各种财务的。我要求他换一下，他不肯，说他不得到其他参议的同意，无权调动。我当着省长的面，问第二处参议，他同意，于是我们对调了。第二处是不太吸引人的，那里管身份证和各种通告，处理地主滥用权力、分裂派教徒、伪造货币犯以及由警察监督的管制分子等等的案件。

不能想象比这更荒谬、更不合理的事了，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怀疑，1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作为省府第二处的参议，要审阅警察局长就我本人情况所作的三个月一次的汇报，因为我是处在警察的管制下。警察局长出于礼貌，在操行栏什么也没填，在职业栏写的是：“在国家机关供职”。有了两三种互相敌对的警察系统，用公文程式代替法律，用班长的纪律观念代替政府的理智，这就难怪事情会发展到如此荒谬绝伦的地步。

这本糊涂账使我想起一件事，它几年前发生在托博尔斯克。当地的文职省长与副省长不和，利用公文大打笔墨官司，写了各种尖酸刻薄的公函送给对方。副省长是个迂腐的冬烘先生，教会学校出身的老好人，喜欢舞文弄墨，总是绞尽脑汁亲自草拟尖刻的复函，看来已把这场争吵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省长刚好有事，临时去了彼得堡。副省长代理他的职务，于是作为省长，他收到了他本人昨天发出的恶毒公函；他毫不犹豫，命令秘书答复，在复文上签了字；而作为副省长，他收到公文后又立即聚精会神编写复函，对作为省长的自己大肆攻击。他认为，这是他大公无私的表现。

我在省政府受了半年罪，日子很难过，非常枯燥。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我穿好制服，挂上文官佩剑，前去上班。十二时省长驾到，看也不看一眼参议们，直奔对面墙角，放下军刀，然后瞧瞧窗外，理理头发，走向自己的安乐椅，朝大家一鞠躬。跟随他的是一个骑兵司务长，这人留着两撇骇人的白胡子，与嘴唇正好构成直角；司务长总是先到，他刚庄严地把门打开，办公厅内刚听到军刀的铮铮声，参议们立即肃然起立，弯腰站着，直等省长鞠躬后始得坐下。我的无法无天的最早表现之一，便是我没有参与这种集体肃立和专诚恭候的大典，却安心坐着，等他向我们鞠躬时才向他答礼。

激烈的争论和相持不下的意见都是没有的。参议极少事先向省长探询高见，省长更少向参事垂询案情。每人面前都堆着一叠公文，每人要做的便是在公文上签字——这是制造签字的工厂。

想起塔列朗2 的名言，我办公并不特别卖力，得过且过，但求无过，不致引起麻烦即成。但在我的处里有两类事，我认为我不应敷衍塞责，这就是关于分裂派教徒和地主滥用权力的事。

我们的分裂派教徒并不经常遭到迫害，但是一旦主教公会或内务部心血来潮，就会对某个教派或某个村社发动突然袭击，弄得人们倾家荡产，然后不了了之。分裂派教徒通常都有消息灵通的代理人驻在彼得堡，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通风报信，于是当地人马上收集款子，把书和神像藏好，请东正教神父和东正教县长大吃大喝，付一笔赎金；这样又可太平十来年。

在诺夫哥罗德省，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有不少神灵派教徒3 。他们的教主是一个老人，驿站车夫的头领，大约住在扎伊采沃，享有极高的威信。保罗一世到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时在途中召见老人，可能想感化他。神灵派教徒像贵格会4 信徒，不肯脱帽；白发老人便戴着帽子觐见加特契纳的皇帝。这使他受不了。保罗和他的儿子们，除亚历山大以外，都特别注重细小的礼节，喜欢挑剔。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可是甚至不如野兽，野兽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大狗决不会任意欺侮小狗。

“你是在谁面前，还戴着帽子？”保罗大发雷霆，怒不可遏，气喘吁吁地嚷道，“你认识我吗？”

“认识，”分裂派教徒镇静地回答，“你是保罗·彼得罗维奇。”

“把他铐起来，送到矿山上服苦役！”保罗继续叫嚷，不愧是个骑士！5

老头儿入了狱，皇上下令从四周放火焚毁村庄，把村民送往西伯利亚定居。到了下一站，他的一个心腹大臣跪在他脚下，说自己罪该万死，没有执行圣上的旨意，恭请陛下三思。保罗有些清醒了，他明白，烧毁村庄，不经审判把人送往矿山，这种事传扬出去，势必引起舆论的不满。他命令主教公会查明农民的案件，把老头儿送往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终身监禁。他认为，东正教僧侣对他的折磨会比苦役更厉害，但他忘了，我们的僧侣不仅是东正教徒，也是贪婪嗜酒的俗人，可是分裂派教徒一不喝酒，二不吝惜金钱。

神灵派公认老头儿是圣徒，他们从俄国各地赶来朝见，买通了寺院向他参拜。老人端坐在斗室中，穿一身素白衣裳，他的信徒们把周围的墙壁和屋顶都蒙上了麻布。他死后，他们请准把他葬在家乡，庄严地抬着他的遗体从弗拉基米尔走到诺夫哥罗德省。只有神灵派教徒知道他的葬地；他们相信，他生前已有了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身体是不朽的。

这一切一部分是弗拉基米尔省长伊·艾·库鲁塔讲的，一部分是诺夫哥罗德的驿车夫讲的，还有一部分来自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管理权杖的修士。现在这个修道院中已没有政治犯，但监牢内仍关满了各种教士、信徒和遭到父母控告的忤逆儿子等。修士大司祭曾带我们参观监狱院子，这人肩膀宽阔，身材魁梧，戴一顶皮帽。他一进门，拿枪的军士立即上前禀报：“报告司祭大人，监狱中一切平安无事，犯人现有若干”。大司祭便向他祝福——真是咄咄怪事！

关于分裂派教徒的案件，从性质看，最好根本不再提起它们，因此我看过后便把它们搁在一旁。相反，地主滥用权力的案子，却必须切切实实重新审理；我用尽一切力量，在这片沼泽中取得了若干胜利，从迫害下解救了一个年轻姑娘，也使一个海军军官受到了管制。这可以说是我任职以来的唯一成绩。

一个太太有个使女，可是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后者是她的农奴，使女要求恢复她的自由权。我的前任很聪明，裁定在判决前她仍应完全听从地主太太的支配。这公文得由我签字，我找省长，向他指出，在姑娘提出申诉之后，仍把她留在太太家中，她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那把她怎么办呢？”

“关在警察局中。”

“生活费由谁负责？”

“由地主太太负责，如果判决她输了的话。”

“如果不呢？”

这时正好省检察官来了。按社会地位，按职务关系，按制服的纽扣看，检察官总是省长的仇人，最低限度，要处处与他抬杠。我故意当着检察官的面把事情谈下去。省长开始生气了，说这种案子根本不必多费唇舌。检察官虽然对申诉者的命运漠不关心，但马上站在我一边，从法典中搬出了五花八门的十点根据。省长实际上更不关心，带着嘲笑对我说：

“反正办法只有一个：或者交给太太，或者送进监狱。”

“当然送进监狱好一些。”我说。

“这也比较符合法规的精神。”检察官说。

“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省长说，讥诮的笑容更多了。“您保护了她，过几个月她出狱之后会报答您的。”

我不再继续争论——我的目的只是要搭救这个姑娘，摆脱地主家的压迫。我记得，两三个月以后，她完全获得了自由。

在我的处没有解决的案件中，有一件比较复杂，公文往来已拖了几年，这是关于一个退伍海军军官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在自己领地上胡作非为的案子。起先原告是他的母亲，后来农民也告了状。他与母亲还能和解，可是对农民他却反咬一口，说他们企图谋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从他母亲和仆役们的指控中，可以看出这人残暴成性，无所不为。这案子在衙门里睡了一年多，反正调查和不必要的公文程序可以无限期进行，最后不了了之，归档完事。要判处他接受监督，必须呈报枢密院，但要呈报枢密院，首先要得到首席贵族6 的同意。首席贵族对这类事一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不肯牺牲选票。这件事能否成功完全靠我的决心，但需要首席贵族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诺夫哥罗德省的首席贵族参加过1812年的民军，得过弗拉基米尔勋章，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见了我总要用卡拉姆津以前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讲话。一天，他指着诺夫哥罗德贵族为表彰他们自己在1812年的爱国行为而建立的纪念碑，感慨系之地说道，首席贵族的责任可以说既艰巨，又神圣，又值得自豪。

这一切正好供我利用。

首席贵族为一个教士发疯的事到省里作证人。各位法庭庭长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愚蠢可笑，使疯子也有权对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头脑也不见得正常。当问题提完，教士终于被确认为精神错乱之后，我把首席贵族拉到一边，向他谈了我的案件。他耸耸肩膀，表示愤慨和惊骇，最后认为海军军官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玷污了诺夫哥罗德贵族社会的崇高声誉”。

“我想，”我对他说，“如果向您查询，您一定也会这么签署意见吧？”

首席贵族措手不及，只得答应照良心讲话，最后并说：“公正和诚实是俄罗斯贵族必然具备的属性。”

虽然对这些属性之是否必然具备，我还不无怀疑，我仍着手办理了；首席贵族没有失信。案件呈报了枢密院；我记得很清楚，枢密院的命令送到我的处里时，我高兴得心花怒放：海军军官的领地交政府托管，他本人则由警察管制。海军军官本以为案子已经了结，在诺夫哥罗德听到枢密院的命令，简直像晴天霹雳。马上有人告诉了他全部的内情，他气得发疯似的，打算伺机揍我，收买了几个纤夫，埋伏在街头，但由于不习惯陆地作战，他终于悄悄溜走，躲到一个县城去了。

可惜在我们的贵族身上，对仆役和农民的野蛮、淫乱和暴虐等等“属性”，比起公正与诚实，更加“必然具备”。当然，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地主不会从早到晚与仆人打架，也不会每天鞭打他们，然而即使这些人中也不乏“佩诺奇金之流”7 ，至于其他人，那么离萨尔狄契哈8 和美国种植园主就不远了。

翻阅案卷时，我发现了普斯科夫省的一份公文，其中讲到一个女地主亚雷日基娜，她打死过两个使女，到第三个时受到了审问，但刑事法庭几乎宣判她无罪，理由之一是第三个使女没有死。这位太太发明了各种奇怪的刑罚，刑具有烙铁、多节的棍子和棒槌等。

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干了什么，但太太确实大显身手。她命她跪在木板上，木板是钉了钉子的，然后用棒槌毒打她的背脊和脑袋；她打累了，想叫车夫接替，正巧车夫不在仆役房，太太只得出外找他；姑娘痛得几乎昏迷，满身鲜血，只穿一件衬衣，她乘机逃到街上，躲进警察所。所长接受了申诉，案件照程序进行，警察和法院为此忙了一年；法院显然被收买了，一年后作了英明的判决：传见亚雷日基娜的丈夫，命他约束老婆，不准再使用那些刑罚，至于她本人，因无从证实两名使女系她打死，只得存疑，责令她具结不再重犯。根据这判决，不幸的姑娘必须回到太太那里——在案件审理时她躲在别处。

姑娘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恐惧，不断写状子申诉，事情闹到了皇帝那儿，他下令重新审查案件，并从彼得堡派出了一个官员。大概亚雷日基娜的资财有限，不够收买京城大员和宪兵队的审讯官，原判决被推翻了。女地主被遣送西伯利亚居住，她的丈夫受到管制，刑庭的全体人员也被逮捕法办；最后如何，我不知道。

我在别处9 讲过一个人怎样被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鞭打致死，还讲过宫廷高级侍从巴济列夫斯基遭到仆人们鞭打的事。在这里我再讲一个太太的故事。

奔萨省宪兵团长夫人的使女拿了一壶开水，太太的孩子跑来撞在使女身上，开水泼了，孩子被烫伤了。太太要用同样的方式报复，命令把使女的孩子带来，用茶炊的沸水浇他的手……省长潘丘利泽夫得悉这件骇人事件，表示内心很遗憾，但无能为力，因为他与宪兵团长关系不太融洽，如果干预，难免被人看作挟嫌报复！

可是多愁善感的人们听到农民杀死地主和他的全家，听到旧鲁萨军屯区的士兵痛揍俄国的德国佬和德国化的俄国佬，却大呼奇怪。10

骇人的暴行在前室和女仆房，在乡村和警察的刑讯室，留下了一篇篇蒙难史，它们被记在心中，一代代传下去，终于引起了血腥的残酷报复。这种报复要预防是容易的，但要压制恐怕无法办到吧？

旧鲁萨，军屯制度——谁听了不毛骨悚然！难道历史真会被阿拉克切耶夫先期用酒钱收买，11 难道它永远不会揭开这块白尸布，让人看到它掩盖着政府的多少暴行，那在军屯制度下无动于衷地、继续不断地制造的暴行？本来灾祸遍地，民不聊生，现在又增加了新的灾难，它带有独特的性质——彼得堡-加特契纳和日耳曼-鞑靼精神的结合。不屈的人们整整几个月生活在棍棒的毒打和树条的抽击下……乡镇公所和刑房地上的血迹从没干过……人民为了反抗刽子手，在这些地区铤而走险，干出各种罪行，这是理所当然的！

莫斯科时代12 的蒙古精神扭曲了俄国人的斯拉夫性格，横行无忌的指挥刀损害了彼得时代的声誉，而这一切的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便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毫无疑问，阿拉克切耶夫是彼得一世之后出现在俄国政府上层的最丑恶的人物之一，正如普希金所说，他是

头戴皇冠的大兵的奴才，13

是标准的军士，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的理想人物14 ：超人一等的忠心，机器一样的唯命是从，天文钟一样的准确，绝对的冷酷，墨守成规，精力饱满，智慧正好满足执行命令的需要，而功名心、嫉妒心和乖张的脾气，又正好足以保证把权力看得比金钱更重。这样的人是皇帝的宝贵财富。尼古拉只因度量狭窄，宿嫌未消，才不肯重用阿拉克切耶夫，只用了他的门徒。15

保罗一世是由于臭气相投，才起用阿拉克切耶夫。亚历山大在还有一点羞耻心的时候不很重视他，但热衷于排队出操是他得自遗传的天性，一旦这种天性占了上风，他就把远征军16 的办公厅交给了阿拉克切耶夫。这位炮兵部队出身的将军有没有打过仗，我们不知道17 ，他在军队里主要干的是文官职务，他的战场是在士兵的背脊上，他的敌人是别人捉住后戴着镣铐给送到他面前的。亚历山大皇朝的最后几年，全俄国都处在阿拉克切耶夫的支配下，他干预一切，大权独揽，身边有空白的圣旨。后来亚历山大体弱多病，闷闷不乐，患了忧郁症，在亚·尼·戈利岑公爵18 和阿拉克切耶夫之间有些摇摆不定，但最后自然仍倾向于后者。

在亚历山大出巡塔甘罗格时期，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妇被仆人暗杀了，这是在格鲁兹诺县伯爵的领地上。为了缉拿凶手，进行了恐怖的侦查，直至今日，即相隔十七年之后，诺夫哥罗德的官吏和居民谈起它还不免心惊胆战。

阿拉克切耶夫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他的情妇是一个年轻的女农奴，她仗势欺压仆役，打骂陷害无所不为，而伯爵对她言听计从，照她的话鞭挞仆人。大家忍无可忍，一个厨子才终于杀死了她。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多情的老人务必把凶手缉拿归案，他扔下国家大事，驰赴格鲁兹诺。在拷打和鲜血中，在呻吟和濒死的哀号中，阿拉克切耶夫用姘妇尸体上解下的血迹斑斑的头巾包着脑袋，给亚历山大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亚历山大复信道：“来吧，来靠在你的朋友的胸口，忘掉你的不幸吧。”从男爵维利19 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皇上死前，水流进了脑髓。

但是凶犯没有找到，俄国人的善于保密是惊人的。

这时，阿拉克切耶夫完全像疯子一样，又来到诺夫哥罗德，一群受难者给送到了那里。他的脸色蜡黄，阴沉可怕，眼睛布满血丝，血迹斑斑的头巾仍未取下；审问重新开始，情形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八十来人再度被捕。在城内，谁只要讲错一句话，有一点形迹可疑，就给抓走，向他盘查与阿拉克切耶夫某个仆人的关系，追问那些疏忽的议论。过路人也被捕入狱；商人和小文书们待在警察局几个星期，等候审问。居民躲在家中，不敢上街；对案件本身，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触及。

克莱恩米赫尔这个阿拉克切耶夫的老部下，也参加了这场审问……

省长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刑讯所，拷打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从早到晚地进行。旧鲁萨的县长，这个早已司空见惯一切暴行的人，现在也感到了不安。有一个年轻妇女已怀孕五六个月，他奉命拷打审问她；他觉得无能为力，求见省长（这事是老波波夫20 告诉我的，他当时也在场），对他说，这女人经不起鞭挞，这么做是直接违反法律的；省长气得发疯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到县长面前，举起拳头嚷道：“我命令马上逮捕您，马上审问您，您是叛徒！”县长被捕后辞职了。我衷心感到遗憾，不知道他的姓名，为了这件事，他过去的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宽恕——简单地说，这是英雄行为，在这班强盗面前显示人的感情，不是轻易能办到的。

妇女受尽拷打，她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因此死了。

但是“万寿无疆”的亚历山大也死了。那些恶魔还不知道今后的变化，作了最后的努力，终于查到了凶手；当然，他被判了笞刑。正当刽子手们庆贺胜利的时候，尼古拉下诏把他们送交法庭审问，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省长被押送最高法院受审21 ……甚至那儿也无法为他开脱罪责。但是尼古拉加冕后，发布了大赦令，大赦的范围不包括佩斯捷利和穆拉维约夫的朋友们22 ，却包括这个混蛋。两三年后他已因在自己的领地上滥施淫威，在坦波夫再度被送上法庭；是的，他应该得到尼古拉的赦免，因为他还比不上他。

到1842年初，我对省政府的职务已忍无可忍，想找个理由脱身。我正在左思右想，选择办法时，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替我作了决定。

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去上班。前室中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农妇，她见我穿着制服，马上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要求我主持公道。她的主人穆辛-普希金把她和丈夫放逐外地，却把他们十岁的儿子留下，她要求让她带走孩子。她正向我诉说时，省长进来了，我向她指指他，把她的状子交给他。省长向她解释，孩子年满十岁，就该留在地主那儿。母亲不能理解荒谬的法律，继续哀求，他感到不耐烦，女人却哭哭啼啼，抱住他的脚不放，他粗暴地推开了她，一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我已用俄国话对你讲过，我没有办法，你还纠缠什么。”说完，他迈开大步，庄严地走到墙角放军刀了。

我也走了……这对我已经够了……那女人不是已把我看作他们的同伙了吗？应该结束这场喜剧了。

“您身体不舒服吗？”赫洛平参议问我，这人是因为犯了错误给从西伯利亚调来的。

“我病了。”我回答，站起身一鞠躬便走了。当天我就写了病假报告，从此我的脚没再踏进省政府。后来我又“因病”呈请辞职。枢密院批准了我的报告，并确定我的官阶是七等文官。但本肯多夫同时通知省长，不准我进入首都，应仍在诺夫哥罗德居住。

奥加辽夫第一次出国回来后，便在彼得堡替我活动，希望我能重返莫斯科。我不大相信这位保护人能获得成功，在诺夫哥罗德这个无足轻重的历史名城中，只觉得度日如年。谁知奥加辽夫办事有方，居然成功了。1842年7月1日，皇后利用家庭节日23 的机会，请求皇帝让我回莫斯科居住，理由是我的妻有病，希望移居该地。皇帝允准了，三天后我的妻便接到本肯多夫的信，他通知她，我已蒙皇后的关照，获准随她回莫斯科；还向我报告了一个愉快的消息：我到了莫斯科仍得继续接受警察的监督。

我毫不留恋诺夫哥罗德，因此越快离开越好。然而临走时却发生了我在诺夫哥罗德生活时期几乎唯一叫我感到兴奋的事。

我没有钱，又不想等莫斯科寄钱，因此托马特维替我设法借一千纸卢布。一小时后，马特维带了旅馆主人吉宾来见我，我认识他，在他的旅馆中住过一个星期。吉宾是胖胖的商人，面貌和善，他一边向我鞠躬，一边递给我一包钞票。

“您要多少利息？”我问他。

“您知道我不干这个营生，”吉宾回答，“有利息我也不一定借，只是听马特维·萨韦利耶维奇说，您要用钱，借一两个月，我们很尊敬您，我手头又正好有些闲钱，所以拿来了。”

我道了谢，问他希望我写一张普通的借条，还是签一张期票给他？但吉宾对此也答道：

“这是多余的，我相信您超过相信字据。”

“得啦，万一我死了呢？”

“那么我损失几个钱，比起对您的悼念来，就算不得什么啦，”吉宾笑笑说。

我深为感动，用热烈的握手代替了字据。吉宾按照俄国的风俗拥抱了我，说道：

“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明白，知道您做官是不得已的，您办事也跟别的官员不同，您对我们商人和老百姓一向采取保护的态度，因此有机会为您效劳，我感到很高兴。”

当我们深夜离开这个城市时，车夫在旅馆门前停了车，那位吉宾又为我们的旅途准备了一个大得像车轮的蛋糕……

这也是授予我的“功绩奖章”！

第二十八章

痛苦的思想1 ——流放后重返莫斯科——波克罗夫村——马特维之死——约翰神父

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生活并不愉快。我不是怀着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意志，而是怀着懊丧和愤怒的心情到达那里的。第二次流放的平庸性质使我生气，而不是痛苦；它不是那种可以振奋精神的灾难，它只是使人心烦意乱，其中既没有新鲜的趣味，也没有危险的刺激。单单省政府和它的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它的参议官赫洛平，它的副省长皮缅·阿拉波夫，已足够叫人头痛不止了。

我闷闷不乐，纳塔利娅也被忧郁征服了。她天性温柔，从小习惯于发愁和流泪，现在重又陷入了自怨自艾的烦恼中。悲痛的思想长时间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看不到一切光明和欢乐。生活变得复杂了，弦变得多了，忧虑也随之增加了。萨沙2 病后，接着便是第三厅的骚扰，流产，婴儿之死。婴孩的死，父亲是不大感觉得到的，对产妇的照顾使他几乎忘记了这个一闪而过的生物，他还没来得及哭出声音，还没来得及吸一口奶，便死了。但对于母亲，这个新生命与她朝夕相处已经多日，她早已感觉到他，他们之间存在着身体、化学和神经的联系；况且，婴孩之于母亲是付出了十月怀胎的艰苦代价的，是分娩的阵痛的产物，没有他，痛苦就失去了意义，成了对人的侮弄，没有他，无用的乳汁就会扰乱头脑。

纳塔利娅去世后，我在她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早已把它忘了，这是我在萨沙诞生前一两个小时写的。3 它是祈祷，是祝福，是对新生者踏上“为人类服务”的道路的献辞，是对他的“艰难历程”的预言。

背面有纳塔利娅亲笔写的字：

“1841年元旦。昨天亚历山大给了我这张字条，他做得对，这是最好的礼物。这张纸一下子把三年的幸福生活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充满着不断的、无限的爱的三年。

“我们就这样跨进了新的一年；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愿垂下头，为我们两人向它宣告：一切悉听尊便！

“我们在家中迎接新年，冷冷清清，只有亚·拉·维特贝格4 与我们在一起。全家人只少一个小亚历山大，孩子已进入安静的梦乡，对于他，既不存在过去，也无所谓未来。睡吧，无忧无虑地睡吧，我的小天使，我为你祈祷，也为你，我那尚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我已用我的全部母爱爱你，我的心已多次感到你的动作，听到你的声音。愿你来到世上愉快而幸福！”

但是母亲的祝愿没有实现：尼古拉处决了婴儿。俄国专制皇帝的魔掌也伸到了孩子头上，把他扼杀了！

孩子的死给她留下了创伤。

我们怀着忧伤和深入内心的愤怒，到达了诺夫哥罗德。

那时的真实情况就按照当时的理解，保存在当时的笔记本中，它不会因距离遥远而产生虚假的幻觉，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淡忘，也不会因其他许多事件的相继出现而变得模糊晦暗。我曾多次打算写日记，但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诺夫哥罗德，我生日那天，纳塔利娅送给我一本空白的本子，我有时就把心中感到的或头脑中想到的写在这本子上。

这本子还保存着。纳塔利娅在第一页上写道：“愿这本子的每一页和你的整个生命，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

三年后，她在它的最后一页上又写道：

“我在1842年曾希望，你的日记的每一页都充满着光明，风平浪静；现在三年过去了，回顾往事，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然而我并不懊丧，因为欢乐与痛苦对于完满的生活都是必要的，而你可以在我对你的爱中找到安慰，这爱是充满在我的全部身心和整个生命中的。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祝未来幸福！1845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1842年4月4日写着这么一段话：

“我的天，多么不能忍受的忧郁哟！这是软弱，还是我的法定权利？难道我应该把生活看作已经结束，难道我的全部工作意愿，我亟待吐露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压制，让这些要求无声无息地湮灭，然后开始空虚的生活？人生可以只留下一个修身养性的目的，但是在书斋中，同样可怕的忧郁依然困扰着我。我之需要发言，也许正如蛐蛐之需要鸣叫一样……而这种压力还得忍受多少年啊！”

仿佛自己感到害怕似的，我在这后面摘录了歌德的几行诗：

失去财产——损失不大，

失去荣誉——损失极大，

但你一旦赢得声誉，

人们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

而失去勇气——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不如没有出生更好。5

以后还写道：

“……我的双肩已将压断，但仍支持着！”

“……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全部恐怖，全部悲剧方面，未来的人们能否理解，能否正确评价呢？然而我们的痛苦，正是他们的幸福所赖以生长的胚胎。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让他们站在我们长眠的墓前，洒下几滴怀念的泪水吧：他们的眼泪，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再也无法长时间忍受我的处境了，我会窒息死的——不论怎样，我必须挣扎出去。我写信给杜贝尔特，要求他设法让我获准移居莫斯科。信写好后，我病了，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大概正是妓女初次出卖灵魂时体验到的心情……”

然而我这种苦恼，这种不可克制的焦躁的呼声，这种对自由活动的渴望，这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纳塔利娅却作了不同的理解。

我常常发现她坐在萨沙的小床旁边，眼睛哭得肿肿的；她竭力使我相信，这一切只是由于她心情不好，不值得注意，也不值得多问……我相信了她。

一天晚上我回家较迟，她已经睡了。我走回卧室。我的情绪很坏：刚才菲6 邀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怀疑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与警察有联系。这类事使我痛心，主要还不是由于可能发生危险，而是由于精神上感到的厌恶。

我默不作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量听到的消息，突然发觉仿佛纳塔利娅在啼泣；我拿起她的手帕，它已给眼泪浸得湿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我问，有些害怕和震动。

她握住我的手，呜呜咽咽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实说吧；也许这是虚荣感，是利己心，是精神失常，但我感到，看到，我不能使你快乐；你心里烦闷，这我能理解，我不怪你，但我难受，痛苦，我只得哭泣。我知道，你爱我，也同情我，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忧郁来自哪里，这空虚感来自哪里，你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太贫乏——那么说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像一个人突然在半夜给人叫醒，在他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就把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惊骇，发抖，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心安理得，坚信我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完满无缺，因此从不谈论到它，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安详的感觉，无限的信任，排除了一切疑虑，甚至内心的犹豫，这已构成我私生活中幸福的基本源泉。宁静，安谧，生活的美好方面，这一切仍如1838年5月9日7 我们在墓园相会以前一样，仍如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初期一样，这完全在于她，在于她，在于她！

我那深刻的忧虑，我的惊诧，起先驱散了这些乌云，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它们重又出现了。我劝解她，安慰她，她自己也为这些阴暗的幻觉感到可笑，于是阳光重又射进了我们中间。但只要我稍一疏忽，它们便乘机抬头，无缘无故地来到我们中间，以致它们每次到来时，我早已在担心它们的重复出现了。

1842年7月我们迁回莫斯科时，我的心情便是这样。

莫斯科的生活起先过于散漫，不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也不可能使人安心。这时我非但没有帮助她，相反，还使她的痛苦的思想
8 有增无减，日益深入……

我们离开流放地诺夫哥罗德，迁回莫斯科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9

从前有一天早上，我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见一个使女在打扫屋子，她是新来的，即参政官去世后留给我父亲的，我与她可说素不相识。我坐到椅上，拿起一本书，耳边似乎听见这姑娘在抽泣。我抬头一看，她真的在哭；忽然她在惊悸不安中走到我面前，双膝跪下。

“你怎么啦，怎么啦，有话快讲！”我对她说，既诧异又不好意思。

“带我走吧……我一定忠心耿耿侍候您，您需要使女，带我走吧。我留在这儿一定会羞死的……”她呜呜咽咽，像个孩子。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可怜的姑娘带着恳求的目光站在我面前，脸孔因哭泣和羞涩而发红，流露出恐怖和期待的神色，这是妇女在怀孕之后常有的表情。

我笑了笑，嘱咐她去打点行装。我知道，我带走谁，我的父亲是全不介意的。

她在我们身边过了一年。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最后阶段心情很不平静，我对流放深恶痛绝，每天愤愤不平地等待着回莫斯科的许可。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们欲罢不能。这种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

我们到了莫斯科。宴会接连不断……一天我深夜回家，不得不穿过后面一些屋子。卡捷琳娜给我开门。显然她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苏醒，肩上披一条大围巾，粗粗的辫子没有扎紧，随时可能像浊浪似的掉下……这时天已黎明，她瞟了我一眼，笑笑说：

“您多迟啊。”

我望着她，陶醉于她的美貌之中，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了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

“您做什么啊？”她嗫嚅着，激动地瞅一下我的眼睛，扭转了头，仿佛为了让我不致面对见证人……我的手触到了睡得热烘烘的肉体……当一个人忘记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时刻，我爱这个女人；这狂欢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不道德因素……使谁受了委屈，受了侮辱……使谁呢？使我在世上最亲密、最宝贵的那个人。我的迷恋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欲念，它不足以左右我——它没有根基（双方都如此，她甚至不一定真的钟情），一切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丝微笑，一点狂热的回忆，也许还有两三次的脸红……但事实不然，介入了其他因素；我的轻率种下了恶果……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我觉得，纳塔利娅似乎已有所风闻，产生了怀疑，我决定向她供认一切。这样的忏悔是困难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净化和赎罪，为了重建纯洁坦率的关系，我必须打破沉默，不让它造成危害和威胁。我认为，真诚本身可以减轻打击，谁知它引起的却是强烈而深刻的震动；她非常悲痛，似乎我已经堕落，并将把她也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不考虑后果，不在行动之前悬崖勒马，却要到事后才想起，它在一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人身上，必然引起的反应？一个妇女，哪怕受过最完备的教育，早已摆脱基督教的羁绊的，对于失节仍抱着不作任何区分，不接受任何辩解的禁欲主义观点，这我难道不知道吗？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10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

4月13日：“爱情！……它的力量在哪儿？我爱她，可是侮辱了她。她更爱我，可是不能宽恕我的侮辱。既然这样，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这只能是一种直线的发展，对它说来无所谓过去，过去始终活在它中间，永不消逝……它没有曲折，只会断裂，只会随着另一个人的堕落而幻灭，不可能恢复原状。”

1843年5月30日：“清晨的红霞消失了，当暴风雨逐渐过去，乌云逐渐散开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增加了，可是幸福感减少了。 ”11

纳塔莉娅愈来愈沉浸在忧郁中——她对我的信心动摇了，偶像倒塌了。

这是危机，是从青年到成年的痛苦转折。她无法摆脱那些折磨她的思想，她病了，瘦了；我在她面前惶恐不安，责备自己，我看到我已丧失了从前那种可以排除任何阴郁情绪的至高权力，我为此痛心，更无限怜惜她。

据说，孩子是在疾病中成长的；在这场使她濒临肺痨边缘的精神疾病中，她飞速地成熟了。她通过这段忧伤的历程，离开了明朗的、但是斜射的晨光，走进了敞亮的中午。身体未受损伤，这已是最大的幸运。她的柔情丝毫不减往日，但是思想获得了非常勇猛和深刻的进展。她露出自我牺牲的笑容，温顺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发出浪漫主义的呻吟，另一方面也没有故作镇静，用傲慢自负的态度对待它。

她不是在书本中，也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清醒的头脑和生活本身获得解脱的。细小的不幸和痛苦的争执，对于许多人往往不会产生任何印象，但在她的心头却会留下鲜明的痕迹，足以引起她深刻的内心活动。只要有一点轻微的迹象，她就会寻根究底，毫无畏惧，直至把连男人的心也难以忍受的真理探究明白为止。她伤心地告别了自己的圣像壁，在这里曾珍藏着多少浸透了忧郁和欢乐的泪水的圣物啊！她抛开它们，但没有像女孩子长大后抛弃昨天的玩偶那样脸红；她不是背弃它们，只是怀着悲痛割舍它们，她知道这将使她今后的生活更贫乏，更没有保障，闪烁不定的亲切的灯光将被灰色的黎明所代替，迎接她的将是严峻而淡漠寡情的力量，它们对喃喃的祈祷声听而不闻，对来世的祝愿也无动于衷。她把那些圣物像死去的孩子一样，从胸前轻轻移开，小心放进棺木，她尊重它们，因为它们是她生命中过去的一页，那诗的一页，那另一时期的欢乐。即使今后，她也不想再用冷漠的手触摸它们，正如我们没有必要不会再跨进墓园一样。

处在这种强烈的内心活动中，处在一切信念幻灭和重新调整的时刻，自然会感到需要休息和孤独。

我们到了莫斯科郊外我父亲的庄园上。

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周围只有树木和田野的时候，我们觉得心胸开阔了，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光辉。我们在乡下住到了深秋。有时从莫斯科来一些客人，凯切尔在这儿住过个把月；8月26日12 ，所有的朋友欢聚了一天，然后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宁静，森林，田野，除了我们谁也没有。

僻静的波克罗夫村位在一大片森林中间，与莫斯科河边群村环抱的欢乐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相比，情景是完全不同的，显得严峻得多。这差异甚至在农民中也一目了然。波克罗夫村的庄稼人住在森林中，不如瓦西里耶夫村人那么像莫斯科郊区的居民，虽然它离莫斯科还近二十俄里。他们安静，朴实，相互间非常融洽。我的父亲曾把一家富裕的农民，从瓦西里耶夫迁至波克罗夫，但他们从来不把这家人家看作本村人，总是称他们为“移民”。

我的童年也与波克罗夫村有密切关系，我在不懂人事时已到过那里，后来从1821年起，我家每年夏季从瓦西里耶夫回来，或去瓦西里耶夫时，总要到那儿逗留几天。那个1813年后失宠的瘫痪老人卡申佐夫13 就住在那儿，幻想着一睹他的老爷佩戴勋章和绶带的英姿。那儿还住着一个年高德劭的白发老村吏瓦西里·雅科夫列夫，这人腆着个大肚子，后来死在1831年的霍乱中，我记得他一年年衰老下去，他的胡须渐渐从深褐色变成银白色。那儿还住着我的同乳兄弟尼基福尔，他因为我夺去了他母亲14 的乳汁而引以为荣，他的母亲后来死在疯人院中……

小小的村庄共有二十户或二十五户农家，与相当大的主人住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一边是一片半圆形的牧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四周围了栅栏，另一边可以看到一条河流，河中筑了坝，这是十五年前打算造磨坊用的，还可看到一座倾侧的、古老的木教堂，共同占有这块领地的参政官和我的父亲，每年都说要修理这座教堂，这也有十五年了。

住宅是参政官造的，非常漂亮，房间宽敞，窗户高大，两边有露台似的走廊。屋子全用上等大圆木建造，内外都没经过任何粉刷，只有塞在缝里的麻屑和青苔点缀在各处。这种墙壁能发出一股松香味，松脂像熔化的琥珀从表面渗出。屋前是一片不大的田野，田野那边是黑压压的建筑木材林，林中一条小路通往兹韦尼哥罗德。另一边是蜿蜒的村庄，一条村道仿佛尘土织成的细长带子，从村中伸出，消失在黑麦田中，这条路经过迈科夫工厂通往莫扎伊斯克。沉静的和喧闹的阔叶树林，苍蝇，蜜蜂，黄蜂，它们的不断的嗡嗡声……还有一阵阵香味，这是饱和着植物蒸汽的草木的气息，不是花香，是绿叶的清香……我走遍意大利和英国，想寻找这种香气，可是无论春天还是盛夏，几乎从未找到过。有时在干草收刈之后，在西洛可风15 中，在雷雨之前，仿佛袭来一阵这样的香气……于是我想起了屋前的一方草坪，由于我禁止修剪青草，还引起了村长和仆役们极大的不满；我三岁的儿子就在这儿的三叶草和蒲公英上面，在螽斯、各种昆虫和瓢虫中间打滚，还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青春！

太阳落山了，气候还很温暖，我们坐在草地上，不想回家。凯切尔在摘蘑菇，无缘无故与我吵嘴。这是什么，是铃铛声吧？车子是来我们这儿的？很可能——今天是星期六。

“县长出门办事啦。”凯切尔说，其实并不相信这是他。

一辆三驾马车过了村庄，咚咚地驶上木桥，绕到小丘背后；那儿只有一条路，是通到我们家的。我们刚赶去迎迓，车子已到了大门口；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16 像雪崩似的从车上滚到地下，嘻嘻哈哈与我们拥抱，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在这时，别林斯基也钻出了车子，一边揉腰眼，一边骂波克罗夫路远，骂俄国马车不好，俄国道路不平。凯切尔却大骂他们：

“你们真是活见鬼，晚上八点才到，不可以早一点吗？一定是别林斯基这个促狭鬼不肯早些起床。你们看什么？”

“他在你这儿越发像野人了，”别林斯基说，“瞧这头发，留得这么长！凯切尔，你可以在《麦克白》中扮演活动森林啦。等一会儿，别把话都骂完，还有比我们更迟的坏蛋呢。”

另一辆三驾马车已拐进院子，车上坐着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17 。

“你们要在这儿玩几天吧？”

“两天。”

“好极了！”凯切尔高兴得跳了起来，像塔拉斯·布尔巴18 见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是的，这是我们生活中一段光辉的时期，暴风雨过去了，只剩下几朵正在消失的乌云。朋友们欢聚一堂，融洽无间！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故几乎破坏了一切。

一天傍晚，马特维跟着我们，在堤上指给萨莎看什么东西。他脚一滑，从狭窄的堤坝边沿掉进了水里。萨莎吃了一惊，向他奔去，等他钻出水面，就用小手拉住他，噙着眼泪反复说道：“别走，别走，你会淹死的！”谁也没想到，孩子的眷恋竟是马特维一生得到的最后的爱，而萨莎的话中包含着对他的可怕的预言。

马特维浑身湿湿漉漉的沾满了污泥，便去睡了，从此我们没有再看到他。

翌日早晨七时，我站在阳台上，听到有人讲话，声音越来越嘈杂，还夹杂着喊叫，接着，几个农夫慌慌张张冲进屋子。

“出了什么事？”

“糟了，”他们答道，“老爷府上有人落水了……一个捞得快，救上岸了，可还有一个怎么也找不到。”

我奔到河边。村长脱了靴子，挽起裤管，在岸边指挥。两个农夫从小划子上往水中投网。过了五六分钟，他们大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把马特维的尸体拖上了岸。这个年轻力壮、两腮红红的漂亮小伙子，睁着两眼躺在地上，没有一点气息，脸的下部已开始肿胀。村长把尸体留在岸上，严禁农夫碰它，又给它盖上了一件粗呢大衣，派了看守，然后打发人上警察所报案……

我回到家中，遇见纳塔利娅，她已知道一切，呜咽着扑在我身上。

我们非常可怜马特维。在我们的小家庭中，马特维是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与我们最近五年的一切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真心爱我们的，他的死对于我们是无法弥补的。

我当时写道：“也许，对于他，死是幸福，生活许给他的只能是可怕的打击，他没有出路。但是用这种办法摆脱未来的不幸，实在太凄惨了。他是在我的影响下成长的，然而成长得太快，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他感到痛苦。”

马特维的命运的悲剧方面，正在于匆忙的发展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裂痕，他又无力填补这裂缝，缺乏战胜它的坚强意志。在他身上，高尚的感情和温柔的心肠比思想和性格更强大。他像女人一样敏捷地领会了许多事物，尤其是我们的观点；但既不甘心回到识字课本的初级阶段，又没有条件用知识来充实缺漏和空虚。他厌恶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不厌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任何场合都不如在主仆之间那么令人感到可耻和屈辱。罗特希尔德19 在街上，对拿了扫帚在他面前扫垃圾的乞丐，比对穿绸袜子、戴白手套的他的侍仆客气得多。

我们每天听到主人埋怨仆人，它与仆人埋怨主人同样合理，因为这不在于主人还是仆人变坏了，而在于双方对自己的地位愈来愈清楚了。这造成了仆人的压抑感，也对主人发生了腐蚀作用。

我们已习惯于对待奴仆的贵族老爷态度，因此完全不以为怪。世界上有不少小姐善良多情，可以为一只冻毙的小狗落泪，把最后的钱施舍给乞儿，乐于冒着严寒参加摸彩大会，救济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出席为阿比西尼亚的灾民举办的音乐会。她们在要求妈妈多留一刻，再跳一曲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驾驭前导马的小厮在风雪之夜坐在马上，血管中的血冷得已快冻结。

主仆关系是令人厌恶的。工人至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他在制造什么，他可以快一些把东西制成，于是他就没事了，最后，他还可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老板。仆役的职务却是不会完的，这是终身苦役；生活不断产生垃圾，仆役就得不断打扫。他必须把生活中一切不舒服的琐事，一切腌臜的劳动，一切乏味的工作，全部包下。他得穿上号衣，表示他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所有物。他要侍候比他强壮一倍的人，为了让后者不致玷污靴子，他便得踩进污泥里，为了让别人暖和，他便得自己挨冻。

罗特希尔德没有让爱尔兰乞丐作他的豪华酒宴的目击者，没有派他给二十来个客人斟葡萄酒，同时提醒他，如果他斟给自己喝，就得把他当贼赶走。最后，爱尔兰乞丐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柔软的弹簧床和芳香的美酒，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大公馆的奴隶幸福了。

马特维离开佐年贝格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是十五岁。我的流放生活是与他一起度过的，在弗拉基米尔我也与他在一起。他跟随我们时，我们并没有钱。他像保姆一样照料萨沙，此外，他对我无限信任，盲目服从，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真正的老爷。他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意大利画师的弟子对他们的老师一样。我常常责备他，但从未当他是仆人……我为他的前途担忧，他为自己的处境痛苦、烦恼，但从未设法另找出路。照他的年纪，如果他想干什么，他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的；但是为此必须坚持顽强持久的劳动，往往还是枯燥幼稚的劳动。他的阅读只限于小说和诗歌，他理解它们，有时还能非常正确地评价它们，但是严肃的读物使他困倦。他算账很慢，常常算错；他不会书写，总是词不达意。我多次要他学算术和写作，但毫无效果；他不学俄文文法，却一会儿学法文字母，一会儿学德语会话，这自然是浪费时间，只能使他失去信心。我为此狠狠骂他，他觉得伤心，有时还哭了，说他是不幸的人，读书已太迟了；有时他还这么绝望，甚至想死，丢下一切工作，几星期几个月地游荡，苦闷。

才能平庸，抱负不大，这还可有所作为。不幸的是，这些感情细腻灵敏，但意志薄弱的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向前冲击中，以致不能持之以恒，不断前进。他们遥望知识和学问，只看到了它们优美可爱的一面，他们希望取得的也正是这个方面，却不知道，不掌握事物的一切技术部分，没有培养起一种能力，那么任何工具都是不能为我所用的。

我常常问自己，他的半开化状态对于他是不是反而有害？未来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

命运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怜的马特维！连他的葬礼，那具有悲悼沉痛性质的葬礼，也被演成了一幕丑剧，然而这是完全符合民族风格的。

中午，警察所长和文书到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乡村神父，一个老酒鬼。他们检验了尸体，在厅堂里开始侦讯和记录。神父什么也不记，什么也不看，鼻梁上架了一副大银边眼镜，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打哈欠，画十字，后来突然转过身子，向村长做了个仿佛腰痛得受不了的姿势，问道：

“萨韦利·加夫里洛维奇，酒菜准备没有？”

村长是个稳重的农民，参政官和我父亲因他是出色的木匠，才提拔他当了村长。他不是本村人（因此对它一无所知），生得很漂亮，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他捋捋那一大把络腮胡子，觉得这事与他毫不相干，因此一边皱起眉头瞧我，一边用粗重的嗓音答道：

“很抱歉，我不知道！”

“准备了。”我回答，吩咐了仆人。

“感谢上帝；该吃点东西啦，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一早起身，肚子都饿瘪了。”

警察所长放下笔，搓搓手，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的约翰神父好像饿得受不了啦；既然主人不见怪，这是好事，我们就叨扰了。”

仆人端上了几盘凉菜、甜伏特加、果子酒和葡萄酒。

“神父，向主谢恩吧，您是带路人，您开个头，我们才可跟着您走呢。”警察所长说。

神父匆匆忙忙念了一段非常短的祈祷文，便拿起一杯甜伏特加一饮而尽，把一小块面包送进嘴巴，嚼了几口，随即又喝了一杯，然后才慢条斯理地、细心地吃火腿。

警察所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也跟着喝了一杯甜伏特加，对它很满意，便装出行家的神气对我说道：

“我看，您这种茴香甜烧酒是寡妇鲁热的店里酿制的吧？”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买的，吩咐把酒瓶拿来，果真，它来自寡妇鲁热的店里。根据伏特加的香味，就能辨别这是哪个商店的产品，这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啊！

他们吃完后，村长把一袋燕麦和一袋马铃薯装到警察所长的车上；文书是在厨房喝酒的，他一坐上驾车座，车子就驶走了。

教士踉踉跄跄地步行回家，一边还在用一根小木条剔牙缝。我正向仆人交代安葬的事，约翰神父蓦地站住，招招手，村长跑到他跟前，然后回来了。

“什么事？”

“神父要我问您老一声，”村长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嘲笑，“安葬后由谁置办酒宴？”

“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他不必担心，油煎薄饼总是有的。”

马特维安葬了，神父吃到了薄饼和烧酒，然而这一切在我心头留下了一条漫长的黑影。此外，还有一件可怕的事等着我办，这就是通知他的母亲。

但是关于波克罗夫圣母教堂中的这位高僧，我还得讲几句，然后才能把他丢开。

约翰神父不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时髦教士，不懂得希腊文变位和拉丁文句法。他已经七十岁出头，在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20 的大村庄上当过半辈子教堂执事，我的姑母要求总主教赏了他一个神父的职位，我父亲的村子正好有个空缺，主教就派给了他。尽管他喝了一辈子酒，酒量越来越大，他还是不能抵挡酒的作用，因此每天一到下午便迷迷糊糊的。在属于他的教区的附近几个村庄里，每逢婚丧喜庆，他总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农民们把他像一捆烂干草那样抬上马车，把缰绳缚在车辕上，全权委托他的马把他送回家中。那匹识途老马也总是万无一失，把他平安带回府上。神父太太不比他差，也是有酒必醉。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位十四岁的小千金也能一口气喝下一茶碗烧酒。

农民们瞧不起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联合向参政官和我父亲告了状。参政官和我父亲要求总主教查明事实。农民控告他主持圣礼收费太贵，如不预先付钱，丧礼要拖延三天，婚礼则根本不给举办。总主教和宗教法庭发现，农民的控告事事属实，要约翰神父停职反省了两三个月。神父在亲聆主教的教诲之后，回村时不仅加倍喝酒，而且成了小偷。

我听仆人们说，在一次教堂节日中，一个老农民与神父一起酗酒，喝醉后对他说：“嗨，你也太胡闹了，还惊动了主教大人！你不肯好好干，大家自然要收拾你。”神父听了很生气，好像是这么回答：“嘿，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这些混蛋，我主持婚礼和葬礼时，专给你们念最不吉利的祈祷文。”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季，我们又去波克罗夫村。满头白发的神父瘦得多了，但他照样酗酒，照样每天醉得昏昏沉沉的。每逢星期日做完祷告，他总要来找我，坐上一两个钟头，拼命喝烧酒。这使我讨厌，我吩咐别接待他，甚至躲进森林回避他，然而他照旧光顾：“主人不在家吗？没关系，伏特加总在家中吧？他不会随身带走吧？”我的仆人只得把一大杯甜伏特加送进前室，神父喝了酒，吃了咸鱼子酱，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最后，我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一天早晨，教堂的诵经士来找我，这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向后梳，像女人似的；他的满面雀斑的年轻妻子也来了。两人都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诵经士用不自然的尖嗓子，他的太太用咬不清字音的口齿，争先恐后地说，前两天他们的怀表和首饰匣失窃了，首饰匣里有五十来个卢布，诵经士的老婆找到了贼，这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高僧和基督徒约翰神父。

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在神父家扔出的垃圾中，诵经士的老婆发现了失窃的小匣子上一块打碎的盖子。

他们要求我主持公道。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教会和世俗的权力不能互相干涉，但诵经士不听劝告，他的老婆也哭个不住，弄得我束手无策。我同情他们，据他估计他们的损失约值九十卢布。我考虑了一下，吩咐套车，写了一封信，派村长去见县长；我把诵经士对我的希望寄托在县长身上。傍晚，村长回来了，县长要他转告我：“别管这事，否则宗教法庭出面干涉就麻烦了。不要沾了一手蜜糖洗不干净。”这答复，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萨韦利·加夫里洛夫向我传达时非常得意。

“首饰匣是神父偷的，”他又说，“这一点正如我站在您面前一样清楚。”

我把世俗权力的答复转告了诵经士，表示遗憾。相反，村长却安慰他道：

“你这么垂头丧气还为时过早呢，结账的日子在后面。你是婆娘还是诵经士啊？”

村长和他的伙伴们真的替他报了仇。

萨韦利·加夫里洛夫是不是分裂派教徒，我不大了解。但是我父亲出售瓦西里耶夫庄园时，从那儿迁来的农民全部是旧礼仪派教徒21 。这些人戒酒，机灵，勤劳，全都痛恨神父。其中有一人，农民都称他粮栈老板，在莫斯科的涅格利诺街开店做买卖。怀表失窃的事马上传到了他耳中；他经过调查，知道波克罗夫神父的女婿，一个丢了差使的教堂执事，曾向人兜售或抵押一只表，这表在一个银钱兑换商人手中；粮栈老板见过诵经士的表，他马上找银钱商，一点不错，表正是诵经士的。他喜出望外，马上带了这个消息坐车来到波克罗夫村。

诵经士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便找教区监督。过了三天，我听说神父付了一百卢布给诵经士，他们和解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诵经士。

“教区监督听了我的控告，便召见了我们的老暴徒。他们谈了好久，只是谈些什么，我不知道。后来监督又通知我去见他，对我严厉地说：‘你们争吵什么？你还年轻，这个人尽管贪酒，但年纪老了，是你父亲一辈的人，你与他闹，不害羞吗？现在他给你一百卢布，与你和解。你满意吗？’我回答：‘满意，大人。’‘既然满意，今后不准再提这事，更不准向外宣扬；记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办，当心我给你颜色看。’”

于是这个被粮栈老板揭发的贪酒的贼，仍照旧行使神父的职权，尽管村长仍是那个向我坚决指出他偷了首饰匣的村长，读经台上也仍是那个诵经士（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让那只著名的怀表离开他的口袋，只允许它躺在那儿测定易逝的时间了），农民也仍是那些农民！

这件事发生在1844年，离莫斯科五十俄里的地方，而我是这一切的目睹者！

这样，毫不奇怪，正如贝朗瑞的诗歌所讲的，对约翰神父的召唤，圣灵是不会降临的：

圣灵不说，我不降临！22

为什么不驱逐他呢？

东正教的贤哲们告诉我们：教会人士是像恺撒的夫人一样不允许怀疑的！23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

(一) 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 ，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 。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凝聚力
3 ——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 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一切，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 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 和萨维尼9 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 ，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 （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 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 ，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 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 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讲解，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 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 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真理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真理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 ，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 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 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 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 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 ，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 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格拉诺夫斯基。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在大学讲授历史。我喜欢他那文雅的举止，沉思的外貌，紧皱的双眉，忧郁的眼睛，以及微带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时留着长发，穿一件式样别致的普鲁士藏青大衣，领圈是天鹅绒做的，衣钮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饰、黑发，都使他显得风度翩翩，优雅潇洒；他当时正处在青春即将消逝、精力充沛的壮年即将开始的分界线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对他也不能毫不动心，何况我一向重视美，把它看作一种天赋和力量。

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因此带回弗拉基米尔的印象，不过是觉得他人才出众，并根据这一点，相信他可以成为我未来的挚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过了两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格拉诺夫斯基天性温和，平易近人。他从不虚张声势，疾言厉色，也从不自以为是，他待人接物总是那么诚恳，坦率，因此与他非常容易相处。他不以友谊压人，而是赤诚相爱，决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也不因事不关己便采取“反正一样”的态度。凡是真正投身于生活的人，难免有一些怕人知晓、不愿声张的弱点，我不记得，格拉诺夫斯基曾对这种“小节”做过粗暴的干预，或不恰当的指责。因此，有些话哪怕不能与最亲密的人讲（这些人虽然完全可以信赖，但是他们的某些难以听到的心弦还是与你有着不同的音域），却可以对他直言不讳，无须顾虑。

他的心灵充满着爱、宁静和宽容，在那里找不到无法调和的纷争，听不到盛气凌人的声音。他在我们中间，是联系许多事和许多人的环节，互相敌对的团体，濒于决裂的友人，往往由于对他的同情而消除隔阂。格拉诺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虽然他们同样是我们中间最光辉、最杰出的人物。

在昨天的俄国，那个艰难时世28 的末期，一切都被打翻在地，只有官方的败类可以大声说话，文学成了一泓死水，科学被代之以奴才的理论，书报检查机关对基督的教诲也不以为然，对克雷洛夫的寓言也要大加删削29 ——在那个时期，看到格拉诺夫斯基屹立在讲台上，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如果他还在讲话，那么一切不致毫无希望。”大家这么想，感到呼吸自由一些了。

然而，格拉诺夫斯基既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战士，也不是巴枯宁那样的雄辩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尖刻的论争，不在于勇敢的否定，而在于正面的道德感染，在于他引起的绝对信赖，在于他的艺术禀赋和平静安详的精神素质，在于他性格的纯洁和对俄国现存秩序的深刻持久的抗议。不仅他的话，连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思想不能自由吐露时，就会鲜明地表现在他脸部的表情中，让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个国家，狭隘的专制制度已使人们学会了理解言外之意，懂得隐晦曲折的语言。从1848年至尼古拉去世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中，格拉诺夫斯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讲台，也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方式，这是因为骑士的勇敢，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女性的温柔，灵活的形式，以及我们已讲过的那种善于求同存异的天性，在他身上结成了和谐的统一体。

格拉诺夫斯基给我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许多沉着稳健的革命传教士，他们不像路德那么狂热，威严，不会“慷慨激昂，咄咄逼人”，但是开朗，慈祥，对桂冠与荆冠同样泰然处之。他们镇定沉着，刚毅坚决，从不意气用事；这种人叫法官畏惧，觉得不好对付；他们那种宽容和解的笑，也使刽子手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

科利尼30 本人便是这样，吉伦特派31 的优秀分子也是这样；确实，从精神特征和浪漫主义气质来看，从不爱走极端来看，格拉诺夫斯基更像胡格诺派32 教士和吉伦特党人，不像再浸礼派33 教徒或山岳党人34 。

格拉诺夫斯基对莫斯科大学和整个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历久不衰；他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光辉。我特别感动的，是看到他当年的学生把自己的书，作为对他的纪念呈献给他；他们在序言中，在报刊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他们怀着年轻美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新著作与友好的故人联系在一起，要借书前的题词来抚慰他的英灵，公认他是他们思维活动的渊源。

格拉诺夫斯基的发展与我们不同。他小时在奥廖尔读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父亲给他的钱不多，他从非常年轻的时期起就得为杂志“特约”撰稿。那时他认识了叶·科尔什，从此直至他去世，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并一起为先科夫斯基35 工作，后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没有经验的青年为他卖力，以便把他们真诚的作品搀进《读书文库》淡而无味的水酒中兜揽生意。

严格地说，他一生从未寻欢作乐，从未荒唐过一天。毕业后，他就由师范学院派往德国。在柏林，他遇见了斯坦克维奇——这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都会明白，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必然立即成为亲密朋友。在性格、年龄、志趣等等方面，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胸部也同样潜伏着注定早死的种子。但是对亲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言，仅仅相似是不够的。只有可以互相补充的爱，才是深刻而巩固的。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两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极不相似。斯坦克维奇早年就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说他把美学因素带进了自己的思维中，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把同样多的哲理带进了自己的美学。格拉诺夫斯基热烈拥护当时的科学潮流，但对抽象思维既不爱好，也无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赋，选择了历史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抽象思想家，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的冷若冰霜，铁面无私，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客观性，都叫他不能忍受；为了思想忘记一切，为了观察摒弃自我，他办不到；相反，他无限关注人世间的一切。难道历史学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气质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现？格拉诺夫斯基想的是历史，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又以历史作宣传手段。斯坦克维奇则不仅把现代科学的观点，也把它的方法，作为优美的礼品赠给了他。

学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是用汗水和气喘病测量思想活动的成绩的……然而，我们要问，那么蒲鲁东和别林斯基呢？难道他们对黑格尔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头发脱落、满脸起皱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吗？然而这两人谁也不懂德文，谁也没读过一本黑格尔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门人的论文，他们仅仅与他的弟子们探讨过他的方法。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与斯坦克维奇一起度过的日子，根据前者的叙述和后者的书信，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那时他们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热情第一次得到表现，他们互相善意地调笑戏谑，同时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这一切是温暖的，充满热烈深刻的友谊，那种仅仅青年时代才有的友谊。

过了两年他们分开了。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斯坦克维奇在意大利医治肺病，后来死了。斯坦克维奇的逝世，使格拉诺夫斯基深为悲痛。过了好久，他收到了故友嵌肖像的纪念品，那时我正好在场，我很少看到更为沉痛的默默无言的忧伤。

这是在他婚后不久。和谐、安静、融洽的新生活，给蒙上了一层哀悼的黑纱。这个打击的痕迹长期不能消除，我不知道，它最后有没有完全消失。

他的妻子非常年轻，还没完全成熟。她身上还保存着少女时代不够温顺，甚至冷漠的特色，这是淡黄头发的少女，特别是日耳曼血统的少女所常有的36 。这种个性大多能干、刚毅，但觉醒较迟，长期处于昏睡状态。促使这位少女苏醒的动力如此温柔，缺乏任何痛苦与斗争，又出现得这么早，使她几乎没有觉察。她的血继续在她心脏中缓慢而安静地流动。

格拉诺夫斯基对她的爱是平静亲切的友谊，与其说热烈，不如说深沉，温柔。一种安详的、动人心弦的宁静，笼罩着他们的小家庭。有时看到埋头工作的格拉诺夫斯基身旁，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伴默默无声地沉浸在爱情和幸福中，这是非常愉快的。我看到他们，立即想起新教创始者们那些光辉的、贞洁的家庭，这些人无畏地唱着殉道者的赞美诗，随时准备手挽着手，沉着坚定地走上宗教裁判法庭。

在我眼中，他们像兄妹，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很快接近了，几乎每天见面，有时通宵达旦，无话不谈……正是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刻，使人们产生了密不可分、难割难舍的友情。

后来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在理论和信仰上长期存在分歧，想起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和痛心。何况它们之于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但是我得赶紧声明：如果时间证明，我们可以产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责，那么更多的时间将会加倍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分裂，我们的友谊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无力办到。

确实，好久以后，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这两个互相热爱的好友中间，除了理论上的分歧，也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但我们会看到，它最后也完全消失了。

谈到我们的争论，那么这是格拉诺夫斯基使它结束的。1849年8月25日，他从莫斯科写信到日内瓦，向我讲了下面这段话。我怀着虔敬和自豪的心理在这里引述它们：

“我对你们两人（即对奥加辽夫和我）的友谊，包含着我心灵中最美好的力量。其中感情是一个部分，正是它使我在1846年不由得伤心落泪，责备自己无力斩断那显然已难以为继的关系。我几乎怀着绝望的心情发现，你们与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要割断这些纽带势必损伤我的血肉。这段时间对我不是毫无益处的。我在与我的缺陷方面的斗争中胜利了。你们所指责的我的那种浪漫主义，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天性中的一切浪漫因素，贯穿在我的个人爱好中。你记得我读了你的《克鲁波夫》37 后写给你的信吗？它是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写的。笼罩在我心灵上的黑纱落下了，你的形象重又光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向远在巴黎的你伸出了手，我感到欣慰，温暖，正如在我们莫斯科生活中那些神圣美好的日子一样。对我起作用的不仅是你的才华，从这作品中我看到了整个的你。有一次你羞辱我，说：‘不要寄任何希望于个人因素，要相信集体的力量。’而我总是过多地重视个人因素。但对于我，个人因素和集体力量正是在你身上合而为一。我因此才毫无保留地爱你呢。”

在我谈到我们的争执时38 ，但愿读者看了会想起这几行……

1843年末，我发表了一组论文：《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39 。它们的成功使格拉诺夫斯基像孩子一样兴奋。他带着《祖国纪事》到朋友家串门，亲自朗读、解释，如果谁不表示欢迎，他就愤愤不平。此后我也看到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而且更大。我这是指他的首次公开讲学，讲的是英法两国的中世纪史。40

恰达耶夫听完第三和第四讲走出挤满全莫斯科的绅士淑女的讲堂时，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是有历史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格拉诺夫斯基把讲堂变成了客厅，变成了上流社会
41 聚会的场所。他没有为此给历史穿上华丽的衣衫，绣金的服饰，恰恰相反，他的语言是严肃的，一丝不苟，充满力量、勇气和诗意，它们有力地震撼了听众，唤醒了他们。他的仗义执言所以平安无事，不是由于妥协，而是由于他天然具有的那种温和的表达方式，他不喜作法国式的箴言，画蛇添足地在寓言后面附上几句说教。他只是叙述事实，巧妙地安排材料，让它们自己说话，使他没有明言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楚，听众也因此更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们本人在思想。

第一次讲座圆满结束，他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这在莫斯科大学也是盛况空前的一件事。当他讲完之后百感交集地向听众致谢时，大家如醉似狂地跳了起来，夫人们挥手帕，其余的人拥向讲台，与他握手，向他索取相片。我亲眼看见，青年们涨红了脸，含着泪水高呼：“好极了，好极了！”离开是不可能的，格拉诺夫斯基站在那里，微垂着头，合抱着手臂，脸色白得像纸；他还想说几句，但说不出口。震天动地的鼓掌声，疯狂的赞扬声，愈演愈烈，大学生们排列在楼梯上，把讲堂让给来宾们去欢呼叫好。格拉诺夫斯基疲惫不堪，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室。过了几分钟，人们看见他出来了，于是又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鼓掌声；他转过身子，向大家挥手致意，带着万分激动的疲乏神色走进了办公室。这时我扑到他身上与他拥抱，我们默默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眼泪我还流过一次，那是在夕阳残照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那时英雄契切洛瓦基奥把未成年的儿子献给了罗马武装起义的人民，但几个月后，这父子两人就被一个戴皇冠的孩子非法杀害，死在武装刽子手们的枪弹下了！42

是的，这是珍贵的眼泪：一次我为俄国的希望洒下，另一次洒在革命的怒潮中！

但革命在哪儿？格拉诺夫斯基又在哪儿？全都与那披着乌黑鬈发的少年，那肩膀宽阔的平民，那些我们所尊敬的他们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了。然而对俄国的信心还没有动摇。那么难道它有朝一日也得破灭吗？

为什么不可理喻的偶然性夺走了格拉诺夫斯基，这位正直的活动家，这个深受苦难的人，而且正当俄国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尽管这个时代我们还不清楚，但总之是另一个时代了；为什么它不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正向我们吹来，它至少已没有那种强烈的刑房与兵营的气息了！

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收到信时在里士满，正要上火车站。我一边走一边看信，真的，一时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坐上火车，不愿重新读信：我怕它。周围的人进进出出，脸那么愚蠢，难看；汽笛响了，我向车内扫了一眼，心想：“对，这是胡诌！怎么可能？这个人正当壮年，他的笑容，他的神态，还在我的眼前，难道他已不在人世？……”我昏昏欲睡，身上非常冷。到了伦敦，我遇到阿·塔朗迪埃43 ；跟他问好之后，我说我收到了一封不祥的信，我仿佛刚才听到噩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很少联系，但是我需要知道，在那远方，在我们的祖国，这个人还活着！

没有他，莫斯科变得空虚了，又一条纽带断了！……什么时候我才能独自跑到那遥远的地方，凭吊他的坟墓——它埋葬着这么丰富的力量和生命，这么远大的前途，这么多的爱和思想——就像我曾站在另一个他不完全陌生的人44 的墓前一样！

我要在那里为他念这些忧郁的、和解的诗句，它们对我是如此亲切，我要求把它们呈献给我们的回忆。

致亡友

在萧瑟的秋季，

在墓园的瓶饰和碑石中间，

又出现了一堆黄土——

不久前你在这里安眠。

你的学生们向你献上

爱的礼物，忧伤的礼物，

那鲜花和绿叶编成的花圈，

一个个安放在你的墓上。

坟茔的永恒的守卫者，

那苍劲的青松，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附近小溪冲刷着两岸，

水波平静，不见涟漪，

沿着无尽的河床，

潺潺流动不息。

我久已生活在远方，

得不到你温暖的友情，

听不到从你口中

发出的最后的问候。

我们的争执使你不快，

可能还深感伤心。

你也在无意中深深伤害了我，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们谁也不会心怀恶意，

只是生来固执任性，

谁也不肯当面认错，

各人认为真理在他手中。

现在我来向你请求和解，

要把真情向你吐露，

倾诉我诚挚的忏悔。

并从你接受同样的宽容……

可惜已为时太晚……

在那忧郁的一天，

在那萧瑟的秋季，

我独自站立你的墓前，

仍不能相信目睹的一切，

故友真已永远离我而去？

你的双目真已永远合上？

你的声音已在痛苦中沉默？

从今我再不能与你见面，

接受你的拥抱？

也再不能与你依依惜别？

你的爱心也再不会

倾听我坦率的告白？

一切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真实竟如此冷酷可怕！

我冰凉的嘴唇

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

浑身一阵阵战栗，

似乎有人在把我责怪，

眼泪涌上我的心头，

我头脑昏沉，目光晦暗，

血管中的血在冷却……

快给我空气！给我光明吧！

啊，这是多么可怕……

恍如噩梦或谵妄……

我终于强忍悲痛，

重又在世俗的悲欢中彳亍，

但心头的创伤不能愈合，

谈笑间仍泪水暗流。

逝者业已永诀，

只留给我一幅遗容，

我目视这亲如手足的形象，

仿佛死神并未把他夺走。

脑中蓦地浮想联翩，

宛如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他眉目含笑，不过暂入睡乡，

明日仍会一觉醒来，

发出正义的声音，

给青年带来神圣的礼品，

那自由的精神，

还有思想的光，火热的心……

但忧郁的回忆，

又唤起累累的荒冢与墓碑，

新坟的一抔黄土，

坟头堆积的花圈；

苍劲挺立的青松，

那墓园的永恒守卫者，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而溪水冲刷着河岸，

不息地向前奔流。45

格拉诺夫斯基没有受到迫害。他那悲愤的谴责目光，使尼古拉的爪牙也望而却步。他是在新一代人的爱戴，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同情，以及敌人的赞誉声中去世的。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他经历了不少苦难。扼杀生命的不仅是铁链；我出国后，恰达耶夫在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1851年7月20日）中说道，他正在死亡和衰老，以迅速的步子迈向坟墓，这“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它比前者危害更大”46 。

我面前放着三四封信，这是格拉诺夫斯基最后几年写的，那每一行都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悲痛啊！

“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变得难以忍受了。”他在1850年写道。“西欧的每次运动都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迫害的措施。密告成风。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和减少学生人数，规定每所大学不得超过三百人。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因此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能招收一百名新生。贵族学院停办了，许多学校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皇村学校便是这样。专制制度公然宣告，它与文明不能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可以使耶稣会教士也甘拜下风。按它的规定，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露古代共和国表面的光彩，阐明历史学家还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优越性，这个帝国只有一个缺点：缺乏遗传性！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

“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抉择。我还可以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昨天传来加拉霍夫逝世的消息，前几天还盛传你也死了。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然而这也难怪，为什么你不该死呢？这种谣言是不足为奇的。”47

1853年秋他写道：“想到我们从前（即与我在一起时）怎样，现在又变得怎样，心便发痛。我们依然照过去的方式喝酒，但不觉得愉快；只有对你的回忆使我的心变得年轻。如今我最美好、最快活的理想，便是再见到你一次，可是看来它已难于实现了。”48

在这些最后的信件中，有一封这么说：“人们到处在低声抱怨，但力量在哪里？对抗的力量在哪里？困难啊，朋友——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49

在我们的北国，人们在野蛮的专制暴政下迅速地死亡。我怀着惶恐的心情回顾那里，仿佛那是一片战场，到处躺着死去的和受伤的人……

格拉诺夫斯基不是一个人，几个青年教授与他在一起，他们都是我们流放期间从德国回来的。他们有力地推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些孜孜不倦的学者，黑格尔、甘斯和李特50 等人的学生，他们受业之时，辩证法的骨骼正开始生长血肉，科学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与生活相对立的；那时，甘斯走上讲堂时，手中拿的不是古籍巨著，而是巴黎或伦敦出版的最新杂志。那时人们试图以辩证法精神解决当代的历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使事实在人们眼中变得更清楚了。

我们的教授们随身带着这些珍贵的理想，对科学和人的热烈信念；他们保持着全部青春的热力，对于他们，讲台是神圣的读经台，他们的责任就是从那里传播真理。他们在讲堂上不是学术工匠，而是人的宗教的传教士。

这一群学术界的灿烂明星（格拉诺夫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何在呢？卓越可爱、博学多才的克留科夫，只活了三十五岁便死了。佩切林51 这位古希腊语文学家，在俄罗斯生活中挣扎了几年，终于无法忍受，跑到了国外，他意气消沉，心力交瘁，没有钱，没有目的，像无家可归的孤儿在各地流浪，最后变成了耶稣会教士，在爱尔兰焚烧新教圣经。列德金变成了世俗的僧侣，一面在内务部供职，一面写神学论文，阐述经义。52 克雷洛夫53 ——但是够了。落幕了！落幕了！54

1  赫尔岑写于1842年10月的一篇文章，后编入《任性与深思》中。

2  奥加辽夫流放回来后，于1841至1846年在德、意、法等国游历。

3  原文是法文。蒲鲁东在《什么是私有财产》一书中，谈到集体劳动的特点时，作过这样的说明。

4  苏巴朗（1598—1662），西班牙画家，所作绘画主要反映宗教生活，表现修士自我惩罚的苦行精神等。

5  英国作家艾迪生所作剧本《卡图》的主角卡图所讲的一句话。原话是：“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

6  马罗谢卡街是博特金在莫斯科的住处。瓜达尔基维尔河在西班牙，博特金在游历西班牙时写的《西班牙来信》中，大谈西班牙女人的舞姿和衣衫。

7  列德金（1808—1891），俄国法学家，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8  普希塔（1798—1846），德国法学家，罗马法的权威之一。

9  萨维尼（1778—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之一。

10  都是西班牙的民间舞蹈。

11  1842年11月西班牙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塞罗那发生暴动，但不久即被残酷地镇压。

1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舞蹈，以活跃的快节奏为特点。

13  德国的城市，当时在萨克森选侯和国王的统治下。

14  罗特克（1775—1840），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

15  克留科夫（1809—1845），莫斯科大学古罗马文学教授，40年代的赫尔岑小组成员。

16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研究冰川活动和绝种鱼类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17  《圣经》中的人物，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后，耶稣使他复活，走出了坟墓。

18  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的友人，19世纪40年代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19  毕舍（1796—1865），法国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20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计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又称法朗吉。

21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改革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即可完成。著有空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绘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伊加利亚”。19世纪40年代，卡贝企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他的“伊加利亚”，成员是法国工人，最后以失败告终。

22  天主教的一派，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创建。本笃会的隐修院有严格的组织和教规。

23  从前奥匈帝国的银质辅币。

24  霍夫林娜（1801—1877），19世纪30至40年代莫斯科的女名流，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密切，经常在家中举办晚会。

25  意大利作曲家杜尼采蒂所作的歌剧。

26  指《来自彼岸》的第一章《暴风雨前》。这一章赫尔岑写于1847年底（即1848年革命风暴的前夕），是以他与加拉霍夫1847年秋在尼斯的谈话为基础的。赫尔岑把加拉霍夫作为当时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人”的一种典型加以叙述，这种人有才能，但脱离实际，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终于一事无成。在《暴风雨前》中，赫尔岑与加拉霍夫就革命前途问题展开了争论。

27  引自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28  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

29  据赫尔岑当时收集到的消息，俄国在1848年成立的“秘密书报检查机关”，曾不同意全文印行《圣经》的《福音书》，并要从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删去十二篇寓言。

30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政治家，宗教战争时期胡格诺派的领袖。

31  法国大革命初期温和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中构成右翼，反对审判国王路易十六。

32  16至18世纪法国的新教教派，从信仰上看大多属于加尔文宗，在宗教改革中态度比较温和。

33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流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地的教派，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等级制度，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34  即雅各宾派。

35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及杂志编辑，《读书文库》的主编，别林斯基与他展开过多次论战。

36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是德国家庭出身，比他小十一岁，他们结婚时，她才十七岁。

37  指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8  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的争执主要是理论问题引起的，因此后者觉得感情上无法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39  赫尔岑的哲学论文集，共四篇，最后一篇，即第四篇发表于1843年12月的《祖国纪事》上，但其他三篇发表在该年上半年。

40  格拉诺夫斯基的这次学术讲演主要说明，人类的发展尽管矛盾曲折，但总是不断前进的，这无异宣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专制农奴制度之必然灭亡。赫尔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并两次撰文谈论此事。

41  原文是法文。

42  这是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事。1848年3月，意大利人民在罗马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召开大会，募集志愿军，预备攻打伦巴第，支援米兰的起义者，打击奥地利占领军。意大利革命者契切洛瓦基奥当场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献给了志愿军。这位少年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他的父亲也于次年革命失败后，被奥军枪决。所谓“戴皇冠的孩子”，是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他于1848年登基，当时才十八岁。

43  塔朗迪埃（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后流亡伦敦，与赫尔岑友善。

44  指赫尔岑的妻子，她死于1852年。

45  这是奥加辽夫写的一首诗。

46  恰达耶夫这信写于1851年7月26日，原信见本书最后的《旧信选编》，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7  这前三段引自格拉诺夫斯基1849年6月给赫尔岑的信；第四段引自1849年7月的信。两信均见本书最后的“附录”，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8  这封信的原信没有编入本书的“附录”中。

49  这些话也是引自1849年6月的那封信。

50  李特（1791—186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51  佩切林（1807—1885），莫斯科大学希腊文学教授，后皈依天主教。

52  列德金后来当了大官僚。此处所谓“写神学论文”，指他写的许多教育论文，因其中大量引用了《圣经》。

53  尼·克雷洛夫（1807—1879），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变节成为沙皇的书报检查官。

54  原文是法文。

第三十章 对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 ……我们像伊阿诺斯1 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第90期（纪念康·谢·阿克萨科夫专号）

1

除了自己的伙伴，我们还有对立面，那些我们友好的敌人
3 ，或者准确些说，敌对的友人
4 ，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之间的争论早已结束，我们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忠于各自的原则，必须这么做。他们对我国历史童年时代的幼稚崇拜，我们本可置之不问，但由于把他们的正教精神看得过于认真，由于他们在宗教上的偏执情绪（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科学和对分裂派的态度上），我们觉得必须起而反对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给沙皇涂抹的新的圣油，给思想加上的新的锁链，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会奴役制度发出的新的投降书。

我们长期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恶果。他们那种圣像画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烟雾，妨碍了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民族的风习和农村生活的基础。

斯拉夫派的东正教，他们那种复古的爱国主义，那种过甚其词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极端的结果。他们的观点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方面，根本不在于东正教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罗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这是他们从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世家门第的自我吹嘘。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

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比向德国人证明他们的民族性更为可笑，因为连咒骂我们的人也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他们因恐惧而憎恨我们，但不能像梅特涅5 之否定意大利一样否定我们。我们需要用民族性来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人。这种内部斗争不可能达到史诗规模。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特殊的学说，它的出现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没有东正教的神幡作旗帜，没有《家训》6 及彼得大帝前纯粹俄国式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作理想，那么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时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他们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里。他们的宝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们分开。

谈到本国的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种族的其他各国。我们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记在那里排外的民族主义才是深受外来压迫的民族的呼声。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即为奥地利政府当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风雨如晦的维也纳会议7 时期获得了发展。这是一切复古和复旧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发臭的僵尸还魂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日耳曼主义，鼓吹要重建巴勃罗萨8 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 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出现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10 。各国政府欢迎这一动向，它们本来就鼓励各民族间的仇恨。人民群众重又按种族关系结合，种族的纽带收得更紧了，改善生活环境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国境变得更难跨越，民族间的联系和同情逐渐中断。理所当然，得以抬头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极无为、软弱无力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动只能限于考古性的学术研究和词源学上的论争。在米兰和波兰，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 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 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 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 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 ，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 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 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 ——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义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士兵们要求撤换巴克莱·德托利21 ，因为他的姓是德国姓，这些人是霍米亚科夫及其同伙们的前辈。

1812年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但1812年的爱国主义没有维护斯拉夫旧传统的性质。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亚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切强大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爱国志士为了使人爱俄国历史，不得不按照欧洲的方式表现这种感情。他们一般从法文中把希腊罗马式爱国主义搬进俄文，这不外是这样的诗句：

对于高尚的心，祖国是多么宝贵啊！22

确实，希什科夫23 当时已在喋喋不休，要复活古文体，但他的影响极其有限。至于真正的民族体裁，大概只有写过告民众书之类传单的半法国人罗斯托普钦伯爵才知道。24

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25 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26 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27 ，把舍布耶夫28 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丛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29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 ，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 ，对合并教派33 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 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 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 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 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 ，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 ，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
41 。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 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 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 ，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恰达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没有地位，不过是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确实像普希金说的：

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46 ，

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47 ，

但在沙皇政权的压制下，

他只是一名骠骑兵军官……48

与他来往，在手握生杀大权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个人的名誉。他的声望从何而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会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趋之若鹜？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针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49 ，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50 ，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恰达耶夫不仅不对他们让步，还捉弄他们，使他们随时感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51 当然，这些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晚会，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哪怕它违背圣上的旨意。“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恰达耶夫成了公认的权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错乱”的权力就降低一分。

恰达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点，他愤世嫉俗，放任不羁。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我看是举世无双的，正因为这样，它有些像外省社会，显得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在这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几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无财产，整天苦思冥想，牢骚满腹，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谢苗诺夫事件52 发生时，恰达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记得，那时皇上在维罗纳或亚琛参加会议53 。瓦西里奇科夫派恰达耶夫呈送报告，他不知怎么迟到了一两个钟头，落在奥地利公使勒布采尔腾54 的使者后面。沙皇那时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动政策，而梅特涅对谢苗诺夫事件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对恰达耶夫极不客气，一边骂一边生闷气，后来自知失礼，下令让他当侍从武官；恰达耶夫谢绝了这种荣誉，只提出一个要求：辞职。当然，这极不得皇上的欢心，但辞职被批准了。

恰达耶夫放弃绣金制服之后，并不急于回俄国，却开始研究学问了。亚历山大驾崩，发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达耶夫不在国内，使他避免了必然会遭遇的厄运55 ，他是在1830年前后回国的。

在德国，恰达耶夫与谢林来往密切；后来他之倾向神秘主义哲学，大概谢林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来源于这种哲学，并成为他终生的信仰。在《书简》中，他把俄国的灾难一半归罪于希腊教会，归罪于它脱离了无所不包的西方统一体。

这种意见不论我们看来如何奇特，但不应忘记，天主教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拉科代尔56 一面宣传天主教社会主义，一面仍是多明我会57 修士，他的助手谢威仍是《人民之声报》58 的编者。其实新天主教不比修辞上的自然神论逊色，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种温和的神学，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思想范畴，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无神论”。

如果在1848年之后，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之后，在庇护九世59 和拉梅内60 之后，还可能有龙格61 和毕舍62 的追随者，如果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帜上涂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直到现在还有密茨凯维奇和克拉辛斯基63 这些人在继续宣传弥赛亚救世主义，那么恰达耶夫从20年代的欧洲，把这类学说携带回国，就毫不足怪了。我们对那时的欧洲已有些忘记，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贝尔64 的《历史》，摩根夫人65 的《通信集》，安德利亚尼66 的《回忆录》，拜伦和莱奥帕尔迪67 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历史时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宫，一面是野蛮的君主主义在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义在以宪章为遮羞布，伪装贞洁。至多只能偶尔听到几声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歌声，坎宁68 或鲁瓦耶-科拉尔69 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言辞。

在新教的德国，那时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莱格尔70 和利奥71 改变了信仰，老杨恩72 等人大谈什么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人们在中世纪和神秘主义中逃避现实，读艾卡茨豪生73 的书，研究催眠术和霍恩洛厄74 的奇迹。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敌，可是它的复兴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对当时死气沉沉的时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样。

这种天主教对一个俄国人必然发生更大的影响。它表面上具备俄国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国与世隔绝，只是在物质权力的压制下，靠自己的触须在探索道路。西方教会那种严格的教规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种独行其是的彻底性，那种实际的运用，那种坚守不渝的信念，那种认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罗马和全世界
75 ，自己对世俗权力的轻视，使一切矛盾化为乌有的假象，对一个热血奔腾、在成年时期开始接受严肃教育的人，是极易发生压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达耶夫回国时，在俄国遇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气氛。我尽管年轻无知，但我记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来，上层社会的堕落如何怵目惊心，它变得更卑贱，更奴颜婢膝了。亚历山大时期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概，1826年后已荡然无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长，但还缺乏自觉性，还像孩子一样光着脖子在玩乐，或者在寄宿学校和皇村学校读书。有些青年文学家已开始试探自己的力量，练习写作，但还没有崭露头角，环境也与恰达耶夫当年的社会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与普希金在一起，成了两人，最后与普希金和奥尔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这二人辞世后，恰达耶夫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这儿！

把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两首书翰诗对照一下，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青年普希金对自己的友人说：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

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76

但是朝霞没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宝座，于是普希金写道：

恰达耶夫，往事可还记得？

曾几何时我怀着青春的狂热，

要把灾难深重的名字，

呈献到另一片废墟上？

如今心灵的火已被风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懒散和宁静，

但在令人感奋的回忆中，

我要在神圣的友谊之石上，

刻写我们的姓名！77

恰达耶夫那种绝望的观念，是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一种报复，他对它发出了深思熟虑的、饱经忧患的诅咒，要用它总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和俄国历史的一整个时期。对斯拉夫派说来，世上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愤万分地亵渎了他们所宝贵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达耶夫常说：“每个外国人到了莫斯科，就给带去参观它的大炮和大钟，但大炮已不能发射，大钟也已摇摇欲坠。在这个惊人的城市里，值得一看的竟只是这些破烂。也许，这座没有钟舌的大钟便是这个默默无声的大国的象征，住在这里的种族虽然自称为斯拉夫人
78 ，却仿佛对人类之有语言感到十分惊讶。”79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督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么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没有出路。”彼得时期的人80 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时期相信俄国将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毫无实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压迫手段，教会成了警察的保护伞，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压迫再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它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坏，成了最可耻的东西：文明的奴隶。在这苦闷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受够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们，政府打击我们，现在该休息了，该让和平降临到心灵中，找个地方躺下了……这无异是说“该安息了”，于是恰达耶夫企图在天主教会中，为一切历尽辛酸苦难的人们找到许诺给他们的安宁。

从复辟时期81 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从彼得的俄罗斯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民活的灵魂怀着忠诚的信念，他们的直觉比他们的理性更敏锐。他们明白，俄国的现状尽管已病入膏肓，但还不是绝症。恰达耶夫认为，个人的得救尚有一线希望，民族则不然，斯拉夫派却明确表示，为现代生活所俘虏的个人必然灭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说：“出路在我们这儿，出路在于抛弃彼得时期，回到被外国文化和外国政府所隔绝的人民中去，恢复古风旧习！”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远不需要旧的衣衫。一切复古，一切复辟，始终只是假面具。我们已见到两次：法国正统派未能复活路易十四的时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复到热月八日以前82 。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斧头也砍不掉的。

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

在整个俄国，除了斯拉夫派，谁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 。正如恰达耶夫讲笑话时说的，康·阿克萨科夫穿着民族服装在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

他们对回到民间去的理解也极肤浅，与西方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接受人民的偏见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动。由此就产生了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在朴素的信仰中，这些仪式是动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图，它们就成了对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间去之所以不切实际，最好的证明即在于他们丝毫没有激起人民对此的同情。无论拜占庭教会，还是多棱宫84 ，都不能对斯拉夫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回到农村和劳力组合，回到村社大会和哥萨克自由体，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这一切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停滞不动，变成凝固的亚细亚社会，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清除一切杂质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们上面的浮肉——当然，我们的使命便在这里。但是不应该产生误解，这一切已大大超出国家的范围；莫斯科时期正如彼得堡时期一样，对此极少帮助，它也决不比后者优越。彼得只是把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85 改铸成大炮，把它从钟楼上取下的还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86 ；彼得的户口调查87 只是巩固了农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诺夫88 开始实行的；在《法典》89 中已没有民选税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体罚也渊源久远，早在用树条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俄国有过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是被各种事件掩盖了，最后到了彼得时期才被切断。其实这种发展道路俄国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那现在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那开始在思想和预感中闪现的东西，那未被意识到的存在于农舍和田野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才在历史的园地上萌芽，而这片园地是经过了二十代人的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灌溉的。

这是我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它们不是回忆，不是写在编年史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们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艰苦历史过程中保全下来的，并在政府的压力下幸免于难，然而没有得到发展。我甚至怀疑，没有经过彼得时期，没有获得欧洲文化的养料，它们是否具备发展的内在力量。

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依靠本身是不够的。印度自古以来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与我们的村社极为相似。然而它并未使印度获得远大的发展。

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劳动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会和以若干村庄联合构成的自治性行政单位——这一切都是基石，我们未来自由村社的大厦就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上。但基石毕竟只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命运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结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体中，便是成为共产主义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圣灵一样，不能找到一个血肉之躯。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们的“女性气质”，缺乏首创精神，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们首先成为需要依赖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他们不能完全独立。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会这么深刻而完整地吸收过来，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变，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斯拉夫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

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人90 。

为了成为一个国家，它需要蒙古人。

欧罗巴主义使它从莫斯科王国发展成了庞大的彼得堡帝国。

“但是斯拉夫人尽管接受能力强，他们不是处处表明，他们完全无力建立当代欧洲的国家秩序，经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或是弄得混乱不堪，束手无策吗？”

这种无能和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正是伟大的天赋优点。

整个欧洲现在已到了需要专制主义的地步，否则在力图建立新秩序的社会思潮的进攻面前，它便无法维持当代的国家生活，因为尽管西方提心吊胆，百般防范，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这种新秩序。

曾有一个时期，半自由的西方对压在沙皇宝座下的俄罗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则望着幸福的兄长们叹息不已。这个时期过去了。大家已在向奴隶制度看齐。

我们现在面临一大奇迹：那些还保持着自由机构的国家，也对专制主义不胜向往。在君士坦丁大帝91 时代，自由的罗马人为了逃避苛捐杂税，主动要求贬为奴隶，但那时以后，人类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欧洲表明，它对社会变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对这种变革，俄国还不致那么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与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们对俄国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从1848年底起我就开始鼓吹的。

欧洲选择了专制主义，挑中了帝国。专制主义便是军事体制，帝国便是战争，皇帝便是军事统帅。一切披上了戎装，只等战争爆发，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国内——在下面，在底层；国外——在涅曼河92 那边。

战争现在开始了93 ，它可能出现休战状态，但在全面变革开始前不会结束，只有全面变革才是重新洗牌，开始新的一局。欧洲有两大历史巨人94 ，他们是开拓全部西欧史的沙场老将，两个世界，两个传统，两种原则——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代表，现在却有一个默默无声、既无旗号、又无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时宜地站了起来，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绳索，粗暴地企图闯进欧洲的大门，历史的大门，他一只脚跨到德意志身边，另一只脚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称要步拜占庭的后尘。对这个第三者，两位沙场老将不可能听其自然，不予以迎头痛击。

这三者能否和解，较量之后，能否决一雌雄？俄国将被瓜分，还是衰老的欧洲从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渊？它们能否彼此伸出手来，洗心革面，开始新的生活，携手前进，还是将无休无止地厮杀？只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而且也不会从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

2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95 及波戈金96 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97 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98 ，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99 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100 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 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102 ，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103 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104 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105 ，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106 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107 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108 的晚会， 《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由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09 饰演费加罗，由玛丽·安托瓦内特110 饰演苏姗娜111 ！）。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112 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113 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114 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15 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116 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117 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118 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119 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一边，众人瞩目的穆罗姆人·伊利亚120 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正如他的手下败将莫罗什金121 说的，他是“当代的雄辩家高尔吉亚”122 。这人头脑发达，灵活，办法多，而且不择手段，记忆力强，思想敏捷，一辈子就是在热烈而不知疲倦地与人论争。这个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杀，进犯和追击，讽刺挖苦，引经据典，威胁恐吓，直至把对方逼进森林，不讨饶就休想脱身——总之，为信仰战斗的，只得放弃信仰，为理论战斗的，只得抛弃理论。

霍米亚科夫确实是危险的对手，一个老练的、喜欢争斗的辩证法家，对方的一点疏忽，一点退让，都会被他利用。这个才能非凡、学识渊博的人，像中世纪的骑士守卫圣母一样，连睡觉也不卸下武装。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准备迎接错综复杂的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观点旗开得胜，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从拜占庭神学的决疑法，到中世纪法学家诡计多端的奥妙花招。他的反驳往往披上伪装，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计可施。

霍米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经常运用这种力量。他是靠口若悬河征服对方，靠博古通今压倒对方，靠冷嘲热讽威胁对方，使他们终于对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产生动摇，发生怀疑：我自己的东西果真完美无缺吗？他善于把半路停顿的人捉住，放进雄辩的熔炉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们手足无措；在这一切进行中间，他脸上总是露出仿佛真诚的微笑。我说“仿佛”，因为他那张略带东方情调的面孔，总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那种幼稚的东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国式心计的混合物。一般说来，他以诡辩取胜的时候多，以理服人的时候少。

他的哲学论辩的实质在于：他否认靠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认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帮助幼芽或种子发展，而幼芽或种子本身则另有来源，而且已初具规模（即它们是神的启示所给予，是信仰所产生）。如果理性无所依附，那么它只能在空虚中徘徊，建立一些范畴，这样，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则，但是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也无法懂得不灭等等概念。霍米亚科夫就这样打败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人们。不论他们在黑格尔方法的程式中怎样挣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霍米亚科夫总是跟踪追击，最后，他们用逻辑公式盖成的纸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们给他用脚一绊，不是栽倒在他们所耻与为伍的“唯物主义”上，便是落进他们简直不敢设想的“无神论”中。霍米亚科夫胜利了！

我听过几次他的辩论，发现了这种诡计。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与他较量的时候，第一次我就主动把他引向这些结论123 。霍米亚科夫眯缝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发，预先露出了笑容。

“可您知道，”他突然说，仿佛这是一个新发现，“单靠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发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无从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接连不断的，没有目的的活动，它既可以继续，也可以停止。既然这样，您想证明，历史不会在明天中断，不会随着人类和地球的灭亡而灭亡，就办不到了。”

“我何曾对您说过我要证明这一点？”我回答他。“我完全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霍米亚科夫说，有些惊讶了。“您能接受残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这些可怕后果，居然无动于衷吗？”

“我能，因为理性的结论不取决于我愿意不愿意。”

“哦，您至少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一个人要容忍您的科学的这些悲观结论，听其自然，内心会多么痛苦啊！”

“您只要向我证明，您的‘非科学’更为正确，我也会毫不掩饰、毫无畏惧地接受它，不论它把我引向哪里，哪怕引向圣母大教堂也成。”

“这只有信仰才能办到。”

“但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您知道：‘没有是算不得过失的’。”

许多人（从前也包括我）认为，霍米亚科夫是为爱好辩论而辩论，其实他并无深刻的信仰。造成这错觉的原因在于他的举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评他的人的浅薄无知。我认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传播他们的观点方面，功劳都不如霍米亚科夫大。这个非常富裕、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献给这种宣传工作的。他笑也罢，哭也罢，都取决于他的神经，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环境对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应。这与信仰之是否深刻并无关系。

也许，霍米亚科夫靠永无休止的争辩，靠既忙碌又清闲的论战，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运，他们正是被这种空虚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欢乐的。

这两个被尼古拉时代所断送的人，他们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论战的热潮中，有时可能忘记这一点，而现在这已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像悲伤的幽灵一样，站在民族觉醒的大门口；他们得不到世人的承认，狷介不群，始终没有抛掉身上的尸衣。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未老先衰的脸上，布满苦难和挣扎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没之后，海上只剩下一片忧郁而平静的涟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记得在1833年，他曾满腔热情地编印《欧罗巴人》月刊124 。已出的两期是不错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维科夫125 的文章， 《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 《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事实上，他在家里也闷闷不乐，十分孤独。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他身边。弟兄俩在晚会或朋友的聚会中出现的时候，神色那么忧郁，仿佛眼泪还没有干，仿佛昨天刚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妇，或者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生活辜负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义，从前我与维特贝格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种心情。他们两人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艺术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只是用离奇的形式和僧侣的长袍掩盖着。没有必要那么冷酷，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除非他的精神错乱采取了论战的形式，或者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不协调都会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后果。

能讲下面这种话的人是不应该反对的，他说：“一天我站在礼拜堂中，眼望着神灵的圣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祷的人们那种天真的信心；几个生病的妇女，还有几个老人跪在地上，画十字，叩头。后来我怀着热烈的希望，谛视圣容，终于渐渐悟得了神力的奥秘所在。是的，这不仅是一块画像的木板……许多世纪以来，它继续不断地接受了这些诚挚的赞美，这些哀伤和不幸的人们的祈求，它必然充满着力量，这力量从它发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它成了一种活的机体，创世主与凡人交会的地点。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那至高无上的圣像，这时我亲眼看到，圣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这些平凡的人们……我不觉跪到地上，向她恭顺地祈祷。”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更加不可救药，在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路上走得更远；他的天赋可能较低，但为人严正，一丝不苟。他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斯拉夫派黑格尔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学，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间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认一切和解。他独立地、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不挑起论战，也不逃避论战。他什么也不怕，毫无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观点，与它紧密溶合在一起，对当代俄国充满忧虑和怜悯，这种忠诚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观点正如他哥哥的一样，万难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协的偏激之见一样，是容易谅解的。我很久以后才能正确评价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这就是那种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对西欧社会状况的认识，这是我们在1848年的风暴之后才明白的；但是他凭他悲天悯人的清醒头脑预见到了这一点，凭他对彼得以西方的名义带来的灾祸的切齿痛恨和复仇心理领悟了这一点。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与他的哥哥不同，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不想寻找什么人道的宗教哲学，靠它来解决他对现实的不满。不，他的阴森的民族主义全面而彻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们的共同不幸在于：他们生得太早或太迟。12月14日事件发生时，我们是孩子，他们已是青年。这点很重要。我们那时还在读书，根本不懂得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满脑袋都是理论和幻想。我们是幼儿园中的格拉古128 和里恩佐129 ，后来又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友谊中度过了几年大学生活；走出高等学府的大门，我们又走进了监狱的大门。青年时代的监狱和流放，那无情的迫害和黑暗的岁月，对我们是极有益处的，这是一种锻炼；监狱只能使软弱的机体屈服，对于这类人，斗争只是年轻时期一瞬间的冲动，而不是一种才干，一种内在的需要。对公开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反抗意志，成倍增长的危险也可以锤炼毅力，铸造个性。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时会迸发强烈的愤怒，而从生活在庸俗沉闷的环境中的意气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只能看到那种无能为力、无动于衷的绝望和厌倦。

我们从流放地回来时，在文学界，在大学，在社会上，另一股潮流已开始兴起。这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时代，别林斯基著书立说和格拉诺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讲学的时代。

我们的前人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刚跨进成年时期，就听到了警钟声，它向俄国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他们还太年轻，未能参与密谋，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学校安心读书。他们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达耶夫的阴森的《书简》作尾声的。当然，十年中他们不可能衰老，但是他们消沉了，困乏了，被那个毫无生气的、可怜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会葬送了。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们不得不像奥涅金一样羡慕瘫痪的图拉省陪审官，像莱蒙托夫的佩乔林130 一样远走波斯，像真的佩乔林131 一样皈依天主教；如果他们不想沉湎酒色，鞭打农奴，或者玩牌，那么只得投进狂热的东正教和发疯的斯拉夫主义的怀抱。

霍米亚科夫一感到这种空虚，立即去欧洲游历，那是查理十世132 治下那个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时代。在巴黎写完了已被遗忘的悲剧《叶尔马克》之后，他回国了，在路上他与各种捷克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高谈阔论，但回到国内，仍是那么沉闷！幸而土耳其战争133 爆发了，他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进了军队，前往土耳其。战争结束时，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遗忘的悲剧《冒名为王者德米特里》。还是那么沉闷！

在这沉闷，这忧郁，这骇人的环境和骇人的空虚中，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它刚一露头，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亚科夫保卫它的决心更加强烈，与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血肉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种子播下了；他们为培育和护理幼苗花尽了力气。需要新的一代，那没有受伤、没有消沉的人，老师们历尽艰辛苦难取得的思想，要由这些人予以继承和发扬。一些青年人响应了他们的召唤，斯坦克维奇小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们，其中包括一些坚强的人物，如康·阿克萨科夫和尤里·萨马林。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不像霍米亚科夫一样面带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样沉浸在没有出路的悲叹中。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急于创立事业。他的信仰中没有探索者的犹豫彷徨，没有荒漠中的传教士的凄凉意识，没有前途茫茫的哀叹，没有遥遥无期的憧憬，有的只是狂热的信念，那种偏执、猛烈、片面、同时可以开拓胜利前景的信念。阿克萨科夫像一切战士一样，是片面的；怀着四平八稳的折衷主义是无法战斗的。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围困，这环境是强大的，对他占有极大优势，他必须从形形色色的敌人身边杀出重围，树立自己的旗帜。在这里是谈不到宽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不被承认的、受压制的生活的名义，向彼得的俄罗斯，向彼得堡时期提出的无条件抗议。他的雄辩才能比不上霍米亚科夫，他也不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走进法场，走上断头台，而言语后面有了这点精神，它们就具备了惊人的说服力。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传农村共同体、村社和劳动组合。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 懂得了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体力行，自己首先把裤腿塞进靴筒，穿上了斜领短衫。

“莫斯科是俄罗斯民族的首都，”他说，“彼得堡只是皇帝的驻跸地。”

“请您注意，”我回答他，“它们的区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们得关进拘留所，在彼得堡，我们则被送进要塞的禁闭室。”

“阿克萨科夫终其一生都是热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伙子；他容易激动，也容易使人激动，但他的心永远是纯洁的。1844年，我们的争吵达到了顶点，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我们，大家再也不愿见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萨科夫坐了雪橇经过。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头不顾，但突然喊住车夫，下了雪橇，向我走来。

“他说：‘我见了您不理不睬，扬长而过，这会使我非常痛苦。您明白，自从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间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不便再去看您。这非常可惜，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与您握握手，互相告别。’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转身回来，我站在原地，心里很忧郁；他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紧紧亲吻。我不觉流下了眼泪。在这个彼此失和的时刻，我多么爱他哟！”135

这里说的争吵是我讲过的那种论争的结果。

格拉诺夫斯基与我在原则上不让步，但还能与他们勉强和睦相处；我们没有把不同意见当作个人问题。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热却使他走得更远，他的责备是辛辣的。他从彼得堡写信给我道：“我天生是犹太人，不能与非利士人136 同桌吃饭……格拉诺夫斯基想知道，我读过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没有？没有，而且也不想读。你对他说，我不爱在肮脏的地点与朋友们见面，也不想在那儿与他们约会。”

但斯拉夫派也对他大肆攻击。《莫斯科人》对别林斯基怀恨在心，对《祖国纪事》的声望和格拉诺夫斯基讲学的成就也十分恼火，因此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辩护，它特别不能宽恕别林斯基，直截了当地把他说成一个危险人物，破坏分子，“喜欢观赏火灾的人”。

然而， 《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学中斯拉夫派学究的喉舌。这一派人不仅可以称作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政府派。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大新奇现象。我们的奴才们不是默不作声，贪赃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边诋毁别人的文章，一边却在效忠君主制的竖琴上大弹赞歌。

布尔加林和格列奇137 不能作例子：他们骗不了谁，谁也不会把他们的奴才帽徽当作识别他们的意见的标志。波戈金与舍维廖夫这两位《莫斯科人》的编辑先生却恰恰相反，是真心诚意的奴才。舍维廖夫不知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时期虽经严刑拷打仍口唱赞美诗，就差没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万寿无疆了。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对贵族的憎恨。

历史上，思想家与政府合作的事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政府起进步作用的时候，例如彼得一世时期，或者当它在保卫祖国的时候，例如1812年，或者当它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它得到休养生息的时候，如亨利四世138 时期，也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39 。但是选择俄国专制统治最没有生气、最缺乏远见的时代，企图以沙皇老爷作靠山，反对贵族个人的胡作非为，而这贵族又是同一沙皇政权所扶植和支持的——这做法本身就是荒谬而有害的。

有人说，忠于沙皇政府，取得它的保护，就可以更大胆地宣讲真理。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讲呢？

波戈金作为教授是有益的；俄国历史学已被卡切诺夫斯基140 糟蹋得一无所有，现在波戈金给这片废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并不全新的海雷恩141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他什么都写，甚至还用俄文写过《葛兹·封·贝利欣根》142 。他那生硬晦涩的文句，那种耳朵残缺、肌肤不全、思想夹生的粗糙表现手法，从前不知怎么感染了我，我模仿他的笔法写过一篇《韦特灵君旅行笔记》。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看后说道：

“波戈金看了，也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呢。”

舍维廖夫当了教授，可是大概什么也没干成。至于他的文学论文，我简直想不起其中有丝毫独创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然而他的文体却与波戈金的截然不同：浮夸空洞，像一块海绵，一块忘了加苦杏仁的没有凝固的奶油杏仁冻，不过在他那层糖浆下还是潜伏着大量苦涩的、自命不凡的怨恨。读波戈金的文章时，你老是以为他在骂街，不免要抬头打量一下，屋里有没有夫人在场。读舍维廖夫的文章，却总觉得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

提起莫斯科杂志界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文章，不免要想起盖奥尔格·福尔斯特143 ，他是库克在桑威奇群岛144 的著名伙伴，也是罗伯斯庇尔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45 国民议会中的同志。这人在维尔诺担任植物学教授时，听到波兰语有这么丰富的子音，想起塔希提岛的那些同伴几乎只用元音讲话，便说：“如果把这两种语言混合起来，那将产生多么响亮而流畅的语调啊！”

然而， 《莫斯科人》的这一对孪生子尽管文笔拙劣，仍不怕丢丑，不仅向别林斯基挑衅，还攻击格拉诺夫斯基的学术讲演。不幸的是他们总是那么不知轻重，以致激起了所有正直人士的反对。他们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热衷于西方的发展，热衷于某种思想方式，而尼古拉正是为了要“纠正”这种思想方式才把人们套上锁链，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的。

格拉诺夫斯基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以勇敢而正直的反驳迫使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从讲台上公开责问挑衅者：为什么他应该憎恨西方，如果他憎恨它的发展，为什么他还要在讲台上讲演它的历史？格拉诺夫斯基说：“有人责备我把历史只是作为阐述我的观念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有信仰，并把它们注入了我的讲演中；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作多少引人入胜的叙述了。”

格拉诺夫斯基的回答如此简单，如此英勇，他的讲演又如此动人，使斯拉夫派的腐儒学究噤若寒蝉，而他们的年轻一代却像我们一样热烈鼓掌。讲学结束后，甚至有人试图从中斡旋。我们设宴款待格拉诺夫斯基，祝贺他讲演成功。斯拉夫派想与我们一起参加，推派尤·萨马林做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推我做主持人）。宴会是热烈的，大家频频敬酒，不仅融洽无间，而且不断干杯；结束时，我们与斯拉夫派举行了俄国式的拥抱和接吻。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只是要求我把我姓中的e换成БI，他说，这样听来更多些俄国味。但舍维廖夫连这一点要求也没有，相反，抱住了我，用自己的尖嗓子一再说：“他有e也好得很，他有e也像俄国人。”双方对和解都开诚布公，心口如一，但是自然，这并不妨碍一星期后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远。

一般说来，和解只有在不需要和解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双方的仇视已经消失，或者意见已经接近，彼此见到时已没有什么可争论了。否则，一切和解只能是互相削弱，使双方都失去鲜明的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我们的凯纳甲湖协议146 不久即表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战斗以新的威力重又爆发了。

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无法约束别林斯基。他从彼得堡给我们送来了严厉的通牒，把我们革出教门，断绝往来；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更加凶险。最后，他庄严地指出了斯拉夫派的各种“花招”，一再责备我们：“瞧，你们活该！”我们都低下了头。别林斯基是正确的！

一个曾经受到爱戴的诗人147 ，由于体弱多病变成了虔信者，又由于亲属关系参加了斯拉夫派，他想伸出垂死的手攻击我们，不幸他还是选择了警察的皮鞭。在题为《我们的对立面》的一本诗集中，他把恰达耶夫称作东正教的叛教者，把格拉诺夫斯基称为腐蚀青年的冒牌教师，我则是穿着漂亮的仆役制服，匍匐在西方科学面前的奴才，我们三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这是朗诵的人加上的，这些人带了这本告密的诗集，起劲地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康·阿克萨科夫出于义愤，也用诗回答了他，痛斥了这种恶意中伤，同时把那些假借基督名义、充当宪兵角色的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派分子，也称作“我们的对立面”。

这情况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了。诗人的名字，一位朗诵者148 的名字，跟他往来的朋友，为诗人摇旗呐喊的人们，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我们的争论几乎酿成大祸，使代表两边的两个最纯洁、最优秀的人物丧生：格拉诺夫斯基与彼·瓦·基列耶夫斯基相持不下，立即形成了决斗的局面，多亏朋友们从中调停，始告无事。

处在这种状况中，舍维廖夫对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怎么也不甘心认输，企图在他本人的领域中打败他，也宣布了公开讲学的消息。他讲的是但丁，是艺术中的民族性，科学中的东正教精神等等。听众很多，但反应十分冷淡。他有时也有创见，这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效果很差。只有一次讲演给我留下印象，因为这次他讲了米什莱149 的著作《人民》和乔治·桑的小说《魔沼》，生气勃勃地接触到了当前的现实问题。吹嘘东方教会的神学作家，颂扬俄国的希腊教堂，那是很难博得同情的。在舍维廖夫特别卖力赞美东正教会时，通常只有费奥多尔·格林卡和他的夫人150 ，那位写过《论圣洁少女的乳汁》的叶夫多基娅，谦恭地低垂着双目，坐在第一排上。

舍维廖夫的讲学之所以失败，与他的文章相同，是由于他攻击的那些思想、书籍和人物，正是我们不惜冒坐牢危险加以保护的。

然而，“不论怎样开动脑筋，寻找窍门”，他仍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局面。要把一份论战性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必须具备时代感，那种灵敏锐利的触觉，能把激动社会的一切立即反映在刊物上。《莫斯科人》的编者完全缺乏这种敏感性，无论他们怎样大谈可怜的涅斯托尔151 和可怜的但丁，152 他们最终仍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不论波戈金那种斩细剁碎的句子，舍维廖夫那种唱歌一般从容的辩才，都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考虑再三，决定把主编职务让给伊·瓦·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从智力和才能的角度看，而且从财务的角度看，基列耶夫斯基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自己在这世上就最乐意与基列耶夫斯基做交易。

为了使读者对他的理财哲学有个概念，我讲下面一则小故事。他办了个养马场，马是运到莫斯科后估价出售的。一天，一个青年军官来买马；他非常中意一匹马，马夫看出了这一点，便抬高价格；经过磋商，军官同意了，去见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收了钱，查了价目，对军官说，这匹马定价是八百卢布，不是一千卢布，马夫大概弄错了。骑兵军官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要求再看一下马；看过马以后，他推让道：“马无疑是匹好马，只是主人不好意思多收钱……”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编辑呢？

他热心办事，花了不少时间，还为此迁居莫斯科，但是他的才干无济于事。《莫斯科人》不能回答社会上普遍关心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找不到其他读者。失败一定使基列耶夫斯基非常伤心。

在第二次的挫折之后， 《莫斯科人》再也无法重整旗鼓。斯拉夫派自己也明白，靠这条船是走不远了。他们开始考虑另办其他刊物。

但这一次胜利的也不是他们。舆论完全倾向我们一边。在漆黑的深夜，当《莫斯科人》沉没， 《灯塔》153 不能再从彼得堡向它发出亮光的时候，别林斯基以自己的鲜血哺育大了《祖国纪事》又把它的过继儿子154 抚养成人；他赋予了二者巨大的生命力，使它们在今后几年内，单靠几个校对员和排印工，几个文学界的税吏和出版界的罪人，155 便能继续自己的道路。别林斯基的名字已足以使两家店铺门庭若市，并把俄国文学界的精华集中到他参与工作的编辑部中。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基列耶夫斯基的才华，霍米亚科夫的亲身参与，都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销路，找到读者。

就在这时，我退出战场，离开了俄国。双方的争执又爆发过一次156 ，但1848年的大事把一切问题都改变了。

尼古拉死了；新的生活使斯拉夫派和我们跳出了内讧的圈子，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但是他们在哪里呢？都去世了！连康·阿克萨科夫也去世了，这些“比许多自己人更为亲密的对立面”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生活不是轻松的，它使人像秋风中的蜡烛一样烧化了。

当我初次写这一章时，他们还全部活着。那么这一次让它用下面这几行来结束吧，它们是安葬阿克萨科夫时我写的悼词中的几段话。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如果说，他们未能拦住彼得发出的那辆军用三驾马车，以致比龙仍得安坐车中，驱使车夫把车子驶进麦田，碾死百姓，那么，他们已唤醒了迷惘的舆论，迫使一切严肃的人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了。

“俄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从他们开始的。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致被怀疑为有什么偏心吧。

“是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

“从早年起，一种强大而无法克制的、生理性的炽烈感情，已在他们和我们的心头诞生；他们认为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先兆；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笼罩着整个生命的爱，对俄国人民、俄国生活方式、俄国思想气质的爱。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

“他们把全部的爱，全部的温情，献给了被压迫的母亲。我们则是在外边长大的，因此这种纽带削弱了。我们由法国家庭女教师哺育成人，很迟才知道，我们的母亲不是她，而是受尽欺压的农妇，我们还从容貌的相似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觉得，她的歌声比法国喜剧更为亲切悦耳；我们非常爱她，但是她的生活太狭隘了。在她的小屋中，我们感到窒息：那儿只有圣像上那银质的衣饰和发黑的脸，那喃喃祈祷的神父和教士，这些人只能使遭受士兵和文书折磨的不幸妇女觳觫不安。她为失去的幸福发出的永恒哀泣，撕裂着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她没有欢乐的过去；我们也知道，她的幸福是在未来。她的腹内孕育着一个胎儿，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不要红豆，就愿意把长子权出让给他157 。至于目前：

母亲哟，母亲，放开我吧，

让我在荒山野岭上漫步！158

“十五年前，我们的家庭纠纷就是这样。现在时光过去很久了，我们遇到山妖拦住了去路，他们碰见的也不是木乃伊世界，而是俄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账是算不清的，谁也没有权利说自己绝对正确；时间、历史和经历使我们走到一起，不是为了让他们把我们拉过去，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把他们拉过来，而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天比当年在杂志上激烈鏖战的时候更接近真理，何况即使当年，我也不记得我们曾怀疑过他们对俄国的热爱，或者他们曾怀疑过我们。

“这种相互的信任，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159

1  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朝着两个方向。

2  引自赫尔岑所写悼念康·阿克萨科夫的文章。

3  原文是法文。这是贝朗瑞的诗歌《姑娘们的想法》中的用语，原为巴黎皇宫区的妓女对敌军士兵的称呼。

4  原文是法文。

5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反动政治活动家，“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曾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特别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6  俄国16世纪的一部作品，它规定了家庭生活的各项准则，要求家庭成员无条件服从家长，成了俄国家长制社会的法典。

7  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战胜拿破仑之后的分赃会议，它成了欧洲反动时代的开始。

8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号，意为“红胡子”。

9  1138至1254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王朝。

10  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最早是在布拉格形成的，并以捷克为中心。

11  俄国男子本来蓄须，彼得一世开始吸收西方文明，才强令贵族割下胡须。

12  缅希科夫（1673—1729），彼得大帝的主要助手，据说是卖烧饼出身。他热烈支持彼得，压制贵族，积极参与改革俄国的工作。

13  彼得大帝少年时常与一些孩子作战争游戏，后来即以这些少年为骨干组成了两个近卫团，习惯上称为“少年兵团”。

14  狙击兵是俄国的一种旧式常备陆军，纪律松弛，腐败无能。彼得对大帝的改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1698年发动叛乱，随即被镇压，处死者达一千人以上。

15  彼得大帝的长子，因反对彼得的改革措施，阴谋发动政变，被彼得拘禁在要塞中，由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16  彼得二世是1727至1730年的沙皇，彼得大帝之孙。多尔戈鲁基公爵当时执掌大权，反对彼得大帝的各项改革措施，放逐了缅希科夫。

17  比龙本是德国贵族，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统治时期独揽朝政，大量任用德国人，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

18  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嫁给德国的霍尔斯泰因公爵后生的儿子，因此实际上是德国人，登基后执行亲德政策，引起普遍不满，在位不到半年即被推翻。

19  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德国人，是德国一位亲王的女儿，而且出生在德国，只是因为嫁给了彼得三世，才成为俄国的皇后，但她杀死了丈夫彼得三世，因此这里称她为“德国东正教徒”。

20  伊丽莎白是彼得大帝的女儿。1740年，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退位，指定由她的侄女的儿子继承皇位，称伊万六世，而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丈夫本来是德国的公爵，因此她的侄女和伊万六世也都是德国人。这引起了近卫军的不满，伊丽莎白便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逮捕了伊万六世，自立为女皇。

21  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俄军统帅，1812年与拿破仑作战时，因采用敌进我退的战略，不为部下理解，被指责为德国人。沙皇用库图佐夫代替了他，但库图佐夫实际上仍采用他的战略。

22  原文是法文。这是伏尔泰的悲剧《唐克莱德》中的一句话。

23  沙皇的御用文人。

24  罗斯托普钦是1812年的莫斯科总督，发表过一些告示和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拿破仑的侵略。赫尔岑在此是讽刺这些文告所使用的假民间语言，罗斯托普钦实际上是一个崇拜法国文化的贵族。

25  俄国反动作家布尔加林所编的刊物。

26  以爱国主义自我标榜的反动作家。

27  舒亚是俄国的小城市，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大工业中心。

28  当时俄国的一个普通画家，彼得堡美术学院教授。

29  托尔尼奥在今芬兰北部，塔夫利达是克里米亚古代的名称。这两句是暗指普希金的诗《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普希金在诗中提到了刺刀和“从彼尔姆到塔夫利达，从芬兰的冰山到炎热的科尔希达”等字句。这首诗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样，都是在俄军镇压波兰起义后写的，在当时即已引起争论。

30  起先，大家只是随口哼哼《上帝保佑国王》的曲调，此外几乎从未唱过什么国歌。
这一切是尼古拉的新花招。波兰战争后，当局规定在皇家节日及大音乐会上要唱国歌，即宪兵团上校利沃夫编写的那支歌。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是很有修养的，他不爱庸俗的奉承拍马。当巴黎的院士们匍匐在胜利者脚下满口甜言蜜语的时候，他听了很讨厌。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前室中见到夏多布里昂，就把刚出的《辩论日报》拿给后者看，并说：“我老实对您讲，这种浅薄无耻的东西，在任何一份俄国报纸上，我从未见到过。”但在尼古拉统治下，出现了一些文人，他们没有辜负皇上的信任，使1814年的法国报人，甚至1852年的一些官僚政客也相形见绌。布尔加林在《北极蜂》上写道，莫斯科彼得堡铁路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有一种使他不能不感激涕零，这就是：它使一个人可以早晨在彼得堡的喀山大寺院为皇上的龙体祈求安宁，而晚上即可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另一次祈祷！这种骇人的废话可说已经登峰造极，然而莫斯科却有一位文人比布尔加林先生更胜一筹。尼古拉有一次驾临莫斯科，那里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聚集在皇宫前的人民群众时，学者写道，只要皇上稍有表示，这前来瞻仰他的数千群众，马上会跳进莫斯科河中。这句话被谢·格·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删去了，这个可爱的小故事就是他讲给我听的。——作者注
按：《上帝保佑国王》是英国国歌。利沃夫是当时的作曲家，他写了《上帝保佑沙皇》这支俄国国歌，当时他在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供职。

31  《利亚普诺夫》在莫斯科初次上演时，我正好在场，看到利亚普诺夫挽起衣袖，讲了这样的话：“我要在波兰的血泊中跳舞。”整个池座中发出了一片厌恶的嗡嗡声；甚至宪兵、警官以及坐在不知怎么磨掉了号码的包厢中的人，也没有勇气鼓掌。——作者注
这里写的是俄国反动剧作家格杰奥诺夫写的剧本《利亚普诺夫之死》1846年在莫斯科上演的情况。利亚普诺夫是该剧的主人公。

32  沙皇的国民教育大臣。

33  正式名称是“东仪天主教”，即原为希腊正教系统的教会，后来皈依了天主教，但仍保持东方教会的各种礼仪和典制。波兰某些地方的正教教会在16世纪末便采取了这条路线，与天主教合并，形成了所谓“合并教派”。1830年波兰起义时，天主教徒曾积极参加，因而在起义被镇压后，沙皇政府对东仪天主教也采取了镇压措施，并于1839年正式发布命令，取缔合并教派，重建东正教的绝对权威。

34  俄国反动剧作家库科尔尼克写的剧本，以鼓吹所谓“爱国主义”为目的。

35  加伊（1809—1872），克罗地亚族政治家，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克罗地亚族与塞尔维亚族联合，反对匈牙利的马扎尔人。

36  耶拉契奇（1801—1859），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1848年在加伊的支持下当选为克罗地亚地区行政长官，随即在1849年参与镇压匈牙利革命运动的活动。

37  达尔马提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及后面提到的塞尔维亚人，罗塞尼亚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均属于斯拉夫种族，分布在今东欧各国。当时这些斯拉夫人大多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

38  安德罗索夫（1803—1841），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莫斯科观察家》的编辑。

39  别林斯基曾猛烈抨击斯拉夫派，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为沙皇专制统治服务，并责备赫尔岑对某些斯拉夫主义者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

40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第一篇于1836年发表在莫斯科《望远镜》杂志上，它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疯狂镇压，《望远镜》因而被查封，《书简》的其余各篇也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问世。

41  原文是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章，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42  引
自《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

43  维格尔（1786—1856）是大官僚，曾就《哲学书简》进行过密告，赫尔岑认为他的密告是一系列迫害的开始。但据后来的材料证明，沙皇政府早在收到这密告之前，已决定了对恰达耶夫等人的镇压措施。普希金的讽刺诗指他在1823年写的一首诗《摘自致维格尔的信》（《万恶的城市基什尼奥夫》）。

44  纳杰日金（1804—1856），莫斯科大学教授，《望远镜》的发行人和编辑。

45  引自普希金的诗《统帅》。这句话原是形容巴克莱·德托利的。

46  布鲁图（？—公元前509），传说中的罗马共和国创始人，与专制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47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雅典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48  引自普希金的诗《题恰达耶夫画像》。

49  一个粗野的地主。

50  沙皇的将军，曾参与镇压1830至1831年的波兰起义，后来又在波兰担任要职。

51  恰达耶夫常去英吉利俱乐部。有一次，海军大臣缅希科夫走到他面前说：“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您怎么连老朋友也不认识啦？”
“哦，这是您！”恰达耶夫回答，“真的不认识啦。您怎么穿上黑领子啦？以前好像是红的啊？”
“一点不错，您难道不知道，我如今是海军大臣啦。”
“是吗？可我想，您从来连小舢板也不会驾驭呢。”
“不是神仙才能烧陶器的。”缅希科夫回答，有些不高兴。
一位大法官向他叫苦，说他太忙了。
“忙什么呢？”恰达耶夫问。
“真不得了，天天是看不完的公文，案卷。”大法官在离地一俄尺高的地方比画了一下。
“可您实际没有看呢。”
“不，有时候是非看不可的，而且往往需要我提出意见。”
“不过照我看，根本没有这种需要。”恰达耶夫说。——作者注

52  1820年近卫军谢苗诺夫团在彼得堡发生兵变，抗议团长的暴虐行为，后为沙皇所镇压。瓦西里奇科夫（1775—1847），俄国将军，1817至1823年任近卫军司令。

53  指1820年亚历山大一世出国参加“神圣同盟”第二次会议（会议实际上在西里西亚的特罗保举行，史称特罗保会议）。

54  勒布采尔腾（1774—1854），奥地利外交官，当时任驻俄国公使。

55  我们现在已完全清楚，恰达耶夫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可查阅雅库什金的《回忆录》。——作者注
雅库什金（1793—1857），十二月党人，他的一部分回忆录曾发表在《北极星》上。

56  法国传教士。

57  天主教四大修会之一，由13世纪的西班牙教士多明我（多明尼克）创建，主张实行严格的苦修生活。

58  1849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由蒲鲁东主编。谢威（1813—1875）是法国新闻记者和政论家。

59  1846至1878年的罗马教皇。

60  拉梅内（1782—1854），法国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61  龙格（1813—1887），德国神父，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62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63  克拉辛斯基（1812—1859），波兰诗人，浪漫主义作家。

64  沃拉贝尔（1799—1879），1848年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写有《两次复辟的历史》。

65  摩根夫人
（1783—1859），爱尔兰女作家。

66  安德利亚尼（1797—1863），法国革命家，参加过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运动，写有《一个国事犯的回忆录》。

67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著名诗人。

68  英国政治活动家。

69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

70  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作家，反动浪漫主义理论家。

71  利奥（1799—1878），德国反动历史学家。

72  杨恩（1778—1852），德国反动政论家，但在体育运动上有杰出贡献。

73  艾卡茨豪生（1752—1803），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74  霍恩洛厄（1794—1849），德国神秘主义者，研究用魔术治病的“方法”。

75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教皇在重大场合向全体教徒表示祝福的用语。

76  引自《致恰达耶夫》（1818年）。

77  引自《致恰达耶夫》（1824年）。尼古拉是在1826年才正式登基，赫尔岑把这诗的写作时间定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是一个错误。据说，当时有人向赫尔岑指出了这一点，赫尔岑也承认了，但后来并未更正。普希金这诗是在克里米亚游览狄安娜神庙废墟时写的，因此诗中有“另一片废墟”之语。

78  在俄语中“斯拉夫人”与“语言”发音近似，来自同一语源。

79  他曾当着霍米亚科夫的面，对我说：“此外，他们自诩具有语言才能，可是整个民族中只有霍米亚科夫一个人在讲话。”——作者注

80  指恰达耶夫，即赞同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人。恰达耶夫一般被认为倾向西欧派。

81  指1814至1830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82  指法国大资产阶级于1794年7月27日（法国共和历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以前革命民主派专政的时期。

83  18世纪前俄国人戴的一种平顶毛皮帽。

84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的宫殿，建于1487至1491年。在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以前，沙皇便在这里召见大臣，商议国事。

85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早的城市之一，在12、13世纪是一个公国的中心。市民议会是古代罗斯的一种地方机构，大钟是用来召集市民议会的。

86  即伊凡雷帝，曾对俄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87  彼得一世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建立了人头税制度，凡成年男子均得交付人头税，为此进行了户口调查，制定了农奴名册。但户口调查作为建立农奴制度，确定农奴身份的措施，早在这以前已经实行。

88  戈杜诺夫（1551—1605），原为伊凡雷帝的大臣，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经贵族议会选举，成为沙皇。

89  俄国在1649年编订的法律全书，《法典》严格规定了农民的地位，因此一般把1649年作为俄国正式实行农奴制的日期。

90  古代斯拉夫人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为瓦兰人。据说古代诺夫哥罗德人厌烦战乱局面，请瓦兰人去实行统治，这就形成了留里克王朝，它一直存在到1598年。留里克王朝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公国。在蒙古人入侵（1240年）之后，它又逐渐演变成莫斯科大公国，于15至16世纪开始发展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91  公元306至337年的罗马帝国的皇帝。

92  俄国当时边境的河流，在今立陶宛境内。“涅曼河那边”指俄国。

93  写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作者注

94  指英、法两国。下面的“第三者”指俄国。这里谈的即当时英法联合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

95  舍维廖夫（1806—1864），莫斯科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和斯拉夫派理论家，曾与别林斯基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96  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

97  指以基辅为中心的古代俄罗斯，即公元9至12世纪的基辅罗斯。

98  指《莫斯科人》杂志，它出版于1841至1856年。

99  在初版中，“一本优秀作品”之后有“例如《死魂灵》”几个字。《死魂灵》于1842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并立即引起了热烈论争。

100  亚·伊·屠格涅夫（1785—1846），俄国历史学家，与普希金、恰达耶夫等友善，曾游历欧洲各国，收集俄国历史资料。

101  雷卡米耶（1777—1849），法国一个银行家的妻子，她的沙龙曾是巴黎政治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夏多布里昂等名流经常出入其中。

102  瓦恩哈根（1771—1833），德国女作家，她的家在19世纪初期成为柏林的文学沙龙，海涅等人经常在那里露面。

103  康格里夫（1772—1828），英国将军，烧夷弹的发明者。

104  拉林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地主，法穆索夫是《聪明误》中的官员和贵族。

105  连斯基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恰茨基是《聪明误》中一个进步的贵族青年。

106  休谟（1711—1776），英国重要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

107  格林（1723—1807），德国文学家及外交家。

108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

109  路易十五的孙子（1755—1824），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国王，称路易十八。

110  路易十六的妻子（1755—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111  《费加罗的婚礼》的女主人公。

112  斯塔尔夫人
（1766—1817），法国著名女作家，她的家曾成为巴黎的文学沙龙。

113  德尔芬·盖（1804—1855），法国女作家。

114  指普希金的小悲剧《石客》中的石客，这里是指革命。

115  即1804至1814年拿破仑称帝时期。

116  法国贝里省的诺昂是乔治·桑的家乡。

117  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都是《死魂灵》中的地主。

118  莫斯科的贵族，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常在他家的晚会上展开辩论。

119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母亲，1830至1840年莫斯科文学沙龙的主持人。

120  俄国古代民间壮士歌中的英雄，农民之子，体现了勇敢、纯朴等美德。

121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

122  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3—前375），古希腊所谓“智者派”的代表之一，奴隶制民主派政治家，诡辩学家。

123  指前面否定理性的结论，这是斯拉夫派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西方教会是理性的，东方教会是直觉的，非理性的，欧洲文明是在西方教会的精神中发展的，而俄罗斯民族是在东方教会的传统中成长的，因此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吸收西欧文明的道路是错误的，俄国必须回到它原来的东方传统中去。

124  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刊物。

125  诺维科夫（1744—1818），俄国讽刺作家，发行过《雄蜂》《画家》等杂志，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形成发生过较大影响。

126  《朝霞》是183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文集，但这里讲的与事实略有出入，《朝霞》并未被查禁，而《欧罗巴人》出版于1832年。

127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摘自歌德》（《山顶》）。

128  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古罗马的护民官，曾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英勇斗争，以身殉职。他的弟弟盖约继承了他的事业。因此历史上一般把他们并称作“格拉古兄弟”。

129  里恩佐（1313—1354），中世纪罗马政治家，曾为统一意大利与封建主进行艰苦的斗争。

130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131  指莫斯科大学教授佩乔林。

132  1824至1830年的法国国王。

133  指1828至1829年的俄土战争。

134  哈克斯特豪生（1792—1866），德国经济学家，1843年在俄国游历，并写了论俄国土地使用制度的书。

135  见《警钟》第90期。——作者注

136  《圣经》中记载的与犹太人对立的古代民族；“非利士人”又有市侩、庸人等意义。

137  这二人都是当时的反动文人，著名的杂志编辑。

138  1594至1610年的法国国王，也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当时法国正处在胡格诺战争之后，国内民生凋敝，矛盾重重，亨利四世不得不全力整顿，使它摆脱危机。

139  写于1855年。——作者注（这年尼古拉一世去世，亚历山大二世登基。）

140  卡切诺夫斯基对俄国历史持怀疑主义态度，因此作者这么说。

141  海雷恩（1760—1840），德国历史学家，著有《论古代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联系及贸易》。这里指波戈金关于该书的讲演录。

142  指波戈金翻译的歌德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143  福尔斯特（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曾随同英国著名航海家库克船长作环球航行。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因此在1793年又曾代表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到巴黎活动，后来德国革命失败，他便留在巴黎。

144  夏威夷群岛的旧称。后面的塔希提岛也是太平洋中的岛屿。

145  法国1793年的宪法规定法国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146  凯纳甲湖在今保加利亚。1768至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两国在此签订凯纳甲湖条约，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147  指俄国诗人亚济科夫（1803—1846），他年轻时曾是普希金、雷列耶夫等的朋友，享有一定声誉，后来倾向斯拉夫主义，攻击西欧派。他与霍米亚科夫是姻亲。

148  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因普希金的讽刺诗从反面名噪一时”的维格尔。

149  米什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150  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1826年被流放，后赦回。他的妻是专写宗教性作品的女作家，《论圣洁少女之乳汁》系指她的《圣母传》。

151  涅斯托尔（约1056—1113），基辅山洞隐修院修士，俄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

152  指《莫斯科人》上不断刊载的关于俄罗斯古代史的材料，以及但丁的《神曲》等。

153  1840至184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它完全站在官方立场上攻击一切进步事物。

154  指《现代人》。《现代人》于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普希金死后由于编辑不善，每况愈下，读者寥寥。1847年在别林斯基的支持下，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接办了这杂志。

155  这里“税吏”和“罪人”指普通人和小人物，出自《圣经》。

156  康·卡韦林的文章和尤·萨马林的答复。关于此事，见《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作者注
康·卡韦林是当时的自由派政论家，1847年在《现代人》上撰文攻击斯拉夫派。萨马林随即在《莫斯科人》上进行反击。

157  出自《圣经》的故事：雅各之兄以扫因腹饥难忍，向雅各索取红豆汤吃，雅各乘机索取长子权。以扫即以长子权卖给雅各，换了红豆汤，见《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158  引自席勒的诗《山地射手》。

159  见1861年1月15日《警钟》。——作者注

第三十一章

父亲的去世——遗产——分产——两位外甥

1845年底起，我父亲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他衰老了，自从参政官死后，这特别明显。参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规律，是猝然发生的，差点没倒在马车上。1839年的一个晚上，他照例在我父亲这儿闲坐；他刚从一个农业学校出来，身边带着一件农业机器的模型，据我看，他对使用这机器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到了十一点钟，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点东西，喝一杯红葡萄酒。这天他不想喝，对我的老朋友卡洛说，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卡洛帮他脱了衣服，把蜡烛放在床头，便离开了房间。他刚回到自己屋里，脱下燕尾服，参政官打铃了，卡洛赶到，老头儿已躺在床边死了。

这件事使我父亲极为震动和害怕，他的孤独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临到他的头上：三位兄长已相继去世。他变得更加忧郁，虽然照旧掩饰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我故意说“肌肉”，因为他的头脑和神经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脸上开始出现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没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对我说：

“只要剥下这层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他的声音变轻了，讲话慢条斯理，但头脑、记忆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样，依然喜欢冷嘲热讽，总是对一切不满，火气大，任性。

他死前十来天，一个老朋友问他：“战后我国在都灵的代办是谁，您记得吗？您在国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谢韦林1 。”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脸颊烧得红红的，这是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他心情烦躁，抱怨不能起床；后来吩咐给他贴水蛭，进行这手术时，他照旧讲些讥刺的话。

“哦！你在这里。”他说，仿佛我刚才进屋。“亲爱的朋友，你还是上哪儿散散心吧，这个场面太没趣味——看一个人怎么土崩瓦解，这不能给你什么快乐！喂，你先给小厮十戈比酒钱。”

我在口袋里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银币，我想给他，病人看到了，说道：

“你真叫人不喜欢；我对你说：十戈比。”

“我没有十戈比的钱。”

“把写字台上我的钱袋拿来。”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十戈比硬币。

我父亲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来了，老人不再说话。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个话题，就说他刚从总督那儿来。病人一听这话，就像敬礼似的把手指伸到黑丝绒软帽边上碰了一下。我研究过他的每一个动作，因此马上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戈洛赫瓦斯托夫应该说“刚从谢尔巴托夫2 那边来”。

“您想想，多么奇怪，”外甥继续道，“他发现了结石病。”

“总督发现生了结石病，这有什么奇怪的？”病人慢吞吞地问。

“怎么不奇怪，舅父，他七十多岁啦，才第一次发现有结石病。”

“那我呢，我虽然不是总督，但也多么奇怪，我七十六岁啦，才第一次快要死了。”

他确实感到了情况严重，正因为如此，他的讽刺带有阴森可怕的气息，让人听了觉得既好笑，又有些毛骨悚然。他的听差总是晚上向他报告家中一切琐事，一天对他说，运水的马颈轭坏了，得买新的。

“你真古怪，”父亲回答道，“人家快死了，你却跟他谈颈轭。再等一两天吧，等你把我抬进客厅，放在桌上，那时再向他（他指指我）报告，他不单会让你买颈轭，还会让你买根本不必要的马鞍和缰绳呢。”

5月5日，他的热度升高了，脸也变得更瘦更黑了，显然，老人体内的虚火正在消耗他的精力。他讲话极少，但神志完全清醒；早晨他要喝点咖啡和肉汤……还常常吃些鸡汁什么的。到傍晚，他叫我去，说道：

“完了。”一边把手像军刀或镰刀那么在被上一挥。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烫的。他想说什么，开了个头……但什么也没说，最后道：

“唉，可你知道。”于是转脸瞧着站在床的另一边的格·伊3 。

“真难受。”他对他说，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亲那时的代理人，他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亲的信任。他俯下身子对病人说道：

“您直到现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证明是无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该换一种药呢？”

“换什么药？”病人问。

“您看要不要请神父？”

“啊，”老人说，回头对我道，“我还以为格·伊真的要劝我换一种药呢。”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这应该是昏迷。一夜中，疾病惊人地恶化了，弥留的时刻已到，我在九时派人骑马去请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点半，病人要求穿衣。他脚既站不稳，手也拿不动什么，但立刻发现，扣紧裤子的银扣环少了一颗，吩咐立即把它取来。穿好衣服后，他由我们扶着，走进他的书房。那儿有舒适的大安乐椅和狭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让他坐在卧榻上。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话，但过了四五分钟，他睁开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却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舅父，我正好在这儿附近，”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因此拐进屋里看看您的病好些没有。”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说：“你骗不了我，亲爱的朋友。”然后他要他的烟盒，我把它递给他，打开了盒盖，但他不论怎么使劲仍合不拢手指，抓不起一撮烟末。这仿佛使他很吃惊，他向周围瞧了瞧，这时乌云又遮没了他的头脑，他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接着问道：

“喂，那种用管子通过水吸烟的家伙叫什么啊？”

“水烟筒。”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对，对……我的水烟筒。”但没能说完。

这时，神父已带着圣餐恭候在门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声问病人，愿不愿接待神父；老人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克柳恰廖夫打开门，神父走进屋子……我的父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但神父拖长的话音，尤其是神香的气味，惊醒了他，他画了个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们退到后面。

仪式结束后，病人看见利文塔尔大夫在认真写药方。

“您在写什么？”他问。

“给您开药方。”

“什么药方，是麝香还是什么？您怎么不害羞，您还不如开些鸦片，好让我死得舒服一些……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还能说得连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抬起垂死的他，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把我移近桌子。”

我们把他推到桌边。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这是谁？”他问，指指马·卡4 。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

这个打击对老人是沉重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爱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个。他是在他眼睛下长大的，全家都宠爱他，我父亲还极其信任他，经常把他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可现在，这位“伊丽莎白姐姐的儿子米佳”5 突然反叛了，拒绝服从他的安排，公然发表不同意见，这简直成了第二个“化学家”，在那儿用硝酸熏坏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亲发出讥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亲虽然很生气，照例不露一点声色，只是避免谈到这位外甥，但显然变得更加忧郁和烦躁，牢骚也更多了，动不动便说，在这个“一切亲族关系分崩离析的可怕时代，尊敬长辈的古风旧习早已荡然无存，与那个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指的应该就是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一切伦理道德的代表的那个时代！

这场争执开始时，我在索科洛沃，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来找我了。这个大书呆子和形式主义者用文雅准确的语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我听，还说正为这事他才急于见到我，让我知道真相，免得听信别人的谣言。

“我不是白叫亚历山大的，”我跟他开玩笑道，“这个戈尔迪乌斯结我一下子就能给您解开6 。不论怎样，您必须和解，为了消灭争执的根源，我可以老实告诉您，我绝对不想要波克罗夫村，单单那儿的林场已足够抵偿特维尔的领地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更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只消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道理。我与他分开时没有一点疙瘩。

过了几天，父亲在晚上自己谈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照他的习惯，他对某人不满时，总把这人说得一无是处。从我十岁起就被指定为我的学习榜样的这个理想人物，这个模范儿子，这个标准兄长，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外甥，这个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个衣冠楚楚、从来连领结也打得不大不小的绅士，现在忽然被移到了照相底片上，亮的变了暗的，白的变了黑的。

但一下子变为破口大骂，未免太突然，失去了声调上由弱到强，色彩上由浅入深的各种过渡。我父亲是聪明人，不会干这种傻事。

“哦，对了，我一直忘了问你，你回来后，与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他平常是叫他米佳的）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怎么样，这位总监大人好吗？”

“不错，身体很健康。”

“你常与他见面，这很好；这种关系是应该一直保持的。我爱他，也一向爱他，他对这一切也当之无愧。当然，他也有缺点，一些极可笑的小毛病……不过只有上帝才没有缺陷呢。他官运亨通，所以就有些忘乎所以……真的，年纪轻轻，已挂上安娜勋章。再说，他的职务本来如此，监督官呢，到了学校就骂学生，打官腔，高高在上惯了……他训话，学生就得在下面洗耳恭听……于是他以为，跟一切人都可以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不知道你发觉没有，甚至他的声音也变了。我记得，女皇在世时，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7 对传令兵就是用这种刺耳的声音讲话的。说起来好笑，他忽然跑来教训我了。我听了想：如果伊丽莎白姐姐在天上能看到这才好呢！她结婚那天，是我亲手把她交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可现在她的儿子却对我嚷嚷：‘对，舅父，如果这样，您不如找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8 ，不要再来麻烦我。’你知道，我一条腿已经跨进棺材，要操心一大堆事，又有病，真是多灾多难的约伯9 。可他当着我的面吵吵闹闹……这是什么世道啊！我知道，他训人训惯了……他什么也不想干，光爱在家里发号施令，跟村吏和管马厩的耍威风。至于他手下那班小公务员，见了他总是大人长大人短的！这就把他弄迷糊了……”

总之，正如路易-菲力普的画像那样10 ，面貌的逐步改变，使衰弱的老人终于变成了一只烂梨子。“模范的米佳”也逐步被改变色调，最后简直成了卡尔图什或谢米亚卡11 。

等我父亲的画笔完成这一幅变形图的杰作之后，我把我与戈洛赫瓦斯托夫的谈话全部告诉了他。他仔细听完，皱紧眉头，然后一边继续不断嗅鼻烟，一边明确地对我说：

“很好，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你决心放弃波克罗夫村，就可以把我难倒了……我不会恳求任何人，向他打躬作揖：‘请收下我的庄园吧’，对你也不会。有人会要它的。大家反对我的计划，这叫我讨厌，我可以把一切捐给医院，病人会记住我的好处。不仅米佳，终于连你也要来教训我怎样支配我的家产了，可是薇拉12 给你在木盆里洗澡的日子还不久呢，是吗？不成，我疲倦了，该告退了；我自己也得进医院啦。”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翌日上午十一点钟，父亲派听差来叫我，这是极少有的，通常我在午餐前去见他，如果不与他一起吃饭，就在喝茶时跟他见面。

我进屋时，老人坐在书桌前，戴着眼镜，正在看什么文件。

“到这儿来，对，如果你可以分给我个把钟头时间……你就在这儿帮我整理一下各种字条。我知道你很忙，老是在做文章——文学家呢……有一次我在《祖国邮报》13 上看见过你的大作，可惜一点看不懂，满篇深奥的术语。文学现在也变样了……从前写作的是杰尔查文，德米特里耶夫，现在是你了……还有我的表侄奥加辽夫。虽然，老实说，坐在家里写些小玩意儿，比整天在外乱跑，上雅尔饭店喝香槟好一些。”

我听着，怎么也不明白，蒙他这么关照的原因是什么。

“坐到这儿来，看看这份东西，讲一下你的意见。”

这是遗嘱和几份附件。从他的观点看，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大信任。

人的心理状态是奇怪的。在阅读和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件事：首先，他希望与戈洛赫瓦斯托夫和解，其次，他非常赞许我放弃领地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从这时，即1845年10月起，直至去世，他不仅在一切场合表现了对我的信任，而且不时还跟我商量，有两三回甚至照我的意见办事。

如果谁昨天偷听过我们的谈话，他不知会怎么想？关于波克罗夫村的事，我父亲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记载没有改变他一个字。

遗嘱的主要部分是简单明了的：全部不动产由戈洛赫瓦斯托夫继承，全部动产、资金和我母亲的几幢房屋，归哥哥和我两人平分。然而那些附件写在没有编号的各种纸张上，一点也不明确。他要我们，特别是要戈洛赫瓦斯托夫担当的责任，实在是非常棘手的。它们互相矛盾，而且意义含糊不清，这往往会引起荒谬的争吵和诉讼。

例如，其中一张写道：“一切仆役，凡曾为余作过辛勤而忠诚之服役者，余一概允其获得自由，并托付尔等发给与其功劳相当之赏金。”

一份附件说，砖石旧宅归格·伊所有，另一份又把这屋子给了别人，只是指定给格·伊一笔钱，但根本没提到这笔钱是代替房屋的。根据一份附录，我的父亲留给一位亲戚一万银卢布，可是根据另一份附录，他分了一小块领地给那位亲戚的姐妹，要她付一万银卢布给她的弟兄。

应该指出，这些安排有一半我从前听他讲过，而且听到的不仅我一人。例如，他曾多次当我面谈到格·伊的房子，甚至还劝他搬进那儿居住。

我向父亲提议，请戈洛赫瓦斯托夫负责，与格·伊一起把这些附件归纳成一张总清单。

“当然，”他说，“米佳可以帮助我，可是他太忙呢。你知道，这些当官的……他哪有心思管我这个快死的舅父——他忙着视察学校呢。”

“他一定会接受的，”我说，“这件事与他关系太密切了。”

“我总是欢迎他光临的。只是我的头脑有时不太好，不能处理事情。米佳说话太啰唆，他一讲，我就累了，脑子都给他弄昏了。最好你先把这些文件拿给他，让他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边上。”

过了两天，戈洛赫瓦斯托夫亲自来了。这个大形式主义者，对文件的混乱比我更加吃惊；作为古代语文学家，他这么概括他的意见：“亲爱的，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嘱呢。”14 我的父亲碰到这类情况，照例加倍装起病来，旁敲侧击地讽刺了外甥一番，然后拥抱了他，把脸贴在他脸上，弄得外甥很感动，于是家族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15 便正式签订了。

我们尽一切力量劝老人重新编订他的附件，综合成一份清单。他要自己动手，以致这事拖了六个月才完成。

财产分好后，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该解放，谁不该解放？至于赏金，我曾要求父亲指定数目，经过再三商讨，他定为三千银卢布。戈洛赫瓦斯托夫宣称，这屋里的仆人都是谁，工作怎样，他一概不知道，只得让我来遴选。我先把家中所有的仆役全部开列清单。哪知消息一传开，所有老几辈的仆人统统从四面八方赶来找我，他们当中男的下巴颏上留着没剃光的灰白胡髭，秃头，衣服破破烂烂，脑袋有气无力地摇晃着，手哆哆嗦嗦（这是二三十年酗酒的结果）；女的满脸皱纹，戴着阔皱边的包发帽。这些与我素昧平生的教子教女，他们的存在，我简直毫无印象。有些我根本没见过，有些想起来像做梦一样。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确实知道从未在我家做过事，只是常年靠身份证在各地揽活干，还有些人在这儿帮过工，可不是在我家，是在参政官家，或者早已在村子里定居了。如果这些行走不便的老头儿，变得干瘪瘦小、皮肤发黑的老太婆，想要解放证，那还好办；但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打算在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老爷这儿住到去见上帝呢，何况他们每人几乎都有一大群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我再三考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统统发给了他们证书。戈洛赫瓦斯托夫很清楚，这些不相识的人有一半从未帮我家干过事，但看了我的单子，吩咐全部照发解放证。我们签发证件的时候，他用手指搔搔头发，对我笑道：

“我看，我们恐怕把别家的人也放走了几个。”

戈洛赫瓦斯托夫也可算得是一种怪物，正如我父亲家所有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小姐姐嫁给了一位年老而非常富裕的俄国贵族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戈洛赫瓦斯托夫家是古老的世袭贵族，从伊凡雷帝时起就在俄国历史上不时出现；在冒名为王者季米特里和帝位虚悬时期16 ，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修士阿夫拉米·帕利岑17 在谈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被围的历史时，对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一位祖先作了不够谨慎的叙述，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后来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18 进行反驳。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为人阴沉，吝啬，但非常正直，能干。我们已看到，1812年他曾连累我父亲未能逃离莫斯科，后来又因中风死在乡下。

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跟着母亲住在特维尔大道的大公馆里，当年就是它的起火曾使老人大吃一惊19 。有些严峻、吝啬和沉闷的性格从老人开始，一直传了下来。这个家中笼罩着一种深思、高傲和枯燥的气氛，他们表面上彬彬有礼，谦恭好客，又处处保持着自己的优越感，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非常讨厌的。那些陈设富丽的大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太安静了。女儿总是默默坐着做活计；母亲通常躺在沙发上，她还保持着一些青年时代留下的美貌，年纪也还不太大，大约四十五六岁，但已开始生病。两人偶然交谈几句，声音拖得很长，与当时莫斯科一般夫人小姐们说话一样。十八岁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已像四十岁的男子。弟弟比他活泼一些，但几乎从来不待在家里……

……所有这些人都去世了……不过我还记得，当年那位母亲曾郑重其事地把一匹马和一辆车交给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个人使用。当过他们的家庭教师的马尔沙尔，继布绍之后教过我课，这人是不错的，我的《谁之罪》中的约瑟夫20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不论你怎么回避，怎么掩盖，怎么巧妙地解释生命、死亡、命运这些激动人心的问题，它们还是会带着坟头的十字架，带着死人脸上那龇牙咧嘴的、不合时宜的笑面对我们！

不过仔细思忖一下，你自己也会发觉，这是不能不笑的。就拿这两位弟兄的命运来说吧——想起他们，叫人纳闷的事太多了！

尽管他们从小在同一间屋子长大，有同一个家庭教师，同样一些老师，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却截然相反，与他们相比，我父亲和参政官之间的不同简直算不得什么。

哥哥是淡黄头发，皮肤略带不列颠人的浅棕色，眼睛是浅灰的，不时眯成一条缝，说明他的内心毫无风波。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外表日益表现出充分的自尊心，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这时他不仅眯缝眼睛，连那外形相当动人的、与众不同的鼻孔也皱紧了。他的头发总有些卷曲，梳得整整齐齐；每逢讲话，他就用左手的中指搔鬓角，同时嘴边也总是露出一抹殷勤的微笑，这种笑来自他的母亲和拉姆皮21 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画像。他的面庞端正，体格匀称，身材相当高，举动仔细稳重，脖子上的领结“从来不大不小”，这一切赋予他一种庄重的美；这是婚礼中的主婚人，名誉见证人，给优秀学生发奖状的授奖人，或者至少是前来祝贺圣诞节或新年的客人。但是对平时的日常生活而言，他未免打扮得太整齐了。

他的一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的道德和成就也使他当之无愧。马尔沙尔为他的弟弟费尽心思，但对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却赞美不止，绝对相信他的法文句法正确无误。确实，他讲的法语没有一丝差错，连法国人也自叹不如（大概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熟知法语语法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十四岁时，他已不仅参与管理庄园，而且为了练习文笔，还能把赫拉斯科夫22 的《俄罗斯颂》全部翻译成法语散文。他的老父在九泉之下如果得知此事，一定会比“密安得河上的天鹅”更加高兴。但戈洛赫瓦斯托夫不仅法语和德语讲得准确，不仅精通拉丁文，还讲得一口流利正确的俄语。

马尔沙尔认为他是模范学生，他的母亲也认为他是模范儿子，他的舅父认为他是模范外甥，当他被派到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23 手下任职时，公爵又认为他是模范官员。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切确实都是真的。奇怪的只是他……总使人感到缺少一点什么。他聪明，能干，博闻强记——那么还缺少什么呢？

这种个性，这种“圆滑”的智慧，这种清醒灵敏（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内）的头脑，我后来也屡次遇到。他们的议论四平八稳，不会越出规范一步，他们的行动更加稳健，从不离开平坦的大道；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的真正的当代人。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最好能讲一些别的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最好能干一些别的事。他们通常是合乎道德的，但邪恶的力量在你耳边说道：“不过他们敢于违反道德吗？”德国人会把他们称为“理性的人”；这是英国的辉格党人（他们今天的天才和杰出代表是麦考莱24 ，从前是瓦尔特·司各特），这是道敦街隐士25 的实用哲学和魏斯26 的哲学理论的产物。这些先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符合分寸的，合乎时宜的；他们循规蹈矩，爱好德行，回避罪恶；他们的言行举止带有夏天既不下雨又无太阳的阴霾日子的某种魅力，至于他们缺少的，那是无关紧要，不值一提的，正如尼基塔沙皇的公主们一样……他

也缺少那个，27

而缺少了那个，其余一切就不足称道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弟弟生来瘸腿，单单这一点已使他无从效法哥哥的古典式姿态和凡尔赛步法。而且他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又大又黑，从来不会眯成一条缝。这年轻力壮的漂亮外表便是他的一切；内心蕴藏的则是不受约束的情欲和杂乱无章的观念。我的父亲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每逢对他特别不满的时候便说：

“造化对人的捉弄真是有趣，你瞧，尼古拉的肩膀上，”于是老人耸耸自己的肩膀，“却生了一个波斯国王的脑瓜！”

他的哥哥一生可说一分钟也闲不住，总是在做着什么，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一生却绝对什么也不干。年轻时他不读书；到了二十三岁，他已结婚，而且结婚的方式非常别致，那是私奔。他爱上的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穷姑娘，她具有格勒兹式28 的迷人脸型，可爱得像最精美的塞夫尔瓷像29 。他要求母亲允许他与她结婚，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母亲充满贵族的偏见，认为她的儿子至少应娶一位鲁缅采夫或奥尔洛夫家30 的小姐做妻子，还得有沃罗涅日或梁赞省的一大片领地做嫁妆才成，她当然不同意。但不论哥哥怎样劝他，舅父和姑母们怎样开导他，少女的一对秋波还是占了上风。我们的维特看到无法改变亲人们的意志，就在一天夜间，把他的首饰匣和几件衣服，还有他的听差亚历山大，从窗口挂到地上，随后自己也爬出了窗口，让房门从里边倒锁着。第二天午后家人把门打开时，他已完成了结婚手续。这件秘密婚事使他的母亲气得一病不起，就此死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门当户对的礼教祭台。

在他们家里，从大瘟疫和普加乔夫时期起，就住着一位奥尔斯克要塞守备官的寡妻，这个老官太太耳朵聋了，嘴唇上生着一些胡髭，喜欢唠叨。那次惊人的出走，后来成了她与我闲谈的话题，她讲完后总要发一通议论：“少爷，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小的时候，我就看他不会有一点出息，总是伊丽莎白太太的累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十二岁那年跑来对我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快到窗口来看，您瞧，咱们的奶牛变得这样儿！’我到窗口一瞧，把我吓了一跳。少爷，原来几条狗把牛尾巴咬断了，可怜的牛，它从此就没了尾巴……这是蒂罗尔种牛呢……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你看到你妈妈的奶牛，你们的家私遭殃，还乐得这样，你怎么会有出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成不了材。”

从奶牛丢失尾巴得到的神奇启示，不久就应验了。哥儿俩分了家，小的花天酒地过日子。

大家记得，贺加斯31 有一组画，对勤劳和懒惰的生活作了对照。勤劳者在教堂做祈祷，懒汉却在玩骨牌，勤劳者在家庭中读道德教条，懒汉却在喝酒等等。这对比正是我们的哥儿俩的写照，只是社会地位不同罢了。贺加斯的画中，一个人物从盗窃开始，最后走上绞刑架，另一个一生从不寻欢作乐，最后是判处了朋友死刑。盗窃不是他的本性，不能怪他，只能怪他没有一个像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那样的妈妈，给他在卡卢加省留下两千农奴和五十万现款。否则他就不会想方设法去干那种事，因为盗窃终究不是休息，倒是很不愉快的、非常危险的一种活动。

两兄弟分开后，就不遗余力地各干各的了。一个拼命想扩大家产，另一个则拼命挥霍。我不知道，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夜以继日的努力，有没有使他的财产增加一百卢布，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十年之后却确实欠了一百多万债。

母亲死后不久，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安置了妹妹，即替她找了一个婆家，便上巴黎和伦敦游历去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则在莫斯科大显身手，舞会、酒宴、剧场成了他的生活中心。他的家从早上起就挤满了来吃精美早餐的酒肉朋友，美酒鉴赏家，青年舞蹈家，有趣的法国人和近卫军军官；那里整天酒筵不断，歌声不绝；他手面之阔绰有时竟超过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名流德·弗·戈利岑公爵和尤苏波夫王爵。

这时，独身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循规蹈矩地游历了欧洲，学会了英国的一切回国了。他脑袋里装着德文郡的农场和康沃尔郡的养马场，背后跟着英国驯马师，两头爪上长膜的、呆头呆脑的长毛纯种大纽芬兰狗。同时，播种机和簸谷机，不同寻常的犁和各种农业生产上的时新花样，也跟着他远渡重洋到了俄国。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忙着推行不适合我国土壤的四区轮作制，在东正教的牧场上种植三叶草，忙着给俄国父母生的马驹灌输英国式教育，忙着研究泰耶尔32 的农艺学，而就在这时，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却干了一件我认为是他一生最坏最蠢的事：他不爱自己的太太了。仿佛他觉得舞会和酒宴还不足以使他尽早破产，他又养了一个唱戏的舞女，但毫无疑问，这个女人就连给他的太太系紧身胸衣的带子也不配。从这时起，一切便急转直下：他的家产被查封了，他的妻子哭哭啼啼，担心自己的命运，也担心孩子们的前途，最后着了凉，几天后便死了，这个家也完了。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看到这情形，怕自己的家产也落进弟弟的债务人手中，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结婚。他小心翼翼，挑选了一位聪明能干的妻子；他的婚姻与狂热的爱情无关，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好让祖宗留下的家业后继有人，不致落入外人手中。

哥哥的结婚使弟弟大为伤心。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看来，他们是注定要在婚姻大事上弄得彼此大吃一惊的。为了消愁解闷，他就加倍饮酒作乐。这种事不论进度如何缓慢，最后总要达到拍卖家产的地步。我想，弟弟的破产，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是不会关心的，不过这里也涉及家族的体面，因此，他在两位舅父的支持下开始挽救弟弟了。他们先是收买各种过期票据，每卢布给四十戈比，就是说要把一大笔钱丢在水里，而且后来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期票太多了。这方面有个小插曲给我印象很深。分家时，母亲的钻石首饰分给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后他把它们也抵押了。看到装饰过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尊贵玉体的钻石，竟然要出售给商人的老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觉得不忍心，便向弟弟指出，他的行为荒谬绝伦；弟弟哭了，发誓改过自新。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给了他一张自己的支票，让他向高利贷者赎回钻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要求把钻石交给哥哥保管，将来作为他的唯一遗产留给他的女儿。他赎回了钻石，预备拿给哥哥，但大概走到半路，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没有去找哥哥，却找了另一个高利贷者，把它们重新抵押了。要是不知道当时参政官如何惊讶，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如何烦恼，我的父亲如何大发议论，也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件高度喜剧性的故事觉得如此好笑。

最后，一切办法都用尽了，庄园出售了，住宅也在等待买主，仆人遣散了，钻石也没有再度赎回，于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吩咐砍伐莫斯科的花园，把木材拿来生炉子，但这时，那使他快活了一辈子的美好命运又一次搭救了他。他到别墅拜访一位堂兄，与他出外散步，正讲得起劲，蓦地站住，用手摸摸脑袋，倒在地上死了。

勤奋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像辛辛纳图斯33 一样丢下耕犁去管理莫斯科的学校共和国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尼古拉皇上认为，皮萨列夫少将要大学生剪短头发已剪得差不多了，要他们扣上制服纽扣也很有成绩了，现在可以取消军事管理，把大学交给文官统治了。在从莫斯科返回彼得堡的路上，他任命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34 为学区总监——根据什么理由，这很难说，可能他自己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除非他是为了表示，学区总监这个官职根本没有必要。戈利岑当时在皇上身边，由于不惯车马劳顿，早已给颠得半死不活，听到这项任命，更加魂不附体，马上辞谢。但在这种场合，跟尼古拉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的固执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就像孕妇自恃肚子大，可以随心所欲地支使别人一样。

弗龙琴科35 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时，跪在尼古拉面前恳求，说他不能胜任。尼古拉意味深长地回答他道：

“这都是废话；我以前也没治理过国家，可现在学会了——你也可以学会的。”

弗龙琴科不得不当了大臣，这使小市民街上那些“不受保护的女人”大为高兴，在自己的窗前张灯结彩，大叫：“我们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当上大臣了！”36

车子又跑了一百来俄里，戈利岑更加疲倦了，决定再找皇上商量一下；他说，除非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能帮助他开导大学中的莘莘学子，否则他不敢从命。又过了五十俄里，皇上命令他自己物色助手。这样，他们顺利地抵达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休息了个把月，戈利岑悄悄地到了莫斯科，开始物色副手。他在大学里本来有个助手，那就是高得异乎寻常，除了他的兄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的鼓手长，谁也不能相比的亚·帕宁伯爵；但他实在太高了，矮小的老人不敢挑选他。在莫斯科找来找去，戈利岑的目光落到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身上。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是最理想的人选。凡是最高当局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具备的优点，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全部都有；而它不喜欢的缺点，他一个也没有。他学问渊博，出身贵族世家，富裕，懂得农艺学，不仅没有“荒唐的思想”，而且一生品行端正。他从未闹过一次桃色纠纷，从未与人决斗，出了娘胎就没有玩过牌，没有酗过酒，每逢星期日照例做礼拜，不仅做礼拜，而且是上戈利岑公爵家的教堂做礼拜。此外还得加上他那流利的法语，稳重的举止，而他唯一的癖好却是无关紧要的，那就是养马。

戈利岑刚考虑定夺，尼古拉又风驰电掣般飞到了莫斯科。戈利岑趁他还没首途前往图拉的时候，赶紧向他引见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后者从皇帝那儿出来时已成了学区副总监。

自这时起，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显然开始发胖了，他的外表更加威严，讲话也比以前更多鼻音，穿的燕尾服也显得大了一些，虽然还没挂上宝星勋章，但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在他奉命管理大学之前，我与他相当接近，只是年龄不同造成一些差距（他比我大十六岁）。但这以后，我们几乎闹翻了，最低限度，接连十年之久彼此抱着不友好的冷漠态度。

这里毫无个人原因。他对我始终客客气气，既不表示不必要的亲热，也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我父亲从自己的愿望出发，竭力要我们接近，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却恰好使我们彼此敌视。

他经常向我说明，参政官和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是我天然的保护人，我理应依靠他们，重视这两位亲戚的照顾。另外他又说，理所当然，他们对我表示的一切关心主要是由于他，不是由于我。对于参政官，我几乎已养成习惯，一向像对父亲一样对待他，区别只是我不怕他，因此在这方面父亲的话毫无意义，但它们却使我与戈洛赫瓦斯托夫疏远了，要不是他立身处世总保持着一定分寸，我们早已决裂。

这些话我父亲不是在烦恼的时候，而是在心情舒畅的时候讲的。他这么说是因为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寻求庇护是一种风气，下属绝不敢因为上司称他“你”而生气，所有的人都得公开寻找主子和保护人。

当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给派来管理大学的时候，我的想法正好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一样，认为这对学校大有益处；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戈洛赫瓦斯托夫当时当了省长或总检察官，完全可以相信，他会比许多省长和总检察官好一些。但管大学对他完全不合适；他把他那冷漠的形式主义，那种学究习气，用到了管理大学生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上；他的学监作风，那种对课堂教学的干预，哪怕皮萨列夫也没敢大规模推行。更坏的是，帕宁和皮萨列夫只是管头发和纽扣，戈洛赫瓦斯托夫却要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前，尽管他表现了莫斯科狭隘的保守主义倾向，他身上多少保留着一点自由文明的气息，他拥戴法治，反对专制暴政，痛恨贪官污吏。自从跨进大学，他的职务却使他站到了一切压迫措施方面，他认为这对他的官员身份是必要的。我的求学阶段正是政治活动最激烈的时期，我能跟尼古拉这个忠实奴才保持良好关系吗？

他的形式主义，整天道貌岸然、装模作样的姿态，有时使他陷入非常可笑的处境，他又老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自以为是，结果弄得十分尴尬，不能轻易脱身。

作为莫斯科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自然成了设置在那儿的一大障碍，以致后来人们都把书刊文章送往彼得堡审查。莫斯科有个老人米亚斯诺夫喜欢养马，编了一本各种马的血统渊源流变表，为了赢得时间，要求用校样送审，不送原稿，因为他大概还想修订原稿。戈洛赫瓦斯托夫觉得不好办，对他发表了长篇演说，罗列了一大堆可以和不可以的理由，然而最后归结为一点：可以用校样送审，但作者必须保证，书中没有任何反对政府、宗教和道德伦常的言论。

米亚斯诺夫是急性子，脾气暴躁，一听就跳了起来，郑重其事地说道：

“既然这事在于我的保证，那么我必须声明在先：我的书中当然没有片言只语反对政府，也不会违反道德伦常，但是在宗教方面有无抵触，我不能充分肯定。”

“是吗？”戈洛赫瓦斯托夫讶异地说。

“比如说吧， 《主导法典》37 中有一条是这么讲的：‘凡对着瓦罐起誓者，凡编结发辫者，凡出入赛马场者，均应革出教门。’可我在书中常常谈到赛马场，因此我确实不知道……”

“这无关紧要。”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我万分感激，您给我解答了一个疑问。”尖刻的老人一边说，一边鞠躬道谢。

我从第二次流放回来时，戈洛赫瓦斯托夫在大学的地位不如从前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职务已由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接任。斯特罗戈诺夫的观点尽管自相矛盾，不够明确，比前者还是高明得多。他希望提高大学在皇帝眼中的地位，维护它的权利，保障学生不受警察的迫害；他思想开明，作为一个肩上绣着尼古拉一世大名的将军衔侍从武官38 ，作为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继承权的谦恭的拥有者39 ，他的自由主义作风已达到最大限度。我们不应忘记，这是得克服重重困难才办得到的。

“果戈理的《外套》实在太可怕了，”有一次斯特罗戈诺夫对叶·科尔什说，“您想，这个幽灵站在桥上，干脆把我们每个人的外套从肩上剥掉。您得站在我的地位来看这篇小说。”

“我办不到，”科尔什回答，“我不习惯从一个拥有三万农奴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的确，戴着领地继承权和尼古拉花体字这两副有色眼镜，是不容易看清这个世界的；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有时也会越出常轨，变成纯粹的将军衔侍从武官，即脾气乖张暴戾，尤其是当他的胆汁性痔疮发作的时候。但是他的将军气质不够，因此即使这时仍会露出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为了阐明我想谈的问题，我不妨引用一件事例。

有个官费大学生成绩很好，毕业之后被派往外省一所中学当了高年级教师。一次他听说，莫斯科一所中学有了一个与他同一专业的初年级教师的空缺，便跑去找伯爵要求调动。年轻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外省缺少这个条件。不巧得很，斯特罗戈诺夫走出办公室时，脸像教堂的蜡烛一样黄。

“您有什么权利得到这个位子？”他问，眼睛瞧着旁边，一面用手指捻唇髭。

“伯爵，我向您要求这位子是因为现在正好有了空缺。”

“哦，”伯爵打断了他的话，“那么现在我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也出缺了，您也想要求这个位子吗？”

“我不知道这是由您大人管辖的，”年轻人回答，“如果您让我得到大使的职位，我自然万分感激。”

伯爵脸色更黄了，然而客气地把他请进了办公室。

我自己与他的交往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初次会晤便带上了亲密的色彩，它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情调。

一天晚上，在弗拉基米尔，我坐在雷别杰河对岸的家中；突然，一个中学教员穿着制服来找我，他是耶拿大学的博士，德国人，名叫德利奇。德利奇博士对我说，莫斯科的大学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早上来了，派他约我明天上午十点去看他。

“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他，您一定弄错了。”

“这不可能。伯爵还和蔼可亲地向我了解了您在这儿的状况呢。喂，去不去啊？”

我作为俄国人，虽然仍与德利奇争论，仍相信不必多此一举，但第二天还是去了。

阿尔菲耶里40 因为不是俄国人，所以行动与我不同。法军元帅占领佛罗伦萨后，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参加晚会。他回了一封信给元帅：如果这只是私人的邀请，那么他非常感激，但是请元帅原谅，因为他从不上陌生人家中；如果这是命令，那么他知道城内处在戒严状态，晚上八时出门必然被送进监牢。

斯特罗戈诺夫是把我当作从前大学留下的一件古玩，一个流离失所的学生，约我会面的。他不过想见见我，尤其想向我吹嘘一下他在大学实施的改革——人总是难免有这种短处的，哪怕他肩上已有了很厚的穗饰。

他对我很客气，讲了一大堆恭维话，然后迅速扯到了正题上。“可惜您不能上莫斯科，现在您见了大学会不认识了；从建筑和课堂到教授和教学内容，统统都变了”等等。

为了表示我在仔细倾听，不是庸俗的傻瓜，我很谦虚地指出，教学内容之所以改变，大概是因为有许多新的教授从国外回来了。

“这毫无疑问，”伯爵回答，“但此外，领导的精神，统一，您知道，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不过，说句公道话，他那“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给大学带来的利益，确实比泽姆利亚尼卡41 的“正直和秩序”对医院做出的贡献大得多。莫斯科大学应该感谢他的地方不少……但是想起他居然对一个因政治错误而流放异地、接受管制的人，吹嘘他的功绩，还是不能不叫人觉得好笑。本来，一个因政治错误而被流放的人，竟给一位将军衔侍从武官毫无必要地当作座上客，这已经够滑稽了。啊，俄罗斯哟！……外国人看到我们这一切觉得不理解，又何足怪哉！

第二次我在彼得堡遇到他，那正是我流放诺夫哥罗德即将出发的时候。他住在他的弟弟内务大臣的家中。我踏进客厅时，他刚好出来。他穿着白制服裤，佩戴着全部勋章，肩头披了绶带，正要进宫觐见。看到我，他站住了，把我引到一边，详细询问我的案情。他们弟兄俩对我的被无理放逐都感到很气愤。

这是我的妻生病的时候，几天前她刚生了一个男孩，男孩死了。我的眼神和谈吐一定流露了极大的愤怒或烦恼，因为斯特罗戈诺夫突然劝我要以基督的温顺忍受一切考验。

“要知道，”他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只十字架。”

“有时甚至很多呢。”我心里想，望望他胸前那形形色色的十字架，忍不住噗哧笑了。

他觉察到了，脸有些发红。

“您大概在想，”他说，“这个人倒很会说教。不过要知道，一切都要偿还的——至少阿扎伊斯42 是这么想的。”

他不仅说教，还确实与茹科夫斯基一起为我奔走过，但疯狗咬住了我，它是不容易拉开的。

1842年我定居莫斯科后，有时也去拜望斯特罗戈诺夫。他待我不坏，不过也会对我发脾气。这种喜怒变化，我觉得很有趣。当他的自由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大谈书报杂志，称赞大学，总把它与我求学时期它的可怜境况相比较。但是当他的保守主义情绪一来，他就责备我不肯当官，没有勋章，骂我的文章，说我在把大学生引入歧途，骂青年教授，说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使他不得不或者背叛效忠沙皇的誓言，或者撤销他们讲课的权利。

“我知道，这么一来会闹得满城风雨，您首先会骂我是摧残文化的野蛮人。”

我点点头，表示确实如此，并说：

“您永远不会这么干，因此我可以说，您对我的好评，我确实不胜感激。”

“我一定会干的，”斯特罗戈诺夫捻着唇髭嘟哝，脸有些发黄，“您等着瞧吧。”

我们大家知道，他决不会做这一类事，因此对他的周期性恐吓可以置之不问，特别是考虑到他继承的产业，他的官衔和痔疮。

有一次他与我谈话时，忽然信口开河起来，一边骂一切革命活动，一边讲给我听，12月14日那天T43 怎样离开广场，心慌意乱地跑进他父亲的家，不知怎么办好，走到窗边用手指敲玻璃。那时在他家当家庭教师的一个法国女人忍不住了，大声对他说：“真不知羞耻，您的朋友们在广场上流血，您却站在这里，您是这么理解您的义务的吗？”他拿起帽子走了——您想，他上哪儿啦？躲进了奥国大使馆。

“当然，他应该上警察局报告才对。”我说。

“什么？”斯特罗戈诺夫问，吃了一惊，几乎倒退了一步。

“要不，难道您的意见与那个法国女人一样，”我说，收敛了笑容，“认为他应该回到广场上去向尼古拉开枪？”

“瞧您，”斯特罗戈诺夫说，耸耸肩膀，不自觉地瞧了瞧门口，“您的思想方法太不行了，我只是说这些人……当没有建立在信仰上的真正的道德原则时，当他们离开正路时……一切都混乱了。您年纪大些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还没有活到这年纪，但是斯特罗戈诺夫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窘态，虽然时常遭到恰达耶夫的猛烈嘲笑，我却恰恰相反，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

据说，在我们涅瓦河畔的扫罗44 心情最不愉快的时候，在二月革命之后，斯特罗戈诺夫也卷进了漩涡。听说他在新的图书审查委员会中坚决主张查禁我写的一切作品。我觉得，这确实表明他对我另眼相看，因此听到这消息后，我就着手筹建俄文印刷所了。但扫罗比他走得更远。不久他的反动措施就赶上和超过了我们的伯爵，后者不愿当大学的刽子手，辞去了学区总监的职务。但不仅他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戈洛赫瓦斯托夫也辞职了——彼得堡发出的许多疯狂的指示吓坏了他。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官场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他作为真正的莫斯科人，在放下公务重担之后，打算过几年清闲日子，一面管理庄园，一面在精美图书的包围中安享天伦之乐和养马。

在他担任学监的几年中，他的家庭生活是万事如意的，即是说，他的孩子们及时诞生了，他们的牙齿也及时出齐了。他的家产由于合法继承人的出世而得到了保障。此外，还有一件事物成了他一生最后十年中的乐趣和安慰。我这是指“小公牛”，一匹快步马，无论从跑步、美丽、肌肉或蹄子看，它不仅在莫斯科，就是在全俄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小公牛”构成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严肃生活中诗意的一面。他的书斋中挂着“小公牛”的几幅画像，有油画也有水彩画。正如拿破仑的画像有时是瘦瘦的执政官，头发又长又滋润，有时是肥胖的皇帝，额上披着一绺鬈发，跨坐在矮矮的椅子上，有时是废黜后的皇帝，反抄着双手，站在岩石上，周围是汹涌澎湃的海洋；“小公牛”的画像也表现了它光辉的一生中不同的阶段，有时它在马栏中，这是它的少年时期，有时它在原野上，自由自在，戴着小小的笼头，最后，它套上了小巧玲珑的挽具，后面是一辆小巧玲珑的雪橇，站在旁边的车夫戴着丝绒帽子，穿着蓝上衣，大胡髭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跟亚述的公牛神45 差不多。这车夫曾靠“小公牛”赢得过不知多少萨济科夫46 制的锦标杯，现在它们便陈列在客厅的玻璃罩下。

看来，既摆脱了大学的枯燥事务，又拥有雄厚的家私和丰富的收入，拥有两枚宝星勋章和四个孩子，应该可以安享清福，长命百岁了。谁知命运另有安排；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才五十来岁，但退职后不久忽然病了，病情一天天恶化，成了咽喉结核；经过痛苦的折磨之后，他于1849年死了。

谈到这里，我不禁站在这两座坟墓前陷入了沉思，我提到过的那些奇怪的问题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死使两个不同的弟兄变得相同了。他们都从一个默默无声、空虚沉寂的深渊走到了另一个，但他们中间谁较好地享用了这一段历程呢？一个虚掷了光阴，也浪费了家产，但有过芬芳馥郁的蜜月。是的，他是无用的人，但他也没有存心害过任何人。他使自己的孩子贫困无依，这不好，但他们至少受到了教育，而且必然可以从伯父处得到一些接济。何况多少劳动者辛苦了一世，既不能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也不能保障他们的衣食，只得丢下他们，含着悲痛的眼泪与世长辞。路易十六的不幸儿子47 曾引起不少人的感伤叹息，托·卡莱尔48 为了安慰这些人，对他们说道：“的确，一个鞋匠在教育他，即是说他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千千万万贫民和工人的子女，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在接受这样的命运。”

另一个根本不是在生活，他是像神父一样在作日祷，就是说非常认真地在履行某种习惯的仪式，它庄严隆重，但并无意义。他像弟弟一样，从未考虑过为什么要举行这种仪式。如果从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一生中除去两三种爱好——“小公牛”、赛跑马和锦标杯，以及两三个得意的时刻，例如，当他带着“我是首长”的思想走进大学的时候，当他第一次佩上宝星勋章走出房间的时候，当他被带去觐见皇帝的时候，当他陪同殿下参观学校的时候，那么，剩下的只是一片沙漠，一种官样文章式的枯燥无味的人生。不错，他想起他所参与的领导工作的重要性，会感到欣慰；不错，礼节也是一种诗，一种艺术体操，与检阅和舞蹈不相上下；但是比起为了一对迷人的眼睛，与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姐私奔的弟弟来，比起他弟弟在灯红酒绿中度过的一生来，这种诗意又多么贫乏。

最后，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虽然在道德、公务和卫生方面都保持着正直的生活方式和模范的行动，但他既没有获得健康，也没有获得长寿，却像他的弟弟一样突然身亡，不同的只是他死得痛苦得多。49

好，就写到这儿吧！

1  谢韦林（1792—1865），俄国外交家，普希金在阿尔扎玛斯社的朋友。

2  当时的莫斯科总督。

3  指格·伊·克柳恰廖夫，代理赫尔岑家经济事务的人。

4  指马·卡·埃恩（1823—1916），赫尔岑家的友人，1847年随赫尔岑一家一起出国。

5  米佳是德米特里的爱称，他是赫尔岑的姑母伊丽莎白的长子，当时任莫斯科学区副总监，他的父亲就是在1812年去世的那个老戈洛赫瓦斯托夫。

6  戈尔迪乌斯是古代弗里吉亚的国王，他设计了一种结，宣布谁能解开这结就能征服亚洲。后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便用剑把它一下子斩断了。

7  普罗佐罗夫斯基（1732—1809），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的俄军元帅。

8  即赫尔岑的堂兄“化学家”。

9  赫尔岑的父亲经常称自己为“多灾多难的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

10  1834年在法国出现了一组对路易-菲力普的讽刺画，一共四幅，每一幅都对路易-菲力普的相貌略加改变，最后使它变成了一只烂梨，但仍保持着路易-菲力普的特色。

11  卡尔图什（1693—1721）是法国著名的强盗首领，谢米亚卡（1420—1453）是俄国封建主，后来他的名字被用来称呼一切残酷而不公正的法官。

12  即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

13  《祖国纪事》之误。

14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死前没有指定继位人，只是遗言由“最贤良的人”继位，这引起了极大的纷争。

15  坎波福尔米奥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1797年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后，法奥两国在这里签订了和约。

16  伊凡雷帝死后，鲍里斯·戈杜诺夫为了篡位，毒死了王子季米特里。1605年戈杜诺夫死后，便陆续有人自称季米特里王子，在波兰人和哥萨克等的支持下，侵占莫斯科，自立为王。直至1611年，这些人才被肃清，开始了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帝位虚悬时期即指这个时期。

17  17世纪初的俄国修士，写过《波兰人及立陶宛人围攻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记》，记载了该寺院对抗伪季米特里及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18  指帕夫洛维奇写的《谈1608至1610年圣三一大修道院之被围攻及17、18、19世纪历史家们对此事之记述》。

19  见《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一章。——作者注

20  《谁之罪》中当过别尔托夫的家庭教师的瑞士人。

21  奥地利画家。

22  赫拉斯科夫是俄国古典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俄罗斯颂》是他的主要作品，诗中主要描写18世纪两次俄土战争的情况，歌颂爱国精神。下面“密安得河上的天鹅”即引自该诗，密安得河在土耳其境内，即今大门得雷斯河。

23  1820至1843年的莫斯科总督。

24  麦考莱（1800—1859），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辉格党议会领袖，所著《英国史》以文字优美、内容翔实著称。

25  法国作家埃蒂安纳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26  魏斯（1801—1866），德国哲学家，主张一神论思辨哲学，反对黑格尔学派。

27  引自普希金的诗歌《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诗中说，沙皇尼基塔生了四十个女儿，个个都美丽非常，但是“缺少了一点什么”，而这“一点什么”正是不可缺少的。原诗带有戏谑性质，在普希金生前未发表。

28  格勒兹（1725—1805），法国风俗画家及肖像画家，画有许多妇女头像，大多温柔美丽，借以表现资产阶级家庭的动人情景。

29  法国塞夫尔市制造的瓷器，以质地精美闻名。

30  鲁缅采夫和奥尔洛夫是俄国两个著名的贵族世家。

31  贺加斯（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这里是指他的组画《勤劳与懒惰》。

32  泰耶尔（1752—1828），德国农艺学家。

33  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的执政官，后退隐田野，过了十余年，罗马面临了敌人
侵犯的威胁，元老院便派人请他再度出山。据说，使者找到他时，他正在汗流浃背地耕田。他打退敌人，解除罗马的危机后，再度归隐。

34  1830至1835年的莫斯科学区总监，参与过对赫尔岑的审讯。

35  弗龙琴科（1780—1852），1844至1852年的俄国财政大臣。

36  弗龙琴科的名字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这里略有错误。这则轶事是根据当时人的一些记载。“不受保护的女人”即妓女。

37  一部教会法规，来源于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教会法纲要》。13世纪起，俄国编定了它的斯拉夫文节本，称为《主导法典》（直译为《舵手之书》），俄国东正教宗教法庭普遍采用这一法典。

38  尼古拉一世时，将军衔侍从武官的肩章上绣有由尼古拉一世的名字组成的花体字。

39  谢尔盖·斯特罗戈诺夫娶了他的亲戚，另一个斯特罗戈诺夫的独生女儿，因此谢尔盖获得了斯特罗戈诺夫家族全部财产的继承权，而那个斯特罗戈诺夫非常富裕，拥有五万农奴。

40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著名诗人。

41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慈善医院院长，在第三幕第五场中他向钦差大臣说道，在他的医院中，“病人还未走进病房，身体已经好了，主要不是靠医药，而是靠正直与秩序。”

42  阿扎伊斯（1766—1845），法国哲学家，著有《人类命运中的平衡》，认为人的一切遭遇都会得到补偿，取得平衡，有些像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

43  指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在十二月党人中属于温和派的代表，因此并不主张武装起义。尽管这样，后来仍被判处死刑，最后改为终生流放，尼古拉一世死后被赦回。

44  《圣经》中的人物，以色列王，他的统治以残酷专横闻名，后与非利士人作战失败而自杀，见《旧约·撒母耳记》上。“涅瓦河畔的扫罗”指尼古拉一世。

45  公元前14世纪建立的亚述帝国崇奉公牛，在许多宫殿正门上大多有人面公牛浮雕，公牛神背上有翼，脸上有长须，胡须梳理整齐，有条不紊，构成了亚述造型艺术的特点。

46  当时莫斯科的银器工艺师。

47  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他的儿子被交给一个雅各宾派的鞋匠扶养，后来死在狱中。

48  卡莱尔（1795—1881），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

49  我觉得，在谈到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时候，他对我的最后一个行动，我是不应该不提的。我父亲去世后，他欠我四万银卢布。我出国后，这笔账就这么挂着。他临死时，嘱咐家里人，首先应该还我这笔钱，因为我是不会正式向他们讨的。他逝世的消息传来不久，在第二次来信中，他的家属已把这笔钱汇给了我。——作者注

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我问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 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明确我们理论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经察觉了，他们是非常接近我的观点的。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的青年，都竞相阅读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论研究自然的信》，连神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后面这一点，我是从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处听到的，因为菲拉列特向他大发牢骚，威胁要采取精神防卫措施抵制这类有毒的食物。

大约在这同一时候，我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了它们在教会学校学生中获得的成功。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这里谈几句。

我认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神父，他的儿子大约才十七岁，几次来找我要《祖国纪事》。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乎什么也不讲，红了脸，显得手足无措，拿了书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脸聪明而开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后我打破了他那种缺乏自信的稚气，与他谈起了《祖国纪事》。他非常仔细和孜孜不倦地阅读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学论文。他告诉我，高年级学生怎样如饥似渴地读我对各种体系的历史叙述，他们在受到布尔梅斯特和沃尔弗4 的哲学的熏陶之后，读到我这些文章感到多么惊讶。

青年人从此不时来找我，我有充分时间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

“毕业后您打算做什么？”一天我问他。

“出家做教士。”他红着脸回答。

“要是您想当教士，那等待着您的命运，您认真考虑过吗？”

“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从事世俗职业。我会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读书。”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说，“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见坦白告诉您。您的谈吐，您毫不加以掩饰的思想方法，您对我的著作的赞许，加上我对您的命运的真心关怀，以及我的年龄，使我似乎有权对您说这些话。穿上教士的长袍之前，您要郑重考虑。脱下比穿上难得多，可是穿着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说，您学的神学中是否有一条教理是您绝对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视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谎——没有！”

“我知道这样。现在您想想您的未来吧。您这一辈子不得不每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撒谎，背弃真理，而这是违反宗教精神的罪恶，一种明知故犯的、有意识的罪行。您当得成这种两面派吗？您的全部社会存在都将成为弄虚作假。您有何颜面面对诚心祈祷的人，如何用天堂和灵魂不灭来安慰垂死者，如何为人赎免罪过？何况还要您开导分裂派教徒，审问他们！”

“这多可怕！多可怕哟！”青年人说，垂头丧气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来找您是为了告诉您，”他说，“您的话，我再三考虑过了。您完全正确，我不能担当神职。您放心，我宁可当兵也不做教士。”

我与他热烈握手，答应有机会时尽我的力量劝他的父亲。

这样，我也为挽救一个生灵尽了我的责任，至少我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学生的哲学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听了整整一学年比较解剖学。在课堂和解剖室中，我认识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的倾向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是彻底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皇村学校学生都是这种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把皇村学校撵出了美丽的花园5 ，但它仍是培养人才的伟大温床，普希金的遗言，诗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蛮粗暴的打击更强大。6

我要为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皇村学校学生欢呼，这是新的坚强的一代。

就是这些大学青年，怀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主义新天地，以他们朝气蓬勃的清醒意识看出了我是怎么讲的，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里。他们热爱他，但是开始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了7 。他们无疑希望我说服他站在我们一边，认为别林斯基和我才是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代表者。

这样到了1846年。格拉诺夫斯基开始了新的公开讲学。整个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他那娓娓动人的、含意深刻的讲演再度震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讲学的饱满热情和兴奋情绪已大为逊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种他还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碍了他。我们很久以后看到，事情确实这样。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 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 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 ，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

我们常常坐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椴树下促膝谈心，那时唯一遗憾的只是奥加辽夫不在。现在他回国了；1846年我们重游索科洛沃时，他也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整个夏季租了一套小厢房，奥加辽夫被安置在阁楼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海军少校。

尽管这样，过了两三星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在我心头诞生了，似乎我们的别墅生活并不美满，而且无法改善。凡是筹备过酒宴的人，都会为朋友们未来的欢乐预先感到高兴；后来客人到了，一切顺利，没有出乱子，可是预期的欢乐并未实现。只有当你不感到血液怎样在血管中流转，不想到心脏在怎样跳动的时候，生活才是轻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个跳动都会在头脑中引起反应，那么眼看就要生病，和谐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们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中；但这段时间还没过去，我的父亲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务，使我暂时忘记了理论问题。但在宁静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们的分歧势必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

“然而真理就没有一个标准吗？我们唤醒人们只是为了对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好久。最后我指出，科学的发展，它当前的状况，使我们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谜，而是不容置辩的确知的事实了，如欧几里得的原理，开普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等等。

“这一切远不是必然的，”格拉诺夫斯基反对道，“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那种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体和精神看作统一体，从而使灵魂不灭观念化为乌有。也许，你们不需要它，但是放弃这个信仰，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没有个体不灭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我说，“像童话中间一样，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么实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诺夫斯基，”奥加辽夫接口道，“这实际上是不敢面对灾难呢。”

“你们听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回答道，脸色苍白，但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求求你们，别再跟我谈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话题多得很，何不谈谈它们，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听便！”我说，感到脸色是冷淡的。奥加辽夫没有作声。我们大家彼此望了望，这目光已足够了；我们太亲密了，只要看到一点脸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思。沉默降临了，争论不再继续。纳塔利娅竭力掩饰，想挽回僵局。我们帮助了她。这种场合，孩子总是最好的救星，他们成了话题，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吃完了饭，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走来，他什么也不会发觉……

饭后，奥加辽夫骑上了自己的“短剑”，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动的驽马“宪兵”。我们到了田野上，心情这么沉闷，仿佛有个亲人死了。这以前，奥加辽夫和我总以为我们还可调和，我们的友谊会把分歧像灰尘似的掸掉；但是最后那些话的声调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界线，就是极限，也就是书报审查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一路上，奥加辽夫和我都没有讲话。回到家中，我们伤心地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看来我们又只剩下两人了！”

奥加辽夫坐上马车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写了一首小诗，我曾用它的句子作过题词。11

……忧伤和寂寞不能使我沮丧，

世上本无不散的筵席；

我把严峻的真理在友人间宣讲，

友人们却带着孩子似的惊慌走了。

那位被我当作骨肉同胞的人，

我所挚爱的人，他也离我而去！

……………………………………

……………………………………

我们仍将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第二天我与格拉诺夫斯基见了面，对昨天的事大家只字不提，这又是不祥之兆。痛苦尚未消失，却避而不谈；无声的痛苦无处宣泄，会像深夜的耗子把纽带一丝一丝咬断……

过了两天，我到了莫斯科。我和奥加辽夫一起去探望叶·科尔什。他对我们特别殷勤，亲切中带一点忧虑，仿佛有些可怜我们似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犯了什么过错？我直截了当问叶·科尔什，他听到我们的争吵没有？他听到了，说我们为一些抽象事物争得面红耳赤，大可不必；劝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人的观点完全相同只是一种理想，根本不可能，人们的同情像化学亲和性，有一定的饱和点，超过这点必然遇到一些东西，使人们重又分开。他取笑我们活了三十多岁仍那么天真；他这么讲是出于友谊和好意——似乎他也在为这事苦恼。

我们和睦地分手了。我想到我的“天真”不免脸红；后来，当我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心给人撕走了一块——在不知不觉中给人撕走了！

以后没再发生什么……只是一切蒙上了一层黑影，变得暗淡了；朋友间无拘无束、开诚布公的气氛消失了。大家变得拘谨，回避某些问题，也即从“化学亲和性的边缘”实行退却——正因为我们彼此真诚地、热烈地爱过，这一切带来的悲伤和痛苦也更多。

也许我太急躁，辩论时盛气凌人，回答时尖酸刻薄……这可能……但实质上我至今仍坚信，在真正亲密的关系中，信仰的一致，主要理论观点上的一致是必要的。当然，对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单单理论上的一致是不够的；例如，我与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的感情便比与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另外，在某一问题上一致的人，可以成为忠实可靠的同盟者，但不必有相同的理论观点；例如，我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12 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些人是我无限敬重的，但他们与我有很大的分歧。我不想说服他们，他们也不想说服我；我们的共同点已足够使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不致发生争执。但是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在共同生活的骨肉兄弟之间，却不允许出现深刻的分歧。

何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整个身心投入某种事业，在这事业中，我们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思想领域内，在宣传我们的信念方面……那么怎能在这方面让步呢？……

我们友好的大厦的一堵墙上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总是要扩大的，一点细小的事故，一点误会，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不必要的坦率，在必须讲话的时候不合时宜的沉默，都会导致裂缝的扩大；而且这些事仅由心理状态决定，并无规律可以寻找。

不久，裂痕也在夫人们中间出现了。13

这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走吧——走得远远的，愈久愈好，非走不可！但是，走也不是容易的。警察的监视仍像无形的锁链缚在我的脚上，没有尼古拉的批准，我不可能领到出国护照。

第三十三章

警察所长充当听差——警察总监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无秩序”——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护照

……我父亲逝世前几个月，奥尔洛夫伯爵接替了本肯多夫的职务。那时我写信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能不能替我弄一张出国护照，或者想个办法，让我自己上彼得堡办理这事。奥·亚回信说，第二点较易办到；过了几天奥尔洛夫寄来了“皇上的许可”，允许我暂时上彼得堡料理家事。我父亲的病，他的去世，使我真的必须料理一下家务，但我在别墅住了几个月，这样拖到了冬天。11月底我才动身，事先并向总督提出了护照申请书。我知道他不会批准，因为我还处在警察的严密管制下，我只是希望他把我的申请书转送彼得堡。

动身那天早上，我派人上警察局领通行证，但通行证没拿到，却来了个警官，说这事有些困难，所长会亲自找我。所长来了，要与我单独谈话；他向我秘密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五年前我已被禁止进入彼得堡，没有皇上的特准，他不能签发通行证。

“这问题可以不劳费心。”我笑笑说，从口袋中掏出了信。

警察所长大为惊讶，看了一遍信，要求让他转呈警察总监。两小时后，他送来了通行证和我的信。

必须说，所长与我谈话时，一半用的是非常纯粹的法语。警察所长以及一般俄国警察，因懂得法语而吃到的苦头，这位先生是有深刻体会的。

几年前有个旅行家从高加索到达莫斯科，这人是法国正统的保王派，名叫普禄骑士。他到过波斯，到过格鲁吉亚，见过世面，因此不加检点，在高加索猛烈攻击当时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行政当局。高加索总督怕他到了彼得堡也这么胡说八道，为了慎重起见，向陆军大臣打了报告，说普禄是法国政府派来的最危险的军事间谍。普禄在莫斯科过得逍遥自在，被德·弗·戈利岑公爵奉为上宾。一天，公爵突然接到命令，要他派警官把普禄从莫斯科押送出国。对一个熟人这么无理、这么粗暴，总是比较困难的，戈利岑踌躇了两天，才把普禄请到公馆，经过一番委婉曲折的开场白之后，才告诉他，一定有人从高加索诬告他，因此皇上下令要他离开俄国，而且还得派人护送……

普禄很冒火，向公爵指出，由于政府有权命令他出境，他可以走，但不需要护送，他不是犯人，用不着押解。

第二天，警察局长去找普禄时，那人拿了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允许警察踏进他的房间，或者他的马车，如果谁强行进入，他就打穿他的脑袋。

戈利岑一般说是非常文雅的，因此很为难，只得把法国领事韦耶尔请来商量对策。韦耶尔想了个主意：戈利岑找一个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的警官，由他当作旅客介绍给普禄，要求在后者的马车中占一席位置，并付一半驿马费。

韦耶尔一讲，普禄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马车不是做生意的。”他对领事说。

“这人会很失望。”

“好吧，”普禄说，“我可以让他免费搭车，只是他得听我差遣，干一些小事。这人不会不听使唤吧？否则我得把他丢在路上。”

“这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人，您尽管吩咐他做事好了。我代他向您道谢啦。”于是韦耶尔赶去报告戈利岑，已经大功告成。

晚上，普禄和那位假旅客出发了。一路上普禄一言不发，到了第一个驿站，他走进房间，躺在沙发上。

“喂，”他对那个伙伴说，“到这儿来，替我把靴子脱下。”

“算了吧，您何必这样呢？”

“我对您说：脱下靴子，否则我便把您丢在路上，要知道我是不会留您的。”

警官替他脱下了靴子……

“把灰尘掸掉，刷干净。”

“真不像话！”

“那么，再见！……”

警官刷干净了靴子。

到了下一站又用衣服如法炮制，就这样，普禄把他捉弄到离开国境为止。为了奖赏这位间谍活动的“受难者”，皇上对他特别开恩，后来提升他当了警察所长。

我抵达彼得堡的第三天，警察要管院子的来问我，“我到彼得堡持有什么证件？”我的唯一证件就是退职证，已在申请护照时交给总督了。我把通行证给管院子的看，他退还了我，说这只适用于离开莫斯科，不适用于进入彼得堡。这时来了个警察，请我上警察总局。我到了科科什金的办公厅（那儿白天也点着灯！）；过了一小时，他来了。科科什金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对皇帝忠心耿耿，盲目服从，作为显赫一时的奴才，他既无良心，也无头脑，因此他之升官发财正如鸟会唱歌一样自然。

佩罗夫斯基1 曾对尼古拉说，科科什金贪赃枉法，十分严重。

“是的，”尼古拉答道，“但是想起他在彼得堡当警察总监，我便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他跟别人讲话时，我端详着他……那张脸多么苍老，显得酒色过度；头上戴着卷曲的假发，与松垂的皮肤和皱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操着德语，正与一些德国女人谈话，那么不拘形迹，那些女人也嘻嘻哈哈，交头接耳的，显得他们是老相识了。她们走后，科科什金找我讲话了，他瞧着地面，用相当生硬的声音问道：

“皇上不是禁止您进入彼得堡吗？”

“是的，但我得到了批准。”

“证明呢？”

“在我身边。”

“拿给我看——一份证明怎么可以用两次？”

“什么两次？”

“我记得，您已来过彼得堡了。”

“我没有来过。”

“您在这儿有何贵干？”

“我有事找奥尔洛夫伯爵。”

“那么，您见过伯爵吗？”

“还没有，但到过第三厅。”

“见到了杜贝尔特？”

“见到了。”

“但我昨天见过奥尔洛夫本人，他说，他没有给过您任何许可证。”

“可是它在您手上呢。”

“上帝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它已经过期了。”

“然而，如果我没有得到批准，我不会一到就去拜访杜贝尔特将军。”

“如果您不想自找麻烦，还是回莫斯科吧，而且得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

“我根本不打算在这儿多住，但我必须等候奥尔洛夫伯爵的答复。”

“这不成，我不允许，况且奥尔洛夫伯爵对您私自来这儿也很不满。”

“请您把我的信还我，我马上去找伯爵。”

“它必须留在我这儿。”

“但这是写给我的信，有我的名字，它是我在这儿的唯一证件。”

“信得留下，作为您到过彼得堡的证明。我正式通知您明天走，免得更糟。”

他点点头走了。跟这种人是谈不通的。

老图奇科夫将军2 与政府机关打过一场官司：他的村吏承包一项工程，营私舞弊，得清理欠款。法院判决向地主追回赃款，因为是他把委托书给村吏的。但这项工程根本没有发过委托书，图奇科夫就这么回复了。案件送到了参政院，参政院又判决：“由于退职中将图奇科夫给予委托书……据此……”图奇科夫又复文道：“由于图奇科夫中将并未发给该项工程之委托书，据此……”过了一年，警察当局仍坚定不移地宣称：“由于中将……据此……”老人又写了复文。我不知道，这件趣闻最后怎么了结。我离开了俄国，没等到它的解决。

这样的事根本不是个别的，它完全正常。科科什金拿着信，它的可靠性不容怀疑，上面有编号和日期，很容易查对，信上写着，我被批准前往彼得堡，他却说：“由于您没有得到批准，请您回去。”信却放进了他的口袋。

恰达耶夫谈到这些先生时，他的话确实不错：“他们都是会寻开心的孩子！”

我赶往第三厅，把经过告诉了杜贝尔特。他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老是纠缠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报告，您没获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后来我向他说明了一切。现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马上发个公文给警察局。不过关于您的事，伯爵认为，替您申请出国，恐怕不会成功。皇上已经拒绝过两次，第二次是根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请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个朝代，您就再也别指望上矿泉疗养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担忧地问，因为出国获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您还是先回莫斯科；让伯爵给莫斯科总督私人写封信，说您要求出国为您的夫人治病，问他是否可以从您这几年表现不坏这一点出发，考虑取消对您的监督？问题这么提出，他总会同意的。我们就把您已撤销监督的事报告皇上，于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领取出国护照，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了。”

我觉得这一切相当复杂，甚至可能是一个计策，目的是摆脱我。他们无法拒绝我，怕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脾气，因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这个城市；跟这些先生写信也没用。我把我的疑虑透露了一些给杜贝尔特；他有些不高兴，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 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 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不能发给我通行证，要我明晨八时去见警察总监。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 ，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过了十来天，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宪兵。在俄国，警察的光顾就像瓦片落到了脑袋瓜上，因此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他开口。他递给我一封公文，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销对我的监督。这样，我也获得了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

为我高兴吧！我获得了自由！

获得了远走他乡的自由！

这会不会是梦中的幻景？

不会！明天付了护照费，

我就可以登上驿车，

从一站飞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儿将遇见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来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将给我什么！

我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

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

还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怀疑中

频频摇动愁容满面的头。

…………………………

（《感怀》第二卷）

“……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6

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国境线。

……军士把护照交还了我；一个瘦小的老兵戴着笨重的高筒军帽，军帽上遮着一块漆布，提着异常大、异常重的步枪，拉起了拦路木；一个小眼睛、大颧骨的乌拉尔哥萨克牵着矮小的马，马身上的毛乱糟糟的，挂满了冰锥儿，他走到我跟前，祝我“一路平安”；车夫是犹太人，又脏又瘦，脸色煞白的，脖子上围了四道破布，登上了驾车座。

“再见！再见！”我们的老朋友卡尔·伊万诺维奇7 说，他是送我们到塔乌罗根的。接着塔塔8 的乳母，一个美丽的农妇，也满面泪痕地与我们道了别。

犹太人拉了拉马，车动了，我回头探望，拦路木放下了，风从俄国挟带着雪吹向大路，把哥萨克的马吹得尾巴和鬣毛都斜向了一边。

乳母穿着长袍和坎肩，仍在后面望着我们啼哭；佐年贝格，这个老家的缩影，我童年时起就熟识的可笑人物，挥着绸手帕；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再见，塔季扬娜9 ！再见，卡尔·伊万诺维奇！”

看到界标了，界标上是飘满雪花的瘦瘦的单头鹰，它张开了翅膀……好得很——少了一个头10 。

再见吧！

1  1841至1856年的俄国内务大臣。科科什金是当时的彼得堡警察总监。

2  图奇科夫（1775—1858），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国将领。

3  卡利埃（1799—1858），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

4  1844至1848年的莫斯科总督。

5  虔诚派是17世纪后流行于德国的路德宗教派，信徒均为德国人，怀有狂热的宗教信念。

6  引自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五章《西方小品》之一《梦》。“好友中的好友”指奥加辽夫。黑土站是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大道上的第二个驿站，送行者一般到此告别。

7  即佐年贝格。

8  赫尔岑的大女儿，名纳塔利娅，出生于1844年。

9  即塔塔的乳母。

10  鹰徽是普鲁士的国徽，双头鹰是帝俄的国徽（鹰徽本来是欧洲各君主国普遍采用的国徽，据说俄国吞并波兰后，加上了一个头，表示两国的合并，也有说这是伊万三世于1472年开始使用的，因为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以此表示俄国要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地位）。

尼·赫·凯切尔（1842—1847）

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共同灾难。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 ，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 。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 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 。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 。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 ，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 ，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 ，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 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 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 。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 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 。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 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 “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 。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 。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 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 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人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 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另一个人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样，1846年前我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破裂。纳塔利娅非常爱凯切尔，对1838年5月9日21 的回忆是无法与他分开的。她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像刺猬，心中却怀着温柔的友情；但她不愿看到这些刺生长，变得愈来愈多。与凯切尔的争吵，她觉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紧紧拴在一起的链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锉刀锉它，日子长了，也能把它锉断，一旦各个环节一个接一个断了，整条链子也就散开了。在彼此攻击、各不相让的当口，我往往看到她脸色苍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抛开暂时的烦恼，向他伸出手去。有时凯切尔很感动，但他仍强作镇静，竭力表示实际上他并不在乎，他准备和解，不过，很抱歉，他还是会继续争论……

这种谴责和退让的友谊，它们那反常的、摇摆不定的关系，本可继续多年，但是新的情况使凯切尔的生活复杂化了，这种关系也急转直下地变了。

他也有他的恋爱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么奇怪，把他迅速地拖进了无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凯切尔的生活本来非常简单，他像无牵无挂的大学生在人间漂流，只有一些起码的需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他的家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或者不如说，他有了个家，因为那儿有了个女人。这以前谁也不能想象凯切尔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羁，随随便便，走路时吃东西，吃饭时一边喝汤、吃牛肉，一边吸烟，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萨科夫取笑他，说“凯切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是用膳，他是吃东西”。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个窝，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凯切尔每天要经过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间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几乎衣衫褴褛的姑娘；她疲倦，忧郁，是从一家作坊打这条路回家去。她并不漂亮，显得胆怯、羞涩而且可怜；她的存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同情她。她是孤儿，没有一个亲人，多亏基督的照顾，给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隐修所中，长大之后，便去做苦工，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世上过活。凯切尔开始与她攀谈，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询问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经历。他是第一个给予她同情和温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诚对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单乏味的，尽管他经常与朋友们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还不时出入莫斯科的大剧院和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当然，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但那是无法掩盖的。这朵无人注目的可怜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怀中，他把它接住了，没有考虑后果，可能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重要。

在妇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总是具备一定的当选资格的，比这低一等的阶级也自然被认为是活该牺牲的。对这一切我们谁也不以为奇……因此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指责。

孤儿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凯切尔。这也难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隐修所中长大的，她从那儿带来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偶像崇拜，坚定不渝的信念和无边的忠诚。她所爱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惧和服从的一切：基督和圣母，圣徒和灵验的神像——这一切现在都集中到了凯切尔身上，他是第一个怜悯她和爱护她的人。这件事是半公开的，秘密的……他们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她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巩固他们关系的纽带断了。凯切尔对谢拉菲玛变得冷淡了，不大与她见面，最后抛弃了她。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不会轻易了却相思债”22 ，这是可以断言的。除了这爱情，她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进莫斯科河。可怜的姑娘白天干完了活，披着单薄的衣衫，不顾天气阴霾，冒着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几个小时，只为了见他一面，目送他经过，然后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墙角边，但有时也向他问候，与他搭讪几句。只要听到一两句亲切的答话，她就惊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关于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爱，她羞于启齿，也不敢讲。这样过了两年多。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1845年，凯切尔迁移到了彼得堡。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远处也望不见他，不能目送他经过，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异乡客地，却不知道他身体可好，有没有遇到什么灾祸——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告贷无门，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积钱，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动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饿的她，找到了凯切尔，哀求他不要抛弃她，要宽恕她，此外她一无所求，她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她会去做苦工，过贫困的生活，只要能与他待在一个城市里，有时可以见他一面。直到这时，凯切尔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跃着怎样一颗心。他感到震惊，喘不出气。怜悯和悔恨，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这么被她爱着的心情，改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她可以留在他这儿了，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护人。她的理想实现了；那些阴冷的秋夜过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记了，那嫉妒的眼泪，悲痛的饮泣，再也不会有了：她已与他在一起，从此不再分开。在凯切尔回莫斯科以前，没人知道这故事，除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如今不能掩盖，也不必掩盖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全体朋友，都张开了双臂，迎接这个完成了英雄业绩的腼腆孩子。

这位姑娘充满着爱，怀着毫无保留的忠诚和驯顺，然而正是她给凯切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她身上存在着无产者——尤其是俄国的无产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祸患。

从我们来说，我们带给她的危害也几乎与她带给凯切尔的一样多。

然而双方都是无意识的，在主观意图上是绝对纯洁的！

她终于毁坏了凯切尔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画面上乱涂，自以为是在美化它。在凯切尔和谢拉菲玛之间，在谢拉菲玛和我们小组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深渊，而且两岸峭壁嶙峋，既无桥梁，也无渡口。我们与她属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结构形态，世界史上不同的两章。我们是新俄罗斯的子弟，来自大学和研究院，那时正向往西方的政治光辉，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她却是在旧礼仪派的隐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国长大的，充满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热信念，怀着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见，向往着俄国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她吃尽辛苦，才把断裂的绳子重新结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这个结不放。

凯切尔已经无法逃脱，他也不想逃脱。他为过去责备自己，真心想悔过自新。谢拉菲玛的行动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做出牺牲了；他的天性本来非常正直高尚，他把这种牺牲看作赎罪，毫无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质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实际的限制；至于另一方面：一个老大学生怀着席勒的理想，与一个女人同居，可是对于这个女人，不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他却从未想到过。

不管怎么说，“门当户对”的格言是完全正确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结婚时已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这句话包含着许多愚昧的、傲慢的、资产者的东西，但它的实质是不错的。一切不相称中最坏的莫过于修养的不相称，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互相教育；但这需要两种罕见的才能：需要一方善于教育，另一方善于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后跟随。然而胜利的往往是没有修养的人，沉浸在家庭琐事中，此外别无其他爱好和兴趣的人；对方给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劳中屈服了；不知不觉，他变得庸俗了，狭隘了，他觉得不自在，但无形的网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于现状。时常还有那种情况，即双方势均力敌，于是同居变成了长期的斗争，永恒的角力，两人的关系便固定在这种状态，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维护原来的立足点，双方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无益的努力。这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可以吞没生命，最坚强的性格也会给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在路上倒毙。但首先倒下的总是修养高的一方；他的审美感情在这种二重结构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辉灿烂的美好时刻给破坏了……狂热的人总是要求大家不仅接近他们，也与他们保持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宗教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偏执心理。对于他们，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们的传道和宣传工作的继续；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们，尤其是不愿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便破灭了。

对成熟的妇女进行补课，是非常困难的，在同居不是爱情关系的开始，而是它的终结的场合，尤其困难。那种由一时的轻薄、草率开端的关系，很少能超越卧室和厨房的范围。共同的家庭建立太迟了，这里已谈不到学习，除非有什么可怕的灾祸惊起了沉睡的、但还能苏醒的心灵。大多数小妇人
23 永远不会变“大”，永远不会同时既是妻子又是姐妹。她或者是情妇兼卖淫妇，或者是厨娘兼情妇。

同居在一所屋子中，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的，婚姻的一半即在这上面毁灭。两人厮守在一起，彼此这么接近，什么都一览无余，毫无遮盖，于是花冠上的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凋谢了，那诗情画意也消失了。但教育程度相等，还能在许多方面弥补这种缺陷。如若不然，空闲的时间又太多，没有那么多废话好讲，也不能天天商量家务或谈情说爱，这时，如果这个女人是介乎姬妾和女仆之间的一类人物，是肉体上接近而思想上疏远的那种人，那么能把她怎么办呢？白天不需要她，她却非在这儿不可；丈夫关心的事，她无从关心，丈夫不关心的流言蜚语，她却对他喋喋不休。

没有受过教育的妇人与受过教育的丈夫一起生活，使我想起大利拉和参孙24 ：她可以使他丧失力量，他却永远无法在她面前自卫。哪怕用饭很迟，哪怕十点就上床，在用饭和上床之间还是隔着一大段时间，这时你既不想再做什么，又不想睡觉，而衣服已经清点过了，账目也审查过了，于是就在这几个钟头，妻子把丈夫拉进了烦琐的事务中，拉进了自寻烦恼、说长道短和搬弄是非的世界。这不能不留下痕迹。

有的夫妇教育程度不见得相等，但是同居关系维持得不坏，这是考虑到舒适，考虑到家庭需要，我几乎得说，考虑到卫生的需要。有时这是劳动协作，一种双方都满意的互助；在大多数场合，妻子是作为护士，作为勤劳的主妇存在的，正如蒲鲁东对我说的，这是“为了能吃到精美的菜肴”。古代的法学公式一点不假：“由于共同寝食 ”25 ——要不是同吃同住，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这种实用的婚姻，几乎可算得最佳婚姻。丈夫每天干自己的事：教书，做买卖，上衙门，上事务所，坐店堂；妻子每天料理衣着食物。丈夫回家累了，一切都已为他准备就绪，天天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他们便这么沿着父母的脚印，走向墓园的大门。这现象是纯粹都市式的，26 在英国比在别处尤为常见。这是那种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法国舞台上的道学先生们所鼓吹的，也是德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在这里，大学毕业后过了一年，就可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相安无事；在这里，双方分工合作，相敬如宾。丈夫，尤其是有产者，成了人民心目中所谓的“主人”，自己的太太的“当家人”。由于这样，也由于相沿成习，他可以高枕无忧：每个女人始终是靠人养活的女人，不是靠外人养活，就是靠丈夫养活。她知道这个道理：

吃谁的面包，

就唱谁的歌。

但是哪怕这种婚姻也有它一致的精神，共同的观点，统一的目标。凯切尔没有自己的目标，他当不成“主人”，同样也当不成教育者。他甚至不能与谢拉菲玛斗争——她反正总是让步。他的叫喊和暴躁的脾气使她害怕。尽管她的感情很发达，她的理解能力还是愚钝而迟缓的，头脑也不灵敏，正如我们在完全不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们身上常见到的那样，这也是彼得以前的时代的特色之一。与自己的“亲人和心肝”住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怕了。况且有什么好怕的？怕贫穷？难道她的一生还不够穷？难道她没有忍受过饥寒，不是从穷苦和屈辱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怕劳动？难道她没有在工场里，为了几个铜板从早到晚地劳动？怕争吵，遗弃？是的，后者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但她已经什么都听他支配，哪怕真的要与她争吵也办不到了；他的怪脾气，她也能忍受，甚至打骂，她也决不反抗，只要她相信他至少还爱她，还不想与她分手。他也确实不想，这除了其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谢拉菲玛凭自己的爱心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她不可能完全满足凯切尔的要求，因此便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弥补她所缺少的一切。

凯切尔已经四十出头。他从未享受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一生几乎就像吉尔吉斯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他没有家私，也不想有，家中没有任何设备，也不要求有。现在一切慢慢改变了，他的周围出现了一张关切和殷勤的网，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孩子似的笑容，当他扬起眉毛的时候，他会看到惊慌和眼泪；而且从早到晚，天天如此。凯切尔待在家中的时间多了——老是丢下她一人有些于心不忍。况且，她的绝对驯服和我们越来越多的对抗，这二者的差别，他不能不一目了然。他发脾气时，即使毫无道理，谢拉菲玛也能逆来顺受，像女儿一样温柔，用笑容掩盖着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等待着暴风雨的过去。

谢拉菲玛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淌着眼泪吻凯切尔的手，这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退让助长了褊狭情绪。

泰莱丝27 ，可怜而愚蠢的泰莱丝·卢梭，难道没有使人类平等的预言家变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无时无刻不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尊严？

谢拉菲玛对凯切尔的影响，论性质与狄德罗指责泰莱丝的完全一样。卢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莱丝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变得气量狭小，吹毛求疵，与一些朋友争争吵吵，虽然她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意图。泰莱丝从来不肯认真读书，从来连几点钟也弄不清楚，可是对卢梭的多心病，她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忧郁症。

早晨，卢梭去看霍尔巴赫；仆人正在准备早餐，摆了三份餐具，这是给霍尔巴赫夫妇和格林的；谈话中谁也没留意这事，除了让·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别走呀，在这儿用早餐吧。”霍尔巴赫太太说，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经太迟，无法改变了：卢梭气得脸色蜡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闷闷不乐，对人类大加诅咒，见了泰莱丝，便向她诉说：摆了三个碟子，明明是赶他走。这些话正中她的下怀，使她可以向他表示热烈的同情，于是她与他站在一起，变本加厉地讲别人的坏话，一会儿攻击荷狄特太太28 ，一会儿咒骂大卫·休谟和狄德罗。卢梭粗鲁地与人断绝来往，写无礼的、侮辱性的信，有时引起了可怕的答复（例如从休谟那里），最后被大家所抛弃，躲在蒙莫朗西29 ，由于没有人，只得一边喂麻雀和燕子，一边骂它们。

我再说一遍：没有均衡就没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对丈夫从事的一切一窍不通，毫无兴趣，也无从关心，这样的妻子只是情妇，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义上的妻子。海涅谈到自己的“泰莱丝”30 时说：“她不懂，也永远不会懂得我在写什么。”人们认为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谁也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剧念给厨娘听，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对丈夫作了报复，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许多朋友请进了家中，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过时的“茶花女”，那些由于脸上起了皱纹而变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干瘪的、两腿麻木的白发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张，丈夫爱什么，做什么，妻子也非得爱什么，做什么不可。妻子可以喜欢音乐，丈夫喜欢绘画，这不会破坏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动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离，同来同往，总不免毛骨悚然，觉得既可笑又荒谬，他们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为什么操练骑兵，必须欧仁妮皇后31 出席呢？为什么维多利亚32 必须带着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
33 ，出席与他毫无关系的国会开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从来不带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参加魏玛的宫廷舞会。他们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原因不在这里，在于缺乏共同的活动领域，共同的趣味，那种可以在性的差别之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再谈我们给可怜的谢拉菲玛造成的危害。

我们犯的错误，不外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和理想主义历来所犯的错误。它们往往正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根本不考虑，这个方面与什么生长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虑浮肉与整个机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对瘫子说一声：“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会走路了。34

我们把修女谢拉菲玛，这个从未见过生人的、半野蛮的谢拉菲玛，一下子从她的山洞拉进了我们的圈子。她的纯朴令人喜爱，我们希望她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扼杀了她获得发展的最后可能性，消灭了她对文化教育的兴趣，使她相信，这样也不坏。但完全维持原状，她自己也不甘心。结果怎样呢？我们这些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解放的保卫者，把这位天真纯洁、忠诚坦率的女性变成了莫斯科的小市民！

难道国民议会35 ，雅各宾党人，以至公社36 本身，不正是这样把法兰西变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变成了店铺老板的天地吗？

第一所在爱和温暖中向她敞开大门的房子，是我们的家。纳塔利娅亲自找她，硬把她拖来了。一年中，谢拉菲玛始终沉默寡言，回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样胆怯，羞涩，那时的她充满了一种民间的诗意。她丝毫不希望她的奇怪举止引起别人的注意，相反，她但愿谁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她躲在纳塔利娅的翅膀下，她的忠诚那时是没有限度的。整整几个小时，她与萨沙玩得津津有味，给他和我们讲她童年的经历，在分裂派教徒那儿的生活，在作坊中当学徒时吃的苦。

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玩偶——她最终也乐于这样；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与别人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她消沉了，谁也没有拉她一把。只有纳塔利娅认真考虑过，怎样提高她。谢拉菲玛与一般女人不同，她没有沾染各种各样的坏习气——她不爱打扮，对奢侈品不感兴趣，对珠宝金银也无动于衷，只要凯切尔不觉得穷困，不叫苦，其余她都无所谓。起先，她喜欢跟纳塔利娅谈天，谈个没完，她信任她，仔细听她的劝导，竭力照她的话做……但是与我们搞熟以后，习惯以后，也可能由于别人拿她的古怪举止取乐，惹恼了她，她开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对任何评论也不再回答得那么天真了：“我生来这么倒霉……我哪里还能改变，脱胎换骨？很清楚，我已经注定这么愚蠢，什么也不懂地走进坟墓。”这些话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她在我们中间不再觉得自由，渐渐不大上门。她说：“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纳·亚，她不爱我这个可怜人了。”过度的亲昵，女同学中交头接耳的作风，与纳塔利娅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平静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审美感。谢拉菲玛不理解，纳塔利娅对她的态度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意义，忘记了是谁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搂在胸前的。随着她，凯切尔也与我们疏远了，他变得愈来愈阴沉，容易生气。

他的猜疑也变本加厉，每一句不谨慎的话，他都认为是有意识的，包含着恶意，企图侮辱他，而且不仅侮辱他一人，还要侮辱谢拉菲玛。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为凯切尔难过，这样，由于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里。他那种谴责性的友谊变成了要在我们身上找过错的情绪，变成了监视，警察的毫不松懈的侦查，结果，朋友们的小缺点在他眼中越积越多，终于掩盖了他们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们纯洁、明朗、成熟的友谊圈内，出现了女仆房的说长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讥刺挖苦。凯切尔的火气变成了传染病；经常的指责、解释、调停，损害了我们的夜谈和聚会。

这种腐蚀性尘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复一日地破坏了我们与朋友间的巩固联系。我们大家都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连格拉诺夫斯基也变得阴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凯切尔辩护，发脾气。凯切尔对我和奥加辽夫有了意见，便找格拉诺夫斯基诉说。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体弱多病、心情苦闷、仍然充满爱心”的凯切尔，因此袒护他，对我大加指责，说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病，是谢拉菲玛的影响，她善良，但没有知识，思想闭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这条不幸的道路，你却与他争吵，仿佛他是处在正常状态。”

为了结束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举两个例子……它们清楚地说明，我们离波克罗夫村煮咖啡的理论已多么遥远。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们五个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没有？”

“还没有，我没钱，那儿是要预付租金的。”

“难道你一个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

“等一下再说，以后看吧。”

这就完了。谁也没把这谈话当一回事，过一会儿便转入了别的话题。

第二天饭后，我们打算上科恩采沃，这是我们从小喜爱的地方。凯切尔、科尔什和格拉诺夫斯基想与我们一起去。大家动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独凯切尔闷闷不乐，扬起了眉毛；但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

春天的晚上没有灼人的炎热，但暖洋洋的；树叶刚开始发青；我们坐在花园中说说笑笑。凯切尔沉默了半个来小时，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费麦法庭37 检察官的脸色，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道：

“你真不赖：昨天那么巧妙地提醒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借了你九百卢布，还没还你。”

我真的一点不明白，特别因为我总有一年没想到谢普金的这笔欠款了。

“手段高明，没有说的。老头儿现在没钱，带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亚，你却当着五个人的面对他说：‘我没钱租别墅！’嘿，真不要脸！”

奥加辽夫替我辩护，凯切尔便攻击他；荒谬的指责没完没了。格拉诺夫斯基想劝解，但劝不住，与科尔什先走了。我很生气，觉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凯切尔皱紧眉头，看了看我，一言不发，独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们剩下两人，只得在沮丧和气愤中坐车回家。

这次我打算重重教训一下凯切尔，即使不绝交，也得暂时与他断绝来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诺夫斯基从中调停，找纳塔利娅谈，显得很伤心。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这至多三天。”

这是一次郊游，还有另一次。

两个月后，我们住在索科洛沃。凯切尔和谢拉菲玛晚上要回莫斯科。奥加辽夫骑了自己的切尔克斯马“短剑”送他们；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口角。

……过了两三个小时，奥加辽夫回来了；我们觉得一天这么和睦地过去，很高兴，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来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园中遇到我，显得心事重重，比平时忧愁，最后对我说，他很难过，想跟我谈谈。我们走过长长的林荫路，坐在长凳上；那儿的风景，凡是到过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烦闷，多么痛心……不论怎么说，我爱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溃，心里有多难过。好像故意要捉弄我们，那些小错误，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礼貌……”

“出了什么事，你讲吧，啊？”我问，真的有些惊慌。

“这样，凯切尔对奥加辽夫非常生气，说真的，也难怪他生气；我尽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当事人什么也不愿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昨天奥加辽夫骑了马送凯切尔和谢拉菲玛。”

“我当时在场，奥加辽夫晚上回来，我还见过他，他什么也没讲。”

“在桥上‘短剑’耍性子，直立起来；奥加辽夫一边驯马，一边气火了，当着谢拉菲玛的面骂骂咧咧的，她听到了……凯切尔也听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凯切尔问：为什么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会这么不知检点？这话怎么回答？……何况谢拉菲玛虽然那么单纯，还是很会多心的，处在她的地位这也不足为奇。”

我没作声。这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回答，“对故意在妇女面前这么放肆的坏家伙，与他绝交就完了。与这种人交朋友是耻辱……”

“可他并未说，奥加辽夫是故意这么做的。”

“那还谈什么？格拉诺夫斯基，你也是奥加辽夫的朋友，他的温和有礼，你不是不知道，你却重复一个疯子的痴语，这个人是应该进精神病院的。你不觉得惭愧吗？”

格拉诺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哟！”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些朋友这里，我才能获得休息和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可是难道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愤怒中分手吗？”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心里非常难受。

“格拉诺夫斯基，”我对他说，“科尔什讲得不错：我们彼此太接近了，挤在一起，彼此会把别人的脚踹痛……安静一些！我的朋友，安静一些！我们应该透透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奥加辽夫秋天要去乡下，我也快出国了。我们不致在仇恨和愤怒中分开。我们的友谊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会保存下去，离别会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诺夫斯基哭了。没有再为这件事向凯切尔作过任何解释。

奥加辽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们也走了。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865年9月修订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后的恐怖使他们胆战心惊，只得等待可靠的机会。但机会很少，护照几乎已经停发。凯切尔几年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他是从来不爱写信的。

在我迁居伦敦后，首先给我带来消息的是皮库林大夫39 ，那是1855年……凯切尔万事如意，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40 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风头，与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 拥抱，与黑海舰队的水兵拥抱，发议论，骂人，说教。奥加辽夫告别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新坟，立即出国了，他讲得很少，讲的都是伤心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半。这时期我写完了这一章，首先读给了哪一个不相干的人听呢？真的，书有书的命运
42 ！

1857年秋，奇切林
43 到伦敦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经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科尔什和凯切尔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听说过，这人不好相处，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发空论，但他还年轻……时间会磨光他的棱角。

“我再三考虑，要不要来拜访您。现在拜访您的俄国人这么多，真的，不来比来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远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他来找我不是没有目的，没有企图的，他怀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声音带着挑战和傲慢的调子，显得可怕而讨厌。他一开口，我已觉察到这不是对立面，而是敌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与他谈了起来。

谈话马上转入了回忆，我向他打听消息。他讲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他走时，我对他比开头满意了一些。

第二天饭后，我们谈到了凯切尔。他是奇切林所喜爱的一个人，谈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径时，奇切林并无恶意。从他讲的这些细节中，我知道，那种对朋友的指责性的爱仍在继续，谢拉菲玛的影响已发展到引起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她群起而攻之，不让她参加集会等等。我为这些故事和回忆所吸引，提议给奇切林念一下我写的凯切尔，那时这一章尚未发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我为这事多次感到后悔，不是因为他恶意利用了我念给他听的一切，而是因为我觉得痛心和烦恼：我这个四十五岁的人，居然把我们的过去讲给这种冷血动物听，使他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称之为我的“气质”的东西。

我们在观点和气质上存在的距离，马上暴露了。从头几天起争论即已开始，显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一致。他拥护法国的民主政体，不赞成英国没有秩序的自由。他认为皇权是民族成熟的标志，宣扬国家第一，个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很清楚，这些思想应用在俄国问题上结果会怎样。他是政府至上主义者，认为政府比社会及其愿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几乎便是俄国所需要的理想君主。这种学说完全来自武断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他随时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学。

“您为什么想当教授，上讲台？”我问他。“您应该当大臣，进衙门。”

我一边争论，一边送他上了火车，我们分手了，什么也没取得一致，只是彼此尊重而已。

过了两星期，他从法国写信给我，赞美那儿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我复信道：“您找到了您要找的东西，而且很快。这就是有现成理论的好处。”接着我提议与他公开通信，并开始撰写一封长信。

他不干，说他没有时间，说这种论争有害无益……

《警钟》上有一篇短评，是谈一般的空头理论家的，他以为是讲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向我送来了“控诉书”，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奇切林打败了——对于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信发表在《警钟》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我收到了几十篇文章和来信，发表了一篇。我们那时还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卡特科夫44 式的滚木是绊不倒我们的。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语调可能比内容更使我，同样也使读者感到不满：他当时还是新手。然而给奇切林撑腰的人也不少：叶连娜·帕夫洛夫娜45 ——冬宫的伊菲格涅亚46 ，第三厅长官季马舍夫，以及尼·赫·凯切尔。

凯切尔落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开始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同样不加掩饰的愤怒，可能还以同样的真诚，反对我们，正如当初反对尼古拉、杜贝尔特和布尔加林一样……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格兰迪逊比勒夫瑞斯好”47 ，而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方向盘，只是靠小组牵着走路，自以为忠于它，却没有发觉它已驶往对岸了。这个盲从的人，对于他是站在谁的旗帜下就讲谁的话，而不是相反。

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明确的观念，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凭良心行事，一直蒙着眼睛在打敌人，没有发现位置变了，以致在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们，打了别人，直到现在他还在打人，却自以为这是在干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这里，这是为了展开友谊性的论战，我打算写给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检察官的起诉书使我打消了主意。这封信如下：

博学的朋友：

与您辩论我无能为力。您见多识广，您的头脑中拥有的一切既鲜明又新颖，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坚定地等待着事态的合理发展，使科学揭示的纲领得以证实。您跟现状不可能发生抵触，您知道，既然过去如此这般，现在必然如此这般，并向如此这般的未来发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释，可以与现实和平相处。您获得了神父的令人羡慕的命运，能用您的科学的永恒真理，用对它们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们。这一切利益均来自理论，因为理论排除了怀疑。怀疑是提出问题，理论是了结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凡属理论都是排他的，坚定不移的，而怀疑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境界；它之所以为怀疑，正在于它准备同意别人的观点，或从别人的话中虚心寻找意义，以致丧失了为准备反驳所必需的宝贵时间。理论是从一定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怀疑却要求摆脱一切角度，全面观察，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对真理的谦恭态度往往使它丧失一切活动能力。博学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向哪里走，如何引路，我却不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和学习，而您却是要教导别人。真的，我们能说不应该怎么样，能唤醒人们，引起思想的不安，让它摆脱锁链，认清各种幻象——教会和拘留所，科学院和刑事法庭——但也仅此而已；您却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

理论对事物的态度是宗教性的，即从永恒的观点看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无论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进科学的圣墓，如果进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躯，成为植物标本似的逻辑影子。理论的普遍意义确实可以使它生存于一切时代；它生活于当代，也像生活于历史中，不会由于身历其境，便丧失理论上的客观性。它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门48 一样端坐在高处，为永恒牺牲暂时的一切，为普遍的观念牺牲生动的细节。

一句话，理论家是最大的历史家，我们和群众则是你们的基础；你们是“自为的”历史，我们是“自在的”历史。49 你们向我们说明，我们害了什么病，但害病的是我们。你们埋葬我们，在我们死后褒奖我们或惩罚我们……你们是医师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们。

这种对立并不新奇，它对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人类完全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会变得合乎理性，但也会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毙。故世的菲利蒙诺夫50 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顶帽子》中写过一句题词：“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么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理论像几何一样枯燥，像代数一样没有个性，因而可以进行广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奥古斯都那样，要命令克莉奥帕特拉放下面纱51 。但对于积极的干预，热情比理论更为必要，而人在代数中是找不到热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爱或恨的还是个体。斯宾诺莎以他直言不讳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须确认实际存在的只是虫蛀不坏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即物质，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个别的事物上。这在原理上谁不明白？但是人接触的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这两大极端中取得平衡，让它们获得和谐的结合，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离开这种就我们的对立观点所作的一般论述，接触到具体事物，我们尽管意图一致，仍能发现同样大的对立，即使在开头一致的场合亦不可避免。这举例较易说明。

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只存在于否定天上的宗教时，一旦面对尘世的宗教，我们间的距离便不可以道里计了。您从神香弥漫的阴森的寺院走进了敞亮的衙门，从盖尔非党走进了奇伯林党52 ，天国的级别在您那里变成了国家的级别，人为神而存在变成了人为国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权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是胜利，我们却认为是新的锁链。我们既不想当盖尔非党人，也不想当奇伯林党人。您那种世俗的、国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为它丧失了一切诗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门的规章制度，用国家的偶像，代替了这一切，而这个国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刽子手。您希望人类从教会解放出来后，在衙门的前室中等待一两百年，让当了官的祭司和当了学者的僧侣来决定，人类怎样获得自由，获得多少自由，像我们那些解放农民的委员会一样。可是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让，为环境做出牺牲，然而在您看来，这不是牺牲。当然，在这方面，您也比我们幸运。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无所有，您发现，对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这做得不坏）当作精神解毒丸和镇静剂向大家推销。但是我们吞不下这种药，我们憎恨您的衙门，您的集权政治，正如我们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导法典》一样。

您明白这区别吗？您作为教师，希望教育、管理和领导群众。

我们作为正在觉醒的群众，却不愿接受领导，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机关，自己的代理人，给我们办事的自己的官吏。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权力到处都使我们感到屈辱，可是您却对它鼓掌欢迎，正如您的前辈（神父）也曾经欢迎世俗政权一样。您可能与它有分歧，这与教士们和它有分歧相同，或者像同乘一条船的人发生了争吵，不论彼此怎么想分开，也不能跳到船舷以外，在我们这些俗人眼中，你们反正都是站在它一边的。

世俗的宗教是把国家神化，这纯粹是罗马的观念，在新世界中主要是法国的观念。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可以有光荣的军队……但不能有独立的公民。北美合众国完全相反，它已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警察和行政机关的宗教性质……53

尾 声

重读关于凯切尔的这一章，我不禁想，在俄国真是无奇不有，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我国的文明史繁殖和孳生了多少畸形现象。除了莫斯科，在哪里，哪个地方，哪个经纬度，还能找到凯切尔这种桀骜不驯、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既善良又不善良、既慷慨豪爽又气量狭小的人物？

这类形形色色的怪物，我见过多少啊——从我的父亲起直到屠格涅夫的“儿子”们54 为止。

波戈金对我说：“用俄国炉灶煮东西就是这样！”一点不错，它煮出了多少奇迹，特别是用德国烹饪法烤面包时……有小巧玲珑的圆面包，长面包，还有东正教式的黑格尔面包，九三年55 式的法国面包！让这一切别具风味的食物湮没无闻，未免太可惜了。我们通常只把目光停留在大人物身上。

……但在他们身上，俄国炉灶的作用不太明显，它的特色已得到矫正、修补；他们有的主要是俄国的气质和思想方式，不是俄国这只熔炉的影响。从他们的旁边，他们的后面，才能看到各种小人物在那儿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可以见到不少怪物。

他们像历史发展中的毛细管，又像面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酵母，它能使面团发酵，但不是为了自己。这些人在黑夜中过早地苏醒了，摸索着寻找工作，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各种东西上，然而惊醒了别人去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

……今后我还想把两三个这样的人，从完全被遗忘的角落带到台前来。目前他们已消失在灰蒙蒙的雾中，只有高山和峭壁仍呈现在我们眼前……

1  他编过几本俄德和俄法辞典。

2  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都是当时的反动官僚，曾任喀山和彼得堡的学区总监。福季是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伯爵夫人指奥尔洛娃。所有这些人都是充满宗教狂热精神的反动人物。

3  指本书第一卷第六章。

4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二场。

5  佳季科夫斯基（1784—1841），俄国医学教授。

6  凯切尔曾用散文翻译过全部莎士比亚的剧本，这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7  波查侯爵是《唐·卡洛斯》的主人公，麦克司是《华伦斯坦》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强盗》的主人公，斐迪南是《阴谋与爱情》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席勒式的英雄人物。

8  指18世纪9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

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畸零人》是他的长篇小说。

10  凯切尔的居住地。

11  席勒是在军事学校学医出身的，毕业后还当过军医。

12  指席勒的《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这里都是指席勒作品的俄译本。

13  见《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190页。——作者注（按此处页码系1861年本书初版本的页码，在第六章）。

14  指1826年十二月党人之被处死、监禁及流放。

15  当时的一个理论家。

16  这位小姐本是纳杰日金的学生，后来成为女作家，笔名叶夫根尼·图尔（即第四章中提到过的那个沙里阿斯·德·图尔涅米尔），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均有交往。

17  在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只因一个伊万骂了另一个伊万是“公鹅”，便打了十多年官司。

18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检察官，以铁面无情著称。

19  卢梭的教育哲理小说，在小说里卢梭具体论述了他所谓顺乎天性的“自然教育”纲领。

20  即卢梭。

21  赫尔岑结婚的日子。

22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世俗的锁链》。

23  原文是法文。这里作同居者和妻子解。

24  参孙是《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力大无穷。非利士人之女大利拉嫁他后，逼他泄露了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因而被非利士人捉住下狱，最后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见《旧约·士师记》。

25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古代法学中对何谓夫妇的解释，意思是不共寝食即不是夫妇。

26  不论无产者或农民，他们夫妇之间都不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情况是：在劳动方面，夫妇有极其平等的权利，在统治关系方面，他们却有极其不平等的权利。——作者注

27  卢梭的妻子泰莱丝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仆人，1745年与卢梭同居。

28  法国将军荷狄特伯爵的妻子，与卢梭过从甚密。

29  巴黎附近的著名森林，以风景优美著称。

30  指海涅的妻子马蒂尔达·海涅。

31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32  1837至1901年的英国女王。

33  原文是法文。

34  《圣经》故事：人们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找耶稣医治，耶稣对他说：“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能行走了，见《马太福音》等。

35  指1792至1795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

36  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这里指1792至1794年巴黎的革命自治政府，它也称“巴黎公社”。

37  中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以严厉和残忍著称。

38  普特尼在伦敦西南郊，月桂大厦是赫尔岑在伦敦的住处之一。布瓦西埃在瑞士日内瓦郊外，赫尔岑于1865年春天起住在那里。

39  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与赫尔岑等人有密切来往。

40  指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

41  俄国大商人和金融家。

42  原文是拉丁文。

43  奇切林（1828—1904），莫斯科大学教授，作家。

44  原来倾向进步、后来倒向反动一边的政论家。

45  俄国皇族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夫人。

46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自我牺牲的典型，阿伽门农的女儿。叶连娜·帕夫洛夫娜自称为冬宫的伊菲格涅亚。

47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二章第三十节。格兰迪逊和勒夫瑞斯都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小说中的人物。

48  柱塔修士西门（356—459），古罗马基督教禁欲主义修士。据说他常年坐在柱塔顶端，日夜不断，进行苦修。在俄国，直至19世纪仍有不少人模仿这种苦修方式，称为柱塔修士。

49  “自在”和“自为”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指尚处在蒙昧状态的事物和已被认识的事物。

50  菲利蒙诺夫（1787—1858），俄国诗人和杂志编辑。

51  克莉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以美丽著称的女王，不断利用自己的姿色扩张权力，先后嫁给恺撒和安东尼，在奥古斯都取得罗马的统治权后，她又抛弃安东尼，向奥古斯都卖弄色相，为奥古斯都所拒绝，因而被迫自杀。

52  13至14世纪时意大利的两个党派。盖尔非党拥护教皇，主张在教皇的权力下统一全国；奇伯林党拥护王权，主张在日耳曼皇帝的名义下统一全国。

53  这封信赫尔岑没有写完，原稿至此中断。

54  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子”。

55  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1793年。

1844年的一个插曲

在我们的第二次乡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别致的事，把它略而不提未免太可惜了，虽然我和纳塔利娅与它的关系都不大。这故事不妨称之为“阿尔曼斯与巴济尔1 （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乔治·桑的雅克2 ，后来变成了定命论者雅克3 ）的爱情史”。

它是在法国式的假面舞会上开始的。

这是1843年冬，我到了舞会上。人很多，我记得有四五千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巴济尔跟一个假面女郎正跳得起劲，他顾不到我。只见他摇头摆脑，眯缝着眼睛，像嗜酒的人尝到了美酒，打猎的人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田鹬。

舞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举行。我到那儿坐了一会儿，看那些俄国贵族穿了各种小丑衣服，拼命模仿巴黎的生意人，跳疯狂的康康舞……后来我上楼吃夜宵。巴济尔在那儿找到了我。他的神色很不正常，仿佛初恋的热情正在他心中燃烧，这显得很不相称，因为他那时已快四十岁，头发已开始从高耸的前额上脱落了。他颠三倒四地讲给我听，有一个法国“迷娘，像克蕾尔欣一样单纯4 ，又像轻佻活泼的巴黎姑娘一样妩媚动人……”

起先我想，这不过是那种只有一章长的爱情故事，它的第一页便是成功，但最后一页不是目录5 ，却是账单。但后来我终于相信，它并非如此。

巴济尔与自己的巴黎姑娘又见过两三次，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没有立即发动进攻。我经他介绍，认识了她。阿尔曼斯确实是活泼可爱的巴黎孩子，完全像这个城市。从谈吐到举止，以及某种独立精神和勇气——她的一切都显出这个大都会中正直的平民的特色。而且她是工人，不是小市民。这种人我们中间还从未有过。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快活，自由，调皮，但在这一切中没有丧失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危险和荣誉的敏锐感觉。这些女孩子往往从十岁起就得与贫穷和诱惑搏斗，得不到保护，但在巴黎这个大陷阱和各种罗网的包围中，她们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她们可能会轻易献出自己，但不会轻易上当，落进别人的手掌。她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会出卖灵魂，但这些人决不会走进女工的行列，因为她们已经不必出卖劳力，可以过放荡的生活，醉生梦死，然后消失在另一种生活的漩涡中——有时是永远消失，有时是为了在五六年后坐了自己的马车走进跑马场，或者戴上满身的珠宝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中。

巴济尔陷入了情网。这个音乐中的理论家，美术中的哲学家，是莫斯科超黑格尔派最全面的代表之一。他一辈子翱翔于美的天空，哲学和评论的世界。他对待生活像勒瑟尔6 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总之，不给纯粹的心灵活动留下一点余地。不过这样的观点那时在整个小组中几乎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靠天才，也有的人靠活跃的天性摆脱了它，但总的说来，它的影响还存在了很久——有的人表现为一些习惯用语，另一些人则保留着它的实质。40年代初，巴枯宁在柏林对屠格涅夫说：“走，让我们到真实生活的漩涡中去，投身在它的波浪中。”他们去找瓦恩哈根·冯·恩泽7 ，要这位情场老手作向导，带他们到花花世界走一遭，最好给他们介绍一位红女伶。可想而知，这样胸有成竹，不仅谈不到在“折磨心灵”的爱情中遨游，连任何行动也不可能。德国人也不懂得行动，然而他们并不想行动，他们宁可心如死水。我们的性格却相反，我们受不了这种斋戒生活——安享理论之乐，只得破戒，跳进红尘，结果不是发生危险，而是弄得啼笑皆非。

就这样，堕入情网的四十岁的哲学家，眯起眼睛，开始集中全力，对“爱的魔力”作哲理探讨了：为什么它会使赫拉克勒斯和软弱的少年同样拜倒在欧姆珐勒的脚下8 ？他开始向自己和别人阐明家庭的道德观念，婚姻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论道德一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偶然性和“假象”的虚幻世界，尚未从传统观念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这么容易说服。巴济尔的父亲彼得·科诺内奇是个老吝啬鬼，财主，他自己接连娶了三个女人，每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听说他的儿子，而且是长子，想娶一个天主教徒，这女人既贫穷，又是法国人，还来自铁匠桥，他就坚决不予同意。没有父亲的祝福，以怀疑主义作标榜的巴济尔也许还能应付，问题是老头儿不仅把他的祝福与天上的幸福联结在一起，还把它与地上的幸福连在一起，就是说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

老人的阻挠总是对事情起推进作用，巴济尔开始考虑最快的解决办法：一声不吭，自管自结婚，然后迫使老人接受既成事实，或者把婚事瞒着他，一直瞒到他既不能赐福，也不能诅咒，又不能支配遗产的那一天，反正快了。

但是在这里，不可理喻的传统世界也布置了重重埋伏。在莫斯科偷偷结婚是不容易的，费用太大，而且马上会通过助祭、祭司、诵经员、烤圣饼女人、媒婆、掌柜、店员和各种下流女人，传进父亲耳中。最后只得找我们波克罗夫村的约翰神父，怂恿他承办这门亲事，各位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我们谈过他在酒醉中偷了诵经士的“银表和首饰匣”。

约翰神父听说不孝顺的儿子快四十岁了，新娘不是俄国人，父母不在这里，又听说除了我，还有一位大学教授9 签字证婚，马上感谢我的照顾，大概以为我要巴济尔结婚是为了让他赚两百卢布酬金。他起劲地对着隔壁房间大喊：“神父太太，神父太太，拿两个鸡蛋给我！”又从柜里取出半瓶酒，瓶口是用纸塞住的，要招待我喝几杯。

一切顺利。

结婚的日子等还没有确定。阿尔曼斯先得到我们波克罗夫村暂住，巴济尔想送她来，然后返回莫斯科，把一切料理停当，这才从父亲的诅咒下跑到醉醺醺的约翰神父那儿接受祝福。

……为了迎接约婚夫妇
10 ，我们准备了夜宵，恭候他们。谁知左等右等，钟打了十二下，还是不见人影……一点了，还是毫无动静。夫人们都睡了，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及凯切尔开始吃夜宵。

时钟每一刻钟打一下，

一， 二， 三……

但……他们还是没到。

……最后，听到了铃铛声……愈来愈近；马车从桥上辘辘驶过。我们奔向前室。三匹马拉了一辆车子，飞快地驶进院子停下了。巴济尔下了马车。我走上前去扶阿尔曼斯；谁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力气那么大，使我差点叫出声音，接着她突然扑到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道：“赫尔岑先生……”原来这不是别人，而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他老人家本人。

马车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惊得面面相觑，唯独别林斯基笑得咳嗽不止，巴济尔却哭丧着脸。我们所以觉得特别惊讶，是因为两天前在莫斯科根本没听说别林斯基要来。

“让我先吃点东西，”别林斯基最后说，“然后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必须救救倒霉的巴济尔，他怕你们超过怕阿尔曼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看到一切即将大功告成，巴济尔害怕了，开始反省起来，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根据《主导法典》和黑格尔的著作，对婚姻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它的不可破坏性，作了反复思考。他关起房门，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分析，无情的解剖。他越想越怕，特别因为退路也困难重重，无论是结婚还是回头，几乎需要同样大的勇气。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别林斯基来敲门了，他从彼得堡一到就上了他的家。巴济尔把他在迎接幸福的道路上感知的一切恐怖，从恋爱跨向结婚时产生的一切厌恶，统统告诉了别林斯基，要求他指导和帮助。

别林斯基回答他，既然明知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仍把这条锁链套上脖子，难道他是疯子不成。

“你瞧，”他说，“赫尔岑也结婚，也把妻子带走，而且是从流放中偷跑回来的；你不妨问问他。他从未犹豫过，从未怀疑要不要这么做，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相信，他觉得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他成功了。你呢，也想那么做，可是在思考哲理，自我反省。”

这正是巴济尔所需要的。他当夜就给阿尔曼斯写了一篇论文，谈到婚姻，他的不幸的反省，以及普通的幸福与求知精神如何不相适应等，列举了他们结合的一切害处和危险，问阿尔曼斯有何看法，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带来了阿尔曼斯的复信。

从别林斯基的叙述和阿尔曼斯的回信看，她与巴济尔两人性格不同是一目了然的。确实，这样截然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曼斯的信是忧郁的；她感到既吃惊又委屈，不理解他的反省，认为这是借口，是感情冷了；她说，既然这样，已谈不到结婚，她同意解除婚约，最后并说，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写道：“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您，决不责怪您：我知道您非常善良，但是更加懦弱！再会吧，祝您幸福！”

收到这样的信应该是不很愉快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力的，坚定的，也有些高傲。这个光荣而刚毅的平民的孩子，没有辱没她的出身。如果换了英国女人，她一定会把巴济尔的信紧紧攥在手里，露出又怒又羞的神色，通过德高望重的律师的嘴，大讲第一次的握手，第一次的接吻……她的辩护士又会含着眼泪，戴着扑粉的假发，向陪审员提出，应该给被侮辱的童贞赔偿一千或两千英镑……

这个穷苦的法国女裁缝却根本没想到这些。

他们在波克罗夫村住了两三天，这对于那位前未婚夫是忧郁的两三天。他像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干了坏事，既怕老师又怕同学，好不容易挨过两天便回莫斯科了。

不久我们听说，博特金要出国了。他写给我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表示对自己不满，要求在走前见我一面。八月初，我从波克罗夫到了莫斯科；同时，一篇新的论文从莫斯科寄到了波克罗夫，那是给纳塔利娅的。我去找博特金，正赶上告别宴会。在喝香槟，互相敬酒和祝愿中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真的，你不知道，”巴济尔在我耳边说，“我……那个……”接着更小声道：“真的，阿尔曼斯跟我一起走。这姑娘！我到现在才了解她。”于是摇了摇头。

可惜别林斯基不在。

在给纳塔利娅的信中，博特金向她详尽地说明，对婚姻的思考和反省，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绝望，他怀疑自己对阿尔曼斯的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适应能力；这样，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必须抛开一切到巴黎去，他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在波克罗夫，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这么决定之后，他重读阿尔曼斯的信，获得了新的启示，即他非常爱阿尔曼斯，因此要求与她会面，重新向她求婚。他又想到了波克罗夫的神父，但迈科夫的工厂近在咫尺使他害怕11 。他打算在彼得堡结婚，然后立即前往法国。“阿尔曼斯快活得像孩子一样”。

在彼得堡，巴济尔想上喀山大教堂结婚。为了表示对哲学和科学的尊重，他邀请西东斯基大司祭12 给他主持婚礼。西东斯基是个学者，著有《哲学科学导论》，早已拜读过巴济尔的文章，知道他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和德国哲学研究者。在经历各种奇遇之后，阿尔曼斯获得了罕见的荣誉：两位势不两立的仇敌——宗教和科学，为她的婚礼进行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会晤。

在婚礼前，西东斯基畅谈新出的一些哲学小册子，表示他对世俗学问无所不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诵经员把法衣长巾递给他，他吻了它，开始穿法衣，一边垂下眼皮，对博特金说：

“请原谅，这是例行公事……我完全知道，基督教的仪式过时了……”

“哦，不，不！”巴济尔赶紧说，声音中充满了同情和谅解。“基督教是永恒的，它的本质，它的实体是不会过时的。”

西东斯基以真挚的目光向这位不失骑士风度的对手表示了谢意，便转向教士们，唱了起来：“我们的上帝至高至尊……现在，永远，直至千秋万代”。教士们齐声高喊：“阿门！”一切按规定进行，巴济尔和阿尔曼斯戴上了婚礼冠，由西东斯基率领，绕读经台一周……连以赛亚13 见了也会赞美不止。

巴济尔带了阿尔曼斯回到家中，把她留在那儿，便去参加克拉耶夫斯基14 的文学晚会了。两天后，别林斯基把这对新人送上了轮船……大家会想，现在故事大概完了。

差得远呢。

到达卡特加特海峡以前，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到这里，乔治·桑那本该死的《雅克》蓦地跳了出来。

“你认为雅克怎么样？”巴济尔问阿尔曼斯，后者刚看完这小说。

阿尔曼斯讲了自己的意见。

巴济尔向她宣称：这看法完全错误，她的见解侮辱了他精神中最深刻的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她的毫无共同之处。

刚强的阿尔曼斯不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这样过了大小贝尔特海峡。

船到了德国海面，博特金的心情舒畅一些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改变阿尔曼斯的世界观，说服她对雅克采取不同的看法。

因晕船难过得要死的阿尔曼斯，用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他：她不能改变对雅克的看法。

“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过活？”非常激动的博特金提出。

“没关系，”阿尔曼斯回答，“如果您想吵架，不如一上岸就干脆分手。”

“您决定这么办？”博特金说，气得要打架似的，“您宁可分手？”

“世界上什么都比跟您在一起强；您简直叫人受不了——既懦弱又专横。”

“夫人！”

“先生！”

她进了船舱；他留在甲板上。阿尔曼斯没有失信：一到勒阿弗尔，她就去找父亲了，过了一年她单独回到俄国，然后去了西伯利亚。

这一次，这件断断续续的婚姻大事可能真的完了。

但是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15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  巴济尔即瓦西里·博特金，阿尔曼斯是他的妻子。

2  指乔治·桑的小说《雅克》的主人公，他为了让妻子获得自由而自杀。

3  指狄德罗的哲理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雅克，一个相信万事均由上天注定的宿命论者。

4  迷娘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一个少女，克蕾尔欣是歌德的剧本《埃格蒙特》中一个纯洁的少女。

5  俄国的书籍，目录一般都在最后。

6  勒瑟尔（1803—1871），德国戏剧理论家，黑格尔主义者。

7  瓦恩哈根·冯·恩泽（1785—1858），德国自由派文学批评家，二三流作家，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妻子拉埃尔。

8  据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力大无穷的英雄，后来爱上了吕狄亚女王欧姆珐勒，拜倒在她的美貌下，以致荒废了武艺。

9  指格拉诺夫斯基。

10  原文是意大利文。这原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曼佐尼的小说的名称。《约婚夫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订了婚约，为了结婚逃亡外出，历尽艰苦的故事，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称。

11  波克罗夫村的邻村是属于迈科夫家的，那里有一家呢绒厂。工厂老板是莫斯科的商人，博特金的父亲也是莫斯科的大商人，因此博特金怕这位商人会把他结婚的事告诉他的父亲。

12  西东斯基（1805—1873），东正教大司祭，又是哲学和神学教授。

13  希伯来先知， 《圣经》中的四大先知之一，传说《以赛亚书》即他所著。

14  《祖国纪事》的主编。

15  巴雷尔（1755—184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党人。他在1794年5月国民议会开会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号召法国人民与外国敌人，特别是英国占领军展开彻底斗争。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
（1847—1852）

前 言

开始印行《往事与随想》的又一卷时，我再次面临了故事和场景，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议论的不连贯问题。外在的统一在这里比前几卷更少。使它们融为一体，我始终无法办到。补足空白，很容易给一切带来另一种情调和另一种色彩，于是当时的真实便消失了。《往事与随想》不是历史专著，只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正因为这样，我决定让不连贯的各章维持原状，像意大利手镯上的镶嵌细工，组成各种图形，所有的图形都围绕同一主题，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框架和链子。

这一卷，尤其是有关1848年的部分，必须用我的《法意书简》作补充；我本想从那里撷取一些片断，但需要重印的地方太多，我只得打消这个主意。

不少在《北极星》上未曾出现的章节进入了本卷；然而，由于各种共同的和个人的原因，我还不能把一切都提供给读者。好在不仅删略的章节，而且我所最珍爱的这一卷全部刊印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了……

1866年7月29日于日内瓦。

革命前后

第三十四章 途 中

遗失护照——柯尼斯堡——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到达了！——离开

……在拉乌扎根，普鲁士宪兵把我请进了守卫室。一个老中士拿了护照，戴上眼镜，毫无必要地操起琅琅的读书声，一字一板地念道：“兹奉尼古拉一世皇帝陛下命令……希各地军警查验放行……宫廷高级侍从、枢密官、圣弗拉基米尔勋章获得者、因英勇而蒙皇上嘉奖钦赐题词金剑之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签发……”

这位喜欢朗诵的中士使我想起另一个人。从特腊契诺前往那不勒斯时，一个那不勒斯宪兵到马车旁边来了四次，每次都得查看我们的入境签证。我给他看了那不勒斯的签证，还给了他半个卡利诺1 ；但这还不成，他把护照带进了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回来了，要我和我的朋友去见队长。队长是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军士，非常粗暴地问我们：

“你们姓什么，从哪儿来？”

“这一切护照上都写着。”

“我没空看。”

我们猜到了：队长认识的字没几个。

“根据什么法律，”我的朋友说，“我们要为您念我们的护照？我们的义务是持有护照，出示护照，不是宣读护照，尤其不是向您宣读。”

“他妈的！”老头子嘟哝道，“好啦，好啦！”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没有登记。

拉乌扎根那位学识渊博的宪兵当然不属于这一类，他把三份护照上佩罗夫斯基的勋章、卓越的功绩和奖励，一一念过三遍之后，问我道：

“先生，那么您是谁呢？”

这把我问得瞠目结舌，不明白他对我还有何指教。

“玛丽亚·埃恩小姐，玛丽亚·科尔什小姐，哈格太太2 ——都是妇女，没有一份男人的证件呢。”

我一看，真的，这儿只有我的母亲和两位与我们一起旅行的女友的护照；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有护照的话，塔乌罗根那边就不会让我通过。”

“确实这样，但要继续旅行就不成了。”

“那叫我怎么办？”

“也许您把它忘在守卫室了，我吩咐给您套一辆雪橇，您亲自回那儿问问，您的同伴就暂时在我们屋里休息一会儿。喂，小伙子，给我套上枣红马。”

我想起这件愚蠢的事不能不觉得好笑，因为它把我弄得束手无策。这份护照是我几年来梦寐以求的，为了得到它我奔走了两年，可是刚过国境便把它丢了，这使我非常吃惊。我相信，我曾把它放进口袋，那么一定是在半路上遗失的，上哪儿找呢？雪已把它覆盖……只得申请补发，向里加写信，也许还得亲自走一遭；然后他们在那儿打报告，上面发现我在一月份上矿泉疗养！总之，我已经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彼得堡，科科什金和萨赫迪斯基，杜贝尔特和尼古拉，又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现在，什么都完了，旅行，巴黎，出书的自由，音乐会和剧场……我又得见到内务部的官员，警察局长和形形色色的暗探，背上有两颗亮晶晶的纽扣、似乎在用它们从后面窥视你的警察……首先，我又得见到那个小个子士兵，他总是皱起眉头瞧我，那顶笨重的高筒军帽上写了个神秘的“四”字，还有那匹浑身结了冰的哥萨克战马……也许乳娘还没离开她所说的“塔无洛克”呢。

这时一匹没精打采、瘦骨嶙峋的大马已套上了小雪橇，我与赶车的一起坐进了雪橇，赶车的穿着军大衣和高统皮靴，用标准的姿势挥了一下标准的马鞭，然而就在这时，博学的中士没穿上装，突然跑到过道上大喊道：

“停下，停下！该死的护照在这儿呢！”他双手打开了它，举在前面。

我高兴得不禁发出了一阵大笑。

“您这是在跟我搞什么名堂？在哪儿找到的？”

“您瞧，”他说，“你们的俄国军士把两张纸叠在一起，这谁会知道，我没想到把纸分开……”

于是他读了三遍：“沿途各国军警，不论官职大小，仰各查验放行……”

“……由于旅途劳顿、担惊受怕和其他许多事，我到达柯尼斯堡时已筋疲力尽。在软绵绵的床上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我便去游览城市了，这是温暖晴朗的冬日。”3 旅店主人给我们准备了雪橇，马身上挂满大大小小的铃铛，头上装饰着鸵鸟羽毛……我们心旷神怡，沉重的石块从心头消失了，不愉快的恐怖感和疑虑重重的情绪也已不翼而飞。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讽刺尼古拉的漫画，我立刻跑进店堂买了一套。晚上，我在一家又小又脏的戏院里看戏，戏并不好，但我回旅馆时很兴奋，这不是由于演员，而是由于观众，他们大多是工人和青年；在幕间休息时他们高声谈笑，无拘无束，每人戴着礼帽（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正如留胡子的权利等等一样）。这种自由自在、开朗活跃的气氛，给刚过国境的俄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彼得堡政府还那么粗暴，那么野蛮，它爱好的只是专制，它希望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怖，它要求每个人在它面前发抖，总之，它向往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的戏剧化效果。对于彼得堡的沙皇们说来，理想的社会秩序便是鸦雀无声的候见室和军营。

……我们前往柏林时，我坐的是驿车，我旁边的先生裹在衣服里；这是晚上，我看不清他的脸。知道我是俄国人，他便开始向我打听，警察是否严厉，护照是否难领等等，当然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后来谈到了普鲁士，他便称赞普鲁士的官员如何奉公守法，政府机关如何秉公办事，国王如何励精图治，最后又大骂波兹南省的波兰人，因为他们不是优秀的德意志人。我听后觉得奇怪，便进行反驳，直截了当告诉他，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然后不再作声。

这时天亮了，我才发现，我这位保守派旅伴说话带鼻音，根本不是因为感冒，只是因为他没有鼻子，至少没有鼻子中最显著的部分。他大概看到，这发现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好感，因此认为必须把失去鼻子和恢复鼻子的过程说明一下，以此表示他的歉意。它的第一部分他讲得含糊不清，但第二部分十分详细：狄芬巴赫4 亲自从他手上割了一块肉作他的新鼻子，把它在他脸上缚了六星期；一天“陛下”到医院视察，在惊异之余对此大为赞赏。

普鲁士国王看到他便说，

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不过，狄芬巴赫当时大概忙于其他事务，这个鼻子可做得不太美观。但是不久我便发现，这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在他身上还是最小的一个缺点。

从柯尼斯堡前往柏林这段路是整个旅程中最困难的。我们不知怎么总是相信，普鲁士的驿运设施是最好的，其实这纯属无稽之谈。驿运制度只有在法国、瑞士和英国还不错。英国的驿车制作精良，马强壮有力，车夫灵敏熟练，可以让你舒舒服服旅行。在漫长的驿路上，马车不停地飞驰，不论上山下坡都一样。现在由于铁路的建成，这问题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当时，德国那种劣马拉的驿车确实叫我们吃够了苦头，除了它们的驭手，世上恐怕没有更糟的东西了。

从柯尼斯堡到柏林这段路很长，出发时，我们在长途马车中定了七个座位。到了第一个驿站，乘务员便要我们拿了行李改乘另一辆马车，还郑重地警告我们，他不能保证这些物品完整无损。我向他指出，我在柯尼斯堡问过，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保留这些座位；乘务员推说雪太大，必须换有滑雪板的马车，这就没法反对了。我们只得带着孩子和行李，在黑夜中踩着潮湿的雪地开始换车。到了下一站又是这个样子，乘务员甚至不再花力气解释换车的原因。这样走了一半路，他又向我们十分简单地宣称：只能给我们五个座位。

“怎么五个？这是我的票。”

“没有座位了。”

我开始争论；驿站的窗啪的一声开了，一个留胡子的白发脑袋伸出窗口，粗暴地问争吵什么。乘务员说，我要七个座位，可是他只有五个。我接着道，我有车票，还有付了七个座位的钱的收据。那个脑袋没有理睬我，只是用俄国和德国式军人粗鲁而嘶哑的口气对乘务员说道：

“得啦，这位先生既然不愿要五个座位，那就把他的行李丢下车，让他在这儿等有七个空位子的驿车吧。”

说完这话，那位被乘务员称作“少校先生”姓什韦林的尊敬的站长，便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我们作为俄国人考虑了这情况，决定立即动身；可是本文努托·切利尼5 作为意大利人，遇到类似情况非立刻掏出手枪把站长打死不可。

我旁边那位经狄芬巴赫动过整形手术的旅伴这时在酒店中，等他爬上车子，我们便动身了，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他刚喝过酒，因此心情很舒畅，对我采取了十分同情的态度，要我到了柏林写信给他。

“您是管驿站的官员？”我问他。

“不是，”他答道，鼻音更重了，“但这没关系……我……您知道……正如这儿的人说的，我是在中央警务部任职。”

这个发现对我说来比他那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更加讨厌。

在欧洲第一个听到我发表自由派观点的人竟是个暗探，可惜他不是最后一个。

……柏林，科隆，比利时——一切都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们对它们也心不在焉，我们急于赶路，最后终于到达了。

……我在莱茵旅馆打开了古老而笨重的大窗，迎面看到的便是一个大圆柱：

……一个铁铸的偶像，

戴着呢帽，两臂十字交叉，

脸色是那么阴沉。6

那么，我确实到了巴黎，这不是梦，是真的，瞧，这就是旺多姆圆柱与和平大道啊。

巴黎，它的意义对我说来也许不比莫斯科小。这个时刻正是我从小心驰神往的。我多么想看看巴黎市政厅，看看罗亚尔宫的富瓦咖啡馆7 ——当年，卡米尔·德穆兰便是在这儿摘了一片绿叶作帽徽，发出了号召：“向巴士底狱进军！”

我不能待在屋里，便穿上衣服在街上到处转悠……我要找巴枯宁和萨佐诺夫……瞧，圣奥诺兰街，爱丽舍田园大街，这些名字都是我早已熟悉的……啊，瞧，巴枯宁本人来了……

我是在一条街道的拐角上遇见他的，他与三个朋友在一起，就像在莫斯科一样，正向他们宣传什么，不时站住一下，挥动着卷烟。但这次说教没有结论，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要与他一起去找萨佐诺夫，让他也为我的到来大吃一惊。

我高兴得发狂似的！

但我暂时讲到这里为止。

我不想再一次描写巴黎。欧洲生活的初步印象，在刚觉醒的意大利国土上的庄严旅行，维苏威火山脚下的革命，圣彼得大教堂8 前的革命，最后还有2月24日9 那震惊世界的消息——这一切都在我的《法意书简》中讲过了。现在我已不能像当时那样生动地传达这些印象，它们被其他印象冲淡了，推后了。它们构成了我那些“笔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难道我的信不是当时实况的记录吗？

1  当时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带通用的银币。

2  埃恩小姐是赫尔岑家的朋友，玛丽亚·科尔什是叶·科尔什的姐姐，哈格太太即赫尔岑的母亲。

3  见《法意书简》第一信。——作者注

4  狄芬巴赫（1792—1847），德国外科医生，尤以擅长整形外科著名。

5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金匠和雕刻家，性情暴烈，曾数度因斗殴被流放和监禁，后逃亡在外。

6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十九节，诗中写的是放在奥涅金案头的拿破仑小雕像，它是按照巴黎旺多姆圆柱上的拿破仑像制作的。

7  罗亚尔宫是巴黎市中心的著名王宫之一，1789年在这王宫底层设有一家咖啡馆，它成为群众集会之处，这年7月14日，卡米尔·德穆兰在这儿号召巴黎居民举行起义，攻打巴士底狱，燃起了法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8  在罗马。

9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日子。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

穿皮上装的英国人——诺阿耶公爵——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

……“明天我们要去巴黎了，我离开罗马时心情是兴奋的，充满着活力。今后一切会怎样呢？能永久不变吗？天上不会没有乌云，坟墓中会不时吹出阴冷的风，送来尸体的气息，那旧时代的气息；历史的朔风是强大的，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我要为我在罗马度过的五个月感谢它。我所感受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反动的逆流不可能把它全部吹灭。”1

这是我在1848年4月底写的，当时我坐在面对科尔索大道2 的窗口，望着“人民广场”，我的许多印象和许多感觉都来自那里。

我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意大利的，我不愿离开它（我不仅在那儿碰上了伟大的事件，也遇见了第一批令我深深喜爱的人们），然而我还是得走。我觉得，当共和国在巴黎诞生的时候，我不在那儿，这无异是对我的全部信念的背叛。怀疑从上面引用的几行即可看出，然而信心依然占了上风，我在契维塔办了签证手续，我望着领事馆的印心里很满意，那不是威严醒目的几个字“法兰西共和国”吗？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正因为需要签证，法兰西还不是真正的共和国！

我们坐的是邮轮。船上旅客很多，照例形形色色，有的来自亚历山大，有的来自士麦那和马耳他。船过里窝那以后，海上刮起了春天的狂风，轮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无法忍受的摇晃中向前行驶；过了两三小时，甲板上已尽是晕船的妇女，不久男子也逐渐躺倒了，只剩下一个花白头发的法国老人，一个穿皮上装、戴皮帽的从加拿大来的英国人和我。船舱内也都是晕船的人，在那里单单沉闷的空气和炎热已足以使人病倒了。夜里，我们三人把大衣和旅行毛毯铺在甲板的行李堆上，坐在那里，风在呼啸，海浪在拍打，有时还冲上了甲板的前半部分。那个英国人是我认识的：去年我从热那亚前往契维塔韦基亚时与他乘同一条船。一天只有我们两人用膳，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但用了甜点以后，也许是马尔萨拉葡萄酒的作用，他变得心情舒畅了，看到我并不想主动与他搭讪，便递了一支雪茄给我，说这是他“自己从哈瓦那带来的”。这样我与他开始了谈话，他到过南美和加利福尼亚，还说他多次打算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但在伦敦和彼得堡之间建立正常而直接的交通以前3 ，他不会去。

“您要上罗马？”我问他，这时离契维塔已不远。

“不知道。”他回答。

我不再作声，心想他可能觉得我的问题有些唐突，但他马上又道：

“这得看契维塔的气候是否叫我满意。那么您打算留在这儿？”

“是的。轮船要明天才开。”

那时我对英国人还很不了解，因此觉得好笑；到第二天，我在旅馆前面散步时，又遇到了他，真的忍不住笑了。他仍穿着那件皮上装，拿着公文包、望远镜和一只小梳妆盒，后面跟着一个扛了皮箱和各种物品的仆人。

“我去那不勒斯。”他走近后对我说。

“怎么，不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气候太坏了。”

我忘记讲了，在上次旅行中，他与我同一船舱，他的铺位正好在我上面；整个夜里他有三次差点把我吓死或踩死——船舱内热得透不出气，他喝了几次掺水白兰地，每次上床或下床总要踹在我身上，然后大声惊叫：

“啊……对不起……我太渴了。”

“没什么。”

因此我们这次会面时已成了老朋友；他竭力称赞我从不晕船，还请我抽哈瓦那雪茄。十分自然，过不一会儿，谈话便接触到了二月革命。英国人当然只是把欧洲的革命看作一场有趣的戏剧，一种提供引人入胜的新印象和新感觉的源泉，还谈起了新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革命4 。

法国人对这些事件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五分钟后，我与他展开了争论；他回答得含糊而聪明，尽管他寸步不让，但是态度彬彬有礼。我为共和国与革命辩护。老头儿并不直接攻击它们，然而认为只有传统的国家形式才是巩固的，合乎人心的，可以满足进步的正义要求，并保持必要的稳定。

“您不能想象，”我与他开玩笑道，“您的言外之意给了我一种多么独特的乐趣。十五年来，我谈到君主政体，也像您此刻谈到共和政体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互换了角色：我保卫共和政体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您保卫正统的君主政体却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老头儿和英国人都哈哈大笑。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这是阿尔古伯爵5 ，他的鼻子已因《喧哗》和菲利蓬6 的捉弄而永垂不朽（《喧哗》声称，他的女儿不敢出嫁，是怕把自己的大名写成：“姓某某，娘家姓阿尔古
7 ”）。他参加了谈话，对老头子恭恭敬敬，却用有些惊异、甚至厌恶的目光看我；我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把革命口气又提高了四度。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花白头发的老人对我说，“像您这种思想方式的俄国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你们俄国人不是沙皇彻头彻尾的奴仆，便是（请恕我用这词）虚无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你们离自由的日子还远着呢。”8

我们便这么各抒己见，谈论着政治问题。

船快到马赛时，大家开始忙于整理行李，我走近老人，给了他一张名片，我说，我们在海上的风浪中进行的争论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后果，这使我很高兴。老人非常亲切地与我道别，还顺便把共和派调侃了几句，说我终于可以走近一些看他们了，然后也把他的名片给了我。这是诺阿耶公爵9 ，波旁王室的亲族，亨利五世10 的重要顾问之一。

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讲它，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上层阶级的“公爵”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要是我们的枢密官或高等文官处在诺阿耶的位置，他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大逆不道，马上命令船长逮捕我。

1850年，一位俄国大臣11 挈带家眷上了轮船，为了避免与凡夫俗子接触，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轿式马车。坐在卸下了马的马车中，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何况这是在海上，大人的玉体又比普通人大了一倍。

我们的大官僚目中无人，这根本并非出于贵族气质——贵族阶级早已蜕化变质。这是大公馆中身穿号衣、头上扑粉的仆役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异乎寻常的卑贱，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的倨傲。贵族是人，而我们的大官僚是皇上的忠实奴才——完全没有个性；他们像保罗颁发的勋章上的题词：“我们无足轻重，一切都是在你的名义下取得的”12 。我们的整个教育便归结为这一点：士兵认为只因为他挂着安娜十字勋章，才不应该用棍子打他；驿站长认为只因为他是官员，旅客的巴掌才不应贴近他的面颊；官员受到侮辱，便指指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或弗拉基米尔勋章，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我是为了我的职衔！”

在马赛下船后，我遇到一大队国民自卫军正把自由女神像运往市政厅，这是一个满头鬈发、戴弗里基亚帽13 的女人。这千百个武装的市民一边走，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其中也有穿罩衫的工人，他们是2月2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当然我尾随在他们后面。队伍到了市政厅，将军、市长和临时政府特派员狄摩西尼·奥利维耶14 出现在门口。奥利维耶不愧名为狄摩西尼，准备当众发表演说。人群包围了他，大家自然拼命向前挤。国民自卫军要群众后退，群众不听，这惹恼了这些武装的市民，他们从肩上取下枪，转过身子，开始用枪托打前排人的脚尖，于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公民被迫后退了……

这件事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风度，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新，在那里，个人的尊严和人身不可侵犯，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崇高感情，不仅搬运工人和马车夫这样，连伸手讨钱的乞丐也不例外。在罗马尼阿15 ，那种粗暴作风会招来二十把刀的攻击。但法国人后退了，大概他们已有过前车之鉴吧？

这意外事故使我很不痛快，而且回到旅馆，我又在报上读到了鲁昂事件16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诺阿耶公爵是正确的？

但是一个人希望相信的时候，他的信念是不容易根除的，还没到阿维尼翁，我已忘记了马赛的枪托和鲁昂的刺刀。

在长途马车中，一个身材粗壮、道貌岸然的天主教神父与我们坐在一起，他正当中年，外表和蔼可亲。起先他为了装装样子，拿起了祈祷书，但过不多久便想打瞌睡了，只得把它放回口袋，开始与我娓娓而谈；他的话表现了波尔罗亚耳隐修院和索邦神学院17 准确典雅的语言风格，引证丰富，妙趣横生，但又无伤大雅。

确实，只有法国人才能这么聊天。德国人只会谈情说爱、传播流言蜚语、说教和咒骂。英国人喜欢热闹的盛会，因为在那里可以不必谈话……人们没有活动的余地，大家挤来挤去，谁也不认识谁；如果是小型的集会，马上会响起嘈杂的音乐和走调的歌声，还有枯燥的牌局，弄得主人和客人哪怕想谈话也比登天还难，有时偶然走到一起，已气喘吁吁，活像拉着满载货物的驳船在纤道上逆水行走的、筋疲力尽的倒霉驮马。

我想用共和制逗弄一下神父，但未能如愿。他对现状是满意的，他主张不超出限度的自由，尤其不能发生流血和战斗，认为拉马丁18 是伟大的政治家，有些像伯里克利19 。

“还像萨福20 ，”我接口道，没有与他争论，我得感谢他一句也没提到宗教。这样，我们谈谈说说，于晚上十一时到达阿维尼翁。

吃晚饭时，我给神父斟了一杯酒，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作一次少有的祝酒：为共和国和拥护共和制度的教会人士干杯！”

神父站起身子，用西塞罗式雄辩语调接着道：“也为俄国未来的共和制度干杯！”

长途马车的乘务员和坐在同一餐桌边的人也喊道：“为全球共和国干杯！”我们碰了杯。

天主教神父，两三个旅客，乘务员，加上俄国人——这不是全球共和国吗？

大家确实兴致勃勃！

重又坐上马车时，我请神父允许我抽一支雪茄，然后问他：“您上哪儿？”

“上巴黎，”他答道，“我被选进了国民议会；但愿我还能见到您，这是我的地址。”

这是西布尔神父，什么地方的长老，巴黎大主教的兄弟。

……过了两个礼拜，5月15日21 到了，这是不祥的前奏，六月那些可怕的日子便接踵而至。但这一切已不属于我的传记的范围——那已是全人类的传记……

关于这些日子，我已写得很多了22 。

我可以到此结束，正如古老的民歌中老船长说的：

你记得吗？……但我不再往下讲了，

美好的回忆已在这里全部结束。23

但是从这些可诅咒的日子开始，我跨进了一生的最后部分。

西方小品

第一集

1.梦

朋友们，还记得那冬季的一天，那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吗？那时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1

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2 ，这是怎样的七年啊！其中包括了1848年和1852年3 。

这段时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切都完了——公的和私的，欧洲的革命和我的家庭，世界的自由和个人的幸福。

从前的生活没有留下一块砖瓦。当年我还处于精力充沛的发展时期，我以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未来的保证。我怀着轻率的自信，怀着对生活的雄心壮志，勇敢地离开了你们。我匆匆告别了小小的集体——这些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是互相亲近的，深刻的爱和共同的苦难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但是我向往远大和广阔的生活，公开的斗争和自由的言论，我寻找着独立的论坛，我希望在自由的天地中尝试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已不再等待什么，在我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什么也不能引起我特别的惊异和衷心的欢乐了：惊异和欢乐已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所压倒。在我眼中，几乎一切都没有差别，我既不希望明天死去，同样也不希望长久不死；让结束像开端一样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毫无意义吧。

然而我得到了我所寻找的一切，甚至得到了自以为是的旧世界的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也失去了一切信念，一切幸福，我看到的是背叛，是从阴暗的角落发出的冷箭，总之，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精神堕落。

在开始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非常困难；我暂时丢开它，完成了前面的三卷，但现在终于不得不面对它了。把软弱抛在一边吧，能够经历这一切的人也应该有勇气回顾这一切。

从1848年下半年起，我已没有什么可以讲了，有的只是痛苦的磨难，无法洗雪的冤屈，不应得到的打击。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伤心的形象，自己的和别人的过错——个人的过错，整个民族的过错。在可能挽回的地方，死亡却把道路切断了……

……随着我罗马生活中最后一些日子的到来，我回忆中的光辉部分也结束了，它是从童年时期的思想觉醒，从少年时期在麻雀山上的誓言开始的。

1847年的巴黎惊醒了我，我很早就睁开了眼睛，但是又被周围汹涌澎湃的事件陶醉了。整个意大利在我眼前“觉醒了”！我看到那不勒斯国王怎样顺从民意，教皇怎样谦卑地向人民乞求慈爱4 ；旋风卷起了一切，也带走了我；整个欧洲打起背包跟着前进——这一阵梦游症的狂热被我们当作了觉醒。等我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梦游病人给警察一吓，滚下了屋顶，朋友们星散了，或者不顾一切地互相厮打……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棺材和摇篮中间——我要做它们的守卫者、保护人和复仇者，然而什么也做不成，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

现在我坐在伦敦，偶然的机会把我抛到了这里——我留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陌生的人群在我周围蠕动，奔走，海洋的沉闷气息包围了一切，世界变得一片混沌，笼罩在迷雾中，失去了鲜明的轮廓，连火光也成了一些昏暗的光斑。

……然而那个国家，周围是深蓝的海洋，上面是深蓝的天空……只有它依然是一片光明的地带，是在墓园的另一边。

啊，罗马，我多么想回到你的怀抱中，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回顾着那一天天的经历，那些令我陶醉的日子！

……黑夜。科尔索大道上人山人海5 ，到处是火炬。在巴黎，共和已宣布一个月了。消息从米兰传到6 ——那儿在搏斗，人们要求宣战，根据传说，查理·阿尔贝特7 已率军出征。群众愤怒的呼声像浪涛时断时续的呼啸，一会儿以排山倒海之势升起，一会儿又暂时归于沉寂。

人群排成队伍，拥向皮埃蒙特公使馆，想知道宣战的确实消息。

“到队伍中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几十个声音同时喊道。

“我们是外国人。”

“那更好，上帝保佑，你们是我们的客人！”

于是我们参加了。

“让客人走在前面，让夫人们走在前面，让外国的夫人们走在前面！”

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让开了路。契切洛瓦基奥8 和一个罗马青年在一起，这青年是写民间歌曲的诗人，他们举着旗子向前开路。领导人与妇女们握了手，让她们排在一万或一万二千人的前面——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有条不紊，这是只有罗马的人民才能做到的。

前面的人走进了公使馆，几分钟后，大厅朝阳台一面的门开了。公使出来安慰民众，证实了宣战的消息，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契切洛瓦基奥站在阳台上，给火炬和枝形大烛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边，在意大利国旗下，站着四个年轻妇女，她们全是俄国人
9 ——这不奇怪吗？我现在还仿佛看到她们站在大理石阳台上，下面是万头攒动的人群，在战斗的呐喊声和对耶稣会的诅咒中，不时可以听到“外国妇女万岁！”的呼声。

在英国，她们和我们会被嘘下台，遭到咒骂，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国，我们会被当作煽风点火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里，尊贵的无产阶级，马略10 和古罗马护民官的后代，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我们被接纳进了欧洲的斗争行列……只有意大利与我的爱、至少内心的怀念，保持着不能割断的联系。

也许这一切只是……陶醉、呓语？这可能——但是我不羡慕那些对当时的优美梦境无动于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梦，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麦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梦”切断11 ，而

我的梦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12

2.在大风暴中

……6月24日晚上13 ，我从莫伯特广场回来，走进了凯道赛滨河街的咖啡馆。几分钟后，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见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队伍正从郊外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这些人笨手笨脚，面目可憎，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破旧腌臜的军装，戴着老式高筒军帽，迈着匆忙而杂乱的步子，一边走一边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

我便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不祥的喊声的。我忍耐不住，等他们走近后，用尽全力喊道：“共和国万岁！”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扬拳头，一个军官嘟哝了几句，不知在骂什么，一边举起指挥刀吓唬我；过了好久，我还听到他们在欢呼，在为这个企图消灭半个革命，企图扼杀半个共和国的人欢呼——他的出现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弃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无产阶级。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时，我和安年科夫14 前往爱丽舍田园大街；夜里听到的大炮声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和鼓声。街上空空荡荡，两旁是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协和广场上驻扎着一支别动队15 ，它附近有几个扫地的穷苦女人，几个捡破烂的，以及周围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 ，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

我们从警察局被送到了嘉布森大厦，那儿现在是外交部，但当时是一个什么临时警政委员会。我们被押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秃顶老头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黑衣服，把警察局长问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的护照在哪里？”

“我们出外散步时从来不带护照……”

他拿起一个什么本子，看了好久，显然什么也没发现，又问押送的人：

“你们为什么逮捕他们？”

“长官命令逮捕，我们就逮捕；他说这些人是嫌疑分子。”

“好，”老头子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们可以走了。”

等押送的人走后，老头子要我们说明被捕的原因。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又说，那个军官也许在5月15日的大会上看见过我，接着还谈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件事：我坐在柯马丁咖啡馆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误会。一队龙骑兵飞也似的从街上经过，国民自卫军在两旁布置了岗哨；我和咖啡馆里的五六个人走到窗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兵站在下面粗暴地喊道：

“没有听到叫你们关上窗吗？”

他的声调使我有权认为他不是在同我讲话，因此我对他的话毫不在意，何况我不是一个人，只是无意之间站在前面罢了。那位秩序的保卫者17 端起了步枪（因为这事发生在底层）想用刺刀扎我，我发现了他的意图，便退后一步，对其他人说道：

“先生们，你们是见证人，我对他什么也没做；难道国民自卫军便是这么用刺刀对待外国人的吗？”

“这太不对了，这不符合他们的称号！”我旁边的人这么说。

咖啡馆老板吓坏了，赶紧关上窗。一个军士冲进屋子，露出一脸凶相，命令把所有的人赶出咖啡馆。我觉得，这位军士便是命令逮捕我们的那个先生；柯马丁咖啡馆离马德莱教堂只有两步路。

“这就对了，先生们，你们瞧，不谨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往外面跑，人们的头脑在发热，血在流……”

这时国民自卫军士兵抓来了一个女用人，说她在把一封寄往柏林的信投进信箱时被长官看到，就被捕了。老头儿收下了信，命令士兵回去。

然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不过请注意，不要走原来几条街，特别要绕过逮捕你们的那些哨兵。是的，等一下，我派个人送你们，他会把你们带到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你，”他对女用人说，把信交还了她，没有检查，“把你的信投进另一只信箱，得远一些的。”

就这样，警察从武装的小市民手下保护了人们！

据皮埃尔·勒鲁18 说，6月26日至6月27日夜间，他曾找塞纳尔19 ，要他对挤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中的人做出处理。大家知道，塞纳尔是个极端的保守派分子，他这么回答勒鲁：

“国民自卫军会在半路上杀死他们，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早来一个钟头，您还会在这儿遇到两个团长，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要是这种恐怖活动再继续的话，那么我只得丢下议长的位子，站到街垒上去了。”

我回到家中过了两小时，看门的带了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和四个工人打扮的人来了，不过他们还是露出了治安警察的尾巴和宪兵的面目。陌生人解开外衣和坎肩的纽扣，威风凛凛地让我看他的三色围巾20 ，说他是警察局长巴莱（后来在12月2日21 的国民大会上，征服过罗马的乌迪诺将军22 的衣领，就是这个人揪的），现在奉命要对我进行搜查。我给了他钥匙，他便动手了，与1834年莫斯科警察所长米勒干的完全一样。

我的妻子进来了，局长也像当年杜贝尔特派出的宪兵军官一样表示了歉意。我的妻子安详地直视着他的眼睛，等他终于把请求原谅的话讲完以后，说道：

“如果我不能为您设身处地考虑，那未免太残忍了，您由于不得不进行搜查已经够痛苦的了。”

局长有些脸红，但没说什么。他忙于看信，看过后把一叠信放在一边，突然走到壁炉前面嗅了嗅，拨了拨灰烬，郑重其事地回头问道：

“您销毁信件是什么意图？”

“我没有烧过信。”

“对不起，灰还热着呢。”

“不对，它不是热的。”

“先生，您是在对一位政府官员讲话！”

“这并不能使灰变热。”我说，有些冒火，提高了声音。

“难道我在胡说吗？”

“您凭什么权利怀疑我的话？……您带着正直的工作人员，不妨让他们检查一下。再说，如果我烧毁了信件，那么，第一，我有权烧毁，第二，您打算怎么办？”

“您另外没有信了吗？”

“没有了。”

“我还有几封信，都是非常有趣的，请到我屋里看看吧。”我的妻子说。

“算了，您的信……”

“没关系，请别客气……您这是执行公务呢，请吧……”

局长去了，简单看了一下信件，它们大多来自意大利；他想走了……

“那下面还有一封，您没看到，那是从孔斯耶尔热里23 寄出的，是一个犯人的信，您瞧，您不想把它带走吗？”

“不必了，太太，”共和国的警官答道，“您的成见太深了，我根本不需要这种信。”

“您打算把这些俄文信怎么办呢？”我问道。

“请人译成法文。”

“问题正在这里，你们从哪里找翻译者？如果从俄国使馆找，这无异是告密，会使五六个人因而遭殃。我希望你们从波兰侨民中物色译员；我把这作为正式要求提出，请你们考虑。”

“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

“谢谢。我还有一个要求，您懂一点意大利文吗？”

“懂得不多。”

“我给您看两封信，它们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写信的人现已落在撒丁王国的警察手里，您从内容可以看到，如果这些信给撒丁的警察拿到，他们的情况会多么糟。”

“您这是什么意思？”局长答道，开始萌发了人的尊严。“您似乎认为，我们与专制王国的警察保持着联系。我们不管别国的事。但我们不得不管我们自己的事，当街上在流血，外国人想插手我们的事务时，我们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那么很好，您可以把信拿走。”

局长没有撒谎，他对意大利文确实懂得不多，因此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便揣进了口袋，答应以后还给我。

他的访问到此结束。第二天他便把意大利人的信退还了我，但其他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一个月，我写了一封信给卡芬雅克24 ，问他警察为什么不把我的信归还我，又不说明他们在信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对他们也许无关紧要，但对我的荣誉却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的根据是这样：几个熟人为我的事进行斡旋，认为警察局对我的搜查和扣留信件是不合法的。

拉摩里西尔25 说：“我们是想证实他是不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卑鄙的猜疑；它简直太新奇了，我一生完全公开，从无不可告人的事，就像生活在玻璃罩子里，现在突然出现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来自共和国的官员！

过了一星期，我被叫到警察总署，巴莱在等我，我们一起走进迪库26 的办公厅，一个青年官员接待了我们，他的态度与彼得堡那种不拘形迹的科长并无不同。

他说：“卡芬雅克将军命令警察总署退还您的信件，它们未经丝毫检查。我们收集到的关于您的情况，已使这种检查毫无必要，您已解除了任何嫌疑。这是您的公文包，是不是请您在这张写好的纸上签个字？”

这是一张收据，说明“全部信件完整无缺，业已退回本人”。

我迟疑了一下，问道，是否让我先检查一下更好？

“它们根本没人动过。瞧，封条还封着。”

“封条是完好的。”巴莱说，要我放心。

“这不是我的封条。我也没有贴过封条。”

“这是我封的，而且钥匙在您那儿。”

我不想争吵，只是笑了笑。这惹恼了两个人，科长顿时变成了处长，拿起一把小刀，割开了封条，用相当粗暴的声音说道：

“既然不相信，请检查吧，不过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奉陪。”说完便神气活现地哈了哈腰，走出了办公室。

他们的生气使我相信，我的信件确实没有检查过，因此我只是稍稍翻了一下，便在收据上签了字回家了。

第三十六章

《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

1847年秋我离开巴黎后，没有与任何人保持联系；文学界和政治界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原因很多。没有出现直接的机会，我又不想寻找这种机会。仅仅为了结识名流，便登门拜访他们，我认为这未免有失体面。何况我很不喜欢法国人对俄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称赞我们，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富裕；我们容忍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们，甚至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们出于礼貌，把我们当法国人对待，我们便大喜过望。法国人向我们滔滔不绝，随口讲话，我们却不敢造次，总在考虑怎么回答，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无知，却不好意思当面提出——他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自欺欺人，大言不惭。

如果要在另一种方式上与他们来往，就得让他们尊重你，为此必须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当时还不具备，等我有了这些条件我便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还不应该忘记，要与法国人成为点头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们与我们真正坦诚相见，却是最困难的。法国人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己，向别人夸夸其谈，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们与英国人截然相反。英国人与别人交往是因为他觉得寂寞，他像坐在戏院里看戏，利用人们为自己解闷，既可散心，又可听到各种消息；英国人总是在发问，法国人却总是在回答。英国人觉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细想想，法国人却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无缺，不需要再探听什么；他只喜欢高谈阔论，说教和训话。至于讲什么，向谁讲，这都一样。他不需要个人的接触，一杯咖啡对他已足够了；他像列彼基洛夫，尽管恰茨基已换了斯卡洛祖布，扎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还是在谈他的议会和陪审员，谈他的拜伦（尽管他照法国人的发音说成了“贝伦”）和各种重要的话题。1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还没有从二月革命中冷静下来，便遇到了5月15日，后来又经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严。这时我对伏尔泰说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 ，我甚至不想结识共和国中这些头面人物了。

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出现过一次，它也许会使我认识不少人——但这事最后未能成功。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伯爵3 拿出了七万法郎办一份报纸，它主要讨论国外的政治形势，其他民族、尤其是波兰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报纸是有益的，及时的。法国报刊很少注意法国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国时期，它们认为，它们的职责只是用各民族团结的口号鼓励各国，向它们许愿，说等国内大局安定之后，法国就会根据博爱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新报纸定名为《民族论坛》4 ，它的条件使它可以在国际运动和进步的事业中成为“指导力量”。它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各国共同的报纸——《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5 登载过一些很好的文章，论述各国的专门问题，但缺乏系统，断断续续，不够经常。《奥格斯堡总汇报》6 确实可以成为一份国际性的报纸，可惜它的黑色和黄色倾向太刺目了，使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开端，注定了早产的命运，在长出一颗牙齿以前便宣告夭折。报纸办得很不顺利，没有朝气，最后，在1849年6月14日，便与其他无辜的报纸一起被扼杀了。

报社租定了房子，购置了铺绿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种小斜面写字台，指定了一个瘦瘦的法国作家负责各国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从前波兰的志士仁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密茨凯维奇担任总负责人，并由霍耶茨基7 做他的助手，总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正式成立了，那么，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举办晚宴吗？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办。我去时，发现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然而其他民族，从西西里人到克罗地亚人都有，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个人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站在壁炉前面，把一只胳膊弯支在大理石炉顶上。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见过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据大卫·当热8 作的胸像浮雕复制的）马上可以认出他，尽管这些年他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脸型看，他不像波兰人，倒像立陶宛人，脸上流露出无穷的忧虑和悲戚。他头上是浓密的灰白头发，目光倦怠，整个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闷和强烈的忧郁——这是波兰命运的形象化体现。后来沃尔采尔9 的脸也给过我类似的印象，不过尽管他满面病容，他的脸还是显得比密茨凯维奇的生动而亲切。密茨凯维奇似乎被什么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这“什么”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义，他在那中间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听俄国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对普希金以后的文学运动知道得很少，还停留在他离开俄国的时期10 。尽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他又是这种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然而他仍对俄国怀有一定的敌意。不过在经历了沙皇和沙皇的总督们的一切暴行之后，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们所谈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统治飞扬跋扈的时期。

第一件使我惊异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兰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见了修道院长那么低声下气，诚惶诚恐，有的还吻他的肩膀。也许他对这种顶礼膜拜的方式已习以为常，因此显得满不在乎。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认，看到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对自己的爱，这是每个把全部身心献给自己的信念，并以这种信念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现叫我无法接受：它们破坏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则；何况在这方面，与那些大主教、部长大臣、将军长官们相比，我们还望尘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诉我，晚宴时他要提议为“纪念1848年2月24日”干杯，然后由密茨凯维奇发表演说，阐明未来的报纸的观点和精神；他希望我作为俄国人，向密茨凯维奇致答词。我不习惯公开演讲，何况毫无准备，因此谢绝了他的建议，但答应“为密茨凯维奇”祝酒，并向他讲几句话，正如在1843年为格拉诺夫斯基举行的庆贺宴会上11 ，我第一次为这位波兰诗人干杯一样。当时，霍米亚科夫举起酒杯说道：“为伟大的没能出席的斯拉夫诗人干杯！”尽管没提名字（因为不敢讲），大家还是立即起立，举起酒杯，默默地为放逐者的健康喝干了酒。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这么安排了我们的“即兴表演”，我们便入席了。晚宴快结束时，霍耶茨基提议干杯，密茨凯维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演说是经过斟酌的，显得娓娓动听，十分巧妙，那就是说巴尔贝斯12 和路易-拿破仑同样可以为它真诚地鼓掌；这使我厌恶。随着他逐步阐明他的想法，我开始感到心情沉重；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字，一个人的名字13 ，有了它就毫无疑问了；它不久果然出现了！

密茨凯维奇的演说归结为这些话：民主力量现在已形成新的公开的阵营，这个阵营以法国为首，它重又举起鹰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执政者惊恐失色的旗子，带领一切被压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领导它们的仍是那个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个成员，仿佛上天的意愿就是要这个皇朝把革命带上权威和胜利的康庄大道。14

他讲完后，除了他的两三个追随者鼓掌欢迎外，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密茨凯维奇犯了一个错误，想尽快消除演说的影响，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声说道：

“您来发言好吗？”

“在这演说之后，我什么也不想讲了。”

“随便讲几句都可以。”

“不论怎样也不讲。”

沉默继续着，有的人垂下视线看菜盘，有的人注视着酒杯，还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小声交谈。密茨凯维奇的脸色变了，他想再讲几句，但一声响亮的“让我谈谈”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大家回头看那个起立的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来岁，满头白发，外表正直端庄，朝气蓬勃；他用哆嗦的手举起了酒杯，那对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动的脸色，都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这是拉蒙·德·拉·萨格拉15 。

“我要为2月24日干杯，”他说，“我赞成主人的提议。是的，为了2月24日，我们要打倒一切专制制度，不论它采取什么名称，是君主制，还是帝国制，是波旁王朝，还是拿破仑皇朝。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朋友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也许作为诗人，他有理由这么看，但我不能让他的话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行无阻，不提出我的抗议……”他就这么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热情，以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全部权利，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讲完后，二十多只手，包括我的，都举起酒杯伸向了他，要与他碰杯。

密茨凯维奇想挽回这局面，讲了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收到什么效果。德·拉·萨格拉毫不让步。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密茨凯维奇也走了。

对一份新的报纸说来，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它勉强维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无人注意。编辑部人心不齐；密茨凯维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仑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编委会的压力下，许多人一个月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我没有给它送去过一个字。拿破仑的警察要是聪明一些， 《民族论坛》就不致为了6月13日的几行字被查封16 。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拿破仑的崇拜，神秘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图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领下靠枪杆子实现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这家报纸成为总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清白的事业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与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当波希米亚人没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时候，他们便没落了；在波兰人那儿，天主教促进了狂热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他们始终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如果他们不是处在耶稣会的直接影响下，他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种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是弗隆斯基17 的呓语，也是托维扬斯基18 的震颤性谵妄症，可是它却把千百个波兰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凯维奇，弄得晕头转向。对拿破仑的崇拜，首先就来自这种疯狂状态。拿破仑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不爱波兰，只爱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替他卖命的波兰人，这些人曾为他组成著名的骑兵部队，在索莫塞拉山口冲锋陷阵。1812年，拿破仑对纳博内19 说：“我希望在波兰看到的是兵营，不是会场。不论在华沙还是在莫斯科，我同样不允许给鼓动家提供俱乐部。”可是波兰人却当他是上帝的军事使者，把他与毗湿奴20 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我与密茨凯维奇的一位追随者走过旺多姆广场。到了纪念柱21 旁边，波兰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愚昧的行为，客气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脱下帽子？波兰人指指皇帝的铜像。既然它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怎么能指望人们不遭到压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凯维奇并不愉快，一种不幸的、阴郁的气氛，那种“上帝的惩罚”，笼罩在他的周围。他的妻子长时期处在精神错乱状态。托维扬斯基给她念咒语，似乎对她有所帮助，这使密茨凯维奇特别惊讶，然而症状并未减轻……他们的情形很糟。伟大的诗人最后几年的生活是悲惨的，只是在苟延残喘。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为他怀着一个荒谬的想法，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哥萨克军团——土耳其不准它用波兰的名义。死前他写了一首拉丁文颂诗，歌颂路易-拿破仑的光荣和伟大。22

这次参加报社工作失败以后，跟我来往的人更少了，只限于几个熟人，尽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来，熟人多了一些。以前我有时上俱乐部走走，还参加过三四次宴会，那就是吃一点冷羊肉，喝几杯酸葡萄酒，一边听皮埃尔·勒鲁和老爷子卡贝23 谈天，一边随着大家唱《马赛曲》。现在连这种活动我也腻烦了。我怀着深沉的悲痛注视着一切，我发现崩溃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国和欧洲在没落。从遥远的俄国看不到丝毫曙光，听不到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问候。没有人再给我写信，亲戚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俄国无声无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个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不动了。它那时跨进了这骇人的五年，直到现在24 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摆脱了那苦难的岁月。

这五年对我说来也是一生中创巨痛深的阶段；我已没有太多宝贵的东西可以丧失，也没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弃了……

……霍乱在巴黎肆虐，沉闷的空气，没有阳光的酷暑，给一切罩上了一层阴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车绵延不断，争先恐后地驶向墓园——整个景象与政治形势那么吻合。

时疫的牺牲者到处都是。我的母亲与一位熟悉的夫人到圣克卢25 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岁，回来后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亲劝她留下过夜。早上七时左右，仆人告诉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乱；我去看她，不觉吃了一惊，她与昨天相比已判若两人——她本来很漂亮，但现在脸上的肌肉全部萎缩了，干瘪了，眼眶下出现了黑影。我好不容易在医学院里找到雷耶26 ，把他请来。雷耶看了看病人，对我小声道：

“您自己明白，这时还能做什么。”他开了药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问道：

“医生怎么说？他对您说过什么吧？”

“他叫我派人去取药。”

她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她的脸更叫我吃惊：她变得那么瘦，只剩了一层皮，好像从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个来月——用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眼睛注视着我，嗫嚅道：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他怎么说吧……我快死了吗？……您不怕我吧？”她又说。

这时我非常可怜她；她一定十分害怕，这不仅是对死亡的畏惧，也是对传染病会这么快消耗尽她的生命感到的惊恐。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离开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便到我家过夜。饭后，他说他感到闷得喘不出气，我说我早上洗过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个澡。回来后，他觉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掺酒和糖的苏打水，便上床睡了。夜里他叫醒了我。

“我没有指望了，”他对我说，“这是霍乱。”

他确实想呕吐，浑身抽搐；但幸好过了十天，他的病痊愈了。

我的母亲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里市。屠格涅夫得病后，我把纳塔利娅和孩子们也送往那里，只留下我与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时，我也去了那儿。

6月12日27 早上，萨佐诺夫到那儿找我。他非常兴奋，说群众运动即将爆发，成功是必然的，荣誉在等待着每一个参加的人，因此坚持要我去摘取桂冠。我对他说，他知道我对当前局势的观点，我觉得不是为了信仰，参加那些与我几乎毫无共同之点的人们的行动是愚蠢的。

兴高采烈的鼓动家听到这话，便说，当然，躲在家里写些怀疑主义的论文，既很舒服，又无危险，不如让别人在广场上保卫自由和各民族的团结，从事其他许多有益的活动。

有一种情绪毫无价值，然而它曾在过去和现在驱使许多人干下重大的错事，甚至犯罪，这时它也对我发生了作用。

“可是你怎么认为我不肯去呢？”

“我是从你的话中得出这结论的。”

“不对，我说这是愚蠢的，可我并没有说，我永远不会干愚蠢的事。”

“那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作风！好吧，不必浪费时间，我们这就去巴黎。今天晚上，德国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时集会，我们先找他们。”

“他们在哪里开会？”我在车上问他。

“在罗亚尔宫的兰勃林咖啡馆。”

这是第一件叫我吃惊的事。

“怎么在兰勃林咖啡馆？”

“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儿集会。”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今天应该另找地方。”

“可是大家对那儿习惯了。”

“大概那儿的啤酒很香吧！”

在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顾一本正经地坐在十来张小桌子旁边，从宽边羔羊皮帽下，从鸭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长地、悲天悯人地望着周围。他们是革命的珀涅罗珀28 的永恒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场的人物，他们构成了革命的“场面”和“背景”，远看很可怕，像中国人拿来吓嘘英国人的纸糊的龙。

在社会变革和风云激荡的混乱时代，国家长期动荡不定，脱离了平常的轨道，该时便诞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们可以称为革命的合唱队；这是从颤动的火山地带产生的、在动乱和一切工作中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从童年起就习惯了政治骚乱，爱上了它的戏剧性一面，它那种庄严而辉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认为步法操练是军事训练的主要方面，他们也认为，宴会、游行、示威、开会、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

他们中间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诚的、准备在枪弹下壮烈牺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却是鼠目寸光、毫无见识的空头革命家。实际上他们只是抱残守缺的保守分子，与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革命只能停留在口头的纲领上，不会前进一步。

他们一生谈的无非是不多几个政治概念，应该说，他们知道的只是它们的辞藻方面，它们的神圣外衣，那些空洞的词汇，他们让它们像走马灯中轮番出现的小鸭子似的，一会儿跑进报纸的文章中，一会儿跑进酒会的演说或议会的发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队有些像希腊悲剧的合唱队，可以分成两部分，如果用植物分类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称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称为显花植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永远从事隐蔽活动，不时更改住处和胡子的式样。他们秘密召集各种非常重要的会议，如果可能，总在夜间或某个不方便的地点举行。在公开场合遇到朋友，他们不爱点头，只是使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许多人不泄露自己的住址，不把出门的时间通知别人，也不说明要上哪儿；哪怕报上公开登载的消息，他们也要用暗号或者化学墨水传递。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在路易-菲力普时期，Э卷进了一场政治事件，隐藏在巴黎；这种生活尽管有趣，日子长了，也使人感到厌倦、寂寞。当时担任巴黎警察厅长的是德勒赛，此人有钱，喜欢吃喝玩乐，他当官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好玩，因此有时仍不免寻欢作乐。他与Э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一天，他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陶醉在“梨酒和干酪之间”29 ，一个朋友对他说道：

“您老是不放过可怜的Э，这何苦呢！我们失去了一个谈笑风生的朋友，他也只能像犯人一样躲在屋里。”

“对不起，”德勒赛说，“他的案子早已过去了。他干吗还躲着？”他带着讽刺的意味向朋友们笑了笑。“我马上派人通知他，他这是多此一举，你们不必担心。”

回到家中，他把他的一个暗探头目叫来，问他道：

“Э在巴黎吗？”

“在巴黎。”暗探回答。

“躲了起来？”德勒赛问。

“躲了起来。”暗探回答。

“在哪里？”德勒赛问。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后讲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对他说，他不必担心，我们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实执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访后过了两小时，Э秘密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得离开巴黎，躲到外地一个城市里，因为巴黎警察厅发现了他藏匿的地点！

正如密谋活动者要竭力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纱幕，用沉默宣传自己的秘密，那些显花植物则尽量表现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讲个没完。

他们是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任宣讲员；他们在那儿不断向一切表示不满，为一切仗义执言，甚至没有的事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真有的事，更会像地图模型上的山脉一样，把它扩大两倍，甚至三倍。大家见惯了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示威游行，或者举行盛大的宴会时，都不禁会到处寻找他们。

……对我说来，兰勃林咖啡馆的情景还是新鲜的，那时我对革命的后院还所知不多。确实，我在罗马到过艺术咖啡馆30 ，在广场上参加过集会，也到过罗马俱乐部和人民俱乐部31 ，但那时罗马的运动还没出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迹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败之后才加速发展的。契切洛瓦基奥和他的朋友们光明磊落，他们那种南国人的表情在我看来像言语一样鲜明，而他们的言语又像朗诵一样响亮，但他们正处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他们还没有从三个世纪的沉睡中完全苏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奥根本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他并不想捞取什么，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里安静度日，作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罗马公民，与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庸俗无聊、废话连篇的假革命症状，那种在法国不幸流传极广的溃疡病。

不言而喻，在谈到咖啡馆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汉时，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类解放的坚强活动家，那些民族独立的热情宣传者，那些不论监狱、流放、驱逐、贫穷都不能使他们闭上嘴巴的、为人类的爱而殉难献身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这些人以鲜血、眼泪和言论开创了历史的新秩序。我们这里谈的是那个骚扰不安的边缘地带，那里生长的是不能结果的空花，对这些人说来，鼓动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们喜欢的是人民起义这个过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鲁什卡喜欢的是读书这个过程32 ，尼古拉喜欢的是步法操练本身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反动派没什么好高兴的——它那里生长的杂草和毒菌更坏，而且不仅在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这包括他们所有的人：在长官面前瑟瑟发抖的官员，到处刺探消息的奸细，准备为这边也为那边杀人的职业凶手，以及形形色色丑态毕露的军官——从普鲁士容克地主到杀人不眨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从近卫军官兵到宫廷少年侍从为止。我在这里还只接触到世俗的反动力量，没有提到靠化缘度日的苦行僧，专搞阴谋的耶稣会教士，充当警察帮凶的教士，以及各种等级的天使和天使长。

如果说在反动阵营中也有与我们的革命空谈家相似的人物，那么这就是在典礼上摆样子的朝臣，在洗礼、婚礼、加冕礼和葬礼中跑龙套、壮声势的角色，那些为官服，为金边，为显示权力的光辉和尊贵而存在的人们。

在兰勃林咖啡馆里，冒险家们济济一堂，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酒杯。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计划，运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纲领。一切得靠灵感，就像从前使徒等待圣灵的降临一样。只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带武器参加大会。经过连续两小时的空谈之后，大家约定明天早上八时在水塔街对面的滂努佛尔林荫道上集中。这以后，我们便前往《真正共和报》的编辑部了。

主编不在家，他去找“山岳派”33 要指示了。编辑部的接待室和会议厅设在一间发黑的大房间里，那儿光线暗淡，家具更显得简陋，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萨佐诺夫拿了一张纸，动手便写，写完后念给我们听：这是以各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攻占罗马提出的抗议书34 ，它声称大家准备参加示威运动。他说，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与光荣的明天联系在一起的，都可以签名。几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签了名。主编进来了，露出疲倦而烦闷的脸色，竭力装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诉大家，可我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公民们，”托雷35 说，“山岳派还在继续开会。是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到底！”萨佐诺夫把欧洲民主派的抗议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说道：

“这很好，很好！法国感谢你们，公民们；但为什么要签名？人数这么少，万一失败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仇恨统统发泄在你们身上。”

萨佐诺夫坚持保留签名，许多人赞成他的意见。

“我不能对这事负责，”主编反对道，“请原谅，我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说完，他把签名部分撕下，于是十多个不朽的候补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蜡烛上销毁了。抗议书则随即发排。

我们离开编辑部时已快天亮；各家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孩子和贫苦可怜的妇女，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在等待报纸出版，报纸一到，一些人马上把它们折叠整齐，另一些人便带了它们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走到了林荫道上——那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出现一些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还有些警官在踱来踱去，狡猾地看着我们。

“这个城市睡得无忧无虑，”我的朋友说，“完全没料到明天会给风暴惊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们，”我对他说，向上指指，那是德奥尔餐厅灯火通明的窗户。“这太好了，让我们进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说，现在吃点东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们在议会大厦里吃什么，不过在孔斯耶尔热里监狱里伙食是很糟的。”

我们大吃了一顿冷火鸡，从留下的骨头看，谁也不会猜到霍乱正在巴黎猖獗一时，也不会想到再过两个小时我们便要去改变欧洲的命运。总之，我们在德奥尔餐厅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正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蒙头盖脑，睡得香香的一样36 。

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滂努佛尔林荫道，那儿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知做什么好，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从他们的特殊表情看，大多义愤填膺。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领导人，这一天是不致以闹剧结束的。

有一瞬间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位先生骑了马，从容不迫地经过林荫道。人们认出这是内阁的一位官员（拉克鲁瓦37 ），可想而知，他这么早骑马出门，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人们在呐喊声中把他拖下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后放了他，也就是说，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护送到了别处。人群越来越多，到十点钟，可能已达到两万五千人。不论我们问谁，向谁打听，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凯尔索西38 是老一辈烧炭党人，他通知我们，郊区群众已在“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开进凯旋门。

民主派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告诫人们：“最重要的是别携带武器，否则就会改变这次行动的性质。无所不能的人民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国民议会庄严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不给敌人丝毫诬蔑的口实。”

最后队伍排好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被编成荣誉支队，紧跟在领导者们后面。领导人中有身穿上校军装的艾·阿拉戈39 ，从前的部长巴斯蒂特40 ，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们在林荫道上一边走，一边喊各种口号，唱《马赛曲》。谁没有听到过千万个声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在走向战斗前必然出现的沉思中，怎样齐声高唱《马赛曲》，他就不能理解这首革命的赞美歌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十分壮观。在我们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进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妇女和儿童挤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阳台，他们的父亲和丈夫，那些有产者，却躲在他们背后，露出了阴沉不安的脸向外张望，但看不到从四楼和顶楼上探出头来的另一些人——穷苦的女裁缝和女工人，她们正向我们挥手帕、点头和挥手。我们不时走过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这时各种口号声便会腾空而起。

这样我们到达了林荫道与和平大街连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团的一个排封锁了街口，我们的纵队靠近时，他们突然像戏院的布景一样向左右散开，尚加尔涅41 骑着一匹小马，带着一队龙骑兵来了。他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没有擂鼓，也没有发出其他正式信号，便冲进前面几排群众，把他们与队伍切断，并命令龙骑兵摆开阵势，迅速驱散人群。骑兵扬扬得意，在街上横冲直撞，举起军刀用刀背砍杀，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转了过来。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匹马已到了我眼前，马的鼻息直扑到我脸上，那个骑兵朝我大骂，举起刀背吓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说不定会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边，一下子卷进人群中，给挤到了城根街的栅栏上。我们的队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鲁宾42 一人在我身边，这时龙骑兵用马队迫使前面的人后退，他们无路可走，便向我们挤来。艾·阿拉戈跳进城根街，滑了一跤，脚脱了臼，我和斯特鲁宾跟着也跳到了那儿，我们怒气冲冲，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鲁宾猛地旋转身子，大声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个穿工装的人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另一边，说道：

“怎么，你疯了不成？……瞧那儿。”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这儿移动。

“快走，趁他们还没听到你的话，还没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说，握紧了拳头，哼着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飞也似的溜走了。

我们走到了协和广场。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根本没有郊区来的队伍；其实凯尔索西也知道没有，这是他虚张声势的手段，然而谁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的无耻进攻，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要是确实作了准备，有人领导，那么爆发真正的战斗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山岳派”听到无所不能的人民被骑兵可笑地驱散之后，不是挺身而出，却是躲进了云端。赖德律-洛兰找吉纳德43 商量。吉纳德是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他本人愿意参加示威，也愿意给人，还同意给大炮，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提供炮弹，仿佛他认为单凭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败敌人；福雷斯蒂埃44 对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这对他们的帮助多大，我们从凡尔赛的审判45 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谁也不愿冒风险；最有远见的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秩序刚露出希望时便未雨绸缪定制了官服，但示威一失败，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缝只得把它们挂在店堂里出售。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 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 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 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 ；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第一个车站，他把乘务员叫来，说他忘了一张出色的地图，请他给他一张纸和一个信封。乘务员告诉他，离打铃只有三分钟了；警官匆匆跳下车，回来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四小时在沉默中过去，甚至他要吸烟时向我打招呼也不开口，我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向他点点头，使个眼色，然后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黄昏时刻他问我：

“您是上日内瓦？”

“不，去里昂。”我回答。

“啊！”谈话便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打开车门，让一个人上车，这人秃顶，穿着宽大的豌豆色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坎肩，拿着一根粗手杖、一只袋子和一把伞，肚子大大的，好不容易挤进车门。等这位典型的和气大叔在我和警官之间坐下以后，我没等他喘过气来，便问道：

“先生，您不反对吧？”

他一边咳嗽，一边擦汗，把一块绸手帕包在头上，回答道：

“没关系，请便，我的儿子经常抽烟，他现在到阿尔及尔去了，他整天吸烟呢。”这以后他便开始轻松地闲谈和聊天了。过了半小时，他已问完了问题，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到我从瓦拉几亚来，便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礼貌说道：“啊，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51 。”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匈牙利。

我那位旅伴对他的问话回答得非常简单。

“先生是军人吗？”

“是的，先生。”

“先生到过阿尔及利亚？”

“是的，先生。”

“我的大儿子也去过，他现在还在那里。您也许到过奥兰？”

“没有，先生。”

“贵国也有长途马车吗？”

“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有公共马车。”我回答得满有把握，毫不含糊。“只是我们的长途马车是用犍牛拉的。”

这使我的伙伴非常惊讶，他一定会起誓说我是瓦拉几亚人。在这个幸运的细节之后，连警官也放松精神开始聊天了。

到了里昂，我拿起手提箱，马上走进了另一个驿车办事处，爬上车顶座位，五分钟后，马车已奔驰在通往日内瓦的大路上。到了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警察局前面的广场上坐着局长和文书，旁边还有几个宪兵，他们要在这里先行检查护照。我完全不符合护照上记载的特征，因此赶紧爬下车顶，对一个宪兵说：

“朋友，我跟您可以在哪儿马上弄到一杯酒喝？请告诉我，天气热得叫我受不了啦。”

“瞧，就在那儿，只有两步路，那是我的亲姐姐开的咖啡馆呢。”

“那么护照怎么办？”

“您给我，我把它交给我的伙伴；待会儿他会拿给我们的。”

一分钟后，我已与宪兵坐在他亲姐姐的咖啡馆里，开了一瓶博讷葡萄酒大喝起来。五分钟后，他的伙伴把护照送还我，我也请他喝了一杯，他向我敬了礼，于是我们像朋友一样走回马车。我第一次这么顺利。到了边境，那是一条河，河上有桥，桥那边便是皮埃蒙特的海关。法国宪兵在沿岸各处巡查，寻找早已出境的赖德律-洛兰，至少也要找到费利克斯·皮亚52 ；不过后来皮亚也像我一样拿了瓦拉几亚护照逃出了国境。

乘务员对我们说，这是要最后查验证件，需要很长时间，大约半小时，因此他劝我们到驿站的饮食店吃些东西。我们进屋后刚坐下，另一辆里昂的长途马车便到了，旅客开始下车，第一个下车的便是我的警官。哎哟，糟糕透了，我对他说过我是到里昂的。我冷冷地朝他鞠躬，他也还了礼，似乎有些惊讶，但没有说一句话。

宪兵来了，发还了护照，这时马车已经到了河对面。

“先生们，请各位步行过桥。”

我想，好，现在要出事了。我们出了饭店……上了桥——没有出事，过了桥——也没有出事。

“哈哈哈！”警官笑得前仰后合地说道，“终于出境了，真有意思，好像丢下了一块大石头。”

“什么，”我说，“您也……”

“看来您也一样吧？”

“得啦，”我打心里觉得好笑，答道，“我是直接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坐的是牛车呢。”

“算您幸运，”乘务员对我说，伸起一根手指警告我，“以后得小心一些。为什么那个小孩领您到了驿车办事处，您要给他两法郎酒钱？还好，他也是我们的人，他马上告诉我：‘那人一定是革命党，在里昂一分钟也不停留，弄到了座位这么欢天喜地的，给了我两法郎酒钱。’我对他说：‘别嚷嚷，这不关你的事，要是给哪个混蛋警察听到，他就上不了车啦。’”

第二天我们到了日内瓦，这自古以来就是被迫害者的避风港……米什莱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谈到16世纪时写道：“国王死后，一百五十户人家逃到了日内瓦；过了一些时候，又走了一千四百家。法国的流亡者和意大利的流亡者构成了日内瓦真正的基础，这是三个民族之间的出色避难所；这些人得不到任何援助，又怕瑞士本地人，只能依靠本身的精神力量维持生存。”

那时瑞士是一个集合点，欧洲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革命失败后，它们的一切代表人物便在日内瓦和巴塞尔之间流浪，一群群起义者越过了莱茵河，另一些人则通过圣哥达山口或者侏罗山脉到达这儿。胆小的联邦政府还不敢公开驱逐他们，各州仍保持着作为避难所的古老而神圣的权利。

所有这些人都像接受检阅似的成群结队地路过日内瓦，在这里逗留一下，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他们的名字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他们也是我早已仰慕的人，现在我便是急于想会见他们……

1  列彼基洛夫、恰茨基、斯卡洛祖布和扎戈列茨基都是《聪明误》中的人物，见该剧第四幕第五场。

2  见伏尔泰的《老实人》。老实人在游览巴黎后说道：“这简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让我快快逃出去吧……”

3  布拉尼茨基（1812—1879），波兰贵族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4  《民族论坛》的宗旨是推动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编辑部由各国代表组成，密茨凯维奇任主编。它以法文在巴黎出版，1849年3月15日出了第一期，几个月后便夭折了。

5  法国资产阶级日报，世界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创刊于1789年。

6  即德国的《总汇报》，创刊于1798年，1810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有时被称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报纸基本上采取了保守的或反动的立场。

7  霍耶茨基（1822—1899），波兰作家，与蒲鲁东和赫尔岑都有密切交往。

8  当热（1789—1856），法国雕塑家，政治上为激进派。1829年他在魏玛歌德家中认识了密茨凯维奇，应歌德的要求为密茨凯维奇作了胸像浮雕，后来成为广泛流传的密茨凯维奇的肖像。

9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0  密茨凯维奇于1829年被迫离开俄国，在俄国时结识过普希金、雷列耶夫、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等。

11  应是1844年举行的庆贺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成功的宴会。

12  巴尔贝斯（1809—187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因5月15日事件被捕入
狱，1854年获释后即流亡国外，未再参加政治活动。

13  指路易·波拿巴的名字。

14  当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大多把拿破仑看作革命的象征（鹰徽旗便是拿破仑的旗子），密茨凯维奇在一篇文章中便说过：“拿破仑是掌握合法政权的革命。”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后，这种幻想更为强烈，他们指望依靠他完成波兰的解放，认为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事业的继承者。

15  萨格拉（1798—1871），西班牙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起住在巴黎，参加了二月革命，宣传蒲鲁东的观点。（这里赫尔岑说他“七十来岁”，显然只是凭印象写的。）

16  1849年6月13日，《民族论坛》发表文章，反对路易·波拿巴派出军队帮助教皇镇压罗马共和国，因而被当局查封。

17  弗隆斯基（1778—1853），波兰神秘主义哲学家。

18  波兰神秘主义者。

19  拿破仑的将军和副官。

20  婆罗门教的主神。

21  指拿破仑纪念柱。

22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密茨凯维奇幻想依靠英法对抗沙皇俄国，因而前往土耳其，组织波兰军团。行前，他听到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胜利的消息，便写了《颂拿破仑三世》，把波兰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路易·波拿巴身上。密茨凯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感染霍乱，于1855年11月26日在那里去世。

23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4  写于1856年。——作者注

25  巴黎西郊的住宅区。

26  当时巴黎的著名医生和教授，写过一些医学著作。

27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的前夕。这次示威系由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它的失败导致了共和派的崩溃。赫尔岑在下面写的便是这次示威的情形。

28  希腊神话故事中奥德修斯的漂亮妻子。奥德修斯去特洛伊远征后，不少人盘踞在她的宫中向她求婚达二十年之久，从未使她动摇。

29  法文“在梨酒和干酪之间”的意思是“在饭后闲谈时”。

30  当时罗马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31  罗马俱乐部是当时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人民俱乐部则系契切洛瓦基奥所组织，参加者大多为工人和手艺人。

32  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章，彼得鲁什卡是乞乞科夫的仆人。

33  1793年前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即雅各宾派，称为“山岳派”（因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最高），1848至1849年革命中，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坚持实行共和等较为激进的立场，被称为“新山岳派”。

34  罗马人民在起义后于1849年2月宣布建立共和国，这引起了各国保守势力的反对，教皇庇护九世要求法国出兵干涉。路易·波拿巴于5月向意大利发兵，7月初攻陷罗马。“抗议书”即针对这次的出兵而言，这次抗议活动系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

35  托雷（1807—1869），法国左翼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真正共和报》的发行人和主编。

36  据说，拿破仑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把一切部署完毕之后，便美美地睡了几个钟头，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指挥战斗。

37  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任命的内阁官员。

38  凯尔索西（1798—1874），法国革命家。

39  阿拉戈（1803—1892），法国共和派革命家，《改革报》的创办人之一。

40  巴斯蒂特（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曾在卡芬雅克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41  尚加尔涅（1793—1877），法国奥尔良派将军，1848年6月起任国民自卫军巴黎卫戍部队司令。

42  米勒-斯特鲁宾（1810—189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柏林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

43  吉纳德（1799—1874），法国二月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44  福雷斯蒂埃（1787—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时任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司令。

45  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被镇压后，路易·波拿巴的政府取消了立法议会中“山岳派”三十三名代表的议员资格，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赖德律-洛兰逃到了英国。

46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罗萨（1615—1673），意大利巴罗克画家。

47  1849年6月15日里昂人民为了响应巴黎6月13日的示威，举行了起义，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48  布林德（1826—1907），德国政论家，1848年参加巴登革命，后以巴登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驻在巴黎。

49  我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我离开后过了三天，我母亲在埃夫里的寓所便遭到了警察的搜查。他们拿走了她所有的信件，包括她的使女和我的厨子的来往信件。关于6月13日的经过，我当时认为还不宜发表。——作者注

50  在巴黎经营长途马车的两个车行老板。

51  瓦拉几亚当时是多瑙河下游的一个公国，现属罗马尼亚。

52  费利克斯·皮亚（1810—1889），法国剧作家及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系“山岳派”成员，后逃亡伦敦。1870年回法国，成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

第三十七章

巴别塔1 ——德国的造反派——法国的红色山岳派——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马志尼，加里波第，奥尔西尼等——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在“拉杰茨基公爵号”上的旅行

有一个时期，我在满腔怒火、哭笑不得中，曾打算按照格兰维尔2 的绘画风格，写一本小册子《流亡者的自我表现》。幸好我没有这么做。现在我的心情平静一些了，不再苦笑，也不再愤怒。再说，流亡生活也拖得太久，几乎压得人透不出气了……

然而即使现在我仍得说，流亡若不是抱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由于敌对阵营的胜利不得不然，那么它只能使发展中断，使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活动，陷入幻想的世界。他们怀着内心的仇恨离开祖国后，总在指望明天返回家园，这样便不能前进，只能沉湎在对过去的回顾中；这种希望叫人无法安心从事长期的工作。愤怒和空洞而激烈的争论，使人们不能超越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这一切对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强制性压力。任何人，尤其是离群索居的人，对事物的形式方面，对行会作风，对职业外表，总是具有特殊的爱好，以致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一套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切流亡者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回忆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除了与一切非流亡者疏远的状态，如果再考虑到那种愤世嫉俗、猜疑成性、落落寡合、牢骚满腹的心情，那么这些固执不变的新以色列人3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849年的流亡者还不相信敌人的胜利能维持长远，他们仍沉醉在不久前的胜利中没有清醒，群众欢乐的歌声和掌声仍在他们耳边缭绕。他们坚信，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因此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然而巴黎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罗马在法国人的打击下陷落了4 ，巴登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兄弟宰割的地盘5 ，而帕斯克维奇按照俄国的办法，靠贿赂和许愿打败了格尔盖伊，占领了匈牙利6 。日内瓦到处都是逃亡者，成了1848年革命的科布伦茨7 。意大利各国的人，逃避博沙尔8 的迫害和凡尔赛的审判的法国人，在古斯塔夫·施特鲁沃9 率领下，排成整齐的队伍退入日内瓦的巴登民军，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10 ，波希米亚人，波兹南和加利西亚的波兰人11 ——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贝尔格饭店和邮局咖啡馆中。其中最明智的部分已有所觉察，知道流亡不可能是短期的，于是想起了美国，到那儿去了。然而大多数人却相反，尤其是本性难移的法国人，每天都在等待拿破仑的去世和新共和国的诞生——对于一些人，这应该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对于另一些人却只是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绝对无关。

我到达后过了几天，在派基镇散步，遇到了一位先生，这人年纪已经不轻，样子像俄国的乡村教士，戴一顶宽边低顶礼帽，穿一件发黑的白外套，神色像要去行临终涂油礼；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身材又高又大，像是由几块巨大的身体和四肢胡乱拼凑而成。我与青年作家弗·卡普12 在一起。

“您认识他们吗？”他问我。

“不认识，但是如果我没有讲错，这大概是挪亚或罗得正在跟亚当一起散步13 ，只是亚当披在身上的不是无花果叶，而是七拼八凑的衣服。”

“这是施特鲁沃和海因岑14 。”他笑着答道。“想认识他们吗？”

“非常想。”

他介绍了我。

谈话无关紧要；施特鲁沃正要回家，邀我们上他家坐坐，我们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挤满了巴登的流亡者，一个高大的女人，从远处看很漂亮，坐在他们中间，她那浓密的头发蓬蓬松松，以独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围。这是著名的阿玛利亚·施特鲁沃，他的妻子。

施特鲁沃的脸一开始就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现了一种严峻的精神，那种狂热的信仰赋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这刚毅坚实的前额，安详的目光，蓬乱的大胡子，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那整个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 军队中硕果仅存的某个狂热派教士，或者宣传悔罪和实行两种方式同领圣餐的塔波尔派教士16 。海因岑的外表阴沉粗犷，像德国革命阵营中的索巴凯维奇17 ，他精力旺盛，手脚笨拙，总是气呼呼地皱紧眉头瞧人，不爱说话。后来他写道，只要在地球上杀死两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成功。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对他这么写都不会奇怪。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谈一下，这是与这种杀人狂有关的。日内瓦有一个全世界最和善的医生P，他至今还活着。这人在精神上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热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给他们医病从不收费，还招待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二十万中国人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

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了关于世界精神的一些说法，我回答他，尽管谢林对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说明，称它为“飘在空中的东西”，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从椅上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便伸出手指，在我头上乱摸，挤压，好像我的头颅是由风琴的琴键组成的。

“确实，”他朝流亡中的兄弟们接着道，“赫尔岑公民没有崇敬的骨节，一点也没有。”

大家对我缺乏“崇敬的骨节”表示满意，我也不例外。

于是他向我说明，他对颅相学作过深刻研究，不仅写过书论述高尔19 的体系，而且选择阿玛利亚做试验，根据这学说检查过她的颅骨。他告诉我，她几乎没有情欲的骨节，它们存在的颅骨后部完全是扁平的。正是这个可作离婚原因的理由，使他决定娶她为妻。

施特鲁沃是个大怪物，只吃素菜，加些牛奶，也不喝酒，他的阿玛利亚也得与他保持同样的饮食。他觉得这还不够，她每天还得与他一起在阿尔沃河游泳，那里的河水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从来不热，夏季也只能达到八度。

后来我与他偶然谈到了素食问题。我提出了一般的反对意见：牙齿的结构，蔬菜的纤维朊在消化过程中热能大量消失等等，指出食草动物的头脑便不太发达。他心平气和地听着，没有生气，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临到末了，他似乎为了出奇制胜，对我说道：

“您可知道，经常吃素的人可以使身体内部非常干净，死后也不致发臭？”

“这太好了，”我反驳道，“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并不想在自己死后闻自己的尸体。”

施特鲁沃甚至没有笑，只是心安理得地说道：

“总有一天您会不这么讲的！”

“大概等我长出崇敬的骨节以后吧。”我答道。

1849年底，施特鲁沃寄给我一本他为自由德国新编的历书。日子和月份全都改用了一种难懂的古日耳曼语；它取消了圣徒的名字，每天纪念两个名人，例如华盛顿和拉斐德20 ，然而第十日却留给了人类的公敌，如尼古拉和梅特涅。纪念最大的伟人的日子便是节日，这样的伟人有路德，哥伦布等等。在这本历书上，12月25日不再是圣诞节，施特鲁沃把它献给了阿玛利亚，成了她的节日！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我，除了别的事，他说道，应该在日内瓦发行一份杂志，它属于所有的流亡者，用三种语言印行，它可以跟“七大灾祸”斗争，支持目前已被反动派所扑灭的各民族的“神圣火焰”。我回答他，这当然很好。

出版杂志是那时的流行病，每隔两三星期总会出现一份计划，印行几本“试刊”，分发一些缘起，但出过两三期以后便寿终正寝，无声无息。有些人什么也干不成，却认为自己能办刊物，拼凑了一两百法郎，用它们出了第一期，但也成了最后一期。因此施特鲁沃的打算，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他的登门拜访，却使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谁知施特鲁沃安详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边预备念，一边说：

“赫尔岑公民，由于我们昨天一致认为应该出一份杂志，今天我特地来向您宣读它的发起书。”

念完以后，他宣称他还要找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请他们上海因岑家开会商量。我也到了海因岑家：他恶狠狠地坐在桌后的椅子上，用一只大巴掌拿着笔记本，把另一只伸向我，用粗哑的嗓音嘟哝道：“公民，请坐！”

在座的有八个德国人和法国人。法国立宪议会的一个前人民代表在编制支出预算，写的字歪歪斜斜的。马志尼进屋后，施特鲁沃提议宣读海因岑写的发起书。海因岑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德文念了起来，尽管只有法语才是大家都懂的。

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发起书只是民主主义高调千百次变奏中的一次，这种用不同文字编译的革命词句，跟教会按照《圣经》传道一样。海因岑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旁敲侧击地说道，民主共和制度本身能在各方面普遍满意的基础上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在两百万人头面前不知道发抖的人，竟然害怕他的机关报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

他宣读后，我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但从他支吾其词的回答中，从施特鲁沃的插话和那位法国代表的手势中，我开始明白我们被请来开会，是要我们接受海因岑和施特鲁沃的发起书，根本不是要对它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过，这跟诺夫哥罗德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的理论，可说不谋而合。21

马志尼听了虽然有些不快，还是同意了，几乎第一个签字认购了两三股。我像席勒的《强盗》中的舒夫特勒一样，心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对”22 ，于是也签了名。

然而认股的人太少，不论那位代表怎么计算，怎么加减，钱还是不够。

“先生们，”马志尼说，“我有个主意可以解决困难：杂志开头只出法文版和德文版，至于意大利文版，凡是优秀的文章可以登在我的《人民意大利》上，这样，你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开支了。”

“说真的，这太好了！”

马志尼的建议立刻被一致通过。他很高兴。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因此想让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在耍什么花招。我走到他跟前，找个没人在旁边的机会，对他说道：

“您干得很妙，摆脱了这杂志。”

“但是您要知道，”他说道，“意大利文版实在是多余的。”

“其他两种版本也一样！”我补充道。笑影在他脸上一闪，随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马志尼。他知道我在罗马的经历，希望跟我谈谈。一天早上，我和列·斯皮尼一起到派基镇拜望他。23

我们进去时，马志尼正闷闷不乐地坐在桌边，听一个年轻人谈话。年轻人生得相当高，容貌端正漂亮，淡黄头发，这是加里波第的战友，瓦斯切洛区的英勇保卫者，罗马义勇军的领导人贾科莫·梅迪契24 。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想心事，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脸色有些忧郁，显得心不在焉，这是马志尼的三人首脑之一，他的同志马克·奥列利·萨斐25 。

马志尼站起身来，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友好地伸出了双手。即使在意大利，这么严肃而又优美的、完全符合古典风格的脸型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张脸上，有时会露出粗暴、严厉的表情，但只是一会儿，它马上又会变得柔和、明朗。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闪动着活跃的、深思的光芒；它们和额上的皱纹都显示出无穷的意志和坚强的决心。那多年的操劳，不眠的夜晚，暴风骤雨的岁月，各种强烈的情绪，或者不如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以及那种狂热的、也许是禁欲主义的精神，无不在他的容貌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马志尼的态度非常单纯，非常亲切，但是统治一切的习惯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辩论中；听到针锋相对的意见，他几乎掩盖不住内心的不满，有时甚至不想掩盖。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因此对一切显示独裁权威的外在标志公开表示蔑视。那时他的声望极高。他在日内瓦自己的小房间里成天衔着雪茄，然而却跟从前教皇在阿维尼翁一样26 ，手里握着千万条无形的心理电报线，它们通向整个意大利半岛，控制着一切。他了解自己政党的心脏的每一次跳跃，感觉得到最微小的震动，对一切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以惊人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对每个人和每件事发出普遍的指示。

作为狂热而有条不紊的领导者，他在意大利各地普遍建立了秘密组织，它们构成了一张彼此息息相关的网，奔向一个目标。这些组织像不可察觉的动脉，伸向各地，越来越细，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中，消失在王公贵族的豪华宫殿中，消失在意大利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那是任何警察都无法渗透的。乡村教士，长途马车的管理员，伦巴第的王公，走私贩子，酒店老板，妇女，强盗——一切都为了一个事业，一切都是一根链条上的环节，而这根链条便通向他，接受他的领导。

从门诺蒂27 和班迪耶拉弟兄28 的时代起，热情洋溢的青年，精力饱满的平民，慷慨激昂的贵族，有时甚至还有老人……便前赴后继，一批接一批地跟着马志尼前进——马志尼是博纳罗蒂老人29 的弟子，博纳罗蒂又是格拉古·巴贝夫30 的同志和朋友——这些人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不怕铁链和断头台，有时在临刑前除了高呼“意大利万岁！”还高呼“马志尼万岁！”

这样的革命组织从来没有过，除了意大利，也许还有西班牙，恐怕哪儿也不可能有。现在它失去了从前的力量、从前的统一，十年的苦难使它耗尽了精力，流尽了鲜血，在期待中变得奄奄一息，它的思想衰老了，然而在这里还是出现了响亮的呼声，光辉的榜样：

皮亚诺利，奥尔西尼，皮扎卡尼！31

我并不认为，杀死一个人便可以从法国目前的堕落状态中唤醒这个国家。32

我也不赞成皮扎卡尼策划的那种登陆行动，33 我觉得这是冒险，正如那以前米兰的两次行动34 一样。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谈的只是他们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些人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壮烈行为，以自己骇人听闻的毅力，使任何人都无权批评他们，指责他们。不论在希腊人那儿，在罗马人那儿，在基督教或宗教改革的殉难者那儿，我都没有看到更伟大的牺牲精神！

一群意气风发的人乘船驶向不幸的那不勒斯海岸，以自己的行动发出了号召，作出了榜样，向人们生动地证明，整个民族还没有完全死亡。年轻漂亮的领袖高举着旗子，首先倒下，其他的人也跟着倒下，或者更坏，落进了波旁王朝的魔掌。35

皮扎卡尼的死和奥尔西尼的死，是在沉闷的黑夜发出的两声震惊人心的响雷。拉丁系统的整个欧洲震动了36 ——野猪惊慌失措，躲进了卡塞塔城，藏在自己的洞里37 。把法国载向坟墓的丧车的驾车人吓得脸色发白，在驾车座上哆嗦不已。38

皮扎卡尼的登陆行动在人民的诗歌中获得了反映，这是不奇怪的39 。

在1849年马志尼是权威，难怪那些政府怕他；那时他光芒四射，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已接近尾声。他的光芒本来还可维持相当一段时间，慢慢变得暗淡，但是在一再失败和多次重蹈覆辙之后，他的声望终于迅速衰落了。

马志尼的朋友们，有的靠近了皮埃蒙特王国，有的靠近了拿破仑40 。马宁41 走上了一条狭隘的革命道路，成了分裂派，在意大利人中，联邦思想抬头了。

加里波第不得不对马志尼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后者的敌人的影响下发表了一封信，从侧面指责了他。42

就这样，马志尼衰老了，头发白了；也由于这样，他的脸上增加了牢骚不平、甚至愤世嫉俗的神色。但这样的人是不会屈服、不会退让的，他们的事业越是困难，他们的旗子也举得越高。马志尼今天失去了朋友和金钱，勉强逃脱了锁链和绞刑架，明天他会变得更坚定，更倔强，筹集起一笔新的钱，寻找到新的朋友，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放弃睡眠和饮食，通宵达旦地考虑新的办法，事实上他也每次都能找到出路，重新投入战斗，又重新被打败，然后怀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再开始行动。

这种永不屈服的毅力，这种不论事实如何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永不衰竭的、在失败面前再接再厉知难而上的活动能力，是一种伟大的、不妨称之为疯狂的精神。往往正是这种狂热的因素构成了胜利的必要条件，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吸引了人们。一个直接参加行动的伟大人物，必然是伟大的狂热分子，在意大利人这种热情的民族中间，尤其如此，他们是把民族思想当作宗教观念在保卫的。谁也不能预料，马志尼那些过多的失败经历，会不会使他丧失吸引意大利群众的磁铁般的力量。领导人民的不是理智和逻辑，而是信念、爱和恨。

意大利的流亡者不论才能和教养都不比别国人高，他们大多除了自己的诗人，自己的历史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与法国墨守成规的民主主义者不同，没有那种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这些人的议论、观点、情绪和感觉都是相同的，表现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也与迂腐粗野、带有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德国流亡者不同。法国平庸的民主主义者是未来的资产阶级，德国的革命者正如德国的大学生，也是市侩，只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意大利却与众不同，具有更多的个人特色。

法国人是用同一个模子成批制造的。但是扼杀个性的办法并非现在的政府所创造，它只是掌握了这个秘密，因此完全按照法国的精神安排社会教育——这是指整个教育事业，因为法国没有家庭教育。在帝国的每一个城市，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教的是同一本书。所有的考试出的是同一些题目，举的是同一些例子；凡是脱离书本内容，或者改变教学大纲的教师，马上会被解除职务。这种没有生气的刻板的教育，只能把头脑中原有的一切不合规范的东西，统一到强制的、传统的方式上去。这是形式上平等的民主观念在智力发展上的应用。在意大利情形完全不同。意大利人天生是兼容并蓄论者和艺术家，一切军营规则，单一风格，几何学的精确性，他们都深恶痛绝。法国人是天生的士兵，他们喜爱队列，口令，军装，喜爱恐怖手段。意大利人如果也走这条路，他们多半会成为强盗，而不是士兵——我这么讲丝毫没有恶意，并不想贬低他们。他们不愿奉命杀人，宁可冒杀头的危险，按照自己的意愿杀死敌人，而且决不把责任推给第三者。他们情愿在深山中过简陋的生活，掩护走私贩子，也不愿出卖他们，在宪兵队过体面的生活。

意大利人受的教育和我们一样，他们是在生活中，在自己的感情和偶然接触到的书本的影响下，自发成长，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观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和他们都有一些缺陷和弱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法国人那么受过完整的训练，也不像德国人那么具备深奥的理论，然而我们和意大利人却保持着较鲜明的色彩。

我们和他们甚至有共同的缺陷。意大利人也像我们那样好逸恶劳，他们从不认为工作是幸福，也不愿为工作而操心、劳累和忙碌。意大利的工业几乎像我们的一样落后；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地下藏着大量宝物，却不想开采。新的市民阶级思潮在意大利不能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深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意大利市民阶层的历史，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的发展完全不同。富裕的市民，那个发迹的阶级的子孙，不止一次在与封建贵族的角逐中取得胜利，成为城市的执政者，然而他们不是像其他国家的暴发户那样脱离平民和农民，而是更接近他们。法国人所说的资产阶级，在意大利相当于一个独特的阶层，它是从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按照地质学的观念，不妨称之为皮埃蒙特地层。43 这个阶层在意大利的特点，与在整个欧洲大陆一样，那就是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自由派立场，可是在一切事情上害怕人民，害怕有关劳动和工资的过激言论，此外，它只会向上面的敌人让步，从不向下面的自己人屈服。

意大利的流亡者形形色色，包括社会的所有各个阶层。在马志尼的身边，既有来自古老世家的人，他们的姓在圭恰尔迪尼44 和穆拉托里45 的编年史中出现过，是人民耳熟能详的，如利塔，博罗梅奥，德尔-韦尔梅，贝尔贾约索，纳尼，韦斯孔蒂等46 ，也有来自阿布鲁齐深山老林的半野蛮的海盗罗米奥47 ，那种橄榄色皮肤的英勇不屈的小伙子！此外还有教士，如西尔托里48 ，这是个英雄，威尼斯刚打响第一枪，他便脱下了教士的长袍，拿起了武器，在马盖拉被围的保卫战中，他始终冒着枪林弹雨，战斗在最前线；还有光辉的那不勒斯军官们，如皮扎卡尼、科森兹49 和梅佐卡帕弟兄50 等；还有特拉斯脱韦尔区的平民51 ，他们是在贫困的生活中接受过考验的忠诚战士，脸色严峻，从不叫苦，谦逊而不可制服，如皮亚诺利；与这些人在一起的，还有声音柔和、然而视死如归的托斯卡尼人。最后，还有加里波第，那完全是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52 著作中的人物，像孩子一样单纯，又像狮子一样勇猛，还有菲利契·奥尔西尼，他那个美好的头颅不久以前刚从断头台上滚下。

但是提到这些人，我不能不停一下。

我与加里波第是在1854年认识的，那时他刚从南美洲航行回来，他是船长，船停靠在西印度码头。53 他在罗马战争中的一个同志和奥尔西尼带我去看他。加里波第穿着厚厚的浅色外套，脖子上围着鲜艳的围巾，头上戴着鸭舌帽，在我眼中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员，不像罗马志愿军的著名领导人，尽管世界各地都在出售他那装束奇特的小雕像。他对人和善单纯，一点没有架子，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对他发生了好感。他的船员几乎全是意大利人，他是船长也是领袖，我相信他是严厉的，但所有的人都爱他，与他相处得很愉快，把这位船长看作自己的光荣。加里波第在船长舱中招待我们吃便饭，特地煮了从南美带来的牡蛎，还有干果，葡萄酒；这时他突然一跃而起，说道：“等一下！跟你们应该喝另一种酒！”于是跑上甲板，过一会儿，一个水手拿了一瓶酒来，加里波第看看瓶子，笑了笑，给我们各斟了一杯……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什么怪事不会做呀？这是真正的别列牌酒，他的家乡尼斯54 的出品，他从美洲带到伦敦来的。

这时在单纯而不拘形迹的谈天中，他逐渐变得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他不讲空话，没有陈词滥调，但显示了曾经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的本色，从这个船长身上人们不难看出这是一头受伤的狮子，哪怕在罗马陷落之后的撤退中，他仍步步反扑，在伙伴们大多阵亡之后，他还在圣马力诺、拉文纳、伦巴第、蒂罗尔和特契诺，重新召集士兵、农夫、强盗和一切可以召集的人，一再向敌人展开攻击，他的妻子在艰苦和饥饿的行军生活中死了，但他仍在她的尸体旁边战斗。

在1854年，他和马志尼在观点上已有很大分歧，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曾当着我的面对马志尼说，不应该触怒皮埃蒙特，当前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奥地利的统治；他对马志尼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的主张，表示十分怀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55 他完全反对起义的一切企图和尝试。

他把船驶往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装煤以后，将从那里直驶地中海；他动身前，我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航海生涯，在所有的流亡者中，他选择了一条最美好的道路。

“谁叫他们不这么做呢？”他热烈地回答道。“这一向是我心爱的理想生活；您要笑就笑吧，但我至今仍喜爱它。在美洲大家知道我，我还可以搞到三四条这样的船，归我率领。我这些船可以容纳所有的流亡者，他们可以当水手，大副，工人，厨师——全部由流亡者担任。如今在欧洲还能做什么？死心塌地过奴隶生活，背弃自己的信念，或者在英国讨饭。移居美国更糟——这是末路，它是‘忘记祖国’的国家，是新的祖国，它的利益与我们的不同，一切都不同，定居在美国的人就离开了我们的队伍。还有比我的主意更好的吗？”这时他的脸发亮了。“我们团结在一起，掌握着几条船，在海上航行，在水手的艰险生活中锻炼自己，与大自然搏斗，与危险搏斗。这是海上的革命阵营，随时可以停靠任何口岸，独立自主，不受侵犯！”

这时我觉得他像古代的英雄， 《埃涅阿斯纪》56 中的人物……要是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也会有自己的史诗，自己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

奥尔西尼完全是另一种人。他那粗野的力量和骇人的勇气，已于1858年1月14日在勒佩勒蒂埃路得到了表现57 ，它们使他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伟大的名字，也把他三十六岁的头颅送上了断头台。我与奥尔西尼是1851年在尼斯认识的，有一些时候我们还非常接近，后来分开了，重又接近，最后，在1856年，我们之间产生了嫌隙，后来虽然和解了，但已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看待对方。

奥尔西尼这样的人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出现，然而在意大利，他们却在任何年代、任何时候都能成长，这些人既是阴谋家又是艺术家，既是殉难者又是冒险家，既是爱国者又是雇佣兵，既是特维里诺58 又是里恩佐59 ，反正他们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庸俗的、平凡的小市民。这种人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编年史上都有鲜明的表现。他们的善良使人惊讶，他们的凶恶也使人惊讶，他们以感情的强烈、意志的坚决令人叹服。不安的酵母从早年起就在他们身上蠢动，他们需要危险，需要荣誉、桂冠、赞美，这是纯粹南国的性格，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他们具有我们所几乎不能理解的激情，为了得到一种独特的快感，他们准备忍受一切困难，一切牺牲。自我牺牲和忠诚，在他们身上是与报复和偏执结合在一起的；在许多事上他们天真单纯，在许多事上又狡猾诡诈。他们不择手段，也不怕危险；他们是罗马“贵族世家”的后裔，耶稣会神父忠于基督的孩子，得到过古典精神和中世纪黑暗时代传统的教育，古代世界的道德观念和天主教的罪恶习性，在他们的心灵中纠结在一起。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也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他们那种坚如磐石的精神可以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执己见并驾齐驱。一方面，他们对外表的一切充满天真的喜爱，自尊心达到了虚荣的程度，成了对权力的渴望，对掌声和荣誉的陶醉；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罗马式英雄气概。

只有断头台才能遏止这些人的旺盛精力，否则，刚从撒丁王国宪兵手中脱身，他们又会冒着奥地利秃鹫的魔爪组织新的密谋；从曼图亚监狱神奇地越狱之后，第二天他们又会用跳楼时割破的手，开始起草炸弹计划，然后毫无惧色地面对着危险，把炸弹丢到马车底下。60 就在失败之中，他们长成了巨人，他们的死带来的震动超过了炸弹的威力……

奥尔西尼落进格列高利十六世61 的秘密警察手中时还是个年轻人，他因为参加罗马的示威运动被判处苦役，在狱中一直待到庇护九世的大赦。他与走私贩子，与职业打手，与残余的烧炭党人关在一起，这段生活使他对民族精神获得了广泛的了解，锻炼了铁的意志。那些人与压迫他们的社会作着永恒的、每时每刻的搏斗，他从他们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艺术，不仅在法官面前，而且在朋友面前保持沉默的艺术。

奥尔西尼这样的人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孤僻性格令人向往，又令人感到不自在：人们在他们面前既紧张又高兴，还有些惴惴不安，仿佛在欣赏雪豹的优美动作与柔和的跳跃姿势。他们是孩子，不过是凶恶的孩子。他们在“铺设”但丁的地狱之路，但不仅他们，所有由他的恐怖诗篇和马基雅弗利62 的邪恶智慧所灌溉的年代，都充满了这些人。马志尼正如科西莫·梅迪契63 一样，奥尔西尼也像乔凡尼·普罗奇达64 一样，他们都属于这个家族。甚至伟大的“海上探险家”哥伦布，以至新世纪最伟大的“强盗”拿破仑·波拿巴65 ，应该说也是这一类人。

奥尔西尼漂亮得惊人，整个外表匀称而优雅，使人不禁会对他另眼相看。他文静，沉默寡言，也不像他的同胞那样时常挥动胳臂，从不大声说话。那一把长长的黑胡子（他在意大利总是留着胡子）使他的容貌有些像埃特鲁里亚地方66 的祭司。他的整个头部显得俊美动人，只是鼻子的线条有些缺陷，似乎不太规则。67 尽管这样，在奥尔西尼的脸上，在他的眼睛中，在那不时出现的微笑中，那亲切的声音中，却有一种叫人不敢接近的东西。显然，他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从来不会完全放松，总是惊人地控制着自己；显然，从这微笑的嘴唇中吐出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随口讲的，那对目光向内的眼睛后面几乎深不可测；在我们一般人犹豫和退缩的地方，他却露出微笑，面不改色，也不提高嗓门，毫不迟疑、毫不反悔地继续坦然走去。

1852年春，奥尔西尼在等一封重要的家信；他日夜盼望着，但总没收到，还向我提到过好多次，因此我知道他这些天心神不定。一天用膳时，两三个外人在场，邮差走进了前室，奥尔西尼托人问一下有没有他的信，结果确实有一封是给他的，他看了看信，便把它揣进了口袋，继续谈天。过了一个半小时，只剩了我们三个人，奥尔西尼说道：“啊，谢天谢地，总算收到回信了，一切很好。”我们知道他在等信，可没想到他会那么平静地拆开信封，看过后便把它揣进口袋；这种人是天生的秘密工作者，他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作风。

然而他凭自己的精力干成了什么呢？加里波第凭他的大无畏精神又能干什么呢？皮亚诺利靠他的手枪又干出了什么68 ？还有皮扎卡尼和一切血还没冷却的殉难者们呢？也许至多让皮埃蒙特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意大利，让大胖子缪拉赶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可是两者都处在波拿巴的保护下。69 啊，神圣的喜剧！——也许只是喜剧！它们的意义与教皇基亚拉蒙蒂在枫丹白露向拿破仑讲的话一样！70

我刚才讲到我第一次拜访马志尼时，有两个人在座，这两人后来与我也很接近，尤其是萨斐。

贾科莫·梅迪契是伦巴第人。在早年，他为意大利没有希望的地位苦闷，去了西班牙，后来又到了蒙得维的亚和墨西哥；他参加过克里斯蒂娜71 的军队，似乎当过队长，最后在马斯塔伊·费雷提72 当选教皇后，才回到祖国。意大利觉醒了，梅迪契投入了政治运动。在罗马被围时，他领导民军，创造了英勇的奇迹，但是法国侵略军还是踹在无数高尚的牺牲者的尸体上进入了罗马——其中也有拉维隆73 的尸体，他仿佛是为了替自己的民族将功赎罪，抵抗它的入侵，在罗马城门口被法国子弹打死的。

梅迪契是民众领袖和战士，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似乎应该像雇佣兵，成天生活在硝烟和烈日中，因而变得皮肤黝黑，面貌粗犷，讲话简短生硬，嗓音洪亮，表情强劲有力。实际上这人脸色苍白，头发淡黄，容貌温和，眼神和蔼可亲，举止文雅，倒像一辈子生活在妇女中间的人，不像西班牙的游击队员和鼓动家；他是诗人，幻想家，当时正在热恋，他的一切都显得优美，惹人喜爱。

我与他在热那亚一起度过的几个星期，使我得益不少，那正是1852年我最悲痛的日子，我的妻子埋葬后的一个半月。我失魂落魄，看不到航行的方向和路标，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不是和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说的一样，像一个疯子74 ，但我确实心灰意冷。梅迪契可怜我；他没有这么讲，但有时会在深夜十二时上我住处敲门，坐在我的床边跟我闲谈（有一次我与他这么聊天时，还在被子上抓到了一只蝎子）。有时他在早上六七点钟便来敲门，说道：“外边天气好极了，让我们到阿尔巴洛街去”——那儿住着一位美丽的西班牙姑娘，她便是他的情人。他并不指望局势会很快改变，展望前途只是流亡的岁月，一切会变得更坏，更暗淡，但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年轻的、乐观的精神，有时还显得很天真；我发现，这类人几乎都具有这特点。

我离开的一天，几个接近的朋友与我一起用饭，其中有皮扎卡尼，莫尔蒂尼75 ，科森兹……

“我们的朋友梅迪契生着淡黄头发，”我开玩笑道，“相貌像北方的贵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却是凡·戴克画中的骑士，不是意大利人。”

“这很自然，”皮扎卡尼接着开玩笑道，“贾科莫是伦巴第人，他是德国骑士的后裔。”76

“弟兄们，”梅迪契说道，“我的血管中可没有一滴德国人的血，一滴也没有。”

“您讲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证据来，说明您为什么生得像北方人。”那人继续道。

“别胡扯，”梅迪契说。“如果我像北方人，那么一定是我哪个老奶奶有过一个相好的波兰人！”

在非俄罗斯人中，我没有遇到过比萨斐更纯洁、更老实的人。西欧人大多只因头脑迟钝，才显得老实巴交的不够灵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实的。在德国人中，除了对实际生活幼稚无知的人以外，没有人是老实的，这种老实叫人讨厌；在英国人中，老实往往来自缺乏敏捷的思想，这些人仿佛还没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然而法国人却总是别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戏。他们不仅不老实，还有别的缺点：他们全都是蹩脚演员，不能扮得天衣无缝。装模作样、吹牛皮、讲漂亮话的习惯，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以致他们不惜为了演戏赴汤蹈火，牺牲生命，然而他们的牺牲还是虚伪的。这种事显得骇人听闻。许多人不愿把它们直言不讳地公之于众，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为这样，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这群矫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间，遇到了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没有丝毫伪装、不会自以为是、不会狂妄自大、不会像刀刮盘子一样刺刺不休的人，心里会觉得多么痛快，多么轻松。仿佛看了一场日戏，从闷热的、灯光照耀的戏院里走进了阳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纸板糊的木兰花，帆布制作的棕榈树，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树，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鲜空气。萨斐便属于这一类人。马志尼、阿尔梅利尼老人77 和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三执政。萨斐主管内政部的工作，直到与法国人的战斗结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这在当时便意味着经常处在枪林弹雨下。

他逃亡后曾再一次越过亚平宁山：这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责任感，出于伟大的献身精神，是为了免得一些人伤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为临阵脱逃的例子。他在波伦亚待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一旦被捕，便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枪决；然而他的任务不仅是潜伏，他还得展开活动，为起义作准备，等待米兰的消息。78 我从未听他谈起过这段生活的细节。但另一个人告诉过我不少情况，这个人是有资格对英勇的行为做出评判的，而且我听到这一切时，正是他们的私人关系已濒于破裂的时候。萨斐是在奥尔西尼的陪同下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据后者说，萨斐当时那么安详平静，泰然自若，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他们步下高山时，尽管随时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敌人，萨斐却无忧无虑地唱着民歌，吟哦但丁的诗句……我想，他一定也会这样唱着歌、吟着诗走上断头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为当一回事。

在伦敦，不论在马志尼那里，或者在其他朋友那里，萨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参加辩论，有时他情不自禁讲了几句，马上又沉默了。大家不理解他，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个会自我标榜的人……但是在那些后来离开了马志尼的人中，我从未听到一个人说过一句半句反对萨斐的话。

一天晚上，我与马志尼在谈到莱奥帕尔迪79 时发生了争论。

莱奥帕尔迪的一些诗篇赢得了我的热烈赞扬。他像拜伦一样，内省的情绪严重损害了他的诗歌，但也像拜伦一样，他的诗句有时跟刀一样犀利，可以刺痛心灵，唤起我们心灵的悲痛。这样的字句和诗行在莱蒙托夫那里有，在巴比埃80 的某些抑扬格诗篇中也有。

莱奥帕尔迪的诗集是纳塔利娅读的最后一本书，她临死前还在翻阅它……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宣传和鼓动群众的人，不会理解这些痛苦的沉思，这种消磨意志的怀疑。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无益的呻吟，软弱的悲戚。马志尼不可能同情莱奥帕尔迪，这我早已料到；但没想到他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攻击他。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对他生气，是因为他不能为他的宣传服务。同样，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对……我不知道说谁好，哦，例如，对莫扎特生气，因为他不适合做他的勤务兵。这是令人气愤的扼杀个性的行为，要把人们纳入特定的范畴和模式，仿佛历史的发展与乡村警察摊派徭役一样，不必征求意见，不用考虑身体强弱，愿意与否，一律得听候支配。

马志尼生气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道：

“我觉得，您对可怜的莱奥帕尔迪如此不满，是因为他没有参加罗马的革命，可是他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重要理由，您却把它给忘了！”

“什么理由？”

“那就是他早在1836年就死了81 。”

萨斐忍不住为诗人辩解，因为他比我更爱他的诗，当然也比我理解得更深；他是从审美的、艺术的感受出发，对诗人进行分析，这涉及的只是一个人的某些气质方面，而不是他的思想方面。

这次和其他几次类似的谈话使我明白，他们实际上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一个人只是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实现的方法，他的一切考虑都集中在这上面——这不妨说是为了逃避怀疑；他渴望的只是对他的活动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另一个人重视的却是客观真理，他的思想还没停滞；此外，对于具有艺术情趣的人，艺术本身便是宝贵的，不论它与现实的关系如何。

离开马志尼后，我们还谈了很久莱奥帕尔迪，当时我的口袋里便揣着他的诗集；我们走进咖啡馆，又一起诵读了我心爱的几首诗。

这已经够了。人们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细微的差别丢在一边，对许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显然，他们的大方向和总目标是一致的。

谈到梅迪契时，我提起过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拉维隆；我跟他认识不久，他只是像影子似的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便消失在血的云雾中了。拉维隆读完了工艺学校的课程，是工程师和建筑师。我与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认识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间，那时他是国民自卫军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没有任何杂质，那是朝气蓬勃的、必要时铁面无情的、温和敦厚的、愉快而乐观的90年代高卢法兰克人的血。我猜想，建筑师克莱贝尔82 开头一定也是这样的，那时他曾和青年演员塔尔马83 一起用手推车运泥土，为庆祝联邦节清理场地。84

拉维隆是没有为2月24日的胜利，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在战斗时站在街垒上，战斗结束后，当没有战斗的人在推选独裁者时，他却待在市政大厦中。当新政府像“自天而降的神”出现在市自治局时，他大声对选举提出了抗议，与其他几个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责问道：它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是政府？拉维隆始终如一，在5月15日带领巴黎人民冲击了资产阶级议会，拔出军刀，迫使议长允许人民的发言人登台演说。斗争失败后，拉维隆躲了起来。他在缺席审判中被定了罪。反动派得意扬扬，认为自己足以应付一切，不久便可大获全胜——这时六月的日子85 到了，接着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流放，警察恐怖。就在这时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前面的林荫道上，街上熙来攘往，各种人都有，也与巴黎平时一样（不论这是开明或不开明的君主时期，还是共和国或帝政时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蓦地一个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拉维隆。

“您好！”他说。

“您疯了不成？”我小声回答，抓住他一只手，把他从托尔托尼门口拉走。“怎么可以这么出门，特别是现在？”

“如果您知道，关在家里多么寂寞，简直会使人发疯……我再三考虑，我得出外散散心。”

“那为什么上林荫道？”

“这算不得什么，这儿认识我的人比塞纳河那边少一些，何况谁会想到我会跑到托尔托尼一带来溜达？不过我要离开巴黎了。”

“上哪儿？”

“去日内瓦；现在一切这么糟，这么讨厌，我们面临着骇人的灾难。堕落，到处是堕落，卑鄙，无耻。好吧，再见，再见，但愿我们再见时会愉快一些。”

在日内瓦，拉维隆干起了建筑营生，在盖房子；突然宣布了“为教皇”进军罗马的战争。法国人背信弃义，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向罗马推进。拉维隆丢下圆规，赶到了罗马。他向三执政宣称：“你们需要工程师，需要炮兵专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国人，我为法国害羞，现在来和我的同胞作战。”于是他作为赎罪的祭献品，参加了罗马人的队伍。他视死如归，站在战斗前列；当一切都已绝望时，他仍未停止战斗，最后被法国炮弹击中，倒在罗马城门口。

法国报纸对他的死发出了连篇累牍的谩骂，认为这是上帝对无耻背叛祖国者的惩罚！

……一个人看惯了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对淡头发、淡眉毛的神经质的苍白面容，他的目光总会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能马上接受这一切。他没有想到的、已经忘记的差别，不可抗拒地、具体地出现在他面前了。

我从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转向德国流亡者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理论方面比其他民族发达，但直至目前，这对他们并无多大好处。他们从狂热的天主教转向了先验哲学的新教虔诚主义和语文学的诗歌主义，目前又有些在向实证科学转变，由此可见，他们“在每个年级都勤奋学习”，这构成了他们的全部历史；到了最后审判，上帝会给他们评定总分的。德国的平民百姓学习不多，吃的苦却不少：他们为了信仰新教的权利，付出了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为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即在俄国监督下苟延残喘的权利，付出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代价。86 1814至1815年，德国得到的解放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在热罗姆·波拿巴87 的王位上出现了全国臣民之父
88 ，他戴着扑粉的假发，穿着闲置已久、形式照旧的礼服，宣布按顺序将在下一天举行——假定说第四十五次阅兵典礼（因为革命前举行到四十四次为止），这时所有获得解放的人民才发觉，他们一下子失去了现在，回到了另一个时代，每个人不免摸摸后脑勺，不知那里是否长出了缚缎带的辫子。人民老老实实、愚昧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唱起了克尔纳89 的歌。科学又向前发展了。希腊悲剧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剧本也在魏玛的舞台上红极一时。

在德国，哪怕思想最激进的人，在私生活领域依然是市侩。他们敢于违背逻辑，不把思想贯彻到实践中，以致造成了彰明较著的矛盾。在德国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样，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当然，它不受条件限制，因而也与实际无关，他们满足于掌握它的理论体系，认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变为事实，正如理解事实的意义一样容易。

英国人与法国人充满成见，德国人却没有；但不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在生活中贯彻自己的信念——他们服从他们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谬的，只要得到他们的承认即可。德国人却除了理性和逻辑，什么也不承认，但他们服从许多东西，只要他们认为必要 ——这是为了利益出卖灵魂。

法国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富于创造性，但思想上是贫乏的。他们按照流行的观念、公认的形式思想，给鄙俗的观念披上了时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新事物很难得到他们承认，尽管他们对它趋之若鹜。法国人压制自己的家人，相信这是他们的义务，正如他们相信“荣誉勋位团”90 ，相信法庭的判决一样。德国人什么也不相信，只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会偏见。他们习惯于小康生活，习惯于舒适和平静，从办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们便为睡衣、休息和饮食放弃自己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是享乐主义者，人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因为那种简单的娱乐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胜；但是爱斯基摩人可以为一点鱼油牺牲一切，他们与卢库卢斯91 同样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何况德国人天生不爱活动，极易发胖，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已扎下千百条根子，凡是可以破坏他们的习惯的一切，都会在他们的市侩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应。

德国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克服了民族观点”，可是又充满着最激烈、最固执的爱国精神。他们准备接受世界共和国，消灭国家的界线，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但泽必须属于德国。维也纳的大学生甘心投奔拉杰茨基92 麾下，前往伦巴第作战，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议下，带走了一门赠给因斯布鲁克93 的大炮。

在这种傲慢的、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下，德国从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终惶惶不安地注视着右边，也注视着左边。这边是法国张开了战旗想渡过莱茵河，那边是俄国想渡过涅曼河，于是这个二千五百万人的民族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骂，在恐怖中憎恨；为了安慰自己，他们根据历史文献，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法国的存在已经不复存在，而俄国的存在还没有真正存在。

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战斗的”国民议会94 ，集中了“各界精英”：教授、医生、神学家、药剂师和语文学家，它一面向远在伦巴第的奥地利士兵发出欢呼，一面加紧压迫波兹南的波兰人。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本民族问题！）的关心95 ，只是出于“日耳曼主义”的立场。在沉默几个世纪之后，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们发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论，却是针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这种对自由的不相适应，这些企图保留不合理权利的愚昧行动，徒然招致人们的嘲笑：狂妄的野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配合下才能通行无阻，可是现在德国没有这种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带有冒进和妄动性质，但在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发生过可笑的事；在德国，除了维也纳，它却充满闹剧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剧《市民将军》还可笑得多。

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地方在起义时不想成立“公安委员会”96 ，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时的活动家，如冷酷的圣茹斯特，阴沉的恐怖主义者，卡诺97 式的军事天才，都应运而生。我亲眼见过两三个罗伯斯庇尔，他们总是穿着干净的衬衫，不时洗手，剔指甲。然而也有披头散发的科洛·德布瓦98 ，如果在俱乐部中有人比别人更爱喝啤酒，毫无顾忌地追逐女招待，那么这就是丹东，一个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国人的弱点和缺陷，由于他们轻松活泼的天性而减轻了一部分。在德国人那里，同样的缺点却获得了某种持久的、稳定的发展，因而一目了然。必须亲眼看到德国人在政治上力图扮演“真正的巴黎孩子”，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他们总是使我想起一头本来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与生俱来的温驯天性，现在却要在草地上跳跳蹦蹦，表演各种淘气的动作，以致脸色一本正经，只是举起两条后腿乱踢，或者斜着身子打转，追逐自己的尾巴。

德累斯顿事件99 后，我在日内瓦遇见了那里的一个起义者，立即向他问起巴枯宁。他把巴枯宁捧上了天，说他自己就在他的领导下指挥过一个街垒的战斗。他越讲越起劲，最后道：

“革命是狂风暴雨，在这里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迁就一般的正义观念……只有亲自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才能完全理解1794年的‘山岳派’。您不妨想想，我们突然发现保王派在暗中活动，企图散布谣言，还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考虑了又考虑，决定在我这条街上实行恐怖统治。‘伙计们！’我对我的队伍说，‘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你们知道，在非常时期，它随时可以判处违抗命令者死刑）命令你们：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凡是想通过街垒的，都得予以拘留、在严格的监督下押送到我这儿。’这样搞了一昼夜多。如果送到我这儿的市民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便放他过去，但如果是可疑分子，我就向警卫人员使个眼色……”

“那么他们呢？”我问，有些骇然。

“他们便送他回老家。”恐怖分子得意而自豪地答道。

谈到德国解放者的特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故事。

我说过，我在拜访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时，看到过一个署理内政部长职务的年轻人。几天以后，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找一个工作。我建议他为我誊写《来自彼岸》，那是我根据俄文原稿用德语口诵后，由卡普手写的。年轻人接受了我的建议。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跟各种民军人员挤在一起，房子狭小，又不安静，无法工作，要我让他在卡普的房间里抄写。但到了那里事情并未好转。部长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才到，躺在沙发上抽雪茄，喝啤酒……天一黑便上施特鲁沃家开会和聚谈。卡普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也为他感到害羞。这样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卡普和我还是保持沉默，但那位前部长忍不住了，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要我预付一百法郎工资。我回信答复他，他工作得这么慢，我不能预付这么一笔数目的钱，但是既然他迫切需要钱用，我可以寄给他二十法郎，尽管他已抄写的部分还不值十个法郎。

晚上部长在施特鲁沃处开会，报告了我这不友好的行为，说我滥用财产。可敬的部长认为，社会主义不在于组织社会生活，而在于毫无意义地瓜分毫无意义地取得的财产。

尽管惊人的混乱主宰着施特鲁沃的头脑，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还是能判断是非的，他说，我完全没有错，也许那位“公民和同志”最好抄得快一些，预支的钱少一些。他劝他不必大叫大嚷，闹得满城风雨。

“那我把钱退还他，我才不在乎呢。”部长说。

“这又何苦！”一个民军人员说。“如果同志和公民不想拿钱，那么我提议，马上用它买酒喝，让我们干杯，预祝有产者的灭亡。同意吗？”

“对，对，一致同意，好极了！”

“我们要喝酒，”那位演说家喊道，“但是我们宣誓，我们决不再理睬那个侮辱我们的同志的俄国贵族。”

“对，对，根本不必理睬。”

确实，酒喝了，从此也不再理睬我。

德国人这一切可笑的缺点，加上违反常情的粗鲁作风，使意大利人那种南国的性格不能容忍，激起了他们出自本能的民族仇恨。最坏的是，德国人的优良方面，也就是哲学修养方面，意大利人毫不在乎，也不理解，可是他们的庸俗鄙陋方面却经常叫意大利人看不顺眼。意大利人往往过着无所用心、游手好闲的生活，但是具有艺术家的优美风度，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谁都受不了德国人在兴高采烈时开的笨拙玩笑和不拘形迹的亲热表现。

盎格鲁-日耳曼种族比法兰克-罗马种族粗鲁得多。对此无可非议，这是它的生理特征，为此生气是可笑的。现在已应彻底理解，不同种族的人正如不同类别的动物一样，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对此并无过错。牛不如马漂亮，不如鹿敏捷，但谁也不能因此生牛的气，马的里脊肉不如牛的可口，但谁也不能因此责怪马；为了动物界的和平共处，我们只能要求它们友好地生活在同一块草地上，不要彼此用角抵触，或者用蹄踹踢。在自然界，大家只能得到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取得它们可以取得的形态，然后接受各自的种属特征；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点，增加另外一点，然而要求马提供牛排的味道，或者要求牛也会遛蹄——这却是荒谬的。

为了具体理解欧洲各族人民中两种相反传统的差别，不妨看一下巴黎街头和伦敦街头的孩子；我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不会弄虚作假，掩饰自己的粗鲁行为的。

你们瞧，巴黎的流浪儿童如何嘲笑古怪的英国佬，伦敦街头的儿童又如何戏弄法国人，这小小的例子可以突出说明欧洲两大种族彼此对立的特征。巴黎的流浪儿童无所顾忌，纠缠不清，也许会使人不能忍受，但是第一，他们的调皮捣蛋只限于讲些俏皮话，他们既滑稽，又叫人气恼；其次，有些话也会使他们自己感到脸红，因此马上住口，也有些话他们永远不会讲。你用暴力很难制止他们，如果受了欺侮，马上针锋相对举起手杖，那么我不能保证后果如何。还应该指出，法国孩子一定得有什么逗起他的好奇心，例如蓝条纹的红背心，砖红色的短燕尾服，与众不同的颈巾，拿着鹦鹉或抱着狗的听差，以及英国人一切独特的表现——当然只是在英国国外才显得独特。仅仅外国人还不足以引起追逐或者嘲笑。

伦敦儿童的捣乱比较简单，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只要他留着小胡子或大胡子，或者戴着阔边帽，马上会粗鲁地起哄，100 大喊大叫，反复一二十次：“法国猪！法国狗！”如果外国人与他们对着干，那么嘲笑和叫喊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他避开他们，他们就会在后面追赶，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后手段：举起了手杖，也许还真的打到了前面靠近他的人身上。这样，孩子们马上抱头鼠窜，一边骂一边逃走，有时还从远处朝他扔泥巴或石子。

在法国，成年的工人、店员或者女小贩，从来不会与孩子们一起捉弄外国人；在伦敦却不然，一切邋遢女人，一切成年店员，都会给孩子们助威，一起戏弄你。

在法国有件护身法宝，它可以使最大胆的顽童马上停止恶作剧，那便是贫穷。然而在一个把乞丐视作最可耻的称呼的国家101 ，外国人越是穷，越是无依无靠，他受到的欺侮也越大。

有一个意大利流亡者，从前在奥地利骑兵中当过军官，战后衣食无着，离开了祖国，到了冬天，只得穿着军用大衣上街。他每天都得路过一个市场，这套装束便在市场上引起了哄笑，人们喊道：“这是哪个裁缝做的？”说完便哈哈大笑，弄到最后竟然揪他的领子，意大利人只得丢下大衣逃走，身上只剩一件上装，冷得瑟瑟发抖。

这类粗暴的街头恶作剧，这种毫无怜悯之心、不知适可而止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殴打妇女的事在英国比任何地方多，比任何地方严重，102 为什么在英国父亲不惜凌辱女儿，丈夫不惜凌辱妻子，在法庭上控告她们。

街上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起先曾使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气愤。德国人却相反，只是哈哈大笑，用同样的咒骂回答它们，以致彼此骂个没完，这使他心满意足。双方都觉得这很痛快，不失为有趣的游戏。傲慢的英国人气呼呼地骂他：“大混蛋！”德国人便答道：“约翰牛大混蛋！”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这样的对骂不仅街上有，只要看一下马克思、海因岑、卢格一伙人的论争就知道了，这从1849年起就没停止过，直到现在还在大洋彼岸继续着。103 我们的眼睛看不惯报刊上的这些词句，这种指责方式，那简直什么也不放过：人格，荣誉，家庭私事，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统统遭到了攻击。

在英国人那里，随着知识水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粗鲁作风会逐渐减少；但在德国人那里，这永远不可能。在德国，最伟大的诗人（除了席勒）也不能完全避免粗野庸俗的习气。

德国人的作风之所以粗俗，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教育。德国人也读书，而且读得不少，但根本谈不到教育，哪怕在贵族中也是兵营和军官习气占上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审美能力。法国人则是失去了这种能力，正如他们失去了优美的文风一样；今天的法国人写信用的大多是生意人和恶讼师的口吻——柜台和营房败坏了他们的性格。

在结束这种比较之时，我还得谈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目睹了横亘在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鸿沟，不论你怎么号召忘记一切罪愆，怎么为各民族的友爱大声疾呼，要建成一座沟通双方的桥梁还为时尚早呢。

1852年，我和泰西埃·迪莫丹104 一起从热那亚前往卢加诺；我们在夜间到达了阿罗纳，打听轮船的消息，得知第二天早上八时开船后便去睡了。到了早上七点半，旅馆仆役送走了行李，我们抵达码头时行李已在船上。尽管这样，我们没有立即上船，却露出迟疑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

在嘈杂和摇晃的轮船上空，飘着一面双头鹰的大白旗105 ，船尾漆着几个字：“拉杰茨基公爵号”。昨晚我们忘了问这是哪一国的船，是奥地利的还是撒丁的？泰西埃是经凡尔赛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流放的。尽管这跟奥地利无关，但它不会以此事为借口，哪怕为了侦查，把我们扣留六个月吗？巴枯宁的例子说明，他们也可以同样对待我们。根据与皮埃蒙特的协定，对不在伦巴第境内上岸前往马格第诺（它已属于瑞士）的旅客，奥地利无权查看护照。但是我想，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可以抓到马志尼或科苏特的简单办法。

“怎么办？”泰西埃说，“向后转是可笑的。”

“那就向前进吧！”于是我们上了甲板。

解缆启航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客。这为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两尊小型大炮用特殊的方法固定在船上。轮船离岸后，士兵散开了。船舱壁上挂着航行规则，它证实不在伦巴第上岸的旅客不必出示护照，但又补充说，如果这些人中有行为不轨，触犯“皇帝和君主”的治安规则的，可按奥地利法规给予惩处。这样，凡是戴卡拉布里亚宽边帽或三色帽徽的，在奥地利人眼中都成了罪行。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我们落进了什么人的手掌。然而我对这次旅行毫不感到后悔，因为一路上什么意外事故也没发生，相反，我还增进了不少阅历。

甲板上坐着几个意大利人：他们板起了脸，默默抽雪茄，不时怀着隐藏的仇恨瞟一眼那些穿白上装的、淡黄头发的军官。这些人毫无必要地跑东跑西，瞎管闲事；应该指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有的还是才二十来岁的孩子，我现在还仿佛能听到他们那种尖细而刺耳的粗野嗓音，那种像咳嗽一般的淫荡笑声，尤其是那种奥地利口音的难听的德国话。我再说一遍，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我觉得，他们站在我们的鼻子跟前却背对着我们，这姿势本身便是在向我们装模作样地示威：“听着，我们是胜利者，你们得听我们的！”单单为了这一点就应该把他们扔进海里；我甚至感到，要是当真发生这种事，我一定会幸灾乐祸，唯恐不把他们淹死。

要是谁愿意花些工夫对这两种人看上五分钟，他一定会明白，在这些人之间是根本谈不到调和的，他们的血液中就包含着彼此的仇恨，要使它溶化，缓解，消失在无害的种族差别中，恐怕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到了午后，一部分旅客进舱去了，另一部分人叫了菜在甲板上用膳。这时，种族的区别更加鲜明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举止没有一点是相同的。意大利人吃得少，带有他们天生的优雅而自然的风度。那些军官却狼吞虎咽，嚼食物有声音，还乱丢骨头，把盘子推来推去，有的人扑在桌上，又快又熟练地用调羹舀了汤，呼啦呼啦往嘴里送，还有的人用刀子直接吃白脱油，不用面包也不蘸盐。我瞧着这些吃喝大师，不免朝一个意大利人看了一眼，笑了笑，他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也向我笑了笑，表示同感，还露出了一脸厌恶的神色。还有一点：我发现，意大利人不论要菜要酒，每次都会用头或目光向侍者表示一下谢意，奥地利军官却傲慢不逊，像俄国的退伍少尉或准尉当着外人的面对待农奴一样。

一个淡黄头发、瘦长条子的年轻军官作了最后的表演：他把一个五十来岁的士兵（从脸型看，大概是波兰人或克罗地亚人）叫来，为他的一个疏忽把他大骂了一顿。老头儿按规矩站得笔直，等军官骂完后，似乎想说什么，但刚讲了一声“长官”，淡黄头发的军官便厉声喊道：“住口！向后转，开步走！”然后向同伴们回过头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重又开始喝啤酒了。为什么要当着我们的面这么做？说不定是故意给我们看的。

船到马格第诺，我们一上岸，再也憋不住那一肚子闷气，随即对着还停在那儿的轮船大喊：“共和国万岁！”一个意大利人摇摇头，与我们呼应道：“啐，这些畜生，畜生！”

我们这么轻率地大谈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不是太早了吗？掩盖仇恨的一切努力，难道不仅仅是暂时的虚假的和解吗？我相信，只有随着民族特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逐渐消失，它对其他民族的侵凌性质也才会跟着消失；然而要使这种教养深入民族的整个心灵，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我望着福克斯通和布洛涅，多佛和加来时106 ，我不禁感到惶恐，心里想说：还需要许多世纪。

1  《圣经》中的通天塔。据《创世记》第十一章，当时世人语言相同，他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华为防止这事，使他们语言彼此不通，城和塔终于未建成。因此巴别塔引申为语言混杂的地方。

2  让·热拉尔（1803—1847）的笔名，法国漫画家和插图画家。

3  古代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帝国灭亡后，以色列人
即流亡各地。

4  罗马于1849年2月宣布成立共和政府。路易·波拿巴政府派法军进行武装干涉，于7月3日攻陷罗马。

5  1849年5月巴登爆发起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的兄弟威廉亲王镇压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

6  帕斯克维奇是俄国元帅，1849年带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格尔盖伊（1818—1916）是匈牙利著名军事家，在匈牙利革命时期任领导人，1849年8月接替科苏特任匈牙利元首，但两天后即向俄军投降，被科苏特等指责为叛国投敌。

7  科布伦茨是靠近法国的德国城市，18世纪末年法国爆发革命后，贵族保王分子纷纷逃至此地，路易十六的大臣卡龙并在这里成立了流亡政府。

8  博沙尔是法国君主派人物，制宪议会议员，负责对巴黎六月起义等的侦查起诉工作。

9  施特鲁沃（1805—1870），德国革命家，1848年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0  1848年10月维也纳发生起义，抗议奥地利皇帝派兵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行动，起义随即被镇压。

11  波兹南和加利西亚当时都处在普鲁士的统治下，1848年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都陆续失败了。

12  卡普（1824—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

13  挪亚、罗得和亚当都是《圣经》中人类的祖先。

14  海因岑（1809—188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5  即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1611至1632年的瑞典国王。

16  捷克宗教改革时期胡斯教派中的激进派，主张在圣餐中，教徒与主礼的教士一样，可以用饼和酒两种方式领受圣餐（在一般教仪中，主礼的教士可领饼与酒，教徒只能领饼，不得领酒），因此具有较明显的民主精神和平民色彩。

17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一个粗野笨拙的地主。

18  作者根据席勒的叙事诗《手套》中的句子改写的。

19  高尔（1758—1828），奥地利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系统研究脑各部与人的心理的关系，企图建立所谓颅相学体系。

20  18世纪末年的法国革命家，主张开明君主制度。

21  见《往事与随想》第二册。——作者注
按：这是指赫尔岑1861年在伦敦出版的版本，在本书中为第四卷第二十七章。

22  见《强盗》第一幕第二场，但讲这话的不是舒夫特勒，而是格利姆。

23  派基镇在日内瓦郊区，1849年7月至10月马志尼住在那儿。斯皮尼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24  梅迪契（1819—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加里波第的志愿军中的重要人物。

25  萨斐（1819—1890），意大利革命家。

26  阿维尼翁在法国东南部，但在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它不属于法国，在名义上是教廷的藩属。由于权力斗争和政治形势，1309至1377年，教皇把教廷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在七代教皇长达七十年的统治时期，阿维尼翁成了天主教的王国的中心。

27  门诺蒂（1798—1831），意大利革命家，老烧炭党人。

28  兄阿蒂利奥（1810—1844），弟埃米利奥（1819—1844），都是马志尼的信徒。

29  博纳罗蒂（1761—1837），法国革命家，出生在意大利。

30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

31  皮亚诺利（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1855年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处死。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亦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处死。皮扎卡尼（1818—1857），意大利革命家和军事家。

32  指奥尔西尼和皮亚诺利行刺拿破仑三世的事。

33  皮扎卡尼于1857年与马志尼一起制订了一个在那不勒斯突然登陆，展开革命活动的计划。

34  指1853年2月和1854年9月米兰的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都由于准备不足，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失败了。

35  那不勒斯当时为两西西里王国的一部分，处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下。

36  指拉丁语系（罗马语系）的欧洲各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

37  “野猪”指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菲迪南二世，卡塞塔在那不勒斯附近，是他的城堡所在地。

38  “驾车人”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39  这首诗用意大利文印在俄文原著上，已被中译本编者从译稿中删去，诗的内容请见赫尔岑在此加的如下脚注：
我把这些已成为民间传说的美妙诗行，用贫乏的散文翻译如下：
“他们拿着武器上了岸，但没有与我们打仗：他们扑在地上，亲吻土地；我抬头 望着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们的眼睛中都闪动着泪水，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据说他们都是强盗，是从匪窟中来的，然而他们什么也不要，甚至没拿一块面包，我们只听得他们说：‘我们是来为我们的国土而死的！’
“他们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轻而强壮……可是全都死了！
“走在他们前面的是金黄头发的年轻领袖，蓝蓝的眼睛……我鼓起勇气，握住他的手问道：‘你要去哪儿，美丽的领袖？’他望着我答道：‘我的姐妹，我要去为祖国而死。’我的心悲痛已极，我说不出话，但是我想说：‘愿上帝保佑你！’
“他们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轻而强壮……可是全都死了！”
我也认识这个漂亮的领袖，不止一次与他谈论过他悲惨的祖国的命运……——作者注
这首诗系摘自卢·梅尔坎蒂尼（1821—1872）的《萨普里的刈麦女郎》，梅尔坎蒂尼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诗人，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萨普里的刈麦女郎》是他较为著名的一首诗，诗中的年轻领袖便是皮扎卡尼。萨普里是他们登陆的地点，在那不勒斯附近。这次登陆行动的详细情形便是通过这首诗流传下来的。

40  在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民主主义革命派中发生了分化现象，一部分人主张在皮埃蒙特王国的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另一部分人在波拿巴主义的影响下，对拿破仑三世抱着幻想，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实现统一。

41  马宁（1804—1857），意大利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1848年3月起义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总统，领导人民抗击奥地利占领军，失败后流亡巴黎。1855年他公开要求在皮埃蒙特王国领导下统一意大利，放弃共和主义思想。

42  由于马志尼组织的一些革命行动不断遭到失败，加里波第于1854年8月公开发表了对他的谴责信，就这类行动提出了不同看法。

43  赫尔岑在这里所说的“第一次革命”系指1789至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赫尔岑把意大利资产阶级称作“皮埃蒙特地层”，是因为皮埃蒙特地区的资产阶级比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为强大，赫尔岑下面指出的那些特点——温和的自由派态度和对人民革命运动的畏惧，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44  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写有不朽名著《意大利史》。

45  穆拉托里（1672—1750），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写有《意大利编年史》等巨著。

46  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利塔是历史学家，贝尔贾约索是女作家，博罗梅奥、德尔-韦尔梅等是政治活动家。

47  罗米奥（1786—1862），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山区的山民，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在意大利南海岸的卡拉勃利亚起义中成为领导人。

48  西尔托里（死于1874年），意大利教士，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在威尼斯抵抗奥地利军队。马盖拉是威尼斯附近最后陷落的一个城堡，西尔托里是最后退出的人。

49  科森兹（1820—1898），意大利革命家，起先追随马志尼，后来主张在皮埃蒙特王国领导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50  兄卢依吉（1814—1886），弟卡洛（1817—1905），两人都在1849年参加过威尼斯起义，又在罗马参加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战斗。

51  特拉斯脱韦尔是罗马西南部的工人居住区，在罗马革命期间，这里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积极参加了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

52  内波斯（约公元前100—约前25），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世界史》、 《名人传》等。

53  加里波第于1848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第二次前往美国，先是在工厂做工，后来在商船上当船长，多次航行各地。1854年2月他的商船“共和号”来到英国伦敦，赫尔岑便是在这时与加里波第认识，但他们的初次会面不是在船上。

54  尼斯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意大利，直到1860年才永久割让给法国，成为法国的领土。加里波第对此曾提出了强烈抗议。

55  加里波第主张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领导下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后来意大利基本上走了这条路，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这使意大利保留了君主制度和大量封建残余。

56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写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的冒险经历。下面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是这部史诗的第一行诗句。

57  奥尔西尼于1858年1月14日在巴黎的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仑三世，投了三颗炸弹，但没有成功。

58  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天赋极高的意大利人，他向往自由，生活在大自然中，放荡不羁，蔑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物质福利。

59  里恩佐是意大利人民领袖，1347年任罗马保民官时，与贵族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失败后出走。一般认为，在1849年意大利革命中牺牲的契切洛瓦基奥便是里恩佐式人物。

60  这里谈的都是奥尔西尼一生的几件重大经历：1854年春，奥尔西尼与马志尼计划在意大利中部举行起义，密谋失败后，奥尔西尼遭到了撒丁王国警察的追捕；1854年下半年奥尔西尼又与马志尼密谋在米兰举行起义，因而被奥地利警察逮捕，关进曼图亚监狱，1856年3月越狱后即前往伦敦，计划行刺拿破仑三世的行动，并开始制造炸弹。

61  1831至1846年的罗马教皇。

62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

63  梅迪契（1389—1464），佛罗伦萨历史上最大的统治者，曾以恐怖手段攫取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死后被授予佛罗伦萨“国父”的称号。

64  普罗奇达（约1225—1299），西西里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曾与法国占领当局展开英勇斗争。

65  拿破仑是科西嘉人，科西嘉一直由意大利各城邦所统治，直至1769年（拿破仑出生的一年）才并入法国版图。

66  在意大利中部，这个地区重视复杂的祭祖和占卜活动。

67  奥尔西尼的脑袋给砍下后，据报载，拿破仑命令把它浸在硝酸中，使人无法用它拓成面模。先知约翰的头是盛在金盘里献给希罗底的，从那时到现在，文明和化学已造成了多么大的进步！——作者注
关于先知约翰的事出自《圣经》：他得罪了犹太王希律的妻子希罗底，希罗底便唆使女儿莎乐美要求希律杀死约翰，把他的头盛在盘子里呈上，见《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68  指1855年9月皮亚诺利用手枪行刺拿破仑三世的事。

69  意大利于19世纪6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统一，但这是在皮埃蒙特-撒
丁王国的萨伏依王朝领导下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在驱逐奥地利统治者时，撒丁王国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依靠两国的联军才取得胜利。卢西恩·缪拉（1803—1878）是约希姆·卢西恩·缪拉之子，约希姆为拿破仑一世麾下名将，被封为那不勒斯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被处死。卢西恩为夺回王位，与拿破仑三世订立密约，企图利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推翻波旁王朝在两西西里的统治，取而代之，同时也使南意大利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70  教皇基亚拉蒙蒂即庇护七世，1800至1823年的罗马教皇。拿破仑一世为扩大权力，1809年宣布教皇领地并入
法国，1812年，把庇护七世押送枫丹白露软禁。1813年双方订立协议，教皇承认天主教会由法国皇帝领导。据梯也尔在《执政府和帝国时代历史》中说，庇护七世在屈服于拿破仑的要求时，曾慨叹命运的反复无常和尘世权力的转瞬即逝。

71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二世（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33年国王死后担任摄政。

72  即教皇庇护九世，他于1846年被选为教皇。

73  法国革命者，1848年参加法国革命，后来为帮助罗马抗击法国侵略军，在战斗中阵亡。

74  奥尔西尼于1857年在英国出过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到赫尔岑“那几天中几乎像发疯一样”。

75  莫尔蒂尼（1819—1902），意大利1848至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76  伦巴第人本来是北方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直至公元6、7世纪才南移，在意大利北部定居；伦巴第这时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

77  阿尔梅利尼（1777—186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于1849年的革命中当选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

78  即前面提到过的两次“米兰起义”中的一次：
1853年2月的起义。根据马志尼的计划，在米兰起义的同时要在意大利中部也举行起义，造成犄
角之势。由于米兰起义没有成功，波伦亚的起义被取消了。

79  意大利著名诗人。

80  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他的诗集《抑扬格诗》抨击了资产阶级在法国七月革命中的叛卖行为，但情调低沉。

81  莱奥帕尔迪死于1837年6月。

82  克莱贝尔（1753—1800），泥水匠出身的法国将军，1789年加入国民自卫军，后成为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大将，远征军司令。

83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共和主义者。

84  法国为庆祝革命胜利，决定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时在巴黎马尔斯广场庆祝“联邦节”，为此需要群众义务参加广场的清理等工作，巴黎的居民，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次劳动。

85  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

86  指19世纪初在拿破仑的侵略面前普鲁士不得不投靠俄国，参加反法联盟。

87  拿破仑的幼弟，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88  原文为德文。即国王，意为德国人自己的国王。

89  克尔纳（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他的诗被谱成歌曲，在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极为流行。

90  拿破仑于1802年建立的一种荣誉组织，授予勋章。后来在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均保持着这种勋位。

91  卢库卢斯（约公元前117—前56），罗马大将，以生活奢侈，讲究享乐著名。

92  拉杰茨基（1766—1858），公爵，奥地利将军，曾多次在意大利作战，1850年后并在伦巴第地区任总督。

93  奥地利的城市。

94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它于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召开。资产阶级自由派企图通过国民议会制定一部宪法，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但由于议会内部纷争不已，最后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奥地利派和普鲁士派，议会终于一事无成，于1849年6月被解散。

95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德意志北部的两个公国，人民主要为日耳曼民族，但从中世纪起一直臣服于丹麦国王。拿破仑战争唤醒了民族感情，日耳曼人纷纷要求收回两公国。至1848年后，两公国爆发了革命，普鲁士并出兵支持，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成了德国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

96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专政机构，任务为保卫国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犯，并对政府机关实行监督。

97  卡诺（1753—1823），法国革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军事技术专家。

98  德布瓦（1749—1796），法国激进民主派，出身演员，曾担任公安委员会委员。

99  指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这次起义由巴枯宁领导；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判处绞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00  这一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已大大改变了（1866年）。——作者注

101  指英国。

102  根据《泰晤士报》两年前的估计，伦敦每个行政区（它们一共十个）每年平均发生两百起殴打妇女和儿童的案件。可是没有诉诸法律的殴打事件还有多少呢？——作者注

103  马克思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卢格等的论争开始于1847年。这年海因岑在报上撰文攻击“共产主义的代表”，马克思便在这年年底发表了长文《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论战正式开始，直至1854年仍在美国等地进行。这些叙述包括了赫尔岑对马克思的成见。

104  法国人，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1852年在赫尔岑家担任家庭教师。

105  当时奥地利帝国的国旗。

106  福克斯通和多佛在英国，布洛涅和加来在法国，它们都是隔海相望。

第三十八章

瑞士——詹姆斯·法齐和流亡者——罗莎峰

1849年的欧洲依然风云变幻，动荡不定，住在日内瓦，要把目光局限于瑞士一地是很难的。何况那些政党像俄国政府一样诡计多端，往往弄得游客眼花缭乱。一旦落到它们的影响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观点的制约，逃不出它们的魔法圈子了。他的第一个印象总是偷天换日地硬加给他的，不是他本人的。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政党的偏见已出其不意，乘虚而入，使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虏。

在1849年，我只知道一个激进的瑞士，它实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离主义者联盟。1 后来我周围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我接受了他们对畏首畏尾的联邦政府的不满，对它在反动的邻国面前扮演的可怜角色感到愤慨。2

通过后来的几次旅行，我才对瑞士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在伦敦时期。在1853和1854年苦闷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改变了对以前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许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在全世界自由体制分崩离析后剩下的一片废墟中间，在文明社会互相倾轧以致同归于尽的断垣残壁中间，在人的一切生活条件，国家的一切形式，无不遭受粗野的专制暴政的摧残而毁灭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依然像过去一样。一个以海洋作掩护，一个靠高山作屏障，两者都是中世纪的共和国，古老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植根在它们的土地中。

然而从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国和瑞士又多么不同啊！如果瑞士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显得像一个孤岛，那么它的被包围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艰难曲折地前进，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复杂的行动。在英国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们落后了三个世纪。英国的活跃部分只限于某些阶层，大多数人民处于政治运动之外，连宪章运动3 也几乎没有触动他们，它涉及的仅仅是城镇工人。英国站在一边，易燃物一旦积累多了，它便把它们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顺利地发展。思想不会从大陆蜂拥而入，只是慢慢渗进它的国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语言表现自己。

瑞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没有特权阶级，甚至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各州的宗法制贵族无力抵挡民主思想的任何冲击。一切学说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无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语言有三种。加尔文在那里传过道，裁缝魏特林4 在那儿作过宣传，伏尔泰在那儿放声大笑，卢梭在那儿诞生。在这个国家，从农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实行自治，尽管强邻压境，却没有常备部队，没有官僚阶级，没有独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风雨和反动派的狂欢节之后，它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制联邦国家。

全欧洲仅有的平静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国家，我不知道保守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反之，例如，奥地利帝国是在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的基础上，靠一系列政变维持的，法国的王位则是靠恐怖统治和消灭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国，甚至荒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长期保留，它们与自由结成一体，在它强有力的庇护下坚如磐石。

瑞士联邦议会在奥地利和法国提出要求后，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驱逐出境，这行为是可耻的。但这责任完全应由联邦政府承担；人民对外交问题并不像对内政问题那么关心。事实上，各国人民只关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们或者不想过问，或者认为只是玩弄辞藻，这些辞藻哪怕是真诚的，也很少实际意义。那个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声世界的民族，尽管极少理会地理界线，却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强烈、更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何况自然环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发展：崇山峻岭把他们围困在祖国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只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样，在没有人侵犯他们的山谷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

联邦政府自作主张行使的驱逐流亡者的权利，其实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规定，瑞士的侨民问题是各州管辖的。瑞士的激进派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竭力加强伯尔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错误。幸好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除了具有明显的实际利益的，如邮政和交通设施，币制的统一等，其余在瑞士都不得人心。中央集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设施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但它与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变成一群饲养在畜栏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员精心训练的一群猎犬。

正因为这样，瑞士人讨厌它，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讨厌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权国家瑞士，像许德拉5 和布里亚柔斯6 ，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头在哪儿，心脏又在哪儿呢？此外，没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国王。瑞士决不会出现国王，正如纽约不可能制定俄国的官阶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联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种刚毅坚强的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他们的山陵具有鲜明的地形，他们在群山环抱中建立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一样。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样举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装，背着卡宾枪，汇集在联邦的某个射击比赛场上。他们为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团结自豪，从故乡的山上来到这里，彼此发出兄弟般的欢呼，也向联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举行比赛的城市中）欢呼，然而从来不会互相混杂。

在自由民族的这些节日中，在他们的军事游戏中，没有君主国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没有金碧辉煌的贵族排场，没有五色缤纷的近卫军，有的只是庄严和威武的仪表。到处听到的都是自由的谈话，喝的都是家酿的美酒，到处都在欢呼，歌唱，奏乐，大家感到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那压迫他们的权力……

我到达日内瓦后不久，市里在学校放假前为所有的学生举办了一次宴会。州长詹姆斯·法齐7 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在卡鲁日郊区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大帐篷。议员和全州的名流都来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枪，担任荣誉警卫人员，这是每年轮流的。法齐的演说充满激进派色彩，他祝贺了得奖的学生，在奏乐和礼炮声中提议“为未来的公民”干杯！这以后，孩子们两个一排随着他走进空地，那里有各种娱乐活动，气球和杂技表演等。武装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们）夹道列队，在学生行列开始经过时，他们便举枪敬礼……是的，向小辈和孩子们，向州政府出钱培养的孤儿们敬礼……孩子是城市的尊贵客人——它的“未来公民”。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参加过学校和其他庆祝活动的人说来显得多么新鲜。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 ，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

法齐是一个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过于像法国人，喜欢采取强硬手段，喜欢集中，喜欢权力。他一生都在政治斗争中度过。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垒上，后来又与反对拉斐德9 和银行家们的那些年轻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厅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 和拉菲特11 认为，“最好的共和主义者”便是奥尔良公爵，于是他当了国王，而法齐走上了极端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这时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 和马拉斯特13 ，与人权协会和烧炭党人站在一起，参加了马志尼对萨瓦的进军，出版了杂志，可是当局按法国方式用罚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后，他相信他在法国已无事可做，于是想起了祖国，把全部精力，全部作为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经验，转移到了日内瓦州，要在那里贯彻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并在那儿付之实施。日内瓦展开了反对旧政权的活动；辩论、进攻和回击，从室内和报纸上走进了广场，法齐成了全市叛乱群众的首脑。正当他发号施令，指挥武装的弟兄们的时候，一个白发老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他作为职业军人，不能不对人员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劝告。法齐听从了他的话。劝告是切实有效的——但这军人是谁呢？他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14 ，库尔木战役的联军总司令，尼古拉登基后便离开了俄国，此后几乎一直住在日内瓦。

在这个变革时期，法齐表明他不仅足智多谋，判断正确，而且具备圣茹斯特认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几乎没有流血便挫败了保守派，他来到州议会，宣称它已被解散。议员们想逮捕他，愤怒地问道：“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我凭日内瓦人民的名义，他们讨厌你们的腐败统治，跟我站在一起。”于是法齐拉开门口的布幔，荷枪实弹的人群挤进了大厅，只要法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举起枪来射击。“贵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尔文派信徒们大惊失色。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开！”法齐说，于是他们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齐坐到桌后，动手书写法令和“决议”，宣布日内瓦人民消灭了旧政权，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通过新的法典，在这一切实现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齐以行政权力。这便是雾月18日15 ，只是它是为民主和人民实行的。虽然他自己选举自己当了独裁者，但选举是无可指责，十分成功的。

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846年起，他便统治着日内瓦。由于按照宪法，州长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因此每隔两年，日内瓦人得从法齐那些平庸的追随者中选出一人接替他，这样，事实上他仍是州长，保守派和虔诚派教徒只好望洋兴叹，永远当他们的少数派。

法齐在执政期间表现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了很大进展；他坚决执行激进派原则，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表明他不仅是有力的破坏者，也是有力的组织者。日内瓦由于他而日益繁荣。对我这么说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还有与他完全无关的人，例如，库尔木战役的那位著名的胜利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一个。

法齐为人严峻激烈，办事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带有专制色彩的共和派特点。他习惯于独断独行，有时专制作风会压倒一切。此外，他对1848年后的事件和思潮毫无准备，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势后面。瞧，这个共和国不就是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尔曼·卡雷尔16 所想望的吗？……看来它还存在问题。他从前的同志马拉斯特现在当了国民议会议长，却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时，当着秘书的面”谈论天主教是不谨慎的，应该对宗教采取慎重态度，不要惹怒神父们；当《国民报》17 这位前主编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时，两个岗兵得向他敬礼。法齐的另一个朋友和追随者走得更远18 ，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总统，但他已经不想再同从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当拿破仑了。“共和国在危险中！”然而工人和先进分子对它不再感兴趣，他们都在谈社会主义。对，这正是问题所在，于是法齐怒气冲冲、固执己见地攻击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已到达自己的极限，德国人所说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和马志尼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当它从一般的向往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成了它的敌人。我常与两人争论，我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不愿被说服时，逻辑简直无能为力。如果这对他们两人只是策略，临时的必要让步，那么当初怎么会那么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呢？不，这里包含着对新学说的一种仇恨，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称也叫他们不满。有一次我向法齐提议，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克莉奥帕特拉”代替社会主义这名称，免得这个词惹他生气，它的声音妨碍他对它的理解。马志尼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后来带给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杰茨基带给他的更多——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个。

一天我回家时，看到施特鲁沃的一张条子，他告诉我，法齐要驱逐他，而且来势汹汹。联邦政府早已发出了驱逐施特鲁沃和海因岑的命令，法齐一直只限于把这事通知他们。那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

法齐不希望施特鲁沃在日内瓦发行自己的“国际性”杂志；他的担心也许是对的，他认为他和海因岑发行这种危险的呓语，只能重新引起法国的威胁、普鲁士的咆哮和奥地利的切齿仇恨。作为一个实际的人，他怎么会认为这杂志真能办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向施特鲁沃提出，要么放弃杂志，要么离开日内瓦。施特鲁沃那时对杂志抱着疯狂的幻想，认为它可以最终扑灭“人间的七大灾祸”，因此放弃这个计划是这位巴登的革命家所万难同意的。于是法齐派了一名警察带了命令去找他，要他立即离开本州。施特鲁沃板着脸接见了警官，宣称他目前不准备走。法齐为警官生气了，命令警察局驱逐施特鲁沃。不经法院许可是不能进入市民家的；伯尔尼采用的是警察手段，没有通过法院（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公共安全措施”）。警察了解这一点，但希望讨好法齐，可能也是为了对不友好的接待进行报复，预备了一辆马车，带了一个同伴，坐车来到离施特鲁沃家不远的地方，停在一棵椴树下。

施特鲁沃对迫害和苦难的时代的重又开始，心中还暗暗得意，他抱着先入之见，相信对他无可奈何，把发生的事通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希望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和强烈愤怒，后来等得不耐烦了，便去找海因岑，海因岑也收到了来自法齐的有趣的通知。由于海因岑住得不太远，施特鲁沃穿了便服，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信步走去。他刚走到椴树旁边，早已恭候在那儿的加尔文的狡猾信徒便拦住了他的去路，出示了联邦政府的命令，要他跟他走。在场的还有两个宪兵，这证明他的邀请不怀好意。惊讶的施特鲁沃大骂法齐，把他归入了“七大灾祸”的范畴，坐进马车，与警察一起向沃州19 疾驰。

从法齐执政以来，在日内瓦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一切显得粗暴，不必要，甚至可笑。我知道后很生气，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时，在贝尔格桥遇到法齐，他与几个意大利人说说笑笑，正经过那儿。

“啊，您好，有什么新闻吗？”他见到我便说。

“新闻很多。”我回答，故意装得冷冰冰的。

“都讲些什么？”

“嗯，比如，日内瓦变得跟巴黎一样，在街上就可以逮捕人，强行劫走，以致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再觉得安全；我怕今后连走路也……”

“您这是讲施特鲁沃的事……”法齐回答，还是不免生了气，声音也不连贯了。“对这些狂妄的家伙，您叫我怎么办？我实在厌烦了，只得让这些先生明白，藐视法律意味着什么，公然违抗联邦议会的命令……”

“您大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我笑道。

“难道疯人院的人闯到街上，给全州和我个人造成了威胁，我也不管？何况目前是什么形势？而且，他们从不说一声‘谢谢’，只知道撒野。先生们，你们想想，我派了警官找他，可是他就差没把他轰出来罢了——这简直叫人难以容忍！他们不明白，官员（地方治安官）是依法办事，应该受到尊敬。是不是？”

法齐的朋友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因为是警官，是来向我宣布由傅雷尔或者德鲁埃20 在伯尔尼签发的废话，我便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客气一些是可以的，但既然他是作为敌人来的，而且有暴力做后盾，我何必跟他讲什么礼貌？”

“我有生以来还没听到过这种话。”法齐说，耸了耸肩膀，迅速地瞥了我一眼。

“您觉得新鲜，因为您从未考虑过这一点。认为官员神圣不可侵犯，这完全是君主制思想……”

“您不愿理解尊重法律和奴颜婢膝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您国内，沙皇和法律是一回事，但这完全是俄国人的观念！”

“那么在您这儿，尊重法律便等于尊重警察或宪兵，这算什么观念呢？”

“亲爱的先生，您可知道，我派出的警官不仅十分正直，而且也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看见他办事……”

“对，在家里还是最好的父亲，”我继续道，“但这跟我和施特鲁沃毫无关系；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是作为一位模范市民，而是作为一位专制暴政的执法者去找施特鲁沃的……”

“好啦，好啦，”法齐越讲越生气，说道，“这个施特鲁沃跟您什么相干？您不是昨天讲到他还哈哈大笑吗？”

“可是今天如果您要绞死他，我不会笑。”

“您知道我怎么想吗？”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的天，真是胡言乱语！”我说，哈哈大笑。

“什么胡言乱语！”法齐嚷得更响了。“我这是很严肃的话！”

我知道我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脾气暴躁，容易发火，我也知道，尽管他气势汹汹，实际上他比自己的话好上一百倍，心眼是不坏的，因此尽管他大声嚷嚷，我本来不会计较；但这时我们旁边有人，而且他是一州之长，我却是个没有护照的流亡者，与施特鲁沃一样，这使我放开嗓门，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他道：

“您以为您是州长，您讲什么，别人就得相信什么吗？”

我的叫嚷发生了作用，法齐的声音马上变轻了，但是他举起拳头拼命捶打桥栏杆。

“要知道，他的叔父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是俄国在汉堡的外交代办。”

“这无非是《狼和绵羊》21 的故事。我还是回家的好。再见！”

“确实，与其争吵，不如睡觉，要不，我们会吵个没完。”法齐说，勉强笑了笑。

我回贝尔格饭店，法齐和他的意大利朋友们过桥去了。我们在那儿大声争吵，旅馆的几扇窗都打开了，不少茶房和旅客听到了我们的争论。

可这时警察局中那位押送施特鲁沃的十分正直的公民却回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仍带着施特鲁沃。原来到了沃州的第一个城镇，便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里离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22 居住过的科佩不远，警察所长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听了施特鲁沃被捕的原因，声称日内瓦警察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仅拒绝继续押送犯人，而且要他们立即返回日内瓦。

法齐刚在我们的谈话中受到奚落，现在又听到施特鲁沃已平安无事地回到日内瓦，可以想象他有多么恼火。在书面和口头把这位“暴君”痛骂一顿之后，施特鲁沃便跟海因岑转移到了英国；海因岑在那里提出了他的“两百万人”高见之后，便跟他的皮拉得斯23 一起悄悄去了美国，起先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那儿办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又想在圣路易斯城出版《拓荒者》杂志，可那是连上了年纪的男子有时也不敢看的。

桥边的谈话后过了五天，我在邮局咖啡馆又遇到了法齐。

“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他问。“还在生气不成？说真的，我承认，这些流亡者成了我的一个大包袱，简直伤透了脑筋！联邦政府的照会一份接一份压下来，热克斯区的该死区长也故意待在这里监督对法国人的拘捕工作。我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可是为了这一切我自己的人民却生我的气。现在又出了一件麻烦事，十分棘手；我知道大家要骂我，可我有什么办法？”

他在我的桌边坐下，压低嗓音，继续道：

“这已经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社会主义，简直是盗窃了。”

他递给我一封信。有个德国的邦主诉说，在民军占领他的城镇时，洗劫了各种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件稀世珍宝——一只古色古香的圣餐杯，它落在民军从前的队长布伦克尔24 手中，现在公爵得到消息，布伦克尔住在日内瓦，因此他要求法齐合作，为他找回失物。

“您说怎么办？”法齐用郑重其事的口气问道。

“这算得什么。在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么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把信扔掉，或者给这个小丑写封回信，告诉他，您不是他派在日内瓦的侦探，他的杯子跟您什么相干？布伦克尔当初没有绞死他，已经便宜了他，他居然还想找他的身外之物。”

“您是个危险的诡辩家，”法齐说，“可您就不想想，这种勾当是给我们这派人脸上抹黑……这不能置之不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关心这种事。在这世界上比这可怕的事多着呢。谈到党派和它的荣誉，您也许又该说我是诡辩家了，但您不妨想想，难道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就能增加它的荣誉吗？您根本不必理睬公爵的申诉，只当它是诽谤便行了。如果您派人搜查，谣言会更多，万一不巧被您找到了什么，那么布伦克尔和他的伙伴就更难为自己辩白了。”

法齐听了我的话，对俄国人的无法无天公开表示了惊异。

布伦克尔事件结果非常圆满。他不在日内瓦；他的妻子在警察局和法院的检察人员出现时，安详地让他们看了各种东西和钱，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听到杯子的事，她自动把它找了出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只杯子，是民军的一些年轻人拿到的，他们把它送给了自己的队长，留作胜利的纪念品。

法齐后来向布伦克尔表示了歉意，承认这件事办得太鲁莽。喜欢不遗余力地追根究底，抓住刑事案件中的枝节问题不放，用残酷手段审问被告，要把他们统统绳之以法——这一切纯粹是法国人的毛病；对于他们，法律诉讼无异是一场残忍的游戏，正如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样。检察官有些像矫捷的斗牛士，如果被追逐的野兽幸而脱险，他们便觉得受了委屈，闷闷不乐。在英国却没有这类事，法官对被告非常冷静，不是非把他们判罪不可，如果陪审团不能作出有罪的裁决，他们也心安理得。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确实在跟法齐捣乱，把他弄得不能安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宜过分苛求。在革命运动中，大家热情洋溢，这样的热情不可能由于失败便归于平静，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会表现为一种乖张任性的作风。他们正是在应该沉默的时候拼命想大声讲话，在应该退入幕后销声匿迹、进行反省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竭力赖在舞台上，用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编写小册子，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传播谣言，宣称即将发生叛乱，吓唬愚蠢的政府。他们大多只是毫无危险的革命合唱队员，可是那些胆怯的政府却以无知对待无知，相信他们的力量，由于听不惯自由勇敢的言论，便大叫危险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钧一发，要求联邦当局驱逐这些可怕的叛乱者和破坏者。

联邦政府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仑特别讨厌的那些流亡者转移到离法国边境较远的地方。实行这个措施，法齐觉得十分棘手；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向他们宣布离开日内瓦的命令以后，他便装聋作哑，不想知道谁走谁没有走。不走的人还必须不再踏进主要的咖啡馆，不经过贝尔格桥——可是连这些他们也不愿做到。这就发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见到的场面：从前的人民代表，头发花白的老人，四十多岁的知名作家等等，与瑞士自由州的州长和不自由的邻国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地点，却彼此视而不见，装不知道。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热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气问法齐：

“州长先生，某某人还在日内瓦吗？”

“早已走了。”法齐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说，然后继续走路。法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边一个安详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声音向我说道：

“瞧，这就是他！我们到另一边去，免得跟这个强盗碰面。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贝尔格桥旁边转悠，而这地点在日内瓦便是我们莫斯科的特维尔林荫大道。

我在日内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国政府策划的对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离开那儿，前往苏黎世抢救我母亲的财产，因为那位“永远难忘”的皇帝25 正把御爪伸向那里。

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时期，是两次惊雷中的暂时平静状态，灾难随时可以降临，尽管表面上平安无事……咄咄逼人的预兆已经出现，只是我尽量不理会它们。生活很不稳定，很不平静，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这主要得感谢瑞士伟大庄严的大自然。

远离闹市的地方和优美的大自然，可以发生惊人的医疗作用。我的体验使我在《被损害的》26 中写道：“当心灵承担着巨大的忧伤，当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对过去耿耿于怀、无法心平气和地理解一切时，他需要空旷和高山，海洋和温暖清新的空气。有了这一切，忧郁才不致变成痛苦，变成绝望，他也不致变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时我已对许多事感到厌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骚乱和纷争的中心，在接连不断的烦恼中间，在一幕幕流血惨剧，一场场骇人的堕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过了一年半，它们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痛苦、忧郁和困乏的记忆。讽刺带上了另一种色彩。格拉诺夫斯基读了我那时写的《来自彼岸》，写信给我道：“你的书我们看到了，我读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讳言，那里包含着一种厌倦的情绪，你过于孤独了，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国大家曾从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种生动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似乎在异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萨佐诺夫在1849年我离开巴黎前读了我两年前写的《责任先于一切》27 的开头部分以后，对我说道：“这篇小说你写不完，而且不会再写这样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声和善意的戏谑。”

但是经历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难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原样呢？我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有在家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有时还能出现从前那样的时刻，但这已不是“明朗的笑声”，而是“明朗的忧郁”了；想起过去，想起我们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罗马生活的场景，坐在安睡的孩子们的床边，或者望着他们玩乐，我才能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感到心情舒畅，仿佛一股清新的气流，一种洋溢着亲切和谐感觉的青春诗意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安详，平静，而在这种夜晚的影响下，生活才可以轻松一两天！

这种时刻是不多的；沉闷而并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碍它们——我们身边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我们小小的会客室便挤满了陌生人。这大部分是新近到达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但亲密的只有一个……而且那是怎么变得亲密的啊！28 ……

我离开巴黎是高兴的，但在日内瓦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换了一些人，范围也狭小了一些。那时在瑞士，政治席卷了一切，不论饭店和咖啡馆，钟表师和妇女，都分成了派别。一切以政治为转移，这在那种总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到来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厌烦，它只能使人意识到一切毫无结果，徒然为过去发出一些单调的怨言。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处都是灰尘，炎热，缺少空气，太阳从苍白的树木中间射到街上，墙壁发出强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变得热辣辣的。充满活力的人渴望空气，那种没有经过千百万人呼吸过的空气，只有在那里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头那么索然无味，也没有嘈杂的噪音，浑浊霉烂的气息，继续不断的敲击声。

有时我们真的跑出日内瓦，来到莱芒湖29 边漫步，来到勃朗峰30 的山麓下游览，那里峰峦环抱，云雾弥漫，大自然以它美丽的景色洗涤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给心灵灌注了清新的气息，给身体带来了从永恒的冰雪中飘出的凉爽气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永远留在瑞士；我们这些生长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便会与山地格格不入，它们太高，太近，给人以拥挤、限制的感觉，但是有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是很舒适的。何况山上住着纯洁善良的居民——他们贫穷，但不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太多的需要，过惯了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文明的沉积物，它的锈斑不会侵蚀这些人；历史的变革像白云一样从他们脚下飘过，很少触及他们。罗马世界还在格劳宾登31 继续存在，农民战争的时代在阿彭策尔32 也几乎还没有过去。也许，在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脉中，在蒂罗尔州33 ，还能找到这类健康茁壮的居民，但是一般说来，在欧洲早已绝迹。

不过在我国东北部，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我遇到过与阿尔卑斯山居民同样气质的人。

我和一个同伴一起登上采尔马特山地34 ，为了让马歇一会儿，我们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记得，那里已比圣尼古拉峰更高了。老板娘上了年纪，瘦瘦的，但强壮结实，身材高大，屋里只她一个人。看到客人，她马上忙开了，一边抱怨储藏的食物太少，一边到处寻找，终于端来了一瓶樱桃酒，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面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东西，它们是用驴子从山下运来的），同样硬的熏羊肉，还有乳酪、羊奶等，然后又去煎蛋，还加了糖什么的，弄得我怎么也咽不下。但是羊肉、干酪和樱桃酒不错。老婆子把我们当贵宾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脸色端来了一切，还是一迭连声表示歉意。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一起吃喝。临走时，我问老婆子该给她多少钱。她寻思了好久，甚至还上另一间屋子算了一会儿，然后讲了几句开场白，说物价怎么昂贵，运输怎么困难，最后才冒险报了价：五法郎。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

“你知道，这不成……你吃了两戈比，要给二十五戈比……我怎么好意思收下：这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在人们面前也对不起良心。”

记得我提到过，彼尔姆人有个风俗：夜里要在窗口放块面包，放些克瓦斯或牛奶，万一有不幸的人，也就是流放犯，从西伯利亚逃走路过这儿，又不敢敲门要吃的，便可悄悄地取食。类似的情形，我在瑞士山上也见到过，只是那儿附近没有西伯利亚，因此这完全是为过路人准备的。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烟便稀少了，连石头也像人的脑瓜一样开始秃了，强劲的冷风把植物吹刮得跟干枯的草药差不多，但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空茅屋，它们的门开着，让迷了路或遇到暴风雪的旅人随时可以进入这些没有主人的屋子栖身。那儿备有各种农家用具，桌上放着干酪、面包或羊奶。有的人吃过以后，便在桌上留下一些钱，也有的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很清楚，谁也不会偷什么。当然，经过的路人非常少，尽管这样，这些敞开大门的小屋子对城里人还是相当新奇的。

谈到山岭和高地，我还得讲一下我的罗莎峰35 旅行。从七千英尺高的山顶上来结束关于瑞士的一章，不是最合适的吗？

那个老婆子让我们四个人饱餐了一顿，还喂了两匹马，又给了整整一瓶樱桃酒，却不好意思接受五个法郎；我们离开她以后，沿着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山，要在当天傍晚前赶到采尔马特。习惯于登山的马一步步小心走去，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选择可以踩马蹄的地方。赶马的人不时提醒我们，别拉缰绳，要让马自己走。路的一边是三千多英尺深的悬崖，咆哮的维斯普河在崖底以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过，仿佛急于寻找宽阔的河床，以便冲出石壁之间的峡谷。不时可以望见它那浪花飞溅、滚滚翻腾的水面；在山峦起伏的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松林，从我们经过的山顶往下望，仿佛那是一片片青苔。另一边是光秃秃的巉岩峭壁，有的地方岩石突出，还直伸到你的头顶上。走了整整几个小时……马蹄不断击打着山石，马不时滑跤，维斯普河不断啸叫，但一边还是同样的岩石，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而另一边的深渊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这使人不由得心烦意乱，又急又累……我但愿不致时常遇到这样的道路。

采尔马特是这条路的终点，那儿聚居着几户人家；它仿佛位在锅底，周围给高山包围着。有一家人家能接待稀少的旅客，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个苏格兰地质学家。在给我们准备晚餐时，天完全暗了；由于山太近，更显得黑洞洞的。到了十点多钟，女主人在窗口听了一会儿，对我们说道：

“听，这是蹄声，还能听到马夫的吆喝声……夜间仍在这种路上赶路，真不要命了。”

蹄声逐渐近了，女主人提了一盏灯走到外屋，我跟着她；黑暗中出现了人影，几个人走进了提灯的光线中，最后，两个骑马的人到了门口。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高大的中年妇女，另一匹马上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夫人仿佛刚从海德公园散步回家，安详地跨下马背，走进了公用房屋。她与苏格兰人已在别处相遇过，因此马上和他交谈起来。吩咐给自己做些吃的以后，她便打发儿子去问向导，马得休息多少时候。他们答道，两个小时就够了。

“难道您还要赶路，不等天亮？”苏格兰人问。“外面漆黑一片，何况您不熟悉下山的路。”

“我已预定了时间，必须赶到。”

两小时后，英国夫人带着儿子朝意大利那边下山了。我们躺下睡两三个小时。

天亮后，我们雇了第三个向导，一个草药采集人，他认识所有的道路，一边走，一边哼着悦耳的阿尔卑斯山民歌，我们跟着他攀登最近一个山峰，那以后便是冰雪的海洋和蒙塞维纳峰了。

起先灰白色的雾掩盖着一切，给我们送来了蒙蒙细雨，我们上山，雾却向下扩展，不久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片耀眼的光辉，显得比平常更为洁净，明亮。

雨果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山中的声音”36 ，那山一定不高；我的印象却正好相反，只觉得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除了雪块的崩落带来一些间断的、不太响的隆隆声，而且那也很稀少……一切笼罩在死一般的、透明的（我特地使用这个词）沉寂中，而异常稀薄的空气使这个无声的世界，这永恒的、从史前时代开始的大自然的酣睡，变得似乎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了。37

生活是喧哗热闹的，然而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山下被白云覆盖着；这儿已经连植物也不能生存，唯有苍白的苔藓在一些石块上凝结成坚硬的表皮。再往上走，空气更新鲜，进入了永不融化的冰雪世界；这已到了极限，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切兽类中最好奇的几种，偶尔越过界线，窥探一下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原，张望一下地球上这些制高点，然后赶紧下山，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那儿充满了争吵纷扰，然而那是它们的家。

我们在冰雪的海洋面前站住了，它铺展在我们和蒙塞维纳之间，阳光照耀的山岭环抱在它的周围，它本身又白得刺目，一眼望去，像一个冰雪的科洛西姆大斗兽场。它的表面起伏不定，有些地方还被风吹出了一些窟窿，仿佛它正在翻腾的时候突然被冻结了，波浪从此被固定在那里，不能再行平伏。

我下了马，躺在一块似乎被冰雪的波浪卷到岸边的大岩石上……前面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没有声音，也没有活动……微风吹起了一些细小的白色粉末，挟带着它们，不断旋卷……然后落下，于是一切重归平静，还有两次雪崩发出黯哑的隆隆声，向远处滚去，绊住在悬崖上，打得粉碎，化成了一阵雪的云雾……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感觉是奇怪的，他仿佛是客人，是多余的外人，但从另一方面看，他觉得呼吸更为自由，似乎在周围白色的衬托下，他的内心也更洁白，更纯净……更严肃，充满了某种虔诚感！

如果在结束罗莎峰的这幅画面时，我说，在这一片洁白、清新、静谧的天地中，两个徘徊在这高山上，彼此认为是亲密朋友的人，却有一个在策划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的勾当，那么，我的话一定会被当作是夸大其词的无稽之谈！38

然而生活有时正是这么变幻莫测，乖离常情，带有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不符合正常的法则。

1  分离主义者联盟是瑞士七个天主教邦于1845年11月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由于瑞士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较为彻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新教在各邦占有优势，但天主教也在一些邦中仍保持统治地位。19世纪初瑞士组成了松散的统一国家，联邦政府废除了一些封建特权，不少州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这一切引起了天主教各邦的不满，它们成立了分离主义者联盟，与联邦政府对抗。联邦政府乃于1847年颁布法令解散分离主义者联盟，并粉碎了它们的军事进攻。

2  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革命者纷纷流亡到瑞士，于是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政府便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驱逐了不少流亡到瑞士的各国革命者。

3  英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争取普选权，在1837年拟定了“人民宪章”，要求政府予以实施，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直至1848年后才逐渐平息。

4  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乌托邦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5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它的头砍掉一个后，又会生出一个来。

6  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

7  法齐（1794—1878），瑞士政治家，激进共和主义者，1846年后曾两度担任日内瓦政府首脑。

8  路易·波拿巴为了恢复拿破仑皇朝曾在国外度过长时期的流亡生活。1837年他来到瑞士，宣传波拿巴主义，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向瑞士提出抗议，要求驱逐路易·波拿巴，遭到瑞士的拒绝。但后来路易-菲力普以战争相威胁，瑞士政府终于在1838年10月建议路易·波拿巴“自动”离开瑞士，于是他去了英国。

9  拉斐德是开明贵族领袖，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拥护七月王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10  佩里埃（1777—183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七月王朝时期的内阁总理。

11  拉菲特（1767—1844），法国奥尔良党人，大银行家，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

12  卡芬雅克（1801—1845），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

13  马拉斯特（1801—1852），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

14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1770—1857），俄国将军，曾在波罗金诺战役和库尔木战役中英勇作战。库尔木在维斯图拉河边，俄普联军在此与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战斗。

15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开始了他的军事独裁统治，这里是借用这名称。

16  法国政论家。

17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1848年二月革命后逐渐转向保守。

18  即指路易·波拿巴。

19  瑞士西南边境的一个州，与日内瓦毗邻。

20  傅雷尔是当时瑞士联邦的总统，德鲁埃是副总统兼司法警务部长。

21  指拉封丹的寓言《狼和绵羊》：绵羊到河边饮水，狼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吞食了，意思是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

22  斯塔尔夫人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避居瑞士的科佩。雷卡米耶夫人因反对拿破仑而被拿破仑放逐，在瑞士避难。

23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瑞斯忒斯的亲密朋友，曾帮助后者报杀父之仇。

24  布伦克尔（1812—1863），德国革命家，1849年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曾担任民军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至瑞士，后去美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作出过卓越贡献。

25  指尼古拉一世。

26  赫尔岑在1851年下半年写的一篇小说。

27  赫尔岑在1847年离开俄国后不久写的一篇小说。

28  指黑尔韦格，详见本卷《家庭悲剧》部分。

29  即日内瓦湖。

30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离日内瓦不太远。

31  瑞士最东部的一个州，与意大利接壤。

32  瑞士东北部一个区域，讲德语。农民战争指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

33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靠近阿尔卑斯山，大多系山区。

34  瑞士南部的山区，海拔五千多米。这里的“同伴”即黑尔韦格。

35  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山脉，经年积雪，其中杜富尔峰是瑞士最高峰。

36  指雨果的诗《在山中听到的》，见《秋叶集》（1831）。

37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一句名言是正确的，他说：“我能在沉默中听到声音！”——作者注

38  指赫尔岑与黑尔韦格之间的纠纷，见本书《家庭悲剧》部分。

西方小品

第二集

1.哀歌1

六月的日子2 以后，我看到革命被征服了，但我对被征服者，对倒下的人，依然怀着信心，我相信蒙难者创造奇迹的力量，相信他们精神上的强大。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渐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发现使我头晕目眩，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渊，我觉得，土地仿佛从我的脚下消失了。

不是反动势力战胜了革命。反动势力到处都是愚钝、胆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它到处都在可耻地退却，躲进角落中偷偷等待时机，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维也纳和柏林无不如此。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 一样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坏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身上，英雄主义和年轻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多于理智，他们作为纯洁而高尚的牺牲者倒下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幸存者的命运也许更加悲惨。他们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顾一切，自以为是，那些胜利的意外日子使他们陶醉，他们再也不想前进，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脱下新婚的礼服，尽管新娘已经欺骗了他们。

不幸、闲暇和贫穷带来了烦躁、固执、愤怒……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团，分歧的中心是名义和嫌隙，不是原则。他们的眼睛总是向后看，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这一切已在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现；新的行会——流亡者的行会逐渐形成，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得牢不可破。从前大巴西勒曾写信给纳西昂的格列高利4 ，说“守斋使他快活，贫困给他带来乐趣”。那么现在也出现了自愿的受难者，他们以吃苦为使命，以不幸为职业，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吗，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谈到，扼杀肉体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满足。然而尽管这样，认识没有前进一步，思想仍在酣睡……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钟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像九个睡美人一样只能仍从入睡的那一天重新开始。

这些沉痛的事实使我悲伤，它们构成了我不得不经历的教育中难以忍受的一页。

……一天在死气沉沉的苏黎世，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我母亲的餐室里；这是1849年12月底。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炉里两三块木柴冒着烟，吱吱出声，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从我眼前飘过，前途显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里闷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祷，但是我不能，我没有祈祷，我写下了我的诅咒 ——我的《1849年的尾声》5 。

“绝望，厌倦，冷漠！”民主评论家们谈到这些痛苦的词句时这么说。是的，绝望！是的，厌倦！……绝望，这是一个陈旧而平庸的词，一层烟雾，它掩盖着消沉的内心，以爱的面貌出现的利己心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虚荣心的牢骚怨言，以及徒劳无益的努力。这种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认的天性早已叫我们厌倦了，它们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伤，这在生活和小说中也屡见不鲜。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些蜕化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骇人的内心苦闷的底层，未必没有真实的因素，那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吧。

诗人掌握着表达这种痛苦的言语和声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虚作假，不能为了赢得掌声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谈吐中，引得善良的人们捧腹大笑。拜伦的绝望不仅来自性情乖僻，也不仅是个人的情绪。拜伦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骗了他。但生活欺骗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错误的，只是因为英国和拜伦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种不同的教育成果，它们正好在迷雾开始消散的时代相遇了。

这种不协调现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越来越看到，任何信仰都无济于事。在罗马产生这种裂痕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后，出现了对文明、对人类的信仰。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风行一时之后又归于没落的自由主义，已把这种脱节现象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识表现在现代人的讽刺中，他的怀疑主义中，它们彻底扫除了打倒的偶像。

讽刺是苦闷的发泄，它看到逻辑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并不一致，除了辩证的发展，还有人的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因素。

绝望6 ，就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的时代之一。我不必提伟大的殉难者圣茹斯特和使徒让·雅克·卢梭；但难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为富兰克林的孙儿祝福的伏尔泰爷爷7 不是人类宗教的虔诚信徒吗？

怀疑主义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8 一起宣告诞生的。

雅各宾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属于少数派，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他们与人民生活相隔离，他们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教士集团，准备担当人民群众的世俗牧师。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每个人的思想。

这新的教士集团没有掌握强制手段，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没有。他们手中一旦失去权力，便只剩了一种工具——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够的，一切错误便来自这里，因为它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脑力的平等！

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在高唱胡格诺派9 的圣歌和神圣的《马赛曲》时，在火炬燃烧、鲜血遍地时，这种不平等是不会被意识到的；但是最后，封建君主的阴森大厦崩溃了，墙壁终于被推倒，铁锁被砸破……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门打开了，群众一拥而入，然而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群众。这都是谁呢？他们属于哪个世纪？这不是斯巴达人，不是伟大的罗马公民。“我是奴隶，不是俄狄浦斯！ ”10 无法抗拒的污泥浊水淹没了一切。1793、1794年的恐怖时代反映了雅各宾派内心的惶惑：他们发现了骇人的错误，想用断头台纠正它，但是不论砍下多少脑袋，还是只能在崛起的社会阶层面前垂下自己的脑袋。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战胜了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它冲垮了旧体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实力派，当代的多数派；西哀士11 的话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说，市民便是“一切”。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便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少数派不是被镇压，便是被市民阶级所吞没。

每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利未人12 ，或者不妨称作阿兹特克人13 ，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这件事的荒谬和不合理使我们生气，无法忍受。仿佛有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保证过，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公正，沿着康庄大道前进。我们对大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奥妙一直大惑不解，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在大自然和历史中，都有许多偶然的、愚昧的、不顺利的、混乱的因素。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觉醒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曲折和停滞。一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白痴；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14 ——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15 ，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

不能这么做的人就留在原地，作为人类美好梦想的体现者继续过活吧。这些人离不开自己的梦幻和憧憬，不能达到美国的理性高度。

这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人数不多，不用多久就会绝迹的！

那么人的发展怎么会跟自己的环境脱节呢？……

不妨想象一下在温室中成长的青年，比如，那个在《梦》16 中描写过自己的人；想象一下他怎样面对最枯燥乏味、最沉闷窒息的英国社会，面对英国生活这怪诞的弥诺陶17 ——它是由两个动物不协调地粘合而成的：一个已经衰老，另一个则站在深及膝盖的沼泽中，像女像柱18 一样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肌肉，以致没有一滴血能流进头脑。如果他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他就不致在三十多岁死于希腊，今天可以成为帕默斯顿勋爵19 或约翰·罗素爵士20 了。但是由于他不能，那就毫不奇怪，他和自己的哈洛尔德只能对着船儿说：“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远离我的故乡。”21

然而在那远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给拿破仑宰割的西班牙，荒芜的希腊，1814年22 普遍复活的各种发臭的拉撒路；不论在拉韦纳或狄奥达蒂23 ，要躲避是不可能的。拜伦既不能像德国人那样从永恒的观点满足于理论上的探讨，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陶醉于政治上的空谈，于是他倒下了，但他是像严峻的提坦24 一样倒下的，他投给人们的是蔑视，而不是包着糖衣的药丸。

拜伦作为诗人和天才在四十年前所感到的不协调，到了今天，在一系列新的苦难之后，在1830年到1848年的污秽的转折时期25 ，以及从1848年到今天的丑剧之后，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了。我们也像拜伦一样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安身之处。

现实主义者歌德跟浪漫主义者席勒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一个是太像虔诚的教徒，另一个是太多哲学意味。两人都可以在抽象世界中获得和平。当“否定的精神”表现为靡非斯特菲勒斯这样的戏谑者时，分裂还不是太可怕的；他那冷嘲热讽、永远对立的性格，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与最高的和谐取得一致，向大家唱出：“她得救了！”26 《该隐》中的卢息弗27 却不同，这是阴郁的黑暗天使，痛苦的思想充满了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他额上发出幽暗的闪光。他不是用否定来嘲笑，不是用大胆的怀疑来戏谑，也不是用感官之乐做诱饵，给你提供天真的姑娘、美酒和珠宝，而是平静地把你引向杀戮，引向自己，引向罪恶——它依靠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它有时像月光照耀下的一泓死水那么诱人，可是你从它阴森的、冰冷的、闪光的怀抱中，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得到。

不论是该隐，是曼弗雷德，是唐璜还是拜伦，都不能提供任何出路，任何解决办法，任何“教导”。也许从戏剧艺术的观点看，这是一个缺陷，但正是在这里表现了艺术的真诚和裂痕的深刻。拜伦的尾声，他的最后的话，不妨说那就是《黑暗》28 ；这是从《梦》开始的生活的结局。你们自己来画完这幅画吧。两个被饥饿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敌人死了，甲壳动物啃光了他们……船在腐烂——涂树脂的缆绳在黑夜的污浊波浪中漂动，骇人的寒冷，野兽在死去，历史已经终止，为新的生活扫清了地面：我们的时代将被列为第四阶段，也就是说，如果到新世界的出现可以算作四个阶段的话。

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功绩便在于：我们通过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痛苦，终于向真理低头和屈服，使后代不致再遭受同样的不幸。这样，人类通过我们而得以清醒，我们是他们的醒酒剂，是分娩前的阵痛。如果分娩顺利，一切都会好转；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这过程中孩子或母亲都可能死去，也许还可能两者都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只能带着自己的摩门教29 开始新的妊娠……好啦，就这样，先生们！

我们知道，大自然怎样凌驾于个人之上：不论以前还是以后，不论尸积如山或者没有牺牲，对它都一样，它依然走自己的路，或者盲目地行走。珊瑚礁的形成得经历数万年，前面生长的部分每到春季便得死去。水螅体死时从不会想到，它们为珊瑚礁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也能作出贡献。但作为一个因素走进未来，还不能说我们的理想将在未来得到实现。罗马没有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一般说来也没有实现希腊的理想。中世纪不是罗马的发展。当代西欧思想将进入和体现在历史上，产生自己的影响，获得自己的地位，这正如我们的遗骸将进入青草、绵羊、牛排、人体的组织中一样。我们不喜欢这种不灭现象——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现在我习惯了这些思想，它们已不能叫我害怕。但在1849年末，我想起它们便不寒而栗；尽管每个事件，每次聚会，每个冲突，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要把最后的绿叶摘光，我还是固执地、焦急地想寻找出路。

正因为这样，我今天才对拜伦的勇敢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看到没有出路，而且高傲地说出了这一点。

这些思想开始侵袭我的心灵时，我感到不幸和困惑；我千方百计逃避它们……我像一个迷路的旅人或乞丐敲着所有的门，停留在每个遇到的人面前，打听道路，但是每次会晤和每个事件都引向一个结论——应该服从真理，毫无怨言地接受它。

……三年前，我坐在一个病人的枕旁，看着死亡毫不容情地把她一步步拉向坟墓30 。这段生活是我不能忘记的。黑暗弥漫在我周围，我在没有出路的绝望中感到孤独，但我不想用希望安慰自己，不想为了忘记忧伤，用死后重逢的思想麻醉自己。

因此在不属于个人的问题上，我更不会用违心之论来欺骗自己了！

2.附言

我知道，我对欧洲的观点在俄国不会受到欢迎。为了安慰自己，我们总希望出现另一个欧洲，并且像基督教徒相信天堂一样相信它。破坏梦想会造成不愉快的后果，但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我所无法战胜的力量，迫使我讲真话——哪怕它对我有害，我还是这样。

我们对欧洲的认识，一般来自学校和书本，那就是说不是认识它，而是按照书本和图画从表面上作出判断，就像孩子们根据《图画世界》31 判断现实世界，认为在桑威奇岛32 上所有的女人都在头顶上举着板鼓，凡是有光身子黑人的地方，离他五步远一定有一只披着鬣毛的狮子，或者睁大了凶恶眼睛的老虎。

我们对西欧的无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它可以造成许多危害，还会因而引起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

首先，我们只了解欧洲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它以自己的存在掩盖了民族生活的沉重基础，那是在许多世纪中自发形成的，它所遵循的规律即使在欧洲也不太有人知道。西方教育没有渗入这些庞大复杂的基础，可是历史却靠它们深深扎根在土地中，它们具有地质学的意义。欧洲的国家是由两部分人民结合而成的，完全不同的教育使它们保持着各自的特色。东方国家却是统一体，土耳其大臣与给他装烟袋的土耳其人彼此相似，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在欧洲，从宗教战争和农民起义之后，乡村居民不再积极参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像庄稼一样被吹向右边或左边，但没有一刻会离开自己的土壤。

其次，即使那个我们所理解的、与我们有所接触的阶层，我们也只了解它的历史，不是它的现状。我们在欧洲生活一两年之后，便惊讶地发觉，一般说来西欧人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他们比我们所了解的低得多。

在我们设想的观念中，有真实的因素，但它们或者不再存在，或者完全改变了。骑士的英勇性格，贵族的优雅风度，新教徒的循规蹈矩，英国人高傲的独立精神，意大利艺术家的阔绰生活，百科全书派闪闪发光的机智，恐怖主义者铁面无情的强硬作风——这一切都互相混合，蜕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以致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气质便是市侩的气质。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完整的对生活的观念，具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法则，自己的善和恶，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自己的卑劣的道德观点。

正如骑士是封建世界的主要形象，商人成了新世界的主要形象：老板代替了老爷。然而商人本身只是一种并不重要的中间环节，生产的一方和需要的一方之间的中介人，带有类似道路、车辆和工具的性质。

骑士主要是作为他个人，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他可以按照他的理解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他实质上既不从属于财产，也不从属于地位；他的人格才是主要的。就市民而言，人格是隐蔽的，或者并不显著，因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商品，生意，货物，这里主要的东西是所有权。

骑士不学无术，只会争吵、决斗，既是土匪又是修士，既是酒鬼又是虔诚的教徒，但是他对一切开诚布公，光明磊落，而且随时准备为他认为正义的事献身。他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荣誉准则，尽管这一切十分武断，他还是坚守不渝，否则便会失去自己的尊敬或同伴们的尊敬。

商人是和平的人，不是战争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寸步不让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但不善于进攻；他节俭，吝啬，把一切都看作买卖，像骑士一样与一切遭遇的人进行较量，但他的武器只是狡猾。他的爷爷便是中世纪的市民，他们要从暴力和掠夺中保护自己，不得不使用手腕：他们的安全和财产是靠随机应变、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克制忍耐换取的。他们的爷爷一边摘下帽子，深深鞠躬，一边从骑士那儿多算几个钱；他们在邻居面前摇头叹气，诉说自己的贫困，到了晚上却偷偷把钱埋进地里。所有这一切自然都传给了子孙，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头脑，形成了这类独特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人物便称作中产阶级。

当它处在不幸的地位，与贵族阶级体面的外围势力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信念，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它是充满光辉和诗意的，但是这并不太久，桑丘·潘沙33 有了地位，马上躺下去享清福，随心所欲，失去了人民的气质，健全的理智；他性格中庸俗的一面抬头了。

在商人的影响下，欧洲的一切都变了。账房先生的正直取代了骑士的荣誉，循规蹈矩取代了优美的风度，僵化的程式取代了礼节，狭隘取代了高傲，菜圃取代了花园，向一切人（即一切有钱人）开放的旅馆取代了公馆。

从前人际关系中一切古老而统一的观念动摇了，但是对人与人的真正关系的新认识还没有发现。这种混乱的真空状态，给中产阶级一切浅陋和卑劣的方面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会，这个阶级的目的便是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

分析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道德准则，那儿什么没有？罗马的国家观念和哥特式三权分立理论，新教和政治经济学，公共福利观34 和人各为己说，布鲁图35 和托马斯·肯佩斯36 ，福音和边沁37 ，收支账目和让-雅克·卢梭。头脑这么杂乱无章，心中却装着一块永远指向黄金的磁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发展到目前这样的荒谬局面是不足为奇的。

一切道德都归结为一点：不足者必须用一切手段取得，有余者则用一切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为开展交易而举起的旗帜，成了新社会的神幡。人实际上只是财产的附属物，生活变成不断为钱而奋斗。

1830年以后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市民阶级的问题，多年以来的斗争无非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生活堕落为证券投机，一切变成了交易所和市场——报纸，选举，议会，莫不如此。英国人已习惯于按照商品命名法称呼自己的国教教会：“老字号”。

一切政党和政见在市民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面是坚决拒绝放弃垄断权的私有主市民，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财富、又无力夺取的非私有主市民，那就是说，一方面是贪婪，另一方面是觊觎。由于在这一切中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原则，因此一个人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完全由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来决定。一个反对的浪潮代替另一个取得了胜利，便是取得了财产或地位，自然也就从觊觎的一边走进了贪婪的一边。要完成这种转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那种毫无意义的、忽左忽右的议会辩论——它轰轰烈烈又不致越出范围，表面上郑重其事，像是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议会政治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民族基础，它是在国家立法中形成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松鼠轮子38 。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又保持着进行重要活动的外表，从这点看还有比两个英国议会表演得更冠冕堂皇的吗？

但在这里，保持外表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欧洲的一切方面，都深深存在着两个显然来自柜台的特点：一方面是伪善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炫耀和吹嘘。买卖就是玩弄花招，半价买进，卖出以次充好，用表面代替实质，隐瞒某些缺点，花言巧语骗人，不是真的正直而是装出正直的样子，不是表里一致的诚实，而是装出诚实的外表。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靠装潢门面，以致粗俗愚昧也取得了文明的外表。我们谁没有为西方社会的无知（我这不是指那些学者，而是指构成那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感到惊愕和脸红？那里不可能有严肃的理论教育，它需要的时间太多，与事业关系又太小。凡是与商品流通和“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一切，在市民社会看来都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教育必然有限。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市民一旦离开他们走惯的平坦道路，便显得愚昧无知，头脑迟钝。一般而论，狡猾和伪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和具有远见；它们的视野狭隘，航程短浅。

英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不离开习惯的轨道，宁可忍受中世纪的一切，尽管它们不仅不方便，而且荒谬可笑，他们还是不愿作任何改变。

法国的市民阶级却不像这么谨慎，他们尽管狡猾和心口不一，还是走上了帝国的轨道。

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宣称普选权是国家新秩序的基础。这面数学旗帜适合他们的口味，真理取决于加法和减法，这是可以在算盘上计算，用数字标明结论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中，他们要提交全民表决的是什么？是共和国的存在问题。他们希望由人民来推翻它，让它变成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不喜欢它。谁尊重真理，他会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便向他征求意见吗？如果哥伦布或哥白尼把美洲或地动说付诸表决，那会怎样？

设计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好心的人们最后还是打算错了。

池座和演员之间出现的空隙，起先靠拉马丁39 的能说会道像一块褪色的帷幔似的遮盖着，后来距离越来越大；血腥的六月加深了裂痕；正在这时，向愤怒的群众提出了总统问题。40 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它的回答，揉着刚睡醒的眼睛，从空隙中走了出来；他把一切抓到手里，其中自然也包括市民阶级——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可以由他当帝王，而由他们来掌握实权。

在国家事务的大舞台上搬演的一切，也以微型方式重复出现在每个家庭中。资产者的道德败坏渗透在家庭和私人生活的一切秘密中。不论天主教还是骑士阶级，都从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人们身上留下如此深刻全面的痕迹。

贵族承担着义务。当然，由于他们的权利一部分是虚构的，他们的义务也是虚构的，但它在他们内部起了一定的连环保作用。天主教从宗教方面而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骑士和信徒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明白，他们这么做是破坏了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社会规范，这种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懈怠感到不安，也无法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符合标准。他们有自己的节日礼服，自己的正式排场，这不是骗人的，宁可说是他们的理想。

这理想包含什么内容，我们现在不想多谈。他们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了。我们只想指出，有产者正相反，他们对什么都不承担义务，甚至不必服兵役，除非当志愿兵，这就是说，他们的义务只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取得资产。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发财再发财，使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只要不致破产，可以正当或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过富贵荣华的生活，使自己长命百岁，使子女成家立业，使自己身后留下美名。”

骑士和天主教世界被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归功于市民阶级，只应归功于自由人，也就是不能列入任何类别的人，其中有骑士，如乌尔里希·冯·胡滕41 ，有贵族，如阿鲁埃·伏尔泰42 ，有钟表匠的学徒，如卢梭，有军医，如席勒43 ，有商人子弟，如歌德。市民阶级利用了他们的成就，不仅不再从属于国王，不再是奴隶，而且摆脱了一切社会负担，只消醵资养活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即可。

他们从新教中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一种可以使基督徒的良心与高利贷者的职业和平相处的宗教，它有浓厚的资产者色彩，以致为他们流过血的人民也抛弃了它。在英国，劳苦大众是最少上教堂的。

他们希望从革命中创造自己的共和国，但是它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正如古代文化从野蛮人手中溜走一样，那就是说它在当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反复”上。

宗教改革和革命发现它们进入了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因此大吃一惊，只得从两种隐修生活中寻找出路，一种是阴冷沉闷的清教主义假道学，一种是没有血肉、牵强附会的市民式共和制形式主义。公谊会44 和雅各宾派的偏激是建立在恐怖上的，它们的基础并不巩固；它们看到需要强有力的手段，使前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教会，使后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自由。

这就是欧洲生活的一般气氛。在当代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在比较忠于自己的原则，比较富裕，比较文明，也就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种气氛也更显得沉闷，更难以忍受。正因为这样，生活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就不如在英国和法国那么沉闷得叫人受不了……也正因为这样，多山的、贫苦的、乡村式的瑞士是全欧洲唯一可以得到和平的地方。

这些片断登载在《北极星》第四集45 上，文末以下列献词结束，那还是在奥加辽夫到达伦敦和格拉诺夫斯基去世以前：

请收下这颅骨吧——

它照理是属于你的。46

亚·普希金

现在我也在这里暂停。以后我会把省略的几篇付印，另外再补写一些；因为没有它们，我的叙述便残缺不全，难于理解，也许还显得是多余的，至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但这都得留待将来，很远的将来了……

眼前分手时，我只想对你们讲几句临别的话，青年时期的朋友们。

当一切均已埋葬，甚至那些叫嚣（它们一部分是我引起的，一部分是不招自来的）也已在我耳边沉寂，人们都已各自回家的时候，我抬头向四周眺望，除了孩子，没有一个亲人还活着。我在陌生人中间徘徊，我仔细端详他们，但我不再想在他们中间寻找自己的朋友，我习惯了——不是习惯了孤独，而是习惯了没有友谊的生活。

确实，有时我觉得心里还有一些感触，一些话，我不能不讲，它们对许多人是有益的，至少能给听到的人带来欢乐，我感到惋惜，我只能把它们埋在心中，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消失在望不到底的空旷的远方……但这一切不过是即将暗淡的晚霞，正在消逝的过去的反光。

那便是我现在所回顾的。我要抛开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回到你们身边；让我们再像以往那样生活在一起，每天见面，什么也没有改变，谁也没有离开，没有衰老，也没有一个人死去；我跟你们在一起像回到了家中，我清楚地看到，除了你们那里，我找不到其他的容身之地，除了我们从小献出了自己的事业，没有其他使命。

我对过去的叙述也许是枯燥的，肤浅的，但是朋友们，请亲切地接受它吧；这工作帮助我度过了可怕的时代，摆脱了使我窒息的无所事事的失望，回到了你们的身边。我带着它走进了我的冬季，我并不愉快，但是平静（借用一位我无限喜爱的诗人的话）：

“并不愉快……但是平静！”莱奥帕尔迪在《雷伊什和他的木乃伊》中谈到死时这么说。47

这样，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在无意识中拯救了我。请收下这颅骨吧，它照理是属于你们的。

1855年10月1日于怀特岛文特诺镇

1  原文是意大利文。

2  指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遭到镇压的日子。赫尔岑一般都用“六月的日子”指这次六月起义。

3  阿格利皮娜（16—59），古罗马暴君尼禄的母亲，尼禄接位时年仅十六岁，由阿格利皮娜摄政，尼禄亲政后将她处死。

4  大巴西勒（约329—379），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卡帕多细亚都主教等。格列高利（约330—389），希腊教父，纳西昂的主教。这两人都是希腊正教所崇奉的圣徒。

5  《来自彼岸》中的一篇。

6  一般说来，我们的怀疑主义在上世纪是无人知晓的，只有狄德罗和英国可算例外。在英国，怀疑主义早已存在，拜伦只是合乎自然地追随着莎士比亚、霍布斯和休谟
。——作者注

7  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为寻求军事援助前往法国；他带着自己的小孙儿请伏尔泰为他祝福，伏尔泰说：“上帝和自由——这是唯一配得上富兰克林的孙儿的座右铭。”

8  1792年9月22日法国正式由国民议会宣布为共和国。

9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教派，曾经历过长期的流血斗争，直至1789年法国革命后才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

10  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安德罗斯女子》中的句子。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他因猜到了斯芬克斯的隐谜而登上王位，这里作“解谜人”解。

11  西哀士（1748—1836），法国法学家，认为只有“第三等级”才能代表国家。

12  古代以色列人
的一支，《圣经·出埃及记》中说，他们曾击杀崇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因此在基督教中享有特殊地位，凡祭司等职均得由他们担任。

13  古代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的一支，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具有较发达的文化，曾建立过强大的帝国。

14  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有善神，也有恶神。

15  北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给北美人取的绰号。

16  拜伦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通过梦境描写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些变化。

17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雅典每九年得向它祭献七名童男童女，后为英雄忒修斯所杀死。

18  古希腊建筑中作柱子的女性雕像，据说是表现服苦役的妇女的。

19  指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第三代帕默斯顿勋爵，英国著名政治家，历任陆军大臣、外交大臣、首相等职。

20  罗素（1792—1878），英国重要政治活动家，曾两度出任首相。

21  引自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第十三节。

22  1814年是维也纳会议开始，欧洲全面跨入
复辟时代的一年。

23  拉韦纳在意大利，1819年拜伦住在这里。狄奥达蒂别墅在日内瓦湖旁边，1816年拜伦住在这里，并开始与住在附近的雪莱建立亲密友谊。

24  希腊神话中的巨神。

25  指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

26  引自《浮士德》第一部的最后一场，“她”是玛甘泪。

27  卢息弗即《圣经》中的魔鬼撒旦，但拜伦在诗剧《该隐》中把他塑造为反抗精神的化身。

28  拜伦于1816年在瑞士写的一首诗，《梦》也写于这年，只是稍早一些，所谓“从《梦》开始的生活”是指《梦》中所写的拜伦生活中的一些转折。下面谈到的“画面”均出自《黑暗》一诗。

29  基督教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宗派，创立于1830年，自称根据新发现的《摩门经》，上帝将建立新耶路撤冷于美国。

30  指赫尔岑的夫人在1852年去世。

31  捷克思想家和人道主义教育家柯门斯基（1592—1670）编的一本书，曾在俄国风行一时。

32  即夏威夷群岛。“桑威奇”是18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发现该群岛后给它取的名称。

33  《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侍从。

34  罗马法学观念，认为公共福利是最高准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的利益。

35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共和主义者，曾刺死独裁者恺撒。

36  肯佩斯（1379—1471），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写有不少神秘主义著作。

37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创立功利主义学说，主张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对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影响。

38  松鼠笼子里有一个圆筒形轮子，松鼠奔跑，它便随着转动，因此表面上它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毫无意义。

39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首脑。

40  指184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选举，这是路易-拿破仑实行帝制的前奏。

41  胡滕（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出身于骑士阶级，拥护中世纪的骑士制度。

42  阿鲁埃是伏尔泰的原名，伏尔泰是他的笔名。

43  席勒从军事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军医。

44  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主要流传于英美等国。

45  出版于1858年。但《西方小品集》并非发表于第四集，而是发表于1856年出版的第二集上。

46  引自普希金的诗《寄语杰利维格》（1827）。

47  雷伊什是荷兰的解剖学家，据说他发明了一种尸体防腐剂，用它处理过许多尸体。

第三十九章

金钱和警察——皇帝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罗曼诺夫——警察和金钱

1849年12月我得知，从巴黎寄出并经大使馆证明的我的财产的抵押委托书作废了，接着，我母亲的存款也被冻结了。不能浪费时间，我便像上一章中说的，马上离开日内瓦去找我的母亲了。

在我们入不敷出的时期，轻视财产是愚蠢的，虚伪的。金钱便是独立，力量，武器。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会丢掉武器，尽管它令人厌恶，甚至已经生锈。做贫穷的奴隶是可怕的，我从各个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因为多年来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在政治风暴中触礁以后，幸而脱险，已身无分文。因此我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从俄国政府的魔爪中抢救可能抢救的财物是正当的，必要的。

我本来已几乎失去一切了。在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只是想尽可能待在国外。1848年的革命来了，把我卷进了漩涡，我还没来得及为抢救我的财产作任何安排。善心的人们责备我，说我忘乎所以，一头钻进了政治运动，却把家庭的未来丢在脑后，听天由命。确实，这可能是不够谨慎的，但是如果在1848年的罗马，我能坐在家里，只顾考虑挽救财产的办法，把窗外觉醒的意大利的沸腾生活置之不顾，那么我也许就不会待在国外了，我会回到彼得堡，重又走进衙门，说不定还能当上“副省长”，坐上“检察长”的位子，对下级颐指气使，对上司口称“卑职”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度量，直到现在我还为此感到庆幸。如果我让那些信仰和热血的光辉时刻白白过去，我的内心和回忆会为此遗憾终生！这样的损失，我能用什么弥补呢？何况不仅是我，还有她，又能用什么弥补呢？她那被摧残的生命后来只是在重重的苦难中走向坟墓，如果我出于深谋远虑，剥夺了她几乎是最后几分钟的欢乐和幸福，那么我将受到良心多么严厉的谴责！再说，我毕竟完成了主要的事——除了科斯特罗马的庄园，我几乎已救出了全部财产。

六月的日子以后，我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我结识了罗特希尔德1 ，请他给我兑换两张莫斯科的银行票据。当时自然百业萧条，行情极不景气；他的条件很苛刻，但我马上答应了，我还发现，一抹同情的微笑涌上了罗特希尔德的嘴唇——他把我当作了挥霍成性的俄国王公，在巴黎背了一身债，因此称我“伯爵先生”。

起先这些票据马上兑到了现款；后来那些金额大得多，银行虽然也照付了，但罗特希尔德的代理人通知他，我的存款已被冻结——幸亏那时这些款子已全部提空。

这样，我在巴黎的那个大动荡时期手中拥有一笔巨款，但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办。不过结果还是相当好。一般说来，在财务问题上越不焦急，越是安心和冷静，一切便越容易解决。贪得无厌的守财奴和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往往像浪荡子一样容易破产。

根据罗特希尔德的劝告，我买进了美国股票，也有一些是法国的，还在阿姆斯特丹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它是勒阿弗尔饭店租用的。

我为了与俄国脱离关系所采取的最早的革命行动之一，却把我推进了保守派寄生虫的行列，跟银行家和公证人打交道，跑证券市场——总之，把我变成了西方的食利者。现代人与他生活的环境的不协调，给个人行动带来了可怕的混乱。我们正处在互相干扰的两条激流的中央，有时被抛向这边，有时被抛向那边，而且还会一直被这么抛来抛去，除非有一条终于控制了局面，尽管这时水流依然翻腾起伏，动荡不定，但已是奔往一个方向，它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也就是把我们卷进它的流向中。

在这时刻到来以前，谁能够随机应变，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不定，依然不离开自己的航向，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由于购买房子，我有机会接近了法国商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在办理房地产买卖契约的过程中，法国官僚的形式主义并不输于我们。老公证人向我宣读了几叠文件，先是撤销不准宣读的规定，然后才是法令本身——这一切构成了整整一大本书。在最后关于价格和手续费的磋商中，房主说，如果我立即把全部房价付给他本人，他可以让步，负担办理房契所需的大量费用。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一开始我已宣布，我预备用现款购买。公证人向我解释道，钱必须留在他那儿至少三个月，以便发布公告，让对房屋持有任何权利的人在这期间提出申诉。房屋已抵押七万法郎，但它可能还抵押给了第三者。经过三个月，完成查询之后，才能给买房者以该动产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原来的房主也才能拿到钱。

房主声明，他没有其他债权人。公证人证实了这一点。

“您能用名誉保证这幢房屋不涉及其他债务吗？”我对他说。

“我乐于保证这一点。”

“既然这样，我同意，明天我就可以把罗特希尔德的支票送到这儿。”

第二天我找罗特希尔德时，他的秘书举手一拍，吃惊地说：

“他们骗了您！这怎么可以！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制止这种出售方式。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向不认识的人购买房屋。”

“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派人跟您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詹姆斯男爵2 本人问道。

我说，我不想扮演这种孩子的角色，既然答应了，便得这么办。我拿了全部房款的支票。我到了公证人处，那里除了证人，还有一个来取七万法郎的债权人。买契宣读以后，我们签了字，公证人祝贺我成了巴黎的房主——只剩下交割支票一事了。

“真糟糕，”房主从我手中拿了支票，说道，“我忘了嘱咐您得开两张支票，现在我怎么分出七万法郎呢？”

“这再也容易不过，您上罗特希尔德那里，他会给您两张支票，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您直接上银行即可。”

“既然这样，我去好了。”债权人说。

房主皱了皱眉头，答道这是他的事，应该他去。

债权人有些不高兴。公证人出于好心，提议两人一同去。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对他们说道：

“这是您的收据，把支票给我，我去兑换好了。”

“那太感谢您啦。”他们说，高兴地松了口气；于是我走了。

过了四个月，我拿到了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这样，我的轻信给我赢得了一千零一十个法郎。

1849年6月13日以后，警察局长雷比勒奥不知怎么告发了我；也许正由于他的告密，彼得堡政府对我的财产采取了奇怪的措施。我已说过，这迫使我和我母亲赶往巴黎。

我们取道纳沙泰尔和贝桑松前去。旅行一开始，我就把大氅忘记在伯尔尼的驿站上了；由于我穿着厚呢衣服和胶皮暖鞋，我没有回去取它。在上山以前，一切都很好，但到了山上我们便遇到了深及膝盖的雪地，温度低达零下八度，瑞士凛冽的北风刺入骨髓。驿车走不动，旅客只得三个两个的改乘小雪橇。我不记得我曾在什么时候像这天夜里那样为寒冷吃过这么多苦。我的脚简直冻僵了，只得把它们埋在干草中，后来赶车的又给了我一个皮领圈，但这也帮不了大忙。到了第三个驿站，我花十五个法郎向一个农妇买了一条大围巾裹在身上，但这已到了下山的时候，每走一英里都逐渐变得暖和了。

这条路到了法国一边便好得多；山的轮廓完全不同，构成了一个个宽广的半圆形剧场，它们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贝桑松；有的岩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坚固的中世纪城堡的遗迹。这一带的大自然包含着一种强大而严峻的、刚毅而阴郁的东西，有一个农家孩子便是在它的怀抱中长大和成熟的，他便是古老村民的后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确实，可以把一个诗人就佛罗伦萨人讲的话从不同的意义上应用在他的身上：

那是一些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的人！3

罗特希尔德同意接受我母亲的票据，但不愿预付款子，借口要有加塞尔4 的信。监护委员会真的拒绝付款。于是罗特希尔德命令加塞尔要求涅谢利罗德5 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涅谢利罗德答道，虽然票据毫无问题，罗特希尔德的申诉是正确的，但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皇上已命令冻结存款。

我记得，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处收到这答复如何惊讶。大家的眼睛不禁想从这份文件上寻找阿拉里克6 的大印或成吉思汗的御玺。连罗特希尔德也没料到，像尼古拉这么一个著名的专制大师竟会开这种玩笑。

“就我而言，”我对他说，“尼古拉为了惩罚我，想剥夺我母亲的钱，或者用它们做钓饵捉住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不能想象，您的名字在俄国这么没有分量。这些票据是您的，不是我母亲的，因为她签字以后已把它们交给了持票人，而从您在上面签字那时候起，这位‘持票人’便是足下了7 ，现在他们却无礼地答复您：‘钱是您的，但老爷不准付款。’”

我的话起了作用。罗特希尔德生气了，在屋里踱来踱去，说道：

“不，我不准任何人戏弄我，我得对这家抵押银行起诉，我非叫财政大臣做出明确答复不可！”

我想：“好，弗龙琴科8 还不了解这个人。‘私下说明’还好办，‘明确答复’就难了。”

“您可以由此看到，什么叫专制制度，反动势力对它寄予希望，可是它却能这么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支配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哥萨克式的共产主义，这也许是比路易·勃朗9 的共产主义更危险的。”

“我考虑一下怎么办。”罗特希尔德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三天，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罗特希尔德。

“顺便提一下，”他叫住了我，说道，“我昨天跟基谢廖夫10 谈了您的事。请您原谅，我得跟您直说，他对您的看法很不好，恐怕他不会为您做什么。”

“您与他常见面吗？”

“有时见面，在晚会上。”

“那么请您费心对他说一声，您今天遇见了我，我对他的印象也极坏，但是尽管这样，我并不认为因此掠夺他的母亲是正当的。”

罗特希尔德哈哈大笑；大概从这时起他才猜到我不是俄国王公，开始称我“男爵”；但我想，他这么抬举我，只是为了让我取得与他谈话的必要身份。

第二天他派人找我，我马上去了。他给我看一封给加塞尔的还没署名的信，说道：

“这是我们的信的草稿，请您坐下，仔细看一下，告诉我您是不是满意。如果您希望加上什么或改变什么，我们可以马上照办。现在我得继续办事了，请原谅。”

我先向周围瞧了瞧。那扇不大的门每隔一分钟都会开一下，证券经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大声报告一下数字，罗特希尔德照旧干他的事，没有抬头，咕哝一声：“对，不对，好，可以，对不起”报告数字的先生便走了。屋子里坐着各种不同的人：一般的资本家，国民议会议员，两三个精疲力竭的旅游者——他们那苍老的面颊上留着时髦的胡子，这是那种经常在矿泉疗养地上喝酒，在宫廷引见的人——贵族世家的末代子孙，那些身体虚弱、萎靡不振的浪荡子弟，他们玩牌玩腻了，又想挤进证券市场来赌博。所有这些人都小声交谈着什么。那位犹太皇帝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披阅文件，在上面写几个字，大概这都涉及几百万，至少几十万的进出。

“嗯，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我，“满意吗？”

“完全满意。”我回答。

信写得很好，斩钉截铁，语气强硬，完全像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谈判。他对加塞尔说，必须立即约见涅谢利罗德和财政大臣，向他们指出，罗特希尔德不想知道票据属于谁，他买下了它们，要求付款，或提出明确的合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拒绝付款；如果停付，他就得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研究处理，因此希望他们郑重考虑拒绝的后果，尤其是在俄国政府正设法通过他签订新的贷款协定时这意味着什么。罗特希尔德最后说，如果继续拖延，他不得不在报上公布这事，让其他资本家有所警惕。他建议加塞尔向涅谢利罗德出示此信……

“我很高兴……但是，”他说，把笔举在手中，露出坦率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亲爱的男爵，归根结底，这封信可能使我和俄国闹翻，难道您以为我会为五厘的佣金便在信上签字吗？”

我没有作声。

“首先，”他继续道，“加塞尔要花钱，在贵国是什么都得花钱的——这一切当然都得由您负担，除此以外……您愿意给多少？”

“我认为，”我说，“这应该由您提出，我只是同意而已。”

“那么百分之五怎么样？这不算多。”

“让我考虑一下……”

我只是想算一算账。

“您考虑吧……不过，”他露出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嘲笑，又道，“您可以不花钱办成这事，因为您母亲的权利是不容否定的，她是符腾堡公国11 的臣民，您不妨向斯图加特提出申诉，它的外交大臣势必出面维护她的权利，迫使俄国付款。老实说，我但愿能摆脱这件麻烦事呢。”

这时有人来了。我离开那儿，走进了大办公厅，心里对他的目光和问题中流露的原始的纯朴色彩不免觉得惊讶。如果他要求百分之十或十五，当时我也只得答应。他的帮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他明白这一点，因此才拿那个早已俄国化的符腾堡公国来捉弄我。然而我们不能不受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支配，哪怕马车夫为某段路程只要二十戈比，我们仍得还个价，只给他十五戈比；我自然也得照此行事，因此没有任何根据便对舒姆贝格12 说，我认为应该减少百分之一。舒姆贝格答应转告，请我过半小时再去。

半小时后，我又来到拉斐特街上金融大王的冬宫，走上楼梯时，尼古拉皇上的那位对手正好下楼。

“舒姆贝格对我讲过了，”金融大王露出仁慈的笑容对我说，一边庄重地伸出了尊贵的手，“信已由我签字发出。您会看到，他们怎么改变态度，我只让他们明白，跟我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想：“但不是为了五厘佣金。”除了感恩戴德，我真应该跪下去向他宣誓效忠才好，不过我只是回答道：

“如果您有充分把握，最好吩咐他们给我开个户头，哪怕先开总数的一半也好。”

“可以。”这位大皇帝答道，随即走到了拉斐特街上。

我向皇上鞠躬告别以后，便上德奥尔餐厅了，好在它已不远。

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那位不肯付款的彼得堡一级商人尼古拉·罗曼诺夫13 慑于债权人会议和“在报上公告周知”的威力，遵照罗特希尔德皇上的旨意，发还了非法扣留的本金、利息和利息的利息，他的辩解是他不了解法律，从他的社会地位看，他确实并不了解。

从那时起，我与罗特希尔德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他喜欢我，因为我是他打败尼古拉的战场：我有些像他的马伦戈或奥斯特利茨14 ，他好几次当着我的面谈到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时，脸上还露出得意的微笑，对战败的对手表现了宽容的态度。

这时期我住在和平大街的米拉波饭店，为这事我花了将近半年工夫。到了四月，一天早晨，茶房对我说，有位先生在大厅等我，要求立刻与我见面。我走进大厅，只见那儿站着一个官员似的老人，一见我便满脸堆笑地说：

“我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某某。”

“很高兴见到您。”

“请允许我向您宣读内政部的一份命令，它涉及阁下，是由巴黎警察局长转发给我的。”

“劳驾念吧，这是椅子。”

“命令如下15 ：根据1849年11月13日及21日，以及12月3日之法令第七款，内政部长有权从法国境内驱逐可能在法国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之任何外国人，巴黎警察局长现根据内政部1850年1月3日通知，特决定如下：

“该名叫（le N-é，即nommé，但这不是指‘上面提到的人’，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提到过我，这种不合文法的措辞是为了尽可能贬低一个人）亚历山大·赫尔岑之人，现年四十岁（多算了两年），俄国臣民，居住某处，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法国国境。

“该人今后不得再次入境，否则将根据上述法令第八款给予惩处（即一个月至六个月之监禁及罚款）。

“本命令应采取一切措施予以贯彻。

“本命令由巴黎警察局长皮·卡利埃于1850年4月16日签发，并由警察局秘书长克莱门·雷耶尔副署。

“文件旁注：已阅，同意照办，内政部长朱·巴罗什签字，1850年4月19日。

“发文日期：1850年4月24日。

“巴黎城区，尤其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埃米尔·布莱为执行巴黎警察局长4月23日之命令，特决定向亚历山大·赫尔岑先生宣布上述命令原文……”这下面是照录命令全文。这就像孩子们讲小白牛的故事，每次都要重复一句：“要不要给你们讲小白牛的故事？”16

接着是：“兹特请该赫尔岑于二十四小时内前往警察局领取通行证，并由本局指定其离开法国之出境地点。

“为避免上述之赫尔岑先生声称并不知情（这算什么语言！），兹特将本文件开始时所宣读之命令副本留交该人……”

我在维亚特卡省秋法耶夫办公厅里的那些同事，那位一口气可以写满十张纸的阿尔达绍夫，那些韦普列夫、施京和我那位长醉不醒的科长在哪里？要是他们知道，在巴黎，在出了伏尔泰、博马舍、乔治·桑和雨果之后的法国，有人还会写出这样的妙文，那一定会高兴得心花怒放！我父亲的庄头瓦西里·叶皮凡诺夫见了这份命令，也一定大为赞赏，他为了表达他的深刻敬意，总是这么给他的主人写报告：“今接奉老爷刚从本班邮车送达之命令，兹特立即向大人报告……”

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愚昧无聊的文章做法，只适合那个盲目的、神志不清的老婆子忒弥斯17 的口味，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消灭吗？

宣读命令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巴黎人以为驱逐出境等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而且不准携带夏娃；其实对于我却相反，我一切都无所谓，巴黎的生活已开始叫我厌恶。

“我应该什么时候上警察局？”我问，尽管心里怒不可遏，仍装得和颜悦色的。

“我认为最好在明天早上十点钟。”

“完全可以。”

“今年春天来得早，多么早。”巴黎城区尤其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说。

“非常早。”

“这是一家古老的旅馆，米拉波18 常在这儿吃饭，因此才用他的名字命名，您大概对它很满意吧？”

“非常满意。可是您想，与它的分手却来得这么突然！”

“这确实是不愉快的……它的老板娘库赞小姐既聪明又美丽，还是著名的勒诺尔芒19 的好朋友呢。”

“您倒想想！多么遗憾，我竟不知道这事，她大概也从她那儿学会了占卜术，可以预先把卡利埃的这份请帖告诉我呢。”

“哈哈……您知道这是我的任务，祝您愉快，再见。”

“算了，一切都可能发生，祝您愉快，再见。”

第二天我到了耶路撒冷街，这地方比勒诺尔芒小姐更为著名。起先接待我的是一个暗探似的年轻人，留着鬓髯和唇髭，全部举动都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小品文作家，或者没有成名的民主派人士。他的脸色和眼神说明，那种对享乐、权力、财富的如饥似渴的想望已深深腐蚀了他的灵魂，那是我在西欧人脸上经常看到，而在英国人那儿从未看到的。他大概担任这差使还不久，因此得意扬扬，讲话时盛气凌人。他向我宣称，我必须在三天内动身，没有特别重要的原因不得推迟。他那傲慢的神色，那讲话的口气，那面部的表情，都使我不想跟他商量什么，便向他鞠了个躬，戴上帽子，然后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局长。

“局长只接见那些曾书面提出申请的人。”

“那我可以马上写。”

他按了铃，进来一个老门房，胸口挂一根链子，年轻人神气活现地对他说：“给这位先生拿些纸和笔。”一边向我歪了歪头。

门房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我在那儿给卡利埃写了信，要求他接见，以便向他说明，为什么我必须推迟我的行期。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警察局的简单答复：“局长同意在明天二时接见某某人。”

第二天接待我的仍是那个讨厌的年轻人，他独自有一间办公室，因此我推测他是科长一类人物。他起步这么早，又升得这么快，如果上帝让他长寿的话，他一定前途无量。

这次他把我带进了一间大办公室，那儿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大安乐椅上坐着一位又胖又高、满面红光的先生，这是那种经常叫热、吃得又白又胖、皮肤松弛的家伙，那双手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脖子上紧紧围着一条颈巾，眼睛淡淡的，神色悠闲自得，这通常是那种安享荣华富贵的人才有的，这种人可以心平气和、无动于衷地面对各种暴行。

“您希望见局长，”他对我说，“但他不得不向您表示歉意，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使他出去了。如果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乐意为您效劳。这是椅子，请您坐下好吗？”

这一切他讲得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眼睛略微眯着，脸上笑容可掬，使两颊的肥肉也鼓了起来。我想：“这是个老官僚了。”

“您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他稍微点了点头，像一个人在开始游泳时要做的动作，但他什么也没回答。

“我得到通知要在三天内动身。由于我知道，贵国内政部长有权驱逐外国人，不必说明理由，也不用进行调查，因此我不想问为什么驱逐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但除了我的房子，我……”

“您的房子在哪里？”

“在阿姆斯特丹街14号……我在巴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很难马上丢下。”

“请问这是什么事，是关于房子还是……”

“这涉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我必须通过它拿到四十万法郎。”

“什么？”

“大约十万多一些银卢布。”

“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一笔可观的数目。”

“您需要多少时候才能办完这件事？”他问，更亲切地看着我，就像人们看橱窗里陈列的地菇烧野鸡。

“一个月到六个星期。”

“这时间太长了。”

“我的事得在俄国解决。也许还是多亏它的关照，我才不得不离开法国呢。”

“为什么这么说？”

“一星期前罗特希尔德告诉我，基谢廖夫对我的印象很坏。彼得堡政府大概想掩盖这件事，免得引起人们的议论；据我看是大使提出了要求，才把我驱逐出境的。”

“首先，”警察局这位受了委屈的爱国者装出郑重其事、深信不疑的表情说道，“法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它的内部事务。我觉得奇怪，您的头脑里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其次，政府为了竭尽一切力量让饱受折磨的人民安居乐业，运用它所掌握的权力，从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中，把那些辜负了它的好客精神的外国人遣送出境，这难道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我决定用金钱反击他。这是最可靠的，正如对待天主教徒得用《圣经》的经文一样，因此我笑了笑，反驳道：

“为了巴黎的好客精神，我付出了十万法郎，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乎已经清账了。”

这比我的“大笔款子”效果更好。他有些尴尬，停顿了一会儿以后说道：“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不得已。”一边从桌上拿起了我的案卷。这是那部作品的第二卷，它的第一卷我是在杜贝尔特手中看到的。他用胖胖的手抚摩着书页，像抚摩一匹温驯的马似的，一边说道：

“您瞧，跟您来往的那些人，您参与的那些不怀好意的报刊的活动（这几乎与萨赫迪斯基1840年对我讲的话一字不差），最后，您对一些最有害的机构给予的大量资助，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不愉快的、但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对您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在您本国，您的行为也引起了对您的政治迫害。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嘛。”

“我相信，”我说，“你们的立场如此一致，恐怕连沙皇尼古拉也没有料到；但你们不可能真的赞成他的政策。”

“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不论它们怎么样……”20

“这大概是根据那个著名的原则：阴天不是晴天，但总比刮风下雨好。”

“但是为了向您证明，这件事与俄国政府根本无关，我愿意为您向局长说说情，把期限延长一个月。如果我们向罗特希尔德查询您的事，您不致见怪吧，这倒不是由于怀疑……”

“那就费心吧，为什么不能查询呢，我们是在作战，如果我为了留下，认为必须使用战争策略，难道您以为我不会使用它吗？……”

但是警察局长这位文雅亲切的“替身”能说会道，立刻答道：

“凡是这么讲的人是不会讲假话的。”

过了一个月，事情还没了结。那时有一个老医生帕尔米尔常给我们看病，他每周得在警察局替巴黎那些卖笑女郎做一次检查。我想，他既然肯为那么多女人的健康提供证明，一定不会拒绝给我开一张疾病证明。当然，帕尔米尔认识警察局所有的人，他答应把我的病历证明亲自交给X。十分奇怪，帕尔米尔回来时没带给我满意的答复。这一点很有意思，它说明法国官僚和俄国官僚是兄弟般相似的。X不作回答，态度暧昧，因为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应该亲自登门，向他说明我病在床上，不能起身。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只得带着毫无病态的尊容前往警察局。

X极为同情，询问了我的疾病。由于我没有兴趣看医生写的东西，我不得不自行编造病情。幸好我想起了萨佐诺夫，他尽管身强力壮，食欲旺盛，却一再说他患了动脉瘤；于是我对X说，我得了心脏病，旅行对我十分危险。

X表示同情，劝我保重，然后前往隔壁屋里，过了一分钟出来说道：

“您可以再留一个月。局长要我同时告诉您，他希望也祝愿您的健康能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好转；如果不能这样，他非常遗憾，因为他无法第三次给您延期了……”

我理解这一点，便准备在6月20日左右离开巴黎。

一年以后，X的名字我又见到过一次。这个爱国者和好公民悄悄离开了法国，忘了为警察局庇护下发行的一种加利福尼亚彩票，向购买彩票的数千名穷人和小业主作出交代！当这位好公民发现，尽管他无限尊重祖国的法律，仍可能为了诈骗罪锒铛入狱时，他还是抛弃法律，选择了轮船，一走了事，逃到了热那亚。这人具有坚定如一的性格，不会在失败面前手忙脚乱。他因加利福尼亚彩票事件而出了名，立即投靠了当时在都灵成立的一家建造铁路的股份公司，公司看到这么精明能干的人，马上雇用了他。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公开的监视下，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拿破仑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他们。12月2日21 ，警察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

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英国的警察与大陆的暗探毫无共同之处，在那里，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法国却相反，警察组织是最富于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22 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她把鸡燉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23 ，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24 ，另一个是提莫莱昂25 ，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十分钟后，法国革命中最聪明的活动家之一便被送进了监狱，交给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警察！

拿破仑具有最高级的警官才能，从自己的将军中培养了一批间谍和暗探；里昂的刽子手富歇26 建立了秘密警察的整个理论、组织和科学——它既通过警察局长，也不通过警察局长，那就是说通过放荡的女人和并不放荡的老板娘，通过仆人和车夫，通过医生和理发师等等执行警察的任务。拿破仑垮台了，但这套机构依然如故，不仅机构，连机构中的人也原封未动。富歇归顺了波旁王朝，暗探的力量毫无削弱，相反，还由神父和修士作了补充。在路易-菲力普时期，贿赂和贪污成为政府的精神支柱之一——半数的小市民当了它的密探，警察的同伙，他们的服役对此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国民自卫军本身就是一种警察组织。

在二月共和国时期，形成了三四种真正的秘密警察和一些半公开的秘密警察。其中有赖德律-洛兰的警察和科西迪耶尔27 的警察，也有马拉斯特的警察和临时政府的警察，有秩序党的警察和反秩序党的警察，也有波拿巴的警察和奥尔良派的警察。它们全都在窥测方向，互相监视和告密；哪怕告密是出于信念，怀有最好的动机，不是为了钱，但告密总是告密……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习气，它给一方面带来悲惨的失败，给另一方面造成对金钱和享乐的不可理喻的、无法克制的欲望，它腐蚀了整整一代人。

还不应忘记，革命和复辟的轮番出现，留下了一些沉淀物，那就是道德上的黑白不分和观点上的摇摆不定。今天被认为是英勇和高尚的事，明天被当作罪行而判处苦役，这在人们已不以为异；荣誉的桂冠和刽子手的恶名可以几次加在同一个人头上。大家习惯了这一切以后，一个暗探的王国便形成了。

最近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遭到的一切破坏，流亡者遭到的一切告发，都是由伪装分子、被收买的朋友以及以叛卖为目的混入内部的人干的。

到处都有例子证明，懦夫们害怕监狱和流放，出卖了朋友，告发了秘密——柯纳尔斯基28 便是被这么一个胆小鬼害死的。但是不论在我们那里还是在奥地利，都还不存在这样一群年轻人，这些人受过教育，能讲我们的语言，在俱乐部里谈话激昂慷慨，又能写革命的文章，却担当着暗探的任务。

何况波拿巴政府的地位非常有利，它可以利用各党各派的告密者。它代表革命和反动，战争与和平，1789年和天主教会，波旁王朝的残渣余孽和百分之四点五的人29 。耶稣会徒法卢30 ，社会主义者比约31 ，君主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32 ，以及大批得到过路易-菲力普恩典的人，都在为它效劳。很自然，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色彩的人，全都汇集和走进了杜伊勒里宫。

第四十章

欧洲委员会——俄国驻尼斯总领事——致阿·费·奥尔洛夫的信——对孩子的侦查——福格特一家——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沙特尔乡的接待

（1850—1851）

我们从巴黎到达尼斯后一年，我写道：“我的悄然远遁只是空欢喜了一场，我在住处门口画五芒星符箓1 也是白搭：我没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没有找到安静的避风港。五芒星符箓只能防恶鬼，防恶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也许除非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洞才成。

“在1848年这一站和1852年这一站之间，我经历了一个枯燥而沉闷的、完全空白的时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什么新事物也没有，有的只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种个人不幸；生活的车轮又脱落了一个。”

《法意书简》（1851年6月1日）2

确实，回顾那段时期，我便不禁悲从中来，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礼，一场大病，或者一次手术。即使不触及那覆盖在层层乌云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势和报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进荒原了。法国像一颗坠落的行星，飞速走向了12月2日3 。多灾多难的、被出卖的匈牙利，把德国送到了尼古拉的脚下。4 各国雇佣的警察在一起开会，密谋策划，要为国际暗探事业采取共同的措施。5 革命者依然只是做空洞的宣传。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科苏特从美国回来后，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拥戴。马志尼在伦敦联合赖德律-洛兰和卢格，组织了欧洲中央委员会
6 ……然而反动势力已越来越猖狂。

我和马志尼自从在日内瓦，后来在洛桑会面后，1850年又在巴黎碰头了。他是秘密进入法国的，住在一个贵族家里。他派了一个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谈了在伦敦建立国际组织的事，问我是不是愿意作为俄国人参加；我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过了一年7 ，奥尔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欧洲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和几份宣言交给我，还带来了马志尼再度邀请我参加的信。我不想参加委员会，当时我与整个俄国已完全隔绝，我还能代表俄国生活中的什么力量呢？但这不是唯一原因，我对欧洲委员会的不满另有缘故。我觉得，它没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础，内部不统一，甚至也没有这种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错误的。

委员会所代表的运动的那个方面，即恢复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1851年还不够强大，不应公开成立组织。这种委员会的存在只是证明英国立法当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国内阁不相信它有什么力量，否则它势必对外国人通过一项法令，或宣布对他们不适用人身保护法8 ，予以取缔。

欧洲委员会除了吓唬各国政府以外就毫无用处，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最认真的人也极容易陶醉在形式主义中，让自己相信他们在做着什么，例如定期开会，编写文件、会议记录，讨论问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印制宣言，发表政治主张等等。革命的官僚主义正如我们的文牍主义，把行动变成了文字和形式。在英国，形形色色的团体不计其数，它们都要召开隆重的会议，出席的有公爵和勋爵，教士和大臣。司库募集捐款，作家编写文章，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聚会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消闲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从事世俗活动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伦敦不可能始终保持这种温顺、和平的性质。这是大声宣告的秘密活动，敞开大门进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动必须是秘密的。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秘密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数派，有群众中的先知先觉，企图把他们所理解的思想付诸实施，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那里就必然形成秘密团体。我这么讲是毫无偏见的；自从少年时期的企图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终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我的意见。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 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 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完全真诚的，然而谁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发表的宣言后面，读到阿尔诺德·卢格的名字而不哑然失笑呢？11 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在宣传哲学的无神论，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维还合乎逻辑的话），上帝的旨意应该便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源头。这个让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们的敌人的办法。何况这一切并非必要。宣言的神学部分纯粹是多余的，它无助于阐明观点和获得群众的支持。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会。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这是代议制在信仰上的应用，包含在无神论形体中的有神论。

“就我而言，我宣传与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彻底决裂，离他们两百步还能嗅到反动的气息。他们的肩上背着千百个错误的包袱，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证明便是他们仍在重复这些错误。

“《新世界》12 上的文章同样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无味的炒冷饭，既幼稚又枯燥，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 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阁下。”

“尽管我毫不知情，”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么性质，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请坐下吧。”

领事红了脸，有些不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摊开，念道：“宫廷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涅谢利罗德伯爵14 ，皇……”念到这里又站了起来。

幸好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们的大使馆中，秘书向萨佐诺夫宣读沙皇命令他回国的圣旨时，曾肃然起立，当时萨佐诺夫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其实秘书这么做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因为臣子在讲到皇上时必须肃立，把头微微俯下。这样，随着领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愿他能看到，一边向他点点头，说道：

“往下念吧，我在听呢。”

“皇上命令，”他继续念，重又坐下，“某某人应立即回国，并向该人宣布，不论其提出何种不能立即动身之理由，一概不准延期。”念完后他便不再作声。

我也一言不发。

“我该怎么回复上面？”他问，一边折好了纸。

“我不打算回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回国。”

“您考虑过没有，这一步……”

“考虑过了。”

“那怎么这样……请问我怎么复函？根据什么理由？……”

“不是不准提出任何理由吗？”

“我是说我该怎么复函，要知道，这是违抗圣旨！”

“那您就这么回复吧。”

“这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不敢这么写，”于是他的脸更红了，“说实话，您还是改变主意的好，趁现在这事还没闹到外边去。”（领事先生大概以为第三厅是与外界隔绝的。）

不论我的博爱精神怎么强烈，我还不能为了减轻驻尼斯领事回复上司的困难，甘愿坐进列昂季老爹15 的彼得保罗隐修室，或者奔赴涅尔琴斯克，何况那时叶夫帕托里亚的败绩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肺炎16 还没有一点影子呢。

“难道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一秒钟也没怀疑过我会回国吗？您不妨忘掉领事的身份，替我想想。我的领地已收归国家管制，我母亲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这一切时从没问过我一声，我想不想回国。在这以后我还回国，这不是发疯了吗？”

他不知说什么好，脸仍红红的，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聪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我无法想象……”他说，“我理解您的困难处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为怀的！”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脸又涨得通红了。“再说，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呢？您不妨给我写一封信，说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转呈伯爵。”

“这已经是老花招了，况且我没有必要说谎。”

“好吧，那么劳您大驾，给我写个书面答复吧。”

“可以。您把念过的公文留一份给我好吗？”

“这不符合规定。”

“很可惜。让我自己回忆吧。”

尽管我的书面答复十分简单，领事还是怕得要命，好像他会因此被调到一个偏僻地方，例如贝鲁特或的黎波里，以致直截了当对我说，这样的答复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转呈。我再三告诉他，这件事他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他还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写一份。

“这不成，”我反对道，“我采取这一步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谬的理由，我的答复就是这信，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不起，”那位自从尤尼乌斯·布鲁图和卡尔帕尼乌斯·贝斯蒂亚以来最仁慈的领事说道17 ，“您这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奥尔洛夫伯爵的，我不过代为转呈而已。”

“这并不困难，只要把‘亲爱的领事’改成‘亲爱的伯爵’即可，这我同意。”

我抄信时忽然想到，为什么给奥尔洛夫的信要用法文。如果用俄文写，那么他的办公室或第三厅里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读到此信，它还可能送往枢密院，那么年轻的秘书课长也可能把它拿给文书们看，我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都读到这信呢？于是我重抄时把它译成了俄文。这就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伯爵阁下：

“帝国驻尼斯领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国。尽管我愿意回国，但在我的处境尚不明确以前，我碍难照办。

“一年多以前，我还没有收到要我回国的任何通知，我的产业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没收，从莫斯科汇给我的一万法郎也被扣留了。对我采取的这些严厉的非常措施说明，我不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经任何查询、任何审问之前，已认定我有罪，并剥夺了我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对我的惩罚。

“我不可能指望，单单回国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惨后果。我觉得我的一切行为很容易解释，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要审问的是我的观点和理论，判决也得根据它们做出。那么我能够，或者我应该让自己和家庭接受这样的审问吗？……

“阁下想必能谅解我的答复的单纯和坦率，并向皇上转呈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的原因，尽管我对回归祖国具有真诚而深刻的愿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

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答复得更客气一些，更简单一些，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了奴性的沉默，因此连这封信，尼斯的领事也认为大逆不道，奥尔洛夫本人大概也是这样。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规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颂，也不谴责，既不高兴，也不悲伤，这便是专制制度的理想，每个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经照办；但这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阅兵时，看到排头的一个年轻人戴着一个十字勋章，便问他：“这是在哪里得到的？”不幸这个兵是淘气的中学生出身，想趁机卖弄一下自己的口才，于是回答道：“在陛下战无不胜的鹰旗下取得的。”尼古拉严厉地看了他和将军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将军跟着他，经过士兵面前时，举起拳头在他脸前扬了扬，说道：“当心我把你这个狄摩西尼18 钉进棺材！”

在这样的奖励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扬眉吐气！

摆脱了皇帝和领事之后，我得设法改变没有护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乐观……我可能死，那个脸红的领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证件，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国家取得国籍的问题。不言而喻，我选择了瑞士，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瑞士的警察对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大约一年，我们吃惊地发现他完全没有听觉。医生的多次诊断和试验很快证明，恢复听觉已不可能。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样听其自然，让他也成为哑巴。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学校，根本不能叫我满意。用手势和符号交谈，这不是谈话，谈话就得用口腔和嘴唇。从书上我知道，在德国和瑞士，有人进行了实验，让聋哑人像我们一样讲话，并从嘴唇的形状得知别人讲的话。在柏林我第一次见到了对聋哑人所作的讲话教育，还听到了他们怎样朗诵诗歌。这比勒佩神父19 的方法已前进了一大步。在苏黎世，这种教学又获得了很大改进。我的母亲非常宠爱科利亚20 ，决定带他到苏黎世住几年，让他上那儿的学校。

这孩子天然具备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恒的宁静笼罩着他，使他活跃而热烈的天性集中向内，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这也养成了他异常敏锐的造型上的观察能力，他的眼睛总是闪动着智慧和专注的光芒；到了五岁，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故意夸大某些特点，变得像漫画似的那么有趣，使人不能不发笑。

他进了学校半年已获得很大进展。他的声音低哑，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畅地讲德语，别人对他讲的话，只要音节分明，他也都能理解。一切进行得再好没有，我途经苏黎世时向校长和教务委员会表示了谢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他们也对我很好。

但是我离开后，苏黎世市的长老们发现，我根本不是俄国伯爵，只是俄国的流亡者，而且还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激进派的朋友，与他们所仇视的社会主义者有来往；比这一切更坏的是我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公然承认这一点。最后这个事实是他们从那本可怕的书《来自彼岸》上读到的，这本书仿佛故意捉弄他们，是在他们鼻子底下由苏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得知此事后，他们认为接受一个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罗耀拉21 的人的儿子在那儿上学，这是他们的耻辱，因此便寻找办法，要摆脱这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与上帝的旨意有关，上帝马上向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验孩子的护照，我从巴黎复信时，认为这只是官样文章，因为科利亚确实是我的儿子，在我的护照上已注明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与俄国大使馆的紧张关系，我没有为他单独申请护照。但警察局不满意，威胁要从学校和该市驱逐孩子。我在巴黎讲了这事，一个熟人把它登上了《国民报》。警察局怕张扬出去有失体面，便声明它不是要驱逐孩子，只是要我缴付一笔不大的“保证金”，担保孩子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几百法郎怎么就能保证呢？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的母亲和我付不出这几百法郎，难道孩子就应该被驱逐吗？（我通过《国民报》提出了这问题。）在19世纪，在自由的瑞士，却发生了这种事！这以后，我已不想再让孩子待在这个驴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么办呢？幸好学校中有一个最好的教师，是热心于聋哑人教学的年轻人，具有十分广博的知识，他不同意犹太教公会式警察局的意见，而且又是引起苏黎世州长老们义愤的那本书的忠实读者。我们建议他辞去学校的职务，到我母亲家中教书，然后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他当然满口答应。学校当局气坏了，但没有法子。我的母亲带了科利亚和施皮尔曼到了尼斯。动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证金，他们借口科利亚还在瑞士，没有给她。我从尼斯写了信。苏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证明科利亚已在皮埃蒙特22 获得了合法居留权……

这太过分了，我给苏黎世州州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州长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把他送进了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过了几个月，苏黎世警察局向我母亲要他的护照。由于在我们本国从不查看婴孩和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身份证，因此我的儿子没有单独的护照，只是附在我的护照上。苏黎世警察局不满意这解释。它要保证金。我的母亲为了免得孩子遭受苏黎世警察局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缴付了该款。

“1850年8月，我的母亲打算离开瑞士，要求发还保证金，但遭到苏黎世警察局的拒绝；它得确切知道孩子业已离境之后才予发还。我的母亲到达尼斯之后，便委托阿维陀尔先生23 和舒尔特格斯先生24 领取该款，同时提交了证件，说明我的被怀疑的六岁的儿子已在尼斯，不在苏黎世。苏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发还保证金，这时它要求的是另一种证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证明，我的儿子已‘正式获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尔特格斯先生把这意见通知了阿维陀尔先生。

“看到这种在苏黎世警察局中发生的有趣的怪现象，我拒绝了阿维陀尔先生劝我提交新证件的建议，尽管他极其关切，愿意亲自为我领取。我不想满足苏黎世警察局的这个要求，因为它虽然权力极大，还是无力行使国际警察的职权，也因为它的要求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长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许一个六岁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实不明白，对苏黎世警察局的这种要求该作何解释——是对我们的奇怪的捉弄，还是对保证金具有特殊的爱好？

“州长先生，我把这事提请您明断，并要求阁下，如再度拒绝，务请费心向我说明原由，因这事过于离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认为我没有义务不向全社会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写信请舒尔特格斯先生汇交此款，并可大胆向您保证，不论是我的母亲，是我，还是我被怀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难之后，都决不会再存丝毫重回苏黎世的奢望。在这方面已毫无危险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

不言而喻，这以后，苏黎世警察局尽管具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还是发还了保证金……

……除了加入瑞士国籍，我不想在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取得国籍。主动归顺任何国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乐意的。我离开一个坏老爷，不是为了投靠一个好老爷，而是要摆脱奴役地位，成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两个国家供我选择：美国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过去加倍接近欧洲，但是美国的生活令我厌恶。很可能，那些倔强的、粗犷的、严峻的气质在那儿形成另一种性格。美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建成，工人和技术人员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儿扛木材，抬石块，有的锯，有的砍，有的钉，忙忙碌碌……为什么外国人要住进这幢还没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第说的，美国是一个使人“忘记祖国的国家”，那么让那些对祖国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儿吧，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墓园。但是对我说来却正好相反，随着我对拉丁-日耳曼的欧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对俄国的信心重又恢复了——当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国，那是荒谬的。

这样，我只剩了一条路：与海尔维第联盟25 的自由人士联结在一起。

法齐在1849年已答应让我在日内瓦取得国籍，但一直拖延没办，也许他不愿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叫我厌恶。我不得不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最后几堵墙壁已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在我的头上，危机一触即发……卡尔·福格特26 建议我为加入国籍的事写信给尤·沙勒27 ，他当时是弗里堡州州长和当地激进派的领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谈谈他是何许人。

在德国单调、狭隘、宁静的生活之流中，有时像对它的补偿似的，会出现一些茁壮刚强的家庭，它们充满生机、毅力和才华。那些天资聪颖的人一代接一代诞生，他们人数极多，连绵不断地保持着发达的智慧和体魄。当你在一条偏僻阴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并不显眼的、建筑古老的房子时，你很难想象，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年轻人从它磨光的台阶上下来，肩上挂着背包，包里装着用头发和攀折的花朵制作的各种纪念品，那些由母亲和姐妹含着泪水赠予他们、祝他们一路平安的礼物……走进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学上出人头地，成为著名的医生、自然科学家或文学家。他们离开后，那幢瓦顶的小房子里又会出现新一代的大学生，准备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来中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尽管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值得继承的范例和血统。每个人一开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老奶奶就会送他走下石台阶——这位老奶奶曾亲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给他们洗澡，然后满怀希望地送走他们；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会有所成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有时，过了许多年，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会团聚在老房子里，他们老了，但他们是挂在小客厅中的那些画像的本人，尽管在画像中他们还戴着大学生的制帽，裹在大髦里，被画师以伦勃朗的笔法渲染得栩栩如生。这时屋子里变得热热闹闹，两代人彼此见了面，相聚一堂……然后又各自回转工作岗位。当然，这种会面总会使哪一个对另一个产生持久不衰的好感，当然，在这种场合，感伤、眼泪、意外的馈赠、甜甜的果浆馅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小小的涟漪在现实生活的诗歌面前会逐渐平息，那是充满活力和行动的诗歌，在贵族阶级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间已很难见到，在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账目生育相应数量孩子的资产阶级中，更是难以见到了。

这种具有古日耳曼风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

福格特的父亲是伯尔尼一位非常卓越的医学教授；母亲出身于福伦家族，这是个独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时。福伦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 和大学生协会29 时期，在卡尔·桑德30 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热时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领袖人物。福伦家一个人曾因瓦特堡纪念路德的活动被捕入狱，31 他确实作了煽动性演说，接着又把耶稣会图书和反动书报，以及专制和天主教权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大学生们幻想把他推上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国的皇位。在1849年，他的外孙卡尔·福格特真的当了这个帝国的“代理摄政”32 之一。

在福伦家的外孙和伯尔尼教授的儿子的血管里，一定流动着健全的血。要知道，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于化学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卡尔·福格特是不会与我争论的。

1851年我路经伯尔尼。一下驿车，我就带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亲了。他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殷勤、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为她儿子的朋友接待，马上带我观看他的画像。她的丈夫最早要六点钟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见到他，后来又去了，但他已出门为一个病人会诊。老太太第二次见到我已像个老朋友，带我走进饭厅，要请我喝一杯酒。一张大圆桌占据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板上不能移动的；我早已听福格特谈起过这张桌子，因此见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绕着一根轴转动，那上面放着各种食品：咖啡和酒，还有进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盐等等，因此不必麻烦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东西，如火腿或果酱，转到自己面前。只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讲得太起劲，否则难免要芥末时却把匙子伸进了糖缸，因为别人可能也在转动桌面。在这个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亲戚会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时间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谁回到家中，想吃什么，就可以坐到桌边，把桌面转向左边，转向右边，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母亲和姐妹们只要在旁照顾一下，吩咐送上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儿等候，法齐和沙勒当时在伯尔尼，晚上要来找我。我答应如果我还能耽搁半天，我会再去看他们；临走前，我邀请福格特的小兄弟，一个法学家，上我那儿吃晚饭。我没有请老人，因为时间已这么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烦他。但是将近十二点时，茶房领着一个人小心翼翼推开了门，通报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马上从桌后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老人进屋了，他身材相当高，容貌聪慧，富于表情，显得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您的来访对我真是加倍可贵，”我对他说，“在您劳累一天之后，我没敢请您这么晚出门。”

“可我不愿在伯尔尼错过见到您的机会。我听说，您已到我家去过两次，又邀请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见到您非常非常高兴，不仅卡尔在信上谈到了您，而且不是说恭维话，我很想认识《来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谢您，这儿是椅子，请坐吧，我们正在吃晚饭，您要点什么？”

“我不想吃什么，但很愿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谈吐和举止，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它们流露的不是那种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坚强自信的人所表现的温厚心理。他的出现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拘束，相反，还使气氛更活跃了。

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不论谈什么，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对答如流，妙趣横生，有自己的见解。有人提到了联邦音乐会，它是这天上午在伯尔尼大教堂举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参加了。音乐会规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乐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汇集到了这儿。音乐当然是圣乐，演奏的海顿的名作《创世记》技巧纯熟，表现深刻。听众全神贯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时，像做了礼拜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虔诚精神怎样，但情绪是不高的。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由于一时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几个熟人谈到了这一点；不幸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学者，热情的音乐家，他们听后便攻击我，宣称我是门外汉，不适宜听深刻、严肃的音乐。“您只喜欢肖邦的圆舞曲。”他们说。我想，这还问题不大，但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因此没有申辩。

必须有极大的勇气才能承认自己的印象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或偏见相反。长期以来，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开说，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 索然无味， 《新爱洛伊丝》34 使我无法读完， 《赫尔曼与窦绿苔》35 虽然是一部杰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厌。我向福格特谈了这样的意思，告诉了他我对音乐会的看法。

“那么，”他问，“您喜欢莫扎特吧？”

“非常喜欢，无条件喜欢。”

“这我理解，因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生活在现代的人怎么能矫揉造作到这种地步，以致在那样的宗教情绪面前会感到其乐无穷，十分自然呢？对于我们，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虔诚派音乐——它们在我们眼里只有历史意义。相反，莫扎特表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发自内心丰富的感觉和热情，不吐不快，不是为了祈祷。我记得，当《唐璜》，当《费加罗的婚礼》36 刚出现时，它们使人多么兴奋，带给了我们多少新的欢乐的源泉！莫扎特的音乐开创了一个新世纪，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样，是人类智慧的革命。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尘世生活闯入了音乐；随着莫扎特的出现，革命和新世纪走进了艺术中。是的，在《浮士德》之后，谁还会读克洛卜施托克37 的诗歌，没有信念的人谁还会去听音乐中的这种礼拜仪式？”

老人娓娓而谈，讲得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我在他的酒杯里又斟了两次酒，他没有拒绝，也不忙着喝。最后他看了看表。

“哎哟！已经两点了，再见，九点钟我还得去看一个病人。”

我怀着真诚的友谊送他回家。

过了两年，事实证明他那盖满白发的头脑还多么清醒有力，他的理论还多么接近真理，那就是说多么接近实际。库德利赫医生38 是维也纳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个女儿求婚，父亲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务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证件。他是流亡者，当然不可能从奥地利弄到证件，因此他提交了对他进行缺席审判的判决书。本来这事只要有福格特一人证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尔尼的虔诚派教徒出于对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视，坚持要出生证。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尔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布了这件事，然后把女儿和库德利赫叫来，拿起他们的手，给他们主持了婚礼，向在场的人说道：

“朋友们，我请你们作证，我作为父亲祝福这婚姻，并根据我女儿本人的意愿，把她嫁给这个人。”

这个行动吓坏了瑞士的虔诚派教会，它又恨又怕，因为开创这先例的不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现在我得丢下父亲，谈他的大儿子了。

我与他是1847年在巴枯宁家认识的，但直到我们住在尼斯的两年才特别接近。他不仅思想豁达，而且在我见过的人中，性格也是最开朗的。如果我知道他不致活得太久，我还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它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然而它给予他的却只是偏头痛。他的天性是实际的，活跃的，对一切都开诚布公；他具有获得幸福生活的许多条件，永远不致烦恼的全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会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让不满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论上既没有怀疑和困惑，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忧虑和不能实现的理想。他是自然美的热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学工作者，一切在他看来都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学究，他像艺术家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乐趣；从性格上说他是激进的，从气质上说他是现实的，但是从他对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讽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再也确切不过地可以应用但丁的那句话：“这儿的人是幸福的。”39

他过着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日子，什么地方都不退缩，什么地方都站在第一线；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观察水螅和海蜇一样观察着人们，除了人们所能给予的，他从不向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观察并不肤浅，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超过一定的深度，因为在那个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说事实上已脱离了实际。人们以痛苦为乐的那种神经质的漩涡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对生活抱着单纯而明朗的态度，这从他健康的观点中排除了那种既悲伤又兴奋的诗意，那种病态的幽默感，尽管这是我们所喜爱的，正如我们喜爱一切惊险和刺激的东西一样。我已说过，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个会对自己的戏弄发出由衷的微笑，然而这些笑谈却弄得那些教授学究和圣保罗大教堂40 议会中的同人们大为扫兴，损害了他们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乐趣。

这种对生活的实际态度是我们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千差万别，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种和谐与统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规，正如我的毫无系统一样；无论从家庭的渊源看还是从理论的成长看，他都是一脉相传，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父亲始终作为榜样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边；遵照他的样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学。在我们那儿，两代人之间通常是有隔阂的，没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从早年起，我就与周围一切人的观点相对立，在育儿室中已成了反对派，因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先不是福伦们，而是地主和参政官。走出育儿室以后，我又以同样的愤慨投入了另一场斗争，后来刚结束大学生活，又走进了监狱，接着便是流放。科学研究到此中断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研究工作——研究这个一方面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卑鄙无耻的世界。

由于对这种病理现象的厌烦，我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哲学研究，而福格特却对哲学怀有无法遏止的反感。读完医科大学之后，他取得了医生的证书，只是他不想开业，说他对这种医学魔法缺乏足够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不仅立刻引起了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注意。他成了吉森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李比希41 的同事（后来与他在化学神学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就在这时，1848年的革命风暴把他从显微镜旁边吹走，送进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进的一边42 ，发言十分尖锐和大胆，使温和的进步分子，有时也使并不温和的普鲁士国王43 不能忍受。他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可是客观形势使他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当担任帝国摄政的约翰大公44 终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这是由于他娶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有时穿穿燕尾服才获得的声望）的假面具时，福格特和四个同事被推选组成五人摄政团代替了他。这时，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个政府已达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议会便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了。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议会像鬼魂一样在斯图加特游荡了一个时期，获得了“影子国会”的可悲名称之后，便被反动势力扼杀了。45 等待摄政们的只是监狱和苦役，他们只能一走了事……福格特翻山越岭到了瑞士，掸掉法兰克福大教堂的尘土，在旅客登记簿上写的是：“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国摄政团成员，在流亡中”；他又恢复了泰然自若、无牵无挂的愉快心情，对自然科学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为了研究海生植形动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走过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科学上清醒的成年时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么始终如一，是不是那么清醒地对待生活？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从清醒开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许多灾祸，但也可以使人丧失对生活中一些美好时刻的感觉。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幸好对每个人说来，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质和形势决定的。从理论上说我已获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种不一致的信念，但是它们会自行留在我的心中——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对进步和人类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学信条更加顽强；即使我也克服了它们，在我身上仍会残留着对个人的崇拜，对两三个人的信仰，对自己和对人的意志的信心。这中间当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会导致不幸，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为它们先期剥夺了人的最后安慰——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无辜的理由……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奋从事工作……地中海边温暖平静的海湾为各种海上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孳生地，以致随处可以找到它们。到了夜里，它们的磷光闪闪烁烁，像垄沟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桨的后边，纽鳃鳟46 几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捞到。因此这里有取之不尽的材料。从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对着显微镜坐下，观察，绘图，记录，阅读，到了五时，便去游泳（他在水里像鱼一样灵活），有时跟我一起，然后上我家吃饭；他永远是愉快的，随时准备进行学术论争，或做各种小事，跟着钢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话总是那么生动，孩子们会一动不动接连听几个小时。

福格特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里半真半假地给女士们讲过几次生理学。他讲的一切都这么有趣，这么单纯，表达得这么鲜明生动，而他为了达到这种明确性所经历的漫长路程，却没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务正在这里——为了使科学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简单的、普通的语言说明自己。

没有不能懂的科学，只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还没有消化的语言。学者的语言是程式化语言，与符号无异，这是一种速写，一种代用品，只适合于学者；内容隐藏在代数公式中，是为了在揭示规律时不必千百次重复同一些话。在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方法时，科学的内容身上长满了这类学院的杂草，而教条主义者习惯了这套乖僻的语言，不会使用别的语言，它对于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宝贵，这是他们用血汗挣到的收获，与庸俗的语言是不同的。随着我们从学生走向实际知识，桁架和脚手架就变得讨厌了，我们要求单纯的叙述。谁没有看到，初学者使用的艰难术语总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学上晦涩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教学者的不良用心，他们企图掩盖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险的问题。科学怀有某种目的，而不是传播真正的知识，它就不是科学。它应该具备直言不讳的勇气。谁也不能指责福格特不够坦率，畏缩退让。倒是“感情脆弱的人”会责备他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认识的、与公认的谎言针锋相对的真理。基督教观念使我们习惯了二元论和理想的思维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东西反而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的智慧经过许多世纪的歪曲，看不惯毫不掩饰的美和日光，需要阴暗的粉饰。

不少人读了福格特写的东西十分气愤，认为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锐的结论，轻易抛弃了公认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气，便企图调和神学与生物学，仿佛神学根本不在他的话下。

确实，福格特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他那直率的现实主义便来源于此。神学的诘难对他只具有历史意义；从他朴素的观点来看，二元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屑与它展开认真的论争，正如他的对手们（化学神学家和生理学圣父们）也不可能郑重其事地去驳斥魔法或占星术。福格特只是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答复他们的攻击，但是不幸，这是不够的。

他面对的那些无稽之谈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严重的。人脑的童年时期正是这样，它不能接受简单的真理；对于不明事理、迷惘、混乱的头脑而言，只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讲普通的老百姓，就连文学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识界，政府和革命家们，也争先恐后地支持人类世代相传的荒唐见解。正如七十年前严峻的自然神论者罗伯斯庇尔之处死阿纳卡西斯·克洛斯47 一样，今天的某些瓦格纳48 们也会把福格特送上断头台。

战斗是不可能的，优势在他们一边。面对这一小群学者、自然科学家、医生、两三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是整个世界：从庇护九世和他的《圣母无原罪成胎谕》49 ，到马志尼的“共和制上帝”50 ；从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义政客，到拉多维茨中将51 ——他临死时还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学教授瓦格纳：灵魂是不灭的，必须保卫它，这是一件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写进遗嘱的事；从美国召唤亡灵的巫师，到英国骑在马上向列队的印第安人宣讲上帝教诲的上校传教士。自由人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对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

……有人企图证明，这种精神错乱，这种宗教狂热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让人能平静地生活在别人旁边，必须使双方失去理智，吓唬他们，而这种疯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创造历史，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幅法国漫画，那是针对傅立叶主义者和他们的热烈追求的，画上是一头驴子，驴背上缚着一根直立的木杆，杆子上挂着一束干草，驴子看到干草，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这样，干草当然也朝前移动了，驴子永远落在它的后面。这善良的牲口也许会永远这么走下去，但是难道它会永远受愚弄吗？

现在我得谈另一件事了：正当一个地方毫无理由地把我撵走时，另一个地方却热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应福格特为我的国籍问题帮忙，那就是物色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公社52 ，然后向联邦议会提出。取得瑞士国籍必须先找到一个乡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这个规定是完全符合每个州和每个城镇乡村实行自治的原则的。莫拉（墨顿）湖边的沙特尔乡答应了，只要向乡里缴纳一笔不多的钱，它就可以接纳我的家庭作它的农村居民。这个乡离墨顿湖不远，勇敢者查理53 便是在这里被击败身死，后来奥地利（接着又有彼得堡）书报审查机关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罗西尼的歌剧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尔的名字。54

事件提交给联邦议会，两个耶稣会议员表示反对我，但没有办法阻挠。其中一人说，应该先查明我为何被流放，是什么激起了尼古拉的愤怒。有人回答道：“这件事本身已说明了一切！”结果哄堂大笑。另一个为了谨慎起见，装出客气的样子，要求增加保证金，免得万一我去世，我的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落在穷苦的乡民们身上。沙勒的回答满足了这位耶稣的门徒的要求。我的公民权获得了极大多数的通过，于是我从俄国的七等文官一变而成了墨顿湖畔沙特尔乡的赋税农民，弗里堡州文书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该人原籍为莫拉附近之沙特尔乡。”

其实改变国籍并不影响在本国的升迁，眼前我就有两个光辉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过图尔高维亚的公民55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达姆施塔特的市民56 ，可是在他们取得这些公民权之后，依然当上了本国的皇帝。当然，我的前程不会这么远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权获得批准以后，少不得要去一次与新同乡见见面，表示感谢。何况正是在这时我迫切希望独自清静一下，以便对自己进行反省，一方面回顾过去，一方面展望笼罩在迷雾中的未来，因此我很欢迎这个外在的推动力。

在我离开尼斯的前夕，当地公安局长约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内务大臣的命令：立即离开撒丁王国的领土。这个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态度随和、办事圆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过了1850年巴黎对我的逐客令。而且这事来得无缘无故，莫名其妙。

据说，这是多亏了两三个住在尼斯的俄国大忠臣的关心才发生的，我愿意指出，其中一个是司法大臣帕宁。他不能容忍一个弄得皇上非常生气的人不仅安然无恙地活着，还与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欢他的文章，他仍照写不误。据说，司法大臣到了都灵，向阿泽利奥大臣57 提出，要求为了他们的友谊驱逐我。阿泽利奥大概还记得，我关在克鲁季茨兵营时，为了学习意大利语，拜读过他的《巴莱塔的骑士比武》（一部“既非古典的、也非旧式的”58 小说，尽管同样枯燥无味），因此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他之不肯马上驱逐我，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达成这种友好的谅解以前，俄国先得派出大使，可是当时尼古拉还在为查理·阿尔贝特的叛逆思想生气呢。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长官和都灵的大臣们便会利用对我的诬蔑。在我被驱逐前几天，尼斯爆发了“人民骚乱”——船夫和小店主在银行家阿维陀尔花言巧语的煽动下，提出了抗议，反对压制这个自由港，态度相当强硬，他们宣称尼斯公国是独立的，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整个王国普遍实行的低关税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没有尊重“尼斯公国的独立地位”和“记载在历史文件上”的权利。60

阿维陀尔，这位帕隆河（一条流经尼斯的干涸的小河）边的奥康内尔61 被捕入狱，尼斯街头夜里还出现了巡逻队，人民也出动了，双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样的歌——这就是一切。对于这件关税和税率的兄弟阋墙之争，无论我或其他外国人都不会介入，这还用说吗？然而行政长官却声称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动了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政府为了表示根除祸乱的决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离境。

我去见行政长官（一个耶稣会教徒），向他指出，对一个本来即将离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举，何况我口袋中还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因此问他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向我声明，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奇怪，这是内务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没有与他联系过。他的态度这么客气，使我不能丝毫怀疑，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把我与他的谈话写信告知了反对派的著名代表洛伦佐·瓦列利奥62 ，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奥在向政府提出的质问中猛烈攻击了那位大臣，要求对我被逐一事作出答复。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国外交上的任何影响，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长官的告发上，最后温和地表示，如果内务部在这件事上操之过急，不够谨慎，那么它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

反对派鼓了掌。因此事实上驱逐令已被取消，然而尽管我写了信给内务大臣，他却不予答复。我在报上读到了瓦列利奥的发言和对它的回答，因此从弗里堡回来时，我干脆顺路前往都灵。为了免得签证发生问题，我没有办签证；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边境上，检查护照不像法国宪兵那么穷凶极恶。到了都灵，我便找内务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见了我，那是主管高级警政的蓬斯·德·拉·马蒂诺伯爵，当地一个著名的人物，聪明而又狡猾，天主教党的忠实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惊讶。他对我讲了我想对他讲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贝尔特的一次会见，只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带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厌，一脸凶相，显得诡计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头发。我刚想说明我要面见大臣的原由，才讲了十来个字，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好啦，这有什么疑问呢……您前往尼斯，前往热那亚，留在这儿，都悉听尊便，只要您不致怀恨在心，我们就满意了……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长官搞的……您瞧，我们还是小学生，不习惯法制和宪法程序。如果您做的事触犯了法律，那么这儿有法庭，这样，您就不会抱怨我们不公正了，是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可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令人不快……闹得满城风雨，其实毫无必要！”

说过这一席自己反驳自己的话以后，他立即拿起一张印有内务部字样的公文纸，写道：“兹特允准亚·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该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内务大臣，由S.马蒂诺代为签发，1851年7月12日。”

“这是以防万一，您可以相信，有了这张纸就什么也不致发生了。我很高兴，我们总算跟您了结了这桩公案。”

由于这句话译成普通的语言便是：“您可以走了”，因此我马上离开了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长官见到我以后的尴尬脸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帮忙，这张脸我见不到了——他被调走了。

现在回头再谈弗里堡州的事。我在该州一位负责官员的陪同下坐上马车，像到过那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在听过著名的土炮声，驶过著名的大桥以后，便朝着沙特尔乡进发了。到了墨顿镇，警察所长，一个精力充沛、思想激进的人，要求我们在他那儿稍等一会儿，他说乡长希望他在我们路过时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达乡里，而大家还在田间干活，那么他和其他家长会很不高兴。这样，我们在莫拉或墨顿闲荡了一两个小时，才跟警察所长一起前往。

几个年长的农民在乡长家门口迎接我们，站在大伙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庄的乡长，他满头白发，虽然背有些驼，仍显得身板结实。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强壮的大手，称我“亲爱的老乡”，然后用瑞士德语发表了一篇欢迎辞。这种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对我说的是什么，同时我考虑，如果我隐瞒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会隐瞒他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大胆作了答词：

“亲爱的乡长公民和亲爱的沙特尔老乡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公社给我和我的孩子们提供了庇护，使我可以结束我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亲爱的公民们，我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祖国才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我全心全意爱俄罗斯民族，我离开俄国是因为我在它的压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无动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后离开它的，我经历了尼古拉疯狂的专制统治的迫害。它的手在一切有国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踪着我，然而它不够长，在你们的公社里，它伸不到我的身边！在你们这里，在你们的庇护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风港，可以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沙特尔的公民们，是你们接纳了我，让我走进了你们中间，尽管你们人数不多，你们却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万军队作后盾的俄国皇帝伸向我的手。你们比他更强大！你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们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传的共和制度！我为参加你们的联邦感到自豪！海尔维第共和国万岁！”

“欢迎新的公民！……祝新公民长命百岁！……”老人们应和道，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动！

乡长邀请我们进他屋里。

我们进屋后，在一张长方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两个农民把一只非常大的瓶子抬进屋里，它比我们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剂，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几个冬季，让它们在那里发酵的传统瓶子更大，瓶子装在籐筐里，瓶内是白色的酒。乡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地酿制的，但年代很久了，这一瓶他记得已有三十年，这种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场合才喝。所有的农民与我们一起在桌边团团坐下，只有两个人在大酒瓶旁边忙碌。他们先把酒倒进大杯子，然后乡长从大杯子中把酒斟进酒杯，每个农民一杯，他给我的是一只漂亮的高脚水晶玻璃杯，同时对州里那位官员和警察所长说：

“这一次得请你们原谅了，这只尊贵的酒杯今天得给我们的新居民了，你们与我们是自己人呢。”

乡长朝酒杯斟酒时，我发现在场有一个人穿得不完全像农民，似乎很不平静，他不时拭汗，脸红红的——他身体不大舒服。当乡长举杯为我祝酒时，那人突然鼓足勇气一跃而起，对着我开始讲话了。

“这是本乡学校的教师公民。”乡长带着郑重的脸色，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站了起来。

教师讲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语，也不是普通的德语，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说家和文学家的语言，他提到了威廉·退尔，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的戏剧审查官对此将怎么办，难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尔不成？），同时没有忘记应用那个并不新鲜、但富于表现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镀金的鸟笼，总有一天鸟会冲出囚笼；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被他挖苦得够呛：他把他与罗马历史上最邪恶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我听了也几乎想打断他，对他说：“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预见到尼古拉即将进入这些人的行列，因此没有作声。

农民们伸长了晒黑的、布满皱纹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搭在耳朵上，用心听着。那位官员几乎在打瞌睡，为了掩饰这一点，他第一个对演说者鼓了掌。

这时乡长坐在那儿没有闲着，热心地给大家斟酒，像干惯了典礼官角色的人那样不停地举杯祝酒：

“为瑞士联邦干杯！为弗里堡和它的激进派政府干杯！为沙勒州长干杯！”

“为我亲爱的沙特尔乡乡民们干杯！”我提议道，终于发觉，这酒尽管甜滋滋的，酒力还是不小。大家起立了……乡长说道：

“不，不，亲爱的老乡，满杯，像我们为您祝酒一样，把杯子斟满！”老人们变得话多了，酒发挥了作用……

“把您的孩子送来。”一个人说。

“对，对，”另一些人附和道，“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都是纯朴的人，不会教坏孩子，再说，我们也想看看他们。”

“一定来，一定来。”我回答。

这时乡长已开始道歉，说他招待不周，这都得怪那位官员，他应该早一两天通知他们，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了，他们可以举办音乐会，主要是可以迎接我，向我鸣枪致敬。我差点想按照路易-菲力普的观念对他说：“算啦……这算得什么？不过是沙特尔乡多了一个农民而已！”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分手了。我有些奇怪，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或者小姑娘，而且没有一个年轻人。不过这是在劳动时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对他们说来是稀有的节日，他们没有邀请一个牧师。

我认为这是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牧师势必把一切搞糟，他的愚蠢说教会大煞风景，他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会像酒杯里的一只苍蝇，使你不把它弄走就不能安心喝酒。

最后，我们重又坐进了那位官员的那辆几乎没有车顶的小马车，把警察所长顺路送到了莫拉镇，便朝弗里堡市疾驰而去。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困得直打瞌睡，头脑迷迷糊糊的。我尽量不让自己睡着，心想：“难道这是由于他们的酒？”我对自己的酒量感到不满……那位官员狡猾地笑笑，但后来他自己也打瞌睡了。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盖上外套便睡了……后来冰冷的雨点惊醒了我……大雨倾盆，乌云仿佛在山顶上打出了火花。官员已站在过道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跟佐林格旅馆的老板谈天。

“怎么，”老板问我，“我们那些单纯的农民请您喝的酒跟法国酒不一样吧？”

“难道我们已经到了不成？”我问，像落汤鸡似的走下了马车。“这并不奇怪，”官员说，“奇怪的倒是您睡得连打雷也没听到，这么大的雷声已好久没有了。难道您真的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普通的瑞士酒，你喝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它厉害，可是它经过多年的储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不习惯的人一喝便醉。官员故意不把这一点告诉我。再说，即使他讲了，我也不会拒绝农民们的好心款待和祝酒，更不会只沾一下嘴唇，弄得大家索然无味。我做得很对，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就是一年后我从伯尔尼去日内瓦时，在一个驿站上又遇到莫拉镇的警察所长。

“您可知道，”他对我说，“我们的沙特尔人非常喜欢您呢？”

“不知道。”

“他们直到现在还怀着自豪的心情在讲，一位新老乡喝了他们的酒，睡得连打雷都没听到，从莫拉到弗里堡被雨淋成了落汤鸡也不知道呢。”

就这样，我成了瑞士联邦的自由公民，给沙特尔乡的酒灌得烂醉如泥！63

1  中世纪一种避邪的符号。

2  引自《法意书简》第十三信。

3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4  1848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后，沙皇为扩大俄国在德国的势力，并防止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意图，积极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在俄军的强大压力下，革命的左翼领袖科苏特被迫出走，匈军统帅格尔盖伊宣布投降，出卖了匈牙利革命。

5  1848至1849年欧洲各国爆发革命后，普鲁士、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警察便召开了联合会议，策划采取统一行动，扑灭欧洲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

6  1850年7月，根据马志尼的倡议，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以便把各国流亡者组织起来，促进民族和民主运动。但马志尼起草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以致后来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

7  根据后面赫尔岑给马志尼的复信的日期（1850年9月13日），这应该不是一年，只是几个月。

8  法律中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及各种规定，这里是指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人身保护法》，它成为保障英国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法令。

9  欧洲委员会的机关报。

10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临时政府”成立的日子。

11  欧洲委员会的宣言中提出了“上帝和人民”的口号，意即人民的意愿等于上帝的意旨，它便是在这名义下否定阶级斗争，保护私有财产，反对社会主义的。

12  路易·勃朗在流亡期间发行的一种法文报纸。

13  指尼古拉一世的沙皇办公厅第三厅。

14  奥尔洛夫是当时沙皇第三厅长官，涅谢利罗德是内政部大臣。

15  即杜贝尔特，他作为第三厅的办公厅主任，宪兵团的所有监狱都由他负责。

16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5年2月俄军在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战役中大败。据说这使尼古拉一世忧愤成疾，得了肺炎，随即于这年3月去世。赫尔岑对尼古拉一世的死一直抱有幻想，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国的专制政治。

17  布鲁图是罗马最早的执政官。贝斯蒂亚也是古罗马较早的执政宫。“领事”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与“执政官”是同一词，因此这里才这么说。

18  古希腊的雄辩家。

19  勒佩（1712—1789），法国教士，曾改进手势字母教学，并于1770年在巴黎建立了聋哑学校。

20  即赫尔岑的次子尼古拉，科利亚是他的爱称。

21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建人，死后被罗马教廷追谥为圣徒。

22  当时尼斯属于撒丁-皮埃蒙特王国。

23  尼斯的银行家。

24  苏黎世的银行家。

25  即瑞士联邦。1798年法国征服瑞士后，在今瑞士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由于内部派别林立，矛盾迭起，于1802年由拿破仑予以改组，建成了瑞士联邦，又
经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

26  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成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被解散后，流亡至瑞士。他与赫尔岑关系密切。但马克思曾
指责他后来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密探。

27  沙勒（1817—1871），瑞士弗里堡州州长，后担任瑞士联邦议会副议长。

28  意为“道德同盟”，1807年6月在德国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目的为反对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曾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1809年被拿破仑下令解散。

29  德国学生组织，1815年在耶拿大学成立，1817至1818年展开过大规模的活动，1819年被政府取缔后，转入地下，后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运动。

30  德国大学生协会的重要成员，他对科策布的行刺成为德国政府镇压大学生协会的导火线。

31  瓦特堡是德国历史上著名城堡，属萨克森公国。这里所说福伦家的人指奥古斯特·福伦，他是德国诗人及政论家，曾在瓦特堡领导示威运动。

32  德国在中世纪设立的一种职位，在皇帝年幼、临时外出或患病时代理国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曾推选五人代理摄政团，福格特是其中之一。

3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长诗。

34  卢梭的书信体小说。

35  歌德的长篇叙事诗。

36  这里的《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都是指莫扎特的歌剧。

37  克洛卜施托克（1728—1803），德国著名诗人，诗歌以宗教题材为主。

38  库德利赫（1823—1917），1848年维也纳革命的参加者。

39  引自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第三十歌。

40  指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1848至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在这里开会。

41  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化学家，对化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42  福格特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属于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罗伯特·勃鲁姆为首的左翼，主张在德国成立联邦共和国，但并不十分彻底。

43  指腓特烈·威廉四世，曾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为德意志皇帝，但未接受，思想倾向保守。

44  约翰大公（1782—1859），奥地利皇族，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被选为德意志帝国摄政，曾表现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后转向反动。

45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949年5月被勒令迁移到斯图加特，一个月后即被当地军警解散。

46  一种小型胶质无脊椎动物，常见于南半球海洋中。

47  克洛斯男爵（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后来罗伯斯比尔指责他为“非基督教化分子”，企图彻底摧毁宗教，因而被送上断头台。阿纳卡西斯是他的化名。

48  瓦格纳（1805—1864），德国生理学家，活力论和唯灵论者。

49  教皇庇护九世于1854年颁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

50  指马志尼在欧洲委员会宣言中提出的“上帝与人民”的口号，根据这口号，他认为共和制是上帝的意旨。这与君权神授具有针锋相对的意义。

51  拉多维茨（1797—1853），普鲁士保守派政治家和将军，1850年曾担任普鲁士首相。

52  公社本是中世纪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社员之间必须互相保护和帮助。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公社的自治权便逐步缩小。

53  勇敢者查理（1433—1477），勃艮第
公爵为建立勃艮
第王国，脱离法国独立，屡次与法王路易十一作战，最后于征服瑞士各州后，在莫拉附近的战役中被路易打败身死。

54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根据席勒的剧本创作的歌剧《威廉·退尔》在奥地利和俄国上演时，被改名为《勇敢者查理》，情节也作了适当变动，用诸侯争霸代替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55  图尔高维亚在瑞士图尔高州，路易·波拿巴青年时代曾流亡瑞士，1832年在图尔高州取得了瑞士国籍。

56  达姆施塔特在德国黑森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前于1841年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儿马利亚为妻，因而取得了该公国的公民权。

57  阿泽利奥（1798—1866），意大利政治家、作家和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都灵当时为撒丁王国都城。

58  借用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中的句子。

59  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特年轻时曾对意大利的烧炭党运动发生过兴趣。1821年又支持过皮埃蒙特的革命活动，登基后又于1848年首先颁布了宪法，并向奥地利宣战，表示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意愿，因此取得了“开明君主”的声誉。这一切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于1849年与撒丁断绝了外交关系。

60  尼斯是个古城，中世纪时属于热那亚，后来由于不断的战争，它的归属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1814年才划归撒丁王国，1860年又划归法国。

61  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这里是对阿维陀尔的讽刺，阿维陀尔不仅是银行家，也是皮埃蒙特议会的议员。

62  瓦列利奥（1810—1865），撒丁王国议会议员。

63  我不得不附带说一下，我修改这一页时正好也是在弗里堡，也住在那个佐林格旅馆中。旅馆老板还是那个相貌堂堂的老板，餐厅也还是1851年我与萨佐诺夫一起吃饭的餐厅，房间也还是一年后我写遗嘱，并委托卡尔·福格特做
我的遗嘱执行人的那个房间；这一页使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往事……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心中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恐怖……1866年10月14日。——作者注

第四十一章

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随着六月街垒的失败，印刷所也关闭了。政论家惊惶失措，噤若寒蝉。只有拉梅内老人1 像法官的阴森黑影一样升起，对六月的阿尔瓦公爵2 ——卡芬雅克3 及其一伙，发出了诅咒，悲愤地告诉人民：“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4

戒严状态的第一阵恐怖逐渐过去，舆论界又恢复了生机，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诬害早已严阵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对编辑们施加压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手段，重新登场了。它们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起诉，对被告处以监禁和罚款，从而消耗报刊的保证金；因为罚款是从保证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证金没有补足以前，报刊不准发行，补足以后，新的诉讼马上又会开始。这手段可谓万无一失，因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权的人总是与政府一鼻孔出气的。

赖德律-洛兰，还有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 ，曾先后付过大笔的钱，想挽救《改革报》6 ，结果仍未能如愿。社会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锐的机关报，都在这压力下被扼杀了。其中最初便有蒲鲁东的《人民代表报》，后来又有他的《人民报》。一桩讼案尚未结束，另一桩又已开始。

它的一个编辑（我记得是迪歇纳7 ）三次因新的指控从监狱被传到陪审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罚款。在《人民报》被扼杀前，最后一次对他宣判时，他向检察官说道：“请问，一共多少？”确实，他的服刑期累计已达十年，罚款达五万法郎。

6月13日8 的事件后，蒲鲁东的报纸被查封了（那时他已被捕入狱）。这一天国民自卫军闯进了他的印刷所，捣毁了机器，搅乱了铅字，仿佛在以武装资产者的名义宣布，暴力统治和警察专政的时期已在法国到来。

但这位不可征服的斗士，不畏强暴的贝桑松农民，不愿放下武器，他马上考虑发行一份新的报纸《人民之声报》。为此必须缴付二万四千法郎保证金。埃·吉拉尔丹9 表示可以拿出这笔钱，然而蒲鲁东不想接受他的制约，于是萨佐诺夫向我建议给他提供保证金。

我的思想发展受过蒲鲁东很大影响，因此我考虑后同意了，尽管我知道，保证金维持不了多久。

蒲鲁东的著作正如黑格尔的一样，能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启发，掌握锐利的武器，它们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蒲鲁东主要是一个辩证论者，社会问题的论争家。法国人企图从他身上寻找一个实验主义者，结果既没找到法伦斯泰尔10 的模式，也没找到伊加利亚11 尽善尽美的管理方式，只得耸耸肩膀，把书撂在一边了。

蒲鲁东当然也错了，他给自己的《经济矛盾的体系》12 写了这么一条题词：“我要拆毁这殿，另造一座”13 ；其实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现存的一切。但这错误是古往今来一切摧毁旧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欢单单破坏；在他开始破坏时，建设未来的某种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有时这只是拆毁墙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罢了。

在大部分社会理论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为理想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目前无从达到，便是仅仅归结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事实，依然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不仅是建立在经验和信仰上的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还有片面的科学提示给意识的一切；不仅是建立在传统法制基础上的法理论断，还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它所面对的是契约和市民经济体制时代的理性主义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对着它，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直接面对着封建神权国家一样。

这种对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坏，正是蒲鲁东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不同的仅在于一个坚守在科学运动平静的山峰上，另一个却闯进了人民运动的浑浊天地，短兵相接的党派斗争。

蒲鲁东标志着法国思想界一群新人的开始。他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法国逻辑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大转变。从辩证精神的强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国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单纯而聪明的人，如皮埃尔·勒鲁14 和孔西德朗15 ，不理解他的出发点和他的方法。他们习惯于玩弄业已定型的思想，穿现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点。蒲鲁东往往毫不犹豫地向前猛冲，不怕在路上踹坏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毁遇到的一切，也不担心走得太远。他没有那种感伤精神，也没有那种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贞洁癖，那种在法国人那儿顶替了新教虔诚派精神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间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惧，而不是信服。

人们认为蒲鲁东具有德国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脑完全是法国式的，他有的是高卢法兰克人传统的才智，它曾出现在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帕斯卡尔16 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义论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样；但是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成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对他而言，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们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和改进这些工具，正如他为自己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应用法兰西语言一样。这样的人过于坚强，总是用自己的脚站立，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路。

一个英国旅游者对蒲鲁东说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体系。”

蒲鲁东不满地答道：“但是我没有任何体系。”这是对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感到困惑，他们习惯了寓言后面的道德说教，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公式和标题，习惯了包医百病的抽象处方。

蒲鲁东坐在病人床边说，他已病入膏肓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论，说他怎样便能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荐一种尽管十分灵验，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药，那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状和现象正如动物的牙齿之于居维叶17 一样，他可以循着这梯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秘密的底层；他根据它们研究驱使病体走向毁灭的力量。18 如果他在每个发现之后宣称死亡又逼近了一步，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里没有大惊失色的亲属——我们自己就在这死亡之列。人们愤怒地高呼：“拿药来！拿药来！否则就请你对疾病保持沉默！”可是为什么要沉默？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不准谈论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战争的伤亡人数。药显然不易找到，从动荡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来，法国进行的试验还少吗？人们想用胜利和剧烈运动医治它，强使它进军埃及，进军俄国，用议会制度和投机买卖，小共和国和小拿破仑19 医治它——它的病减轻了没有？蒲鲁东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病理诊断作过一次尝试，结果在“人民银行”20 上出了洋相——尽管从这一思想本身来看他是正确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语，要不然他会向每一个人大声疾呼：“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联合！全人类的共和国！全世界的团结！民主主义的伟大军队！”他没有运用这些词句，没有宽恕革命的守旧派，正因为这样，法国人才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差点没把他归入变节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鲁东的著作，从《论私有财产》21 到《交易所指南》22 ，我都记得；他的思想变化很大——这是必然的，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还像《聪明误》中的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那样依然吹他的A小调二重奏23 。但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内在的统一特别显著，从他在贝桑松学院写的学位论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伤风败俗所作的“骇人之歌”24 ，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变化，只是客观局势的反映，这在论政治经济的《矛盾》25 ，在他的《自白》26 的报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滞僵化属于宗教界和学院派，他们宁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不与人往来，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绝生活带来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关心那一切。符合实际的真理必然处在形势的影响下，既反映它们，又忠于自己，否则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脱离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静止的、笼罩在神圣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27

有时我不免问，蒲鲁东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违背过自己观点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说，他在政治上的过错，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误，便是这样。当然，他作为报刊编辑，应该对那些政治错误负责，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的一部分错误正来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则，超过了对他所从属的党派的信任，因为形势使他参加了那一派，但他与它毫无共同之处，把他与它联合在一起的只是对共同敌人的憎恨。

政治活动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辩证法全副武装起来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正好相反，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老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上说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种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他所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他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并不赋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它们不是本质。这正如抛弃了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宗教问题采取的态度一样。我可以承认新教具有合乎宪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专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我不会重视传道和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错误，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每个最普通的神学士或教区牧师也可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按照它的组成方式，对蒲鲁东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的个性在这个有产者的巢穴中得不到发挥。28 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说，他在议会中很不自在。确实，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儿能做什么呢？关于马拉斯特宪法29 ，那只由七百人花了七个月时间培植出来的酸苹果，蒲鲁东说道：“我投票反对你们的宪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坏宪法，也因为它是一部宪法。”

议会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对他的一次发言大肆叫嚷：“把发言稿送往《总汇通报》30 ，把发言人送进疯人院！”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历山大主教带领他的修士们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义在普世教会会议上大打出手起31 ，到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为了黑奴问题彼此棍棒相向为止32 ，议会中的这类风波还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这种场合，蒲鲁东仍在一片谩骂声中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给人们留下了光辉的印象。

梯也尔在反驳蒲鲁东的财政计划时，曾旁敲侧击地提到散布这类理论33 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蒲鲁东立即走上讲坛，挺起有点驼背的、在田野上长大的矮壮身子，声色俱厉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说道：

“您可以谈财政问题，但不要涉及道德问题，否则我可能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这点我已在委员会中向您声明过了。如果您还不罢休，那么我……我不会提出与您决斗（梯也尔笑了笑）。不，您的死对我算不得什么，它什么也不能证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种战斗。就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大家听，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后请我的对手也这么做，把他的一生讲给大家听听！”

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了梯也尔，只见他皱紧眉头坐在那儿，笑容已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没有再回答一个字。

心怀敌意的议员们不再作声，蒲鲁东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卫者，走下了讲坛。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话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新世界的声音，它带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惩罚正在到来。

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曾预言法国在走向何处，他千百次地反复道：“当心，这不是闹着玩的，站在你们门口的不是喀提利纳34 ，是死亡。”法国人耸耸肩膀。骷髅，大镰刀，沙漏35 ——死神的这套仪仗根本没有出现，这怎么是死亡，这只是“暂时的曲折，一个伟大民族的饭后瞌睡”！最后许多人终于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鲁东不像别人那么泄气，也不太惊慌，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于是人们不仅责备他心肠太硬，而且怪他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灾祸。据说，中国皇帝每年听到宫廷占星官报告白天开始缩短时，总要揪他的头发。

蒲鲁东的才能确实叫法国的空谈家们大为恼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们。革命发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种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狭隘观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话，凡是不按照这格式写的一切都遭到爱国者的反对，就像俄国的法官一样。除非碰到具有神圣传统象征的书籍，如《社会契约》和《人权宣言》36 ，他们的批评才只得停止。作为信仰的人，他们憎恶分析和怀疑；作为从事密谋活动的人，他们一切都共同行动，一切都为了党派的利益。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路易·勃朗几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诞才华。37 这种高卢感情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法国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评论，大多出自淘气，任性，戏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灵的怀疑精神。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小偏见，无关大局的信条，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奋不顾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固执。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宽恕蒙田和蒲鲁东的自由思想和对公认的偶像的蔑视。他们像彼得堡的书报审查官，允许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尔丹在《新闻报》38 上发表了一个勇敢的新见解，说权利的基础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阵叫嚣——谩骂，喊叫，指责闹成一片，纷纷攻击它违反道德，这阵叫嚣由《法兰西公报》39 发难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

参与重建《人民报》那样的喉舌，这是值得作出牺牲的。我写信给萨佐诺夫和霍耶茨基40 ，表示同意提供保证金。

那时以前，我与蒲鲁东并无深交，只是在巴枯宁家遇见过两次，但他与巴枯宁非常接近。那时巴枯宁和阿·雷海尔41 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蒲鲁东时常上那儿听雷海尔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和巴枯宁讲黑格尔，但哲学辩论比听交响乐时间更长。它们使人想起巴枯宁和霍米亚科夫当年在恰达耶夫家，在叶拉金娜家进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长谈，那时谈的也是那位黑格尔。1847年，卡尔·福格特也住在布尔戈尼街，也常去拜访雷海尔和巴枯宁，一天晚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现象学，感到厌烦，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来找雷海尔，因为两人要一起上植物园；他吃了一惊，发现尽管时间很早，巴枯宁的书房里已有谈话声，他推开门，只见蒲鲁东和巴枯宁仍坐在原处，面对着快熄灭的壁炉，正在用简短的话结束昨天晚上开始的辩论。

起先我不想学俄国同胞的样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因此甚至不愿同蒲鲁东太接近，这态度看来不是完全错的。他给我的回信很客气，但也很冷淡，显得有些矜持。

一开始我就想让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发疯的俄国王公，我掏出钱来不是因为觉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对法国政论界名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两万四千法郎赠款，我便会感激不尽，最后，我更不是一个颟顸无知的匿名投资者，认为给《人民之声报》这样的报纸缴纳保证金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我要让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对报纸发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无条件赞同他对金钱的一切论述，我要求，首先，有权发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权主持整个外国部分，为它推荐编辑、记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载他们的文章后付给稿酬。最后这点看来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担保，如果某个外国人敢于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 《国民报》和《改革报》一定会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它们会认为这是冒犯或发疯，仿佛外国人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应该

支取充足的报酬。42

蒲鲁东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们还是使他有些不高兴。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给我写信道：“就这样，事情决定了：报纸由我全面负责，您参与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经任何审查予以登载，除非编辑部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心引起法律责任的，才不在此例。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发生在论断上。至于对国外事件的评论，我们可以完全让您决定。您和我们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会看到我们在一切讨论中采取的路线，您是必然会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远不必纠正您的意见；如果那样，我将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说，报纸的一切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一致。必须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高度来看。假定我们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于假定我们没有发行报纸的必要条件，因而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这份严格的咨文之后，我便汇出了二万四千法郎，并写了一封长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坚定的；我说，尽管我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还是得附带说一下，我是一个粗野的人，我乐于看到旧世界的崩溃，认为我们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临的覆灭通知它。“您的同胞们离接受这种想法距离还很遥远。我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们是不自觉的基督徒，他们在为共和制度战斗，但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您一个人从科学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变革的问题，也是您首先向法国说明，从倾覆的大厦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没什么值得拯救，它关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渗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动观念。确实，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在宪政问题上所唱的调子，不过是把基佐43 和奥迪隆·巴罗44 之流所唱的调子稍加变化而已。这便是在分析欧洲的形势时，在抨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非常容易对付的）的阵营，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阵营的反动势力、天主教、君主主义时，必须遵循的观点。必须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既然我们不怕触犯战胜者，我们也不必为了虚伪的温情主义不敢去触犯被战胜者。

“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报纸不被共和国的宗教裁判所处死，它就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报纸。”直至现在我还坚信这一点。但是我和蒲鲁东怎么会设想，从来不讲客气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这样一份报纸？这是难以解释的。

蒲鲁东接到我的信很满意，在9月15日从孔斯耶尔热里监狱45 写信给我道：“我非常高兴能与您合作，从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写了一点类似革命哲学的东西46 ，书名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里也许不会找到您那种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国哲学赋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记，我是为法国人写的，他们尽管怀有满腔的革命热情，应该承认，完全不足以担当自己的角色。我的观点不论有多大的局限，它还是比我国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过十年，我依然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您对那些所谓共和主义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这只是空头理论家中的一个变种。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互相说服的。您将发现，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与您携手并进的……

“我也认为，经济科学和历史哲学所要求的那种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来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骤，对于革命说来已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激烈的冲击。但是作为预告未来灾祸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应把灾祸说成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否则人们将会仇视我们，把我们赶走，可是我们必须生活 ……”

报纸十分成功。蒲鲁东从监狱中巧妙地指挥着自己的交响乐。他的文章充满独到的见解，监狱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拿破仑时写道：“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是男人，女人，两性人，野兽还是鱼？”可是我们大家还以为，这份报纸可以存在下去呢！

订户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万五千至四万份。最好的几期甚至脱销，例如，登载蒲鲁东的文章的那几期便销路激增，编辑部把它们印了五万至六万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卖到一法郎，而不是一个苏。47

但是尽管这样，到了3月1日，也就是过了半年，不仅出纳处已没有一个现钱，连保证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罚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鲁东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来。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我在圣佩拉吉监狱48 他的住处，看到阿尔顿舍49 和另外两个编辑也在那儿。阿尔顿舍是法国贵族，曾当面顶撞帕凯厄50 ，把所有的贵族弄得大惊失色：当帕凯厄问他：“您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他却从讲坛上大声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许我还是个自然神论者呢。”

他对蒲鲁东说， 《人民之声报》最近几期不够充实；蒲鲁东看了一下它们，脸色越来越不高兴，最后变得气呼呼的，对编辑们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监狱里，你们便趁此机会在编辑部睡大觉。不成，先生们，这样我就得与报纸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声明这一点。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们踩进污泥里；你们非得有人站在背后，监督每一行字不可。读者却把这看作我的报纸，不行，这种情形必须结束。明天我给你们寄一篇文章，让它消灭你们的粗制滥造给报纸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报纸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 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 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 ，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 。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 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 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 。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时，阴郁的思想压得我透不出气。

可怕的……可怕的时代！……它那腐臭的空气毒害着最坚强的人……

这个“勇猛的战士”也支持不住，被压垮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样强大的论辩精神，同样的气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预先拟定的结果；这已不是在彻底意义上的自由论述了。直到书的最后，我仍注视着蒲鲁东，就像肯特注视着李尔王，58 等待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讲越不知所云——像李尔一样偏激，一样狂热，尽管也一样“从头到脚”洋溢着才华，但那是……“神经质的”才华。他抱着尸体奔跑，只是不是女儿的尸体，而是他认为还活着的母亲的尸体！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怀疑又迷信，它总是以某些权威的名义推翻另一些权威，很少走得更远，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论争中大胆而忠实地挣脱身上的全部绳索，像本书一样。在这里，它不仅摆脱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论，也摆脱了哲学上精巧的二元论；不仅抛弃了天上的幻影，也抛弃了人间的幻影；它跨越了感伤主义的对人类的神化崇拜，对进步的天命观念，在那里已见不到对博爱、民主和进步的永恒不变的祈祷，那种在纷争和暴力中间显得既可厌又可怜的祈祷。蒲鲁东为了真正理解革命，牺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语言，给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实的地基——人的内心，它只承认理性，不承认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却对解放了的个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后，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学，赋予了它实际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对它无法处理，只得把它献给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义的上帝，那均衡、沉静、安谧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个性，溶化和长眠在无边的虚无世界中的婆罗门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虚的祭坛上。这将成为人类新的考地安岔道60 。

他所向往的正义甚至没有柏拉图共和国那种人为的和谐，没有情欲和牺牲的优美平衡。这位高卢政论家没有从“虚无主义的、轻松活泼的希腊”吸取任何东西，却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把一切个人感情踹在脚下，不想为它们寻找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协调的途径。在他眼中，“自由的”个人便是永不停息的守卫者和工作者，他承担着劳务，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死亡来临才服役期满；他必须扼杀一切个人的情欲，一切责任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意义、他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他只是正义的工具，他像圣母马利亚一样，注定要怀着他的思想走过苦难的历程，为了拯救国家，把它在世上付诸实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正义的主要摇篮，它注定要从事永恒的、无休无止的劳动；它必须成为清除个人要求的祭台，情欲在这里毫无容身之地。作为现代工场组成部分的严峻的罗马式家庭，便是蒲鲁东的理想。基督教使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它看重马利亚，轻视马大，61 看重梦幻者，轻视主妇，一个女人由于沉湎在爱情中，犯了过错，它便宽恕她，向忏悔的她伸出手去；但在蒲鲁东的家庭中，爱情是没有地位的。不仅如此，基督教还把个人看得比家庭关系重要得多。它对儿子说道：“抛弃你的父母，跟我走吧”，但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体现正义，应该把这个儿子重新放在毫无保留的父权的管束下——儿子在父亲面前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选择妻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必须接受奴役的锤炼，以便将来成为自己的孩子们的主宰者，生养这些孩子是他的义务，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不是出于爱情。在这样的家庭中，结婚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样冷淡；婚姻本身便是对爱情的胜利，在主妇-妻子和劳动者-丈夫之间，爱情越少越好。黑格尔右派这些古老而陈旧的怪论，在蒲鲁东的笔下再一次出现了！

感情被驱逐了，一切停滞不动，没有色彩，只剩了现代无产者枯燥乏味、固定不变、没有出路的劳动——古罗马的贵族家庭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它至少不必承担这种劳动；教堂的诗意，信仰的痴语，对天堂的向往，一切都不见了，按照蒲鲁东的信念，这时人们连诗歌也“不想写了”，然而劳动却“扩大了”。为了个性的自由，行动的自主，为了独立的人格，可以牺牲宗教的催眠曲，然而为了体现正义的思想，却可以牺牲这一切——这是何等荒谬！

人的命运就是劳动，他必须劳动到最后一息，然后儿子从父亲冰冷的手指中接过刨子或铁锤，继承这永恒的劳动。嗯，如果在儿子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放下凿子，问道：

“然而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劳动，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正义的胜利。”蒲鲁东这么对他说。

可是新的该隐62 回答道：

“那么是什么人规定我要为正义的胜利如此劳动呢？”

“怎么什么人？难道你的全部使命，你的整个生活，不就是为了体现正义吗？”

“那么这目的又是谁规定的呢？”该隐便说。“这太古老了，没有上帝，还要奉行他的戒条！正义不是我的使命，劳动也不是我的义务，只是由于必要；对于我，家庭根本不是终生的桎梏，只是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你们要我安于奴役地位，可我要反抗你们，反抗你们这杆天平，正如你们一生都在反抗资本、刺刀和教会，也像法国所有的革命家反抗封建主义和天主教传统一样。难道你们以为，在攻占巴士底狱以后，在恐怖时代以后，在战争与饥饿之后，在有产者的国王和有产阶级的共和国之后63 ，我还会相信你们，只因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老傻瓜们世世代代争吵不已，罗密欧便无权爱朱丽叶，哪怕我到了三十岁或四十岁，仍不能不经父亲同意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而一个不忠实的女人必须受到惩罚和侮辱？你们把我当作了什么人，认为我会接受你们这些教条？”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辩证观念出发，除了支持该隐，还得补充一句：蒲鲁东关于目的的整个观念全是无稽之谈。目的论，这也是神学；这是二月革命——就是说这仍是那个七月王朝，只是少了一个路易-菲力普而已。这种预定的目的论与天命观念有什么不同？64

蒲鲁东在解放个性超过最后限度时，感到害怕了，他望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为了使这些苦役犯人，这些假释出狱的人不致闯祸，又把他们关进了罗马家庭的牢笼中。

修整一新的中庭65 敞开了大门，在那里看不到拉瑞斯和珀那忒斯66 ，但也不是无政府的世界，不是推翻了权力和国家的地方，它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和集权制度，家庭关系的准则，财产的继承和剥夺继承权的惩罚；随着它们，一切古罗马的罪恶便睁着雕像般死气沉沉的眼睛，从每一条隙缝中窥伺着。

古老的家庭自然会带来古老的祖国的一切观念，包括那狂热的爱国精神，那残忍的道德准则，它们使人们流的血比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使人们流的血更多出十倍。

人成为家庭的奴隶，于是也成了土地的奴隶。他的行动有一定的范围，他的根基深入到自己的地面下，只有在这里他才是现在的他。蒲鲁东说：“住在俄国的法国人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于是不再有移民区，不再有海外商站，每人都住在自己的家乡……

奥伦治亲王威廉67 在恐怖年代说道：“荷兰不会灭亡，它可以上船，航行到亚洲，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堤坝。”这样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英国人也是这样，他们一旦受到压迫，便向海外发展，在那儿建立年轻的、更自由的英国。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或者他们缺乏民族感情。英国人向各地移民，分布到了半个世界，与此同时，丧失活力的法国却丢掉了一些海外领地，对另一些也不知怎么办。它也不需要它们，法国心满意足，越来越依附于自己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只想躺在主人的怀抱中。在这样的国家能得到什么样的独立呢？

从另一方面说，怎么能抛弃法国，那美好的法国？“难道它现在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难道它的语言不是最好的语言，它的文学不是最好的文学，难道它的音节诗不比古希腊的六音节诗更悦耳吗？”何况它的世界性天才掌握了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思想和创造：“莎士比亚和康德，歌德和黑格尔——难道没有都成为法国的财富吗？”非但如此，蒲鲁东忘记提到，它还对他们作了补充和修饰，正如地主把农民带上宫廷时总得给他们打扮一番一样。

蒲鲁东以天主教的祈祷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这祈祷是为社会主义做的；他只要把教会的词句换上另一些话，摘下僧帽，戴上弗利基亚帽，于是拜占庭高僧的祈祷文便完全可以适合社会主义高僧的需要了。

好一盘大杂烩！蒲鲁东摆脱了理性以外的一切，可是他仍希望自己不仅成为蓝胡子68 式的丈夫，而且成为法国的民族主义者，维护文学上的沙文主义和家长的无限权力，因而在自由人坚定强大的思想背后，依然可以听到一个疯狂的老人的叫嚣——他在口述自己的遗嘱，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保留下他花了毕生精力修建起来的那座破旧的庙宇。

拉丁世界并不爱好自由，只喜欢为它而斗争；它有时为了争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了保卫自由鞠躬尽瘁。这是可悲的，哪怕像奥古斯特·孔德和蒲鲁东这样的人物，他们最后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也只是某种官僚教阶制度69 ，另一个则是苦役式的家庭和反人道的赞歌：哪怕世界毁灭，正义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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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2  阿尔瓦公爵（1507—1582），西班牙将领和政治活动家，1567年在尼德兰镇压人民起义，进行血腥屠杀。

3  法国六月起义的镇压者。

4  法国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制宪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凡发行报刊，必须缴纳保证金，而保证金数目高达二万五千法郎，许多民主主义报刊由于无力缴纳保证金，只得停刊。拉梅内的《人民制宪报》也是这样，在宣布停刊的最后一期上，拉梅内这么说。

5  弗拉波利（1815—1879），意大利政治活动家，马志尼的追随者。

6  《改革报》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起先由赖德律-洛兰主编，后来由马志尼派接办。

7  迪歇纳（1824—1876），法国新闻记者， 《人民报》的编辑。

8  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共和派发动示威游行，反对路易·波拿巴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

9  吉拉尔丹（1806—1881），法国著名新闻记者，支持路易·波拿巴。

10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

11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的理想社会。

12  即《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13  引自《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八节，原文为：“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14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15  孔西德朗（1808—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

16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17  法国动物学家。

18  指蒲鲁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什么是财产？》。

19  小共和国指1848—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小拿破仑指拿破仑三世，出自雨果的小册子《小拿破仑》。

20  蒲鲁东曾拟定了一个创办“人民银行”的计划，打算把它作为人民互助的机构。这计划起先曾获得一些人的响应，但由于它不切实际，蒲鲁东只得在各种借口下宣布撤销这计划。

21  即《什么是财产？》。

22  即《交易所投机指南》。

23  见《聪明误》第三幕第六场。

24  指《交易所投机指南》。

25  指《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26  指《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27  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新著作《论自由》中，对这种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真理作了杰出的表达：“一个果断的观点的酣睡状态”。——作者注
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功利主义者。

28  蒲鲁东于1848年6月被选为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这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属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改头换面的贵族保王派分子。

29  指1848年11月通过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当时马拉斯特任制宪国民议会议长。这部宪法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使路易·波拿巴在当选总统后可以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30  法国政府的机关报。

31  亚历山大主教指基督教阿里乌派神学家西里尔，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提出，不应把童贞女马利亚称为“上帝之母”，与西里尔展开了论争。西里尔手下的修士们便在教会会议上殴打对方，企图以武力取胜，因而引起了骚乱。最后西里尔一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32  美国的废奴运动者萨姆纳于1856年任参议员期间，在参议院抨击维护奴隶制度的参议员们，以致对方率领众人闯入
参议院，用棍棒将萨姆纳打成重伤。

33  蒲鲁东于1848年7月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些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性质的理想，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谈到这事时说：“他（蒲鲁东）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

34  喀提利纳（约公元前108—前62），罗马共和国末期贵族，曾阴谋发动叛乱，反对共和制度，兵败身死。

35  古代的计时器。

36  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民约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789年8月发布的《人权宣言》。

37  见《法国革命史》。——作者注
按：《法国革命史》是路易·勃朗的名著。

38  吉拉尔丹在巴黎发行的一份报纸。

39  法国当时的反动报纸。

40  波兰作家。

41  雷海尔（1817—1897），德国音乐家，赫尔岑最接近的朋友之一，他的妻子即第四卷第三十一章中提到的玛丽亚·埃恩，与赫尔岑家有密切来往。

42  引自歌德的叙事叙曲《歌手》（1782）。

43  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44  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巴罗成为他的第一届“秩序党”内阁的总理。

45  蒲鲁东因撰文批评路易·波拿巴，于1849年3月被法庭判处三年徒刑，他因而逃往比利时。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开始前几天，他又秘密回到巴黎，随即被捕入
狱，直至1852年才刑满出狱。蒲鲁东是在狱中领导《人民之声报》的。

46  那时我的《来自彼岸》刚开始出版。——作者注

47  我对多诺索·科特斯的演说的答复，印了五万份，全部售罄。两三天以后，我想要几份，编辑部只得再去各个书报摊购买。——作者注
科特斯（1809—1853），西班牙作家和外交家。1850年1月在马德里制宪议会上发表演说，攻击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等，遭到赫尔岑的驳斥。

48  巴黎的监狱，蒲鲁东关在这儿时有单独的狱室，并可接待朋友，读报，写文章等。

49  阿尔顿舍（1810—1874），法国贵族，1848年参加了二月革命，成为蒲鲁东的朋友。

50  帕凯厄（1767—1862），法国奥尔良派政治家，1848年前任贵族院议长。

51  指英国历史上的长期国会在被克伦威尔解散前的最后阶段，这时议员的大多数已因拥护国王被驱逐，只剩了六十多人，因此称“残余国会”。1653年，“残余国会”被解散，克伦威尔实行了军事专政，任护国主。

52  法国历史学家。

53  指赫尔岑的母亲和儿子科利亚1851年在海上遇难的事。

54  在本文写成后，我与他在布鲁塞尔见过面。——作者注

55  福适（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及政治活动家，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本为奥尔良党人，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任内务部长等职。

56  指赫尔岑的这一章，这以后的部分系于1858年后补写的，全章最早发表于1859年的《北极星》上。

57  《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是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出版后立即被当局没收，认为它“侮辱了教会，亵渎了宗教”。蒲鲁东因此又被判三年徒刑。

58  以下全部是借用莎士比亚的剧本《李尔王》中的情节。“从头到脚”见该剧第四幕第六场，系李尔的台词，全句为：“从头到脚都是君王。”

59  我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蒲鲁东这部著作的看法（1866年）。——作者注

60  意大利南部贝内文托境内的一个峡谷，公元前321年罗马向南扩张，与萨莫奈人作战，在考地安岔道陷入
埋伏，被迫投降。

61  马利亚（不是圣母马利亚，是另一个马利亚）和马大是姐妹，一天耶稣来到她们家，马大忙于家务，接待耶稣，马利亚则坐在耶稣脚前一心听他讲道。耶稣因此批评了马大，表扬了马利亚，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

62  《圣经》中的第一个叛逆者，亚当和夏娃的长子。

63  前者指路易-菲力普，后者指1848至1951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64  蒲鲁东自己说过：“只有事实的逻辑最符合预定的目的。”——作者注

65  古罗马住宅中央开天窗的大厅，正式的会客地点，家庭生活的中心。

66  拉瑞斯是古罗马的家神，珀那忒斯是家庭守护神，按照传统它们都供奉在中庭上。

67  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1533—1584），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终生为荷兰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战。恐怖年代是指当时西班牙总督阿尔瓦公爵在荷兰实行残酷统治的年代。威廉在推翻西班牙统治后，被选为荷兰世袭执政。

68  法国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写的《蓝胡子》中的人物，曾连续杀死六个妻子。

69  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1798—1857）在晚年建立了实证主义宗教——人道教，为此规定了各种宗教仪式和教阶制度，自任“教主”，并编写了《实证主义教义问答》。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孔德“甚至在科学范围内也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70  原文是拉丁文。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1

一

……一方面是蒲鲁东那种焊得密不通风、铆得滴水不漏的家庭，牢不可破的婚姻，不受约束的父权——这样的家庭是为了社会目的存在的，除了一个人什么人都可以牺牲，这样的婚姻是严厉的，它不承认感情的变化，它是对誓言的卖身契；另一方面，一些学说正在兴起，它们认为婚姻和家庭都是可以分开的，它们承认感情具有不可违抗的威力，往事没有约束力，人是独立的。

一方面，几乎可以向失节的妇女扔石子，另一方面，嫉妒被看作不受法律保护，是利己主义，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感情，一种私有观念，对健康的、自然的观念的浪漫主义歪曲。

哪一边是真理……哪里是对角线？二十三年前，我已在这片矛盾重重的森林中寻找出路。2

我们在否定时是勇敢的，随时准备把任何偶像丢诸河中，但是家神和家庭生活具有防水作用，它们总是重行“浮起”。也许它们已没有意义，但还保留着生命；显然，用来对付它们的武器，只在它们的蛇皮上擦了一下，它们脱身了，受了伤……但没有死。

嫉妒……忠诚……失节……贞洁……这些黑暗的力量，可怕的语言……正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眼泪流个没完，血流个不尽；人们胆战心惊，仿佛走进了宗教裁判所，面对着拷问，瘟疫……它们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3 ——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活在这下面。

不论是指责还是否定都不能把它们驱逐出门。它们仍躲在墙旮旯打瞌睡，一有机会便蠢蠢欲动，要摧毁一切，不论远的，近的，统统难逃劫运，包括我们自身……

看来，我们只能抛弃彻底扑灭一切火灾隐患的善良愿望，采取量力而行的态度，按人道原则把毁灭性烈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靠逻辑是不能控制情欲的，正如法庭对它们无能为力一样。情欲是事实，不是教条。

何况嫉妒享有特殊的权利。它本身便是一种强大的、完全自然的情欲——直至今天，它没有受到约束和限制，只是受到纵容。基督教教义出自对身体的仇恨，把有关肉欲的一切夸大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贵族对血统、对纯正的种族的崇拜，把有关不可洗刷的污点，不可救药的凌辱的观念，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嫉妒获得了“剑的权利”4 ，审判和复仇的权利。它成了涉及荣誉的义务，几乎与德行相同。这一切都是不容丝毫批评的——然而蛰伏在内心深处的依然是非常现实的、无法消弭的痛苦感，那种称作嫉妒的不幸感，这是像爱情一样的基本感情，任何否定也无能为力的、不可抗拒的感情。

……这儿又遇到了那永恒的界限——历史驱使我们走到了这个考地安岔道。双方都有理，双方又都无理。大胆的“非此即彼”在这里毫无用处。一个说法在这里被全盘否定，在那里又会东山再起，正如月亮的最后四分之一出现时，它的背面却是最初的四分之一。

黑格尔铲除了人类理性的这些界桩，升入了绝对精神的世界；但在这里它们不是消失，只是像德国神学理论所说的，改变了面貌，得到了充实 ——这是神秘主义，哲学神正论5 ，寓言和事实的有意识的混合。从宗教上调和一切不可调和的事物，这是一种补救，也就是神圣化的改造，神圣化的骗局，这种解决不是解决，只是求救于信仰。还有什么比个人意志和必然性更不可调和的？但信仰轻而易举便可调和它们。人可以毫无怨言地当场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那是早已预定的。

在另一类问题上，蒲鲁东比德国哲学更为人道得多。他摆脱经济矛盾的办法，是承认双方都受最高原则的约束。作为权利的私有财产和作为盗窃的私有财产6 互相并列，在永恒的波动、永恒的补充中，接受不断增长的主宰一切的正义的制约。很清楚，矛盾和争执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范畴，要求作出回答的已主要是正义问题，而不是财产的权利问题了。

最高原则越简单，越少神秘性和片面性，越实际和可以应用，它也越能充分调和矛盾，使它降到最低限度。

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蒲鲁东那儿变成了威慑一切的正义观念。

但是它也不见得能解决情欲问题。情欲本身是不正义的。正义是离开个人考虑的，它处在个人之间，而情欲却只与个人有关。

这里出路不在于法庭，而在于人的个性的发展，在于让个性从个人感情的小天地走进广阔的世界，在于发展人的公共意识。

要根本消灭嫉妒就是要消灭对个人的爱，代之以对一般女人或一般男人的爱，也就是一般的性爱。然而人们所爱的正是作为个体的人，这个体才有色彩，音调，才能引起我们整个生命的激情。我们的情绪是属于个人的，我们的幸与不幸也是个人的幸与不幸。我们的理论尽管合乎逻辑，但正如古罗马的雄辩术一样，对个人的不幸是不能提供多少安慰的。不论失望的眼泪还是嫉妒的眼泪，都是无法消灭的，而且也不必这么做，但是可以也应该使它们合乎人道的原则 ……其中既不包含修士的毒药，同样也不包含野兽的残暴或被损害的私有者的叫嚣。7

二

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归结为纯粹偶然的性接触，正如在不可分离的婚姻中要使夫妇始终如胶似漆，直至走进坟墓，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性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边缘地带都可能出现，但那是个别情况，是特殊事例，不是普遍规律。性关系不是破裂，便是不断发展为更密切、更牢固的关系，正如不可分离的婚姻总在逐步摆脱外在的锁链一样。

人们对那两种极端状况一向持反对态度。他们接受不可解除的婚约是虚伪的，或者出于一时冲动。至于偶然的接触，它从来没有神圣的光辉，以致人们总是掩饰这种关系，就像他们夸耀婚姻一样。为妓院制定正式规则的一切企图，尽管出发点是对它们实行限制，还是会触犯社会的道德观念。人们在这种企图中看到的是承认妓院的存在。在执政时代8 ，巴黎一位先生为允许开业的妓院制定了一份计划，包括它们的等级等等，它在当时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只得在一片哄笑和唾骂声中草草收场。

人的正常生活离隐修院和牲口棚同样遥远；教会取消了修士的结婚权，要他们过无性生活，这与世俗没有孩子的、单纯满足情欲的行为，同样为人们所反对……

基督教承认婚姻，这是一种让步和不彻底的表现，它的弱点。基督教眼中的婚姻与社会眼中的通奸是一样的。

修士和天主教神父必须终生独身，这是对他们战胜人性的愚昧行为的报答。

一般说来，基督教的婚姻是阴郁的，不公正的，它违背福音教义，恢复了不平等现象，要女人受男人奴役。女人作了牺牲品，爱情（它是教会所憎恨的）作了牺牲品，当她走出教堂时，它已成了多余的东西，义务和责任代替了它。基督教把最光辉的欢乐的感情变成了痛苦、倦怠和罪恶。看来人类不得不宣告绝种，否则就得言行不一。遭到侮辱的生活提出了抗议。

它不仅用伴随着悔恨和良心谴责的事实，也用同情和恢复名誉表示了抗议。从天主教和骑士制度的全盛时期起，这抗议就开始了。

凶恶的丈夫蓝胡子拉乌尔9 穿着甲胄，拿着剑，那么专制，嫉妒，残忍；光脚的修士10 那么阴森，疯狂，残暴，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贫困和不必要的斗争进行报复；还有狱卒，刽子手，暗探……而在某个塔楼或地窖里关着啼哭的女人，戴着镣铐的少年侍从，谁也不会保护他们。一切那么可怕，粗野，到处是血，是限制，是暴力和带鼻音的拉丁祈祷文。

还有神父，忏悔师，狱卒……他们与凶恶的丈夫、父亲、弟兄一起守卫着婚姻，但是在他们背后，民间传说在悄悄形成，歌曲在传播，它们随着行吟诗人和流浪歌手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堡垒走进另一个堡垒——那是为不幸的女人吟唱的诗歌。法院在判罪，歌曲在赦免。教会诅咒没有结婚的爱情，歌曲诅咒没有爱情的婚姻。它不是用说理，而是用同情、怜悯和啼泣，保护恋爱中的少年侍从，堕落的妻子，被压迫的女儿。对于人民，歌曲是尘世的祈祷，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摆脱精神苦闷和沉重劳动的另一条出路。

在休息的日子，悲伤的歌声代替了对圣母的祈祷，这些歌曲不是使不幸的女人蒙受耻辱，而是为她们啼哭，让她们站在“忧伤的少女”11 面前，祈求她的庇护和宽恕。

抗议从民歌和传说发展为小说和戏剧。在戏剧中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冤屈的爱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获得了自己的讲坛，公开的法庭。它们的申诉震动了千万颗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愤怒的眼泪和呐喊。池座和包厢中的陪审员们一再对这些人作出了无罪的裁决，有罪的只是制度。

同时，在政治变革和世俗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婚姻的两大支柱之一开始动摇了。它一步步丧失了圣礼的性质，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最后基础，逐渐需要依靠警察。基督教的婚姻只是靠上天权力的神秘干预，才得以证明是合理的。这合乎它自己的逻辑，尽管这逻辑违背理性，它依然是逻辑。警官披着三色围巾，拿着民法，12 为人举行婚礼，这比穿法衣的神父在香烟缭绕中，在神像和奇迹的包围中为人举行婚礼，更其荒谬。甚至第一执政拿破仑，这位对爱情和家庭抱着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也意识到在警察局举行婚礼太不妥当，说服康巴塞雷斯13 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对新娘具有教诲意义的句子，也就是告诉她，必须忠于丈夫（关于他没有谈什么），听他的话。

婚姻一旦脱离神秘主义的领域，立刻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外加的措施。心有余悸的“蓝胡子”们引进了它，只是这些蓝胡子已剃掉胡子，变成了“蓝下巴”，拉乌尔戴上了法官的假发，穿上了学者的衣衫，成了人民议员和自由主义者，法律的神父。民事婚姻作为政府的经济措施，使国家摆脱了扶养孩子的责任，进一步把人们与私有财产牢固地拴在一起。排除教会的干预之后，婚姻成了把自己的身体终生献给对方的奴役的契约。执法者对信仰和神秘主义呓语并不过问，只要契约得以执行便成，如果不执行，他有办法给予惩罚，强制执行。为什么不能惩罚呢？在英国这个法律传统最发达的国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被帽子上系红绶带的老征兵官用啤酒和杜松子酒灌醉，骗进团队之后，便可以用骇人的刑罚折磨他。那为什么不能用耻辱、剥夺财产和提交法庭审判等办法，惩罚一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的少女，强迫她承担契约义务，保证终生相爱呢？她作出了过多的许诺，忘记了月季票是不能转让的。

但是“蓝下巴”也碰到了自己的行吟诗人和小说家。在婚姻问题上，针对契约观点，出现了精神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情欲绝对不容争议和人对它们无法抗拒的理论。

昨天的婚姻奴隶变成了爱情奴隶。对爱情是无可指责的，也没有力量可以与它对抗。

于是一切理性的制约，一切责任观念，一切自我克制思想，都一扫而光。人必须向不可抗拒的、超越于他的力量屈服，这是与理性和理性自由，与自由人性格的形成（一切社会理论正企图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虚构的力量如果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像真的一样强大，这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是相同的——不论那是什么样的力量。怕鬼的人和怕疯狗的人，在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可能因害怕而死去。区别只在于，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向人证明他怕的东西是假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能。

我否认爱情在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否认它具有统治一切的权力，我也不承认热恋可以成为意志薄弱的理由。

难道我们摆脱世上的一切偏见，摆脱上帝和魔鬼、罗马法和刑法的一切束缚，宣布理性为唯一的指南和标准，只是为了可以像赫拉克勒斯那样温柔地匍匐在欧姆珐勒的脚下，或者睡在大利拉14 的膝上？难道妇女要从家庭的桎梏，终生的监督，丈夫、父亲和弟兄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取得独立劳动的权利，受教育和做公民的权利，只是为了重新像母鸽一样整天谈情说爱，不是为一个，而是为十个莱昂诺·莱昂尼15 而柔肠寸断？

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为女人特别感到悲伤，爱情的莫洛赫86 吞食了一切，折磨和摧残着她，她找不到出路。她越是相信他，便越是痛苦，越是忠诚于性关系，便在爱情中陷得越深 ……她越来越失去理智，而她的理智本来不如我们。

我可怜她。

三

有谁曾严肃而公正地致力于打破妇女教育中的偏见呢？它们只是靠经验打破的，因此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

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太婆和儿童们遇到墓园或者发生过凶杀案的地点，总要绕道而行一样。有人怕不吉利的鬼，有人怕不吉利的事实，他们宁可待在扑朔迷离的幻想和蒙昧无知的黑暗中。在性关系的问题上，正如在一切实际场合一样，很少严密统一的观点。在这里，否定肉体、向往来世的基督教道德观念，似乎可以与面向人间的、尘世的、现实的道德观念，相安无事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逃避无法调和的烦恼，也为了免得为解决问题破费过多的心血，人们便按照各自的要求和口味，选择教义中合意的部分，抛弃不合意的部分。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正如人们尽管不喜欢守斋，却喜欢吃油煎薄饼，尽管厌弃枯燥的宗教仪式，却欢迎快活的宗教节日。然而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在行动上更彻底、更勇敢的时候了。让遵守规则的人接受它的指导，不要违背它，而不接受的，则公开地、自觉地抛弃它的羁绊。

对人与人的关系保持清醒的观点，就妇女而言比我们困难得多，这是没有疑问的。她们受教育的蒙蔽较多，对生活的理解却较少，因此往往无所适从，在思想和感情上感到苦闷，不能获得解脱；她们经常反抗，但不能摆脱奴役地位，她们力求改变环境，但结果往往只是维持现状。

一个少女从童年起就给灌输了对性关系的畏惧心理，把它看作一种可怕而肮脏的秘密，人们总是要她警惕，提防，仿佛这是具有某种蛊惑力量的罪恶。此外，还有一个同样的怪物，那个“大未知数”，它成了永不消逝的污点，即使隐晦曲折地暗示一下，也会弄得她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可是正是它却要成为她的生活目标。一个男孩子刚会走路，人们便给他一把铁皮军刀，要他学习刺杀，以便将来穿上骠骑兵军装，佩上肩章，可是一个小女孩从躺在摇篮里起，人们灌输给她的希望便是找到一位漂亮富裕的未婚夫，她也幻想肩章，但不是佩在自己肩上，而是佩在意中人的肩上。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宝，

在十五岁前安心睡吧，

到了十五岁你再醒来，

到了十五岁你便可出嫁了。

人类美好的天性要是不败坏在这种教育下，那才奇怪呢。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摇篮曲熏陶下成长的所有小姑娘，一到十五岁，马上会成为从小手拿武器学习杀人的男孩真正的征服对象。

基督教的教导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性别的时候，已把对“肉体”的恐怖感注入了她们心中，它向孩子提出了必须警惕的问题，使幼小的心灵感到惊悸不安，但当回答的时刻到来时，我们所说的另一类教导又要在少女心头唤醒性意识，让她成为人们寻求的理想的体现者。于是女学生成了待嫁的新娘，原来的那个秘密，那个罪恶，现在摇身一变，得到净化，成了教育的最高成果，亲人们的一致希望，一切努力的目标，几乎与社会责任差不多。艺术和科学，教育，智慧，美，财富，风度，一切都为了这个目标，一切都只是铺在这条通向合法的堕落道路上的玫瑰花……而这条路正是那个罪恶的体现，本来连想到它都被认为是犯罪的，现在它却奇迹般改变了性质，就像教皇在路上饥肠辘辘时，可以靠祝祷使荤菜变成素斋一样。

总之，整个妇女教育只是正反两方面的性关系教育，她后来的全部生活都环绕着它进行……她逃避它，她奔向它，她为它而羞愧，又为它而自豪……今天她保持着它的否定方面，那神圣而贞洁的方面，向最亲密的女友小声谈到它还羞得满脸通红，明天她却在众目睽睽下，在喧闹的人群中，在辉煌的灯光下，在响亮的乐声中，投入了男人的怀抱。

新娘，妻子，母亲，直到年老色衰，当了奶奶，她才脱离性生活，成为独立的个人，尤其是在爷爷去世之后。女人注定了要为爱情献出一切，她不可能很快摆脱它……妊娠，哺乳，带孩子，都是那个秘密，那个爱情行为的发展，它对女人不是仅仅作为记忆继续着，而是贯穿在她的血液和身体中，它在她身上徘徊，成长，挣扎，但不会离开她。

对这生理上牢不可破的深刻关系，基督教企图用自己狂热的修士的禁欲主义、自己理想主义的呓语，把它扑灭，结果只是使它变成了荒谬的、有害的烈焰——嫉妒，报复，惩罚，侮辱。

就妇女而言，摆脱这样的混乱状态是一种英雄业绩，只有极少数不同寻常的人才能办到；其余的女人都在痛苦中苟延残喘，如果她们没有发疯，那只是由于浅薄无知，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遇到骇人的冲突和打击以前总是那样，大家懵懵懂懂，从意外走向意外，从矛盾走向矛盾，糊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

一个女人必须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多么美好而发达的个性和修养，才能跨越一切樊篱，一切束缚她的障碍！

我看到过一场这样的斗争和一次这样的胜利……

第四十二章

政变——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荒野中的牛叫——检察官的被迫离境——秩序和文明的胜利

死亡万岁，朋友们！恭贺新禧！愿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决不背离自己的思想，也不怕预料的事成为事实，不放弃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认识。愿我们坚如磐石，忠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早已看到死亡正在临近；我们可能悲伤，可能表示关心，但我们不会惊讶，不会失望，也不会垂头丧气。完全相反，我们必须昂起头来，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被称作不祥的乌鸦，给人们带来了灾祸，我们被指责为异端，不了解人民，骄傲自大，脱离群众，幼稚偏激，其实我们的过错只在于我们掌握了真理，而且公开地说出了它。我们的话依然没变，那些被巴黎的事件惊得目瞪口呆的人们，正在从这些话中得到安慰和鼓舞。

（《法意书简》第14信，1851年12月31日于尼斯）

我记得，12月4日1 ，我们的厨子帕斯卡勒·罗卡走进我屋里，露出得意的脸色说道，街上在发售传单，据说“波拿巴解散了议会，任命了红色政权”。谁对拿破仑这么忠心耿耿，甚至跑到法国境外（那时尼斯属于意大利），向人民散播这类论调，我不知道，但是各种间谍，政治煽动家，兴风作浪、造谣惑众的人一定不少，否则怎么在尼斯也出现了这种人？

过了一小时，福格特、奥尔西尼、霍耶茨基、马蒂厄2 等人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马蒂厄是法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时变得坐立不定。

他秃顶，脑袋的形状像胡桃，那是纯种高卢人的脑袋，体积不大，但十分固执；他的连鬓胡子又大又黑，乱蓬蓬的，容貌相当慈祥，眼睛小小的；总之，这个人有点像先知，像疯癫的圣徒，又像古罗马的占卜官和他的鸟3 。他是律师，在二月革命的美好日子里，当过什么地方的检察官或代理检察官。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了革命，就像人们信仰宗教一样从不怀疑，既不想追根究底，也不想提出问题，总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爱革命，相信革命，称赖德律-洛兰为“赖德律”，称路易·勃朗为“勃朗”，简简单单；只要可能，他便称别人为“公民”，每时每刻都喜欢搞秘密活动。

听到12月2日政变的消息以后，他便不见了，过了两天回来时已绝对相信，法国又要起义了，人民的不满已一触即发，尤其在南方瓦尔省，德拉吉尼扬一带。主要问题只在于，要与起义代表取得联系……他与一些人碰了头，决定在夜间从指定的地点一起越过瓦尔边境，召集重要和可靠的人开会商量……但是为了免得引起宪兵怀疑，他们决定用“牛叫”作联络暗号。如果事情得手，奥尔西尼准备让自己的朋友全都参加，但他不相信马蒂厄的看法完全可靠，因此先与他越过国境去看了看。奥尔西尼回来后只顾摇头，但他忠于自己的革命家本性和有些像雇佣兵的冒险家气质，仍然着手召集自己的同志，准备枪支弹药。马蒂厄又不见了。

过了一昼夜，罗卡在深夜四点叫醒了我：

“两位先生刚赶到这儿，他们说，必须立即见您。其中一人带着这张条子：‘公民，看在上帝分上，请即交持条人三百或四百卢布，十万火急！马蒂厄。’”

我取了钱，走到楼下，在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坐在窗边；尽管我见惯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军装，我对两位客人还是有些惊讶。他们从膝盖到脚跟都沾满了灰土和泥浆，一人裹着厚厚的红羊毛围巾，大衣又破又脏，坎肩上缚着皮带，皮带上插着大手枪，其余照例是蓬乱的头发，大胡子，小小的烟斗。一个人叫了我一声“公民”，便开始发言了，他提到了我的公民道德和马蒂厄急需的钱。我把钱交给了他。

“他没有危险吧？”我问。

“是的，”他的使节答道，“我们现在就到瓦尔河对岸与他会合。他得买一条船。”

“买一条船？为什么？”

“马蒂厄公民有个登陆计划，可船老大是个卑鄙的胆小鬼，不肯把船租给我们……”

“怎么，在法国登陆……靠一条船？……”

“公民，现在这还是秘密。”

“理该如此。”

“您要收条吗？”

“算了，没有必要。”

第二天马蒂厄自己来了，同样是满身污泥……显得精疲力尽。他整夜都在装牛叫，叫了好多次，仿佛听到了回答，朝这信号走去，却发现那是一只真正的公牛或母牛。奥尔西尼在别处接连等了他十个小时，也回来了。他们的不同只是奥尔西尼已洗过脸，像平时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似乎刚从卧室出来，马蒂厄身上却留下了破坏国家治安和煽动叛乱的各种迹象。

于是他开始筹划小船的事。这非出乱子不可——他会害得六七个自己的同胞和六七个意大利人送掉性命。劝阻他和说服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找过我的两个军事领导人也与他一起来了。可想而知，这不仅会使所有的法国人遭殃，还会连累我们在尼斯的每一个人。霍耶茨基表示要让他放弃这计划，而且巧妙地办成功了。

霍耶茨基家有个不大的阳台，窗口直接面对海滨。早上他望见马蒂厄露出神秘的样子，在海岸上徘徊……霍耶茨基便向他做手势，马蒂厄看到后，向他表示马上就去，但霍耶茨基装得非常害怕似的，举起双手向他拍电报，表示危险已迫在眉睫，要他赶紧到阳台上来。马蒂厄向周围瞧了瞧，踮起脚偷偷走了过来。

“您还不知道吗？”霍耶茨基问他。

“什么？”

“一队法国宪兵到了尼斯。”

“您说什么？！”

“嘘……他们在找您和您那些朋友，还打算在我们这里一家家搜查——您随时可能被捕，千万别上街。”

“这是侵犯别国领土……我要提出抗议。”

“当然得提出，但眼前您还是躲一躲好。”

“我上圣海伦娜4 找赫尔岑。”

“您发疯了！这是把自己送上门去，他的别墅就在边境上，又有个大花园，要是把您抓走，谁也不会知道，何况昨天罗卡已在门口看见两个宪兵。”

马蒂厄有些犹豫了。

“您从海上去找福格特，暂时藏在他家里，他也许会给您出主意，告诉您怎么办的。”

马蒂厄沿着海岸，也就是多走了一倍路，才到达福格特家，把霍耶茨基讲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福格特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对他说：

“亲爱的马蒂厄，主要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您必须在两小时内动身前往都灵——山那边有驿车经过，我给您定个座位，抄小路送您走。”

“我得回家拿些东西……”检察官有些踌躇。

“这比上赫尔岑家更糟糕。您怎么啦，是不是疯了？宪兵、暗探、奸细都在搜寻您……您却要回家跟您那个普罗旺斯胖女人亲嘴告别，好一个塞拉东5 ！管园子的！……”福格特喊道（他家的管园子人是一个瘦小的德国人，样子滑稽可笑，像好久没有擦洗的咖啡壶，他非常忠于福格特）。“快写，您要什么，衬衫，手帕，外衣……他给您把条子送去，如果您希望，他可以把您的杜尔西内娅6 带来，你们要亲嘴要哭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马蒂厄感激得拥抱了福格特一下。

霍耶茨基来了。

“快些，快些。”他露出大祸临头的脸色催促道。

这时管园子的回来了，杜尔西内娅也到了，现在只等驿车从山那边经过了。座位已经定好。

“您一定又在杀死狗、死兔子吧？”霍耶茨基问福格特。“多么糟糕的工作！”

“没有的事。”

“算了，您屋里一股臭味，简直像走进了那不勒斯的地下墓穴。”

“我也闻到了臭气，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概地板下死了老鼠吧——哎哟，臭得要命……”于是他取下了搭在椅背上的马蒂厄的军用大衣。原来臭气是从大衣中出来的。

“怎么，您的大衣里藏着死耗子不成？”福格特问他。

“大衣里什么也没有。”

“哦，对了，我……”杜尔西内娅插口道，涨红了脸，“我给他准备了一块林堡奶酪7 ，放在大衣口袋里，让他在路上吃，奶酪不太新鲜了。”

“驿车上那些坐在您旁边的先生差点倒霉。”福格特喊道，哈哈大笑，这种笑法独一无二，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家。“好吧，该动身了，走啊！”

霍耶茨基和福格特送走了这位鼓动家，让他前往都灵。

到了都灵，马蒂厄马上找内务大臣提出抗议。后者听了，又是生气又觉得好笑。

“您怎么认为法国宪兵会到撒丁王国抓人呢？您大概病了。”

马蒂厄说，福格特和霍耶茨基可以作证。

“您的朋友们是在捉弄您。”大臣说。

马蒂厄写信给福格特，后者回信讲了一大堆废话，内容我不清楚。但马蒂厄很生气，特别对霍耶茨基；过了几个星期，他写信给我时谈到：“在这些先生中，公民，只有您一人没有参加戏弄我的阴谋活动……”

这次事件有些不可思议，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瓦尔地区确实爆发了起义8 ，群众闹得如火如荼，法国政府只是靠一贯的血腥屠杀才平息了叛乱。那么为什么马蒂厄和他的随身卫队尽管想尽办法，拼命学牛叫，还是找不到起义者，不能与他们汇合呢？他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心一意要在那里赴汤蹈火，滚一身泥巴的，这点谁也不会怀疑，根本不会怀疑。这也完全符合法国人的精神，正如德尔芬·盖9 说的，“他们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枪弹”，更符合“战斗的民主主义”和“红色共和国”的精神……只是为什么起义农民在左边，马蒂厄却要朝右边走呢？

几天以后，起义已被镇压，不幸的起义者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纷纷逃到了尼斯。他们人数这么多，皮埃蒙特政府允许他们暂时在市外搭营帐居住，跟流浪的吉卜赛人差不多。在这些营地上，我们看到了多少灾难和不幸啊，这是内战中骇人听闻的幕后部分，通常给12月2日那五光十色的大幅布景掩盖着。

那里有些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愁眉苦脸，怀念着家，怀念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天真地说道：“我们根本没有作乱，也不主张平分土地；我们像善良的公民一样希望保卫秩序，这是那些坏蛋（那是指官员、市长和宪兵）挑起的，他们违背了誓言和责任。现在我们便得饿死他乡，或者给送上军事法庭吗？……世界上还有没有公理？”确实，12月2日的政变杀害的不仅是人——它也杀害了一切道德观念，全体居民中存在的一切善和恶的观念，这是罪恶的一课，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那些人中也有士兵，那种打仗的人，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违背纪律，违背连长的命令，站到了军旗和连队的另一边去。当然，这些人数目不多。

其中也有并不富裕的普通资产者，他们给我的印象不如富裕资产者那么恶劣，那是一些可怜的、狭隘的人，他们在短斤缺两、克扣欺诈之余，好不容易学会了两三句责任之类的空话，看到他们的神圣权利遭到侵犯，便想站起来保卫它们。他们说：“这是利己主义的胜利，是的，是的，利己主义，哪里有利己主义，哪里就有罪恶，每个人应该抛弃利己主义，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然，这中间也有城市工人，这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企图靠颁布法令实现社会主义，用资产者和贵族对待他们的办法回敬这些人。

最后，那里也有伤员，有的还受了重伤。我记得两个中年农民，他们从边境爬到市郊，一路上留下了血迹，当地居民从半死状态中救活了他们。原来一个宪兵追赶他们，眼看快到边境，便向一个人开了枪，打碎了他的肩骨……受伤者继续奔跑……宪兵又开了一枪，他倒下了；这时宪兵又去追另一个，先开了一枪，然后赶上了。第二个受伤者投降后，宪兵匆匆忙忙把他捆在马上，突然想起了第一个受伤者……那人已爬进一片树林，没命奔逃……宪兵无法骑了马进入树林，尤其还带着一个受伤者，丢下马又不成……宪兵便把枪口顶着伤员的头朝下开了枪，伤员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子弹打穿了他右半边脸，骨头全碎了。等他恢复知觉时，周围已没有人……他循着他所熟悉的、走私者踩出的小路，爬到瓦尔河边踵水过了河，这时血已快流尽了；在河这边他遇到了奄奄一息的伙伴，两人总算活着爬到了圣海伦娜镇口几家人家门口。我已说过，居民便是在那儿救活他们的。第一个伤员说，挨了枪以后，他躲在一丛灌木中，后来听到人声，心想追赶他的宪兵大概已在追别人，因此赶紧逃走。

法国警察多么卖力！

接着，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共和国的检察官和警察局长们也同样卖力，只是那是表现在投票和计算选票上10 。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法国历史，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说的只是：在那些边远地区，投票的压倒多数是靠乡村的简单办法取得的。在瓦尔河那边的第一个选举地点，市长和宪兵队长便坐在投票箱旁边，监督每一个人投票，告诉他们，凡是不听话的人以后甭想过好日子。政府的选票是用特殊的纸印的，这样，我想整个选区只有五个或十个胆大包天的人敢投反对票，其余的人都与官方站在一起，于是全法国一致为未来的帝国投了赞成票。

1  指1851年12月4日，两天前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了法国议会，为他的实行帝制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2  参加过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一个法国人。

3  古罗马有一种占卜官，专门根据鸟的叫声和飞翔姿态解释神的旨意。

4  尼斯靠近法国边境的一个镇，当时赫尔岑住在那里。

5  法国作家于尔菲（1568—1625）写的田园小说《阿斯特蕾》的男主人公，一个多情的牧人。

6  《堂吉诃德》中被堂吉诃德当作情妇的村妇。

7  比利时林堡地方出产的一种著名奶酪。

8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在巴黎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但均被镇压了。本章所写的便是当时南方瓦尔省的情况和一些小插曲。

9  法国女作家，她是著名记者吉拉尔丹的妻子，巴黎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10  指路易·波拿巴在解散国民议会后，随即于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这次大选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为他的登基作了准备。

家庭悲剧

一 1848年

1846年底纳塔利娅写信给奥加辽夫道：“了解得这么多，却没有力量处理，没有勇气对苦的和甜的一视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无策，这多么可怜！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过，但还是不能为自己赢得欢乐，也不能听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对待它，但内心的反应却郁郁不乐，折磨着我。向我伸出手来吧，与我一起说，你也对什么都不满意，许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后教我怎么过得高兴，过得愉快，怎么领略生活的乐趣——我具备欢乐的一切条件，只要我能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这几行和我已附在别处的当时日记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执1 的影响下写的。

阴暗的一面重又抬头了——格拉诺夫斯基一家的离开使纳塔利娅害怕，她觉得整个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奥加辽夫还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子2 ，纳塔利娅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般爱她，她却比别人更疏远我们。挣脱这种处境当时成了纳塔利娅梦寐以求的希望。

我们离开了俄国。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后来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国，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历史事件战胜了个人的考虑。这样我们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 已举起镰刀割断了我们第二次萌发的希望……“2月24日过了还不满三个月，堆砌街垒时穿的鞋还没有破，可是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已在要求屈服了。”4 这一天没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发出的闷雷，预示着可怕的风暴即将随之到来。这一天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资产者的灵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双方那疯狂的流血的愿望——工人方面那日积月累的憎恨，资产者方面那野蛮残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两个营垒不可能和平共处，站在一起，它们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在家庭、街道、工场和市场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挤。可怕的血腥战斗已迫在眉睫，它不会是什么吉兆。但是除了幸灾乐祸的保守派，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对我这种忧心忡忡的悲观论调，只是一笑置之。他们可以拿起枪，在街垒上战死，却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大多不愿理解事实，只想战胜敌人，认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我离大家越来越远。空虚威胁着我，正在这时，战斗的鼓声突然敲响了——一天清早，嘈杂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汇合，宣告了一场灾难的开始。

六月这几天和那以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它们在我的生活中画下了一条界线。我这里重复一下我在一个月后写的几段话：

“妇女可以用哭泣减轻心头的痛苦，我们却不能哭。我要用写作代替眼泪——不是为了描写和说明流血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了我要谈谈它们，我要讲话，让我的眼泪、思想和愤怒倾吐在纸上。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什么收集材料，什么评论！——耳边还在响着枪弹声，骑兵飞驰的马蹄声，炮车轮子滚过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声；头脑中还不时闪过一个个零星的印象：伤员在担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从手上淌下；马车上堆满尸体，俘虏给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广场上架起了大炮，从圣丹尼门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到处是兵营，黑夜中传来阴森的喊声：‘哨兵，多留点神！……’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头脑在膨胀，血在沸腾。

“抄起双手坐在屋里，不能出门，只听得你的身边，周围，近处，远处，都在打枪，开炮，呐喊，擂鼓，只知道你的身边就在流血，厮打，刺杀，人们就在附近死去——这已经可以使一个人憋死、发疯了。我没有死，但我变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像大病了一场，刚才痊愈。

“然而这些日子却是庄严地开始的。23日四点钟，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纳河向市政厅走去，店铺都关上了大门，一队队国民自卫军凶神恶煞似的正在奔向各处，天空布满了乌云，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纳夫桥上，一道强烈的电光从云层中闪出，雷声接连不断，在这一切中又传来了圣许尔比斯教堂钟楼迂缓而匀称的警钟声，这是受骗的无产阶级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们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大教堂和岸边的一切建筑，被刚从乌云中射出的几道阳光照得异常明亮；鼓声从四面八方发出，炮队从卡卢塞尔广场奔赴各处。

“我听着雷声和警报声，依依不舍地环顾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这个时刻我对巴黎充满热爱，这是我对这个大城市献上的最后一炷香，六月那几天以后，它便叫我讨厌了。

“在河对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筑起了街垒。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浮动着那些阴沉的脸——人们在抬石头，儿童和妇女在帮助他们。综合工艺学校的一个年轻学生，登上显然刚才完成的街垒，插上了一面旗子，开始用悲怆的嗓音轻轻唱《马赛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支雄伟歌曲的合唱声从街垒的石块后面发出，是激动人心的……警钟还在敲。然而与此同时，炮队正隆隆经过桥上，贝多将军5 举起望远镜，从桥上眺望着敌人的阵地……

“这时还可以防止事态的恶化，这时还可以挽救共和国和全欧洲的自由，这时还可以和解。愚钝而笨拙的政府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议会又不愿做，反动分子却在伺机报复，希望流血，为2月24日索取补偿，而《国民报》的大掌柜们给他们提供了执行人。6

“6月26日晚上， 《国民报》战胜巴黎以后，我们听到，每隔不多时间便会响起一排枪声……我们面面相觑，大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这是在枪毙俘虏。’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互相避开了眼睛。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为了这些时刻，人们可以憎恨十年，一辈子忘不了报仇。谁宽恕这几分钟，谁便应该受到诅咒！

“屠杀继续了四昼夜，然后出现了沉寂平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依然封锁着，难得见到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自卫军杀气腾腾守卫着自己的店铺，用刺刀和枪托吓唬行人；别动队兴高采烈，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唱《为祖国而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双手沾满兄长们的鲜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阶层的女子跑出店堂，纷纷向他们投掷鲜花，作为对战胜者的欢呼。卡芬雅克7 带着一个屠杀过几十个法国人的恶棍，坐了马车到处转悠。资产阶级大获全胜。圣安东郊区8 的房屋还在冒烟，给炮弹打中的墙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弹痕，残破的家具仍在燃烧，镜子上的碎玻璃闪闪发光……可是主人呢，居民呢？这时谁也不会想起他们……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见……先贤祠9 给炮弹打坏了，不准行人通过，林荫道上搭起了帐篷，马啃食着爱丽舍田园大街平日小心保护的树木；协和广场上到处是干草、胸甲骑兵的甲胄和马鞍，士兵在杜伊勒里花园围墙旁边煮汤。这样的巴黎在1814年10 也没见过。

“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平时的面貌，游荡的人群重又出现在林荫道上，盛装的夫人们坐在四轮马车或双轮马车上，浏览着断垣残壁和浴血战斗的痕迹……只有往来频繁的巡逻队和一群群俘虏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这时大家才明白那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拜伦描写过黑夜的战斗11 ：夜幕掩盖了血腥的场面，当战斗早已结束，曙光来临时，人们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剑和血迹斑斑的衣衫。现在正是这样的黎明在我们心头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骇人的废墟。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给埋葬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蠢动，生根。不可能想象，经过这么一场惨祸之后，受到现代怀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们的心灵，还剩下多少没受到这场浩劫的摧残。”12

纳塔利娅在这时期写信到莫斯科道：“我望着孩子们哭了，我觉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们活下去，也许等待他们的也是这种可怕的命运。”

这些话是她经历的一切的反映——她这时想起的是载满尸体的马车，捆住双手的俘虏被人沿街咒骂，一个可怜的聋哑儿童由于没听到“走开！”的吆喝声，竟在离我们家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被枪杀。

一个不幸对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么会不引起这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明朗的性格也会变得阴沉，充满怨恨，终于悲愤交集，为生育感到耻辱，为生命感到委屈。

在纳塔利娅心头升起的，不是对理想的不切实际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时代的眼泪和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幻境，这是一种真实的、沉重的痛苦，是妇女所难以承受的重担。她对公共事务的热烈关心并未冷却，相反，它变成了现实的烦恼。这是一个姐妹的悲哀，一个母亲的啼泣，她们站在凄凉的战场上，凭吊刚刚结束的战斗。拉歇尔13 在演唱《马赛曲》时虚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纳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我对没有结果的争论厌倦之后，便拿起笔，独自用内心的愤恨清除以前的各种梦想和希望，让折磨着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发为那些充满诅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现在，我重读它们，还会感到血在沸腾，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长——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没有这样的出路。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们那些愤激的、猛烈的论争——尸体检验人和江湖郎中之间的论争。她心里难过，可是我没有给她医治，我给她的是怀疑和嘲笑的苦杯。只要我对她患病的心灵的关心，有我后来对她患病的身体的关心一半那么多……我就不会听任那侵蚀她的病根发芽生长，深入到她的各个方面。我亲自姑息和培植了它们，从没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们。

我们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很少有安静的夜晚可以进行亲密的谈话，平静的休息。我们还不懂得闭门谢客。这年年底，从各国逃亡的人开始汇集到这里——那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他们由于苦闷，由于孤独，需要寻找友好的庇护和温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写到过这一点：“我讨厌中国的皮影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见到这些人，见到的是谁，我只觉得我见到的人太多了；这都是好人，有时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应该高兴才是，只是次数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个没完。整个早上我得照料萨沙和娜塔莎14 ，一天就这么忙忙碌碌，没有一分钟可以集中思想，心里这么乱，有时简直叫我觉得害怕和痛苦。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来了，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个人待着，现在我却不是一个人，可我又不感到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烟雾在周围旋转，它刺激眼睛，使呼吸变得困难，等他们一走，又什么也没有……明天来了，仍是照旧，再一个明天来了，也还是照旧。这一切我不想对任何别人讲——他们会以为这是牢骚，是对生活不满。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换我的生活；这只是一时的怨恨，厌倦……一阵清新的空气就可以使我恢复全部力量……”（1848年11月21日）

“如果把头脑里想过的一切都讲出来，我得说，有时我看到孩子们会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多么大胆，多么鲁莽，强迫这些新的生命来到世上，可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幸福的东西，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提供——这太可怕了，有时我简直觉得这是犯罪；如果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也许对我们说来，剥夺生命会比给予生命更轻松。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可以使我这么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他的生活能这样……我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刚生下萨沙时，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又希望他成为另一种人……最后我却希望……”

信写到这里断了，因为塔塔15 长大了，正在生伤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写道：“哦，我那时只是想说，现在我对孩子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求他们过得愉快，平安，其余都无关紧要……”

1849年1月24日：“有时我也但愿能像耗子一样东奔西跑，对这种忙碌发生兴趣，免得太闲，免得在这纷扰的世界上，在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显得太闲；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却又办不到，总觉得自己与环境不能协调，这是多么大的痛苦，我谈的不是自己那个最亲密的圈子——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这圈子里，那倒好了，但是不能。人应该有广阔的生活，不是一个小天地——像我们从前在意大利的时候，那多好。可是现在，这在哪儿？三十岁了，还是那些憧憬，那样的渴望，那样的不满——是的，我要高声讲出这一切。我正写到这里，娜塔莎来了，她紧紧地吻我……不满？——我太幸福了，生活那么美好……但是

为什么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灵要渴望

在那儿飞翔？16

我只有跟你才能这么讲话，因为你像我一样软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强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这么讲，不希望他们听到我现在讲的话。对他们我会讲些别的。后来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兴趣的事，感到兴趣的人变得这么少……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厨房里，需要有意义的活动，不希望待在斗室中；还有家庭，两三个朋友——这便是我要的一切。然而大家那么善良，关心我的健康，关心科利亚的耳聋……”

1月27日：“我终于没有力量注视这临终前的痉挛了，它们继续得太久了，而生命却这么短促；利己主义主宰了我，因为我觉得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它无非只能证实一句谚语：‘与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国去……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其实只是一种预言，一种过早的预言。多么痛苦，多么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什么是个人的幸福？……社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这空气里充满的只是临终前的瘟疫的气息。”

2月1日：“N17 ……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私人生活的大门外，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悲惨！啊，如果能关起大门，待在屋里，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忘记一切……

“那无法忍受的纷乱，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几个世纪；我这人太懦弱了，无法超越这一片混乱，望见遥远的将来——我的生命在缩小，在消失。”

这封信的最后是：“我但愿我这么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感到它的时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调和……”

预 兆

反动胜利了；从苍白阴暗的共和国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国民自卫军到处搜捕劳动者，警察局长把爪牙派进了树林和地下避难所，缉拿逃亡者。军警以外的人员则负起了告密和侦探的责任。

秋天以前，我们还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用本国的语言生气和叹息：图奇科夫一家18 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19 也在我们这里，安年科夫20 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远方，我们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恋，虽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离开21 ，也许这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摆脱六月的印象，然而这魅影笼罩在各人心头，再也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灾难，我也不必把那么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许多东西，呈献在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们跟图奇科夫一家，跟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分离的日子，像乌鸦的叫声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祥的预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个信号一样，没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经历过许多艰难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时刻，一些几乎难以觉察的细节，转折便是从那时开始，风向也是从那时改变的；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们只是后果，是准备进入生活的事物的开始显现，正在暗中观望的、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们却不理会这些心理预兆，嘲笑它们，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盐碟或者弄熄了蜡烛，因为我们总是违背事实，夸大个人的独立性，骄傲地指望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朋友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和另外三四个亲密友人聚集在我们家里。他们要坐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走，睡觉太没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起先大家很起劲，情绪显得激动，这是每当分离时必然会有的现象，但逐渐乌云笼罩了大家的心……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强说笑并不能带来欢乐。有人看到天色发亮，拉开窗帷，青白色的光线射在各人脸上，像库图尔22 画中一群饮酒作乐的罗马人。

大家闷闷不乐，忧郁憋得我喘不出气。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图奇科夫的小女儿跪在她前面，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她把这个女孩子称作“我的心灵的康素埃洛”23 。她热爱我的妻，离开她到偏僻的乡村去是出于无奈。她的姐姐忧郁地站在旁边。康素埃洛一边哭，一边小声说着什么；玛·费忧郁地坐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她早已习惯了向命运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简单的“别了”，而从两位少女的眼泪中透露的却是“再见”。

后来我们去送他们。高大空旷的石造车站里寒冷彻骨，门砰砰作响，猛烈地开关着，穿堂风从四面吹入。我们坐在墙角的一张长凳上，图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突然门开了，两个喝醉的老汉吵吵闹闹走进候车室。他们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脸上的肌肉扭歪了，给人一种粗野放荡的印象。他们进屋时边走边骂，一个想揍另一个，另一个闪开了，却挥起拳头，用尽全力，正打在那人脸上，老头子喝醉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下，头撞在石板上，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响声；他大喊一声，抬起了头，血流在花白的头发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惊，赶紧把另一个老人拦住。

从昨晚起我们一直情绪激动，心潮起伏，在紧张的状态中勉强支持着，现在大厅中头颅骨碰到地上的骇人声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应。我们的家和整个生活圈子一向平静安详，从来没有“哭叫吵闹的现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们受不了，我感到浑身战栗，我的妻几乎昏厥，幸好这时铃声大作——“时间到了！赶快！”于是一眨眼，我们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栏外面了。

对于告别的人，没有比法国警察在铁路沿线所实行的办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气的了；他们剥夺了送行者最后的两三分钟……他们人还在这儿，机车的汽笛还没有响，火车还没有开动，然而你们之间已被一道障碍，一个栅栏，一些警察的手隔开——尽管你希望看到他们怎么坐下，火车怎么开动，然后望着它怎么远去，变成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你要注视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默默地坐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轻轻哭着，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离开感到伤心，不时把围巾裹一裹紧，问我道：“你记得这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

到了家中，我劝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儿读报；我读了巴黎报纸的社论栏，还有小品文，杂文栏，看看表，还没到十二点，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动身了；我与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读报更无聊，只觉得这么忧郁……仿佛良心的谴责在折磨着我。“到我家里吃饭吧。”我对他说，我们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凉寂寞，兴味索然。

“那么已经决定了，”分别时我问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动身？”

“决定了。”

“您在俄国不会愉快。”

“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不走；我不会待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说真的，这儿怎么样也只有天知道，说不定您留在这儿也会后悔的。”

那时我还可以回国，船还没有被我烧毁，雷比勒奥和卡利埃还没有写秘密报告24 ，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安年科夫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后悔，也只能后悔那天在莫伯特广场的街垒上，一个工人把枪给我时，我没有接受。”

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当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觉得我的一生只是继续不断的错误，当我怀疑自己，怀疑最后一线希望，怀疑所有的一切时，我的头脑里许多次闪过这样一些话：“为什么在街垒上，我不从工人手中接过武器来？”要是那时给流弹打死了，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两三个信念走进坟墓……

时间又慢慢拖下去……过了一天又一天……忧郁，苦闷……有时来几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国的流亡者相继出现，这是从其他遇难船只上逃生的水手；他们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认为在全欧洲掀起的反动浪潮，只是偶然吹过的一阵狂风，暂时的挫折，他们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后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错误叫我高兴，我尽量使自己糊涂一些，我与自己斗争，在烦躁不安中打发日子。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屋子里……我苦闷得走投无路，我想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在喧哗中，在不问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总觉得缺少什么，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烦恼，音乐刺痛心灵，欢乐的谈天最后总是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给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显的矛盾，一片混乱；一再的幻灭，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又成了问题；严峻的事实从四面八方升起，驳斥着它们。怀疑把自己沉重的脚踹到了最后的财富上；它要摧毁的不是教会的圣器室，不是学究的长袍，而是革命的旗帜……它从一般的观念渗入了生活。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行动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为思想是勇敢的，语言是大胆的，它可以轻易说出内心害怕的话；信仰和希望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智慧已跑在前面摇头。心落后了，因为它恋恋不舍，当智慧在判决和惩罚时，它还在告别。

也许，在青年时期，一切还在燃烧，奔腾，一些信仰的丧失只是为另一些扫清道路；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一切已变得漠不相干——对于这些人转折是轻松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 ，那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

最后，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那神圣的一切是我们所爱过的，向往过的，为之作出过牺牲的。生活欺骗了我们，历史欺骗了我们，为它自己的利益欺骗了我们；它需要疯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们清醒以后怎么样，这与它无关，它只是利用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残废收容所里了结一生。这是耻辱，令人懊丧的耻辱！可是在你的身边，心地单纯的朋友们耸耸肩膀，对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讶异，他们等待着明天，他们想望的、从事的永远是同一些事，他们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他们一直在走——然而始终没有前进一步……他们批评你，安慰你，指责你——这多么无聊，多么叫人受不了！

他们自称是“信仰的人，爱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怀疑和否定的人”相对立；他们不明白，把一生抚育的希望连根拔除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为真理而痛苦，他们从未为任何珍宝“号啕大哭”，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弃了它。26

这些永不清醒的疯人是幸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内心斗争，他们的痛苦只来自外在的原因，来自凶恶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们的内心始终是完整的，良知始终是平静的，他们对一切心安理得。正因为这样，咬啮别人的内心的苦闷，在他们看来只是奇谈怪论，只是思想闲得无聊的消遣，只是无病呻吟。他们看到伤员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结论，认为手术对他算不得什么；他们从未想到，他为什么未老先衰，锯断的腿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刮风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这场病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病历——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写在一系列文章中，它们便是《来自彼岸》。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我对言语和旗号，对奉为神明的人类，对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会，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几个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溃，我希望得救，开始新的生活，随着两三个人一起离开，回避和不再接触那些多余的人和事……在最后一篇上，我高傲地写上了我的题目：“我之所有尽在我身 ”27 ！

在事变的深渊中，在公共事务的漩涡中，生活瓦解了，烧伤了，一半腐烂了，它变得无所作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时期，可是那已是没有青春、没有信仰的青年时期。我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终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确实，我没有遇难，但我失去了一切 ……

伤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儿28 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开始发低烧，后来烧似乎退了。给她看病的是名医雷厄，他认为她应该坐车到外边兜兜风，尽管那是冬季。这天气候晴朗，但并不暖和。她回家时脸色异常苍白，要吃些东西，但没等汤煮好，已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睡熟了。过了几个小时，她还没醒。自然科学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学医的，正好在我们家。他说：“你们瞧这孩子，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脸上死一般的苍白，有些发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额上——额头冰凉的。我亲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来了。孩子还没醒，雷厄抱起她，使劲摇晃，还要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两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几乎看不出她还在呼吸。她在这种状态中继续了几天，变化很小，不吃，也几乎不喝，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身上出现了皮疹——这是伤寒症。雷厄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等待，观察病情的变化，这不能给我们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达；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结了薄薄一层霜，但是尽管天冷，尽管时间还早，林荫道上已到处是人，报童们在大声叫嚷——五百多万张选票已把绳索捆绑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29

无依无靠的奴仆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这多灾多难的紧张时刻，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带来了另一类的不幸，它们对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对公众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人很快接近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已挤进了我们中间……在平时，我与人认识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时，我再说一遍，与平时不同。

神经全部暴露了，变得敏锐了，无关紧要的会面，无足轻重的回忆，也会引起身心的强烈震动。例如，我记得，炮轰以后三天，我在圣安东郊区一带漫步，一切还让人看到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到处是断垣残壁，街垒还没拆除，女人和孩子胆战心惊，脸色苍白，在瓦砾中翻检，不知要寻找什么……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这一幅骇人的画面。过了一刻钟，有人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是杜维亚特30 ，一个年轻的鼓动者，从前在德国像卢格一样热心宣传一种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国。

他面色苍白，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装。

“我的天！”他说，“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您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我在纽约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欧洲发生的一切，马上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凑了一笔钱，坐上了轮船，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昨天在勒阿弗尔，我知道了最近的变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还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彼此端详了一会儿，两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杜维亚特激动地说，样子真的像一个年轻的利未人31 的先知。“我要离开这儿！马上就走！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走了，但被关进了普鲁士的监狱，在那里蹲了六年多。

我还记得《喀提利纳》这出戏32 ，那是刚强果敢的大仲马在自己的历史剧院33 中上演的……要塞里挤满了戴镣铐的犯人，容纳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 关押，或者被流放，亲人们从一个警察局跑到另一个警察局，像幽灵似的哀求警察告诉他们谁死了，谁还活着，谁给枪毙了，但大仲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我去看了戏。起先没什么。赖德律-洛兰是喀提利纳，西塞罗是拉马丁，讲的全是堆砌辞藻的典雅句子。叛乱被镇压了，拉马丁带着“死亡”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尸体，远处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间，还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鲜血……我感到窒息。不久前在这戏院的墙外，在周围的街上，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种情景吗？只是那些尸体不是纸板糊的，鲜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颜料涂的，而是来自年轻的活人的血管……我在突然爆发的怒火中跑出了剧场，诅咒着那些疯狂鼓掌的市民们……

在这些烦躁不安的日子里，人们不能坐在酒店和戏院里，不能待在家中和书斋内，他们在疯狂中带着发热的头脑，苦闷的内心，走到街上，准备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泪，每一声为共同的憎恨发出的咒骂，都会发生骇人的力量。

共同的创伤使痛楚变得容易忍受了。

……在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本法国小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不曾再见到它，这小说名叫《亚米尼乌》。也许它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当时它对我的影响是强大的，它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概。

我们从公元最初几世纪的历史中知道，两个不同的世界怎样相遇和冲突：一个是古老的正统世界，文化发达，但已腐朽和没落；另一个是野蛮世界，它像森林的野兽，但是充满着还没觉醒的力量和混乱的、还不明确的意愿——我这是说，我们知道这种接触的政治的、社会的影响，但不知道它在琐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处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群体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这些大事制约的个体的命运，那些在冲突中无声无息地消灭和死亡的生命。在这里，眼泪代替了血，毁灭的家庭代替了变成废墟的城市，被遗忘的坟墓代替了战场。《亚米尼乌》的作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企图重现的正是两个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一个世界正从森林走进历史，另一个正从历史走进坟墓。

世界历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后，对我们便变得较接近，较容易理解，也较生动了。《亚米尼乌》吸引了我，以致我在1833年前后也模仿它写了一些历史小说片断，它们却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总监齐恩斯基的严厉批评。但是当然，我写它们时，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陷入这种冲突，我的家也会在两个世界的历史车轮的会合中给碾得粉碎。

不论别人的意见怎样，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方面。我们的文明是表面的，腐败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的胡子茬儿仍从香粉下突出，我们的黧黑皮肤仍在雪花膏下隐约可见，我们有的是野蛮人的狡猾，野兽的堕落，奴隶的机诈，我们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拳头和金钱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风，那种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盖丑恶行径的能耐，我们却是望尘莫及的。我们的智力发展35 起着净化与保证的作用。例外很少。直到最近我们的教育构成了一条界线，许多丑事和罪恶还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欧却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只要有人谈到我们的神圣事物，了解我们内心的宝贵思想，敢于说出我们习惯于缄口不言，或者只在朋友耳边小声讲到的想法，我们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些使我们的心跳动，使我们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语，对于欧洲人说来，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谈和漂亮的空话；我们忘记，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种虚伪的、衰老的情绪，已侵蚀了属于这垂死文化的现代人的心灵。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满足的享乐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们面前，一切关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话下，他需要的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表现一种姿态，只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个打击，两个打击，还常常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给弄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于是像受伤的熊一样向前猛扑，捣毁周围的树木，大声怒吼，用脚爪刨起泥土乱扔——但是太迟了，这时连他的敌人都在指责他了……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教育中，还会产生许多的恨，流出许多的血呢。

……有一个时候，我严厉地、猛烈地申斥了那个破坏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个时候，我曾真正希望杀死这个人……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作为我们的世纪的真正儿子，我逐渐失去了复仇的欲望，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分析，头脑冷静了，不再感情用事。在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许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诅咒和辱骂，我要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来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几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发现屋里有一个陌生人，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来。

“原来是您！”我终于说，笑着向他伸出了手。“真没想到！简直认不出您了……”

这是黑尔韦格36 ，他修了面剪了头发，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运气突然发生了大转变。两个月前，他还在崇拜者的簇拥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轿式马车，由巴黎出发，前往巴登参加战斗，宣称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7 现在他从战场回来了，追随着他的却是一大堆漫画，敌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责备……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完了，不仅如此，从残缺不全的布景背后还露出了破产的征兆。

我离开俄国时，奥加辽夫给了我一封介绍黑尔韦格的信。他是在他声名最盛的时候认识他的。奥加辽夫在思想和艺术问题上很深刻，但从来不懂得识别人。任何人只要并不无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艺术家尤其如此。我见到黑尔韦格时，他与巴枯宁和萨佐诺夫都保持着深厚友谊，因此我与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触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意大利；回到巴黎后，我没有见到他——关于他的不幸经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几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来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错误之后，他是首先在我这里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后他便时常到我家中来。

起先有许多原因妨碍了我与这个人的接近。他缺乏那种单纯、开朗的性格，那种凡是禀赋不凡、个性坚强的人无不具备的豁达爽直的气质，而在我们俄国，这几乎是与天才不可分割的。他不露声色，城府很深，与人落落寡合，喜欢偷偷享受一切；他带有一种男人所缺少的娇气，斤斤计较于日常的琐事，舒适的生活，自私心漫无边际，变得不顾一切，达到了幼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然而对这一切，我认为不应由他本人负责。

命运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女人，她用自己头脑里的全部爱情爱着他，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因而鼓舞了他的利己主义倾向，助长了他的弱点，使它们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十分美好。结婚以前，他很穷苦——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和舒适的环境，成了他的保姆、管家和护士，他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低级必需品。她在他面前只是一粒灰尘，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始终效忠于这位“歌德和海涅的继承者”。然而同时她又用资产阶级奢侈逸乐的鸭绒被褥侵蚀和扼杀了他的才华。

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靠妻子供养的丈夫，使我很生气；我承认，看到他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我还是有些高兴的，因此当埃玛不得不把被我们称作“烫金精装本”的住所变卖，把那些“男女风流神”38 （幸好这不是农奴，只是一些青铜制品）一个个半价出售时，老实说，我对她的啼哭简直无动于衷。

我得在这里停一下，先谈几句他们以前的生活和结婚，这件婚事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德国精神的印记。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不少头脑里的热情，也就是虚构的、幻想的、不自然的、文学故事中的热情，一种夸大的、来自书本的、人为的、没有热情的热情，她们总是没有充足的原因便准备大惊小怪或者痛哭流涕——这倒不是弄虚作假，只是以假当真，一种心理上的失控状态，审美上的歇斯底里症，它没有什么害处，只是给她们带来了许多眼泪、欢乐和悲伤，许多消遣、感受和趣味！像贝蒂娜·阿尔尼姆39 那样聪明的女人，尚且终生没有摆脱这种德国病。形式可能改变，内容可能不同，但是不妨说，对事物的心理处理方法却是一样的。它们无非是同一曲调的变奏，爱情泛神论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大自然和对人的宗教式性爱关系和理论性钟情态度；不论大自然的世俗女祭司，还是隐修院的“基督的新娘”40 ，那些从祷告中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的女人，都是不排斥这种理想主义的贞洁和理论上的情欲的。她们全都希望真正成为有罪的妇女的结义姐妹呢。她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奇，也是出于对堕落的同情，尽管她们自己从来不敢这么做，但别人的罪过，她们总是加以宽恕，哪怕别人并不要求她们宽恕。她们中间最热烈的，尽管不敢亲自尝试，但体会到了情欲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她们是在间接状态中“自觉自愿地”从别人的书本和自己的原稿中，经历了一切罪恶的诱惑。

狂热的德国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对天才和伟人的偶像崇拜，这种虔诚精神来自魏玛，开始于维兰德41 、席勒和歌德的时代。由于天才不多，海涅远在巴黎，洪堡42 又太老了，太实际了，她们只得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拜倒在一些较好的音乐家和不坏的美术家的脚下。李斯特像闪电一般射进每一个德国女人的心坎，在那儿烙上了一个高额角的、向后披着长头发的形象。

最后，由于没有全德国的伟人，她们只得降低要求，寻找小有名气的地方性天才；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对他们趋之若鹜，爱上了他们，所有的姑娘都为他们发狂，给他们绣背带和拖鞋，偷偷赠送各种纪念品，却不留下自己的姓名。

4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异常活跃。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个民族像浮士德一样在书斋中消磨了大半生，终于想走进市场，看一下花花世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枉费心机，新浮士德从欧白赫酒寮又返回了书斋。但当时还不是这样，尤其德国人，革命精神的每一次跳跃都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正是在这个时代的高潮中，黑尔韦格的政治诗发表了。我在那些诗中从未发现多大的才华，只有他的妻子才会把黑尔韦格与海涅相提并论。但海涅尖刻的怀疑精神已不合当时思想界的口味。40年代的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歌德，也不是伏尔泰，而是贝朗瑞的诗歌和按照莱茵河那边的风格改编的《马赛曲》。黑尔韦格的诗有时结尾只是原封不动的法文口号：“共和国万岁！”这在1842年可以产生热烈的效果，但在1852年，谁也不会理会它们。要人反复诵读这些句子是不可能的。

黑尔韦格是民主主义的桂冠诗人，在德国每到一地都有宴会欢迎他，最后他到了柏林。大家竞相邀请他，为他举办晚宴和舞会，大家希望见到他，甚至国王本人43 也产生了与他谈话的愿望，以致御医申莱恩认为必须引见黑尔韦格，满足这种愿望。

在柏林离王宫几步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银行家44 。这个银行家的女儿早已倾心于黑尔韦格，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也对他毫不理解，但是她读了他的诗，觉得她的天职便是使他得到幸福，给他的桂冠增添一朵美满家庭的玫瑰花。当她第一次在她父亲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他时，她终于相信这就是他，他也真的成了她的他。

一往情深、坚定不移的姑娘展开了大胆的进攻。起先，二十四岁的诗人听到结婚，尤其是跟容貌奇丑，作风像容克军官，讲话粗声粗气的女人结婚时，他吓得倒退了几步；未来已向他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大门，舒适的家庭和妻子对他算得什么！……但是银行家的女儿向他敞开的却是现实的装满金币的钱袋，意大利和巴黎的旅行，斯特拉斯堡馅饼和沃若牌名酒……诗人是穷光蛋，像伊洛斯45 一样。寄居在福伦46 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动摇了，动摇的结果便是……接受了婚事，甚至忘了向福伦老人（福格特的外公）告辞和致谢。

埃玛亲自告诉我，诗人为嫁妆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谈判。他甚至从苏黎世寄来了家具和窗帷之类的图样，要求在结婚之前运出这一切——这是他的条件。关于爱情，他什么也没考虑，因此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埃玛明白这一点，决心靠其他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苏黎世过了一段时间，她便把丈夫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一起住在巴黎。她在这里给自己的“宝贝”布置了一间书房，里面有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天鹅绒窗帘，贵重的地毯，小小的青铜雕像，整个生活显得安闲而空虚；这对他是新鲜的，他喜欢这种生活。就这样，他的诗才暗淡了，创作的欲望消失了；她为此生气，设法鼓励他，但同时又日甚一日地把他拖进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泥坑。47

她本人其实并不愚蠢，而且精力充沛，比他能干得多。她受的教育是纯粹德国式的，读书很多，五花八门，但都不是必要的；她什么都学一点，又什么都不精通。她缺乏女性的优美风度，这常常给人不愉快的印象。从刺耳的声音到笨拙的举动和粗俗的容貌，从阴冷的眼光到爱谈轻薄话题的下流习惯——一切都带有男性的气质。她当着大家的面向丈夫讨好，就像上了年纪的男人向年轻姑娘献媚一样；她总是注意他的眼色，还示意别人看他，给他整理围巾和头发，不识时务地、不合分寸地夸奖他。在外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自己朋友中间，他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仿佛主人一心在办事，毫不在乎他的狗正热心地舐他的皮鞋，向他献媚。有时客人走后，这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一些小争执；但是第二天，一往情深的埃玛又故技重演，开始用爱情来惹人讨厌了，他也重又为了舒适的生活，为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忍受这一切了。

她把自己的宝贝惯坏到了什么程度，下面这件小事便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饭后，屠格涅夫上他们家，发现黑尔韦格躺在沙发上，埃玛正替他揉脚。看到他进屋，她便住手了。

“你为什么停下？你揉你的。”诗人懒洋洋地说。

“您病了？”屠格涅夫问。

“没有，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这很舒服……嗯，有什么新闻？”

他们继续谈话，埃玛也继续揉脚。

她相信大家佩服她的丈夫，因此唠唠叨叨，老是谈他，既没发觉这些话叫人讨厌，也没注意到关于他如何神经过敏、喜怒无常的故事，对他实际上有害无益。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应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是决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

“我的格奥尔格太自私，太淘气了（我宠坏了他），”她常说，“但是谁比他更有权利淘气呢？一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孩子，他们全都给惯坏了……前几天他给我买了一束漂亮的山茶花，但到了家中他还舍不得给我，甚至不让我看到，把花藏在柜子里，一直放在那儿，结果全部枯死了——这么孩子气！”

这是她的话，一字不差。

埃玛的这种偶像崇拜把她的黑尔韦格带到了深渊边上，甚至他已掉进了深渊，即使还没死，至少已弄得丢尽脸皮，出尽洋相了。

二月革命像一声春雷，把德国惊醒了。从统一的、分割为三十九个部分的德意志祖国的四面八方传出了议论声，埋怨声，心跳声。在巴黎，德国工人组织了俱乐部，商量怎么办。临时政府鼓励他们——不是要他们起义，是要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在法国工人的影响下也变得不大安稳了。在弗洛孔48 的欢送和祝福之后，在科西迪耶尔49 致词猛烈抨击专制和暴政之后，当然想象得到，这些可怜虫回到德国难免遭到枪杀，上绞刑架，或者被投入监狱判二十年徒刑，但是这与他们已经无关了。

巴登的远征决定了，但是谁可以做救世主，这支由几百名和平的工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新莱茵军团50 ，由谁来率领呢？埃玛心想，除了伟大的诗人，还有谁？身上背着竖琴，手中拿着剑，骑在他在诗中幻想过的“战马”上，这不正是时候吗？他在战斗之后可以吟诗，在唱歌之后又可以去攻打敌人；他会被推举为执政者，站在一群国君中间，为自己的德国向他们宣布命令；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会竖立起他的铜像，从银行家的故居便可以望见它；人们世世代代会讴歌他——在这些歌曲中……或许也不致忘记善良的、自我牺牲的埃玛，她充当过他的佩剑侍从、卫士和传令兵，“在进军中”保护过他。她在柏地尚新街尤曼的店里定制了一套黑、红、金三色的民族女式骑马军装51 ，还买了一顶黑天鹅绒帽子，帽徽也是那三种颜色。

埃玛通过朋友向工人们提出了诗人；他们正愁没有合适的人选，想起了黑尔韦格那些号召起义的诗歌，立刻推举他当了司令。埃玛说服他接受了这称号。

这个女人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自己心爱的人推上危险的位置？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件上表现过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那种镇静自若、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种敏捷的思考，那种远大的目光，最后，还有那种外科大夫做手术，游击队长指挥作战所不可缺少的勇气呢？这个萎靡不振的人有什么力量使一部分神经发挥加倍的作用，另一部分又被压制到毫无知觉呢？但坚决和镇定正来自这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她忘记了他听到一点响声便会心惊肉跳，遇到一点意外便会脸色发白，身体有一点痛楚便会灰心丧气，碰到一点危险便会手忙脚乱。为什么她要送他去接受可怕的考验呢？要知道，到了那里，是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靠散文或诗歌摆脱危险的；在那里，一方面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桂冠，另一方面却是临阵脱逃和终生的耻辱。

她打的完全是另一种算盘——后来在谈话和通信中，她自己无意之间泄露过这一点。巴黎的共和国几乎未经战斗便宣告成立了，革命在意大利也占了优势，从柏林、甚至维也纳来的消息，都清楚地说明，这些王位已摇摇欲坠；很难想象，巴登大公和符腾堡国王抵挡得住革命思想的洪流。可以期待，自由的呼声一起，士兵就会丢下武器，人民就会伸开双臂迎接起义者，于是诗人宣布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又宣布诗人为独裁者——拉马丁不是做过独裁者吗？然后，作为独裁者的诗人带着头戴黑红金三色帽子的埃玛，在凯旋游行中走遍全德国，接受军队和公民的欢呼……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巴登和士瓦本52 的愚昧士兵不知道诗人，也不知道共和国，却非常熟悉军纪和自己的伍长，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因此喜欢军纪，盲目服从自己的校官和尉官。农民们毫无准备，看到自己的解放者突然闯了进来，却拿不出切实的计划，不禁大吃一惊。革命者中虽然有黑克尔53 和维利希54 那样英勇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只是他们没有从战场上逃走，因为幸好……他们身边没有热恋的德国女人。

战斗开始后，埃玛看到自己的格奥尔格吓得脸色煞白，流下恐惧的眼泪，准备丢下军刀，找个地方躲藏，立刻大力相助，终于完成了他的毁灭。她冒着枪林弹雨，站在他面前，呼吁同志们快救救诗人。官兵胜利了……埃玛掩护丈夫逃跑，冒着受伤、被杀或者被俘，即先被鞭打，然后被送往施潘道或拉斯塔特55 关押二十年的危险，总算把他救出了虎口。

战败之初，他躲在附近一个村子里56 ，然后逃进一个农民的家，苦苦哀求，要他把他藏起来。农民没有马上答应，他怕官兵，最后把他带进院子，向四周看看，然后把未来的独裁者藏在一只空木桶中，上面盖了干草，这是冒了房屋被烧毁，自己挨鞭打和坐牢的危险的。官兵来了，农民没有出卖他，等埃玛来找他时，才让她把丈夫转移到大车上，她也换了装束，坐上驾车座，把他送出国境。

“这个救您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

“我忘记问他。”黑尔韦格安详地回答。

同志们对他非常生气，现在纷纷攻击不幸的诗人，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因为他太富裕，住在“烫金精装本”式的房子里，过着贵族的舒适生活等等。可是他的妻子还毫不理解自己干的好事，过了四个月居然发表了一本替丈夫辩护的小册子，还大摆自己的功劳，忘记了单单这些事便足以使他大失人心了。

不久他受到的指责已不仅仅是临阵脱逃，还有挥霍公款和中饱私囊等等。我认为，他不至于侵吞公款，但我相信这些钱是乱七八糟挥霍掉的，其中一部分便满足了这对战地夫妇随心所欲的需要。安年科夫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他们在谢韦店里大量购买香菇火鸡和鱼肉酥皮大馅饼，将军的旅行马车装满了各种名酒等等。钱是弗洛孔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付的；总数多少，说法千差万别：法国人说是三万法郎，黑尔韦格却要人相信，他拿到的连一半也没有，临时政府只是给了他乘火车的旅费。除了这些指责，回来的起义者还补充道，他们战败后没有一个钱，到达斯特拉斯堡时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只得找黑尔韦格要求帮助，可是遭到了拒绝，埃玛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见他——但那时他却住在豪华的旅馆里……“穿着黄色摩洛哥皮拖鞋”。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奢侈的标志，我不知道。但关于黄拖鞋的话，我听到过十来次。

这一切像一场黄粱美梦。3月初，这些未来的祖国解放者还在巴黎设宴庆贺，到五月中旬，他们已一败涂地，逃过了法国边境。黑尔韦格回到巴黎清醒了些，他发现以前那条通向荣誉的花园小道原来遍地荆棘……严峻的现实使他想到了他的界限，他明白，作为自己的妻子的诗人和临阵脱逃的独裁者，他的地位实在不妙……他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只能彻底完蛋。我觉得（这正是我极大的错误），他性格中卑鄙的一面会得到改造。我还认为，在这方面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我比任何人更具备这条件。

这也难怪，我不能不这么想，因为这个人天天讲（后来还在信上写）：“……我知道我性格中可怜的弱点——你的性格比我的开朗，坚强，请你支持我，做我的兄长，父亲……我没有亲人——我把我的好感全部给了你；爱和友谊可以使我彻底改变，但不要太严厉，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请你不要缩回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它，我要抓住你……只有一点我不仅不会比你差，也许甚至超过你，那就是无限热爱我的知心好友。”

他没有撒谎，但这对他是毫无约束力的。要知道，他参加巴登起义之初，也没有打算在战斗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同志，但是看到危险，他却逃之夭夭。

在没有任何冲突和斗争的时候，在不需要努力和牺牲的时候，一切可以安然无恙——整整几年、整个一生都平安无事，但一旦路上遇到一点风波，灾难、罪恶或耻辱便会接踵而至。

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呢！

到了1848年底，黑尔韦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里——他在自己家里感到无聊。确实，埃玛搞得他心烦意乱。她从远征巴登回来后依然故我，毫无改变，内心也从未反省过发生的事；她仍像过去那样沉浸在爱情中，志得意满，喋喋不休，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至少身上毫无伤痕。她担心的只是钱不够，而且没有指望马上弄到钱。她帮了倒忙的革命，既未能使德国获得解放，也没给诗人带来桂冠，只是造成了她的父亲老银行家的终于破产。

她总是千方百计要让丈夫摆脱那些阴暗的思想，她从未想到只有这些忧郁的思想才能挽救他。

浅薄、轻浮的埃玛，从不感到需要这种深刻的内心活动，它给人带来的显然只是痛苦。她属于那种只有两种节拍的简单性格，遇到任何疑难问题都用“非此即彼”的办法解决，至于是此还是彼，这无所谓，只要能解开疙瘩，让生活重新前进，至于向哪里前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喜欢在谈话中插嘴，有时讲个小故事，有时提出一些实际的意见，但那是一种最庸俗的实惠思想。她相信我们中间谁也不像她那么实际，这是她得天独厚的本领，因此非但不装模作样加以掩饰，还卖弄这套想法。不过应该说，她在任何方面都没表现过严肃的实际观念。她忙忙碌碌，唠唠叨叨，谈的无非是物价和厨娘，家具和衣料——这跟办事能力毫不相干。她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因为一切都处在她的偏执狂的支配下；她总是小心翼翼，看丈夫的眼色行事，家庭中一切必要的活动，甚至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都得服从他反复无常的想法。

黑尔韦格自然不愿待在家里，要在我们这儿寻找平静与和谐。他认为我们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欢这儿的一切，他崇拜这儿的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他幻想着怎样跟我们一起跑得远远的，然后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欧洲这台黑暗的戏剧，一直看到最后一幕。

尽管这样，除了对一般的事我们持有同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们很少共同之点。

黑尔韦格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存在的；他专为自己打算，要求别人理解他；他既胆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时又自命不凡。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装模作样，喜怒无常，有时故意做得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有时又冷若冰霜。他经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种既是奴仆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玛充当的角色），这种人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面孔和他的申斥，但当他一旦需要，他们又得马上为他奔走，装出笑脸，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我也寻求爱和友谊，寻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这种效果，但我从来不会像女人和猫那样装出一副苦闷和委屈的媚态，也不会老是要别人理解自己，体贴自己。也许，我行为中的自然真诚、过度自信和健全纯朴，那种听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尊心的表现，尽管我会因此招来灾祸，也置之不顾。在欢笑和悲痛中，在爱和互相关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诚的，我感到快乐和忧愁不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强壮的肌肉和神经，我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依赖别人，我准备向别人伸出热情的手，但我不会像乞求施舍似的乞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想象，我和黑尔韦格之间有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首先，他对我比对别人谨慎得多；其次，他承认错误的伤心自白总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装。他不是申辩，而是在友谊的名义下请求我宽恕他的软弱性格，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并且加以谴责的。我扮演着一种保护人的角色，在别人面前卫护他，同时批评他，他也总是马上认错。他的屈服使埃玛大为扫兴——她为此嫉妒，总要取笑他几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乱

到了1849年，我在黑尔韦格身上逐渐发现了各种变化。他反复无常的性格显得更突出了。有时无法忍受的忧郁会突然袭击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好。他的丈人终于破产了，勉强保留的一点钱还得养活家里的其他人，贫穷更加来势凶猛，叩击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一点便心惊胆战，失去了一切勇气。埃玛在使劲挣扎，东奔西跑借债，抵押和变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看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给孩子添置衣服，而这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在“普罗旺斯兄弟”57 饱餐一顿，买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他向她要钱，不知钱是哪里来的，也不想知道。我为此与她争吵，说她会毁了他，也向他指出这一点，可是他坚决不听，她却生我的气，结果一切照旧。

虽然他害怕贫穷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忧郁却另有原因。

他发牢骚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是同一套话，这终于使我厌烦了。我有些生气，听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软弱，同时责备我不需要体贴和温存，可他却由于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说他这么孤独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还说他非常尊重埃玛，但是他那颗柔弱的心与她的气质迥然不同，她的粗鲁庸俗，“甚至她的大声说话”都叫他受不了。然后他又唠叨说，他对我的友谊怀有热烈的信心……从这种神经质的狂热状态中，我慢慢发现了一种感情，它使我吃了一惊——为他也像为我一样。我觉得，他对纳塔利娅的友谊已超过了一般的程度……我无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为此担忧，预见到这将使我们迅速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一切都破灭了。

不断谈论失望，不断祈求别人理解，祈求温存体贴，说一切全赖于它，然后啼哭，抽泣——这些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这个女人刚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状态，正为我们周围那带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环境忍受着痛苦。

纳塔利娅对我说：“有一个角落跟你是无缘的，这对你的性格非常合适：你不了解那种渴望得到母亲、朋友、姐妹的体贴关怀的心情，黑尔韦格目前的痛苦便是这样。我了解他，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伤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会为一句冷酷的话难过得要死，我们应该体谅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尽……”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谈以前应该先对我说……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找我谈……

一个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人，不过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谈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不可能对一个在心灵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况这秘密与这个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这么说，他还没有谈。我这时忘记了以前读过的那本小说《亚米尼乌》！

……1849年底，我从苏黎世到了巴黎，为我母亲那笔被俄国政府扣留的钱奔走。在离开日内瓦时我与黑尔韦格分别了。现在我顺路到伯尔尼探望他。

我发现他正把《来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样念给特里尔的西蒙58 听。他一见我便扑了上来，好像我们已好几个月不见。我当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一再重复那些热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话。为什么那时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把心里的话向我公开呢？……那时我的心情很温和，一切都会合乎人情地解决。

他送我到驿站，告别之后，驿车驶出了大门，他还把身子靠在大门上，站在那儿擦眼泪……这几乎是我还真正爱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个字，它老是不离开我的头脑：“灾害，灾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离开了巴黎，我暂住在埃玛家，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冷清对于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独自一人考虑怎么办。纳塔利娅寄来的信谈到了她对黑尔韦格的同情，这给了我借口，我决定写信给她。我的信是悲伤的，但很冷静；我安详地要求她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对待自己和对待我；我提醒她，我们的过去和全部生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谈的。

纳塔利娅回信道（这封信还保存着，其余的信在政变59 时几乎全都销毁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也坐着，总是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哭了又哭。也许一切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觉得，我与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后给你写信的时候并无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问心无愧，我没有听到我的内心发出一声责备。我生活在对你的爱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抛出这个世界——我能到哪儿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样与我不可分割，我从它而来，仍回到它那里。我一分钟也不能有其他感觉。这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内心世界更丰富的，它也许太广阔了，使我的整个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在这样丰富的状态中，有一些时刻（那是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便出现的）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头发那么细的东西在搅乱我的心灵，但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在另一封信中，纳塔利娅又写道：“这不满足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给撇在一边，它在寻找另一种同情，而在黑尔韦格的友谊中找到了它。”

我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她写道：“不要回避对内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寻找托词，诡辩不能使你摆脱漩涡——它还是会把你卷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音调，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忧郁的音调，是另一种……现在一切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有勇气彻底解决它。想想吧，在我们把困惑我们心灵的秘密形诸语言以后，黑尔韦格必然成为我们的和声中一个错误的音符，否则便是我。我准备带着萨沙前往美国，然后看看情况究竟怎样……我会难受，但我要尽量忍耐；在这儿我会更难受，而且无法忍耐。”

她用恐怖的号叫回答了这封信；与我分离的思想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我与你分开，这怎么可能！不，不，我要来找你，马上来找你——让我收拾一下行李，过几天就带孩子们到巴黎来。”

从苏黎世动身那天，她又写信道：“正如在暴风雨中触礁之后，我又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国，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爱。但愿你的心情也像我现在一样！我会比什么时候都幸福。我还是那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我已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不再指望什么。那些误会！——我感谢它们，它们向我说明了不少事，而它们本身却会过去，像乌云一般消失。”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并不愉快，但是贯穿着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诚而深刻地意识到，风暴不能真正拔起我们深入地底的树根，要我们分开是不容易的。

在当时漫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它使我惊讶，我研究了几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对的。尽管还保留着对黑尔韦格的热烈同情，纳塔利娅对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蛊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轻松，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觉得他的灵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无边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这里寻找支持和保护。

我和纳塔利娅的通信谈些什么，黑尔韦格一无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对他不利。确实，除了其他，我对他非常不满。埃玛在挣扎，啼哭，尽量向他讨好，替他弄钱，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钱。他给我的信还保存着，它们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独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着眼泪责备我对他冷淡，恳求我不要抛弃他，没有我，没有以前那种充实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诅咒误会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玛）的干预；他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他又称我是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他的孪生弟兄。

对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调子：“想想吧，你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吗？可能脱胎换骨……战胜腐朽的文化带给你的邪病吗？”有两次我还提到了阿乐哥，老茨冈人对他说：“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为了你自己！”60

他用责备和眼泪回答我的信，但并未透露什么。他在1850年写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几次谈话，成了骇人的揭发材料……揭发什么？欺诈，狡猾，虚伪？……不，如果那样，那就不稀奇了——应该说，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谴责的西欧人那种精神退化的两面作风。我时常思考我们这出悲剧中的各个细节，总不免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心活动，暴露过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与我坦诚相见，怎么还想方设法，要与我越来越接近，在谈话中接触到心灵中那些神圣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怀坦白、毫无隔阂才能接触到，不致引起亵渎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怀疑后，不仅依然保持缄默，还变本加厉，要我确信他的友谊；与此同时，他又用他的绝望加紧了对那个给他弄得心乱如麻的女人的进攻；他一方面用消极的沉默继续欺骗我，另一方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要用不谨慎的言语使他失去我的友谊——这样，从这个时候起，他走上了罪恶的道路。

罪恶！……是的……后来的一切灾难不过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灾难是不会由于死亡而了结，也不会由于悔恨而终止的，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只是后果；它们会传到下一代——已经做过的事是铁面无情，无法消灭的。惩罚可以赎罪，使一个人与自己、与别人和解，悔恨也能赎罪，但后果会沿着自己可怕的道路发展。为了避免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驱逐出巴黎后，差不多同时埃玛也被驱逐了。我们打算在尼斯（当时它属于意大利）住一两年，埃玛也到了那里。过了一段时候，也就是将近冬天，我的母亲也不得不来到尼斯，黑尔韦格与她一起来了。

为什么我和纳塔利娅去的正好是那个城市？这问题在我和别人的头脑中都出现过，实际上它无足轻重。且不说无论我到哪里，黑尔韦格都会跟踪而至，即使不是这样，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么用，它们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 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 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未来的一年不致比过去的一年坏 ”，他全心全意希望这样，但没有把握，相反，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溃，毁灭”。

我没有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我以前写的小说《谁之罪》，读了柳边尼卡的日记和最后几章。难道这是我的命运的预言，正如奥涅金的决斗是普希金的命运的预兆？……但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你算得什么克鲁采费尔斯基，他又怎么比得上别利托夫64 ——他身上哪里有一点高尚真诚的影子，我又怎么会含着眼泪牺牲自己？”我相信纳塔利娅只是一时受了迷惑，因此我更加认为，我应该与他周旋到底，我不能让他把我从她心中赶走。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 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荷拉斯》吗？66 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

他便上维斯康第的书店去买书了。我与他从此没再见面！

到六点多钟，大家准备用餐时，他没来。他的妻子走进屋子，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说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作声。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进她的胸口。

他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这是装模作样，自绝于人，我对他没有责任。最后，外人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又剩了两人。纳塔利娅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我觉得头脑发涨，喘不出气。

“他要走了！”她终于说。

“照我看这完全没有必要——该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后悔吗？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他完了，精神彻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失去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友谊，还有他意识到的他对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坏的……因此他希望走，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完全没有必要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否则他离自杀就不远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他自己这么说的？”

“是的，还有埃玛。他把枪都擦过了。”

我哈哈大笑，问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枪？他应该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脏了。不过你告诉埃玛，我可以担保他决不会死，我愿意接受他的人寿保险，多少数目都行。”

“当心，不要为你的取笑后悔。”纳塔利娅说，愁容满面地摇摇头。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劝他别走。”

“这一切还能有什么结果？”

“结果嘛，”我说，“很难预料，更难避免。”

“我的天！我的天！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办？”

“应该早些想到他们！”我说。

这当然是我说过的最残忍的话。我太气愤了，不能合乎情理地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我觉得胸口和头脑似乎在抽搐，也许我不仅能说出残忍的话，还能干出流血的行为呢。

她窘得无地自容。沉默降临了。

过了半小时67 ，我决心把苦杯喝干，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她作了回答。我觉得再也忍耐不住；报复、嫉妒、被侮辱的自尊心，形成了一股疯狂的怒火，把我吞没了。审问和绞架变得不再可怕——我的生命在我眼里已分文不值，这是干出骇人听闻的疯狂行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一言不发，站在客厅的大桌子前面，两手合抱在胸口……我的脸大概完全变形了。

沉默继续着——我蓦地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她的脸变得死一般苍白——白中带青，嘴唇没一点血色，嘴半张着，不断翕动；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暗淡的、迷惘的眼光望着我。这苦难重重的表情，这无声的悲痛，一下子使我那无法控制的感情镇静了，我变得可怜她，眼泪淌下了我的面颊，我准备跪在她的脚下，请求宽恕……我坐在沙发上，她的旁边，握起她的手，把头靠在她肩上，开始用轻轻的、亲昵的声音安慰她。

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我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成了刽子手……这有必要吗？这是对一个朋友的帮助吗？这是同情吗？我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到哪儿去了，居然可以一怒之下，为了嫉妒，这么折磨一个不幸的女人，变成了蓝胡子拉乌尔这样的角色！

过了几分钟，她才说了句什么，才能开口，然后她突然抽抽搭搭扑在我的脖子上；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她已经精疲力竭；她能说的只是：“不要怕，我的朋友，这是有益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不，不，我永远不与你分开！”

由于激动，由于痉挛性的啼泣，她合上了眼睛——她晕过去了。我把花露水洒在她的头上，擦她的太阳穴，她安静了，睁开了眼睛，握住我的手，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跪在她旁边。她睁开眼睛时，遇到了我那悲戚而平静的目光——眼泪仍在我的脸颊上滚动，她朝我笑了笑……

这是转机。从这时起，强大的魔力减弱了——毒药的作用开始变小了。

“亚历山大，”她好转一些以后说道，“让事情了结吧，你要向我起誓（我需要这样，否则我没法生活），向我起誓，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一切，想想孩子吧……想想没有你和我，他们会变得怎样……”

“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做到一切，防止各种冲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明天必须离开这儿，嗯，至少到热那亚去也好。”

“这可以办到。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一切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

我紧紧拥抱了她。

第二天早上，埃玛来找我。她披头散发，眼睛红肿，非常难看，身上穿一件罩衫，腰里束一根带子。她满脸伤心的样子，慢慢走到我跟前。换了别的时候，我对这种德国式闹剧表演会哈哈大笑。现在我没有心思笑。我让她站着，完全不想掩饰我不欢迎她的光临。

“您有什么贵干？”我问。

“是他要我来找您的。”

“如果有事，”我说，“您丈夫可以亲自来，难道他已经自杀了不成？”

她把双手合抱在胸前。

“您是他的朋友，居然讲这种话？想不到您会这样！难道您还不了解在您眼前演出的这场悲剧？……跟她的分手和跟您的决裂，都使他柔弱的身体支撑不住。是的，是的，跟您的决裂！……他为他带给您的烦恼整天啼哭，他要我向您转告，他的生命听候您的发落，他要求您杀死他。”

“好一出喜剧！”我说，打断了她的话，“嘿，谁会用这种方式请人杀死他，尤其是通过自己的妻子。这只是庸俗的闹剧中的玩意儿，我讨厌它们——我不是德国人……”

“赫尔岑先生……”

“黑尔韦格太太，为什么您要担任这么难办的差事？您可以料到，您不会从我这儿听到愉快的答复。”

“这是命中注定的灾难，”她停了一会儿说，“对您和我同样不幸……但是您瞧，您的愤怒和我的忠诚，这多么不同……”

“太太，”我说，“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请不要拿它们作比较，否则您难免会脸红的。”

“我永远不会脸红！”她发怒道。“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然后又道：“我要带他走，在这种状况中他已不适宜留下，您的愿望会得到满足。但是在我眼里，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非常尊敬的人，那个被我当作格奥尔格最好的朋友的人了。是的，如果您是那个人，那么您就应该跟纳塔利娅分开——放她走，也放他走，我可以留在这儿照料您和您的孩子。”

我大笑起来。

她的脸色和声音都气呼呼的，懊丧和愤怒使她不住哆嗦，她问我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您要在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我对她说。“不过够了，这是我的最后通牒：您立刻亲自找纳塔利娅单独谈谈，如果她想走，就让她走，我不会妨碍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一点（请您原谅），那就是您不必留在这儿；家里的事我自己会安排。但是听着：如果她不想走，那么我跟您的丈夫在同一幢房屋里居住，这已是最后一夜；我们不能同时活着待在这里，多一夜也不成！”

过了一小时，埃玛回来了，板起了脸通知我，那声音似乎想说：“这是你的粗暴压力造成的结果！”

“纳塔利娅不走，她出于自尊心，扼杀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我会拯救他！”

“是吗？”

“是的，我们一两天就走。”

“怎么一两天？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明天早上，您忘记我的条件了吗？”

（我重复这些话，不是要改变我对纳塔利娅的诺言，只是我完全相信，埃玛会把他带走。）

“我想不到您会这样，我看错了人，真糟糕。”这个乖僻的女人说完就走了。

现在她的外交使命容易办了——过了二十分钟，她又来通知我，他一切都同意：同意走，也同意决斗，然而同时他吩咐她转告我：他起誓决不朝我的胸口开枪，只准备死在我的手下。

“您瞧，他总是跟我们开玩笑……要知道，法国国王68 也只是由刽子手，不是由好朋友来行刑的。好吧，那么你们明天动身？”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还什么也没准备。”

“一夜工夫可以准备好一切。”

“护照还得办理签证。”

我按了铃，罗卡进屋了，我对他说，埃玛太太请他立刻替他们办一下去热那亚的签证。

“可我们还没预备好路费呢。”

“到热那亚要用多少钱？”

“六百法郎。”

“我会给你们的。”

“我们还欠了这儿店铺一点钱。”

“大约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用担心；好啦，一路平安！”

这样的口气叫她受不了。自尊心几乎是她最重要的感情。

“为什么您这么跟我讲话？”她说，“您没有权利恨我，也没有权利瞧不起我。”

“那么除了您，我是有这权利的？”

“不，”她说，又掉眼泪了，“不，我只是想说，我曾经像姐妹一样真心爱过您；我不希望离开的时候不跟您握握手，我尊敬您，也许您是对的——但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您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谁叫您甘心一辈子当奴隶呢？”我对她说，伸出了手；这个时刻我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您活该得到这样的命运。”

她一扭身走了，用手掩住了脸。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一辆长途马车装满了各种箱笼物品，载着诗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前往热那亚了。我站在打开的窗口，可是他一下子溜进了车厢，我连他的影子也没看见。她跟厨子和使女握手告别后也上了马车，坐在他旁边。资产阶级的出门，我看恐怕没有比这次更丢脸的了。

纳塔利娅情绪很不好，我们两人一起坐车到城外散心，但并不愉快；创口还没愈合，仍在流血。回到家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黑尔韦格的儿子戈拉斯，孩子九岁，很淘气，还会偷东西。

“你从哪里来的？”

“从芒通来。”

“出了什么事？”

“这是妈妈给您的条子。”

她写道（好像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亲爱的先生，我们得在芒通停两天，旅馆的房间太小，戈拉斯妨碍格奥尔格，请您允许他在您那儿待几天。”

这么不知趣实在叫我吃惊。同时埃玛还写信给卡·福格特，要他去商量事情 ——这样，她把局外人拉了进来。我请福格特把戈拉斯带走，告诉他们这儿没有地方住。

埃玛又通过福格特捎话给我道：“我们的房间还有整整三个月的租期，我可以支配它们。”

这完全不错，但房租是我付的。

确实，这出悲剧跟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除了惊心动魄的声音，除了随着生命的消失、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和思想的终止而来的呻吟以外，还有市场上的争吵声、粗俗的笑声和小贩的诈骗活动。

埃玛有个使女叫让妮特，是法国普罗旺斯省人，生得漂亮，也很正派，她还得在这儿留两天，以便带了他们的物品搭轮船去热那亚。第二天早上，让妮特轻轻推开门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进来跟我单独谈谈。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想她大概是要些钱，我准备给她。

这个善良的普罗旺斯女人把脸涨得通红，噙着眼泪，把埃玛在一些店铺里欠下的各种账单递给了我，又说道：

“太太还吩咐我办一件事，可我觉得不先问您一声，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事情是这样的，太太要我在店里采购各种物品，然后把它们统统加在这些账单上。我不跟您说一声，不敢这么做。”

“您这么办很对。她要您买什么呢？”

“这是单子。”

单子上开列着几匹麻布，几打手帕和大批小孩的内衣。

据说，恺撒可以同时读文件、写字和口授命令，这个女人一定也有同样充沛的精力：当家庭濒临毁灭，萨图恩69 的镰刀的冰冷刀锋已快接触到人们的时候，她还能考虑怎样不费分文弄到麻布和孩子的袜子。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五

我们又单独在一起了，但这已与以前不同——一切带上了暴风雨的痕迹。信任与怀疑，厌倦与焦躁，烦恼与愤怒折磨着心灵。特别令人痛苦的是生活的线断了，那种神圣的无牵无挂的心情消失了，生活不再显得轻松愉快，世上似乎已没有不可动摇的事物。既然发生了那一切，那么什么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回忆使我对未来不寒而栗。好几个晚上我们孤零零地走进餐室，可是什么也没吃，也没讲一句话，然后一边拭泪，一边离开餐桌，眼看着好心的罗卡板着脸，一边摇头，一边收拾菜盘。空闲的日子，失眠的夜……愁闷，烦恼。我变得什么酒都喝：威士忌，白兰地，老培勒；夜里我一个人喝，白天我与恩格尔松70 一起喝，而这都是在尼斯那样的气候中。俄国人的借酒浇愁，确实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酒后的酣睡，总比烦恼的失眠好，翌日早上酒醒后的头痛也比空着肚子愁眉不展好。

黑尔韦格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没看便丢开了。于是他一封接一封的给纳塔利娅写信，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原信退回了。我为这事发愁。现在应该是深刻反省的时期，平静和避免一切外界干扰的时期。可是有了这些信，还谈得到什么平静，什么与外界隔绝？这个人装得疯疯癫癫的，不仅威胁要自杀，甚至说要不惜犯罪杀人。例如，他写道，有时他简直疯了，他想杀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的尸体丢出窗外，然后带着他们的血迹来见我们。在另一封信里又说，他要来当着我的面自杀，告诉我：“这都是你造成的，你把一个这么爱你的人逼上了绝路！”与此同时，他又恳求纳塔利娅设法使我与他和解，并作为自己的意见，建议请他担任萨沙的家庭教师。

他十多次提到了上膛的手枪，可是纳塔利娅却相信这一切。他说他只要求她为他的死祝福；我劝她写信告诉他，她终于同意了他的话，相信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他回信道，她这些话来得太迟了，目前他已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这件事，但是既然大家抛弃他，他要远走埃及，离开大家。这封信使他在纳塔利娅眼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以后，奥尔西尼从热那亚来了；他一边笑，一边讲这对夫妇打算自杀。奥尔西尼得悉黑尔韦格在热那亚以后便去拜访他们，正好遇到黑尔韦格在大理石堤岸上散步，后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在家，他便去看她。她一见面就对他说，他们决定用绝食的办法自杀，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方式，但她希望分担他的命运，她要求奥尔西尼照料戈拉斯和埃达。

奥尔西尼惊奇得愣住了。

“我们已有三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埃玛继续道，“请您劝他吃点什么吧，免得人类的伟大诗人夭折！”她抽抽搭搭地哭了。

奥尔西尼走到平台上瞧了一会儿，马上带回一个好消息：黑尔韦格正站在街角上吃萨拉米熏肠。埃玛高兴极了，立刻按铃，吩咐仆人给她端一钵子肉汤来。这时丈夫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一句没提萨拉米熏肠，但是桌上的肉汤却是无法掩饰的。

“格奥尔格，”埃玛说道，“我听奥尔西尼说，你在吃东西，我太高兴了，决定也叫仆人把肉汤端来。”

“我觉得恶心，便吃了一小块萨拉米熏肠；不过这实在没有意思，饿死太痛苦了，我还是服毒的好！”于是便开始喝汤了。

妻子抬头看看天空，又看看奥尔西尼，似乎在说：“您瞧，没有法子救他。”

奥尔西尼现在死了，但他讲的这件事，还有几个证人活着，例如，卡·福格特，莫尔蒂尼·卡尔·埃德蒙。

这些花招把纳塔利娅弄得很尴尬。她为他蒙受了耻辱，我也为他蒙受了耻辱，这使她感到很痛苦。

春天黑尔韦格前往苏黎世，把妻子打发到尼斯来（这又是没有礼貌、不合情理的行为）。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只想休息。我利用入瑞士国籍的机会与恩格尔松去了巴黎和瑞士。纳塔利娅写给我的信是平静的，心情仿佛轻松了一些。

回来的路上，我在日内瓦遇到了萨佐诺夫。他与我一起喝酒时忽然用心平气和的态度问我，我家里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

“要知道我了解全部事实，我问你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我吃了一惊，有些哆嗦，默默望着他，但他什么也没发觉。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这是秘密呢，可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在跟我喝酒时谈起了它，仿佛这是一件十分平常、无关紧要的事。

“你听到什么，从哪里听到的？”

“全部事情都是黑尔韦格本人告诉我的。老实对你说，我认为你做得根本不对。为什么你不放你的妻子走，或者为什么你自己不离开她？请原谅，这是软弱，你应该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

“可你为什么认为她想走呢？难道你相信我可以放他或不放她吗？”

“你对她施加压力——当然不是在肉体上，是在精神上。不过我很高兴，我发现你比我预料的平静得多，因此我愿意与你开诚布公谈谈。黑尔韦格离开了你们的家，这是因为，第一，他是胆小鬼，他怕你像怕火一样；第二，你的妻子向他保证，等你平静一些，她就到瑞士来。”

“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我喊道。

“这是他的原话，我可以用名誉向你担保。”

回到旅馆以后，我仿佛病了，心烦意乱，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有些像精神错乱或者快死了。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相信萨佐诺夫的话。

我反复自言自语道：“好得很，我的诗意生活就这么给断送了——断送在欺骗中，半路上断送在欧洲人的流言蜚语中了……哈哈哈！……这是他们可怜我，爱惜我，是他们的恻隐之心，好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就像鞭打士兵时，发现他脉搏微弱，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认真医治，以便等他痊愈后继续执行另一半的鞭打。”我受了欺负，感到委屈和羞耻。

在这样的心情中，我连夜写了一封信，这信一定带有疯狂、绝望和猜疑的痕迹。现在我为我在背后对她所作的侮辱，为我写的这封恶劣的信，感到后悔，深深的后悔。

纳塔利娅的回信是非常悲伤的。

她说：“我还是死了的好，你的信心动摇了，现在每句话只能使你想起过去的一切。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向你证明呀？我除了哭还能怎样！”

黑尔韦格说了谎。

后来她的信都是温顺而悲痛的，她可怜我，想医治我的创伤，可是她自己忍受着多大的委屈啊……

为什么有人要向我复述这个诽谤呢？为什么我在罪恶的狂热中写了那封信，却没有人来阻止我发出这信呢？

六 海洋之夜71 （1851年）

172

……7月7日至8日的夜里一点多钟，我坐在都灵的卡里尼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离我不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瞌睡，一个哨兵慢慢地踱来踱去，一边哼着什么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枪不时铿锵作响……夜是炎热的，空气暖和，充满着西洛可风73 的气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这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又感到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满着爱，就像十三年前一样。我的心跳动着，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已丧失了的感觉。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着大衣，站在波瓦尔大街的路灯柱子旁边等待凯切尔时，我的心跳个不住，今天它还是这么跳跃着。

现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约会，要会面的也还是那个女人，我等待着，也许还怀着更热烈的爱情，虽然这爱中已掺杂了忧伤的、阴郁的调子，但在这个夜里，我听不到它的声音。我路过日内瓦时袭击过我的悲哀和绝望，经历了疯狂的危机以后，现在变得好一些了。纳塔利娅那些亲切的信充满着哀怨、眼泪、痛苦和爱，使我恢复了健康。她写信说，她要从尼斯到都灵来接我，打算在都灵住几天。她是对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互相认识，互相洗净伤口的血迹，拭干眼泪，最后明确地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共同的幸福——为了这一切必须单独在一起，甚至离开孩子们，而且得在另一个地点，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因为那里的家具、墙壁都可能不合时宜地勾起我们的回忆，在我们耳边提起已快忘记的话……

驿车应该在一两点钟从滕达山口方向驶来，我在阴森的卡里尼亚诺宫门口便是等它，车子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一拐弯便可看到了。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

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还没点火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谁，我们点亮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纱连衫裙或短衫，这是在路上穿的，因为天气非常热——我流放回来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结婚礼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脸也流露出提心吊胆、忧虑、沉思和痛苦的明显痕迹，使我想起她那时的面容。

我们还是原来的两个人，只是现在我们握手时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充满自信，也彼此信任，相信我们的命运会与众不同了，我们像两个在生活的洪流中考验过自己的力量，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历尽坎坷的老兵……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沉重的打击和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要重新踏上旅途，不咎既往，共同挑起过去的悲惨重担。在这重担下，我们的步子不得不更谨慎，但是疮痍满目的心灵中仍蕴藏着成熟而稳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由于那可怕的一页，那内心的痛苦，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岁月、环境、异乡客地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已把我们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了。

一切通过这次会见结束了，裂开的伤口又愈合了，不是没有疤痕，但已变得比以前更牢固——有时断裂的骨头便是这么重又结合在一起的。悲痛的泪水在眼睛里还没有干，但它们成了联结我们的新的纽带——一种互相怜惜的深刻感情。我看到了她的挣扎，她的磨难，看到她多么衰弱困倦。她也看到我多么软弱，不幸，受了侮辱，也侮辱了别人，准备牺牲，也准备犯罪。

我们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能不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写道：“在都灵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第二次婚礼，它的意义也许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们终于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全部责任，把它重又贯彻到了相互的关系中，而这是通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完成的……”

爱情奇迹般经受住了这次本可以毁灭它的打击。

最后几朵乌云也逐渐消散了。我们谈得很多，很久……仿佛阔别多年之后的重新相逢。当我们从空桌子后起立时，一缕缕曙光早已透过关闭的百叶窗射进屋里了……

三天后我们一起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热那亚一闪而过，芒通一闪而过，那是我们时常怀着不同的心情游览的地点，最后，摩纳哥也过去了，它那天鹅绒似的草坪，天鹅绒似的沙滩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们眼中都那么亲切，像口角后重又见面的老朋友，这里到处是葡萄园，玫瑰树丛，酸橙林，大海就铺展在屋前，孩子们在海滨玩耍……瞧，他们认出了我们，奔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给了我以后的四个月光阴——它们以庄严的光辉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感谢命运，这个永恒的巫婆把秋季绚丽多彩的花环献给了注定要作牺牲的人……尽管时间不长，但她把自己的罂粟花和香气散布到了他们的周围！

隔开我们的深渊不见了，大地已连成一片。难道这不就是那只终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吗，难道这不就是一度被泪水弄得浑浊的目光吗？“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然是那些年轻、神圣、光辉的岁月中的我们！”

她给俄国的一位女友写道：“……你也许知道那场灾难的深度，现在它终于过去了，充满幸福的另一些时刻来临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全部信念不仅依然完好，而且战胜了可怕的考验，没有丧失新鲜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辉、新的力量开出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过去也留下了残渣，触动它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内心的某种创伤，一种敏感的睡着了的惶恐和苦楚。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气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74 ，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75 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词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人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的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2

在无底的海中，在无月的夜里，永埋在丧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又几乎单独在一起了。我的母亲带着科利亚和斯彼尔曼77 前往巴黎，在马·卡78 家做客。我们跟孩子们安静地过着日子。仿佛暴风雨完全过去了。

到了11月，我们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即将离开那里，后来又接到她寄自马赛的信，信上说，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们搭轮船回来。在她外出期间，我们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边，属于圣海伦娜郊区。这幢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已给母亲安排了住处，现在用鲜花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厨子和萨沙买了些中国灯笼。把它们挂在墙上和树上。一切准备好了，孩子们从三时起就没有离开阳台，到了五点多钟，一缕黑烟终于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过了几分钟已可看到轮船，像一动不动的黑点，但在逐渐扩大。一家人开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 飞也似的跑往码头，我坐上马车，也向那儿驶去。

我抵达码头时，轮船已经到达，几只小船靠在它周围，等待检疫官员允许旅客下船。一只小船驶回了浮码头，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么，”我问，“你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脸色发青，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到。”

“怎么没有到？”

“轮船在那儿出了点事，因此旅客没有全部到达。”

我跳上小船，命令马上开船。

轮船上鸦雀无声，迎接我的是一种不祥的哀痛气氛。船长亲自在等我，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船长对我说，轮船经过耶尔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时，跟另一艘船相撞，沉进海底了，我的母亲便在那船上，他这艘船和另一艘路过的轮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这船上只有两个年轻姑娘是你们家的。”他说，带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阴森的沉默中让开了路。我跟着他，毫无知觉，甚至没问一句话。在我母亲那里做客的她的侄女，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头发湿湿漉漉的；她的旁边是照料科利亚的使女。年轻姑娘看见我，想坐起身子说什么，但办不到，便别转了头，嘤嘤啜泣。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儿？”我问，发疯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捞出水面时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国太太拿衣服给我们换了。”

船长伤心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道：

“不要绝望，您不妨到耶尔问问，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尔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丧魂落魄似的坐车赶回家中；我的头脑乱极了，心在发抖，我但愿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树木中间出现了亮光，它越来越多，这是孩子们把灯笼点亮了。门口站着仆人们，纳塔利娅带着塔塔，抱着奥莉加也在那儿。

“怎么你一个人？”纳塔利娅平静地问我。“你至少应该把科利亚先带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的轮船出了点事，只得换乘另一条船，那船载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们不在！”纳塔利娅喊道。“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脸色，你的眼睛暗淡，整个脸都变形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上耶尔找他们。”

她摇摇头，接着又道：“他们不在！他们不在！”然后默默把额头扑在我的肩上。我们沿花园小径走去，没有讲一句话；我送她到饭厅，遇见罗卡时小声对他道：“行行好，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赶快跑去把它们吹灭了。

饭厅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科利亚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纷纷赶到我们家里，福格特，泰西埃80 ，霍耶茨基，奥尔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来了，有的想打听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还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劝告，不过大多只是废话。但我不是毫无心肝的，那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在命运这种不可理喻的打击面前，人们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决定当夜赶往耶尔。纳塔利娅要求跟我同行，我劝她留下了，何况气候突然变坏，吹起了密史脱拉风81 ，它冷得像冰，还带来了暴雨。我得领取法国的入境许可证才能通过瓦尔桥，因此先得找法国领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剧，我与霍耶茨基上包厢见他，这以前皮勒已听到一些消息，他对我说：

“我无权同意您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意味着犯罪，因此我愿意自行负责，给您签发一张需要通过边境的证明，请您过半小时到领事馆来领取。”

到过我们家里的十来个人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雷昂·皮勒已答应发给证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为什么事奔忙。”他们异口同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等拿到证明后，我们给您办理护照的签证，同时预定几匹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这儿，他跑去找马车；旅馆老板愿意免费把马车借给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我在大雨滂沱中出发了。这是可怕的一夜，有时风力这么大，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刚把人们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几乎看不见了，但它仍在奔腾和咆哮。我们上了爱斯特勒山，雨变成了雪，马磕磕绊绊地行走，几乎在冰上滑倒。赶车的筋疲力尽，几次冷得支撑不住，我把我带的一瓶白兰地给了他，答应给他双倍驿马费，只要求他快走。

这是为什么？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们中间哪一个，或者哪一个还活着吗？从听到的一切推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出事地点找一下，看一下，搜寻一下残留的物品，会见一下目击者，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证实的确已经没有指望，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家里，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

现在已过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耶尔，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长，然后与他和宪兵队长一起找港务专员。他那儿放着各种捞起的物品，我没有找到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又上医院，一个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淡黄头发，络腮胡子……但看到他们时已到了最后一刻，大概他们像别人一样也沉入海底了。但这时又出现了问题：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路易莎和那个使女一样，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得救的，但他们终究还是活着。

捞起的尸体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们从医院去到那里，护士们用教堂的蜡烛给我们照路。地窖里放着一排新钉成的木箱，每只箱子里有一具尸体。专员命人把木箱打开，但它们好像都钉紧了。宪兵队长派宪兵找来了凿子，然后命令他撬开一只只盖子。

这么检查尸体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专员拿着本子，每只箱盖打开时，他便操起庄严的官腔问一声：“您能当着我们的面证明您不认识这尸体吗？”我点点头，他便用铅笔勾一下，吩咐宪兵重新盖上。我们又检查下一只箱子。宪兵撬开盖子，我怀着一种恐惧感瞧了死者一眼，发现这是不认识的面貌时才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个人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就这么长埋在海底，听凭波浪的冲击。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况现在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找到。一具尸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很漂亮，穿着华丽的普罗旺斯服装，胸部裸露着（她怀里本来有个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卷走了），乳汁还滴在胸口。她的脸一点没有变，那晒黑的皮肤使她显得像活着一样。

宪兵队长不禁说道：“啊，多么漂亮！”专员没有搭腔，宪兵关上盖子后，对队长说道：“我认识她，这是本地郊区的一个农妇，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让他等着吧！”

我的母亲，我的科利亚和我那善良的斯彼尔曼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捞起的物品中没有一块布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不相信他们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尔，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轮船上。船长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在耶尔我听到有一个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愿留在医院里，便步行走了，身边没有一个钱，神气像发疯似的；还有两个英国少女去找英国领事，她们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这时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车。临走前，侍者带我到海边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指给我看轮船出事的地点。海水仍在奔腾，咆哮，显得白茫茫的，还没从昨夜的风暴中平静下来；远处有一个地方似乎特别污浊，像一泓亮晶晶的、较浓的液体。

“轮船载了一批油，您瞧，它还浮在水面上，这便是出事的地点。”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迹便是一切。

“这儿的水深吗？”

“大约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会儿，早晨非常冷，特别在海边。密史脱拉风还像昨天一样刮着，天空布满了俄国那种秋天的云。再见！……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迹！

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死难者们！

你们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荡，

暗礁碰伤了你们的额角……83

我带着可怕的确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刚有点起色的纳塔利娅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我母亲和科利亚遇难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复原。惊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时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帮助，会对我说：

“科利亚，我忘不了科利亚，可怜的科利亚，他一定多么害怕，他一定多么冷，那么多的鱼，还有大螯虾！”

她拿出他的一只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于是沉默降临了，生命便在这中间流逝，像水从打开的闸门流走一样。看到她的烦恼在向神经衰弱症发展，看到她那发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能否挽救她产生了怀疑……日子在这种失去信心的痛苦中过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尽管有时还抱着希望，但确实知道死亡已万难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们是在纳塔利娅的床边迎接它的，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尔松夫妇、福格特和两三个亲密朋友在我们家里。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铅一样压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渊，都已滚下山坡，再也阻挡不住，改变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听其自然，任凭一切脱离轨道，掉进茫茫的黑暗中。

十二点钟照例喝了庆贺的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谁也不好意思为新年说一句祝愿的话。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可怕。

症状已很明显——左边肋膜发炎。

她在生与死之间度过了十五个可怕的日子，但这一次生命战胜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我问邦费斯大夫，病人能度过这一夜吗？

“毫无疑问。”邦费斯说。

“您谈的是真话？请您千万别骗我！”

“我向您保证，这是真话……”他停了一下，“我保证三天内没有问题，如果不信，您问福格特好了。”

这违反赫德逊·洛84 的意愿的复原太好了。

病逐渐痊愈，随着她的好转，我们惊慌不安的生活中隐隐出现了一线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复……有一些时刻是令人惊奇的，那是乐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后几个和音……

在病情出现转机的几天以后，一天清早我回到书房，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没听到有人进屋。醒来时，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那是黑尔韦格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给我？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拿起信，预备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写着：“内为挑战书”，我拆开了信。

信是卑鄙无耻的。他说，我对他的诽谤扰乱了纳塔利娅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软弱和我对她的影响，使她背叛了他。最后，他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又说命运已在我和他之间作了判决，“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后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结的时候，您曾希望用流血来解决。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要求决斗。”85

这封信是我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气得发疯似的。为什么这个混蛋不在尼斯？为什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偏在这时躺在走廊对面！

我用凉水冲了两三次头……我下楼找恩格尔松（我母亲去世后，他住在她的房间里），等他的妻子出去后，对他说我收到了黑尔韦格的信。

“那么他真的给您写信了？”恩格尔松问。

“难道您知道他要写信？”

“是的，”他说，“这是昨天听到的。”

“什么人说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头，觉得快发疯了。我们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绝对的沉默，连我的母亲和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也从不向我提起一个字。恩格尔松与我比别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对他讲过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时，他问起我跟黑尔韦格决裂的原因，我才简单说了一下。在日内瓦，我听到萨佐诺夫谈起这混蛋讲的胡话时还十分吃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在周围，我们的房门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事，还在窃窃议论，我却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几个人了解……但是人们不仅知道，还知道我即将收到的信！我们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诉我，两天以前埃玛给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说，他要给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从纳塔利娅给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丢尽脸皮，哪怕为此必须从孩子们的尸体上跨过去，使我们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道（她把这一切全给福格特、卡尔·埃德蒙和奥尔西尼看了！）：“只有你一个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你应该做惩罚的天使”，那就是说，应该杀死我们大家。

有些人说，他由于热恋，由于与我的决裂，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已经发疯了，这全是胡诌。这家伙从未采取过一个危险的或者不谨慎的行动，他的疯狂只限于言语，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现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了损伤，对于他，沉默比任何丢脸的事更不好受，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是他万难容忍的。小市民正如乔治·桑笔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爱的女人，向他称作兄长和父亲的人报仇；于是他作为德国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风格的闹剧台词对你进行恐吓。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
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

死刑有个优点，在判刑前必须经过审问，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但不能剥夺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敌人的权利……决斗却是严格保密的——它属于那个好斗成性的时代的法则，那时手上的血是不大会干的，以致佩戴杀人武器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练习杀人技术也被当作应尽的职责。

只要还是军人统治着世界，决斗就不会绝迹；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向我们所不相信的偶像低头，还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仅敢于与上帝和当权者斗争，还敢于向中世纪靠流血决定是非的办法挑战。

……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

这些人牺牲得太不值得了。一个人应该根据一定的原则行事，但这原则必须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么不论他怎么勇敢，他只是这个原则的奴隶。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决斗。对我说来，对黑尔韦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体上必要的——我在头脑中搜索报复的可靠方式，但必须是不致提高他的荣誉的。至于是用决斗，还是干脆用刀子达到这目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给他的妻子写信道（她照例把它给朋友们看了），尽管发生了那一切，他认为，我还是比我周围那些笨蛋高出一头，我只是给福格特、恩格尔松、戈洛温87 那班人带坏了，只要他能够与我单独见面，一下子可以解释清楚一切；他说：“只有他（也就是我）一个人了解我。”可这封信却是在他给了我那封信以后写的！诗人最后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尔岑接受没有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谈话就会互相拥抱，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想不到决斗竟是烟幕，它隐藏着一个戏剧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当时可以走开五天或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前往苏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独自去找他——那么他就活不到现在了。

在那封信以后，过了几天，早上九点奥尔西尼来找我。他不知出于什么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热恋着埃玛；我始终不能理解，在这个热情、纯洁、年轻的南欧美男子与那位丑陋而毫无生气的德国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的清早到来使我大感惊奇。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黑尔韦格的信传出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双方认识的许多熟人提议对他成立荣誉法庭。同时他替埃玛辩护，说她完全没有过错，除了埃玛一味宠爱丈夫，对他百依百顺，惯坏了他。他说他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一切使她多么痛苦。他说：“您应该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惩罚有罪的人，但也必须给无辜的女人洗刷冤屈。”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奥尔西尼很精明，自然明白我不会改变主意，因此不再坚持。

奥尔西尼谈到荣誉法庭88 时还对我说，他已写信把整个事件告诉马志尼，征求他的意见。这不又是咄咄怪事？互相串联，草拟判决书，写信给马志尼——一切都背着我，可是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一星期前还没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吭一声呢！

送走奥尔西尼后，我便拿起信纸，给马志尼写信。我现在遇到了一种独特的韦默法庭
89 ，它自己硬要干预我的事。我给马志尼写道，奥尔西尼告诉了我他的信，我怕他没有完全如实反映情况，因为他从未直接听我谈过这事，我想亲自向马志尼谈谈，请他提出他的看法。

马志尼立即回了信。他写道：“最好保持沉默，不再声张，但现在您恐怕办不到了，那么还是勇敢地站在原告席上，由我们来裁决吧。”

当时我还相信成立这样的法庭是可能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幻想。但我错了，我为这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收到马志尼的信时，我也收到了豪格的信，因为马志尼（他知道我与豪格很熟）把我和奥尔西尼的信通知了他。自从在巴黎与我初次见面后，豪格一直在加里波第手下当差，在罗马城外英勇地战斗过90 。这个人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不少幼稚和荒谬的地方。他一直在兵营中做着奥国中尉的好梦，匈牙利人的起义和维也纳的街垒从梦中惊醒了他。他拿起了武器，但不是攻打人民，而是站在人民一边。这转变太突然了，显得有些不自然和不成熟。他富于幻想，又有些孟浪，然而光明磊落，忠诚不渝，自尊心强烈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他既是大学生，又是军官学校学生，还是陆军中尉。他真心实意地爱着我。

豪格在信上说，他马上到尼斯来，要求在他来以前我什么也别干。“您抛弃祖国，像弟兄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不要以为我们会允许我们的任何人在用诽谤干了一系列背叛行为以后会不受惩罚，允许他用狂妄的挑衅掩盖那一切。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包庇。够了，俄国已经有一个诗人倒在西欧冒险家的枪弹下91 ，我们不会让俄国的革命家也这么倒下！”

我给豪格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是我的第一篇自白，我向他讲了发生的一切，准备等他到来。

……与此同时，在卧室中，一个伟大的生命经历了与病魔，与可怕的预感的生死搏斗，已剩了奄奄一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我白天黑夜都是在病床旁边度过的——她喜欢我给她服药，替她调制橙汁饮料。夜里我生起了壁炉，当她平静地入睡后，我又萌发了救活她的希望。

但是有的时候苦恼是无法忍受的……我感到她的手又烫又瘦，我看到她的目光忧郁而消沉，带着祈求和希望瞧着我……我听到的是可怕的话：“我只得丢下孩子了，他们会成为孤儿，一切都完了，你别指望了……为了孩子，你把一切丢开吧，不要再为受到的侮辱操心，让我来，我来保护你——给你洗刷得清清白白，只要我的身体能好一点……但是不成，不成了，我不会复原了。不要丢下孩子们！”于是我一再向她重复我的保证。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纳塔利娅突然对我说：

“他写信给你了？”92

“是的。”

“把信给我看。”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还会对你怎么说。”

她提到了信，我几乎有些高兴——我极想知道，他讲她的话有几分是真的。我永远无法提出这问题，但现在她自己谈到了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因为每逢我想到，一旦她的嘴闭上了，我的怀疑还是存在，也许还会增加，便不寒而栗……

“我不想给你看信，不过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是他写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亲笔写出这种话。”

我把信折起一只角，露出那一段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才伤心地说道：“卑鄙！”

从这时起，她的蔑视变成了憎恨，以后她再没说过一句宽恕他的话，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原谅他的意思。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她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迫害和您的卑鄙行径，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当着证人的面，把已向您写过多次的话重复一遍。是的，我受到的迷惑很深，以致看不清一切，但是您离开以后，您那种背信弃义的性格，那种犹太人的卑鄙性格，那种肆无忌惮的自私心理，已露出了全部丑恶的面目，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的正直和忠诚却在与日俱增。我那不幸的迷恋只是成了一个新的台座，使我对他的爱在那上面变得更高了。您想朝这台座扔污泥，但是您什么也做不到，我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动摇。您的诬蔑，您对一个女人的诽谤，只能引起亚历山大更大的鄙视。您这些卑鄙的做法只是玷污了您自己。您那种信誓旦旦的所谓对我的意愿的无条件尊重，对孩子们的热爱，都到哪儿去了？曾几何时，您不是还在说，您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愿给亚历山大带来一分钟的痛苦吗？我不是经常对您说，我一天也不会与他分开，如果他丢下我，甚至死了，我也会一人度过这一生吗？……至于我允诺过什么时候再与您见面（确实，我这么讲过），那只是出于当时对您的怜悯，我希望合乎人情地与您分手，现在您的作为使我无法履行这诺言了。

“从您离开的一天起，您就开始折磨我，一会儿要我允诺这个，一会儿要我允诺那个。您说只要能给您最微弱的希望，您愿意走开几年，到埃及去。当您看到不能如愿时，又提出了一连串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可笑的要求，最后甚至用公开一切威胁我，指望我与亚历山大终于闹翻，指望迫使他动手杀您，与您决斗，最后还威胁要不惜一切，甚至犯法也不怕！这些威胁对我已不起作用，因为您讲得太多了。

“我向您再说一遍我最后一封信上的话：‘我仍要留在我的家里，我的家就是亚历山大和我的孩子们’，如果我不能留在这里作母亲和妻子，我也要作为保姆，作为仆人留在这里。‘我与您之间没有任何桥梁’。您使我甚至对过去也厌恶了。

纳·赫

1852年2月18日于尼斯”

过了几天信从苏黎世退回了，黑尔韦格没有拆阅便原件退回，它是挂号的，盖了三个戳子，现在只是信封上多了几个退信的字。

纳塔利娅说：“既然这样，应该念给他听。”

她把豪格、泰西埃、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福格特请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多么希望为亚历山大辩白，但我不能起床，怎么办得到呢？也许我这病不会好了，请你们让我安心死去，相信你们会完成我的遗愿。这个人把信退回了，我希望你们中间谁能在有证人的场合把信念给他听。”

豪格握住她的手，说道：

“只要我还活着，您的信一定会念给他听。”

这个简单而强烈的行为感动了所有的人，连怀疑分子福格特离开时也像狂热分子奥尔西尼一样激动。奥尔西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始终保持着对她的尊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57年末他动身去巴黎前，他怀念地想起了纳塔利娅，也许还隐藏着一点责备的意思。其实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批评过奥尔西尼道德败坏，言行不一致……

……一天很晚了，或者不如说深夜，我和恩格尔松闷闷不乐地讨论了很久。最后他回他的房间，我上了楼。纳塔利娅睡得很安静，我在卧室里坐了几分钟，走进了花园。恩格尔松屋里的窗子还开着，他心里烦闷，坐在窗口吸雪茄。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他说，向我走来。

“为什么您不睡，要到这儿来？”他问，声音有些激动、发抖。然后他拿起我的手，继续道：“您相信我无限爱您，相信我在世上没有比您更亲近的人吗？把黑尔韦格交给我，用不着什么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德国人。把为您报仇的权利交给我——我是俄国人 ……我考虑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我需要您的信任，您的委托。”

他站在我面前，合抱着手，脸色苍白，刚出现的朝霞把他照得亮亮的。我非常感动，差一点含着眼泪扑在他的脖子上。

“您也许不信，但我宁可死，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能让这件与我的神圣事业有关的事遭到玷污，只是我不能没有您的信托。请您坦率告诉我，成还是不成。如果不成，那么再见吧，让一切见鬼去，我和您也一刀两断！我明天就走，从此不再来往。”

“我相信您的友谊，您的真诚，但我担心您幻想太多，容易冲动；您能不能实事求是，我不放心。在这儿您跟我比谁都接近，但是我向您承认，我觉得您会惹出事端，害了您自己。”

“那么照您看，豪格将军就有实际的才干啦？”

“我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豪格比您实际一些，就像我认为奥尔西尼比豪格实际一些一样。”

恩格尔松不想再听什么，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唱歌，最后他冷静了一些，对我说：

“这回您可没有猜到点子上！”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压低了嗓音说道：

“告诉您，这全部计划还是您那位全世界最实际的人奥尔西尼跟我一起商量的。好啦，天上的父，祝福我们吧！”

“您能向我保证，没同我讲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保证。”

“现在把您的计划告诉我。”

“这办不到，至少现在不成……”

沉默降临了。他想怎么办，这是不难明白的……

“再见，让我想想，”我说，但不由自主又说道：“为什么您要跟我谈这事？”

恩格尔松明白我的意思。

“该死的软弱啊！不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向您讲过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便分开了。

我为恩格尔松担心，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一定会使病人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奥尔西尼看到这情形便直摇头，表示惋惜……这样，我非但没有制裁黑尔韦格，还救了他，但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里谈不到温情，也谈不到宽容……

确实，对这个反派英雄谈得到什么宽容或同情呢？埃玛却吓坏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为他谈起她的格奥尔格时很不客气；她又要求卡尔·埃德蒙写信给黑尔韦格，劝他安静地待在苏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则会自讨苦吃。我不知道卡尔·埃德蒙写了什么——这事不好办，但是黑尔韦格的答复非常妙。首先他说，他“不想责怪福格特，也不想责怪卡尔·埃德蒙”，然后又道，他和我之间的纽带是被我掐断的，因此一切都应该由我负责。他谈到了所有的事，甚至还为他的两面派作风辩护，最后他这么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称作背叛？这些无赖还谈什么钱——为了永远结束这种无聊的指责，我不妨公开声明，赫尔岑为了我们在这个苦闷的时期里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而欢乐的时刻花费几千法郎，这是不能算贵的！”卡尔·埃德蒙说道：“讲得天花乱坠，漂亮极了，不过这是卑鄙无耻！”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所有的人 ”。我对奥尔西尼说，这条子不能交给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写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仅如此，我还在最后一些平静时刻小声告诉纳塔利娅：

“埃玛请求你的宽恕。”

她露出了讥讽的笑，没有回答一句话。她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

晚上，我听到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里聊天。我走进屋里，发现大家争得很热烈。福格特在叫嚷，奥尔西尼作着解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我一去，争论便停止了。

“你们在做什么？”我问，相信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这样，”恩格尔松接口道，“谈不到什么秘密，这件事太妙了，简直像一朵德国的鲜花，我敢打赌，要是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我可以用脑袋走路……女骑士埃玛委托奥尔西尼转告您，既然您宽恕了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希望您把她写给您的一万法郎借据退还她，就是您替他们还债的那笔款子……这价钱太贵了，太贵了！”

奥尔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补充道：

“我认为她发疯了。”

我取出她的借条，交给奥尔西尼，对他说道：

“请您告诉这个女人，她要的代价太高了；尽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万法郎！”

奥尔西尼没有收下借条。

在通往丧事的途中，我还不得不踩过这一片肮脏的污泥。那是什么，是疯狂还是罪恶，是堕落还是愚昧？

这是很难回答的，正如你很难回答，这家人是从疯人院中逃走的，还是挣脱了拘束衣出来的。

4月29日晚上，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了。纳塔利娅每天都在等她，写了几次信请她来，她怕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恩格尔松太太手里。她每小时都在等她，我们收到信后，她便打发豪格和萨沙到瓦尔桥接她。尽管这样，与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会面使她非常激动。我记得她的声音多么虚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声：“玛莎！”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

纳塔利娅发病时已经怀孕几个月。邦费斯和福格特都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对治愈肋膜炎是有利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到来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预料的好，孩子活着生了下来，但体力消耗完了，出现了可怕的虚脱。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婴孩抱给她，还想召集别的孩子。医生叮嘱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劝她别这么做。

“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剥夺了我这个时刻，以后不要后悔；我现在好一些了，我希望亲自把婴儿介绍给孩子们。”

我把孩子都叫来了。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把他放在身边，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脸色，对萨沙和塔塔说道：

“你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扑上去吻她和婴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纳塔利娅望着孩子们背诵的诗句：

但愿有年轻的生命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94

我望着临终的母亲这庄严的一幕，心头充满了忧郁。孩子们走后，我请她别再讲话，休息一会儿。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泪夺眶而出，淌下了面颊。

“记住你的保证……啊，想起他们即将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母亲，又在异乡客地，多么可怕……难道我没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从可怕的绝望到希望的反复变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难以形容地撕裂着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刻，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不，亚历山大，不可能这样，这太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活下去，但愿虚弱只是暂时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 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 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记不清开头发生了什么。我冲出屋子，进了大厅，遇见卡尔·埃德蒙，我想对他说话，但从我的胸口发出的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一望无际的闪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明白。

后来我想起了那句话：“要爱护塔塔！”我觉得害怕，孩子一定吓坏了。起先我不让告诉她什么，但是这怎么成呢？我吩咐把她找来，与她关在书房里，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最后才告诉她，“妈妈”死了。她浑身哆嗦，脸上涌起了红晕，眼泪滚滚而下……

我带她上楼。那儿的一切都已变了。死者像活着一样，躺在堆满鲜花的床上，她的旁边便是同一天夜里死去的婴孩。房间蒙了白布，到处是鲜花，一切带有意大利人的优雅风味，它给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这优美的环境感染了受惊的孩子。

“妈妈在这儿呢！”她说，但是当我抱起她，她的嘴唇接触到那冰冷的脸时，她发疯似的哭了。我再也忍受不住，走出了屋子。

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又独自坐在那个窗口，又漫无目的地望着海洋和天空。门开了，塔塔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到我面前，偎在我身上，害怕地小声对我说道：

“爸爸，我懂事了，我没有多哭。”

我无限心酸地望着这个孤儿。“是的，你应该懂事了。你不能再得到母亲的抚慰，母亲的宠爱了。它们是什么也不能代替的；你的心上会留下一块空白。你不会再感受到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唯一无私的感情了。你将来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感情了，父亲的爱怎么能与母亲痛苦的爱相比呢？……”

她完全给鲜花覆盖着，百叶窗放下了，我坐在椅上，那张坐惯的床边的椅子上。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海水在潺潺低语。脸上的黑纱似乎随着微弱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在轻轻起伏……悲哀和烦恼温顺地平息了——痛苦仿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忧无虑的、自己也不知道代表谁的纪念像。我依然望着，整夜望着，是的，要是她果真醒来呢？她没醒。这不是梦，这是死。

那么这是真的！……

……地板上，楼梯上，到处撒满了橘红色的天竺葵。这香气到现在还会使我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想起了一切细节，那每一分钟，我又看到了挂着白布幔的房间，罩上黑纱的镜子，她身旁那同样埋在花丛中的婴儿的蜡黄身体，他也睡着了，不会醒了，她的额头冷了，可怕地冷了……我无意地、无目的地快步走进花园，只见我们的弗朗索瓦躺在草地上，像孩子一般哭着，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讲不出话，我又跑回那儿。一个不认识的太太全身穿着黑衣服，带着两个孩子，轻轻推开了门。她要求允许她念一段天主教的祈祷文，但我甚至准备与她一起祷告呢。她跪在地上，背诵拉丁文的祷词，孩子们轻轻跟着她念。然后她对我说：

“他们也没有母亲，而父亲在遥远的地方。您参加过他们的祖母的葬礼……”98

这是加里波第的孩子。

……过了一昼夜，一群群流亡者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花园中，他们是来送葬的。福格特和我把她放进棺材。棺材抬走了。我紧紧跟在后面，牵着萨沙的手，心里在想：“人们给送上绞刑架时也会看到这么些群众吧。”

两个法国人（一个我还记得，那是沃盖伯爵99 ）带着憎恨和嘲笑在街上向我们指指点点，因为我们没有神父。泰西埃便吆喝他们，我怕闹事，赶紧做手势制止他：肃静是必要的。

棺材上放着一个大花圈，那是用小小的红玫瑰花编成的。我们每人摘了一朵花，它像一滴血，滴在各人身上。我们走上山岗时，月亮升起了，海面上水波粼粼——它也参与过对她的杀害。她的墓在突入海中的小山坡上，一边可以望见爱斯特勒，另一边可以望见科尔尼舍。墓周围是个花园，它代替了那一床鲜花。

过了大约两周，豪格想起了她的最后意愿和他的保证，打算和泰西埃一起前往苏黎世。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要回巴黎。大家主张我把塔塔和奥莉加交她带走，我自己带了萨沙去热那亚。我不忍与孩子们分开，但不知怎么办，心想也许这真的好一些，既然好一些，那就这么办吧。我只要求不要在5月9日（公历21日）前带走孩子们，我希望与他们一起庆贺我们结婚的十四周年纪念日。

纪念日过后的翌日，我送她们到了瓦尔桥。豪格陪她们上巴黎。我们望着海关官员、宪兵和各种警察盘问旅客。豪格丢了我送给他的手杖，气呼呼地到处寻找。塔塔哭了。售票员穿着制服，坐到了赶车的旁边。驿车朝着德拉吉尼扬方向驶走了，我与泰西埃和萨沙走回桥这边，坐上马车，返回我居住的地方。

我不再有家了。随着孩子们的离开，家庭生活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恩格尔松夫妇过两天也走了。一半房间空关着。泰西埃和卡尔·埃德蒙住到了我这里。全家没有一个女人。只有萨沙以他的年龄和容貌使我想起，这儿还住过一个人……想起有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附记

……葬礼后过了五天，黑尔韦格写信给他的妻子道：“这消息使我深为悲伤，心中充满了阴郁的思想；请你马上把乌戈·福斯科洛100 的《塚》寄给我。”

在下一封信中他又写道101 ：“现在到了与赫尔岑和解的时候了——我们不和的原因已经消失 ……只要我见到他，我们面对面站着——他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

我确实了解他！

增补

豪格

一天早上在苏黎世，豪格和泰西埃来到了黑尔韦格住的旅馆。他们问他在不在，茶房回说在，他们便命令他立刻带他们上他的房间，不必通报。

黑尔韦格一见他们，脸色顿时白得像纸，浑身哆嗦，他站起身子，默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的样子真难看——恐惧的表情把他的脸扭歪了。”后来泰西埃这么对我说。

“我们是为了实现亡友的意愿来找您的，”豪格对他说，“她生前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您，您借口它是被迫写的，不代表她的本意，没有拆阅便把它退回了。这位故世的朋友委托我和泰西埃·迪莫丹向您证明，这信是她自愿写的，并向您宣读这信。”

“我不想听……不想听……”

“请坐下，听我念！”豪格说，提高了嗓音。

豪格拆开信，取出了……黑尔韦格亲手写的一张字条。

原来我寄信时特地挂了号，信退回后，我把它交给恩格尔松保管。恩格尔松向我指出，两个邮戳是重叠的。

“您可以相信，这坏蛋已读过信，正因为这样才把它退回。”他说。

他把信举在蜡烛光前照给我看，信封内有两张纸，不是一张。

“谁封的信？”

“我。”

“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于是恩格尔松取了同样的纸，同样的信封，盖了三个火漆印，跑到药房，把两封信称了一下，发出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回到家里，他手舞足蹈地对我嚷道：“我猜对了，猜对了！”

豪格取出字条，大声念了信，然后看看字条，那是用谩骂和指责开头的。他把它拿给泰西埃，问黑尔韦格道：

“这是您的笔迹吧？”

“是的，这是我写的。”

“那么，是您把信重新封上的？”

“我没有义务向您作出说明。”

豪格撕碎字条，扔在他的脸上，又道：

“您多么卑鄙无耻！”

黑尔韦格吓坏了，抓住打铃的绳子，使劲打铃。

“怎么，您疯了不成？”豪格说，拉住了他的手。

黑尔韦格挣脱了手，奔到门口，开门大喊：

“救命！救命！”

听到猛烈的铃声和喊叫声，许多人奔上楼梯，跑进他的房间，其中有茶房和住在这条走廊两边房间中的旅客。

“快叫宪兵！宪兵！他们要杀人了！”黑尔韦格在走廊上大喊。

豪格走到他面前，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对他说道：

“听着，混蛋，这是你叫宪兵的报应！”

泰西埃回到房里，写了姓名和住址，一句话不说，交给了他。楼梯上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豪格向老板表示了歉意，便与泰西埃一起走了。

黑尔韦格赶到警察局，要求法律保护，因为仇人派了两个凶手企图杀害他。他问，他是否可以为这一记耳光提出控诉。

局长当着旅馆老板的面查问了各个细节，说两个人这样在大白天来到旅馆，又没有隐瞒姓名和住址，他们是不是派来的凶手，他表示怀疑。至于提出控诉，他认为这很容易，他确实相信，豪格会被判罪，罚几个钱，在牢里关几天。“但您的案件有点麻烦，”他又道，“因为要给这位先生判罪，您必须当众证明，他确实打了您一记耳光 ……我觉得，为您考虑，这种事还是不必计较的好，天知道这会牵涉什么别的内情……”

局长这一席合情合理的话起了作用。

我当时在卢加诺。我考虑了一下这件事，有些担心：我相信黑尔韦格不会要豪格或泰西埃与他决斗，但豪格是否会就此罢休，安静地离开苏黎世，我却没有把握。如果豪格提出决斗102 ，这在性质上显然违反我希望采取的办法。泰西埃的聪明正直，我是完全信任的，但这人又太多法国人的气质。

豪格固执到了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那样意气用事。他老是跟别人吵吵闹闹，霍耶茨基，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都和他闹过别扭，最后还真的反目了。奥尔西尼谈到他总要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滑稽地说道：

“啊，他是将军，豪格将军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尔·福格特，他的观点一向鲜明而实际；他对他寸步不让，挖苦他，骂他，但豪格听他的话。

“您掌握了什么秘诀，居然能征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有一次我问福格特。

“您也知道这秘诀，”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这一点。我能制服他，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且相信自己是将军。将军必须懂得纪律，不能违抗长官的命令：您不该忘记，我是帝国的摄政呢。”

福格特说得完全对。过了几天，恩格尔松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有谁在场，便脱口而出道：

“这么混账的事只有德国人才干得出。”

豪格生气了。恩格尔松要他相信他这是随口讲的，这种蠢话根本不值得当一回事。豪格却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他当他的面讲这话，而在于他对德国人抱着这样的偏见，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后者还没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国遭到的侮辱告诉他，要求他作决斗的证人，向恩格尔松下战书。

“您怎么啦，以为我也像您一样发了疯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惯这种侮辱。”

“他没有侮辱您。他不过是讲错了话，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让他看到，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惩罚。”

“难道只有您才是德国的代表吗？”福格特朝着他大叫道。“难道我不是德国人？难道我不是像您一样，甚至比您更有权利干预这件事？”

“毫无疑问，如果您肯负责，我就把它交给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请您安心坐在这儿，我去了解一下，恩格尔松的意见是否真的这样，还是仅仅无意之间讲错了话。就这样，我把您的挑战书撕了。”

过了半小时，福格特来找我，我还一点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进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对我说道：

“您那位恩格尔松还在到处闯祸吗？我把我那位将军锁在家里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松讲了那些肮脏的德国人的坏话，要与他决斗呢。我说服了他，让我来处置他。事情解决了一半。现在该您来说服恩格尔松了，免得他再发高烧。”

恩格尔松根本没想到，豪格会气成那个样子；起先他打算亲自向豪格作些解释，还准备接受他的挑战，但后来让步了，我们便派人把豪格找来。这天早上，帝国摄政丢下了水母和纽鳃鳟，一直坐在那里等候豪格和恩格尔松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吃米兰式肉丸。

我从卢加诺到达卢塞恩以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我到达的当天，泰西埃便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回忆录，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预备在报上发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对他说这种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没有不同意的理由，这才决定等我。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 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万一我死了，他仍会把那个纪念碑树立起来，因此告别时我拥抱他以后说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气，那么把您的原稿留在这儿送给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从那时起豪格便在文风问题上对我产生了不满，后来到了伦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给洪堡和麦奇生104 写的信文字过于雕琢，过于华丽。豪格听后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辩证学家，您的文体充满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诗需要另一种语言。”

我得再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动身去英国时还把它销毁了。

打耳光的消息传开了， 《苏黎世报》上突然登出了黑尔韦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写道，那记“著名的耳光 ”纯属向壁虚构，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墙上，背部还沾了一身白粉”；关于这一点，别的姑且不论，凡是知道豪格身强力壮、手脚灵活，巴登那位军事首长却笨手笨脚、身体虚弱的人，无不心中有数。接着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策划的大阴谋，找他闹事的两个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当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讲了事实的经过，文字简短扼要、心平气和。

我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说我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仆人和黑尔韦格，因为后者这两年都在靠我养活，我在欧洲认识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笔债。这种手段本来与我无缘，但为了保护两个被诬蔑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尔韦格又在同一报纸上对此作了反驳，说按照他的境况，他从来不必向我借钱，也从来不欠我一个戈比。确实，钱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一个医生写信通知我，黑尔韦格委托他向我提出决斗。

我通过豪格答复道，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黑尔韦格不配提出这要求，对他的制裁已经开始，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尔韦格一边的只有两个人（除埃玛外）：这个医生和理查·瓦格纳105 ，一个未来的音乐家。这两人对黑尔韦格的为人其实并无好感；医生在发出挑战书时附带写道：“至于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苏黎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想，他恐怕不会真的决斗，只想借此机会造造声势。不过我不会让他捉弄我，跟我开玩笑。我对他说，我的口袋里也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这是为他准备的！”……

至于瓦格纳，那么他向我写信埋怨道，这都怪豪格太没有礼貌；他说，他不能对一个“他所爱和所怜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个人需要的是关心；也许他还能重整旗鼓，摆脱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放浪不羁的落拓境况中恢复力量，成为一个新人。”106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我多么不愿再对钱的问题旧事重提，我还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国的整个舆论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视的。

一万法郎的借据还在我手里，这是黑尔韦格太太写给我，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的后悔的话收回的。我把它拿给了公证人。

公证人一手拿着报纸，另一手拿着借据，找到黑尔韦格，要他作出解释。

黑尔韦格说：“您瞧，这不是我的签名。”

于是公证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说，钱是为他借的，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从未要她借钱，您不妨写信向我的妻子查问，她在尼斯，这事与我无关。”

“那么您绝对不记得，您曾委托您的妻子办这件事？”

“不记得。”

“非常抱歉，这么一来，这件普通的债务诉讼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诈骗罪。”

诗人听后毫不气馁，仍勇敢地答道，这与他无关。公证人把他的答复通知了埃玛。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们当然也没有付钱。

“怎么，”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不能让这个混蛋就此逍遥自在……”

过了几天，我们已站在莫利旅馆四楼窗口眺望伦敦的大雾了。107

1852年秋季的迁居伦敦，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1858年写毕）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当年站在墓边的人在哪里呢？一个也不在这儿……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

奥尔西尼的头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108

恩格尔松作为我的仇人死了，遗体安葬在拉芒什海峡109 的一个岛上。

化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么亲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

卡尔·埃德蒙成了拿破仑亲王的朋友，卢森堡宫的图书馆馆长。110

依然故我、忠于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见过豪格。1854年，他为一些小事跟我闹翻了，后来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伦敦便托人转告：“她安葬已过了十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是可耻的；神圣的记忆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我还记得，他曾经随时准备向我伸出友谊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向他靠拢。他很高兴，感动了，然而这次会见比任何分离更令人伤心。

起先我们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回忆了一些细节，后来便沉默了。显然，我们彼此已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变得完全陌生了。我尽量搜寻话题，豪格也竭力这么做，他在小亚细亚旅行的各种见闻打破了僵局。讲完它们以后又开始冷场了。

“啊，我的天，”我掏出怀表突然说，“五点了，我还有个约会，只得走了。”

我撒谎——其实什么约会也没有。豪格好像也丢下了思想包袱。

“真的五点了吗？我今天还得上克拉彭参加一个宴会呢。”

“上那儿得一个小时，那么我不再留您了。再见。”

走到街上，我真想……哈哈大笑？不，我真想哭。

过了两天，他来我家吃早饭。情形还是一样。他说，明天他得走了；其实他还待了好几天。但我们都很满意，从此不想再见面。

出发之前

在诺夫哥罗德时期，奥加辽夫常常唱：“亲爱的地方，我又见到你们了。”111 现在我也又要见到它们了，我想起要见到它们便觉得害怕。

我循着原路，经过爱斯特勒前往尼斯。那是我们1847年走过的地方，从那儿下山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意大利。1851年我又经过那里前往耶尔，寻找我母亲和儿子的踪迹，但什么也没找到。

不易衰老的大自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人变了，这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跨越滨海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还在寻找生活和乐趣……留在我后面的是几片不大的乌云，凄惨的青色笼罩着祖国，但是前面碧空无云——我还年轻，三十五岁，无忧无虑，只觉得精力旺盛。

第二次经过那里时，我的心上蒙了一层雾，精神恍惚，我要寻找尸体，沉没的轮船——不仅可怕的阴影在后面追逐着我，前面也是一片黑暗。

第三次……我为了探望孩子，为了扫墓又得经过那里——现在我的要求已经不高，我只想让头脑得到一点休息，只希望周围多一点和谐的气氛，我要寻找安宁，我感到疲倦和衰老，只想说：“不要碰我。”112

1863年8月于特丁顿113

到达之后

9月22日我来到墓前。周围静悄悄的，大海也一样，只有风在整条路上吹起一阵阵灰土。那沉寂的墓石，那柏树轻微的簌簌声，都使我感到可怕，陌生。她不在这儿，这里没有她——她活在我的心里。

我离开墓地，走进两所住宅——苏家的房子和杜伊斯家的房子114 。它们都空关着。为什么我又要找这些无声的证人发出我的控诉呢？……那是屋前的平台，我曾怀着悲痛在那儿的葡萄园和玫瑰丛中徘徊，望着那荒凉的远方，疯狂地、胆怯地期待着安慰和帮助，我在人们中找不到它们，只得在酒中寻找……

沙发上现在盖满了灰尘，堆着一些镜框——在那个坦率交谈的可怕的夜晚，她便是疲惫不堪地坐在这沙发上失去了知觉。

我拉开杜伊斯的房子中那间卧室的百叶窗——瞧，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转过身来，这是床，床垫取下了，放在地板上，仿佛出殡才几天……这屋子已变得多么暗淡，凄凉！可怜的受难者——尽管我多么爱她，她的死我也是有责任的！

1  指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分歧。

2  指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格丹诺维奇，她当时还很年轻。

3  1848年5月15日巴黎十五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制宪议会的一系列反动措施。示威被国民自卫军驱散，领导人被逮捕。

4  引自《法意书简》第九信。——作者注

5  贝多（1804—1863），法国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指挥政府军镇压六月起义。

6  指《国民报》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在六月起义中充当了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指挥这次镇压的人不少来自《国民报》这一派。

7  1848年镇压六月起义的指挥者。

8  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六月起义的主要根据地。

9  巴黎的著名建筑，法国革命后作伟人的纪念堂。

10  指拿破仑一世战败后俄普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

11  指拜伦的叙事长诗《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见该诗第二章第二十六节。

12  以上几段均引自作者的《来自彼岸》第二篇《暴风雨之后》，但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13  拉歇尔（1820—185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14  赫尔岑的长子和长女。

15  即娜塔莎，赫尔岑的长女。

16  引自俄国著名诗人科利佐夫的诗《鹰之歌》。

17  这是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1829—1913），她是赫尔岑夫人的好友，1850年与奥加辽夫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上几段也都摘自赫尔岑夫人给她的信。

18  指前面提到的图奇科娃和她的父亲、姐姐等。她的姐姐是尼古拉·萨京的妻子。

19  即玛丽亚·科尔什，叶·科尔什的姐姐，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出国。

20  俄国文学评论家。

21  指返回俄国。

22  库图尔（1815—1879），法国著名画家，这里指他的代表作《帝国末期的罗马人》。

23  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温柔善良、心灵纯洁的少女，她的爱人称她“康素埃洛”，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安慰”，即他的心灵的安慰。

24  雷比勒奥和卡利埃都当过巴黎警察局长。

25  但丁的《神曲》第一行，指人生的中年。

26  引自席勒的诗《舍弃》。

27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来自彼岸》中第七篇的题目。

28  即赫尔岑的长女娜塔莎，她当时四岁。

29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以五百四十三万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实现了他在法国恢复帝制的野心计划的第一步。

30  当时德国的革命家，曾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1848年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31  古代以色列人
的一支，主要从事宗教职业，在基督教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

32  《喀提利纳》是大仲马的历史剧，写古罗马贵族喀提利纳发动叛乱的事。当时西塞罗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对叛乱实行了血腥的镇压。但西塞罗是在捍卫共和国的名义下进行的，赫尔岑在这里只是把历史上的两次屠杀作了对比。

33  大仲马于1847年在巴黎建立的剧院。

34  在马赛，这里都是写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情形。

35  写于1857年。——作者注（按：这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已死，赫尔岑对俄国重又燃起了希望。）

36  黑尔韦格（1817—1875），德国革命诗人，他的诗歌始终充满着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在人民中获得广泛流传。但赫尔岑的家庭悲剧主要是他所造成，因此赫尔岑对他抱着一定的偏见，在指责他破坏他的家庭幸福的同时，也否定了他对革命民主运动的向往和贡献。

37  1848年3月黑尔韦格在巴黎组织了一支由德国和法国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入
德国巴登地区，并于4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起义立即遭到了镇压，参加的人大部被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军所俘虏。这次冒险行动曾遭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

38  引自喜剧《聪明误》第二幕第二场，原来是指从事演剧活动的男女农奴。

39  一个热恋歌德的浪漫女作家。

40  即修女。

41  维兰德（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

42  德国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43  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44  黑尔韦格未来的丈人齐格蒙德是富裕的绸布商，不是银行家。

45  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乞丐，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中后，被后者打败。

46  指奥格斯特·福伦（1794—1855），德国诗人，黑尔韦格曾长期住在他家中（在苏黎世），并得到他的资助。

47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她对他的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一次在意大利，黑尔韦格抱怨他用的香水不好。他的妻子马上写信给让-玛丽·法利纳，托她买一盒最上等的香水寄往罗马。然而过了不久，他们离开了罗马，交代邮局把信件和包裹转寄那不勒斯；但就在这时，他们又离开了那不勒斯。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在巴黎收到了这个装着香水的邮包，然而由于长途转寄，他们不得不为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作者注

48  弗洛孔（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年革命后成为法国临时政府成员，支持黑尔韦格的这次巴登行动。

49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也支持了黑尔韦格的行动。

50  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驻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支军队。

51  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至1849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

52  德国巴登和符腾堡一带的古代名称。

53  黑克尔（1811—1881），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了巴登起义，失败后逃亡瑞士及美国。

54  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3年流亡美国。

55  德国的许多革命家都被囚禁在这两个地方的监狱中。

56  这里讲的一些事在黑尔韦格的各种传记中都没有找到根据。

57  巴黎的一家高级餐厅。

58  西蒙（1810—1872），德国革命家，1849年后流亡瑞士。特里尔是德国南方城市，西蒙的家乡。

59  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60  见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

61  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62  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50年11月。

63  居约（1810—1876），意大利画家。

64  克鲁采费尔斯基和别利托夫都是《谁之罪》中的人物，前者是柳边尼卡的丈夫，后者是她后来爱上的第三者，她为此痛苦，她的日记表现了她内心的斗争，后来别利托夫走了，克鲁采费尔斯基消沉了，柳边尼卡生活在绝望中。

65  尼斯附近的海边游览区。

66  《荷拉斯》的主人公荷拉斯是一个夸夸其谈、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利己者。赫尔岑曾说：“荷拉斯是给欧洲带来灾祸的主要罪人。”

67  这里有些话是从我1852年3月给豪格的信中摘录的。——作者注
豪格，德国革命家，1848年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流亡后与赫尔岑有密切交往。赫尔岑在给他的信中主要承认有过杀死妻子的冲动。

68  指1793年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69  罗马神话中的播种和收割之神，以镰刀为象征，因而这里以他作为死神的代表。

70  恩格尔松（1821—1857），俄国流亡者，与赫尔岑曾有密切来往。

71  原文为拉丁文，系雨果的诗集《光与影》中一首诗的篇名，雨果则是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原文。

72  这一段（它还从未发表过）属于《往事与随想》中我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那个部分，尽管我写其他部分还是由它引起的。但是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提到了1851年11月15日发生的骇人事件，他对我这意外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最热烈的同情，这促使我把第二节在1859年的《北极星》上发表了。——作者注
按：所谓“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部分，即指《家庭悲剧》。《家庭悲剧》在赫尔岑生前并未全部发表，直至1919至1925年苏联出版《赫尔岑作品及书信全集》时，才根据赫尔岑的长女纳塔利娅提供的手抄本予以编入。奥尔西尼的《回忆录》出版于1857年，其中记述了赫尔岑的母亲及儿子在海上遇难的事。原注中所说第二节，即指本章的第二节。

73  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

74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派人杀死班柯后，班柯向他显灵，从此弄得麦克白神魂不定。

75  一封信是写给马·卡·雷海尔的，一小页纸是赫尔岑夫人打算写的自传的提纲。

76  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77  科利亚的家庭教师。

78  即马·卡·雷海尔。

79  赫尔岑家的厨子。

80  法国革命者，后来做过赫尔岑家的家庭教师。

81  从罗讷河谷吹往法国南部的一种干冷强风，风速极大。

82  引自《法意书简》第五信，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83  引自雨果的《海洋之夜》。

84  赫德逊·洛（1769—1844），英国将军，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任该岛总督，对拿破仑实行严格管制，在其病重期间，仍不允许改善其生活条件，以致后来拿破仑的医生奥马拉指责这种管理妨碍了对拿破仑的治疗。这里只是说这次病情的好转是出乎意料的。

85  这信我只看了一遍，以后也只打开过一次。1853年旧历10月23日纳塔利娅诞辰纪念那天，我没有读它便把它烧毁了。——作者注

86  路易·波拿巴流亡瑞士时的情妇，据赫尔岑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一个名叫“科赫太太”的女人。

87  戈洛温（1816—1890），俄国流亡者，政论家。

88  荣誉法庭没有组成，但我后来收到了一封信，它具有裁决黑尔韦格有罪的意义。在信上署名的有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殉难者皮扎卡尼，莫尔蒂尼，奥尔西尼，贝尔塔尼，梅佐卡帕，梅迪契，科森兹。——作者注
贝尔塔尼（1812—1886），意大利医师，一直参加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按：所谓荣誉法庭是在同志之间对某人的道德品行作出公意裁决。

89  德国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刑事法庭，往往采取暗杀等手段执行它的判决。

90  指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

91  指普希金的死。

92  关于发生的一切，已传进了她的耳中，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在给她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信，而她是在巴黎从尼·亚·梅利古诺夫那儿听到的。——作者注
梅利古诺夫（1804—1867），俄国作家及评论家，在国外时与赫尔岑等常有接触。

93  当地的一对意大利夫妇。

94  引自普希金的诗《每当我在喧闹的大街上漫步》。

95  这部分原稿是三年前写的。——作者注

96  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据说赫尔岑夫人拟把孩子们托付给她，因此一直在等她到来。

97  指帕谢克，他是赫尔岑的好友，又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因此也是赫尔岑的亲戚。

98  赫尔岑参加过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于1851年死在尼斯。加里波第的妻子是在行军途中去世的。

99  法国正统派政治活动家。

100  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塚》是他为抗议拿破仑禁止刻写墓碑而作的一首诗，全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的代表作。

101  这两封信都在尼斯流传过。——作者注

102  豪格确实这么做了，当然，黑尔韦格没有应战。——作者注

103  席勒的同名剧本的主人公，一个反抗专制暴政的人物。

104  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的著名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105  即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他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乐队指挥，因参加1848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运动，逃亡在外，住在苏黎世，他的许多著名歌剧都是在这以后写的。

106  见附录中瓦格纳的信。——作者注
按：瓦格纳的信写于1852年6月30日，赫尔岑本想把它附在《家庭悲剧》后面，作为证件之一。但大概由于这部分稿件在赫尔岑生前未正式发表，因此迄未附入。

107  赫尔岑于1852年8月中旬离开瑞士，8月24日到达伦敦。

108  奥尔西尼于1858年因行刺拿破仑三世被处死。

109  法国人称英吉利海峡为拉芒什海峡。

110  拿破仑亲王（1822—1891），拿破仑一世之弟日洛姆·波拿巴之子，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承认为他的继承人，但由于拿破仑亲王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不满。卢森堡宫在巴黎，藏有各种艺术珍品及文献。

111  意大利歌曲的歌词，原文为意大利文。

112  原为耶稣复活后对人讲的话，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里是借用，只是“别打搅我”的意思。

113  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地方，当时赫尔岑移居这里。

114  这是赫尔岑在尼斯住过的两幢房子，苏和杜伊斯是它们的房主，赫尔岑先住在苏的房子里，后来住在杜伊斯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即死于这屋里。

俄罗斯的影子

一 尼·伊·萨佐诺夫

萨佐诺夫，巴枯宁，巴黎——这些名字，这些人，这个城市，总是使我回到过去……过去——回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空间，回到那秘密活动的青年时代，那迷信哲学和崇拜革命的时代。1

那两个人的青年时期对我说来太宝贵了，我不能不再讲几句……30年代初，我与萨佐诺夫还很年轻，一起幻想过里恩佐式的阴谋；过了十年，我又与巴枯宁一起为掌握黑格尔哲学绞尽了脑汁。

关于巴枯宁我已谈过，还有不少话好讲。他那鲜明的个性，那古怪而强硬的表现——不论在哪里，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间，在柏林大学的课堂里，在魏特林2 的共产主义者和科西迪耶尔3 的山岳派中间，莫不如此——他在布拉格的演说，他在德累斯顿的领导起义，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在奥地利受到的苦难，引渡到俄国，以及从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的阴森围墙内越狱潜逃4 ——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论当代社会或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这个人身上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却找不到出路。巴枯宁有可能成为一个鼓动家，一个政论家，一个传教士，一个政党或宗派的首脑，一个异教的创始人，或者一个战士。不论把他放在哪里，他总会成为一个极端派人物 ——再浸礼派教徒、雅各宾党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 的同伙像格拉古·巴贝夫6 的朋友，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给民族的命运造成惊天动地的变化。

但在这里，在沙皇政府的压迫下……7

他成了没有美洲和轮船的哥伦布，只得违背自己的志愿在炮兵部队服役两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度过了两年8 ，便赶紧离开那里，因为在那里思想像罪恶的企图一样受到侦查，自由的言论像对社会道德的侮辱一样遭到非议。

1840年他离开俄国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849年奥国一队龙骑兵把他移交给俄国宪兵。

目的论的崇拜者和可爱的理性主义宿命论者，看到天才和活动家正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便对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时性惊异不止，他们忘记了，多少幼苗没有见到阳光便遭到扼杀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潜力由于没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萨佐诺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朋友们对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无成地死了。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这很容易；但是该怎样评价和衡量一个人自己应负的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

埋葬那个时代苦难重重的生活，为了把我们深深陷入沙滩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汤蹈火，这便是我的使命。我要作我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的多马日罗夫——现在大家不记得这个人物了，可是有一个时期，这个老头子在莫斯科是无人不知的，他是普罗佐罗夫斯基9 手下退伍的传令兵，每逢出殡，只要是大主教主持丧礼，他总会头上扑了发粉，身上穿了保罗一世时代的浅绿色军装，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为是在行使向导的重要职责。

……在大学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们数理学系的课堂里迎来了一批新同学，其中两人后来与我们特别接近。

我们的喜爱、同情和反感都来自同一源泉。我们是狂热的孩子，一切——科学，艺术，友谊，家庭，社会地位都从属于一个思想和一个信仰。不论在哪里，只要可能谈论和宣传它们，我们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里，毫不退让，坚持不懈，不吝惜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讨好别人。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便怀着一个坚定的目标，要学习十二月党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在这里奠定一个组织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第一个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同学便是萨佐诺夫；我们发现他完全具备条件，很快与他建立了友谊。他自觉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同学10 。

萨佐诺夫具有显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他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尽管这样，他学习勤奋，什么书都读。他力求超过所有的同学，认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大家与其说爱他，不如说尊敬他。他那个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温柔，有点像小姑娘，与他正好相反，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满着爱和忠诚，简直像刚离开母亲的翅膀，怀着高尚的意愿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温暖和爱护，紧紧偎依着我们，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他可以献出一切——这是弗拉基米尔·连斯基11 的性格，韦涅维季诺夫12 的性格。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亲密无间，意识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联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准备牺牲的决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怀着自豪和爱望着周围那许多年轻而美好的脸，仿佛那是我们亲如手足的教民——这样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们互相手携着手，一丝不苟地在我们这年轻的“世界”13 里到处宣讲自由和斗争，像四个教士14 手里拿了四本福音书在参加复活节祈祷。

我们时时处处进行宣传……然而我们究竟在宣传什么，这很难说。思想是模糊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同一个革命，宣传宪政和共和制，提倡阅读政治书籍，企图把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组织中。但是宣传得最多的是对一切暴力、一切专制统治的憎恨。

我们的团体实际上从未组成，但是我们的宣传却在所有各系深深扎下了根，还远远超出了大学的围墙。

从那时起，在我们整个一生中，从大学的课堂到伦敦的印刷所，我们的宣传从未中断。我们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少年时代的纲领。根据我们所触及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不难看到它的线索，在报刊中，在讲台上，在文学界，它都有所表现……我们的宣传尽管形态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但始终忠诚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观念灌注在周围的一切中。政府的压制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监狱和流放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台座。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权威”。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巴枯宁与我们汇合了，我们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又使我们与彼得堡皇村学校学生和文学青年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正如十二月党人是我们的兄长，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我们的弟弟。

关于我们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员便对它避而不谈，这是虚伪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谈到那个时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们，我还故意要多谈几句，我得说，我不怕重复，只希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们，忘记、轻视和摈弃他们，似乎他们只是一些不切实际、没有实践能力、不知道前进方向的人；它对他们生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落伍的人，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空谈家和幻想家，忘记了在评价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和“成色”时，主要不是看他们知识总量的多少，过去和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甚至错误的历史态度。现在萨图恩15 老人不应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们也不应该学堪察加人，杀死自己的老人。

谈到我们当时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说一次：“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代青年，这么才华横溢、纯洁高尚、聪明忠诚的人，我从未遇到过”，尽管我漂泊各地，见过各种人物，包括反动的和革命的。我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那个亲密的圈子，我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斯坦克维奇小组和斯拉夫派。这些年轻人被骇人的现实吓坏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放弃了其他人奋力追求的目标——社会地位，财富，总之，传统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无视环境的诱惑，家庭强迫他们接受的榜样，始终忠于这些信念。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简单地放进档案库，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的。

他们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压，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经过十年，他们还是那样，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还是那样。

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与这个简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听到了一些离奇说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们，尤其是十二月党人，只是革命思想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你们，你们从事的活动只是奢侈品和诗歌；你们自己说，你们牺牲了社会地位，你们是有财产的，因此对于你们，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生和死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被处决者，是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问题。你们愿意当革命家，这自然比你们愿意当枢密官或省长好一些；可是对于我们，与现存秩序的斗争，这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区别，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需要泅水，但一个是出于必要，另一个是出于爱好。”

只因人们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们的活动，不予以承认，这无异是说，只有出于无奈，不得不实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义者。

这种极端观点在我们中间流传很广，尽管它们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样极难铲除。

我们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德国人的能耐在我们这里还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谓阿拉克切耶夫气质，那种冷酷残忍、以杀戮为能事的刽子手作风。阿拉克切耶夫给近卫军官兵作出了榜样，把农民活活鞭打致死；我们则扼杀思想、艺术、人道、过去的活动家和需要扼杀的一切。我们以无所畏惧的队列，整齐统一的步伐，不顾任何界限向前挺进，我们可以违背真理，但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推理永无止境，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和对它的真实理解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极限，真理和美的极限，也是机器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摇摆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图独占社会的痛苦，垄断社会的不幸，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独占和垄断都不合理一样。单凭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义的不平心理，人们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强制剥夺，不外是平分财产和普遍贫困。在教会中，这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题目，同情精神的感伤表演；在极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鲁东指出的，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两种感情，而它们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建设性的思想，都对实际毫无帮助。

那么，那些虽未亲身经历，但了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的人，不仅向他们指出这一点，而且想向他们指明出路，又有什么过错呢？圣西门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16 ，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也不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使徒的17 。

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热情、善意和远见。我本来不想提起这问题，但是在它的黑名单上，除了我们，还出现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种者——我们所深深敬爱的十二月党人。

这段插话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

萨佐诺夫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无穷精力，在国外的各种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个初次出战便被俘虏的士兵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1834年被关进监狱时，萨佐诺夫和凯切尔不知出现了什么奇迹，竟然没有遭殃。他们两人住在莫斯科几乎足不离户，讲话很多，但写信很少，我们任何人家中都没有他们的信。我们被送去流放了，萨佐诺夫的母亲却给他弄了一张出国的护照，到了意大利。他的命运从此与我们分开，18 也许这就为他奠定了今后生活的基础——他像一颗没有固定轨迹的行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这是上一皇朝最沉闷、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同情的影子，一句热情的话语。我们还在流放，把过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忆和希望打发日子，一边工作，一边熟悉外省粗野的现实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萨佐诺夫怀念我们。老朋友中，只有凯切尔一人还在，可是萨佐诺夫拘泥古板，保持着贵族作风，越来越觉得与凯切尔格格不入。我们已经说过，凯切尔是自觉的野人——从文明人中涌现的野人，库珀的拓荒者19 ，他主张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粗野是他的原则，不修边幅是他的理论，这个三十五岁的大学生却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萨佐诺夫在莫斯科百无聊赖——枯燥的生活弄得他无计可施，他用不着为生活奔波，又没有事情可做。他试图迁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长期这么下去，便远走巴黎，可是并无一定的打算。那个时期，巴黎和法国还对我们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我们的旅游者为法国生活金碧辉煌的外表所陶醉，对它粗糙丑陋的方面却一无所知；自由派的言论，贝朗瑞的诗歌，菲利蓬的漫画，一切都使他们兴奋不已。萨佐诺夫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也无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热闹快乐的闲散生活代替了沉闷压抑的生活。在俄国他被缚住了手脚，在这里他却与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种没有目标的、不安而烦躁的漫长岁月，又在巴黎开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动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动力，他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对科学的纯客观的兴趣，在他身上并不浓厚。他寻找着另一种活动，也准备从事任何工作，但必须是引人注目的，能够立即应用的，具有实际价值，又能在大庭广众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敌人的叫嚷声中付之实现的；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然而回忆起我们在大学的理想，他的眼睛便会发亮，泪水便会夺眶而出……在他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后面还保存着俄国最近会发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觉得，他的饮酒作乐只是逢场作戏，是在那个伟大事业到来前的暂时消遣；他相信，总有一天晚上他会从英吉利咖啡馆被叫走，然后前往俄国管理国家……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他便得认真参与一切，作出各种决定……

……在巴黎最初的热闹日子之后，更严肃的谈话开始了，这时大家立即发现，我们唱的不是一个调子。萨佐诺夫和巴枯宁表示不满（正如后来维索茨基20 和波兰中央委员会21 的成员一样），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大多只与文学界和大学生活有关，与政治关系不大。他们希望我谈的是党派、社会和政府危机（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动（在1847年！），可我讲的是大学讲台，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学术报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情绪。他们与俄国生活过于疏远了，过于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国问题中了，忘记了在我国《死魂灵》的发表是比任命两个帕斯克维奇22 作俄军元帅和两个菲拉列特23 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们听不到准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国的书报杂志，对俄国只能从理论上，从回忆中去理解，而回忆，这是经过时间的折射之后难免失真的。

观点上的不同几乎使我们的关系破裂，情况是这样的：在别林斯基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24 ，我们送他回家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散步。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这已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握手了。这个坚强、热烈的战士已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忧伤的脸上，死亡烙下了明显的痕迹，表明它即将来临。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满神圣的毅力和神圣的愤怒，依然充满对俄国的痛苦而“凶猛”的爱。眼泪哽在我的咽喉，我长时间默默走着，这时不幸的争论又爆发了，那是已提出过十来次的问题。

“很可惜，”萨佐诺夫开口道，“除了杂志工作，而且是在审查制度束缚下的杂志工作，别林斯基没有从事其他活动。”

“我认为不应该责备他，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回答。

“以他这样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场合从事一些别的活动，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我觉得厌恶和痛心。

“那么请问，你们生活在没有检察官的场合，你们也充满对自己的信心，充满精力和才能，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正在做什么呢？难道你们以为，整天从巴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与斯卢扎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维奇谈谈波兰和俄国的边界25 ，便是工作？或者在家里和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听你们谈话的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跟你们谈话的也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这便是工作？”

“等一下，等一下。”萨佐诺夫说，已经很不平静，“你忘记了我们的处境。”

“什么处境？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没有压力，不愁衣食，还要怎样？环境是靠人创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认，发挥作用，也靠自己。够了，先生们，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评文章对年轻一代的益处，比你们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动大得多。你们是生活在呓语和梦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视觉错误，因为你们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

我特别生气的是当时评价人物的两种标准，这不仅萨佐诺夫，一般俄国人也这样。他们对本国人的严厉态度，到了法国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他们听见那些夸夸其谈的勇士说了几句漂亮话，几句空话大话，几句以加速度发表的老生常谈，便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叫我不能不感到恼火。俄国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脸红，越是企图掩饰那些人的无知（正如宠爱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极强的丈夫一样），那些人便越是装模作样，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纳卡西斯26 们面前大摆架子。

早在俄国当大学生时，萨佐诺夫就喜欢身边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们听他谈话，对他唯唯诺诺，到了国外，他的周围仍有一群头脑和身体都不发达的文学园地的流浪汉，在报馆里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捡破烂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尔·维科，半疯的塔迪夫·德·梅洛，无人知晓的伟大诗人布耶；27 在这个合唱队里既有托维扬斯基28 集团中鼠目寸光的波兰人，也有德国冥顽不灵的无神论者。他怎么不对这些人感到厌烦，这是他的秘密。他来找我时，几乎总要带合唱队中一两个亲信一起来，尽管我对他们毫无兴趣，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因此并不奇怪，在马拉斯特和里贝罗尔29 ，甚至比他们更小的名人面前，萨佐诺夫自己便变成了朱尔·维科。

这一切对于今天访问巴黎的人说来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应忘记，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从巴黎成为一种汇集了全世界精华的城市之后，它主要不再是法国的城市了。从前它包含着整个法国，“除了法国它便什么也没有”；现在这里不仅有整个欧洲，还有两个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却不多了。它已湮没在“世界大饭店”的称号中，成了东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热情的喜爱和强烈的憎恨，无边的尊敬和无穷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国人对新巴黎的态度改变了。驻扎在革命广场军营中的各国军队知道，它们占领的是别国的城市。30 现在，各国的旅游者却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们买下了它，在这儿寻欢作乐，他们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们，古代的巴比伦在这儿复活了；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轮美奂。

在1847年我还能见到从前的巴黎，然而已经是脉搏加快了的巴黎，贝朗瑞的诗歌成了强弩之末，合唱词“改革万岁！”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共和万岁”31 那时俄国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幸运心情，感谢上苍（当然也得感谢按时收到的地租）他们能住在这儿，游览罗亚尔宫，上法国喜剧院。他们公开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门的男女名流——名的医师和舞蹈明星，牙科医生德西拉博和疯子“妈爸”，以及一切文学骗子和政治魔术家。

我憎恨一切不问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风，它在俄国人中十分流行。我发现，这与从前军官和地主横行霸道的行径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穿上了瓦西里岛32 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则行事而已。但不应忘记，在西欧的权威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也来自同样的军营、衙门和仆役房，只是它们是面向老爷、长官和上司的。由于我们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勋章和官衔，没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们需要精神的“官级表”33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同胞中的那些优等国民在向什么人顶礼膜拜呀？向维尔德34 和卢格这类黑格尔派中最无能的庸人顶礼膜拜。对德国人尚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在法国人面前，在一些真正优秀的人物面前会怎样了，例如，在皮埃尔·勒鲁面前，或者在乔治·桑本人面前……

我很后悔，起先我也卷进了这中间，认为在咖啡馆里跟《十年》35 的历史学家谈几句话，或者在巴枯宁家跟蒲鲁东讲几句话，便提高了身价，获得了一种级别。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达巴黎后过了三个月，我便开始猛烈攻击这种尊卑观念，而关于别林斯基的争论正发生在我的否定达到最高峰时。巴枯宁一向心地宽厚，一半赞同我的话，不免哈哈大笑，但萨佐诺夫却大为生气，认为我对实际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这一点。

二月革命在他看来是全面的胜利，他所认识的一些报馆文人担任了政府要职，王位摇摇欲坠，得靠诗人和医生支持了。德国王公们向昨天受到他们迫害的新闻记者和教授请求指教和帮助。自由主义者教导他们怎样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头上，免得给起义的狂风吹走。萨佐诺夫接连不断写信到罗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发现萨佐诺夫心事重重。巴枯宁不在，他已去发动西欧的斯拉夫人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萨佐诺夫一见面便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俄国政府已走投无路。”

“何以见得，难道在彼得保罗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国了吗？”

“让我们统一一下认识，我并不认为，我们明天便会出现2月24日。但是舆论，但是自由思潮的风起云涌，四分五裂的奥地利，普鲁士的准备制订宪法，迫使冬宫周围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颁布一部宪法，一部类似大宪章的东西，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这样，”他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又道，“那就必须成立一个开明的、有文化的、能够用现代语言讲话的内阁。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没有。”

“傻瓜！他们到哪儿去找学识渊博的内阁官员呢？”

“只要肯找，还怕找不到吗？但我觉得，他们还不想找。”

“怀疑主义现在不合适了，历史即将作出决定，一切非常快。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们了。”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是讲笑话不是。他的表情是认真的，脸色有些发红，显得十分激动。

“果真是向我们求助吗？”

“对，不是向我们本人，便是向我们圈子里的人，这都一样。你不妨再想一想，他们还能向什么人争取援助？”

“你打算管哪一个部呢？”

“别开玩笑。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利用时机，又不能使人重视我们的价值。你总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现在时势不同了，当权一天比写一本书更重要。”

萨佐诺夫对我的不切实际，未免觉得可怜，但终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么怀疑，相信他入阁办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的人们。1848年末，两三个德国流亡者经常参加萨佐诺夫在家中举办的不大的晚会。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中尉36 ，曾在梅森豪泽37 手下当过参谋长。一天半夜两点钟，天下着倾盆大雨，这位军官还冒雨来找我，他想起从布朗什街到拉丁区实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运。

“您为什么在这种天气还非得跑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不可？”

“当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来，萨佐诺夫先生便会生气，可我觉得，我们必须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加上他在他这一派中占据的地位，俄国一旦爆发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第二天我对萨佐诺夫说道：“萨佐诺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有个人相信你将来能当部长呢，这个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时间过去了，俄国没有发生革命，也没人派使者来找我们。骇人听闻的六月事件也过去了；萨佐诺夫在着手写一篇“社论”——不是为报纸写的，是为时代写的。他写了很久，大声朗读一些片断，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致完成。他觉得他必须“向俄国阐明最近的这次革命”。他开头这么说：“不要期待我给你们描绘事实，别人在这方面会比我做得更好。我要向你们讲的是引起这次革命的思想和观念。”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够劲，每逢提起笔来，他总想讲些不同寻常的惊人之论——恰达耶夫的《书简》始终在他头脑里回旋。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间流传，但是没使任何人留下丝毫印象。

1848年夏季，萨佐诺夫组织了一个国际俱乐部。他把自己的塔迪夫们、德国人和斯拉夫救世主义者，都拉进了这个组织。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焕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然后对着五六个人为国际俱乐部致了开幕词，其中一个便是我，但我只是作为来宾参加的；讲台上还有几个人，那是它的干事会。萨佐诺夫之后，一个蓬头散发、好像还没睡醒的人朗诵了一篇献给俱乐部的诗，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萨佐诺夫皱起了眉头，但制止诗人已为时太晚。

沃尔采尔，萨佐诺夫，戈雷斯基，德尔·巴尔佐，列奥纳德38 和你们所有的人……

塔迪夫·德·梅洛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没有发现人们的笑声。

第二天或第三天，萨佐诺夫给我送来了一千份成立俱乐部的宗旨，这件事从此再没有下文。后来我听说，一位全人类的代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西班牙发言，把执行权说成绞刑架
39 ，还以为这是法文的人）在英国犯了伪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点真的上了绞刑架。

部长没有当成，俱乐部又不了了之以后，萨佐诺夫便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这虽然不算体面，但实际得多。当以密茨凯维奇为首的《民族论坛》创办时，萨佐诺夫在编辑部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写了两三篇很好的文章……然后沉默了；没到《论坛》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经跟所有的人吵过架。他对一切都不满意，认为不够，觉得自己在那里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从来不肯善始善终做完一件工作，总是半途而废。

1849年，我向蒲鲁东建议，把《人民之声报》的国际版交给萨佐诺夫。他懂得四种语言和欧洲各国的文学、政治和历史，加上他对各派力量的广泛了解，他可以把报纸的这一版办得十分出色，让法国人耳目一新。蒲鲁东并不过问国外新闻的内部事务，它由我负责，但我在日内瓦，对它无能为力。过了一个月，萨佐诺夫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霍耶茨基，与报纸断绝了关系。他写信到日内瓦对我说：“我深深敬重蒲鲁东，但他和我这样两个人无法在一家报社内共事。”

过了一年，萨佐诺夫参加了复刊的《改革报》，那时它已由马志尼派接办。编辑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 负责。这里也容不得两个伟大人物共事。萨佐诺夫干了三个来月便脱离了《改革报》。他与蒲鲁东幸好是客客气气分手的，与拉梅内却争得面红耳赤。萨佐诺夫责备老头子小气，舍不得在编辑部花钱。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时期作为教权派报人的习惯，只得诉诸西欧人士采用的最后论据，对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会不会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佐诺夫是1851年在瑞士。他被法国驱逐之后住在日内瓦。这是最阴暗、最沉闷的时期，粗暴的反动势力到处嚣张一时。萨佐诺夫对法国的信心动摇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乱如麻，十分厌烦，工作又不顺手；他什么都干，又没有耐心，整天生气和喝酒。何况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琐事，与债主的不断争执，张罗金钱，生就的善于挥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这一切弄得他终日牢骚满腹，郁郁不乐，连喝酒也不再像平时那么无忧无虑，成了只是过去灯红酒绿生活留下的一种习惯。

不妨顺便谈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为它也日复一日地走上了纵酒作乐的错误道路，而且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

萨佐诺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们的结合使他越发沉湎在奢华的生活中。后来她去了俄国，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和大量的钱都托付给了他。但是寡妇还没抵达彼得堡，另一个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这女人嗓音之响，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墙再一次倒塌41 。

过了两三年，寡妇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儿，出其不意地回来了。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人？”她问，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女人。

“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可是她这样的嗓子，怎么教孩子讲法语？……这太糟了，我宁可雇个法国女人，你把这个人打发走……”

“但是，亲爱的……”

“但是，亲爱的……”于是寡妇带走了女儿。

这不仅是感情的危机，也造成了经济危机。萨佐诺夫根本不穷，他的姐妹们每年从庄园的收入中寄给他二万法郎，但是他挥霍无度，直到现在还不打算撙节开支，只是拼命借债。他东也借，西也借，尽量向俄国的姐妹们索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钱他都要，还向放高利贷的，向俄国和非俄国的傻瓜们借债……他用这种办法挪东补西，维持了好久，但最后还是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弄得山穷水尽，进了克利希监狱。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姐夫死了。但听到他进了监狱，两个姐妹赶紧来搭救他。事情总是这样，她们对尼古连卡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两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认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脱颖而出，成为名人呢。

但等待她们的是各种失望，正因为出乎意外，它们更显得奇怪。第二天早上，她们带着萨佐诺夫的朋友霍特克维奇伯爵前往狱中赎他出狱，要让他大吃一惊。霍特克维奇把她们留在马车上便走了，答应过一会儿带她们的兄弟出来。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尼古连卡没有出现……两个女人坐在出租马车里等得很不耐烦，心想手续一定很烦琐……最后霍特克维奇独自跑来了，他满脸通红，嘴里一股浓重的酒气。他告诉她们，萨佐诺夫马上就到，他得先跟难友们告别，请他们喝点酒，吃点东西，这是规矩。这有些刺痛了两位女旅客的温柔的心……但是……但是就在这时，又胖又结实的尼古连卡满头大汗扑进了她们的怀抱，于是她们顿时高兴了，满意了，与他一起回去了。

她们听到过一些风声……有些知道那个意大利女人……热情的意大利姑娘抵挡不住北国的天才，来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挡不住南国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她们红着脸，羞答答地表达了要认识她的胆怯愿望。他满口答应以后便回家了。过了两天，姐妹俩突然造访，想再一次让兄弟大吃一惊，但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点钟，气候炎热，姐妹俩坐了车去探望弗兰采斯卡·达·里米尼，看看她和尼古连卡的生活情况。妹妹推开门便愣住了……小小的会客室铺满了地毯，萨佐诺夫穿一身睡衣，随随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边便是那位胖太太，几乎只穿了一件薄纱衫。太太使出了意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正在听尼古连卡讲故事。他们旁边放着一桶冰，冰里是一瓶稍稍倾斜的香槟酒。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这幕戏的效果却是强烈而持久的。妹妹来找我，与我商量这件事，一边讲一边抽搐，流眼泪。我安慰她说，出狱后最初几天的生活是不会正常的。

这以后便是枯燥的搬家——换一所小一些的住宅……他本来有一个听差，这人的专长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缎子领结，用钻石别针把它别住；现在这个听差被辞退了，接着那枚别针也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橱窗中了。

这样又过了大约五年。萨佐诺夫从瑞士回到巴黎，然后又从巴黎去了瑞士。为了摆脱那个意大利胖女人，他发明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与她结婚之后又离婚。

我们中间产生了嫌隙。在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上他没有坦率地对待我。我不能对此毫不理会。

就在这时，俄国开始了新的时期42 ，萨佐诺夫又变得活跃了，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国，但终于没有回去43 ，最后离开了巴黎。后来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不久前一个刚从瑞士来到伦敦的俄国人突然对我说：

“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这是谁？”

“萨佐诺夫，您想，参加葬礼的没一个是俄国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为我很久没去看他感到有些后悔……

（写于1863年）

二 恩格尔松夫妇

他们俩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岁，她比他更年轻。

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泽西岛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遗孀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乱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浓眉大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天才与疯癫、狂热与讥讽互相混杂的神气，像旧约时代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这老人便是皮埃尔·勒鲁。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几个月后才听到她的死讯。

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谈到的这个人一度对我是亲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创伤时第一个给我包扎伤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护士。她也许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使他疏远了我。他成了我的敌人……

她的死讯又把他们带回了我的脑海中……

我拿起1859年写的那份关于他们的原稿，把它重读了一遍，作为对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虑了好久，要不要发表它，不久前才决定要。我的意图是纯洁的，叙述是真实的。我不想把谴责掷向他们的坟墓，只是想与读者一起，根据这些新的例证，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后一代被摧残的人的复杂而痛苦的命运。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个俄国人带着妻子来到了尼斯。在散步时，人们把他们指给我看。两人属于等待局势好转的人；他瘦瘦的，脸色苍白，带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气，头发淡黄而有些发红；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显得筋疲力尽，心灰意懒，过早衰老了。

有个医生住在一位俄国夫人家中，他告诉我，那个淡黄头发的先生是皇村学校的学生，正在读《来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 中受到了牵连，因此很希望认识我。我回答说，凡是正直的俄国人，我都欢迎，尤其是皇村学校的学生，何况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关，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对我说来，它是鸽子衔回挪亚方舟的一片橄榄叶子。46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医生，也没有看到新来的俄国人。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仆人突然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这是他。我正与卡尔·福格特坐在餐厅里，我吩咐请客人到楼上的会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儿。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发烧似的。他几乎说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静一些以后，立即从椅上一跃而起，扑到我的身上，与我亲吻，在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以前，便对我说道：“那么我终于见到您了！”接着马上吻我的手。我赶紧说：“您这是怎么啦？快别这样！”但这时他已失声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干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边道歉，拼命向我讲颂扬的话，一边用急促的语调和强烈的表情对我说，我挽救过他的性命，事情原来是这样。他为了一点小事被皇村学校开除之后，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伤心，又非常讨厌他不得不担任的职务；不论是自己还是时局，他都看不到一点出路，因此决定服毒自杀。在实行这个计划前几个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走进伊士勒47 的店里，拿起了这一期的《祖国纪事》，上面登载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他读着读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轻松了一些，开始对自己向忧郁和绝望屈服感到羞愧，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正从四面八方召唤着年轻的、坚强有力的人们。这样，恩格尔松没有服下毒药，却叫了半瓶马德拉酒，把文章又读了一遍。从这时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热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许他不久再来看我。他的言语杂乱无章，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离题的话和小故事，但是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头脑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显的是他的思想活动千头万绪，因而往往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愤懑变为冷嘲热讽，从流泪变为假笑。

他留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他使一个人的神经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渐习惯了他那种古怪的举止，也有些喜欢他与众不同的脸色了，因为它与西欧大部分人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尔松读书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是语言学家，也是语文学家，但对一切都注入了我们所熟悉的怀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在从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过度兴奋的内心活动使他虚弱的体质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劳，提高精神，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欲罢不能，迅速损坏了他多病的身体。

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酒，头脑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活跃状态，思考的问题那么多又那么毫无结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又冷若冰霜——这一切尽管与我们从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还是令我生动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仅仅听到了亲切的语言，也感受到了亲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后彼得堡恐怖统治的见证人，也了解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我完全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

我们渐渐经常见面，后来甚至每晚见面。

他的妻子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她的容貌本来很漂亮，可是神经痛和内心的紧张不安使她变得丑陋了。她是俄国化的挪威人，讲俄语带一点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难听。一般说来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感，神经紧张，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又似乎多了点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感觉到的，尽管看不见，但像空气中的电一样总在威胁着他们。

他们在旅馆里借一间大房间，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里找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神色十分沮丧。她坐在一个墙角，眼睛哭肿了，没一点精神；他坐在另一个墙角，脸色死一般苍白，嘴唇毫无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发……他们有时会接连几个小时，甚至整天这么坐着，可是离这里几步路便是蓝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树林，那里有着一切引人入胜的东西——那蓝宝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热闹、欢乐的南国生活。应该说他们没有争吵，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没有可以争吵的理由……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时还抽抽搭搭地反复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个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对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终于死去，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呢？”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那么同情他们，几乎想与他们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你们根本不是这么不幸，也不这么愚蠢，你们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我们去划船，让忧郁消失在蓝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时能这么做，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间，忧郁症重又发作……他们好像在彼此怄气似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便会引起争执，从心底重又唤起某种敌意。

有时我觉得，他们要不断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疼痛中得到一种乐趣，一种快感，他们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们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样。不幸的是两人的身体开始显著衰弱了，他们会迅速地走进疯人院或者坟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又遭受了过多的损害；她的个性比他的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坚韧得多，刚强得多。此外，她缺乏统一和彻底的意志，那种不幸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极端对立的状况下，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绝望，是但求快死，是动不动伤心啼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欢乐，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娇气，爱好衣饰和奢侈品，她只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在勉强克制而已。她平时还是注重衣着，讲究仪表的。

她希望按照当时的观念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精神上担负着重重苦难的独特女性，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但是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总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构成恩格尔松的诗意气质，抵消他各种缺点的东西，那成为他本人的出路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她无法追随他奔驰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样从绝望一变而为嘲弄和大笑，从坦率的微笑一变而为公开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联系，感到困惑……她无从理解他忧郁的思维活动中那些漫画般的表现。

恩格尔松在嬉笑怒骂中说尽了大量俏皮话和双关语以后，会越来越兴奋，马上进行即兴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却大为恼火，认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体面行为”使她丢了脸。他通常会看出这一点，但兴致一来便很难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逗人发笑，事后脸色涨得红通通的，流满了汗，迈着华尔兹舞步走到她跟前问道：“但是我的天，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这一切难道不合适吗？”她哭得更伤心了，于是他蓦地变得既忧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然后回家，或者干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只得给他们打圆场，进行调停……于是他便殷勤体贴地吻她的手，一边逗乐一边请求她宽恕他的过错，有时连她也忍俊不禁，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应该解释一下，把可怜的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弄得这么伤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么。恩格尔松的喜剧天才是无可怀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连莱瓦索48 也从未达到过，只有格拉索49 最优异的表演，或者戈尔布诺夫50 的某些故事朗诵才能相比。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兴式的，他总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时补充和改变它的内容。假如他指望发展这方面的才能，让它获得正规的训练，他一定可以在当代的讽刺喜剧演员中占据一席显著的位置，但是恩格尔松从不想发展这方面的天赋，也不想培养它。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样富有生机，然而在他无法安定的心灵中夭折了——家庭琐事剥夺了他一半时间，而他的兴趣如此广泛，从语文学和化学，到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什么都想染指。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尔松是纯粹的俄国人，尽管他的父亲出生在芬兰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还是关于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实意地、毫不妥协地憎恨他。他模仿拿破仑，拿了一把椅子骑在上面，神气活现地向列队恭候的军队走去……周围的肩章、头盔、军帽都在发抖……这是尼古拉检阅军队；他突然生气了，掉转马头，对着司令官嚷了一声：“真糟糕”，司令官诚惶诚恐地听着，目送尼古拉走远后，便压低嗓音，气得喘吁吁地向师长说道：“阁下，您大概以为您是在干别的事，不是在给皇上当差，这个师真不像话，您那些团长，嘿，等着吧，我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师长的脸越涨越红，朝着遇到的第一个团长大发脾气，这样一级级骂下去，皇帝一声“真糟糕”便以几乎难以觉察的准确无误的变调传达到了骑兵司务长，骑兵队长对他已不是训斥，而是泼妇的骂街了，至于司务长，他便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军刀刀柄朝着什么也没干的士兵的腰眼猛打了。

恩格尔松表演得惟妙惟肖，不仅把每一级官员的特征，还把骑兵的姿势，他们气呼呼地拉住马缰绳对不肯站稳的马生气的样子，都表现了出来。

另一种表演带有比较和平的性质。尼古拉皇帝在跳法国的瓜德利尔舞51 ，他的对面是一个外国的外交官，一边是一位将军，另一边是一位大臣。这可以算得一幅完美无缺的杰作。这场表演，我们中间得有一个人给恩格尔松当女舞伴。但表演的中心是尼古拉——一个统治着瓜德利尔舞的专制君主，他的每一个舞步都是为了表现他的坚定意志，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表现他的高贵气质；尽管他用仁慈的、温情脉脉的眼睛瞧着女舞伴，这目光却既是对将军的命令，又是对大臣的指示。用言语传达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将军挺直身子，胳臂微微弯曲，全神贯注地追随着皇帝的舞步，每个舞式都循规蹈矩，每个节拍都一丝不苟；大臣则心慌意乱，吓得两腿瑟瑟发抖，虽然满脸含笑，眼睛里却几乎噙着泪水。这场表演使从未见过尼古拉的人也不能不完全相信，皇帝的瓜德利尔舞实在是对人的刑罚，与最高统治者面对面跳舞更是危险万分。我忘记说，只有外交官依然装出训练有素的轻松姿态和镇静自若的优美步子，掩盖着内心的惶恐，其实哪怕最勇敢的人也难免感到，仿佛他是衔着点燃的雪茄在火药桶旁边跳舞。

恩格尔松的滑稽表演和装疯卖傻，弄得他的妻子很不高兴，尽管这样，不能说她自己就成熟一些，老练一些，完全相反，她头脑里也混乱不堪，破坏了一切和谐与统一，使她变得难以捉摸。在她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与一个女人争论是很难靠说理取胜的，尤其当争论涉及实际事务时。恩格尔松的不协调举动，使人想起火灾之后，殡葬之后，也许还有犯罪之后的精神错乱；而她使人想起的是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在那里一切都丢得乱七八糟——孩子的洋娃娃，结婚礼服，祈祷书，乔治·桑的小说，拖鞋，花，盘子，什么都有。她那些不明不白的思想，残缺不全的信念，那种既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自由，又无法摆脱习惯势力的外在束缚的作风，使人想起八岁的孩子、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太太。好几次我与她当面谈过这一点。奇怪的是，甚至她的脸也有些未老先衰，好像由于掉了一部分牙齿，脸颊塌陷了，但脸上仍保持着一些孩子的表情。

她内心的混乱完全应该归罪于恩格尔松。

他的妻子是一个给母亲当作心肝宝贝宠坏了的孩子，到了十八岁，一个出身瑞典人的萎靡不振的老官僚便来向她求婚。正好这时她在生母亲的气，耍孩子脾气，于是马上答应了。她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妇。

当自由自在、穿着漂亮衣服接待宾客的蜜月过去之后，新娘开始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厌烦，尽管丈夫小心翼翼，对她相敬如宾，带她上戏院，为她举行晚会，她还是讨厌他，这样勉强过了三四年，终于一赌气跑回了娘家。他们离婚了。母亲死了，她剩了一个人；愚昧的婚姻，内心的空虚和饥渴，闲散的头脑，使她闷闷不乐，过早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变得痛苦，失望。

这时恩格尔松刚被皇村学校开除。他神经过敏，喜怒无常，迫切希望得到爱情，对自己怀着近乎病态的不信任，虚荣心又折磨着他……他认识了她，那时母亲还在世，她死后，他们逐渐接近了。如果他不爱上她，那才奇怪呢。不论能不能永久爱她，他反正总会热烈地爱上她。这是必然的……因为不论她是不是寡妇，有没有出嫁过，反正她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何况她当时很苦闷，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人，这爱情却使她很伤心。这另一个人是个精力饱满的年轻人，军官和文学家，但又是不顾死活的赌徒。他们为这疯狂的嗜好发生了争吵，后来他开枪自杀了。

恩格尔松没有离开她，他安慰她，逗她发笑，关心她。这是他的初恋，也是最后一次。她想学习，如果不进学校能够增加知识，自然更好，于是他自告奋勇当了她的导师——她希望读书。

恩格尔松给她的第一本书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他让自己当了讲解员。基督教教育原来给他的爱洛伊丝52 穿上了一双中国鞋，她无法用它走路，必须靠一只小板凳保持身体的平衡，现在他便开始每天从她的脚下抽掉这张小板凳了……

歌德说过，没有坚定的思想，摆脱传统的道德从来不会导致好结果。确实，唯独理性才有权取代责任的宗教。

一个女人在传统观念的催眠曲下呼呼大睡，精神上从未产生过危机，她所向往的无非是受过一点基督教影响、带有一点浪漫主义情调、具备一点道德观念的宗法制心灵所向往的一切，现在恩格尔松却想一下子把她改造过来，他用的方法是英国保姆的办法：孩子喊肚子痛，她们便往他嘴里灌一杯烧酒。在她不成熟的、幼稚的观念中，他注入了腐蚀性的酵素，可这种酵素是连男人也大多消化不了的，他自己也消化不了，只是对它有所理解而已。

一切道德观念，一切宗教信仰均被推翻之后，她变得惊慌失措，可是从恩格尔松身上她能找到的只是怀疑，只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只是讽刺，于是她失去了最后的罗盘，最后的船舵，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找不到方向，只得随着水波任意漂流。正如摆锤要靠对称的叶片保持平衡一样，生活本身是靠互相排斥、又互相制约的荒谬观念维持平衡的，现在对她说来，这种平衡被破坏了。

她疯狂地读书，不管了解不了解，于是保姆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家政的陈旧经济观念与感伤的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到了一起。

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恩格尔松鼓足勇气对她说道：

“您想出外旅行，您一个人怎么成呢？……您会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朋友，没有合法的保护人，您会毫无办法。您知道，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您……答应嫁给我吧，我会关心您，安慰您，保护您……我可以做您的母亲，您的父亲，您的保姆和丈夫，但必须合法才成。我可以与您在一起，在您的身边……”

不满三十岁的热恋的情人大多是这么说的。她感动了，无条件接受了他做丈夫。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到了国外。

我的两个新朋友的过去便是这样。恩格尔松告诉我这一切时痛苦地抱怨道，这婚姻葬送了他们两人；我也看到，他们是作茧自缚，陷入了自己烧旺的精神火坑中，正在忍受煎熬；我相信，他们的不幸来自他们以前过于缺乏相互的了解，现在又过于接近，过于强调个人的抒情因素，认为它便是整个生活，过于相信他们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他们能够分手……各人便可以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可以得到平静，说不定还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时间将会证明，他们彼此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可缺少，不论怎样，不能让热病继续发展，免得引起灾祸。我没有向恩格尔松隐瞒我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这一切只是幻影，事实上他没有勇气离开她，她也没有勇气独自出海……他们的内心是希望永远不必作出这些决定，不必把它们付诸实行。

我的看法过于单纯和强烈，对这些复杂的病理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神经，很难发生效果。

2

恩格尔松这种类型的人，当时对我还是相当新鲜的。在40年代初，我看到的只是这个类型的萌芽状态。它是在别林斯基一生的事业即将结束的时期，在彼得堡发展起来的，也即在我之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现之前形成的。这类人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和它的朋友们。他们年轻，才华横溢，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教养，然而神经质，带些病态，是畸形的产物。他们中间没有自吹自擂的庸才，没有文句不通的作家（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现象），但他们是受损害、受摧残的一代。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热烈而勇敢地展开活动，以《外来语辞典》53 一书震惊了整个俄国。他们作为40年代紧张的精神活动的继承人，直接从德国哲学走向了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或者成为康德的追随者。

他们的周围尽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因此从跨出校门的一天起，他们便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为荣，然而他们过高评价了自己否定的成绩，或者不如说他们可能取得的成绩。从这里便产生了过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不是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自尊心，那种适合于憧憬着远大前途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过去的时代里曾促使人们完成英勇的奇迹，为了获得荣誉而不怕铁链，视死如归的那种自尊心，相反，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对任何事业造成危害，它既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狂妄自大，同时又缺乏自信力。

在他们的抱负和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社会不能接受他们对未来的许诺，必须他们作出了成绩才能承认他们。工作和毅力都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的力量在于理解和掌握别人取得的成果。他们想靠播种的意愿得到收获，想靠他们储备充足的粮仓得到桂冠。他们不能忍受“社会不予承认的耻辱”，这使他们对别人也不公正，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以致玩世不恭。

通过恩格尔松我看到了这一代和我们一代的差别。后来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不这么有才能，也不这么有教养，但他们的整个身心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畸形特征。

尼古拉皇朝的骇人罪恶之一，便是从精神上扼杀了这新生的一代，从心灵上摧残了这些孩子。值得惊讶的是那些强壮的力量，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了下来。谁不知道士官武备学堂的教师收到的著名指示？54 皇村学校的情况略好一些，但到了后期，尼古拉的憎恨也降临到了它的身上。全部官方教育只是在于灌输盲目服从的宗教，它的报酬便是进政府当官。年轻人的感情本来光芒四射，现在却被粗暴地压抑在内心，代替它的只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互相嫉妒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没有被扼杀的，变成了病态和反常的发展……在这些人身上，除了炽烈的自尊心，还出现了意志消沉，缺乏信心，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年轻人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忧郁症患者，疑虑重重，心力交瘁。他们全都热衷于自我反省，自我分析，自我谴责，一丝不苟地检查自己的心理现象，喜欢作没完没了的自白，谈论一生中神经失常的事件。后来向我作忏悔式自白的往往不仅有男人，还有属于同一类型的女人。我怀着同情对待他们的悔过和自我鞭挞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甚至不惜诬陷自己，以致我终于相信，这一切只是自尊心的另一表现形式。只要不采取反对或同情的态度，而是同意悔改者的话，便会发现这些女性和男性的抹大拉55 多么容易恼羞成怒，报复心理多么强烈。在他们面前，你就像基督教的神父在尘世的当权者面前一样，对他们的忏悔你只有庄严地赦免罪孽和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些神经质的人牢骚满腹；哪怕轻轻碰一下他们，他们也会像含羞草一样产生反应，马上发出不可理喻的尖刻语言。一般说来，当题问涉及报复时，说话是没有节制的——不够文雅的骇人谈吐表现了对别人的深刻鄙薄，也表现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受约束的作风来自地主家庭、衙门和兵营，但它怎么会越过我们这一代，在新的一代中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呢？这是一个心理课题。

在从前的小组里，大学生们常常大声争吵，辩论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然而即使在最激烈的咒骂中，有些东西还是不受侵犯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神经质的朋友（恩格尔松的一代）这个禁区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不必约束自己；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和报复需要，为了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可以不顾一切；我常常怀着惶恐和惊异看到，从恩格尔松起，这些人毫不吝惜地把最珍贵的珠宝扔进苛性溶液中，事后又伤心啼哭。随着神经质情绪的逆转，他们便开始后悔，向被咒骂的偶像祈求宽恕。他们满不在乎，往平常喝酒的杯子里倒污水。

他们的悔恨是真诚的，但不能防止反复。减少轮子震动、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只是损坏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他们自己也无法生活。

幸福不是为他们存在的，他们也不善于保护它。在生活中，他们的讽刺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不输于德国人那种甜得腻人的感伤情调。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如饥似渴地要求别人爱他们，想得到生活的乐趣；他们刚把酒杯举到嘴边，一个恶毒的精灵便把他们的手一推，酒泼到了地上，酒杯也随着这股怒气掉进了污泥中。

3

恩格尔松夫妇不久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他们打算在那里待六个月，可是过了六周便回来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百无聊赖地在意大利转悠，在罗马他们觉得痛苦，在那不勒斯他们觉得烦恼，终于决定还是回尼斯的好。他从热那亚写信给我道：“我得来找您医病。”

在外出期间，他们的阴暗心情增长了。除了神经活动失常，还出现了口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性质也在恶化。恩格尔松的错误在于言语不知检点，态度过于生硬，但引起争执的往往是她，而且是怀着隐藏的不满故意挑起的，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刻，这总能取得意外的成功，然而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戒备状态。

恩格尔松从来不懂得沉默，与我谈天可以使他轻松一些，因为他总是把一切和盘托出，甚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反弄得我不大自在。我觉得我对他们不能像他们对我那么坦率。谈话对他说来是轻松的，发泄牢骚能够使他暂时得到安慰——我却不是这样。

一天在小酒店里喝酒时，恩格尔松对我说道，每天争争吵吵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找不到出路，自杀的念头重又出现，他觉得这是最后的解脱……在这种神经不正常的状态下，可想而知，他只要身边有一支手枪，或者一瓶毒药，总有一天会采取两种手段中的一种……

我可怜他。他们两人都值得同情。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只要她嫁的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丈夫，他可以慢慢开导她，让她快快活活过日子，必要的时候，不仅用信仰，也用自己的威信（不是讽刺，是正常的威信）影响她。那些没有成熟的个性还不能独立行动，正如软骨病患者必须穿上矫形胸衣，脊梁骨才不致弯折。

我这么考虑的时候，恩格尔松继续谈着，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这个女人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她理解和寻找的我，正是我最不堪的方面，而我优良的方面对她说来，正如中国字一样不可理解；她受到了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和小家庭思想的腐蚀，我们只是互相折磨，这我很清楚。”

我觉得，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谈论自己亲密的女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基本纽带已经断了。因此我向他承认，我早已怀着深深的同情在注视他们的生活，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住在一起？

“您的妻子惦记着彼得堡，惦记着弟兄们，惦记着老保姆，既然这样，您何不安排一下，让她回国，您独自留在这里？”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千百回了，我也但愿如此，但是首先，她不肯跟任何人一起走，其次，到了彼得堡，她会寂寞死的。”

“可是在这里她也会寂寞死的。至于必须跟别人一起走，这只是反映了我们这些老爷的旧观念，您可以把您的妻子一直送到什切青上船，上了船，轮船自会送她回家。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借给您。”

“您讲得对，我非这么办不可。我感到痛心，我可怜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她，我要求她的不仅是做一个妻子，也是做一个人，我希望按照我的想象提高她，教育她，我以为她可以成为我的孩子——但我的任务超出了我的力量；而且谁能料到，我会遇到这么强烈的反抗，这么固执的对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道：“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您：她需要另一个丈夫……只要有合适的人，她又爱他，我可以亲手把她移交给他，这样我们两人都可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比彼得堡更重要。”

我按照字面的意义相信了这一切。他是真诚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像优秀的演员，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仿佛真的变成了剧中人，以致硬纸板的剑在他们眼里像是真的，他们为《赫卡柏》56 流的眼泪是真诚的。

我们当时一起住在圣海伦娜区。我与恩格尔松谈话后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迟了，恩格尔松太太突然擎着蜡烛走进了会客室，眼睛哭得红红的，她把蜡烛放在桌上，说她想跟我谈谈。我们坐下了……她先是抱怨命运如何使她苦恼，恩格尔松和她本人的性格多么不幸，在这简短而暧昧的开场白之后，她便宣称她决定回彼得堡，但不知怎么办。“只有您的话他还能听，请您劝劝他，真的放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心烦的时候，嘴上说准备马上让我坐上驿车，实际上这只是说说罢了。请您说服他，救救我们两人，答应他开头您会照料他，关心他……他可能难过，他有病，神经衰弱。”她又哭了，用手帕捂住了脸。

我不相信她的忧郁真那么严重，但我完全明白，我推心置腹跟恩格尔松谈话是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很清楚，他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她。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在表达方式上温和一些。她站起来，向我道谢，又说，如果她不走，她一定会跳海自尽；还说，她晚上已把许多信件销毁，留下的那些她打算封好后交给我保管。于是我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非走不可，只是出于某种任性的怪癖，要让自己感到不如意，在伤心中打发日子。此外我还看到，如果说她还在犹豫，什么也没有决定，那么他是毫不犹豫，根本不希望她走的。她对他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她明白这一点，因此有恃无恐，随他怎么发脾气，讲得唾沫四溅，气势汹汹，她知道，不论他想怎么反抗，事情还是不会按照他的意愿，只会按照她的意愿发展。

她始终没有宽恕我向她丈夫提出的劝告，我的影响使她感到忧虑，尽管她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无能为力。

大约十来天没人再谈到走的事。接着又开始了周期性的争吵。一星期总得发生一两次，她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来找我，宣称一切已无可挽回，明天她就动身回彼得堡，否则便葬身海底。恩格尔松从自己屋里出来，往往脸色发青，肌肉在抽搐，手在哆嗦；有时他出去了十来个钟头，然后带着满身灰土回到家中，显得精疲力竭，喝了不少酒；有时拿着护照去签证，或者去领取前往热那亚的通行证；然后一切又无声无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表面上，恩格尔松太太与我十分和睦，其实从这时起，一种类似对我仇恨的情绪已在她心头开始形成。以前她和我争吵，弄得气呼呼的，但从不掩饰……现在她变得非常亲切。她埋怨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可是毫不同情她的悲惨命运，不把她看作不幸的牺牲者，只认为她是一个任性的病人，我不仅不给她精神上的同情，陪她一起啼哭，还怀疑她的流泪对她非但不是苦事，还是一种乐趣，认为她喜欢那些叫她心酸的争吵，那些长达几个小时的解释等等，等等。

随着时间的过去，情况也不知不觉发生了不少变化。她的病态一下子消失了，只有神经衰弱的人才会这样，她变得愉快了，更爱梳妆打扮了，尽管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仍一再在她和恩格尔松之间引起从前那样的争执，以致她表示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在毒芹面前与大家告别57 ，或者循着萨福的足迹跳进大海的深渊，58 但总的说来，情况已有所好转。这个弱不禁风、老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现在像西克斯图斯五世59 一样变得腰背硬朗，身体也胖了，以致一天可怜的科利亚在吃饭时望着她丰满的胸脯，摇摇头道：“那儿的乳汁太多了！”

显然，她在生活中发现了新的兴趣，她那病态的嗜眠症被什么惊醒了。从我与她谈心以后，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赌博，像摄政王咖啡馆的赌徒那样，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作了周密考虑，耐心地纠正错误。有时她也会露出破绽，造成失误，偏到一边或另一边，但她总是坚定不移地回到原来的计划上。这计划不止是要把恩格尔松固定在她的权力下，也不止是要对我进行报复，它的目标是主宰我们每一个人，我的整个家庭，而且利用纳塔利娅的病日趋严重的机会，把抚育孩子的职权和我们的全部生活掌握在她的手里。如果不成，即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她就不惜一切破坏我同恩格尔松的关系。

但在这场赌博取得最后成功之前，她得经历许多步骤，作出非常困难和无法忍受的让步，运用狡猾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她的成绩不小，但没有全部成功。恩格尔松的喋喋不休和我的高度警惕，都给她造成了不少障碍。

她本可以把她的精神，她的力量，她的坚定性格，用在更好的方面，不必去编制那种诡计多端的计划……但个人利益和自尊心使她陶醉，而一旦走上那条野心勃勃的黑暗道路，便欲罢不能，很难明辨是非了。一般说来，灯光是在出现响声，罪行发生之后才会进入房间的，也就是这时，一方面灾祸已无法挽回，另一方面良心的谴责也不可避免了。

4

……关于1851年和1852年降临在我头上的灾难，我已在别处谈过了。在我这段悲惨的经历中，恩格尔松给了我不少安慰。我和他本可以在离坟墓不远的地方相处一段时间，但是他妻子不守本分的自尊心连丧事也不肯放过。

葬仪后过了几周，恩格尔松显得心事重重，无可奈何地问我（显然这不是他的主意）愿不愿把教育我的孩子的责任交给他的妻子。

我回答说，除了儿子，我的两个女儿都要跟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巴黎去，我坦率向他承认，我不能接受他的建议。

我的答复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我不想使他难过。

“请您凭良心对我说，您是不是认为您的妻子是教育孩子的合适人选？”

“不，”恩格尔松当即答道，“但是……但是这也许是她得救的最后希望；她仍像过去那么烦恼，您对她的信任可以成为她新的责任。”

“不过，如果尝试失败呢？”

“您是对的，我不想再谈这事，它使我感到痛苦。”

恩格尔松确实与我看法一致，没有再提这事。但这个简单的答复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她也不愿退让，因此气得忘乎所以，决定立刻与恩格尔松一起离开尼斯。三天后，他向我宣布，他们要上热那亚。

“您怎么啦？”我说，“为什么这么匆忙？”

“为什么？您自己看到，我的妻子跟您，跟您的朋友们相处不好，我已经决定了……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过了一天他们便走了。

后来我也离开了尼斯。路过热那亚时，我见到他们彼此很客气。在我们的朋友（其中有梅迪契、皮扎卡尼、科森兹、莫尔蒂尼等）面前她表现得比较平静，比较正常。尽管这样，她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用最恶毒的方式挖苦我。我走了，没说什么，这没有用。甚至在我到了卢加诺以后她仍要借一些小事奚落我，有时还把这作为附言写进她丈夫的信中，仿佛这是得到他“认可”的。

那时我正被痛苦和忧郁压得喘不出气，她那些刺人的话终于惹得我忍不住了。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在一段恶毒的附言中她说，恩格尔松全心全意对待朋友，却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会为他做，这是他自作自受。于是我写信给恩格尔松，希望彼此不要再这么纠缠不清。

我写道：“我不明白，您的妻子对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如果是因为我不肯把孩子交给她，那么她是毫无道理的。”我提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对他说：“我们知道萨图恩吞食自己的孩子，但从未听说，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同情，应该以牺牲孩子的教育作为报答。”

为了这句不客气的话，她不肯宽恕我，但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也不肯宽恕我，尽管起先他什么也没表示……直到几年之后才用这些话来指责我……

我去了伦敦，恩格尔松在日内瓦度过冬季，然后迁居到了巴黎。60

5

有句谚语说：“谁没在海上航行过，他就不会向上帝祷告”，这不妨改动一下：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就不会知道什么叫无私的奉献，这尤其适用于已出嫁的妇女。没有孩子几乎总会使她们产生一种粗俗的自私观念，当然，这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公益问题无意之间挽救了她的话。老处女哪怕头发白了仍有所向往，这使她感到宽慰，她依然在寻找，在希望。但没有孩子、又有丈夫的女人已顺利地进入港口，起先出自本能，她会为没有孩子感到忧伤，习惯以后才能愉快地过日子，但如果做不到，便只得在自己的痛苦中，或者别人的不满中，别人（例如使女）的同情中打发日子。生孩子才能挽救她。孩子能使母亲学会牺牲，放弃自由，不再把时间完全消耗在自己身上，不再企求任何外来的报答、承认和感谢。母亲和孩子不是利害关系，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除了他身体健康，吃得好，睡得好，只希望看到他的笑容。孩子不能使母亲走出家庭，却可以使她成为一个公民。

但是没有孩子的女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尤其是出于必须要养育别人的孩子时，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也许会给他穿衣，逗他玩乐，但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她会宠爱他，但只能按照她的方式，越出这个范围，他便不能从那颗僵硬的或者发胖的心中引起任何反应。总之，孩子可以期望得到一切宠爱和抚慰，但它们仅仅与给予狮子狗或金丝雀的一样，别无其他。

我们的一个熟朋友有个女儿61 ，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生的。为了便于母亲出嫁，人们趁父亲不在带走孩子，藏了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女儿找到了，但父亲这时已被驱逐出法国，不能为她前来巴黎，而且他也没有这笔钱。他不知道把她怎么办，便要求恩格尔松先暂时收养她。恩格尔松答应了，但不久又反悔。女孩子很淘气——从她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这一点看，还可能相当淘气；尽管这样，这终究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恩格尔松的人道观念也使他不可能为了淘气责骂一个女孩子。何况问题不在于淘气，也不在于她妨碍了他，主要是她妨碍了她，那位从来什么也不干的夫人。恩格尔松写信给我，大骂那个孩子！

除了其他，恩格尔松提到她的父亲还这么说：“霍耶茨基本来与您一样，认为我的妻子不配抚养您的孩子，现在却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她，这不奇怪吗？”

恩格尔松知道得很清楚，孩子的父亲不是挑选他的妻子做养育者，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不得不求她帮助。我认为他的话太粗鲁，太不近情理，因此很生气。我看不惯这种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口出狂言、无所顾忌的作风！那样恶毒的话，任何人发怒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但不会出现在他的嘴上，现在却由恩格尔松这样的人满不在乎、得意扬扬地讲了出来，借以发泄自己小小的不满。

恩格尔松在信上怒气冲冲，毫不留情，竟然殃及了泰西埃和其他朋友，甚至他非常敬重的蒲鲁东也遭到了他的非议。在恩格尔松的信寄到时，我还收到了泰西埃寄自巴黎的信，他对恩格尔松的“愤怒和淘气”作了友好的调笑，没有料到那位先生怎么讲他。我一向深恶痛绝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恩格尔松，向他指出，这么咒骂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朋友是可耻的，他们尽管有各种缺点，但还是善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最后我说，为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淘气行为唉声叹气，夸大其词，以至怒不可遏，实在大可不必。

这就够了。我的热烈崇拜者，曾经热情洋溢地吻过我的手的朋友，一直要与我分担各种忧患，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我的人……这个曾经靠他的自白和我的不幸与我牢牢拴在一起，曾经作为这些不幸的见证人与我并排走在灵枢后面的人，现在却忘记了一切。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冒犯……他需要报复，于是他便报复了。过了四天，我收到了他下面这封回信：

“听说您决定到这儿来。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健康似乎正在好转（至少上个星期她精神好些了，能够起床五六分钟，胃口也好一些了）。您要我交代泰西埃的事，我只能说，将军62 要他准备的那些东西不在泰那里，他把它们放在日内瓦福格特处了；泰夫人还说，您毫无音信，这是‘不礼貌’的，又说，跟您通信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

“总之，在您来以前，我本可以不必写信给您，但是我想到，沉默常常会被当作同意的表示。我不希望您对我产生或保持误解——我不同意您在上一次（1月28日）信中所讲的话。

“您是这么说的：‘好吧，您说，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为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孩子，这么唉声叹气，呼天抢地，您不妨想想，这何苦呢，值得吗？这没有什么新奇！您认识、也见过不少人。现在我对人一天天变得迁就了，疏远了。’

“对此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想就一般的体面问题作专门的论述，甚至也不想为您的自鸣得意表示祝贺，但我得说，一个人被蚊子或臭虫咬了以后感到愤怒，发些脾气，这诚然是可笑的，但是如果遭到这些小虫子骚扰以后，依然装出斯多葛派以苦为乐、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么我觉得这更加可笑。

“您也许不同意这看法，因为您把演戏看得重于一切。不要生气！请听我说！让我把话讲完。在您的俄文版和德文版《来自彼岸》的第一章中，有下面这些话：‘人喜欢效果，喜欢扮演角色，尤其是悲剧角色；受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说明他遭到了不幸；痛苦是一种消遣，一种安慰……是的，是的，一种安慰。’在尼斯时我已对您说过，我一开始就认为您这些话是失言，而且也并不对。当时您回答道，您不记得这些话了。

“尽管我丝毫不想把这些话看作您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您这是根据本人的体验对一般人作出的判断，但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您这类话与拉罗什富科63 的大部分箴言如出一辙，也与别林斯基有一次对我们当代天才所作的巧妙评述大致相仿，那就是说这是一种夸张，一句戏言。因此当我得悉霍64 在瑞士为了您的事对将军的做法表示愤怒时，我并不认为他的发怒是演戏，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才写信给您说：‘对，我看到霍是我的弟兄。’当泰向我宣称（这是有人作证的），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时，我也信以为真，还把这话转告了其他几个人。但昨天泰太太对我说，她的丈夫从未判过刑。这样，在听到我转述他的谎言的人眼里，我也成了说谎者。这使我感到不快。谁的过错呢？当然是我，因为我‘幼稚，轻信’；但是他们也有过错，因为他们说了谎。是的，这种说大话的人我只在尼斯见过，在俄国和其他地方还没遇到过。我在1月19日给您的信上说，我不希望争吵，只想离开这些人，他们使我反感。我向您这么写是因为我对您一向开诚布公。但是您自以为是，不能理解这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否则您也许就不会托我向泰转告那种无聊的小事了。您还说，您跟人们逐渐疏远了，但同时您却要人们给您写信。我干不来这种疏远方式。

“假定在严肃的事务中，开诚布公是正直的必要条件，那么我还必须立即把下面这点向您说明：您在信上对我说，您把将军送往澳大利亚，无限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以后，您的身边除了我只剩下敌人了；还说，只要我能够坚定一些，使自己的或别人的反复无常和神经过敏对我的影响少一些，那么您和我今后还可以走一条路。对此我必须向您回答道，我觉得我对演戏，尤其是演悲剧角色，既不爱好，也不擅长，如果您不见怪，我准备继续向您提供意见，但不是与您合作……

1853年2月2日”

当然，我没有料到，这个曾经靠眼泪和啼哭赢得了我难以表达的信任的人，这个曾经与我这么接近，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在我的痛苦超过人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被我当作手足一般依靠的人，这个目击过、看到过我的一切遭遇的人，会把我的不幸当作演戏的厚底靴和服装，我只是利用它们在扮演悲剧角色。他一面称赞我的书，一面却在里边搜寻石子，把它们藏在怀里，以便一有机会便把它们扔到我的身上。他不仅要撕毁现在，还玷污和败坏了过去；他与我决裂时，不是尊重过去，对它保持忧伤的沉默，而是肆意谩骂和冷嘲热讽。

这信使我感到痛心，非常痛心。

我忍住眼泪，伤心地回答他道，我向他告别了，希望他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

这样，我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随着恩格尔松的离开，我心里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我变得更孤独，来往的人也不多了，周围冷冷清清，没一个亲人……有时仿佛向我伸来了一只比较温暖的手，一个缺乏了解而热烈的人，开头并不明白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迅速地走近了我，又同样迅速地离开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不期望与任何人发生太密切的关系；我习惯了萍水相逢又随即分手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既无求于他们，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只是一起抽一支雪茄，喝一杯酒，有时给几个钱罢了。我的出路在于工作，我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在伦敦筹建俄文印刷所。

6

一年过去了。印刷所发展迅速，它在伦敦引起了注意，在俄国引起了恐慌。1854年春，我收到了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寄来的一篇不长的稿子。不难猜想，这是恩格尔松写的。我当即把它发表了。

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结束不幸的争执，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当然，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几天后亲自到了伦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记过去的一切……向我讲了不少友好的话，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拥抱了他，深深感动，也完全相信争执不致再度发生。

但是过了几天，不祥的乌云便出现了。宿命论和波拿巴主义的阴影，在他从日内瓦发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现在更明显了。由于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国革命的合唱队员，他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和武器，投向了敌对的阵营。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固执己见。我知道他容易走极端，也同样容易反复，我在等待退潮，但没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尔松当时正忙于一个惊人的计划，把整个心都扑到了那上面。

他想制造一种空中炮台，也就是一只空气球，中间装满爆炸物，同时放入许多印刷品。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时。恩格尔松提议用轮船把这些气球载到波罗的海岸边放射。我根本不赞成这计划；靠放射物进行宣传，烧毁芬兰的村庄，这除了帮助拿破仑和英国，对我们俄国人有什么意义？何况恩格尔松没有发明任何发送气球的新方法。我没多干预这事，以为他会自行放弃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

然而情形不是这样。他带了自己的计划去找马志尼和沃尔采尔。马志尼说，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但可以通过朋友把他的计划送交英国陆军大臣。大臣的答复模棱两可，计划没有遭到拒绝，但搁浅了。他要我从流亡者中找两三个军人，向他们提出气球问题。大家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一再告诉他，我也反对，我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在于宣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与拿破仑站在一边，我们就在道义上错了，对俄国人说来，我们成了与俄国的敌人一个鼻孔出气。恩格尔松听了大发脾气。他来到伦敦时相信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现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对，不觉又恢复了对我的仇视态度。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带她到了伦敦。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她怀孕了，他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未来的孩子。争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过去了。她热衷于神秘主义，疯疯癫癫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动中。神灵向她预言了许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将去世。他在读叔本华的书，笑着对我说，他要用全力鼓励她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这种信念和情绪昂扬状态可以使她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她对我很客气，也许因为我已不久于人世；有时她带着活计来找我，让我给她念《往事与随想》中的一些章节或新写的文章。过了一个月，我与恩格尔松又为波拿巴主义和气球发生争执时，她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请我宽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尔松的忧郁症便会发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她心平气和，表现了胜利者的宽厚，如愿以偿之后的仁慈。恩格尔松以为他靠迷信活动制服了她，却没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动也是为了对付他，使他事事听从她的指挥。

一天晚上，恩格尔松又为了气球的事与一位法国人65 发生了争执，对他说了各种讽刺的话，那人以牙还牙，也用讽刺回敬，这样恩格尔松当然更加生气。他抓起帽子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想为这事向他解释一下。

我发现他扑在写字台上写什么，脸色恶狠狠的，昨天的怒气还没消失，眼睛露出疯狂的神色。他对我说，法国人（这是个流亡者，我早已认识，现在也还有来往）是间谍，他要揭露他，杀死他，随即把刚才写好的信给我看，那是寄给巴黎的一个医生的，信上涉及住在巴黎的一些人，还对伦敦的侨民造谣中伤。我愣住了。

“您打算把这信寄出吗？”

“马上寄。”

“从邮局寄？”

“从邮局寄。”

“这是告密。”我说，把那封乱七八糟的信丢在桌上。“如果您发出这信……”

“怎么样？”他喊道，用嘶哑粗野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您凭什么威胁我？我不怕您，不怕您那些卑鄙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跳起来抽出一把大刀挥舞着，气喘吁吁地嚷道：“好吧，来，看您敢不敢……我得让您看看我的厉害，敢不敢试一下……来吧，别客气！”

我转身对他的妻子说：

“他这是怎么啦，发疯了不成？您最好把他带到别处去……”我走出了屋子。

这次恩格尔松太太仍扮演了调解者的角色。第二天早上她来找我，请我不要计较昨天的事。信已被他撕毁——他病了，心里苦闷。她把这一切都看作不幸，看作身体不适的表现，还担心他的病很严重，说着便哭了。我只得向她让步。

后来我们迁居里士满，恩格尔松也去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开头几个月为孩子忙忙碌碌，显得很活跃。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快活得忘乎所以，先是拥抱和亲吻使女，后来又拥抱和亲吻房东老太太……为孩子的健康担忧，当父亲的新鲜感，婴孩的新生命——这一切占有了恩格尔松几个月，于是大家重又相安无事。

他突然寄了一个大邮包给我，还附了一张条子，要我读完包内的文件后把我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他。那是写给法国陆军大臣的信。在信中，他又提出了气球、炸弹和文章的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胡闹，从他选择的途径到他卑躬屈膝的语气都很糟糕，我便把这些意见对他说了。

恩格尔松回了一封强词夺理的信，显得很生气。

接着他又给了我一份稿子，要我发表。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这会给俄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因此劝他不要发表。恩格尔松便骂我想实行书报审查制度，说我建立印刷所只是为了印行我的“不朽著作”。我发表了那篇稿子，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它在俄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彻底决裂已为期不远。我承认，这一次我不太惋惜。一再发作的冷热病，友谊和仇恨，吻手和精神侮辱的交替更迭，叫我感到厌烦。恩格尔松的行为越出了范围，那是不论回忆还是道歉都无法补偿的。我对他已越来越冷淡，只是听其自然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的重要性暂时压倒了一切争执和分歧，把欢乐和希望注入了人们心中。

3月4日早上，我像平时一样在八点钟走进书房，打开《泰晤士报》，我读了十遍还是不明白，不敢相信那句话的文法意义，这则电讯的标题是：“俄国皇帝逝世”。

我忘记了一切，拿着《泰晤士报》冲进餐室，我要找孩子们，找所有的家人，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我噙着真诚而欢乐的眼泪把报纸给他们看……几年来压在我肩头的担子消失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家里是不可能的。这时恩格尔松住在里士满，我赶紧穿上衣服，想马上找他，但他抢在前面来了，已站在前厅里，我们彼此拥抱，什么也说不出，只有一句话：“啊，他终于死了！”恩格尔松按平时的习惯跳跳蹦蹦，跟屋里每一个人亲吻，唱歌，跳舞；我们还没安静下来，一辆马车突然停在大门口，有人拼命拉门铃，原来三个波兰人等不及火车，从伦敦坐马车赶到了特威克南，要向我表示祝贺。

我吩咐拿香槟酒——谁也没想到，这时才上午十一点钟或者更早。随后我们又毫无必要地一起前往伦敦。在街上，在证券交易所，在饭店里，大家只是谈尼古拉的死，我没遇见一个人听了这消息不松一口气的，这是从人类的眼睛中摘除的白内障，人们得知这个穿骑兵皮靴的大独裁者终于即将化为泥土，无不拍手称快。

星期日我的家里从早上起就挤满了人；法国和波兰的流亡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认识的英国人，都带着喜气洋洋的脸色来了又走了。这天气候晴朗，温暖，饭后我们走进了花园。

一群孩子在泰晤士河边玩耍，我把他们叫到栅栏边，对他们说，我们在庆祝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敌人的死亡；我把一大把小银币丢给他们买啤酒和糖果。孩子们欢呼道：“乌拉，乌拉！尼古尔皇帝死了，尼古尔皇帝死了！”客人们也丢给他们六便士和三便士的铜币；孩子们买来了啤酒、糕饼和糖果，拿来了手风琴，开始跳舞。这以后，在我住在特威克南时期，孩子们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摘下帽子欢呼：“尼古尔皇帝死了，乌拉！”

尼古拉的死使我们的希望和精神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我立即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信66 ，随即发表了。我决定发行《北极星》文集67 。

“理性万岁！”68 在发刊缘起的开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极星》69 本来被尼古拉皇朝的乌云所遮盖，现在尼古拉死了，乌云过去了， 《北极星》也将在我们伟大的受难日70 重行出现，这一天的五个被绞死者成了我们的五个十字架。”71

……震动是强烈的，令人精神焕发，工作也变得加倍着力了。我宣称要出版《北极星》。恩格尔松终于动手写了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72 ，这是他在意大利就说要写的。可以设想，我们还能合作一两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论与他做什么，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总是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长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说：“应该承认，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哪怕他从此搁笔，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写得不错，但是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家属的吹捧是对的。何况它出现得不是时候，觉醒的俄国这时需要的是实际的指导，而不是蒲鲁东或叔本华式的哲学论文。

文章还没登完，与以前的一切争执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争执发生了，它几乎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里，孩子着了凉，有点感冒，大夫已来诊断过两次，现在又要去请第三次，我不禁取笑了他们几句。

“难道因为我们穷，我们的孩子生了病便只能死去，不应该请医生吗？”恩格尔松太太说，从前的仇恨以十倍的力量爆发了，她的脸色恶狠狠的，涨得通红。“而且这话是您讲的，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我丈夫的朋友，可是您却拒绝给他五十英镑，还用教课剥削他的劳力。”

我听了觉得奇怪，问恩格尔松，他是不是同意这意见？他有些尴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请她别再说了……可她继续嘀咕。我站起身，打断了她的话，说道：

“您病了，又在自己喂孩子，我不想与您争吵，但是我也不想再听这种话……请您别见怪，我的脚不会再踏进你们的家。”

恩格尔松觉得难过，无法可想，抓起帽子，与我一起走到了街上。

“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什么话都讲得出，您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话……”他含糊地解释着。“明天我仍来教课。”他说。我与他握了手，默默回家了。

……这一切需要澄清一下，何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涉及的不是意见和公共活动，而是私事和收支账目。然而我愿意消除这方面的隔阂。在病理学研究上不能怕脏，脱离实际的清洁癖是无济于事的。

恩格尔松不见得有权把自己列入穷人的范畴。他们一年从俄国收到一万法郎，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五千——靠翻译，写评论和编教科书。恩格尔松是研究语言学的。出版商特鲁布南73 曾约他编一本俄语词源辞典和一本俄语语法书；他还可以教书，像皮埃尔·勒鲁、金克尔74 和埃斯基罗斯75 那样。但他作为俄国人，尽管什么都干（词源学辞典，翻译，教书），但从未把一件事干到底，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因此也没挣到一个戈比。

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知道节俭，也不会安排生活。他们经常头脑发热，不可能考虑经济问题。他离开俄国时没有明确的打算，待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目的。他从未采取什么措施挽救自己的财产，一旦发生问题，便临时应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终只限于一万法郎，这笔钱尽管不能按时收到，还是一定能寄到的。

很清楚，恩格尔松靠这一万法郎是过不下去的，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他不可能节衣缩食，因此他非得工作或找事干不可。到伦敦以后，起先他向我借了大约四十镑……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口了……为了这事我与他作过一次严肃友好的谈话，对他说，我愿意借钱给他，但一个月绝对不能超过十镑。恩格尔松皱紧了眉头，不过他还是拿了两次十镑的纸币，然后他写信给我，说他需要五十镑，如果我不肯借或者不相信他，他可以用一些钻石饰品作抵押。这一切都像开玩笑似的，如果他真想用钻石作抵押，他可以找当铺，不必找我……但我了解他，也可怜他，我给他回信道，如果他要用钻石抵押，我也只能以五十镑为限，钱即可寄出。第二天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至于钻石我替他保管着，免得他拿去出售或抵押。他对五十镑不收利息这一点毫不在乎，却相信这是用钻石抵押的。

第二点关于教课问题，这更简单。在伦敦，萨维奇76 教我的孩子学俄语，每小时收四先令。到了里士满，恩格尔松提出由他接替萨维奇的工作，我问他待遇，他答说他与我何必讲什么钱，但由于他缺钱用，那就照萨维奇的标准收费吧。

回到家中，我写信给恩格尔松，提醒他教课的报酬是他自己定的，但现在他可以为他教过的课领取双倍的薪金。然后我又向他说明我为什么留下他的钻石，并把它们退还了他。

他复信时有些不好意思，向我道歉，并表示了歉意，晚上又亲自找我。他仍像以前一样与我来往，但是她，我再也没有见过面。

7

一个月后，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77 在我家里吃饭，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林顿78 。饭快吃完时，恩格尔松来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是个胸无城府、心地善良的人，思想激烈，已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波兰人狂热的天性，说话激昂慷慨，像十五岁的孩子一样；他一再敦促我们回俄国，在那儿办印刷所，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他可以负责输送铅字等等工作。

我听他讲完，半开玩笑地对恩格尔松说：

“瞧，要是让他一个人干，我们在大家眼里岂不都成了懦夫？”

恩格尔松皱紧眉头，闷闷不乐地走了。

第二天我去伦敦，晚上才回家。我的儿子躺在床上发烧，情绪十分激动，对我说，我不在时，恩格尔松来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他要报仇，他再也受不了我的权威作风，现在他的文章已经发表，他不必再求我什么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萨沙病中的呓语，还是恩格尔松喝醉以后在说胡话。

我从玛尔维达·迈森布格79 那里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有些惊慌，给我讲了他的狂妄叫嚣。据说，他用神经质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嚷道：“赫尔岑昨天当着两个外人的面说我是懦夫。”玛尔维达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根本不是讲他，是讲“我们在大家眼里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恩格尔松说道：“如果赫尔岑觉得自己没有人格，那就请他谈他自己，我不允许他这么说我，何况还当着两个坏蛋的面……”

我的大女儿听到他的叫喊跑来了，她那时才十岁。恩格尔松继续道：“不成，这该结束了，够了，我不习惯这种话，我不允许别人拿我寻开心，我得让他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继续嚷道：“这是上了子弹的，上了子弹的，我等着他……”

玛尔维达站起来对他说，她要求他离开这儿，让她安静一些，她没有义务听他这些粗野的呓语，她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他说：“好，我走，您不用担心，但是首先我得请您把这信交给赫尔岑。”他抽出信纸，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骂。

玛尔维达拒绝了这个任务，问他为什么他认为她应该做中间人，传递这么一封信？

“您不干，会有人干。”恩格尔松说完便走了。信没有寄出，过了一天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那件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他的痔疮发作了，因此不能来我家，要我打发孩子去他家上课。

我说我不想回信，于是我们的外交关系又中断了……只剩了战争关系。恩格尔松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不让这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

1855年秋，我从里士满迁居圣约翰树林，把恩格尔松忘记了几个月。

1856年春我见到奥尔西尼后才两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张便条，仿佛准备与我决斗似的……

他冷静而客气地要我说明，我和萨斐是否真的传播过谣言，讲他是奥地利的奸细？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诉他，我是从谁那里听到这种卑鄙的诽谤的。

奥尔西尼是无可非议的，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也许他应该对萨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论怎么说，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奥尔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人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荣誉问题上受到了侵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们的绝对清白或者某一个人的死亡来结束。

从第一分钟起我就明白，这打击来自恩格尔松。他准确地利用了奥尔西尼性格中的一个方面，但幸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在奥尔西尼身上，无法遏制的火热情绪是与惊人的自我克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危险中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总是慎重考虑每一步行动，不会鲁莽行事，因而一旦作出决定，便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批评、疑虑和犹豫上，而是坚决执行。我们后来在勒佩勒蒂埃路上便看到了这一点80 。现在他也是这样，他不慌不忙，先要查清事实，知道责任在谁那里，然后，如果可能，就杀死他。

恩格尔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毫无必要地牵涉到了萨斐。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同恩格尔松决裂前六个月，一天早上，我去找米尔纳-吉布森夫人（米尔纳-吉布森大臣81 的妻子），在那里遇到了萨斐和皮安乔尼82 ，他们正与她谈到奥尔西尼。离开时我问萨斐，他们谈的是什么。他答道：“您想象不到，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在日内瓦时有人竟对她说，奥尔西尼被奥地利收买了……”

回到里士满，我把这事告诉了恩格尔松。那时我们两人都对奥尔西尼不满。恩格尔松说：“见他的鬼！”以后谁也没再提过这事。

当奥尔西尼奇迹般从曼图亚越狱之后，我们在自己几个朋友中想起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听到的指责，现在奥尔西尼本人的到来，他的叙述，他受伤的腿，已使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了。

我要求奥尔西尼约个时间会面。他指定了第二天晚上。早上我找了萨斐，把奥尔西尼的条子给他看。不出我所料，他立即提出，要与我一起去见他。奥加辽夫这时刚到伦敦，他是这次会面的见证人。

萨斐把米尔纳-吉布森家的谈话讲了一遍，讲得简单扼要，直截了当，这是他性格的特点。我补充了一些细节。奥尔西尼想了想，说道：

“那么，我可以向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查询这事吗？”

“当然可以。”萨斐回答。

“是的，看来我头脑有些发热，不过，”他问我道，“您为什么跟外人谈这事，却不告诉我？”

“奥尔西尼，你忘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还有，这个外人，我与他谈这事时还不是外人；您比许多人更清楚，他那时与我是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这是谁……”

“请您让我说完。您以为复述这类话是轻松的吗？如果这谣言还在传播，也许应该提请您的注意——但现在谁还在谈这事？至于您不肯讲这是谁，其实大可不必，您应该让我与这位告密者当面对质，这才可以真相大白，知道谁在这些谣言中起了什么作用。”

奥尔西尼笑了，站了起来，走到面前拥抱了我，又拥抱了萨斐，说道：

“朋友们，结束这件事吧，请原谅我，让我们忘记这一切，谈别的事吧。”

“这一切都很好，您要我说明这事也是正当的，但是为什么您不肯讲这个告密者的名字呢？首先，这是无法隐瞒的……挑拨者是恩格尔松。”

“您能保证不再追究这事吗？”

“我可以当着两位证人的面保证这一点。”

“好，您猜对了。”

这预料之中的答复还是使我有些痛心——仿佛我本来并不完全相信似的。

“记住您的保证。”过了一会儿奥尔西尼又说。

“您不必担心。但为了安慰我和萨斐，您还是把事情告诉我们的好，反正我们基本上知道了。”

奥尔西尼笑了起来。

“好奇心这么重！您了解恩格尔松，前几天他来找我，我正在餐厅里（奥尔西尼住在一家公寓宿舍里，是独自用膳的）。他已吃过饭，我给他叫了一瓶雪利酒；喝过酒以后，他便开始讲您的坏话，说您侮辱了他，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讲完各种废话后，他便问我，我回来后，您对我态度怎样？我回答说，您对我很友好，我在您家里吃过饭，还玩了一个晚上……恩格尔松突然喊道：‘对，他们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些勇士，不久前，他和他的朋友兼崇拜者萨斐，还在讲您是奥地利的间谍呢。可现在，您又有了声誉，又红起来了，他便又要跟您攀朋友了！’我对他说：‘恩格尔松，您明白您讲的这事的重要性吗？’他反复声称：‘完全明白。’‘您可以在任何场合为您的话作证吗？’‘当然可以！’他走后，我便拿起纸，给您写了那封信。这就是全部事实。”

我们都走到了街上。奥尔西尼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安慰似的说道：

“他的神经不正常。”

奥尔西尼不久就去了巴黎，接着他那古典式的美好头颅便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

我得到的关于恩格尔松的第一个消息，是他在泽西岛上的去世。

我终于没有听到和解的话，忏悔的话……

（1858年）

附言

1864年我收到了来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奇怪的信。信上谈到了我妻子显灵的事，说她要求我信仰宗教，洗清我的罪孽，抛弃世俗的虚荣心……

写信者说，一切都是根据显灵者的话记录的。信的笔调显得友好，亲切，热情。

信上没有署名，但我认出了笔迹，这是恩格尔松太太写的。

1  这类记载属于第三十四章第12页。——作者注
按：这里的页码是指赫尔岑生前所编《往事与随想》第四册（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页码，这一册包括《革命前后》及《俄罗斯的影子》两部分。

2  德国工人活动家。

3  法国革命家。

4  巴枯宁于1848年6月在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动成立泛斯拉夫联盟，支援波兰解放事业，1849年领导德累斯顿的起义，因而被捕，后来又从德国移送奥地利，并被判处死刑，最后被引渡回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内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

5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人士。

6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7  根据普希金的诗《题恰达耶夫画像》中的一行改写的。

8  巴枯宁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后来又成为斯坦克维奇小组的成员。

9  俄军元帅。多马日罗夫是凡有大出殡必然到场的人物，因此这里只是说“要作旧生活的送葬者”。

10  即萨京。

11  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  俄国一个早年夭折的诗人。

13  我们的全部同学。——作者注

14  指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佐诺夫和萨京，这是赫尔岑小组最早的成员。

15  据希腊罗马神话，巨人萨图恩因怕孩子们推翻他竟吞食他们。

16  圣西门出生于贵族世家，自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后裔。

17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纱厂老板。

18  萨佐诺夫在游历了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之后，于1836年秋回到俄国，那时赫尔岑与奥加辽夫还在流放中。

19  库珀的《拓荒者》的主人公纳蒂·班波热爱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活方式。

20  维索茨基（1809—1873），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者，当时流亡在国外。

21  波兰流亡者的组织。

22  俄军元帅，曾指挥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

23  俄国的宗教领袖。

24  别林斯基于1847年出国养病时，在巴黎住了两个月后，在9月回俄国，第二年就死了。

25  斯卢扎利斯基和霍特克维奇伯爵都是波兰的流亡者。当时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人主张恢复1772年前（即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前）的波兰国界，这就得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归还波兰，因而涉及了边界问题。

26  阿纳卡西斯是传说中的古代西徐亚国王子，曾游历希腊，成为所谓古代七贤之一，被希腊人称为“可敬的蛮族人”。这里指在先进国家游历的蛮族人。

27  这里列举的都是法国当时的一些二三流作家和记者。

28  波兰神秘主义教派的领导人。

29  马拉斯特是法国革命家， 《国民报》主编。里贝罗尔（1812—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家， 《改革报》主编。

30  指1814至1815年间拿破仑战败后，俄、英、奥、普等国联军进入巴黎，驻扎在革命广场上。

31  贝朗瑞诗歌创作的全盛时期主要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到了七月王朝末期，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成了民主派的口号，这使贝朗瑞的诗歌中出现了“改革万岁！”的呼声，但1848年的二月革命提出了“共和万岁！”的口号，结束了改革议会的斗争。

32  指彼得堡，彼得堡位在涅瓦河三角洲，由那里的一百多个岛屿组成，瓦西里岛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里是说俄国古代的野蛮风俗在彼得一世的改革后穿上了新的衣衫。

33  指俄国当时实行的官阶等级表。

34  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35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十年史》。

36  即豪格，他参加过1848年的维也纳起义。

37  梅森豪泽（1813—1848），1848年维也纳革命期间国民自卫军司令，起义失败后被奥地利政府枪决。

38  都是当时各国的流亡者，其中只有沃尔采尔较重要。

39  原文是法文。

40  法国神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41  《圣经》故事，见《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
奉上帝之命攻打耶利哥城，在城外大吹号角，城墙便倾塌了。

42  指1855年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度。

43  他的文章《论俄国在世界博览会上的地位》发表在《北极星》第二集上。——作者注
按：1855年在巴黎举办了盛大的世界博览会。

44  在日内瓦附近，1865年春起赫尔岑住在那里。

45  恩格尔松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于1849年8月被捕，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

4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挪亚“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47  一个在彼得堡开餐厅的瑞士人。

48  莱瓦索（1808—1870），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49  格拉索（1800—1860），法国喜剧演员和喜剧作者。

50  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国作家和演员，具有讲故事的天才。

51  起源于法国的一种四对舞，由四对男女排成方形表演，舞式不固定，但要求各对严密配合。

52  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
的女主人公，曾与她的家庭教师热恋。

53  《俄语中的外来语袖珍辞典》，由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著，出版于1845年。它在各个词语下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的高度评价。

54  俄国于1845年制定了《关于教育军事学校学生的指示》，其中规定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政府及军事领导当局等等，这些规定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学校。

55  即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中的悔罪者，见《路加福音》第七、八章。

56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57  苏格拉底被法庭指控不敬神，腐蚀青年等，判处死刑，因而当众服用毒芹致死。

58  据说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在失恋后从海边跳崖自杀的。

59  西克斯图斯五世（1520—1590），意大利教士，1585至1590年的教皇。当选为教皇前他一直装成衰弱的老人，实际上他雄才大略，身体强壮。

60  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打算什么时候予以发表。——作者注

61  这是霍耶茨基与那个寡妇的私生女。

62  指豪格。

63  拉罗什富科是法国伦理学家，曾把他在伦理问题上的一些警句编成五卷《箴
言录》，主要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思想，后来哈代、尼采均受过他的影响。

64  指霍耶茨基。他对豪格在赫尔岑与黑尔韦格的争执中表现的粗鲁态度感到不满。

65  这人是法国的流亡者，名叫约瑟夫·多芒热，当时在赫尔岑家担任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66  《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发表于《北极星》第一集上。

67  《北极星》文集于1855年8月创刊，基本上每年出一集，后因各种原因略有脱期，至1868年停刊，共出了八集。

68  引自普希金的诗《酒神之歌》
（1825）。

69  指雷列耶夫创办的《北极星》，也是文集性刊物，发表过普希金等的作品。赫尔岑把自己的刊物取名为《北极星》，并以五个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作封面，是表示要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事业。

70  原文是“基督受难日”，即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难的日子，因此后面谈到了十字架，这里指雷列耶夫等五人被纹死的日子（1826年7月25日）。

71  这段话是赫尔岑宣布决定出版《北极星》文集时写的，这年（1855年）8月《北极星》第一集正式出版，便以这篇宣言作发刊词，“理性万岁！”这句话也登载在每期的扉页上。

72  即下面所说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它登载在《北极星》第一集上。

73  特鲁布南（1817—1884），英国出版商，曾印行赫尔岑的作品。

74  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和艺术史家，因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而流亡在伦敦。

75  埃斯基罗斯（1814—1876），法国作家，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后流亡在英国。

76  萨维奇（1808—1892），流亡在英国的俄国革命者。

77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生于1811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者，当时流亡在英国。

78  林顿（1812—1897），英国木刻家和作家，宪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后来移居美国。

79  迈森布格（1816—1903），德国的回忆录作者，出身贵族，在1848年革命时期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后流亡在英国，在赫尔岑家做
他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后来曾多年负责照料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奥莉加。

80  指奥尔西尼在巴黎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仑三世。

81  米尔纳-吉布森（1806—1884），英国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商业大臣。

82  皮安乔尼（1810—1890），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第六卷
英　国
（1852—1864）

第一章

伦敦的雾

1852年8月25日拂晓，我走过潮湿的跳板，踏上了英国的海岸。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

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我的心灵疮痍满目，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一切使我感到迷惘，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再度燃起信心。

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

不必要的会见，没有结果的探索，徒劳无益、艰难曲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月，我始终还在等待……等待着什么。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我逐渐看到，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它是必然要倒塌的。

我感到委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对自己生气。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使我心如刀割，我感到了可怕的、难以表达的疲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向她诉说一切，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越来越显得空虚，我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待一个月，但我逐渐发现，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要去。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

决定留下后，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

孩子们还在巴黎，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我把它改成了书房。房东是雕塑师，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露拉·蒙蒂兹1 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已把包裹打开，安顿好了；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坐在大沙发上，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任何人打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但是在窗口远眺，我还是很愉快，从弥漫的大雾中，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

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往往什么也不做，甚至也不看书，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豪格与我住在一起，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在这种闲适生活中，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看到，我有时这儿错了，有时那儿错了，我看到了我的脆弱，摇摆，行动上的犹豫，别人对我的影响。在这种清理过程中，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有些痛苦的时刻，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那不是欢乐，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

空虚包围了我，使我坚强了，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我与人们疏远了，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我并不回避任何人，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我看到，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多米诺斗篷2 脱下了，桂冠从头上摘下了，面具从脸上拿掉了，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我怎么办呢？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因为我了解得多了，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如我说过的，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宁可说还加强了它。

对于这种转变，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安于孤独的习惯。它的生活方式，距离，气候，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谁能够独自生活，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对脆弱的人，不健康的人，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同情和关怀的人，是有害的。在这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头脑懒散，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陷入绝望之中。

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这是我常有的事。

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我的儿子上床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我读报，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

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又随时准备消失在夜幕中，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3 ……路灯……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街上空空荡荡，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正是由于这一切，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

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已过了不少日子。我决定要工作以后，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

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
4 ，这是正当的，合理的。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依然相信这一点。说真的，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说明真相，揭露谎言呢？

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实行公平的解决。报仇正如感恩一样，是人类单纯的、正直的感情。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也许对他说来，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

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而在于次要方面，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首先要有自己的人。但我的人在哪里呢？……

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但是在国外，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一切。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那么，不能写信，就印书吧，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

1  蒙蒂兹（1818—1861），西班牙女舞蹈家，以美貌著称，与许多王公贵族有暧昧关系，以致在欧洲声名狼藉，后移居美国。

2  化装舞会上穿的带面具、头巾的外衣。

3  指教堂的圆顶。

4  指要求西欧民主界对黑尔韦格实行道德制裁，判定他在赫尔岑的家庭问题上犯了罪。伦敦当时是欧洲各国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因此赫尔岑要到伦敦来向他们提出申诉，本章开头提到的各种会见、谈话，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当然只是赫尔岑的幻想，不久他便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着手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

第二章 山 峰

欧洲中央委员会1 ——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上一期《北极星》2 付印时，我考虑了好久，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大部分被我推迟了，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859和1860年3 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有的坚强不屈，有的销声匿迹。这两年中，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而且屏声静气，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到了现在，烟雾消散了，心情轻松了，我们所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

但是在这硝烟之外，在阴影中，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没有胜利的欢呼声，也没有桂冠的地方，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

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受骗的群众，粗野的神父，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从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总汇通报》到加富尔4 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泰晤士报》（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都在对他造谣中伤。然而他不仅……“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5 ……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6 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7 一样对待他：

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

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

……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8 ，而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没有与马志尼分开。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手挽着手前进？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9 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讳言分裂呢？10

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意大利！

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它没有足够的容量，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

加里波第变得更像“高尔奈利·内波斯书中的人物”11 ；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那么朴实浑厚，那么纯洁高贵，像荷马笔下的人物，又像古希腊的雕像。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华丽的服饰，狡诈的手段——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而当史诗结束，日常生活开始时，国王便遣走了他，12 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连酒钱也不用给，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13 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14 ，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宫殿，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让他们去高兴吧，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赶走白狗子15 就成了。

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他崇拜人民，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厄马努埃尔16 ；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讨好他，把自己打的野鸡，自己花园里种的花，派人送给他，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

对于马志尼，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事业，而且只有一个事业，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为它而“生活和行动”。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他不会碰一下。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善良、但无聊的人，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17 合作，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也不认为他正直。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18 。他片面，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永远警戒着，准备着；他怀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誓死不渝的希望——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钓鱼还是打猎，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同伴们始终能看到马志尼那只瘦瘦的、忧伤的手指着罗马，要他们到那儿去！

我在已发表的一些片段中，抽掉了关于马志尼的几页，那是很不好的；删了它们，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不鲜明了，我不敢触及的正是1854年他与加里波第的争论和我与他的分歧。我这么做是出于礼貌，但这种礼貌对马志尼是毫不足道的。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

从那不勒斯回来后19 ，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我赶去看他。我见到他时心里有些紧张，我以为他会很伤心，会为自己的爱感到委屈，他的情况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确实发现他的面貌显得老了，然而精神却年轻了，他像往常一样，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一边说道：“那么，这终于实现了！……”他的目光显得兴奋，他的声音有些哆嗦。

整个晚上他跟我谈着进军西西里前夕的情形，20 他与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关系，然后又谈到了那不勒斯。他怀着兴奋和爱谈到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和他的丰功伟绩，对他充满着友谊，但同时也为他的轻信骂他，说他不善于识别人。

我听着，想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个音符，一个声音，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没有找到；他伤心，但这是母亲被她所爱的儿子暂时抛弃之后的伤心，她知道儿子会回来，不仅如此，还知道儿子很幸福，这已足以抵消她的一切悲痛！

马志尼满怀着希望，对加里波第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他笑着告诉我，那不勒斯的群众受到加富尔的奸细的挑拨，包围了他的家，大喊：“处死马志尼！”除了其他，他们相信他是“波旁王朝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时在我家里除了几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青年，他感到奇怪，怎么我们还继续谈天。我安慰他道：‘别害怕，他们不会杀死我，他们只是叫叫罢了！’”

是的，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的！

1861年1月31日

我一到伦敦，立刻去找马志尼，这不仅因为他对我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给予了最温暖、最热烈的同情，也因为他的朋友们交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与他面谈。梅迪契，皮扎卡尼，梅佐卡帕，科森兹，贝尔塔尼等人，对伦敦发出的指示不满意。21 他们声称马志尼不了解新的情况，抱怨革命的大臣们为了巴结他，附和了他的错误思想，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开始行动。他们希望在领导机构内部实行改组，大大加强党的军事方面，由这方面的行家，而不是由律师和新闻记者来主持这工作。为此他们要求马志尼起用乌鲁阿22 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他曾在老佩佩23 身边作战，现在遭到冷落，心中很不满意。

他们委托我向马志尼转达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信任我，一部分也由于我与意大利的任何派别无关，可以不受约束。

马志尼把我当老朋友一样接待。最后谈话转到了他的朋友委托我办的事。他起先听得很仔细，虽然并不掩饰他对反对他的人非常不满；但是当我从一般的谈论转入细节和人员问题时，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我说，“我离开热那亚还不到一个半月，在意大利我住了两年，没有外出，我可以证实，我代表您的朋友讲的话许多是真实的。”

“您这么说，正因为您是住在热那亚。热那亚算得什么？您在那儿能听到什么？只是一部分流亡分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这么想，我也知道他们错了。热那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这只是一个点，可我了解整个意大利；我知道从阿布鲁齐到福拉尔贝格每个地方的要求。我们那些热那亚的朋友脱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不可能判断它的要求，它的社会情绪。”

我又作了两三次尝试，但他已有所戒备，开始生气了，回答得很不耐烦……我怀着忧郁的心情，不再开口；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不耐烦。

“我非常感谢您，”他想了一下说道，“我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我准备斟酌他们的每一个意见，考虑他们的每一个要求，但是否同意，这是另一回事；我不仅在良心和上帝面前，而且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我的使命没有完成。

马志尼那时已在考虑1853年2月3日的计划24 ；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决定，但他的朋友们并不赞成。

“您认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吗？”

“不认识。”

“您希望认识他们吗？”

“很希望。”

“您应该见见他们，我给您写几个字介绍一下。您可以把您离开意大利前看到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听。”他拿起笔写了便条，继续道： “赖德律-洛兰是世界上最温和的人，但也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坚决相信，没有法国的革命，欧洲就不能前进一步，法国人是打头阵的！……可是现在法国的先锋作用在哪儿？其实，以前推动法国的思想也来自意大利或英国。您会看到，革命的新时代将从意大利开始！您认为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25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在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待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26 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统一祖国，驱逐外国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意大利唯一强大的王国采取合作态度，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动机；它希望站在意大利一边，又感到害怕，我们就应该团结它，不是推开它，侮辱它。万一那位年轻人27 相信，他跟奥地利大公比跟我们更接近，那么，意大利的发展便得推迟一代，甚至两代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跟我的儿子一起出外散步，在卡尔德西28 那里给他拍了一张银版照片送给我，然后在我家用午餐。

午餐时，马志尼派来的一个意大利人叫我出去，他从早上起就在找加里波第，我请他一起用膳。

意大利人似乎希望与他单独谈话，我建议他们到我的书房去。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这儿也没有外人。”加里波第说。

在谈话中间，加里波第把我们回家时对我讲的话重复了两遍。

他在目标上与马志尼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实际上、方法上与他有分歧。加里波第更了解群众，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马志尼像中世纪的隐修士，深刻理解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只是靠想象；他主要生活在思想和热情中，不是生活在日常世界中。他从青年时代到头发花白，接触的是烧炭党组织，是受迫害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作家；他与希腊的秘密团体和西班牙的激进主义派保持着联系，与真正的革命者卡芬雅克29 和假冒的革命者罗马里诺30 一起策划阴谋，与瑞士人詹姆斯·法齐、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拉几亚人一起进行秘密活动……柯纳尔斯基31 是带着他的祝福，兴奋地走出他的书斋，前往俄国英勇牺牲的。这一切确实如此，但是跟人民，跟这“上帝律法的唯一解释者”，跟人数众多的老百姓，那民族的底层，那田野上耕耘的农民，那卡拉布里亚32 的原始牧民，那码头工人和船夫们，他却从来没有联系。可是加里波第不仅在意大利，在任何地方都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了解他们的力量和弱点，忧郁和欢乐；在战场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都了解他们；他可以成为贝姆33 一类的传奇人物，人们信任他超过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圣朱泽培34 。

只有马志尼不相信他。

加里波第临走时说：

“我走了，心情很沉重：我的劝告对他不起作用，在时间到来以前，他还会采取他的行动！”

加里波第猜对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起义；在皮埃蒙特，奥尔西尼被宪兵逮住时，手中几乎还拿着武器；在罗马，起义的领导中心之一被破获，我谈到过的35 那个惊人的组织崩溃了36 。惊慌失措的政府加强了警察统治，那不勒斯国王，那个残暴成性的懦夫，重又展开了血腥镇压。

这时加里波第忍耐不住了，发表了那封著名的信。他说：“这些不幸的起义，只有疯子或意大利事业的敌人才可能参加。”

也许，这封信不该发表。马志尼感到沮丧，不幸，加里波第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的信与他对我讲的和当我面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那高大端庄的形象从各部分看不一定好，但给人的总的印象却富有吸引力。这应该是一个“乐观而随和的老好人”，尽管额上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都说明，烦恼在他身上不是没有留下痕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革命，可是舆论对他却毫不姑息。他在4月和5月扮演了离奇而暧昧的角色，在6月扮演了软弱的角色，这使一部分红色人物离开了他，而蓝色人物也并没有因此接近他。37 他的名字曾经作为革命的象征，在农民的嘴上流传，只是遭到了歪曲38 ，现在还有人提起他，但已少得多了。在伦敦，他这一派也逐渐销声匿迹，尤其是当费利克斯·皮亚在伦敦展开活动以后。39

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之后，赖德律-洛兰开始向我高谈阔论了。

“革命只能从法国向周围辐射，”他说，“很清楚，不论你们属于哪个国家，你们必须首先帮助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革命只能从巴黎输出。我非常清楚，我们的朋友马志尼不认为这样——他陶醉在自己的爱国主义中。意大利有奥地利骑在它的脖子上，有拿破仑的军队驻在罗马，它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巴黎，巴黎——这便是罗马，华沙，匈牙利，西西里；幸好巴黎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请别听错），充分准备！革命已经完成，这像白天一样清楚。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一点，我考虑的是这以后的事，是怎么避免以前的错误……”

他这么谈了半个来小时，突然想起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在向群众发表演说，于是马上刹车，用最友好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瞧，我跟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没有开口。赖德律-洛兰继续道：

“至于革命的具体实现，那是由于我们缺少经费才推迟的。这场斗争拖延了多年，我们的财力枯竭了。目前只要我们手边有十万法郎——是的，微不足道的十万法郎，后天或者大后天，巴黎就能爆发革命。”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道，“这么富裕的民族，做好了起义的充分准备，却找不到十万或者五十万法郎？”

赖德律-洛兰有些脸红，但毫不踌躇地答道：

“对不起，对不起，您讲的是理论上的假设，可是我现在跟您谈的是事实，简单的事实。”

这我并不了解。

我告别时，赖德律-洛兰按照英国习惯送我到楼梯口，再一次向我伸出了巨人般的大手，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永远欢迎您的光临……那么，再见。”

“在巴黎吧？”我回答。

“怎么在巴黎？”

“您刚才要我相信，革命已近在眼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在这儿见到您。”

他有些困惑地看看我，因此我赶紧又说：

“最低限度，我真心希望这样——关于这一点，您想必不致怀疑。”

“要不，您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主人说，我们分手了。

科苏特是我第二次拜访时才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我到达时，在会客室迎接我的是一位军人，他穿着半匈牙利式军装，通知我道，总督大人
40 今天不会客。

“这是马志尼的信。”

“我马上转呈，请稍候。”他向我指了指烟斗，又指了指椅子。过了两三分钟，他回来了。

“总督大人非常抱歉，今天不能与您见面，他正在赶写一封美国信件
41 ……不过如果您肯稍候的话，他还是很高兴会见您的。”

“他的信很快写完吗？”

“至少到五点钟。”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一点半。

“哦，要等三个半小时，这不成。”

“那么您过后再来，好吗？”

“我住的地方离诺丁山至少三英里。不过，”我又说，“我没有什么急事要找总督先生。”

“那么总督大人非常抱歉。”

“这是我的通信地址。”

过了一星期，一天晚上一位瘦长的、留着长唇髭的先生来看我，他是匈牙利的上校，夏季与我在卢加诺见过面。

“是总督要我来找您的，您没有去看他，他感到很不安。”

“啊，很对不起。不过我已留下了地址，只要我知道时间，我一定会立即前去拜见科苏特……”接着我又询问似的说道：“哦，是不是应该说，立即去拜见总督先生？”

“拜见老头子，老头子，”上校笑道，“我们在自己人中间都称他‘老头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聪明的头脑，过去也没有……”上校诚心诚意地唱起了对科苏特的赞歌。

“很好，明天两点钟我一定专程拜访。”

“这不成，明天是星期三，明天上午老头子只接见我们自己人，我们匈牙利人。”

我忍不住笑了，上校也笑了。

“那么你们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喝茶呢？”

“晚上八时。”

“那就请转告他，我明晚八时前来拜访，如果不成，请您写张条子通知我一声。”

“他一定很高兴——我会在接待室恭候大驾。”

这次我刚一按铃，长条子上校便来迎接我了，另一个矮个子上校当即把我带进了科苏特的书房。

我发现科苏特正在一张大桌子后伏案工作；他穿一件黑丝绒军上衣，戴一顶黑便帽，样子比他所有的画像，所有的半身雕像，都英俊得多；他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那若有所思的脸，那富于幻想的神色，必然对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容貌与马志尼、萨斐、奥尔西尼的不同，缺乏那种端正匀称的古典风格，然而那忧郁柔和的目光不仅流露出强大的智慧，而且让人看到他有一颗感情深厚的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对我们这些北国的居民说来，他显得更加亲切。他那沉浸在深思中的微笑，那有些兴奋的谈话方式，必然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他谈吐不俗，虽然不论讲法语、德语或英语，同样都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从不推敲词句，也不依靠陈词滥调；他与你一起思想，仔细听取每一句话，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别人，从不拘泥任何理论或党派观念。也许从他提出论点和反驳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像律师，然而他所谈的一切都是严肃认真，经过周密思考的。

1848年前科苏特大多在本国从事实际工作，这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清楚地知道，处理世界上的事务，不可能像乌鸦那样采取直线飞行的方式，事实很少会遵循简单的逻辑规律发展，它往往迂回曲折，有时还会节外生枝，背离原来的途径。这也是科苏特与马志尼不同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在行动的热烈程度上，科苏特不如马志尼，另一方面，马志尼那种不断尝试，不惜冒险的做法，也是科苏特从来不会采取的。

马志尼是狂热分子，在意大利革命问题上，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它，他无时无刻不像离弦的箭一样在奔向它。他对环境考虑得越少，他的行动也越坚决和简捷，思想也越单纯。

赖德律-洛兰的革命理想主义也并不复杂，这可以从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和在公安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中看得清清楚楚。但科苏特从匈牙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革命传统观念，不是社会理论的启示录程式，而是他潜心研究过的自己的国家的抗议——这是一块新的国土，无论就它的需要，它的原始而自由的体制，还是它那些中世纪式的形态而言，都是人们所不了解的。与自己的同志们相比，科苏特是一名专家。

法国的流亡者喜欢一刀切，用自己的尺衡量一切，这个不幸的习惯使他们大肆攻击科苏特，说他在马赛声称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到了伦敦，他又从市政大厦的阳台上，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表示深刻的敬意。42

科苏特是完全正确的。那是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后的旅途中，也就是在1848年后到来的那个可歌可泣的黑暗年代中。北美的轮船从奥地利和俄国伸向他的魔爪下救出了他，豪迈地载着这位逃亡者驶往一个共和国，中途停靠在另一个共和国的港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法国警察专政当局的命令已在等待着他，它不准这位流亡者踏上未来的帝国的土地。要是在今天，一切便会这么办；但在当时还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已屈服，工人群众纷纷拥向轮船停靠的码头，向科苏特欢呼，非常自然，科苏特与他们谈到了社会主义。但背景在改变。轮船经过一片自由的国土时，它要求另一个国土的流亡者在自己这儿做客。科苏特当着全体群众的面，感谢英国人的接待，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敬意，因为它才使这种接待变得可能。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完全真诚的；他根本不是代表某种政治力量，他可以一面同情法国的工人，一面赞赏英国的宪政体制，不必非得成为保王主义者或者背叛共和主义不可。科苏特了解这一点，他知道他在英国只能对各个革命组织采取超然态度，既不作格鲁克派，也不作皮契尼派43 ，跟赖德律-洛兰和跟路易·勃朗保持同等的距离。但他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具有共同的基础，他们的国境是毗邻的44 ，他们的斗争是一致的，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因此他首先接近的是他们。

但是马志尼和沃尔采尔早已像西班牙人说的法国化
45 了。科苏特一边靠近他们，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匈牙利发生起义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他对他们的让步也日益增多了。

从我与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谈话可以看出，马志尼在等待意大利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一般说来，他对法国非常不满，但不能因此断言，我认为他“法国化”是错误的。在这件事上，一方面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起作用，它与各民族团结和世界共和国的思想不能完全协调；另一方面，法国在1848年没有为意大利做什么，而在1849年却竭尽全力压迫意大利，这使他感到愤恨。然而对当代法国的不满，并不表示他没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国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成为独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不爱法国，却盼望自己的祖国成为法国式的国家。这一切只是变奏，个别现象，它们的代数方程式还是相同的。

科苏特与我的谈话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他的目光和语言中包含的忧伤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会发生革命。东南欧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还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46 中引用了一些条文，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给你们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 ，”他说，“俄国支持奥地利——这是狭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理所当然，奥地利不会向俄国说一声‘谢谢’，难道你们以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帮助它，只是帮助一般的专制政权吗？”

至于俄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政治和军事方面来，他了解得少得多。这并不奇怪，我们自己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只了解一些皮毛，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毫无内在联系的现象。他以为国家农民是按代役制缴纳赋税的，还向我询问了农村公社和地主的权力。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

离开科苏特后，我问自己，除了对匈牙利民族独立的热爱，他与他的同志们有什么共同之点。马志尼幻想由意大利来解放全人类，赖德律-洛兰却希望在巴黎为它赢得解放，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严格的指示，推行自由体制。科苏特恐怕并不关心全人类的问题，他对里斯本是不是很快会宣布共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是否会成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的黎波里共和国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似乎相当冷淡。

这差别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又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作为不顾实际条件的人，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努力作一次革命尝试：马志尼是发动起义，赖德律-洛兰是派遣代理人。马志尼的朋友们死在奥地利和教皇的监狱中，赖德律-洛兰的使者则死在朗贝萨和卡宴48 ；但是他们出于盲目信仰的狂热症，继续派遣自己的以撒49 去作牺牲。科苏特从不作这种尝试；利别尼50 用刀刺伤了奥地利皇帝，但他与科苏特没有联系。

毫无疑问，科苏特来到伦敦时是怀着更强烈的希望的，而且不能不承认，他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陶醉。不妨回顾一下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庄严行列，那一路上受到的热烈欢迎；在美国，各地互相争论，要取得首先接待他、把他请进自己的城市的光荣。拥有两百万居民的高傲的伦敦城守候在铁路上，等待他的光临；市长的马车作好了迎接他的准备，市参议员、各部门的官员和国会议员簇拥着他，从人山人海的群众中穿过，大家高声欢呼，抛着帽子。当他与市长一起出现在市政大厦的阳台上时，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乌拉”声，这是尼古拉不论靠威灵顿的保佑、靠纳尔逊的铜像51 ，还是靠赛马场上的翩翩风度，都无法赢得的巨大荣誉。

当拿破仑在温莎宫参加女王的宴会52 ，在伦敦市区与资产阶级举杯言欢的时候，傲慢的英国贵族跑回自己的领地去了，现在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坐了形形色色的马车，要来一睹著名鼓动家的丰采；高级官员也纷纷前来会见这位流亡者。《泰晤士报》皱起了眉头，但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吓坏了，于是开始咒骂拿破仑，想借此弥补自己的错误。

科苏特从美国回来时充满了希望，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在伦敦住了一两年，看到大陆的历史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在英国的土地上热情也冷却了，于是科苏特明白，起义已不可能，英国也不是革命的可靠的同盟者。

只有一次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在英国人民面前再度鼓吹从前的事业，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时候。

他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沃尔采尔，也就是与民主的波兰，手携着手站在一起，那时波兰向联盟国53 要求的只是发出号召，同意波兰冒险举行起义。毫无疑问，对于波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重建波兰得到承认，那么匈牙利还有什么问题呢？正因为如此，科苏特出席了1854年11月29日波兰人的大会，要求发言。也正因为如此，会后他与沃尔采尔一起访问了英国各大城市，为波兰进行广泛的宣传。科苏特当时发表的演说，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讲，都是非常出色的。但这一次他没有在英国引起轰动；尽管人民仍纷纷拥进会场，为雄辩家的才能大声喝彩，准备捐款，然而运动未能更进一步，演说也未能在其他人士，在那些可以影响议会，或者迫使政府改变路线的人士中间，引起同样的反应。1854年过去了，1855年到了，尼古拉死了，波兰没有前进一步，战争局限在克里米亚沿海一带；波兰民族的振兴毫无指望；奥地利成了卡在联盟国咽喉的一块骨头。何况大家盼望和平，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非军人出身的拿破仑获得了军人的荣誉。

科苏特重又退出了舞台。他在《阿特拉斯报》上的文章，他在爱丁堡和曼彻斯特就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协议发表的演讲54 ，只能认为是个别现象。科苏特未能挽救自己的财产，也未能挽救妻子的财产。他过惯了匈牙利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到了国外不得不挣钱养活自己；他这么做了，也从不隐瞒这一点。

他的家庭带有一种高贵而沉静的气氛，显然，它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它们扩大了每个人的胸襟。直到今天，科苏特的身边依然保留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起先组成了他的朝廷，现在只是他的朋友。

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近来他显著衰老了，冷落的处境使他忧心如焚。

头两年我们很少见面，后来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在怀特岛相遇，这地方不仅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优美的风景区之一。我与他一起住在文特诺镇大约有一个月，这是在1855年。

在他离开前，我们一起参加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科苏特的两个儿子很漂亮，很可爱，他们与我的孩子们一起跳舞……科苏特站在门口，忧郁地望着他们，然后含笑指着我的儿子，对我说道：

“现在年轻的一代长大了，可以接替我们了。”

“我们能看到那一天吗？”

“这正是我在想的。不过目前让他们跳舞吧。”他又说，目光变得更忧郁了。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

可是父亲们能看到吗？能看到什么呢？那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在90年代55 逐渐暗淡的夕阳照射下所向往的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法国和年轻的意大利，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所追求的那个时代，不是已成为明日黄花，这些人不是正在成为往事的忧伤的代表，在他们的周围已涌现出另一些问题，另一种生活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目标——这一切对我们既是亲切的，又是陌生的……在节日安静的早上，教堂的钟声和礼拜声依然能激动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信念了！

这是伤心的真实情况——它们往往使人痛苦，烦恼，不敢面对它们，有时看到了也不愿讲。是的，这有什么必要？要知道，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癖好，一种病态。“但这是真实，赤裸裸的真实，唯一的真实！”话是这么说，然而我们的生活能容纳这样的真实吗？它不会损害它，像过强的酸性物质一样腐蚀容器的四壁吗？对它的爱好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徒然使怀有这种爱好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

一年前，在一个我难忘的日子里，这思想给我的感触特别强烈。

那是沃尔采尔去世的一天，我在简陋的小房间里等待着雕塑师，老人已在这儿结束了他痛苦的一生。一个老女仆站在一边，用一支淌油的黄蜡烛头照着用大被单覆盖着的消瘦的尸体。他像约伯56 一样经历了重重苦难，现在安息了，嘴唇上露着笑，信念已从失去光泽的眼睛中消失，另一个与他同样的狂热分子——马志尼给他合上了眼皮。

我爱这个老人，也可怜他，从未把我头脑中想过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不想扰乱他正在熄灭的生命，他不知道这些已经够痛苦的了。他需要临终祈祷，不是真实情况。因此当马志尼在他垂死的耳边小声述说誓言和信念的时候，他是那么高兴！

1  有关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内容，在1866年赫尔岑编定《往事与随想》第五卷时，已被删节后移入该卷第四十章。

2  指1859年出版的《北极星》第五集，当时本章的内容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至于这段前言则写于1861年。

3  这两年中，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但胜利的成果为撒丁王国所攫取，建立了以撒丁王国为核心的意大利王国，而不是意大利共和国，罗马教皇、奥地利和法国也仍控制着一部分地区。

4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这里所谓“阉党”指他的御用报刊。

5  这行诗与下面引用的两行诗均出自普希金的《统帅》一诗。

6  马志尼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1860年建立的意大利王国是不满的，因而也遭到了自己人的误解和攻击，但他认为这毕竟是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跨前了一大步，因而对敌视他的人也同样表示感谢。

7  《圣经》中的魔王，见《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

8  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巴克莱·德托利被免职后，由库图佐夫继任俄军统帅，但他执行的仍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战略方针。

9  马志尼是在1849年革命高潮中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三执政的首席执政。

10  加里波第是在马志尼的影响下成长的，但在1859至1860年的革命高潮中，拒绝了马志尼直接建立意大利共和国的意见，对撒丁王国采取了妥协态度，而马志尼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随即离开了意大利。

11  见《北极星》第五集。——作者注
按：赫尔岑对加里波第的论述原载1859年的《北极星》第五集，后来由作者移入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七章，这句话即引自该章。

12  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于1860年解放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但撒丁王国掌握了领导权，在它的安排下，建立了意大利王国，加里波第被迫退休，红衫军亦被解散。1860年11月，加里波第谢绝了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赏赐，回到他在卡普雷拉岛的小田庄上躬耕为生。

13  指1849年俄国帮助奥地利政府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可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与英法结成联盟，拒绝支援俄国。

14  当时意大利的一种银币。

15  指奥地利军队，它采用白色军服。在意大利，奥地利是主要的外国侵略势力。

16  加里波第十分敬重大仲马，在后者游历意大利期间，把他待如上宾。加里波第也十分敬爱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认为他是意大利民族独立的保卫者。

17  指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塔列朗是法国著名政治家）。

18  中世纪西西里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英雄。

19  马志尼直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被加里波第拒绝后，便于1860年11月离开那不勒斯，于12月下旬回到了伦敦。

20  加里波第解放整个南部意大利的行动，是从进军西西里开始的，然后他从西西里渡过麦西那海峡，向那不勒斯进军，完成了这次行动。

21  当时马志尼在伦敦领导着一个意大利民族运动委员会，它的方针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动各种起义。这引起了热那亚的这些人的不满。

22  乌鲁阿（1810—1891），意大利军人，1848至1849年革命高潮中参加过保卫威尼斯共和国的战斗。

23  佩佩（1782—1855），意大利将军。1848年指挥威尼斯共和国的保卫战，对奥地利展开了英勇斗争。

24  指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

25  这次谈话是在1852年秋季。——作者注

26  朱泽培的爱称。——作者注（按：朱泽培是马志尼的名字。）

27  即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当时他才三十多岁。

28  伦敦的照相师。银版照相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照相法，由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所发明。

29  指路易·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他是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路易·欧仁·卡芬雅克之兄，但两人的道路不同。

30  罗马里诺（1792—1849），意大利将军。1834年接受马志尼的指示，进军萨伏依，因指挥不力，以失败告终，因而受到指责。

31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32  意大利南部地区。

33  贝姆（1795—1850），波兰军官，1830至1831年参加波兰起义，成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8至184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在科苏特麾下服役，指挥匈牙利革命军保卫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以作战英勇著称。

34  即马志尼。

35  见《北极星》第五集。——作者注

36  马志尼于1853至1854年成立了“行动社”，发动了一系列冒险活动。奥尔西尼在皮埃蒙特领导的起义刚开始便遭到了镇压。罗马的起义则使“行动社”罗马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

37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由以拉马丁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拉马丁逐步投靠右翼保王势力，而赖德律-洛兰逐步退让，最后出现了镇压六月起义的行动。这里便是指赖德律-洛兰在这段时期中的表现。“红色人物”指社会主义革命派，“蓝色人物”指资产阶级共和派。

38  边远地区的农民喜欢“洛兰公爵”，遗憾的只是他跟那个女人拉马丁搞在一起，被她控制了。她把公爵带上了邪路，他本人其实还是关心人民大众的。——作者注
按：所谓“那个女人拉马丁”，即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

39  费利克斯·皮亚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1848至1849年的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到伦敦，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革命公社”，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40  科苏特于1848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议会又选举他为“总督”。

41  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应邀访问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回到欧洲后他才定居伦敦，与马志尼等组织欧洲革命委员会。

42  1851年科苏特坐船前往美国时，在法国马赛与当地的工人群众见了面，然后前往伦敦，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热情接待。

43  格鲁克（1714—1787），德国重要歌剧作曲家，主张革新歌剧创作。皮契尼（1728—1800），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保卫西洋正宗歌剧传统的那不勒斯乐派的重要成员，与格鲁克展开过激烈论争。

44  指当时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的国境，匈牙利属于奥地利帝国。

45  原文是西班牙文。

46  指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缔结的和约“凯纳甲湖条约”，它为俄国向东南欧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47  1848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后，势如破竹。1849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出兵协助奥地利镇压革命，使匈牙利独立政府腹背受敌，因而失败。

48  法国苦役犯的流放地，朗贝萨在阿尔及利亚，卡宴在法属圭亚那。

49  《圣经》人物，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之子，上帝命亚伯拉罕把以撒作牺牲献祭，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准备了火和木柴，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50  利别尼是一个普通的匈牙利人，于1853年2月18日用匕首刺伤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但没刺中要害，几天后利别尼即被处死。

51  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6月访问伦敦时，捐款为英国民族英雄纳尔逊海军上将和威灵顿公爵建立纪念像。

52  拿破仑三世于1855年4月访问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宫设宴招待他。

53  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法联盟。

54  奥地利为了取得教皇的支持，于1855年8月与教皇缔结了协议。

55  指18世纪9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

56  《圣经》人物，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历尽了苦难，见《约伯记》。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

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啼哭……

《诗篇》1

如果有人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就1848年后汇集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状况写一本书，他会给当代人的历史增添多么悲惨的一页。多少苦难的经历，多少贫困的日子和眼泪……生活又多么空虚，多么狭隘，头脑变得多么迟钝，多么一筹莫展，对现实多么不能理解，又多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沉浸在浅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这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凭本能和心灵了解革命事业，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人数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伪装下野心勃勃，对他们说来，革命是当官，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国外；另外还有各种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患者，心理变态的精神病人。正是由于这种神经质的、畸形发展的、受过刺激的心理状态，通灵活动在流亡者中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人，从维克多·雨果和赖德律-洛兰，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 ，都在搞降灵术……菲洛潘蒂走得更远，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们所做的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一步也没有前进。他们正如凡尔赛宫的大钟，时针始终指在一点——国王驾崩的时刻……他们本身也像凡尔赛的时钟，从路易十五3 去世后，就忘了上发条。他们只是指向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的终点。他们谈的是这件事，想的是这件事，一切都归结为这件事。过了五六个月，过了两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团，这是可怕的——争论的仍是那些问题，参加的仍是那些人，发出的仍是那些指责，只是被贫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额上的皱纹多了几条，礼服和大衣破旧了，白发增多了，这一切使人变得衰老了，瘦弱了，忧郁了……然而谈的还是那些谈过千百遍的话！

革命在他们那里还是像90年代一样，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当时那种对斗争的天真热情，那种曾经赋予最贫瘠的普遍概念以鲜明色彩，赋予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以血肉的热情，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了——当时那些普遍观念和抽象概念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闻，新的发现。在18世纪末年，人们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实中，开始摆脱神学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传统，试图把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形成的整个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觉的、意识的基础上。创立理性国家的尝试，正如创立理性宗教的尝试一样，在1793年谱写了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中，经过风吹雨打，已变得百孔千疮。我们这些巨人的继承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像阿索斯山4 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规，我行我素，讲的仍是金口约翰5 时代的话，过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统治者逼进绝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统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然而他们还是在某一些日子集会，纪念某一些事件，举行同样的仪式，念同样的祷告。

流亡者面临的另一阻力，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这严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动和各种出自善良意愿的工作。他们没有客观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顽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进似乎就意味着退让，甚至背叛；既然站在这面旗帜下，就应该永远站在它下面，哪怕时代已经不同，旗帜的颜色也已不像原来那么鲜明，仍必须坚持到底。

这样过了几年，周围的一切不知不觉都变了。原来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来的矮树丛变成了森林，原来的森林却只剩下一片树桩……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有的大门已经倒塌、堵塞了，可是他们还在敲门，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线正从那儿一缕缕射入屋内，但他们却望着另一个方向。

在各国流亡者和英国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足以提供惊人的事实，说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学亲和力的。

英国的生活起先使德国人眼花缭乱，手足失措，后来便吞没了他们，或者不如说把他们变成了不大像样的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旦从事某种职业，他大多会马上剃掉胡子，把衬衫的领圈竖到耳朵旁边，说“yes”而不说“ja”6 ，在什么也不需要说的时候便说“well”。过了两年，他便用英文写信和便条，完全生活在英国人的圈子中了。德国人从来不想与英国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们的商人见了官员，我们的官员见了世袭贵族一样。

德国人虽然接受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英国人，只是装得像他们，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国人。英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场合那样不可捉摸；一旦来了个外国人，他们便趋之若鹜，像见到一个喜剧演员或杂技演员似的，不让人得到一刻安宁，但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他有些厌恶。如果外来者保持自己的服饰，自己的发式，自己的帽子，英国人便不痛快，对他冷嘲热讽，但慢慢习惯之后，也就承认这是一种独立的人。如果外国人一开始便吓坏了，尽量模仿英国人的举止，那么英国人不会尊重他，还会摆出大英帝国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一点上，有时很难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无心计的德国人，那些有时过于亲昵和巴结，有时又过于拘谨，过于老实，无缘无故便会伤心落泪，没人撩拨便会大发脾气的德国人，他们的结果会怎样。

如果德国人把英国人看作同一种族中较高的一类，觉得自己比他们低一等，那么决不能因此认为，法国人，尤其是法国流亡者的态度便聪明一些。正如德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崇拜英国的一切，法国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否定英国的一切，仇视英国的一切。不言而喻，这会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谬结果。

首先，法国人不能原谅英国人不讲法国话，其次，法国人把“查林克鲁斯”称作“沙兰克鲁”，或者把“莱斯特斯夸尔”说成“莱赛斯特斯快尔”7 ，把英国人弄得莫名其妙。还有，法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的正餐要吃两大块肉和鱼，却不吃五小块焖肉、油饼或野味等等，他们的胃觉得受不了。还有，法国人不能容忍酒店的“奴役”，因为它们在礼拜日一律打烊，全体人民只得在对上帝的祈祷中度过枯燥的一天，尽管法国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过歌颂拿破仑的枯燥生活。还有，英国人的整个作风，不论好的坏的，都叫法国人看不顺眼。英国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他们，但是看到他们的衣服式样却羡慕不止，竭力模仿，以致弄得不伦不类。

这一切对于研究比较生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它们完全不是为了好玩。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人虽然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但是至少从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国人低一等，因此应该服从他。法国人属于另一种族，但区别又不如土耳其人与中国人那么大，可以不予理会，因此他仇恨英国人，尤其因为两个民族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德国人尽管在内心也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在理论的领域，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法国人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英国人对立；英国人是穴居动物，喜欢独自生活，固执而倔强；法国人是群居动物，鲁莽大胆，但容易驾驭。这就形成了两种平行的发展，以英吉利海峡为界线。法国人总是冲在前面，对一切都要过问，对所有的人都要教训几句，对所有的事都要议论一番；英国人却听其自然，根本不屑过问别人的事，觉得与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学习，只是他没有时间，他得上店里做生意。

英国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石：个人独立和种族传统，这在法国人眼里几乎是不存在的。英国人的生硬作风常常使法国人不能容忍，这确实叫人讨厌，也损害了伦敦的生活，但是法国人没有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严峻威力，正是它使这个民族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看到那种执拗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尽管你一旦取得英国人的欢心，几乎可以随意摆布他，却不能使他成为奴隶，以致穿上了绣金边的仆人制服还沾沾自喜，戴上了锁链却认为这像桂冠一样光荣。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义，那种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世界，对法国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论他在英国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它的法律和诉讼程序。英国法律中互不协调的多种多样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进了黑暗的树林，根本看不到树林中高大雄伟的栎树，也看不到正是在这种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诗意、美感和意义。一部小小的法律全书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园林，大自然不能与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砾小径和修剪整齐的树木，园丁则像警察一样守卫在每一条林荫道上。

还是莎士比亚与拉辛的问题。

两个人喝醉了酒，在酒店里打架，警察却若无其事，站在一边观看，像一个欣赏斗鸡的旁观者，法国人见了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进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当警察不具备父母的权力，他的干预仅限于被动行事，也就是在当事人要他行动以前绝不行动的时候，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每个穷人在走进自己黑暗、阴冷、潮湿的小屋子，关上门后，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当然，得到严格保障和全力防卫的个人权利，有时难免成为罪犯的避风港，这也无可奈何。与其使每个正直的人在自己家里像贼一样发抖，不如让机灵的贼逃脱惩罚还好得多。在我来到英国以前，每逢警察光顾我的住所，我便心惊胆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从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敌人的准备。在英国，警察来到门口或走进门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泽西岛总督利用岛上特殊的非法状态，为费·皮亚致女王的信，对《人》周报发动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这事，却命令为杂志提出抗议的维·雨果和其他流亡者离开泽西岛；这时，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对这事的报刊都告诉他们，总督越出了职权，他们应该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闻》等报刊还答应负担诉讼费用。但这么做旷日持久，况且谈何容易：“仿佛对政府起诉也能胜诉似的”。他们只是又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抗议书，向总督提出了历史的裁判问题，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济岛。8

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法国人对英国习俗的理解。一天晚上，一个流亡者来找我，在大骂一通英国和英国人之后，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件“不成体统”的事。

那天早上，法国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应该说，在沉闷无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伙伴的葬礼几乎跟节日差不多，成了发表演说，高举旗子，进行集会和上街游行的理由，这时谁在谁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义流亡者总是全体参加，无一例外。一个英国牧师拿了祈祷书来到墓地。我的朋友对他说，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祷。牧师与所有的英国牧师一样，是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和英国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许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祷，但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用他的祷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进最后的住所。于是发生了争论，最后法国人都冒火了，大声叫嚷，固执的牧师便去叫警察。

“瞧，您还说这个讨厌的国家有什么神圣的自由呢！”我的朋友（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了仅次于死者和牧师的主要角色）附带说道。

“那么，这些为迷信势力服务的愚昧工具怎么办呢？”我问。

“来了四个警察，其中一个像是头头，他问道：‘刚才跟牧师顶牛的是谁呀？’我当即走到了前面，”我的朋友说，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脸上的神色与莱奥尼达斯9 即将去会见上帝的时候差不多，“我说：‘这是我，先生。’——我当然不会称他‘公民’10 。那个警察装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对我说道：‘请您告诉大家，不要起哄，把你们的同志埋葬以后，便各自回家。如果你们要闹事，我只得命令把你们统统赶走。’我看看他，用尽全力提高嗓音喊道：‘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我几乎忍不住发笑，问他道：

“那么那个‘警察头子’怎么样呢？”

“他什么办法也没有，”法国朋友得意而骄傲地说，“他向他的部下使了个眼色，又道：‘好吧，你们干你们的，干你们的！’然后站在一边，安静地等待着。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英国的老百姓……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那位身强力壮、严肃认真、也许还喝了点酒的警察，心里自然不会毫无反应。但我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汉宫的围墙外面，对着女王的窗口大声嚷嚷，他也可以安然无事，不致惹出丝毫麻烦。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的朋友，还是参与这事的所有其他法国人，都没有想到，这场事故要是发生在法国，他们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贝萨的监狱了。哪怕他们想起这一点，他们的回答也是现成的：“算了，这种丑恶现象是暂时的……不是正常的！”

可是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获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国的流亡者与其他各国的流亡者一样，把一切争执，一切党派成见带到了国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可是外国对他们并不友好，也毫不掩饰它之所以维护避难权，并非为了寻找这权利的人，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这种暗淡的处境使他们的神经受不了。

何况与人们的隔绝状态，生活习惯的改变，行动上的限制，与亲人的分离，贫穷，都使他们闷闷不乐，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气冲天。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了，对过去的错误的责备也更无情了。派性变本加厉，连老朋友也断绝了来往，见面不打招呼……

这里有实践上、理论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种争执……但是除了思想方面还有人事方面，除了旗号还有个人的名义，除了热情还有嫉妒，除了真诚的追求还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经表现在尽力而为的马丁·路德和贯彻到底的托马斯·闵采尔11 之间的对抗，是像子叶一样潜伏在每粒谷物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一切党派的分化，必然导致它的最终暴露。我们在三个没有成功的格拉古12 （即把格拉古·巴贝夫也算在里边）身上，以及取得辉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苏拉13 和苏洛克14 身上，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实现的只有对角线，只有折中道路、平均数和中间路线，因此不论等级、财富、观点都得符合中庸之道。从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中出现了亨利四世15 ，从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的对立中出现了奥伦治公爵威廉16 ，从革命和正统派17 的对立中出现了路易-菲力普。在他之后，对抗在温和的共和派与激进的共和派之间产生；温和的共和派称为民主主义共和派，激进的共和派称为社会主义共和派；从它们的冲突中，第二帝国乘机崛起，但各派依然相持不下。

不肯妥协的极端分子进了卡宴、朗贝萨和贝尔岛的监狱，还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国国外，大多在英国。

他们到了伦敦刚喘过气来，眼睛刚习惯于从雾中辨别事物，旧的争论便随着流亡者的变得特别烦躁，随着伦敦气候的阴郁沉闷，重又复活了。

理所当然，卢森堡委员会主席18 是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劳动组织及平均主义工人团体的代表，受到工人的爱戴；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观点上具有无可指责的纯洁性；他不断地工作，谦逊朴实，善于讲话，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谨慎，具有影响群众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赖德律-洛兰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传统，对于他，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词可以囊括一切：饥饿者的温饱，劳动的权利，波兰的解放，尼古拉的覆灭，民族的团结，教皇的垮台。在他的身边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队主要由自由职业者组成，也就是律师、记者、教师、俱乐部会员等。

这两派的不同是明显的，因此我始终不能明白，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么会用个人的冲突来解释他们的最终决裂。分裂潜伏在他们的观点的最深处，在他们的任务中。他们不可能一起前进，但是也许不必让争论公开化。

社会主义道路和意大利的事业之间的不同，毋宁说是步骤和程度的问题。在意大利，国家独立应该先走一步，然后才谈得上经济制度。我们对1831年的波兰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这件事上是用不着争论的，这不如说只是工作的阶段划分问题，不是彼此排斥的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妨碍马志尼集中全力从事直接的行动，妨碍对于意大利必不可少的军事组织工作；他为此生气，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活动对法国人只能是有害无益的。他陶醉在冒险和意大利的血泊中，还写了一本带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册子，攻击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路易·勃朗。在这书中，他还顺便攻击了其他人，例如称蒲鲁东为“魔鬼”……蒲鲁东想答复他，但只限于在下一本小册子中称马志尼为“天使长”。我曾两次半开玩笑地对马志尼说：

“不要玩火，否则惹怒了这些勇士，不弄到遍体鳞伤您是很难脱身的。”

伦敦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也以牙还牙，同样激烈，还进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击，使用了粗暴的言语。

另一种对立，那是理由比较充足的，便是法国人之间两种革命思潮的对立。一切试图调和形式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只是使让步的缺乏诚意和论争的不可调和变得更为明显。它们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于是一个灵敏的杂技演员在沟上架起了一块木板，站在板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电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们惊呆了。

病人的脸上露出了悲哀、沮丧的神色，他们相信，没有拐棍再也站不起来了。心灰意懒和隐藏的绝望，笼罩了这一派和那一派。严肃的论争开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击、相互指责和埋怨的道路。

两年中，法国的两大阵营还保持着进攻的姿态：一派在纪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纪念七月的日子19 。但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庄严行列出现在伦敦街头时，流亡者的软弱无力已昭然若揭。伦敦警察总监罗伯特·梅因证实了这一点。拿破仑访英期间，他略施小计，防止了流亡者们的一切示威活动，事后保守分子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答道：“你们完全不必感谢我，应该感谢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更明显的迹象，说明他们的活动已接近尾声，那就是这两大派又分裂成了各个小宗派，而且并无重要的原因，只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地位。

这些派别的组成，正如我们为了安置一个闲散的大官僚便得设立一个内阁职位或重要部门一样，或者像作曲家有时必须为格里西20 或拉布拉凯21 在歌剧中安排一个角色，不是因为必须有这些角色，只是因为必须让格里西或拉布拉凯登上舞台……

政变22 后过了一年半，费利克斯·皮亚从瑞士来到了伦敦。这个勇敢的新闻记者是由于一场官司出名的23 ，这场官司已被他写成一本枯燥的喜剧《第欧根尼》，剧中那些味同嚼蜡、毫无风趣的警句却赢得了法国人的欢心，后来他的《捡破烂的》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时24 ，当时我已为它写过一篇文章。25 费·皮亚是最后一届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山岳派”，不知怎么在议会中还与蒲鲁东打过架
26 ，后来曾参加1849年6月13日的抗议活动——由于这件事他不得不秘密离开法国27 。像我一样，他也是用摩尔达维亚的护照潜逃到日内瓦的，在那儿他穿着摩尔人的服装上街——大概是为了引人注目。后来他迁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数不多的崇拜者，这些流亡的法国人把他的俏皮话当作吗哪28 ，从他的思想中捡取牙慧。他作为瑞士一个州的头面人物，当然不甘心沦落为伦敦某个党派的成员。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补人选，必须拥有自己的党派，于是他的朋友们和崇拜者替他解决了难题——他们从其他党派中独立出来，自称为“伦敦革命公社 ”。

“革命公社”应该代表民主阵营中最革命的一派，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一派。他们认为自己已随时做好准备，并与“玛丽安娜”29 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是丧失信心的国家中布朗基30 的最忠实的代表。

阴沉的布朗基，那个迂阔严峻的读书人，革命的理论家，禁欲主义者，被多年的监狱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现在却以费·皮亚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变得容光焕发，还给阴暗的思想涂上了一层鲜红的色彩，开始在英国的巴黎公社中逗人发笑了。费·皮亚写信给女王，写信给瓦莱夫斯基31 （他被称为“前流亡者”和“前波兰人”），还写信给其他王公贵人，这些信都妙语横生，非常有趣，但他与布朗基有什么共同点，我实在无从明白。一般说来，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与其他人，例如与路易·勃朗，有什么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难识别。

对维克多·雨果的泽西派也可以这么说。

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人气质太重，幻想对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当然，我这么说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他既是社会主义艺术家，又歌颂战争的荣誉，共和派的崩溃，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白百合花32 ，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奥尔良王朝的贵族院议员，又是12月2日的鼓动家33 ——这是个五光十色的伟大人物，但不是政党领袖，尽管他对两代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谁读了《一个死囚的末日》能不对死刑问题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纳34 风格的鲜明而强烈的、可怕而奇异的色彩，那种社会溃疡、贫穷和堕落的罪恶的画面，谁看了会不产生类似良心谴责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惊，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后了，犯了许多错误，一直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直到反动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戏剧审查制度和罗马事件35 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出了响彻整个法国的讲话。36 成功和掌声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远。最后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来了。在刺刀和上膛的枪支面前，他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向政变发出了抗议；到了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他离开了法国。他像一头狂怒的狮子，退到了泽西岛，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仑》，然后又发表了《惩罚集》。不论波拿巴的爪牙们怎么想方设法，要使老诗人与新皇朝妥协，都没有办到。他说：“如果法国的流亡者还有十个人，我仍要与他们在一起；如果剩了三个人，我依然在他们中间，如果只剩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流亡者就是我。在法国成为自由的法国以前，我决不回国。”

雨果从泽西岛退往格恩济岛，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来，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实这次撤退只能获得相反的意义。事情是这样的：费·皮亚写了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访问拿破仑法国之后37 ），在会上朗读了信，又寄往《人》编辑部。在泽西岛出钱发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 ，他当时在伦敦。他与费·皮亚来看我，临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他，这封信很可能会使刊物遭到控告，因为泽西岛是殖民地，可是皮亚一定要在《人》上发表。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犹豫不决，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就不要登吧。”

“我也这么想，不过麻烦的是他会以为我害怕了。”

“既然情况是这样，可能损失几千法郎，怎么能叫人不害怕呢？”

“您说得对，我不能这么办，也不应这么办。”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尽管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回到泽西后还是把信发表了。

于是传来了消息：内阁准备采取措施。英国人感到生气，因为皮亚对女王的口气不够尊敬。这些传闻的第一个后果便是皮亚不再住在家里，他怕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在英国也会遭到抄家，以致半夜被抓走！其实政府根本不想诉诸法律手段，只是示意泽西岛总督或者他们称作省长的官员采取行动，那位总督便利用殖民地当局享有的非法权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离开泽西岛。斯文托斯拉夫斯基与十位法国人一起提出了抗议，其中包括雨果。于是泽西岛的“拿破仑警长”便命令所有的抗议者离开该岛。这时他们应该置命令于不顾，继续留在岛上，让警察光临，把他们强行拘捕后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把这问题向法庭提出控诉。英国人便是向法国人这么建议的。英国的诉讼费大到荒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闻》和其他自由派报纸的发行人，答应为此筹集一笔必要的钱，聘请能够胜任的辩护律师。但法国人不喜欢走法律道路，认为它既麻烦又漫长，结果昂起了高傲的头，离开了泽西岛，还带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莱基39 。

警察向雨果宣读命令是特别庄严的。一位警官来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读命令时，雨果把自己的儿子们叫来，与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后（像俄国的家长出门旅行以前一样），他站起来说道：“警官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书写历史的一页。请宣读您的文件吧。”警察本来以为会被赶出大门，不料事情如此轻而易举，雨果当即签了字保证离开，因此警察出门时对法国人的彬彬有礼（甚至请他坐在椅上）还啧啧赞赏。雨果走了，其他人也与他一起离开了泽西岛。他们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济岛，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伦敦。在这件事上他们输了，驱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0

我们已经说过，真正的派别只有两个，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义派和强硬的社会主义派——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关于后者还没有谈过，可是在所有的法国流亡者中，他几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说路易·勃朗的观点是不确定的，它的各个方面都像用刀凿的一样鲜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体材料（在他所关心的方面，即法国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潜心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他写《十年史》和《劳动组织》的时期相比，并未前进一步。沉积和固定在他头脑中的，仍是从年轻时起便激动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跃，个性倔强，带有雕塑一般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完全是个法国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动，使他既灵活多变又沉着老练的外表显得优美动人。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体积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与他的对立面赖德律-洛兰相比，那么后者的庞大体积像一个吹了气的孩子，一个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镜下看到的小木偶。他们两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走进格列佛的游记。

路易·勃朗，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见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无比的克制力，不论在激昂慷慨的公开演说中，还是在友好的谈话中，从来不会由于辩论而忘其所以，脸上总是含着微笑……然而也从来不会向对方屈服。他能言善辩，尽管讲话滔滔不绝，像个法国人，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像个科西嘉人。

他关心的只是法国，知道的也只是法国，“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话下。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国时他才给予恰如其分的注意。与他谈话，听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发言，那些趣味无穷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为他谈话时总是温和得体，富有教养，从不锋芒毕露，令人不快，也不会出现讽刺性的沉默——那种盛气凌人、有时显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风，正是我们与现代法国人交往时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与路易·勃朗比较熟悉以后，他内心的安详自如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已经解决，那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除了在次要的枝节方面。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个知道自己正确无误的人那样，他精神上毫无牵挂。对自己的个别错误，对朋友们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认，因此在理论上他没有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坏之后，他对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一样。他的思想灵活只表现在日常事务和细节上，在总体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样从不变化的。对他接受的原则，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理性的冷风有时也会吹到它那里，它还是坚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从未测量过这些支柱的强度，因为他对它们一向深信不疑。这种头脑的宗教性质，这种从未感受过怀疑的痛苦的气质，仿佛在他周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穿越这道城墙。41

他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

有一次他说道：“对精神的唯物主义观念，我怎么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质终究是不同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无从分开，但它们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看到这种论证毫无意义，他突然接着道：“您瞧，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这个形象的物质状态在哪里呢？”

起先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看到他那么一本正经，我便说道：他弟弟的形象这时藏在那个称作头脑的照相机中，离开了这个照相设备，夏尔·勃朗42 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现……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没有作为物质存在于我的头脑中。”

“您怎么知道？”

“那您怎么知道？”

“我根据推理。”

“哦，附带说一下，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这时他照例会谈到狄德罗或唐森夫人43 的故事，它们非常有趣，但与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

作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卢梭的崇拜者，对伏尔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在《十年史》中，他按照《圣经》的讲法，把一切社会活动家分为两大阵营：右边是友爱的绵羊，左边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 。连蒙田那样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获得宽恕，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在这种分类法中，路易·勃朗是铁面无情的，他把理财家劳45 大胆地列为友爱的绵羊，这对于那位勇敢的苏格兰人一定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856年，巴尔贝斯46 从海牙来到了伦敦。路易·勃朗带他来看我。我十分同情这位受难者，他的一生几乎是在监狱中度过的。47 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哪儿？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厅的窗口，国民自卫军冲进去逮捕他以前几分钟。48

我请他们下一天来吃饭，他们来了，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

他们回忆着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们出门后，独自回到屋里，无限的忧郁笼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写字台后准备啼哭……

我感到了一个儿子外出多年后回到父亲家中时的感觉。他看到，屋里一切都暗淡了，破旧了，父亲老了，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儿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使他觉得窒息，他发现死亡已经临近，他想掩饰，然而会面带给他的只是伤心，不是愉快和快乐。

巴尔贝斯，路易·勃朗！是的，这都是老朋友，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值得尊敬的朋友。《十年史》，贵族院对巴尔贝斯的控告，这一切早已深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现在他们才来到我的眼前。

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也从来不敢怀疑路易·勃朗不可收买的坦荡胸怀，或者污蔑巴尔贝斯英勇不屈的忠诚精神。两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们的一切方面，他们的生活是公开的，他们的大门永远敞开着。我们看到其中一人当过政府的官员，另一人直到上断头台前半小时才被赦免。49 行刑前的夜里，巴尔贝斯没有睡，要了些纸，开始书写，这些纸保存下来了，我读过它们，其中有法国人的理想主义，虔诚的憧憬，但没有一点软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没有屈服，没有消沉；他怀着明确的意识，准备在断头台上慷慨就义，直到狱卒的手使劲打门时，他还在安静地写着。他亲自对我说：“这时天已经亮了，我等待着行刑”，但是来的不是刽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扑到了他的颈上。她瞒着他，向路易-菲力普请求减轻刑罚，得到了批准，深怕来不及，便连夜坐驿车赶到了狱中。

几年以后，路易-菲力普的囚犯成了社会的荣誉，欢呼的群众砸断了他的锁链，在庄严的行列中把他送回巴黎。50 巴尔贝斯坚强的心没有被摧毁，他第一个为卢昂的屠杀51 向临时政府发出谴责。他周围的反动势力增强了，挽救共和国只能靠英勇不屈的行动，在5月15日巴尔贝斯做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都不敢做的事，科西迪耶尔52 吓坏了！政变没有成功，巴尔贝斯成了共和国的囚犯，重又进了监狱。他在布尔日与在贵族院一样，把以前向罪恶的老头子帕基耶53 讲的话，又向资产阶级的法学家们讲了一遍：“我不承认你们是法官，你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你们的俘虏，你们要把我怎么办，悉听尊便，但是要作我的法官，我不承认。”于是终身监禁的沉重铁门又在他后面关上了。

他的出狱是偶然的，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拿破仑露出嘲笑，把他赶出了监狱，因为他读到了巴尔贝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写的一封信54 ，在信上他突然迸发了高卢民族的沙文主义，谈到了法国的军事荣誉。巴尔贝斯先是跑到西班牙，颟顸无知的西班牙政府感到害怕，把他驱逐出境。他转移到荷兰，在那儿找到了安静而孤独的避风港。

于是现在这位英雄和受难者便跟二月共和的主要活动家之一，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务家，一起回顾和探讨那些在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光辉日子了！

可是难熬的忧郁压在我的心头，我感到不幸，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他们也是属于另一个十年的历史的，这部历史已经结束，翻到最后一页了！

它不仅对他们个人，而且对全体流亡者，对现在的一切政治派别而言，都结束了。在这活跃而喧闹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们才离开河床，消失在沙砾中，以为自己还能流往海洋。现在他们不再有“共和国”那样可以唤起全体人民的词语，也不再有《马赛曲》那样可以使每颗心灵跳动的歌曲了。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不再那么显赫，那么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权瓦解了，不必再与它们作艰苦的斗争，国王的头颅已从断头台上滚下，整个王朝的体制也随之崩溃了。现在哪怕处死拿破仑，也不会成为另一个1月21日55 ，哪怕把马扎斯监狱56 夷为平地，也不能与攻打巴士底狱同日而语了！那时在隆隆的雷声和闪闪的电光中，人们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国家的前景，那肃清黑暗的中世纪奴役制度的前景。然而从那时以后，事实证明革命无力扫除一切旧事物，理性也不能成为建立国家的基础。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样，已名存实亡，变成了玩弄辞藻的清谈，只是靠一些人的软弱和另一些人的虚伪在装潢门面。《马赛曲》依然是神圣的国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垒》57 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它们的声音现在仍能唤起许多庄严的形象，但它们只是出现在麦克白眼前的一个个幽灵58 ——都是国王，但都已死了。

旧时代的背影还没有消失，新时代的脚步声刚在远处出现，我们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在后继者到来以前，警察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掌握了大权。这时谈不到什么法律，这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历史上的不法时期，刑讯和监狱的天下，疫病流行时期的一种检疫措施。新秩序同时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压迫和雅各宾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务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传统偏见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无知上。在一些人害怕时，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据要职。第一个砸断锁链的人，也许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过他自己也会马上变成警察。

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拿着手枪走进巴黎警察总局的情形。他坐到刚逃走的德莱塞尔59 的座位上，把秘书叫来，对他说，他已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命令他把公文拿来。秘书像对德莱塞尔一样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后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样运转，什么也没改变，不同的只是德莱塞尔的晚餐变成了科西迪耶尔的晚餐。

许多人知道进入警察总局的口令，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口令。时机到来时，他们便照亚历山大一世那样行事60 。他们希望旧秩序受到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们中间没有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

正因为这样，如果他们重又走进竞技场，他们会对人们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让他们这么想吧，让他们认为这只是忘恩负义吧。这是伤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许多思想还轻松一些。

其实他们最好不再涉足那儿，还是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谈谈他们过去的伟大事业吧。不必对这劝告生气，生活在改变，不变的也成了历史的遗迹。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后来的人也会留下足印一样，但新的浪潮也会滚滚向前，超过他们，然后所有的一切：足印……活着的和遗留的——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却一切的永恒中！

许多人听了我这些话，便生我的气。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对我说：“从您这些话看来，您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可是我到欧洲来不是为了隔岸观火。我是被形势所逼才变成旁观者的。我曾经百般忍耐，但终于筋疲力尽了。

五年中我没有见到一张明朗的脸，听到一声单纯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我的周围尽是医生和病理解剖员。医生总在试图治病，解剖员总在指着尸体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于是我终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许由于我缺乏经验，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为旁观者说那些话的，我不是为了谴责；我讲是因为我心里有不能不讲的话，因为对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这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只有最浅薄的庸医才会望着垂死的病人，发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说道：“瞧，我说过他拖不过晚上，现在不是吗？”

那么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体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人物卡尔·舒尔茨62 从威斯康星来到欧洲。他去了德国回来时对我说，大陆的精神空虚令他吃惊。我把我的《西方小品》用德语念给他听，他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仿佛这是人们既害怕又不愿相信的魅影。

“像您这么了解当代欧洲的人，就应该离开它。”他对我说。

“您正是这么做的。”我说。

“为什么您不这么做？”

“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从流亡者的上层走进他们的中间阶层，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热情和动听的词句驱使下来到国外的。他们为这些话牺牲了自己，那是他们的音乐，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们热爱它们，相信它们，就像天主教徒并不理解拉丁文，却热爱和相信拉丁祈祷文一样。下面这些话是无可非议的，大家都能接受：“全世界的友爱是世界共和国的基础”，“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各民族团结万岁！”但是，脸红吧，有的人仅仅为了这些话走上了街垒，而法国人一旦上了街垒，他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一个从拉马克63 的葬仪起参加过一切起义的人对我说：“您瞧，对于我，共和制不是一种统治方式，这是宗教，只有在它成为宗教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国。”我补充道：“也只有宗教与共和精神一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答道：“一点不错！”他很满意，因为我把他的意思阐述得更透彻了。

流亡者中的群众成了呈现在领导人眼前的一种公开的、永恒的良心谴责。在那些人身上，他们的缺点得到了扩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时装出现在俄国偏远的小城镇上。

所有这一切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行为。台前的朗诵之后便是各种戏剧表演。

国民议会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场面，以威严的诗意征服了法国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它的热情拥护者带来的不是内部的改革，而是联盟节64 ，战争的鼓声和悲凉的警报声。当人民在自由之树65 周围欢庆公民精神的胜利时，却传来了祖国在危险中，要人民起来保卫它的号召66 ；当姑娘们穿着洁白的衣衫，在爱国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时，戴着弗利基亚帽的法兰西却声称要解救各个民族，推翻各个国王，向外派出了大批军队！67

在各国的、尤其是法国的流亡者中，处在毫无作为的底层的，大多属于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市民阶级的标记和痕迹，正如教会学校在学生们身上留下的神学印记，是很难根除的。当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板的并不多，这些人之落到这个地步是无意识的，他们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后才被驱逐，只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肩负着修改宪法的神圣义务。68 他们尤其显得可怜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稀里糊涂地走进了红色群众中，而这些群众在国内本来与他们毫无瓜葛，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现在出于民族的劣根性，他们却指望扮演比实际激进得多的角色；可是他们不习惯革命的词句，往往陷入奥尔良派的歧途，使新伙伴们大吃一惊。理所当然，他们都希望回国，要不是为了荣誉，这现代法国人唯一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们会不惜为此提出申请的。

在他们上面的一个阶层，那是流亡者的警卫部队：律师，记者，作家和一些军人。

这部分人的参加革命大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们被送上了英国的海滩。另一些人由于无私地陶醉在俱乐部生活和宣传鼓动中，被漂亮的革命辞藻带到了伦敦，有的是有意识的，不过无意识的多出一倍。这些人中不少是忠诚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们只是凭一时意气投入了革命，就像一个人听到救命声，便凭着自己的勇气跳进河中救人，忘记了水有多深，也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

不幸的是，这些孩子的山羊胡须已有些发白，高卢族圆锥形脑瓜上的头发也有些秃了。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各种类型的工人，这些人严肃得多，他们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

命运本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贫穷和觉悟又使他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思想比较实际，决心也比较大。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严，总是默默忍受一切——这给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们不是带着美好的词句，而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憎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他们受压迫的地位使他们避免了资产阶级的自负心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读书，但他们希望学习，而资产阶级尽管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却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相当渊博。

他们从小受到欺凌，因此对压迫他们的不正义的社会充满仇恨。确实，在许多人那里，城市生活的腐蚀作用和贪得无厌的风气，使这种仇恨变成了羡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方面向往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它，正如我们一方面憎恨幸运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进行报复。

但是憎恨也好，羡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报复也好，两者在西欧未来的运动中都会构成可怕的力量。他们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们长期劳动的肌肉、阴森可怕的勇气和咄咄逼人的复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辩家能做什么？在工人的号召下，乡村的蝗虫漫山遍野出现时，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么？农民战争已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批流亡的农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 撤销的时候，而旺代70 也在硝烟中沉默了。现在多亏12月2日，我们又亲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

政变之后，在法国南部，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乡村中，居民纷纷抬起了头，似乎在问：“我们的时间到了吗？”但是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接着又来了军法委员会，宪兵和警察成群结队，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道路上进行搜捕。农民的圣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当局要求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亲属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乡丁一句告密的话，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亲，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关进监狱。审判粗枝大叶，成批进行，除了个别的人偶然获释以外，统统被送往朗贝萨或卡宴。漏网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萨伏依，或从瓦尔桥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农民的情形。在伦敦时，我见过几个乘小船从卡宴逃亡的人；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顾的大胆行动，它比一本书更能说明他们的性格。他们几乎都是从比利牛斯山来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无法国城里人那种身材瘦长、没精打采的样子，那种贫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毁灭和卡宴的监狱教育了他们。他们大多很少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吭，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去，我们要与他们算账！”他们看不惯其他流亡者，对他们的集会和演说也不感兴趣……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来与我告别：“我们不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这里太枯燥，我们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里答应给我们工作——当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这些未来伐木工那严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发达的胳臂，心想：“但愿他们的斧头只用来砍栗树和栎树，那就好了。”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腾起伏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驯的力量，我接触得比较多。73

这是一种原始的自发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动，多亏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无知才没有成为脱缰的野马，但一有机会，仍会奔腾而出，形成一股摧毁一切的怒火，带来恐怖和混乱；但是在我们谈到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谈一下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
74 和经典人物——民主资产阶级中从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记者，律师，医生，索邦75 的教授等等，他们与路易-菲力普斗争了十年，后来又参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中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们中间不乏聪明机智的人，怀着热烈的信念准备献出一切的人，但是头脑清醒，能够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或者病理学家研究疾病那样，研究自己的地位和问题的人，却几乎一个也没有。他们容易悲观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里，喜欢作些无用的指责，发些无用的牢骚，他们可以过清贫的生活，重视气节，不怕吃苦，却不善于分析研究……或者，他们可以对胜利充满信心，却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实际目标。他们满足于旗号、标语、大道理……喜欢谈劳动的权利，消灭赤贫状态，共和国和秩序！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至于这些目标怎么达到，怎么实现——这无关紧要。只要取得政权，其余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如果不服从，那么，“战士们，前进，拿起武器！齐步走……拼刺前进！”这是恐怖的宗教——政变、集权主义和军事干预的宗教，渗透在卡马尼奥拉服76 和工作衣的每一个窟窿中的精神。尽管某些带有奥尔良派典雅气质的书呆子提出了抗议，要求在射击中发扬英国绅士作风，他们也置之不顾。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来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规模报复性，它是雄伟的，但是喜爱它，毫无必要地推行它，这是我们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奇怪的错误。公安委员会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我在巴黎医学校街夏里埃77 店中的体验：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钢刀——弯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锯子形的……武器是安全的保证，但也是杀人的手段。成功才能证明行动的正确。恐怖政策在这一点上却是不能自豪的。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术无法挽救共和国。试问，处死丹东，处死埃贝尔
78 ，得到了什么结果？它们只是加速了热月的疯狂症——在这场病痛中，共和国衰老了。人们讲的还是那些呓语，而且变本加厉，斯巴达的精神，拉丁的箴言，达维德79 设计的古罗马服装，流行一时，终于有一天，在巴黎圣母院全体高级教士举行的隆重典礼中，大家唱的已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保护皇上”了。80

恐怖主义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那严峻粗犷的形象出现在18世纪的第五幕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只要人类还没有丧失记忆力，他们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历史上。但是今天的法国共和主义者不是这么看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榜样，竭力在理论上鼓吹流血斗争，并希望在行动上付诸实施。

他们仿照圣茹斯特81 ，从教科书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只语，拼凑成恐怖的警句，他们歌颂罗伯斯庇尔冷漠残忍的雄辩词语，不允许人们把自己的英雄与其他凡人等量齐观。谁谈到这些人，要是不加上几句崇敬的称呼，那些对我们说来只有等到“长眠地下”之后才能得到的谀词，便会被指责为叛徒、变节者和奸细。

不过有时我也会遇见一些怪人，他们甚至脱离了人们走惯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这一步，法国人仍会咬紧嚼子，带着与流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观念，继续向前奔驰，以致越出限度，连给予他们这种思想的人也会吃惊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尔德罗依82 医生从西班牙寄给我一本小册子，同时还写了一封信。

对现代法国和它最近的革命者发出的抗议，我还从未听到过有这么激烈的。这是法国对轻而易举强加在它身上的政变的回答。他对这个民族的理智、力量和“血统”产生了怀疑；他号召哥萨克来“矫正蜕化堕落的民众”。他在给我的信上说，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才写信给我。我回答他道，靠改变血统并不能矫正什么。我把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83 寄了一本给他。

科尔德罗依马上写了回信，他说，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军队上，它一定会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那腐朽、衰老的文化，这种文化已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振兴，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还保存着他的一封信，现附在后面：

亚·赫尔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赠论述革命思想在俄国发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谢。我已读过此书，但非常遗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边。

我这么说只是想向您表示，我对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多么重视，我认为，凡是能为世界革命发挥力量的人，读一下这本书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认为革命只能从圣安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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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法国人。

既然蒙您关心，寄来了您的书，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余，谈谈我对它的看法，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意见有多大价值，只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的书是读得相当仔细的。

这是一本十分优秀的著作，体系严谨，有独到的见解，它包含着深刻感人的力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毫不掩饰的真理，有些地方还非常激动人心。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样朝气蓬勃，充满力量；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决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书斋的学者或德国市侩的笔下，也不是共和宪政主义者或温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写得出的；它的作者只能是哥萨克（您不会怕这称呼，是吗？），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或者对19世纪的一切采取最大胆的否定和肯定立场的诗人。法国革命者中敢于这么讲的人不多。

尤其是关于未来的人种改良问题，我觉得您的书中（特别是引言部分）有许多地方与我的观点是接近的。虽然在这一点上，您的结论还讲得不够精确，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联盟的建立上，您认为，这将给欧洲以普遍的推动力。当然，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欧洲大陆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式中获得新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并无分歧。但是我认为，现代文明将通过专制主义予以消灭。我觉得，我们的全部分歧便在于此。

是的，我坚持这些观点，尽管有人把它们称作不幸的误解，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因为每天的事实都越来越使我相信下面各点是正确的：

一、力量对我们这个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研究革命事件的发展，使人深信，思想只是证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终要靠力量；

三、观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坏的工作；

四、从迅速、准确、可能的观点看，专制主义比民主主义更能摧毁整个世界；

五、俄国沙皇的军队比斯拉夫民主主义法朗吉更具有迅速行动的能力；

六、在欧洲，只有俄国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还相当巩固，私有主和党派利益造成的裂痕还相当小，能够构成强大的力量，作为楔子、木棍、大刀、佩剑，对西方执行死刑，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等等，等等。

请告诉我，还有哪一种力量足以行使同样的功能；请告诉我，哪里有一支民主主义的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向各个民族，向自己的弟兄发动进攻，可以一眼不眨地烧杀破坏，可以毫不动摇地消灭一切？除非那时我才会改变我的主张。

现在我只是想向您精确地说明问题，因此我唯一要提出的只限于彻底消灭西方文化的途径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向您说明，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估价是一致的。我们的分歧只在于现在。您能够正确地评价彼得一世的革命作用，为什么您不承认另一个人，也就是尼古拉或别的继承者，也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东方，您还看到谁的手更有力，更强大，更足以掌握胜利的民族的一切力量呢？在斯拉夫民主派找到自己的口号，把混乱隐秘的愿望表达清楚以前，沙皇已彻底改造了欧洲。文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它自己手里，只要它愿意这么做。难道不是由于它的声音比一般响一些，世界便因而怕它吗？我向您承认，这力量使我震惊，我不能明白，怎么还要指望寻找别的力量。革命者也同样感到专政对于破坏是必要的，因此他们也希望在新的革命胜利后实行专政。我觉得，他们关于这手段的必要性的认识并没有错误，问题只在于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提出的原则，他们拥有的力量，不适宜担当这项任务。至于我，我认为不如把这种掘墓人的讨厌角色留给专制政权去担任。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了。我只是想向您准确说明我们的争论之点。我深深感到我们现在有必要当面交谈，一个小时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我不会放弃这希望，直到它实现的一天才是我的愿望终止的一天。我想，我与革命者、劳动者、学者和英勇无畏的人，始终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谈到九三年革命传统中的聋子（或者哑巴），那么我非常担心，您永远无法把他们变成国际革命家和自由的人。要使他们成为私有权、劳动权、交换和契约的保护人，可能性更小。须知他们梦寐以求的还是军队或警察中的委员职务，或者身围漂亮的红腰带的人民代表的肥缺。正如拉伯雷所说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绶带，华丽的上衣和精致的裤子等等。我们的大部分革命者心里想的便是这些。

大人并不比孩子聪明一些，但比他们虚伪得多。他们把领子扣得紧紧的，戴着勋章，便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孩子们玩士兵游戏，比人们歌颂的伟大君主和庄严的政论家更加认真。

当然，我得请您原谅，我并不认识您，便冒昧写信给您。

我特别要请您原谅的是我对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它的唯一优点只是它的真诚。根据我自己的印象，我认为，这是对带给我巨大欢乐的礼物所表示的最真诚的感激。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流放者地位，我们的共同志趣，使我们两人都不必拘泥于虚伪的礼节和庸俗的客套。

最后，我可以把我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明天的暴政和破坏是沙皇的任务，后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样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务。

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欧内斯特·科尔德罗依

5月27日于桑坦德85

又， 《人》已发表了您给林顿先生86 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们编成单行本出版。还有，您是否能告诉我，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没有法文译本？您谈到他们的话，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浓厚兴趣。

向您转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尔，他与我们一样也是流亡者， 《我的流亡生活》87 便是献给他的。

增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论自由》

由于我对欧洲抱着悲观态度，毫不畏惧、毫不怜悯地直接说出了这一点，因而惹了不少麻烦。我的《马利尼街来信》88 在《现代人》上发表以后，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烦和愤怒的情绪，表示反对……可是历史好像故意要与他们作对，西欧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势变得更黑暗，更沉闷了，不论帕拉多尔89 的深奥文章，蒙塔朗贝尔90 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册子，还是用普鲁士亲王代替普鲁士国王91 ，都没法转移寻找真理的眼睛。我国有些人却不想知道这一切，他们自然要对不客气的揭露者大动肝火了。

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作为谴责，作为美好的范例，如果它不是这样，就得把它想象成这样。难道18世纪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过，尽管灵魂不灭并无其事，但为了使人们有所畏惧，正直行事，仍必须宣传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大臣们有时不得不隐瞒国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实，以尸体或疯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不久前普鲁士便是这么做的。

靠谎言做救星，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指责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谈的那些思想在这里虽然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待遇，但它们仍是客观真理，即那是与个人的意见，甚至教育和改变风气等等的良好意愿完全无关的。凡是本身真实的一切，或迟或早总会显现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说，“总会大白于天下”92 。

对我的意见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从人种学的观点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我的意见破坏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已经定型的观念，对我的怨恨还由于我是自己人，说真的，为什么我要突然信口雌黄，而且还是针对前辈，又是如此的前辈呢？

在我们新的一代中存在着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钟摆一样是由两种完全对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动它的是一种铁铸的、骨质的、毫不迁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狭隘胸怀；另一方面却是垂头丧气的消沉心理，对俄国的不信任，过早地衰老现象。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结果，它以另一种形态保存了长官的厚颜无耻，老爷的粗鲁无礼，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纳税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们文化界的长官对我的斥责声中，时间在不断流逝，终于过去了整整十年。在1849年觉得新鲜的许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谈，当初认为乖僻反常的怪论成了社会的普遍看法，而许多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真理随着当年的衣服式样一起过时了。

严肃的头脑开始在欧洲严肃地看待事物。他们人数不多，这只是证实了我对西方的意见，但他们走得很快，我完全记得，托·卡莱尔93 和善良的艾尔索普94 （就是那个在奥尔西尼案件中受到株连的人）曾为我对英国政治形态残留的一点信心发出过讥笑。如今却出现了一本比我讲过的一切都走得更远的书。“让那些在我们之前讲出我们的警句的人见鬼去吧 ”95 ，可是我们得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后以自己的权威证实了我们的话，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表达得软弱无力的意思的人。

我讲的那本书不是蒲鲁东，也不是皮埃尔·勒鲁或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愤激的流亡者写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写的，他不久前还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勋爵96 的推荐，在政府担任了一个职务。这个人享有巨大的、当之无愧的声望，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屑读他的书，辉格党人仇视他的书，但在欧洲大陆，凡是除了报纸和小册子还读点什么的人（除了社会主义者）大多读过他的书。

这个人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7 。

一个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书，为思想、言论和人身的自由仗义执言98 。我说“奇怪”是因为两个世纪以前米尔顿发表过一本同样的书99 ，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人们又必须为自由大声疾呼了。要知道，像穆勒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了娱乐而写书的；他的书中从头到尾贯穿着深刻的忧虑，这不是感伤情绪，而是英勇的、谴责的、塔西佗100 的声音。他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恶已日趋严重。米尔顿捍卫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反对暴力，他的话雄辩有力，光明正大。斯图亚特·穆勒的敌人完全不同，他捍卫自由不是针对文明的政府，而是针对社会，针对当前的习俗，针对无动于衷的冷漠风气，针对狭隘浅薄的偏见，针对“庸俗的势力”。

这不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愤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勋章而对年轻一代牢骚满腹，由于多棱宫而看不惯冬宫101 的那种人。不，这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人，一个熟悉国家事务，深刻地思考过各种理论，习惯于安详地观察世界的人，他作为英国人，也作为思想家，终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边西方文明记录员和莫斯科西方图书推销员的愤怒，发出了呐喊：“我们正在沉入水底！”

人性、爱好、风度的不断降低，趣味的空虚，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视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样在变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许更“合乎常规”但也更庸俗了。他在英国看到（正如托克维尔102 在法国看到的一样），人正在变成集群性的统一模式，于是严肃地摇摇头，向他的同时代人喊道：“停下，想一想，你们知道你们在走向哪里吗？看看吧，精神在没落！”

但是他为什么要唤醒熟睡的人，他想给他们指点什么途径，什么出路呢？他像从前施洗者约翰一样发出了警告103 ，劝人悔改；可是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斯图亚特·穆勒谴责他的同时代人，正如塔西佗谴责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然而他靠这个无法制止他们，就像塔西佗也无法制止一样。不仅几句悲戚的指责不能解决精神堕落的问题，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坝对此也无济于事。

他说：“另一种朝气蓬勃的人创造了从前的英国，也只有具备这另一种气质的人才能从堕落中拯救它。”

但是人性的没落，朝气的缺乏，只是一种病理现象，承认这一点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还不是出路。斯图亚特·穆勒斥责病人，让他想起健康的祖先；这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不见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们用远古的鱼龙来谴责蜥蜴，那会怎样呢？难道它生得小，另一个生得大，是它的过错吗？穆勒看到周围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忧心忡忡，像童话中的巨人那样大声疾呼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活着吗？”

为什么他要呼唤他？为了对他说，他是强大的祖先的蜕化的后裔，因此他应该变得像祖先一样。

这为了什么？——没有回答。

罗伯特·欧文向人们不断号召了七十年也毫无成效；但他是号召他们去做什么。不论这个什么是乌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这点现在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时代严峻的、具有伦勃朗式强烈线条的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时代人，希望那些一辈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边的店主们，按照某种诗意的要求，从某种心灵的操练中脱胎换骨，变成英雄！

我们也可以提出法国国民议会104 中雄伟、威严的人物，把他们与法国过去、未来、现在的奸细和杂货店老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像哈姆雷特一样说道：

瞧这儿，瞧这幅画像，还有这个……

太阳神的鬈发，天神的前额，

眼睛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

现在你再瞧这一个，

这是你现在的丈夫……105

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无法接受——难道人们会为了要像克伦威尔一样过庄严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东一样视死如归地走上断头台，便甘愿抛弃现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吗？

他们之所以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怀着热烈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信念。

当年天主教便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后来是新教，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18世纪的革命。

这神圣的偏执狂，这“伟大的未知数”，我们文明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今在哪里，那强大的思想，那热烈的信念，那强烈的憧憬，又在哪里？只有它们才能像锻炼钢铁一样锻炼体魄，使心灵达到不屈不挠的坚强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贫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和木柴垛。

请看看周围，有什么能振奋精神，唤起人民，推动群众的？是主张圣母无原罪成胎论的教皇的宗教106 ，还是主张在安息日戒酒的没有教皇的宗教107 ？是只论数量的普选制泛神论，还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论，是迷信共和制，还是迷信议会改革108 ？……什么也不成，这一切都褪色了，陈旧了，像从前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那样走下了天空，给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竞争者所取代了109 。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那些陈旧的偶像还没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没有指出它们。

他知道它们还是不知道，这很难说。

一方面，这位英国天才反对抽象的概括和大胆的逻辑推理，他凭自己的怀疑主义感觉到，纯粹的逻辑结论正如纯数学规律一样，不考虑生存条件是无法应用的。另一方面，他习惯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扣紧大衣的全部纽扣，竖起领圈，借以防止潮湿的风和严峻的偏激思想。在穆勒的那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例子。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两三拳，便把摇摇欲坠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基督教本身。110

穆勒没有提供任何出路，只是突然宣称：“各民族的发展似乎有个极限，到达极限以后，它便停止前进，变成了中国
111 。”

这大致在什么时候呢？

他答道，这是在这时候，即个性开始泯灭，消失在群体中的时候，一切服从公认的习惯的时候，善和恶的观念与符合不符合公认的观念合而为一的时候。习惯的压力阻止了发展——发展按其本身说，便是从一般向更好的阶段前进。整个历史即由这种斗争组成，如果人类的大部分不再有历史，这便是由于它的生存已完全从属于习惯。

现在应该看一下，我们的作者怎样认识文明世界的现状。他说，尽管我们的时代具有智力上的优势，一切还是在走向平庸，个人正隐没在群众中。这种集体的平庸状态仇视一切出类拔萃的、个性鲜明的、与众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由于在中间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愿望也不多，因此集体的平庸正如泥泞的沼泽，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于泅出这片地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样处在软弱无力的平庸状态）企图防止不同寻常的人破坏现存的秩序。行为的道德基础主要在于任何人得像别人一样生活：“想做别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霉，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霉。”对这种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事，有时为了消遣，也参与一下公益活动（慈善游戏），然而依然是循规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权势属于这个环境，政府本身是否强大，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充当这个主宰一切的环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一切白人都属于这个天地，在英国，中等阶层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力量。”112

穆勒在东方民族僵死的停滞状态和当代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区别。我觉得，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他说，与亚洲落后的平静状态相反，现代欧洲人是生活在徒劳无益的不安定状态中，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变化中：“我们排斥独特性，但并不排斥变化，只是任何变化必须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我们可以抛弃父辈们独特的衣衫，一年两三次改变服装的式样，但必须大家都这么改变，这不是出于要求美观或舒适，而是为改变而改变！”

如果人不能摆脱这席卷而来的漩涡，这令人窒息的沼泽，那么“欧洲尽管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还是会变成中国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面前。根据什么理由唤醒沉睡的人，为什么要让被鄙视的个人，那越来越卑劣的个人，振奋精神，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那拥有铁路、电报、报纸和廉价产品的生活感到不满？

人们不肯采取行动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要拥护谁，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呢？缺乏坚强的活动家不是原因，是结果。达到一定的点和线之后，希望改进现状和保持现状之间的斗争，一般说来结果总是对保持现状这边有利的，因为这时（在我们看来）人民中占优势的、活跃的、具有历史作用的部分，已获得基本符合他们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是某种满足状态，饱和点；一切进入了平衡状态，静止状态，以后便永远这么继续下去——直到发生大的变故、革新或破坏。“永恒不变”是不需要花大力气，也不需要勇猛的战士的——不论他们是怎么一种人，总是多余的，在和平时期用不着将领。

我们不必找遥远的中国，只要看看身边，看看西方那个最稳定的国家，那个已开始生长白发的欧洲国家——荷兰，这里，那些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美术家，高雅的神学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里呢？还要他们做什么呢？难道它由于没有他们，由于生活平静，社会安定，便不幸福吗？它会指给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干涸的洼地上的含笑的乡村，它那整洁的城市，那整齐的花园，那舒适恬静的生活，它的自由，说道：“我的伟大人民为我取得了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给了我这份财富，我的伟大艺术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你们还希望我怎样呢？与政府展开尖锐的斗争？然而难道它压迫人民吗？我们现在已觉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国任何时候更多了。”

但从这生活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什么？然而一般说来，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再说，难道在荷兰没有个人的风流韵事、矛盾冲突和流言蜚语？难道在荷兰人们不恋爱，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个村庄跳舞跳到天亮？何况还不应忘记，一方面，他们享有教育、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果实，另一方面，他们有无数的事要做：商业上的运算筹划，家务上的辛苦操劳，按照规格和自己的榜样教育孩子；一个荷兰人还没得到充分的休息，转眼之间已被装进油漆一新的棺材，抬进了“上帝的田园”，于是儿子又被套上商业大车，开始另一轮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则店铺就得关门大吉。

如果没有第二个波拿巴的弟弟113 再来干扰，生活可以这么进行一千年。

让我丢开这些兄长，谈谈小兄弟们。

我们没有足够的事实，但可以假设各类动物按照它们现有的形态看，那是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在一系列改善和进化中迂回曲折地形成的最后结果。这过程是一点一滴地进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脑沟回和神经纤维的发展。

原始动物代表了这部创世记的英雄时代，巨人和勇士的时代，它们逐渐变小，与新的环境取得平衡，一旦达到相当适宜和稳定的形态，便开始按照这个形态不断重复，以致《奥德赛》中尤利西斯114 的狗与我们今天所有的狗毫无不同。不仅如此，政治或社会的动物不仅以群居为特色，而且像蚂蚁和蜜蜂一样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但是谁能说它们一开始就会建造自己的蚁垤或蜂窝呢？我完全不这么想。那是经过无数世代的演变和死亡之后，中国式的蚁垤才终于形成和巩固的。

我想以此说明，如果某个民族达到了外在的社会体制与自身的需要互相协调的状态，那么在这些需要改变以前，对它说来，任何前进、战斗、叛乱，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内在的必要性了。

安静地蛰居在群体中，蜂窝内——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条件之一。

穆勒所谈的世界，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平静的状态。它在经历了所有的革命和震荡之后还不能稳定，不能安静，无数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浑浊不清，既不像中国瓷器那么纯净，也不像荷兰麻布那么洁白。在这里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态的东西，从这方面看，它确实还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与众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现状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认。英国人必须不再短斤缺两，法国人必须不再给各种警察当帮手，这不仅是为了体面，也是为了生活方式的稳定。

按照穆勒的说法，那时英国便可能变成中国（当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时保存自己的一切商业活动，一切自由，改进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随着遵守法律的习惯的形成（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罚更能扼杀意志的）减少法律的强制性。这时法国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丽的军事道路，因为文明的中央集权政治授予执政者的权力已为它扫除了一切障碍；为了补偿失去的各种个人权利，它对邻国展开了光辉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缚到了中央专制政权的命运上……这时它的雇佣兵面貌便更符合亚洲的类型，不再是欧洲的类型了。

为了防止叫喊和咒骂，我得赶紧声明，这儿谈的根本不是我的愿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观点。我的工作纯粹属于逻辑方面，我只是想详细阐明穆勒表达得简单扼要的结论，从他的个体的微分中找到历史的积分。

因此，问题不在于预言英国将得到中国的命运是否谦恭有礼（何况这不是我的预言，这是他的），预言法国将变成波斯是否过于粗鲁。虽然说句公道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侮辱中国和波斯就无可非议。其实真正重要的问题穆勒并未触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新生力量足以更新旧的血液，是否有一种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愿最终被利用，为了给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担当起没有出路的笨重劳动，在愚昧和饥饿中度过一生；是否允许像彩票赌博一样，为了鼓舞和引诱其他人，便让一个人一本万利，发大财，从被吃者变成吃人者？

这个问题得用事实来回答——靠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胜利了，那么社会主义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论贵族怎么耸肩膀，资产阶级怎么咬牙切齿，难道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吗？

人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前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义的那种幼稚的信念，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惧，并且不能把个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规律上来认识；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在法国，正当中产阶级陶醉在胜利和权力中，以共和国的名义给自己封官晋爵，与马拉斯特115 一起坐在凡尔赛宫中路易十五的安乐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人民威严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议116 ；人民看到自己仍被关在门外，仍然无衣无食，于是在失望中起义了；这起义是草率的，没有任何决定，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人，没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战士，正因为这样，它迫使对方召来了卡芬雅克那样凶残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击溃了。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从那时起一直在上升。

英国工人会怎样提出自己的社会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像水牛一样顽强。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力量不在他们这边。数量丝毫不能证明什么。三四个正规的哥萨克兵和两三个警备队员便可以把五百个囚犯从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亚。

如果英国的人民也遭到迎头痛击，像德国在农民战争中一样，像法国在6月的日子里一样，那么英国离斯图亚特·穆勒所预言的中国就不远了。向它的转变会不知不觉，正如我们所说的，既没有丧失任何权利，也没削弱任何自由，因为削弱的只是运用这些权利和这种自由的能力！

胆怯的人们和敏感的人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再好没有了，我也但愿能同意他们的话，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没有出路的悲剧正在于那个可以拯救民族，使欧洲获得新生的思想，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对它有利的（如果它彻底而勇敢的话）只是一个实行美国式奴隶制度的国家！117

1  《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这是“被掳于巴比伦者之哀歌”。

2  菲洛潘蒂（1812—1894），意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罗马共和国三人执政府的秘书，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3  似应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国王。

4  在希腊北部，被希腊正教会称为“圣山”，从9世纪起成为正教会隐修士的居住地，有隐修院二十余所。但在15世纪，土耳其侵占了这地区，对基督教实行迫害，使圣山区的隐修院濒临绝境。

5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于传教著称，因而被称为“金口约翰”。

6  德文：是。

7  “查林克鲁斯”和“莱斯特斯夸尔”（莱斯特广场）是伦敦的两个重要地名，法国人按照法文的发音方式把它们说成了“沙兰克鲁”等。

8  泽西岛属英国，但靠近法国，成为法国流亡者的聚居地。1855年，法国流亡者在该岛出版的《人》周报发表了费利克斯·皮亚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开信，抗议她在这年8月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访问。泽西岛总督企图迫使《人》停刊，把三个编辑驱逐出境。以雨果为首的三十五个法国流亡者随即提出了抗议，泽西岛总督又命令这三十五人离境。于是所有居住在该岛的法国流亡者在再次提出抗议后，全部转移到了邻近的格恩济岛。《每日新闻》等都是英国报刊，它们反映了英国人对这件事的不同态度。

9  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王，以英勇善战著称。公元前480年他率军与波斯王泽克西斯的大军展开激战，与三百名随身卫士奋战至最后一息。

10  我的红色朋友跟警察谈话时，故意称他“先生”，免得玷污“公民”这称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再讲一件事。在索荷区和莱斯特广场之间一条阴暗、贫苦、肮脏的小街上，通常聚集着一部分不太富裕的流亡者，一个红色酒商在这儿开了一家小小的药铺。一天我经过那儿，走进店堂想买一点镇痛剂。老板坐在柜台里，他生得高高的，容貌粗犷，眉毛浓浓的，皱在一起，鼻子大大的，嘴稍微歪在一边。这是1794年法国外省典型的恐怖分子，只是把胡子剃掉了。我说：“给我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他正在给一个小姑娘称草药，对我的话毫不理睬，于是我只得站在那儿，欣赏这位科洛·德布瓦的表演，等他用火漆慢慢粘牢纸包的角，写上字。最后总算完了，他这才操起相当严厉的口气问我道：“您要什么？”“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我又说了一遍。他露出凶恶的脸色，看了看我，又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用傲慢而浓重的嗓音说道：“请您称我公民！”——作者注
德布瓦（1749—1796），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后成为激进派革命家，救国委员会委员，巴黎下层阶级中有影响的鼓动家。

11  闵采尔（约1490—1525），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马丁·路德一派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是比较稳健的，因此闵采尔虽然支持他们的活动，但认为他们不够彻底。

12  指曾任古罗马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和法国革命家格拉古·巴贝夫。

13  苏拉（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贵族将领，公元前88年取得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务，任执政官。

14  苏洛克（1782—1867），奴隶出身的政治家，在驱逐法国殖民者后于1847年任海地总统。

15  天主教同盟是法国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所组织，与新教胡格诺派对立，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法王亨利四世先是信奉新教，为胡格诺派领袖，建立波旁王朝后，为摆脱政治困境，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但允许胡格诺派有信教自由。

16  荷兰奥伦治公爵威廉于1689年“光荣革命”中继承英国王位，称威廉三世。

17  指拥护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派。

18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他于二月革命后任“政府劳动委员会”主席，这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因而也称为“卢森堡委员会”。

19  指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30年的七月革命。

20  格里西（1811—1869），意大利女歌唱家。

21  拉布拉凯（1794—1858），意大利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22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23  指皮亚与法国作家朱尔·雅南的诉讼。他本是雅南的助手，后来撰文攻击雅南的反动立场，因而被雅南起诉，涉讼公堂，皮亚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

24  皮亚的剧本《巴黎的捡破烂的》于1847年在巴黎圣马丁门剧院上演。该剧以强烈的革命激情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应。

25  有一次我曾问皮亚：“您给《捡破烂的》加上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就把戏搞糟了，也损害了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完整，不知您为什么这么做？”他答道：“因为如果老人和姑娘最后只是得到凄凉的命运，那么巴黎人就会对我不满，下一次演出时谁也不会来看了。”——作者注
按:1847年赫尔岑到达巴黎后，也观看了《捡破烂的》的演出，并在《法意书简》第三信中谈论了这戏，并谈到了与皮亚的谈话。

26  蒲鲁东称皮亚为“民主派中的贵族”，两人在议会走廊中相遇时发生口角，以致打架，后来还举行了决斗。

27  1849年6月13日法国“山岳派”发动示威，抗议路易·波拿巴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遭到镇压，赖德律-洛兰和皮亚等因而逃亡国外。

28  《圣经》中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上帝赐予的食物。

29  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法国国内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以“玛丽安娜”为名，它的目的为推翻拿破仑政权，重建共和制度。

30  布朗基（1805—1881），法国最坚强的革命家，1871年被选为巴黎公社主席。

31  瓦莱夫斯基（1810—1868），伯爵，拿破仑一世与其波兰情妇瓦莱夫斯基伯爵夫人的私生子，曾参加1831年的波兰起义，后由波兰革命组织派往伦敦，起义失败后即定居伦敦。在拿破仑三世时期，他促成了英法合作，皮亚的信对他作了讽刺和揭露。

32  法国波旁王朝的纹章。

33  雨果在早年是保王主义者，又歌颂过拿破仑的战功；他为七月革命欢呼，但又拥护七月王朝，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制，支持路易-菲力普，因而被授予子爵称号，成为贵族院议员，直到二月革命后他才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1851年后成为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激烈的共和派战士。

34  透纳（1775—1851），英国浪漫派画家。

35  指1849年法国对罗马革命的武装干涉。

36  二月革命后雨果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

37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55年8月访问法国，皮亚的信便是针对这事提出了抗议。信先是在伦敦纪念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大会上宣读，然后寄往《人》发表。

38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在英国拥有一家印刷所，赫尔岑有些作品也在他那儿印行。

39  泰莱基（1821—1892），匈牙利伯爵，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匈牙利革命军队作战，1849年流亡至英国。

40  这里写到的事，前面已略有提到。这是由于这些片段系陆续写成，又陆续发表，最后才汇集成篇的。

41  这一切，除了几处补充和修正以外，都是十年前写的。我应该承认，最近的一些事使我对路易·勃朗的看法有了一部分改变。他确实向前走了一步，对于老雅各宾派的信徒而言，可想而知，这是使他付出了一定代价的。
在墨西哥战争的高潮中，路易·勃朗对我说：“怎么办，我国国旗的荣誉给玷污了。”
这是纯粹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与全人类观念背道而驰的。显然，这使路易·勃朗感到痛苦。过了一年，雨果在布鲁塞尔为《悲惨世界》的出版举行宴会时，路易·勃朗在席间发表演说道：“当一个民族的一般荣誉观念与军事荣誉观念不能统一的时候，这个民族是不幸的。”这已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就是这次战争开始时流露的思想。路易·勃朗在《时报》上发表了一些有力的、打中要害的、说理透彻的文章，它们引起了《世纪报》和《民族舆论》报的威胁，差点把路易·勃朗说成了奥地利的奸细——要不是他的正直已当之无愧地获得举世公认，他们真会那么讲。
法国人要前进一步是不容易的。——作者注
按：墨西哥战争（1861—1867）是法国联合英国和西班牙，企图消失那里的共和派政府而发动的一次武装干涉，最后以失败告终。《悲惨世界》出版于1862年，雨果于这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庆祝宴会。《世纪报》和《民族舆论》都是法国的自由派报纸。

42  夏尔·勃朗（1813—1882），路易·勃朗的弟弟。

43  唐森夫人（1682—1749），法国女作家，社交界的知名人士，巴黎著名沙龙的主人。

44  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至四十六节：上帝“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45  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

46  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47  巴尔贝斯是布朗基的追随者，曾与布朗基一起领导“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被捕后判处终身监禁，1848年二月革命后出狱，这年5月15日又因组织示威游行，再度被捕，1854年获释后流亡国外，1855年到达伦敦。

48  那些秩序的保卫者这一天如何残暴，可以从一件事中看到：国民自卫军在林荫道上逮捕了路易·勃朗，但他是根本不应该被逮捕的，因此警察命令立即释放他。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士兵看到这情形，立即又拦住他，抓住他的一根手指，用指甲掐进他的肉里，扭断了他最末一个指关节。——作者注

49  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后参加过临时政府的工作。巴尔贝斯于1839年被捕后本来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50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巴尔贝斯关在尼姆的监狱中。

51  1848年4月卢昂工人举行示威，抗议制宪议会的选举，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

52  二月革命后巴黎的警察局长。

53  帕基耶（1767—1862），法国法学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任司法大臣，1821年任贵族院议长，曾主持对共和派的审讯。

54  指1854年5月巴尔贝斯写给乔治·桑的信。

55  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日子。

56  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建造的监狱。

57  由马丁·路德作词的新教赞美歌。

58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

59  1848年二月革命前巴黎的警察局长。

60  指亚历山大在他父亲保罗一世被害身亡后便登上了皇位。

61  参与杀害保罗一世的两个俄国将军。

62  舒尔茨（1829—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因参加1848年的革命被捕，越狱后于185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加反奴运动，1869年起任美国参议员，后任内政部长。

63  法国反对七月王朝的将军。1832年6月他去世后，他的葬仪盛况空前，成了共和派的群众示威活动。

64  1790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一周年时，各个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集会，宣布成立联盟，向“爱国的国王”宣誓效忠，国王路易十六也在这里宣布效忠宪法，这便是所谓“联盟节”。

65  法国大革命后，于1790年在巴黎和全国各地种下了一批所谓“自由之树”，象征革命的胜利，每逢节日便在树上遍插彩旗等，表示庆贺。

66  由于外国反动势力对法国革命的武装干涉，1792年7月11日国民议会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

67  指法国热月政变后的对外侵略战争。

68  指路易·波拿巴为修改宪法、建立帝制而发动政变。

69  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地方颁布的法令，对宗教信仰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到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因而胡格诺教徒纷纷逃亡到英美等国。

70  法国西部的农业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不断发生农民叛乱，均遭到残酷镇压，1832年后才逐渐平息。

71  指农民中的流亡者，因法国农民当时穿木底鞋。

72  在瓦尔和德拉吉尼昂发生暴乱时期，我住在尼斯。两个卷进起义中的农民逃到了边界的瓦尔河边。宪兵追上了他们，向一个人开枪，打伤了他的腿，这人倒下了，另一个人拼命逃跑。宪兵想把受伤的人捆在马上，但又怕放走了另一个，便对准受伤者的头部开了一枪，以为他死了，然后去追赶另一个。但那个被打破头颅的农民后来没有死。——作者注

73  见下章关于工人巴泰勒米的两件案子。——作者注

74  十字军中的一个组织，主要由法国骑土组成，这里是借用。

75  索邦神学院是巴黎大学的核心，这里泛指一般大学。

76  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短上衣。

77  巴黎的一个外科医疗器械商。

78  埃贝尔（175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因反对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7月与丹东等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这大大削弱了雅各宾派的力量，导致了热月政变的胜利。

79  达维德（1748—182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各宾派革命家，曾为法国革命后举行的典礼设计了一套具有古罗马风格的服饰。

80  1804年12月拿破仑一世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保护皇上”是当时的祈祷词。“人民的幸福”是古罗马为共和制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

81  圣茹斯特曾在国民议会中宣称：“法国大革命的航船只有通过鲜红的血海才能到达彼岸。”

82  科尔德罗依（1825—1862），法国医生，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属于共和派的极左翼，后流亡国外，从事新闻工作。他在那本小册子中，摭拾了傅立叶、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等的言论，构成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因此遭到了赫尔岑的批评。

83  赫尔岑的一本重要著作，写于1850年，1851年首先用法文和德文出版，俄文版直至1861年才在莫斯科秘密印行。

84  巴黎的工人居住区。

85  赫尔岑于6月7日（1854年）写了复信，驳斥了这封信中许多混乱的观点，指出尼古拉一世“与斯拉夫民族毫无共同之点”，西欧也不仅是那些“糟糕的革命家”。

86  英国木刻家。

87  科尔德罗依的自传性作品。

88  《法意书简》的第一部分（1—4信）1847年曾以《马利尼街来信》的名称在《现代人》上发表，马利尼街是当时赫尔岑在巴黎的住处。

89  帕拉多尔（1829—1870），法国记者，政治活动家。

90  蒙塔朗贝尔（1810—1870），法国政治家及历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天主教的利益》等书。

91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欧洲的革命形势下惊慌失措，后来终于精神失常，从1858年起由其弟威廉亲王担任摄政王。

92  引自歌德的诗《纺线女》。

93  卡莱尔（1795—1881），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94  艾尔索普（1795—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858年初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三世的计划是在英国制定的，案发后奥尔西尼在英国的一些友人受到了牵连。

95  原文为拉丁文，系古罗马学者多纳图斯的一句名言。

96  斯坦利·德比伯爵（1799—1866），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度出任首相，为英国议会改革和废除奴隶制度作出过贡献。

97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

98  指穆勒的《论自由》。

99  指1644年米尔顿发表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这是他为言论自由所作的一次呼吁。

100  塔西佗（约56—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101  多棱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建于15世纪；冬宫在彼得堡，建于18世纪中叶，是俄国实行改革后的产物。

102  法国历史学家，这里是指他的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103  关于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传道的事，见《马太福音》第三章。

104  指18世纪末年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

105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这是哈姆雷特把死去的父亲与现在的国王、他的继父作比较时讲的一段话。

106  指罗马天主教，教皇庇护九世于1854年公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

107  指基督教新教，新教大多主张严守戒律，尤其是清教徒及其所属各派。

108  指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

109  各各他是耶稣受难的地方，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是指基督教的兴起，取代了古代的宗教。

110  “基督教道德具有全部的反动性质，它大多只是为了反对异端而已。它的理想与其说是正面的，不如说是反面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它主要是宣传克制恶，而不是实行善。对肉欲的畏惧发展为禁欲主义。天堂的奖励和地狱的惩罚，使最优良的行为带上了纯粹利己主义的性质，在这方面，基督教观念大大低于古代的观念。在我们关于社会义务的混乱见解中，最好的部分来源于希腊和罗马。一切英勇的和高尚的观念，以及荣誉观念本身，都来自我们的世俗教育，不是来自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只是宣扬盲目服从，把它看作最高道德。”——约·斯·穆勒。——作者注

111  这是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错误观念，把中国看作长期停滞的社会。

112  读者不妨想一下，我在“西方小品”中关于这点说过的话，见1856年《北极星》。——作者注
按：指第五卷第三十八章“西方小品”第二集，它最早发表于1856年的《北极星》。

113  拿破仑一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于1806年被拿破仑封为荷兰国王，从属于拿破仑帝国。

114  罗马神话中称奥德修斯为尤利西斯。《奥德赛》中讲到，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回来时，他的狗阿尔戈斯看到他，高兴得死了。

115  当时制宪议会议长，1848年宪法的制订者。

116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

117  对约·斯·穆勒的书的这篇分析，系录自《北极星》第五集，它出版于5月1日。——作者注

第四章

两件案子

统治吧，英国！1

1.决斗2

1853年，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维利希3 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巴黎工人巴泰勒米。他的名字我已听到过，那是由于六月事件的审问和对他的判决，最后也由于他从贝尔岛的潜逃。

他还年轻，个子不高，但体格强壮结实，漆黑卷曲的头发赋予了他一种南方人的气息；他的脸上有些麻点，但显得漂亮而粗犷。不断的斗争培养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克制自己的能力。巴泰勒米是我曾经遇见过的性格最完整的人中的一个。他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书本知识是从自学得到的，但他是个优秀的机械师——我顺便提一下，六月的街垒上最坚强的战士大多是机械师、司机、工程师和铁路员工。

他一生的思想，他的全部生活热情，具有斯巴达克思的色彩，那便是不倦地渴望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中等阶级。他的这个思想是与消灭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不可分割的。

这个人对我说来无异是向我阐明了1793和1794年的恐怖时代，那些九月的日子4 ，那种使最亲密的派别互相仇杀的憎恨；在他的身上，我具体地看到了对血的渴望怎样可以与另一些场合表现的人道主义，甚至温柔体贴，结合在一起，看到了一个人怎样可以像圣茹斯特那样把几十个人送上断头台，却毫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巴泰勒米说：“不能让革命第十次从我们手里给偷走，必须从家里，从自己的亲人中把最凶恶的敌人处死。在柜台后面，在办公室内，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人——必须从自己的阵营中消灭他们！”在他的黑名单上几乎包括所有的流亡者：维克多·雨果，马志尼，维克多·舍尔歇5 ，科苏特。得到他宽恕的人很少，我记得，其中有路易·勃朗。

他心中特别仇恨的人是赖德律-洛兰。当巴泰勒米谈到“这资产阶级的独裁者”时，他的肌肉便会在那张活跃而激烈、同时又非常冷静而坚定的脸上不断抽搐。

他善于辞令，这种才能今天已越来越少了。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在巴黎，特别在英国，多得不可胜数。神父，律师，议员，推销丸药和廉价铅笔的商贩，世俗和教会雇用的在公园演讲的人——他们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口才，但是能在室内跟人谈话的却不多。

巴泰勒米的逻辑是片面的，它总是针对着一点，像焊接吹管喷出的火焰。他讲话从容不迫，既不提高声音，也不挥动胳臂，他的句子和挑选的词语都很准确，干净利落，完全摆脱了当代法语中三个可诅咒的缺陷：革命口号，律师和法官的腔调，以及店员的放肆口气。

这个工人是在锻造和轧制铁条的沉闷车间里，在巴黎拥挤的小街上，在小酒店和锻铁炉、监狱和苦役劳动中间长大的，他怎么学会准确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轻重得当、优美动听的讲话方式的呢？法国资产阶级已丧失了这些优点。在咬文嚼字、侈谈革命词句的风气中，他又怎么能保持语言的自然本色呢？

这确实令人费解。

看来工场的空气大概比别处新鲜一些。不过他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还不到二十岁，便卷进了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政治骚乱中。宪兵叫住他，由于他大声讲了一句什么，宪兵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治安警察揪住了他，他挣脱了，但别的什么也不能干。那一拳打醒了一只老虎。到了第二天，巴泰勒米已以朝气蓬勃、年轻乐观的青年工人的面貌出现在人群中了。

应该指出，巴泰勒米被抓住后，警察释放他是因为发现他并未犯什么罪。但是谁也不想理会他所受到的侮辱。“为什么在骚乱中他要到街上乱跑！何况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个宪兵！”

于是事情发生了。巴泰勒米买了一支手枪，上了子弹，在那一带转悠。转了一天，两天，他突然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转身子，扣上了扳机。

“你认识我吗？”他问宪兵。

“怎么不呢。”

“那么你记得你做了什么？……”

“得啦，走开，别跟我纠缠。”宪兵说。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说，开了枪。

宪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宪兵受了致命伤，但当场没有死。

巴泰勒米以简单的杀人罪被判了刑。谁也不想考虑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据法国人的观念，工人不可能要求决斗，也不可能提出起诉。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这是在工场和监狱之外，他进入的第三所学校。二月革命后，克雷米厄6 任司法部长，重新审理案件时，巴泰勒米获得了释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热烈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在英勇保卫街垒时他被捕了，被送进了牢房。胜利者枪决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则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窖中，还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里也人满为患，有时为了腾出地方不得不枪毙一些人。

巴泰勒米没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没想为自己辩护，但利用被告席，把它变成了谴责国民自卫军的讲坛。我们得感谢他使我们了解了秩序保卫者大开杀戒的许多细节，这些勾当大多是暗中干的，有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审判长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后打断了他的话，判了他苦役，我记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关于六月事件的审讯我手边没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贝尔岛。

过了两年，他从那儿越狱到了伦敦；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再回那里，帮助六个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笔钱（六七千法郎），讲定以后，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装，拿着祈祷书前往巴黎和贝尔岛安排了一切，然后再回到伦敦取钱。我听说，计划之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对要不要搭救布朗基还有争论。巴尔贝斯一派和其他人宁可让几个朋友待在狱中，也不愿搭救一个敌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与一切党派分道扬镳，割断了联系；赖德律-洛兰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但对自己一派他也并不友好。他太尖刻，锋芒毕露，他的偏激观点使领导人不快，也叫胆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专心致志研究武器。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手枪，一边打枪，一边子弹自动上膛，这样，手枪就能接连不断向同一目标射击。他打算用这种手枪暗杀拿破仑，但巴泰勒米的狂热性情两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从一个决心不比奥尔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脱了性命。

在赖德律-洛兰一派中，有一个剽悍的人，这便是喜欢决斗、到处游荡、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涅7 。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 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 ，“骷髅头”加加林10 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 。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这些人游手好闲，把生活也当作了狂热的赌博，他们是一切冒险活动的“浪斯开涅”12 ，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绣金的将军制服，名利双收，领取十字勋章的话；这以后他们又可以安静几年，把光阴消磨在弹子房和咖啡馆中。至于是在斯特拉斯堡帮助拿破仑13 ，还是在布卢瓦帮助贝里公爵夫人14 ，或者在圣安东区帮助革命的共和派，这在他们眼中都一样。对他们和整个法国说来，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库尔涅的初露头角是在法国与葡萄牙的冲突中15 ，那时他在军舰上服役，与几个伙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护航舰，制服了全体水兵，占领了军舰。这件事规定了、也总结了库尔涅未来的生活。整个法国都在谈论这个年轻的准尉，但是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他一生的功绩便是从接舷战开始，也以接舷战结束，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已经阵亡了。后来他被海军开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欧洲，库尔涅百无聊赖，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开始自己作战了。据他说，他决斗过二十来次，我们想，那大概是十次，但这已经够了，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红色共和分子。在法国的流亡者中，他没有起过特殊的作用。关于他有各种传说，例如在比利时，一个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顿逃走了；其余大多也是这类勾当。他认为自己是“全法国最好的剑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在无法约束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形成的，它与库尔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后，必然产生不幸的后果。他们彼此嫉恨。不过既然属于不同的圈子，敌对的派别，他们本可以一辈子避不见面。但一些热心朋友却火上加油，促成了他们的对立。

巴泰勒米对库尔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于别人托库尔涅从法国带给他的信，他始终未曾收到。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库尔涅是无辜的；但不久又传来一些谣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女演员，她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与她同居了。库尔涅说：“多么可惜，这个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要靠一个女戏子养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们马上写信告诉了他这事。他收到信后，立刻丢下设计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员，风驰电掣般赶到了伦敦。

我已经说过，他认识维利希。维利希是心地纯洁、非常善良的普鲁士炮兵军官，他转向革命，成了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16 领导起义时期，他率领炮兵部队为人民战斗，当一切都给打败之后，他流亡到了英国。到达伦敦时他身无分文，试图教授数学和德语，但运气不佳。于是他丢下教科书，忘记了从前的军衔，英勇地当了工人。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办了个制刷子的工场，但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维利希没有丧失在德国再度举行起义和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然而希望并未实现，他只得带着条顿共和国的理想去了纽约，在那儿的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务。

维利希明白，跟库尔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愿担任中间人进行调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维利希，把事情交给了他。维利希去找库尔涅，他那坚定沉着的声调对“第一剑客”发生了作用，库尔涅说明了书信问题。维利希又问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员生活的？”库尔涅答道：“我只是在重复我听到的话，对此我表示遗憾。”

“这完全够了，”维利希说，“那么请您把您讲的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好吧。”库尔涅说，拿起了笔。

“那么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这家伙认错了。”另一个流亡者插嘴道，这人是在谈话快结束时才进屋的。

“怎么是认错？您认为这是认错吗？”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听信了谣言，对此表示遗憾的意思。”维利希说。

“不，”库尔涅说，放下了笔，“这我办不到。”

“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不，不，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这么做。请转告巴泰勒米：‘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这么说。’”

“好极了！”另一个流亡者喊道。

“亲爱的先生，您得为未来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维利希对他说，走出了屋子。

这是在傍晚；他在见到巴泰勒米以前先来找我。他忧心忡忡，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说道：“现在决斗不可避免了！这太不幸了，那个流亡者突然闯了进来。”

我想：“现在已无法挽回，理性在疯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况法国人的血一旦燃烧，加上各派力量和各个合唱队之间的仇恨，灾祸便再也无法避免！……”

过了一天，我早上走过蓓尔美尔街，看到维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儿，我喊住了他。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转身向我走来。

“怎么样？”

“当场打死了。”

“谁？”

“库尔涅。我现在去找路易·勃朗，请教他该怎么办？”

“巴泰勒米在哪儿？”

“他和他的一个决斗助手，还有库尔涅的两个决斗助手，都关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助手没有被捕。根据英国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处绞刑。”

维利希坐上公共马车走了。我独自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

过了两小时，维利希来了。当然，路易·勃朗对这件事采取了积极关心的态度，想先找几个著名的律师商量一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不让法院的侦查员知道，谁是开枪的，谁是证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双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决斗案件中，英国法庭不会使用警察的狡诈手段。

必须把这一点通知库尔涅的朋友们，但维利希的熟人中谁也不愿去找他们，也不愿去找赖德律-洛兰，因此维利希要我找一下马志尼。

我去时发现他正在大发脾气。

“您大概是为这件谋杀案来的吧？”他说。

我看了看他，故意停了一会儿才说：

“为巴泰勒米的案件。”

“您认识他，袒护他，这一切都很好，尽管我不明白……但是库尔涅，不幸的库尔涅，他也有朋友和同志……”

“这些人大概不会说他是暴徒，尽管他参加过二十来次决斗，因为打死的不是他。”

“现在不是谈这点的时候。”

“我是在回答您的话。”

“怎么，现在是要从绞刑架上搭救他吗？”

“像巴泰勒米那样在6月的街垒上战斗过的人如果被绞死了，我想，谁也不应该感到特别高兴。何况问题不在于他一个人，还涉及库尔涅的两个助手呢。”

“他不会被绞死的。”

“这很难说。”一个年轻的英国激进主义者插嘴道，他显得漠不关心，头发的式样有些像耶稣；他一直没有开口，对马志尼的话只是用头，用雪茄的烟，用难以捉摸的复合元音表示赞同，这种复合元音把五六个元音压缩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混合音。

“您好像对此毫不介意似的？”

“我们爱好并尊重法律。”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说，但尽量使自己保持温和的口气，“各国的人大多尊重英国，但并不爱英国人。”

“呃哦？”激进主义者问道，不过也许是答复。

“问题在哪里？”马志尼打断了他的话。

我告诉了他。

“他们自己已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巴泰勒米的案件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很少表现得这么鲜明，在这么针锋相对、便于比较的场合出现。

从决斗的地点起，一切都显得很荒谬：那是在温莎附近进行的，他们为此必须从王国中心的边界坐几十英里火车（当时火车只通到温莎）才能赶到这里，而当时人们一般都在边界附近决斗，那里随时可以找到大小船只，逃之夭夭。再说，选择温莎，这本身就不够明智。它是王宫所在地，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住处，当然警备森严。据我看，选择这个地点非常简单，只是因为法国人对伦敦的郊区只知道里士满和温莎两个地方。

助手们为了防备万一，随身携带了锋利的决斗用轻剑，虽然他们知道决斗得用手枪进行。库尔涅倒下后，除了一个助手单独离开，因而平安到达比利时以外，其余的人都是一起走的，而且没有忘记随身带走轻剑。他们还未到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警察局已接到电报，据称“这四人留有胡须和唇髭，戴着大檐帽，讲法语，轻剑用布包着”。根据这些特点，警察不用搜寻，他们一下火车就给逮捕了。

这一切怎么会这样？看来用不着我们来教导法国人如何躲避警察。就凶恶、机灵、不道德和办事认真、不知疲倦而言，法国的警察在全世界可说首屈一指。在路易-菲力普时期，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玩尽了各种手段，作过各种较量，每一步行动都得仔细考虑（现在这已没有必要，警察像俄国人那样有了必胜的把握）；今天离路易-菲力普的时代还不远，那么，像巴泰勒米那么聪明的人，像库尔涅的助手那么经验丰富的人，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呢？

原因只有一个：完全不了解英国和英国的法律。他们听说，没有逮捕证不能逮捕任何人；他们还听说有所谓《人身保护法》17 ，根据这法令，只要律师提出要求，就得把人释放；因此他们认为不妨回家换身衣服，然后前往比利时，到了第二天早上，被愚弄的警察（他们必然拿着警棍，像法国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来找他们时，已经人去楼空，只得骂道：“该死的家伙！”尽管警察其实并不拿警棍，英国人也不骂“该死的！”

这些人被捕后，关在萨里郡的监狱里。探望开始了，来的有夫人们，被杀死的库尔涅的朋友们。当然，警察马上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不过这不能说是他们的功绩，支持和反对巴泰勒米或库尔涅的人，都在酒楼饭店里大声嚷嚷，把决斗的详情细节透露无遗，自然还穿插了一些根本没有的事和不可能有的事。但是警察不愿公开承认了解这一切，因此当一些探望者要求会见助手“巴罗内”，另一些人要求会见巴泰勒米的助手时，警官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助手，谁是罪犯，情况还没有全部调查清楚，还是请你们直接说明要会见的人的姓名吧。”这是第一堂课！

最后，巡回法庭到了萨里，指定了开庭的日期，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坎贝尔将就法国人库尔涅被不知何人杀害致死一案审讯与凶杀案有关的人员。

我当时住在樱草丘附近；在2月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七时，我出门走进摄政王公园，然后穿过它前去搭乘火车。

这一天的情形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从大雾弥漫的公园，公园里懒洋洋地在水中游动的白天鹅，以及笼罩在水面的微红的黄色烟雾，直到午夜之后很久，我与一位律师坐在摄政王街伟利饭店中喝香槟酒，为英国的富强干杯，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以前从未见过英国的法庭；在中世纪的背景上展开的喜剧场面，令人想起的主要的是意大利的滑稽歌剧，不是庄严的传统，但是在这一天这可以撇开不谈。

将近十点钟，在坎贝尔勋爵寓居的旅馆门口，化装舞会的第一批扮演者出场了，那是拿着两只大喇叭的传令官，他们宣布，坎贝尔勋爵将于十时整公开审问某某案件。我们便拥向法庭门口，它只有几步远。这时坎贝尔勋爵本人正坐了金碧辉煌的马车经过广场，勋爵戴的假发又大又漂亮，只比他的车夫的差一些，车夫的假发上还戴了一顶三角形小帽。马车后面跟着二十来个步行的律师和辩护士，他们提起了长袍，没戴帽子，只戴羊毛假发，它们仿佛是特地做得尽量不像人的头发似的。在法庭门口，我简直好像不是要旁听首席法官坎贝尔对巴泰勒米的审问，而是来到了上帝审问库尔涅的法庭上。

大门口挤了不少人，警察从里边驱赶他们，后面的人却以超人的力量向前拥挤，人们在前后夹攻中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一步，但后排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警察摆开阵势，手挽着手一起向前驱赶，我被前排的人挤得喘不出气，可是背后那些英勇的进攻者却毫不退让，我们被推着，挤着，终于突然发觉，已经被抛到了离门口十来步远的街上。

要不是一个认识的律师帮忙，我们根本进不了法庭，那儿已挤得水泄不通，但他领我们从一扇专用的门进入了大厅；最后我们总算坐下，一边擦汗，一边检查表和钱等等有没有丢失。

令人费解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口比伦敦更多，更稠密，更骇人听闻，可是英国人偏偏在任何场合都不肯排队，宁可发挥顽强的拼搏精神，向前挤上两个小时，哪怕压坏了身体的某一部位也在所不惜。我已多次领教过剧场门口的拥挤情况，如果大家遵守秩序一个一个进去，大概半小时就走完了，但是由于他们一下子拥向门口，许多前排的人便被挤到了门的右边和左边，弄得他们火冒三丈，拼命从两侧向缓缓移动的中间部分挤压，尽管这对他们本人并无好处，但多少为他们肋部受到的痛楚报了仇。

有人在敲门。一位穿着假面舞会服装的先生喝道：“外面是谁？”门外边答道：“法官。”于是门开了，坎贝尔穿着皮大氅和女人睡衣似的大褂走进了屋子；他向四面鞠了躬，宣布审问开始。

对巴泰勒米案的看法，法庭，也就是坎贝尔，早已胸有成竹，它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尽管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打乱他的思想，把他引入歧途，他还是坚持不渝。发生了一次决斗。一个人被打死了。双方都是法国人，都是流亡者，对荣誉抱着与我们不同的观念。难于弄清他们中间谁是对的，谁有罪。一个来自街垒，另一个好斗成性。我们不能让这事不受到惩罚，但不应该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外国人，何况他们都是纯洁的人，虽然愚蠢，但行为是高尚的。因此，谁是凶手，我们不想追究，说不定凶手是那个已经逃到比利时的人。对现在的被告，我们要指责的是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我们要求陪审团作出裁决：他们在杀人事件中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裁决有罪，他们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判处他们最轻的刑罚，了结这件案子。如果陪审团裁定他们无罪，那么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可以无罪开释。

这对双方的法国人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支持库尔涅的一方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巴泰勒米身败名裂，得不到法庭的好感，因此虽不直接指名道姓，却把他当作杀害库尔涅的凶手加以指责。

巴泰勒米的几个朋友和他本人则尽量想使库尔涅和他的伙伴们出丑，声誉扫地，因为在警察侦查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决斗用的手枪是向一个制枪工匠租的，决斗后手枪便送还了工匠。一支手枪中还装着弹药。审案开始时，工匠呈交的手枪证实，子弹和火药下多了一块破布，因此手枪无法射击。

决斗的情形是这样：库尔涅向巴泰勒米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巴泰勒米的雷管正常地打响了，但没有射出子弹；他换了一个雷管，情形还是照旧。这时巴泰勒米丢下手枪，向库尔涅提议用轻剑决斗。库尔涅不同意，大家决定再打一次枪，但巴泰勒米要求换一支枪，库尔涅当即同意了。巴泰勒米拿到手枪，开了一枪，库尔涅应声倒地。

由此看来，还给制枪工匠的那支装有弹药的枪，便是巴泰勒米原先使用过的。那块破布从哪儿来的呢？手枪是库尔涅的朋友帕迪冈经手借的，此人参加过《人民之声报》的工作，在六月事件中受了重伤，成了残疾。18

如果能够证明破布是故意塞在里边的，也就是对方蓄意杀死巴泰勒米，那么巴泰勒米的敌人们就会蒙受耻辱，永远抬不起头。

对于这个结果，巴泰勒米当然求之不得，哪怕为此判十年苦役或流放他也情愿。

在侦查中发现，从手枪中取出的破布确实属于帕迪冈，那是从他擦漆皮靴的布条上扯下的。帕迪冈说，他用那块布绕在铅笔上擦枪，也许转动时破布掉了一块在枪膛里，但是巴泰勒米的朋友们质问他，为什么破布是整齐的椭圆形，为什么没有折叠的皱纹？

巴泰勒米的对方准备了一大批证人，要替巴罗内和他的伙伴们辩护。

他们的策略是：巴罗内一边的辩护律师向他们询问库尔涅及其他人从前的经历，他们便趁机竭力歌颂这些人，但对巴泰勒米和他的助手则保持沉默。他们认为，本国人和“同一政治主张者”的普遍沉默，就足以在坎贝尔和旁听者眼中，大大抬高一方和降低另一方的威信。搜罗证人需要花钱，何况巴泰勒米没有这么多朋友可以听他指挥，要他们讲什么便讲什么。

库尔涅的朋友们在侦查中已表演过这种沉默的雄辩术。

侦查员问一个被捕的证人巴罗内，他是否知道库尔涅是谁杀死的，或者他怀疑是谁？巴罗内答道，任何威胁，任何刑罚都不能迫使他说出杀死库尔涅的人，尽管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得戴上铁链在密不通风的牢房里待十年，我也不说。”

律师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您的权利，不过您的话说明您知道罪犯是谁。”

他们认为靠这一切便能骗过……骗过谁？骗过坎贝尔勋爵。我希望补充一下他的肖像，以便说明这种企图异常荒谬。坎贝尔勋爵老了，他是在法官的位置上头发变白、皮肤变皱的，哪怕念最可怕的证词，他那带一点苏格兰口音的声调也很平静，哪怕最复杂的案情，他也可以分析得有条不紊，现在巴黎几个夸夸其谈的俱乐部成员却想欺骗他……坎贝尔勋爵从来不会提高嗓音，从来不生气，也从来不笑，在最可笑或最激动的时刻也只是擤一下鼻子……坎贝尔勋爵生着爱唠叨的老太婆的脸，可是你仔细一瞧，就会清楚地看到某种变形现象，那种使小红帽姑娘
19 大吃一惊的变化：原来这根本不是老奶奶，只是一只戴着假发、穿着女人的睡衣和镶皮边披风的狼。

然而勋爵大人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们。

关于破布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帕迪冈也作了说明，于是巴罗内的辩护人开始向证人提问。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老流亡者，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朋友。他先是有些不大愿意似的拿起《圣经》，然后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是无可奈何的；宣誓后，他伸直了脖子。

“您认识库尔涅很久了吗？”一个辩护人问。

“公民们，”流亡者用法语答道，“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抱定宗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由和平等的神圣事业……”他这么往下讲。

但辩护律师制止了他，对翻译说道：“看来证人没有理解问题，请您用法语译给他听。”

接着是另一个证人。五六个法国人，有的胡子长得可以浸到酒杯里，有的秃顶，有的头发又浓又密，式样有些像尼古拉，还留着长长的唇髭，也有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围着红领巾，他们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同一类话：“库尔涅这个人优点超过品德，而品德可以与优点匹敌，他是流亡者中的佼佼者，他这一派的荣誉，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可以安慰他的朋友们的也只是巴罗内和其他同志依然健在。”

“您认识巴泰勒米吗？”

“认识，他是法国的流亡者……我们见过面，但对他一无所知。”说到这里，证人便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咂咂嘴巴。

“某某证人……”辩护律师又说。

“好啦，”坎贝尔老奶奶操起温和同情的声调开口了，“不必再麻烦他们了，这么多人为死者库尔涅和被告巴罗内作证，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我们没有说死者和被告是坏人，因而必须郑重其事地证明他们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再说，库尔涅死了，我们完全不必过问他的一切，我们要审理的只是他被杀这件事，唯有与这罪行有关的一切对我们才是重要的。关于被告，我们同样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先生，我们也不需要了解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从我来说，我对巴罗内先生的品行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老奶奶，你为什么要生这么一对狡猾而含笑的眼睛呢？”

“这是因为我的官职使我不能用嘴巴嘲笑你们，因此只得用眼睛嘲笑。”

理所当然，这以后，那些头发朝下梳的，头发朝上梳的，穿军装的，围七色彩虹颈巾的证人，统统给打发走了，不必再听取他们的证词。

这样一来，案件的审理就加快了。

一个辩护士向陪审员们提出，被告都是外国人，全不理解英国的法律，因此有权得到一切宽容，然后又道：“陪审员先生们，请各位想想，巴罗内先生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以致对‘您可知道是谁杀死了库尔涅？’这问题，回答说，哪怕把他锁上铁链，在牢房里关上十年，他也不愿讲出这人的姓名。各位看到，巴罗内先生对英国还抱着某种中世纪的观念，他可能认为，他的沉默会使他因而被锁上铁链，在监狱里蹲上十年。我希望，”他忍不住笑了笑，又道，“这件导致巴罗内先生失去几个月自由的不幸事件，可以使他相信，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的监狱已有所改进，不致比其他某些国家差。我们要向被告们证明，我们的法庭也是公正的，符合人道的。”等等。

陪审员一半是外国人，他们认为被告“有罪”。

这时，坎贝尔转向被告，提醒他们，英国的法律是严厉的，还提醒他们，外国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国土，便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因此在法律面前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接着他谈到了风土人情的不同，最后说道，按照法律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作出严厉的惩罚，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

听众、人民、律师和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严厉的惩罚，认为最低限度会判徒刑三至四年。

谁不满意呢？

被告们。

我走到巴泰勒米面前，他闷闷不乐地与我握了手，说道：

“帕迪冈依然清白无辜，巴罗内……”他耸耸肩膀。

我走出大厅，遇到了我认识的律师，他跟巴罗内在一起。

“我宁可判一年徒刑，”巴罗内说，“也不愿跟这个坏蛋巴泰勒米关在一起。”

审问是在晚上十时左右结束的。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在月台上看到了一群群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吵吵闹闹大声议论这案件。大部分法国人对判决是满意的，虽然也感到，这对海峡彼岸的人说来算不得是胜利。在车厢内，法国人唱起了《马赛曲》。

“先生们，”我说，“公正先于一切；这一次让我们唱《统治吧，英国》！”

于是响起了《统治吧，英国》的歌声！

2.巴泰勒米

过了两年……巴泰勒米又站在坎贝尔勋爵面前了，这一次，严峻的老人戴了一顶黑毡帽，对他作出了另一种判决。

那是1854年，巴泰勒米与大家已越来越疏远，不知在忙什么，他很少露面，似乎在暗中筹备什么——与他住在一起的人也不比别人知道得多。我和他难得见面；他一向十分同情和信任我，但也没谈过什么特别的事。

突然传来了消息，说巴泰勒米犯了双重杀人罪20 ：他先是杀死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小商人，继而又杀死了企图逮捕他的警察。原因和线索都没有。在法庭上，巴泰勒米守口如瓶，在新门监狱也默不作声。他一开始就承认杀死了警察，为此他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他只限于承认这一点，似乎表示他为这事已有权上绞刑架，不必再提前一件凶杀案了。

这里谈的情况是我们后来逐渐知道的。巴泰勒米打算去荷兰，换了旅行装束，一只口袋里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另一只口袋里装着手枪，同伴是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女人。晚上九时，巴泰勒米去找一个开汽水厂的英国人；他敲了门，女用人带他进屋，主人在会客室接见了他，然后又与他一起走进了卧室。

女用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了咒骂，随后主人开了门，把巴泰勒米推出房间，这时巴泰勒米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他开了枪。商人倒下死了。巴泰勒米夺门而走——那个法国女人吓坏了，早已溜之大吉，因此没事。警察听到枪声，在街上拦住巴泰勒米，他便用手枪恐吓他，警察不放他走。巴泰勒米开了枪，这一次应该说他并不想打死警察，只是吓唬他一下，但是他一只手还没挣脱，已用另一只手开了枪，以致距离这么近，警察受了致命伤。巴泰勒米赶紧逃跑，但几个警察已一拥而上，他被捕了。

巴泰勒米的仇人并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这完全是强盗行径，巴泰勒米是企图抢劫。但是那个英国人其实并不富裕。如果不是完全疯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在伦敦公然抢劫，何况是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在一个认识他的人家，晚上九时，又带着一个女人；这一切说明他决不是为了抢劫一百来镑钱（在被害者的柜子里只找到这么多钱）。

这以前几个月，巴泰勒米办了一个作坊，制造彩色玻璃，用特殊的方法在玻璃上绘制图案、阿拉伯花纹和题词等。他得为此付六十镑专利费，还缺十五镑，便向我告贷，后来准时归还了。很清楚，那件事包含着比普通抢劫更重要的原因……巴泰勒米的思想状况，他的情绪，他的偏执狂，一切都照旧。他去荷兰只是为了要从那里前往巴黎——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在这次流血事件面前，几乎只有三四个人肯好好思考一下，其余的人都在吃惊之余拼命攻击巴泰勒米。在英国被处以绞刑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与一个杀人犯有过关系也是丢脸的；最亲近的朋友离开了他……

我那时住在特威克南。一天晚上回到家中，两个流亡者在等我。他们说：“我们找您是为了向您保证，我们丝毫没有参与巴泰勒米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们与他有过共同的活动，因为一个人总得与别人一起干点什么。现在人们会说……会以为……”

“难道两位是专为这事从伦敦来到特威克南的吗？！”我问。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意见。”

“算了，先生们，我自己也认识巴泰勒米，而且比两位更坏，因为我与他虽然没有共同的活动，但还没打算与他绝交。我不了解这案子，审问和判决是坎贝尔勋爵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年轻充沛的力量，这样的人才，这个在艰苦的斗争和生活环境中成长的人，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不得不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在狱中的表现使英国人震惊；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静，悲伤但并不绝望，坚定但并不狂妄。他知道，对他说来，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正如从前坚定地、镇静地站在街垒上，站在枪林弹雨中一样。

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心爱的姑娘写了信。我看到了他给父亲的信，信上没有一句空话，非常朴实自然，他只是简单地安慰了父亲，仿佛这不是在谈他自己。

一个天主教神父为了履行职责，到狱中探望他，这个聪明而慈祥的人极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顿21 请求改变处分，但帕默斯顿拒绝了。神父与巴泰勒米的谈话是平静的，双方都充满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写信给他道：“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些仁慈的话，那对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为您的信徒（当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为信徒），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后，神父写信给我认识的一位夫人22 道：“这个不幸的巴泰勒米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权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现在我为他的灵魂祈祷！”

《泰晤士报》怀着恶意谈到了巴泰勒米对郡长的嘲笑，正因为这样，我得在这里谈谈这件事。

在行刑前几小时，一位郡长得知巴泰勒米拒绝临终忏悔，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走上拯救之路，开始向他喋喋不休地说教，把英国的廉价传道书和街头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上讲的一切，统统搬给他听，弄得巴泰勒米厌烦透了。这位戴着金链子的使徒看到这一点，便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说道：“想一想吧，年轻人，再过几个小时，您就不是回答我，而是要回答上帝了。”

“那么，”巴泰勒米问他道，“上帝会讲法语吗？……否则我就无法回答他……”

郡长气得脸色发白，所有的郡长、市长和市参议员坐在豪华的客厅中听到这事，也都气得脸色发白，又是叹气，又是冷笑，最后，这事便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大幅版面上。

但是不仅郡长的使徒式说教干扰了巴泰勒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严肃的、精神高昂的状态中死去——这是每个人临终时天然会有的愿望。

判决宣读后，巴泰勒米向一个朋友提出，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宁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安静地死在狱中，不愿在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死在刽子手的手下。“这再容易不过，明后天我就给你拿些士的宁来。”一个人还不够，两个人作了这担保。这时他已关进死刑牢房，受到严密监视，尽管这样，过了几天朋友们还是给他弄到了士的宁，藏在内衣中交给了他，然后等在外面，看他是否发现。最后看见他找到了……

其中一个怕负责任，怕因此遭到怀疑，想暂时离开英国。他向我借几镑路费，我答应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但我要讲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为了说明，法国人的一切秘密意图是怎么暴露的，他们怎么喜欢小题大做，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把许多局外人牵涉进去。

每逢星期日晚上，我家中总有几个客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各国的流亡者。这天在座的还有几位妇女。我们很迟才吃饭，已经八点钟。到了九点，来了一个很熟的朋友。他是经常来的，因此他的出现没引起我的注意，但他的全部脸色都清楚地表示：“我现在不讲！”以致客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想吃点什么或者喝杯酒吗？”我问。

“不。”客人说，坐在椅上，好像心头的秘密压得他有些喘不出气似的。

饭后，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巴泰勒米弄到了毒药（这对我已不是新闻），然后转告我，离开的人要向我借些钱。

“完全可以。现在要吗？”我问，“我马上去取。”

“不，今天我在特威克南过夜，明天早上我还会与您见面。我想这是不用说的，希望您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我笑了笑。

当我重又回到餐室时，一个年轻姑娘问我：“他一定是谈巴泰勒米吧？”

第二天早上八时，弗朗索瓦进来通报道，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法国人要求立即见我。

这就是巴泰勒米的朋友，那个希望偷偷离开的人。他在花园里等我，我披上大衣前去见他。这是一个满面病容、非常消瘦的黑头发法国人（后来我知道，他在贝尔岛关过几年，最后在伦敦几乎是名副其实地饿死的）。他穿一件破大衣，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但帽子是旅行用的，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大的旅行围巾，它们在莫斯科，在巴黎或那不勒斯，都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出了什么事？”

“某某人来找过您吗？”

“他现在还在这儿。”

“他讲过钱的事吗？”

“一切已讲定——钱准备好了。”

“真的，我非常感谢您。”

“您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或者明天。”

谈话结束时我们共同的朋友赶来了。旅客走后，只剩了我们两人，我便问他：

“您说，他为什么要来？”

“来拿钱。”

“可是您会把钱交给他。”

“不错，但他希望跟您见见面，他问过我，您是否乐意见他，我能怎么说呢？”

“毫无疑问，我很乐意见他。只是我不知道，他选择的时间是否合适。”

“难道您不方便吗？”

“不，我只是担心他不方便——警察会发现他的行踪……”

幸好没发生什么事。他走后，一个朋友有些怀疑他们弄到的毒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剩下的一点给他的狗吃。过了一天，狗还活着，又过了一天，狗依然活着，这时他急了，马上赶到新门监狱，设法见到了巴泰勒米（隔着铁丝网），找个机会偷偷对他说：

“你拿到了？”

“是的，是的。”

“不过，告诉你，我很怀疑。你最好别吃它了，我已用狗作过试验，一点作用也没有！”

巴泰勒米垂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噙着眼泪说道：

“唉，你们为什么要捉弄我！”

“我们另外给你搞一些。”

“不必了，”巴泰勒米回答，“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吧。”

从这时起他开始为死作准备，不再想到毒药；他写了一篇回忆录，这是打算留给那个朋友的（就是那个逃离伦敦的人），但他死后，人们没有把它交给他。

1月19日星期六，我们得悉了神父会见帕默斯顿遭到拒绝的事。

接着便是那个心情沉痛的星期日……晚上，一小群客人闷闷不乐地走了。只剩了我一人。我上床睡下，立刻又惊醒了。那么，再过七小时，六小时，五小时，那个充满活力的热情的年轻人，那个还非常强壮的人，就要被带到广场上处死了，毫不怜悯地处死了，对他的死既没有人高兴，也没有人愤恨，只有一些人表现了虚伪的同情！……教堂的钟楼开始打七点钟。现在，队列出发了，卡尔克拉夫特23 也到场了……可怜的巴泰勒米，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这时还管用吗？我的牙齿在打战。

上午十一点钟，多芒热24 来了。

“结束了吗？”我问。

“结束了。”

“您去了？”

“去了。”

其余《泰晤士报》上都有了。25

据《泰晤士报》记载，一切准备完毕后，他要那个曾与他通信的姑娘的信，大概信里有她的一绺头发，或别的纪念品；刽子手向他走去时，他把信握在手中……当协助执行绞刑的人从绞刑架上解下他的尸体时，发现他僵硬的手指仍把它握得紧紧的。《泰晤士报》说：“人类的正义胜利了！”我想，是的，连魔鬼也可以满足了！

到此可以搁笔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正如生活一样，在巨人的足迹旁边，也会留下……驴和猪的蹄印。

巴泰勒米被捕时，他没有足够的钱请律师，而且他也不想请。这时有一个还没有名气的律师赫林自愿为他辩护，很清楚，这是为了使自己成名。他的辩护很不得力——但是不应忘记，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巴泰勒米始终保持沉默，不让赫林接触到主要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赫林出了力气，花了时间，忙了一阵。当刑期确定后，赫林到监狱告别。巴泰勒米很感动，向他道谢，顺便对他说：

“我什么也没有，无法为您的劳动酬谢您……我只能说一句感谢……我愿意至少留点什么给您作纪念，但我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留给您。除非是我的大衣？”

“那我真太感谢了，我本来想问您要呢。”

“这使我很高兴，”巴泰勒米说，“但是它已经破了……”

“哦，我不想穿它……坦白对您说，我已为它找到了买主，价钱很不错。”

“谁会要买它？”巴泰勒米惊奇地问。

“有人需要，杜莎夫人26 ……她的特种陈列馆。”

巴泰勒米吃了一惊。

他被带往刑场时突然想起这事，对郡长说道：

“啊，我完全忘记提出了，我希望无论如何不要把我的大衣交给赫林！”

1  英国国歌中的歌词。

2  这故事与登载在《北极星》第六集上的片断有关。——作者注
按：这里的所谓片断指第三章的片断。

3  德国革命者。

4  指1793年9月4、5日，巴黎工人、贫民和手工业者，手拿武器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事，它推动革命政府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从而形成了革命高潮。

5  舍尔歇（1804—1893），法国记者和政治家，1848年革命后任制宪议会议员，海军部次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流亡在英国。

6  克雷米厄（1796—1880），法国政治家，犹太人领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7  库尔涅（1808—1852），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51年政变后流亡在伦敦。

8  俄国诗人和将领。

9  布尔佐夫（死于1813年），俄国骠骑兵军官，达维多夫的战友。

10  加加林（1787—1863），俄国军人，公爵，骑兵军官。“骷髅头”是死亡的象征。

11  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  15至16世纪的德国雇佣兵，后成为赌徒或赌博爱好者的代称。

13  路易·波拿巴在流亡时期为了夺取王位，曾于1836年10月试图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叛乱，推翻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力普，没有成功。

14  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王查理十世之子贝里公爵之妻。1830年查理十世被推翻时，她为自己的儿子尚博尔伯爵争取王位未成，逃亡国外，1832年又乔装进入国内，在旺代发动叛乱，结果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

15  指1831年法国舰队驶进葡萄牙领海，侵入塔古斯河一事。

16  德国革命家，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17  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法令，其中规定没有法庭拘捕令不得捕人等。

18  帕迪冈在六月事件中被捕后，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那里关的人多达五千，其中有霍乱病患者，也有受伤和垂危的人。当政府派科尔梅宁视察那儿的情况时，他和医生一开门，便闻到一股触鼻的臭气，吓得倒退了一步。但禁止关在里边的犯人靠近气窗口。帕迪冈闷得几乎喘不出气，仰起了头，想吸口空气，这事给国民自卫军的哨兵看到了，便吆喝他走开，否则就要开枪。帕迪冈拖延了一下，那位可敬的资产者马上对准他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一部分面颊和下颌，他倒下了。晚上，一部分犯人被送往堡垒，其中包括受伤的帕迪冈，他被捆住了胳臂。这时卡卢塞尔广场上发生了著名的骚乱，国民自卫军惊慌失措，开始互相混战；受伤的帕迪冈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结果他就被丢在警卫室里。他的手还给捆着，他只得仰天躺在那儿，把伤口的血咽下肚里。最后，一个技术学校学生发现了他，便大骂那些人野蛮残忍，强迫他们把病人送进了医院。我记得我在《法意书简》中讲过这件事……但不妨重复一下，免得人们忘记巴黎那些有教养的资产者是什么货色。——作者注
科尔梅宁（1788—1868），法国法学家。1848年制宪议会的副议长。

19  法国著名童话作家佩罗的童话《小红帽》中的人物。这个小姑娘有一天给她的老奶奶送食物，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得知一切后，便赶在前面，把老奶奶吃了，自己变作老奶奶，等小红帽一到，也把小红帽吃了，后来她的父亲杀死了狼，老奶奶和小红帽又从狼腹中跳出来活了。

20  这次杀人事件于1854年10月8日发生在伦敦。

21  英国著名政治领袖。

22  这位夫人是当时流亡在英国的德国女作家迈森布格。她写有回忆录，其中详细谈到了巴泰勒米事件，据说那个与巴泰勒米住在一起、最后逃走的法国女人，是法国政府的间谍，她窃走了巴泰勒米的许多重要文件，她的任务是暗杀流亡在外的法国革命家。

23  伦敦的刽子手。

24  在赫尔岑家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

25  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鲁神父发表了《杀人犯巴泰勒米》一文：
《泰晤士报》编辑先生：
我刚读过今天的贵报，它记载了不幸的巴泰勒米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不少细节，指出许多奇怪的错误。但是，编辑先生，您明白，我作为天主教的神父和罪犯的忏悔师，在这些事上必须保持沉默。
因此我决定不再触及报上就这位不幸者的最后时刻所登载的一切（我也确实曾拒绝回答各种倾向的报纸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不能对涉及我的指责保持沉默，这种指责是通过可怜的犯人的嘴巧妙地表达的，仿佛他说过，我“相当有教养，没有用宗教问题去麻烦他”。
我不知道，巴泰勒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对他的头三次访问，那么他讲的是实情。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因此我不想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前，一开始就跟他讨论宗教问题，否则我势必与在我以前拜访过他的每一位天主教神父遭到同一命运，他会不想再见到我。但是从第四次访问开始，宗教已成了我们经常谈论的题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愿意指出我们之间一次生动的谈话，这是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的，它涉及永罚问题，这是我们的教理，或者不如说，也是他的教理，一个经常使他苦恼的问题。他与伏尔泰一样，不愿相信“那位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赐予了那么多恩惠的上帝，会在这些日子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受到永罚的痛苦”。
我还可以引用一些话，这是他在走上绞刑架前一刻钟向我提出的，但是由于这些话除了我自己的叙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明，我宁可引用下面这封信，那是在他就刑的当天早上六时，也就是根据您的记者的话，他正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写的：
“亲爱的神父先生：在我的心停止跳动以前，我觉得必须向您表示感谢，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中，您出于福音的仁慈精神，给予了我温情的关怀。如果我的转变是可能的，那么这完全应归功于您；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不相信！’请您相信，我的不相信完全不是出于骄傲所造成的对抗的结果；我根据您的仁慈的劝导，真心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不幸，信心始终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而命中注定的时刻却已迫在眉睫……再过两小时，我就可以了解死亡的秘密了。如果我错了，如果等待着我的未来可以证明您是对的，那么，尽管有这人间的审问，我不怕站在上帝面前，他以他无限的仁慈当然会宽恕我在这世上所犯的罪孽。
“是的，我希望分享您的信仰，因为我明白，在宗教中找到避难所的人，临终之时，能从对来世的憧憬中汲取力量，可是像我这样只相信永恒的消亡的人，到了最后的时刻，只能从哲学思考（它也可能是虚假的）和人的勇气中汲取力量。
“再一次感谢您，再见！
埃·巴泰勒米
1855年1月22日晨6时于新门监狱
“又，请您向克利福德先生转达我对他的感谢。”
对这封信，我还得讲几句话：可怜的巴泰勒米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不如说，是想欺骗我，他讲的那几句话只是向人的骄傲情绪所作的最后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信再迟一小时写，这些话就不致出现了。不，巴泰勒米不是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死去的，他委托我在他死的时候宣布，他宽恕了他的一切敌人，还要求我待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说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站在绞刑架的最下面一级上，那么当局是明白这原因的。归根结底，我按照宗教精神履行了我不幸的同胞的最后意志。他与我诀别的时候向我露出的表情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无异是说：“请您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我全心全意地为他热烈祈祷，希望那个宣称他出生时是天主教徒，死时也希望是天主教徒的人，真的在最后的时刻体验到了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悔改心情，这悔改将净化他的灵魂，为他打开通往永生的大门。
编辑先生，请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
鲁神父
1月24日于卡多根教堂
——作者注
按：鲁神父即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法国神父，这封信发表于1855年1月25日的《泰晤士报》。信中提到的克利福德先生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26  杜莎夫人（1761—1851），原为法国人，后定居英国，创办了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陈列馆，其中有一个馆专门陈列江洋大盗和犯罪的蜡像，据说有的是根据死人面模复制的，形态逼真。

第五章

“无罪”

“……西蒙·贝尔纳医师1 昨天在自己的寓所中因奥尔西尼的案件被捕了……”

必须在英国生活过几年，才能理解这类新闻多么惊人……多么叫人一时不敢相信……仿佛心中升起了一种身在大陆的感觉！……

英国常常会出现周期性的恐怖局面，在这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谁不小心就会遭殃。一般说来，恐怖是冷酷无情，谈不到恻隐之心的，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很快就会过去；一旦时过境迁便什么事也没有，它也竭力要让大家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不要以为，谨慎小心的胆怯情绪和自我保存的不安心理是英国人性格的先天因素。这是过分富裕，把全部思想和热情都用在聚敛财产上的结果。胆怯是由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注入英国血液的，他们把病态的惊悸传染给了官方世界，这个世界在代议制国家里总是尽量适应社会风气——有产者的选票和金钱。他们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一旦遇到意外事故，便惶惶不可终日，不顾廉耻，公然表现出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的怯懦心理，甚至不想像法国人那样玩弄辞藻，用这块褪色的花哨薄绸做遮羞布。

这时必须善于等待，一旦资本恢复清醒的头脑，为了利润安静下来，一切便会重新走上轨道。

那位大皇帝得悉，奥尔西尼是在英国制作他的炸弹的，于是龙颜大怒，逮捕贝尔纳便是为了平息他的怒气。然而奴颜婢膝的让步通常只是招致不满，皇帝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提高了威胁的调子，法国报纸上的战争叫嚣越来越带有火药味。资本吓得脸色煞白，晕头转向，仿佛法国的军舰即将开进英国，红色的军裤、红色的炮弹、红色的云雾即将在英国出现，银行即将成为法军的夜总会，记入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法国人曾在此跳舞！”怎么办？不仅出卖和消灭西蒙·贝尔纳医生，哪怕要英国铲平和消灭圣贝尔纳山峰2 ，它也打算照办，只要太平无事，红军裤和黑胡子的可怕魅影不致光临英国，同盟者3 脸上的怒火重又被仁慈所代替。

英国最好的气象观察站是帕默斯顿，他能最准确地反映中产阶级的气温，把“惊人的危机”转变成“阴谋法案”4 。这法案如果获得通过，那么每个大使馆只要坚持己见，绝不让步，就可以把与它们的政府为敌的人送进监狱，或者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幸好英伦三岛的气温不是每个阶层统一的，我们立刻会看到，英国的财富分配极具匠心，它使极大部分英国人不必为资本操心。如果在英国所有的人无一不是资本家，“阴谋法案”肯定获得通过，西蒙·贝尔纳便得走上绞刑台……或者被送往卡宴。

在“阴谋法案”和它几乎必然可望通过的传说中，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独立感情震动起来了；它为自己古老的庇护权感到惋惜，在历史上，从胡格诺教徒到1793年的天主教徒5 ，从伏尔泰和保利6 到查理十世7 和路易-菲力普8 ，谁没有在这里得到过庇护？英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流亡者，并无特别的好感，认为这都是些穷小子，而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庇护权，它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集会权和出版自由一样不可侵犯。

帕默斯顿在提出“阴谋法案”时，自以为有充分把握，相信不列颠精神已经没落；他考虑到了一个方面，那强大有力的方面，但忘记了另一方面，那人数众多的方面。

在法案表决前几天，伦敦街头贴满了通告：为反对新法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市民在下一个星期日前往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委员会将在会上提出致女王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女王宣布帕默斯顿和他的同伙为背叛祖国的人，把他们提交法庭审判；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它要求女王按照法律授予她的权力，拒绝批准这法案。由于届时公园中的人数将非常多，委员会不可能当众演说，因此它将把请愿书的各节用电报符号公布，供群众讨论。

这时谣言很多，据说工人要在星期六集会，年轻人正从英国各地赶来，千千万万愤怒的群众坐了火车在向伦敦汇集。根据上述情况，参加大会的可能达到二十万人。警察对这事怎么办呢？这是合法的集会，群众没有携带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向女王递交请愿书，调动军队对付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么做，必须符合《叛乱法》9 的规定；因此最好未雨绸缪，使大会停止举行。这样，到了星期五，米尔纳-吉布森10 便在议会上慷慨陈词，攻击帕默斯顿的法案。帕默斯顿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只是笑笑，等待表决。但未来的群众大会发生了影响，帕默斯顿的一部分支持者倒向了另一边，米尔纳-吉布森获得了超过三十票的多数；帕默斯顿以为点票点错了，提出了质问，又要求发言，但什么也讲不出，只是在惊慌失措中勉强装出笑容，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便重新坐下，听凭对方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群众大会不必举行了，人们没有理由再从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等地赶来……“阴谋法案”宣告失败，帕默斯顿和他的同僚也下台了11 。

谈吐文雅、顽固保守的德比12 内阁（它既具有迪斯累利13 的犹太色彩，又保持着卡斯尔雷14 时期的外交手腕）取代了帕默斯顿内阁。

星期日三点多钟，我特地去拜访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我要向她表示祝贺，她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通告撕掉了；一些人胸前背后挂着印制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法案已被否决，内阁已经下台，群众大会取消了。尽管这样，既然邀请过二十万群众，可想而知，公园中不可能没有人。到处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演说者站在椅子或桌子上大声疾呼，听众也比平时情绪激昂。几个警察在那儿巡逻，态度像小姑娘那么文静温和。一群群孩子扯开喉咙，大唱“黄鼠狼一下子逃走了！”15 一个瘦长的法国人，留着小胡子，戴一顶破毡帽，正好经过，突然一个人指指他，喊道：“瞧，法国奸细！……”孩子们马上向他扑去。奸细吓坏了，正想抱头鼠窜，已被打倒在地，再也无法逃走。孩子们把他在地上拖着，一边发出胜利的呐喊：“法国奸细，把他丢进蛇湖16 ！”到了湖边，孩子们把他浸在水中（这是在2月），然后提出水面，丢在岸上，一边大笑，一边吹着口哨走了。法国人浑身湿漉漉的，身子直哆嗦，在沙地上打滚，对着公园门口大喊：“车夫！车夫！”

想不到屠格涅夫笔下那“淹死法国佬”的著名的一幕17 ，在五十年后的海德公园又重演了。

审问贝尔纳以前，出现了这场普里斯尼茨18 风格的序幕，这足以说明人民的愤怒如何强烈。英国人民真的义愤填膺，从侮辱中拯救了自己的祖国；如果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雄厚的庸俗势力”得逞，这侮辱便难以避免。

英国只有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令人满意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并非千篇一律，都穿着中世纪的服装和清教徒的大褂，它们使生活拥有值得自豪的独立地位，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条文。

英国人民凭本能所理解的东西，德比却像帕默斯顿一样不能理解。德比所关心的主要是安定资本的情绪，为生气的同盟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他要向他证明，没有“阴谋法案”，他也可以创造奇迹。他的过分热心使他犯了两个错误。

帕默斯顿内阁要求审问贝尔纳，责备他犯了轻罪19 ，即行为有失检点，做了错事，总之，他的罪不致受到严重的惩罚，至多三年徒刑。因此不论是陪审员和律师还是公众，都不会太关心这件案子，尽管它的结果可能对贝尔纳是不利的。德比却要求按重罪，按刑事罪犯惩处贝尔纳，这使法官在陪审员对他作出有罪裁决时可以判处他绞刑。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在犯人受审期间扩大他的犯罪性质，也完全违背英国人的法律观念。

在奥尔西尼行刺后，帕默斯顿惊慌失措，竟然对一本毫无害处的小书大做文章，这本书是一个名叫亚当斯的人写的，它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刺杀暴君是可以允许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帕默斯顿下令把这本书的出版者特鲁勒夫送交法庭审问。

独立的新闻界对这件迎合大陆的事自然愤愤不平。迫害这本小册子是毫无意义的，英国没有暴君，而在法国没有人会知道这本用英文写的书，何况比这等而下之的东西每天也在英国印行。

德比凭自己托利党人和赛马老手的习惯，希望不致掉队，最好还能超过帕默斯顿。费利克斯·皮亚以革命公社的名义写了一份宣言，替奥尔西尼辩护，但没有人肯印行。一个波兰流亡者霍尔热夫斯基20 把自己的书店名字印上了皮亚的小册子。德比命令没收小册子，逮捕霍尔热夫斯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凡是它的铁质还没有被黄金取代的，在这新的侮辱面前都沸腾了；所有的报刊——苏格兰的，爱尔兰的，当然也包括英格兰的（除了两三家靠津贴维持的报纸），都认为这种压制言论的做法是侵犯出版自由的非法行为，质问政府这么做神志是否完全清醒，有没有发疯？

对贝尔纳的审问便是在政府的迫害引起强烈反应的有利气氛中，在老贝利21 开始的，正如我们当时在《警钟》上所说的，这是英国“司法界的滑铁卢之战”。

我自始至终注视着贝尔纳的案子，老贝利每次开庭我都出席了（只有一次迟到了两小时），对此我并不后悔。巴泰勒米的第一次审问和贝尔纳的案件，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司法方面，英国比法国成熟得多。

为了给贝尔纳定罪，法国政府和英国内阁使尽了浑身解数，这案件使两国政府耗资达三万英镑，也就是七十五万法郎。一大批法国间谍住在伦敦，为了传达一句话，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为了随时做好一切准备，还把家属、医生、车夫、狱卒、妇女、孩子等等都叫来了，所有这些人都住在豪华的饭店里，每天得领取一英镑（相当于二十五法郎）生活费。恺撒吓坏了，迦太基人也吓坏了！22 所有这一切，行动迟缓的英国人也无不知道，他们都皱起了眉头；审问期间，孩子们在干草市场和考文垂街看到法国奸细，便朝他们吹口哨，扔烂泥，英国警察不止一次出面搭救他们。

埃德温·詹姆斯23 的辩护，便是建立在这种对政治奸细和他们在伦敦反客为主的无礼行径的憎恨上。他对英国暗探的嘲弄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苏格兰院子街24 和法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才能补偿詹姆斯迫使他们忍受的痛苦。

有一个叫罗杰斯的人证明，在莱斯特广场的俱乐部里，贝尔纳曾怎样谈到拿破仑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您当时在场吗？”詹姆斯问。

“在。”

“那么您也关心政治？”

“不。”

“那您为什么要上政治俱乐部？”

“由于职务上的需要。”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职务。”

“我是在理查·迈因爵士25 手下办事。”

“啊……那么您得到过什么指示吗？”

“是的。”

“什么指示？”

“要我听他讲些什么，然后向首长汇报。”

“您为此领取了薪金？”

“是的。”

“这么看来，您是暗探，是吗？您早应该向我说明这一点。”

英国王家法律顾问菲茨罗伊·凯利站了起来，向坎贝尔勋爵（他是奉命审问贝尔纳的四大法官之一）提出，要求他制止律师用粗鲁的名称称呼证人。坎贝尔保持一贯的冷静态度，请詹姆斯不要侮辱证人。詹姆斯抗议道，他根本不想侮辱证人，他说，暗探是普通的英文字，是对他的职务的说明。坎贝尔请他相信，最好使用别的字。律师拿出了对开本词典，念了“暗探”这词的定义：“暗探是警察雇用的人，任务是窃听……”然后又道，罗杰斯刚才说，他是从理查·迈因爵士（这时他用头指指理查·迈因本人）那里领取薪金，并把他在俱乐部中听到的话报告上级的。因此他请勋爵原谅，他无法使用别的名称，接着转向那个坏蛋（这时整个法庭内的人都在看他，他第二次擦掉了脸上渗出的汗）问道：

“暗探罗杰斯，您大概也从法国政府领取薪金吧？”

受尽折磨的罗杰斯发怒了，回答道，他从来不替任何专制政权服务。

埃德温·詹姆斯转向旁听者，在哄堂大笑声中继续道：

“我们的暗探罗杰斯拥护代议制政府。”

在向搜查贝尔纳的文件的警察查询时，詹姆斯问他，他是与谁一起进屋的？（女仆已在证词中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去的。）

“与我的舅父。”

“您的舅父是做什么的？”

“公共马车的管理员。”

“他为什么要跟您一起进屋？”

“他请求我带他去，因为他从未见过逮捕犯人或搜查文件。”

“那么您的舅父是出于好奇心。顺便说一下，您在贝尔纳医生家发现了奥尔西尼的信，那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可是您弄到了它的译文，这是您的舅父替您翻译的吗？”

“不，这信是尤比尼奇26 翻译的。”

“他是英国人？”

“英国人。”

“我从未听到过英国人有这样的姓。那么，尤比尼奇先生是写文章的？”

“翻译是他的职务。”

“这么说，您这位朋友与罗杰斯暗探一样，可能也在理查·迈因爵士手下办事？”他又用头指指理查爵士。

“一点不错。”

“您早应该这么讲。”

对法国暗探，他无法这么盘问，但是他们也吃足了他的苦头。

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他要一个证人出来证明（这人是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一家饭店的老板）的问题其实并无重要意义，可是他却突然停顿了一下，转向坎贝尔勋爵道：“我想向证人提出的问题属于这类性质，那就是他可能不便当着法国警探们的面回答，因此我要求您请他们暂时退庭。”

“庭丁，带法国警探们退庭。”坎贝尔说。

身穿绸大褂、手拿木棍的庭丁，把十多个留着大胡子和古怪的唇髭，佩戴金链子和宝石戒指的法国人，带出了挤得满满的大厅。单单是在勉强克制的笑声中被迫退场这一点，对他们已是一大惩罚了。

大家都已知道这案件，我不必再细谈。

询问过全体证人以后，公诉人和辩护士发了言。坎贝尔先是念了全部证词，然后毫无表情地作了总结。

他的讲话长达两小时。

“他的胸膛和肺部怎么受得了？……”我对一个警察说。

警察露出自豪的神色，把鼻烟匣送到我面前，答道：

“这对他算得了什么！在审问帕尔默27 时，他讲了六个半小时也毫不在乎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国人的身体素质是惊人的。他们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充沛的精力，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实在是个谜。我们俄国人简直不能想象这种活动能力和工作精神，尤其是在三个上层阶级中。例如，坎贝尔是在上午十时整到达老贝利的，然后不间断地主持审问，直到两点。在两点钟，法官们退庭休息一刻钟或二十分钟，然后重新开始审问，直到五点或五点半。坎贝尔还亲手笔录全部证词。当天晚上他又得出席上议院的会议，照例得发表冗长的演说，演说中照例会引用一些毫无必要的拉丁文词句，尽管他的发音连贺拉斯本人听了也不会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诗句。

格莱斯顿28 在两次主持财政部工作的间隙时期，大约一年半，写出了对荷马作品的注解。

永远年轻的帕默斯顿时常骑了马来来往往，出席晚会和宴会，到处殷勤有礼，到处高谈阔论，不知疲倦，在考试和发奖的大会上，他使人觉得他学识渊博，在宴会的演说中，他又使人觉得他思想开明，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同情心。帕默斯顿主持内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各种机构，包括议会在内！

这种旺盛的精力和热烈的工作习惯，是英国体质、教养和气候的一大秘密。英国人读书很慢，很少，很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喝葡萄酒和雪利酒，食量大，因此身体强大结实。他们不做学校的体操，那种德国式体育锻炼，但他们骑了马跳越障碍和篱垣，驾驭各种马匹，划各种船只，在拳击中打得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同时，他们的生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从出生的某一天起，便沿着某一条轨道，走向某一个终点，很少出现感情的波澜。英国人失去自己的财产比法国人得到自己的财产更平静，从不大叫大喊；他开枪自杀像法国人前往日内瓦或布鲁塞尔旅行一样简单。

一个老英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说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不同，这么说道：“您瞧，你们是热烈地吃你们的冷牛肉，我们却是冷静地吃我们的热牛排。”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十高龄的缘故……

……在我继续谈这件案子以前，我还得说明一下，那位警察为什么请我吸鼻烟。审问的第一天，我坐在速记员的长凳上，贝尔纳被带进被告席时扫了一眼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他垂下视线，向附近打量，遇到了我的目光，朝我稍微点了点头，似乎在问，我是否愿意承认与他认识，我站起身，向他友好地弯了弯腰。这是在审问开始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大厅中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这时连衣服的窸窣声也能听到，一点细小的动作也能发觉。桑德斯，伦敦警察局侦缉处的负责人之一，小声向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吩咐他监视我，因为他用手指向一个侦探简单地指了指我，这以后这个侦探便一直盯住了我。对那位长官的另眼相看，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法官休息时，我离开了一刻钟，到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回到大厅已找不到座位，那个警察便向我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座位。另一个警察在门口拦住我，那人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便放我入内了。还有一次我把帽子放在窗台上忘记了，拥挤的人群使我与它完全隔绝，当我想起时，已不可能再去取它，我正抬头张望，感到束手无策，那个警察马上叫我放心：

“您大概在找帽子吧，我会替您拿来。”

这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同事会请我吸火红色的苏格兰鼻烟了。

与侦探的友好交往不仅在当时，甚至以后也对我大有好处。一天，我在特鲁布南店里买了一本书坐上公共马车，把书忘在车上，下了车才想起，马车已经驶走。我赶到城里，向马车站打听，我的侦探来了，扬手向我招呼。

“看到您很高兴，也许您能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尽快找到我的书。”

“公共马车是什么名字？”

“这样的名字。”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

“这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找去。”过了一刻钟，书已回到我手中。

菲茨罗伊·凯利用干巴巴的声调，愤怒的表情，宣读了起诉书；坎贝尔念了证词，陪审员们退庭了。

我走到律师席，问一个辩护士，他觉得案子会怎样？

“情况不妙，”他说，“我几乎相信，陪审员的裁决必然对他不利。”

“太糟了。难道他……？”

“不，我并不认为这么严重，”辩护士打断了我的话，“不过他大概会被放逐，一切都取决于法官。”

法庭里相当嘈杂，到处是大笑声，讲话声，咳嗽声。一个市参议员取下自己的表链拿给夫人们看，表链粗粗的，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手。“它不会被什么人偷走吗？”我心里想。过了两小时，铃声响了，坎贝尔重又走上法官席，后面是波洛克，一个衰弱的瘦瘦的老人，他担任过夏洛特王后29 的律师；最后，另外两个法官也坐下了。庭丁报告道，陪审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请陪审员们上庭！”坎贝尔说。

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我向周围看看，人们的脸色变了，显得更苍白，更紧张，眼睛睁得大大的，妇女们在哆嗦。在这片沉寂中，在这黑压压的人群面前，照例的几句问话和宣誓都变得异常庄严。贝尔纳把两手合抱在胸前，安详地站着，脸色比平时苍白一些（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他的态度都很平静）。

坎贝尔用轻轻的、清晰的声音问道：

“陪审员已取得一致意见，选出一人代表陪审员发言了吧，他是谁？”

选出的是城区的一个不太富裕的成衣师。

他宣誓以后，坎贝尔站直身子对他说，法庭等待着陪审员的裁决；这时我的心在收缩，呼吸也几乎停止了。

“……在上帝和被告面前……我们宣布，被控参与1月12日对拿破仑的行刺事件，犯了杀人罪的医生西蒙·贝尔纳，”他提高了嗓音，继续道：“无罪！”

沉默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出现了一阵起伏不定的喘息声，接着是疯狂的叫喊声，响亮的鼓掌声，雷鸣一般的欢呼声……女士们在挥手帕，律师们跳上了自己的座位，男人们涨红了脸，眼泪淌下了脸颊，人们用战栗的声音在呐喊：“乌拉，乌拉！”过了两分钟，法官们对这种喧闹表示了不满，命令庭丁恢复肃静，两三个人无能为力地挥动着短棍，张开了嘴巴，但吵闹声没有停止，也没减少。坎贝尔退出法庭，他的同事们跟在他后面。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呼喊和喧闹声继续着。陪审员们胜利了。

我走到被告席祝贺贝尔纳，想与他握手，但不论他怎么俯下身子，我怎么伸直胳臂，我的手还是够不到他的手。两个穿大褂戴假发的陌生律师突然对我说：“站在那儿，等一下！”不等我回答，他们便抓住我把我举了起来，使我可以与他握手。

喊声刚才平静一些，突然一股声浪扑向墙壁，排山倒海似的冲进了所有的窗户和门口，这是从楼梯上，从过道里发出的呐喊声，然后它又像潮水一般退却，接着再度高涨，不断扩大，泛滥、终于汇集成了一片嗡嗡不绝的欢呼的浪潮，这是人民的声音。

坎贝尔又走上审判席，宣布贝尔纳无罪开释，然后在“法官同僚们”的簇拥下离开了法庭。我也走了。这是那种罕见的时刻之一，这时人们对群众感到依依不舍，感到亲切可爱……这次裁决，这种欢乐，抵消了英国的多少过错啊！

我走出大门，街上挤满了人。

一个运煤工人刚从旁边的胡同出来，看了看人群，问道：

“结束了？”

“是的。”

“怎么样？”

“无罪。”

运煤工人放下煤车的缰绳，摘下大帽檐朝后的皮帽把它抛到空中，用疯狂的声音大喊：“乌拉，乌拉！”群众又一次发出了欢呼。

这时，陪审员们在警察的护卫下，从老贝利门口出来了。人们纷纷摘下帽子迎接他们，不断发出赞美的呼喊。不用警察给他们开路，人群自动让开了。陪审员们向舰队街的饭店走去，群众跟在后面，人越聚越多，他们经过时，不断有人欢呼，挥帽子。

这是在五点多钟，到了七点钟，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利物浦等地都得到了消息，工人捧着鲜花走上了街头，向居民们报告喜讯：贝尔纳已获得自由。这消息是他们的熟人用电报通知他们的；从四点起人们已等在电报局里了。

英国就是这样庆祝自己的自由所获得的新胜利！

帕默斯顿为阴谋法案下了台，德比内阁又在贝尔纳一案中败北，这样，政府策划的反对两本小册子的诉讼已变得难以成立。如果贝尔纳被定了罪，判了绞刑或流放二十年，社会舆论仍保持平静的话，那么为了使牺牲功德圆满，把两三个出版界的以撒30 送上祭台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法国间谍已磨刀霍霍，准备向其他小册子，包括马志尼的《公开信》31 ，开刀了。

但是贝尔纳被无罪释放了，不仅如此，陪审员们受到的热烈欢呼，老贝利的兴奋场面，全英国的欢乐浪潮，都不是成功的预兆。小册子的案件移交给了高等法院。

这是想给被告定罪的最后一次尝试。老贝利的陪审员看来并不可靠，城区的居民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传统上就带有反对派色彩，自然不能信任；高等法院的陪审员却来自伦敦西区，大部分是富裕的商人，他们严格维护社会秩序，遵守赢利的传统精神。但是在成衣师的裁决之后，对这个陪审团看来也不容乐观。

何况伦敦和全国的新闻界，除了几份官办报纸以外，不分党派，一致反对侵犯出版自由的诉讼案件。人们召开了大会，组成了委员会，并开始募集捐款，万一政府得手，出版人被判了刑，可以支付罚金和诉讼费用；他们还起草了抗议信和请愿书。

案件一天天变得难办和棘手了。法国穿上茜红色大灯笼裤，稍稍歪戴着军帽32 ，从海峡对岸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件卫护它的君主的案件将如何结束。贝尔纳的无罪释放深深激怒了它，它从剑鞘中拔出了双锋宝剑，像小班长33 那么骂骂咧咧的。

心情变得更沉重，

烦恼也加深了……34

资本露出苍白的银色的脸望着政府，政府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资本的恐慌。但是这一切都不在坎贝尔的话下，司法权威不受尘世的制约。它只知道，违反出版自由的案件，背离了整个民族精神，严厉的判决只能使他们大失人心，引起强烈的抗议。他们的唯一办法便是判处微不足道的惩罚：一文钱的罚款，或者一天的监禁……可是法国歪戴着军帽，势必把这样的判决当作是对它的人身侮辱。

何况万一陪审团裁决特鲁勒夫和霍尔热夫斯基无罪，那就更糟，政府势必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它为什么不命令伦敦市长或警察局，从秘密警察，至少从“秩序之友”中挑选陪审员……到那时，接着便是：

鼓手们！鼓手们！他们已从远处发出警报……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女王的内阁和法官们了如指掌，也许，如果在英国可以实行英国人所说的“苦迭打”，法国人所说的“政变”35 ，他们也愿意如法炮制，然而那位工于心计、实力雄厚、无懈可击、既年轻又老练的帕默斯顿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

天呀，作个成熟的国家的君主，

这个任务多么繁重！36

开庭的日子到了。

前一天，我们的博特金37 特地到高等法院找了一个警察，给了他五先令，要他明天带他入内。博特金得意扬扬，搓搓手，他以为我们一定找不到座位，或者会被拦在门外。有一点他没有估计到，高等法院根本没有门，只有一个大拱道。我比坎贝尔早到一个钟头，那时人还不多，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座位。过了二十分钟，我看到博特金来了，他东张西望，有些心神不定。

“你要找谁？”

“老弟，找我的警察。”

“你找他干吗？”

“他答应给我座位的。”

“算了，现在你要找一百个座位也不难。”

“我上了警察的当。”博特金笑道。

“他没有骗你，这儿有的是位子呢。”

警察当然没有露面。

霍尔热夫斯基与特鲁勒夫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他们的辩护士也参加了，最后，霍尔热夫斯基向我转过身来，递了一封信给我，说道：

“您认为这封信怎么样？”

信是特鲁勒夫写给他的律师的：他向他埋怨说他被捕了，又说他出版那本小册子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拿破仑，今后他也不打算出版这样的书了；信后署了名字。特鲁勒夫站在旁边。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对特鲁勒夫提出，只是用几句废话搪塞了一下。但霍尔热夫斯基对我说道：

“他们要我也照这样子写一封信，这不成，我宁可坐牢也不在这种信上签名。”

“肃静！”庭丁喊道。坎贝尔勋爵升堂了。等一切仪式结束，陪审员宣誓之后，菲茨罗伊·凯利起立，向坎贝尔说，他受政府委托宣布一件事，然后开始道：“政府鉴于特鲁勒夫已在信中作了如此这般的表示，并考虑到了如此这般的情况，因而决定撤销起诉。”

坎贝尔转身向陪审员们说道：“出版那本议论刺杀暴君的小册子的人是有罪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英国法律赋予人民以充分的出版自由，但是也握有充分的权力惩办敢于煽动这种可怕罪行的人，等等。但是政府考虑到如此这般的种种情形，决定撤销起诉，因此，如果诸位陪审员同意，我准备停止审问；但如果陪审员不同意，我仍将继续开庭。”

陪审员肚子饿了，又急于办自己的事，因此没有走出陪审席，便彼此转身商量了一下，正如预期的一样回答道，他们也同意停止审问。

于是坎贝尔通知特鲁勒夫，审问取消了，他可以走了。这时连一个鼓掌的人也没有，只听到一片笑声。

休息时间到了。这时博特金突然想起他还没有喝茶，便到附近的饭店去了。我特别写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俄国人牢不可破的习惯。英国人吃得很多，而且脂肪不少；德国人也吃得很多，但脂肪很少；法国人吃得不多，但吃得津津有味；英国人要喝不少啤酒，还有别的酒；德国人也喝啤酒，只是除了啤酒不喝别的酒；但不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像俄国人那样得完全服从肠胃的习惯。这习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少吃一顿饭……这不成……宁可把工作推迟一天，宁可错过与朋友见面的机会。博特金为了喝茶，不仅付了两个先令，还错过了下面这场好戏。

轮到审问霍尔热夫斯基时，菲茨罗伊·凯利又站起来宣称，他受政府委托要宣布一件事。我竖起了耳朵。他还能提出什么理由？霍尔热夫斯基没有写信。

凯利说道：“被告斯坦尼斯拉斯·热尔夫……夫尔热……霍热夫……”他停了一下，又道：“这简直叫人受不了！在被告席中的外国先生……尽管他确实有罪，出版和发行了费·皮亚的小册子，但政府考虑到他是外国人，不了解有关的英国法律，又系初犯，因此决定不予起诉。”

同样的喜剧又搬演了一次。坎贝尔征求陪审员们的意见。陪审员们立即同意释放霍尔热夫斯基。

法国人也并不满意这件事。他们指望演出一场色彩斑斓的戏剧，声讨暴君，保卫“人民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特鲁勒夫和霍尔热夫斯基也许会被判处罚金，关进监狱，但是监狱，十年徒刑……这比起人民群众再度揭竿而起，推翻一切暴君和他们的追随者的统治，又算得了什么……伟大的开端已在1789年出现，它是不可动摇的，法国的自由便得牢固地建立在那上面……从流放中诞生！

被邻居吓坏了的政府，在英国的自由这块坚硬的岩石上第二次碰了钉子，只得低声下气地退却了——出版自由还能获得更光辉的胜利吗？

第六章

我打算在明年初出版《往事与随想》的第四册和第五册。1 我不知道，它们能否像前三册，以及发表在《北极星》上的片断那样，赢得充满同情的反应。目前我决定在《警钟》的篇幅允许时，把尚未发表的各章陆续刊登一部分，首先我选取了谈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部分。

这一章（第五册第四章）2 动笔于1857年，我记得一直写到了1858年。它贫乏，内容不足。我重读时，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笔记的实质方面未能重写——我记下的回忆与那些事件一样，都是属于过去的。在它和现在之间横亘着1863年和1864年，这两年发生了骇人的灾难，也揭示了骇人的真理。3

现在需要的不是在巴黎慈祥的老人墓前献上一束友谊的鲜花4 ，也不是在海格特墓园中伤心啼哭5 ，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整个民族在被推进坟墓。它的命运应该引起的只是一种悲痛——理解的悲痛，而我们可以给予它的只是一种礼物——沉默的礼物。波兰最近的事件还将激励许多诗人，许多艺术家，它的影响会存在很久，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阴魂一样号召哈姆雷特起来复仇，不让他得到平静……我们离这些事件还太近。淌过鲜血的受伤的手还提不起画笔和雕刻刀，它们还在哆嗦。

我那时给这一章写的题目是“波兰的流亡者”，其实应该把它称作“沃尔采尔传奇”，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的特点，他的经历诗一般体现了波兰流亡者的生活，他可以说是他们的最高典型。这是一种完美的、纯洁的、热烈的、神圣的性格，充满着无限的忠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伟大的偏执精神，对它说来，无所谓牺牲，无所谓工作的利益，除了事业没有别的生活。沃尔采尔属于殉难者和使徒的伟大家族，革命事业的宣传者和捍卫者的行列，他永远站在各种十字架的旁边，一切解放运动的前面……

在卢加诺，我重读了我的关于沃尔采尔的故事，这完全是偶然的。那儿住着一位坚强的老人6 ，他也属于我刚才谈的那个惊人的家族，我与他一起回忆了故世的沃尔采尔。这人七十多岁了，从我上次见到他以后他老多了，但依然是意大利事业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我十年前所认识的那个马志尼的狂热战友。作为阿尔卑斯山那边血亲复仇的象征，意大利解放事业中久经风霜的磐石，他一直生活在斗争中，不仅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一半7 ，而且看到了新的苦难的日子，准备再像从前一样投入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从未向任何人让步，从未背弃过自己的信条。他像沃尔采尔一样贫穷，也像沃尔采尔一样不把贫穷放在心上。这些人大多半途赍志而殁，有的死在战火中，有的死在病榻上，但是一切成就都来自他们。我们清扫道路，我们提出问题，我们锯断腐朽的柱子，我们把酵母投入心灵；他们率领群众冲锋陷阵，他们阵亡或者战胜……加里波第首先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他是爱、信仰和希望。

沃尔采尔的命运是最富于悲剧性的。他的第五幕还在继续，那是在他死后结束的。他与大多数在通往“福地”8 的道路上中途倒下的人不同，不适用谈论他们的那句话：“可惜他没有活到这一天！”他死得正是时候，如果他活到了1865年，那他会怎样呢？

我很高兴，在卢加诺，我又鲜明地想起了沃尔采尔；卢加诺，这是我所珍爱的地方，我爱它那群山环抱的温暖的湖泊，那永远令人激动的气氛……1852年那骇人的打击之后，我住在那里……那儿有一个石雕的女人，她用双手支着头，在绝望的忧郁中注视着前方，永远在啼泣……这便是意大利，当时维拉9 用刀塑造了她——难道她不也是现在的波兰吗？

1865年8月17日于图恩

1  赫尔岑生前编印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一至三册，于1861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包括本书的一至四卷，以及后来未编入本书的一些零星作品。第四册于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包括除《家庭悲剧》以外的第五卷全部内容；第五册未出版。

2  即本章，当初赫尔岑计划把它编为第五册（即第六卷）第四章。

3  1863至1864年波兰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4  1830至1831年波兰起义的战士阿洛休斯·别尔纳茨（1778—1855）死后葬在巴黎。

5  沃尔采尔死后葬在伦敦海格特墓园。

6  据说这是指一个名叫夸德里奥（1800—1876）的意大利人，马志尼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战士。

7  意大利于1861年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一，但怎样从君主立宪制走向共和制还是一个问题。

8  《圣经》中上帝所许诺的地方，见《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9  维拉的出色雕像在奇安尼公园中，俄国人，尤其是妇女，不妨前去看看。——作者注
维拉（1822—1891），意大利雕刻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波兰的流亡者

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受难者！

《地狱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难者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昨天的战场上——周围尽是医院、伤员、俘虏和垂死的人。波兰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们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离开国境时，波兰人与丹东相反2 ，心中怀着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低下头，却高傲地、森严地带着它走向世界各地。欧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战士的庄严行列面前敞开了大门。人民向他们致意问候，国王扭转了脸，不闻不问，让他们通过，佯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脚步声一时间惊醒了欧洲，它流出了眼泪，表示了同情，资助和鼓舞了他们。3 波兰流亡者，这民族独立的义士的忧伤形象，始终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异国的二十年中，他们的信念没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时刻，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日子里，波兰人总是闻风而动，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向法国临时政府所说的一样。

但是拉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哪怕名副其实的共和主义者想起波兰，也只是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义发出战争和起义的虚伪叫嚣4 。大家明白这出戏是假的，但是从那时起，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波兰（波兰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张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国一样）撇在一边。巴黎不再有人谈论“被蹂躏的华沙”，只有关于波尼亚托夫斯基5 的传说，还与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传，在民间木板画上还能看到这位将军戴着波兰军帽，骑着马在河中淹死。

从1849年开始，波兰流亡者经历了一段消沉苦闷的时期。这段时期在苦难重重中一直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的去世。他们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点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 所预言的启示时代似乎到来了。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但是他们的不幸时间太长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感情从来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何况波兰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只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压迫者这一点上才具有革命意义。

流亡者向前看，同样也向后看，他们总是期待着复兴，仿佛在过去除了独立，还有什么值得复兴的东西，可是独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么，这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7 。难道还有比俄国更独立的国家吗？对复杂的、难以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方式，波兰从未提出过新的观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历史权利，以及按照互相帮助的正义要求帮助别国人民的意愿。为独立而斗争，这永远能赢得热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业。只有在本质上不属于民族的事，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问题，革命和反动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

1847年，我认识了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8 的人。那时领导中心设在凡尔赛，根据我的了解，它里边最活跃的分子是维索茨基9 。我与他们不可能特别接近。他们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的，是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假设的话，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实。他们想知道的消息是哪里在组织暴动，准备摧毁俄国的国家机器，总是问我叶尔莫洛夫10 参加没有……可是我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当时青年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格拉诺夫斯基的宣传，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斗争的两派，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社会观点上的差异。然而这在他们看来不是重要的。

他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却怀着伟大的希望；他们的胸口布满了刀伤，而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要为未来的刀伤做好准备。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好像后备军人在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前。波兰人是神秘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吸引他们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动，人们可以把它想象得无限深远，无限高大，因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可以生活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静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正如一个人在军营中一样，只能看到我们所不熟悉的中世纪的反光，或者他们可以在困难和疲倦的时刻跪在面前祈祷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诗篇中，《圣母痛苦经》11 取代了民族的赞歌，它不是把我们引向生命的胜利，而是引向死亡的胜利，引向最后审判的一天……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更愚昧，便得在怀疑中变得更聪明。

在拿破仑的时代之后，神秘主义思潮已愈演愈烈。密茨凯维奇，托维扬斯基，甚至数学家弗龙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发展。从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书派，但是没有神秘主义者。受过18世纪熏陶的老人，与神智学的幻想是无缘的。古典传统的锤炼给人们带来了伟大的世纪，它像大马士革钢一样永不磨损。我还见到过两三个百科全书派的波兰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从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伯爵，他担任过波兰议会的使节，在革命时期是财政总长，当亚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别尔纳茨基还担任过一个省的贵族领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阶级。12

从1831年起他迁居巴黎，他的财产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后读读报纸，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纽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时间。1847年我便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的住房相当旧了，女房东想把它翻造。别尔纳茨基给她写了一封信，使那个法国女人非常感动（事情涉及钱的问题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赶去与他商量，答应他迁往别处只是暂时的。房屋修好后，她仍以原价租给了别尔纳茨基。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楼梯，新的壁纸，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惭愧，但还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老人对一切事都从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华盛顿，又是奥康内尔13 的朋友。他是真正的百科全书派，宣传合理的利己主义，终生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抛弃了一切，从家庭、财富到祖国和社会地位，从未流露过特别的惋惜，也从未发出过怨言。

法国警察没有打扰他，甚至还很尊敬他，知道他当过总长和大使；巴黎的警察总监真的认为波兰议会的使节与教皇的使节是相同的。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们不断找他帮忙，要他为他们说情。别尔纳茨基从不推辞，到了警察局总是客客气气，恭维备至，弄得警官们终于厌烦了，只得让步，以便摆脱他。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后，气氛变了，不论笑容、眼泪、恭维和满头白发，都不再发生作用，但正在这时，仿佛命运故意与他作对，一个波兰将军的遗孀来到了巴黎，这位将军是在匈牙利战争14 中阵亡的，他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别尔纳茨基为她向警察局申请补助。他们虽然大声称呼他“最尊贵的使节先生”，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老人只得找卡利埃15 本人，卡利埃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同时也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补助只给予1831年流亡的人，还说：“如果您如此关心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请，要求发给您困难补助费，这样我们可以每月给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钱给谁，这悉听尊便！”

卡利埃让他钻了空子。别尔纳茨基只当局长的话是真的，马上表示同意，还再三道谢。从此老头儿每个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厅恭候一两个小时，领到二十法郎后便把钱送交那位寡妇。

别尔纳茨基早已过了七十岁，但身体保养得很好，喜欢与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一直坐到两点钟，有时还喝一两杯葡萄酒。一天很迟了，大约已经三点钟，我与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经过勒佩勒蒂埃街。歌剧院灯火辉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着宽大衣衫的人裹紧了围巾正在入场，龙骑兵和警察挤满了过道。我以为别尔纳茨基会拒绝，故意逗他：

“机会难得，我们进去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没参加化装舞会了。”

“别尔纳茨基，”我与他一边挤进过道，一边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才老啊？”

“教养良好的人年纪会大，”他笑笑答道，“但永远不会老！”

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最后，作为一个修养良好的人，在安静的气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觉得身体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尔纳茨基死的时候我已在伦敦。我到达那里不久便开始与一个人接近，他留给了我宝贵的记忆，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抬进海格特墓园的，这便是沃尔采尔。在那时跟我来往的所有波兰人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或许也是与我们的对立情绪最少的。这不是说他喜欢俄国人，但是他对事物总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盘否定和狭隘的仇恨心理与他是无缘的。我与他最早谈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听完我的话，这位病人很兴奋，拿起纸和铅笔，开始计算费用，估计需要多少铅字等等。他推测了主要的订户，还介绍我认识了切尔涅茨基16 ，我们以后合作得很好。

当他拿到第一张校样时，兴奋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诞生了……这一张纸，一张沾满油污的纸，勾销了我心头多少不愉快的回忆啊！”17

这以后，他时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干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纪念日，沃尔采尔在汉诺威公寓召开了大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完后，沃尔采尔在热烈的掌声中拥抱了我，噙着眼泪与我亲吻。

“沃尔采尔和您刚才在讲台上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意大利人（纳尼伯爵）临走时对我说，“我觉得，那个瘦弱、高尚、头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您强壮结实的身体，似乎是波兰和俄国的缩影。”

“我得补充一句，”我说，“沃尔采尔向我伸出手，拥抱了我，这是他以波兰的名义宽恕了俄国。”

确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

沃尔采尔不是一个人 ……不过我们首先要谈的还是他。

沃尔采尔出生时，他的父亲（立陶宛一个富裕的贵族，与埃斯泰哈泽家和波托茨基家18 ，也许还有别的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通知了五个庄园的管家，要他们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来参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礼，以便终生记住老爷为这件大喜事给予他们的款待。这是在1800年19 。伯爵给了儿子最光辉的多方面的教育。沃尔采尔是数学家，语文学家，熟悉五六国的文学，早年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同时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属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没落的波兰几个最兴旺的时期之一）波兰社会的最上层。沃尔采尔很早就结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义爆发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这时，沃尔采尔抛开了一切，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政治运动。起义遭到了镇压，华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与其他人一样丢下家庭和财产逃出了国境。

他的妻子不仅没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因而得到宽恕，保留了一部分财产。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将会看到，她怎样教育他们，但首先，她是教育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

这时期，沃尔采尔经过奥地利到了巴黎，开始了无限期的流亡生涯，身无分文。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像别尔纳茨基一样过着隐修士节衣缩食的日子，热烈地开展使徒式的宣传活动，这工作他一直干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阴暗的猎人街上一幢简陋的公寓中潮湿的底层房间里停止呼吸为止。

改组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政党，加强宣传工作，团结一切流亡者，准备新的起义，为此而从早到晚奔走鼓吹，为此而生活，这便是沃尔采尔一生的主题，他从未离开它一步，一切都从属于它。为了这个目标，他结识了法国的一切革命活动家，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 到赖德律-洛兰；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成了共济会员，与马志尼的拥护者，后来又与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沃尔采尔坚定地、公开地举起了波兰的革命旗帜，与恰尔托雷斯基21 一派对抗。他相信，起义是葬送在贵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阶级看作波兰解放事业的敌人，要建立纯粹的民主主义新波兰。

沃尔采尔是正确的。

波兰的大贵族真诚地忠于自己的事业，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始终是旧的波兰，不是新的波兰，他们的理想便是恢复旧的波兰，它建立在回忆上，也同样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单单以天主教为立国之本这一点，就足以使波兰停留在落后状态，加上骑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沃尔采尔与马志尼合作，是为了把波兰的事业与全欧洲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须在波兰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寻找基础。起义只能从这些阶级中发动。贵族可以参加运动，农民可以吸收，但领导权永远不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也许，沃尔采尔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要走的是西欧革命已走过、但走不通的老路，把这条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便坚决地走到底。客观情况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波兰，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尔采尔经常面向的那些阶层，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间成长和壮大的阶层，那么它还在哪里？

不论我们对革命和革命的途径在看法上存在什么分歧，但不可否认，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会的中等阶层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没有城市爱国力量，马志尼能做什么？加里波第又能做什么？要知道，波兰问题纯粹是爱国主义问题，沃尔采尔本人最关心的也只是民族独立问题，不是社会变革问题。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欧洲惊醒的几次震动是：克拉科夫事件22 ，梅罗斯拉夫斯基案件23 ，然后是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24 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25 。奥地利以帝国的大屠杀回答了起义，尼古拉拿不属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谢了它，但是平静没有恢复。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兰人烧毁了他的宝座。沃尔采尔带领波兰民主派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波兰问题。拉马丁用冷淡的外交辞令接见了他。共和国与帝国不同，重视的是和平。

希望的时刻一眨眼便过去了，波兰错过了机会，整个西欧也错过了机会；帕斯克维奇26 报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陷落之后，已没有什么可等待了。沃尔采尔不得不离开巴黎，迁移到了伦敦。

1852年末，我在伦敦见到他时，他是欧洲委员会27 的成员。他敲着所有的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工作和希望，劝说和请求，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得吃饭，于是他开始教数学、绘图、甚至法语。他咳嗽，气喘，为了挣两个先令，至多半个克朗，得从伦敦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然而他还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给自己的同志们。

他没有灰心，但身体搞坏了。伦敦的气候（潮湿，煤灰，见不到阳光）对他的肺病是不利的。沃尔采尔逐渐衰弱，但还是坚持着。这样，他活到了克里米亚战争，但我几乎想说，他不能，也不应该活过这次战争。他和科苏特一起前往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时曾对我说：“如果波兰现在不能有所作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远完了，也得经过很长很长的时期才能翻身，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在各个主要城市的群众大会上，科苏特和沃尔采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钱，但也仅此而已。英国议会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么时候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什么时候才真的构成威胁。强大稳定的内阁由于提出了“阴谋法案”，便在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阴影中垮了台。但科苏特和沃尔采尔召集的群众大会，目的是要促使议会和政府承认波兰的权利，向波兰的解放事业表示同情，它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力量。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无法反驳的：“在波兰一切都平安无事。”现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是发出号召，鼓动革命，唤醒波兰。英国的社会舆论还不能走得这么远。何况大家希望的是尽快结束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它的代价太昂贵，实际上毫无益处。

在群众大会之间，沃尔采尔不时返回伦敦。他太聪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无指望，他显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气很大；他展开了狂热的活动，像垂危的病人在寻找一切医疗方法，怀着不祥的预兆和顽强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从讲坛上为波兰发出悲歌。他在我心头引起了深深的哀痛。但是他怎么会相信英国会拯救波兰，拿破仑的法国会号召革命呢？他怎么会对那个允许俄国进军匈牙利，允许法国进军罗马的欧洲寄予希望呢？难道马志尼和科苏特在伦敦的存在本身，还没有响亮地提醒他，它已经堕落了吗？

……大约就在这时，在年轻的波兰流亡者中间长期蕴积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不满，开始发出了声音。沃尔采尔愣住了——他没有料到这个打击，然而它的出现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尔采尔身边的一小群人，根本达不到他的水平。沃尔采尔明白这一点，但与这个合唱队相处惯了，不免处在它的影响下。他以为是他在领导他们，可是他们作为合唱队，站在他的后面，却要把他推向他们想去的地方。唯有沃尔采尔达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畅的高度，他的合唱队却行使着小市民亲族的任务，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进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夺利的圈子。早衰的老人在这个圈子中，不仅身体上的气喘医不好，还得了精神上的气喘。

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联合28 的重大意义。他们把这看作给他们的事业涂上一层新的色彩的手段：陈词滥调的不断反复，爱国主义的老生常谈，公式主义的回忆往事——他们已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有些厌倦了。与俄国人的联合提供了新的兴趣。此外，他们指望依靠俄国人的宣传，使自己濒临绝境的事业重振声威。

我与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没有取得真正的理解。他们对俄国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因此要我写一份“信仰声明”之类的东西予以公开发表。我写了《波兰人宽恕我们》，他们要求在措辞上做些修改，我照办了，尽管我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作为对我的文章的答复，莱·津科维奇29 写了一份对俄国人的呼吁书，把原稿送给我看。它毫无新意，还是几句老话，搬弄一些过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调子。把它译成俄文以前，我向沃尔采尔指出原稿的荒谬之处。沃尔采尔同意我的看法，请我晚上向领导中心的成员们说明这一点。

这时便出现了特利索坦和瓦迪乌丝的不朽场面30 ——正是我所批评的那些地方，他们却认为是拯救波兰所必不可少的。至于天主教的用语，他们说，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他们希望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热爱自己受迫害的母亲——天主教会。

沃尔采尔支持我。但是他刚开始发言，他的同志们便大叫大喊。沃尔采尔被烟味熏得不断咳嗽，什么也讲不成。他答应我会后与他们谈一下，坚持作重要修改。过了一星期，《波兰民主者》31 出版了，呼吁书照登不误，没有改一个字，我拒绝把它译成俄文。沃尔采尔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我向他指出：“您觉得奇怪，这还不够，您为什么不制止它发表？”

我已看得很清楚，对沃尔采尔说来，问题迟早会变成这样：或者与领导中心当时的成员分手，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与我分手，照旧与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尔采尔选择了后者，我为此感到忧伤，但从未埋怨他，也没对他生气。

现在我得谈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节问题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时候，一切是这么决定的：全部印刷开支（纸张、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负担。领导中心按照他们运送波兰小册子的路线运送我的俄文书报。我免费供应他们负责输送的一切，我认为，我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结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领导中心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为了募捐，决定向波兰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辅，可能的话还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国人中进行宣传，因此要我写几封信。我拒绝了——怕给朋友们惹来麻烦。他出发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维奇，他当即问我：

“您为派遣密使出多少钱——指您本人？”

我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们的拮据状况，因此说，我愿意出十镑（二百五十法郎）。

“怎么，您这是开玩笑不是？”津科维奇问，皱起了眉头，“他至少需要六十镑，可是我们还缺四十镑。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我跟大伙商量一下再来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与沃尔采尔，还有领导中心的两个人来了。这一次，津科维奇干脆指责我不愿为派遣密使提供足够的资助，尽管我同意把俄文书刊交给他带去。

“对不起，”我答道，“你们决定派遣密使，你们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费用也应该由你们负担。沃尔采尔在这里，让他来提醒你们当初讲定的条件。”

“废话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这种口气终于使我感到厌恶。

“您好像没有读过《死魂灵》，”我说，“要不，我得请您想一想诺兹德廖夫，他给乞乞科夫看他的领地时说，边界这边是他的，边界那边也是他的。32 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分摊了工作和负担，可是您却要把这两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这位身材瘦小、脾气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开始大声嚷嚷什么荣誉等等，讲了不少毫无意义、毫不客气的话，最后问我：

“那么您希望怎样？”

“很简单，请您不要把我当作专管掏钱的大老板，也不要像一个德国人在他的小册子中称呼我的那样，把我当成民主派的银行经理。你们对我的财产考虑得太多，对我本人又考虑得太少……你们错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气得脸色发白，急忙说。

“我不能让这谈话再继续下去了。”沃尔采尔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墙角边。“否则我只得走开。赫尔岑先生，您是对的，但是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密使必须派遣，可是钱却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先问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但不应强迫我做什么，这种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厌。我可以付钱，这纯粹是为了您，至于你们，先生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交给了沃尔采尔，大家便闷闷不乐地分手了。

在我们的圈子里，关于财务问题通常是怎么办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1852年我到达伦敦后，与马志尼谈到意大利党内资金短缺时，我告诉他，在热那亚，我曾劝他的同志们对各人的收入实行征税，无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这大家都会同意，”马志尼说，“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付了。我早已想为意大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它对我就像祖国一样亲切，因此我愿意从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这大约有两百镑，现在先付一百四十镑，还有六十镑暂时欠着。”

1853年初，马志尼走了。他离开不久，便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流亡者来找我，一个穿着皮领圈的大氅，因为他十年前到过彼得堡，另一个虽然没有皮领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军人气概的大胡子。他们是赖德律-洛兰派来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笔钱给欧洲委员会。我承认我没有这打算。

过了几天，沃尔采尔又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赖德律-洛兰怎么会有这想法的？”

“这也难怪，您给了马志尼捐款。”

“但这正是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据我知道，您还留着六十镑吧？”

“这是答应给马志尼的。”

“反正一样。”

“我不认为一样。”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马佐莱尼33 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该把留在我处的六十镑交给谁，为此他要求我把钱交给他，他是马志尼在伦敦的代表。

确实，马佐莱尼是马志尼的秘书。这人天生是当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势和外交官的作风叫我觉得可笑。

记得1853年2月3日米兰起义的电讯在报上登出后，我便找马佐莱尼，向他打听消息。马佐莱尼要我稍候，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忧虑而兴奋的脸色拿着一些文件，与布勒蒂亚努一起出来了——他与后者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没有消息，我也是从《泰晤士报》知道这事的，我随时在等待着紧急电报。”

又来了两个人。马佐莱尼很得意，因此皱紧眉头，抱怨工作太忙。后来他谈得起劲，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作了解释。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这……这，当然是我的想象。”马佐莱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辞。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您。”

“那太感谢您了——七点和九点之间我在伟利饭店。”

马佐莱尼没有忘记。七点多钟，我在伟利饭店用膳，一个我见过两次的意大利人进来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围打量了一下，等仆欧去取什么时，他对我说，马佐莱尼要他转告我，什么电报也没有，然后便走了。

……在收到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来信后，我回信与他开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担心，以为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以致不知该把那六十镑钱交给谁——没有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给任何人。

马佐莱尼回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显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损害发信者的尊严，又可以对收信者发生讥刺作用，同时又不致越出官场礼节所许可的范围。

这些交涉之后还没过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亚·霍克斯34 来找我了，她是对马志尼最忠诚的妇女之一，也是与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伦巴第的起义失败了，马志尼还隐藏在那儿，要立即汇钱给他，可是没有钱。

“我这儿有，”我对她说，“这是著名的六十镑，但别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马佐莱尼，还有赖德律-洛兰（如果遇到他的话），告诉他们，我没有把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欧洲委员会的无底洞中，这事还是做得不坏的。”

为了防止我们俄国人从我讲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结论，我得声明，从没有人私自动用过这些募集到的钱。35 要是在我们俄国，它会落进个人的腰包，可是在这儿，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蜡烛把钞票销毁了，连数目也没记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来，什么也没干成。战争越来越近……终于开始了。流亡者们很不满——年轻人责怪沃尔采尔的同志们无能，懒惰，只想谋取私利，把波兰的大事丢在一边，政治热情衰退。他们的不满发展到了明显的埋怨，大家议论纷纷，打算要求领导中心的成员作出说明，向它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由于尊敬和爱戴沃尔采尔。我通过切尔涅茨基尽力劝阻，但领导中心的错误接连不断，最后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但与去年相比，情绪已一落千丈。英国的一位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36 被推选担任主席——波兰人已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为了防止过于革命的词句，沃尔采尔向与会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您知道，我们要在29日召开大会，今年我们不便像去年那样邀请您在会上发表几句鼓舞我们的话：战争以及与英国的接近，使我们的大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调子。不论赫尔岑、赖德律-洛兰还是皮安乔尼，都不打算发表演说，发言的大多是英国人，我们中间只有科苏特一人讲话，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回信道：“要我在大会上保持缄默的邀请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轻松，单凭这一点它已值得大大欢迎。”

但是与英国人的接近并未如愿以偿，让步没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无几。乔·沃尔姆斯利说，他愿意出钱，但不想在募捐册上署名，他作为议员，不便正式参与募捐活动，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认可。

这一切，还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会上发言的规定，使年轻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他们已在传阅一份抗议书。很不凑巧，正在这时，我的俄文印刷所得迁移地点。原来的房子是津科维奇以自己的名义租的，它与波兰印刷所合在一起，现在津科维奇债台高筑，法院的执行官已来过两次，印刷所随时可能与其他家私一起被没收，抵充债务。我委托切尔涅茨基负责搬迁，但津科维奇反对，不愿交出铅字和什物。我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给他。

沃尔采尔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来了，他很伤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我们内部正在闹矛盾的时候，您却要搬走印刷所，这无异是逼我们走上绝路。”

“请您相信，这丝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简单：我担心查抄津科维奇的全部什物。您能不能向我担保，不致发生这类事？只要您保证，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他的事很复杂——这是真的。”

“那您怎么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来冒险呢？哪怕以后我能重新购置这些东西，单单时间的损失就多么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沃尔采尔沉默了。

“我可以为您这么办：我写一封信，说明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我不得不迁移印刷所，但这不仅不表示我们的分裂，而且相反，这使我们可以有两个印刷所，而不是一个。您只要愿意，这封信随时可以公开发表，或者给任何人看。”

我真的按照这意思写了信，是写给扎皮茨基37 的，他是领导中心一个不出头露面的人物，负责它的日常事务。

沃尔采尔留下吃饭。饭后，我请他在特威克南过夜，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坐在壁炉前面。他非常忧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一切让步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只是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他与科苏特从事的宣传活动也毫无结果，这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而它的背景便是波兰国内死一般的平静。

彼·泰勒38 吩咐公寓的老板娘每月把账单寄给他，包括房租、伙食、洗衣费等等，由他结算，但从未当面付过钱给沃尔采尔。

1856年秋，大家劝沃尔采尔住到尼斯去，开头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暖地带居住一个时期。我听说后，主动提出路费由我负担。他接受了，这使我们重又接近了，我们又时常见面。但他迟迟没有动身，这时伦敦的冬季开始了，气候变得潮湿，大雾弥漫，令人窒息，空中永远湿湿的，刮起了可怕的东北风。我催他快走，但他对迁移，对活动，已养成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他怕孤独，我建议他带几个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儿，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卡尔·福格特……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么也没做。他住的底层是地下室，几乎终年不见阳光，他又有气喘病，那里空气不流通，煤烟味很重，这样，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经太迟，我提议在布朗普顿肺病疗养院为他租一间舒适的房间。

“这好是好……但是不成。算了，它离这儿太远了。”

“这有什么关系？”

“扎皮茨基住在这儿，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这儿，他每天早上得向我汇报一天的工作！……”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几乎已达到疯狂的边缘。

“他们准备向我们提出一份抗议书，您大概听到过吧？”沃尔采尔问我。

“听到过。”

“这就是我年老以后获得的报答……活到这一天真没意思……”他忧郁地摇摇斑白的头。

“我看您的话不一定对，沃尔采尔。大家一向爱戴和尊重您，这件事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发生，只是因为怕您伤心。您知道，他们不满的不是您，让您的同志们自己负责吧。”

“永远不成，不成！我们一切都是一起干的，我们应该共同负责。”

“您救不了他们……”

“半小时前您不是还在讲罗素39 背叛了自己的同事们吗？”

这是晚上。我站的地方离壁炉稍远，沃尔采尔坐在炉边，脸对着炉火，他病容满面，在红红的火光照射下更显得憔悴不堪，饱经忧患——那消瘦的面颊上老泪纵横……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几分钟过去了……他站了起来，我陪他走进卧室，园子里高大的树木在簌簌作响，沃尔采尔推开窗说道：

“站在这里，我尽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

我握住他的双手。

“沃尔采尔，”我对他说，“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间屋子给您，谁也不会来打扰您，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您想单独用早饭，单独用午饭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两个月……不致受到不断的干扰，以便让精神得到恢复，我是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兄弟劝您的！”

“谢谢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愿意马上接受您的劝告，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会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不，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后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静地睡吧。”我对他说，勉强笑了笑。已经没有法子救他了！

……战争临近尾声，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罗斯开始了，我们终于活着见到了《巴黎和约》，见到《北极星》和我们在伦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们开始发行《警钟》，它也受到了欢迎……我与沃尔采尔很少见面，他为我们的成功高兴，尽管内心感到压抑，痛苦，像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在成长……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正是沃尔采尔所说的“现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临终前三天，切尔涅茨基派人来叫我。沃尔采尔要见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着死亡。我到达时他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状态，脸色蜡黄的，没一丝血色……面颊完全塌陷了，这种情形在他弥留时期曾经几次反复，他已习惯了死。过了一刻钟，沃尔采尔清醒了，声音虚弱，他认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发上。

“您看过报纸了？”他问我。

“看过了。”

“您告诉我，纳沙泰尔问题怎么样了40 。我什么也不能读。”

我讲给他听，他全都听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么想睡哟，现在请您离开我，您在这儿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对我讲什么……两次开了个头，又停止了……直到单独与我在一起时，这个弥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边，用无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您是完全正确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确……这一直压在我心头，我必须告诉您。”

“不必再谈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头，那对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他不能再说其余的话。我吻了他的嘴唇——这做得很对，以后我们就永别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间屋里，与老板娘一起喝了一点掺温水的杜松子酒，这是一个单纯的、好心的女人，把沃尔采尔当作神一般尊敬，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卧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板娘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请他们生了火，让他再睡一会儿。火生着了，沃尔采尔却没有醒来。

我去时，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脸和身体用一块白被单覆盖着，我望着他，与他告别后，便去找雕刻师的助手，要为他拓一个石膏面型。

我与他的最后会见，他经历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别处讲过了。41 现在我只想再给它增加可怕的一笔。

沃尔采尔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开抽屉。那儿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轻人，留着军官的小胡子。

“这也是波兰的爱国者吧？”我说，主要是开玩笑，而不是询问。

“这……”沃尔采尔赶紧从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着旁边说道，“这……这是我的儿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华沙的俄国官员。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伯爵，过得相当阔绰，但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临终前两天，他向马志尼口授自己的遗嘱——对波兰的遗言，向它致敬，向朋友们问候……

“现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说。马志尼没有放下笔。

“您再想想，”他说，“现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尔采尔没有开口。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什么人说？”

沃尔采尔明白了，脸上布满一层阴影，他答道：

“我对他们没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句简单的话更可怕、更严厉的诅咒。

随着沃尔采尔的去世，伦敦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维持的。一般说来，急进派分裂之后几乎总会互相仇视。一年一度的大会分崩离析，人数少得可怜，已无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 ，追思老的和新的亡灵，正如一切安灵弥撒一样，无非是祝祷死者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祝祷波拿巴的再度来临43 和“波兰共和国”的新生44 。

两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为庄严而悲哀的民族传统的象征活在人们中间；他们像飘着长须、满头白发的犹太长老伏在耶路撒冷城墙边哭泣，不能成为引导民族前进的领袖，只是指着坟墓向我们呼号的僧侣：“站住，赶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这儿呢……”

在他们中间，优秀者中最优秀的一个45 在衰弱的身体中还保留着年轻的心。蓝色的眼睛中还流露出纯洁得像孩子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只脚已跨进坟墓，即将离开我们，他的对立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不久于人世了。

这真的已到了“波兰的末日”46 吗？

……在我们把令人感动和同情的沃尔采尔完全留在凄凉的海格特墓园以前，我还想讲几件关于他的小事，正如人们送葬回来，一边克制着悲痛，一边难免要谈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尔采尔对生活琐事一向心不在焉，总是把眼镜、眼镜套、手帕、鼻烟匣等等忘在哪儿，然而，如果他的旁边有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会把它揣进口袋，因此有时他的口袋里会出现三只手套，有时又只有一只。

在他迁居猎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顿新月街43号，那是一排半圆形小屋子的旁边，离新马路不远。按照英国风气，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尔采尔住的房子从一端算起是第五栋，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为每次回家总得数门。有一次他从另一端回家，数到第五栋便敲门了，门一开，他便朝自己屋里走。屋里出来一个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儿。沃尔采尔径直走到没生火的壁炉旁边，坐下休息，背后有个人咳嗽了两次，他发现那儿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对不起，”沃尔采尔说，“您大概在等我吧？”

“请别见怪，”那个英国人说道，“在我回答以前，先得问一下，阁下是谁？”

“我是沃尔采尔。”

“我不认识您，请问，您有何贵干？”

这时沃尔采尔才蓦地想起，他可能走错屋子了，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发现家具等等都是陌生的。他向英国人说明了自己的困境，道了歉，回到了从另一端算起的第五栋房子里。幸好这个英国人很有礼貌，没有计较，但这在伦敦不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过了三个来月，这事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他敲门后，开门的女用人看到这位体面的老先生，马上把他领进了起居室，英国人正在那儿跟妻子一起吃饭，见到沃尔采尔，立刻兴高采烈地伸出了手，说道：

“您走错了，您住在43号。”

尽管这么粗心大意，沃尔采尔一生却保持着非常好的记忆力。我常常把他当作词典或百科全书，向他查询一些事。他什么书都读，对什么都感兴趣：机械学和天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他毫无天主教徒的偏见，但由于波兰人在智力上的特殊气质，他相信精神世界，那个朦胧的、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与物质世界隔绝的天地。然而这不是摩西、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宗教，这是卢梭、乔治·桑、皮埃尔·勒鲁、马志尼等等的宗教。不过沃尔采尔比他们每一个都更没有权利信仰这宗教。

当他的气喘病不太严重，心情不太忧郁的时候，他在人们中间是非常可爱的。他很会讲话，谈到波兰贵族古老的生活习惯时，他的故事尤其引人入胜。塔杜施先生47 的世界，墨德利奥48 的世界，马上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对它的灭亡你不会感到惋惜，相反，只会高兴，但是你不能不对它那色彩斑斓、粗犷豪放的诗意感到神往，这完全不是我们那些地主老爷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我们与西方的贵族截然不同，我们那些大人物的故事讲的无非是粗野的阔绰举止，整个城市的纵酒豪饮，奴仆成群，对农民和穷苦邻居的任意欺压，以及对皇帝和皇亲国戚的奴颜婢膝、百般奉承等等。舍列梅捷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49 ，尽管他们拥有公馆和庄园，他们与自己的农民实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他们穿着德国人的长袍，读着法国人的书报，享受着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已。这些人只是在一再证明保罗一世的那句话：他的身边只是一些高等仆人——那便是他在讲话时所面对的那些人……这一切都没什么，但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所见到的俄国贵族和大臣的最后一个代表便是那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怜，更缺少贵族气质的吗？难道还有比那个伊斯梅洛夫50 更讨厌的人吗？

波兰地主的作风是丑恶的，粗野的，今天的人几乎很难理解，但这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们没有一点奴才气。

“您知道通往罗亚耳宫的街道，为什么叫拉济韦尔街吗？”有一次沃尔采尔问我。

“不知道。”

“您记得摄政王51 的朋友拉济韦尔52 吧？他从华沙坐马车到巴黎，一路上在每个地方过夜都得买一幢房子作公馆。摄政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酒量之大使那位身体虚弱的主人大吃一惊。公爵几乎离不开他，尽管每天见面，早上还要送便条给他。一天拉济韦尔要告诉摄政王什么。他派了一个仆人去送信。仆人东找西找，还是没找到，只得回家请罪。主人说：‘傻瓜，到这儿来，从窗口望，瞧见这大房子（罗亚耳宫）没有？’‘见到了。’‘这儿的头号大老爷便住在这幢房子里，每个人都会指给你看。’仆人去了，东找西找，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在于：拉济韦尔住的地方与王宫隔着许多房子，必须从圣奥诺莱街绕过去……于是拉济韦尔说道：‘嗨，真讨厌，吩咐我的管家，把我的公馆和王宫之间的房子统统买下拆掉，开辟成一条街，这样，我再派这个傻瓜找摄政王时，他就不致找不到了。’”

1  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六歌。

2  据说丹东于1791年逃亡伦敦时，曾垂头丧气，不想再回法国。

3  巴·达拉什医生给我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1831年的起义。华沙陷落后，他所在的队伍撤出波兰，分成小分队越过边境前往法国。每到一个城市或乡村，男女老少都走到大路上招呼逃亡者进屋休息，给他们提供住房，往往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们。在一个小镇上，一位主妇发现他的烟袋破了（我记得是这样），拿去缝补。第二天出发后，达拉什在烟袋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原来是两枚金币小心地缝在袋子上。达拉什没有一文钱，还是跑回那家人家，把钱交还主妇。主妇起先不承认，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便哭了，要求达拉什收下钱。应该知道，在德国的小城镇中，两个金币对并不富裕的妇女意味着什么。也许这还是扑满的功劳，是一个个克里泽和芬尼，一个个良币和劣币在几年中积累而成的……现在，绸衣服和花布衫，以及漂亮的围巾，都甭想啦！在这种行为面前，他感动得跪了下来！——作者注
达拉什（1809—1871），波兰革命者，1830至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在国外。下面提到的老达拉什是他的父亲。

4  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制宪议会的各种反动措施，示威中提出的口号有援助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等。

5  波尼亚托夫斯基（1762—1813），波兰爱国者和军人，为争取波兰民族的解放，参加了拿破仑军队对俄国的进攻，并被拿破仑任命为华沙公国总司令，1813年随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在德国埃尔斯特河淹死。

6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他于1848年发表的《未来的赞美诗》用神秘主义宗教观点描绘了世界末日到来时的波兰。

7  “独立”原文是不受约束之意，因此说这是个否定的概念。

8  波兰民主派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832年，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起过重要作用。

9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0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

11  天主教悼念圣母的赞美歌。

12  革命时期指1830至1831年起义时期。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允许波兰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13  英国著名政治家。

14  指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15  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16  波兰流亡者，后来负责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工作。

17  见切尔涅茨基编的文集《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第8页。——作者注

18  埃斯泰尔哈泽是马扎尔民族的贵族世家，波托茨基是波兰的贵族世家。

19  沃尔采尔出生于1799年。

20  法国共和主义革命家，六月起义的刽子手欧仁·卡芬雅克的胞兄。

21  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18世纪在波兰掌权的立陶宛皇室后裔。1830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31年流亡巴黎，被称为“流亡的波兰国王”。

22  1846年克拉科夫地区发生农民起义，该地区按照1815年的维也纳决议，由奥、普、俄三国共同保护，因此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把它并入加利西亚。

23  梅罗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爱国者，1830年起义的参加者。1845年计划在波兹南举行起义，因而被捕，受到审问，1848年柏林起义后获释。

24  分离主义者联盟系瑞士天主教各邦的组织，1847年发动叛乱，被联邦政府镇压。

25  意大利4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称为“复兴运动”（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复兴运动》为喉舌）。

26  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27  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阿诺尔德·卢格，布勒蒂亚努和沃尔采尔。——作者注
布勒蒂亚努（1821—1891），罗马尼亚政治家，曾在布加勒斯特参加1848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及伦敦。

28  波兰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

29  津科维奇（1803—1871），波兰革命家，于1852年被选入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

30  这是莫里哀的喜剧《女学究》中的场面：两个女学究在谈话中互相恭维，但接触到具体问题时，便互相挑剔和指责，终于大吵一场。

31  波兰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32  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四章。

33  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部下。

34  一个英国律师的女儿，曾担任马志尼的翻译和秘书。

35  意大利流亡者是没有任何嫌疑的。法国流亡者中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在巴泰勒米的决斗事件中，我谈到过一个叫巴罗内的人，他根据赖德律-洛兰的指示募集过一些钱，把它们花光了。这以后，返回伦敦毫无指望了，于是他要求准许他留在马赛。比约答复道，巴罗内作为政治人物并无危险，可以留下，但是他对他的政党的不忠诚行为说明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这样，他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这方面德国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记得，他们在美国和曼彻斯特募集了两万法郎，把它存在伦敦一家银行中，并公推金克尔、卢格和奥斯卡·雷亨巴赫伯爵三人共同管理。这是三个誓不两立的仇人，他们马上意识到，他们保管的这笔钱隐藏着使他们互相争吵的根源，因此当即订立了取款的条件：没有三人的一致同意，银行不得支付任何数目的钱。一张支票，哪怕一个人，甚至两个人签了字，第三个人不同意，还是没有用。不论德国的流亡者组织怎么设法，始终不能做到三人一致。这样，这笔钱至今仍存在银行里没有动——也许得等将来条顿共和国成立以后交给它了。——作者注
雷亨巴赫（1815—1893），德国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36  沃尔姆斯利（1794—1871），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支持各国的民主运动。当时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波兰人希望依靠英、法与俄国对抗，因此竭力争取英国的同情。

37  扎皮茨基（1810—1871），波兰革命家，流亡在伦敦。

38  泰勒（1819—1891），英国激进派政治活动家，马志尼的朋友，英国“意大利之友社”的主席。朋友们（其中包括赫尔岑）资助沃尔采尔的钱，均由泰勒经手，但这事是瞒着沃尔采尔本人的。

39  罗素（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年在阿伯丁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时，违反内阁共同负责的成规，单独提出辞职，导致阿伯丁内阁的下台。

40  纳沙泰尔是瑞士的一个邦，1856年9月亲普鲁士的贵族发动政变失败被逮捕，普鲁士准备出兵干预，因此一时战云密布，直至1857年3月才渡过危机。

41  见《印刷所文集》第163—164页。——作者注
按：《印刷所文集》即《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赫尔岑悼念沃尔采尔的文章《沃尔采尔之死》于1857年发表在《北极星》第三集上，后又收入这本文集。

42  东正教追荐祖先的仪式。

43  拿破仑于1807年打败俄、普，进军华沙，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因此波兰人一直把拿破仑看作对抗俄国的“保护神”。

44  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为对抗俄国的威胁，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号称“波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中世纪式的贵族共和国，由贵族选举国王，设有议会和宪法。1772至1795年俄、普、奥三国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波兰共和国”宣告灭亡。

45  指莱维尔（1786—1861），他是波兰历史学家，在1830年的起义中成为革命派的领导人，后流亡国外，在波兰民主派流亡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6  这是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的话。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1794年波兰反俄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时他讲了这样的话。

47  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中的主人公，这部长诗描写了19世纪初年波兰贵族的生活。

48  波兰作家卡奇科夫斯基（1825—1896）的小说《墨德利奥》的主人公，这小说描写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方式。

49  俄罗斯两个古老的著名家族。

50  俄国梁赞省一个以野蛮残酷出名的大地主。

51  在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普（1674—1723）。

52  拉济韦尔家是波兰立陶宛的大贵族世家，在“波兰共和国”时期出过不少左右朝政的大人物，这里只是指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

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2 ——美国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勒博士

德国流亡者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枯燥乏味，不好相处，喜欢争吵。他们中间没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种热情洋溢的人，也不会有法国流亡者那种火热的头脑和激烈的言论。

其他流亡者很少与他们接近；举止、习惯的不同使他们与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法国人的狂妄自大与德国人的粗鲁蛮横没有共同之点。德国人缺乏公认的文明风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阔作风，过度的不拘形迹，过度的幼稚天真，使不习惯的人很难与他们相处。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与人交往，一方面认为自己在科学水平上远远超过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个乡下佬走进了大都会的沙龙，一个官吏走进了贵族圈子。

在德国流亡者内部，也像他们的祖国一样四分五裂。他们没有一致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是靠相互仇视和恶意攻击支撑着的。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纯正的人，聪明的人，如卡·舒尔茨3 ，奥·维利希4 ，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国。那些温和的人则躲进了事务堆中，躲到了伦敦郊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5 。其余的人，除了两三个领导人，则分裂成一些势不两立的小集团，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责，彼此诋毁。

我抵达伦敦不久，便到布赖顿拜望阿诺尔德·卢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中，卢格是个著名人物，他正在发行著名的《哈雷年鉴》6 ，我们从这里汲取着激进的哲学思想。1849年，我与他在还没冷却的火山地带——巴黎见过面，那时没有工夫研究个性。他是作为巴登起义政府的一个代表来邀请不懂德语的梅罗斯拉夫斯基7 去指挥游击队，并与法国政府举行会谈的，但法国政府根本不想承认革命的巴登。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卡·布林德8 。6月13日后，他和我都不得不逃离法国。布林德迟了几个钟头，便被关进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从那时起直到1852年秋，我没再见到卢格。

在布赖顿，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个唠叨的老人，满腹怨气，言语刻薄。从前的朋友离开了他，德国也忘记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没有影响，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语和说长道短中。与他保持经常联系的只有两三个庸碌无能的新闻记者，舞文弄墨的小报作家，这是些德国舆论界的小投机商，在鏖战激烈的时刻，从来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到战斗结束之后，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龟子才钻了出来，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遗余力地搜寻白天留下的残渣。卢格便跟他们一起编写文章，撺掇他们，给他们提供素材，在德国和美国的某些报纸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儿吃了饭，度过了一个晚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对他们造谣中伤。

“我们四十五岁的维特9 与男爵夫人的事怎么样了，您听到吗？”他说，“据说，他向她表白爱情时竭力说服她，贵族和共产主义者的结合将发生化学反应，生下一个天才的孩子。但是听说，男爵对生理学实验毫无兴趣，结果把他轰走了。不知这是不是真的？”

“您怎么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

“不过实际上我也不太相信。住在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听到一些伦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从德国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编的谎话真是无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谣诽谤。我想，这是金克尔编造的，因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监狱，他得用这故事向她表示感谢。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只是不敢这么做。他的妻子不准他胡搞，对他说：‘你从我第一个丈夫那里夺得了我，现在应该满足了……’”

阿诺尔德·卢格的哲学谈话便是这样。

有一次他改变了话题范围，为了缅怀友情谈到了巴枯宁，但讲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说道：

“不过最近他有些走回头路了，在胡说什么革命的专制主义，泛斯拉夫主义。”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决定再也不来看他了。

过了一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几次学术讲座，讲德国的哲学运动。讲座效果不好，带柏林口音的英语很刺耳，而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语发音，英国人简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诺10 等等是什么人。第二次讲座来了十个人，第三次五个人，加上我和沃尔采尔。卢格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过我的身边，与我紧紧握了手，说道：

“波兰和俄国来了，可是意大利没有到，等发生新的人民起义时，我不会忘记马志尼和萨斐的这笔账。”

他走时气呼呼的，带有威胁的神气。我看看沃尔采尔那讥刺的笑容对他说道：

“俄国请波兰共进晚餐。”

“那么意大利只好完蛋了。”沃尔采尔说，一边摇摇头。我们走了。

金克尔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个。这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工作辛辛苦苦，不论说来多么奇怪，这在流亡者中还是极少见的，然而金克尔却被卢格看作眼中钉，为什么？这很难说明，正如无神论的鼓吹者卢格怎么会成为新天主教派龙格11 的朋友一样不可思议。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千百个派别中一派的首脑。

看到他，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宙斯式雄伟脑袋怎么会生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肩上，这个德国教授又怎么会跑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负了伤，又落进了普鲁士的监狱？也许比这一切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一切加上伦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他还是德国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满头白发，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肃然起敬——但这副相貌赋予了他一种当官的气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严和架势，使他的眉宇之间显得有些自负。这种气质在现代的牧师，妇科医生，尤其是催眠术家，专门保卫道德的律师，以及英国贵族化大饭店的茶房领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现略有不同而已。金克尔青年时代醉心于神学；摆脱神学后，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个教士。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 ，尽管深深铲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仪表。金克尔讲话深思熟虑，不慌不忙，显得四平八稳，毫无棱角，似乎在诲人不倦地进行说教。他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真正满意的还是他自己。

他在萨默塞特大厦和几所高等学校教书，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公开讲授美学——这使那些在伦敦挨饿的、游荡的德国三十四个邦的解放者不能宽恕他。在美国各报上，金克尔经常受到攻击，它们成了德国谣言的主要排水沟；在每年照例要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13 ，为纪念第一次在巴登举起盾牌、第一次对奥地利人挥舞宝剑14 等等而举行的人数不多的大会上，金克尔也总会遭到指责。他的同胞全都在咒骂他，这些人永远不知道吸取教训，永远要向人借钱，又从来不知道归还，谁不肯借，他们便随时准备把他说成间谍或强盗。金克尔从来不屑于回答……那些耍笔杆的家伙叫了一阵，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写的那样退却了。15 不过偶尔还会有一只肮脏的毛茸茸的小狗，从不知哪个德国民主派的地洞里蓦地跳将出来，在一份谁也不读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不禁使人想起蒂宾根、达姆斯塔特和不伦斯威克-沃尔芬比特尔16 等地纷纷揭竿而起的那个幸福的时代。

在金克尔的家中，在他的讲堂上，在他的谈话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聪明的，但是车轮上似乎缺少一点机油，因此一切都运转不灵，没有吱吱声，但走得没精打采。他的谈吐一向生动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钢琴家，弹的曲子美妙悦耳，可是家中却沉闷得要死。只有孩子们跳跳蹦蹦，带来了一点活跃的气息，他们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虽然不够庄重，但……似乎给车轮增加了一点机油。

“我是一个具备各种可能性的人。”金克尔不只一次对我这么讲，用这话说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地位。他认为，他可能在未来的德国成为未来的部长。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夫人约翰娜对此却深信不疑。

不妨顺便谈谈他们的关系。金克尔经常保持着庄重的外表，她则总是对他惊叹不已。在他们中间，哪怕谈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务，也要使用高尚喜剧（德国的市民式文雅喜剧！）和道德小说中的词句。

“最亲爱的约翰娜，我的天使，”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说道，“你这么善良，再给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极了！”

“这茶这么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兴了，亲爱的哥特弗里德。亲爱的，请给我加几滴奶油。”

于是他给她滴了几滴奶油，一边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她则报之以感激的目光。

约翰娜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坚持不懈，简直叫他受不了；有雾的日子，她总要在一条特制的腰带上给他别一支手枪，叮嘱他千万别吹风着凉，要当心坏人，不要吃不卫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这是比所有的风和鹅肝馅饼更危险的……总之，她用自己强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爱情害苦了他。但另一方面，她让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莱辛差，他将成为德国未来的施泰因17 。金克尔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当她的吹捧超过限度时，不得不亲切地制止她。

“约翰娜，您听到海涅的事吗？”一天夏洛特18 伤心地跑进屋子问她。

“没有。”约翰娜回答。

“他死了19 ……这是昨天夜里……”

“真的？”

“千真万确！”

“啊，这下可好了——我总是担心，他会写出什么刻毒的讽刺诗，讽刺哥特弗里德，他的语言那么尖刻。”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您使我吃了一惊，这对德国是多大的损失。”20

……厌恶，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21

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识到祖国德国在政治上处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法国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们还能够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流了血”……然而学识渊博的德国人流的只是墨水。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与学究式世界主义相结合，尤其显得可笑，因为它提不出任何权利，只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为而已。

“为什么波兰人不喜欢我们？”一个德国人在一些书呆子的集会上一本正经地问。

正好有一个新闻记者参加了这次集会，他是个聪明人，早已迁居英国。

“哦，这是不难理解的，”他答道，“您不如说，谁喜欢我们？或者为什么大家讨厌我们？”

“怎么大家讨厌我们？”惊奇的教授问道。

“至少与我们相邻的国家都这样：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俄国人，斯拉夫人……”

“对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书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驳道。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例外。”

学者开始神采焕发了。

“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法国不怕我们，而英国瞧不起我们……”

德国人的处境确实令人伤心，但他们的伤心不能使人同情。大家知道，他们有力量应付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然而他们却办不到。例如，与他们同一种族的英国、荷兰、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国人却不是。无能也必然对人（例如对贵族）发生影响，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抬高自己便不择手段，甚至把英国和北美共和国当作了国家事务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埃德加·鲍威尔22 写了一本谈俄国的空洞的小册子（题目大概是《教会和国家》23 ），卢格便对他大为恼火，怀疑是我怂恿他写的，于是写信给我（后来还把这信发表在《泽西文集》上），说俄国只是一种粗糙的材料，既野蛮，又混乱不堪，它的力量、荣誉和美都来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后者向它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任何俄国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国人便会愤愤不平，表示惊讶；不久前他们还对我们的学者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人居然想在俄国的大学和俄国的科学院中成为教授。在外来的“同仁”眼中，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忘恩负义，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马克思对巴枯宁非常熟悉，知道他几乎为德国人丧生，死在萨克森刽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却把巴枯宁说成了俄国间谍。他在自己的报上编了一大篇故事24 ，说这是乔治·桑听赖德律-洛兰讲的，后者在当内政部长时看到了一份对他的名声不利的书信。巴枯宁那时蹲在监狱里等待判决25 ，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事。诽谤要把他推向断头台，最终切断殉难者与暗中同情他的群众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巴枯宁的朋友阿·雷海尔写信到诺昂，问乔治·桑是怎么回事。她马上答复了雷海尔，并向马克思的报纸的编辑部写了信，对巴枯宁表现了伟大的友谊，声明她从来没有与赖德律-洛兰谈到过巴枯宁，因此她不可能复述报上谈到的事。马克思很有办法，他发表了乔治·桑的信，加了个注，说那则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是他“不在的时候”登载的。

收场完全是德国式的，它不仅在法国不可能（因为那里对名誉问题一丝不苟，发行人会用一大堆漂亮的词句、拐弯抹角的语言和道德说教，掩盖这种肮脏勾当，最后表示别人恶意利用了他的信任，他为此表示失望），甚至在英国，尽管那里的报刊发行人毫无礼貌，他也不敢把责任推在同事身上。26

我到伦敦后过了一年，马克思一派对巴枯宁又进行了一次肮脏的诬蔑，而当时巴枯宁已关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27

英国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受迫害者的祖国，可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戴维·厄克特28 便属于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保守派中一个激进的怪物。他被两个思想搞糊涂了，一个是：土耳其是最优异的国家，有着远大的前途，因此他吃土耳其的饮食，洗土耳其的澡，坐土耳其的沙发……第二个思想是：俄国的外交手腕是全欧洲最狡猾的，神秘莫测，它收买和欺骗了世界各国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尤其是英国的政界人物。厄克特花了几年工夫想寻找证据，证明帕默斯顿已被彼得堡政府收买。他就这事发表了文章和小册子，向议会提出意见，在大会上呼吁。起先大家听了他的话很生气，驳斥他，咒骂他，后来习惯了，不论被指责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一笑置之，不再理会……等他讲完便哄堂大笑。

在一个主要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厄克特又大放厥词，发挥自己的先入之见，竟然忘乎所以，指责科苏特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如果他还没有被俄国收买，那么一定处在一个显然在为俄国卖力的人的影响下……这个人便是马志尼！

厄克特像但丁的弗兰采斯加29 ，这天再也讲不下去了。他提到马志尼的名字，便引起了震耳欲聋的嘲笑声，以致戴维本人也发现，他不仅不能靠弹石器打死这个意大利的歌利亚30 ，还会扭伤自己的胳臂。

如果有个人认为，并公开宣称，从基佐和德比到埃斯帕特罗31 、科布登32 和马志尼，都是俄国间谍，这对马克思（天下第一号怀才不遇的天才）周围那帮得不到大家承认的德国政治家说来，自然如获至宝。这些人出自无法施展的爱国抱负和骇人听闻的自命不凡，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造谣学校，对政治舞台上一切比他们幸福的人，无不百般猜疑。他们缺少的只是光明正大的名义，厄克特把它给了他们。

戴·厄克特那时对《广告晨报》33 （一份靠最奇怪的方式维持的报纸）有很大影响。这份报纸不论在俱乐部里，在大书报摊上，还是在正派人的案头，都不能找到，但它的发行量却超过了《每日新闻》，直到最近才在《每日电讯报》《明星晨晚报》等廉价报纸的竞争下退居次要地位。《广告晨报》纯粹是英国现象，这是饮食业的报纸，任何一家酒店都不会没有它。

马克思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便是靠厄克特和饮食店顾客与《广告晨报》搭上关系的34 ——“哪里有啤酒，哪里便有德国人”。

一天早上，《广告晨报》突然提出了问题：“巴枯宁是不是俄国的间谍？”35 ——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这行径如此卑鄙，甚至并不特别同情巴枯宁的人也被激怒了。

对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不愿意，我还是与戈洛36 一起在联合抗议书上签了名，此外别无选择。我又请马志尼和沃尔采尔一起签名，他们马上同意了。看来，有了波兰民主派领导中心主席和马志尼这样的人物作证，一切总该解决了。但是德国人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与戈洛温展开了最无聊的论争37 ，而后者之所以乐此不疲，也只是为了给伦敦酒店里的读者消闲解闷。

我的抗议，我给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写的信，一定引起了马克思对我的不满。大致正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从大肆吹捧变成了大肆挞伐。现在他们不再给我写颂词，像《来自彼岸》和《意大利书简》38 出版的时候那样，而是这么谈论我，说我“像一个狂妄的野人，居然敢于高高在上地对待德国”。39 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小徒弟写了一本书攻击我，寄给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后者不愿出版。于是他在《领导者》40 上发表了上面谈的那篇文章（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不久，马克思集团中又添了一员戴脸甲的骑士，他名叫卡尔·布林德，当时他是马克思的随从，现在则是他的敌人。由于美国驻伦敦领事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布林德便在纽约报纸的通讯上说道：“在这次宴会上有一个俄国人，他便是亚·赫，一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人。赫与马志尼、科苏特、萨斐等有密切关系……这些人都站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让一个俄国人接近他们是很不谨慎的。我但愿他们的悔悟不致太迟。”

这是布林德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助手写的，我不知道——我手边现在没有它的原文，但我可以保证意思无误。

在此我必须指出，不论布林德也好，马克思也好，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这仇恨纯粹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并非出自个人恩怨，我只是他们献给祖国的祭品——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再说，在美国领事的宴会上没有德国人，这叫他们恼火，他们便向俄国人发泄怨气。41

这次宴会使大西洋两岸的人都议论纷纷，原因是这样的。皮尔斯总统42 为了与旧欧洲各国政府赌气，干了各种幼稚行为。这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赢得更大声誉，另一方面可以转移欧洲各激进党派的视线，掩盖他的全部政策的主要立足点——悄悄地巩固和扩大奴役制度。

这是索雷43 担任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欧文的儿子44 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的时候，这以前不久，索雷与杜尔戈进行了决斗45 ，还不顾拿破仑的命令，坚持要通过法国前往布鲁塞尔，使法国皇帝难以拒绝。美国人说：“我们的大使不是给各国国王，而是给各国人民派出的。”正是出于这个思想，他们才给一切现存政府的敌人举行了这次外交宴会。

这次宴会我事前毫无所知；一天突然收到了美国领事桑德斯的请帖，请帖中还附了马志尼的一张小小便条，他请我不要拒绝，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只是要气气某些人，向另一些人表示同情。

参加宴会的有：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加里波第，奥尔西尼，沃尔采尔，普尔斯基46 和我，英国人中有一个激进派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另外便是布坎南大使47 和大使馆的一些官员。

应该指出，这次由黑色奴隶制度保卫者举办的红色宴会，目的之一在于促使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接近。这不是要为他们调解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而是要使他们正式认识。他们从未见过面，原因是这样的。科苏特从土耳其来到伦敦时，赖德律-洛兰早已在这儿。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先拜访谁，是赖德律-洛兰先去拜访科苏特，还是科苏特先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们的朋友、同志、随从、卫队和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势均力敌。一个是匈牙利的独裁者，另一个虽不是独裁者，但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的贵宾，第一流的风云人物，誉满四海的英雄，另一个在英国已像在家中一样，理应受到新来者的谒见……总之，这件事正如方圆转化和永动等等问题一样48 ，在两派人物之间无法解决……于是只得决定谁也不去拜访谁，一切听其自然……三四年过去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业，却只得彼此隔绝，而自然的见面机会始终没有出现。马志尼便决定给命运助一臂之力。

宴会开始前，在布坎南已经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三生有幸，得以与大家见面以后，马志尼挽住赖德律-洛兰的手，同时布坎南也对科苏特如法炮制，这样，把两个罪魁祸首拉到了一起，使他们差点撞个满怀，然后向彼此介绍了姓名，两位新朋友也不甘落后，互相表示了仰慕之意，伟大的匈牙利人用的是带有东方风味的华丽辞藻，伟大的高卢人则用的是国民议会上色彩强烈的演说口气……

在这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和奥尔西尼站在窗口……我看了看他，不觉高兴极了，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但主要在眼睛中，不在嘴唇上。

“告诉您，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多么无聊的场面，”我对他说，“1847年，我在巴黎历史剧院看一出毫无意义的军事剧，这出戏的主要角色可以说只是硝烟和射击，次要角色是马、大炮和战鼓。在一场戏里，双方军队的统帅为了谈判，从舞台的相反方向出场，英勇地朝对方走去，走近以后，一个脱下帽子答道：‘苏沃洛夫——马塞纳！’另一个也脱下帽子答道：‘马塞纳——苏沃洛夫！’”49

“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呢。”奥尔西尼对我说，脸色变得相当严肃。

狡猾的老人布坎南尽管已将近七十岁，还在觊觎总统的宝座，因此总是大谈安度晚年、田园生活和自己年老体弱等等。在宴会上，他不断跟我们套近乎，就像当初当驻俄大使时，在尼古拉的冬宫跟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拉关系一样。他以前就认识科苏特和马志尼；跟其他人，他大多谈些非常得体的奉承话，使人觉得这是一个熟悉官场应酬的老练外交家，不像来自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公民。对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他在俄国住过很久，他得到的印象是它会有很伟大的前途。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对他说什么，我便告诉他，在尼古拉加冕时我就见过他：“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您很引人注目——穿着您那套普通的黑燕尾服，戴着大礼帽，站在穿绣金官服的一大群显要中间。”50

对加里波第，他说道：“您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著名，只是在美国您还有一个新头衔。那里人们说您……说您是一位杰出的水手……”

用过甜点后，桑德斯夫人便走了，这时送上了雪茄，还有大量的酒。布坎南坐在赖德律-洛兰对面，告诉他，他在纽约有个熟人曾这么对他说：为了认识您，要他特地从美国赶到法国，他也愿意。

不幸布坎南讲得含糊了些，赖德律-洛兰又不太懂英语，结果弄得张冠李戴，十分有趣：赖德律-洛兰以为布坎南在谈他自己，便露出法国人热情洋溢、感激不尽的表情，连声道谢，还隔着桌子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布坎南接受了感谢，握了手，带着不动声色、安详自若的神态（这种神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哪怕遇到轮船失事或者失去一半家产等等险情时也不会改变的）对他说道：“我想，这是弄错了，不是我这么想，是我在纽约的一位好朋友这么说。”

宴会结束时已到深夜，布坎南走了，接着，科苏特认为他也不能再留下，便带了自己没有任所的大臣走了。桑德斯请我们重又走进餐厅，要亲自用肯塔基陈威士忌给我们调制潘趣酒。况且他觉得意犹未尽，必须为未来的世界共和国（无色的）等等举杯祝酒，表示庆贺，而谨慎的布坎南大概是不肯做这一切的。宴会后的祝酒，只有两三个客人和他在一起……不用演说。

他在酒上点了火，加了各种香料，一边提议合唱《马赛曲》，代替祈祷。谁知只有沃尔采尔一人熟悉这支曲子，但他的嗓子哑了，马志尼只会唱一点儿，于是只得把美国人桑德斯夫人请来，由她用吉他弹《马赛曲》。

这时她的先生已完成了烹调任务，尝了一口，觉得很满意，给我们每人斟了一大茶杯。我什么也不怕，一下子喝了一大口，呛得差点喘不出气。等我好过一些，看看赖德律-洛兰，发现他也想大口喝酒，我赶紧喊住他：

“如果您还想活下去，对这种肯塔基饮料得当心一些才好。我是俄国人，我喝了它，上颚、咽喉和整个食道尚且像火烧似的，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肯塔基潘趣酒一定是用红辣椒做的，简直跟浓硫酸差不多。”

美国人很得意，对欧洲人的虚弱发出了嘲笑。我从年轻时起就是米特拉达梯51 的模仿者，因此只有我一个人喝干了酒，还嫌不够。我与酒精的这种化学亲和性，大大提高了我在领事眼中的地位。“对，好样的，”他说，“只有在美国和俄国，人们才真正懂得喝酒。”

我心里想：“对，还有一个更值得引以为荣的相似之处：只有在美国和俄国才能把奴隶鞭打致死。”

这次宴会便以七十度的潘趣酒结束，它没有损害赴宴者的胃肠，却触犯了德国小报记者的尊严。

在美国宴会之后，出现了成立国际委员会的尝试——这是英国宪章派和各国流亡者试图采取联合行动，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委员会的倡议者是厄内斯特·琼斯52 。他企图挽救过早衰老的宪章运动，使英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携起手来。为促进这种真诚的合作，双方决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动——召开纪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会。53

国际委员会选举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谈谈俄国，我写信感谢了他们，但表示不想发言——要是马克思和戈洛温没有迫使我为了故意与他们作对，走上圣马丁会堂讲坛的话，事情本来可以这么结束。54

起先琼斯收到了一个德国人的信，抗议我的当选。他写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我写过必须征服维也纳，并把它称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还宣传俄国的农奴地位，把它作为全体农民的理想社会。他提出这一切的根据，便是我给林顿的信（《旧世界与俄国》）55 。琼斯没有把这种爱国主义的诬蔑放在心上。

但是这封信只是试探性的前奏。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马克思便提出，他认为我的当选不符合委员会的宗旨，建议取消我的资格。琼斯指出，这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委员会选举了一个根本不想当它的委员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现在便不能凭一个委员的意愿便改变这个决定，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员会讨论。

对此，马克思说道，他并不认识我，他的指责丝毫不带个人意气，但是他认为，我是俄国人，又是在所写的一切中支持俄国的俄国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了；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不取消我的名字，那么他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只得退出这个委员会。

厄内斯特·琼斯，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两三个德国人，以及英国人，在表决时都支持我。马克思落到了极少数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同伙离开了委员会，再也没有回来。

在委员会遭到失败后，马克思集团退进了自己的堡垒——《广告晨报》。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了《往事与随想》一卷的英译本，其中收入了《监狱与流放》。56 为了有个动听的书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快报》首先指出，这是吹牛。我给出版商写了信，也给《快报》写了信。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声明，书名是他们改的，原稿上没有这名称，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在西伯利亚”等字。《快报》把这一切都发表了。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但是《广告晨报》却开始攻击我，一星期有两三次。它说，我用“西伯利亚 ”这词，是为了使书容易出售，说我在书出版后过了五天才提出抗议，是为了让书有个推销的时间。我作了答复；他们发表时加了标题：“赫尔岑先生事件”，仿佛这是给杀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语……《广告晨报》的德国人不仅不相信“西伯利亚”是书商加的，而且对流放本身提出了怀疑：“在维亚特卡和诺夫哥罗德，赫尔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门里当官，他在何时何地被流放过？”

最后，兴趣消失了……《广告晨报》才忘记了我。

过了四年，意大利战争57 开始了；这时红色的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黄的《奥格斯堡报》58 ，在它上面宣称（匿名），卡尔·福格特是拿破仑亲王的奸细，科苏特、山·泰莱基59 、普尔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仑收买。接着他又写道：“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赫从拿破仑那里领取巨款。他与罗亚耳宫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没有答复，他便自以为得计，不久伦敦那份营养不良的周刊《海尔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说（尽管我已声明过十来次，我从未写过这类话）我“建议俄国占领维也纳，认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们在一起吃饭，大约十个人，有人谈到了报上报道的乌尔班和他的滂陀尔62 在科摩湖一带的暴行。加富尔公布了这些事件。对于乌尔班的行径，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佣兵出身，后来不知混进了哪个兵营，又在哪个军队中青云直上；这是男性的营妓，生来就是在战场上厮杀的大兵，滂陀尔和匪徒。

那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战役63 前夕。当时德国人的爱国思想已到了恶性膨胀时期；对意大利的古典主义式的好感，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的仇恨，在骄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长期侵占别国的“四要塞防御区”64 。巴伐利亚人已整装待发，尽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听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们挥舞着解放战争65 时期生锈的军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给他们撒鲜花，让他们为了奥地利，也为了让自己永远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尔66 ，还有一个应该是红胡子67 的旁系子孙、名叫罗德贝尔图斯68 的人，都发出了叫嚣，指责一切外国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图占领威尼斯……

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中，在肉汤和煎鱼之间，乌尔班的暴行问题引起了争论。

“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鲁宾69 提出，脸色有些发白，这人从身体来说是出生在梅克伦堡70 ，但从精神来说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尔的照会……”

“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如果这样，”我指出道，“那么也可以怀疑在马真塔是奥地利人击溃了法军，因为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在那儿。”

“这是另一回事……那儿有千万个证人，其中也有意大利农民。”

“您又何苦要为奥地利将军辩护呢……难道在1848年，我们还没有吃够这些人和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官的苦头吗？这些该死的容克军官自高自大，骄横跋扈……”

“先生们，”米勒说道，“普鲁士军官是不允许侮辱的，不能把他们与奥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妙的区别；他们同样讨厌，同样可恶，我觉得，所有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近卫军，都是一丘之貉……”

“谁侮辱普鲁士军官，便是侮辱普鲁士民族，他们与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说，脸色气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发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满满的酒杯。

“我们的朋友米勒是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我说，仍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他在祖国的祭台上不仅要献出生命，献出烧伤的手，还献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脚不会再踏进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说完这话，我们的哲学博士便站了起来，把餐巾丢在桌上作为决裂的物质表现，铁板着脸走了……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早在1847年我与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宪兵广场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过的一切游手好闲的德国人中，他是最好、最幸运的一个。他没有到过俄国，但一生都在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许对我们不是毫无趣味的。

米勒与一切不用双手劳动的德国人一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代语言，在这方面他知识丰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从来没有时间翻一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虽然他尊重自然科学，知道洪堡一辈子研究的都是这些东西。米勒像一切语文学者一样，如果不知道中世纪或古代的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便会羞得无地自容，然而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例如，他对物理、化学等等一无所知。米勒作为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却不懂得钢琴的指法，不会唱歌，作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者，却从来不会拿起铅笔描图，也从不留心柏林的绘画和雕塑；他的事业是从在《斯佩尔日报》上写深奥的文章，谈论天才的、但始终不出名的演员开始的，他也是个热心的戏剧爱好者。然而戏剧并未妨碍他爱好其他一切娱乐，从动物园里衰老的狮子，用爪子洗脸的白熊，变戏法，到全景图，敞景图，马戏团，双头人，蜡像，驯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欢看。

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跃的懒汉，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无所事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筋疲力尽，满头大汗，满身灰尘，没精打采，气喘吁吁地走进了屋子，朝沙发上一躺——你以为他这是回到了自己屋里吗？根本不是，他是走进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学沙龙，在那儿开怀畅饮……他的酒量大得惊人，不断敲打壶盖，堂倌不用问，便知道又得给他添酒了。这里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员，不写文章的文学家，他便在这些人中间高谈阔论，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什么考尔巴赫71 和科内利乌斯72 画得怎么样，拉博切塔73 （！）今晚在王家歌剧院唱得怎么样，以及思想怎么扼杀了诗歌，破坏了绘画，减少了它们的直感性等等，然后他突然一跃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点他还得去找帕萨拉尼埃74 ，一起上埃及博物馆参观新发现的木乃伊——这必须八时到达，因为九点多钟一个朋友答应带他去参观英国公使的马厩，看看英国人怎么饲养马。蓦地想起这些以后，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声歉，喝干了杯中的酒走了；临走，不是忘了眼镜，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烟匣。他跑进斯普里河那边的一条小街，登上四层楼，匆匆睡了一觉，又赶紧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萨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个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烦。

他的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因为他把钱都花在喝酒和看赛马上了，只得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对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饮食一直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然而当命运向他露出笑脸，那不幸的向往可以变为现实时，他能庄严地证明，他不仅对质量怀有敬意，也同样重视数量。

尽管命运对德国人并不宽厚，尤其在语文学领域，但米勒还是幸运的。他偶然落进了俄国的流动社会75 ，那里的人大多年轻而富有教养，于是他如鱼得水，可以在那儿大吃大喝。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自在的诗意阶段，那享乐的年代！人不断变换，筵席却继续不断，不变的只有米勒一人。从1840年起，谁没有在他的带领下游览过博物馆，谁没有听他介绍过考尔巴赫，谁没有跟他一起参观过高等学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黄金时期，俄国人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到柏林参观访问，在这片哲学的土地上，这片黑格尔踩踏过的土地上流连忘返，与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馅饼，一起怀念黑格尔和他的学生们。

不论哪一位德国人的世界观，恐怕都经不起这类事件的冲击。德国人不能单靠对立统一法则，把黑格尔研究，哪怕是根据马海内克、巴德尔、韦尔德、沙莱尔、罗森克兰茨76 ，以及一切早已销声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册子进行的研究，与斯持拉斯堡馅饼和香槟酒统一在一起。对他们说来还是这样：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馅饼，就得当银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当普鲁士军官。

米勒很满意，他找到了科学和生活结合的巧妙途径，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天可以安静。一个俄国家庭坐上驿车（后来是火车）前往巴黎时，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给了另一个刚从肯尼斯堡或什切青来的俄国家庭。送走了一家，他又赶紧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后接着便是新朋友见面的甜酒。但是哲学炼狱的导游人维吉尔，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领进柏林生活，同时打开了纯粹思维和德国酒会的大门。我们那些心地纯洁的同胞，丢下了旅馆里整洁的房间和精美的饮食，怀着仰慕之心与米勒一起走进了乌烟瘴气的小酒店。他们全都陶醉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生活中，德国烟草的恶劣气味对他们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过这种乐趣，仿佛我的社会价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里遇到奥尔巴赫77 ，他在那里用漫画风格朗诵席勒的《人质》，讲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国将军在杜塞尔多夫为宫廷购买几幅名画，将军对画的大小不满，认为画家想糊弄他，少给了尺寸，于是说道：“很好，但是太小。皇上喜欢大些的画，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聪明，但是皇上还年轻”等等。除了奥尔巴赫，那儿还有两三个柏林的（这地名对40年代的俄国人多么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军装式礼服，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演员，对当代的舞台艺术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得不到赏识的天才。这位怀才不遇的塔尔马78 只得每晚在这里大唱“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唱到切赫对普鲁士国王的枪击79 ，便压低了一点嗓音：

镇长切赫的失败，

叫人永远无法忍受，

他的子弹只打穿了

一国主母的上衣里子。

这就是自由欧洲的声音！……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战神！我不禁为来自特维尔林荫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们感到可怜。

为什么这种无知、惊讶和崇拜的心情，这些充满北国清新气息的感情，原封未动地消失了呢？……但这一切都是视觉上的骗局，那么何必惋惜呢……难道我们走进剧场，不也是为了寻求这类幻觉吗？只是在这里，我们是与欺骗者在一起活动，在戏剧里即使有欺骗，但却没有欺骗者。事后每人发现了自己的错觉……只得一笑置之，有些不好意思，于是骗自己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不过那毕竟是一些快乐的时刻。

为什么要一下子把什么都说穿呢？我还是多么希望回到从前的布景中间，从表面上欣赏一切……“露伊斯……骗我吧，不要说真话吧，露伊斯！”80

但是露伊斯（还有米勒）不想理睬老人，噘起嘴唇道：“啊，看在老天分上，别说傻话啦，走自己的路吧！”于是你只得在鹅卵石的大街上漫步，在尘土、喧闹和忙乱中，在不必要的、没有欢乐、没有希望的聚会中消磨光阴，既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惊奇，只是匆匆忙忙奔向出口——为什么？因为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

回头再谈米勒，我得说，他也不是像蝴蝶那么生活，在王冠花园和菩提树下大街飞来飞去。不，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英雄的乐章，他曾在监狱中蹲过整整五年，但从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如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个哲学政府81 也不知道一样；这时先后传出了汉巴赫节日82 的回声，大学生的慷慨演讲，团结友爱的祝酒词，年轻人无拘无束的言论和对道德同盟83 的回忆。大概，米勒也有什么可回忆的，因此才被关进监狱。当然，在整个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以及莱茵河各州，对政府说来，没有一个人比米勒更少危险性。米勒生来就是旁观者，婚礼中的傧相和客人。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米勒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冒着枪弹和被捕的危险，只是想看看热闹，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革命失败后，国王、神父和哲学家慈父般的统治加强了，于是米勒又回到了斯坦利酒家和帕萨拉尼埃身边，开始感到寂寞，这大约有半年之久。不过他的运气不坏，随时都会出现救星。波利娜·维娅朵-加西亚84 邀请他前往巴黎。她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赢得了盛誉，到处受到爱戴，几乎有权称自己为俄国人，因而到了柏林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得到米勒作她的导游人。

维娅朵请他前去做客。在聪明、时髦而有教养的维娅朵家做客，这便使他一下子跨过了那条把一切旅游者与巴黎和伦敦的社交界隔开，把每个没有特殊头衔的德国人与法国人隔开的鸿沟。进入她的家庭，也就是进入了艺术家、马拉斯特式自由派人士、文学家，以及乔治·桑等等人物的圈子。谁不羡慕米勒和他在巴黎的一举成名呢。

他到达后的第二天跑来找我，显得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还没讲两句话便喝完了一瓶酒，打碎了一只杯子，拿了我的望远镜上剧院去了。在戏院里，他把望远镜丢了，在各种警察机关转悠了一夜，然后带着歉意来找我。我宽恕了他丢失望远镜的事，因为不管怎样，他在巴黎的幸福的第一个月给了我不少乐趣。直到这时，他才表现了广泛的才能，他对世上的一切：图画，宫廷，声音，景色，动乱，菜肴，饮料，无不怀有不知膺足的爱好。他吃东西狼吞虎咽，吃了三客牡蛎，还得吃三客，然后又吃龙虾，再加几道菜，喝了一瓶香槟，还会津津有味喝一大杯啤酒；他刚跑下旺多姆纪念柱的楼梯，又走上了先贤祠的穹顶；不论在哪里，他都会拉开洪亮的嗓门啧啧赞叹，表现了德国乡巴佬天真的个性。黄昏时分，他跑到我家，喝了一加仑啤酒，随便吃了些菜，天黑之后已坐在一家戏院的顶层楼座里，一边从喉头发出哈哈大笑，一边让汗水淌了一脸。

米勒在巴黎还没玩够，已变得惹人讨厌，叫人受不了了，于是乔治·桑把他带到了诺昂。对于高雅的维娅朵，时间一长，米勒便成了累赘；在她的客厅中，他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转眼之间就把一篮子特制的精美糕点吃个精光，这本来是款待十来个客人的茶点，结果等维娅朵吩咐送上茶点时，篮子里只剩了一些碎屑，还有一些则挂在米勒的胡子上。85

维娅朵把他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在巴黎待腻了，要回农庄过几天清闲日子……在米勒身上她创造了奇迹：使他变得清洁了，整齐了，生活有规律了，淡黄胡子上半部的深黄烟草颜色也消失了，一些德国酒店的歌在他嘴上变成了法国歌，如“潘朵拉回答军官先生道”之类。在诺昂，米勒还用上了双框夹鼻眼镜，变得年轻了。当他休假来巴黎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为什么他不在诺昂河中洗澡时淹死？为什么不在哪儿给火车轧死呢？那么他就可以不知道忧愁，在古物陈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乐之间，逍遥自在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后，我离开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壮举，我已在别处谈过。1850年我回到巴黎，没有见到米勒，他在乔治·桑那里；不久我便被赶出了法国。两年以后，我在伦敦，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位先生举起夹鼻眼镜，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纳尔逊雕像，看过前面以后，又看它的右面。

“啊，这是他？好像是他。”

这时那位先生已在端详海军上将的背影。

“米勒！”我大声喊他；他没有马上理会：一个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过不一会儿他便大喊一声“我的天！”扑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伦敦居住，幸运之星变得暗淡了。不过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他正好也跑到了伦敦。一个浪荡子，只要身边有钱，不可能不上伦敦逛逛，否则便留下了一个空白点，难免遗憾终身，但是他即使有钱在伦敦也住不下去——没有钱更是连想都别想。

在伦敦必须货真价实地工作，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奔走，像机器一样正常地运转。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天，他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两个人争夺，如果他病了，那些给他工作做的人就会认为他死了，而那些该向他要钱的人却认为他还身强力壮。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当柏林的维吉尔，离开了维娅朵的沙龙，走出了乔治·桑的舒适农庄，还能上哪儿！你再也吃不到诺昂的鲜羊肉和阉母鸡了，再也享受不到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国式早餐，从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国式晚餐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俄国人了——在伦敦的俄国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无路，哪有工夫照顾米勒。对，顺便说一句：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在没钱买室内取暖的燃料时，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这里有的只是雾和烟，永恒的工作，争夺工作的战斗！

过了三年，米勒显著衰老了，一条条皱纹越来越深——他落魄了，教课没有生意（尽管从德国人的标准看，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为什么他不回德国？这很难说，但是就德国人而言，尤其是米勒这种疯狂的爱国者，只要在德国以外住过几年，便会对祖国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与怀恋祖国正好相反。在伦敦他总是入不敷出。将近十年的谢肉节的狂欢生活就此结束，严峻的大斋期开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荡子弄得无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张罗生活费用；他东奔西走借些小钱，显得那么可怜，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然而他还在写他的《厄利克》，还在幻想，一旦出书便可名利双收……但是《厄利克》还是难产，迟迟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种：星期日搭廉价火车旅行。他花极少的钱坐极长的路，可惜什么也没看到。

“我上怀特岛，买的来回票（记得是四先令），明天一早就可返回伦敦。”

“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

“是的，然而这只要四先令呢……”

可怜的米勒，可怜的浪荡子！

不过，让他去怀特岛吧，哪怕什么也看不到，只要也看不到未来就好：在他的占星图上已没有一点光明，一个机会。这个可怜虫，他将凄凉寂寞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伦敦的大雾中。

1  这一章在赫尔岑生前没有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赫尔岑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对马克思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赫尔岑与马克思不认识，但由于思想上的距离，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巴枯宁和卡尔·福格特等人的影响，赫尔岑一直对马克思抱着很深的成见，不理解马克思的活动，并对他作了多次攻击，马克思也一再还击，这一切使两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他们的矛盾，根据后人的研究，大多只是出于误解，因此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章。

2  原文为德文，这本来是德国一些大学生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1849至1850年流亡在日内瓦时的一个小团体，这些人放浪不羁，酗酒闹事，自以为这便是与社会对抗的革命行动。1859年，卡尔·福格特在《我对〈总汇报〉的控告》中，竟用“硫磺帮”来称呼马克思等人，诬蔑他们是流亡者中的“诈骗集团”。这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马克思于1860年发表了《福格特先生》一文给予还击。赫尔岑当时与福格特站在一边，这里的所谓“硫磺帮”也就是指马克思等人。

3  舒尔茨（1829—1906），德国革命者。1848年因参加巴登起义被捕，后越狱逃脱，1852年到美国定居，入美国籍，成为政界的重要人物。

4  德国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5  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9世纪德国革命诗歌的代表者，与马克思一起编过《新莱茵报》。1851年起流亡在英国。

6  即《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1838至1841年在哈雷出版，1841年后改名为《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

7  波兰革命者，他于1849年曾应邀在德国西南部指挥革命军队。

8  德国革命家。

9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这里指奥·维利希，据说他与一位男爵夫人有过暧昧关系。这个男爵夫人同情民主运动，曾协助金克尔越狱潜逃；德国革命失败后，她也流亡至英国。

10  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和朱诺。

11  在德国发起新天主教运动的神父。

12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13  勃鲁姆（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在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中直接参加了街垒的战斗，后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4  指1848年4月的第一次巴登起义和3月的维也纳起义。赫尔岑是故意模仿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口气讽刺他们。

15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过客和猎狗》，一群猎狗跟在过客后面汪汪直叫，过客不去理睬它们，它们叫了一阵便不叫了。

16  这都是1848至1849年在德国发生起义的地方，赫尔岑这些话也都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

17  施泰因（1757—1831），19世纪普鲁士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参加过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他又是历史学家，退休后致力于历史研究。

18  金克尔家的一个女友。

19  海涅于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

20  不过我写了这几行，感到很遗憾。过了不久，这个可怜的女人便从四层楼的窗口跳到院子的石板地上死了：嫉妒和心理失常使她走上了可怕的自杀道路。——作者注

21  这前面的原稿缺了几页。

22  应是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以研究基督教史闻名，曾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1848年后成为保守派。（埃德加·鲍威尔是他的弟弟，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与赫尔岑讲的事无关。）

23  应是《俄国与日耳曼世界》，1853年出版，在这书中，布鲁诺·鲍威尔出于对欧洲文明的失望，主张依靠沙皇俄国的“原始力量”革新欧洲。这观点也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

24  关于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谣言是俄国大使馆散布的，在巴黎曾流传很广。马克思的《新莱茵报》驻巴黎记者艾韦贝克在通信中报道了这事，《新莱茵报》便登载了这消息。但是在收到巴枯宁的抗议和乔治·桑的声明信以后，马克思马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这些抗议和声明，并表示了歉意。这是1848年7月的事。8月底马克思与巴枯宁在柏林重又会面时，已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友谊。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只是误解，而且早已过去，赫尔岑在这里未免夸大了它的意义。

25  巴枯宁是在19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而被捕的，因此是在一年之后，与这里谈的事并非同时。

26  虽然他们干的事常常令人发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讲一件事，这是路易·勃朗遇到的。《泰晤士报》载文道，路易·勃朗从前在临时政府任职时，把“法国国库的一百五十万法郎”用于在工人中间组织自己的政党。路易·勃朗写信给编辑部，它登载的关于他的报道是不确实的，他说，哪怕他想做，他也无法盗取或使用一百五十万法郎，因为在他主持卢森堡委员会期间，他有权动用的钱不超过三万法郎。《泰晤士报》没有登出他的信。路易·勃朗便亲自前往编辑部，要求会见总编辑。他们回答道，根本没有总编辑，《泰晤士报》是由编辑委员会编的。路易·勃朗要求会见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回答他，没有具体的负责人。
“那么我究竟该找谁，我的信涉及我的名声问题，它没有见报，这该由谁负责？”
“这里与法国的情形不同，”《泰晤士报》的一个官员对他说，“我们没有负责的总编辑，按照法律，我们也不必非登载来信不可。”
“绝对没有负责的编辑吗？”路易·勃朗问。
“没有。”
“非常非常遗憾，”路易·勃朗露出讥笑说道，“你们没有总编辑，否则我非狠狠打他一记耳光不可。再见，先生们。”
“再见，先生，再见。上帝保佑您！”《泰晤士报》的官员一再说，尊敬地、安详地推开了门。——作者注

27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参加德累斯顿起义后被捕，接着被引渡到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

28  厄克特（1805—1877），英国外交家和政论家，积极鼓吹亲土耳其的观点，反对俄国。

29  见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五歌。

30  歌利亚是《圣经》中非利士的巨人，以色列王大卫用弹石器打死了他，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31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国务活动家。1854至1856年的西班牙首相。

32  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对英国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

33  伦敦的一份古老报纸，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商业利益，原由伦敦饮食业公会创办，因此主要靠伦敦各大饭店和旅馆支持。

34  其实马克思与《广告晨报》并无特殊关系，相反，认为它只是一份商业报纸，还多次对它的政治面貌提出过批评。马克思认识厄克特也是在这事以后几个月，即1854年2月。不仅如此，当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厄克特时，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恩格斯也称厄克特为“发疯的议员”。但是厄克特分子控制的一些报纸转载过马克思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这可能使赫尔岑产生了错觉，认为马克思和厄克特，以及《广告晨报》有联系。

35  1853年8月2日《广告晨报》上登出了署名“弗·马”的信，这人在信中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赫尔岑怀疑这人便是马克思，其实这人虽然也姓马克思（弗兰西斯·马克思），却是英国的一个地主和反动政论家。

36  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此这里说不得不与他一起签名。

37  那份联合抗议书是戈洛温起草的，它提到了1848年对巴枯宁的诽谤。接着，阿诺尔德·卢格出于对马克思的仇恨，在给《广告晨报》编辑部的信中也提到了1848年的事，并且说，尽管《新莱茵报》的发行人“马克思博士”知道这是假的，也照登不误。这样，就把《广告晨报》的事硬与1848年的事扯在一起了，因此马克思进行了反驳，详细说明了1848年的情况，戈洛温又作了答复，论争延续了一两个月。最后，《广告晨报》承认对巴枯宁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事情才结束。

38  即《法意书简》中的意大利部分，它像《来自彼岸》一样，最初都是于1850年以德文本在汉堡出版的，出版者即下面提到的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

39  这是一个叫科拉切克的人在《俄国革命思想史》法文本再版时，在美国一张报纸上写的。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本书的德文译文曾全文刊登在《德意志年鉴》上，而年鉴的发行人……就是那同一个科拉切克。——作者注
科拉切克（1821—？），德国政论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成员，1848年起在斯图加特发行《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3年去美国。赫尔岑有些文章曾登载在他的这本月刊上（不是登在《德意志年鉴》上）。

40  英国实证主义理论家刘易斯创办的周刊。

41  宴会上没有一个德国人，使我想起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是1851年在尼斯去世的，她儿子的朋友们邀请各国的流亡者去为死者执绋，其中也邀请了我。我们在过道中聚集时，看到被邀请者中有两个罗马人（其中一人是奥尔西尼），两个伦巴第人，两个那不勒斯人，两个法国人，霍耶茨基是波兰人，我是俄国人。霍耶茨基说：“先生们，请注意，整个欧洲都有代表在这儿了，缺少的只是一个德国人！”——作者注

42  皮尔斯（1804—1869），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在国内采取与南方和解的方针，支持奴隶制度和《逃亡奴隶法》（可以捉拿逃亡奴隶并判刑的法律，南北战争中废除）。

43  索雷（1800—1870），法国人，后移居美国，1858年起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44  罗伯特·保尔·欧文（1801—1877），1825年随父赴美，后定居该国，宣传其父的思想，1853年任驻两西西里王国公使。

45  杜尔戈是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于1854年1月与索雷决斗受伤，这在当时外交界是一件大事。

46  普尔斯基（1814—1897），匈牙利作家。

47  布坎南（1791—1868），美国政治活动家，曾任驻俄公使、驻英大使，1857年继皮尔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第十五届总统。

48  方圆转化是研究怎样使圆变成方，“永动”是中世纪幻想的“永动机”，这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49  马塞纳（1758—1817），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主要将领，1799年曾与俄军元帅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北部对阵，不分胜负。这里是写两人在谈判时争名次。

50  那时我还不会讲英语。布坎南又不太懂法语。我的话是沃尔采尔翻译给他听的。——作者注

51  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63），古代黑海地区本都王国的国王。据说他为了防备别人下毒，从年轻时起就每天服用微量毒剂，使肠胃能抵制毒药，以致最后兵败，服毒自杀时，毒药竟然无效，只得请卫士将他杀死。

52  琼斯（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1845年参加宪章运动，成为左派领导人，并与马克思建立了亲密友谊，后来由于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站在一起，马克思与他断绝了关系。

53  纪念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大会，于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会堂举行。

54  戈洛温在1855年2月13日的《广告晨报》上提出，赫尔岑不能代表俄国在大会上发言。至于马克思，琼斯在发起成立国际委员会的时候，就邀请马克思参加，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让给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后来在琼斯的敦请下，马克思参加了一次会议，但提出了赫尔岑的问题，认为赫尔岑是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对国际运动是有害的，此后马克思没再参加委员会的活动。在圣马丁会堂的大会上，赫尔岑的发言虽然表现了对沙皇俄国的革命立场，但也表现了一定的俄国民粹主义观点。

55  即科尔德罗依提到的那些信，赫尔岑在这些信中表现了俄国民粹主义观点，正因为这样，才得到了科尔德罗依的重视。

56  《往事与随想》的这个英译本于1855年10月由伦敦的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广告晨报》为书名和“流放”问题对赫尔岑展开了攻击。赫尔岑把这件事也算到了马克思的账上。

57  指1859年4月开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由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主要目的是驱逐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侵略势力。

58  即《奥格斯堡总汇报》，它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赫尔岑在第五卷第三十六章提到它时，也称它是“黑色的和黄色的”，黑色是指它的反动性，黄色是指它没有原则。

59  匈牙利革命者。当时匈牙利人为了反抗奥地利统治，对拿破仑三世抱有一定的幻想，甚至希望争取拿破仑的帮助，因此关于这些匈牙利人“已被拿破仑收买”的谣言，在伦敦的流亡者中是很流行的。

60  这篇文章并非马克思所写，它是一个匿名作者根据布林德提供的教材写成，也可能是布林德自己写的，本来投给宪章派的《人民报》，后来由李卜克内西把它转寄给《总汇报》。但是马克思确实早已根据福格特的言论，断定福格特与拿破仑三世有关系，至少是在推行拿破仑的政策，因此在1860年写了《福格特先生》一文，予以揭露。后来发现的一些材料也证明马克思是对的，但当时赫尔岑完全站在福格特一边，并为他辩护。

61  《海尔曼》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右翼在伦敦出版的机关刊物，主编金克尔曾受到马克思的多次批评，马克思与这刊物毫无关系，赫尔岑这里的话都是猜测之词。

62  乌尔班是奥地利驻意大利侵略军的统帅，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与加里波第对阵。滂陀尔是乌尔班手下的一支雇佣兵，大多由匈牙利等族人组成，以残酷闻名。

63  这是185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两次重要战役，两地都在意大利北部，6月4日奥军十二万人在马真塔被击败，向东撤退，6月24日与撒丁王国和法国的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遭遇，又大败，这两次战役为意大利走向民族独立奠定了基础。

64  由意大利北部曼图亚、佩斯基耶拉、莱尼亚戈和维罗纳等四个城市构成的军事防区，它是从奥地利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地，也是奥地利为了保证对整个伦巴第地区的统治而建立的主要防区。

65  指1813年德国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

66  布赫尔（1817—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属激进派。

6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诨号。

68  罗德贝尔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

69  德国流亡者，起初流亡在巴黎，现在到了伦敦。

70  在德国北部，当时为一独立公国，既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奥地利。

71  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72  科内利乌斯（1783—1867），德国画家。

73  当时的一个歌唱家。

74  米勒的朋友。

75  指在西欧旅游的俄国人。

76  都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巴德尔（1765—1841）不仅是德国的哲学家，也是反动的神学家。

77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小说家。

78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

79  1844年在普鲁士发生了一个名叫切赫的人行刺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事，切赫打了两枪，都未命中。

80  引自席勒的剧本《阴谋和爱情》第五幕第二场斐迪南的台词。

81  当时普鲁士政府以提倡科学艺术自诩，因此赫尔岑这么讽刺它。

82  1832年5月在巴伐利亚的汉巴赫城发生了大规模示威集会，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次运动被称为“汉巴赫节日”，它是全德国对法国七月革命作出的最早反应之一。

83  1807年在德国成立的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团体，以提倡道德为名，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809年遭到拿破仑的镇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自动解散。

84  维娅朵-加西亚（1821—1910），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1843年在彼得堡演出，红极一时，成为屠格涅夫的朋友。

85  屠格涅夫说，米勒坐下吃小吃时，先要像经验丰富的将军一样扫视一下战场，如果发现哪儿有薄弱的环节，没人吃酒或肉，他马上会发起攻势，把那一份也据为己有。——作者注

第八章

这个片断应紧接在《山峰》中描写的那些流亡者之后——从他们永不褪色的鲜红岩石下降到最底层的沼泽和“硫磺帮”。我希望读者不要忘记，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与他们一起深入海底，专门考察它那淤泥的底层，这是在2月的暴风雨后形成的，它是怎样，我们就怎样描写。

这儿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已改变和消失了，50年代的政治渣滓像一层新的沙土和新的污泥覆盖了它们。这扰攘不安、互相倾轧的底层世界衰退、沉寂和死亡了；它逐渐沉淀和静止，变成了一层固定的土壤。残余的人物已极其罕见，我毋宁说还很喜欢见到他们。

这类人中间有些是伤心的畸形产物，他们既可悲又可笑，我现在要写的也正是这些人，但他们都是从真实的人描绘下来的，不应该让他们无影无踪地消失。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

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写于1856—1857年）

……谈过“硫磺帮”（这是德国人自己给马克思一伙人取的诨号）以后，继续谈底层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两者距离不远；这些污泥是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和动乱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伦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像间歇性热病一样败坏了欧洲的机体，它们的每次涨潮和退潮，都从大陆挟带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丢在英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冲上海岸，一层层堆积在伦敦的沼泽和洼地中。他们的精神结构在不断的结合和再组合中，形成了各种类型，具有各种混乱的观念和思想，各种抗议和乌托邦幻想，各种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莱斯特广场的每一条小街，每一家酒楼和饭店，每一条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们。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那儿“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人，他们戴的帽子已经旧得谁也不会再戴，他们的脸上连不该长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这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居民蛰伏在这儿，他们使欧洲一切强大的国王提心吊胆，唯独英国女王不怕他们。”是的，那些来自异乡客地的人们确实坐在那儿的饭店和酒馆里，面前放着掺冷水的、掺热水的、或者完全不掺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里的苦啤酒，嘴里讲着更苦的话，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已无力参加的革命，指望着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亲族的接济。

在他们中间，什么怪物、什么奇人我没有见过啊！在这些酒店里，这儿坐着一个老派共产主义者，他在博爱的名义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儿坐着一个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爱国的名义下，出于对他既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诚2 ，开枪打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这儿坐着一个匈牙利人，正在大谈他怎样率领五个匈牙利革命军战士打退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为了使自己更富于军人气概，他把军装纽扣从脖子起全都扣得紧紧的，尽管这件军装的大小说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儿又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为了解决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问题，只得教音乐，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学和艺术；这儿坐着一个无神论世界主义者，他可能属于库尔-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尔民族，但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里都是劣等民族；那儿又坐着一个忠于天主教和独立运动、保持古老传统的波兰人，可是他的旁边却是一个把独立运动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这儿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发商或公证人，他们与祖国不告而别只是为了躲避债权人或委托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产者，他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偿还一切债务，恢复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边的人却相信，不用多久，红色政权就会由“玛丽安娜”3 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边的人又深信，奥尔良王族已在克莱蒙4 整装待发，公主们都定制了漂亮的礼服，准备凯旋返回巴黎，参加庄严的入城仪式了。

在保守派中还有一种“犯了罪，但由于审判时缺席，未能最终判刑”的被告，只是他们比富于热烈想象的破产人和公证人激进一些，因为这些人在祖国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现在便千方百计要把这些普通的不幸说成是政治的不幸。这种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说明。

我有个朋友为了开玩笑去找婚姻介绍人。介绍人向他要了十个法郎，便开始询问，他要什么样的新娘，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的，多少陪嫁等等。圆滑的小老头把这一切记了下来，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后询问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贵族，便大为高兴，然后又再三表示歉意，并声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职业守则，问道：

“您有过什么不幸吗？”

“我是波兰人，现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没有祖国，没有权利，没有财产。”

“最后一点是不利的，但是请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亲爱的祖国的？”

“由于最近的一次起义。”（这是在1848年。）

“这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这不如说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但是请问，您能担保您没有其他的不幸吗？”

“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哦，不，不是这些……”

“那么您所谓其他的不幸是指什么呢？”

“例如，如果您离开亲爱的祖国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有时由于年轻，不谨慎，学坏样，大都市的引诱，反正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轻率地开了一张期票，胡乱花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借据上签字等等……”

“我明白了，明白了，”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向您担保没有这种事，我从未为了盗窃或者伪造文件受过审问。”

……1855年，一个法国流亡者走访他的难友，要求大家帮助他出版一部类似巴尔扎克的《魔鬼喜剧》5 的长篇巨著，其中既有诗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缀字法和独创一格的句法。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罗伯斯庇尔，比若元帅6 ，还有上帝本人。

他带着这个请求，还走访了舍尔歇7 ，全世界最正直、最固执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吗？”那位黑奴保卫者问。

“从1847年到现在。”

“从1847年到现在？那时您已来到这儿？”

“我是从布雷斯特来的，当时正服苦役呢。”

“这是什么事件？我完全不记得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非常有名呢。当然，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舍尔歇问，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是发动了一次对私有制度的抗议，是我自己发动的。”

“因此您……您被关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只因为撬锁偷窃，便按破门盗窃罪给判了七年苦役！”

舍尔歇像贞洁的苏珊娜赶走不知自重的老头子一样8 ，用严厉的声音请这个自发的抗议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 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 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 ，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顺便谈谈音乐会；在德国人中，乐师一般说是比较轻松的，伦敦市区和郊区每天需要的乐师数量相当大。除了剧场、私人音乐课和小市民的简陋舞会，大型音乐演奏也到处都有：阿盖尔音乐厅，克莱莫恩娱乐场，卡西诺俱乐部，歌舞咖啡厅，歌女穿紧身衣的歌舞厅，女王剧场，考文特花园，厄克塞特音乐厅，水晶宫12 ——总之，上自圣詹姆斯宫，下至每条大街的拐角，都是乐师的用武之地，它们足足可以养活两三个德国小公国的居民。这些人白天幻想未来的音乐，幻想罗西尼怎样匍匐在瓦格纳面前13 ，不用乐器在家里默诵和研读《汤豪舍》14 的乐谱，晚上便跟着退伍的军队鼓手长和手执象牙棒的小丑角，接连演奏四个小时《马利安》波尔卡舞曲或《花与蝴蝶》雷多瓦舞曲15 ，这样，一个穷苦的德国佬一个晚上可以挣两个到四个半先令，然后在黑夜中冒雨跑进德国人集中的小酒店，与我从前的朋友克劳特和米勒一起喝酒——这个克劳特六年来一直在塑造一个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样；至于米勒，他还是在写他那部写了二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的悲剧《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给我念过，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没有与他争吵，也许现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与他是为了乌尔班将军发生争执的，但关于这事我已在别处讲过了……

德国人想赢得英国人的欢心，但不论他们怎么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国人在老家屋里到处吸烟，吸了一辈子，吃饭要吸烟，喝茶要吸烟，睡觉和工作时也要吸烟，可是到了伦敦，他们再不在自己熏黑的、弥漫着煤烟味的起居室内吸烟，也不让客人吸烟。有的德国人在自己的祖国，一辈子都上酒店喝酒，在那儿跟老朋友一起吸烟斗，可是在伦敦，走过酒店时连瞧也不瞧一眼，要喝酒，便打发使女拿了杯子或牛奶壶把啤酒买回家中喝。

有一次，我当着一个德国侨民的面给一位英国夫人发信。

“您怎么啦？”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蝎子呢。

他说：“在英国，信总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况您这信是寄给一位夫人的，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刚到伦敦不久，去找过一个熟悉的德国医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张条子，大致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到了伦敦，很想见见您，希拨冗于晚上驾临某某酒店，以便像从前那样饮酒谈心，一叙契阔。”医生没有来，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内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应邀前来，目前俗务繁多，实无法抽身也。但日内当专诚到府上拜谒……”

“怎么，请这个医生看病的人不少吗？”我问一个德国的解放者，也就是那个蒙他不弃，告诉我英国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儿的话，他在伦敦生意不好，生活相当困难呢。”

“那么他在干什么？”我把便条拿给他看。

他笑了笑，然后向我指出，我不该把便条不加信封留在医生桌上，因为便条上写着要与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为什么要上这家酒店？那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遗憾了，”我说，“知识总是来得太晚，现在我知道应该约医生上哪儿了，但我大概不会再约他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我们那些盼望人民起义，盼望亲戚接济，盼望不劳而获的人。

要一个不劳动的人开始劳动，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尽管许多人以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锤子和凿子，人们就会去劳动。劳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丢开私心杂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层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报馆里的苦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在英国他们没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谋生，别的他们又干不来，而且认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竖起耳朵在听，警钟有没有敲响；这样过了十年，十五年，警钟还是没有敲响。

他们生活在绝望和苦恼中，没有衣服，没有明天的保障，家庭人口却在增加，他们只得闭上眼睛，怀着侥幸心理投机取巧。但是他们的打算往往落空，投机也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打的都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投机也不是靠资本，只是靠想入非非，胡乱猜测，肚里又满腹怨恨，无法应付最简单的问题，又缺乏坚持不懈的毅力，不能忍受开头充满荆棘的几步。如果失败，他们便用缺少资金安慰自己：“要是再有一两百镑，成功便易如反掌！”确实，资金不足是个不利条件，但这是劳动者的普遍命运。他们的打算简直无奇不有——有的想合股做生意，从勒阿弗尔贩运鸡蛋，有的想发明印制商标用的特种墨水，有的要制造一种可以使最难喝的伏特加变成可口饮料的香精。但是在为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寻找伙伴和资金的同时，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不怕东北风，也不怕英格兰女儿们看到了羞涩得无地自容。

为此采取了两种应急措施：一种非常枯燥，也无利可图，另一种同样无利可图，但非常有趣。安静而坐得定的人便去教书，尽管他们以前从未教过书，甚至可能从未读过书。竞争大大降低了价钱。

这里有一则广告可作例子，它是一位七十高龄的老翁登在报上的，我猜想，这人应该是独立的抗议者，不是集体的抗议者。

征聘：某某先生擅长法语，采取全新易懂的速成教学方法，效果显著，曾教授英国议员及各种上流人士学法语，执有可靠证件，并能用熟练之英语翻译及讲解此一通用之大陆语言。学费低廉：每周三课收费六先令。

教英国人并不是特别愉快的工作，因为只要你拿了英国人的钱，他便不会对你客气。

我的一个老朋友收到了一个英国人的信，请他教他的女儿学法语。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登门洽谈。父亲在午睡，女儿接待了他，对他相当恭敬，随后老人出来了，把博凯16 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道：“您是法语教师吗？”博凯回说是。“您不是我想要的人。”说完，这头不列颠蠢驴便仰起头来不理睬他了。

“您为什么不揍他一拳？”我问博凯。

“真的，我也想这么干，但那头水牛走后，女儿默默噙着眼泪，请我原谅。”

另一个措施比较简单，也不这么枯燥，那就是采取种种手法，间歇性地向你推销商品，不论你要不要，硬把各种东西塞给你。法国人大多是推销葡萄酒和伏特加。一个律师向熟人和同志们兜售白兰地，这是他用特殊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弄到的，这些关系在法国目前的状况下不宜也不应公开，何况这中间涉及一位船长，损害这位船长的名誉更是社会所不允许。白兰地并不好，价钱却比店里卖的还贵六便士。律师善于用夸张的语言进行“劝导”，百般引诱：用两只手指捏住高脚酒杯的底，在空中慢慢旋转，让酒泼出几滴，然后用鼻子嗅它的味道，每嗅一次便表示它异香扑鼻，因此啧啧赞赏。

还有一个流亡者曾在外省大学当过语文教授，他也干起了酒类买卖。他的酒直接来自勃艮地的科尔多，是他从前的学生提供的特制精选名酒。

他写信给我道：“公民：您不妨问一下您博爱的良心，它一定会告诉您，您应该把向您供应法国名酒的优先权给予我。这么做，您的心就会同时享受到味觉和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酒不仅味道醇厚，价格低廉，而且可以使您在思想上得到满足，让您意识到，您买了它，同时也减轻了一个为祖国和自由的事业而牺牲了一切的人的苦难。

“为此不揣冒昧，随信附上样品数瓶，并向您致以同志的问候！”

这些样品是半瓶装的，他亲手在瓶上标明了酒名，还说明了它们制作上的一些特点：“尚伯丁（采用最上等最罕见之葡萄酿制），科特-罗蒂（彗星级），帕马（1823年酿制！），纽茨（来自阿瓜多地窖！）……”17

过了两三星期，语文教授又送来了样品。一般说来，样品发出后过一两天他便会大驾光临，坐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把货全部收下，付清账款才走。由于他坚定不移，一再这么干，以致后来他一进屋，我便赶紧恭维几句他的一部分样品，付清了钱，把酒留下。

“那好，公民，我不再占据您宝贵的时间了。”他最后说。这样我又可以安静两个星期，暂时避免他那采用勃艮地酸葡萄、在彗星下酿制、从阿瓜多地窖取出的香味醇厚的科特-罗蒂等等的干扰了。

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干的是另一些行当。

一天我的头痛病又发作了，我躺在里士满的寓所中。弗朗索瓦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说有一位先生急于见我，他是匈牙利人，将军的随从（凡是匈牙利流亡者，没有工作、没有体面职业的，都自称是科苏特的随从）。我看了看名片，名片上写的官衔是大尉，但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你为什么放他进屋？我已经关照过你多少次了？”

“他今天已来了三次了。”

“哦，那就请他在客厅等我吧。”我出去时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还带了一瓶头痛药水。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某某大尉。我在俄国人那儿当过很久俘虏，那是在维拉戈什战役之后，在里迪格尔18 的部队里。俄国人待我们不错。我尤其受到格拉泽纳普将军的照顾，还有一位上校……哎哟，他叫什么来着……俄国人的姓名真难记……伊奇……伊奇……”

“算了，不必费心，我一个上校也不认识……您平安无事，我很高兴。请您坐下，好吗？”

“好，很好……我们每天跟俄国军官玩什托斯，本克19 ……这些人很有趣，他们也讨厌奥地利人。我甚至还记住了几个俄国字：‘格列巴’，‘歇维尔达克’——一种二十五苏的硬币。”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对不起，请原谅，男爵 ……我在里士满散步……天气不坏，只可惜忽然下雨了……我多次听老头子和山陀尔伯爵——山陀尔·泰莱基谈起过您，还有特雷莎·普尔斯卡娅伯爵夫人也谈起过您20 ……特雷莎伯爵夫人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没有说的，不同寻常。”沉默。

“是的，山陀尔……我们一起在革命军服役……我一定要给您看看……”于是他从椅子下抽出公事包，打开包，取出了缺少一条胳臂的拉格伦21 ，面貌丑陋的圣阿尔诺22 ，戴锥形帽子的奥默-帕夏23 等等的画像。“男爵，瞧，多么像。我自己到过土耳其和库塔依西，那是在1849年，”他又说，仿佛是为了证实那些画确实很像，尽管在1849年拉格伦和圣阿尔诺还没到过那儿，“您以前见过这些画像吗？”

“怎么没见过，”我答道，在头上搽了点镇痛药水，“这些画像到处挂着，在切普塞德，在河滨大道，在西区都能看到。”

“对，您说得不错，但所有的画我都有，而且都用上等纸印制。您在店铺里得付一个畿尼，但我可以便宜一些，只要十五个先令。”

“说真的，我很感谢，但是请问大尉，我要圣阿尔诺这些混蛋的画像干什么？”

“男爵，我对您说实话，我是军人，不是梅特涅的外交官。我失去了我在特梅什瓦尔附近的田庄，现在处境很困难，因此干起了推销艺术品的营生（另外，也推销雪茄，哈瓦那雪茄和土耳其烟草——只有俄国人和我们匈牙利人才懂得这行买卖！），它可以让我挣几个小钱，我便靠它糊口，正如席勒说的，用它购买‘流亡生活中苦涩的面包’。”

“大尉，请您老实告诉我，这些劳什子您一共要卖多少钱？”我问（尽管我怀疑席勒写过这种但丁式的诗句）。

“半克朗。”

“那么就这么结束我们的交易：我给您一个克朗，但请您不要强迫我购买这些画像。”

“说真的，男爵，我很惭愧，但我的境况……不过您都明白，您能体谅……我一向十分尊敬您……普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山陀尔伯爵……山陀尔·泰莱基……”

“请您原谅，大尉，我在头痛，不能久陪。”

“我们的总督（那就是科苏特），他老人家常常头痛。”匈牙利革命军人说，好像是为了鼓励和安慰我，然后赶紧收拾公事包，把拉格伦那伙人的非常像的画像，连同金币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一起，放进了包里。

这是提供便宜货的小商贩，另一种流亡者则十年来一直在大街上或广场上，拉住了留胡子的外国人，说他要上美国，还缺少两个先令路费，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红热死了，还缺少六个便士买棺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类流亡者，他们每天在给人写信，有时利用他认识你，有时又利用他不认识你，向你诉说各种困难的境况，以致他目前周转不灵，不过在遥远的将来，他还是可以拿到一笔财产的；这种信总是写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这样的信我手边还有不少，这里不妨抄录两三份，它们都是颇具特色的。

“伯爵阁下：我是奥地利中尉军官，但我是为马扎尔人的自由战斗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以致衣服破了也买不起新的。如蒙阁下能惠赠几条旧裤子，鄙人将不胜感激。

“又，明晨九时鄙人将在家恭候阁下的使者。”

这是天真的一种，另有一种语言简洁，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先生，鄙人为高卢人，乃为人民之自由事业被逐出祖国者。现衣食无着，如蒙先生鼎力协助，解我倒悬，将不胜感激，并在此先行致谢。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另一些信既不简洁，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算账手法：

“公民：承蒙您的照顾，去年2月寄给了我三镑（您也许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此款本拟早日奉还，怎奈国内汇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计日内即可收到大笔款子。如蒙不弃，愿恳请再行赐借两镑，以便来日凑成整数五镑一起奉璧。”

我宁可不要整数，以致三镑依然如故。然而这位爱好整数的先生却开始造谣说，我与俄国公使馆有某种联系。

另外还有些信谈的是事业，也有些信口气像演讲，这两类信译成俄文都会减色不少。

“亲爱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发明，它可以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光荣，也可以解决我的生计问题。但这发明始终未能加以应用，因为我无法筹集二百镑贷款，以致只得把这事业束之高阁，从事给孩子教课的卑微营生。每当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现在我面前时，命运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赶走（我逐字翻译），我追赶它，但不可违抗的命运比我更强，它一再扼杀我的希望，不过我决不灰心。现在我还在寻找实现我的计划的途径。我能成功吗？我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愿意让您的信任伴随着我的希望，迎着变幻莫测的命运的风浪前进……”接着他解释道，他已筹集八十镑，甚至八十五镑，其余的一百一十五镑，发明人想靠借贷解决，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他最后说：“今天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定，国家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的敌人得靠刺刀维持残局，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还有比这样的投资更有利的吗？”

我不愿出这一百一十五镑。于是发明者开始认为，我的行为不够光明正大，含有某种嫌疑，对我应多加防范。

最后，还有一封才气横溢的信：

“未来世界共和国的慷慨无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现再度写信给您，并写信给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干先令。在远离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 ，来到这不欢迎客人的自私而贪婪的岛国之后，我的窘境始终未得改善。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经常翻阅它们），有过深刻的论断：‘天才得不到金钱会像灯没有灯油一般熄灭’……”

不言而喻，我从未写过这类无耻的话，未来世界共和国的这位同胞也从未读过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还有口才卓越的人，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到处都是。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实际上只是在酒店里喝光了钱的外国工匠，或者在国内遭到了不幸的人。他们利用伦敦是个大城市，今天在这一带，明天在那一带，然后又回到“圣街”25 ，即摄政王大街和干草市场、莱斯特广场一带，到处招摇撞骗。

五年前，一个穿得相当整齐、显得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曾几次在黄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吗？”他给我看一个地点，那是离西区十多英里的一个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带。我当然像任何人一样向他说明了这地点。他忽然大惊失色。

“现在已是晚上九时，我还没吃饭……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又没钱坐公共马车……真没料到这么远。我不敢麻烦您，但如果您肯帮忙……我只要一个先令便够了。”

我又遇到他两次，最后他消失了；过了几个月，我很高兴，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只是胡子的式样变了，帽子也换了一顶。他热情地举起帽子，问我道：

“您想必懂得法语吧？”

“懂得，”我答道，“不仅懂得法语，还知道您要找一个地方，它离这儿很远，时间又晚了，您还没吃饭，又没钱坐公共马车，您只要一个先令……但这一次我只能给您六个便士，因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讲这一切的。”

“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无恶意，“您也许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要上美国了，请您再加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吧。”

我无法拒绝，只得又给了他六便士。

这类先生中也有俄国人，例如，从前在高加索当过军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为生，一边非常熟练地讲些决斗、逃亡的故事，一边顺手牵羊，凡世上的一切，如旧衣服和拖鞋，夏天的卫生衣，冬天的帆布裤，童装，妇女的杂物，他能捞就捞，以致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恼火。俄国人募集了一些钱，打发他去阿尔及尔参加外国兵团。他在军队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证件，又挨家挨户讲他那些决斗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种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现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厌。伦敦使馆的俄国教士为他募捐，想打发他去澳大利亚。他们给了他去墨尔本的介绍信，还把他托付给船长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费。斯特列穆霍夫来与我们告别，我们给他置办了充足的行装，我给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给了他衬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时哭哭啼啼地说道：

“先生们，不论你们怎么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与一切生活习惯分手，但必须这么做……”

他吻了我们，热情地表示了感谢。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维多利亚河边什么地方住下，谁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个俄国军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责偷窃等等罪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以后过了四个月，我走过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没带伞，躲进了一个门洞里。我刚站住，一个瘦长条子打着一把破伞，也匆匆钻进了另一个门洞。我认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么，您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问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啊，这是您，我简直认不出您了，”他回答，声音虚弱，像快断气似的，“不，先生，不是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刚出医院，我在那儿躺了三个月，病得差点死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死。”

“在哪个医院？是圣乔治医院吗？”

“不，不在这儿，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哦，您怎么没走？”

“我误了第一班火车，搭第二班到达码头时，轮船已开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会儿，恨不得跳进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绍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船长走了，他不能等你一个钟头。’”

“那么钱呢？”

“他把钱留在牧师那里。”

“您当然把它们拿走了？”

“是的，不过毫无意思，我生病时把钱放在枕头下，都被人偷走了，这些混蛋！如果您能帮个忙……”

“不过在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个信差打架被关进了监狱，也是三个月。您没听说吗？”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么会听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当心，别在雨中着了凉，否则，又得进医院啦。”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海军和陆军的一些俘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仍留在伦敦。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来，为时已晚。其中有几个向大使馆要求保护，递了申请书，但是布伦诺夫男爵26 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们的前途十分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时低声下气，有时横行霸道，在街上讨钱（在夜里十时以后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们，不禁会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从朴次茅斯港口的一艘军舰上逃走了；根据愚昧的法律（这是只对海军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强迫送回了船上。但有几个人得以脱身，从朴次茅斯步行到了伦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面貌和善，开朗，本来是个靴匠，据他自己说，他能做拖鞋，我替他买了工具，给了他一些钱，但是他没有生意。

这时加里波第正要带着自己的“共和号”前往热那亚，我请他把年轻人带去。加里波第接受了，讲定每月一镑工资，如果他干得好，还答应一年后加成两镑。水手当然满意，向加里波第预支了两镑钱，把自己的杂物搬上了轮船。

加里波第出发后的第二天，水手来找我了，他脸红红的，睡眼惺忪，眼皮有些浮肿。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先生，很不幸，我赶到时太迟了，船已经开走。”

“怎么会迟的？”

水手跪在地上，发出了不自然的啼哭声。但事情还可以挽回。轮船是驶往泰因河畔纽卡斯尔装煤的。

“我让你坐火车赶去，”我对他说，“但如果你这次又迟到，记住，那我就毫无办法，哪怕你饿死我也不管。由于到纽卡斯尔的火车票要一镑多，可我对你连一先令也不相信，因此我得派个熟人，今天夜里把你交给他，然后由他送你上火车。”

“我一辈子都要为您祈求上帝保佑！”

那个受我委托送他的人向我回复说，他已把水手送走了。

可是三天后，水手又带着一个波兰人一起来了，我见了他有多么惊奇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他吆喝，真的气得有些哆嗦了。

但是在水手开口以前，他的伙伴便操起不连贯的俄语替他辩护，弄得空气中尽是烟草、伏特加和啤酒的味道。

“您是什么人？”

“波兰的贵族。”

“在波兰谁都是贵族。您为什么跟这个骗子一起来找我？”

贵族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冷冷地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出现在我的屋里，这太奇怪了，我可以叫警察，马上把他赶走。

我看了看水手。三天与贵族的相处已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他没有哭，只是露出醉醺醺的蛮横表情望着我。

“我病得很重，先生。火车开走时，我真想不如死了还轻松一些。”

“你在哪里得的病？”

“就在上火车时，也就是在火车站上。”

“为什么不搭下一班火车？”

“我没有想到，再说，我也不会讲英语……”

“你的车票呢？”

“我没有车票。”

“怎么没有？”

“在车站上让给别人了。”

“那好，现在你去找别人吧，只是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再帮助你。”

“不过，请您……”那位“自由波兰地主”又插话了。

“亲爱的先生，我对您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想听您说什么。”

他咬紧牙齿，一边骂我，一边带着自己的入室弟子走了——大概又上酒店了。

再往下走一步。

也许，不少人会怀着困惑的心情问我，怎么还能往下走？……是的，而且是相当大的一步呢，只是这里太暗了，走路得当心。我没有舍尔歇的假正经，在我眼里，那个让基督和比若元帅在长诗中对话的人有了破门盗窃的英雄行为以后，倒是更有趣了。即使他撬过锁，偷过东西，他为此吃的苦只有上帝知道，何况又拖着脚镣干了几年苦工。不仅遭他偷窃的人反对他，整个国家和社会，军队，警察，法院，一切不必盗窃的正人君子和一切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非正人君子，都反对他。但另外还有一种窃贼，他们受到政府的奖励，上司的器重，教会的祝福，军队的保护，也没有警察的跟踪，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警察。这些人偷窃的不是手帕，只是谈话、信件和眼色。流亡者中的奸细是双料的奸细……罪恶和腐败的极端表现；他们正如但丁的卢息弗27 ，已处在最底层，再下去便得重新往上走了。

法国人是这方面最大的能人。他们善于把文明的形式、热烈的词句、良心纯洁和一丝不苟的道德说教、为人之道，与奸细的职业巧妙地融为一体。你如果怀疑他，他马上要与你决斗，绝不让步，十分英勇。

文明社会把失足的孩子送进了特务世界。德拉乌德、什尼、谢普28 的回忆录，对研究这些污泥浊水是一大贡献。德拉乌德天真地写道，他为了出卖朋友，必须对他们使尽阴谋诡计，“就像猎人对付禽兽一样”。

德拉乌德是间谍中的亚西比德29 。

他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思想激进，从外省到了巴黎，穷得像伊洛斯30 ，上《改革报》31 社要求工作。他得到了一个职业，干得很不错，逐渐得到了报社的信任。他跨进了政治圈子，了解了共和派内部的各种活动，这样工作了几年，一直与同事们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二月革命以后，科西迪耶尔32 在警察局查阅档案，发现德拉乌德一直在非常准确地向警察局提供《改革报》编辑部的情报。科西迪耶尔命令德拉乌德去见阿尔伯33 ，证人们在那里等候他。德拉乌德什么也没怀疑，到了那里，尽量拒不招认，后来看到无法抵赖，只得供认了向警察局汇报的事。现在问题是：把他怎么办？有的人想得完全正确，认为应该当场把他像狗一样开枪打死。阿尔伯比任何人都反对这么做，他不愿在自己的住所杀死一个人。科西迪耶尔把上了膛的手枪递给德拉乌德，请他自杀。德拉乌德拒绝了。有人问他，给他毒药怎么样？他也拒绝使用毒药。最后被送往监狱时，他从容不迫，还要了一杯啤酒喝。这是事实，是送他入狱的巴黎第12区副区长34 告诉我的。

反动力量占据优势后，德拉乌德被释放出狱，他去了英国，但当反动派大获全胜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常常出入戏院和其他公共场所，俨然是一个大人物。这以后他便出版了《回忆录》。

奸细们时常在流亡者中间厮混，一旦露了马脚，给人识破，难免挨打，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一帆风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巴黎警察局了解伦敦的一切秘密。德勒克吕泽35 到达的秘密日期，后来博肖36 回法国的日子，警察都知道，以致他们刚下轮船，便在加来被逮捕了。普鲁士警察局长在法庭上天真地承认，一些共产主义者在科隆受审时37 法庭念的文件和信函，也都是“在伦敦收买的”。

1849年，我认识了流亡的奥地利记者恩格兰德。他非常聪明，笔下很有锋芒，后来在科拉切克的年鉴38 上发表过一系列生动的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这个恩格兰德在巴黎曾因所谓“新闻记者案”入狱。关于他流传着种种谣言，最后他本人来到了伦敦。这里的另一个奥地利流亡者赫夫纳医生在本国人中很得人心，他说，恩格兰德是在巴黎警察局领取薪金的，他入狱只是因为他违背了向法国警察当局效忠的誓言，同时从奥地利使馆领取薪金，这惹怒了法国人。恩格兰德生活阔绰，为此需要很多的钱，单靠一个警察局显然还不够。

德国流亡者们商量了再商量，决定把恩格兰德叫来查问，恩格兰德企图用笑话搪塞过关，但是赫夫纳铁面无情，于是那位与两个警察局挂钩的先生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噙着眼泪嚷道：“是的，我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接着把巴黎警察局长的信扔在桌上，信中讲得很清楚，赫夫纳也从他那儿领取津贴。

巴黎有个人叫尼德戈贝，也是奥地利流亡者，我是在1848年末认识他的。他的同志们谈起过他在维也纳革命时期一件非常英勇的行为。起义者缺乏弹药，尼德戈贝自告奋勇，从铁路把它运到了。他有老婆孩子，在巴黎生活很困苦。1853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非常拮据，一家人挤在索荷区一条最穷苦的小巷的两间小屋子里。他干什么都不顺利，后来开了一家洗衣作，由妻子和另一个流亡者洗衣服，他自己则送衣服，但是那另一个流亡者去了美国，洗衣作也停业了。

他想在商行里谋个职业，因为他并不笨，又有文化，应该可以挣大钱的，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国，若没有这种证明便寸步难行。我给他写了证明；由于这证明，一个德国流亡者奥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应为他出力，这个人名声不好，大家怀疑他与法国警察局有联系。

这时，雷海尔39 送我的两个孩子到了伦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贝。我告诉了他大家对他的反映。

雷海尔大笑起来，他要替尼德戈贝担保，仿佛这是他自己一样，并指出他的穷苦，认为这是最好的驳斥。最后这一点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尔出门散步，回家很迟，心情不安，脸色苍白。他到我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准备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说道：

“您心里有事，别瞒着我！”

“对，您猜到了……但首先您得向我担保，决不告诉任何人。”

“可以，但这太没意思了，您应该相信我会凭良心行事。”

“我听您谈了尼德戈贝以后心里老不踏实，尽管我给了您保证，我还是决定亲自问问他，我去找他了。这几天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日子非常困难……我真不好意思与他谈这种事。我把他叫到街上，最后才鼓足勇气对他说：‘您可知道，人们警告赫尔岑，请他别管您的事，’我说，‘我相信这是谣言，但请您把事实澄清一下。’他没精打采地答道：‘谢谢您，但是这没有必要，我知道这谣言是怎么来的。我在饥寒交迫的绝望时刻曾想投靠巴黎警察局，向它表示我可以随时为它提供流亡者的消息。它给我寄来了三百法郎，但后来我什么也没向它报告。’”

雷海尔几乎哭了。

“听着，在他的妻子没有分娩和复原以前，我向您保证不泄露一个字。让他进商行办事，脱离政治圈子。但如果我再听到他有新的活动，仍与流亡者们保持着联系，我就得揭露他。让他见鬼去吧！”

雷海尔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正在用膳，尼德戈贝来了，他脸色苍白，情绪焦急。

“您可能明白，”他说，“我是下了决心才到这儿来的，除了您，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妻子过几个小时就要分娩了，屋里既无煤，又无茶，也没有一杯牛奶，没有一文钱，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的女人，也没有钱请接生的。”

他确实筋疲力尽，倒在椅上，用双手掩住了脸，说道：

“我还不如让子弹打穿脑袋的好，至少不致再看到这可怕的一切。”

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好心的帕维尔·达拉什，给了尼德戈贝一些钱，尽力安慰他。第二天，达拉什来告诉我，分娩很顺利。

正在这时，关于尼德戈贝与法国警察有联系的谣言越来越多了，这大概是他的仇人在兴风作浪。最后，维也纳著名的革命者和鼓动家塔乌泽纳乌40 ，那个曾经凭自己的一席演说使群众绞死了拉图尔41 的人，逢人便说，他亲自看到了巴黎警察局的信，那是与钱一起寄来的。显然，揭露尼德戈贝对塔乌纳泽乌很重要，因此他亲自找我，向我证实这一点。

我的处境变得困难了。豪格这时住在我家里，但这以前我没向他透露一个字，现在再保持缄默就不好了，也有危险。于是我告诉了他，但没提到雷海尔，免得把他牵涉进这场戏剧，因为它的第五幕很可能要在违警罪法庭或老贝利上演。我以前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肉汤沸腾了”42 ，我好不容易劝住了豪格，才使他没有到尼德戈贝的顶楼去冲锋陷阵。我知道，尼德戈贝要带着抄正的稿件来找我，因此劝豪格等他到来。豪格同意了，一天早上，他气得脸色煞白，冲进我屋里对我说，尼德戈贝在下面。我赶紧放下纸笔下楼。两人已经闹开了，豪格在嚷嚷，尼德戈贝也在嚷嚷，双方的话越讲越激烈。尼德戈贝的脸被愤怒和羞愧扭歪了，面色很难看。豪格情绪激动，连话也说不连贯。这么争吵不休，只能打破脑袋，不能打破哑谜。

“先生们，”我突然插了进去，“请你们停一下，听我说。”

他们住口了。

“我看，你们这么急躁只能把事情弄糟；争吵以前应该先把问题弄清楚。”

“我是不是奸细这个问题？”尼德戈贝嚷道，“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向我提出问题。”

“不，我要向您提出的不是这个问题；有一个人，而且不仅他一个人，指责您从巴黎警察局拿了钱。”

“这个人是谁？”

“塔乌泽纳乌。”

“这是个坏蛋。”

“这与事情无关；您拿过钱没有？”

“拿过。”尼德戈贝说，勉强保持着镇静，看了看我和豪格的脸。豪格气得浑身直哆嗦，哼哼哧哧的，又开始咒骂尼德戈贝。我拉住豪格的胳臂，说道：

“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

“不，不仅这一点，”尼德戈贝答道，“你们还应该知道，我从未写过一个字陷害任何人。”

“这只能由与您联系的皮埃特利43 来证明，可是我们不认识他。”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当成被告吗？为什么你们认为我应该向你们证明我的清白？我的人格是任何人不能贬低的，它不凭什么豪格或者您的话来决定。我的脚决不再踏进这幢房子。”尼德戈贝最后说，高傲地戴上帽子，推开了门。

“这一点可以悉听尊便。”我对着他的背影说。

他猛地关上门走了。豪格要去追他，但我笑笑，拦住他，套用了西哀士44 的一句话：“今天的我们也与昨天的我们一样，去吃早饭吧！”

尼德戈贝立即去找塔乌泽纳乌。那位身强力壮、红光满面的西勒诺斯45 （关于他，马志尼曾说过：“我总觉得他曾在橄榄油里煎了一下，没把油擦干净。”）还在床上。门突然打开，在他还没睡醒的浮肿的眼睛前面出现了尼德戈贝。

“你对赫尔岑说，我从巴黎警察局拿了钱？”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你拿了钱。”

“尽管你也知道，我没有密告过任何人？！记住，这就是我给你的答复！”说罢，尼德戈贝便朝塔乌泽纳乌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转身便走……西勒诺斯勃然大怒，决心回敬一下，马上跳下床，抓起便壶，利用尼德戈贝下楼的机会把便壶里的东西全部泼在他头上，一边说道：“记住，这是我给你的答复！”

这个尾声令我捧腹大笑。

我对豪格说：“瞧，我拦住您没有错。不论您能干什么，您不会朝皮埃特利这个不幸的同谋者头上泼这种东西，他下次再不敢拿钱啦。”

事情似乎应该以德国人的这场自相残杀结束了，谁知这个尾声之后还有个尾声：有位先生名叫文特斯伯格，据说是个善良而正直的老人，出面为尼德戈贝圆场。他召集一些德国人开会，也邀请了我，因为我也是一个谴责者。我给老人回信道，我不想到会，因为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便是尼德戈贝当着我的面向豪格承认，他拿过巴黎警察局的钱。文特斯伯格对此很不高兴，又写信给我道，尼德戈贝确实犯了错误，但良心是干净的，还把尼德戈贝给他的信附给了我。尼德戈贝除了别的事还谈到我的行为有些古怪，他说：“赫尔岑早已从雷海尔那里得知了这些钱的事，但在塔乌泽纳乌提出指责以前不仅保持沉默，而且在那以后还给了我两镑钱，又在我妻子分娩时派人去请医生，并且负担了医药费！”

多谢！

1  选自《往事与随想》第五册。——作者注
按：这是指赫尔岑生前编定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第五册未最后编定。这条注是本章在《北极星》第八集（1869年）上发表时加上的。

2  183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去世后，由他的女儿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但遭到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反对。唐卡洛斯发动了“拥护卡洛斯运动”，成为王位觊觎者，不断策划争夺王位的战争。1855年，唐卡洛斯去世，他的儿子蒙特莫林伯爵继续领导卡洛斯运动。1861年，蒙特莫林也死了，他最小的兄弟唐胡安又继续争夺王位，成为第三个王位觊觎者。

3  法国革命组织的代号。

4  在伦敦郊外温莎附近，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菲力普逃亡至英国，居住在这里，1850年他去世后，他的家属仍留在这里。

5  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6  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拿破仑近卫军出身，被誉为军事学家。

7  法国政治家，早年游历美国，目睹过奴隶制度的惨状，后来成为忠诚的废奴主义者。

8  据《圣经》传说，一个名叫苏珊娜的女子拒绝了两个长老的追求，被他们控告行为不端，因而判了死刑，但先知但以理重行审理此案，证明了她的无辜，给予昭雪。《圣经》外经中有《苏珊娜传》。

9  1859年8月拿破仑三世发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各种政治犯。

10  哈夫洛克（1795—1857），英国军人，在驻印度英军中工作。1857年印度军队发动叛乱，遭到了哈夫洛克的残酷镇压。

11  朱利安（1812—1860），法国乐队指挥及歌剧作者，1840年起在伦敦指挥乐队，名声大噪，写有《哈夫洛克的胜利》等乐曲。

12  以上都是伦敦的娱乐场所。

13  罗西尼是意大利歌剧家，瓦格纳是德国音乐家，这里是说意大利在歌剧界的领导地位将让位给德国。

14  瓦格纳的一部歌剧。

15  一种来源于波尔卡舞和玛祖卡舞的三拍子舞曲。

16  法国流亡者，曾给赫尔岑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

17  尚伯丁、帕马、纽茨等都是法国一些著名葡萄酒的名称。“彗星”是高级酒的标志，法国人认为在彗星年酿制的酒特别香。

18  参与镇压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19  两种纸牌戏的名称。

20  “老头子”是指科苏特。普尔斯卡娅即弗朗茨·普尔斯基的妻子。

21  拉格伦（1788—1855），英国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胳臂。

22  圣阿尔诺（1798—1854），法国元帅，拿破仑三世的陆军部长。

23  奥默-帕夏（1806—1871），奥地利军官，后参加土耳其军队，被提升为将军。

24  古罗马神话中家庭和祖国的守护神。

25  古罗马城创建时期的一条大道，在市中心，这里是借用。

26  当时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7  在但丁的《神曲》中，魔王卢息弗处在地狱的最底层——第九层，过了这里又可走进光明的世界了，因此卢息弗既是黑暗之王，又是明亮之星。

28  都是法国著名的暗探，曾在各个革命组织刺探情报。他们都写有回忆录。

29  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聪敏过人，但奸诈狡猾，自私自利，后投奔斯巴达，使雅典军队受到重大损失。

30  古希腊神话中的乞丐。

31  法国共和派左翼机关报，对二月革命起过重要作用。

32  法国共和派革命家，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至英国。

33  阿尔伯（1815—1895），亚历山大·马丁的化名，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临时政府的成员。

34  即前面讲到过的法国流亡者博凯。

35  德勒克吕泽（1809—1871），法国革命者，激进共和党人，1849年流亡在英国，1853年秘密回国时被捕，送往圭亚那囚禁。他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重要领导人，1871年战死在街垒上。

36  博肖（1820—？），法国革命家，1849年六月示威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到英国。1854年潜回巴黎时被捕。

37  1852年普鲁士警察局策划了一次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审讯，把以前捕获的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提交法庭审问，企图以叛国罪对他们判刑。这完全是普鲁士当局策划的一次阴谋，马克思为此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38  所谓年鉴（《德意志年鉴》）应是科拉切克所主编的那份月刊。

39  德国音乐家，赫尔岑的好友。

40  塔乌泽纳乌（1808—187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维也纳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41  拉图尔（1780—1848），奥地利陆军部长。1848年维也纳爆发革命时被人民群众绞死。

42  这本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行诗，由于当时的一个俄译本用词欠妥，原文“布留尼（攻打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统帅）大怒”便可解作“肉汤沸腾了”，一些文学界的人士以此取笑，每逢有人发怒时便说“肉汤沸腾了”，带有幽默意味。

43  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44  法国资产阶级法学家。

45  希腊神话中一个粗壮短小、秃顶、扁鼻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伙伴。

第九章

罗伯特·欧文

献给卡韦林
1

你一切都会明白，你一切都会理解！2

关闭整个自由的世界，打开疯人院，

你或许会大吃一惊，发现

一切事物仍循原来的轨道运行，

与自命头脑清醒的人主宰世界时毫无不同；

假使人类的理性还没丧失殆尽，

我便可以不容置疑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但是可惜在我找到改变世界的支点以前，

我只得像阿基米德一样听任地球保持原状。3

——拜伦：《唐璜》第十四章第八十四节

1

……1852年，我刚到伦敦不久，便接到一位夫人4 的邀请，要我上七栎树镇她的别墅玩玩；我与她是1850年在尼斯由马志尼介绍认识的。她看到的还是我那个明朗的家，后来我们没再遇到过。我很想见见她，我去了。

我们的见面有些拘束。自从分别后我经历了许多不幸。如果一个人不想炫耀这些灾难，他就会为它们感到羞涩，每逢与从前的友人见面时，这种羞涩感总会油然而生。

她也并不轻松。她让我挽住胳臂，带我走进园子。这是我见过的英国第一流的古老花园，气势十分宏伟。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它还没有经过人力的修整。这里绿叶成荫，郁郁葱葱，树木茂盛，一眼望去没有尽头，构成了一个远离人间的世外桃源。那幢纯粹是伊丽莎白时代建筑风格的古老住宅显得空空荡荡，尽管这里住着一个孤独的老太太，但什么人也看不到，只有门房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司阍人，露出矜持的表情注视着园子的大门，免得有人在用膳时间闯进公馆。园子里这么安静，以致扁角鹿成群结队地穿过宽阔的林荫道，偶尔还泰然自若地站在那儿无忧无虑地仰头嗅嗅空气。什么地方也不会传来不相干的声响，乌鸦哑哑啼叫，一切像在我们古老的瓦西里耶夫庄园上一样。我仿佛看到我躺在什么树下，又成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们昨天刚从莫斯科来到这儿，老园丁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给我调薄荷水……对我们这些北方的居民说来，森林和树木是比海洋和高山更亲切的。

我们谈到了意大利，谈到了我的芒通之行，谈到了她曾见过一面的梅迪契，也谈到了奥尔西尼，可是谁也没提到也许是我和她那时最关心的事。

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真诚的同情，我在心中感谢她……但我有什么新消息可以告诉她呢？

开始下雨了，雨可能变大，一时不会停止，于是我们回家了。

客厅里坐着一个虚弱、瘦小的老人，满头白发，面容非常慈祥，目光清澈、明亮、亲切——那是一对童心未泯的蓝眼睛，伟大的仁慈的反光在那里一直保持到了耄耋之年。5

女主人的女儿们奔向白发老爷爷的身边，显然他们是好朋友。

我在门口站住了。

“啊，您来得好极了，”她们的母亲说，一边向老人伸出手去，“今天我有好吃的菜招待您了。让我给您介绍我们的俄国朋友。我想，”她又转向我说，“跟你们的一位老族长认识，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是罗伯特·欧文，”老人慈祥地笑道，“认识您非常高兴。”我怀着儿子的尊敬心情握了他的手。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也许会跪在地下要求老人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给我祝福。

怪不得他有这么仁慈明亮的眼睛，怪不得孩子们这么爱他……这就是那个“在沉醉的世人中”唯一清醒的、勇敢的审判员（像亚里士多德谈到阿那克萨哥拉6 时说的），他敢于对人类作出“无罪”的裁决，赦免犯人的罪。这是第二个为税吏悲痛，对堕落者表示怜悯的怪人，7 如果说他不是不会在海上淹死，那么他在英国市侩生活的泥沼中，不仅没有淹没，而且没有沾染一点污泥！

……欧文待人非常朴实，但是他像加里波第一样，在仁慈中流露出一种力量，一种掌握着权威的意识。他的平易近人包含着一种自我优越感，这可能是他经常与微不足道的人打交道的缘故；一般说来，他不像一个平民和社会主义者，倒像破落的贵族和名门望族中的末代子孙。

我那时还不会讲英语，欧文又不懂法语，而且显然两耳重听。女主人的大女儿自告奋勇愿当翻译官：欧文也习惯了这样与外国人谈话。

“我对您的祖国抱有极大的希望，”欧文对我说，“你们的土地比较干净，你们的教士不这么强大，偏见不这么顽固……而力量……力量！要是沙皇愿意听取和理解正在升起的和谐世界的新要求，他可以轻而易举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笑了笑，请我的翻译官告诉欧文，我不大相信尼古拉会成为他的信徒。

“不过他到拉纳克来看过我。”8

“可是他大概什么也不了解吧？”

“他那时还年轻，”欧文笑道，“认为我的大儿子生得这么魁梧却没有参加部队，这很可惜。不过，他邀请我去俄国。”

“现在他老了，不过还是什么也不会理解；他看到身材高大的人没有都去当兵，一定更觉得可惜了。我看过您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老实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写信给他。难道您真的对他抱着希望不成？”

“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就不应该对他失去希望。说不定有朝一日什么事会打开他的心灵！嗯，就算我的信不起作用，他不重视它，这很可惜，但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他没有过错，他的教育和他生长的环境使他不能接受真理。对这种事不必生气，应该怜悯。”

就这样，这位老人把宽恕一切罪恶的思想不仅扩大到了盗贼和罪犯，也扩大到了尼古拉身上！一时间我为他感到羞耻。

人们不能宽恕欧文的一切过错，甚至他临终前的迷惘和近乎病态的关于灵魂的呓语9 ，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我见到欧文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他生于1771年）。他在舞台上一直活动了六十年。

在七栎树镇以后过了三年，我又匆匆见过欧文一面。他的身体衰老了，头脑糊涂了，有时还会沉湎在鬼魂和幽灵的神秘世界中。但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那对蓝眼睛仍闪射着孩子一般仁慈的光芒，对人也还寄托着希望！他对人从不怀恨，也从不把旧账记在心中，他始终是创办新拉纳克纺织厂时那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他听觉不灵敏了，头发白了，身体虚弱了，但依然在宣传消灭死刑和共同劳动的和谐生活。看到这个老人迈着缓慢无力的脚步走上讲坛，不能不产生深刻的敬意，从前他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这样的讲坛，现在他那发黄的白发却只是引来了一阵冷漠的低语声和讥刺的微笑。神志不清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死亡的印记，他站在那里并不生气，只是怀着爱心温厚地要求给他一个小时。为了他六十五年正直无私的工作，似乎应该给他这一个小时，但是他遭到了拒绝，他使人感到厌烦，因为他讲的还是那一套，主要是他深深激怒了群众，他企图剥夺他们挂在绞刑架上和观看别人挂在绞刑架上的权利；他想夺走他们从后面向前滚动的肮脏的车轮，却打开了假象牙的笼子，那残忍的挂着悲伤圣母像的精神牢笼，那世俗的宗教裁判所企图用来代替四面插刀的隐修室的东西。10 为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群众不惜用石子打欧文，但是群众也变得更富于博爱精神了：石子已不时兴，他们选择了污泥、嘘声和报刊上的文章。

另一个同样狂热的老人11 却比欧文幸运，他在帕特莫斯岛上用衰弱的、苍老的手祝福大人和孩子时，只是喃喃地说：“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老百姓和穷人没有嘲笑他，没有说他的教导是胡诌；在这些平民中，没有市侩世界满身铜臭的庸才——这个世界主要不是粗野，而是虚伪，不是愚昧，而是狭隘。欧文被迫离开英国，丢下了自己的新拉纳克，十次远渡重洋，以为他的学说可以在新的土壤上播种开花，忘记了公谊会和清教徒不可能容忍他；他大概不会预见到在他死后五年，第一个宣布人权的国家——杰斐逊12 的共和国，便在鞭打黑奴的问题上分裂了。13 欧文在那里也没有成功，只得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千百次地敲打所有的门，访问宫廷和茅屋，开办集市（它们便是罗奇代尔先锋社14 和各种合作社的雏形），出版书籍，发行报刊，写呼吁书，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各国政府派了代表来参加“世界博览会”15 ，欧文马上来到他们中间，要求他们接受他的橄榄枝，号召他们建立合理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可是人们不听他，只是想着未来的十字勋章和鼻烟壶。欧文没有泄气。

1858年10月一个多雾的日子，布鲁厄姆勋爵16 （他完全清楚，破旧的社会之舟已经百孔千疮，但还想靠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切力量给它修补漏洞）在利物浦召开了社会科学协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补船的麻屑和树胶问题。

会场上突然骚动了，脸色苍白、身患重病的欧文躺在担架上，被轻轻抬到了讲坛上。他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地从伦敦赶来的，为了向大家再讲一遍他的福音：社会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可以没有刽子手。布鲁厄姆勋爵尊敬地接待了老人——他们本来是老朋友；欧文慢慢站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是新的和谐，新的和谐的时代，但他的话停止了，力气用完了……布鲁厄姆替他讲完了这句话，做了个手势；老人俯下了身子——他已失去知觉，人们把他轻轻放上担架，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抬走；这个充满深刻敬意的场面震动了群众，他们仿佛觉得，一场不平凡的葬礼已从这里开始，一个伟大、神圣而历尽坎坷的生命熄灭了。

过了几天，欧文的身体好了一些，一天早上他要自己的朋友和助手里格比收拾行李，他想走了。

“回伦敦吗？”里格比问。

“不，现在带我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要葬在那儿。”

于是里格比把老人带到了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八十八年前这个古怪的人，工厂主中间的使徒，便出生在那儿……

“他停止呼吸时这么安静，”他的大儿子写道，他终于赶到了新城镇，“我当时握着他的手，几乎没有发觉；他没有一点挣扎，没有一个抽搐的动作。”确实，不论英国还是全世界，也同样没有发觉，这位证明人类无罪的辩护人悄悄停止了呼吸。

英国牧师不顾他的朋友的拦阻，给他念了安魂祈祷；朋友不多，葬仪结束后便走了。只有托马斯·艾尔索普17 勇敢地、正直地提出了抗议，但是——“一切都过去了”。18

我想对他讲几句话，但是大家旋风似的一下子走光了，我什么也没做，他那悲剧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攒动的人群、急剧变化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尘雾后面了。前几天，我突然想起了欧文，我决定写点什么谈谈他。

翻阅《威斯敏斯特评论》时，我发现了谈论他的一篇文章，我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读得很仔细。作者不是欧文的敌人，他稳重，审慎，能够对功绩给予适当的评价，对缺点给予合理的批评，然而我合上书时，还是有一种痛苦和委屈的奇怪感觉，心里闷闷不乐，几乎对它叙述的一切感到愤慨。

也许我病了，情绪不好，不能理解？……我又拿起杂志，又读了几段，感觉还是那样。

“欧文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对公众说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益的生活，这是提早死亡。19

“他召集大会，但是几乎没有人参加，因为他只是反复弹他的老调，那些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原则。有的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他们听到的仍是那些话，什么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等等……不久，这种昏悖状态中又多了一种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信念……老人纵谈自己与肯特公爵20 、拜伦、雪莱等等的谈话。

“奉行欧文的学说其实毫无危险。这是一条无力的锁链，不能锁住整个民族。在他死前很久，他那些原则早已被推翻了，忘记了，可他还自以为是人类的救主，一个无神论者的弥赛亚。

“他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经常轻而易举地从极端怀疑主义走向极端的迷信。他们指望靠天赋的灵感解决一切问题。研究，论证，慎重判断等等对他们都是陌生的。”21

文章结束时，作者又道：“我们在前面几页谈的主要是欧文的生平，不是他的学说；我们愿意对他所做的真实的善表示我们的同情，但同时我们也得申明，我们完全不同意他的理论。他的生平比他的著作更有意义。前者是有益的，动人的，同时后者却只能把人引入歧途，令读者讨厌。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觉得，对自己的朋友说来，他已活得太长了，而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来，那就更长了！”

温和的老人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他眼睛中噙着苦涩的泪水，伤心地摇着那个苍老的头颅，仿佛想对我说：“难道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吗？”但是他讲不出，只是哽咽着跪在地上，好像布鲁厄姆勋爵想赶紧再用布把他盖上，向里格比做着手势，要他尽快把他抬进墓园，免得惊慌失措的群众重又清醒过来，对他所宝贵的、看作神圣的一切发出指责，甚至觉得他不该活得这么长，损害了别人的生活，在他们身边占据了一个不该得到的位置。确实，欧文是威灵敦，那个与和平时期格格不入的伟人的同龄人。22

“欧文应该得到我们的承认，他的错误，他的高傲，他的没落，不能影响这一点。”——那么他还要怎样呢？

然而为什么这种对欧文的功绩表示的敬意，在我们听来却比牛津的、温切斯特的、奇切斯特的主教们对他的咒骂更不好受呢？因为那里有强烈的感情，那是他们的信念受到了侮辱，而这里只是貌似公正的不偏不倚 ——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下级法官的不偏不倚。治安管理所可以对浪荡子的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不能判断米拉波23 或福克斯24 那样的人。用一根折尺可以丝毫不差地量出布匹的长度，但是要用它量星座的距离，恐怕就办不到了。

也许，要准确判断不属于违警法庭或数学问题的事，热情比公正更重要。热情不仅可能迷惑人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的烈焰拥抱一切。

一个老学究，只要他天生不具备审美禀赋，那么不论你要他分析《浮士德》还是《哈姆雷特》，你会看到，“丰满的丹麦王子”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倒像一个迂腐浅薄的中学生。靠挪亚之子的假道学，只能对赤身露体指指点点25 ，把人们世世代代赞美的剧本讲得面目全非。

世上没有任何伟大的、诗意的事物，经受得住既不愚笨、也不聪明的观点，那种庸碌的生活哲学的考察。法国人用他们的谚语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跟班眼中是没有伟人的”。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批评家重复着人们的话，这么说道：“一个乞丐弄到了一匹马，便骑着它横冲直撞……一个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这称呼应用了好几次）26 ，突然成了要人（注意，这是在二十年不倦的努力和巨大的成功之后），又跟公爵和大臣拉上了交情，自然会变得自以为是，令人发笑，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骄傲自大，以致嫌他的乡村太小，想要改造整个世界；这种不自量力把他毁了，结果一事无成，徒然遭到了人们的耻笑。

这还不够。如果欧文只是宣传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狂热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正统国家内，起先还能得到人们的宽恕。证明便是：大臣们和主教们都趋之若鹜，要向他讨教，议会委员会和工厂老板们也都找他商量。新拉纳克的成功吸引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学者不从英国各地赶去，向欧文登门求教；甚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也亲自访问了他，还想骗他前往俄国，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军队中供职。在欧文发表演讲的地方，人们挤满了大厅的走廊和过道。但这巨大的声誉是建立在巨大的不理解上的，欧文看出了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刻钟之内一下子把这一切统统推翻了——他在要害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一切。

这事发生在1817年8月21日。那些新教徒伪君子假仁假义，纠缠不清，欧文非常讨厌，他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论，但是他们不让他安静。有一个造纸厂老板菲利浦斯冷酷残忍，非常阴险，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大家正认真辩论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质问欧文：他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欧文没有像浮士德回答甘泪卿那样向纸厂老板作出详细说明，这位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宁可采取另一个方式：他在英国，在伦敦，在市中心，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上，从讲坛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答复！他在圣堂石门这边，在俯瞰着古老城市的大教堂的圆顶下，在哥革和玛各附近，在可以望见白厅和世俗银行大礼拜堂的地方，27 干脆而明确地、响亮而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新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便是宗教。“荒谬的迷信使人变成软弱的、痴呆的野兽，没有理性的狂人，伪君子或假道学，”欧文最后说，“当前的宗教观念不仅不能使人建立理想的和谐的新村，而且它所宣扬的天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堂！”

欧文深信，这个“不理智”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使徒的行动，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纯洁和坦率，要求他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过了三十五年，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我履行了我的责任！”

欧文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然而他为此受到了惩罚！

《威斯敏斯特评论》写道：“欧文没有因此受到刑罚，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体罚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哪怕今天，任何人侮辱了我们所宝贵的偏见，也不能不受到惩罚！”

确实，英国的教士不再运用外科手术，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手术，主要是精神折磨。文章的作者说道：“从这时起，欧文惹起了宗教界骇人的仇恨，也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挫折开始了，它们使他一生的最后四十年成了笑柄。他没有成为殉道者，但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我想，够了。可以把《威斯敏斯特评论》放下了。我很感激它，它使我不仅想起那个圣洁的老人，也想起了他生活过的环境。现在我得言归正传，谈谈欧文本人和他的学说了。

在我跟那位大公无私的评论家，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公无私，只是不那么严厉，但是也那么坚定的欧文传记的作者28 告别时，我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一个人需要多么冷静，才能对自己的认识这么充满信心，才能相信他们既比欧文高明，也比他实际，要是他们具有他的精力和财力，他们就不致干出这些傻事，就会像罗特希尔德一样成为财阀，像帕默斯顿一样成为内阁大臣了！

2

欧文把阐述自己的体系的一篇文章称作《将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世界的一个尝试》。29

欧文传记的作者30 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这补充了欧文的标题，使一切变得清楚了。我们相信，这位传记作者没有想到，他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多么切中要害。他只是想暗示，欧文是疯子。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争辩……但他根据什么认为整个世界是清醒的——这一点我们不明白。

欧文如果是疯子，那么完全不是因为世界认为他是疯子，而他以牙还牙，同样回报它，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活在疯人院中，周围都是病人，他却六十年来一直当他们是健康的人，与他们进行对话。

病人的数量在这里毫无意义，思想的正确不在于它获得了多数票，而在于它本身合乎逻辑，符合规律。如果整个英国相信，某种媒介物可以召唤亡灵，只是法拉第31 一人说这是胡诌，那么真理和智慧还是在他一边，不是在全体英国人一边。再说，如果法拉第不这么讲，这件事的真理尽管不能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存在，但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错误依然还是错误。

病人抱怨的多数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聪明或愚昧，正确或不正确，是谎言还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强大，因为它掌握了疯人院的钥匙。

力量并不以认识的清醒作为必要条件，相反，越是缺乏理性，越难以制服，越是丧失了清醒的意识，越是可怕。对神经错乱的个人，可以逃避，对一群疯狂的狼就较难抵御，而在没有理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只能束手待毙。

欧文的行为在1817年引起了英国的恐慌，然而在1617年也许还不致使瓦尼尼32 和乔丹诺·布鲁诺33 的祖国惊慌失措，在1717年也不致被德国和法国当作耻辱，但是英国却过了半个世纪还对他怀恨在心。也许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耶稣会教士会怂恿无知的群众起来攻击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会把他关进监狱，放在火堆上烧死，但人道的社会仍会站在他一边……

难道歌德和费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后，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莱辛，曾掩盖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顾廉耻，每周六天在科学院或书本上宣讲自己的哲学，可是到了第七天却变成伪君子，在教堂里听讲道，用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众？

在法国也一样，不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还是百科全书派，不论比沙34 和卡巴尼斯35 的学派，还是拉普拉斯36 和孔德，都没有伪装成越山主义者37 ，没有虔诚地俯伏在“宝贵的偏见”面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降低或减少他们的意义。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陆，精神上却比英国自由；在那里，流行的思想和怀疑广泛得多；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当一个人砸断枷锁的时候，38

社会对这个自由的人不会大惊小怪，怒目而视。

大陆的人在政府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忍受镣铐，然而并不喜欢它们。英国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设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来自习惯法，来自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不言而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谎言和虚伪；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坦率是罪恶，也不会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讲的信念与荡妇以堕落为光荣的无耻炫耀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不能把虚伪提到社会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准上来看。39

当然，大卫·休谟和吉本40 都不必用神秘主义来自欺欺人。但是在1817年听到欧文讲话的那个英国，从时间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来那个英国。知识的层次扩大了，教育的特权已不仅属于高雅的贵族和文人。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给囚禁在狭隘拥挤的孤岛上，拿破仑封锁了它的大门。它一方面脱离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在新的英国，像拜伦和雪莱那样的人变得格格不入，一个要求风把他随便带到哪里，只要不是他的祖国，41 另一个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帮助下夺去了孩子，因为他不相信上帝。42

这样，欧文之不容于社会，决不是意味着他的学说错了或对了，这只是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个经常参加集会，在报上撰写文章的阶层。

智慧在数量上必然处于劣势，在重量上也永远是弱小的；它像北极光，照得很远，但几乎并不存在。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阶段和顶峰，发展不能经常达到，因此它是强大的，但又不足以对抗武力。智慧作为一种意识也许在地球上是根本没有的；它与阿尔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参与过、见识过地质变动的老人相比，简直还刚出生。在人类之前和人类周围的自然界，既无所谓聪明，也无所谓愚蠢，必要的只是条件、关系、因果。智慧最早发出的是动物的、带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后来它离开童年，经历了人类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阶段，才逐渐成长和壮大。从本能向智慧发展的意愿，经常是随着温饱和安宁而出现的；因此不论我们停留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发现它处在这种摆脱非理性势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前进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它得靠人们去开拓；历史正如阿里奥斯托43 的长诗，是盲目发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响，东奔西突，慌乱不安，这种没有目标的奔窜在猿猴中间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动物世界的低等动物，便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欧文使用“疯人院”这词，只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国家不是丧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还没获得智力的人的住所。不过从实质上看，他可以这么表达……这没有什么错。毒药或火在三岁孩子的手里，与在三十岁的疯子手里一样可怕。区别只在于这种缺乏智力在一种人说来是病理现象，在另一种人说来则是发展的阶段，胚胎发育的过程。牡蛎便处在机体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动物还没有足，它确实是无足动物，但与截断了足的兽类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但牡蛎不知道这一点），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机体具有生长足和翼的能力；软体动物发育不足的形态，在我们看来宛如涨潮时奔涌而来的一个海浪，正当高涨时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这便构成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特殊现象。

欧文相信，机体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终躺在硬壳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还明白，机体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实已经存在，它们有可能发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们发动了宣传，要它们克服自己的贝壳，跟他一起前进。谁知牡蛎却生气了，认为这是他反对软体动物的表现，也就是违反贝壳动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为，因而诅咒他。

“……人的性格本质上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但是环境条件，社会可以轻易加以调节，使它们最好地促进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同时考虑到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千差万别的状况，仍保存个性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极端迟钝的脑袋才会不同意欧文的这一命题。而且在这一点上，请注意，谁也没有反对。大部分人的反对不是对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这一或另一传统教义，这也不是反驳。在最坏的场合下，这类回答只能证明，真理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两重性，也就是谎言有利，而真理有害。真理不应从这方面判断，它的标准不在这里。

欧文的阿喀琉斯之踵44 不是他学说中明确而简单的原则，而在于他以为他的简单真理很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他这么想，便陷入了爱和急躁的神圣错误中，重蹈了一切改革者和改革的先驱者的覆辙——从耶稣基督到托马斯·闵采尔、圣西门和傅立叶，莫不如此。

愚昧之难以根治就在于：人处在历史的折光和各种道德视差的影响下，对最简单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们却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他们理解最复杂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只要它们符合传统和习惯，与童年时期的想象一致……简单！容易理解！难道简单的东西永远容易理解吗？呼吸空气比呼吸水简单得多，但为此必须有肺，可是鱼从来没有肺，它们需要复杂的呼吸器官，这才能从水中吸收少量的氧气。它们的生活环境不允许，也不需要发展肺，它太稠密，与空气的构成不同。欧文的听众生长的环境的道德密度和成分，决定了他们生有精神的鳃，呼吸新鲜而稀薄的物质反而使他们感到痛苦和厌恶。

不要以为这只是表面的比较，这是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层次中同一现象的真实类比。

容易理解……容易纠正！请问，对谁容易？对那些群众，那些在水晶宫45 的过道上挤得水泄不通的群众，那些在中世纪讲道师（他不知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许给人们的只是天国的惩罚和人间的贫苦，语言粗俗不堪，像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描写的那个嘉布遣修会修士一样46 ）味同嚼蜡的讲道面前听得津津有味，手舞足蹈的群众？

对他们说来可不容易！

人们献出一部分财产和自由，屈服于各种权力和规则，武装起一群群寄生虫，建立法庭和监狱，竖起骇人的绞架，修造教堂，宣扬恐怖的地狱。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不论走到哪里，眼前不是看到人间的刽子手，便是看到天上的刽子手，前者拿着绳索，准备扼杀一切，后者带着火，准备点燃永恒的火焰。这一切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全，防止粗野的情欲和犯罪的意图，尽量把桀骜不驯的欲望限制在社会生活的轨道内，不准越出一步。

可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怪人，他露出令人生气的天真神色，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切是无稽之谈，人根本不是天生的罪人，他像别的动物一样，不必为自己负主要罪责，也像它们一样不需要法庭，他最需要的只是教育。不仅如此，他还站在法官和神父（这些人存在的唯一根据，唯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罪孽、惩罚和赦免）面前，当众宣布，人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性格，只要从他出生的一天起就把他放在不可能成为骗子的环境中，他就不会成为骗子，只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好人。现在社会是用一系列荒谬的东西驱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是人们惩罚的不是社会制度，却是个人。

欧文认为这很容易理解？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很容易想象一只猫因为犯了杀鼠罪，被判处绞刑，一只狗因为卖力追捕潜逃的兔子，被授予光荣的颈圈，然而很难想象一个孩子淘气捣乱，却可以免受惩罚，更不必说罪犯了。认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罪犯进行报复，是卑鄙而愚蠢的；认为法院依靠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罪犯冒了生命危险，在感情冲动下犯的暴行，有恃无恐地、冷漠无情地实施报复，以同样的暴行对付他，是可憎的，无益的——这些看法我们万难容忍，我们的鳃不能适应它们！差距太大了！

群众之所以忧心忡忡，顽固不化，不顾一切地保卫旧事物，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是由于一种愚昧的认识，认为绞架和忏悔，死刑和灵魂不灭，对上帝的畏惧和对政府的畏惧，刑事法庭和最后审判，国王和祭司，这一切在从前本来是一大进步，一大提高，是伟大的成就，是人们在精疲力竭之余可以攀登平静的生活园地的脚手架，是人们在自己不认识道路时可以帮助他们通向港口的渡船，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获得休息，摆脱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摆脱人间流血流汗的劳动，享受太平盛世逍遥自在的生活，因此，这些都是进步、自由、艺术和思想活动的首要条件！

为了保卫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人们在自己的港口周围布置了各种防卫设施，把拿起棍子、担任警戒和保护的责任交给了国王，把诅咒和祝福的权力交给了祭司。

战胜的部族自然要奴役战败的部族，把自己的安闲，也就是自己的发达建立在这种奴役上。按实质说，国家、文明、人的自由，都起源于奴役制度。自我保卫的本能带来了残忍的法律，不受约束的幻想完成了其他一切。世代承袭的传说，年复一年地给那个起源蒙上了一层层五光十色的雾霭，压迫的统治者和被压迫的奴隶一样，惶恐地俯伏在圣训面前，相信那是在雷轰、闪电、密云中，耶和华从西乃山上口授的，47 或者是寄生在他头脑中的圣灵对选民所作的启示。

国家便建立在这些奠基石上，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基础，如果把它们归结为主要的原则，清除各种幻想的、幼稚的、属于成长阶段的杂质，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它们始终是相同的，可以适用于一切教会和一切国家，布景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原则依然相同。

非洲的土皇帝可以亲手宰杀罪犯，他们的惩罚措施是野蛮的，但这与委托别人行刑的法官的惩罚方式没有多大差异。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穿皮大氅、戴白假发、耳朵后夹羽毛笔的法官，还是鼻子上插羽毛、浑身黑乎乎的光身子非洲土皇帝，都从不怀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社会，他们不仅有权在各种场合杀人，而且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

某个森林中的巫师念的不连贯的咒语，和某个大主教或高级教士念的不连贯的废话，也是彼此相似的。重要的不在于谁念什么咒，召唤什么灵魂，而在于承认不承认死后的世界，那个谁也没有见过的世界，人在那里能活动但没有躯体，能思考但没有头脑，能感觉但没有神经，不仅在我们进入幽冥世界以后，而且在我们目前的活动状态中，它也能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余都是次要的，都是枝节变化。埃及的神长着狗的嘴脸，希腊的神容貌俊俏，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朱泽培·马志尼的神，皮埃尔·勒鲁的神，这都是同样的神，正如《古兰经》明确说明的：“真主便是真主”。

民族越是发达，它的宗教也越发达，但是随着宗教离偶像崇拜越来越远，它也越来越深入人的内心，渗透到它的一切方面。原始的天主教和金碧辉煌的拜占庭仪式，对智力的限制比不上简陋的新教。不靠启示、没有教堂、自命为符合逻辑的宗教，几乎无法从智力浅薄的头脑中彻底根除，这种头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又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48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样。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执行自己的判决，他离犯人或被告这么近，如果后者有一把更长的斧子，便可以先发制人。不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执法人很可能凭自己的好恶，胡乱行刑，群众难免怨声载道，终于公开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只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样。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尽管忠于自己的原则，并不能保证这些原则绝对正确，而那里的法官却变得加倍坚定，执法如山，谁也不怀疑他，连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致哪怕满腹冤屈走向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为是公正的，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对自由的畏惧心理（它与孩子没人搀扶开始走路时的感觉一样），除了长期养成的习惯（它使人们依恋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从可怕的暴风雨中救过他们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还有坚固的扶壁支撑着古老的大厦。群众不开化，对事物缺乏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碍了少数人的理解能力，这两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对旧秩序起了支持作用。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不让群众摆脱羁绊，宁可自己接受这种羁绊。

确实，情况不是毫无危险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两本不同的日历。上面是19世纪，下面只是15世纪，而且那也还没到最底层，在最底层还有各种肤色、各类种族和各个气温地带的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49 。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文化，那么它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了大量乞丐和伦敦的无业游民，他们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状态，可是在这文化的顶端却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温50 侏儒和一切贵族阶级的阿兹特克族51 低能儿，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实头晕目眩。试想，要是让这个动物园得到自由，没有教堂，没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没有神父、国王和刽子手，那会变得怎样！

欧文认为，神学和法学可以成为万古长存的堡垒只是谎言，亦即过时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在这理由下要求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忘记这些堡垒是有英勇的军队守卫的。世上没有比僵尸更顽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说服它。何况在我们的奥林匹斯山上掌权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欢纵酒行乐的希腊诸神——按照卢奇安52 的说法，他们正在商讨办法抵制无神论时，一听得报告说，他们的事业已一败涂地，雅典已有人证明神并不存在，他们便吓得脸色发白，逃之夭夭了。希腊人，不论人和神，都比较单纯。希腊人相信呓语，按照儿童的审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们却是从利息和红利的角度支持耶稣会和自己的“老店”53 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证对他们的剥削。这里谈得到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欧文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一般说来，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历史证明，社会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证明，它们依然处在精神不自由的状态。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这很难讲；要解决并不容易，尤其是单靠博爱和其他温和善良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都能碰到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好比两条渐近线，永远在向自己的双曲线靠拢，但永远不能合成一条。这是两个极限，生活在它们之间摇摆、移动和流逝，一会儿靠近这一边，一会儿靠近那一边。

抗议社会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现，不是新现象。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们经常作为揭露者和预言者出现。这是发展的顶点，它的拦路截击者，越出常规的罕见现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样。但经验还没有证明，他们的乌托邦可以实现。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有记忆的时候起，对国家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有利的各种条件同时汇集的情况，除了北美洲，我们还没看到过；在贫瘠的、年代久远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这里全然没有。18世纪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级观念以后，成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还要什么呢？旧欧洲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全都有了：共和主义，民主，联邦制度，各个地区的自治以及把它们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纽带——中央那个松散的结子。

这一切结果怎样呢？

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八十年前宣布过“人权”的人民，却由于“鞭打权”而分裂了。南部各州把“奴隶制”写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从前尼古拉把“专制”写上自己的旗子一样，在那里对思想方式和言论的迫害和压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国王或维也纳的皇帝差一些。

在北部各州，奴隶制还没有上升为宗教信条，但是在一个丢下账簿只是为了转动桌子54 ，为了扶乩降灵的国家里，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

同样的情形在英国和瑞士也能遇到，只是形式较为和缓而已。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群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难道只有无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那么归根结底，这岂不是说，国家所一贯推行的要求和理想，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奋力追求的目标，它们的实现却是与国家生活不能相容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没有权利认为它可以解决。直到现在，历史只采取一种方式解决它；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欧文，却不同。欧文怀着18世纪（被称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期）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人类还处在庄严地穿上成年袍55 的前夕。可是我们觉得，所有的保护人和指导者，叔叔们和嬷嬷们，正是靠这种未成年状态才可以安心吃喝和睡觉。不论人民会提出什么荒谬的要求，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们还不会提出成年的权利。人类还得像儿童一样穿着翻领衫生活很久。

这原因是很多的。要使人具有理性，头脑清醒，他必须首先成为巨人；可是说到底，任何伟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社会生活已形成固定的整体，牢不可破，像在日本和中国一样。一个婴孩，从他在母亲怀中睁开眼睛，发出微笑的时候起，直到他求得良心和上帝的宽恕之后，同样平静地闭上眼睛为止，他都相信，当他安眠之后，他将被带往一个住处，那里既没有哭声，也没有叹息——一切都这么安排好了，他不必发展一个简单的观念，接触一个简单明确的思想。他随着母亲的乳汁一起吸进了麻醉剂；任何感情不可能不遭到歪曲，不可能不离开自然的轨道。学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继续，它灌输的是乐观的谎言，书本加深了它，从理论上赋予了传统垃圾以合法地位，引导孩子们做到知道，但不理解，把一切名称当作鉴定予以接受。

概念上的糊涂，语言上的混乱，使人失去了对真理的嗅觉，对自然的兴味。必须具有强大的思维能力才会辨别出这种精神的煤烟，带着昏迷的头脑冲出屋子，奔向清新的空气，然而周围的人们却百般恐吓他，使他不敢跨出这一步！为此，欧文说道，正因为这样，他对人的社会改造不是从法伦斯泰尔，也不是从伊卡利亚开始，而是从学校开始——他在学校里收的是两岁以下的儿童56 。

欧文是对的，不仅如此，他已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新拉纳克面前欧文的反对者沉默了。这该死的新拉纳克像一块骨头，卡在那些老是指责社会主义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的喉咙中。“孔西德朗和布里斯班，西多修道院，克利希的裁缝们，蒲鲁东的人民银行，都干成了什么？”57 但是在新拉纳克的辉煌成就面前，大家无话可说了。学者和使者，大臣和公爵，商人和贵族，所有的人都是怀着惊异和尊敬离开学校的。肯特公爵的医生是怀疑主义者，谈到拉纳克便面露嘲笑。公爵作为欧文的朋友，劝他亲自到新拉纳克看看。晚上医生写信给公爵道：“汇报得留待明天，看到的一切使我太兴奋、太激动了，我还不能写成文字；好几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我们的老人也处在这种庄严的心情中。这样，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思想——他是正确的。让我们接着谈吧。

新拉纳克达到了繁荣的顶点。永不疲倦的欧文不论是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在群众大会上，在欧洲一切知名人士的不断访问中，甚至像我们谈过的，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亲自拜访时，他都满腔热情地关心着学校和工厂，关心着工人的福利，要在那里创造和谐的生活。可是一切突然垮了！

你以为这是因为他破产了吗？是因为教师争吵，孩子淘气，父母酗酒成性吗？不是，工厂发达，收入增加，工人富裕了，学校也欣欣向荣。但是一天上午，学校里来了两个居心叵测的小丑，他们戴着平顶帽，穿着故意缝得很粗糙的衣服，这是两个公谊会58 教徒，与欧文本人一样也是新拉纳克的老板。他们蹙紧眉头，望着欢乐的、一点不懂得何谓堕落的孩子们，看到一些小家伙不穿长裤便大惊小怪，提出要教授自己的教义问答。欧文起先回答得很巧妙，只是谈收入增加的数字。对上帝的热情暂时平静了：这罪恶的数字是庞大的。可是公谊会教徒的良心再度觉醒了，他们更坚决地提出，不应教孩子们跳舞和唱世俗的歌曲，但必须教分离派教会的教义问答。

欧文的学校中，合唱、体操和跳舞在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不同意。这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公谊会教徒这次决心要在天堂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提出增加赞美诗，给孩子们穿长裤，不得保留苏格兰人的样子。欧文明白，贵格派教徒的十字军远征不会到此为止。他对他们说：“如果这样，请你们自己管理，我拒绝照办。”他不能不这么做。

欧文的传记作者写道：“贵格派教徒接管了新拉纳克的权力，第一步便是减低工资和增加劳动时间。”

新拉纳克失败了！

不应忘记，欧文的成功揭示了历史的一大新发现，即贫苦而受压迫的工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小就学会了酗酒和欺骗，对社会的仇恨，只是在开始时才反对那些新的设施，而且还是出于不信任，只要他们相信这种改革对他们没有害处，在改革中他们没有被忘记，那么他们就会顺从地跟着它走，后来还会对它产生信任和爱。

但是真正的阻力还不在这里。

梅特涅的文学侍从根茨59 ，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宴会上对罗伯特·欧文说道：

“假定说您能成功，那么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非常简单，”欧文回答，“结果是每个人都能吃得饱，穿得好，都能受到实际的教育。”

“但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维也纳会议的西塞罗说道。根茨没有其他优点，但很坦率。

教士们和店主们终于恍然大悟，工人和学生不是在做游戏，是在认真干一件事业，从这时起，新拉纳克的覆灭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苏格兰一个小村子60 和它的工厂与学校的没落具有不幸的历史意义的原因。欧文的新拉纳克的废墟在我们心头引起的悲哀，不比从前其他废墟在马略61 心中引起的少；区别只在于罗马的放逐者是坐在老人的棺木上思考尘世的空虚，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但我们是坐在一个赤忱的人的新坟上，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可是却在人们的耻笑和恐惧中死了——他要求得到承认！

3

这样，欧文在理性面前是正确的；他的结论合乎逻辑，而且已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他所缺少的只是听众方面的理解。

“这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的。”

“我不知道。”

“不能设想，人们会永远不理解自己本身的利益。”

然而直到现在仍是这样；何况除了缺少理解，还有教会和国家，也就是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两大障碍。这属于论理的范围，是很难克服的。欧文认为，只要向人们指出它们的落后和荒谬，人们便会抛弃它们；他错了。它们的荒谬，尤其是教会，是一目了然的；但这对它们毫无妨碍。它们不可摧毁的坚固性不是建立在理性上，而是建立在违反理性上的，因此批评对它们，几乎像对山脉、森林、岩石一样，不起作用。历史是在荒诞中发展的，人们追求的也始终是妄想，而达到的只是实际能达到的结果。他们总是白日做梦，向往的是彩虹，寻找的是天上的乐园或人间的天堂，一路上唱着自己永恒的歌，用永恒的雕像装饰神殿，建设罗马和雅典，巴黎和伦敦。一场梦景让位给另一场；梦有时做得少些，但永远不会没有。人们接受一切，相信一切，服从一切，准备作出重大牺牲；但是每当两种宗教之间出现夹缝，日光穿过这夹缝向他们送来理性和批判的清新空气时，他们却大惊失色，赶快躲避。例如，要是欧文企图改进英国的教会，他也可以成功，不会输于一位论派62 、贵格派以及其他任何教派。改进教堂，把祭台设在隔板后面，或者不设隔板，抬出一个神像或者几个神像，这都可以，都会有千百个人追随这位改革者。但是欧文却要根本脱离教会，于是：“站住，此路不通！”这已到头了。在任何国家，只要不越出界限都好办，越出它便困难重重，尤其是当人民亲自把守关卡的时候。

在历史的一千零一夜中，教育刚有些成效，这类企图便出现了；几个人醒来，向沉睡者提出了抗议，宣称他们才是清醒的，但是他们不能唤醒别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出现证明，人是可以向理性认识发展的。然而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关键在于这种个别的觉醒是否可以成为普遍现象？过去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除非未来走别的路，才会带来我们所不知道的别的力量和别的因素，也才会或正或反地改变人类或它的大部分的命运。美洲的发现相当于地质的剧变，铁路和电报改变了人类的全部交通方式。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无权纳入我们的估计中；但是哪怕对一切都作出充分估计，我们也无法预料，人会很快意识到健全的理性的必要性。头脑的发展需要自己的时间。大自然是不会性急的；它可以在麻木不仁的昏睡中度过几千年，几万年，又在飞鸟的啾啾鸣叫中，在林间野兽的奔逐中，在海上鱼类的嬉戏中，度过另一个几千年和几万年。历史的呓语是漫长的，大自然在其他领域会衰退，在这里它的可塑性却永无尽头，历久不衰。

有人明白这是梦，但他们以为苏醒是容易的，对睡着的人不免生气，却不知道，周围的整个世界都不允许他们苏醒。生活便在一系列乐观的迷误、人为的需求和臆造的满足中流逝。

你不必挑选，随意拿起任何一份报纸，看一下任何一个家庭。在这里罗伯特·欧文能起什么作用？为了废话，人们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忍受痛苦，为了废话他们走向死亡，为了废话他们互相残杀。在永恒的忧虑、奔忙、穷困、惊慌、流汗和没有休息没有尽头的劳动中，人甚至谈不到什么享乐。如果有一点闲暇，他便得赶快编织家庭的网，完全盲目地编织这张网，连自己也落进了网中，也把别人拖进了网中；如果他必须靠无休无止的苦役劳动来摆脱饿死的命运，那么他就会开始对妻子、孩子和亲属进行最残忍的迫害，或者自己受他们的迫害。这样，人们在父爱的名义下，在嫉妒的名义下，在婚姻的名义下，互相迫害，编结仇恨的、神圣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什么时候才能清醒？除非走出了家庭，走进了坟墓，丧失了一切，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新鲜的思想，只要求安息的时候。

不妨看看整个蚂蚁窝或单独的蚂蚁，它们如何奔忙，操劳；再想想人们的要求和目的，他们的欢乐和烦恼，他们对善和恶，光荣和耻辱的理解——他们一辈子所从事的一切，从早到晚所忙碌的一切；看看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什么，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什么，你便不禁感到仿佛回到了童年世界，看到了装在轮子上的小木马，那闪光的金属饰片，看到洋娃娃放在一个墙角里，鞭打的树条放在另一个墙角。从孩子的嘟哝声中，有时可以听到一点真实的声音，但它一闪而过，在儿童的漫不经心中消失了。停顿和思考是不可能的——这势必造成混乱，脱离时代，结果一无所获。一切都陷得太深了，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你无法使它们停止，尤其是靠那无足轻重的几个人，他们既无枪炮，也无金钱，又无权力，只是以理性的名义提出抗议，甚至不能用奇迹来证实自己的真理。

罗特希尔德或蒙特菲奥雷63 为了赢得第一百个一百万，必须一早上办公室；布鲁塞尔发生了瘟疫，意大利在打仗，美国分裂成了南北两方——一切都很好；如果这时有人向他们谈人的不负责任，谈财富的重新分配，他们当然不想听。麦克马洪64 日夜考虑怎样才万无一失，可以靠穿红裤子的人在最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消灭穿白军装的人；最后他歼灭的人比他想象的还多，于是大家向他祝贺，哪怕爱尔兰人曾作为天主教徒遭到过他的打击，也不例外；如果这时有人对他说，战争不仅荒谬绝伦，令人痛恨，而且是犯罪，当然他非但不听，还会得意地抚摩爱尔兰献给他的宝剑。

在意大利，我认识一个老人，他是一家大银行的老板。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出外散步，回家时已清晨四五点钟，走过他的家。一些工人正从地窖里推出一桶桶橄榄油，预备装运出海。老银行家穿着厚大衣，拿了一张纸在清点桶数。早晨空气清新，他觉得有些冷。

“您已经起床？”我问他。

“我站在这儿已一个多小时。”他笑着答道，伸出了手。

“可您像在俄国似的冻僵了呢。”

“有什么办法，我老啦，精力不够了。您那些朋友（这是指他的儿子们）大概还在睡觉，让他们睡吧，好在老头子还活着。不亲自监督是不成的。我是老一辈的人，见得多了：经历过五次革命，我的朋友，当然，这与我无关，可是对工作我始终这样：发出了油，我便上办公室。我是在那儿喝咖啡的。”他补充道。

“就这样工作到吃饭？”

“工作到吃饭。”

“您对自己要求很严。”

“不过坦白说，这大多是习惯。我不能没有事干。”

我离开他以后，心想：“他眼看快死了，到那时谁来发运橄榄油，银行又怎么办呢？除非他的长子到时候也成了老一辈的人，也不能没有事干，也在四点钟就起身。这样，金币一个个增加，直到某一代公子，也许还是最聪明的一个，在牌桌上把它们统统输掉，或者献给一位放荡的女人。于是好心的人们说道：‘他们的父母多么好啊！自己省吃俭用，也不让别人挥霍，为子女积累了一切。可是现在却出了一个浪荡儿子！……’”

瞧，真理怎么能通过这重重叠叠的荒谬现象轻易进入人们心中呢？

这些人沉浸在功名利禄、投机倒把、家庭纠纷、打牌、勋章和养马中间，现在罗·欧文却大声疾呼，要他们把精力用于别处，向他们指出生活的荒谬。他不能说服他们，只能触怒他们，给自己招来不理解的全部对立情绪。只有理性才能长时期忍耐，才是慈悲为怀的，因为它理解一切。

欧文的传记作者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说，欧文否定了宗教，因而摧毁了自己的影响。确实，他敲打了一下教会的石墙，便应该适可而止，可是他却越过教堂，到了另一边，在那儿成了孤家寡人，伴随他的只是笃信宗教者的咒骂。但是我们认为，他迟早会落到这个地步，在这另一种的贝壳外面只能是孤立和放逐！

群众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对他发怒，只是因为国家和法庭不像教会和祭坛那么深入人心。但是归根结底，惩罚权主要得靠训练有素的人来维护，不能靠疯狂的贵格派教徒和玩弄笔杆子的伪君子。

关于教理和教义问答的真理，凡是稳健持重的人都不会提出异议，尽管他们事先就知道，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谁也无法证实“圣母无原罪成胎论”，摩西对地质的研究也不可能与麦奇生65 的研究一致。民法和刑法的世俗教堂，法律大全的教理，巩固得多，它们早在接受审查之前已有权称作业经证实的真理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人们推翻祭坛，却不敢触动守法镜66 。阿纳卡西斯·克洛斯，埃贝尔分子，给上帝改名为理性67 ，他们深信这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公民的其他守则，正如中世纪的神父相信教会法典68 和火焚巫师的必要性一样。

本世纪最强大、最勇敢的思想家之一69 ，为了对教会发动最后的攻击，在理论上确立了教会的世俗化原则，从祭司手中救出了准备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以撒70 ，把他交给了法庭，也就是说献给了正义的祭坛，这曾经有多久呢？

一千年来关于自由和预定71 的永恒的争论尚未结束。在我们今天，也不仅欧文一人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出疑问；我们在边沁和傅立叶，在康德和叔本华，在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们，尤其是在所有从事犯罪统计的人那里，都能看到这种怀疑的迹象。不论怎么说，争论还没有结果，但是有一点，即罪犯应该惩治，并按照罪行的大小定刑，这是没有争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那么疯人院在哪一边呢？

柏拉图说过：“惩罚是罪犯不容剥夺的权利。”

很可惜，他亲口讲了这句双关语，不过我们不一定要学艾迪生的加图，向大家宣称：“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72 ，因为他甚至说过：“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

如果鞭笞或绞刑是罪犯应得的权利，那么在这权利遭到破坏时，还是让他自己宣布这一点。权利是不必强迫接受的。

边沁称罪犯为拙劣的计算员；很清楚，谁计算错误，谁就应该承担错误的后果，但尽管这样，这不是他的权利。谁也不会说，如果你用额角撞了墙壁，你便有权获得一块青斑，万一没有，也不会有一个特别的官员派医生来给你制造一块。斯宾诺莎讲得更简单，他说可能有必要对一个不让别人生活的人处以死刑，“就像杀死一条疯狗一样”。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法学家们或者不这么坦率，或者头脑太聪明了，根本不愿承认判刑是一种防卫措施或报复手段，却说这是道德的补偿，“平衡的恢复”。还是在战争中干脆一些：士兵杀死敌人时不必寻找他的罪行，甚至不必声明这是正义的行为，只要可能，就可以把对方杀死。

“但是根据这种观念，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关门了。”

“为什么不可以？从前人们把巴西利卡73 改成教区教堂，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改成教区的学校？”

“没有一个政府会同意这种取消惩罚的观念。”

“欧文可以像历史上第一个弟兄74 那样这么回答：‘难道我的任务是巩固政府吗？’”

“他对政府的态度十分温和，不论是国王、托利党的内阁大臣，还是美国共和政府的总统，他都能相处得很好。”

“难道他对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态度不好吗？”

“那么，您认为欧文是共和主义者吗？”

“我想，罗伯特·欧文赞成的政府形式，应该是最符合他所接受的教会的观念的。”

“算了，他根本不相信任何教会。”

“一点不错。”

“然而总不能没有政府吧？”

“毫无疑问；不论怎么糟糕，还是需要的。黑格尔讲过一个善心的老太婆，她说：‘嗯，不论天气怎么坏，有坏天气总比什么天气也没有好一些！’”

“好，你笑吧，但是没有政府，国家就得灭亡。”

“可这与我什么相干！”

4

在革命时期，有人试图彻底改变公民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保存强大的政府权力。75

筹备成立政府的命令保存了下来，它们的标题是：

平等 自由 普遍幸福

有时为了更加明确，加上一句：“或者是死！”

可以想见，这些命令是以警察的命令开始的：

1.凡是没有为祖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不得享受任何政治权利；他们只是共和国的客人，是外国人。

2.不为祖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是指没有以有益的劳动为它服务的人。

3．法律认为有益的劳动是：

耕种土地，饲养牲口，捕鱼，航海。

机器和手工劳动。

小商贩（零售商业）。

运输和车夫业。

军事活动。

科学和教育。

4.然而如果从事科学和教育的人，未能在规定时期内提出符合一定形式的证件，证明其具有公民品质，那么不得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劳动。

6．外国人不得进入公共集会场所。

7．外国人处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直接监督下，它有权把他们逐出居留地，送往管教地点。

在关于“劳动”的命令中，一切都分别作了规定：什么时候劳动，做些什么，劳动几个小时；工长应“以身作则，认真工作”，其余的人向工长报告工场的一切活动。根据人力及劳动的需要，可以把工人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点（就像我国驱使农民去修造公路一样）。

11．凡是无公民品质、懒惰、奢侈、行为不端，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分男女，由主管当局遣送从事苦役劳动（强制劳动），并由它所指定的公社实行监督。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

14.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劳动者公民的衣食、迁移和休息，由专职官员予以照料。

关于财富分配的法令：

1．公社的任何成员，除由法律规定给予他的，以及由政府授权的官员（行政官员）分配给他的以外，不得占有任何财物。

2．人民公社从成立起，即应对每个社员提供房屋、衣服、洗濯用具、照明用具、燃料、足够的粮食、肉、鸡、鱼、蛋、牛油、酒及其他饮料。

3.每个公社均应在规定时期内成立公共食堂，所有社员必须在食堂用膳。

5.每个社员凡为其劳动领取工资或私自藏匿金钱的，均应受到惩罚。

关于商业的命令：

1．禁止私人经营对外贸易。商品予以没收，经营者予以惩处。

商业将由官员经营。然后消灭货币。金银不准输入。共和国不用金钱支付；国内的私人借款一律作废，外债逐步偿付；诈骗和伪造货币罪将判处终生劳役（无限期苦役）。

你会以为这些文件是“彼得在沙皇村”或“阿拉克切耶夫在格鲁齐诺76 ”签署的，但是不，签字的不是彼得一世，而是法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巴贝夫！

对这样一份计划，要抱怨政府权力不大，那是很难的；一切都在它的保护下，一切都在它的监督下，一切都由它管理，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甚至不准牲口随意谈情说爱，繁殖后代也得按照主管当局的命令行事。

你想，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让这些幸福的农奴，这些享有平等权利的囚犯吃“鸡和鱼，喝酒，穿衣和娱乐 ”？77 这不单是为了他们，正如命令所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只有共和国才应该富裕、强大和繁荣。”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莫斯科的伊威尔圣母像，她满身珠宝，既有马车，又有侍候她的祭司，还有永远不会挨冻的车夫，总之，她什么都有，唯一不足的只是她拥有这一切财富仅仅是在画中。

罗伯特·欧文与格拉古·巴贝夫截然不同，这是十分明显的。过了几个世纪，地球上的一切都改变以后，根据这两大臼齿，便可以重现英国和法国的整个骨骼，包括每一根骨头在内。尤其因为这两位社会主义的始祖实际上属于同一家族，目的和动机都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区别也更明显。

一个人看到，尽管处死了国王，宣布了共和，消灭了联邦主义分子
78 ，实行了民主恐怖政治，人民还是一无所获。另一个看到，尽管工业、资本和机器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快活的英国”却变得越来越不快活，肥胖的英国变得面黄肌瘦。这一切使两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必须改变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为什么他们（还有其他许多人）几乎在同一时候产生了这同样的思想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关系的矛盾没有比以前增加或变坏，但是与18世纪末年相比，变得更突出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发展不一致，破坏了早先在较不顺利的环境下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平衡状态。

但是尽管两人的出发点如此接近，他们却走向了相反的方面。

欧文认为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这是复杂、困难的历史进程的最后成就和最后胜利；他向新时代的曙光欢呼，这是过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他劝导孩子们赶快抛弃襁褓和牵索，用自己的脚走路。他向未来的门口张望，像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旅客，不再为道路生气，也不再骂驿站长和不中用的马了。

但是1793年的宪法不是这么想，与它一样，格拉古·巴贝夫也不这么想。它宣称要恢复被遗忘的、被抛弃的人的天赋权利。国家的生活方式是篡权的罪恶果实，是暴君和他的同谋犯（神父和贵族）的恶毒阴谋造成的。应该惩办他们，他们是祖国的敌人，应该把他们的财富归还合法的主人，尽管他目前什么也不是，因而被称为无套裤汉
79 。到了把他不容剥夺的权利还给他的时候了……这些权利是什么？为什么无产者是主人？为什么一切财富属于他，只是遭到了别人的掠夺？……啊！你们怀疑——你们是多疑的人，新来的主人会把你们送交法官公民，而后者又会把你们送交刽子手公民，于是你们就不再怀疑了！

外科医生巴贝夫的手术与产科医生欧文的手术，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巴贝夫想用武力，也就是权力，摧毁武力所建立的一切，镇压不正义的聚敛者。他为此组织阴谋；如果他得以控制巴黎，就可以用起义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法国建立新的政权，就像战无不胜的穆罕默德二世80 命令他的拜占庭一样。他会强迫法国人接受他的公共福利制度的奴役，当然，这是靠暴力建立的，它必然引起最骇人听闻的反抗，在这场斗争中，巴贝夫和他的委员会势必被推翻，只是给世界留下了体现在荒谬形式中的伟大思想，这思想直到今天仍在灰烬下暗暗燃烧，困扰着富足者的平静生活。

欧文看到，文明国家的人民在逐渐成长，可以进入新的时代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暴力，只是希望减轻发展的痛苦。他从自己说是彻底的，正如巴贝夫从自己说也是彻底的一样，他着手研究胚胎和细胞的发育。他像一切自然科学家，是从个别事例开始的，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便是新拉纳克；他的学说也随着这个基层组织一起成长和壮大，正是它使他得出了结论；确立新秩序的主要途径是教育。

欧文不需要秘密活动，暴动对他有害无益。他不仅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与英国政府，而且可以与其他一切政府友好相处。在他眼中，政府是陈旧的历史事实，支持它的是落后而没有知识的人，但它不是由一群强盗组成，不必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他们逮捕归案。他既不要求推翻政府，也丝毫不觉得有改良它的必要。如果那些圣徒老板对他不横加干预，那么在英国和美国目前已会出现几百个新拉纳克和“新和谐村”81 ，它们会使劳动群众的新生力量汇集到那里，从而让优良的生命液汁从国家过时的水槽中逐渐分离出去。他为什么要与垂死的力量斗争？他可以让它们自然死亡，他知道，送进他的学校的每个孩子都是对教会和政府的一次新胜利！

巴贝夫被处死了。通过这次审问，他成了那些伟大人物中的一个，他们是殉难者，也是被处死的先知，在他们面前人是不能不表示敬意的。巴贝夫死了，在他的坟墓上，那吞噬一切的怪物集权主义越来越壮大了。在它面前，特殊性被铲除了，泯灭了，个性退化以至消失了。在欧洲的土地上，从雅典三十僭主时期82 到三十年战争83 ，以及从三十年战争到法国革命，政府的蜘蛛网对人的束缚，行政机关构成的网络对人的限制，从未像法国这个最新阶段那么严密。

污泥逐渐包围了欧文。但是只要能行动，他就奔走，只要能讲话，他就呼号。污泥在耸肩膀，摇头；无法抗拒的市侩的浊浪日益高涨，而欧文老了，终于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沼泽；他的力气，他的声音，他的学说逐渐进入低潮，消失在这片污泥中了。有时紫红色的火星仿佛又在跳动，使自由主义者胆怯的心灵惶惶不安——但也只限于自由主义者，贵族不把这些火星放在眼里，教士憎恨它们，人民不理解它们。

“然而未来是他们的！……”

“这还不一定！”

“得了吧，如果这样，那么整个历史向哪里发展呢？”

“谁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会向哪里发展？至于历史，它不是我创造的，我不能为它负责。我像《蓝胡子》中的‘安妮妹妹’84 ，为你们探望道路，我只得说，我在大路上除了看到尘埃，其余什么也没有……啊，好像有人来了，来了，然而不，这不是我们的弟兄，这只是一群绵羊，许多绵羊！最后来了两个巨人——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好吧，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他们会揪住拉乌尔的蓝胡子。但事与愿违！拉乌尔不服从巴贝夫的可怕命令，也不肯进欧文的学校——他把一个送上了断头台，把另一个赶进了沼泽，要让他淹死。我根本不赞成这件事，拉乌尔不是我的亲戚，我只是确认事实，如此而已！ ”

5

大约就在巴贝夫和达尔泰85 的头颅从旺多姆的断头台上滚下的时候，欧文正与另一个不被承认的天才和穷人富尔顿86 住在一起，他把自己最后几个先令给了他，让他制造机器的模型，这些机器是为人类的富裕和幸福创造条件的。这时，一个青年军官87 带了几位夫人参观自己的炮台。为了讨得她们的欢心，他毫无必要地放了几发炮弹（这是他自己说的）；敌人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他，死了几个人，还有一些人受了重伤；夫人们对这种惊心动魄的游戏十分满意。军官的良心有些不安，他说：“这些人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但这是战争时期，事情很快过去了。这是个预兆，后来这位年轻人使人类流的血比所有的革命加在一起更多，他一次征兵的人数超过了欧文为改造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学生。

他没有任何体系，不希望人们幸福，也不允诺什么。他只想自己得到幸福，而他所说的幸福便是权力。现在你们瞧，巴贝夫和欧文在他面前是多么渺小！他的名声直到他死了三十年以后还足以使他的侄儿88 登上皇帝的宝座。

他掌握了什么秘诀呢？

巴贝夫想用命令给人们创造幸福生活和共产主义共和国。

欧文想教育人们接受另一种对他们有利得多的经济生活方式。

拿破仑既不想用命令，也不想用教育的办法，他明白，法国人实际上并不希望吃斯巴达人的粗糙饮食89 ，恢复老布鲁图90 提倡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太乐意每逢重大节日，“全体公民得集中开会讨论法律91 ，并对孩子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可是打架和夸耀勇气却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他们所喜爱的。

拿破仑不想干涉和惹怒他们，向他们宣传永恒的和平、拉塞达埃蒙92 的饮食、罗马的道德和桃金娘花冠；他看到，他们热爱的是流血的荣誉，因此便唆使他们攻打其他民族，自己也与他们一起出征。对他没什么好责备的，法国人没有他也会那么干。但这种趣味上的一致足以充分解释人民对他的爱戴：在群众眼里，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以自己的纯洁，也没有以自己的道德使群众蒙受侮辱，他从未向他们提出过任何崇高的、先进的理想；他不是惩恶的先知，也不是劝善的天才，他本身便属于群众，是他们的自己人，具有他们的缺点和趣味，他们的欲望和爱好，他使群众的精神上升到了天才的境界，沐浴在荣誉的光辉中。正因为这样，他的力量和影响才如此之大，也正因为这样，群众才为他痛哭流涕，依依不舍地把他的棺材运回法国，一路上到处挂满了他的画像。93

他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因为群众抛弃了他，看透了他的荒唐野心，不愿再把最后一个儿子交给他，不愿再毫无必要地为他流血。他是惹怒了其他民族，招来了坚决的反击，他们为自己的奴隶地位，也为自己的主人，进行了誓死的战斗。基督教精神得到了体现：不要憎恨你的仇人，要爱护他们！

这一次是封建主义战胜了军事专制主义。

每逢走过威灵敦和布吕歇尔94 在滑铁卢战场胜利会师的浮雕，我总是不能平静，每次我都要对它注视很久，每次心里都会发冷，都会害怕……一个是安详的、不能给人以任何光明希望的英国人，另一个是头发花白的、既凶残又仁慈的德国佣兵队长。一个是英国军队中的爱尔兰人95 ，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另一个是普鲁士人，他的祖国便是军营，就是这么两个人在欢呼声中会师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他们刚把历史从大路上推进深及车毂的污泥中，经过了半个世纪，它还没有爬出这片污泥……那时天刚蒙蒙亮……欧洲还在蒙头大睡，不知道它的命运已经改变。由于什么？由于布吕歇尔行动迅速，格鲁希96 错过了时机！这次胜利给各个民族带来了多少不幸和眼泪！可是相反的胜利又将给各个民族带来多少不幸和眼泪啊！

那么这一切的出路在哪里呢？

“你所谓的出路是指什么？是‘尽人事，听天命’那样的道德说教，还是‘从前也是血流成河，从前也是哭声遍地’那样的警世格言？”

理解真相，这就是出路，摆脱假相，这就是教训。

“那有什么好处？”

“现在大家都在叫喊贿赂的不道德，怎么还有贪污？欧文老人解释道：‘真理是一种信仰，除了它本身，不能向它提出别的要求。’”

对那暴露的一切，那断裂的骨骼，那受伤的心灵，那一切损失，错误，迷惑——最低限度，应该从这本神秘的书中破译出几个字母，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一点普遍的意义……这多得不可胜数！那些童年的废物正从我们心中消失，不再吸引我们，我们珍惜它们只是出于习惯。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难道是那些巫婆和自发力量，那关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和未来的无限进步的故事，那圣亚努阿里乌斯创造奇迹的瓶子和呼风唤雨的气象祈祷，那化学因素的神秘意图和大自然的愿望？

第一分钟是可怕的，但也只是一分钟而已。周围一切都在摇摆，奔驰；站住或者前进，随你要到哪里；没有关卡，没有道路，没有指挥的人……也许，海洋的汹涌澎湃也是可怕的，但是一旦人们了解它的起伏不定并无目标，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行踪，靠自己的力量横渡海洋了。

不论大自然还是历史，都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因此可以走向要它们走向的任何地方，只要有这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阻力的话。它们是由无限多的互相作用、互相会合、互相制约和吸引的局部，日积月累地形成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便因此像山上的石子一般毫无作用，完全屈服于自然力量，处在必然性的严格控制下；相反，人会逐渐成长，了解自己的地位，掌握自己的命运，高傲地驾着自己的船破浪前进，迫使无边的海洋成为他的交通大道。

历史是一支杂乱无章的即兴曲，它没有纲领，没有预定的目标，也没有不可避免的结局，它准备跟任何人前进，任何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诗句插入这支曲子，哪怕它的声音响一些，它仍是他的诗句，整个诗篇不致因此中断，过去会留在它的血液和记忆里。在发展的每一步中，都蕴藏着无限多的可能性、插曲和新发现，它们在历史即兴曲和大自然中酣睡。运用科学可以使岩石中渗出水流，只要想想水是什么，压缩的气体可以变成水，自从发明了电以后，它们就不是掌握在朱庇特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了。人的参与是伟大的，充满诗意的，这是一种创造。自然力量和物质都一样，它们可以沉睡千万年，从不苏醒，但是人驱使它们为自己工作，于是它们活动了。太阳早已在空中行走，突然人攫取了它的光线，留下了它的痕迹，于是太阳为他制作了照相。

大自然从不与人争斗，这是宗教对它的卑鄙诬蔑，它不是那么有思想的东西，会进行斗争，对它说来一切都一样。培根说：“人对自然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它的控制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没有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不可能违背人的意志；它继续做自己的事，在不知不觉中却在做他的事。人们知道这一点，正是在这基础上掌握着海洋和陆地。但是在以历史世界为对象时，人却对它不这么尊重，这里他是在自己家中，不受约束；在历史中，他让事件的洪流带着他被动地前进，或者拿着刀子冲进它中间，一边大喊：“普遍幸福或者死！”97 这自然容易，相比之下，观察历史浪潮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们摆动的规律，因而为自己开拓无限远大的航道，这就难了。

当然，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他同时既是小船和浪涛，又是舵手。可是连一张地图也没有！

“要是哥伦布有了地图，他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了。”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发现以后才能画上地图。只有给历史排除了任何预定的道路，人和历史才会变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充满深刻的乐趣。如果事件早有安排，整个历史只是某种史前的密谋的发展，那么它要做的无非是执行，无非是‘搬演’，我们手中拿的也至多只是木剑和黄铜盾牌而已。难道我们流了真正的血，真正的眼泪，只是为了搬演一出早已编好的戏剧？有了预定的计划，历史就只是把数字填进代数公式，未来在诞生之前已注定了处于服从的地位。”

有人大惊小怪，认为欧文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力量，这些人是要使预定观念不仅可以与自由，而且可以与刽子手并行不悖！经文上说：“人子必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98 ，这也许是他们的根据。99

在神秘主义观点中，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那里它带有艺术意味，这在理论中是没有的。在宗教中展开的是整个戏剧；这里有斗争，有反抗，也有镇压；不朽的弥赛亚，提坦，魔王撒旦，亚巴顿100 ，被驱逐的亚当，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所惩罚和被救主所救赎的人。这是小说，震撼心灵的故事，但也正是形而上的科学所抛弃的东西。宿命论从教堂走进学校时，失去了自己的全部意义，甚至失去了我们在童话中所要求的那种逼真性。美丽、芳香、迷人的奇花异草，在学究们手中变成了干瘪、苍白的标本。他们抛弃了幻想的形象，只留下了赤裸裸的逻辑上的错误，一切成了荒谬的历史的“秘密构思”，它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借助于人类和国家、战争和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如果它是存在的，为什么要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只是靠事件在体现和维持，那么为什么在新的纯洁受胎论之后，它又会蕴藏在暂时还没有出现的观念中，而这些观念一旦走出历史的母腹，便立即宣告它以前存在着，今后也依然存在？这是灵魂总体不变的新说法，它向两边扩展，它不是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而是种族的……全人类的不灭的灵魂 ……它的价值抵得上死魂灵！全体白桦树中不是存在着不灭的白桦树吗？

毫不奇怪，最简单、最平常的事物在这种光照下，也会被烦琐哲学的解释弄得完全不可理解。例如，一个人越是活得长久，越有机会致富，一个人观察一件事物越是长久，只要不遭到干扰，或者他没有失明，那么他对这事物的理解就越深，这对任何人说来，不是最容易接受的事实吗？可是人们却别出心裁，从这事实制造了进步的偶像，仿佛不断地发展便是一切，可以到达无限幸福的金犊世界101 。

再也清楚不过，人活着不是为了完成命运的安排，不是为了体现一种思想，不是为了进步，只是因为他出生了，而他出生是为了（不论这个词多么不恰当）……为了现在，尽管这现在既不妨碍他从过去取得遗产，也不妨碍他留下自己的遗物。这对理想主义者说来，似乎显得低劣而粗俗；他们怎么也不愿看到，在我们这渺小的生命中，在我们一闪而过的短暂的个人生活中，我们的全部伟大意义只是在于当我们还活着时，当我们所取得的这个躯体还没有解体，重返于大自然时，我们便是我们，而不是命运指定的为进步受苦或者体现某种虚无缥缈的思想的傀儡。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不是天命手中的针和线，不是为它编织彩色的历史画卷的……我们知道，我们也参与了这幅画卷的编织，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使命，也不是我们所要完成的作业，这只是那个复杂的连环作用造成的，它把一切存在物的开端和结尾、原因和结果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改变地毯的花纹。没有主人，没有图样，只有材料，只有我们自己。从前的命运织匠，那一切伏尔甘们和尼普顿们102 命令人们永远活下去。遗嘱执行人向我们隐瞒了他们的遗言，而已故者却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我们。

“但是如果您一方面让人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取消了他们的责任感，那么您的学说只能使人抄起双手，什么也不干。”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完美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

如果宗教和它令人窒息的宿命论思想，如果空洞理论和它阴森冷漠的教条，没有使人抄起双手停止活动，那么就不必为摆脱了这两块铁板的观点担心。只要对生活和不合逻辑还有一点感觉，就足以挽救欧洲各民族，使它们摆脱宗教耍弄的禁欲主义和清静无为等等花招，事实上它们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行。难道理性和思想会比它们更软弱吗？

何况现实的观点也包含自己的秘密；由于它而什么也不干的人，不会了解它，也不会接受它。他的头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还需要别人的推动——一方面是长黑尾巴的魔鬼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拿白百合花的天使的推动。

人向往更和谐的生活，这是完全自然的，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正如饥饿和口渴不能阻止他一样。就因为这样，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任何学说会使他抄起双手，停止活动。至于能否找到较好的生活条件，人能否享有它们，或者是否会在一个地方迷了路，在别的地方出差错——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说，人永远不能免除饥馑，这不是说我们怀疑每个人经常能得到食物，而且是健康的食物。

有的人很容易满足，要求不高，目光短浅，欲望有限。有的民族也视野狭隘，坐井观天，满足于穷困、虚伪、有时甚至鄙陋的生活。中国人和日本人无疑便是这样的两个民族，它们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公共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它们始终这样，历久不变。

在我们看来，欧洲也接近了“饱和状态”，它疲倦了，向往着平静和停顿，从市侩制度中找到了自己巩固的社会方式。妨碍它的是已经寿终正寝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残余和正在积极进取的因素。市侩制度与军事寡头政治相比是一大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盎格鲁-日耳曼人而言，它不仅是胜利之路，也是富裕之路。荷兰跑在前面，它是第一个安于现状、让历史终止的国家。成长的终止是成年的开始。大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比一家之主的父亲那种冷静而忙碌的生活动荡得多。如果英国没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像铅板一样压在它的上空，如果它不像乌戈利诺103 那样老是踹在自己即将饿死的孩子们的身上，如果它像荷兰一样可以给一切人提供小店主和不太富裕的中等老板的小康生活，它就会安于市侩阶级的现状。但与此同时，思想水平、视野、审美情趣降低了，生活变得空虚，除了外界的冲击有时带来一点差异以外，只是单调的循环，稍有波动的一泓死水。议会在开会，预算在审查，演说头头是道，形式略有改进……明年还是这一套，十年以后也还是这一套，生活进入了成年人平静的轨道，一切只是例行公事。我们在自然现象中也看到，不论开端多么光怪陆离，延续总是日趋平静和安详，不会像披着长发从空中横扫而过的、没有固定轨迹的彗星，只是带着自己那些灯笼般的卫星，在空中循着一再反复的道路缓缓移动的行星；小小的变化只是更加突出了总体上有条不紊的状态……春天有时雨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是春天一过总是夏天，而在它之前也总是冬季。

“这么说来，整个人类就得这么进入市侩社会，然后停留在那里？”

“我想，不是整个人类，但某些部分确实这样。‘人类’这个词最讨厌，它不能表达任何明确的概念，只是在其他一切模糊观念之外，增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花斑怪物。‘人类’这个词能说明什么统一性？除非是我们所理解的某些总体名称，如鱼子等等。世上谁敢说，有一种制度同样适用于易洛魁人和爱尔兰人，阿拉伯人和马札尔人，卡菲尔人和斯拉夫人？我们可以说的只有一点：某些民族讨厌市侩制度，但有些民族对它却如鱼得水。西班牙人，波兰人，一部分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很少市侩因素，他们向往的社会制度，不是市侩阶级所能给予的。但这绝对不是说，他们因此便能达到这种高级状态，或者他们不会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单单向往什么也不能保证，我们不得不着重指出可能和不可避免之间的差异。知道某种制度对我们不利，这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制度，它是否可能实现。在我们前面存在着许多可能性，资产阶级也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最富有诗意的人也可能变成小店主。可能性消失，憧憬流产，发展改变方向，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不仅是可能性，最触目惊心的还是个人的生命、思想和活力，一开始就从每个儿童身上死去。请注意，儿童的这种夭折也不包含着必然性，只要医生精通医学，这医学又是真正的科学，那么十分之九的生命是可以保留的。对人和科学的这种作用，我们必须给予充分注意，它是非常重要的。”

还必须警惕猿猴（例如猩猩）对智力进一步发展的侵犯。这从它们惶惶不安的目光，从它们对一切变化忧心忡忡的注视，从它们的疑虑、惶惑、慌张和好奇中，都可以看到，而这种好奇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它们的思想集中，使它们经常处于精神涣散状态。一代一代的人前赴后继，要奔向某种理性的世界，一代一代的人继承了这个事业，但没有达到目的而死去了——就这样经过了几千年，也还会再过几千年。

人比猿猴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的追求不可能不留下踪迹，它们凝结在文字中，体现在形象中，保留在传统中，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每个人依附在人类演变的参天大树上，它的根几乎可以追溯到亚当的乐园中；我们像拍岸的浪涛，在我们的后面可以感到整个海洋——全部世界历史的压力；每个时代的思想这个时刻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而有了前者，我们就拥有了巨大的力量。

谁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可代替的现实力量；在每个人面前，大门都敞开着。人有什么要说的，就让他说，有人会听；他心里有什么信念，就让他宣讲。人不会像自然力那么屈服，但是我们始终得与当代的群众打交道，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脱离整个生活画面，我们同样接受前人的影响，有着共同的联系。现在你明白，人们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依靠什么人了吧？

“依靠什么人？”

“怎么依靠什么人？……举例说便是依靠你们和我们。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能抄起双手，什么也不干呢！”

1  赫尔岑的老朋友，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

2  引自雷列耶夫的长诗《沃伊纳罗夫斯基》。

3  阿基米德在谈到他的杠杆原理时说过，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便可以移动整个地球。

4  指玛蒂尔达·比格斯（？—1867），英国政治家詹姆斯·斯坦斯菲尔德的女儿，同情各国流亡者，与马志尼、赫尔岑等过从甚密。

5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莱莱维尔，他的白眉毛下同样有着一对童心未泯的蓝眼睛。——作者注

6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古希腊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在沉醉的世人中唯一清醒的人。

7  指《圣经》中耶稣与税吏同席，以及与门徒们在海上航行的事，见《马太福音》第八章及第九章。

8  1815年，尼古拉（那时还没有登基）到新拉纳克访问过欧文。据欧文后来在自传中说，尼古拉邀请欧文到俄国办厂，俄国政府可支持他在新拉纳克纺织厂实施的制度，欧文谢绝了。

9  欧文在晚年成了神秘主义者，相信唯灵论和灵魂不灭等。

10  宗教裁判所的各种刑罚中，有一种是把人关在隐修小室中，四面插着刀尖向外的刀，使人无法活动，这种囚室挂有“悲伤圣母像”（圣母在耶稣尸体旁悲哭的画像）。

11  指使徒约翰，据说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曾同圣母马利亚一起守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后来他前往以弗所传教，被流放在帕特莫斯岛（《圣经》中译为拔摩岛），后死在以弗所。

12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13  指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14  罗奇代尔是英国大曼彻斯特郡的一个自治市，19世纪为棉纺织业中心，1844年成立的以棉纺织业工人为主体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消费合作社。

15  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是全世界第一次国际性展览会，曾轰动一时。

16  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曾任大法官兼上院议长。1857年发起成立“社会科学促进协会”，并任主席。

17  因奥尔西尼的案件而闻名的。——作者注

18  欧文出生和安葬在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安葬时，新城教区牧师坚持必须按教会仪式进行，并不得发表墓前演说。当时只有欧文的老朋友艾尔索普对违背死者意愿的仪式提出了抗议，并拒绝参加这样的仪式。“一切都过去了”是欧文的长子事后发表的公开信中第一句话，这信于1858年11月17日登载在伦敦各报上。

19  歌德的悲剧《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中伊菲格涅亚的话。

20  肯特公爵（1767—1820），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三子，维多利亚女王之父。

21  《威斯敏斯特评论》是英国著名哲学理论刊物，这篇文章没有署名。

22  威灵敦公爵战胜拿破仑后，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声望极高，但后来转入政界，成为保守党领袖，并出任首相，组织内阁，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威信一落千丈，遭到了群众的愤怒攻击。

23  法国著名政治家。

24  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多次出任外交大臣，对英国历史发展有过重大贡献。

25  见《圣经·创世记》第九章：挪亚在葡萄园中喝醉了酒，赤身露体，他的儿子含看到了，便觉得羞涩，偷偷给他盖上衣服。

26  傅立叶是在他父亲的呢绒铺里当伙计出身的；蒲鲁东是贝桑松农民的儿子。社会主义的起源多么下贱！这些既不像神，又不像强盗的人，能建立一个王朝吗？——作者注

27  这里提到的都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大教堂指圣保罗大教堂；哥革和玛各出自《圣经》，后来英国把他们作为魔王的子孙，被罚作守门人，伦敦市政厅门口便有他们的雕像。白厅是英国政府所在地；世俗银行大礼拜堂指英格兰银行。1817年8月21日欧文在伦敦市中心发表了演讲，主要阐述他在《新社会观》一书中提出的思想。

28  指1860年出版的欧文传记《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作者为威廉·萨金特。

29  指欧文的一篇文章《世界——一个大疯人院》，它登载在《罗伯特·欧文杂志》1850年11月的创刊号上，文章最后说：“把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的世界，便是这份杂志需要完成的工作。”这里赫尔岑把它当作了题目。

30  即威廉·萨金特。

31  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对理论物理作出过重大贡献。

32  瓦尼尼（1584—1619），意大利哲学家，因宣传唯物主义泛神论观点，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

33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数学家，被教廷定为异端处死。

34  比沙（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

35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36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37  主张罗马教廷具有绝对权威，教会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一种宗教派别。所谓“越山”，指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山那边的罗马教廷为信仰中心的理论，实即教皇权力至高论。

38  引自席勒的诗《信念》，诗中写了一个挣脱枷锁取得自由的奴隶。

39  今年治安法官邓普尔不接受罗奇代尔一位妇女的供词，因为她拒绝按规定的方式宣誓，说她不相信来世的惩罚。特里劳尼（拜伦和雪莱的著名朋友的儿子）2月12日在议会质问内政大臣，预备采取什么措施排除这种障碍。大臣回答，什么措施也不想采取。类似的状况曾多次发生，例如，著名的新闻记者霍利约克便是这样。假起誓已变得不可避免。——作者注
特里劳尼的父亲指爱德华·特里劳尼，英国作家，写有《拜伦、雪莱和我》。他的儿子当时任下议院议员。
霍利约克（1817—1906），英国新闻记者，因宣传“现世主义”（认为基督教不应仅仅关心死后的天堂，应以现世为实现基督教道德的场所），于1841年被法庭以亵渎宗教罪判处六个月监禁。

40  吉本（1737—1794），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41  指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第十三节的《晚安曲》：“船儿……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不是我的故乡。”

42  1817年英国大法官决定剥夺雪莱教育子女的权利，因为他在作品中宣传无神论思想，并与玛丽·葛德文“非法结合”。

43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他的长诗《疯狂的罗兰》情节曲折离奇，变化莫测。

44  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出生后被母亲握住脚踵浸在冥河中，因此除踵部外全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即人的薄弱点。

45  为1851年伦敦国际博览会兴建的水晶宫，在博览会后迁至伦敦附近的西德纳姆，成为举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46  见席勒的《华伦斯坦的军营》（《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第八场。嘉布遣修会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

47  指耶和华向摩西传授圣训——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至二十章。

48  没有一个逻辑的抽象观念，没有一个集合名词，没有一种无人明白的原则或无从查究的原因，不曾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为人们崇拜的事物，或神圣的事物。理性主义的圣像破坏者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刚把一些偶像丢下台座，另一些偶像又在它们上面出现了。大部分人之所以没有表示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他们自己也把它们当作了真正的神。
自然科学家夸耀自己的唯物主义，阐述他们事前构想的自然界的布局，它的目的和对事物的巧妙配置；但你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然界希望怎样”会比“要有光就有了光”更合理？这是宿命论的第三阶段，它的三次方；第一次是亚努阿里乌斯的血沸腾；第二次是田野靠祈祷普降甘霖；第三次是发现了化学过程的秘密作用，赞美为胚胎制造卵黄的生命力的经济价值等等。新教徒一边撰文嘲笑圣亚努阿里乌斯的血会沸腾，一边却宣扬主教的祈祷可以使田地降雨或干旱，这非常可笑，仿佛对上帝说来，使放在天主教瓶子里的血沸腾，比必要的时候使新教徒的田地降雨或干旱更加困难。但这再一次暴露了天真的愚昧，它与虔诚的空谈一样毫无意义，这种空谈在生理学或地质学的讲义中已屡见不鲜，自然科学家们怀着感动的心情，说明上天多么仁慈，把翅膀赋予了鸟，没有翅膀，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便难免掉到地上，以致粉身碎骨等等。——作者注
“要有光就有光”见《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亚努阿里乌斯（？—305？），意大利人，贝尼文托主教，后殉教而死，被认为是那不勒斯的保护神，那不勒斯教堂的玻璃瓶中保存着他的凝血块，据说每逢他的节日，血块便会沸腾。

49  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都是非洲的原始民族。

50  法国最早的王朝（481—751），第一次统一法国，在基督教会支持下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51  墨西哥的土著民族。在西班牙入侵以前统治墨西哥一带。

52  卢奇安（约120—约180），希腊古代讽刺作家，作品主要以唯物主义精神证明神并不存在，对后世讽刺文学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里所谈的内容出自他的《演悲剧的宙斯》。

53  指英国国教会。

54  指桌子在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自行转动，这是西方通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扶乩等降灵活动，都成为19世纪唯灵论者蛊惑人心的手段，在当时十分流行。

55  古罗马男子成年（十八岁）后穿的长袍。

56  欧文于1816年在新拉纳克厂开办了一所幼儿学校——工人子弟学校。

57  孔西德朗是傅立叶的继承者。他于1852年前往美国，与美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布里斯班在得克萨斯州创办了傅立叶公社（“再联合”共产主义移民地），但两年后即以失败告终。法国科多尔省的西多修道院于1848年革命后建立了工人生产合作社。1848年3月在巴黎附近的克利希镇，由路易·勃朗倡议，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裁缝的生产合作社。1849年蒲鲁东根据自己的理论建立了“人民银行”，企图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帮助工人摆脱贫困。但这一切努力也都失败了。

58  公谊会又称贵格会、教友派，属于非国教派。

59  根茨（1764—1832），奥地利政治家，首相梅特涅的顾问，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策划者之一。

60  新拉纳克是苏格兰拉纳克南部的一个小镇，当时人口仅二千人。欧文本来在曼彻斯特一家大纺织厂当经理，为了实行他的计划，说服股东们买下了新拉纳克的小厂，在那里经营了二十来年，直至1829年才被迫离开。

61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罗马共和国战略家，军事统帅，功绩显赫，曾远征非洲，使城市成为废墟，公元前88年因政治上失败，被放逐后逃至非洲。

62  基督教的一派，主要是否认三位一体教义，只承认上帝是一位。

63  蒙特菲奥雷（1784—1885），犹太人出身，后成为英国的银行家。

64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30年率领法军远征阿尔及尔，大肆屠杀当地阿拉伯人。当时法军穿红裤子，阿拉伯人一般穿白衣服。

65  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卓越的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66  一种饰有双头鹰的三棱镜，作为守法的象征，在帝俄时代悬挂在官厅中。

67  克洛斯和埃贝尔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的领导人，在1793年倡导以对理性的崇拜代替基督教信仰，认为这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革命行动。

68  即《天主教教会法典大全》，历来为教会（天主教及东正教）一切立法的依据。

69  指蒲鲁东。

70  《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上帝曾要亚伯拉罕把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他，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71  基督教的“预定论”，认为一切均由上帝预定，任何人无法改变。这里只是借用这个词，指人的行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72  艾迪生（1672—1719），英国著名评论家及作家，著有悲剧《加图》。在《加图》第五幕中，加图讲了那句话，这时他手中拿着柏拉图谈灵魂不灭的书。

73  古罗马的公共建筑，用作会议大厅和审理案件等社会活动场所，后来由最早的基督教徒改为教堂，新建的教堂也采取巴西利卡的建筑式样。

74  指耶稣。

75  这是指法国革命家巴贝夫的活动。巴贝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因此他这一派称为平等派。在热月党执政时期，巴贝夫为了推翻督政府，于1796年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拟定了各种施政计划，下面所引述的便是这类计划和命令，但由于赫尔岑反对中央集权政府，因此在转述时未免有些夸大和歪曲。巴贝夫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在起事前被捕处死，因此那些计划和命令只是草案，并未正式发布过。

76  阿拉克切耶夫的领地。

77  “每个公民可以从政府得到住房，食物，衣服和娱乐。”——作者注

78  在18世纪末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些人为反对雅各宾党强调中央集权的革命民主专政，提出了各城市自由联盟的主张，被称为联邦主义者。

79  因不穿贵族和有产者所穿的短套裤而得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称呼指无产者和急进民主主义者。

80  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了对拜占庭的征服。

81  依靠欧文的声誉，英国的工人合作社得到了迅速发展，总数已达到二百个。十五年前，罗奇代尔的合作社创建的规模很小，也很穷，资金仅二十八镑，现在它却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了一家工厂，拥有两台机器，每台六十马力，工厂的总资产已超过三万英镑。合作运动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合作者》，它全部是由工人们印行的。——作者注
按：“新和谐村”是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型社区，人们在那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一切，后来由于宗教和管理上的问题，欧文被迫于1829年放弃这种实验，返回英国。

82  雅典经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危机加深，公元前404年雅典公民会议指定三十人负责建设新城邦，但他们篡夺了权力，营私舞弊，实行专制统治，一年后被罢免，史称三十僭主。

83  1618至1648年欧洲各国发生的一场混战，它成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对各国造成了巨大创伤。

84  蓝胡子拉乌尔杀死了六个妻子，第七个妻子法蒂玛发现了他的秘密，被他囚禁在塔楼中准备处死。法蒂玛送信请她的弟兄们来搭救她，并派她的妹妹安妮在塔楼中瞭望，看他们到了没有，每隔一会儿她便要问：“安妮妹妹，看到了没有？”最后她的两个弟兄赶到，杀死了蓝胡子。

85  达尔泰（1769—1797），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与巴贝夫同时被捕和判处死刑，1797年5月27日在法国卢瓦尔-歇尔省的旺多姆市被送上断头台。

86  富尔顿（1765—1815），美国发明家，早年曾在伦敦学习，后来成为汽船的发明者。

87  即拿破仑，拿破仑是炮兵军官出身。

88  指拿破仑三世。

89  斯巴达是军事国家，崇尚俭朴、艰苦的生活。

90  公元前6世纪的传说人物，据说曾在公元前509年把伊特鲁里亚人的暴君逐出罗马，建立罗马共和国，并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他生活简朴，在道德上对自己十分严格。

91  格拉古·巴贝夫大概从我们的法律中找到了这种乐趣吧？在团体中无事可做时，每个成员便得诵读法律！——作者注

92  斯巴达在历史上的名称。

93  拿破仑于1821年在圣赫勒拿岛病逝，1840年他的棺木被运回法国，葬在巴黎荣军院，沿途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

94  普鲁士陆军元帅，1815年，他配合英军元帅威灵敦在滑铁卢的行动，使两军会师，决定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95  威灵敦出生在都柏林。

96  格鲁希（1766—1847），法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后备部队。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退至马斯河一带；拿破仑命令格鲁希跟踪追击，但布吕歇尔克服了种种困难，进行了一次反方向强行军，突然出现在法军右翼，使拿破仑措手不及，终于彻底失败。

97  以巴贝夫为首的平等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

98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及第二十四节。

99  神学家比理论家勇敢一些，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上帝的意旨，不会掉一根头发，可是人得为每个行为，甚至动机，承担责任。宿命论学者断言，他们从不谈论个人，思想的个别表现者……（那是指我们这些普通人，至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那是得到全世界历史公认的，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们耳边嗡嗡直响。）理论家与地主老爷一样，在历史的生产劳动中看到的只是一群群没有个性的人……但是群体与个体的界线在哪里？或者像可爱的雅典诡辩派问的那样，几粒谷子与一堆谷子的区别在哪里？
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混淆预定论与概率论的。我们有权以过去作前提推定未来。我们应用归纳法，根据某些规律和现象的固定性，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同时也允许有违反规律的事。我们看到一个三十岁的人，便有充分的权利推论，再过三十年他的头发会变白或变秃，他的背会有些驼等等。这并不表示，他的使命便是要使头发变白，变秃，使背变驼，这是他一生下来就注定的等等。如果他在三十五岁上死了，他的头发就不会变白，只是像哈姆雷特说的一样，“变成泥土”，或者变成生菜。——作者注
哈姆雷特的话见《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

100  《圣经》中无底洞的魔王，见《启示录》第九章。

101  据《圣经》传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亚伦用黄金铸了一只牛犊，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受到了上帝的申斥，由摩西把它毁了，见《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后来金犊便成为拜金主义的同义语。

102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和海神，火神教给人各种制作工艺，海神教人航海。

103  乌戈利诺（1220—1289），意大利伯爵，1284年任比萨保民官，后因政治斗争失败，于1288年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一起被关入所谓“饥饿塔楼”中，监狱的钥匙被扔入河中，乌戈利诺便在那里活活饿死，几乎互相吞食。但丁在《神曲》中把乌戈利诺作为卖国贼放在地狱的最底层，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

第十章

红衫军1

莎士比亚日2 变成了加里波第日3 。这是历史制造的巧合，也只有历史才能把这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硬拉到一起。

人民聚集在樱草丘植树，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周年诞辰，这以后仍留在那里，要谈谈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警察驱散了群众。五万人民（据警方的报告）听从三十名警察的支配，出于深刻的守法精神，把在露天举行集会的伟大权利放弃了一半，表现了在任何情况下支持政府的非法干预的决心。

……确实，某种莎士比亚式的幻境在英国灰蒙蒙的背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伟大和丑恶，激动心灵的呻吟和嘈杂的喧闹声并列在一起，这是纯粹莎士比亚的风格，既有崇高单纯的人，天真朴实的群众，也有墙背后的秘密策划，阴谋和欺诈。在另一些形象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从哈姆雷特到李尔王，从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到“正直的”伊阿古。4 那一切伊阿古多么渺小，可是数量那么多，又那么道貌岸然！

序幕。号声。群众作为偶像登场了，这是1848年以后形成的，人民成了本世纪唯一伟大的英雄，荣誉的光辉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崇拜他，歌颂他，这鲜明地体现了卡莱尔5 的“英雄崇拜”观念。礼炮声，钟声，轮船上长旒飘舞——只是没有音乐，因为英国的贵宾是在星期日到达，而星期日在这里是斋戒日……伦敦在恭候客人，人们站了七个钟头，而热烈的情绪每天在增长；穿红衬衫的人一出现在街上，便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在深夜一时簇拥着他离开歌剧院，早上七时又聚集在斯塔福大厦6 门口。工人和公爵，裁缝和显贵，银行家和高级教士，封建主义的残余德比7 ，二月革命留下的1848年的共和分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8 和没有父母的光脚板的扫烟囱孩子，都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与他见面，与他谈话。苏格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格拉斯哥，曼彻斯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可是他却消失了，从不透光的迷雾和蓝色的海洋中消失了。

正如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一样，贵宾退到了大臣们安排的布景后面消失了。他在哪儿？刚才好端端的，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黑点，一片正要驶进大海的帆影。

英国人民受到愚弄。正如诗人说的：“伟大而愚蠢的人民”。善良、有力、顽强，但颟顸、笨拙、迟钝的约翰牛9 啊，他既可怜又可笑！牛摆出了狮子的威风，刚抖动了一下鬣毛，舒展了一下身子，准备迎接客人，那盛大的场面是任何一个国王，不论在位的还是退位的，都从未得到过的，可是一眨眼客人却给带走了。狮子牛气得直跺双趾蹄，拼命刨土……但是它关在笼子里，管笼子的控制着通向自由的路，掌握着铁锁和门闩，他们哄它，用废话骗它，却把钥匙揣在口袋里……黑点从海面上消失了。

可怜的狮子牛，做你的苦工，拖你的犁，打你的锤子吧。难道三位大臣，一位非大臣，一位公爵，一位医学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不已经在贵族院和下议院，在报纸上和客厅中，向公众证明，你昨天看到的那个健康的人，今天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不得不用快艇送他沿着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吗？10 ……从前有一则寓言说，磨坊主告诉朋友，他的驴子不在，但朋友听见驴子叫，表示怀疑，于是磨坊主对他生气道：“你究竟相信谁，是相信我的驴子，还是相信我？”……

再说，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吗？岂但是朋友，还是人民的保护人和父母亲呢……

……报纸详细记载了舞会和宴会，演说和辩论，欢迎词和颂扬诗，奇齐克11 和市政厅的活动。芭蕾和戏剧，哑剧和滑稽喜剧，这些“春夜之梦”，报上描写得够多了。我不打算与它们争奇斗胜，只想用我小小的照相机摄下从我卑微的一角看到的几个场面。它们正如照片一样，包含着许多偶然的东西，许多难看的皱纹和难看的姿态，过于显著的细节，以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轮廓和人力所无法掩饰的表情……

我不在的孩子们，我把这篇故事献给你们（它一部分也是为你们写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为你们不在这儿，不能与我们一起度过这4月17日。

1．在布鲁克大厦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达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们包围他、带走他、使他困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这么做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只是因为我爱他，与他阔别已快十年了。从1848年起，我便注视着他的伟大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在1854年，他对我说来已完全像一个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或普卢塔克著作13 中的人物……14 从那时起，他又比那些人长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无冕帝王”，他们的希望和活传奇，他们的圣人——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到安达卢西亚和苏格兰，从南美洲到北美合众国，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在望着他。从那时起，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战胜了一支军队，解放了一个国家，然后又被赶出了那里，像一个已把人们送到了驿站的马车夫一样。从那时起，他受了骗，挨了打15 ，但是正如胜利没有使他得到什么，战败也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本国人给他造成的创伤，用鲜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结合到了一起。英雄的伟绩赢得的是受难者的荆冠。我希望看到，这是不是还是那个善良的水手，那个率领“共和号”从波士顿驶进西印度码头、幻想着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国的水手，那个曾用从美洲带来的尼斯的别列牌酒招待过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与他谈谈这儿的一些阴谋和荒谬现象，谈谈那些善心人怎样一只手给他建造台座，另一只手却把马志尼绑在耻辱柱上。我要告诉他对斯坦斯菲尔德16 的迫害，以及那些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跟着反动派的鹰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怀着一个目的：借斯坦斯菲尔德的事推翻那个优柔寡断的杂色内阁，用自己的痛风症、破布头和褪色的旧纹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没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刚离开这儿，前往怀特岛。街上还留下了庆祝的痕迹：旗子，人群，无数外国人……

我没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轮船上，旅馆里，大家都在谈加里波第，谈对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个个小故事：他在萨瑟兰公爵的搀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离开轮船时，水手们列队欢送他，加里波第向他们挥手致意，正想往前走，蓦地站住了，走到水手们面前，与每个人握手，而不是给他们几个钱，让他们买酒喝。

晚上九时，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鲁克大厦很远，我定了一辆次日早上的马车便到海边去了。这是1864年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水波在懒洋洋地嬉戏，滚动，有的地方闪动着时隐时现的磷光；我心旷神怡，呼吸着海水咸咸的蒸汽，它像干草的香味一样叫我喜悦。远处飘来了音乐声，不知在哪个俱乐部或酒吧间里有人跳舞，一切显得明朗，欢乐。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打开窗户时，英国又让我想起了它原来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湾和天空、陆地和遥远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蒙蒙的景色；雨正从灰色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似乎带着英国人的顽强精神在向你宣称：“如果你以为我会停止，那么你错了，我不会停止。”七时，我便在这样的心情中前往布鲁克大厦。

英国的仆人头脑迟钝，缺乏礼貌，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写了一张条子给加里波第的秘书格尔卓尼18 。格尔卓尼把我带进自己屋里，便去向加里波第通报。接着我听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笃笃声和说话声：“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跑进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开朗、亲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伸出双手，说道：“看到您太高兴了，您依旧精力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工作！”他拥抱了我，“您喜欢上哪儿？这是格尔卓尼的房间，您要上我屋里，还是留在这儿？”他一边问我，一边坐下了。

现在轮到我端详他了。

他的装束正像你从无数照片、画像和雕塑上看到的一样：穿一件红羊毛衫，上面罩一件外套，胸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得紧紧的，他围着围巾，但不是围在脖子上，而是披在双肩上，与水手们一样，在胸前挽了个结。这一切对他非常合适，尤其是那件外套。

在这十年中，他的变化比我想象的少得多。他的画像和照片没有一张没有走样，在那里他显得老一些，黑一些，主要是都不能充分表现他脸上的神情。但正是这种神情流露了他的全部秘密 ——这不仅在于他的脸色，而且来自他本人，他的力量，那吸引人的、献出了一切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周围的一切服从他的意志……不论那是什么，也不论那范围是大是小：是尼斯的一伙渔夫，海上的一群水手，蒙得维的亚的一支游击队，意大利的志愿军，还是各国的人民群众和地球上的整个区域。

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不规则的，与其说像意大利人，不如说带有斯拉夫色彩；它们生动，充满着无限的仁慈、爱和人们通常所说的bienveillance（我用了一个法文字，因为“善意”这个词在我们的前厅和衙门中用得太滥了，意义已遭到歪曲，变得庸俗了）。他的目光，他的声音，也带有这种意味，它们都显得这么单纯，这么出自内心，只要一个人不是别有用意，也没有从哪一个政府领取津贴，一般说来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那么他一定会喜欢他。

但是单单仁慈不足以概括他的性格，也不足以说明他的表情；除了善良和动人以外，还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和一种自我反省的活动，那种沉思的、无限悲伤的心理状态。这忧郁而凄凉的情绪是我以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过的。

谈话有时中断了；像乌云飘过海上一样，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些思索的阴影，那是由于他肩负着人们的命运，因而感到畏惧，还是由于人民对他的神化，他已无法制止，因而感到惶惑？或者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么多的变节，这么多的堕落，这么多软弱的人以后，内心出现的怀疑？或者是对伟大的向往？但最后这一点我想不是的——他的个人早已融化在事业中。

我相信，在历史的使命面前，奥尔良姑娘19 的脸上，莱顿的约翰20 的脸上，一定也出现过这种痛苦的表情——他们是属于人民的，尽管自然的感觉，或者不如说预感，在我们身上已濒于消失，但在人民中间仍很强大。他们的信念中含有宿命论因素，而宿命论本身便是无限忧伤的。“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西斯廷圣母21 脸上的每一条线条都这么说。“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她的儿子22 ，那个平民和救主在橄榄山上忧郁地祈祷时也这么说。

……加里波第想起了1854年他在伦敦时，由于时间太迟不能回西印度码头，在我家中过夜的各种细节，我向他提起了这天他怎样与我的儿子一起散步，在卡尔德西那里拍了照给我留作纪念，我们怎样在美国领事馆与布坎南一起吃饭，这次宴会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23

“我必须向您表示忏悔，因为我这么匆匆忙忙赶来找您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最后对他说，“我担心您周围的气氛太像英国，也就是说雾太重，使您看不清一出戏的幕后机关，而这出戏目前正在议会中演得有声有色……您越往前走，雾也会越浓。您想听我讲吗？”

“讲下去，讲下去，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向他谈了议会的辩论，报纸的叫嚣，对马志尼的荒谬攻击，以及斯坦斯菲尔德遭到的迫害。

“请注意，”我又说，“在斯坦斯菲尔德这件事中，托利党和它的同谋者要对付的不仅是革命（他们把马志尼与革命混为一谈），也不仅是帕默斯顿内阁，不仅这些，他们仇视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海军大臣的人，一个不是出身贵族，也与贵族没有联系的人24 。对您，他们这时还不敢直接发动攻击，但是您不妨瞧瞧，他们谈论您的时候多么没有礼貌。昨天我在考斯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旗帜晚报》，在到这儿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您瞧：‘我们相信，加里波第会了解，英国对他的热情款待使他承担了一种责任，那就是不再与他以前的同志发生联系，同时明白应该有一定分寸，不宜前往瑟洛广场35号25 。’如果您不这么办，那么他们已有言在先，到时候可别怪他们不客气。”

“关于这阴谋，我也听到一点风声，”加里波第说，“当然，我要访问的第一批人中，就包括斯坦斯菲尔德在内。”

“您应该怎么做，您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让您透过迷雾看到这阴谋的丑恶面貌。”

加里波第站了起来，我想他希望结束会晤了，便准备与他告别。

“不，不，现在上我屋里去。”他说，我们一起走去。

他的脚相当跛，但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还是胜利地通过了精神上和外科手术上的种种考验。

他的衣服，我再说一遍，对他显得非常合适，非常优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职业军人或资产阶级的气息，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自然。他这种衣着上落落大方、毫不做作的样子，使客厅中的窃窃私议和委婉揶揄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在全欧洲，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么泰然自若地穿着红衬衫出入英国的客厅和宫廷。

然而这件衣服对他至关重要，人民看到红衬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贵族以为，抓住他那匹马的辔头，就能要他上哪儿便上那儿，主要是可以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人民看到红衬衫，看到公爵、侯爵和勋爵走进马厩，侍候革命领袖，在这位穿平民服装的伟大公民身边担任大管家、书僮和听差的职务，便不由得心花怒放。

保守派报纸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使加里波第的衣服不致显得太不合规范，不成体统，因此提到这事总是说他穿着蒙得维的亚志愿军制服26 。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加里波第已把两个王国授予了国王，而国王已把将军的头衔授予了他，27 他怎么还会穿蒙得维的亚志愿军的军服呢？

何况他穿的衣服怎么称得上军服呢？

既称军装，就得携带某种杀人武器，具有某种权力标志或流血记录。加里波第却从来不携带武器，他不怕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怕他；加里波第不像军人，正如他也不像贵族和商人一样。他在水晶宫向献给他宝剑的意大利人说道：“我不是军人，也不喜欢军人的职业。我看见我的祖国到处盗贼横行，因此我拿起了武器，要赶走他们。”28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是工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我为这点感到自豪。”29

尽管这样，不能不指出，加里波第丝毫没有平民的粗鲁习气，或者伪装的民主作风。他的态度温和得像女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站在文明世界的顶端，不仅代表忠于人民本质的平民，而且代表了忠于本民族审美观念的意大利人。

他的外套是在胸前扣住的，不大像军人的披风，倒像军队中的高级祭司，即先知的法衣。看到他举起手来，人们等待的是祝福和问候，不是作战的命令。

加里波第谈起了波兰事件30 。他对波兰人的勇敢表示惊异。

“没有组织，没有武器，没有人员，没有公开的界线，没有任何支持，便站起来对抗一个军事强国，坚持了一年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其他民族也这么干，那就太好了。这样的英雄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毫无结果；我想，加利西亚在准备起义吧？”

我没作声。

“匈牙利也是这样——您不信吗？”

“不，我只是不知道。”

“嗯，那么在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运动？”

“不会。自从我去年11月给您写信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政府觉得它在波兰的一切为非作歹，都能得到支持，因此一意孤行，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社会的堕落越来越深。人民保持着沉默，似乎波兰事件与他们无关——尽管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是共同的，但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何况我们面前有的是时间，而他们却没有。”

谈话就这么又继续了几分钟，门口出现了几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传来了妇女衣服的窸窣声……我站了起来。

“您忙着要上哪儿？”加里波第问。

“我不想再侵占您接近英国人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在伦敦再见，是吗？”

“我一定来拜访。您决定住在萨瑟兰公爵府上吗？”

“是的。”加里波第说，似乎为了解释，又补充道：“我无法拒绝。”

“那么我上那儿找您，还一定在头上扑些粉，让斯塔福大厦的仆人以为我也是扑发粉的听差。”

这时桂冠诗人丁尼生31 偕同夫人到了——但我看不惯这种桂冠，因此仍冒着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回到了考斯。

布景换了，但还是同一场戏。从考斯到南安普敦的轮船刚刚开走，下一班得过三个小时才开，因此我走进附近一家餐厅，叫了酒菜，开始读《泰晤士报》。刚看几行，我便惊呆了。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由于跟新夏甲勾勾搭搭，两个月前受到了审查，最后只得牺牲哈利法克斯的以撒。斯坦斯菲尔德的辞职被接受了32 。这正是在加里波第开始对英国进行隆重访问的时候。跟加里波第谈话时我甚至没想到会这样。

斯坦斯菲尔德看到对他的迫害没有停止，第二次提出了辞呈，这是很自然的。他应该一开始就挺起腰板，抛弃大臣的职位。斯坦斯菲尔德做得对。但是帕默斯顿怎样对待自己的同僚呢？他后来在演说中胡诌什么啦？……他那么卑躬屈膝，甜言蜜语，赞扬了他的同盟者33 的宽宏大量，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幸福无量，永远健康。仿佛人们真的相信警察就格列戈和特拉布戈34 等人制造的这出闹剧似的。

这也是一次马真塔战役35 。

我要了一张纸，给格尔卓尼写了一封信，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请他把《泰晤士报》念给加里波第听；我指出，把加里波第奉为神明，同时却任意侮辱马志尼，这是无耻。

我写道：“我已五十二岁，但我得承认，想到这种不公正的事，愤怒的眼泪便不禁从我眼中夺眶而出……”

这次旅行前几天，我去拜访过马志尼。这个人历尽忧患，善于忍受一切，是个老战士，什么也不能使他困倦，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但这次我发现他非常伤心，因为敌人正是选中了他，要用他作手段，把他的朋友36 打下马背。在我给格尔卓尼写信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清癯的、正直的老人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便站在我面前。

信写完后，饭菜端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身材不高、淡黄头发、留着唇髭、穿着水手的蓝上衣的年轻人坐在壁炉旁边，像美国人似的把脚巧妙地举得跟耳朵那么高。他口齿伶俐，讲话很快，带有明显的外省口音，以致我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话，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上岸来饮酒作乐的水手。我不再注意他，因为他没同我搭讪，只是跟堂倌在谈天。我们的交往只限于我给他递了盐，而他作为答谢向我点了点头。

不久又来了一个黑黑的年纪不轻的教士，与他坐在一起，这人穿一身黑衣服，纽扣一直扣到了下巴那儿，脸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癫狂神气，这是经常与上天打交道的结果——紧张的宗教狂热情绪在他身上已从习惯变成自然现象。

他与水手似乎很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与他见面。谈了三四句话，他便不再说什么，开始讲道了。“我看到了马加比和基甸37 ……”他说道，“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剑，他的投石器……我望着他们，越看越感动，我含着眼泪反复道：‘上帝的剑，上帝的剑啊！’上帝挑选了软弱的大卫，可是他打败了歌利亚38 。正因为这样，英国人民，上帝的选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来的新娘一样……人民的心在上帝手里，它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剑，上帝的工具，基甸！”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却一下子出现了十来个相貌堂堂的不列颠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林赛39 。他们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称马上得去布鲁克大厦。这是伦敦的正式代表团，是特地来迎接加里波第的。传教士闭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变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厌恶表情，望着刚才进屋的代表团，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刚才的讲道，不禁担心，如果他不是把他们当作魔鬼手中的剑和大刀，至少会当他们是削笔刀和刺血针。

我问他寄往布鲁克大厦的信该怎么写，单单写房子的名称成不成，是否还要加上附近的镇名。他说，什么也不必加。

代表团中一个头发花白、身体胖胖的老人问我，我写信到布鲁克大厦是寄给谁的？

“给格尔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书吧？”

“对。”

“那您不必费心，我们马上去那儿，我愿意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与信一起交给了他。在大陆上会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想想，如果在法国，一个人在旅馆里问你要寄信给谁，当他知道信是寄给加里波第的秘书的，他还会给你捎信吗？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伦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报》国外版的编辑认出了我，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与他谈了几分钟，我便走进了吸烟室。我发现，淡黄头发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肤神学家，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吸烟斗。

“怎么，”他对我说，“您瞧见这些家伙啦？……真是妙极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林赛作为代表来邀请加里波第。好一出喜剧！他们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么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剑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选拔他，让他永远显得神圣而单纯……”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些先生跑来做什么？我得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在‘亚拉巴马号’上投入了多少资金？40 ……还是让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里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勋爵的干扰。”

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国，了解南北之间的问题，认为那里的战争没有什么希望。为此，神学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这些人民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兄弟相斗，那么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便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哪怕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黑格尔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后一次解释。

我与水手和他的牧师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轮船上，我遇到了激进派记者霍利约克；他在我后面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过他向马志尼发出了邀请；他已经拍了电报，请他前来南安普敦；霍利约克打算与梅诺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 一起在那里等他。霍利约克急于在当天晚上把两封信送到伦敦（邮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为他解决了这难题。

晚上十一点我到了伦敦，在滑铁卢车站附近的约克旅馆订了个房间，便去送信了，很奇怪，这时雨还没有停。在一点钟或一点多一些，我回到旅馆，它已关了门。我用力敲门……一个躺在酒店栅栏外过夜的醉汉告诉我：“别在这儿敲门，胡同里有夜间用的门铃。”我拐进胡同，找到门铃，打了铃。门没有开，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从地下室钻出来，恶狠狠地问我要做什么？

“住店。”

“已经客满了。”

“我已在十一点钟亲自预订了房间。”

“对你说已经客满了！”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甚至不等我骂他，这样，我的骂毫无作用，他早已听不到。

事情不好办，半夜两点要在伦敦，特别是这一带找到房间，谈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国饭店，便朝那儿走去。

“有房间吗？”我问老板。

“有，不过不太好。”

“让我看看。”

确实，他讲的是真话：房间不仅不太好，而且非常脏。无法可想，我打开了窗，便到餐厅待一会儿。那儿还有些法国人在喝酒，叫嚷，玩扑克，打多米诺牌。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是我认识的，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单独谈谈，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对我说。

“当然可以，我们到隔壁屋里去，那儿没有人。”

德国人在我对面坐下，开始伤心地向我诉说，他的主人，一个法国人，怎么欺骗他，怎么剥削了他三年，强迫他干三倍的活，答应让他当合伙人，可是突然连一句不满的话也没说便回了巴黎，在那儿另找了一个合作者。由于这样，他写信给他，他决定辞职不干了，可是主人还不回来……

“可是您为什么无条件相信他？”

“因为我是个愚蠢的德国人。”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我想关闭铺子，离开这儿。”

“注意，他会控告您，您知道这儿的法律吗？”

德国人摇摇头。

“我得给他点厉害瞧瞧……您大概去见过加里波第吧？”

“是的。”

“嗯，他怎么样？这人是好样的！……您知道，要是多年来他不是老向我许愿，我不会这么卖力……这简直没想到，没想到……他的伤势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

“这混蛋一直不作声，直到最后一天才对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合伙人……我这么啰唆，您不讨厌吧？”

“一点也不，只是我有些倦了，想睡觉，我六点钟就起身了，现在已经两点多。”

“我该怎么办呢？您进屋时我高兴极了，我心里想，这个人一定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么不能让铺子歇业？”

“不成。既然他在巴黎流连忘返，您明天就写信通知他：‘店铺已经关闭，您何时可来接收？’这一定有效，他会马上丢下老婆和证券投机，赶回这儿，这才发现铺子没有关门。”

“就这么干！这主意好极了，简直再妙不过！我马上回信。”

“我得去睡了，晚安。”

“晚安，祝您睡得好。”

我要一支蜡烛。老板亲手递给了我，又向我说，他得跟我谈谈。我好像成了忏悔牧师。

“您有什么事？时间不早了，但我可以奉陪。”

“只有几句话。我想向您请教，如果明天我陈列一个加里波第的胸像，当然，披着鲜花，还有桂冠，您认为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题词……用三色字母拼写：‘解放者加里波第！’”

“这没有什么，当然可以！只是法国大使馆会禁止法国人上您的饭店，可这饭店的主顾从早到晚都是法国人。”

“确实这样……可是有了胸像，我会多挣多少钱啊……反正以后谁也不会记得……”

“但是要注意，”我说，坚决打断了他的话，想快些走开，“别跟任何人讲，当心别人抢先实行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

“我不告诉任何人。我希望您也别讲，我们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您不用担心。”于是我回到了不干净的寝室。

我在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第一次会晤便到此结束。

2．在斯塔福大厦

加里波第到达伦敦的当天，我没能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人民的海洋；大街上挤满了人，长达几英里，正在拥向各个广场，屋檐下，阳台上，楼窗口，到处是人。大家在等他，有的地方人们站了六小时 ……加里波第是在两点半钟抵达九榆树火车站的，但直到八点半才来到斯塔福大厦门口，萨瑟兰公爵夫妇在大门口迎接他。

英国的群众是粗鲁的，凡是人数众多的场合都难免发生打架、酗酒，以及其他种种丑恶现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盗窃活动。但是这一次却秩序井然，令人惊讶；人民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欢迎的是自己人，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看热闹。你们不妨看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栏，在威尔士亲王的新娘到达那天发生了多少起盗窃案，而加里波第经过时发生了多少起42 ，而且出动的警察也少得多。扒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一带，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慢得跟步行差不多的马车只得停下；长达一公里的队伍由旗帜和乐队等等开路，向前缓缓移动。“万岁”的欢呼声追随着马车，凡是能挤到车旁的人都向前伸出了手，或者亲吻加里波第的外套下摆，高喊：“欢迎！”大家兴高采烈地端详着这位伟大的平民，简直想解下那些马，自己来拖车，但被拦住了。他周围的公爵和勋爵却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已降低到了随从和听差的地位。这个热烈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客人的马车在潮水般涌来的一批批人群中移动，刚前进几步，又被另一批挡住了。

大陆各国保守派的仇恨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加里波第受到的接待，不仅是对等级制度和宫廷贵族的侮辱，而且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为三个皇帝43 和一个“王家”托利党效劳的报纸简直发了疯，忘记了一切分寸，首先是礼节上的分寸。它们的眼睛气糊涂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王家的英国，财阀的英国居然不顾体面，伙同工场的英国欢迎一个冒险家——一个捣乱分子，要不是他解放了西西里，他就得上断头台。《法兰西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佩利西耶元帅44 的丰功伟绩无可非议，为什么伦敦从未这么欢迎过他？”然而它忘记了，这位元帅烧死过几百个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像我们烧死蟑螂一样。

很可惜，加里波第接受了萨瑟兰公爵的款待。公爵声望不高，政治上碌碌无能，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担当“消防队员”的任务，让斯塔福大厦成为加里波第的居留地……然而环境对此不利，在他到达伦敦以前策划的阴谋已在宫廷找到适当的土壤。它的目的在于不让加里波第接近人民，亦即工人，切断他与依然忠于从前的旗帜的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当然，首先是与马志尼的联系。这些障碍，由于加里波第光明磊落、爽朗豁达的天性，大半不能发挥作用，但另一半依然有效，那就是他无法在没有旁观者的场合下与别人谈话。如果加里波第不在早上五时起身，六时接待客人，那么那种意图就可能获得完全成功；幸好那些阴谋者尽管热心，无法在八时半以前起身；只有在他离开的一天，夫人们才提早一小时闯进他的卧室。有一天，莫尔蒂尼在整整一小时中无法与加里波第讲一句话，他笑着对我说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加里波第更容易见到，但要跟他谈话却比登天还难。”

公爵的待客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显得寒酸小气，与贵族的豪华排场并不相称。他只给加里波第和替他包扎腿伤的年轻人每人一间屋子，至于其他人，即加里波第的两个儿子，格尔卓尼和巴齐利奥45 ，主人打算在旅馆里包几个房间。他们当然谢绝了，自己出钱住在巴思饭店中。必须知道斯塔福大厦有多大，才能明白这件事的荒唐程度。公爵的父亲曾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哪怕把这些农民家庭统统安置在公馆中，也不致影响主人的舒适生活。

英国人是拙劣的演员，这应该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我第一次上斯塔福大厦找加里波第时，当局对他的监视已一目了然。形形色色的费加罗46 和代理人，小工友和侦察员川流不息。一个意大利人担当了警察长，典礼官，司务长，大管家，舞台监督和节目主持人47 。说真的，谁不愿意担任这种体面的角色，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和阻挠加里波第与人民的一切来往，和公爵夫人们一起编织蛛网，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束缚在网里，尽管这位瘸腿将军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挣脱这张网。

例如，加里波第去拜望了马志尼。这怎么办？如何掩盖真相？舞台监督和代理人立即出动，找到了办法。第二天早上，伦敦各报登出了消息：“昨天某时某刻，加里波第在昂斯洛街访问了约翰·弗朗斯。”你以为这是捏造的名字吗？不，这是马志尼的房东的姓名。

加里波第不想放弃与马志尼的联系，但他可以避开这个漩涡，不当着众人的面与他会见，也不公布这事。然而加里波第住在斯塔福大厦，马志尼拒绝上那儿找他。他们最好在人不多的场合见面，但是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我考虑了一下，写信给马志尼，问他加里波第肯不肯接受邀请，到特丁顿48 这么远的地方来，如果不，那么我就不请他，事情便这么了结，但如果他肯来，那么我非常希望他们两人一起光临。马志尼第二天给我回信说，加里波第非常愿意，如果没有什么事妨碍他，他们可在星期日一时前来。最后马志尼还加了一句，说加里波第很希望也能在我家中见到赖德律-洛兰。

星期六上午我去找加里波第，他不在家，我留在那儿，与萨斐、格尔卓尼等人一起等他。他回来后，一群等在前厅和走廊中的访问者便向他拥去。一个勇敢的英国人夺下他的手杖，把另一根塞在他手里，一边热情洋溢地说道：

“将军，这根好一些，请您收下，您瞧，这根是好一些。”

“可这是为什么呢？”加里波第笑着问道，“我已用惯了我的手杖。”

但是看到不经过斗争英国人不会还给他手杖，他只得稍微耸耸肩膀走过去了。

在客厅里，我听见背后有人在郑重其事地争论。我本来毫不在意，但忽然听到了一再重复的几句话：

“您要明白，特丁顿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请原谅，这不可能，确实不可能……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而且离这儿有十六至十八英里。”

我转身一看，这个如此关心伦敦至特丁顿的距离的人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于是我对他说道：

“不，这是十二或十三英里。”

争论者马上对我说道：

“十三英里已经够了。将军在三点钟必须在伦敦……特丁顿的事无论如何只能延期再说。”

格尔卓尼再一次告诉他，加里波第希望去，一定得去。

除了这位意大利保护人，又有一个英国人出来帮腔了，他认为应邀前往这么远的地方，会成为一个有害的先例……为了提醒他们，当着我的面争论这问题是不礼貌的，我向他们说：

“先生们，请不必再争了。”我当即走到加里波第面前，对他说：“在我说来，您的访问是非常宝贵的，目前尤其这样，因为俄国正处在黑暗时期，您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您访问的不仅是我，也是我们的朋友们，那些关在监狱里和流放在苦役地的人们。我知道您多么忙，因此不敢邀请您。但是据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您吩咐他转告我，您愿意去。这对我是双倍的荣誉。我相信您是希望去的，但是我不想强迫您，因为据这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说，”我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这事会牵涉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

“什么困难？”加里波第问。

节目主持人走到前面，匆匆忙忙向他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如果次日十一点钟前往特丁顿，三点钟便赶不回伦敦。

“这很容易解决，”加里波第说，“那就是说，我们不应在十一点，而应在十点动身，这不是很清楚吗？”

节目主持人走了。

“既然这样，为了免得浪费时间，互相等待，发生新的困难，”我说道，“请允许我在明晨十时到这儿来接您。”

“这太好了，我等着您。”

离开加里波第，我便去找赖德律-洛兰。我与他已有两年不见。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只是因为我们很少共同的事。何况伦敦的生活，尤其是居住在郊区，往往使人们不知不觉疏远了。最近这段时间，他独自住着，很少活动，虽然依旧相信法国不久又会爆发革命，而且对它的关心并不比1849年6月14日差。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几乎也有这么久了，而且至今仍不相信。

赖德律-洛兰对我非常客气，但拒绝了邀请。他说，与加里波第再次会面，他衷心感到高兴，按理说，他应该上我家去，但是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作为曾为罗马而蒙难的人（1849年6月13日）49 ，他与加里波第的首次会面只能在他自己家里，不能在别处。

他说：“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观点不允许他向法兰西共和国正式表示好感（不论是以我为代表，还是以路易·勃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为代表都一样），我不会责怪他50 。但我拒绝与他会面，不论这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个人，我希望见到他，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他。法兰西共和国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个会面的地点。您不妨暂时把您的邀请搁在一边，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考虑。”

“我认为您是对的，我想，您不致反对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便谈别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通过当时的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只是这位保民官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白发增加了。但他还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态度，主要是仍抱着同样的希望。

“形势非常好。帝国已束手无策。它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还得到消息：舆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不过已经够了；谁能想到，这种荒唐的局面会维持到1864年。”

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在彼此相当满意的情况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先雇了一辆由两匹强壮的马拉的马车，然后上斯塔福大厦。

我到加里波第屋里找他，他不在。那位热心的意大利人还不罢休，仍在宣传特丁顿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道您以为，”他对格尔卓尼说，“公爵的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来回奔波吗？他们肯定不同意给马的。”

“不用他们的马，我有马车。”

“但回来的马呢，还是原来的吗？”

“这不必您操心，如果马累了，可以换马。”

格尔卓尼气呼呼地对我说：

“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才结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们管，也得听他们的。”

“您这是在讲我吗？”意大利人气得脸色煞白，嚷道，“亲爱的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像对仆人一样讲话！”他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既然这样，我可以什么也不管，马上就走！”

“您能这样，太感谢了。”

热心的意大利人匆匆走到门口，但在那里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静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然后说道：

“时间到了吗？现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请您在两点半或三点送我回伦敦，现在让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刚到这儿，您大概也认识他，这是莫尔蒂尼。”

“岂但认识，我与他还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对，我可以邀请他。”

“好吧，我们一起去。”

莫尔蒂尼来了，我与萨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变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问我道：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了解，您雇了马车，预备坐车去，可请您点一下人数：将军，您，梅诺蒂，格尔卓尼，萨斐，还有莫尔蒂尼……这怎么坐得下？”

“如果必要，可以再雇一辆车，两……”

“但来不及雇车了……”

我看看他，转身对莫尔蒂尼说道：

“莫尔蒂尼，我有个要求，请您和萨斐叫一辆街车，立即上滑铁卢车站，从那儿搭火车走，免得这位先生担心我们的马车坐不下，又没时间再雇一辆。要是昨天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我就会请加里波第坐火车走，可现在来不及了，因为我不能保证在特丁顿车站能雇到街车或者马车。我不能要他步行前往我的住处。”

“很好，我们这就动身。”萨斐和莫尔蒂尼回答。

“我们也可以走了。”加里波第说，站了起来。

我们走到屋外。斯塔福大厦前面已挤满了群众，响亮的“万岁”声继续不断地追随着我们的马车。

梅诺蒂不能和我们同行，他得与他的弟弟上温莎宫。我听说，女王很想见见加里波第，但是在整个不列颠王国，她是唯一无权见他的人，于是她突然想起，她得见见他的两个儿子。在这种分配方面，女王是得不到最好的一份的……

3.在我们中间

那一天51 收获非常大，这是碧空无云的一天，是最近十五年中最光明、最美丽的日子之一。它光辉灿烂，丰富多彩，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和完美程度是无与伦比的。迟一天的话，我们的节日就不可能具有那样的性质。除了意大利人，多一个的话，气氛便会不同，至少要担心它会中途恶化。这样的日子像山顶一样耸峙着……仿佛嘹亮的歌声，盛开的花朵，再没有比它更高、更远、更丰满的东西了。

从离开斯塔福大厦门口的台阶，离开萨瑟兰公爵的那些代理人、仆人和门房的时刻起，从群众向加里波第欢呼“万岁”的时候起，大家的心情便那么轻松，仿佛进入了自由的王国，这一直持续到加里波第重又在群众的簇拥下、包围下，在人们的亲吻肩膀和亲吻下摆中，坐进马车，返回伦敦为止。

一路上，大家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加里波第觉得奇怪，为什么德国人不明白，在丹麦战胜的不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统一，只是专制王国的两支军队52 ，今后他们将无法对付它们。53

“如果丹麦在斗争中得到支持，”他说，“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受到牵制，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北面的海岸上开辟了另一条战线。”

我对他说，德国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人们给他们贴上世界主义的标签，只是因为对他们的了解都来自书本。他们的爱国精神不比法国人差，但是法国人比较冷静，知道大家怕他们。德国人却明白，别国人民对自己抱着不利的看法，因此千方百计想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接着又道：“难道您以为，德国人会愿意放弃威尼斯和四要塞防御区吗？也许，威尼斯还可以——这个问题太明显了，它的不合理一目了然，贵族的体面对他们还是重要的；但是提到的里雅斯特，那么为了经商，他们需要它，至于加利西亚或波兹南，他们也需要，据说这是为了使它们变成文明的地区。”

在这次谈话中，我也把赖德律-洛兰与我的谈话转告了加里波第，并且说，据我看，赖德律-洛兰是对的。

“毫无疑问，他是完全对的，”加里波第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明天我去找他和路易·勃朗。可是现在不能去吗？”他又问。

我们正在旺兹沃思公路上，而赖德律-洛兰住在圣约翰园林，即相距八英里。这使我不得不也像那位节目主持人一样，说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加里波第又考虑了几分钟，没再开口，脸上再度出现了我提到过的那种深沉的忧郁。他望着远处，似乎在地平线上寻找什么。我没有打扰他，只是望着他，心想：“他是上帝手中的剑吗？”不过看来他不是职业军官，不是将军。他说他不是军人，只是拿起武器保卫被践踏的家园的平民，这是神圣的真理。作为战斗的使徒，他准备鼓吹和带领十字军进行讨伐，准备为了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子弟，发动和承受可怕的打击，诛灭敌人，彻底打败他们……然后忘记自己的胜利，把染血的剑和剑鞘一起丢进海底……

这一切，人民正是这么理解的，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劳苦大众也是这么理解的——古罗马的奴隶便曾在同样的憧憬、同样的启示下，理解基督降生这一不可理解的秘密，苦难深重的群众、妇女和老人，因而跪在受难者的十字架前祈祷。对他们说来，理解便意味着信仰，信仰便意味着虔敬和祈祷。

正因为这样，特丁顿的全体平民从早上起就聚集在我们家的栅栏外面，等待加里波第的到来。我们的马车到达时，群众发狂似的拥到车前欢迎他，与他握手，高喊：“上帝保佑您，加里波第！”妇女拉住他的手亲吻，或者吻他的斗篷边（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流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举到他面前……他像在自己家中一样笑着与大家握手，鞠躬，好不容易才走到门口。他进屋以后，呐喊声增加了一倍，于是他又走到屋前，把双手合抱在胸前，朝四面八方鞠躬。人们不再叫喊，但没有走，直到加里波第离开以前一直站在那里。

凡是没有见过这类场面的人，凡是在衙门、军营和前厅中长大的人，都不会理解这样的现象：一个“海盗”，尼斯水手的儿子54 ，海员，反叛者 ……受到了帝王般的接待！他为英国人民做了什么啦？……善良的人们在头脑里寻找答案，寻找那个秘密的根源。“英国是很奇怪的，政府不知通过什么手法组织了群众活动……但是这骗不了我们，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读过格奈斯特55 的书！”

一个那不勒斯船夫说，加里波第的像章与圣母像章一样，可以在暴风雨中保护人民，56 恐怕他也是受到了西卡蒂之流和韦诺斯塔大臣57 的收买吧！

虽然新闻界的维多克58 们，尤其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同行们，是否能完全了解帕默斯顿和格莱斯顿这些大师玩的花招，还值得怀疑，但是出于小蜘蛛对大蜘蛛的天然共鸣，他们还是容易理解这种花招的，不像加里波第受到的欢迎那么始终是个秘密。不过这对他们还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他们了解这个秘密，他们就别无出路，只好在附近找一棵山杨树上吊了。臭虫能够过得很幸福，完全靠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臭味。一旦臭虫有了人的嗅觉，那就不好过了……

……加里波第刚到，马志尼也来了，我们全都到大门口迎接他。人民听到这是谁，便向他大声欢呼；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什么不满。老太婆般的对阴谋家、煽动家的恐怖，只出现于店铺老板和小业主中间。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谈话，有些已在《警钟》上发表过59 ，我想没有重复的必要了。

加里波第谈到马志尼的那些话，讲话时那真诚的声音，讲话中流露的充沛的感情，以及一系列历史往事所赋予它们的庄严色彩，使在场的人都深为震动，以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只有马志尼伸出手讲了两次：“不敢当。”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连仆人也不例外，不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也没有一个人因意识到这些伟大的话和这个时刻都应该载入史册而不感到激动。

……在加里波第谈到俄罗斯的时候，我举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他的祝愿也将为我那些待在牢房和矿井中的朋友们所听到，我代表他们向他致谢。

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走廊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突然一个意大利老汉（他已流亡多年，生活困苦，靠出售冰淇淋为生）抓住加里波第的上衣下摆，拦住他，泪流满面地说：

“啊，现在我死而无憾了！我看见他了，看见他了！”

加里波第拥抱和亲吻了老人。这时老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用非常快的意大利老百姓口语向加里波第诉说自己的遭遇，但是讲到最后，他那南方口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变得流利了：

“我现在可以死而无憾了，但是您，愿上帝保佑您长命百岁，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您要一直活着，活到我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他捧住加里波第的手拼命亲吻，临走的时候还哭个不停。

尽管加里波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是显然他也很激动。他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夫人们围住了他，我站在沙发旁边，痛苦的思想像乌云一样掠过他的脸孔——这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

“有时我也会觉得害怕，觉得痛苦，我怕我会忘乎所以……一切都太好了。我记得，当我作为一个被放逐的人从美国回到尼斯的时候，当我重又见到父母的房子，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朋友时，幸福使我几乎感到窒息……您知道，”他又转身对我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连串怎样的不幸。英国人民对我的接待超过了我的预料……但今后会怎样，前途又如何呢？”

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的心在战栗，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今后会怎样，前途又如何呢？

……到走的时侯了。加里波第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与所有的人友好地告别。接着又是呐喊，又是“万岁”，又是两个胖警察与我们一起露出笑脸，要求大家让路，又是“愿上帝永远保佑您，加里波第！”于是马车驶走了。

大家处在兴奋状态，心情安详而庄严。仿佛刚经历了节日的祈祷，参加过洗礼仪式，或者刚送走了一位新娘，每人心中都那么丰满，每人都在回忆各个细节，同时也在思考着那个可怕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今后会怎样呢？”

彼·弗·多尔戈鲁基公爵60 首先想到拿起纸记下两篇祝酒词。他忠实地记录，别人补充。我们拿给马志尼和其他人看后，写成了那篇文章（作了一些细小而无关紧要的修改），它像闪电一样飞过全欧洲，引起了兴奋的欢呼和愤怒的叫嚣……

然后马志尼走了，客人们也走了。只剩了两三个亲密朋友，黄昏悄悄地到来了。

真的，我深深感到遗憾，孩子们，你们这天不在这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好好记住，永远记住的，它们可以给心灵带来清新的气息，防止生活的阴暗面的侵袭。它们是非常少的……

4.王子门26号61

“未来怎样呢？”……最近的未来没有要我们等多久。

在古老的史诗中，正当英雄安详地躺在桂冠上饮酒庆功或者睡大觉时，争吵、报复和嫉妒已穿上豪华的服装，在某种乌云的掩蔽下汇集到一起，报复和嫉妒煎熬着毒药，锻造着匕首，争吵在烧旺炉子，磨快刀锋。现在也是这样，只是为了适应我们的作风，一切都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么做的已不是寓言中的角色，而是真正的人了；他们不是在“黑暗的深夜”，而是在灯烛辉煌的客厅中活动；这里没有披头散发的复仇女神，只有头上扑粉的仆役；没有古典诗歌和儿童哑剧中的机关布景和恐怖情节，只有用标了暗号的纸牌进行的简单而平静的游戏；没有妖术，只有普通生意人的花招，就像号称“货真价实”的商店把醋栗汁掺入伏特加冒充葡萄酒，还说这是“多年的陈葡萄酒”，明知谁也不会相信，反正不致因此坐牢，如果有人真的提出控告，那也只能自讨没趣，毫无下文。

就在加里波第称马志尼为自己的“朋友和导师”，说他是在周围所有的人都沉睡时最早觉醒的、独自行走在田野中的播种者，说他是给这个向往着为祖国而战，后来成为意大利人民的领袖的年轻战士指明道路的人的时候；就在他在朋友们的簇拥下望着那个贫苦的流亡者，听他一边啼哭一边反复说着“现在我可以死了”，同时自己也几乎啼哭的时候；就在他向我们诉说在未来面前自己内心的惶恐的时候；一些阴谋家已决定要不惜一切摆脱这位不易对付的客人了。尽管参加这阴谋的人都在外交活动和阴谋诡计中混了一辈子，在狡猾和虚伪中头发变白了，身体变衰弱了，他们玩弄的花招并不比“正直的”老板在漂亮的言语下用醋栗汁冒充“多年陈酒”的花招高明多少。

英国政府从来没有邀请过加里波第，也没给他写过信，这一切全是大陆上别有用心的新闻记者捏造的谣言。邀请加里波第的英国人与英国内阁毫无关系。把它当作政府的计划是荒谬的，正如我们那些蠢货编造的怪论一样，这些蠢货说，帕默斯顿之所以任命斯坦斯菲尔德为海军大臣，就因为他是马志尼的朋友。但是请注意，尽管斯坦斯菲尔德和帕默斯顿受到了疯狂的攻击，在议会和英国报纸上却从未提过这件事。这种卑鄙的谣言与厄克特62 对帕默斯顿的攻击一样可笑，厄克特说，帕默斯顿从俄国领取了津贴。钱伯斯63 等人曾问帕默斯顿，加里波第的到来是不是使政府感到不快？帕默斯顿回答道，他应该回答的是：政府不可能由于加里波第将军前来英国感到不快，它从自己的立场说，既不反对他来，也不欢迎他来。

加里波第同意前来，目的是要在英国重新提出意大利问题，募集捐款，以便在亚得里亚海发动进攻，用既成事实迫使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同意这么做。64

这便是一切。

加里波第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邀请他的人和一切希望他来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人民的反应如此强烈，这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英国人民听到那个给意大利子弹打伤过的
65 、“红衬衫”的人要来访问，立刻群情振奋，把多年来被沉重的劳动压得失去了韧性的、已不习惯飞翔的翅膀拍动起来了。这种激昂的情绪不仅是欢乐，也不仅是爱戴的表现，它也包含着不满、怨恨和呻吟——对一个人的歌颂，正是对另一些人的贬责。

不妨回忆一下我跟纽卡斯尔来的船长66 的会见；回忆一下，伦敦的工人是首先在欢迎词67 中有意识地把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

英国贵族阶级目前还毫不害怕自己那位强大而受尽折磨的小朋友，不仅如此，它的心腹大患也根本不是欧洲的革命。但事情的这种发展还是使它很不愉快。这些人民的牧人之所以对工人的和平骚动忧心忡忡，主要在于它使他们脱离了应该遵循的轨道，忘记了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永不停息地解决生计问题的必要性，放松了必须终生从事的艰苦劳动，何况这种劳动不是他们牧人规定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大老板，我们的造物主，沙夫茨伯里的上帝，德比的上帝，萨瑟兰们和德文希尔们68 的上帝，按照他不可理解的智慧和广阔无边的恩惠所规定的。

当然，英国贵族是现实的，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驱逐加里波第，相反，他们想拉拢他，用一层金碧辉煌的云雾把他与人民隔开，就像大眼睛的赫拉与宙斯调情时也得躲开众神的耳目一样。他们只想讨好他，给他吃好的，喝好的，不让他安静下来，清醒过来，也不让他离开一分钟。加里波第想筹集款子，但是由我们仁慈的“大老板”，由沙夫茨伯里、德比和德文希尔的大老板规定得过安分守己的、幸福美满的贫苦生活的那些人，能掏出多少钱呢？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给他五十万、一百万法郎，我们用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一半赌注，就可以给他买

庄园、别墅和公馆，

另加十万白花花的银子。

我们可以给他买下卡普雷拉岛69 的其余部分，买一只精致的游艇，因为他喜欢在海上航行；但是为了免得他把钱浪费在没意思的事上（所谓没意思的事是指意大利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让他收租享福，但地产不能出售，只能由长子继承。70

所有这些计划都以光彩夺目的方式搬上了舞台，但是收效甚微。加里波第像阴天夜里的月亮，不论云朵怎么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轮番出现，明亮的月光还是不断射向我们下界。

贵人们开始感到不好办了。于是生意人出来帮忙。他们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骚动的精神后果不在他们话下，他们需要控制眼前，而眼前，一位皇帝似乎已皱紧了眉头，另一位也似乎闷闷不乐，这种情形可不能给托利党人利用……斯坦斯菲尔德事件已是前车之鉴。

幸好就在这时，克拉伦登71 必须上杜伊勒里宫朝拜。事情本身不大，他很快就回来了。拿破仑向他谈到了加里波第，对英国人民给予伟人的礼遇表示赞赏。德律安·德·吕72 则说……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不过如果他开口，他就得说：

我出生在高加索附近73 ，

但我是罗马的公民74 ！

奥地利大使甚至没有为欢迎革命将军的事表示赞赏。一切都十分美满。然而大家心情不好……总觉得不是味儿。

内阁睡不安稳；于是“第一个人”悄悄对第二个人说，“第二个人”又悄悄对加里波第的一个朋友说，加里波第的朋友又跟帕默斯顿的一个亲戚说，跟沙夫茨伯里勋爵说，跟他的又一个伟大朋友西利说。西利又悄悄跟外科医生弗格森商量……从来不为朋友担心什么的弗格森，突然为朋友担心了，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谈加里波第的病。格莱斯顿读了这些信，比外科医生更加担心。谁能想到，财政大臣的心里有时还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爱和同情？……

……我们的节日的下一天，我前往伦敦。在火车上我买了一份晚报，看到了大字标题：“加里波第将军患病”，然后是消息，说他日内即将返回卡普雷拉，不再前往任何一个城市。我并不像沙夫茨伯里那么神经过敏，也不像格莱斯顿那么为朋友的健康忧虑重重，我对报上的消息丝毫不以为意，因为我昨天还见过这个人，他一点病也没有。当然，疾病有时会突然降临，例如保罗一世皇帝就曾忽然一病不起，但是加里波第还不至于一下子中风，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共同的朋友会马上通知我。因此不难猜测，这只是一场骗局，一个圈套。

探望加里波第已太迟了。我立即找马志尼，他不在家，于是又找一位夫人，从她那里得知了内阁大臣为伟大的疾病担心的大体轮廓。马志尼也来了，他的样子是我从未看见过的：脸色和声音中都含包着眼泪。

在樱草丘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75 ，谢恩讲了话，从这篇讲话可以大体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对他所说的“阴谋家”和当时的状况作了相当忠实的描写。沙夫茨伯里跑去跟西利商量，西利是一个能干的人，马上说，这必须有弗格森的信；弗格森一向唯命是从，不可能拒绝写信。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一些阴谋家和他一起来到斯塔福大厦，加里波第当时正平静地坐在屋里吃葡萄，既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医生要来。那些人在旁边屋里商量怎么办，最后，勇敢的格莱斯顿负起了艰巨的任务，在沙夫茨伯里和西利的陪伴下，走进了加里波第的屋子。格莱斯顿能够说服整个议会、大学、会社和代表团，当然可以说服加里波第，何况他用的是意大利语，这大有好处，因为尽管在场的有四个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充当证人。加里波第先是回答他，他很健康，但是财政大臣认为，他身体健康是偶然现象，不足为据，按照弗格森的证明，他是病了，他手中还拿着诊断证明。最后，加里波第猜到了，关心和体贴下面隐藏着别的东西，于是问格莱斯顿：“这是不是表示他们希望他快走？”格莱斯顿没有向他掩饰，加里波第的访问使英国本来困难的处境变得大大复杂化了。

“既然这样，我走就是了。”

轻而易举的成功反而使格莱斯顿有些不好意思，他惊慌失措，提议他再访问两三个城市，然后回卡普雷拉。

“我不能在城市中进行挑选，”加里波第生气地答道，“我保证两天后动身。”

……星期一，议会提出了质询。看风使舵的老人帕默斯顿在一个议院中，马不停蹄的朝圣者克拉伦登在另一个议院中，都凭自己纯洁的良心作了解释。克拉伦登向贵族们作证，拿破仑根本没有要求驱逐加里波第。帕默斯顿也证实，他本人根本不希望他离开，他只是为他的健康担忧……随即开始陈述各个细节，那是只有相依为命的妻子或保险公司派出的医生才会知道的，如睡眠和饮食的时间，伤口的反应，营养状况，烦躁的心情，年龄等等。议会开会变成了医生的会诊。首相援引的不是查塔姆76 和坎贝尔77 的言论，而是医学常识和弗格森的诊断——弗格森为这次困难的手术帮了他的大忙。

立法机关决定，加里波第病了。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郡镇和银行，享有按照自己的认识处理一切的权利。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干涉的嫌疑，以致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医院的护士和保姆。国务大臣们丢下了大轮船的舵，叽叽咕咕商量一个没有要求他们看病的人的病情，给他开了没有要求他们开的药方：大西洋和萨瑟兰的“水神号”游艇。财政大臣忘记了国家预算，所得税，借方和贷方，当起了会诊大夫。首相向议会报告了这份病理分析。那么难道胃和腿的自治权，不像把人送进坟墓的慈善机关的自治权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吗？

斯坦斯菲尔德不明白，为女王服务就必须与马志尼反目这个道理，不久就为此吃到了苦头。现在身居高位的大臣们不再写欢迎词，只要开药方了，他们也许还在为延长另一位革命家马志尼的寿命而殚思竭虑吧？

所有的朋友都劝加里波第留下，认为他对那些过分热心的君子向他转达的政府的愿望，不必信以为真。他们说：“难道可以怀疑内阁首相向英国议会表示的态度吗？”

“帕默斯顿的话不能使我违背我的保证。”加里波第回答，吩咐准备行装。

这是一次索尔费里诺战役！78

别林斯基早已指出，外交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把我们也当作外交家，而我们与外交家打交道时却把他们当作人。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如果迟一天就不可能有我们的节日和加里波第的讲话，他关于马志尼的话也不会具有那样的意义了。

……第二天我上斯塔福大厦，得知加里波第已迁居王子门街26号西利家，它在肯辛顿花园旁边。我赶往王子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机会与加里波第谈话，他的身边随时有人；客厅和书房里待着二十来个客人，有的坐着，有的走着，有的讲话，有的默不作声。

“您要走吗？”我拉住他的手说。

加里波第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伤心的声音回答道：

“我只能服从不可避免的事实。”

他还得出门；我离开他，下楼遇到了萨斐、格尔卓尼、莫尔蒂尼、理查逊等人，大家都为加里波第的离开感到气愤。西利夫人走进屋子，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机灵的法国老妇人，她能说会道，正在向主妇表示，她能认识这么一个杰出人物是她的幸福。西利夫人转向斯坦斯菲尔德，请他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法国女人继续道：

“啊，我的天，我多么高兴！这是您的公子吗？请给我介绍一下。”

斯坦斯菲尔德只得让法国女人大失所望，她没有注意到，他与西利夫人年纪相仿，于是他问她，她还有何贵干？她看了我一眼（这时萨斐等人已经走了），说道：

“我们不是单独在这儿。”

斯坦斯菲尔德报了我的名字。她马上跟我搭讪，请我留下，但我宁可让她跟斯坦斯菲尔德单独谈话，重又上了楼。过了一会儿，斯坦斯菲尔德拿着一个铁钩或扳手来了。这是法国女人的丈夫发明的，她希望得到加里波第的赞赏。

最后两天是混乱而忧郁的。加里波第避免谈到自己的离开，只字不提他的健康……在他左右的人中，他看到了伤心的指责的目光。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保持着沉默。

离开的前一天两点钟，我坐在他那里，有人来报告，会客厅已挤满了。这一天，他要接见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各种贵人和绅士，据《泰晤士报》说，总数达到两千人，这真是盛大的接见仪式，皇帝的上朝，场面之大，不仅符腾堡的国王，连普鲁士的国王要是没有教授和下级军官凑数，恐怕也难以办到。

加里波第站起来问道：

“难道时间到了？”

斯坦斯菲尔德正好在场，看了看表说道：

“离预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加里波第叹了口气，愉快地坐回了椅子。但这时一个办事员跑了进来，开始安排，沙发放在哪里，从哪个门进，从哪个门出。

“我走了。”我对加里波第说。

“为什么？再待一会儿。”

“我在这儿做什么？”

“在我接见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时，”他笑道，“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个熟人。”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临时赞礼官，他拿着名单开始大声念官员的姓名：某某爵爷阁下，某某伯爵，某某侯爵和侯爵夫人，某某勋爵和勋爵夫人，某某小姐，某某侯爵，某某议员大人，没完没了。随着每个名字，一个个人安详地挤进了屋子，年轻的、年老的穿钟式裙的夫人小姐们也像气球似的飘了进来，这些人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秃顶，有的矮小，有的肥胖结实，有的瘦得像没有后腿的长颈鹿，脖子伸得高高的，还想伸高，好像要把又大又黄的牙齿顶住上半部脑袋……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位、四位或五位女士，这非常好，因为她们占据了五十个人的空间，使大家不致因此挤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依次走到加里波第面前，男的便握手，还拼命摇动，好像他的手指刚在开水里烫了一下，有的一边握手一边讲话，但大部分人只是咕哝几句便闭上嘴巴，鞠躬告退。夫人们也默默无语，但目不转睛、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加里波第，以致今年伦敦出生的婴孩一定有不少相貌像他，但由于现在孩子们都已穿上了红衬衫，再要模仿就除非穿上披风了。

行完礼的人从对面通客厅的门退出，然后下楼离去；胆大些的却不急于离开，尽量待在屋里。

加里波第起先站着，后来坐下了又站起来，最后就干脆坐着了。他的腿不允许他长时间站立，而接见似乎还没有尽头……马车不断驶来，赞礼官还在念名单。

近卫骑兵的乐队在奏乐，我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起先走进客厅，然后随着钟形裙的潮水涌到瀑布那儿，给它卷过一个门口，进入了萨斐和莫尔蒂尼平时歇息的房间。屋里没有一个人；我感到惶惑和厌恶，这是什么名堂，把放逐装扮得冠冕堂皇还不够，又演出这一场朝见国王似的喜剧？我累极了，朝沙发上一坐；乐队在奏《路克雷齐亚》79 ，演奏是出色的，我静静听着。是的，是的，“我们何必为不可知的明天操心”。

从窗口可以望见排成长龙的马车，它们还在驶来，一辆刚到，又来了第二辆，又有一辆停下了。我想象着加里波第带着他那条受伤的胳臂，怎样坐在那儿，既疲倦又伤心，脸上掠过一层谁也不注意的阴影，而那些钟形裙还在飘进屋子，那些大人，白发的、秃顶的、高颧骨的、长脖子的大人们还在走进屋子……

……乐声不断，马车还在驶来……我不知怎么终于睡着了，有人开门，惊醒了我……音乐还在响，马车还在驶来，简直没完没了……他们真的非把他累死不可！

我回家了。

第二天，就是动身的那天，我早上七时便到了加里波第那里，我特地为此在伦敦过了夜。他闷闷不乐，心神不定；只有这时你才可以看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不论在战场上还是海洋上，他都是钢铁般的领袖。

一位先生抓住他，给他带来一个靴匠，靴匠为加里波第发明了一种带有特殊铁框装置的靴子。加里波第无可奈何地坐在安乐椅上，靴匠汗流满面，给他穿上他发明的铁鞋，然后叫他站起来走路；一切似乎很好。

“应该付他多少钱？”加里波第问。

“不用，”那位先生回答，“您肯穿这双鞋已经是他的光荣了。”

他们告辞走了。

“过几天这事就会出现在他的招牌上。”有人说。这时加里波第已露出恳求的神情，对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行行好吧，给我脱下这玩意儿，我痛得受不了啦。”

这件事非常有趣。

接着来了一些贵族夫人——地位较低的则聚集在客厅里等待。

我和奥加辽夫走到他面前。

“再见，”我说，“在卡普雷拉再见。”

他拥抱了我便坐下了，向我们伸出了双手，那声音像刀一样划过我的心头：

“请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有些头晕，欢迎您到卡普雷拉来。”

他又一次拥抱了我们。

接见之后，加里波第还得上斯塔福大厦与威尔士亲王告别。

我们走到大门口，便分手了。奥加辽夫去看马志尼，我去找罗特希尔德。罗特希尔德的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我走进圣保罗饭店，那儿也没有人……我叫了一客牛排，孤零零地坐在桌旁，反复琢磨着这“春夜之楚”的各个细节……

“走吧，伟大的孩子，伟大的力量，伟大的疯狂，伟大的憨直！走你崎岖的道路吧，穿红衬衫的平民！走吧，李尔王！高纳里尔把你赶走，就离开她吧，你还有可怜的考狄利亚，她不会不爱你，她是不死的！”

第四幕结束了……

第五幕会出现什么呢？

1864年5月15日。

1  本文预定在《北极星》上发表，但今年《北极星》未能出版，而恐怖使我们的不少通讯员闭上了嘴，以致《警钟》的文章少了，多余的篇幅在登载本文之后，还可以容纳两三篇文章。——作者注
按：本文发表在1864年的《警钟》上。红衫军是加里波第组织的一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志愿部队，1836至1848年，它在南美一带活动，支援当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乌拉圭的民主和独立斗争。1848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它回到意大利为建立罗马共和国斗争，在1860年后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中尤其发挥了重大作用。

2  1864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伦敦人民在樱草丘公园种树纪念这位文化名人。

3  加里波第为了宣传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时威尼斯地区和罗马还没有解放），争取英国人民的支持，于1864年4月访问了英国。英国人民热情欢迎他，准备为他举行各种集会，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害怕人民与他接近，也害怕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的抗议，对他设置了种种障碍。就在莎士比亚纪念日这一天，伦敦各报登出了加里波第的《告英国人民书》，他在信中除了对英国人民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外，并说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取消原来约定的一些会见，并提早离开英国。这样，就发生了下面讲的樱草丘事件。

4  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都是李尔王的女儿。伊阿占是奥瑟罗的旗官，一个阴险的小人。

5  英国作家和历史家，他写有《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衰老的民族失去了英雄，也就不再有历史。

6  英国外交官乔治·萨瑟兰公爵的公馆，1864年4月11日至20日加里波第在伦敦期间住在这里。

7  英国保守派领袖。

8  威尔士亲王艾伯特·爱德华1901年继位后称爱德华七世。

9  英国人的别号。

10  1864年4月19日和21日在上、下两院，有人就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提出了质问。三位大臣指乔治·克拉伦登伯爵、首相帕默斯顿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一位非大臣指罗伯特·西利，他是作家，也是议员。一位公爵指乔治·萨瑟兰公爵。一位医学教授指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弗格森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指沙夫茨伯里伯爵，英国社会活动家，圣公会福音派领袖。加里波第是由萨瑟兰公爵用自己的游艇“水神号”送往马耳他岛的。

11  在伦敦郊区，在这里的德文希尔公爵的别墅中举行过欢迎加里波第的盛大宴会。

12  作家罗伯特·西利在怀特岛的住所，1864年4月4日至11日加里波第住在这里。

13  指内波斯的《名人传》和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14  见《北极星》第五集，《往事与随想》。——作者注
按：指第五卷第三十七章的部分篇幅，这一段提到的许多事均见该章。

15  1860年意大利解放后，建立了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成了意大利王国的国王。1862年8月为了解放罗马（它当时在法国人的控制下），加里波第与法军展开了战斗，但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慑于拿破仑的威力，竭力阻止加里波第的行动，致使加里波第负伤被俘，落进了意大利王国军队手中。

16  斯坦斯菲尔德（1820—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即第九章提到的比格斯夫人的父亲。斯坦斯菲尔德是英国议员，曾参加帕默斯顿政府工作，英国保守派为了推翻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帕默斯顿内阁，制造了一起假案，指责四个意大利人在伦敦策划了行刺拿破仑三世的阴谋，而马志尼和斯坦斯菲尔德参与了这活动，这样议会就提出了斯坦斯菲尔德是否适合在政府工作的质问，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迫使帕默斯顿内阁辞职。

17  指帕默斯顿内阁为德比的保守党内阁所取代。

18  格尔卓尼（1835—1886），意大利作家，追随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历次民族解放战争。

19  即法国民族英雄贞德（1412—1431），她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以奥尔良为据点，多次率军出击打败英军。

20  指约翰·伯克尔逊（1509—153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因出生在荷兰莱顿，故名。他属于再洗礼派，于1535年统治闵斯特，称该地为新耶路撒冷，并自称大卫王，后被消灭。

21  西斯廷教堂系梵蒂冈的教皇礼拜堂，其中有拉斐尔所作名画《西斯廷圣母》。

22  即耶稣。耶稣死前一周经过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

23  在《往事与随想》尚未发表的部分已谈过这次宴会。——作者注
按：所谓“尚未发表的部分”指本卷第七章。

24  指斯坦斯菲尔德，他当时在帕默斯顿内阁中任海军副大臣。

25  斯坦斯菲尔德的住处。——作者注

26  蒙得维的亚是乌拉圭首都，这里是指红衫军在那里作战时穿的军服。

27  1859年撒丁王国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授予加里波第少将军衔。1860年，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解放了两西西里王国，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在那里的统治。这年底，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成立了意大利王国，由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任国王，这时除罗马和威尼斯两地区以外，意大利已基本统一。

28  1864年4月16日伦敦的意大利侨民在水晶宫召开大会，欢迎加里波第，这是加里波第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的话。

29  1864年4月11日加里波第到达伦敦时，英国工人委员会向他致了欢迎词，这是加里波第的答词中的话。

30  指1863至1864年的波兰起义，它开始于1863年1月，直至1864年4月后才逐渐平息。

31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最享有盛誉的诗人。1850年继华兹华斯之后成为桂冠诗人。

32  亚伯拉罕是《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夏甲是他的妻子，以撒是他的儿子，这些人物均见《创世记》。在这里亚伯拉罕是指帕默斯顿，他的内阁执行了自由主义的政策，遭到英国保守派的攻击，但同时他在外交上执行亲法国的路线，与拿破仑三世（新夏甲）勾勾搭搭，因而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指责。以撒在这里是指斯坦斯菲尔德，他出生在哈利法克斯。帕默斯顿为了挽救自己的内阁，并讨好拿破仑三世，便把斯坦斯菲尔德作牺牲品让他提出辞职。英国议会于1864年4月4日通过了他的辞职问题。这是斯坦斯菲尔德在这场风波发生后第二次提出辞职。

33  指拿破仑三世。帕默斯顿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由于斯坦斯菲尔德的坚持，他不得不同意他的辞职请求，然后便大肆吹捧拿破仑三世，说他是英国忠诚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

34  格列戈和特拉布戈都是意大利人，马志尼的战友，本来流亡在伦敦，1863年在巴黎与另外两个意大利人一起以谋刺拿破仑三世的罪名被捕。法方认为他们的阴谋是在伦敦策划的，因而向英国提出了抗议。英国保守派趁机把斯坦斯菲尔德和马志尼牵涉进了这案件中，以打击帕默斯顿内阁和进步力量。

35  这里是把帕默斯顿这次的失败比作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役中的失败，甚至不得不牺牲斯坦斯菲尔德，以讨好拿破仑三世和英国保守派。

36  指斯坦斯菲尔德，他支持和同情马志尼，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37  马加比是公元前一二世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的犹太人领袖，基督教外经中有《马加比传》。基甸是以色列的士师，奉耶和华之命，从米甸人的压迫下解救以色列人，见《旧约·士师记》。

38  《圣经》传说，年轻的孩子大卫用投石器打死了非利士大力士歌利亚，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39  林赛（1816—1877），英国议员，船舶公司老板。

40  “亚拉巴马号”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国船商为南军制造的一艘巡洋舰，本来南军海军力量十分薄弱，自从有了“亚拉巴马号”便不断袭击北军，两三年内消灭了北军六十八艘舰艇，这在当时轰动一时，美国也向英国提出了抗议，要英国承担责任，赔偿损失（这事直到1872年才解决，由日内瓦国际法庭裁决英国赔偿美国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

41  梅诺蒂和他的弟弟里奇奥蒂都是加里波第的儿子。

42  我只记得那天发生了一起偷窃案，还有两三件与爱尔兰人打架的事。——作者注

43  指法国、奥地利和俄国三国皇帝。

44  佩利西耶（1794—1864），法国元帅，1852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54年在对当地阿拉伯人的围剿中，曾用烟活活闷死躲在山洞中的阿拉伯居民。

45  随加里波第访问英国的医生。

46  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仆役。

47  这是一个名叫涅格里蒂的意大利流亡者，名义上是照料加里波第的饮食起居，实际上是监督他的行动。

48  在伦敦郊外，汉普顿宫旁边，1863年6月至1864年6月赫尔岑住在这里。

49  1849年6月13日，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巴黎组织示威游行，抗议路易·波拿巴公然出兵意大利，镇压罗马共和国。示威失败，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开始了流亡生涯。但加里波第在意大利民族解放问题上，却于1860年同意先建立意大利王国，暂时放弃了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因此赖德律-洛兰才有这些话。

50  1859至1860年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是按照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的路线进行的：意大利与拿破仑三世结成了同盟，以奥地利为主要对手，最后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而罗马教皇地区仍控制在法国手中。加里波第接受了这条路线，因而与马志尼以至欧洲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51  这是在1864年4月17日，这次聚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冲破了英国保守派对加里波第的包围，以致伦敦各报第二天便登出了加里波第“生病”的消息，为他的提前离开作了舆论准备，而对这天的活动只三言两语，甚至没有提到赫尔岑的名字。

52  1863年丹麦颁布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列入丹麦王国的领土，这引起了当地日耳曼居民的反抗，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便以此为理由，于1864年向丹麦宣战，这就是所谓“丹麦战争”。战争从1月开始，4月丹麦便遭到惨败，石勒苏益格正式并入普鲁士版图，荷尔斯泰因并入奥地利版图。丹麦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步行动，因此德国人认为这是自由和统一的胜利，而加里波第作为意大利人，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扩张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

53  加里波第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的观点与卡·福格特一致，这不是奇怪吗？——作者注
按：福格特当时对俾斯麦的政策也持反对态度。

54  加里波第是尼斯（当时属于意大利）的渔民的儿子，后来当过水手和船员。

55  格奈斯特（1816—1895），德国法学家，鼓吹英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它保证了贵族对人民的统治和在舆论中的主导作用。俄国反动政论家卡特科夫等也在俄国宣传这些观点，赫尔岑在这里是模仿卡特科夫的口气这么讲的。

56  见《警钟》第177期（1864）。——作者注

57  西卡蒂（1804—1857）和韦诺斯塔（1829—1914），都是意大利自由派政治家。韦诺斯塔在任外交大臣期间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法国从罗马地区撤出军队。

58  法国著名暗探和警察头子。

59  赫尔岑为加里波第的这次访问，写了《1864年4月17日》一文，发表在《警钟》第184期上，文章中记载了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祝酒词。加里波第热情洋溢地谈到马志尼对他的影响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等等。但是赫尔岑正如在这里一样，夸大了这次会见的意义，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失。

60  多尔戈鲁基（1816—1868），俄国政论家和记者1859年后流亡在英国，参加了《警钟》的编辑工作。

61  作家罗伯特·西利在伦敦的住处，加里波第离开斯塔福大厦后，于4月20日至28日住在这里。

62  厄克特为了反对俄国和帕默斯顿，曾造谣说，帕默斯顿拿了俄国政府的钱，已被俄国收买。

63  钱伯斯（1802—1871），英国著名出版商和作家，与加里波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1864年他到卡普雷拉岛访问了加里波第，并邀请加里波第访问英国，后来两人便一起坐船于4月3月到达南安普顿。就加里波第的访问向帕默斯顿提出询问的是一个叫理查逊的新闻记者，他是组织对加里波第的接待的委员会的主席。

64  意大利王国成立时，威尼斯仍在奥地利人手中，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不敢乘胜追击，彻底驱逐奥地利军队，因此加里波第企图在英国募款，建立一支船队，取道亚得里亚海，在威尼斯和巴尔干发动起义，用事实来回答维克多·厄马努埃尔。

65  加里波第是在1862年进攻罗马时被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打伤的（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为了阻挠加里波第解放罗马的战斗，制造了这次事故）。

66  即加里波第。关于这次会见，见第五卷第三十七章。

67  指伦敦工人委员会的欢迎词。

68  德文希尔是英国著名的贵族世家。

69  撒丁岛东北角的一个小岛，1856年起加里波第在此定居，他有一个小小的庄园。1860年他向意大利王国交出军权后也一直住在这里，最后他便葬在这里。

70  好像加里波第要钱是为了他自己。当然，他不能接受英国贵族的这些荒谬条件，拒绝了这份嫁妆，这使那些充当警察的报纸大为伤心，它们曾一个钱一个钱的计算过，他可以带多少钱回卡普雷拉。——作者注

71  克拉伦登（1800—1870），英国政治家，多次出任外交要职。1864年他是帕默斯顿内阁的外交副大臣，负责协调英法关系，这年4月中旬前往法国，为加里波第访英的事在杜伊勒里宫与拿破仑三世密谈。

72  德律安·德·吕（1805—1881），法国外交官，当时任外交大臣。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他当然知道不能公开干预英国的事，因此“欲言又止”。

73  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

74  原文为拉丁文，是西塞罗的名句，意思是罗马的公民有权统治整个世界。帕默斯顿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这句话，意思是英国臣民有权统治世界。这句话与上一句合在一起，意思便是不论我出生在哪里，我都有权统治世界。

75  第一次大会即本章开头写的那次被警察驱散的群众集会。第二次大会于5月7日举行，这次大会为加里波第的被迫提前离开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谢恩是英国律师，马志尼的好友，他的讲话后来登在《泰晤士报》上，赫尔岑对这件事的叙述，有些便根据这篇讲话。

76  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首相。

77  英国著名大法官。

78  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奥地利军队在此大败。这里是指加里波第战胜了英法政府的阴谋，揭穿了帕默斯顿的两面派作风。

79  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1797—1848）所作的著名歌剧《路克雷齐亚·波契亚》，下面一句即它的歌词。

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

（1858—1862）

1

……早上十时，我听见楼下传来了粗重而不满的声音：

“你就通报一个俄国上校求见好了。”

“先生早上从不会客，也……”

“明天我就走了。”

“请问贵姓，先生……”

“你就说一位俄国上校。”上校提高了一点声音。

朱尔觉得非常为难。我走到楼梯口，从上面问他：

“您有什么事？”

“这是您吗？”上校问。

“对，是我。”

“先生，请吩咐放我进来。您的仆人不让我进屋呢。”

“对不起，请进屋吧。”

上校有些生气的脸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进书房，突然摆出庄严的姿态，对我说道：

“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过伦敦，我认为我有义务来拜访您。”

我顿时觉得好像我成了将军，指指椅子说道：

“请坐。”

上校坐下了。

“在这儿要耽搁多久？”

“明天就走。”

“到了很久了吧？”

“整整三天。”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您知道，这儿语言不通不好办，真是如堕五里雾中。我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十分欣慰，也代表许多同志谢谢您。您出版的东西使我们获益匪浅：它们包含着许多真理，有时简直叫人捧腹大笑。”

“非常感谢，这是在国外所能得到的唯一奖励。您收到很多我们的刊物吗？”

“很多……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读它，简直把书都读破了，读烂了，有的人还爱不释手，甚至抄录下来。有时我们集合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评论……我想，您对一个军人和真诚的崇拜者讲话这么直率，不会计较吧？”

“说哪儿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反对言论自由的。”

“我们中间常常这么说：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说，我们对苏霍扎涅特能说什么？对不起，闭上你的嘴巴！还有那个阿德勒贝格呢2 ？但是您瞧，您离开俄国太久了，您对它已不太清楚，我们总觉得，您对农民问题看得太重要了……它还不成熟……”

“是吗？”

“真的……我与您完全一致，不错，他们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样，您可以相信这一切，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还没到时间。”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要知道我们的农夫懒得不像话……当然啦，他们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懒惰。一下子解放了，他们就不想干活，不想种田，非得饿死不可。”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您是上校，谁也不会要您给俄国人民供应粮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驳中，我讲的这句话是上校最没料到的。

“这当然，从一方面看……”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担心；难道他们因为给自己播种，不给地主老爷播种，便真的会饿死不成？”

“请原谅，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不过我觉得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太多了……我得告辞了。”

“我非常感谢您的访问。”

“对不起，别送了。啊，我的马车呢？府上实在太远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让这个美好的场面作我们光辉灿烂、繁荣兴旺的时期的起点。类似这样的场面曾一再出现；不论我住得离伦敦西区多么远——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论我每天上午怎么闭门谢客，都没有用。我们成了时髦人物。

那时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现在许多人却愿意不惜代价，要从记忆中——即使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至少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访问的痕迹……可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时髦人物，在一本旅游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间。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那时旅游者极少。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 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4

没有人写信给我。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从家里来的、多少还算熟悉的朋友。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写过与他的会见。5 他的到达对我说来仿佛是追荐亡人的星期六，我设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两人的心情像在参加葬礼。但真正衔着橄榄枝飞回方舟的鸽子6 不是他，而是B医生7 。

他是在尼古拉死后第一个来找我们的俄国人，那时我住在里士满的乔姆利洛奇，他总是惊讶不止，为什么它这么念，却要写成Cholmondeley Lodge。8 谢普金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他自己的心情也闷闷不乐。B却从早到晚笑个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齿。他的消息充满了希望，正如英国人说的，充满了“乐观精神”——自从尼古拉死后，俄国便沉浸在这种乐观气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国严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条明亮的光带。确实，他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身体不好，但它们都消失在全社会生气勃勃的明朗画面中了，他本人便是这画面的一个写照。

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有时插几句问话，查询一下细节……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明白，或者估计到了他那些话对我的重大价值。

三年来的伦敦生活使我厌倦透了。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么效果，而且我独自一人，与任何亲切的环境隔绝了。我和切尔涅茨基一页一页地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小册子和书本一捆捆堆在特鲁布南的地下室里，几乎看不到把它们运过俄国边界的任何可能性。我不能不继续干，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线，古代日耳曼人迁移时随身携带的老家的家徽。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里踏实，有了武器。但是尽管这样，得不到反应的劳动使我厌倦，我的手放下了。信心一分钟一分钟在减少，它寻找着转机，但不仅找不到它们，而且听不到家里来的一句同情的话。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尼古拉的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从远处是很难看清的，必须身临其境。现在B便体现了这一切，他证明，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有其事，大船动了，开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脸……便能相信他讲的一切——这样的脸在俄国已好久没有看到了……

俄国人所不习惯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 听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时不禁脱下丝绒睡帽，像虔诚的西面10 那样说道：“现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长的阴雨之夜以后，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这样，格拉诺夫斯基死了……

……确实，我十三岁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 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穿着厚毛条纹夹克衫的孩子，与另一个“图谋不轨的孩子”（只是小一岁）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里，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周围也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后来又经历了监狱和流放，经历了异国的流亡生活，经历了革命的覆灭和反动的高涨，加上家庭的不幸，终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国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这个唯一的发言工具。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阳落山了12 ，带走了少年时期的誓言……现在它经过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之后又升起了。

现在怎么能无所事事，安心睡觉……应该工作！于是我以双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劳动不再毫无收获，不再沉没在寂静的原野中了，从俄国传来了响亮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支持声。《北极星》被争先恐后地阅读。俄国人不习惯的耳朵终于适应了自由的言论，迫不及待地聆听着它英勇顽强的声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讳的勇气。

1856年春季，奥加辽夫来了；过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钟》第一期出版了。没有相当近的周期性，就没有刊物和读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书会留下，报刊却会消失，但书是留在图书馆中，报刊却是消失在读者的脑海中，由于不断的反复，它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变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当读者开始忘记它的时候，新的一期又来了，那是永远不怕反复的，它既提示旧的，也补充新的。

确实， 《警钟》的影响在一年中远远超过了《北极星》。在俄国， 《警钟》满足了对没有经过书报审查制度摧残的刊物的需要。年轻的一代向我们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写来了催人泪下的信……但是支持我们的不仅是年轻的一代……

“《警钟》就是权力。”卡特科夫13 在伦敦对我说，真有些谈虎色变；接着他还告诉我，它便放在罗斯托夫采夫14 的桌上，供他在农民问题上作参考……在此之前，这么讲的还有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萨马林，卡韦林15 ，开明派的将军们，五等文官中的开明人士，渴望进步的宫廷贵妇人，爱好文学的侍从武官；连博特金16 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样，总是匍匐在一切权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钟》，仿佛刚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对全面胜利而言，只是还缺少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场了。1858年还没过去，我们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诉书》17 ，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论家那么高傲而冷酷，像大公无私的法官那么铁面无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龙一样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从我头顶浇下18 。这位官僚制度的圣茹斯特的手法使我惊讶。而现在……过了七年19 ，经历了米哈伊尔时期
20 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 。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 ；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 ——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 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 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 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

“您打算许他当什么官呢？”

“部门副长官。”

“他不会来当您的副长官。”戈尔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钟》问题只得听天由命，让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讯却从俄国各个角落雪片似的飞来了。大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大发牢骚，有的竭力表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怀着满腔愤怒写的，它们大声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信抵得上几十篇“习作”，就像有时一次访问比所有“俄国上校”的访问更有价值。

一般说来，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没有事实，但写得热情洋溢，娓娓动人，一类则像上司的鼓励或首长的训诫，还有一类则包含着外省的各种重要消息。

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务员的优美笔法写的，开头几乎总有一段更优美的序言，它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强烈的谀词。“您给俄国文学，不妨说，也给俄国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您第一个从伦敦的讲台上公开抨击骑在我们善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您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您不知道，在我们祖国遥远的地方，多少颗心在对您的爱戴和感激中跳动……

从炎热的科尔西达27 到冰雪地带

……到偏僻的奥卡河，到克利亚济马河或某某省。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唯一的保护人。除了您，谁能够揭露恶魔——从称号和地位说来都处于法律之上的恶魔，如我们（税务局、刑事法庭、皇室地产管理局等等）的长官（名字、父名和姓，官衔）。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靠在衙门当差，巴结奉承，从下层爬到了长官的位置，还保持着从前敲诈勒索的粗暴作风，从不拒绝霍万斯基公爵28 签发的感谢信（像我们这里的老人常说的）。这暴君的贪赃枉法在周围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们像怕地狱一样怕税务局，他不仅对我们，对科长也不讲情面。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养了一个寡妇（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衔）作诱饵，我们都称她外省的明娜·伊万诺夫娜29 ，因为在税务局里，通过她的手什么事都办得成。但愿《警钟》嘹亮的声音能惊醒这个暴君，使他幡然悔改，离开灯红酒绿的生活，离开四十岁的希罗底30 的怀抱。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们准备向您提供丰富的材料：在我们这里，天才的《钦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说的‘戴小圆帽的猪’31 是相当多的。

“又，以您无与伦比的笔调，您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但是请您别忘了写那位治安保卫队的中校队长，他在12月6日参加贵族团长的舞会（他从市长那里来，已有些醉了），席终时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官员们的夫人和女儿的面大放厥词，仿佛在生意人的澡堂里和市场上，不是在最有教养的贵族团长的客厅里。”

除了这种描写长官和长官夫人的生活秘密和中校队长的酗酒丑相的信，也有充满诗意、毫无企图、毫无意义的信。这些信我大多销毁了，或者分赠了朋友，不过也留下了几封，在这部分结束时，我得谈谈它们，以飨读者。

其中最好的一封显然是一位青年军官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写的，信一开始是些客套，称我“亲爱的先生”，显得非常谦虚和客气……慢慢脉搏加快了，先是劝导，接着是告诫……热度逐渐上升，到了第四页（大型信纸），我们的友谊已突飞猛进，这位陌生人连连称我“亲爱的，亲爱的”；最后，勇敢的军官说道：“我这么坦率地给你写信，是因为我衷心爱你。”读着这信，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人吃过晚饭，坐在那儿一边写信，一边喝烧酒……酒瓶逐渐空了，他的心却逐渐满了，友谊逐渐增长了，随着最后一口酒咽入肚里，好心的军官便爱上了我，要改造我，爱我，拥抱我……军官，军官，只要您把嘴巴擦干净，我对我们如此迅速建立的、背对背的友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不过，谈到军官，我得说，在访问我们的人中，最富有同情心、精神最健全的是军官。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大多不太单纯，神经过敏，喜欢舞文弄墨，炫耀才华。军人就比较朴实，单纯，他们觉得自己受的军官教育并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似乎不太好，因此争取上进，要努力学点什么。实际上，他们的教养根本不比别人差，而且根据精神反抗的伟大规律，他们在兵团专制统治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好独立自主的心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军官世界中出现了严肃的新动向，这从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等人的被处死，波捷布尼亚的战死在沙场，以及克拉索夫斯基和奥布鲁切夫的被流放服苦役等，32 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然，从那时起，也有许多许多人掉转了车辕，开始接受理性和军事法规的约束，这是不足为奇的……

顺便谈谈变节问题。军官中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与非常高尚和纯洁的谢拉科夫斯基33 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看过我，临走时，他把我叫到花园中，紧紧拥抱着我，说道：

“如果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需要人帮忙，那么请记住，我是无条件忠于您的……”

“请保重自己，保护好那些充满在您心中的感情，永远不要让自己走进反对人民的行列中。”

他挺起了胸膛。“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您什么时候听到我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要宽恕我，请您写信向我直接指出，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事……”

……谢拉科夫斯基负伤被捕后，已给送上了绞刑架，那时到过伦敦的年轻人中，有些也已退伍，飘零各地……我只看到一个名字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我那位热情的年轻人的名字。不久前他在矿泉疗养地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便向他咒骂波兰，赞美政府；看到谈话不太融洽，将军醒悟了，说道：

“哦，您大概还没忘记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愚蠢的幻想……记得我们在阿尔法路34 上的谈话吗？多么幼稚，多么没意思！……”

我没有写信给他——为什么要写呢？

2

……在水兵中也有出色的、很好的人，不仅弗·卡普35 从纽约写信给我时提到的那些优秀的青年人，而且在年轻的海员和海军准尉中，一般说来，也出现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力量。特鲁韦勒的例子对我们的思想是最好的注解。36

……我与海军部门打过一次交道，很有意思。一个舰长带了他的海军大尉和其他几个军官来看我，甚至邀请我到他们船上参加一个命名日的酒宴。在酒宴前两天，我得悉他船上的一个水兵因为偷偷喝酒被打了一百鞭子，另一个水兵因为开小差，也将遭到鞭打。我给舰长写了下面这封信，直接寄往船上：

“亲爱的先生：

“您到过我这儿，我认为您的光临是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原则表示的支持，直到现在我依然这么想，因此我愿意就一个情况与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情况使我们深感忧虑，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互相理解。

“日前我与特霍热夫斯基谈话时从他那里得悉，在您指挥的军舰上，水手们经常遭到残酷的鞭打。同时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个不幸的水兵企图逃跑，被英国警察抓获（把水兵当作奴隶，这种法律很糟糕）。

“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法律要求您执行它暴虐的规则，如果您不执行这些天然违背一切人性的条文，您便得承担什么责任吗？在我国陆军和海军的各种野蛮荒谬的规则中，据我所知，它们并未把不经法庭审问便处以体罚作为长官必须履行的职责，相反，它们还尽量限制长官任意惩罚的权利，限制鞭打的数目。即使假定您实行鞭打是因为相信它是正义的，但如果这样，您想，我们作为一切专制、暴力、首先是体罚的公开敌人，与您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该怎么解释您的访问呢？

“我的信可能使您觉得奇怪——我们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可能还鲜为人知，但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切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应该随时受到揭露，如果他们的良心沉睡不醒，我们的《警钟》就得行使闹钟的任务。

“但愿您能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必非得在刊物上重复我们的劝告不可。请您理解，奥加辽夫和我都希望我们能再度向您伸出我们的手，但是在您的手没有扔下皮鞭以前，我们不能这么做。

写于富勒姆派克大厦。”

对这封信，舰长答复如下：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的信收到了，我得承认，这对我是不愉快的，这不是因为我怕我的名字出现在《警钟》上，只是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所十分尊重的一个人会对我怀有反感。

“如果您了解您在信上谈得那么激烈的那件事的实质，您就不致向我提出那么多的指责了。只要您能指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让我可以见到您，我就可以向您解释一切，并提出您能相信的证明。

“请接受……

写于布莱克沃尔绿旱码头。”

我的答复如下：

“亲爱的先生：

“请相信，我非常痛心，不得不向您提出令您不愉快的事，但是请您理解，消灭体罚的问题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俄国士兵和农民只有在不再遭受鞭打的时候才能自由地呼吸，他们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体罚对被惩罚者和惩罚者具有同样的腐蚀作用，它使前者丧失人的尊严，而使后者丧失人的同情心。您不妨看看地主特权和军警肉刑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我国已形成整整一批刽子手，一个刽子手的阶层——妇女、孩子、姑娘都在用树条和棍子，拳头和靴子殴打仆人。

“12月14日的战士们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指出，社会的成员必须在家庭中禁止体罚，在军队中消灭体罚，不再靠它来进行管理。冯维辛37 在佩斯捷利的影响下向团长们发布了逐步消灭体罚的命令。

“这罪恶在俄国已根深蒂固，要彻底消灭它不能慢慢来，必须一下子予以铲除，就像对待农奴制度一样。您这类担任各单位指挥官的人，理应发挥高尚的表率作用。这也许是困难的，但那算得什么呢？何况还涉及荣誉问题。如果我可以指望我们的通信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将为此感激不尽，认为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我的安德烈勋章。

“还有一句话。您说，您可以向我说明这件事的情况，也就是证明惩罚是正当的。这依然一样。我们无权怀疑您的正直。如果您的水兵遭到了不公正的惩罚，我们怎么还会给您写信呢？但是体罚即使在按照鞑靼日耳曼法律观念说来无可非议时，它依然是应该消灭的。

“请让我相信，您知道我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也了解我为什么写信给您。我觉得您可以在您的军舰上实行这种改革，然后其他军舰仿效您，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开端。您将给俄国人作出榜样，证明古老的斯拉夫血统对人民的苦难，比彼得堡更充满同情心。

“我讲了我心中想讲的一切，但愿我的话多少打动了一颗心。我希望您一切顺利。”

……我没有出席酒宴。许多人认为我做得很对，尽管舰长和他的大尉具有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不提防万一。我不相信这一点，也从来不信。1862年后，我当然不再踏上俄国军舰，但那时穆拉维约夫-卡特科夫时期还没到来。

庆祝没有搞成。我们的通信打乱了一切。据说，体罚的罪魁祸首不是舰长，是海军大尉。一天深夜喝醉酒以后，他曾闷闷不乐地说：“这是命中注定，有的人老是鞭打士兵，可是啥事也没有，我难得严厉一些，用了刑罚，可马上给人抓住了把柄 ……”

……1862年底以前，我们的情形便是这样。

遥远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不祥的迹象和乌云……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身边38 ，这几乎是我们整个生活中唯一的政治灾难。

3．1862年

……也是早上十时，我听到了外人的声音，但不是军人粗重而严峻的嗓音，这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她怒冲冲的，有些神经质，似乎还含着眼泪：“我必须见到他，非见到不可……见不到我就不走。”

接着进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或者小姐，我以前见到过她两次。

她站在我面前，凝神望着我的眼睛，她的面貌是忧郁的，脸颊发烧；她匆匆道了歉，然后说道：

“我刚从俄国，从莫斯科回来；您的朋友，那些爱您的人，托我对您说，问您……”她突然住口，似乎讲不下去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难道您，我们这么热烈地爱着的您，您？……”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或不是 ——您参与了彼得堡的纵火事件39 吗？”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骂您……至少都在说，您了解这个恶毒的阴谋。”

“真是胡言乱语，您居然认为这是真的吗？”

“大家都这么说！”

“这大家是谁？是那个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40 吗？”（我一时还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热烈地爱着您的人——为了他们，您必须证明您与这事无关，他们为您痛苦，他们等待着……”

“您自己相信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找您，我等待着您的说明……”

“首先请您冷静一些，坐下来听我说。如果我秘密参与了纵火案，为什么您以为，只要您向我一问，我就会把真相告诉您？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相信我……最好请您谈谈，我写的一切中有什么地方，有哪一句话，可以证实这种荒谬的指责？要知道我们不是疯子，以致会怂恿俄国人民在旧货市场上放火！”

“那为什么您不讲话，不公开声明您无罪？”她提出，眼睛里露出了思考和怀疑的神情，“您可以在报纸上申斥这些坏蛋，说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吃惊，您不同意这种做法，或者……”

“或者什么？唉，够了，”我对她说，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尔台41 的角色啦，您没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这种谰言，您应该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应该加倍害羞，至于我们，我们甚至羞于为这种事辩护，更不想给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们的罪名，这些人目前正处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们很可能与所谓纵火案毫无瓜葛，就像我们和你们一样。”

“那么您坚决不想为自己辩白？”

“不。”

“那叫我怎么给那边写信？”

“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们。”

她从口袋里掏出最近一期《警钟》，念道：“在我们身旁发生的灾难的火海意味着什么？这是疯狂的破坏之火，还是用火来洗净一切的惩罚？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这样的手段，这又是些什么人？对于一个不在那儿的人，当他把眼睛转向那块包含着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无声的火光的时候，他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些可怕的、晦涩的句子，它们不能说明您有罪，也不能说明您无罪。请您相信我，您应该出来澄清事实，否则，请您记住我的话：您的朋友们和您的支持者便会离开您。”

……正如“俄国上校”是我们的成功的鼓手长，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尔台成了我们与舆论决裂的宣告者，而且是双边的决裂。一边，反动分子抬起了头，称我们为恶魔和纵火犯，另一边，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我们，仿佛我们已掉了队。我们蔑视前者，对后者感到遗憾和伤心，我们知道，无情的生活浪潮会卷走游得太远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边。

谣言越传越多，不久就登上了报纸，扩散到了全俄国。于是我们的刊物成了众矢之的，开始受到围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样给报纸的造谣诬蔑弄得大惊失色，因为这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学一下子掉转枪口，变成了警察秘密侦查和暗探通风报信的文学。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农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头脑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干脆对政治鼓动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向往过去的平静生活，对必须花这么多力气取得的酒菜丧失了食欲。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毅力有限，我们的忍耐却是无限的！

自由主义的七年耗尽了激进情绪的全部潜力。从1825年起蕴藏和蓄积在头脑中的一切，在兴奋和欢乐中，在对未来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废的农民解放，对神经衰弱的人说来，却好像俄国已走得太远，也太快了。

那个时候，激进派正在兴起，理论上也如火如荼，越来越显露头角，使本来就惶恐不安的社会更加提心吊胆。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趋向极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温和发展观念的人，又是画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纷纷逃避，躲进了破旧肮脏、但业已习惯的警察的保护伞下。大学生轻举妄动，地主却不习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两军对峙，势必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会舆论刚有些生机，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却怂恿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动。

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站在反动的污泥中，我们做不到，在它之外，又找不到一块土地。我们像童话中无所适从的勇士，站在十字路口等待。朝右走便得失去马，但自己可以保全；朝左走可以保全马，但自己会完蛋；朝前走，大家都会离开你；朝后走，这已经不可能，那儿的路已长满了青草。但愿出现一个魔法师或隐修士，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的朋友，尤其是俄国人，星期日晚上往往聚集在我们屋里。1862年，后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商人和旅游者，新闻记者和各个部门（尤其是第三厅）的官员，纷纷前来参观博览会42 。进行严格的选择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得未雨绸缪，要求熟悉的朋友换在别的日子聚会。但伦敦的星期日是虔诚而枯燥的，这常常可以使人放松警惕。

这些星期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灾难。但是在我谈这事以前，我先得介绍两三个出现在奥塞特大厦43 简陋客厅中的我国特有的怪物。毫无疑问，这些从俄国来的活珍品比世界博览会上的俄国部分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胜。

……1860年，我收到了一封从干草市场的旅馆寄来的俄文信，写信的是几个俄国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44 手下办事的，公爵秘密离开了俄国，“公爵本人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打发我们走另一条路。公爵吩咐我们等他，给了我们几天的生活费用。现在已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公爵的消息，但是钱用完了，旅馆老板很生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一个人会讲英语。”他们无计可施，因此要求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去看他们，解决了这件事。旅馆老板认识我，答应再等一星期。

五天以后，一辆豪华马车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着，驶到了我的大门口。我关照过仆人许多次，哪怕来的人坐着四匹马拉的马车，哪怕他说他是公爵，我上午反正不会客，但是我无法战胜他对贵族的马车和称号的景仰之心，何况这一次这两大优势兼而有之，因此过了一分钟，一个身材魁梧、肥胖，仪表堂堂，脸型像亚述人面牛45 的绅士，便扑到了我身上，抱住我，为我照顾他的仆人向我表示感谢了。

这是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旧俄国残存的这种性格鲜明的大阔佬，我们祖国的这种活标本，我已好久没见到了。

他立刻跟我海阔天空谈了起来，那些事简直不像真的，但事实证明都是真的：他怎样吩咐一个世袭兵替他抄《警钟》上的一篇文章，怎样跟自己的妻子分手，世袭兵怎样向警察局告发他，妻子怎样不给他寄钱，沙皇怎样把他放逐到科兹洛夫，不准外出，这样，他决定逃出俄国，带着一个年轻小姐，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个男管家，一个教堂领唱人和一个女用人，越过了摩尔达维亚边境。在加拉茨，他又弄到了一个仆人，这人可以结结巴巴地讲五种语言，但他觉得这人像个奸细……接着他又对我说，音乐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在伦敦举办演唱会，因此希望认识奥加辽夫。

“这儿英……英国的税务机关收税可不……不轻呢。”结束他的高谈阔论以后，他又有些口吃地说道。

“对商品也许这样，”我说，“但对旅游者，税务机关是非常客气的。”

“我看不尽然，我就为我的鳄……鳄鱼付了十五先令呢。”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鳄……鳄鱼就是鳄……鳄鱼呗。”

我睁大了眼睛，问他：

“公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不带护照，却带了一条鳄鱼旅行？打算用它在边境上吓唬宪兵不成？”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亚历山德利亚散步，一个阿拉伯小家伙在出售鳄……鳄鱼，我看了喜欢，就买下了。”

“没有把这个小阿拉伯人也一起买下吗？”

“哈哈！没有。”

一星期后，公爵已住进了波切斯特街的一幢大房子，这是全城租金昂贵的一个区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违反英国人的习惯，命令从早到晚把大门敞开，那辆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的马车，也永远停在门口。他住在伦敦就像住在科兹洛夫，住在坦波夫一样。

当然，他没有钱，那是说，他只有几千法郎，只够应付伦敦生活的海报和扉页；这些钱他立刻花得一个不剩，但已经造成了假象，可以让他在今后几个月逍遥自在地过日子，这多亏了英国人的愚昧轻信，直到今天全欧洲的外国人还没能使他们吸取教训。

但公爵一帆风顺……音乐会开始了。海报上公爵的头衔使伦敦人惊讶不止，第二次音乐会便挤得满满的（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圣詹姆士大厅）。音乐会成绩辉煌。这支合唱队和乐队，戈利岑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这是他的秘密，总之，音乐会不同寻常，非常出色。俄国歌曲和祈祷，喀马林民间舞曲和日祷赞美诗，格林卡46 的歌剧片断和福音主祷文，一切都不坏。

夫人们尽情欣赏着满脸肥肉的亚述神怎样庄严地、优美地举起和放下那支象牙指挥棒。老妇人们想起了尼古拉皇上的运动员身材，当年他主要是以自己那条白得像俄国冰雪的、绷得紧紧的骑兵近卫军紧腿裤，征服了伦敦的闺阁名媛们。47

戈利岑还想方设法把这成功变成了大肆挥霍的机会。他陶醉在掌声中，音乐会的第一部分一结束，他便派人购买花篮（别忘了伦敦的价格），到第二部分开始前，他已站在台上，两个穿镶金边饰制服的仆役抬着花篮走上舞台，公爵便向女歌手和合唱队员表示感谢，赠给每人一束鲜花。于是这位贵族指挥家的优美风度赢得了观众响亮的掌声。我们的公爵一下子变得高大了，满面春风，音乐会一结束，马上把所有的乐师和演员请去用夜宵。

在这件事上，除了伦敦的价格，还必须知道伦敦的习惯：如果早上没有预定，在晚上十一点钟是到哪里也找不到五十来人的夜宵的。

亚述神便带着这支音乐大军，在摄政王街上敲着一家家餐厅的大门，敲到最后，终于有一位老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开了门，端出了冷牛肉和热葡萄酒。

后来音乐会玩弄了形形色色的花招，甚至还带上了政治倾向：它每次都要演奏“赫尔岑圆舞曲”，“奥加辽夫四组舞曲”，接着还有“解放交响曲”；但这些乐曲哪怕今天，公爵也可以拿来招待莫斯科人，不会因为离开英伦三岛而失去任何魅力，只要改变一下它们的名称即可，这不费吹灰之力，例如可以称作“波塔波夫圆舞曲”，“明娜圆舞曲”，以及“科米萨洛夫组曲”等48 。

但是尽管风靡一时，公爵却没有钱，付不出账。伙食供应商不免口出怨言，家族内部也开始酝酿斯巴达克起义。

……一天早上，公爵的左右手（他的大总管，但自称为他的秘书）带着他的“摄政王”（但不是奥尔良公爵菲力普的父亲49 ，是一个淡黄头发的二十二岁的俄国小伙子，乐队的管理员）来找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们有事找您。”

“发生了什么？”

“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欺侮我们，我们想回俄国，要求他付清工资；请您主持正义，为我们讲讲话。”

我一下子感到了祖国的气息——它像俄国浴室的蒸汽一样包围了我……

“为什么你们要求我来干预这事？如果你们有正当的理由提出申诉，这里的法院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它不会偏袒任何公爵或伯爵。”

“我们确实听到过这一点，但何必上法院呢？您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件事。”

“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呢？公爵会对我说，我干预了不该干预的事；我只能碰一鼻子灰。你们如果不想上法院，可以找大使馆，不是找我，它有责任保护伦敦的俄国人……”

“可这是个什么所在？如果那儿都是俄国官员，那怎么能跟一个公爵评理呢？您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我们这才找您，要求您帮助我们解决这问题。”

“你们这些人真是，公爵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你们靠我得不到什么。”

“请您听我们说，”秘书起劲地答道，“公爵不敢这么样，他非常尊敬您，而且还怕您，要知道他的大名登上《警钟》，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呢。”

“那么，听着，为了免得白白浪费时间，我决定这样：如果公爵同意我作中间人，我就帮你们处理这事，如果他不同意，就请你们找法院。由于你们不懂英语，又不知道这里的诉讼规则，那么，要是公爵真的欺侮了你们，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既懂得这一切，又会讲俄语的人。”

“请您务必……”秘书说。

“不，我不能从命，亲爱的，再见。”

在他们去找公爵的时候，我得就他们讲几句话。“摄政王”除了音乐一无所能，这是仆人中一个吃得肥肥胖胖、细皮白肉的小伙子，头脑迟钝，但面貌俊俏，唇红齿白；他那种口齿不清的讲话方式，那对没有睡醒的眼睛，都使我想起我们的萨什卡、先卡、阿廖什卡和米罗什卡50 ，看到他，我便仿佛又看到了这些人。“秘书”也是纯粹的俄国产物，可以作这类人的一个突出例子。他四十多岁，不剃下巴，面容枯瘦，衣服上尽是油渍，全身从里到外都显得不清不楚，不干不净，他生着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嘴里永远有一股俄国酒鬼的特殊气味，那是由劣质烧酒和为了冲淡它而增加的洋葱与丁香的味道组成的。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带有怂恿别人出坏主意、动坏脑筋的意味——凡是坏事都能在他心里得到响应和赞赏，如果有利可图，他还会亲自插手。这是俄国官老爷、土豪劣绅和小公务员的原始形态。当我问他是否满意准备解放农民时，他回答道：

“当然啦，这无疑是好事，”他叹了口气，又道：“不过，老天爷，这少不了得打官司，上衙门！可是公爵偏偏在这个时候，好像跟我开玩笑似的，把我带到了这儿。”

在戈利岑到达伦敦以前，他曾露出感恩戴德的神情说道：

“要是有人对您说，公爵怎样压迫农民，或者他要获得自由的农民付大笔赎金，却不给他们土地，您千万别信他们。这全是仇人的造谣。确实，他挥霍成性，生活阔绰，然而他的心是好的，对农民像父亲一样。”

可是一吵架，他就讲公爵坏话，咒骂自己的命运：“我太信任这个骗子了……要知道他一辈子游手好闲，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别看他当着您的面装成这副样子，实际上他是野兽……强盗……”

“那么您什么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是现在还是您称赞他的那时候？”我笑着问他。

“秘书”有些不好意思，我转身走了。要是他不是出生在戈利岑公爵家的仆役房中，也不是哪个乡村警察的儿子，那么凭他的才能，他一定可以当上大臣，成为瓦卢耶夫51 那样的大人物。

过了一小时，“摄政王”和他的导师拿着戈利岑公爵的条子来了——他表示歉意，不能来看我，如果可能，请我去找他，以便了结这桩公案。公爵许诺，他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我的裁决。

没有办法，我去了。屋里的整个气氛显得异常紧张。法国仆人皮科赶紧给我开门，神色严峻惶恐，仿佛要带一个医生去给垂危的病人会诊。戈利岑的二太太心神不定，气呼呼的，戈利岑本人迈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没系领带，袒露了大力士的胸膛；他正在发脾气，因此说话更加结结巴巴的，脸色有些无可奈何，似乎憋着一肚子火气——那就是说不能让这火气走进现实世界，否则它就会表现为拳打、脚踢、批面颊等等，那种他在坦波夫省对付造反的农民的动作。

“看在上……上帝分上，请原谅我为了这些不……不知好歹的东西打扰您。”

“出了什么事？”

“请您自己问……问他们吧，我只想听他们讲。”

他把“摄政王”叫来，我们进行了下面这场谈话：

“您不满意什么？”

“什么都不满意……因此我非得回俄国不可。”

公爵的嗓音大有拉布拉凯52 的气派，现在发出了一声狮子似的叹息，同时又把五记巴掌顶回了胸中。

“公爵不会拦住您。那么请问，您不满意的是什么？”

“一切都不满意，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请您讲得具体一些。”

“还怎么具体？我打从俄国来到这儿以后，一直忙个不停，可是只拿到两镑工钱，第三次是在晚上，公爵给的大多只是礼品。”

“那么您应该拿到多少呢？”

“这我无法讲……”

“您有规定的工资数额吧？”

“根本没有。公爵在逃出俄国时（他讲这话没有恶意）对我说：‘你跟我去，我不会亏待你，要是我运气好，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不然的话，你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于是我跟他来了。”

他就是在这条件下从坦波夫来到伦敦的……啊，我的俄国！

“嗯，那么照您看，公爵的运气好不好呢？”

“怎么谈得上好……不过当然，他本来可以……”

“那是另一个问题。既然他的运气不好，您就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了。”

“可是公爵亲口说过，我干的事，那就是说凭我的能力，用这儿的钱计算，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四镑。”

“公爵，您愿意一个月给他四镑工资吗？”

“愿……愿意……”

“那不就解决了吗，还有什么呢？”

“公爵答应过，如果我要回俄国，他可以给我回彼得堡的路费。”

公爵点点头，补充道：

“是的，但有个条件：我得对他很满意！”

“那您不满他的什么呢？”

现在堤坝决口了，公爵跳了起来。他用悲剧似的男低音（这使一些字母更加跳动不定，子音之间也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讲了下面一席话：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小鬼，这个兔……兔崽子，能叫我对他满意不成？！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小土匪，把我气死了！他在家里穷得要命，身上长满虱子，光着脚板，多亏我收留了他，我教他读书，这混蛋，我把他培……培养成了一个人，一个音乐家，一个合唱队指挥，这样，这鬼东西才可以凭他这条嗓子，在俄国音乐季节一个月挣一百卢布。”

“这一切都是真的，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但是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不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都没有要求您把他变成龙科尼53 ，因此您无权要求他特别感谢您。您培养他就像您训练夜莺一样，您做得不坏，但仅仅如此而已。何况问题不在这里……”

“您讲得对……但我得说，我怎么受得了这个？要知道我对他……对这个小杂种……”

“那么您同意给他路费？”

“去他的，为了您……看在您的面上，我可以给他。”

“好，那么事情就解决了——您知道路费要多少吗？”

“据说是二十磅。”

“不，这太多了，从这儿到彼得堡，一百卢布已绰绰有余。您给吗？”

“我给。”

我在纸上算了一下，把它交给戈利岑，他看了看总数——我记得，大约三十镑多一点。他马上把钱交给了我。

“您应该识字吧？”我问合唱队指挥。

“认得一些……”

我给他写了收据，大致如下：“兹收到尤·尼·戈利岑分爵应付之工资暨从伦敦回彼得堡之路费，共三十镑多一些（折合俄币若干）。本人对此表示满意，对公爵别无其他要求。”

“请您看一遍，签上名字。”

小指挥念了一遍，但没有作出准备签字的任何表示。

“怎么样？”

“我不能签字”

“为什么不能”

“我不满意。”

强自克制的狮吼又爆发了，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也差点要大喊了。

“真见鬼，您刚才亲口说过您的要求是什么。公爵全部照付，一文不少，您还有什么不满的？”

“请您听我说；从我来到这儿以后，我经历了多少困难。”

很清楚，他轻而易举拿到了钱，这使他有些贪心不足了。

“比方说，我抄写乐谱，这应该是有酬劳的。”

“胡说！”公爵大喊道，尽管拉布拉凯从来不会这么大叫大喊；邻室的钢琴声胆怯地跳动了一下，皮科吓得脸色发白，把脑袋探进门缝张望，马上又像慌张的蜥蜴一般缩了回去。

“难道抄写乐谱不也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吗？……要不然，不举行音乐会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公爵是对的，尽管他大可不必用低音大号的嗓音把皮科吓一大跳。

小指挥听惯了各种音响，因此不以为意，仍不屈服，丢下抄写曲谱的事对我讲出了下面这句无理取闹的话：

“那么还有衣服呢，我的衣服全都破了。”

“难道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一年给你将近五十镑工钱，还得管你的衣服费不成？”

“不是这么说，先生，但以前，公爵有时总给我一些小东西，可现在，说来不好意思，我要出门，连袜子也没有呢。”

“我自己也没……没有袜子穿呢！……”公爵咆哮道，把双手合抱在胸前，傲慢地、鄙夷地瞪着合唱指挥。我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结局，我惊讶地望着他的眼睛。但我看到他不打算继续争吵，只是那位合唱指挥似乎非吵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我非常严肃地对这位歌唱之鹰说道：

“今天上午您来找我作中间人，那么您是信任我的？”

“我们非常了解您，对您丝毫也不怀疑，我们知道您是决不会叫我们吃亏的……”

“很好，那么我就这么决定了。请您马上在收据上签字，否则就把钱交还我，我把它还给公爵，同时声明我不再参与这事。”

小指挥不想把钱交还公爵，于是签了字，向我道了谢。为了免得啰唆，我不再讲他怎么把钱折算成卢布了：我讲了好久，他还是不明白今天卢布的行情，与他离开俄国时已经不同。

“如果您以为我想骗您一镑半钱，那么请您去找我们的教士，让他给您算这笔账吧。”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显得那么可怕了。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结局还是与开始一样，使我想起了祖国。

小指挥有些踌躇不决，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好像他们中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戈利岑说道：

“大人，由于从赫尔开出的轮船要五天以后才有，请您行行好，让我暂时仍住在这儿吧。”

我想：“我的拉布拉凯又得发作了”，因此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准备再受一次低音大号的折磨。

“当然，你有什么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小指挥向公爵道了谢便走了。戈利岑向我解释似的说道：

“要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是那个坏蛋，那个骗……骗子……那个不要脸的恶棍挑唆的……”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许得请教萨维尼54 和米特梅耶尔55 了，只有他们才能把我们正教祖国的法律观念（它是在鞭打仆人的马厩和搜刮农民的老爷的书斋中形成的）提炼成条文，归纳成准则。

第二场好戏便是跟“恶棍”进行的，这并不顺利。戈利岑出去后突然大叫大喊，“秘书”也大叫大喊，看来，除非诉诸武力才能解决，如果那样，面黄肌瘦的办事员当然不是公爵的对手。但是这屋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进行的，因此结果不是公爵与秘书打架，而是秘书与玻璃打架——他怀着一肚子火气，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时，对着镶在门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这些玻璃足足有一只手指那么厚呢。

“警察！”戈利岑大喊起来，“强盗来了！警察！”然后走进大厅，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沙发上。等他平静一些以后，他又在谈话中向我诉说，秘书对他怎么忘恩负义。这个人本来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为舞弊（我记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怜他，非常同情他，以致当掉了自己最后一只表，替他赎了罪。尽管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人是个骗子，他后来还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处处欺骗戈利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走了；一个可以用拳头打碎门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用不着我插手。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他要求我给他弄张护照，让他回俄国时，他告诉我，他给了戈利岑一支手枪，高傲地向他提议决斗，用抽签决定谁先射击。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支枪一定是没有子弹的。

公爵的最后一些钱是用在平息斯巴达克起义上的，但他终于因为负债累累被关进了监狱。别人坐了牢，就太平无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监狱中也不会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得把他送往克勒蒙游乐园56 ，让他在那儿给音乐会当指挥，供全伦敦的卖笑女郎取乐，等他的象牙指挥棒停止挥动后，躲在一旁的警察马上走到他身边，寸步不离地陪公爵走上马车，把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监狱。在游乐园中与我分手时，他噙着眼泪。可怜的公爵，别人看到这情景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铁窗生涯感到痛心。他的亲族好歹把他赎了出来。后来政府允许他返回俄国，起先他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尔居住，他便在那儿与华沙大主教费林斯基57 一起指挥宗教音乐会。对于他，政府比他的父亲还仁慈一些——那个老滑头像儿子一样放荡，却劝他进修道院 ……其实父亲非常了解儿子，因为他自己也是音乐家，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响乐献给他。58

除了这位豪华阔绰的亚述神，身强力壮的犍牛型阿波罗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俄国怪物也是不应忘记的。

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如“俄国上校”之类，我不提了，但是对于因命运的播弄不得不长期伫留在伦敦的那些人，我还得讲几句。例如，军需部门一个官员只因案件的牵累和负债，跳进涅瓦河自尽……可是却作为流亡者在伦敦上了岸，连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没丢掉，尽管伦敦的冬季是潮湿而暖和的。还有，我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萨维奇59 ，英国人都叫他塞维奇，他带着他的经历，他的未来，还有他那应该长头发，可是只剩了一层皮的脑瓜，总之，他的一切，硬挤进了我的“俄国珍品展览室”。

他是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一个退伍军官，在海外各国游历，过得逍遥自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这倒不是他真的干了什么，心里不安，只是他想起了宪兵，那些他可能在国境上，在军营里，在马车上，在冰雪中遇到的宪兵，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这时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进了谢甫琴科的案件60 ，被捕了，这样，他的处境真的危险了，他决定立刻回国。我便是这时在尼斯认识他的。萨维奇动身前买了一小瓶毒药，准备路上用：万一过边境时被捕，便把毒药塞在一只蛀空的牙齿中吞下。

越接近祖国，萨维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变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这种情绪，坐上了火车。开头五站没有什么，再远他就坐不住了。机车停下加水，他却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车厢……机车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车上已没有萨维奇——他下车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把手提箱丢在车上，听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柏林。在车站上他为手提箱拍了个电报，便去办签证手续，前往汉堡。“您昨天要回俄国，今天又要去汉堡。”警察随口说，完全没有拒绝签证。提心吊胆的萨维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从普鲁士军官的角度看，没有把他当场逮捕，简直可以说是玩忽职守。就这样，萨维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样61 ，尽管没有人跟踪，却战战兢兢逃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千千万万其他人相似，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几年中一直诚实而艰难地与贫穷作斗争。然而命运给他的一切悲惨遭遇镶上了一条喜剧的饰边。他决定教数学和绘图，甚至法语（为英国人）。他找了几个人请教，结果发现不登广告，没有名片，便办不成这事。

“但糟糕的是：俄国政府看到了广告会怎么样……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印了匿名名片，”他说，“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名字的名片，这是我的一大发明，它确实使我过了很长一段安稳日子。”

他带着他的匿名名片，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俭用（他往往接连几天只吃土豆和面包），终于脱离困境，担当了商品推销员的工作，从此日子才好过一些。

正在这时，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另一个军官却变得每况愈下了。在受尽打击、掳掠、欺骗和愚弄之后，这位帕夫洛夫团团长安息了。62 接着颁布了圣旨和大赦。皇上的仁慈使萨维奇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布鲁诺夫63 ，询问他是否也属于大赦之列。过了一个月，萨维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馆。他想：“事情不那么简单，他们考虑了一个月呢。”

“我们收到了回信，”秘书主任对他说，“您无意之中给政府制造了麻烦，因为找不到您的材料。这属于内务部的职责，可是它那儿没有任何关于您的案卷。请您简单告诉我，您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不会是严重的事！……”

“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后给流放了。”

“是吗？”

“其余没什么了。”

尼古拉想：“不对，他这是胡诌。”于是对萨维奇说道：如果这样，内务部得重新调查。这样过了两个月。我想象得到，这两个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劲儿……公文往来，查阅档案，秘密侦讯，从内务部到第三厅，又从第三厅到内务部，又向哈尔科夫省长核实情况……申斥，提问……但找不到萨维奇的案卷。于是内务部只得这么照会伦敦大使馆。

布鲁诺夫本人召见了萨维奇。

“瞧，”他说，“这就是复文。到处找不到您的案子。请问，您究竟卷进了什么案件？”

“我的兄弟……”

“这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是问您自己犯了什么案？”

“其余什么也没有。”

布鲁诺夫从出娘胎起对任何事从不觉得惊奇，这次却惊奇了。

“既然您什么也没干，为什么要求赦免……”

“我想，这么做总好一些……”

“如此看来，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护照。”

布鲁诺夫命令给他发了护照。

萨维奇喜出望外，跑来找我们。

他详详细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他得到了赦免，然后拉住奥加辽夫的胳臂，请他到花园去。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对奥加辽夫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总是取笑我……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是您的心肠好，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认为我从维也纳回国没有危险吗？”

奥加辽夫却并不赏识他的赞美，大笑起来。其实不仅奥加辽夫，我还想象得到，在获得赦免的萨维奇走出大使馆以后，布鲁诺夫和尼古拉怎样暂时忘记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头，咧开嘴巴大笑了两分钟。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古怪的行径，萨维奇是个正直的人。还有一些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俄国人，在伦敦闲荡了一两个月，然后拿了自己写的介绍信跑来找我们，以后又跑得不知去向，这些人却不是毫无危险的。

我想谈一件不幸的事，它发生在1862年夏季。那时反动势力还处在孕育时期，隐藏在内的臭气刚向外渗透。没有人怕来找我们，也没有人怕随身携带《警钟》和我们的其他出版物回国；许多人还夸耀自己怎么巧妙地越过边境线，我们劝他们当心一点，还遭到他们耻笑。那时我们几乎从来不往俄国写信——对老朋友已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对新朋友我们是利用《警钟》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 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回来了。毫无疑问，他这次旅行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个人在与分裂派教徒聚谈，与同志们欢饮之后，口袋里揣着毫不相干的土耳其护照，大模大样地从警察的鼻子下走过，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伦敦，他自然会扬扬自得，忘乎所以。他发起在丘镇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会餐，庆祝《警钟》发刊五周年。我劝他把庆祝推迟一些，等情况好转一些再说，他不听。庆祝会并不顺利——大家情绪不高，也不可能高，因为参加的人有不少是我们毫不熟悉的。

大家东拉西扯闲聊，在祝酒和谈天中有人像谈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韦托什尼科夫65 即将回彼得堡，他愿意给我们带点什么。结束时很迟了。许多人说，星期日再上我们家。这天到的人确实不少，其中许多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不幸，韦托什尼科夫也来了。他走近我，说道，他明天一早走，问我有没有信或什么事要办。巴枯宁已交给他两三封信。奥加辽夫下楼到自己屋里，写了几句向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66 问候的话，我也在信后加了几句，向他问好，并托他转告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从不直接给他写信），请他考虑我们在《警钟》上提出的建议：在伦敦印行《现代人》，费用由我们承担。将近十二点时，客人散了，只留下两三个人。韦托什尼科夫走进我的书房取信。很可能，这也没有引起注意。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向参加聚会的人表示感谢，我请他们任意挑选一本我们的出版物，或者列维茨基67 为我拍摄的大相片，留作纪念。韦托什尼科夫拿了相片，我劝他剪掉边，把它卷起来，他不听，说可以把它放在箱底，用一张《泰晤士报》包好后便走了。这不可能没人看到。

送走了他和最后一个人，我安心睡了——有时一个人就是这么糊涂，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时刻会使我付出多大代价，给我带来多少个失眠之夜。

这一切都做得极端愚蠢和不谨慎……我们可以把韦托什尼科夫留到星期二再走，他也可以提前在星期六动身。或者，为什么他不早上来，总之，他为什么要亲自来……我们又为什么要写信？

据说，客人中有一个人马上向彼得堡发了电报。

韦托什尼科夫在轮船上被捕了，其余大家都知道了。68

在这悲伤的故事结束时，我得谈谈刚才提到过一下的那个人，这是不应该忽略的。我指的便是克利西耶夫。

1859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

1  赫尔岑于1853年5月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7年7月开始出版《警钟》，向俄罗斯传播革命思想并揭露俄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俄国革命史上发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警钟》的销数迅速增加，在1858至1862年达到了“高潮”，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其他一些原因，1862年后开始进入低潮，1865年移至日内瓦出版，仍无起色，最后于1867年停刊。本章即叙述《警钟》的影响和它的兴衰。

2  苏霍扎涅特（1794 —1871），俄国的反动官僚，1856至1861年任陆军大臣。阿德勒贝格（1790—1884），俄国反动官僚，当时任宫内大臣。《警钟》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

3  俄国陆军少将，赫尔岑的同学萨京的姐夫。

4  当然，这不包括两三个流亡者在内。——作者注
按：这句诗引自《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三场。

5  《警钟》1863年。——作者注

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第十一节。

7  指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在40年代与赫尔岑小组接近。皮库林于1855年6月从俄国动身后，在维也纳停留了一段时间，才从那里前往伦敦，因此，赫尔岑在此称他B（维）。

8  可爱的B在英语上出了不少洋相。他对我的儿子说：“从地图上看，基夫离这儿不远吧？”我没有听到过这地名。“怎么没听到，那儿有一个大植物园，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温室呢。”这得问园丁。我们问了，可他也不知道。B打开了地图：“瞧，它就在里士满旁边呢！”原来他讲的是丘镇。——作者注

9  指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10  《圣经》中的人物，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到圣灵启示，说他在死前必得见到基督，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天看到耶稣的父母抱了孩子走进圣殿，于是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见《路加福音》第二章。

11  指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结束，赫尔岑在这里夸大了尼占拉个人的作用。

12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作者注

13  俄国评论家，在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14  罗斯托夫采夫（1803—1860），俄国国务活动家，1857年起负责废除农奴制的工作。

15  俄国自由主义政论家。

16  俄国评论家。

17  奇切林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控诉书》发表在1858年12月1日的《警钟》上，引起了读者的愤怒。关于此事，见第四卷《尼·赫·凯切尔》一章。

18  比龙是俄国18世纪的反动大官僚。俄国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在小说《冰屋》中描写比龙手下的人把犯人关在冰屋中，用一桶桶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最后终于使他成为冰人。

19  写于1864年。——作者注

20  19世纪60年代，沙皇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这时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纷纷投靠沙皇，卡特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卡特科夫名叫米哈伊尔，沙皇的一个反动大官僚穆拉维约夫也名叫米哈伊尔，赫尔岑认为这一反动时期可以这两人为代表，因此称它为“米哈伊尔时期”。

21  波尔塔瓦省贵族团领袖科丘别伊用枪打伤了管家，非但无罪，还把管家送进了监狱。《警钟》于1858年对这事作了揭露，最后重新审理了这案子。

22  赫尔岑写过《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皇后的信》，发表在1858年11月的《警钟》上，据当时人的记载，皇后看过这信后哭了。

23  格杰奥诺夫是当时皇家剧场的经理，这小故事写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一文中。

24  戈尔恰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官，1856年起任外交大臣。

25  当时的司法大臣。

26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他反对的就是他赞成过的事，见该书第四章。

27  格鲁吉亚西部一带的古代名称。

28  霍万斯基（1771—1857），俄国国家银行总裁，在19世纪初年印行的纸币上都有他的签名。

29  前面提到过的宫内大臣阿德勒贝格的情妇，阿德勒贝格通过她收取各种贿赂，卖官鬻爵，《警钟》曾揭露这些事。

30  《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希律的孙女，一个荡妇。

31  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场。

32  这里提到的都是些青年军官。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因参加革命军事组织，于1862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赫尔岑曾在《警钟》上专门撰文悼念他们。波捷布尼亚曾在伦敦两次会见赫尔岑，他的部队驻扎在波兰，1863年波兰起义时，他与波兰人一起战斗，因而死在战场上。赫尔岑为纪念他，在《警钟》上写过好几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发革命传单，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尔琴斯克的亚历山大工厂服劳役，1868年因越狱失败自杀身死。《警钟》为他的判刑发表过文章。奥布鲁切夫因散发革命出版物《大俄罗斯人》，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谢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兰革命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被俘后死在绞刑架上。

34  赫尔岑于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伦敦阿尔法路，这里的所谓“老朋友”指赫尔岑本人。

35  德国革命者，他后来去了美国，与赫尔岑保持通信联系。

36  特鲁韦勒的经历值得讲一下。1861年，一个青年水兵来找我们，十年前我在尼斯认识他的母亲，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样，从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对我说，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爱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
“为什么你这么爱他？”我开玩笑似的问他。
“因为他是合法的皇上……”
教育中的这种精神也许是在1848年后形成的，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它与正教和专制政治都没有关系。
生活治愈了年轻人。他来找我们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亲死了——是死在监狱中的，因为他在莫斯科铁路的各种舞弊案中受了牵连；他是诺夫哥罗德的地主，承包过一些工程。儿子相信父亲没有罪，决定尽一切力量为他恢复名誉。他在俄国所作的一切尝试均未成功，于是他来找我们，带来了一大叠文件、契约、枢密院的记录和摘要。把它们理出头绪，编成一份报告，这对《警钟》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们发现，特鲁韦勒与克利西耶夫是大学同学，便把这任务委托给了克利西耶夫。
特鲁韦勒给人的印象是既坚定、忧郁，又幼稚。强烈的内心活动一直在冲击着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怀着无比的愤怒谈到水兵们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我们正与“海军上将号”的一部分军官在进行有趣的通信。我记得它的舰长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当时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与非自由派人士一样虐待部下，咒骂军官。我记得，他手下有个中尉斯托弗列根不仅残忍地处罚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论（像后来的维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样），认为管理军队就得心狠手辣。
我们在《警钟》上就这事登过一篇短文，接着突然收到了从比雷埃夫斯寄来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军官”，声称那一切不是事实……信是署名的，但等于不署名。由于它不署名，它的内容我们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些内容还是得到其他十来个军官证实的。至于联合署名的信则没有登出。过了几个月，特鲁韦勒第二次来了，我把军官们的信给他看，这些军官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替自己的舰长辩护。特鲁韦勒冒火了，他相信这是他们串通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举出了一些事实，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防万一。特鲁韦勒下一次又来时，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嗯，他害怕了。
“请把您的记录给我。”
“拿去。”
他看了一遍，拿起笔，签了名。
“您这是做什么？”我问。
“为了使我的证明不致像他们的那样不署名字。”
军舰离开伦敦时，他买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么》《警钟》和其他书刊。关于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与我告别后便动身回俄国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够谨慎，把他买的那些书分发给水手们。有人告了密，于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便是他的答复和给母亲的信（这些材料赫尔岑后来没有附入。——译者注）。
这是个英勇的人物，当然，他没有说是我们毁了他——像许多人指责我们的那样。——作者注
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当时任海军大臣，以进步人士自居。维特根施泰因是俄国将军，曾指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俄国军队。
特鲁韦勒被告发后，受到了审问，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37  米·冯维辛（1788—1854），俄国著名剧作家冯维辛的侄儿，十二月党人，曾参加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升至少将，1825年后因十二月党事件被流放西伯利亚。

38  指商行职员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39  1862年5月28日彼得堡发生了大火，火灾延续了几天，沙皇政府便利用这事件散播谣言，说这是在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煽动下，大学生们干的，因而乘机大肆抓人，实行镇压。

40  俄国作家，他在1860年后投靠反动势力，成为俄国内政部的御用文人。

41  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支持者，一个女恐怖分子和阴谋活动家。1794年7月13日，热月政变前夕，她潜入革命民主派领导人马拉的住所，以请求保护为名，来到正在为治疗皮肤病而躺在浴缸中的马拉身边，将他刺死。这里不是说那个女的企图刺死赫尔岑，只是说她故意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42  指1862年5月开幕的伦敦国际博览会。

43  赫尔岑于1860年11月至1863年6月在伦敦的住处。

44  尤·尼·戈利岑（1823—1872），俄国贵族，合唱指挥和作曲家，他的父亲也是音乐爱好者，曾与贝多芬有过交往。

45  古代亚述帝国的人面牛神，宫廷寺庙的守护神。

46  格林卡（1804—1857），俄国著名作曲家。

47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6月访问英国的事。

48  波塔波夫是当时的莫斯科警察总监，后又任沙皇第三厅主任。科米萨洛夫是沙皇的近卫军官，1866年有人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救过沙皇的性命。

49  法国奥尔良公爵菲力普（不是他的父亲）于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任摄政王，在法国历史上称摄政时期。

50  这些都是俄国仆人常用的名字。

51  瓦卢耶夫（1814—1890），1861至1868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52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3  龙科尼（1772—1839），意大利歌唱家。

54  萨维尼（1779—1861），德国民法学家。

55  米特梅耶尔（1787—1867），德国刑法学家。

56  伦敦一个藏污纳垢的游乐场所，后被取缔。

57  费林斯基（1822—1895），波兰华沙大主教，因参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于1863年被遣送至雅罗斯拉夫尔居住。

58  尤·戈利岑的父亲尼·戈利岑与贝多芬熟悉，但贝多芬并未把任何交响乐献给他，只是在他的要求下写过三支弦乐四重奏。

59  此人曾在赫尔岑的家中给孩子们当过家庭教师。

60  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是因为秘密政治组织“基里尔-梅福迪兄弟会”而被捕的，该组织成立于1845年，于1847年被取缔。萨维奇的兄弟尼古拉·萨维奇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于1847年被捕后流放至西伯利亚。

61  指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

62  这都是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当过近卫军伊斯梅洛夫团的团长），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弄得焦头烂额之后，死于1855年。

63  指当时的俄国驻英国大使，但当时的大使不是布鲁诺夫，而是另一个人。

64  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国流亡者。1859至1862年参加了《警钟》编辑部的工作，后来逐渐脱离革命阵营，终于在1867年向沙皇政府自首，投靠反动派。这里提到的旅行是在1862年3月至5月，目的是与俄国国内受到沙皇政府压迫的分裂派教徒建立联系；克利西耶夫还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会晤了一些革命领导人，这次的成功使他踌躇满志，滋长了野心，终于走上了歧途。

65  俄国一家商行的职员，1862年从伦敦回俄国时被捕。

66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1834—1866），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与《现代人》的工作，也是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1862年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死于该地。

67  赫尔岑的堂弟，摄影师。

68  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他携带的信全部落入了沙皇第三厅手中。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被捕。沙皇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审理“与伦敦宣传家有联系的罪犯”，三十二人被卷入这案件中。俄国的大规模逮捕严重削弱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与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

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瓦·克利西耶夫最近已名誉扫地，众人皆知……内心的急剧转变和外表的迅速变化，悔改的成功，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开忏悔1 ，方式的离奇简捷，叙述的不讲策略，不恰当的诙谐口吻和有失体面的（对悔过者和被赦罪者而言）轻松态度，这一切在不习惯突然而公开转变的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新闻界优秀部分的强烈反感。克利西耶夫不惜一切想得到公众的同情，结果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毫不怜惜地向他扔着石子。我完全不想否定我国沉睡的文化界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严峻精神。这种愤怒证明，在我们中间，尽管道德的败坏和言论的无耻已构成了一片黑暗地带，但没有受到腐蚀的清新力量还保存着不少。投向克利西耶夫的愤怒，也就是当年为了一两首诗不能宽恕普希金2 ，为了《与友人书信集》不能宽恕果戈理的愤怒。

再向克利西耶夫扔石子是多余的了，已经向他扔过整整一条街的石子。我现在想告诉别人和提醒他自己的，是他在伦敦来找我们时，以及他第二次去土耳其时，他是怎么一个人。

让他把那时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与他今天向上爬的甜蜜日子作一个比较吧。

这篇东西是在他悔改和认罪以前，心灵和形态发生转变以前写的。我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增加了摘自书信中的几段话。在这则简略的速写中，我忠实地描写了克利西耶夫，在他坐了小船前往斯库利尼海关3 ，作为违禁的商品，要求予以没收，授予合法地位以前，他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个样子。

克利西耶夫的信是从普利茅斯发出的。他搭北美公司的轮船到了那儿，打算到锡特卡岛或乌纳拉斯卡岛去工作4 。在普利茅斯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不想再前往阿留申群岛，便写信给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在伦敦找个职业。他已在普利茅斯结识了几个神学家，说他们对神的启示的出色解释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警告他不要上英国牧师的当，“如果他真想工作”，请他到伦敦来。

过了两星期，他来了。他还年轻，身材相当高，生得瘦瘦的，带些病态，脑袋是四方的，头发又浓又密，整个外形使我想起恩格尔松（除了头发，因为后者是秃顶），事实上他与他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地方显得不和谐，不稳定，但是毫无庸俗之处。显然，任何监督和约束对他都无能为力，他要自由，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固定的目标。他比恩格尔松年轻得多，不过仍属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年轻的一代，具有他们的一部分优点和一切缺点：世上的一切他都要学，但什么也没学透彻，什么书都要读，但对什么也没有真正融会贯通。由于对公认的一切总是采取批判态度，他摇摆于各种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行为准则。5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克利西耶夫那种怀疑主义的探索精神中包含着一些神秘主义的幻想因素：他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虚无主义者，穿着助祭法衣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外形、谈吐和声调中，可以感到教会的特征、用语和作风，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具有独特的气息，似乎他是由截然不同的几种金属熔铸而成的某种统一体。

克利西耶夫正处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再估价阶段，这种再估价是觉醒的俄国人几乎随时在心中进行的，也是西欧人由于事情太多、没有空闲而从未想到过的。我们的“长兄们”在各自的专业活动限制下，埋头在其他事务中，从未考虑要审查习以为常的事物，因此不论建设或破坏，奖励或惩罚，赐予桂冠或给予镣铐，都按照世代相传的准则进行，他们坚定地相信，事情就应该这样，他们已尽了责任。克利西耶夫却相反，他怀疑一切，不肯人云亦云，别人说好就好，别人说坏就坏。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否认以前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现成的真理，它在我们尼古拉斋期6 的中间阶段特别强烈，每逢压在我们头顶的铁锤放松一分，它便上升一分。这种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分析精神，遭到了形形色色保守主义文学的攻击，后来又受到了政府的压制。

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声惊醒了我们，我们听到了国外的声音，许多明智之士开始复述那些话，他们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嫁接现象，我们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为了分担他们传统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见，而是为了“与旧的相比较”，为了可以同步前进，不致落在他们后面……然而我们从实际中看到，在觉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神圣的东西”，有的只是问题和任务，思想在探索，理论在否定，坏的和“众所公认的”善在一起摇晃，试验和怀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区分地带向深渊，而深渊边上的栏杆早已拆除，于是恐怖和惊慌的喊声凌空而起，头等车厢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车厢飞出轨道，列车员们赶忙煞车，要使火车停止一切活动。

当然，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正在兴起的力量还太软弱，不可能使六千万人的火车改变轨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纲领，可能还是预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最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丧失了全部精神财富。他否定了旧的，抛弃了固定的一切，离开了海岸，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无边的海洋。他同样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信仰和反信仰，对待俄国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点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代国家制度在经济上造成的不公正，这导致了对它的憎恨，对他认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会理论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后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这是他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伦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个地区——富勒姆区的一条小胡同中，那里住的都是面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各种面黄肌瘦的工人。走进这些阴暗潮湿、没有屋顶的砖石走廊，只觉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光线，没有一点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颜色，暗淡无光，煤灰和烟灰又给一切披上了一层丧服似的黑纱。这里看不到店员运送食物的手推车，找不到出租马车，听不到狗吠声——狗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只沾满煤灰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乱蓬蓬的猫跑出屋子，爬上屋顶，靠在烟囱旁边取暖，一边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里实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时他不在家。一个非常年轻、又非常难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肿的眼睛，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铺的一块草垫旁边，草垫上有个一两岁的孩子正发高烧，翻来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我望着他的脸，想起了另一个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样的表情。过了几天，他死了，但另一个又出生了。

贫穷统治着这个家庭。那个消瘦的妇女，或者不如说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简单地忍受着一切。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虚弱憔悴的外形，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消瘦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和忠诚的意志。她对我们那些廉价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们后来称作虚无主义者的那种女人，头发总是挽成古怪的式样，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烟，不怕大胆的思想，也不怕大胆的谈吐；她对家庭美德无动于衷，从来不讲神圣的责任，也不会说她每天所作的牺牲如何甜蜜，压在她年轻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轻松。她从不炫耀自己与贫困所作的斗争，只是默默地从事一切：缝补，洗濯，养孩子，煮菜，打扫房间。她对丈夫说来是一个坚定的同志，跟着他到处流浪，东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后两个婴孩，然后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在遥远的东欧献出了生命。7

……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辩论，努力说服他，在对流亡者的生活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不要马上切断返回祖国的道路。我对他说，首先必须对生活在异乡客地的困难，对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艰苦条件，有所了解；我说，如今在俄国，一切力量都是宝贵的。

“您在这儿预备做什么？”我问他。克利西耶夫说他想学习，什么都学，也什么都写，但首先打算就妇女问题和家庭结构写些东西。

“首先应该写的是农民解放必须获得土地，”我对他说，“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兴趣不在这方面。他真的给我拿来了一篇谈妇女问题的文章。它写得非常糟，我没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气，直到过了两年，他才为此向我表示感谢。

他不希望回国。

不论怎么说，必须为他寻找工作。我们便是这么做的。他的神学怪癖帮助了我们。伦敦圣经公会要出版俄文《圣经》，我们推荐他当了校对员。后来我们又把在各个时期收到的关于旧礼仪派的一叠文件交给了他。为了整理和出版它们，克利西耶夫废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气。他所憧憬和向往的东西，现在以事实展开在他眼前了：他从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会主义。8 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时晚上还跑来找我，向我谈反正教仪式派信徒和莫罗勘派教徒9 的社会思想，或者费多谢耶夫派10 教徒纯洁的共产主义学说；他对他们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赞不绝口，以致觉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与他们一起过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里采11 和俄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分裂派中当教师。

确实，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颗“流浪汉”的心，在精神和实际方面都是个流浪汉：变化不定的思想和苦闷折磨着他。他无法老待在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工作、职业、小康的生活条件，但他没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静的精神得到安静的事业。他准备丢下一切去寻找它，不仅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没有神父职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为名副其实的俄国人，每个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纲，制订一些计划，旧的尚未完成，便开始了新的活动。他有时猛干一阵，有时又什么也不干。他往往轻易着手一件事，马上又厌烦了，一下子从一切中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甚至走得更远。

分裂派的文集获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政府看到这情形，同意了公布旧礼仪派教徒的材料。《圣经》的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希伯来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试图完成这艰巨的工作，“逐字”迻译，尽管闪米特语言的语法结构与斯拉夫语言完全不同。然而它分册出版时，立刻售罄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对俄文《旧约全书》在国外的发行大感恐慌，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这些从反面来的成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算作我们印刷所的功绩。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分裂派教徒建立巩固的联系。以后应该由他自己来讲这次旅行。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却真的实现了。它的大胆几乎接近于荒谬，它的冒失几乎是犯罪，但是当然，我不想为此指责他。在国外谈论这事，稍不谨慎，便可造成许多危害。何况这并非问题所在，也不涉及对旅行本身的评价。

回到伦敦后，他应特鲁布南的要求，开始为英国人编写俄语语法，并翻译一本金融方面的书；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完成：旅行破坏了他伏案工作的习惯，写作变得使他苦恼，他忧郁，消沉；然而他必须工作：身边已无分文。可是新的欲望这时开始折磨他了。旅行的成功，不容争辩的勇敢，秘密会谈，战胜危险的行动，使他心中本来十分强烈的自尊心益发不可收拾；与恺撒、唐·卡洛斯和瓦季姆·帕谢克相反，克利西耶夫把手伸进浓密的头发，忧郁地摇摇头，说道：

“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我已担负了这么重大的责任！”12

根据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没有编完语法书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儿，开始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竭力劝他别走，继续工作。但对流浪生活的向往，对伟大事业和闪耀在他眼前的伟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终于走了。

他与马尔季亚诺夫几乎是同时离开的。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验，终于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间埋葬了亲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儿了；另一个则是在苦役劳动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骇人听闻的顽固和地主官僚报复成性的残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亚。13

在他们之后，另一种气质的人登上了舞台。我们的社会蜕变往往并不深刻，只涉及浅浅的一层，因此演变迅速，形态和色泽也不断更改。

在恩格尔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间，正如在我们和恩格尔松之间一样，相隔了整整一个发展阶段。恩格尔松是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人；整个环境给他的危害，他从小呼吸的污浊空气，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掠过他身上的一线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温暖，然而那时不治之症已在咬啮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环境的摧残和蹂躏，然而他没有绝望和屈服；他留在国外，不仅是为了平安，也不仅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压迫，他是要奔向一个地方。至于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在寻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张望，要把在学校、书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观念理出一个头绪，但也可能永远理不出头绪。他的内心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断裂层，它对他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怀着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或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现在我们回头再谈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游荡了一阵，他决定在图尔恰定居；他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开展活动，为哥萨克孩子办一个学校，并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在公社中，收益和损失由全体社员分摊，细活和粗活，轻活和重活，也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住房和食物的廉价供应，为实验创造了条件。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哥萨克14 的老首领冈察尔15 ，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万16 来到了他这儿，这是一个漂亮的、很有才干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大学里参加学潮，从莫斯科被放逐到彼尔姆，在那儿遇到一个为非作歹的省长，老是挑他的岔子。后来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为什么事作证；他面临着危险，可能会流放到比彼尔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逃出警察局，经过君士坦丁堡，到了图尔恰。他的到来使哥哥非常高兴，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后，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们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顿。在我们为她置办行装时，冈察尔到伦敦来了。

狡猾的老头儿嗅到了骚乱和战争的气息，于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听消息，摸摸情况，看自己应该与谁联合，反对谁。除了俄语和土耳其语，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先是到了马赛，又从那儿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恰尔托雷日斯基17 和扎莫伊斯基18 ，据传说，他还被带去会见过拿破仑，不过这事他自己没向我讲。这些会谈毫无结果，于是白发苍苍的老哥萨克摇摇头，眯缝着狡猾的眼睛，用17世纪的笔法写了封信给我，在信上称我为“伯爵”，还问可不可以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特丁顿，不懂英语是很难找到那个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车到伦敦去接他。一个俄国乡下佬走下了车厢，样子像个土财主，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俄国式胡髭，人不胖，但身体结实健壮，生得相当高，皮肤晒得黑黑的，手里提着一个花布包裹。

“您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吧？”我问。

“对，老兄，我就是。”他向我伸出了手。外衣敞开了，我瞥见里边衣服上挂着一颗大星形勋章，那当然是土耳其的，俄国的星形勋章不会赐给农民。那件紧身上衣是青色的，镶了阔阔的花边——这在俄国我从未见过。

“我是赫尔岑，特地来接您上我们家的。”

“太对不起了，伯爵大人，劳您亲自……您派个人来就成了……”

“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奥西普·谢苗诺维奇，那是怎么回事，您怎么会以为我是伯爵呢？”

“基督才知道怎么称呼您，不过您在自己的事业中是个头头。至于我，我可是个大老粗……嗯，我说伯爵，那就是指大人物，指头头。”

不仅谈话的口气，那声音也说明，冈察尔是大俄罗斯的农民。这些人住在偏僻的山沟里，周围尽是外族人，怎么还能讲纯粹的俄语，要是没有旧礼仪派内部的团结，这是不可理解的。分裂派保持着严格的界线，任何外来影响无法跨越这道樊篱。

冈察尔在我们那儿住了三天。头两天他什么也不吃，只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喝一点水。第三天是星期日，他允许自己喝一杯牛奶，吃一碗清水煮的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喝了一盅雪利酒。

俄国人天生的智慧，东方人的狡猾，猎人的机警，从小处在无权地位，必须与强大的敌人和邻人周旋而养成的克制精神，在斗争中、在艰苦的劳动和危险中度过的漫长生涯——这一切都在白发老哥萨克的身上，透过表面显得纯朴的外貌和简单的谈吐反映了出来。他总是不断修正自己讲的话，运用模棱两可的句子，从《圣经》中寻章摘句，在有意识地夸耀自己的成就时也要装出谦逊的表情；如果说他有时谈到过去难免有些得意，讲得过多，那么对他想保持秘密的事，他是从来不会泄露一句的。

这种百折不挠的性格在西方几乎不存在。它不需要这样的人，正如那里的刀剑不需要用大马士革钢一样……在欧洲，一切都靠群众，靠人多势众，个人的力量和谨慎并不这么重要。

他对波兰事业的胜利已不抱希望，谈到自己在巴黎的会谈便频频摇头。

“当然，这种事我们没法猜想，我们是小人物，没有知识，他们可不同，那都是大人物，应该由他们考虑，只是他们未免看得太容易……他们对我说：‘冈察尔，不要怀疑，我们就这么办，例如这件事或那件事，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办好。明白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他们都是好人，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这个巴勒斯坦19 可不是好对付的。”

他想打听，我们与分裂派教徒联系得怎样，在边区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他急于知道，旧礼仪派与我们联合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对他说来，采取什么途径都一样——他可以跟波兰和奥地利联合，也可以跟我们和希腊人，跟俄国或土耳其联合，只要这对他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有利就成。他离开我们时，也是摇着头走的。后来他写过两三封信给我们，信中除了其他，还抱怨克利西耶夫，并且不听我们的劝告，上书给了沙皇。20

1864年初，两个俄国军官到了图尔恰，他们都是流亡者，名叫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21 。起先这不多几个移民还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他们教孩子读书，腌黄瓜，补衣服，种菜园。克利西耶夫的妻子煮饭，给他们缝衣服。克利西耶夫很满意这个开端，对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对同志们和土耳其人也很满意。22

克利西耶夫还给我们写过一些幽默故事，谈他们在那儿定居的情形，可是就在这时，命运的黑手已伸到了图尔恰这个小团体的上空。1864年6月，伊万·克利西耶夫在到达后刚满一年，便因恶性伤寒症死于哥哥的怀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死对哥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自己也得了病，但总算逐渐痊愈了。他那时的信是骇人的。支持这些隐修士的精神瓦解了……忧郁和烦恼主宰了他们……摩擦和争吵开始出现了。冈察尔在信上说，克利西耶夫拼命喝酒，克拉斯诺彼夫采夫终于自杀，瓦西里耶夫走了。克利西耶夫再也不能忍耐，带着妻子儿女（他那时又生了一个孩子）离开了那里，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目的，起先到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前往多瑙河两公国。他与所有的人断绝了一切联系，甚至我们一时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与土耳其的波兰流亡者保持任何来往。他找不到糊口之计，无可奈何地望着瘦弱不堪的妻子儿女。有时我们寄些钱给他，这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妻子死前不久在信上说：“我们有时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最后几经周折，克利西耶夫总算在加拉茨找到了职业：“修建公路的监工员”。苦闷折磨着他，咬啮着他……他不能不为家庭的处境责备自己。愚昧粗野的东方世界使他感到委屈，绝望，他想跳出这个世界。他丧失了对分裂派教徒的信心，对波兰人的信心……对人、对科学、对革命的信心也摇摇欲坠，可以预言，它不久就会彻底崩溃……他唯一盼望的便是尽一切努力脱离那个环境，回到我们这儿，但他惊惶不安，不能抛开他的家庭。他几次在信上说：“如果我是单身一人，我可以背起一只照相机或者一架手摇风琴，在世上漂泊，步行到日内瓦。”

救星出现了。

“米卢莎”（大家这么叫他的大女儿）躺下睡觉时还好好的……半夜醒来突然病了，到早晨便因霍乱死去。过了几天，二女儿也死了；母亲被送进医院，发现她的肺病已到了晚期。

她对他说：“你可记得，你答应过我，在我快死时，告诉我这便是死。现在这是死吗？”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死。”

她又笑了笑，便昏迷不醒，终于死了。23

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1

克利西耶夫刚跨出大门，在1863年那股凛冽的寒流冲击下，一批新人又来到我们这里敲门了。他们并非来自迎接未来革命的培训所，而是来自他们已登台表演过的那个坍毁的舞台。他们在躲避外界的风暴，可是并不想在内部寻找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临时的避风港，一旦天气好转，便要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们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实际应用。他们在力量上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已得到证明。他们卷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荣誉。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干涩的，傲慢的，不屈的，严峻的，依然显得高昂；也因此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艺术尤其成了奢侈品……现在音乐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2 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为此责备我们这些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是不公平的。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特点。一年前，一个法国人3 ，孔德的信徒，对我说，天主教在法国不再存在，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础，他提出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医学系中，教授和学生不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没有在医学系讲课和听课的法国人呢？”

“他们当然还信仰宗教和仪式……但主要是由于习惯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对他们怎么办呢？”

“在1792年是怎么办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闭了教堂，后来又启封了。您记得在庆祝教廷协议4 时，奥热罗5 怎么回答拿破仑吧。第一执政走出巴黎圣母院时，问那位雅各宾派将军：‘你喜欢这次仪式吗？’他答道：‘很喜欢，只是可惜那二十万为了消灭这类仪式而进了坟墓的人，未能参加这次盛典。’‘啊！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必再打开教堂的门，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用封闭它们，我们要把迷信的神庙变成学校。’”

“丑恶的东西必须消灭。
6 ”我最后笑道。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会见到这一天，这更加必然。”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年轻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热闹而封闭的小圈子中，脱离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日常的总的斗争，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他们谈到了彼得堡的运动，反动派羽毛丰满之后的粗暴举动，审问和迫害，大学和文学界的派别……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争先恐后，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之后，便出现了沉默和冷场，谈话变得断断续续，单调无味了……

我想：“难道老少两代人之间真的存在着隔膜？这是年龄、困倦和经历造成的距离吗？”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随着新人的到来，我们的地平线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小圈子内的细节，此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旦把他们关心的事讲完以后，只得重弹老调，于是他们反复讲着那些话。他们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也不经常读报。他们沉醉在回忆和等待中，不喜欢跨进别的领域；可是我们在这狭小沉闷的气氛中呼吸并不舒畅。我们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那里感到窒息！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一般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 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 ，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赚钱吗？”

“怎么能赚钱。目前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已满不错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设法弥补了。”

“那么，您的宣传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吗？”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个人怎么弥补亏损呢？您的宣传是必要的……请您原谅，我不是为了好奇才这么问的，我有个想法：在我永远离开俄国时，我想为它做点有益的事，因此我决定……只是在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是的，因此我决定留一些钱给您。万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国的一般宣传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这些钱。”

我不得不又露出惊讶的脸色望了望他。

“不论是印刷所、宣传工作还是我本人，都不需要您的钱，相反，我们的事业目前很顺利，我何必拿您的钱呢？但是在谢绝的同时，请允许我对您的善良意愿，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我有五万法郎，我得带三万法郎到岛上去，其余两万便留给您作宣传费用。”

“我把它们怎么办呢？”

“您不用的话，等我回来，您可以还给我；如果我十年不回来，或者死了，您可以用它加强您的宣传工作。只是，”他想了想又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但是千万不要交给我的继承人。明天您有空吗？”

“有空。”

“那么劳驾您跟我一起上银行找罗特希尔德，我不懂英语，一句也不会讲，法语又很坏。我想尽快处理好两万法郎的事，然后便离开这儿。”

“好吧，钱我收下，但是有个条件，我得给您写一张收据……”

“我什么收据也不需要……”

“我知道，但我必须写，不写收据我不收您的钱。您听着。首先，收据上得写明，您的钱不是交给我一个人，是交给我和奥加辽夫的。其次，您在马克萨斯群岛可能会待腻，于是您会想念祖国（他摇摇头）……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定，因此收据上不必写您给我们这笔钱的目的，我们可以这么写……这些钱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用处，便可以把它全部用来为您购买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公债券，它的利息是五厘左右。然后我们得向您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宣传活动决不动用您这笔钱，您完全可以认为您有一笔钱存在英国，除非银行倒闭。”

“如果您一定要搞得这么麻烦，那就这么办吧……明天我们去取钱。”

下一天非常可笑，也非常忙。我们首先到银行找罗特希尔德，领取了现钞。巴赫梅捷夫10 的主意本来不坏，他想把钱兑成西班牙金币或银币。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员吃惊地瞧瞧他，他突然像刚睡醒似的，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夹着法语说道：“哦，那就换成在马克萨斯岛支付的信用凭证吧。”经理凯斯纳一听，把惊恐而担忧的目光转到了我身上，它比言语更清楚，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危险分子？”因为在罗特希尔德的银行里，还从没有人要过转往马克萨斯群岛的信用凭证。

我们决定把三万法郎兑成金币后便回去了。在路上我们走进咖啡馆，我写了收据，巴赫梅捷夫也写了一张字据，说明把八百英镑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然后他有事回旅馆，我在一家书店等他。过了一刻钟，他来了，脸色白得像纸，他说，他的三万法郎少了二百五十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他急得什么似的。一个人可以满不在乎地献出两万法郎，却为损失二百五十法郎如此惊慌，这对我说来又是一个有关人性的心理学哑谜。

“您这儿有没有多一张钞票？”

“我身边没有钱，我把款子给了罗特希尔德，这是他的收据：八百镑整。”

巴赫梅捷夫把毫无必要地换成英镑的三万法郎现款全部摊在霍尔热夫斯基11 的账桌上，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少十镑。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对霍尔热夫斯基说道：

“我应该为这该死的十镑负责，否则他做了好事，却受了惩罚。”

我又对巴赫梅捷夫说：“叹气和议论都没有用，我看还是赶紧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

我们去了。时间已过了四点，银行打烊了。我与惊慌不安的巴赫梅捷夫走进屋里。凯斯纳看看他，笑着从桌上拿起一张十英镑的钞票，把它递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

“您的朋友在换钱时把两张十英镑的票子当成五英镑的票子给了我，我起先也没注意。”

巴赫梅捷夫怔怔地瞧了一会儿，然后道：

“真不可思议，十镑和五镑的票子竟是同一颜色，这谁能想到？您瞧，我把这些钱换成金币还是做得对的。”

他安心了，到我家中吃了饭。我答应次日去与他告别。他已完全准备好行装：一只小小的军官用的或者大学生用的破旧手提箱，一件腰部系带子的军用大衣，此外便是……便是包在一块厚厚的绸手帕中的三万法郎，外形像一包醋栗或胡桃。

这个人就这样前往马克萨斯群岛。

“当心，”我对他说，“您这样子，还没上船就会被人杀死，钱也会被抢走。应该把钱藏在箱子里。”

“它装满了。”

“我给您一只袋子。”

“毫无必要。”

他便这么走了。最初几天我一直想，他说不定会被人害死，嫌疑难免落在我身上，认为是我派人杀了他。

从那时起，他杳无音讯。我把他的钱换成债券，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印刷所和宣传活动万分困难时，决不动用这笔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但后来传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谣言……这多亏了我们的两三个朋友，尽管他们保证过不泄露消息。最后人们终于得知，确实有这么一笔钱存放在我处。

这消息成了诱人的金苹果，一种引起不满和争执的隐患。人人都觊觎这笔钱，我却不给他们。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们已不能饶恕我，现在我又拿到了一笔供宣传用的财富。可是谁来宣传呢，难道不是他们吗？不久这笔款子又提高了身价，从低廉的法郎变成了银卢布，使那些要为公共事业私自享用的人垂涎欲滴。他们对巴赫梅捷夫大为恼火，怪他把钱交给我，却不交给别人，最大胆的甚至说，这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他不是要把钱给我，只是想给彼得堡的一个小组，但不知道怎么交钱，这才在伦敦把它交给了我。这些无中生有的议论之所以耸人听闻，也是由于谁也不知道巴赫梅捷夫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离开前既没跟任何人谈过他的意图，他离开后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一些人要用这钱向俄国派遣密使，另一些人要用这钱在伏尔加流域建立活动中心，还有些人则想出版一本刊物。他们对《警钟》不满，又对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工作不愿屈就。

我坚决不给钱，让那些要钱的人亲自向我说明，如果我给了，它们会用在哪里。

我说：“巴赫梅捷夫可能不名一文地回来；在马克萨斯群岛建立社会主义居留地是很难发财的。”

“他一定已经死了。”

“如果他偏偏与您作对，还活着呢？”

“可他是要把这些钱用于宣传工作的。”

“现在我还不需要用这些钱。”

“但是我们需要。”

“什么用处？”

“派人去伏尔加流域，还得派人去敖德萨。”

“我认为这不太必要。”

“那么您不相信需要派人吗？”

“不相信。”

于是决心极大、不留情面的人便用各种方式谈论我：“人老了，变得吝啬了。”另一些决心更大、更不留情面的人附和道：“何必管他，叫他把钱拿来，这便完了。如果他坚持不给，我们就在报上揭露他，让他知道扣留别人的钱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不给钱。

他们没有在报纸上攻击我。在报上咒骂我，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但起因也是为了钱。

……我所说的那些更不留情面的人，便是那些极端派，“新一代”中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代表人物，不妨称他们为虚无主义的索巴凯维奇和诺兹德廖夫
12 。

尽管声明是多余的，我知道我的对立面奉行的逻辑和手法，我还是得这么做。我这些话丝毫不是要给年轻一代和虚无主义者脸上抹黑。关于后者，我已写过多次。我们的虚无主义索巴凯维奇们不能代表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13 谁也不会根据奥利金14 的自我折磨来判断基督教，也不会根据九月的屠夫们15 和罗伯斯庇尔的织袜女工们16 来判断法国革命。

这里谈到的那些傲慢的青年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他们表现了当前的一种典型，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时常可以见到，这是从我们原来的停滞状态向前发展时出现的一种畸形的过渡形态。

他们大多缺乏教育所赋予的那种气质，从事科学研究所养成的那种毅力。在解放的第一阵冲动中，他们便匆匆丢下了一切因袭的程式，抛弃了一切减轻震荡的橡皮缓冲衬垫，以致与他们的最简单的交往也变得困难重重。

我们这些捣乱的孩子把一切丢得精光，以刚出娘胎的形态自豪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可惜出生的条件不好，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纯朴而强壮的小伙子，却成了彼得堡中层社会不健康的粗俗生活的继承者。他们让人看到的不是运动员的肌肉和青春的体格，而是先天性贫血造成的不幸症状，年深日久的创伤和各种脚镣手铐留下的痕迹。他们中间真正出身劳动人民的不多。仆人房、军营、神学校、小地主农庄的影响，竭力把他们推向相反的方面，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头脑，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永不消逝的烙印。据我所知，这些情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对旧的、狭隘的压迫世界的反抗，把年轻一代抛向对立地位，与敌对的环境誓不两立；这里是谈不到分寸，也谈不到公正的。相反，这里起作用的只是仇恨，只是报复。“你们假仁假义，我们就玩世不恭；你们道貌岸然，我们就嬉笑怒骂；你们对上面恭恭敬敬，对下面粗鲁无礼，我们就对所有的人粗鲁无礼；你们装得彬彬有礼，其实并不尊重别人，我们就直截了当，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的自尊心只限于体面和外表的荣誉，我们却要为了我们的荣誉把你们的体面和你们的荣誉统统踹在脚下。”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否定共同生活一切通行准则的人，却充满了先天性痼疾和畸形现象。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些否定一切的人抛弃了身上的一切遮盖物以后，只能靠果戈理的佩图赫17 的衣衫炫耀自己，可是他们又不具备梅迪契的维纳斯18 的体型。赤身露体不能掩饰，只能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他们彻底缺乏教养；他们粗野而狂妄的谈吐，与俄国农民心地温厚、单纯善良的粗犷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很像乡下恶讼师、商店老板和地主家奴的嘴脸。人民很难承认他们是自己人，正如人民不能承认戴了农民帽子的斯拉夫主义者为自己人一样。对人民说来，他们是陌生人，是敌对阵营中的下层阶级，营养不良的老爷，没有职务的小官僚，德国种的俄国人。

为了获得充分的自由，他们必须忘记自己的解放，忘记解放前的生活，抛弃从小生长的环境所养成的习惯。在这一切没有完成以前，我们不能不从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和每一句话中，看到仆人室、军营、衙门和神学校的痕迹。

别人一有不同意见，虽然不是当脸一拳打去，至少当面大声咒骂，把斯图亚特·穆勒称作混蛋，忘记了他的全部功绩19 ——难道这不是老爷作风，那种“看到老家人加夫里尔的领子皱了，便朝他脸上一巴掌”20 的作风吗？难道这类举动不像警察、巡官或者乡长揪庄头的白胡须吗？难道这种粗暴野蛮的态度和回答不是清楚地表现了尼古拉时代的军营作风吗？在那些狂妄自大，瞧不起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斯卡洛茹布的孙儿们的影子，他们是在爷爷家中受的教育，也想“派一个曹长去当伏尔泰”呢！21

强行索取金钱，威胁恐吓，以公共事业作为幌子从中谋取私利，一旦遭到拒绝便造谣污蔑，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正是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表现。

这一切会逐渐改变，逐渐好转，但是不可否认，沙皇政权和帝国文化在我们的“黑暗王国”中造成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在这块土壤上，一方面继续不断地生长出大批穆拉维约夫和卡特科夫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也生长出了不少虚无主义的打手和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22 式英雄。

我们的黑土地带还需要大量排污设施呢！

第四章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 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 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 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 ，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监狱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坚强的人屈服，除非他们给折磨死了，否则一旦出狱，他们便仿佛从昏迷中醒来，又会继续干昏迷前所干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两代法国人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白，有的随着涨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没，但是在这过程中，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始终是不变的灯塔，他们从监狱的铁窗中，从遥远的异乡外，依然向人们提示着纤尘未染的从前的理想。

“波兰斯拉夫问题……奥地利帝国的覆灭……自由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这一切在他刚首途前来伦敦……在他还只有一只脚跨上轮船时便写在旧金山的信纸上了！

对于巴枯宁，欧洲的反动时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艰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对它们只有简单、模糊、粗浅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亚读到这些消息，就像在凯依达诺夫研读布匿战争6 和罗马帝国没落的历史一样。他像瘟疫之后回来的人，听到谁死了，不免为他们叹息，但是他没有在死者的床边守过夜，没有为他们的得救抱过希望，也没有跟在棺木后面送过葬。1848年的事件却完全相反，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关心过的，是详细而生动的……与科西迪耶尔的谈话，布拉格大会上斯拉夫人的演说7 ，和阿拉戈8 或卢格的争论——这一切对巴枯宁说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它们还历历在目，它们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旋。

然而哪怕没有坐牢，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后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宁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发言9 ，基佐把他撵到了比利时，现在他回来了，一回来便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终没有离开山岳派的营垒，与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传……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资平等，消灭一切差别，宣传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个奥地利统治，不断革命，扫除最后一个敌人。从街垒上崛起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决心要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位杰出的鼓动家，与弗洛孔10 商量之后，在兄弟般的拥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里11 ，相信他在那里会送掉性命，不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科西迪耶尔谈到巴枯宁时说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无价之宝，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须把他枪毙！”12

1848年5月初，我从罗马到达巴黎时，巴枯宁已在波希米亚，对着守旧派修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了；这种演说一直继续到温迪施格雷茨公爵13 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无法再发挥的时候为止（可惜这位公爵选择的时机不佳，以致殃及池鱼，连他的夫人也饮弹身亡了）14 。逃出布拉格以后，巴枯宁在德累斯顿成了军事首长；这位从前的炮兵军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乐家和药剂师们讲授军事科学……还建议他们把拉斐尔的《圣母像》和牟利罗15 的各种画挂在城墙上，靠它们来阻挡普鲁士军官的进攻，因为这些军官都受过严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尔的名画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学总是对他大有帮助。从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国境内碰到了骚乱的农民，他们正在一个城堡前面吵吵闹闹，大叫大喊，不知怎么办才好。巴枯宁立刻跳下马车，没有时间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便命令农民排成队列，熟练地教会了他们打炮，以致等他重新上车，继续赶路时，城堡四周已经烟雾弥漫了。

巴枯宁总有一天会克服懒散习气，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他在德累斯顿被占领后开始的漫长殉难史公之于众。我在这里只谈主要的几点。巴枯宁被判了上断头台。萨克森国王把砍头改成终身监禁，后来又毫无理由地把他移交给奥地利。奥地利警方企图从他嘴里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巴枯宁被关在格拉德钦，警方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于是又把他送往奥尔米茨。他给上了镣铐，还派了大队龙骑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马车里的军官甚至把手枪上了膛。

“这是为什么？”巴枯宁问，“难道您以为，在这种条件下我还能逃跑？”

“不，可是您的朋友们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为了防备万一……”

“怎么样？”

“我奉命把枪口对准您的脑袋。”

队伍随即向前疾驰。

在奥尔米茨，巴枯宁被用锁链锁在墙上，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了半年。最后，奥地利觉得白白养活一个外国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议把他交给俄国。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宁，但又不便拒绝。到了俄国边境，巴枯宁的锁链取下了——关于这个仁慈的行为，我听到过许多次；确实，锁链是取下了，但是宣扬这件事的人忘了补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条重得多的锁链。奥地利军官移交犯人以后，便得索回锁链，因为那是帝国的财产。

尼古拉赞扬了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英勇行为，把他关进了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然后他派奥尔洛夫16 去传达口谕：希望他向他汇报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动态（皇上不知道，这方面的一切细节都登在报上了）。他说，他“不是作为皇上，而是作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这要求的”。巴枯宁问奥尔洛夫，他应该怎样理解皇上所说的“忏悔神父”的意义，是不是说，他在忏悔中所讲的一切都会绝对保密？17 奥尔洛夫不知如何回答——这些人大多只习惯于发问，不习惯于回答。巴枯宁写了一篇“报刊社论”。18 尼古拉对此也表示满意，说道：“他为人聪明，心地不坏，但是个危险分子，应该关在牢里。”这样，蒙最高当局的关心，巴枯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错，以致连这个大个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到了施吕瑟尔堡。尼古拉担心查尔斯·内皮尔19 会搭救他，其实查尔斯·内皮尔和他的舰队不是要使巴枯宁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国脱离尼古拉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有时会大发慈悲，宽宏大量，却仍把巴枯宁留在堡垒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东西伯利亚居住。在伊尔库茨克，他经过九年的监禁之后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幸运的是边区长官是个怪人，一个民主主义的鞑靼人，自由主义的专制暴君，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20 的亲戚，他也姓穆拉维约夫21 ，但这时还没获得阿穆尔伯爵的称号。他让巴枯宁喘了一口气，可以过人的生活，阅读书报杂志，还与后者一起幻想未来的革命和战争。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感激，巴枯宁甚至在头脑里任命他当了未来的地方自治军司令，预备在将来便派这支军队去消灭奥地利，建立斯拉夫联盟。

1860年，巴枯宁的母亲上书沙皇，要求准许她的儿子返回俄国。沙皇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会让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但是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关心，让她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他准许他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文书。

这时巴枯宁考虑了皇上红润的脸色和四十岁的年纪，决定逃走；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清楚不过地证明，他在西伯利亚已没有什么好等待了。九年的监禁和几年的流放已经太多。人们说，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处境变坏了，这话不对，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时代变坏了，人变坏了。巴枯宁的逃跑对米哈伊洛夫22 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个科尔萨科夫23 受到的处分……那是不值一谈的。可惜他没有得到加倍的惩罚。

巴枯宁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区域十分辽阔，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是最长的逃跑路线。他以商业事务为借口到达了阿穆尔河，说服一个美国船长把他带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馆，另一个美国船长又答应让他搭船前往旧金山。巴枯宁上船时发现船长正忙于煮菜，预备招待一位贵客，他邀请巴枯宁作陪。巴枯宁接受了邀请，等客人到来，他才知道这是俄国的总领事。

躲避已经太迟了，也是危险的，可笑的……他立即开始与他谈话，说他获准进行一次旅行。当时有一支俄国小舰队，记得是由海军上将波波夫率领的，正停在海上，预备开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国？”总领事问。

“我刚到这儿，”巴枯宁答道，“我想在这儿再玩几天。”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过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国船上驶过了俄国舰队……现在除了海洋，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巴枯宁稍稍熟悉了一下环境，在伦敦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与当时在那儿的所有波兰人和俄国人一一见面之后，便立刻着手工作。除了热情洋溢地进行宣传，鼓动，以至煽风点火以外，除了日以继夜、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秘密活动，密谋策划，互相串连，赋予这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以外，巴枯宁还准备身先士卒，付诸行动，准备为此牺牲，勇敢地承担它们的一切后果。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为。有时只得无谓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只狮子关在笼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来踱去，幻想怎样冲出牢笼一样。但他不是空谈家，不是不敢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敢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人……

巴枯宁有许多弱点。但是他的弱点是次要的，他的强大品质却是主要的。不论给命运丢到哪里，立刻能抓住环境中两三个特点，发现革命的潜流何在，马上对它进行引导，为它开拓道路，使它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优点吗？

有人说，屠格涅夫在罗亭身上描绘的便是巴枯宁的形象，但是罗亭并没有反映巴枯宁的某些特点。屠格涅夫是在模仿《圣经》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罗亭。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个耳朵里装满了青年巴枯宁的哲学语言的人。

在伦敦，他首先要使《警钟》革命化
24 ；他把他在1847年反对别林斯基的话，在1862年几乎全部照搬到了我们身上。宣传还不够，必须采取不可避免的行动，必须建立中心和委员会；与人们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还不够，必须有一批“献身的、半献身的同志”，在当地建立组织——斯拉夫人组织，波兰人组织。巴枯宁认为我们是温和派，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热情。然而他并不泄气，相信不久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等待我们转变的时候，巴枯宁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从文学家弗里奇25 到一个名叫纳波尔斯托克的音乐家），塞尔维亚人（他们彼此总是简单地用父名称呼，如约翰诺维奇，丹尼洛维奇，彼得罗维奇等），瓦拉几亚人（他们总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后要带一个“伊斯科”的尾巴），最后，还有一个在土耳其军队中当过医生的保加利亚人，以及各种牌号的波兰人：波拿巴主义者，梅罗斯拉夫斯基派，恰尔托雷日斯基派……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带有军官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贵族，以及各种普通士兵，那些愿意在美国北部或南部任何一边作战，尤其是在波兰作战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26 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

他的身上有一种孩子似的单纯气质，他对人从无恶意，这赋予了他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强者和弱者，只有冥顽不灵的小市民才会对他无动于衷。27

他怎么会结婚，我只能用西伯利亚的寂寞作解释。他虔诚地保持着祖国的一切风俗习惯，这是指莫斯科的大学生生活——烟草总是像储备的粮草一样堆在他的桌上，纸张和没有喝完的茶杯下尽是烟灰……从早上起屋子里就烟雾弥漫，照例有一支吸烟队伍在那里吞云吐雾，像吸烟比赛似的，争先恐后地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烟雾，总之，那盛况只有在俄国人和斯拉夫人那里才会见到。到了深夜，房东的使女格莱丝还得把第五罐砂糖和开水送进这间斯拉夫解放事业的育种房，我看到她那副既惊奇、又有些害怕和困惑的神色，好几次感到忍俊不禁。

巴枯宁离开伦敦很久以后，帕亭顿草坪10号的人还在谈论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推翻了英国小市民一切牢不可破的观念和他们所信守不渝的准则和模式。尽管这样，请注意，女房东和使女都毫无保留地喜欢他。

一天巴枯宁的一个朋友对他说：“昨天某某人从俄国来了，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当过军官……”

“我听到过他，大家都很夸奖他。”

“可以带他来吗？”

“当然可以，何必要带他来！他在哪里？我马上去看他！”

“他好像是个君主立宪主义者。”

“很可能，但是……”

“但我知道他非常勇敢，而且为人正直。”

“也很忠诚？”

“在奥塞特大厦28 ，他是很受尊重的。”

“我们去吧。”

“为什么？要知道他会来找您——我们已经约定了，我会带他来的。”

巴枯宁扑到桌上开始写信，涂涂改改，誊清以后，套上信封，信是寄往雅西29 的。然后他在不安的期待中，在屋里踱来踱去，脚步那么重，震得帕亭顿草坪10号的整幢房子都随着他一起晃动了。

那位军官来了，是一个谦逊而文静的人。巴枯宁让他坐定之后，便作为同志，像年轻人一般滔滔不绝大谈起来，一边攻击君主立宪主义，一边突然问道：

“请您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点事，您大概不致拒绝吧？”

“这当然……”

“您在这儿没什么事，走得开吧？”

“没什么事，不过我刚到这儿……我……”

“您明后天可以动身，带着这信前往雅西吗？”

不论在战争时期的前线军队中，或在和平时期的参谋部中，军官还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事，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因此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便用很不自然的声音答道：

“是！”

“我知道您会这样。这是信，已经写好了。”

“我可以马上动身……只是……”军官不好意思地说，“我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我出差。”

“怎么，没有钱吗？您直说好了。这不是什么难事。我替您向赫尔岑借——您以后还他好了。这用不了多少……一共……一共二十来镑就够了。我马上给他写信。到了雅西，您会弄到钱。然后从那儿前往高加索。我们在那儿特别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军官惊得目瞪口呆，他的同伴跟他一样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走了。巴枯宁有一个小姑娘，替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信使工作。于是小姑娘冒着雨雪，踩着泥浆，给我送来了巴枯宁的便条。我经常为她准备着一点巧克力糖，为她在她祖国的这种气候中栉风沐雨表示慰问，这次我给了她一大把糖，对她说：

“请您回复先生，我会亲自跟他面谈的。”

确实，事实证明，写信是多余的。到吃饭时，也就是过了一小时，巴枯宁自己来了。

“某某要二十镑钱干什么？”

“不是他要，是事业需要……喂，老兄，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呢！”

“我几年前就认识他了——他从前到过伦敦。”

“要知道机会难得……错过它是罪恶，我派他前往雅西。接着，他可以去看看高加索。”

“前往雅西？……又从那儿去高加索？”

“你又要取笑了。但是俏皮话说服不了人。”

“可是你在雅西明明什么事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因为首先，在雅西谁也没什么事要办；其次，如果有事，你早在一星期前就会不停地向我唠叨了。你现在正好碰到了一个年轻人，他胆小腼腆，想证明他对你绝对忠诚，于是你就想起派他去雅西。他想参观博览会，你却要他去参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现在请你讲讲，这是为什么？”

“你总爱追根问底。你对这些事的看法与我不同，你有什么权利盘问我？”

“一点不错；我甚至认为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讲这秘密……好吧，反正我不能为派往雅西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使掏钱。”

“可是他会还你的，他能弄到钱。”

“那就让他花得有意义一些吧。好啦，好啦，随你派哪个男曼侬·列斯科30 去送信，我都不管，现在我们该吃饭啦。”

巴枯宁自己也笑了，摇了摇那个对他说来似乎太重的头，然后便全心全意投入了吃饭的工作。吃过饭，他每次总得说：“现在，幸福的时刻到了”，于是点燃了一支雪茄。

巴枯宁不论什么时候都准备接待所有的人。他还往往像奥涅金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想起身，把床弄得吱吱直响，尽管两三个斯拉夫人已在他屋里一支接一支拼命吸烟。他起床时总是昏昏沉沉，一边用冷水冲头，一边开始教训他们；他从来不知道腻烦，也不会讨厌任何来访的人；他可以同样滔滔不绝地跟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谈话。这种不加选择的态度有时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巴枯宁起身很迟，他要用夜间来谈话和喝茶，这就使他不得不这么办。

一天早上快十一点了，他听见有人在他屋里走动。他的床设在大壁龛中，前面用一块布幔遮着。

“外面是谁？”巴枯宁醒了问。

“俄国人。”

“尊姓？”

“某某。”

“欢迎。”

“您怎么啦，这么晚起床——还算是民主主义者……”

……沉默……泼水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怎么？”

“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

“是的。”

“这可做得不对。这说明您言行不一致；屠格涅夫也按照习俗出嫁女儿。你们这些老人应该以身作则……”

“您胡诌些什么……”

“请问：您结婚是不是出于爱情？”

“这关您什么事？”

“我们听说，您结婚是因为新娘很有钱。”31

“您怎么啦，是来盘问我吗？请您滚出去！”

“唉，您发什么脾气，实际上我对您没有什么恶意。再见。不过我还会来看您的。”

“好啦，好啦，只是请您今后讲话检点一些。”

……这时，波兰风暴逐渐临近了。1862年秋，波捷布尼亚32 到伦敦来了几天。这个忧郁、纯洁的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场风暴，他主动代表他的同志们来与我们商谈，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仍决心走自己的路。从各地前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谈话比以前坚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觉地奔向火热的斗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识到，他们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33

“我为波捷布尼亚和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惋惜，”我对巴枯宁说，“特别是他们与波兰人的目标不一定一致……”

“一致，一致！”巴枯宁反驳道，“我们不能老是坐着不动，老是思考。应该在时机到来时创造历史，否则我们会错过一切机会，不是落后，便是超前。”

巴枯宁变得年轻了——形势使他如鱼得水。他不仅爱好起义的呼声，俱乐部的喧闹，广场和街垒，他还爱好为起义作准备的鼓动，这是既要大胆又要细心的秘密工作：密谋策划，通宵不眠，反复商谈，约定和修改密码、化学墨水和暗号等等。凡是排练过家庭戏剧，或者布置过圣诞枞树的，谁不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也是引人入胜的有趣活动之一。但是不论他对准备这棵圣诞树如何神往，我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一边不断与他辩论，一边又不得不做我不愿做的事。

现在我得停一下，谈谈一个不愉快的问题。那就是我这种无可奈何的让步，这种既反对和抗议又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弱点，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应该这么办，另一方面，我又准备完全按照另一个方式行动。这种摇摆，这种不成熟，不坚决，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许多危害，哪怕意识到这些错误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往往不得已而干了错事，尽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谈过我参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这便是我现在谈的情况的一个例子。我从没有一分钟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够成功，我看到了这次行动的荒谬性和它的弱点，人民的冷漠，反动气焰的嚣张和革命者的浅薄幼稚，我写到了这些，可是我还是一边取笑参加的人，一边跟着他们走上了广场。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场合，我有力量听从内心的指示，那么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多少打击……有人批评我感情用事……我确实感情用事，但这还不是症结所在。尽管我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我会马上镇静下来，理智、思考和观察几乎总能占据上风，但这只是在理论中，不是在实践中。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便在这里，它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之轻易接受别人的劝说，是出于一种虚伪的情面观念，有时动机好一些，是出于爱、友谊、宽容……但是为什么这一切会战胜理智呢？……

……1857年2月5日参加了沃尔采尔的葬礼以后，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里，凄凉地坐在写字台前，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忧伤的问题：随着这位长者的埋葬，我们与波兰流亡人士的联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亲切的个性在不断发生的误解中起了调和作用，现在他去了，可是误解依然存在。与波兰人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来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这种关系往往显得勉强，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们彼此迁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个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几乎总是尽力克制自己最优良的方面。

通过商谈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我们的道路只在对彼得堡专制政权的共同憎恨上发生交叉现象。他们的理想在他们后面
34 ，他们是要走向自己的过去，那被暴力切断了的过去，他们的道路只能从那里继续发展。他们在那里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虚的摇篮。在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样多的光明信念。

他们是要让过去起死回生，我们却不如说是要埋葬过去。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憧憬，都与他们的不同，我们的全部才能，全部气质，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的联盟，在他们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结合。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的主要是真诚，但缺乏深厚的基础——我们意识到自己间接犯了罪，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坚定不移的抗争。但是他们能喜欢我们什么？尊重我们什么？他们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触情绪，才把某些俄国人看作可敬的例外与我们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监狱中，我们与他们是同样关在铁窗里的难友，我们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当窗户稍稍打开以后，我们便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道路，也会奔向不同的目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我们感到兴奋，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的兴奋却引起了他们的委屈情绪：俄国出现的新鲜气氛，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对我们说来，新时期带来了再接再厉的要求，我们向前冲杀，准备摧毁一切……而对于他们，这只是追荐亡灵和安魂祈祷。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们与他们焊接到了一起。对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杀，对教堂和孩子们的袭击，对唱赞美诗和祈祷活动的镇压，使一切问题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那时我含着眼泪和悲痛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深深感动了波兰人。35

亚当·恰尔托雷日斯基老人从垂危的病榻上派儿子给我送来了热情的信；在巴黎，波兰人推举代表团向我递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四百来人，其中有的还是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波兰流亡者。看来我们的结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显的分歧便出现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 和另外几个波兰人到我家来，他们都是路过伦敦，特地为那些文章跑来向我致谢的。我们谈到了对康斯坦丁的枪击事件。37

“这次暗杀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危害，”我说，“本来政府也许会作出一些让步，现在它决不会退让，只会变得加倍残酷。”

“可我们就希望它这样！”霍耶茨基说，情绪激烈，“对于我们，最大的不幸便是让步……我们希望彻底决裂……公开战斗！”

“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致为此后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讥笑，没有人再讲一句话。这是1861年夏。过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
取道彼得堡回波兰时，讲的也是这番话。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我们也有一部分相信——连政府也这么相信呢，这从它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写的文章和官方判处的一些刑罚，都可得到证明。社会不安，人心浮动，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绪会转变成疯狂的爱国主义。

巴枯宁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势的各个方面，只看到一个遥远的目标，往往把两个月的妊娠当作九个月。他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愿望来打动人们。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 和伏尔加，顿河和乌克兰都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一听到华沙出事，便相信我们的旧礼仪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运动，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俄国军队中，军官们的组织（波捷布尼亚便属于这个组织）在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波兰人主观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宁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种力量，它却还远远没有达到。

9月底，巴枯宁来找我，神色特别郑重，也有些得意。

“华沙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委员来同我们商谈，”他说，“其中一个是你认识的，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个叫基列尔40 ，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曾戴着镣铐，从波兰被押送到矿上做工，刚一回来，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看你们，明天大家在我那里开个会——我们得最终决定我们的态度。”

那时我的答军官们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纲领是现成的，我可以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都对它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想，这不能完全满足他们。”

晚上，巴枯宁带来的是三个人42 ，不是两个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谈和读信时，巴枯宁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亲戚正在接受考试，也有些像提心吊胆的律师，生怕当事人讲错了话，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望获得最后胜利的整个辩护前功尽弃，归于失败。

我从他们的脸色看到，巴枯宁猜对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们特别高兴。

“首先，”基列尔说道，“我们得给您念一下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

米洛维奇念了信；《警钟》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文件，它是用俄文写的，文字并不通顺，但意思是明确的。有人说，它是我从法文译出的，把内容歪曲了，这不是真的。这三个人都能讲流利的俄语。

这封信的意图是要通过我们告诉俄国人，波兰临时政府与我们观点一致，并把下列原则作为它的行动的基础：“承认农民有权取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充分自主权 ”。米洛维奇说，根据这个声明，我有责任减少我信中那种带有疑问的、“模棱两可”的语气。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时也同他们建议，各省的自决权应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他们也同意了。这些关于文字上的争论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不是一致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宁已来到我家中。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太冷静，仿佛不太信任他们。

“你还希望什么？波兰人从未作过这么大的让步。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但这些话对他们是像教义问答一般神圣的；他们不能在举起民族大旗的时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太关心各省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文件会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经过你修改，并当着大家的面签字的，你还要怎样呢？”

“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对你说来，每一步都这么困难，你太不切实际了。”

“这种话萨佐诺夫比你讲得更早。”

巴枯宁把手一挥，走进了奥加辽夫的房间。我伤心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时无法使他清醒。他穿着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 ，跨过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过了无数春秋和世纪，在华沙起义的后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可是波兰人谈到它却有的害怕，有的厌恶……他已看到“土地与自由”44 的红旗飘扬在乌拉尔和伏尔加，乌克兰和高加索，甚至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上空了，于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用一切办法减少阻力，消灭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桥梁。

后来我们在他家里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谈时，巴枯宁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简直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达方式上找碴儿。要知道这不是杂志上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 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这是没有疑问的——各种迹象和线索连肉眼也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顺利的情况下便可能组成一张大网；这一切都不假，问题是这张网还没有形成，万一遇到强大的打击，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刚开始编织的蛛网也会毁于一旦。

把委员会的信付印之后，我向基列尔和他的同志们谈的便是这些，我提到了起义的不合时宜。帕特列夫斯基相当清楚彼得堡的情况，因此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异，但仍竭力说服我，认为“土地与自由社”拥有的力量和分支机构，比我们设想的强大得多。但基列尔开始思考了。

“您以为，”我笑道，“我们很强大……是的，基列尔，这没有错；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力量完全是依靠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我们之所以有力在于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我们采取一致的步调。不要以为我们说‘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们便会跟着我们向左或向右，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没有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不过……”巴枯宁不安地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怎么样，难道有这样的组织吗？”我向他提出，没再往下说。

“得啦，你喜欢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因为当然，如果从外表的形式看……这完全不符合俄国人的观念……但你看到……”

“让我把话讲完。我希望向基列尔说明，为什么我要这么字斟句酌。如果俄国人在你们的旗子上看不到给农民以土地，给各省以自由，那么我们的同情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利益，只能徒然毁了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全部力量便在于心脏跳动的一致，如果它在我们这里跳得快一些，我们的脉搏就会比我们朋友们的提前一秒钟，可是他们与我们的结合靠的是观念上的一致，不是组织上的约束！”

“我们不会叫你们为难的。”基列尔和帕特列夫斯基说。

过了一天，他们中的两人便回华沙了，另一人去了巴黎。

暴风雨前的静寂开始了。这是沉闷而痛苦的时期，乌云仿佛即将过去，又像正在集结；这时政府颁布了“倒行逆施”的征兵令，它成了引起变故的导火线；46 在铤而走险面前彷徨不定的人们，终于也断然投入了战斗。现在，连白派47 也站到了革命运动一边。

帕特列夫斯基又来了。等了两天，征兵令没有取消。帕特列夫斯基去了波兰。

巴枯宁准备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与拉平斯基48 的远征毫无关系，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波捷布尼亚来了没几天，便跟在巴枯宁之后走了。

在波捷布尼亚之后，“土地与自由社”的全权代表49 从彼得堡来了，他曾路过华沙，据他说是波兰人请他去的，可是去了以后什么事也没有，他为此很生气。这是第一个看到波兰起义开始的俄国人。他说，一些士兵被杀害了，一个属于“土地与自由社”的军官受了伤。士兵们认为这是背信弃义，开始残忍地枪杀波兰人。帕特列夫斯基是科夫诺的主要领导人，可是他束手无策，不敢公开站出来制止自己手下的人……

全权代表认为自己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要求我们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代理人
50 。我拒绝了，这不仅使巴枯宁，也使奥加辽夫大为惊异……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用滥了的法国称呼。全权代表对待我们，就像1793年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对待边区军队的将军们，这也使我感到不快。

“你们的人多不多？”我问他。

“这很难说……在彼得堡有几百人，在各省有三千人。”

“你相信吗？”后来我问奥加辽夫。

他不作声。

“你相信吗？”我问巴枯宁。

“当然。”但接着又说：“即使目前没这么多，以后会有的！”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是另一回事。”

“但正因为开头力量软弱，才需要我们支持；如果他们已经强大，那就不需要我们了……”奥加辽夫说，遇到这种场合，他对我的怀疑主义总是感到不满。

“那么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向我们承认他们力量不足，希望得到友好的帮助，不是提议我们担任什么愚蠢的代理人。”

“这是年轻没有经验……”巴枯宁说，接着便去了瑞典。

在他之后，波捷布尼亚也走了。我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他这次决无生还之理。51

……巴枯宁动身前几天，马尔季亚诺夫来了，他的脸色比平常苍白，也比平常忧郁，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怀念俄罗斯，正在考虑回国的事。我们争论着波兰的起义。马尔季亚诺夫默默听了一会儿便站起来打算走了，这时蓦地停在我面前，忧郁地对我说道：

“请您别生我的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论事情怎么样，您这是在使《警钟》走上毁灭的道路。您为什么要干预波兰的事……也许波兰人是对的，但是波兰的事应该由波兰的绅士管，您不必过问。您没有替我们想想。上帝保佑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请您记住我的话，我自己看不到了——我要回家了。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干的。”

“您不应回俄国，《警钟》也不会毁灭。”我回答他。

他默默走了，他的第二个预言使我笼罩在沉重的阴影中，我隐隐觉得仿佛我做错了什么。

马尔季亚诺夫怎么说就怎么做，1863年春天他回了俄国，被自己的“农民的皇上”送到西伯利亚，为了对俄国的爱，为了对沙皇的信任，在苦役中死去了。

1863年底，《警钟》的发行量从二千五百份、二千份，跌到了五百份，从此再也没有超过一千份。

从奥廖尔来的夏洛特·科尔台52 和从农民中来的但以理53 是对的！

（1865年末写于蒙特勒和洛桑）

附录

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

朋友们：

我们怀着深深的爱和深深的忧虑，送别了前来参加战斗的你们的同志；只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希望这次起义能够延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你们的命运和整个事业的前途感到安心。

我们知道，不论波兰起义采取什么方式，你们不可能不与它站在一起，你们是在为俄国沙皇统治的罪恶赎罪；不仅如此，听任波兰遭到摧残，俄国军队方面不表示任何抗议，这无异是对彼得堡的屠杀无动于衷，表现了俄国甘心俯首帖耳、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

尽管这样，你们的处境是悲惨的，没有指望的。我们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即使华沙能获得一个月的解放，那也只是表示你们尽了责任，参加了这次民族独立运动，但是高举“土地与自由 ”的俄国社会主义旗帜，不会使波兰得到什么，何况你们的人数还太少。

目前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波兰显然只能失败，而俄国的事业也会因而长期湮没在民族仇恨（它会与对沙皇的忠诚发生共鸣）的感情中，要很久很久以后，直到你们的英勇业绩成为12月14日那样的传统，鼓舞了今天还没诞生的那一代人的思想，才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把起义推迟到更好的时期——各种力量团结一致的时期；你们要运用你们的一切影响力推迟它，包括对波兰委员会的影响和对政府的影响——政府出于害怕，还可能取消征兵令；总之，你们要运用你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推迟它。

如果你们的努力没有成效，那就无法可想，只得听凭命运的安排，接受不可避免的苦难了，尽管它的后果将造成俄国十年的停滞。最低限度，你们要尽可能保存人力和物力，以便从这场不幸的失败的战斗中，为未来遥远的胜利积蓄一些有生力量。

如果你们成功了，起义推迟了，那么你们必须为自己制定一条坚定的路线，一步也不离开它。

这时你们必须始终保持一个观念：把俄国的事业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单单看到波兰。要像你们在致俄国军官的信中所说的，在“土地与自由”以及地方自治会议的名义下，与所有的军队建立起一条牢不可破的秘密联系的铁索。为此必须使俄国军官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它的中心应该设在波兰境外。必须由你们以外的人组成这个中心，而你们自己从属于它，到那时你们才能控制局势，领导一个灵活机动的组织，投入起义，而且不仅仅是在波兰民族的名义下，而是在“土地与自由”的名义下，也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是在充分估计了力量，具有必胜的把握以后，举行起义。

对于我们，这计划是相当清楚的，你们不可能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不论要花多大力气，尽量完成这计划吧。

尼·奥加辽夫

朋友们和弟兄们：

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辽夫信中的每一行，都贯穿着对我们人民的和全体斯拉夫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无限的忠诚。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时机不成熟时波兰单独起义，会使整个斯拉夫族的，尤其是俄国的进步运动有条不紊的发展，面临中断的危险。应该承认，在整个欧洲和俄国目前的情绪下，这种起义成功的希望实在太小了，而波兰运动方面的失败，必然带来的后果便是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暂时胜利。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很难再长时期忍受下去了。政府方面手段卑劣而继续不断的残酷压迫，仿佛是在怂恿他们发动起义，正因为这样，推迟起义不仅对俄国是必要的，对波兰也是有利的。总之，毫无疑问，把起义推迟到更远的时期，对他们和我们都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必须为此尽一切努力，然而同时，不能侮辱他们的神圣权利，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你们要在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劝导他们，同时不应浪费时间，要好好宣传，组织力量，作好准备，迎接决定性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幸的波兰弟兄们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举行了起义，那么你们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反对他们，你们要为了俄国的荣誉，为了斯拉夫民族的责任，为了俄罗斯人民的事业，高喊着“土地与自由！”与他们并肩战斗。如果你们注定要牺牲，你们也是为共同的事业牺牲的。上帝知道一切！也许，你们的英勇行为与冷漠的理性的打算背道而驰，但说不定它也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呢……

至于我个人，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是成功还是死亡，我希望我能分担你们的命运。再见，但愿我们不久便能见面。

米·巴枯宁

1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被捕，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监狱中，后被引渡回俄国，1861年从西伯利亚潜逃，经过日本、美国到达伦敦，这是他在逃亡途中写的信。

2  斯拉夫派诗人。

3  关于巴枯宁，见《往事与随想》第四册《萨佐诺夫》一章。——作者注
按：这里的第四册指第五卷。

4  艾吕扎尔是巴枯宁在1842至1848年使用的笔名，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句纲领性的话。

5  萨克森公国的监狱，德累斯顿当时属于萨克森公国，巴枯宁因领导起义被捕后，关在这里。

6  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间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

7  1848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巴枯宁参加了大会，站在激进的左派一边。但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他们提出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庇护下建立斯拉夫各国联盟的主张。

8  法国共和主义政治活动家。

9  1847年11月29日在巴黎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巴枯宁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10  法国革命活动家，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成员。

11  指1848年3月末巴枯宁为了发动波兰人举行起义，前往波兹南。但由于柏林警察当局的阻挠，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于5月折回布拉格，在那里参与组织斯拉夫人大会。

12  我曾对科西迪耶尔的朋友开玩笑道：“请你们转告他，巴枯宁与他的不同就在这里；科西迪耶尔是个杰出的人才，但是最好在革命前夕把他枪毙。”后来，1854年在伦敦，我向他提到了这事。这位流亡的警察局长只是举起大拳头，像打木桩似的朝自己结实的胸膛捶了一下，说道：“巴枯宁压在我这儿……这儿！”——作者注

13  温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率军镇压布拉格革命和维也纳革命。

14  1848年6月温迪施格雷茨指挥奥地利军队攻打起义者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时，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正走到窗口，以致被流弹击中身亡。

15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著名的巴罗克派宗教画家。

16  当时的第三厅长官。

17  按照基督教规定，神父对教徒所讲一切均应严守秘密。

18  巴枯宁于1851年夏向沙皇呈交的是一份“忏悔书”，他怕它会引起革命者们的不满，因此一直掩盖这事，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只说这是“一封坚定而勇敢的信”，因此赫尔岑才会在这里把它说成“报刊社论”。

19  内皮尔（1786—1860），英国海军将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对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构成了威胁。

20  俄国的反动大官僚。

21  指尼·尼·穆拉维约夫，这是个怪人，既民主又专制，既是杰出的探险家，又是个大官僚。

22  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和政论家，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后死在流放地。

23  1861年起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一个官员，这年6月他批准巴枯宁前往阿穆尔河旅行，巴枯宁便利用这次机会逃走。事后科尔萨科夫受到严惩。

24  巴枯宁到达伦敦后，与赫尔岑逐渐产生了矛盾。1862年2月，巴枯宁在《警钟》的附刊上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一切斯拉夫族友人书》，宣称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宣传，主要应是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如成立小组，组织党派，建立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同时巴枯宁还企图成为《警钟》的“第三个出版人”，实际干预《警钟》的编辑工作、反对赫尔岑以宣传为主的方针，主张使刊物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等。对这一切冒险主义的做法，赫尔岑作了坚决抵制。在1863年波兰起义前夕，这些矛盾加深了。

25  弗里奇（1829—1890），捷克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参加过1848年的布拉格起义，1858年后流亡在伦敦等地，创作主要为诗歌。

26  法国天文学家。

27  在与人争论时，巴枯宁一旦头脑发热，会冲着对方声色俱厉地破口大骂。要是别人，这一定不能得到原谅，但大家原谅巴枯宁，我首先就会原谅他。马尔季亚诺夫常对我这么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怎么能对孩子生气呢！”——作者注

28  赫尔岑当时在伦敦的住处。

29  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当时为摩尔达维亚首府。

30  法国通俗小说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侬·列斯科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轻佻的女子，几次与人私奔，最后被流放美洲。这里显然是指那个送信的人并无坚定的立场。

31  巴枯宁的妻子没有带给他任何嫁妆。——作者注

32  波捷布尼亚（1838—1863），驻波兰俄军部队的军官，曾在军官中组织支援波兰起义的活动。

33  在1863年的波兰起义问题上，赫尔岑与巴枯宁的态度不同，这构成了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赫尔岑认为当时波兰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带有冒险盲动性质，巴枯宁虽也同意这种分析，但认为迫不得已时不妨试试。但后来赫尔岑迁就了波兰同志的意见，希望起义能得到俄国农民的支持，从而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沙皇政权。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赫尔岑也承认自己错了。

34  指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要恢复18世纪以前，即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以前的状况。

35  1861年波兰各地发生示威抗议活动，有的是在教堂中以祈祷和唱赞美歌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一概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和屠杀。为此，赫尔岑在《警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揭露和抨击。

36  两人都是波兰流亡者中的领导人。

37  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1862年被任命为波兰总督，在到达华沙的第一天即遭到枪击。

38  帕特列夫斯基（1835—1863），波兰流亡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62年他从伦敦经彼得堡回波兰。

39  立陶宛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40  基列尔（1831—1887），波兰作家，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41  见《警钟》，1862年。——作者注
按：这封信题为《致驻波兰的俄国军官们》，发表在1862年10月15日的《警钟》上。

42  第三个人即下面提到的米洛维奇，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分子，当时驻在国外，为1863年的起义作准备。

43  童话中巨人穿的靴子，一步可跨七英里。

44  “土地与自由社”是1861年在俄国形成的秘密组织，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主张给人民以土地和自由，针对沙皇的农奴解放，指出对农民而言，没有土地就没有自由。它的主要成员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1862年随着这些人的被捕和反动高潮的到来，逐渐没落，于1864年自动解散（这与十多年后兴起的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社”不是一个组织，因此习惯上又称为第一个“土地与自由社”）。

45  指“土地与自由社”，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确实在国外代表这个组织，《警钟》也主要是通过它流传到俄国各地的。

46  沙皇政府为了扼杀波兰的革命运动，于1862年秋颁布了紧急征兵法令，企图把大批青年送进军队，这促使了起义的爆发。

47  在当时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红派”和“白派”，前者主张采取革命行动，后者比较温和，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主。

48  拉平斯基（1826—1886），波兰革命者。

49  指斯列普佐夫（1835—1906），俄国革命家，“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土地与自由社”失败后便脱离革命。

50  斯列普佐夫提出要把《警钟》变成“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刊物，赫尔岑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同意在伦敦建立一个它的组织。

51  波捷布尼亚回到波兰后即参加了起义，1863年3月死于战斗中。

52  见本卷第一章第三节，她对赫尔岑说过：“您的朋友和支持者会离开您。”

53  《圣经》中的先知，马尔季亚诺夫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

第五章

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

1

这是波兰起义前大约两个月发生的事。一个不久前从巴黎来到伦敦的波兰人，名叫约瑟夫·茨维尔扎凯维奇1 ，在回到巴黎时被逮捕了，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赫麦林斯基2 和米洛维奇，后者是我在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会晤时提到过的。

这次逮捕有许多可疑之点。赫麦林斯基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他在巴黎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到便前往米洛维奇的寓所。十一点钟左右，警察便来了。

“您的护照呢？”警官问赫麦林斯基。

“在这儿。”赫麦林斯基拿出了签证完备的护照，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姓名。

“对，对，”警官说，“我知道，您是用这名字的。现在，您的公文包呢？”他又问茨维尔扎凯维奇。

公文包在桌上。警官取出文件，翻了一会儿，把一封不长的信（收信人是艾·阿）交给自己的同事后，说道：

“就是这个！”

三个人被捕了，他们的信件也被拿走，但除了赫麦林斯基，其余两人随即获得释放——警察根据自己的特权，希望赫麦林斯基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星期后，他也被释放了。

过了一年多，普鲁士政府制造了一起愚不可及的波兹南案件3 ，检察官在罗列罪证时，提到了俄国警察当局提供的属于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一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怎么会落到俄国警察手中的问题，检察官心安理得地解释道，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捕后，法国警察局把他的一些信件交给了俄国大使馆。

那些波兰人被释放后便奉命离开法国，于是他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茨维尔扎凯维奇亲自告诉了我被捕的详情，理所当然，他觉得最奇怪的是警察知道他有一封给艾·阿的信——这是马志尼亲手交给他，要他面交艾蒂安·阿拉戈的。

“您有没有同什么人谈过这信？”我问他。

“没有，绝对没有。”茨维尔扎凯维奇回答。

“这就奇怪了，不可能怀疑您，也不可能怀疑马志尼。您再好好想一想吧。”

茨维尔扎凯维奇思忖了一会儿。

“我只知道一点，”他说，“我出门去了一会儿，记得当时把公文包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

“找到线索了！现在请问，您住在哪里？”

“在某某街一套带家具的出租房间里。”

“房东是英国人？”

“不，是波兰人。”

“进一步了。他的名字呢？”

“图尔，他是研究农艺学的。”

“还干许多别的事，如出租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图尔，我有点知道。您听到过一个叫米哈洛夫斯基的人吗？”

“好像听人谈起过。”

“好吧，我给您讲讲。1857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经由布鲁塞尔寄来的信。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的，他详尽无遗地告诉我，在特鲁布南那里有一个店员名叫米哈洛夫斯基，想投靠第三厅，收集我们的材料，为这事索价两百镑；为了证明他有条件和力量承担这工作，他提供了一份最近与我们接触的人的名单，还答应从印刷所窃取几份底稿作样品。在我还没考虑好怎么办以前，我又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第二封信，那是通过罗特希尔德的银行寄给我的。

“我毫不怀疑情报的真实性。米哈洛夫斯基是从加利西亚来的波兰人，卑躬屈膝，一副小人的样子，经常喝酒，为人机灵，能讲四种语言，具备做暗探的一切条件，只是在等待机会一显身手。

“我决定与奥加辽夫一起上特鲁布南店里，撕下他的假面具，让他低头认罪，至少把他从特鲁布南那儿赶走。为了壮大声势，我还邀请皮安乔尼4 和两个波兰人一同前往。谁知他厚颜无耻，拼命抵赖，说间谍是拿破仑·舍斯塔科夫斯基，一个与他住在一所屋子里的人……我几乎相信了一半，即认为他的朋友是间谍。我对特鲁布南说，我要求立即把他赶出书店。那个混蛋拼命申辩，但前言不对后语，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说明。

“‘这都是出于嫉妒，’他说，‘我们中间只要谁穿了一件漂亮大衣，别人马上嚷嚷，说他是间谍。’

“‘算了，’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5 说道，‘你从来没穿过漂亮大衣，可人家总认为你是间谍，这为什么呢？’

“大家哈哈笑了。

“‘看来只能怪你自己啦。’切尔涅茨基说。

“‘我不是第一个遭到这种不白之冤的。’那位哲学家说。

“‘对，你已经习惯了。’切尔涅茨基说。

“骗子给撵走了。

“所有正直的波兰人都离开了他，除了一些酗酒的赌徒和嗜赌的酒鬼以外。与这个米哈洛夫斯基还保持友好关系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您的那位房东图尔。”

“是的，这件事很蹊跷。我马上……”

“什么马上？……事情现在已不可挽回，您只要当心这个人就是了。您没有证据啊！”

这以后不久，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波兰委员会任命为驻伦敦的外交代表。他可以前往巴黎——这时拿破仑突然非常关心波兰的命运，这是它牺牲了整整一代人，也许甚至下一代人换来的。

巴枯宁当时已在瑞典——他与一切人打交道，指望通过芬兰开拓和“土地与自由社”联络的道路，以便把《警钟》和其他书报送进俄国，同时与波兰各派的代表会晤。内阁官员和国王的兄弟接见了他，他让大家相信，俄国的农民起义已一触即发，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讲得头头是道，因为他真心相信这一点，尽管他对农民起义的规模还有怀疑，但深信它的力量在日益壮大。关于拉平斯基的远征，那时还没人想到。巴枯宁的目的是在瑞典把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便前往波兰和立陶宛，发动农民起义。

茨维尔扎凯维奇从巴黎带着但蒙托维奇6 回来了。在巴黎，他们和朋友们制订了装备一支远征队，从波罗的海海岸登陆的计划。为了寻找轮船，物色能干的领导人，他们来到了伦敦。目前正在进行秘密磋商。7

……一天，我收到了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便条，要我上他那儿去一下，说这事至关重要，但他自己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头痛得厉害。我去了。真的，他病了，躺在床上。霍尔热夫斯基坐在另一间屋里。他知道茨维尔扎凯维奇曾写信给我，有事跟我谈，便想走开，但茨维尔扎凯维奇不让他走；我很高兴，我们的谈话有一个第三者作见证人。

茨维尔扎凯维奇要求我丢开一切私人感情和个人考虑，把一个人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然，他会严守秘密，那是一个波兰流亡者，是马志尼和巴枯宁介绍给他的，但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人。

“您不太喜欢他，这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件事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希望您告诉我真实情况，全部真实情况……”

“您谈的是布列夫斯基8 ？”我问道。

“是的。”

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因为归根结底，我并不知道这人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明白，茨维尔扎凯维奇的反感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我提出反驳，可能对共同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好吧，我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您。至于马志尼和巴枯宁的推荐，我可以完全撇开不谈。您知道，我多么爱马志尼，但是他已习惯于用一切木材来雕琢，用一切泥土来塑造他的代理人，也善于为意大利的事业巧妙地利用他们，因此很难完全信赖他的意见。此外，马志尼在运用他所能运用的一切时，知道可以运用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的。巴枯宁的推荐更糟，这是个大孩子，正如马尔季亚诺夫说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在他眼里，反正什么人都是好的。这位‘人的猎手’，只要见到一个‘红色分子’，尤其又是斯拉夫人，便喜欢不尽，对其余一切都不闻不问。您提到我与布列夫斯基的私人关系，这点也应该谈谈。津科维奇9 和布列夫斯基曾企图利用我，但这个主意不是他出的，是津科维奇出的。他们没有得手，便生我的气；这一切我早可忘记了，但是他们要破坏沃尔采尔和我的关系，这一点我不能饶恕他们。我非常敬重沃尔采尔，但他身体虚弱，只能听凭他们支配。直到临终前一天，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承认自己意识到）。他用垂死的手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小声说：‘是的，您是对的。’（但是没有证人，利用死人是容易的。）现在我的意见便是这样：我检查了一切，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行为，甚至任何一句传闻，足以使我对布列夫斯基政治上的正直产生怀疑；但是我决不会让他参与任何重大的机密。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专讲漂亮话的空头政治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一心想担当重要的角色；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他会不惜一切，甚至给整个戏剧拆台。”

茨维尔扎凯维奇欠起了身子，显得忧虑重重，脸色苍白。

“好，您搬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如果现在还不算太迟 ……我要尽力而为。”

他心神不定，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我与霍尔热夫斯基很快便走了。

“您听到全部谈话了？”我一边走一边问他。

“听到了。”

“我很高兴，希望您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我会需要您作证……真的，我觉得，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事后才发觉要检验一下他的反感。”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差点哈哈大笑，尽管心里根本并不快活。

第一个教训

……过了两个星期，茨维尔扎凯维奇开始与布莱克伍德轮船公司商量，要租一条轮船，供波罗的海远征之用。

“您为什么偏偏找这家公司？”我们问他，“要知道它几十年来一直在为彼得堡的海军部门担负运输任务。”

“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么办，但这家公司非常熟悉波罗的海。再说，这涉及它自身的利益，它不致出卖我们，而且这也不符合英国人的作风。”

“说是这么说，但您怎么会想起找它联系？”

“这是我们的代理人经手的。”

“那是谁？”

“图尔。”

“怎么，就是那个图尔？”

“哦，关于他可以放心。他是由布列夫斯基郑重推荐的。”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脑。愤怒、反感、委屈把我的心搅得乱糟糟的，是的，是的，这是个人的委屈情绪……可是“波兰共和国”10 的代表却满不在乎，继续说道：

“他非常了解英国，既懂英语，又懂得它的法律。”

“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图尔还曾为一件不明不白的案子在伦敦坐过牢，在法庭上为陪审团当过翻译。”

“这是怎么回事？”

“您不妨问问布列夫斯基或米哈洛夫斯基。您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图尔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以前他研究农业，现在却对航海发生了兴趣……”

但是远征队的拉平斯基上校来了，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

2.拉平斯基上校和波列斯副官

1863年初，我收到一封信，字写得很小，非常工整，开头一句话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11 通过这些阿谀奉承、委婉曲折的文字，一个自称为波列斯的“孩子”要求来拜访我。这封信叫我看了很不舒服。他本人更令我不快，那么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甜言蜜语，脸刮得光光的，头发涂满了油。他告诉我，他在彼得堡的戏剧学校念过书，在那里是靠助学金生活的，还竭力装得像个波兰人；坐了一刻钟以后，他又对我说，他是从法国来的，在巴黎过着悲惨的生活，那里是一切不幸的中心，而中心的中心便是拿破仑三世。

“说真的，我头脑中经常出现一个思想，而且越来越相信这思想是正确的，那就是应该下定决心，杀死拿破仑。”

“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但不知您对这事怎么想？”“孩子”有些不好意思，问道。

“我从没想过。这是您在这么想……”

于是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每逢有人谈到杀人之类的胡话向我征求意见时，我一再讲的。

“您大概知道，查理五世12 在罗马的时候，一个少年侍从带他参观万神庙。回到家中，他对父亲说，他当时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思想，要把皇帝从最高一层走廊上推下去。父亲勃然大怒：‘你这个……（这里我常常根据未来弑君者的特点，改变一下这句咒骂的话，例如：混蛋，流氓，傻瓜等等）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这个罪恶的思想怎么会跑进你的脑袋……要知道，可能这么想的人，有时也许真的会这么干，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讲出口 ……’”13

波列斯走后，我决定不再见他。过了一星期，他在我家附近遇到了我，说他来过两次，没找到我，然后谈了一些废话，说道：

“我来拜望您，也是为了告诉您，我发明了一种通信方法，可以与各地的人，比如俄国的人，建立秘密联系。我想，您大概常常需要利用这种通信方法。”

“完全相反，我从来不需要。我给任何人写信一向都不必保守秘密。再见。”

“再见。不过请您记住，如果您或奥加辽夫想听听音乐，我和我的大提琴随时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

我从此没再看到他，但是我完全相信，这是个间谍——俄国的还是法国的，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国际的，像《北方》14 是国际的刊物一样。

在波兰人的集会上，他从未出现过，也没人知道他。

但蒙托维奇和他的巴黎朋友们经过长时间的物色，终于选中了拉平斯基上校，认为这是远征队最合适的军事领导人。他曾站在切尔克斯人一边，在高加索待过很久，对山地作战十分在行，至于海上作战，自然更不在话下。应该说，这是个不坏的选择。

拉平斯基是名副其实的佣兵队长。他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念，可以站在革命一边，也可以站在反革命一边，可以站在圣人一边，也可以站在魔鬼一边。从出身说，他属于加西亚的小贵族，从教养讲，却属于奥地利军人，像崇拜圣地一样崇拜维也纳。俄国和俄国的一切都叫他切齿仇恨，简直誓不两立。他是个老练的军人，长期以来出生入死，还写过一本关于高加索的别致的书15 。

“告诉你们，我在高加索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拉平斯基常说，“一个俄国少校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不知怎么搞的，也不知为什么，他抓走了我们的一些人。我得知这事后，对大家说：‘这是什么？这是耻辱和丢人，你们居然像娘们一样被人偷走！到他的庄园去，看到谁就抓谁，全都带到这儿来。’你们知道，这些山民是用不到你多讲的。好，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少校的一家全被我们抓来了：仆人，老婆，孩子；至于少校本人，他不在家。我派人通知他，只要他把我们的人放了，再付一笔赎金，我们马上把俘虏送还他。当然，我们的人被送回了，赎金也付了，我们也把那些莫斯科客人放了。第二天，一个切尔克斯人来找我，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昨天释放俄国人时，把一个四岁的孩子忘了，他那时正睡觉呢……所以我们忘了他……现在怎么办？’哼，你们这些畜生……什么事也办不好。孩子在哪里？‘在我那儿；孩子又哭又闹的，我看他可怜，就把他带回家中了。’好，看来这是真主要让你发一点小财呢，我不想插手……你就通知他们，说他们把小孩忘了，你找到了他，叫他们出一笔赎金给你。我的切尔克斯人一听，眼睛发亮了。当然，父母正在担心，乖乖地把切尔克斯人要的钱如数送到了……这种事真太有趣了。”

“确实有趣。”

这便是萨莫基蒂亚16 未来的英雄的一个特点。

在出发之前，拉平斯基来看我。他不是一个人来的，看到我的脸色有些异样，他赶紧说道：

“让我给您介绍我的副官。”

“我已经有幸见过他了。”

这是波列斯。

奥加辽夫与拉平斯基单独在一起时，问他：“您了解他吗？”

“我是在我现在住的公寓中认识他的，看来他是个正直、机灵的小伙子。”

“您信任他吗？”

“当然。何况他还能拉大提琴，拉得不坏，在航海途中可以让我们散散心……”

据说，他还能给上校提供别的消遣呢。

我们后来对但蒙托维奇说，我们认为波列斯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但蒙托维奇答道：

“我对他们两人都不十分信任，但是他们不敢耍什么花招。”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手枪。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慢……远征队的消息却传播得越来越广了。公司起先安排的那只轮船，经过有经验的航海家萨佩加伯爵检查之后，证明并不合适。必须把货物转到别的船上。等一切准备就绪，伦敦不少人知道这消息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茨维尔扎凯维奇和但蒙托维奇突然通知远征队的全体参加者，要他们在十点钟到某某火车站集合，搭乘公司提供的一列专车，前往赫尔市。到了十点，未来的战士已汇集到那儿，其中有意大利人，还有几个法国人，一些勇敢的贫民……以及厌倦了无家可归的生活的流浪汉，但也有些是真正热爱波兰的。过了十点，十一点，火车却连影子也没有。有些英雄们是从家里秘密出走的，现在关于远征队的消息逐渐传到了他们家中……于是到了十二点，车站候车室里出现了一大群妇女，都是来找那些未来的战士的，其中有的是被狠心的丈夫抛弃的失望的狄多17 ，有的是气势汹汹的老板娘，因为那些战士也许为了怕走漏消息，临走时没有算清房饭钱。现在这些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婆娘们便大吵大闹，威胁要向警察告发……有的妇女还带着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啼哭，所有的母亲都在叫喊。英国人站在周围看热闹，惊奇地欣赏这幅“出征图”。年纪大些的旅客拿着车票再三问，专车是不是快到了，但毫无回音。铁路上的职员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趟列车。站上越来越乱……这时领导派出的使者才骑马赶到，责备候车的人全都疯了，说火车是晚上十时，不是早上……这点十分清楚，因此没有写明。于是可怜的战士们只得提着包袱，背起挎包，又回到了被抛弃的狄多和被说服的老板娘那儿……

晚上十时他们搭车走了，英国人甚至还对他们喊了三次“万岁！”

第二天一早，俄国军舰上一个我认识的海军军官赶来找我，说他们昨晚接到了命令，所有的军舰今天上午都得全速出发，跟踪“沃德·杰克逊号”。

这时，“沃德·杰克逊号”在哥本哈根加了水，接着又在马尔默停了几个钟头，等候巴枯宁——他要与大家一起前往立陶宛发动农民，被瑞典政府下令逮捕了。

它的详细情形，以及拉平斯基的第二次尝试18 ，都由他自己在报上谈过了。我想补充的只是：早在哥本哈根，船长就说，他不想驶往俄国海岸，使轮船和他自己遭到危险；还没到达马尔默，但蒙托维奇已不是用手枪在威胁拉平斯基，而是在威胁船长了。不过，但蒙托维奇终于还是跟拉平斯基发生了争吵，他们只得把不幸的群众留在马尔默，像势不两立的仇敌似的去了斯德哥尔摩。

后来茨维尔扎凯维奇或者他的一个亲密朋友对我说：“您可知道，轮船停在马尔默，使这件事前功尽弃的罪魁祸首就是图根霍尔德？”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是谁？”

“咦，怎么不认识，您在我们这里见到过他，一个不留胡子的年轻小伙子。拉平斯基还带他去看过您。”

“那么您讲的是波列斯。”

“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是图根霍尔德。”

“您说什么？……”我奔向了书桌。

我总把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放在一边，现在便从这里找出了一封两个月前收到的信。这是从彼得堡寄出的，它警告我，有一个姓图根霍尔德的医生是与第三厅有联系的，他回国了，但留下了他的弟弟作奸细，这位弟弟必然会去伦敦。

波列斯就是这个人，这已毫无疑问。我垂下了双手。

“在远征队出发以前，您是不是知道波列斯便是图根霍尔德？”

“知道。他们说他改了姓，因为在这一带大家知道他的哥哥是间谍。”

“为什么您从未向我提起这事？”

“哦，这没有必要。”

乞乞科夫的谢利凡知道马车坏了，可是并不吭声。19

找到证据后，我们只得往马尔默打电报。但这时不论但蒙托维奇还是巴枯宁20 都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了——他们吵架了。波列斯为一些钻石的事被关进监狱，这些钻石是瑞典的一些夫人捐给波兰人的，但被他拿去喝酒了。

这样，那群武装的波兰人，一大批花了不少钱买到的武器，以及“沃德·杰克逊号”，都作为尊贵的俘虏和战利品被扣留在瑞典海边了。与此同时，“白派”装备的另一支远征队已筹备就绪，打算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俄国。它的领导人是斯贝舍夫斯基伯爵21 ，他的兄弟便是那个写过一本杰出的小册子《波兰和秩序问题》的人。他本是优秀的海军军官，在俄国军队中服役，起义一开始，便丢下职务来了，现在要率领秘密武装的轮船前往黑海。为了与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举行会谈，他到都灵去了一次，也会见了莫尔蒂尼。

后来莫尔蒂尼亲自告诉我：“我与斯贝舍夫斯基会面后，第二天晚上，在议会里，内政大臣便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您得小心一些……昨天您跟波兰的密使见过面了，他想带着轮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既然这样，他们就不该事先喋喋不休。’”22

不过，轮船并没有驶到意大利海岸，它在加的斯便被西班牙政府扣留了。直到没有必要的时候，两国政府才允许波兰人在出售武器后带着轮船离开。

拉平斯基垂头丧气、满腹牢骚地到了伦敦。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他说，“那就是组织一个暗杀团，把大部分国王和大臣统统杀死……要不就重返东方，到土耳其去。”

斯贝舍夫斯基也垂头丧气、满腹牢骚地来了……

“怎么，您也要像拉平斯基一样大杀国王吗？”

“不，我要上美国……为这个共和国战斗……哦，顺便问一下，”他对霍尔热夫斯基说，“这儿有需要人手的地方吗？我有好几个同志找不到饭碗呢。”

“很简单，上领事馆……”

“算了，我们不如到南方去23 ，他们目前正需要人呢，那儿提供的条件也好一些。”

“这不可能，你们不会到南方去！”

……很幸运，霍尔热夫斯基猜对了，他们没有到南方去。

（1867年5月3日）

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昨天我看见佩切林1 了。”

我听到这名字吃了一惊。

“怎么，”我问，“是那个佩切林？他在这儿？”

“哪个，佩切林神父？对，他在这儿！”

“在哪儿？”

“在克拉彭的耶稣会修道院，圣马利亚教堂。”

佩切林神父！……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账上。我并不认识佩切林，但是经常听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诺夫斯基谈起他。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回国之后，在莫斯科大学教希腊语，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尼古拉的迫害变本加厉的时期之一。我们已被流放，那些年轻的教授尚未回来，《莫斯科电讯》被查禁了，《欧罗巴人》被查禁了，《望远镜》也被查禁了，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

直到1848年以后，俄国的恐怖统治才又跨进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后几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显然是第五幕了。这时已很清楚，不仅屋里的一切在崩溃和毁灭，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溃和毁灭，可以听到地板的坼裂声，连屋顶也已摇摇欲坠。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还得心应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围一片荒凉，沉寂无声，大家唯唯诺诺，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无味，显得愚昧而庸俗。寻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奴仆的威胁或惊慌，人们不是掉头不顾，便是嗤之以鼻。在这奴隶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 ，佩切林喘不出气，恐惧和忧郁主宰着他，他必须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这个万人唾骂的国家。为了出走，需要钱。佩切林开始教课，节衣缩食地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参加同事们的集会，在积攒了一小笔钱以后，他便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给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3 ，通知他，他不再回国了。他感谢了伯爵，向他告别，谈到了不堪忍受的沉闷气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怜惜那些不幸的年轻教授，他们受过的教育必然使他们感受到同样的痛苦，伯爵应该在暴力的打击面前保护他们。

斯特罗戈诺夫把这信给教授中不少人看过。

莫斯科没有人再提起他，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佩切林参加了耶稣会，正在一所修道院里修行，这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贫穷、消沉和孤独毁了他；读了他的《死之胜利》4 后，我问自己，难道这个人可能变成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吗？要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在警察的棍子下，在宪兵的监视下苟延残喘的国家。为什么他又要这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另一条绳索呢？

俄国人在分崩离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会中，感到与人们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亲人。当捆绑他的绳子被挣断，他的命运突然摆脱了一切外在的约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办变得彷徨无依，脱离了轨道，看不到目标和规范，于是他落进了耶稣会的修道院！

第二天两点钟，我来到了圣马利亚修道院。厚实的橡木门关得紧紧的，我敲了三次门环；门开了，出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大约十八岁，穿着修士的长袍，拿着祈祷书。

“您找谁？”管门的修士用英语问。

“佩切林神父。”

“请问贵姓？”

“这是我的名片和信。”

在信里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

“请进，”年轻人说，在我后面重又关上了大门，“请在这儿等一下。”他指指宽敞的前厅，那里有两三张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过了五分钟，管门的修士回来了，用带些英语发音的法语对我说，佩切林神父非常欢迎我的光临，请我稍候，他马上就来。

然后他带我穿过食堂，走进一间光线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请我坐下。那里墙上挂着一个石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对面还有一幅圣母像。在一张笨重的大桌子周围，放着几把木头大扶手椅和靠背椅。对面一扇门外是走廊，走廊那边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内绿草如茵，树叶瑟瑟作声，是一片不太协调的世俗风光。

管门的修士指给我看墙上的会客规则；原来根据规定，修士们只能在四时至六时之间会客，现在还没到四时。

“您好像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是吗？”我听了他的口音问他。

“是的。”

“那么您是德国人？”

“也不是，先生……我几乎是您的同乡；我是波兰人。”

确实，这个管门人挑选得不错，他能讲四种语言。我坐下后，他走了。我发现自己待在这么一个地方，觉得有些别扭。花园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来走去，两个半修士打扮的人走过我的身边，便严肃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样庄重地向他们答礼。最后，一个身材不高、上了年纪的神父来了，他戴一顶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来，长袍窸窣作响，用十分纯粹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是想会见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欢迎您的来访，”他说，一边伸出了手，“别客气，请坐。”

“对不起，”我说，由于没认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未想到，我见到的人会是这么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继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大学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认识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详着他。他的脸显得苍老，比他的年纪更老，看来这些皱纹包含着不少沧桑，那一切严峻的日子，尽管事情都过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阴森的痕迹。教士的平静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们，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心灵和理性周围涂了一层升汞，要把它们埋葬在里面，以致言语和行动都显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妇，总是穿着丧服，总是孤单单的，也总是相信根本没有的东西，用脱离现实的幻想来扼杀现实的情欲。

我给他谈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仪，他的学生们怎样抬着他的棺材走过全城，送往墓地，然后又谈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开讲学；我们两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脑袋中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但佩切林这时仿佛觉得这顶帽子太重了，把它从头顶摘下，放到了桌上。谈话难以继续了。

“让我们到花园走走吧， ”佩切林说，“天气这么好，这在伦敦是少有的。 ”

“好极了
6 。但是请您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法语？”

“那倒是的！我们还是讲俄语吧；我想，我几乎已不习惯讲它了。”

我们走进了花园。谈话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说，“我离开俄国那会儿，那是怎么一个时代啊，想起来简直不能不叫人发抖！”

“请您想想，现在它变得怎样了；1848年以后，我们的扫罗7 完全发疯了。”我给他讲了几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国家，尤其是获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实的少数人太可怜了。然而人民却多么善良；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农民，他们非常相像，凯尔特族的庄稼汉也与我们的人民一样像是孩子。您不妨到爱尔兰看看，便会相信这一点。”

这样的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我打算走了，对他说道：

“我对您有个请求。”

“什么事？请讲吧。”

“在彼得堡的时候，我保存着您的一些诗，其中有三部曲《波利克拉特·萨莫斯基》8 《死之胜利》等等，您现在有没有这些诗，或者能不能把它们给我？”

“您怎么会想起这些无聊的东西？这是不成熟的幼稚的作品，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心情。”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它们，”我笑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作品？”

“没有，怎么会有！……”

“您不能背诵它们吗？”

“不能，完全忘了。”

“那么要是我在俄国什么地方找到了它们，您允许付印吗？”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与它们毫无关系，仿佛一个人病愈以后想起病中的呓语一样。”

“既然它们与您无关，那么应该说，我可以印行它们，只要不署姓名？”

“难道您现在还喜欢这些诗不成？”

“这是我的事，请您告诉我，您允许我发表还是不允许？”

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给我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不再追问。

我告别时，佩切林问我：“您怎么不把您出版的东西带一些给我？我记得，三年前报纸上谈到过您发表的一本书，好像是用德文写的9 。”

“您的服装可以向您证明，”我答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应把它带来，您不妨把这看作我尊重和体谅您的表示。”

“您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忍耐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迷误哀痛，为它的改正祈祷，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不论怎样，我们对人还是有所爱的。”

我们分手了。

他没有忘记我的书和我的回答，过了三天他用法文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我：

“我不能向您隐瞒自由这个词在我心头激起的共鸣——我不幸的祖国的自由！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希望俄国复兴，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这样，我绝对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纲领。但是这并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爱对一切政见和一切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当您最宝贵的憧憬欺骗了您，当整个尘世的力量起来反对您的时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为您保留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诚的友谊，同情的眼泪，以及世界所不能给予您的和平。我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最亲爱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济岛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见到您一次。请不要忘记把您的小册子带给我。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1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我带去了我的书，过了四天又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两本书10 ，我都非常仔细地拜读过了。有一章11 令我特别震惊；我觉得，您和您的朋友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哲学和文学上。难道您认为，它们的任务就在于革新当今的社会吗？请恕我直言，历史的证明恰恰与您背道而驰。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社会是靠哲学和文学革新或改造的。老实说（让我开诚布公地谈谈），只有宗教才是国家的根本；哲学和文学，这——唉！只是社会之树上两枝微不足道的花朵。每当哲学和文学鼎盛之时，每当哲学家、雄辩家和诗人掌握权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了。希腊和罗马证明了这一点，所谓亚历山大时代也证明了这一点；哲学从来没有这么发达，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繁荣，然而这却是社会深刻退化的时期。每逢哲学企图改造社会秩序的时候，它必然发展为残忍的专制主义，例如，在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12 ，以及一切革命失败的时期，便是如此。您随口说出了一句话，这也许是幸运，也许是不幸，随您怎么说；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13 确实，我在您和您的莫斯科朋友们身上，看到了一缕悲观的黑影。您甚至自己也承认，你们都是奥涅金，也就是说，您和您的朋友们只知道否定，只知道怀疑，只知道失望。难道社会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造吗？

“也许我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写这些话不是为了辩论，不是为了展开论争，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一点，因为有时最敏锐的头脑和最美好的心灵也会在根本上错了，自己却还不知道。我给您写这些，是为了向您证明，我曾多么仔细地读了你的书，这也再度表明了我对您的尊敬和爱……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5日于格恩济岛

圣皮埃尔天主教堂。”

对这封信我用俄文作了答复：

“最尊敬的同胞：

“您的来信使我衷心感谢，请允许我就主要的几点简单谈几句。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文学像秋天的花朵，是在国家灭亡前盛开的。不论是西塞罗字字珠玑的文章，还是他的淡而无味的道德说教，也不论是卢奇安14 的伏尔泰式尖刻讽刺，还是普罗克洛斯15 的德国式严谨哲学，都无法挽救古罗马的灭亡。但是请您注意，不论是艾勒夫西斯神秘教仪16 ，还是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17 ，或者其他一切延续和复活异端的企图，同样不能挽救它的灭亡。

“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我们根本不需要挽救古代世界，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世界代替了它。欧洲完全处在同样的状况；文学和哲学的任务不是保留衰老的形态，而是把它们送进坟墓，埋葬它们，摆脱它们。

“新世界正如当年一样在逐渐临近。您不要以为，我称法伦斯泰尔为兵营是失言。不，至今出现过的种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学派（从圣西门到只知道否定的蒲鲁东）都很贫乏，它们只是儿童的牙牙学语，是这种思想的启蒙阶段，古代东方的特拉普提派和艾赛尼派18 。但是谁没有看到，谁没有在心中感觉到，这些简单片面的尝试中包含着巨大的内容，或者谁会由于孩子的牙齿出得不顺利或生歪了，便惩罚孩子呢？

“现代生活的苦闷是黎明前的苦闷，是过渡时期的苦闷，希望来临前的苦闷，动物在地震前感到的烦躁。

“一切还没有跨过这一点。有的人想用暴力打开未来的大门，另一些人却想用暴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一些人看到了未来的启示，另一些人却沉浸在回忆中。他们的活动只是互相掣肘，以致相持不下，陷在泥沼中。

“在这旁边是另一个世界——俄国。它的基础是带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民，只是他们尚未觉醒，给埋没在一层知识分子的表皮下，而这些知识分子陷入了奥涅金状态，生活在绝望中，流放中，忍受着您的和我的命运。对于我们，这是痛苦的。我们成了生不逢时的牺牲品；但是对于事业，这无关大局，起码并无重大影响。

“谈到新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时，我已说过，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舞台，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也就注意着它在这方面的活动。

“我敢说（在给米什莱19 的信中），俄国的知识分子是最自由的人；我们在否定方面，比例如法国人，走得远得多。否定什么？不言而喻，否定旧世界。

“奥涅金带着他无所事事的绝望，现在走向了正面的理想。您似乎还没发觉这一点。在否定欧洲的过时形态，否定彼得堡（其实这依然是欧洲，只是穿上了我们的服饰，那虚有其表的脱离人民的服饰）的同时，我们也毁灭了。但是一种新的事物，那在果戈理的笔下变得怪诞的，在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被夸大了的事物，逐渐孳生了。这是一种新的因素，对人民的力量怀有信心的因素，贯穿着爱的因素。有了它，我们才开始了解人民。但是我们却离他们很远。我并不想说，我们担负着改造俄国的责任，但是我感到庆幸，我们迎来了俄罗斯的人民，我们知道他们是属于未来的世界的。

“还有一句话。我并不把科学与文学、哲学的发展混为一谈。科学即使不能改造国家，也不致与它同归于尽。它是手段，是人类的里程碑，是对大自然的胜利和解放。愚昧，只有愚昧，才是贫穷和奴役的根源。群众被自己的教育者丢在动物状态中。科学，只有科学才能在今天纠正这一点，给他们提供饮食和住所。它不是靠宣传，而是靠化学、机械学、工艺学、铁路改造人的头脑，那千百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压制的头脑。

“我衷心感谢……”

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了佩切林老爹下面这封信：

“我用法文写回信，原因您是知道的。我直至今日才给您写信，是因为我在格恩济岛工作太忙。一个人生活在事务纷繁的现实中，很少时间想到哲学理论；当人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您倾诉不幸，要求您的指导和帮助时，您也就没有闲情逸致去考虑思辨性的人类未来的命运问题了。

“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您这次的信使我感到惶恐，我也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私心杂念的惶恐。

“当您所说的知识（也就是您受到的教育）获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怎样呢？对于您，科学便是一切，一切的一切。这不是那广泛的、包括人的一切能力，那有形的无形的一切的科学——我们至今所了解的那种科学，而是局限的、狭隘的科学，唯物的科学，那种分析和解剖物质，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科学。化学，机械学，工艺学，蒸汽，电——也就是伟大的饮食科学，米歇尔·谢瓦利埃20 将称之为个人崇拜的东西。这种科学一旦胜利，我们便大祸临头了！在遭到罗马皇帝迫害的时期，基督徒至少还可以逃进埃及的沙漠，暴君的剑只能在这无法跨越的边境上止步。可是在您这物质文明的暴政前面，哪里可以逃避呢？它铲平了高山，挖掘了运河，铺设了铁路，派出了轮船，它的报纸深入到非洲灼热的沙漠地带和美洲人迹罕至的大森林。正如从前把基督徒拉进竞技场，供好奇的观众取笑作乐，现在也会把我们这些一心祈祷的缄默的人送进市场，当着众人的面问我们：‘为什么您要逃避我们的社会？您应该参加我们的物质生活，与我们一起做生意，一起开办新奇的工厂。您应该到市场上去演讲，去宣传政治经济学，讨论市场行情的起落，为我们的工厂工作，发动机器和电力，去主持我们的宴会，告诉大家天堂便在人间，我们应该尽情享乐，大吃大喝，要知道明天我们便会死去！’这就是我所感到的惶恐，因为当唯物的暴政越来越主宰着一切时，能在哪里找到避难所呢？

“如果我夸大了阴暗的色彩，请原谅。我觉得，我只是根据您提出的基本原则引申出它们合乎逻辑的结果。

“为了怪诞的胡思乱想而离开俄国，这值得吗？俄国正是从您所理解的科学开始的，它也在沿着科学的路子发展。它把物质力量的巨大杠杆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它号召一切人才为它服务，参加它的物质福利的盛筵，它要成为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上天把物质世界的采邑授予了它，它要把它变成自己的选民的天堂。它对文明的理解正与您的理解一样。物质的科学永远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我们相信不灭的灵魂和未来的世界，这现世的文明与我们什么相干？俄罗斯永远不可能使我成为它的臣民。

“我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思想，使我们能彼此了解。如果我的话讲得过于偏激，请您原谅。由于我星期五早上便得去爱尔兰，我不能来看您了。但是如果您能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午后驾临我处，我将十分欢迎。

“请接受……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5月3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第二天我这么回了信：

“最尊敬的同胞：

“我拜访您是为了会见一位我所久仰的、处境与我相仿的俄国人……尽管命运和信念使您站到了胜利者的庄严行列中，而我是站在战败者的悲伤阵营中，我不想触及我们意见的分歧方面。我只是想见到一个俄国人，把祖国当前的消息带给他。出于深刻的体谅心情，我并不想把我的小册子拿给您，那是您自己向我要的。由此引出了您的信，我的复信，以及您5月3日的第二封信。您攻击我和我的观点（是经过夸大的，不完全符合我的本意的），这使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并没有赋予科学以您所设想的那种意义。我在信上只是对您说，我认为，对大自然的一切胜利和一切发展，它们的整个成就，不言而喻，都不属于文学和抽象哲学的范围。

“但是这问题说来话长，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不想重复已多次讲过的一切。请您放心，您为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的未来所感到的惶恐是完全多余的。科学不是理论或教条，因此它不可能变成政权或法令，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压迫力量。您大概是想说社会思想和自由的胜利。如果这样，不妨拿最‘物质化’的、最自由的国家英国来看看。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如乌托邦主义者，却认为这里是可以安静思考的地方，是宣传他们的主张的讲坛。何况英国还是信奉新教的君主国，根本不是一切都可容忍的国家。

“为什么害怕？难道怕给饥寒交迫的群众输送生活必需品的车子的喧声扰乱您平静的生活吗？我们还不致为了免得妨碍诗意的宁静生活，禁止打麦。

“内省的性格永远是到处都有的，这些人在沉思和静寂中更为自在，那么让他们为自己寻找安静的地方吧，谁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召唤他们，迫害他们。没有人要压制他们，也没有人想支持他们。如果由于改善群众的生活，可能使不愿听到外界任何声响的人感到吵闹，因此便反对改善群众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里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否定、宽容或牺牲。如果嫌市场太嘈杂，那就不必去做买卖，离开市场就行了。报纸是到处都能看到的，但是喜欢内省的人，谁曾按照巴黎或伦敦的报纸社论行事？

“然而您看到，如果不是自由，而是反物质的、君主制的原则取得了胜利，那么请问，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安静的地方，找到躲避绞刑、火刑和枭首示众的地方——这种情形在罗马和米兰，法国和俄国，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那么谁应该害怕呢？当然，从永生的观点看，死是不足畏惧的，但是从这个观点看，一切就都无所谓了。

“最尊敬的同胞，请恕我直截了当提出这些与您针锋相对的话，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回答。

“衷心希望您的爱尔兰之行圆满成功。”

我们的通信便到此结束。

两年过去了。欧洲地平线上灰蒙蒙的烟雾，在克里米亚战争烽火的衬托下，显得更黑暗了。一天，在报上进攻和包围的血腥消息中，我突然看到，在爱尔兰某地，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佩切林的天主教神父被提交法庭审问，他是俄国人，罪名是在广场上当众烧毁新教《圣经》。高傲的英国法官考虑到这个行动毫无意义，罪犯又是俄国人，而英国与俄国正在交战，因此只是对被告进行了慈祥的训斥，要他今后在大街上注意自己的行为……

难道他会不在乎这些锁链……或者会一再脱下四角帽，困倦地把它放在桌上？

第七章

伊·戈洛温1

在六月斗争时期2 ，我遭到搜查，给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后，过了几天，伊·戈洛温第一次来看我；这以前，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写过一些不太高明的文章，而且为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名声非常不好。他去找过拉摩里西尔3 ，尽管我根本没有托他，他企图为我进行斡旋，但什么也没做成，却跑来向我索取我微不足道的感谢，利用这机会与我套交情。

他告诉我：“我对拉摩里西尔说；‘将军，跟俄国的共和主义分子作对，却对俄国政府的间谍不问不闻，这是可耻的。’拉库里西尔问我：‘您知道这些人吗？’‘谁不知道！’‘说说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尔斯泰4 和若米尼将军5 。’‘明天我会下令搜查他们。’‘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国间谍吗？’我问他。‘哈哈哈，这点我们马上会看到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卢比孔河越过了6 。不论我怎样对戈洛温的友谊表示冷淡，尤其不欢迎他的光临，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总要造访两三次，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争吵、谣言、人身攻击开始了。过了五年，戈洛温为了挑起决斗，故意想惹怒我，说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伦敦的争吵以前我已经怕他了。

我在俄国就听说，这个人行为不轨，在金钱方面有些不择手段。舍维廖夫7 从巴黎回国后，谈到过戈洛温与仆人打架，以致涉讼公堂的事，还把这算在西欧派账上，因为戈洛温也属于这一派。我向舍维廖夫指出，对西方可以责备的只是打架，要是在东方，戈洛温可以干脆鞭打仆人，谁也不会讲一句话。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记的关于俄国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认识他。那无非是些法文的华丽辞藻，罗特克派8 的自由主义论调，连篇累牍的小道消息，陈词滥调式的道德说教，信口雌黄的人身攻击，既不合逻辑，没有观点，也没有任何联系。波戈金9 是制作大杂烩式的文章，戈洛温是贩卖大杂烩的思想。

我尽可能避免与他认识。他与巴枯宁的争论帮了我的忙。戈洛温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篇维护贵族自由权的文章10 ，其中提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当即宣称，他不论与俄国的贵族，还是与戈洛温都毫无共同之处。

大家已经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就无法保持对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对的。在戈洛温身上，俄国军官和俄国地主所有的、令我厌恶的一切，与西欧人的无数小缺点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谈不到调和与折衷，谈不到互相补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诞、才智或诙谐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讨厌，与某一类人惟妙惟肖，这类人带着纸牌或者不带纸牌，在矿泉疗养地和大都市中游荡，整天吃喝玩乐，大家认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们靠什么生活和为什么生活。戈洛温是俄国的官员，法国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国的江湖骗子，德国的容克地主，我们祖国的诺兹德廖夫和来到异乡客地的赫列斯达科夫11 。

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在西欧要做什么？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写的那些官员中间本来如鱼得水，逍遥自在。离开了他所出生的环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尔普特大学毕业以后，戈洛温便在涅谢利罗德12 的办公厅中任职。涅谢利罗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写得太糟，他一气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来时，他答说他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的字还没有练好。接着他发表了他编写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国》，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气的一点是说他写错别字。戈洛温接到了回俄国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们13 便趁机克扣他的供应，让他挨饿，把应该寄给他的钱减少了很多。整个过程便是这样。

这个人既没有艺术气质，也没有审美要求，对科学毫无兴趣，又不愿认真工作。他的诗意局限于他自己，他喜欢装模作样，保持体面的外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习惯，一辈子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与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式生活习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灵，我看到他拿着一根树条站在菲德饭店门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扫烟囱的孩子，大约十二岁，衣衫褴褛，光着脚；戈洛温在给他丢铜子，丢一个便用树条抽一下他的脚，于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请他再打。戈洛温哈哈大笑，继续丢铜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这总是鞭打，难道他觉得很有趣吗？

在巴黎以后，我们起先在日内瓦，后来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当时的境况很不好过。14 他简直没法过日子，尽管那时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温得到一份遗产，或者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可以让我摆脱这个累赘。

他从尼斯去了比利时，又从那儿给驱逐了，于是来到伦敦，取得了英国国籍，大胆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称号，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资格回到都灵，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在报上他任意辱骂大臣们，以致又被驱逐出境。戈洛温想取得英国大使馆的庇护，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绝，于是他重又渡海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自封为工业界的骑士，革命的闯将，徒劳无益地企图参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与社会上所有的人拉关系，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1853年11月末，沃尔采尔来找我，请我在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上讲几句话。戈洛温正好进来，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向沃尔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发表演说？

沃尔采尔有些不高兴，我更不必说，尽管这样，他还是作了答复：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参加，在会上发言，但会议是统一的，我们对每个人想讲的话，必须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要在某一天开会讨论这事，欢迎您来谈谈。”

戈洛温当然接受了邀请。沃尔采尔临走时在前厅中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

“真见鬼，怎么碰上了他！”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预备会议，我预感到非出乱子不可。会议开始后还不满五分钟，我的预感便应验了。在断断续续讲了几句泛泛之谈以后，戈洛温突然转向赖德律-洛兰，先是提到他们曾在哪里见过面，尽管赖德律-洛兰什么也不记得；接着，他忽然无缘无故向他证明，经常得罪拿破仑是错误的，从策略上看，为了波兰的事业，不如宽恕他……赖德律-洛兰的脸色变了，但是戈洛温继续说道，只有拿破仑可以拯救波兰等等。他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马志尼和科苏特都理解了这一点，正竭尽全力要接近拿破仑呢。”

“您怎么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赖德律-洛兰激动得忘记了一切，问道。

“我听说……”

“谁说的？大概是什么间谍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讲这种话。先生们，我并不认识科苏特，但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事实。至于我的朋友马志尼，我敢为他担保，他从没有想过要作这种让步，这只能成为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他整个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戈洛温的话激怒了大家。赖德律-洛兰突然转向沃尔采尔，对他说道：

“现在您看到，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参加你们大会的人太杂了，在会上不可能不出现我不能接受、甚至不愿听到的意见。请允许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会上发言。”

他站了起来，但沃尔采尔拦住了他，对他说，负责大会工作的委员会选举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据这身份，他必须请赖德律-洛兰留下，以便让同志们决定，在发生这场争论以后，他们是允许戈洛温发言从而失去赖德律-洛兰的参加呢，还是与此相反。

然后沃尔采尔与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了商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戈洛温看得很清楚，因此没有等到答复便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对赖德律-洛兰说道：

“我把荣誉和席位让给您，我主动谢绝在11月29日大会上发言。”

说罢他便趾高气扬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为了一下子解决问题，沃尔采尔提议我念一下或谈一下我的发言提纲。

第二天便是大会，这是最后几次盛大的波兰起义纪念会之一，它成功了，人非常多，我在八时到达，会场已挤得满满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为委员会准备的讲台上。

“我正在到处找您呢，”达拉什医生对我说，“赖德律-洛兰在旁边的房间里等您，他希望无论如何在大会开始前与您谈一下。”

“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那个二流子戈洛温。”

我去找赖德律-洛兰。他气呼呼的，这也难怪。

“您看看，”他对我说，“这混账东西在我到达前一刻钟送了这张条子给我。”

“我不能为他负责。”我说，一边打开了信。

“当然，但我希望让您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便条写得粗暴而愚蠢。他仍然企图用夸口来掩盖失败。他给赖德律-洛兰写道：如果他没有法国人的礼貌，至少应该表明，他并不缺乏法国人的勇气。

“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狂妄自大的人，但没料到这一点，”我说，交还了条子，“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给他一个让他永志不忘的教训。我要在这儿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撕下这个冒险家的假面具；我要公开我们的谈话，并请您作证，因为您是目击者，又是俄国人，我要念他的条子，然后看他怎么办……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没有这么好的修养。”

我想：“事情太糟了。戈洛温本来声名狼藉，现在非彻底完蛋不可。他只有一条出路，那便是要求决斗。但这样的决斗是不允许的，因为赖德律-洛兰毫无过错，没做什么侮辱人的事。何况他的地位不允许他与随便什么人决斗。不合适的只是在波兰人的大会上，把一个俄国流亡者踹在泥浆中，而由另一个俄国人做帮手。”

“这事不能以后再说吗？”

“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仍尽力劝阻，提出了诉诸法庭，公意审判等等，但是没有多大效果。

……于是我们来到讲台上，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群众的掌声和欢呼会使人陶醉，我忘记了戈洛温，只在琢磨自己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我在别处谈过了。我在讲台上的出现本身，便得到了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热烈响应。我讲完时，大会主席沃尔采尔走到我面前拥抱了我，一再用深深激动的声音说道：“谢谢您，谢谢您！”掌声和欢呼增加了十倍，我在这阵惊雷声中走回了自己的座位……这时我才又想起戈洛温，我感到害怕，那个时刻近了，1848年的鼓动家会把那个小丑抓在手里掐死。我掏出铅笔，在一片纸上写道：“请及早防备，别让戈洛温的丑事破坏您的大会。”讲台是半圆形的，我把条子交给坐在我前面的皮安乔尼，请他递给沃尔采尔。沃尔采尔看了条子，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又把它交给另一边的人，也就是请他递给坐在上一排的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把手伸到我肩上拍了拍，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为了您的演说，也为了您本人，我把事情推迟到明天再说。”这使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会后马上跟卢格和坎宁汉15 一起上美国商场吃饭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屋里已挤满了波兰人。他们是来向我道谢的，本来可以迟一些，但他们等不及了，主要是急于了结戈洛温挑起的这场争端。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对他怒不可遏。他们编了一份揭露戈洛温的材料，并致函赖德律-洛兰，宣称坚决不同意他参加决斗。十个人准备与戈洛温斗争。他们要求我也在材料和信上签名。

我看到，这一件事可能引起五六件事，便利用昨天的成功，也就是它给予我的威望，对他们说道：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赖德律-洛兰满意的前提下，了结这件几乎破坏了你们的大会的不幸争执，还是为了要不惜一切惩罚戈洛温？如果是后者，先生们，恕我不能参加，请你们按照你们的认识行动吧。”

“当然，主要目的是了结这件事。”

“好。那么你们信任我吗？”

“自然信任……怎么会……”

“那就让我一个人去找戈洛温……如果我的调解成功，赖德律-洛兰满意了，事情就完了。”

“好，但如果调停不成呢？”

“我就在你们的抗议书和信上签名。”

“行。”

我找到了戈洛温，他愁眉不展、垂头丧气的，显然在等待着一场风暴，尽管事情是他挑起的，他恐怕并不满意自己。

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对他说，我让他避免了两次不愉快的事，现在愿意再度效劳，让他避免第三次，即调停他和赖德律-洛兰的关系。他其实也指望了结纠纷，但是傲慢的性格不允许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何况是承认错误。

“我只是看您的面子才同意的。”他终于吞吞吐吐地说。

看我的面子也好，看别人的面子也好，事情终于和解了。我便找赖德律-洛兰，在阴冷的房间里等了两个小时，甚至感冒了。最后他来了，非常亲切和愉快。我从那些自由波兰捍卫者的来访谈起，讲到我们那位冒牌好汉的屈服为止，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赖德律-洛兰哈哈大笑，同意不咎既往，接待那位悔改的肇事者。于是我又去找他。

戈洛温正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听到一切都已顺利解决，他涨红了脸，把一叠叠纸塞满了大衣的各个口袋，便跟我走了。

赖德律-洛兰像真正的绅士一样接待了他，立即便谈不相干的事了。

“我来见您，”戈洛温开口道，“是要告诉您，我非常遗憾……”

赖德律-洛兰打断了他的话：

“不必再谈这事了……这是您的条子，把它丢在火中吧……”接着便毫不踌躇地继续刚才的谈话。当我们起身告辞时，戈洛温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小册子，递给赖德律-洛兰，说这是他最近发表的一些东西，请他笑纳，借以表示他对他的敬意。赖德律-洛兰连连道谢，客气地收下礼物放在桌上，不过，大概再也没有碰过它们。

坐上马车时，我对戈洛温说：“瞧，这是文学的时代。我听说，从前聪明人是带着螺旋拔塞钻去决斗的；用小册子武装自己，这的确是新现象！”

为什么我要从耻辱中挽救这个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后悔。这一切宽恕，容忍，掩饰，挽救，往往使我们自讨苦吃，这完全符合别林斯基提出的那条伟大规律：“坏人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就因为他们把正直的人当作坏人来对待，而正直的人却把坏人当作正人君子。”16 报界和政界的败类之所以危险和讨厌，便在于他们两面三刀、难以捉摸的作风。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能赢得一切。挽救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故态复萌，重蹈覆辙。

我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因此大家想想，十年以后，当我看到戈洛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书时多么吃惊，他说，赖德律-洛兰向他表示了歉意 ……尽管他知道，赖德律-洛兰和我都还活着，都还健在……难道这不是天才吗！

大会是在1853年11月29日召开的，1854年3月，我以“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17 的名义发表了告驻波兰的俄国将士书，文章短短的，却引起了戈洛温的极大义愤，他给我送来一份抗议书要我发表，抗议书如下：

“我读到了您在报喜节18 写的‘喜讯’。

“它是用‘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的名义写的，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词句：‘我不记得，在俄国哪个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尔松两个人，或者只有您一个人？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它的内容，您也没有把它的原稿给我看过。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态度：我不能保证对于没有要求我提供意见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论是谦逊还是良心都不允许我说，我能把俄罗斯民族的名字与西方民族等同起来。

“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时期内公布：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过您的俄文印刷所印制的任何宣言书。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寻求别的公布方式。

“向您问好。

伊万·戈洛温

1854年3月25日于伦敦

“又，至于是按原信形式发表，还是摘要公布它的内容，这可由您视情况裁夺。”

这抗议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与这个无比讨厌的人脱离关系，公开宣告我们的分歧了。欧洲和波兰人往往从表面上看待俄国（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邻邦，也不在亚洲实行兼并的间歇时期），以致我必须努力十年才能使他们不致把我与这个臭名昭著的伊万·戈洛温混为一谈。

在抗议之后，戈洛温还寄来了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也许，我们分开对共同的事业更有利，只要不把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互相斗争上。”对此我答复他道：

“我认为我必须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谢您，我充分赞赏它的善良意愿：减少在报上的公开争吵。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开更有利。至于您提到的斗争，我从未想到过。我从未首先发难，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反对您的，尤其是我们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应该记得，您现在公开说的话，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间向您提出过。我们的态度、观点和好恶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请您把我们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实，这样，无论您或我，都会感到更为自由。

“这信便是我的答复。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继续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语言或采取任何仇恨的行动。

“祝您一切顺利。

写于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温根本不想与我断绝来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出出气，因为我们发表《告将士书》没有通过他，然后再与我和解，但是我已经不想错过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我的信发出后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寄了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加黑框的纸……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发出的邀请他参加葬礼19 的请柬。这是他从都灵来信后我寄给他的，我还在请柬上写了几句话：“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从不怀疑您有一颗善良的心……”现在就在这张纸上，他写道，他要求与我见面谈谈，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然后说：“这不是为了钱的事。”

我复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决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况他已把这事闹得尽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时光临，悉听尊便。

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态度谦逊而温和。我一再向他声明，我不会对他采取任何敌对步骤，但是我们的观点和态度分歧如此之大，因此见面是不必要的。

“那么您怎么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我没作声。

我们分手时十分冷淡，但很客气。

似乎不致再有什么事了吧？不，就在第二天，戈洛温又给了我下面这封信：20

“（请勿外传）

“今天的谈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您有成立同盟的权利！因此我不想再提出任何争论，希望您也避免可以导致这后果的一切行动。

“在您的新朋友背弃您的时候，您会发现，我始终是忠于您的。

“我的劝告是您应该写信给《广告晨报》，说您不想与他们打笔墨官司，只是因为您鄙视那种分不清爱国者和自由之友与间谍的不同，赞美布鲁诺夫21 而诽谤巴枯宁的愚昧态度。

“我不想来找您，因为现在我得从事比争取同情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您想来看我，我随时欢迎，尤其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有话可以交谈。

伊·戈

1854年4月26日”

到夏季，我迁居里士满，有一段时间没再听到戈洛温的任何消息。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他听人说（他没有说出名字）我在自己家里“取笑他”……因此（像情人一样）要求我退还他在尼斯送给我的画像。尽管我翻箱倒柜忙了半天，还是没有在任何信件中找到这相片。

事情不好办……但没有法子，我只得告诉他，画像丢了。我请我们共同的朋友萨维奇转告他，我没找到，并向他重申，我对他毫无恶意，希望他不要再打扰我。

对此的答复便是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对萨维奇说，如果我写信给您，您可以还给我十镑钱。我本来的安排是尽我所有付给您二十镑，因为您自己在信上说过，您从一百镑中只想接受二十镑。我曾指望我的情况很快好转，只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再过一星期，至多两星期，我就可以把这十镑钱还给您。您说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的要求当作对朋友的恩惠，应把它看作正义的行为。如果您不这么想，便拒绝好了，但不必向您的崇拜者们大谈这事。

伊·戈

8月16日”

我没有答复这封信。不用说，我根本不会托萨维奇谈到任何钱的事。戈洛温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使一个简单的要求变成了一种交易。萨维奇是俄国土壤上生长的、流落在异邦的最有趣的野花之一，关于他，我们在别的地方再谈。

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他猜到，没有复信便是拒绝，当然，他已发觉自己的行为不够谨慎。他有些怕，于是决定以攻为守，在信上对我说，我是“德国人或犹太人”，并退回了我的C信22 ，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您是胆小鬼。”

这以后又来了两封用伪装的笔迹写的信，信中充满了D信23 那样的谩骂。可惜的是这些信一部分已经遗失，不过它们的语气是一致的。

他以为我收到他那封讲我是胆小鬼的信以后，我会派代理人去向他提出决斗，但我关于荣誉的观念确实有些奇怪，与他的截然不同。我觉得，杀死一个比塞塔24 或感化院的候补者，固然没有意思，如果被这个疯子杀死，或成为残疾，他当然要因此坐牢，可是我却要丢下自己的全部工作，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怕他，这太荒唐了……难道既进行恐吓，又不致使被恐吓者丧失荣誉，这便是疯狗享有的特权？

又安静了一个时期，戈洛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在别人的餐桌上吃白食，对着别人大放厥词，向别人借钱。在这时期，他的名誉中仅有的几点光斑也暗淡了，老朋友离开了他，新朋友回避他。路易·勃朗只因朋友们在摄政王大街上看到他和戈洛温在一起，只得向大家表示歉意；米尔纳-吉布森25 终于向他关上了大门；英国的“老好人”，那些全世界最愚蠢的人，也逐渐猜到他不是公爵，也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人，只有站在远处的德国佬，那些只凭书商的图书目录了解他的人，还把他当作“名流”。

1855年2月，一次著名的大会26 准备在圣马丁会堂召开，会议隆重，但并不成功，它的目的是把各国流亡者中的社会主义者与宪章主义者联合起来。关于大会的结果，以及马克思派反对我当选的阴谋，我已在别处详细谈过。这里只谈谈戈洛温。

我不想发表演说，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是为了向它表示感谢，并回绝它的邀请。这是晚上，我走出屋子时在楼梯上遇到一位宪章派人士，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戈洛温在《广告晨报》上的信？我没有看到。楼下是咖啡馆和酒店，而《广告晨报》在任何馆子都能找到，我们走进那里，芬伦27 指给我看戈洛温的公开信，他写道，据他得到的消息，国际委员会选举我为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代表俄国人发表演讲，因此他出于对真理的热爱，不得不警告大会，我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的犹太人，只是出生在俄国，这是“得到尼古拉特别庇护的一个种族”。

读了这则诽谤，我回到委员会，向主席（厄·琼斯）声明，我收回我的拒绝。同时，我给他和委员们看了《广告晨报》，我说，戈洛温完全了解我的出身，他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在撒谎”。“况且犹太人出身不见得便能成为障碍，”我又道，“应该看到，世界创造以后，最早的放逐者便是犹太人——亚当和夏娃。”

委员们哈哈大笑，以主席为首，一致鼓掌接受了我的决定。

“至于你们选举我为委员，我应该表示感谢，但保卫你们的决定，这也是你们的责任。”

“对，对！”大家一致喊道。

琼斯第二天在自己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并写了封信给《每日新闻》：

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

有个低能的民主人士在《广告晨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对赫尔岑先生造谣中伤，这显然别有用心，企图破坏在圣马丁会堂举行的大会。这是幼稚拙劣的花招。大会是各民族根据一定的原则召开的，根本与任何参加的个人无关。但是为了公正地对待赫尔岑先生，我们有责任公开声明：宣称他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给本国放逐的流亡者，这纯属可笑的谣言。至于说他是弗拉维·约瑟夫斯28 和约书亚·挪文29 的种族，这更是无稽之谈，尽管属于这个过去强大、至今仍不弱小的民族，也像属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根本不是可耻和丢脸的事。赫尔岑曾在乌拉尔度过五年流放生涯，从那里脱身后又被逐出了俄国——他自己的祖国。赫尔岑站在俄国民主派文学的最前列，他是俄国流亡者中最先进的，因而也是它千百万无产者的代表。他将参加圣马丁会堂的大会和示威，我们相信，他所得到的接待将向全世界证明，英国人可以同情俄国人民，同时决心与俄国暴君斗争到底。

赫尔岑先生
（致《每日新闻》编者的信）

亲爱的先生：

贵报日前刊出了一封信，它不仅否定了著名的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有权在国际大会上代表俄国民主派的权利，甚至否定了他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权利。

赫尔岑先生已经答复了第二点的指责30 。现在请允许我们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为赫尔岑先生的答复补充几点涉及第一点指责的事实，因为显而易见，赫尔岑先生的谦逊使他不便提出这些事实。

赫尔岑先生二十岁时，由于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被判了刑，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边境，在那里以流放犯的身份生活了七年。第一次流放被赦免后，过了不久，他又遭到了第二次流放。

在那个时期，他的政治小册子、哲学论文和小说作品，为他赢得了俄国文学中第一流的地位。若要说明赫尔岑先生在他祖国的政治和文学生活中占有什么位置，我们只需提出发表在《雅典娜神庙》31 上的文章就可以了，该刊的公正立场是谁也不能怀疑的。

赫尔岑先生于1847年到达西欧后，便在进步人士中占有了一个显著位置，这些进步人士的名字都是与1848年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时起，他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它的目的便是最有利地对沙皇尼古拉和俄国专制政府进行誓死不屈的斗争。

鉴于这些事实，为了使一切民主力量统一在共同的总的路线下，我们不相信，也不能指望，在俄国的革命者中还会找到比赫尔岑先生更正直、更真诚的代表者了。

兹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您问好。

国际委员会主席

书记处：罗伯特·查普曼

康拉特·杜姆布罗夫斯基

阿尔弗雷德·塔朗迪埃32

戈洛温沉默了，去了美国。

我想：“我们总算摆脱了他。他消失在那个充满各种骗子、淘金者和冒险家的汪洋大海中了，在那里他可能成为拓荒者或采金人，赌棍或奴隶主；至于他是发大财，还是死在私刑下，这都与我们无关，只要他不再回来就是了。”但根本不然，过了一年，戈洛温又在伦敦露面了，奥加辽夫遇到了他，没有招呼他，但他走到面前，说道：“怎么，是别人不准您跟我打招呼吧？”说完便走了。奥加辽夫追上他，说道：“不，我是自己主动不想招呼您的。”说完也掉头走了。不言而喻，这立即引起了下面这个照会33 ：

“我正在筹备出版《鞭子》，因此不想与我的敌人们握手言欢，但我也不希望他们制造关于我的各种废话。

“我可以用两句话向您说明我与赫尔岑之间发生的事。我到他的住处去，要求不再争吵。他说：‘不成，我对您毫无好感，请您只管争论好了。’我没有这么做，直到他把我的信原件退还，不肯拆阅时，我才称他德国人。这就像布里斯康为了博得士兵们的一笑，称多尔戈鲁基为德国人一样34 。但是赫尔岑偏要答复，大事渲染，然后不是责备自己，却生我的气。其实这件事根本谈不到什么侮辱。就算我对他的态度不够好，而您对我很好，你们终究不是孪生兄弟，您大可不必如此怒气冲冲，摆出打架的姿态。

戈洛温

1857年1月12日”

我们决定绝对保持沉默。对夸夸其谈、大叫大闹的人，最好的惩罚便是置之不理，表示不屑一顾的冷漠和鄙视。戈洛温又给奥加辽夫写过两次试探性的信，内容既像讽刺又像说笑，这里附的第二封信便是例子，它们毫无意义，只能使人觉得他真的疯了：

“我见到了

俄国书报审查的上帝

我向他保持沉默。35

“我与布德伯格36 吵了两个钟头，他像小牛一样直淌眼泪。

“您希望战斗，您得到了它。

“我与赫尔岑成为仇人已经两三年。这有什么结果？对谁也没有好处！他想决一雌雄！我的‘箭’37 已准备好了！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还是握手好得多！

8月20日于柏林维多利亚旅馆

“又，您在出版您的全集。它们是不是带有死尸的味道，像在丹麦38 一样？”

我们没有理睬他。

不过他真的快疯了。不论精神上、物质上，他的力量逐渐枯竭了；维持他生计的文学买卖已经无利可图。他从事着各种不明不白的活动，但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终于到了穷途末路，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天早上，大概由于已找不到吃白食的地方（戈洛温非常好吃），他写了一封信给帕默斯顿，自我推荐，要为他效犬马之劳（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不久）；给英国政府当密探，他具备各种有利条件，因为他在彼得堡还保持着从前的种种关系，又十分熟悉俄国。帕默斯顿讨厌这个人，命令秘书回答他，子爵对戈洛温先生的建议表示感谢，但目前还不需要他的帮助。这封由帕默斯顿签字的信，戈洛温一直带在口袋里，亲自拿给别人看过。

尼古拉死后，他在一份报上用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辱骂新皇后，过了一天，又在同一份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的文章，用的是真名。我们的朋友考夫曼39 编着一份《石印通讯稿》，揭露了这个花招，于是十多份报刊群起而攻之。接着他向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建议发行一份政府公报。但是布鲁诺夫像帕默斯顿一样，目前还不需要他效劳。

这时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赦罪的请求，而且马上获得了批准，条件是在政府中任职。他有些害怕，开始为职务讨价还价，要求苏沃洛夫40 任用他，后者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总督。苏沃洛夫同意了，但戈洛温没有上任，却写信给戈尔恰科夫公爵，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沙皇请他进国务会议襄赞国事，他勤勉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但是梦不一定都会实现，我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顽童非但没有跨进沙皇的国务会议，而且差点被关进感化院。戈洛温遇到了一个商业经纪人斯特恩，尽管他不名一文，却跟后者一起干起了投机勾当，忘记了早在1846年，他的大名已在巴黎证券市场上作为一个作弊的骗子公布过。他想欺骗斯特恩，却被斯特恩骗了。戈洛温便故伎重演，在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关于斯特恩的文章，还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斯特恩勃然大怒，向法院提出控告。戈洛温接到传票，大惊失色，便找律师商量，他怕坐牢，怕大笔罚金，也怕张扬出去。律师建议他在和解书上签字，表示全部收回说过的话。律师也签了字，证明无误，谁知斯特恩用石印复制调解书后，分发给了自己的和戈洛温的朋友。我也拿到了一份：

“亲爱的先生：由于您根据我口头或书面发表的一些玷污您人格的话，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了申诉，同时由于您通过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表示愿意撤销诉讼，只要我能支付诉讼费，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并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悔改——总之，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求您相信，如果我所说的或所写的东西有哪里得罪了您，那么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对我做的这些事非常后悔，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此致

斯特恩先生

证人：H·恩普森律师

伊·戈洛温

1857年5月29日

在伦敦埃格蒙特广场4号”

这以后，他在伦敦再也混不下去了……他离开了这里，还带走了一大包没有付清的账单——裁缝账，鞋匠账，酒馆账，房饭钱……他去了德国，突然在那里结了婚。他在当天就用电报把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报告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他靠妻子的嫁妆过了两年，一面在报上写些小文章，大谈天才娶了个平凡的女人如何不幸，因为她一点也不了解他。

后来我有五年多没再听到他的消息。

波兰起义开始时，他又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波兰和俄国的朋友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他们等待着！”我没有回答。

到了1865年初，我在巴黎遇见了一个弯腰曲背的老人，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帽子破旧……天刮风，非常冷……我是去大仲马家参加朗诵会……朗诵会也阴沉沉的没有生气。老头子把头缩在衣领中，走过我身边时没有看我，只是低声叨咕：“一切结束了！”然后又朝前走去。我站住了……戈洛温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没有回头，我也走了。后来我又在伦敦街头遇到过他两次，我总是站下来看他，有一次他嘟哝道：“多么可恶！”另一次似乎在自言自语，大概是咒骂什么，但我没有听清；他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懒得在街上跟他打交道。后来他对萨维奇和萨瓦什凯维奇41 说道，他遇到了我，骂了我一顿。我听后没有作声。

“戈洛温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问我以前提到过一次的戈雷斯基42 。

“他的境况不妙，在做旧货生意，兑换外币，收购一些蹩脚画卖给傻瓜骗钱，不过大多是他自己受骗……他老了，喜欢唠叨，有时写写文章，但哪里也不肯登；您的成功使他不能宽恕您……常常肆无忌惮地骂您。”

此后我们已没有任何来往。但这几年中，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会突然收到他一封信……有时是根据某些波兰人的劝告，提议与我和解，有时却把我骂上几句。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不论多么索然无味，我还是打算写下我们交往的经过；为此我又打开了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些信。正当我提起笔来写了开头几行，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这是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我很少来打扰您，但是我听说您‘洗手不干了’，走下了您的钟楼。

“可是我认为，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就应该干到底。

“您的财力使您可以出版《警钟》，不怕亏本。如果可以，请发表附在这里的信。

戈洛温”

致《莫斯科新闻》编者卡特科夫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我既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父名，我只知道您对波兰人充满着盲目的仇恨，您不承认他们是人，也不承认他们是斯拉夫人；我还知道，您对欧洲问题一无所知。

人们对我说，您的刊物上有一句话：“德尔普特的笔杆子怜悯俄国，因此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怜悯俄国，怜悯它的军警统治和倒行逆施，怜悯它的贵族——他们不得不制造假钞票，假彩票，以致目前出现了三张可以兑换十万卢布的中彩奖券，谁也不能认出哪一张是真的——我怜悯酗酒的农民，营私舞弊的官员，胡言乱语的教士。但是我知道，在俄国生活并不美好。

皇上可以不准把我在大学里得到的愚蠢学衔写在护照上，但是他不能不准我把“光明磊落”这个称号写进我的履历表中，它会一直留在那里，因为笔写的东西是连斧头也砍不掉的。

我的祖国被当作政治财产给剥夺了；但是我明白，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俄国人，而为人类服务，比为国家服务范围广泛得多，后者只是强加给我的任务。

在我的眼睛中，我不是堕落，而是上升了。我听说，如果我回国，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但是必须把我的血放干，我的头脑才会丧失作用——尽管在北纬五十三度以外的地方，对有头脑可以丧失的人，是经常采用这种手术的。

冒渎之处万望鉴谅。

伊万·戈洛温

1866年2月1日于巴黎

1  戈洛温从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841年出国，写了一些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文章，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满，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服苦役。从1848至1853年，赫尔岑与他尽管思想上有严重分歧，赫尔岑仍认为他是揭露专制暴政的同路人。但从1855年起，戈洛温开始向俄国政府献媚，要求它允许他回国，并与第三厅有了接触。

2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

3  法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成员。

4  雅·托尔斯泰（1791—1867），俄国官员，后来出国，拒绝返回俄国。1837年为了取得沙皇政府的宽恕，与第三厅建立了联系，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

5  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军，1813年后为俄军服务，后居住巴黎，但无法证明他为俄国政府从事间谍工作。

6  卢比孔河是古代意大利与高卢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恺撒驻军高卢，罗马元老院禁止他渡过卢比扎河，恺撒不顾禁令，依然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起了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内战。因此所谓越过卢比孔河，即跨出决定性的第一步。

7  斯拉夫派理论家。

8  罗特克（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30至1840年德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9  俄国反动政论家。

10  戈洛温于1845年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俄国贵族享有特殊权利，因此沙皇政府对他和巴枯宁的缺席审判是非法的。

11  《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

12  俄国当时的外交大臣。

13  顺便谈一下他的弟兄们。其中一个是骑兵将军，曾得到过尼古拉的特别青睐，因为在12月14日他表现不坏。他去找杜贝尔特，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快死了，她给她的儿子伊万……就是那个不幸的人……写了几句告别的话。信在这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杜贝尔特笑了笑，亲切地对他说：“把信送到邮局去就是了。”——作者注

14  法国警察不能宽恕他玩的一个花招。1849年初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示威活动。总统，即拿破仑三世，骑了马巡视各林荫道。突然戈洛温冲到他面前喊道：“共和国万岁！”“打倒内阁！”拿破仑咕哝道：“共和国万岁！但内阁怎么办呢？”“撤换他们！”戈洛温说，向他伸出了手。过了五天，内阁没有撤换，戈洛温在《改革报》上发表了自己与总统会见的经过，接着说，由于总统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得收回自己与总统的握手。警察没有作声，过了几个月，在6月13日找到了把柄，便驱逐了他。——作者注

15  英国激进主义者，支持波兰解放运动。

16  这是别林斯基1846年2月给赫尔岑的信中的话。

17  指“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18  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3月25日，天使在这一天报知耶稣将诞生的喜讯。赫尔岑的《告俄国将士书》后面记有“写于3月25日报喜节”等字。

19  指赫尔岑的妻子的葬礼。

20  《广告晨报》正是在那个时候落进了卡·布林德和马克思之流的德国民主派手中，它登出了一篇愚不可及的文章，企图证明我宣传的观点与俄国政府是一致的。戈洛温提出了这些美好的劝告，可惜他自己后来也采用了这种手法，而且也是发表在《广告晨报》上。——作者注
按：《广告晨报》于1854年4月24日发表了署名“民主者”的文章，对赫尔岑的文章《旧世界与俄国》作了猛烈抨击，认为它宣扬了泛斯拉夫主义观点。

21  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2  这是赫尔岑准备写这部分时对一些信的编号，但后来这些信没有完全采用。A信即前面戈洛温8月16日的信（在这信中，戈洛温故意把相片的事与钱混在一起，似乎成了赔偿，实际却是讹诈），B和C信是赫尔岑写给戈洛温的。在C信中，赫尔岑指出，戈洛温一面声称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一面又向他借钱，由于得不到答复，便老羞成怒，无理取闹，企图惹怒赫尔岑，提出与戈洛温决斗。

23  指1854年8月12日戈洛温给赫尔岑的信。

24  巴黎的疯人院。

25  英国内阁大臣。

26  这是一次纪念二月革命的大会。

27  英国宪章主义者。

28  约瑟夫斯（约37—约100），犹太著名历史学家。

29  《圣经》中的传说人物，据说他继摩西之后成为犹太人的首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方，见《约书亚记》。

30  指赫尔岑给《广告晨报》的信，这信驳斥了戈洛温的诬蔑。

31  英国一份著名的文学评论周刊，该刊于1855年1月发表了评论赫尔岑的作品的文章。

32  查普曼是英国宪章主义者，杜姆布罗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塔朗迪埃是法国流亡者。

33  下面是戈洛温给奥加辽夫的信。

34  布里斯康和多尔戈鲁基都是俄国的官员，曾先后主持陆军部工作。

35  这是仿照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诗《俄国的上帝》中的诗句改写的。

36  布德伯格（1817—1881），俄国驻巴黎大使。

37  指戈洛温准备出版的杂志《箭》。

38  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丹麦。

39  德国新闻记者，他的通讯稿专为各报提供稿件。

40  苏沃洛夫（1804—1882），俄国将军。

41  波兰流亡者。

42  波兰流亡者。

第八卷
断　片
（1865—1868）

第一章

杂拌儿

1.瑞士风光1

十年前，在隆冬一个潮湿寒冷的夜晚，我途经干草市场2 ，碰到了一个黑人，他大约十七岁，光着脚，没穿衬衫，仿佛他仍在热带得脱下衣服，不是在伦敦得穿上衣服。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向我讨钱。过了两天，我又遇到了他，后来又一再见到他。最后，我与他开始搭讪。他讲的是不纯粹的英国西班牙语，但是意思清楚，不难理解。

“你还年轻，”我对他说，“身强力壮，为什么不找工作做？”

“没有人肯雇我。”

“为什么。”

“我在这里没一个熟人，谁也不会替我担保。”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船上来的。”

“什么船？”

“西班牙船。船长老是打我，我逃走了。”

“你在船上干什么？”

“什么都干：刷衣服，洗碗，打扫船舱。”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可是你会冻死饿死的，至少一定会生病。”

“我有什么办法呢？”黑人绝望地说，全身冷得瑟瑟发抖。

我想：“算啦，管它呢，反正我不是第一次干傻事了。”

于是我说：“跟我走，我给你住的和穿的，你可以给我打扫房间，生壁炉，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只要你好好干，规规矩矩。如果不愿意，我不勉强。”

黑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没过一星期他就胖了，干活勤快，一个人抵四个人。就这样，他在我那里过了半年；后来，一天晚上，他来到我房门口，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怎么回事？”

“现在够了，我得走了。”

“是谁欺侮了你？”

“哪儿的话，我对一切都很满意。”

“那么你要上哪儿？”

“随便什么轮船都可以。”

“为什么？”

“我想念轮船，我不能离开它，如果留下，我一定干不好，我需要海洋。我要到船上去，然后再回来，但是现在够了。”

我尽量劝他留下，他继续住了三天，第二次提出，他办不到，他必须走，现在够了。

这是春天。到了秋天，他又穿得像热带人一样来了，我又给了他衣服；但不久，他便干了各种坏事，甚至威胁要杀死我，我不得不把他赶走了。

最后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完全同意黑人的观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老是在一条车辙里走路，我有时也会产生“现在够了”的感觉，必须换个地点，呼吸些新鲜空气，看到一些新的脸……然后心情才会舒畅，这看来奇怪，但是事实。旅途的表面印象对调剂精神还是有益的。

有的人倾向于内省式的调剂，他们或者借助于强大的想象力和摆脱外在环境的能力（这要靠一种接近于天才和疯狂的特殊气质），——或者借助于鸦片和酒精做到这一点。例如，俄国人往往喝了一两星期酒，然后才清醒过来，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宁可让整个身体活动，而不是只让头脑活动，宁可在世界上转悠，而不是在头脑中转悠。

也许这是因为我喝醉以后总觉得很不舒服。

1866年10月4日，我在纳沙泰尔3 湖畔一家简陋旅馆的小房间里便是这么想的。在那里我觉得十分自在，仿佛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这便是我的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奇怪，我开始感到需要孤独，尤其是安静了……院子里相当温暖，我打开了窗……周围万籁俱寂，城市，湖泊，靠岸停泊的小船，一切都进入了梦乡；船仿佛还在轻轻呼吸，从隐约可闻的吱吱声和微微晃动的桅杆中都可感到这一点；桅杆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但始终不会失去平衡……

……知道没有人在等你，没有人会来找你，你可以安心做你要做的事，也许甚至是死……也没有人会干涉，跟谁都无关……这是既可怕又愉快的。我无疑在开始变得孤僻，有时甚至恨自己没有勇气过世俗的隐士生活。

只有在孤独中，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干扰——这是一件大事。一旦感到厌烦，疲倦，他可以立即拿起帽子，找人闲聊，一起休息。只要走到街上，那里便有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永无尽头、变化不定、又永远不变的人流，它五光十色，像天上的彩虹，又像灰白的浪花，整天熙熙攘攘，嘈杂喧哗。你像艺术家一样欣赏着这生活之流，仿佛在参观画展，这正因为你跟它没有利害关系。一切都与你无关，你无求于人，也不需要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到十一点已饥肠辘辘，于是走进一家大饭店吃早餐——昨晚这里客满了，我未能借到房间。餐厅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个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是最近刚在形成的一种新典型：高大，臃肿，白皮肤，淡黄头发，满身肥肉，看来，如果宽松的大衣和质地柔软的裤子允许，他还会像温室中的肉冻一样融化扩大。这一定是哪个股票大王的儿子，或者共和帝国的贵族。他吃得没精打采，似乎对自己的早餐毫无胃口，只是在完成任务；由此看来，他已吃了好久，有些厌倦了。

这个典型从前在法国几乎并不存在，它是在路易-菲力普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直到最近十五年才终于兴旺发达。它面目可憎，令人厌恶，不过法国人也许还以此为荣。饭馆酒肆中的享乐生活，不致使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体型像法国人那么变丑。福克斯们和谢立丹们背地里都能吃能喝，然而他们还是原来的福克斯4 和谢立丹5 。法国人只有在筵席的文学方面，才既能显示他们精于饮食之道的深刻知识和制定菜名的雄辩口才，又不致自食恶果。在谈到宴会、调料、口味时，没有一个民族会讲得那么多；但这无非是玩弄辞藻，舞文弄墨。实际的暴食和纵酒却害苦了法国人，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体受不了。法国人在五花八门的风流韵事中能保持原状，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这种情欲符合他们的民族气质——爱情既是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长处。

“您要甜食吗？”堂馆问法国人，显然对他比对我们格外尊敬。

那位年轻先生这时正把食物装进肚里，因此慢条斯理地抬起忧郁而困倦的眼睛，对堂馆说道：

“我还不知道。”然后想了想，又道：“一客糖梨！”

英国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都在报纸的屏风后面一声不吭地吃着，现在突然抬起了头，说道：

“我也要一客！”

堂倌端来了两客糖梨，给了英国人一客；但英国人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了抗议：

“不对！我只是要点喝的东西！”6

原来他只是想喝点什么。喝完后他站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是孩子穿的夹克衫或羊毛短上衣，淡棕颜色，下面是浅色紧身裤，靠近皮鞋的裤管全都皱了。夫人也站了起来——她的身子是慢慢升高的，站直以后便变得非常高；然后她挽着矮丈夫的胳臂走了。

我不禁含笑目送他们出门，但毫无恶意；在我看来，他们还比我旁边那位先生（在夫人离开后，他已解开了坎肩上的第三颗纽扣）顺眼十倍。

巴塞尔

莱茵河是天然的分界线，但它什么也没分开，只是把巴塞尔分成了两部分7 ，而这两部分同样枯燥乏味，难以言喻。这儿的一切都笼罩在三重的枯燥（德国的，商业的，瑞士的）中。毫不奇怪，在巴塞尔构思的唯一艺术品是《死的跳舞》8 ；这里除了死者，没有人快活，尽管德国居民热爱音乐，那也是庄严的宗教音乐。

这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大家经过这儿，但是谁也不愿留下，除了经纪人和较高级的货车租赁业者。

住在巴塞尔，不特别爱钱是不可能的。不过，瑞士城市的生活一般都是枯燥的，其实也不仅瑞士，一切小城市莫不如此。巴枯宁说：“佛罗伦萨是个美妙的城市，像一块甜甜的蜜饯……吃时觉得好极了，但过了一星期，你看到甜食就会觉得腻味。”这一点也不错，既然这样，对瑞士的城市还有什么好说的？莱芒湖畔本来是平静而美丽的地方，但自从在韦维到韦托一带建起了一个个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庄园，里面住满了从俄国来的地主家庭，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9 的灾难中破落了的人们，这样，那地方对我们就没意思了。

洛桑

我是路过洛桑。在洛桑，除了土著居民，都是过客。

外地人不在洛桑居住，尽管它的周围风景优美，尽管英国人发现过它三次，一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一次是在吉本10 生前，还有现在——他们在这里盖起了房屋和别墅。但旅游者只在日内瓦居住。

想起日内瓦，我便会想起一位非常冷峻而枯燥的伟人，一种非常冷峻而干燥的朔风，那人便是加尔文11 ，那风便是北寒风12 。这两者都叫我不能忍受。

每个日内瓦人身上都残留着北寒风和加尔文的影子。从他出生之日，成胎之日起，甚至更早，这两者便在影响他的精神和肉体，风是从山上吹来，而加尔文思想则来自祈祷书。

确实，这两股寒流的痕迹，结合不同的边境地区和交界地区——萨伏依的、瓦莱的、尤其是法国的一些特征，便构成了日内瓦人的基本性格，它显得美好，但并不特别惹人喜爱。

不过我现在要写的只是旅途印象，在日内瓦，我是居住。关于它，我得留待将来，在保持艺术距离的时候再写……

我在晚上十时到达了弗里堡……立即前往佐林格旅馆。还是那个在1851年迎接过我的戴黑丝绒小圆帽的老板，那张既恭敬又倨傲的端正的脸，那副像俄国的典礼官或英国的守门人的神气。他走到公共马车前面，欢迎我们的到来。

……餐厅也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些红丝绒面子的折叠式四方小沙发。

在弗里堡，十四年就像十四天！它引以为荣的仍是教堂讲台上的大风琴，仍是那座铁索桥。

新的时代气息，那变化不定的、冲破一切樊笼的、1848年的二分点风暴13 掀起的惊涛骇浪，很少触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僻处一隅的城市，如耶稣会的弗里堡和虔诚派的纳沙泰尔。这些城市也在前进，但迈的是乌龟的步子，它们也在变得美好，但在我们眼中它们落后了，它们仍穿着石板的老式衣服……当然，过去的生活中也有不少东西并不坏，也更稳固和舒适，但那只是为少数高等人士准备的，正因为这样，它们并不适合大多数新兴阶级的需要——这些人还没有成为命运的宠儿，对生活的要求也还没有那么难以满足。

不用说，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新发明每日不断，办法也简便易行，可以自由而广阔地安排新的生活。但是西方人一旦取得了地位，便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一般说来，他们受到的指责主要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那就是贪图舒服，以及人们所说的养尊处优。对于他们，这与其他一切一样，只是陈词滥调和空话。既然他们可以建立没有自由的自由制度，为什么不能在狭隘简陋的生活上建立光辉的社会呢？当然，例外是有的。在英国的贵族，法国的茶花女，当今的犹太王公大人中，阔绰的生活比比皆是……但这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勋爵和银行家可能身败名裂，茶花女也可能没有后代。我们谈的是整个世界，是一般的芸芸众生，是今天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合唱队和芭蕾舞的群舞演员，不包括斯坦利勋爵14 那样一天有二万法郎收入的父亲，也不包括前几天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跳进泰晤士河自杀身亡的十二岁孩子的父亲。

发了财的老市民喜欢谈论舒适的生活条件，对他说来，这一切还是新事物，他觉得他是老爷，它们是为他存在的，“他有力量这么生活，这不致使他破产。”他以金钱为荣，知道它们的价值和易于消失，可是他们的前辈财主不相信金钱可以消耗，也不理解它们的价值，因此他们败落了。但他们是在高雅的情趣中败落的。“资产者”则认为，大量享用积累的资金没有多大意思；因陋就简、省吃俭用的传统生活习惯依然保存着。他们自然也会花大钱，但不是花在必要的地方。站柜台出身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养成阔绰的手面和豪华的作风，还没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一切都是买卖，很自然，他们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多的利润和收入，赚钱第一。“房产业主”的本能便是减少房间的面积，扩大房间的数目，莫名其妙地缩小窗户的大小，减低天花板的高度；他要利用每一个角落，以至剥夺租户和自己家庭的居住面积。那个角落对他并无用处，但万一必要，他便得从别人那里夺取这个空间。他宁可拥有两间不方便的厨房，不愿建造一间完善的厨房；他为使女造的顶楼既不能工作，也不能转身，而且十分潮湿。为了补偿光线和空气的不足，他把房屋的外表粉刷得漂漂亮亮，在客厅中放满了家具，还在屋前造了花坛和喷泉——给孩子、保姆、狗和雇工制造的麻烦。

吝啬没有完成的危害，由迟钝的头脑完成了。科学从日常生活的浑浊池塘中穿过，不会与它同流合污，但随处留下了自己的财富，然而卑微的船夫不善于捡取它们。一切利益落进了大商人手中，其他人只能得到点滴的油水。大商人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可是个人生活依然在他们的蒸汽机车旁边，靠古老的马车和驽马缓缓前进……不冒烟的壁炉只是理想，日内瓦的一个房东安慰我道：“这壁炉只在刮大风时才冒烟”，那就是正好在最需要生壁炉的时候，而大风仿佛是偶然现象，或者新近才发现的，在加尔文出生以前没有刮过大风；在法齐去世以后也不会再刮大风。看来在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一到冬季就得赶紧写遗嘱，就像从前人们从巴黎前往马赛得写遗嘱，到了四月中旬便得上伊威尔圣母大教堂做祈祷一样。

这些人会说，他们管不了这些生活琐事，他们有许多别的事要做，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冒烟的壁炉，既能开门也能划破手指的钥匙，以及过道上的臭味等等，但是我要问，他们忙的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其实没有 ……他们只是这么讲讲，借以掩饰他们难以想象的空虚和无聊……

在中世纪，人们的生活恶劣不堪，钱都花在毫无必要的、不能增进舒适的大建筑物上。但是中世纪对舒适还没有要求——相反，他们的生活越不舒服，越接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奢华表现在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宏伟壮丽上，在这方面他们是毫不吝惜，毫不小气的。那时的骑士建造的是城堡，不是宫殿，选择的也不是四通八达、道路平坦的地点，而是无法通行的山岩峭壁。现在已不必防备盗匪，也没有人再相信装饰教堂可以拯救灵魂；循规蹈矩的和平居民抛弃了大会堂和市政厅、反对派和俱乐部；热情和迷信，宗教和英雄主义，这一切都让位给了物质福利，但正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毫无成就。

在我看来，这一切不是吉兆，也未可乐观——仿佛这个世界是生活在期待中，只等脚下的土地自动提供一切，它不想建设，而是浑浑噩噩，苟且度日。我不仅从人们忧心忡忡、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害怕严肃的思想，回避对现状的各种分析，只想忙忙碌碌，陶醉在表面的成就中，这都是它的表现。老人甚至准备玩洋娃娃，“只要不致触及思想就好”。

时髦的止痛膏药是世界博览会。膏药与病痛一起构成了一种间歇性的热病，只是重心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15 一切都在移动，在水上、在陆地、在空中移动，花钱，赚钱，参观，厌倦，为了取得成功，生活变得更不舒服——什么成功？管它什么，成功就是成功。仿佛三四年中一切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仿佛有了铁路，一切就非得从这里搬到那里不可，房屋，机器，马厩，大炮，什么都运来运去，差点把花园和菜园也搬上火车……

……等展览会开厌了，于是又开始打仗，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但求在天边不致再看到不祥的黑点 ……

2.旅途闲话和饮食店中的同胞情谊

“去安德马特还有位子吗？”

“也许还有。”

“是轻便长途马车吗？”

“也许是，您十点半来看看……”

我看看表——三点差一刻……我怨气冲天地坐在咖啡店门前的长凳上……人声嘈杂，行李在地上拖过，马被牵来牵去，毫无必要地把石板蹬得达达直响，饭店的堂倌在向旅客招揽生意，太太们在旅行袋里找东西……嘎吱嘎吱……一辆驿车驶走了……嘎吱嘎吱……又一辆驿车驶走了……广场空了，一切都运走了……天气闷热，阳光刺眼，石板白花花的，一只狗躺在广场中心，蓦地气呼呼地跳了起来，跑进阴影中。胖老板穿一件衬衫坐在咖啡店门口，不停地打瞌睡。来了一个卖鱼的女人。老板露出恶狠狠的神情问道：“鱼什么价钱？”卖鱼的讲了价钱。老板吆喝道：“混蛋！”女人也吆喝道：“土匪！”“滚开，臭婆娘！”“土匪，你想抢鱼不是？”“喂，三文提一磅，怎么样？”“贪心不足，让你不得好死！”老板拿了鱼，女人收了钱，和睦地分手了。这些咒骂只是一种公认的形式，跟寒暄差不多，我们已习以为常了。

狗继续睡大觉，老板送走了鱼，又打他的瞌睡，太阳热烘烘的，没法再坐下去。我走进咖啡店，拿了一张纸，想写点什么，但是写什么呢？……描写高山和深谷，花草和光秃秃的岩石——这一切在导游手册中早已有了……不如写些无中生有的事。随口胡扯——这是一种休息，谈天中的甜点、调料，只有理想主义者和爱好抽象思维的人才不喜欢……但是胡扯什么呢？……当然，最符合我们的爱国心理的题目是谈我们可爱的同胞们。他们到处有的是，尤其在高级旅馆里。

俄国人还是像从前一样极容易识别。尽管旅游者多如牛毛，先天存在的种族特征还是一目了然。在别人低声谈话的地方，俄国人却哇啦哇啦，在别人哇啦哇啦大声讲话的地方，俄国人又一言不发。他们扯开喉咙大笑，可是讲起笑话来却嘁嘁喳喳；他们跟堂馆一下子就成了老朋友，可是对那里的顾客却不理不睬。他们吃东西用刀；军人都像德国人，区别只是那个后脑勺显得特别傲慢，头发又短又硬，跟鬃毛似的；夫人们在火车和轮船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像英国女人在饭店等等地方一样。

图恩湖成了我们的高等旅游者汇集的地方。旅客登记簿好像是从《备忘手册》16 上抄录的：大臣和巨头，形形色色的将军，甚至秘密警察的头子都有。官员们带着老婆孩子，在旅馆的花园里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在旅馆的餐厅里享受大自然的赏赐。英国夫人遇到英国夫人便问：“您是通过格米或格里姆塞尔17 来的吧？”俄国夫人遇到俄国夫人便问：“您是住在少女旅馆或维多利亚旅馆吗？”英国夫人说：“那便是少女峰18 ！”俄国夫人则说：“那便是财政大臣赖特恩19 ！”……

“停靠二十分钟，停靠二十分钟……”

旅客们纷纷下车，拥进食堂，抢了座位，匆匆吃饭；虽说二十分钟，铁路站长必然占去你五六分钟，还用可怕的铃声来影响你的胃口，拼命叫喊：“快上车！”

进来一个穿黑衣服的高大太太和穿浅色衣服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又进来一个神色腼腆、行动拘谨、穿得可怜的少女，手里提着各种包裹和箱子。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角上，坐了下去——几乎就在我的旁边。眼睛犀利的堂倌发现了她，马上托着一盘烤牛肉，像老鹰一般飞也似的扑到她面前，问道：“您要什么菜？”她回答：“不要什么。”这时一个英国牧师正好喊他，他便朝他跑去……但是一分钟后，他又奔到她跟前，挥着餐巾，问她：“您要什么菜？”

姑娘嗫嚅着，涨红了脸，站了起来。我的心像给扎了一针。我想请她吃点什么，但又不敢造次。

我正在犹豫时，穿黑衣服的夫人抬起眼睛，在餐厅里打量着，她看到了姑娘，便伸出一根手指，叫她过去。她走近后，夫人指指孩子们吃剩的汤，于是姑娘便站在坐着的旅客中间，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下，羞涩地、慌张地吃了两匙汤，放下了盘子。

“各位旅客，凡是去乌廷根、蒙特锡昂和东恩图的，请上车！”

大家毫无必要地争先恐后拥向了车厢。

我不能沉默，对一个堂倌（不是那只老鹰，是另一个）说道：

“您看见没有？”

“怎么没看见，他们都是俄国人。”

3.在阿尔卑斯山那边

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纪念碑性质，与它们的荒凉面貌，终于使人生厌了。现代人在那里感到不自在，仿佛坐在戏院中不舒适的包厢里，观看舞台上雄伟的布景。

那里的生活并不平衡，也不单纯和便利。调子是高昂的，一切都像在朗诵，而且是意大利人的朗诵（凡是听过朗诵但丁作品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显得不自然，仿佛莫斯科的哲学家或德国渊博的艺术家在刺刺不休；一切都似乎站在高不可攀的顶点俯视着你。这种人为的紧张与从容自若是不相容的，好像随时会出现一场辩论和道德说教。长年累月的高昂情绪令人厌倦和烦躁。

人并不希望永远惊叹，永远精神兴奋，也不希望老是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老是感动，思想老是飞往遥远的过去，可是意大利却要人停留在最高的音域中，总是提醒大家，它的街道不是普通的街道，而是名胜古迹，它的广场也不仅仅供人走路，它们是供人研究的。

同时，意大利特别美好而伟大的一切（也许到处如此）都是接近疯狂和荒谬的——至少令人想起童年时代……西尼奥拉广场20 ，这是佛罗伦萨人民的童年时代——米开朗琪罗老爹和切利尼大叔赐予它的大理石和青铜玩具，21 都被它随意排列在广场上，那里曾多次流血，决定它的命运——然而这与大卫或珀尔修斯都毫无关系……这里有一座水上城市，梅花鲈和河鲈可以在它的大街上畅游……也有一座山洞岩石构成的城市，人们必须像潮虫或蜥蜴那样，在狭窄的峡底，在迂回曲折的宫殿似的悬崖峭壁中间爬行和走动……这里还有一个大理石的别洛韦原始森林22 。谁的头脑能够想象那个被称作米兰大教堂23 的石造大森林，那个钟乳石的山岭？谁又敢实施疯狂的建筑师的这种梦想？……谁又肯为它花那么多钱，那计算不清的钱！

人们总是为不必要的事物耗费精力。对他们说来，最宝贵的便是他们幻想的目标。这比活命的面包，比个人的私利更重要。利己主义和人道精神一样，是需要培养的。幻想对人的吸引力却不需要培养，不需要理性的帮助。信仰的时代是奇迹的时代。

一个较新、较少历史性和装饰性的城市是都灵。

“它给人的印象好比一篇散文。”

是的，然而生活在这里比较轻松，因为这只是一个城市，不是靠回顾自己的历史存在的，它是为日常生活，为现实存在的，它的街道不是考古博物馆，不能随时给我们提供死亡的纪念物；但是看到那些勤劳的居民，看到他们像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一样严峻的表情，你便会发觉，这些人比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更坚毅强壮，也许还比热那亚人更富于生命力。

不过我不太了解热那亚人。这些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他们在你眼前总是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跑东跑西，匆匆忙忙。通往海边的巷子里人们熙熙攘攘，但是待在那儿的不是热那亚人，这是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航行的水手、轮机长和船长。铃声从这儿那儿响起，开航了！开航了！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蠕动，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

4.再谈德国人

……倾盆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不能出门，又不想工作……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海涅通信集》，两卷。这是救星。我买了书，一直读到天放晴为止。

从海涅写信给摩泽尔24 、伊默尔曼25 和瓦恩哈根26 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

奇怪的是，从1848年以后，尽管我们总是后退，总是让步，抛弃了一切，蜷缩在一边，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我们更接近了地面，站得低了一些，也就是站得更稳了，地也犁得更深了，工作不那么动人，那么光辉，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工作。反动阵营的堂吉诃德们捅破了我们不少个气球，氢气像烟一般飘走了，飞艇坠落了。我们不再充当上帝的天使，弹着五弦琴，唱着预言之歌，在天空中飞翔，而是攀附在树木和屋顶上，尽量靠近大地母亲的怀抱。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 ，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 ，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 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 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 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 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 。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

他的个人尊严感只限于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上没有烟草味。不应该为此责备他。这感情不是德国人的，不是犹太人的，不幸，也不是俄国人的。

海涅讨好普鲁士政府，通过它的大使，通过瓦恩哈根，向它献媚，同时又咒骂它。34 他奉承巴伐利亚国王，又讽刺挖苦他，他对德国的“最高”议会更是恭维备至，又用刻毒的嘲笑抵偿自己在它面前的不体面行径。

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1848年在德国爆发的学究式革命火焰，为什么瞬息之间便告熄灭吗？它也只是属于文学上的，像克罗尔花园中放的焰火一样，立即烟消云散了，它的领导人大多是教授，它的将军是语文学家，它的战士是穿高筒皮靴、戴圆形软帽的大学生，一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胆量和书本的勇气中走进广场时，他们便背弃了革命事业。

除了个别几个执迷不悟、流连忘返的工人以外，人民不会跟这些脸色苍白的领导人走，对他们说来，这些人始终不是自己人。

在战争35 爆发前一年，当俾斯麦正磨刀霍霍，加紧迫害格拉博36 一伙人时，我问柏林一个左翼代表：“你们怎么能容忍俾斯麦的一切侮辱呢？”

“我们已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你们应该学政府的样，试图越出这个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向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拒付捐税吗？……这是梦想……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走，支持我们……这只能暴露我们的软弱，让俾斯麦取得新的胜利。”

“好吧，那我也只得像你们的主席一样，要你们对每一个侮辱逆来顺受，在三呼吾王万岁之后，乖乖地回家了！”

5.阴间和人世

Ⅰ．阴间

“阿道尔芬别墅……阿道尔芬？……这地方怎么样？……阿道尔芬别墅，大小套间齐全，花园，面临大海……”

我走了进去；一切显得整齐清洁，树木，花草，院子里有一些英国孩子，那种胖胖的、圆圆的、脸色红润的孩子，会使你不由得衷心希望他们永远不要遇到吃人魔王的孩子……出来了一个老婆子，问我什么事，我说了缘由；开始谈话时，她先向我声明，她不是女用人，“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阿道尔芬太太到医院或养老院去了，她是养老院的女施主。然后她带我去看“非常舒适的房间”，在社交季节，这还是第一次没人居住，今天早上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公爵还来看过房子，因此那位“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老婆子，劝我不要错过机会。我为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和偏爱，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是德国人吗？”

“是的。先生您呢？”

“我是俄国人。”

“那太好了，我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很久。说真的，这么好的城市再也没有了，永远不会有了。”

“我听了很高兴。您离开彼得堡好久了吧？”

“对，不少日子了，我们在这儿至少已住了二十年。我从小就跟阿道尔芬太太是朋友，后来也从不想离开她。她不大关心家务，一切都很乱，需要有个人照料。我的保护人买下这个小小的乐园之后，马上从不伦瑞克写信给我……”

“您住在彼得堡什么地方？”我突然问她。

“哦，我们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那儿住的全是大官和将军。我好几次见到故世的皇上坐了马车或一匹马拉的雪橇经过，那么威严……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

“您住在涅瓦大街，海军大街？”

“哦，不是涅瓦大街的街面上，是在它旁边，警察桥附近。”

我想：“够了，够了，我知道了。”于是请老婆子转告，我会来跟阿道尔芬太太商谈房子的。

每逢我见到旧时代的残余，破败的古迹，总不免感触万端，不论那是维斯太37 庙，还是其他神庙，都一样……“出于友谊”的老婆子陪我穿过花园，直送到大门口。

“哦，我们的邻居，他也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她向我指指一幢粉刷得漂漂亮亮的大房子，现在门口有一块英文牌子：“大小套间出租（带家具或不带家具）”。“您一定知道弗洛里安尼吧？他是宫廷理发师，住在米里翁大街附近，只因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受到牵连，差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您知道，有时因为心地太忠厚也会遭到飞来横祸。”

我想：“看来她非把弗洛里安尼和我扯在一起不可，好像我是他的‘难友’似的。”

“对，对，现在我有些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件事，它牵涉到主教公会的总检察官，另外还有一些神学家和近卫军军官……”

“瞧，他来了。”

一个干瘪的、掉了牙齿的小老头走到了门口，他戴一顶水手或儿童戴的小草帽，帽顶围一条蓝绶带，身穿浅绿色短大衣和条纹裤子……他抬起枯涩迟钝、没有生气的眼睛，向“出于友谊”的老婆子点了点头，薄薄的嘴唇在翕动。

“要我叫他过来吗？”

“不必了，谢谢您……我目前不能见他，您瞧，我连胡子也没刮……再见。哦，请问，我有没有弄错，弗洛里安尼先生应该得过红绶带吧？”

“对，对，他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

“一颗美好的心！”

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们喜欢把已死和刚死的人带到阴间，让他们在那里谈天说地拉呱儿。在我们的现实主义时代，一切都在地上进行，甚至把一部分阴间也搬到了人间。爱丽舍田园38 伸展到爱丽舍河岸，爱丽舍海边，然后化成硫黄温泉，在这里或那里喷射，又在山脚下形成一个个湖泊，它们可以论亩出售，开辟成一个个葡萄园……一个人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生以后死了，他的一部分便来到这里，度过灵魂转化的第一阶段，从净界升入天国的这个预备班级。

每个人活了五十年以后，便得抛弃整个世界，甚至两个世界——对于它的消失，他已习以为常，准备接受另一幕新的场景了。这时，早已消逝的时代的一些名字和面貌，又会一再出现在他的道路上，唤起一系列幻象和画面，那些埋葬在无边无际的记忆的墓穴中，可以随时听候召唤的东西，它们有时引起的是微笑，有时是叹息，有时也可能是啼泣……

那些像浮士德一样希望看到“母亲”，甚至“父亲”的人，不需要任何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引导，只要买一张票，坐上火车，到南方走一趟就成了。从戛纳和格拉斯39 开始，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幽灵便在这片温暖的天地中游荡，他们聚集在海边，弯腰曲背，安详地等待着卡隆40 把自己渡过冥河。

这还不是那个真正的“悲惨之城”，高大而庄严的、背有些驼的布鲁厄姆勋爵41 ，像阍者一样站在它的城门口。他那漫长而正直的一生充满了没有成效的努力，他的整个形象，那一高一低的灰白眉毛，表现了但丁的一部分题词42 ：你们走进这里的，想用寻常的手段纠正根深蒂固的历史罪恶的人们，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布鲁厄姆老人，这位优异的前辈，不幸的卡罗琳王后43 的辩护人，罗伯特·欧文的朋友，坎宁44 和拜伦的同时代人，麦考利45 没有写完的最后一卷《英国史》，他把自己的别墅造在格拉斯和戛纳之间，这是非常合适的。除了他，还有谁能作为和解的旗子高举在临时净界的大门口，不致把活人吓走呢？

接着我们便完全进入了一个静寂的世界，这里的男高音，三十年前曾使我们十八岁的胸膛跳跃不止；这里的小脚曾使我们与全场观众的心一起陶醉和收缩，但是现在这双脚已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穿上它们的女主人亲手编织的羊毛拖鞋，为了毫无理由的嫉妒，或者为了家庭开支上理由充足的吝啬，啪嗒啪嗒地在追赶使女……

这一切，通过大小不等的间隔地段，一直绵延到亚得里亚海和科摩湖边，甚至某些德国的温泉地区（乡镇）。那里有塔利奥妮46 的别墅，鲁比尼47 的宫殿，芬尼·艾尔丝勒48 的庄园，以及许多过去的、早已销声匿迹的人的藏身之所。

除了离开了小小的舞台息影闲居的演员们，还有早已从传单上消失的被忘却的世界大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尽管并不甘心，也只得像辛辛纳图斯49 或哲学家那样，在穷乡僻壤度过余生。这样，在曾经煊赫一时、扮演过帝王的艺术家中间，也出现了扮演过糟糕的角色的真正的帝王。这些国王像印第安人要带着妻子一起走进阴曹地府一样，也带着两三个忠于他们，曾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垮台，因而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亲信大臣。其中有的刚戴上王冠，登台亮相，便给轰下了台，但还在等待群众给他们公正的评价，把他们重新扶上舞台。也有的甚至历史剧场的经理人还没允许他们登台亮相——这是一些死婴，他们只有昨天，没有今天，他们的传记在出场前就结束了；他们是早已被废除的王位继承法留下的阿兹特克人，灭亡的王朝的还在苟延残喘的纪念品。

此外便是那些以吃败仗闻名的将军，葬送过自己的国家的乖巧的外交家，葬送过自己的家产的赌徒，还有那些如今已年老色衰、白发苍苍，但当年曾使这些外交家和赌徒神魂颠倒的名媛淑女。这一切政治上的化石，仍在吸鼻烟，就像当年在波左-迪-博尔哥伯爵50 、阿伯丁勋爵51 和埃斯特哈齐公爵52 府上吸鼻烟一样；他们与“出土的”雷卡米尔夫人53 时代的美人们一起回忆利文夫人54 的沙龙，拉布拉凯55 的青年时代，马利布兰56 的处女演出，对帕蒂57 敢于在这些人之后公开演唱大感惊讶……与此同时，一些老花花公子穿着绿呢大衣，步履蹒跚，哼哼哧哧，拖着半身不遂的浮肿身子，跟另一些老太婆在谈另一些沙龙和另一些名流，谈一掷千金的赌注，谈基谢廖娃伯爵夫人58 ，谈霍姆堡和巴登59 的轮盘赌，谈故世的苏霍扎涅特60 怎样赌博，谈宗法制时代德国温泉地的世袭王公们怎样勾结赌场老板，把中世纪对旅客的危险抢劫，转化为赌场上庄家和赌徒的和平掠夺……

所有这些人都还在呼吸，还在活动，只是有的人已不再用脚走路，而是坐在手推车中，坐在轻便马车中，裹在皮大氅中，也有的用仆人代替了拐杖，不过在雇不起仆人时仍只得用拐杖。那“旅客登记簿”就像从前的高级官员名册，或者从“纳瓦利诺战役和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代”61 的旧报纸上撕下的一角。

在三个高等阶级陨落的明星旁边，还围绕着一些彗星和小行星，它们出自嗜血的特殊天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怀着沾沾自喜、贪得无厌的心情，制造了从凶杀到绞刑架，从抢夺黄金到服苦役的形形色色案件。其中各种人物都有，如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释放的下毒犯和伪币制造者，在某处中央监狱或劳改营完成了精神改造的刑满释放分子，以及被缺席判决的逃犯等等。

在这些温暖如春的涤罪所中，最难遇到的是从革命风暴和失败的人民起义中涌现的幽灵。阴森可怖的雅各宾山岳派分子宁可生活在凛冽的北风中，而忧郁的斯巴达勇士也宁可隐藏在伦敦的大雾中……

Ⅱ.人间

1．生命之花和最后的莫希干人
62

我与一个俄国美术家坐在英吉利咖啡馆的小房间里，他老是咳嗽，从未安静过，而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热闹的生活，而且很怕与我这位涅瓦河畔的克洛德·洛兰63 天南地北地闲聊，于是我从桌边站了起来，说道：

“走，上歌剧院的舞厅去，现在一点半，正是时候。”

“走。”他说，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这是1849年初，两场大病之间的虚假的复原时期，人们还在等待着，或者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时候重又演出一场闹剧或喜剧。

……在歌舞大厅转了一会儿，我们便站在那里，欣赏一组跳得特别出色的瓜德里尔舞，那是由搽粉的码头工人和脸上涂铅粉的小丑组成的。四个姑娘都很年轻，大约十八九岁，显得婀娜多姿，招人喜爱；她们兴致勃勃，沉醉在舞蹈中，常常不知不觉从跳瓜德里尔舞变成跳康康舞。我们正觉得目不暇接，蓦地瓜德里尔舞散开了（按照书报审查制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新闻记者们通常的说法，这是“不以跳舞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一个舞女，啊，还是最漂亮的一个，这么熟练地、又这么拙劣地把肩膀一缩，那件衬衫便滑了下来，露出了半个胸脯和一部分背部，简直超过了美国女人，尤其是那些徐娘半老的英国夫人（她们除了肩膀已拿不出别的迷人的东西了）在循规蹈矩的晚会上，在考文特花园64 最显目的包厢中的表现（正由于这情形，在二楼的厢座里才无法正襟危坐，静听《无罪的女神》或《在柳树下》65 ）。

我对我那位伤风的美术家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在这儿就好了，快拿起您的画笔，要不，她又得拉上衣服了。”可是我刚说完，一只黑黑的大手——不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的手，而是巴黎警察的手，已抓住女孩子的领圈，把她拉出瓜德里尔舞带走了。小姑娘拼命挣扎，那副样子就像给父母拉去洗冷水澡的孩子，但是人类的正义和秩序还是占了优势，得到了实现。其他舞女和与她们搭配的小丑互相看了一眼，便另找了一个码头工人，重又把腿举得比头更高，为了便于疯狂的舞姿，还彼此跳开了几步，对普洛塞皮娜66 的被劫走几乎毫不在意。

“我们去瞧瞧，警察怎么打发她；”我对我的同伴说，“我看见她是从那扇门给带走的。”

我们走下了旁边的楼梯。谁见过青铜狗怎样全神贯注地、有些担心地注视乌龟的，便很容易想象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幕。不幸的姑娘穿着薄薄的衣服，对着寒风坐在石台阶上，在淌眼泪；干瘦高大的警察全副武装，露出凶狠而又愚蠢认真的脸色，站在她面前，他的下巴上挂着一簇小小的胡子，唇髭已经灰白。他神气活现，合抱着双臂，一眼不眨地盯着小姑娘，看她要哭到什么时候为止，一边催促道：

“走吧，走吧！”

小姑娘一边抽抽搭搭哭个不住，一边还使出了她的最后一招：

“哼……大家还说……还说……说什么……我们是共和国……可是……却不准我们爱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舞！……”

这一切这么滑稽，又这么令人同情，于是我决定搭救这位当了俘虏的小姑娘，也在她眼中恢复共和制度的名誉。

“这位老兄，”我开口道，口气尽量表示对警察充满敬意和好感，“请问，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小姑娘？”

“把她拘留到明天。”他冷冷地回答。

哭声加倍响了。

“让她明白应该怎么穿衬衫。”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保卫者补充道。

“这太不幸了，警长，您不如饶了她吧。”

“不成。这是规则。”

“现在是节日……”

“您这么关心？她是您的朋友？”

“哦，说实话，我有生以来还第一次看见她！连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您问她好了。我们是外国人，我们觉得奇怪，巴黎为什么对一个小姑娘这么严厉，瞧，她的身体这么单薄。在我们国内，大家认为这里的警察是十分和善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准许跳康康舞，既然准许了，跳舞的人有时难免把腿举得高一些，或者把衣领放得低一些。”

“也许是这样。”警察被我的口才弄得无计可施，主要是我提到外国人对巴黎的警察如此敬重的话打动了他。

“再说，”我又道，“您瞧您做的事。您会把她冻坏的——把一个几乎光着身子的小姑娘从闷热的大厅中拉到这种大风里……”

“她自己不肯走啊。得啦，就这么办，如果您向我保证，她今天不再走进舞厅，我可以放她。”

“好极了！说真的，我知道警长先生会这么宽宏大量的，我衷心感谢您。”

于是我必须跟获得解放的可怜虫会谈了。

“请原谅我干预您的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

她向我伸出了火热潮湿的小手，还用更加潮湿和热烈的眼睛注视着我。

“您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如果您不能向我保证，或者马上离开这里，我便不能为您担保。事实上，这牺牲不大，我估计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我可以照办，但得去拿一下斗篷。”

“不成，”铁面无情的秩序保卫者说，“一步也不得离开这里。”

“您的斗篷和帽子在哪里？”

“在某某排某某号包厢。”

我的美术家拔腿就跑，但又站住了，问道：“可他们怎么肯给我呢？”

“您只要把事情讲清楚，说是小列昂京娜托您去取的……跳舞会跳成这样！”她又说，那副神气仿佛是站在坟墓边上说：“安息吧！”

“要不要给您找一辆出租马车？”

“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谁？”

“一个朋友。”

美术家回来时伤风更厉害了，手里捧着帽子和斗篷，还带来了一个年轻店员或旅行推销员。

“太感谢您啦。”他对我说，把手举到了帽檐上，然后又对她道：“你总是闯祸！”马上抓住了她的胳臂，其粗暴程度与警察抓她的领圈不相上下。他带着她，消失在歌剧院的大过道中了……我心想：“可怜的女孩子……真够她受的……她爱他什么啦……她……他！”

我简直很不自在，于是向美术家提议再去喝几杯，他没有拒绝。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五个人——维也纳的鼓动家塔乌泽纳乌67 ，豪格将军，米勒-斯特鲁宾68 和另一位先生，决定再一次光顾歌舞大厅。豪格和米勒还从未到过这地方。我们站在一起。突然一个戴面具的人穿过舞厅，挤到我面前，差点扑在我的脖子上，说道：

“我那天没来得及向您道谢……”

“啊，列昂京娜小姐……遇到您，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还仿佛能看到您那张啼哭的脸蛋，那噘起的嘴唇；您那时非常可爱，当然，这不是说您现在不可爱。”

调皮的孩子笑嘻嘻地望着我，知道这是真话。

“难道那时您没有着凉？”

“一点也没有。”

“为了纪念您的被俘，如果您不介意，肯赏光的话，您应该……”

“应该怎么？讲简单一些。”

“应该跟我们去吃顿饭。”

“一定奉陪，真的。但是不能马上就走。”

“那么我在哪儿找您？”

“不用费心，我自己会找您，准四时。还得说明，我不是一个人。”

“还是跟您那位朋友在一起？”我的背上不由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哈哈大笑了。

“哦，这人可不那么危险。”于是她带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来了，小姑娘金黄头发，蓝眼睛。

“这就是我的朋友。”

我也邀请了她。

四时整，列昂京娜蹦蹦跳跳地来了，让我挽着手，我们便一起前往里歇咖啡馆。尽管它离歌剧院相当近，豪格已经爱上了“安德利亚·德尔·沙托的圣母像”69 ，也就是那位金发女郎。我们刚在餐桌边坐下，开始吃第一道菜，豪格已对她的头发和眼神的“丁托列托70 式的美”作完了淋漓尽致、滑稽可笑的描绘，进入道德说教阶段，声称圣母的面容和纯洁的安琪儿表情，从美学上说，与跳康康舞是不相称的。

“可怜的迷人的孩子！”接着他向大家作了这个总结。

“您的朋友为什么尽讲这些无聊的废话？”列昂京娜凑在我耳边说，“那么他干吗到歌舞大厅来？他应该上马德兰教堂做礼拜。”

“他是德国人，这是他们的通病。”我小声回答她。

“但是您的朋友，他得了这种说教的毛病，叫人太讨厌了。喂，神父先生，你的话是不是快完了？”

列昂京娜等不到说教结束便觉得厌倦了，躺到了沙发上。沙发对面有一面大穿衣镜，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不禁伸出一根手指，指着镜中的自己说道：

“瞧，我披着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这一身揉皱的衣服，这么躺着，好像确实不坏呢。”

说完这话，她突然垂下视线，涨红了脸——红色一直扩大到了耳朵边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她便开始唱歌，那是曾被海涅翻译得面目全非的一首流行歌曲，原诗非常质朴自然：

我会死在自己家里，

还是救济所的医院中……

奇怪的东西，歌德的哀歌71 中难以捉摸的、灵活的“蜥蜴”，一个处在某种无意识的陶醉状态的孩子。她确实像蜥蜴，一分钟也坐不定，一分钟也不能不讲话。在没有什么可讲时，她便唱歌，对着镜子搔首弄姿，而做这一切时都像孩子一般无拘无束，像妇人一般绰约多姿。她的轻佻是自然的。偶然卷进漩涡后，她便不停地转动……飞舞……但是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悬崖边制止她，或者终于把她推进深渊。她在这条路上已走得很远，但还能回头。清醒的头脑和与生俱来的优美天性仍相当强大，可以使她不致失足。

这个典型，这类人物，这种状况，今天已不复存在。这是从前大学生的女朋友，从拉丁区跑到塞纳河这边的风流女子，她们既没有使自己堕落为马路天使，也没有爬上茶花女稳固的社会地位。这个典型现在没有了，正如现在已没有亲切的炉边谈话，圆桌边的朗诵和融洽的茶话会。现在有的是另一种方式，另一些声音，另一些人，另一些谈话……它们有自己的音阶，自己的旋律。30年代那种轻佻的、显得有些放荡的因素，那种卖弄风情的淘气作风曾风行一时，它给人以辛辣的感觉，但依然保持着火热的、不拘形迹的优美性质，包含着俏皮和智慧。随着商业的兴旺发达，它抛弃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为外表牺牲了内在的因素，一切都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列昂京娜是巴黎无拘无束的女孩子的典型，她那种活泼的、聪明的、娇憨天真的、闪闪发光的、自由放任的、必要时也是高傲不羁的性格，现在不需要了，出卖色相成了一时的风气。对于林荫道上的勒夫莱斯72 们，重要的只是女人的肉体，尤其是有主人的肉体。这比较便宜，也不致成为累赘——她由别人养活，却可以供他取乐，他只要付些小费。一个在路易-菲力普登基年代度过青春时期的老人对我说：“真的……我再也看不到啦……那优美的风度，那机智的谈吐在哪儿？……亲爱的先生，这一切再也谈不到啦……那才是美，才令人赏心悦目……可现在，只是肉的买卖……鲁本斯73 的画。”

这使我想起在50年代，亲切和善的塔朗迪埃74 对他心爱的法国的抱怨，他以音乐作譬喻，向我说明了它的堕落。他说：“在二月革命后最初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伟大的，那时到处唱的是《马赛曲》，在咖啡馆里，在街头，在游行队伍中，都能听到《马赛曲》。每个戏院里都在唱《马赛曲》，有时在炮声中唱，有时跟着拉歇尔75 唱。到了没有生气的、比较平静的日子……《为祖国而死》76 的单调声音便代替了它。这还没有什么，我们的堕落更深……《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的少尉，的令，的令，丁，丁，丁》77 ……整个城市，这全世界的首都，整个法国，都唱起了这支无聊的歌。这还没完，这以后我们弹奏和演唱的更糟，从《到叙利亚去》到《究竟为什么要爱玛戈》78 ，全是毫无意义、下流无聊的东西，简直不能再坏了。”

能！塔朗迪埃还没预见到《我是生胡子的女人》和《沙皮尔》79 呢——他见到的仍是轻佻的风气，不是出卖肉体的时代。

肉欲是谈不到闲情逸致的，它不需要任何装饰。于是肉体战胜了精神，正如我十年前已讲过的，大理石姑娘玛戈挤掉了贝朗瑞的丽采特80 和世上所有的列昂京娜。丽采特们是有自己的人道精神，自己的诗歌，自己的荣誉观念的。她们爱好热闹和娱乐超过酒和晚餐，她们爱好晚餐主要是爱它的气氛，它的灯光、甜蜜和色彩。没有歌声和舞蹈，没有欢笑和闲聊，她们便不能生活。在最豪华的深闺中，她们也会在一年内枯萎，以至死去。她们的最高代表便是德雅泽81 ——在世界大舞台和小杂耍剧院中的她。德雅泽在四十岁还是年轻的，她体现了贝朗瑞的歌曲和伏尔泰的隽句；她像荣誉的守卫者，改变着她的崇拜者，她对黄金弃如敝屣，可以为了从灾难中拯救自己的女友而投进任何一个人的怀抱。

现在一切都简单化了，直接化了，靠近了目的，正如从前地主们说的，他们宁可喝伏特加，不要葡萄酒。漂亮风趣的女人装模作样，使你陶醉；轻佻时髦的女人玩弄手段，使你迷恋，两者都要花钱，花时间。出卖肉体的女人却可以直接投进上钩者的怀抱，用自己的姿色勾引他，拉住他，不必讲一句多余的话。这里没有序幕，开始与尾声合为一体。何况在政府和科学的关怀下，从前的两种危险也消失了——警察和医学近来都已获得了巨大进步。

……那么肉体之后还有什么呢？雨果的章鱼82 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也许由于它太卑鄙了，人类不可能停留在出卖肉体的阶段？不过还是不要预言的好。上天的意图是变幻莫测的。

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

卡珊德拉之歌83 的两种前途，哪一种会降临到列昂京娜身上呢？她那本来娇嫩美好的脸蛋最后是靠在自己家中绣花边的枕头上，还是靠在救济所医院病床的硬枕头上，以便永远合上眼睛，或者重新醒来迎接贫穷和灾难呢？也许她遇到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她正在忙着出嫁女儿，或者正在积钱，以便给儿子买一个当兵的替身……要知道她如今年纪不轻了，应该早已过了三十岁。

2．观赏之花

我国的欧洲重复着欧洲的欧洲发生的一切，只是数量较小，质量较高，或带有病变性质。我们的正教徒中有极端天主教分子，伯爵中有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还有君主主义的保皇分子，官僚主义的民主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84 或骑兵警卫团的波拿巴分子。毫不奇怪，在妇女中也会出现卖弄风情和出卖肉体的现象。不同的只是我们的“半上流社会”85 是从上流社会扩大而成的。

我们的失足者86 和茶花女大多是有头衔的，也就是有身份的，与她们的巴黎原型相比，完全是从另一种土壤中生长，在另一种环境中发育成熟的。你不能在下层找到她们，在下面是找不到的，要在上层找。她们不是像雾一样向上浮动，而是像露水一样向下滴落。公爵夫人充当茶花女，失足者拥有坦波夫省或沃罗涅日省的庄园，这纯粹是俄国的现象，也是值得赞美的。

至于我们非欧洲的俄国部分，它的风气主要得益于目前遭到百般诋毁的农奴制度。爱情在乡村是悲惨的，它把情人称作“宝贝”，仿佛觉得这是从老爷那儿窃取的东西，一旦他想起自己的财产，便可把它收回。乡村有义务为主人住宅供应木材、草料、羊肉，以及自己的女儿们。这是神圣的责任，不能抗拒的法定任务，否则便是背离道德和宗教的罪行，必然招来地主的棍棒和帝国的鞭子。这里谈不到卖弄风情，这里只有灾难甚至死亡——多少个帕拉什卡或卢什卡87 曾默默无声地投河自尽。

农奴解放以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太少，因此我们主要只能谈太太小姐们。确实，她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巧妙的方式，掌握了国外卖笑女郎的全部技巧和一切习惯。除非细心观察，才能发现她们似乎缺少什么。这缺少的什么十分简单，那便是她们不是卖笑女郎。这就像彼得一世拿了锤子和凿子在萨尔丹做工88 ，他以为这便是真的在做工。我们的太太们既聪明伶俐，又无所事事，既有多余的时间，又度日如年，便用卖笑女郎的营生消闲取乐，正如她们的丈夫用车床消磨时光一样。

这种并非必要的、玩乐的性质，改变了事物的面貌。从俄国人而言，这是消闲和娱乐，从法国人而言，这是现实和必要。巨大的差别便来自这里。失足者常常是值得衷心同情的，而“珠宝夫人”89 几乎从来不值得同情。前者往往令人痛哭，后者只能引起嘲笑。手中掌握了祖传的两三千个农奴（以前这是终身奴隶，现在则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她们便可以大有作为，既可以在温泉疗养地的赌场中勾心斗角，穿上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躺在马车里旅行，也可以在旅馆里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弄得男人也面红耳赤，还不断更换相好，跟他们寻欢作乐，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和谈话”，喝香槟酒，抽哈瓦那雪茄，在轮盘赌中一掷千金……总之，可以成为梅萨利纳90 或叶卡捷琳娜91 ，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她们不可能成为卖笑女郎，尽管卖笑女郎与诗人不同，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每个卖笑女郎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过程。通常一个贫苦的姑娘由于走投无路，结果遭到了粗暴的欺骗，粗暴的侮辱。幻灭的爱情，被蹂躏的耻辱，在她心中孳生了不满和怨恨，一种特殊的报复欲，同时也引起了酗酒作乐的愿望；她要穿得漂亮，可是她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钱，于是，“随它去吧！”受骗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投入了战斗，胜利使她陶醉，忘记了一切（至于没有胜利的人，我们不太清楚，她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有自己的马伦戈和阿尔科勒92 ——征服和奢侈的习惯深入了她的血液。她靠自己赢得了一切。她从自己的身体开始，有时却俘获了别人的心，把拜倒在她脚下的富翁弄得倾家荡产，就像他们的太太把自己的农民弄得一无所有一样。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职业荡妇和业余荡妇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这种距离和对立是一目了然的：卖笑女郎在黄金酒家某间密不通风的雅座中吃饭时，幻想着自己的沙龙，而俄国夫人坐在自己豪华的沙龙中，却在幻想着酒店生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我们的夫人们中间，这种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要求，这种以彻底自由为荣的要求，这种随心所欲、置社会舆论于不顾的大胆行为，这种撕下一切假面具和遮羞布的行径，是怎么产生的？要知道，这些风流女子的奶奶和妈妈还是重视贞节，惜守宗法社会规范的，在二十岁前，一句越轨的话就能使她们面红耳赤，她们满足于秘密的偷情生活，与屠格涅夫的“食客”93 勾勾搭搭，如果没有食客，马车夫或厨师也成。

请注意，我们的贵族茶花女在40年代初期以前还不存在。

整个新动向，思想、追求、不满和烦恼的新的觉醒，都从那时以后才崭露头角。

贵族茶花女现象在人性和历史方面都可追溯到这个时期。那是一种对铅一般沉重的旧式家庭关系的朦胧抗议，对男子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的反叛。那些受压制的女人，被抛弃在家中的女人，她们有闲暇读书，可是她们觉得《治家格言》94 与乔治·桑的小说背道而驰，当她们听到布朗瑟和塞勒斯蒂娜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后，便再也忍耐不住，成了脱缰的野马。她们的抗议是荒谬的，但是她们的处境也是荒谬的。她们的反抗没有明确的观念，只是使她们的血液不能平静——她们感到委屈。她们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受了压迫，但是除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她们的自由意志找不到出路。她们用行动进行抗议，她们的反叛充满了随心所欲的恶劣行径，她们任性，放荡，调情，甚至为非作歹。她们走出了牢笼，但是并没有真正解放。内心的惶恐和困惑依然统治着她们，她们故意不顾一切，要过这另一种生活。她们用自己的狭隘自私对抗压迫者的狭隘自私，她们再也不愿忍受，但是她们却没有坚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股年轻人桀骜不驯的胆量。她们像焰火一样升到空中，光彩夺目，星火四射，然后便毕毕剥剥落到地上，昙花一现似的消失了。这就是我们那些出身贵族的茶花女，那些珠光宝气的失足者的故事。

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愤怒的罗斯托普钦95 的话，他在临终前谈到12月14日时说道：“我们一切都颠倒了，在法国，老百姓想向上爬，想当贵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却是贵族想变成老百姓，这太荒唐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特征一点也不荒唐。它是从两个基本事实一脉相承地发展而成的：一个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本来与我们格格不入，并无必然的联系，另一个是我们所努力建立的社会制度，它的性质与我们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这已涉及我们的基本信念问题，这事说来话长，不便多谈了。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失足者不会不留下自己的脚印，她们有自己的意义和作用，她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寻欢作乐的先锋队伍，打着唿哨，摇着铃鼓，载歌载舞，旁若无人，争先恐后地投入了战斗，为另一支更严肃的队伍开辟了道路，后面这支队伍是既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勇气，而且是用击针枪96 武装起来的。

3.智慧女神之花

这支队伍便是革命的化身，那严峻的十七岁的少女……眼镜使她眼中的火减弱了，但是智慧之光却把她的心照得更亮了，不穿钟式裙的女人代替了不穿短套裤的男子97 。

女大学生，女学究，这是与失足者太太毫无共同之处的。现在荡妇们头发白了，脱落了，人老了，得让位了，由还没成年的女学者占有她们的位置了。沙龙的茶花女和失足者属于尼古拉的时代。她们也像那时仪仗队的将军们，他们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是自己的士兵中的胜利者，熟知作战艺术中全部化妆技巧，漂亮军装的全部迷人魅力，衣服上从不会沾一滴敌人的血渍。但是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开始，这些风度翩翩、在涅瓦大街上供人瞻仰的将军，一下子消失了；同样，那“纸醉金迷的舞会”，那情话绵绵的小客厅，那洋溢着女将军们的欢声笑语的酒筵，也一下子被大学的讲堂和解剖室取代了，而剪短了头发的女大学生戴着眼镜，在那里研究大自然的秘密。

在那里必须把所有茶花和兰花丢在脑后，忘记两性的存在。在科学的真理面前，在真理的世界中，两性的区别模糊了。

我们的茶花女是吉伦特党人，因此她们才带有福布拉斯的气质98 。

女大学生是雅各宾派，穿女装的圣茹斯特——个性鲜明，纯洁，然而铁面无情。

茶花女戴的是温暖的威尼斯的半截面罩99 。

女大学生也戴面罩，但那是涅瓦河的冰雪做的。前者不会消失，后者却必然融化……不过那是将来的事了。

这是真正的、自觉的抗议——抗议和转机。“这不是骚乱，这是革命。”100 放荡、奢侈、逸乐、服饰退后了。爱情和淫欲落到了三四等地位。阿佛洛狄忒101 带着自己一无所获的弓箭，气呼呼地走了，帕拉斯102 擎着标枪和鸱鸮代替了她。茶花女是从不明确的憧憬，从愤怒，从如饥似渴、焦躁不安的欲望出发……最后满足了自己的要求。而这些人是从她们所信仰的思想，从宣告“妇女的权利”出发，履行信念所赋予的责任。一些人按照原则献出了自己，另一些人根据义务提出了怀疑。有时大学生们会走得太远，但她们终究还是孩子——她们倔强，傲慢，然而仍是孩子。她们的激进主义的严肃性显示，问题在于头脑，在于理论，而不在于感情。

她们对社会上的事热情洋溢，可是对个人的遭遇，她们的“伤感”（像从前人们所说的）不会超过任何一个列昂京娜。也许更少。列昂京娜把一切当作儿戏，玩火，最后十之八九会使自己葬身火海，不得不跳进塞纳河中；她们不知道思考，在生活的引诱下，往往不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我们的女学者却是从分析，从论证开始的，她们也可能遇到许多问题，但不会发生意外，也不致堕入深渊。她们掉进深渊时有理论作降落伞，投入洪流时有游泳手册指导她们迎着激流前进。

她们是不是能一往直前，永不回头，我不知道，但是她们将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完全合理的。

哪怕世界上目光最短浅的人也不难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老人们，那些枢密官和大臣们，祖国的父老们，看到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茶花女（只要她们不是他们的儿媳妇），会露出宽容的、甚至鼓励的微笑……但是对女学者却不以为然……她们一点不像“淘气的小妞儿”，那些可以与他们说说笑笑，给他们解闷儿的姑娘。

老人们早已对那些严峻的女虚无主义者怒火填膺，要寻找机会教训她们呢。

正在这时，好像上天故意安排的，卡拉科佐夫103 打响了他的枪……于是大家议论纷纷：“皇上，这就是不按规矩穿衣服的结果……戴眼镜、披头散发的结果。”皇上说：“怎么，不穿规定的服装？好，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是的，陛下，对这些人太纵容了！我们一直在恭候圣旨，拯救皇上的千秋大业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于是一呼百应，大家开动脑筋。御前会议，枢密院，主教公会，各部大臣，大主教，军事长官，省长，市长，警官，都开了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把女学生从大学中赶出去104 。在会上，一位大主教为了防止弄虚作假，特地提醒大家，在假天主教会中尚且出现了女教皇安娜105 ，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他提议由他的教士担任学监……只有这些人才能成为“不辱使命的死人”106 。但是活人不肯采纳他的建议，将军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这类专门职务只应授予高级官员，他们的地位和皇上的信任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诱惑；因此他们代表陆军部希望把这职务授予老阿德勒贝格107 ，但文官们主张授予布特科夫108 。然而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因为据说大公们自己想得到这职位。

后来，御前会议、东正教主教公会、枢密院命令，所有的女大学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将剪短的头发留长，摘下眼镜，签字保证视力健全，并穿上钟形裙。尽管《教会法令汇编》中只字未提到“扩大裙子”和“加长裙边”的必要性，而且明文规定禁止编结发辫，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是同意照办了。现在沙皇的生命才第一次获得了安全保证，可以在将来进入极乐世界。虽然巴黎也有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的隆普安广场还是出了事109 ，但这已不是他们的过错。

这些非常措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这么说毫无嘲笑之意，只是对谁有利呢？

对我们的女虚无主义者们。

她们没有做到的只是：抛弃制服，抛弃形式主义，在充分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而这是她们完全有权要求的。习惯了固定的服饰之后，要抛弃它是很困难的。衣服会与人结下不解之缘。一个大主教如果换了燕尾服，就无法祝福，念阿门了……

我们的女大学生和女学究也许很久不能摆脱眼镜和其他学者的标志。现在官方的命令迫使她们完成了这项改革，还给这项成就增添了一圈美丽的受难的光轮。

这以后，她们要做的就是游向广阔的海洋了。

附言：一部分人已带着医学博士的光辉文凭回国——光荣归于她们！

1867年夏于尼斯

1  这部分的一些零星片断曾在《警钟》上发表过。——作者注

2  在伦敦市内。

3  纳沙泰尔在瑞士西部。

4  英国著名政治家。

5  谢立丹（1751—1861），英国著名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6  这是英国人把“糖梨”听成了“喝的”，写英国人不懂法语。

7  巴塞尔在瑞士北端，靠近德国边境，莱茵河流经市内，把全市分成南北两部分。

8  德国名画家汉斯·贺尔拜因（1497—1543）的著名组画。贺尔拜因1515至1525年住在巴塞尔，这组画即创作于这时期。

9  俄国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的日子。

10  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在洛桑求学，后又长期居住在洛桑。

11  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终生住在日内瓦宣传新教，以致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

12  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一种干冷的北风或东北风，危害农作物。

13  欧洲在春分和秋分时节出现的一种猛烈风暴。

14  即爱德华·德比伯爵，德比伯爵是封号，斯坦利才是原来的姓。

15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博览会和展览会风行一时，成了推销产品、刺激生产的时髦事物。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后，据统计，至1870年止，仅世界性的博览会即举办了三十四次。

16  帝俄时代出版的记载高级文武官员姓名的年鉴。

17  穿越阿尔卑斯山的两条险峻山道，在伯尔尼和图恩附近。

18  瑞士著名的山峰，为旅游胜地。

19  1862至1878年的俄国财政大臣。

20  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古老广场，有大建筑及纪念碑。

21  米开朗琪罗出生在佛罗伦萨，1504年在佛罗伦萨完成了著名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切利尼（1500—1571）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刻家和艺术大师，他也出生于佛罗伦萨，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佛罗伦萨从事创作活动。

22  欧洲最大的原始森林区之一，在白俄罗斯。

23  欧洲最大的教堂之一，系哥特式建筑，全部由白大理石构成，前面有无数尖顶石柱，因此这里称它为大理石森林。

24  摩泽尔（1796—1838），德国语文学家，海涅的老朋友。

25  伊默尔曼（1794—1840），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海涅青年时期的朋友。

26  德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和他的妻子都与海涅有密切来往。

27  柯达等都是德国出版商，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

28  指格丁根大学的教授们，海涅曾在格丁根大学攻读法律。

29  古罗马保民官和革命者。

30  指德国女作家贝蒂娜与歌德的通信，见本书上册第四章。

31  瓦恩哈根的妻子，她的沙龙是文艺界人士汇集的地方，她曾庇护青年海涅。

32  引自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纳》，潘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

33  拉斐德将军在1830年曾率领国民自卫军推翻法王查理十世，帮助路易-菲力普建立了七月王朝。

34  靠普鲁士国王供养的天才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他的两面作风给自己招来了尖刻的讽刺。1848年后，汉诺威国王，那个极端保守的封建头子来到波茨坦。在王宫的楼梯上，他遇到了各种臣子，洪堡穿着宫廷内侍的燕尾服也在其中。恶毒的国王站住了，含笑对他说道：“同是一个人，一方面永远以共和派自居，另一方面又永远站在宫廷的前厅中。”——作者注

35  指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

36  格拉博（1802—1874），德国自由派领导人，反对俾斯麦的军国主义政策。

37  古希腊神话中的家室女神。

38  爱丽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福地，诸神授予英雄以不朽生命的地方，因此爱丽舍田园即为人间乐园或天堂。在荷马的史诗中，爱丽舍田园在世界的尽头，维吉尔把它置于地狱中。但丁在《神曲》中又把它列为净界的最高层，经过这一层即可进入天堂。赫尔岑在这一节中主要是说，过去的一代已被历史所埋葬，只能在自己的“人间乐园”中度过残年，这就是所谓阴间，而人世（未来）是属于新的一代——年轻的革命家们和新生的工人阶级。

39  都是法国南方海滨旅游胜地，许多人退休后便在此养老。

40  在冥河上渡亡灵赴冥府的船夫。

41  英国著名大法官，退出政治舞台后在戛纳附近安度晚年达三十年之久。

42  指《神曲》中地狱大门口的题词，中间一句系本书作者插入。

43  卡罗琳王后（1768—1821），英王乔治四世的王后，1795年乔治与她结婚，夫妇感情极坏，乔治为摆脱她，从1805年起即诬陷她与人私通。1808年，布鲁厄姆任她的法律顾问，为她辩护，使最高法院不得不宣布她无罪。1820年乔治即位，禁止她参加加冕典礼，不久她即忧郁而死。

44  坎宁（1770—1827），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及外交大臣。1802年因反对英王剥夺卡罗琳王后的称号及地位而退出内阁。

45  麦考利（1800—1859），英国政治家及著名历史学家。

46  塔利奥妮（1804—1884），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

47  鲁比尼（1794—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曾在巴黎红极一时。

48  艾尔丝勒（1810—1884），奥地利芭蕾舞蹈家。

49  古罗马政治家，晚年躬耕为生。

50  波左-迪-博尔哥伯爵（1764—1842），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法国大使。

51  阿伯丁（1784—1860），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及外交大臣。

52  埃斯特哈齐（1786—1866），奥地利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及巴黎使节。

53  巴黎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54  俄国驻英国大使利文公爵的夫人。

55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6  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在巴黎首次演出歌剧后即轰动法国。

57  帕蒂（1843—1919），西班牙女歌唱家，当时在巴黎演唱。

58  1844至1854年俄国驻法国公使基谢廖夫伯爵的夫人。

59  德国两个著名的温泉胜地。

60  俄国将军，以赌博挥霍闻名。

61  根据《聪明误》第二幕第五场的台词改写，纳瓦利诺战役是1827年10月英法俄联合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在纳瓦利诺海港展开的一次激战。

62  《最后的莫希干人》本为美国著名作家库珀的小说；莫希干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由于白人殖民者的侵略而濒临灭绝。这里只是借用，指本篇中那个硕果仅存的女子列昂京娜。

63  洛兰（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64  伦敦市中心的娱乐区，剧场甚多。

65  当时流行的两支浪漫曲。

66  罗马神话中的少女，在郊外采花时被冥王劫走。

67  德国革命家。

68  德国革命家。

69  沙托（1486—1530），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圣母像》是他的名画之一。

70  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派重要画家。

71  指歌德的《威尼斯铭语》（1790），在这首哀歌中他把威尼斯的一些轻佻的小姑娘比作蜥蜴。

72  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著名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个花花公子。

73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著名画家。

74  法国革命者。

75  法国悲剧演员。

76  《马赛曲》作者鲁日·德·李尔创作的另一首歌（但也有人说这是另一个人根据《马赛曲》改写的），在法国二月革命后曾流行一时，被称为“第二马赛曲”。

77  这首歌和下面的《到叙利亚去》都是19世纪50年代巴黎咖啡馆中唱的流行歌曲。

78  当时法国两个二三流作家写的剧本《大理石姑娘》中的插曲，曾流行一时，玛戈是剧中的女主人公。

79  当时巴黎咖啡馆中唱的两支色情歌曲，一度极为流行。

80  贝朗瑞诗歌中的平民少女，见《丽采特的贞操》等。赫尔岑在1856年写的一篇随笔《两个更好》中谈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堕落时，也拿“大理石姑娘玛戈”与丽采特相比。

81  德雅泽（1798—1875），法国著名女演员。

82  雨果在1866年出版的小说《海上劳工》中描写了人在与章鱼的搏斗中死去，从此一些报刊就把勾引男人、使他们身败名裂的女人称作章鱼，也就是“吸血的女人”之意。

83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公主，能预言吉凶，但因得罪了阿波罗神，她的预言往往不能应验。这里“卡珊德拉之歌”指她的预言。

84  彼得一世建立的两大近卫团之一，其成员均为贵族。

85  指主要由交际花等等组成的社会，来自小仲马写的剧本《半上流社会》。

86  意大利歌剧作家威尔第（1813—1901）把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成歌剧时取名为《失足者》，因此在这里失足者与茶花女是同一种人。

87  俄国女农奴常用的名字。

88  彼得一世于1697年赴西欧考察，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士，在萨尔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造船场作了四个月木工。

89  指有钱的荡妇，也出自小仲马的小说《珠宝夫人》。

90  梅萨利纳（约22—48），古罗马皇帝克劳迪的第三个妻子，以淫荡和阴险出名。

91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有许多情人。

92  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地方，拿破仑的军队曾在这两地大败奥地利军队，使拿破仑声名大振。

93  屠格涅夫的剧本《食客》的主人公。

94  16世纪俄国的一部家训，记录了宗法社会家庭生活的准则。

95  1812年的莫斯科总督。

96  一种带撞针的武器，在16世纪中叶是新式武器，赫尔岑用这词暗指先进思想。

97  短套裤连袜子是贵族的服装，法国大革命时群众废除这种服饰，改穿长裤，因此被称为“长裤汉”或“无套裤汉”。

98  指法国吉伦特派作家柯弗莱写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冒险家。

99  化装舞会中戴的面具。

100  179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国王路易十六说这是骚乱，一个大臣在旁边答说：“这不是骚乱，是革命。”

101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102  即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她头戴战盔，手持标枪，有时还带着鸱鸮。

103  卡拉科佐夫（1840—1866），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于1866年4月用手枪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没有命中，随即被处死。

104  俄国政府于1864年禁止妇女投考大学，1867年又制定了《大学生管理规则》，在大学中实行了严格的警察统治。

105  传说公元9世纪中叶有个女子名叫安娜，因热恋一个修士，便改扮男装混入修道院与修士同居。后来这修士死了，安娜由于学识渊博，被选为教皇，直至两年以后才被发现。

106  据说，公元970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面对十倍多的敌军，在出战前激励将士：为了使俄罗斯不致受到屈辱，每人都应下定决心，战死疆场，因为“死人是不会受到屈辱的”，于是这句话就成了格言流传下来。

107  沙皇的宫内大臣，一个荒淫无耻的人。

108  当时的御前大臣。

109  隆普安广场是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一个广场，1867年6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时，在这里遭到了波兰流亡者的枪击，但没有命中。

第二章

美丽的威尼斯
（1867年2月）1

没有比威尼斯更华丽更不可思议的了。在不可能建造城市的地方建造城市，这本身便是不合常情的，何况建造的是最优雅、最宏伟的城市之一，这更是天才的狂想。水流和海洋，它们的波光水影必然赋予它以独特的绚丽色彩。软体动物得用珠母和珍珠装饰自己的居室。

只要对威尼斯作一次表面的巡礼，便能看到，这是一个意志坚强、文化发达的城市，一个共和主义的、商业繁荣的、寡头统治的城市，它由河水隔开的一个个地方连结而成，是在一面军旗下建立的货物集散地，这里既热闹又安静，既有嘈杂的市民大会，又有秘密的聚会和活动；它的广场上从早到晚攒聚着人群，而代替街道的河流在默默地奔向海洋。圣马可广场每天喧声不断，吵吵闹闹，小船则无声无息地从它旁边驶过，没人注意。谁也不会知道，在它的黑色天幕下隐藏着什么，在幽会的情人附近又有什么人正被淹死。

凡是在总督宫2 中觉得逍遥自在的人，一定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他们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没有土地，没有树木，这算得什么，只要多一些雕刻的石块，多一些装饰品，金饰物，镶嵌工艺品，雕塑艺术品，图画和壁画。这里有一个空角落，便放一尊带湿漉漉的长胡须的干瘦的海神像！那儿出现一个空台阶，便放上张开双翼的石狮子和手拿《福音书》的圣马可像3 ！这儿光秃秃的，空无一物，便铺一层大理石，镶成图案花纹！那儿又铺一层斑岩镶制的花边！不论是对土耳其人或热那亚人的胜利，还是教皇的友好访问，都在大理石上留下了踪迹，所有的墙壁都蒙上了一层雕刻的帷幕，绘画更多。保罗·韦罗内塞4 ，丁托列托，提香，都曾手执画笔，站在脚手架上，在这儿作画；“大海的新娘”5 的每一个历史步伐，都应该通过画笔和雕刻刀留给后人。

在这些石块中间蕴藏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6 发现的新航线和新海港，都不足以影响威尼斯的生存。要扼杀它，必须在法兰西王朝的废墟上崛起了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这共和国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兵，按照科西嘉的方式，把蘸有奥地利毒汁的三棱匕首投在这狮子身上才成。7 但是威尼斯清除了这毒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复活了。

但是它活了吗？除了雄伟的躯壳，很难说它还一切完好，也很难说，它已有了新的前途……何况整个意大利的前途又如何呢？也许，对威尼斯说来，它的前途在于君士坦丁堡，在于斯拉夫-希腊民族的振兴，在于正从东方的迷雾中逐渐显露曙光的自由联盟的形成。

那么意大利呢？……这以后再谈。现在威尼斯正在举行狂欢节，这是七十年亡国之后的第一个狂欢节8 。广场变成了巴黎歌剧院的舞厅。老圣马可以他金光闪闪的形象和艺术圣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异教的马匹中9 ，兴高采烈地欢度着节日。只有每天在两点钟飞到广场觅食的鸽子感到有些困惑，不断从一个屋檐飞到另一个屋檐，希望证实它们的餐厅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群众还在增加，人们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尽情玩笑取乐，在朗诵的声调中，在谈话和姿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喜剧天才，只是不像巴黎的小丑那么尖酸刻薄，不像德国人那么庸俗无聊，也不像我们祖国同胞那么下流肮脏。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有伤大雅的表现，人们为此惊讶，尽管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这是全体人民的游戏、休息和娱乐，不是酒楼妓院和它们的派生机构中的争奇斗妍、寻欢作乐，那些地方的女人撕下了一切遮羞布，却偏要戴上面具，以便让它像俾斯麦的撞针一样10 ，更有力地、更准确地射出不可抗拒的子弹。但这里没有那些女人的容身之处，在这里人民是自己娱乐自己，他们的姊妹、妻子和女儿们也是自己娱乐自己，谁要是侮辱戴面具的人，只能自己遭殃。在狂欢节中，面具对妇女的作用，与驿站长纽扣洞上的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相同。11

起先我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看热闹，但是它那天然具有的魅力必然把一切卷入这股洪流。

全体人民像患了舞蹈病，穿着奇装异服在广场上拼命跳舞，这时任何无聊的玩笑都可能出现。餐馆的大厅里坐着几百个人，也许还更多，他们都是戴了紫白色的面具，坐在镀金的海船上由水牛拉着进入广场的（所有陆上的交通工具和四足的动物，在威尼斯都是非常稀罕和珍贵的）。现在他们便坐在那儿大吃大喝。一个客人突然提出，要给大家看一件宝物，保证大家一定满意，这件宝物便是我。

这位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他蓦地跑进阿尔贝戈·但尼尔饭店，要求我与他一起去参加假面舞会。去不合适，拒绝也不合适，我去了。迎接我的是欢呼声和斟满的酒杯。我向大家鞠躬答礼，讲了些废话，欢呼声更响了，有的人大喊：“加里波第的朋友万岁！”另一些人大喊：“欢迎俄国诗人！”我担心这些戴紫白色面罩的人会举起酒杯高呼：“为斯拉夫诗人，斯拉夫艺术家、雕塑家和艺术大师干杯”，赶紧溜回了圣马可广场。

广场上人山人海，我靠在一根柱子上，正为自己的诗人雅号得意。我的向导为戴紫白色面罩的人执行了传见的使命后，这时站在我旁边。我突然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从人群中穿过，不禁脱口而出，喊道：“我的天，她多么美！”我的向导12 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立即抓住我，把我推到了她面前。我的波兰伯爵开始道：“这就是那个俄国人……”我打断了他的话：“您听到我是俄国人以后，还愿意与我握手吗？”她笑了笑，伸出了手，用俄语说她早已希望见到我，并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我又与她握了握手，然后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为止。

我想：“这是一朵带血的花，给暴风雨从立陶宛的土地上吹到了这儿。现在你的美貌不再是为祖国的人民放射光彩了……”

我离开广场，去迎接加里波第13 。在水上，一切静悄悄的……狂欢节的喧闹声时断时续地传来。森严的房屋簇聚在一起，仿佛在向小船靠拢，用自己的点点灯火窥视着它；台阶旁边的河水拍打着舵，铁钩在闪闪发光，船夫大声喊着：“劳驾，让开一点！”河水静静地把船带进了小胡同，鳞次栉比的房屋蓦地让开了，我们进入了大运河中14 ……“火车站到了，先生。”船夫嚷道，口齿不清，正如全城的人一样。但是加里波第在波伦亚下了车，还没到达。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喘着气，在等待鸣笛。我真想跳上火车，免得明天再看到那些面具，但明天我不会再见到那位斯拉夫姑娘……

……威尼斯欢欣鼓舞地接待加里波第。大运河上帆樯林立，几乎形成了一座桥，为了走上我们的小船，必须跨过几十只其他的小船。政府和它的随从们尽一切努力，要表示他们对加里波第不满。如果阿马戴乌斯王子15 傲慢不逊和鄙俗无礼的表现是出于他父亲的指示，那么这个意大利孩子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不能在威尼斯和国王之间，在国王的儿子和良心之间，调和一下矛盾呢？要知道，加里波第给了他们两个王国呢！16

我发现，从1864年在伦敦见面后，加里波第没有老，也没有病。但是他显得忧郁，心事重重；第二天他要会见威尼斯人民，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他真正的合唱队——人民群众是在基奥贾17 ，他在那儿才充满活力，那里的船夫和渔民在等待着他；他站在群众中间，对这些普通的穷人是这么说的：

“我跟你们在一起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我深深感到，我生来就是一个工人，也一向是工人，祖国的不幸才使我不得不放弃了和平的劳动。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你们的每一种工作……”

老船长的话淹没在一片欢乐的呐喊声中，人们向他拥去。

“给我刚出生的儿子取个名字吧！”一个女人喊道。

“给我的孩子祝福……”

“也给我的祝福！”别的女人喊道。

勇敢的将军拉马尔莫拉和无人安慰的鳏夫里卡索利，以及你们所有的希阿洛亚和德普雷蒂斯们，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破坏这条纽带吧，它是由农民和工人的手织成的，它这么坚韧，不论你们和你们所有的托斯坎尼和撒丁的走卒们，你们那些分文不值的马基雅弗利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把它拉断。18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等待着意大利的是什么，新生的、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那是马志尼所鼓吹的前途，加里波第带领大家争取的前途……还是加富尔所要实现的前途呢？19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抛到了可怕的远处，面对了一切最令人痛心的、争论最多的难题。它直接涉及我们内在的信念，那些构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基础的信念，而这个斗争往往使我们与朋友分道扬镳，有时也会使我们与敌人站在一边。

我怀疑拉丁民族的未来，怀疑它们未来的发展能力：它们欢迎革命的过程，却对取得的进步感到无法承担。它们没有得到它时向往它，得到以后又厌弃它。

意大利解放的理想是可怜的，它一方面忽视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幸地保留了旧的、腐朽的、死亡的和导致死亡的因素。意大利的革命直至目前仍是争取独立的斗争。

当然，只要地球没有破裂，彗星不太靠近地面，以致使我们的空气变成火海，意大利在未来依然是意大利，一个屹立在蔚蓝的天空下和蔚蓝的海洋中的国家，既有秀丽的外貌，又有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人民，那些天生喜爱音乐和美术的人民。当然，军事和政治上的一切风波，荣誉和耻辱，边境的陷落和议会的兴起，都会在它的生活中得到反映，它会从教士的、专制的国家变成（而且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的国家，从贫穷的国家变成富足的国家，从简陋的国家变成舒服的国家等等等等。但是这还不够，光是这样是走不远的。在比利牛斯山的那边也有一个国家，周围也是蔚蓝的海洋，也居住着英勇的、历尽忧患的人民，它是美好的，没有外来的敌人，又有议会，还有表面的统一……然而具备了这一切，西班牙又怎样呢？

民族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停顿之后，在有利的环境下重又萌发生机，充满力量和朝气。但是它们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恢复原来的面貌呢？

希腊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多少世纪（我几乎得说已有千年之久），然而它依然活着，当全欧洲沉湎在复辟的噩梦中的时候，希腊却觉醒了，震动了整个世界。但是卡波季斯蒂亚斯20 的希腊人，难道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或者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吗？他们只是保留了同一个名称和遥远的回忆而已。意大利也可能脱胎换骨，但那时它就得开始另一部历史了。它的解放只是取得了生存的权利。

希腊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它离我们这么遥远，与我们的好恶关系不大。希腊经历了雅典时代，马其顿时代，在罗马的压力下失去了独立，到了拜占庭时期重又作为自主的国家出现。但这时它有什么作为呢？什么也没有，甚至更坏，有的只是神学的论争，妻妾制度改革的先兆。土耳其人帮助了停滞的大自然，在熊熊的烈火中迫使它走上了灭亡之路。当罗马的统治降临时，古希腊已经奄奄一息，它保存了它，正如熔岩和灰烬保存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21 。拜占庭时期揭开了棺材盖，但死人还是死人，它像一切坟墓一样，属于神父和修士的世界，这些人在那里代表了丧失繁育能力的太监。谁不知道十字军远征拜占庭的故事？从教养，从文明的程度而言，十字军低得多，但是这些野蛮的勇士、粗鲁的武夫却充满力量，英勇善战，意志坚强，他们一往无前，历史的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人之所以美好不在于他们的温和慈祥，而在于他们具有雄健的膂力，他们的要求又适合时宜。正因为这样，我们读枯燥的编年史时，看到瓦兰吉亚人22 从北方的冰雪中疾驰而下，或者斯拉夫人驾着小船顺流而下，举着盾牌攻打拜占庭睥睨一切的城墙时，便理所当然地感到十分兴奋。我做学生时，读到那个穿衬衫的野人23 戴着金耳环，独自摇着树皮船，前去会见温文尔雅、知书识礼、服饰华丽的皈依了上帝的皇帝齐米斯西斯，真是喜不自禁。

不妨想想拜占庭；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把绘圣像的新编年史送到世上，得到政府的推广以前，拜占庭可以向我们说明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拜占庭能够生存，但是不能有什么作为；可是一般说来，只有当民族活跃在舞台上，也就是当它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它们才能在历史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记得我已讲过，当我向托马斯·卡莱尔24 谈到巴黎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时他给我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对它这么生气呢？”他向我指出，“拿破仑迫使法国人闭上嘴巴，这是他对他们的极大恩惠，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要讲，可是又不得不讲……现在拿破仑给了他们一个表面的理由……”

我不想说，我是否完全同意卡莱尔的话，但是我问自己：到了占领罗马以后，意大利有什么要讲和要做的吗？有时我找不到答案，我只得希望，还是让罗马永远作他们鼓舞人心的目标吧。

在取得罗马以前，一切都很好，大家精神振奋，充满力量，只是缺少一些钱……在罗马面前，意大利可以忍受一切——捐税，皮埃蒙特的本位主义，掠夺成性的政府机构争争吵吵、令人厌恶的大批官僚；在等待罗马解放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为了取得它，人们可以克制自己，也必须和衷共济。罗马是分界线，是旗帜，它始终闪现在眼前，不让人安心睡觉，安心做买卖，它使人心神不定。到了罗马，一切便变了，一切都结束了……在那里似乎已万事大吉，取得了桂冠；其实根本不对，那里还只是开端。

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从来不明白（这是很好的）独立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予，除了成年权，除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除了自由行动的公民权获得承认以外，没有其他。

从皮卡托利尼和奎里纳尔山顶25 上宣布的法令将是什么？从罗马广场上，从那个阳台26 （历来教皇向“世界和城市”祝福的地方）上，将向世界宣告的又是什么？

简单地宣布“独立”，这是不够的。但是我总觉得，到了加里波第丢下自己不再需要的剑，给意大利披上成年服的一天，他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台伯河边，与自己的导师马志尼当众拥抱，一起宣布：“现在让你们的仆人离开吧！”27

我这是为他们讲的，不是反对他们。

他们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将彪炳史册，永远照耀在从阜姆到墨西拿的整个意大利上空，而且在整个悲惨的欧洲，随着人们在历史上日益变得卑下和渺小，他们的名字将越升越高。

但是意大利不见得会按照伟大的烧炭党人和伟大的战士的纲领发展；他们的教义完成了奇迹，它唤醒了思想，举起了剑，这是惊醒沉睡者的号音，意大利解放自己的旗帜……马志尼的半个理想实现了，但正因为这样，那另一半远远越出了可能的范围。马志尼现在之所以变得软弱，原因便在于他的成功和伟大，正是他的理想的这一半，那成为现实的一半，使他变得贫乏了，这是分娩之后的虚弱。看到陆地以后，哥伦布只要把船驶向那儿，那桀骜不驯的全部精神力量已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反对农奴制度，反对不经任何审判定罪和争取一切公开的斗争，曾赋予我们的每一句话以巨大的力量，可是现在呢？

罗马是马志尼的美洲……在他的纲领中，缺少更远大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胚胎，它的斗争目标只是意大利的统一和罗马。

“那么民主共和制度呢？”

这是坟墓那边的巨大奖励，因为人们正是在这憧憬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宣讲者和殉难者也正是对它怀着真诚而热烈的信念……

直至今天，一部分坚定的老人，马志尼久经考验的同志们，依然在朝着这目标前进，他们是不屈不挠、不可收买、不知疲倦的石工，为新意大利奠定基础的人，如果缺少水泥，他们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但是这些人有多少呢？他们之后还有谁呢？

当德国人、波旁王朝和教皇的三重桎梏压在意大利脖子上的时候，圣马志尼教团这些奋不顾身的战斗的教士们，到处赢得了同情。王公贵族和大学生，珠宝商人和医生，演员和教士，画家和律师，市民中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工人、官员和士兵中一切觉醒了的人，都秘密地或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工作。要求共和的人不多，要求独立和统一却是共同的。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厌恶法国式的统一，他们不希望共和。当前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适合意大利人的需要，他们正是指望以这样一个“强大而雄伟”的形象跻身在欧洲各国中，他们在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身上找到了这“美好而伟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拥护他。28

从欧洲大陆的发展看，在头脑中没有明确的观念，行动上没有可能采取的方针时，代议制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伟大的缓冲装置，它可以磨光棱角，消除冲突双方的锐气，赢得时间。一部分欧洲已通过了这磨盘，另一部分正在通过，我们这些凡人自然也难逃此劫。埃及发生了什么？它也只是骑着骆驼，在鞭子的驱赶下，走进代议制的磨坊而已。29

我不想责备多数派，它准备不足，已精疲力竭，有些气馁，我更不想责备群众，他们长期处在教士的教诲下，我甚至不想指责政府，因为说实话，怎么能指责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热情、诗意和智谋呢？它来自卡里尼亚诺宫30 ，是在生锈的哥特式宝剑、扑粉的老式假发和自命不凡的小朝廷的僵化礼节中长大的。

它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恰恰相反，但是它并不因此变得软弱无力。1863年，我曾为那不勒斯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感到奇怪。1867年，我看到威尼斯刚解放三个月，便对政府无法容忍，已一点不觉得奇怪。但同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它根本不用怕什么，只要它自己干的事不致太荒谬，太令人不满，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在它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把它讲几句。

政府有时喜欢运用各种语义含糊的俏皮话愚弄人民，如路易-菲力普的“和平的俘虏”，路易·拿破仑的“帝国就是和平”之类。里卡索利也不甘落后，他把保障教会大部分财产权的法案，称之为“自由国家内教会的自由权（或自主权）”31 。自由派中的一切未成年人，一切只看标题的人，都欢欣鼓舞。政府掩饰着笑容，庆贺自己的胜利。这法案显然对教士有利；于是比利时的一个“税吏和罪人”来了32 ，耶稣会的长老们则躲在他的背后。他带来了大量黄金，那金光闪闪的颜色在意大利已好久没看到了，他提议付给政府巨额现款，政府则必须保障教士对他们在忏悔仪式中骗取到的，从临死的和一切灵魂堕落的罪人中搜刮到的田地房产的合法所有权。

政府看到的只是金钱，傻瓜们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自由国家内教会的美国式自由权。现在用美国的砝码来衡量欧洲的一切设施，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佩尔西尼公爵33 便在第二帝国和当今的第一共和国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点。

然而不论里卡索利和希阿洛亚如何狡猾，议会（尽管它的成员极其庞杂，又大多庸碌无能）终于发觉，这局牌有舞弊行为，而且舞弊是背着它干的。34 银行家充当了导演，企图收买意大利议员，但这是在2月，议会休会了。那不勒斯出现了流言蜚语，威尼斯人在马利布兰剧场集会，要提出抗议。里卡索利下令封闭剧场，派了门岗。毫无疑问，一切可能出现的失策中，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威尼斯刚得到解放，它想行使自己的反对权，却遭到了警察的阻挠。为国王举行庆祝会，给伟大的司令拉马尔莫拉献花，这都没什么。甚至威尼斯人如果想为奥地利大公开会祝福，也会获得批准。但是马利布兰剧场的集会其实毫无危险可言。

议会惊醒了，要求解释。里卡索利回答得傲慢不逊，那口气完全像蓝胡子拉乌尔的末代子孙，中世纪的伯爵和领主。议会本来“相信内阁并不想限制集会权”，因此希望按程序进行讨论。但拉乌尔对他的“教会自由权”法案，那个他自己毫不怀疑的法案，竟在议会委员会中遭到怀疑，已十分恼火，于是宣称，他不能接受提出的议事日程。生气的议会否决了他的意见。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使他在第二天把会议延期，第三天又解散了议会，第四天他还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是据说，恰尔第尼35 对国王说，恐怕不能依靠军队。

有不少例子说明，政府犯了错误，总想为它所做的错事寻找有效的借口，或者掩盖这种错误，但是这些先生找到的只是最愚蠢的借口，它们只能证明他们的失败。如果政府沿着这条路一意孤行，它便可能垮台。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是多少符合理性的东西；不顾理性可以造成漫无止境的灾难，尽管不论在任何场合，几乎总有恰尔第尼这样的人，在危险的时刻，给忘乎所以的头脑浇上一桶冷水。

如果意大利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心安理得，不以为意，那么它必然受到惩罚。对于阅历不如法国人的民族，这种谎言、假话和没有内容的空话组成的幻觉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在法国，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从表面和外形上看，一切又无不具备；它像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老人，陶醉在玩具中，有时虽也发现，它的马是木制的，但仍宁可沉迷在幻觉中。意大利不能容忍这种中国皮影戏，这种月光似的独立（它的光线四分之三来自杜伊勒里宫的太阳），这种被鄙视和被憎恨的教会（人们把它当作昏聩的老太婆一般侍奉着，但愿它快点死去）。代议制的土豆泥和议会的夸夸其谈，不能给意大利人带来健康的体魄。这些骗人的食物和不真实的斗争只能使他们营养不良，头脑不清。可是别的又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只能是在罗马宣布意大利的统一之后，接着又宣布它分裂为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彼此不相为谋的各个部分。如果它蕴藏着活力，那么化整为零，形成十来个富有生机的中心，说不定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完全符合意大利的精神的。

……我正沉浸在这种遐想中，忽然看到了基内36 的小册子《法国和德国》，我高兴极了，这倒不是我特别信仰这位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我非常敬重他本人，但我之高兴不是为了自己。

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以幽默著称的朋友在我的桌上看到了柏林人米什莱的一本“谈灵魂不灭”的书37 ，给我留了下面这么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请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务必扼要地告诉我，灵魂究竟是不是不灭的。我无所谓，但是为了安慰我的亲属们，我想知道这一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看到基内的书之所以高兴是为了我的亲属们。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许多人对欧洲的权威采取傲慢的态度，但对他们的话还是比对我们自己人的话更相信。因此我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欧洲保姆的庇护下。我借重蒲鲁东的话说，等在法国门外的不是喀提利纳，而是死亡；我拉住斯图亚特·穆勒的衣裾，反复申说英国的中国化问题。现在我也很满意，我可以拉住基内的手说：“这是我尊敬的朋友基内在1867年关于拉丁欧洲讲的话，也是我就整个1847年及以后各年的它所讲的话。”

基内怀着恐惧和忧郁看到法国的没落，它的头脑的衰老，它的逐步退化。他不了解原因，只得在法国背离1789年的原则和失去政治自由中寻找根源，因此在他的字里行间，从忧郁中流露出一种内心的希望：依靠实现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伟大的革命原则恢复健康。

基内没有发觉，他所说的伟大原则，以及拉丁世界的一般政治思想，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它们的发条不起作用了，快要断了。1789年的原则38 不是空话，但现在变成了空话，与圣餐仪式和祈祷文一样了。它们的功绩是巨大的：法国依靠它们，通过它们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未来的帷幕拉起了一角，又在惊慌失措中溜走了。

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或者自由的制度重新把神圣的帷幕拉开，或者一切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外表安定，内部是奴役。

如果欧洲的民族生活、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追求，那么这一或另一方面早已会取得优势。但由于西欧历史形成的局面，它导致了永恒的斗争。它的文化具有双重性质，这个基本事实中包含了妨碍持续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人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中，两个层次中，两个世界和两个发展阶段中；生活不是以统一的整体，而是以它的一个部分在进行，同时又得利用另一部分提供燃料和食物，这样，继续侈谈自由和平等，就越来越困难了。

为建立更和谐、更平衡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们在某一地区不能成功，这主要是证明这个地区还不具备条件，不是这些原则错了。

事情的整个实质便在这里。

北美合众国凭自己统一的文化，可以轻易走到欧洲前面，它的处境比较单纯。它的文化水准低于西欧，但它是统一的，一切都达到了这个水准，这便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

二十年前，法国以巨人的步伐冲向另一生活，在黑暗中盲目奋战，没有计划，除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不知道别的一切；它被“秩序和文明”39 打败了，而胜利者离开了它的轨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自己悲剧性的胜利付出代价：它在许多世纪的努力、牺牲、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一切，即整个文化的优秀成果。

力量的中心，发展的道路——一切都改变了；隐蔽的活动，受压制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法国国境以外。

德国人一旦相信，法国的海岸下沉了，它那骇人的革命思想衰老了，不再可怕了，于是戴上普鲁士钢盔，从莱茵河边的堡垒中出来了。

法国不断后退，钢盔不断前进。俾斯麦从来不把自己人放在眼里，但他向法国竖起两只耳朵，嗅着那儿的空气，终于相信那个国家已无能为力，于是明白，普鲁士的时代到了。40 明白以后，他立即命令莫尔特凯41 制订计划，命令军械员制造撞针，露出日耳曼人毫不留情的狰狞面目，有条不紊地摘取一只只成熟的德国梨子，丢进可笑的腓特烈·威廉42 的网兜里，让他相信，他是路德派上帝特别宠爱的英雄。

我不相信，世界的命运会长期掌握在德国人和霍亨索伦王朝43 手中。这不可能，这违反人类的理性，违反历史的美学。我要说的话与肯特对李尔说的正好相反：“普鲁士，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必须称你为国王的东西。”44 但不管怎么说，普鲁士把法国挤到了后面，自己坐到了首位。在把日耳曼祖国色彩斑驳的碎块涂上同一颜色以后，它便得给欧洲颁布法律——只要它可以用刺刀制定法律，用霰弹执行法律，它便会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它拥有比别国更多的刺刀和更多的霰弹。

在普鲁士的浪潮后面，已兴起了另一个浪潮，不论那些传统的老人是否欢迎，它还是会到来。

英国很狡猾，它保持着强大的外表，却躲在一旁，仿佛为自己虚假的不介入感到自豪……1848年，它曾靠警棍轻易医治了它的社会阵痛，现在它在内心深处又感到了同样的痛楚……它比以前更强烈了……于是它只得把探索的触须深深伸进国内的斗争中。

法国为自己地位的改变感到惊讶，困惑，它不敢用战争威胁普鲁士，却威胁意大利，如果它敢于触犯“永恒之父”的人间领地，就得冒战争的危险；并且募款建造伏尔泰的铜像。45

普鲁士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号音，要开始最后的军事审判，这能唤醒拉丁欧洲，告别它文明的野蛮人正在到来吗？

谁知道呢？

……我在热那亚遇到了一些刚渡过大洋的美国人。热那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书本上读到的关于旧世界的一切，他们都亲眼看到了；那起伏不定的狭小而阴暗的中世纪街道，那异常高大的房屋，那半坍毁的走廊、城堡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

我们走进了一个宫殿的大厅。一个美国人不禁兴奋得大叫道：“啊，这些人生活得多么好，多么好呀！这么宽敞，这么幽雅！不，在我们那里这样的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他准备为自己的美国脸红呢。我们在宽敞的大厅里参观。从前那些主人的画像，挂在墙上的一幅幅图画，褪色的墙壁，古色古香的家具，废弃的纹章，荒凉的气氛，空空荡荡的屋子，还有那个戴着黑绒线帽子，穿着破旧的黑上衣，拿着一串钥匙的老看守人……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住人的房子，只是一件古董，一个石椁，过去的生活留下的华丽的痕迹。

“是的，”走出屋子时我对美国人说，“您说得完全对，这些人从前生活得很好。”

（1867年3月）

1  1860年，意大利获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意大利王国，但威尼斯地区仍处在奥地利统治下，罗马则由法国军队所控制。1866年底，由于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被打败，意大利收回了威尼斯地区。赫尔岑便是在这时来到威尼斯游览，这时意大利最大的问题便是解放罗马和实行共和制。

2  总督宫在圣马可广场旁边，是威尼斯的著名建筑。

3  圣马可即《马可福音》的作者，他的雕像常是右手拿笔，左手拿书，脚边有一头狮子。

4  韦罗内塞（1528—1588），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5  据传说，古代威尼斯的一个总督把一枚戒指投入亚得里亚海，说道：“大海啊，我们用这枚戒指表示与你的永久结合。”从此，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威尼斯也被称为“大海的新娘”。

6  伽马（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由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的开拓者。

7  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指法国，法国宣布共和后，1793年的共和国宪法规定法国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大兵”指拿破仑，拿破仑为科西嘉人。1796至1797年在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占领了威尼斯共和国，然后在与奥地利签订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把它让给奥地利，换取比利时诸省和莱茵河左岸地区。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消失了，成了奥地利的属地。“狮子”是威尼斯的城市标志。

8  基督教的主要节日之一，在大斋节前三天，为“封斋”作准备的狂欢活动在2月份。威尼斯从1797年割让给奥地利，至1866年底解放共约七十年。

9  圣马可广场上有四匹铜马，系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所作，因此称为异教的马匹。

10  指当时的新式武器击针枪，俾斯麦曾让普鲁士军队普遍使用这种武器。

11  一年前，我在尼斯参加过一次狂欢节。那差别多么大，那里不仅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宪兵，不仅有戴武装带的警官……群众本身（不是旅游者）令我吃惊。戴面具的人喝醉了酒互相咒骂，跟站在酒店门口的人打架，还把涂白脸的小丑推倒在污泥中拳打脚踢。——作者注

12  即后面提到的波兰伯爵，一个流亡者，名霍托姆斯基。那个年轻女子也是波兰流亡者。

13  1867年初，加里波第从卡普雷拉岛到达佛罗伦萨（当时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又应威尼斯人的邀请，于2月间访问了该市。加里波第此行的目的是支持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活动，并宣传解放罗马的重要性，让大家明白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还没有最终完成。

14  大运河是贯穿威尼斯市的主要通道。

15  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儿子，当时正在威尼斯，他根据父亲的指示，把对加里波第的欢迎变成了对意大利王国的歌颂。

16  指两西西里王国。

17  威尼斯附近海岛上的小城，居民大多为渔民和船工。加里波第这次访问了该地。

18  拉马尔莫拉（1804—1878）是意大利的将军及政治家，在1866年与奥地利军队的战斗中连连败北，这里称他“勇敢的将军”是反话。里卡索利（1809—1880）是意大利政治家，1861年后继加富尔为意大利王国的首相。他中年丧偶，没有再娶，因此这里称他“无人安慰的鳏夫”。希阿洛亚（1817—1878），意大利王国财政大臣，君主主义者。德普雷蒂斯（1813—1887），意大利王国内阁大臣。所有这些人当时都竭力破坏加里波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给加里波第解放罗马的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19  马志尼鼓吹的是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加里波第争取的是包括罗马在内的彻底统一的意大利，而加富尔要实现的是君主制国家。

20  卡波季斯蒂亚斯（1776—1831），希腊爱国志士，一向在俄国外交界工作，曾在维也纳会议中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1827年希腊独立后当选为临时总统，执行亲俄政策，不久即被政敌暗杀。

21  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古城，于公元79年由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被埋入地下，直至18世纪发掘出土，保存完整。

22  古代俄罗斯人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

23  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当时俄罗斯还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据说他常穿白布衬衫，戴耳环，但作战骁勇。在公元968至971年与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的战斗中，虽然由于众寡悬殊，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城市中，仍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971年，他与齐米斯西斯会见，签订了和约。

24  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赫尔岑在18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卡莱尔的这些话。

25  罗马系建立在七个山丘上，这是其中的两个，罗马市政厅即在这里。

26  指梵蒂冈宫的阳台，教皇在此向基督教世界及罗马祝福。

27  原为《圣经》中的话，见《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九节。

28  一个可爱的匈牙利人，山陀尔·泰莱基伯爵，后来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团长，有一次跟我谈到佛罗伦萨人庸俗华丽的装饰时，笑道：“您记得莫斯科的赛马和游园会吗？……那是愚昧的，但很有性格：车夫灌饱了酒，歪戴着帽子，马值几千卢布，老爷怡然自得，裹在貂皮大衣里打磕睡。可这儿呢，形容枯槁的伯爵，驾车的马又瘦又小，脚抽搐，鬣毛乱蓬蓬的，那个笨手笨脚的瘦弱的贾可莫（他也是主人的园丁和厨子）坐在驾车座上，拉着缰绳，穿的号衣也不合身，伯爵只得一再求他：‘贾可莫，贾可莫，请你务必保持美好而轩昂的仪表。’”我要求泰莱基伯爵把这些话借给我用一下。——作者注

29  指19世纪初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实行的改革。穆竿默德·阿里本为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军官，后被任命为总督，他在埃及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原有的封建关系中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后来他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在英法等国的干预下，仍未摆脱殖民地的地位。

30  意大利独立后的第一个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出生在都灵（当时皮埃蒙特王国的首都）的卡里尼亚诺宫，1849年起为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861年当选为意大利国王。

31  意大利王国首相里卡索利于1867年1月向议会提出的这项法案，目的在于保障教会的特权，却用自由做招牌。

32  指比利时的银行家拉格兰德-第蒙索，他是教皇的代理人，企图利用里卡索利的那个法案向意大利政府提供一大笔钱，以保障教会的财产权，这使教会可以大肆掠夺人民，银行家也可获得高额利润，政府又可得到大笔收入。“税吏和罪人”，指富翁，语出《圣经》，因在罗马帝国时期包税商均为富人，又为富不仁，因而与“罪人”并列，见《马太福音》第九章。

33  佩尔西尼（1808—1872），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认为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实质上是一致的。

34  里卡索利的法案在意大利议会遭到了反对，全国各地纷纷提出抗议。里卡索利于1867年2月命令威尼斯地区警察局禁止一切集会，于是议会提出质询，表示对政府不信任。里卡索利于2月13日下令解散了议会。

35  恰尔第尼（1811—1892），意大利将军，撒丁王国军队的总司令。

36  基内（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

37  米什莱（1801—1893），德国哲学家，这里指他的《谈上帝的个性及灵魂不灭》一书。

38  即自由、平等、博爱。

39  指拿破仑三世的政变。

40  指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活动。这时法国国内矛盾重重，无暇他顾，而法国保持中立是普鲁士顺利实现自己的计划的必要条件。

41  莫尔特凯（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1866年制定了对奥地利的作战计划。

42  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一个低能的国王，但这时他已死去，由他的兄弟威廉一世任国王。

43  德国一个主要家族，它的各支为德国许多公国的统治者，普鲁士王室即属于勃兰登堡霍亨索伦一支。

44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一幕第四场，肯特伯爵对李尔王说：“你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使我必须称你为我的主人。”

45  拿破仑三世为防止意大利的强大，竭力阻挠意大利解放罗马的斗争，并尽量扩大法国的影响。

第三章

美丽的法兰西

啊，法兰西这美好的国家，

给我留下了多么愉快的回忆！1

1.在大门外面

法兰西对我是关上了门的。1851年夏，我到达尼斯一年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莱昂·福适，要求他允许我到巴黎去几天。我说：“我在巴黎有一幢房子，我必须处理一些它的事。”认真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这证明让步，我拿到了在巴黎停留“最短时间”的许可。

1852年，我申请通过法国前往英国，遭到了拒绝。1856年我打算从英国回瑞士，再度申请签证，又遭到了拒绝。我写信给弗里堡州议会说，我与瑞士隔绝了，只能秘密前往，或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最后，还可通过德国，但这很可能会使我走进彼得保罗要塞，而不是回到弗里堡，因此我要求州议会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为我申请通过法国的权利。州议会于1856年10月19日给了我下面的复信：

“亲爱的先生：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委托瑞士的部长在巴黎采取必要的步骤，为您获得通过法国返回瑞士的准许。现将瑞士部长收到之答复原文抄录如下：‘瓦莱夫斯基先生2 考虑到这一事件之特殊重要性，必须就此事与内政部同僚进行磋商，现据内政大臣答复，去年8月他已不得不拒绝赫尔岑先生在法国过境之权利，现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与法国人除了一般的相识以外，没有任何交往，我没有参与他们的秘密活动，也没有加入任何团体，那时我已全心全意在从事对俄国的宣传了。这一点法国警察，那唯一无所不知的、唯一以全体人民为后盾的、因而也是无限强大的法国警察，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对我生气是为了我的文章和联系。

不能不说，他们的生气已越出了范围。1859年我和我的儿子到布鲁塞尔去了几天。不论在奥斯坦德还是布鲁塞尔，都没有验看我的护照。过了六天，我晚上回到旅馆，茶房给我蜡烛时对我说，警察局要查验我的护照。我说：“他们总算想起来了。”茶房随我走进房间，取了护照。十二点多钟，我刚睡下不久，茶房又敲门了，送了一个大信封来，那是公文。他说：“司法部长向先生问好，请您在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前往治安司去一次。”

“你就为这一点事半夜里把我吵醒吗？”

“他们立等回音呢。”

“谁？”

“警察局的人。”

“你告诉他们，我会去的，再告诉他们，半夜以后送这种请帖未免小题大做。”

然后我像努林3 一样“吹灭了蜡烛”。

第二天早上八时又有人敲门了。不难猜到，这又是比利时司法部在捣乱。“进来！”

进来了一位先生，打扮得清洁整齐，衣冠楚楚，戴着崭新的帽子，挂着又长又粗的镀金表链，穿着全新的黑上装等等。

我刚穿上一半衣服，因此与那位先生构成了奇怪的对照。这个人一定从早上七点起就在梳妆打扮，目的无非要表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即使这是假象也好。优势当然在他那边。

“请问，阁下是父亲赫尔岑先生吗？”

“这得看情况而定，因为我既是父亲，也是儿子。”

暗探一听大感兴趣。

“我是来找您的……”

“是要通知我，司法部长要我在十一时前往治安司吧？”

“一点不错。”

“其实部长何必劳您大驾，这么早跑来找我？昨晚半夜，他的公文已叫醒过我一次，这还不够吗？”

“那么您会去？”

“毫无疑问。”

“您认识路吗？”

“怎么，您是奉命护送我的？”

“不敢，您怎么这么想！”

“既然这样……”

“祝您早安。”

“再见。”

十一时整，我已坐在比利时治安司司长的办公室里。

他拿着一本记事本和我的护照。

“对不起，我们打扰了您，但您明白，这涉及两个小小的情况：第一，您的护照是瑞士的，但……”他用警察敏锐的观察力打量着我，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但我是俄国人。”我接口道。

“不错，我承认，这使我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难道比利时的法律禁止改变国籍吗？”

“那么您？……”

“十年前我在弗里堡州莫拉特镇的沙特尔乡加入了瑞士国籍。”

“当然，如果这样，那么我是不应该怀疑的……我们现在谈第二个难处。三年前，您申请前来布鲁塞尔，没有获得准许……”

“对不起，根本没有这回事，也不可能有。我从未被比利时驱逐过，如果我怀疑我有权进入布鲁塞尔，那么我对自由的比利时会有什么看法呢？”

治安司长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这份……”他打开了记事本。

“很清楚，那上面记的一切并不完全可靠。您瞧，您连我入瑞士国籍的事也不知道呢。”

“是的。德尔皮埃尔领事4 阁下……”

“您不必费心，我可以把其余一切告诉您。我问贵国驻伦敦的领事，我能不能把我的俄文印刷所迁往布鲁塞尔，那就是说我的印刷所是否可以安然无事，只要我不插手比利时的事，而我从未想过问比利时的一切，这是您很容易相信的。德尔皮埃尔先生请示了部长。部长请他让我放弃迁移印刷所的打算。贵国领事觉得不好意思把部长的答复用书面通知我，因此托我们共同的朋友路易·勃朗把这消息转告我。我向路易·勃朗表示了谢意，请他叫德尔皮埃尔先生放心，并告诉他，我得知印刷所不能迁往布鲁塞尔以后，并不在乎，我还说：‘如果领事先生要通知我的是相反的消息，即我和我的印刷所将永远不准离开布鲁塞尔，也许我还不致这么满不在乎。’您瞧，一切细节我全都记得很清楚。”

社会安全的保卫者稍微清了清嗓子，看了看记事本，提出道：

“确实这样，我没注意这是谈印刷所的事。不过我认为，您还是必须得到部长的准许；否则，不论这对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只得要求您……”

“我明天就走了。”

“请原谅，谁也没有要您这么快就离开，您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们谈的是定居……我几乎相信，部长也会批准这事。”

“也许将来我会向他请求，但目前我丝毫不打算在布鲁塞尔多作停留。”

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哦，我忘记了一点，”小心翼翼的治安保卫者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们是小国，是小国，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有些考虑……”他好像觉得羞于出口。

两年以后，我住在巴黎的小女儿病了。我重又申请签证，佩尔西尼5 又拒绝了。这时，克沙维里·布拉尼茨基伯爵6 在伦敦。在他家吃饭时我讲起了这件事。

“您写一封信给拿破仑亲王，”布拉尼茨基说，“我替您交给他。”

“我何必给亲王写信呢？”

“这说得对，您干脆写信给皇帝。我明天就动身，后天您的信就会到他手里。”

“那倒是很快，让我想想。”

回到家中，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陛下：

“十多年前，由于贵国政府的决定，我被迫离开了法国。那以后，我曾两度获准前去巴黎。7 后来，我进入法国的权利便一再遭到否定，然而我的一个女儿在巴黎受教育，我又有一幢房屋在那儿。

“因此我不揣冒昧，直接向陛下申请允许我进入法国，在巴黎停留一段必要的时间。我怀着希望和敬意等待您的批准。

“陛下，我可以无条件向您保证，我之要求前往法国，绝无丝毫政治目的。

“特此申请，恭候您的决定。

亚·赫尔岑

1861年5月31日

于伦敦西伯恩街

奥尔塞特大厦”

布拉尼茨基认为信写得干巴巴的，也许不能达到目的。我对他说，我不能改写，如果他愿意效劳，就请代为转交，但为了审慎起见，也不妨把它丢在炉子里。我们谈话时已在火车站，他随即走了。

但过了四天，我从法国大使馆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

“兹奉皇上命令通知阁下：皇上已同意您5月31日信上的要求，准许您在任何时候，凡需要办理您的事务时，进入法国，并在巴黎暂住。

“因此您可以在整个帝国境内，按照公认的规定自由旅行。

“向您问好。

巴黎警察局第一办公室

1861年6月3日于巴黎”

信尾的署名奇形怪状，歪歪斜斜，什么都像，唯独不像那位局长的姓Boitelle。

当天我还收到了布拉尼茨基的信。拿破仑亲王给了他下面这张皇帝的便条：“亲爱的拿破仑，我通知你，我刚才已批准赫尔岑先生
8 前来法国，命令给他办理入境签证。”

随着这一声“升起！”放下了十一年之久的拦路木终于升起了。一个月后，我动身前往巴黎。

2.在城墙里边

在加来，脸色阴沉、留大胡子的宪兵站在路障旁边喊着：“厄尔丁太太！”凡是从多佛尔坐船到达这儿的旅客，上岸以后，便被海关和其他检查机关人员赶进石造的大仓库，然后排成队，一个个通过路障进入法国。旅客走过时，宪兵发还护照，警官则用眼睛盯住你看，如果认为必要，便用话盘问你，直到他们满意，认为你对帝国并无危害时，才放你越过路障。

但是这一次，旅客们听到宪兵的喊声，没有一个人上前。

“奥格尔·厄尔丁太太！”宪兵挥着护照，提高嗓音又喊了一遍。还是没人答应。

“怎么回事，没人叫这个名字不成？”宪兵喊道，重新看了看护照，又喊道：“奥格尔·厄尔丁小姐！”

直到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也就是我的女儿奥莉加才猜到，那位秩序的保卫者声嘶力竭地喊叫的便是她的名字。

“到这儿来，把你的护照拿去！”宪兵恶狠狠地命令道。

奥莉加拿了护照，靠在迈森布格太太身边，小声问她道：

“这是皇帝吗？”

这是1860年她遇到的事，可是一年以后我的遭遇更坏。我不是在加来的路障（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旁边，而是在每个地方：在车厢内，在马路上，在巴黎，在外省，在家中，在梦中，在不做梦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留长胡子的、胡子的每一根都涂了蜡的皇帝站在我面前，把他没有光线的眼睛、没有声音的嘴巴对准了我。不仅宪兵按照自己的地位有点像皇帝，使我想起拿破仑三世，而且所有的士兵、店员、茶房，尤其是火车和公共马车的管理员，都像一个个拿破仑。正是在1861年的巴黎，在市政厅（1847年我还充满敬意地瞻仰过它）前面，在圣母院前面，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和所有的林荫道上，我才真正领会了大卫王在《诗篇》中怀着谄媚的绝望心情向无所不在的耶和华诉说的话：不论他跑到哪里，他都无法躲开他：“我到水中，你在那里，我到陆上，你在那里，我到天上，你自然也在那里。”9 我走进黄金酒家吃饭，拿破仑的一个化身马上会出现在餐桌对面，围着餐巾要调料；我上剧场，他又坐在同一排位子上，可能另一个还会出现在舞台上。我为了躲避他到了城外，他又跟着我来到了布洛涅树林那边，上装钮子扣得紧紧的，涂蜡的胡子尖翘得高高的。哪里没有他呢？在马比耶咖啡馆的舞会上？在马德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不过哪怕在这些地方也是一定能见到他的。

“革命体现在人的身上”，这是梯也尔时期的空头理论家和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心爱的一句口头禅。这里的情形更为玄妙：“革命和反动”，秩序和混乱，前进和倒退，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又反过来体现在一切行政机构中：从部长到乡村警察，从议员到村长……像步兵一样分布在陆地上，像舰艇一样分布在海洋上。

这个人不是诗人，不是先知，不是胜利者，不是怪物，不是天才，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冷漠的、沉默的、忧郁的、难看的、工于心计的、顽强不屈的、枯燥乏味的“既不胖也不瘦的中年绅士”10 ，资产阶级法国的资产者，命运的宠儿，一个伟大人物——伟大平民的侄儿。他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切突出方面，人民的一切愿望，使它们归结为他一个人，正如高山的山峰或金字塔的尖顶构成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终点一样。

在1849年和1850年，我对拿破仑三世还认识不清。当时那些民主主义的漂亮词句迷惑了我，使我不能准确估价他。11 1861年是帝国最美好的年代之一，一切欣欣向荣，一切都处在平衡与和谐的状态，服从于新的秩序。不同的政见和大胆的思想恰到好处，可以造成必要的阴影，增加一些辛辣的香味。拉布莱12 非常聪明，故意用赞美纽约来抨击巴黎，普雷沃-帕拉多尔13 则用赞美奥地利来挖苦法国。米赖斯事件14 遭到了不指名的批评。可以对教皇进行不公开的咒骂，也可以对波兰解放运动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有的团体内投石党15 精神蠢蠢欲动，正如40年代我们一些老朋友在莫斯科的高谈阔论一样。甚至在名流中间也出现了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有些像我们的叶尔莫洛夫16 ，但都是文人，如基佐。其他一切也都遭到了指摘。但谁也没有抱怨，大家甚至欢迎这种休闲状态，就像经过谢肉节七天的大吃大喝之后，在四旬斋第一周吃到洋姜和蔬菜，还会觉得别有风味。那些对斋期的素食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很难领会这种乐趣，但他们离开了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便会带着被矫正的口味从朗贝萨或马扎斯监狱回来。“伟大的军队”17 已被伟大的警察所取代，它遍布各地，无时不在。文学界风平浪静——在从前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只剩了拙劣的船夫在悠闲地摇着拙劣的小船。庸俗的戏剧占领了所有的舞台，使人看后回到家中便昏昏欲睡，到了早上又由空洞无物的报纸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从前意义上的新闻界已不复存在。重要的报刊不是代表观点，只是代表利润。伦敦报纸的社论是用精炼的、朴实的文字写的，正如法国人所说，是“有血有肉”的，读惯它们以后，看到法国的社论，便觉得难以卒读。它们没有内容，只有华丽的辞藻和老生常谈，那些虚张声势的高调不仅可笑，而且由于明显违背事实，更令人作呕。人们却照例要多灾多难的民族把希望寄托在法国，认为它依然站在“伟大运动的前列”，依然是给世界带来革命、自由和1789年的伟大原则的那个法国。反对派已龟缩在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下。这只是深浅不同的同一颜色，它们的差异与水手表示中间风向的符号差不多N.N.W.，N.W.N.，N.W.W.，W.N.W.……波拿巴主义有疯狂的、激烈的、温和的之分，还有君主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和平的、战斗的、革命的、保守的波拿巴主义，最后，还有罗亚耳宫的波拿巴主义和杜伊勒里宫的波拿巴主义18 ……每到深夜总有一些先生奔走于各个编辑部，如果发现报纸的指针过于偏向北、东或西，便赶忙把它拨正。他们按照警察局的时钟校正时间，删改、补充和拼凑下一期的版面。

……我在咖啡馆里看晚报，据说米赖斯的律师拒绝透露利用的资金数目，因为这牵涉到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我对一个熟人说道：

“但是为什么检察官不责令他讲，为什么报纸不坚持这一点？”

熟人拉了拉我的大衣，向周围瞧瞧，又用眼睛、胳臂和手杖向我示意。我没有在彼得堡白住，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便开始跟他讨论用塞尔查矿泉水冲苦艾酒的问题了。

走出咖啡馆，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伸出小小的双手迎面跑来。走近以后，我发现这是达里蒙19 。

“您回到了巴黎，一定觉得很高兴吧。”这位左派议员说道。“啊，我想一定是这样！”

“不见得太高兴！”

达里蒙一下子愣住了。

“哦，达里蒙太太和您的孩子好吗？要是他的身材没按照父亲的规格生长，他现在想必很高了吧？”

“一切照旧，哈哈，很好。”于是我们分手了。

在巴黎我感到窒息，直到一个月以后，当我透过雨和雾，重又望见英国那泥泞的白垩质海岸时，我的呼吸才觉得自由。在路易-菲力普时代，一切都像太小的靴子，使你感到夹脚，现在，这双靴子却变成了脚镣。我没有经历过在建立和巩固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我是在相隔十年之后来到这里，我面对的一切都已定型和完成了……何况巴黎已面目全非，它那些改建过的街道20 ，尚未完工的宫殿，尤其是我所遇见的人，都使我有陌生的感觉。这不是我爱过和恨过的那个巴黎，不是我从童年起向往过的、后来又带着诅咒离开的那个城市。这是已失去了个性的巴黎，冷静的、不再沸腾的巴黎。一只强有力的手压在它的身上，随时随地准备收紧缰绳——但目前还没有必要。巴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第二帝国，以前那个时代所表现的一切习惯几乎已荡然无存。“不满者”丧失了严肃和坚强的一切，不再足以与帝国相抗衡。塔西佗式共和主义者的回忆和社会主义者的模糊理想，并不能动摇皇上的宝座。对付“幻想”，警察的监督是不必郑重其事的，在它看来，它们并无危险，只是有些妨碍治安和秩序。“回顾”比“希望”更麻烦，对奥尔良派更需要严加防范。有时专横的警察会突然伸出拳头，显得不可理喻和粗暴，但这能够引起对它的畏惧感；它故意在两个街区制造了两个月的恐怖气氛，然后又缩回了警察局的后院和政府机关的走廊。

实际上一切都平静无事。两次最激烈的抗议并非来自法国人。皮亚诺利和奥尔西尼的行刺是为意大利复仇，为罗马复仇。奥尔西尼的行动使拿破仑吓破了胆，这成了给予最后一击（慈悲的一击21 ）的充足借口。他成功了。国家颁布了法律22 ，为埃斯皮纳斯23 制订黑名单提供了根据。它需要恐吓，让大家明白，警察不会在任何行动面前退缩，它需要摧毁一切关于权利，关于人的尊严的概念，需要用强权来战胜公理，让大家学会尊重暴力，承认暴力的权威。在肃清巴黎的嫌疑分子以后，埃斯皮纳斯命令各省警察局：每省必须发现一件阴谋，查获的参与阴谋的帝国敌人不得少于十人，并把他们逮捕后押送内政部听候处理。内政部有权不经法院审问，将罪犯送往卡宴或朗贝萨，也不必提出报告，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人一经流放便完了，既不能申诉，也无权提出抗议，他们未经法律审问，唯一获救的希望只是皇帝的大赦。

“我收到了这命令，”H警察局长对我们的诗人费·丘24 说道，“怎么办？我左思右想……非常为难，无计可施，但最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我派人把警官找来，对他说，您能在最短时间内给我弄到十个亡命之徒，或者还没被法院判刑的盗贼之类的人吗？警官说，这再也容易不过。好，那就把名单开给我，我们今夜就行动，逮捕他们，然后作为骚乱者解送内政部。”

“以后怎么样？”丘问。

“我们把他们送往内政部，内政部便把他们送往卡宴；全省都很满意，向我表示感谢，说我轻而易举解决了治安问题。”善良的警察局长笑着补充道。

政府在恐怖和暴力的道路上走累以前，民意和舆论已俯伏在它的脚下。于是无声的、安静的太平盛世到来了。警察额上的皱纹逐渐平伏，暗探眼中嚣张、挑衅的目光，巡官脸上凶恶的表情也变得和缓了；皇帝开始设想各种聪明仁慈的自由和人民的权利。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大臣对他的自由主义热情纷纷提出了规劝。

……1861年起，巴黎的门向我打开了，我路过了巴黎几次。起先我总是匆匆离开，后来情况改变了，我习惯了新的巴黎，不再对它生气。这是另一个大都市，一个陌生的城市。智力活动和科学都已退到塞纳河对岸，看不到了；政治生活也无声无息。拿破仑给予了“广泛的自由权”；掉了牙齿的反对派抬起秃顶的脑瓜，重又唱起了40年代的老调；工人不信任他们，没有作出反应，只是为自己的联合和协作进行微弱的努力。巴黎日益成为欧洲的共同市场，一切从世界各地涌入和汇集在那里：各国的商人、歌星、银行家、外交家、贵族、艺人都来到这里，德国人也变得空前之多。口味、情趣、语言——全都变了。富丽堂皇，庸俗奢靡，以及珠宝钻石、黄金白银的价值，代替了从前的审美观念；服装和首饰不是表现爱好和趣味，而是显示它们的价格和拥有者的支付能力。人们不断谈论的是利润、赌博、地位和资金。妓女取得了夫人的风度。女子教育落到了意大利从前的水平。

“帝国，帝国……这便是罪恶和灾难的根源……”

不，原因更为深刻。

“陛下，您患了癌症。”安东马基25 说。

“我得的是滑铁卢症。”拿破仑一世回答。

要知道在这里，两三次革命流产了，它们生下的是不足月的死婴。

法国之所以小产，是因为它过早也过于匆忙地进入分娩期，想用剖腹产帮助胎儿降生，还是因为它对丢掉脑袋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丢掉思想却毫无准备？是因为它把革命变成了一支军队，而给人的权利洒上了圣水，还是因为群众蒙昧无知，革命也不是为农民进行的？

3.噩梦26

光明万岁！

理性万岁！27

俄国人由于附近没有大山，总是说：“家神压得我喘不出气。”这也许更准确。真的，好像什么人掐住了我的脖子，梦是清楚的，但非常可怕，呼吸困难，又特别需要呼吸，脉搏加快了，心脏跳得剧烈而急促……仿佛有什么在追赶你，但跟在你背后的既像是人，又像是鬼，而在你眼前闪动的是早已忘却的影子，它们使你想起另一些岁月，另一个年纪的事……到处是深渊，是峭壁，一失足就没有救了；你飞进了黑暗的空间，不禁失声大叫，你惊醒了……从梦魇中醒来，额上淌着汗，呼吸急促，你赶紧走到窗口……清新的曙光照在院子中，风把迷雾吹向一边，你闻到了花草树木的香味，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依然是我们人间的一切……于是你安心了，对着早晨的空气深深呼吸。

……前几天我也好像给家神压得喘不出气，但不是在梦中，是在白天，不是在床上，而是在书中，当我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时，我几乎脱口喊叫：“理性万岁！我们平凡的、人间的理性万岁！”

老人皮埃尔·勒鲁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尊敬和爱戴的，他给我送来了最后一本作品，要求我务必读一下，“至少读读正文，注解等以后什么时候读都成”。

“《约伯记》，五幕悲剧，以赛亚著，皮埃尔·勒鲁译”。28 这不仅是翻译，也是对当代问题的应用。

我读了全部正文，忧郁和恐惧压在我心上，我要寻找窗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什么经历培育了这样的头脑，这样一本书？诞生这么一个人的祖国在哪里，它和他的命运又是什么？只有伟大的心灵才会这么如醉如痴，这是漫长而曲折的发展的结果。

这本书是疯狂的诗人的呓语，他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事实和概念，希望和形象，但已失去了意义；他还保存着感觉、回忆、程式，但没有保存理性，即使它还存在，也只是为了后退，为了分解成它的各种因素，从思维走向幻想，从真理走向玄学，从推论走向神话，从知识走向启示。

到了这里已无路可走，接着出现的只能是强直性昏厥状态，皮蒂娅29 或萨满教巫师的神灵附身，伊斯兰托钵僧的癫狂跳跃，桌子的无意识旋转30 ……

革命和魔法，社会主义和塔木德31 ，约伯和乔治·桑，以赛亚32 和圣西门，纪元前的1789年和纪元后的1789年——一切都融和在希伯来神秘哲学的熔炉中了。从这些牵强附会、互相排斥的结合中能产生什么呢？人只有在这种无法消化的食物中病倒，丧失对真理的健康感觉，对理性的热爱和尊重。这个老人被远远地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原因何在呢？他本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充满着激情和爱心，为弱小的弟兄们发出过浸透愤懑和同情的震撼心灵的呼声。我还记得那个时期。我们在40年代总是称他“红色的彼得”33 ；总是热情洋溢超出分寸的别林斯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红色的彼得成了我的基督。”可就是这位导师，这个发出过生气勃勃、振奋人心的声音的人，经过十五年在泽西岛上的流放生活之后，带给我们的却是《萨马列茨海滩》和《约伯记》34 。他宣讲的是灵魂的轮回转化，他是要在另一个世界中寻找出路，对这个世界他已失去信心。法国和革命欺骗了他；他想在彼岸世界中建造自己的神殿，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欺骗，而且什么也没有，正因为这样，它为幻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许这是一种个人的病态表现——一种特异的反应？牛顿有自己的《约伯记》，奥古斯特·孔德也有自己的精神错乱症。35

也许……但是你拿起第二本、第三本法文书，它们依然是《约伯记》，全是使头脑糊涂，使胸口感到压抑的东西，这该怎么说呢？它们使人急于寻找光明和空气，它们带有心灵混乱和精神不健全的痕迹，仿佛迷失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用个人的癫狂来解释了，相反，应从普遍瓦解中寻找局部现象的原因。我正是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杰出人才中看到了疾病的迹象。

这些巨人无所适从，开始陷入了重重的梦乡，沉浸在漫长而狂热的期待中，日常的痛苦和刻不容缓的心情使他们感到困倦，他们在半睡眠状态中讲着胡话，希望我们，也希望自己相信，他们看到的是真实，而现实生活只是噩梦，转眼就会消失，特别是在法国。

他们悠久的文化中取之不尽的财富，他们蕴藏丰富的理论和形象，在他们的头脑中闪烁，但是正如海上的磷光，并不能照亮什么。在开始到来的大动乱面前，一股旋风把两三个世界的残余卷到了这儿，送进了那些伟大的头脑中，但是它们没有结合为一个整体，没有联系，没有科学。他们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言语走向言语，从一种矛盾走向另一种矛盾，从对立走向对立的统一，但没有解决问题；符号被当作了存在，愿望被当作了事实。他们有的只是伟大的理想，却没有实现理想的手段和明确的目标，那是没有完工的图样，并不彻底的思想，暗示，概数，预言，装饰音，壁画，阿拉伯花纹图案……法国从前所夸耀的严密体系，他们没有，他们也不想探索真理，因为它在现实中是这么可怕，在它面前他们背转了脸。虚假而牵强的浪漫主义，华丽而浮夸的辞藻，使他们对一切单纯而健康的事物失去了兴趣。

比例消失了，前景是虚假的……

谈论灵魂在星球上的旅行，谈论让·勒诺36 的天使村庄，谈论约伯和蒲鲁东，蒲鲁东和死去的女人的对话，这还没什么；把人类的整个一千零一夜归结为一则寓言，为了对莎士比亚的爱和尊敬，把金字塔和方尖碑，奥林匹克山和《圣经》，亚述和尼尼微都堆在他的身上，那也没什么。但是把这一切硬塞进生活中，弄得人目迷五色，不辨真假，以便造成幻觉，仿佛在耻辱和深渊的边缘上，“幸福已在眼前，希望即可实现”，那么叫人能说什么呢？把过去的荣誉涂在腐烂的伤口上，把松弛的面颊上的梅毒斑点说成青年人的红晕，那叫人又能说什么呢？

在堕落的巴黎面前，在它最不值得同情的一个时期，当它穿上华丽的号衣，为外国地主的慷慨解囊沾沾自喜，在世界市场上饮酒作乐时，一个老诗人却对着它顶礼膜拜。他向巴黎欢呼，说它是人类的指路明星，世界的良心，历史的头脑，要它相信，战神广场的市集是民族友好和世界大同的开始。37

让浅薄的、渺小的、自满的、傲慢的、爱好奉承的、骄纵的一代陶醉在赞美中，支持空虚而退化的儿孙们的自满情绪，用天才的颂扬掩盖他们鄙陋而没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巨大的罪恶。

把现代巴黎打扮成救主和世界的解放者，让它相信它的堕落是伟大的，它实际上并没有堕落，这无异是要树立神圣的尼禄、神圣的卡利戈拉、神圣的卡拉卡拉的形象。38

区别只在于塞内加们和乌尔比安们是执政和掌权的39 ，而雨果是在流放中。

除了谄媚以外，概念的模糊，意向的混乱，理想的幼稚，都是令人吃惊的。走在前面领导别人，自己却待在黑暗中，对光明并无热烈的向往。大家谈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但是怎样改造，改造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皮埃尔·勒鲁的彼岸世界中，在维克多·雨果的此岸世界中，同样是不清楚的。

“在20世纪它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它将是伟大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国家，富裕的国家，思想深刻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对其余一切人类充满同情的国家。它将表现出大姐亲切高尚的风度。

“这个给世界带来光明的中心，这个作为人类的模范工场，世界各国建设的模式的国家，它的心脏和头脑便是称作巴黎的地方。

“这个城市的唯一缺点是：谁掌握了它，世界就会从属于他。人类得跟着它走。巴黎是为整个地球存在的。不论你是谁，巴黎是你的主人……它有时走错路，看不清事物，分不清好坏……从全世界的意义说更坏的是，它有时失去了方向盘，只得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现实的巴黎似乎不是这样。我不相信这个巴黎，这是幻影，然而在强大的曙光面前，短暂的、渺小的黑影是不足为虑的。

“只有野人才怕暂时的日蚀。

“巴黎是燃烧的火炬；燃烧的火炬有自己的意志 ……巴黎正在清除自身的一切污秽，它已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废除了死刑，把断头台送进了拉罗凯特监狱40 。在伦敦有绞刑，在巴黎却不再使用断头台了。如果再在市政厅前面竖起断头台，它将遭到石块的攻打。在这种环境中行刑是不可能的。剩下的事只是把城市所废除的东西从法律中加以废除！

“1866年是民族冲突的一年，1867年是它们会面的一年。巴黎博览会是全世界的大集会，进步车轮上的一切障碍、制动器、刹车都被铲除了，打得粉碎了……战争不可能了……为什么要展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难道我们不知道战争已经死了？在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一天，它已经死了，只是像鬼影一样在徘徊；伏尔泰和革命再一次杀死了它。我们不相信战争。所有的民族在博览会上和睦相处，所有的民族汇集在巴黎，来到了法国；大家知道，有一个太阳的城市……必须爱它，祝贺它，让它永远存在！”41

民族的概念在博爱中化为乌有，自由证明人类已进入成年时期，雨果为此感动不已，呼喊道：“啊，法兰西，再见吧！你太伟大了，不再仅仅是祖国；应该与成为女神的母亲分手了。再前进一步，你就会消失，取得新的面貌；你这么伟大，很快就会没有了。你将不再是法国，你将成为全人类。你不再是一个国家，你将成为全世界。你注定了要化成万丈光芒……勇敢地挑起无限的重担吧，像雅典成为希腊，罗马成为基督教王国一样，你法国也将成为整个世界！”

我读这几行时，面前正放着一份报纸，一篇天真的通信这么写道：“目前在巴黎发生的一切，不仅对当代人，而且对未来的几代，都有重大影响。人群聚集在博览会上饮酒作乐……一切国界都消失了，到处灯红酒绿，在饭店和私人住宅中，尤其在博览会上，全都这样。各国国王的到来终于使大家欣喜若狂。整个巴黎成了欢乐的酒神节宴会。

“昨天（6月10日）狂欢达到了顶点。当戴王冠的人们在金碧辉煌的王宫中欢饮时，群众聚集在周围的街道和广场上。在河滨一带，在瑞华利街上，在卡斯蒂利翁街上，在圣奥诺莱街上，按照各自的方式欢宴的群众达到三十万。从马德莱教堂到杂耍剧院，人们都在疯狂地唱歌跳舞，不拘礼节地饮酒；到处是敞篷大街车，张灯结彩的公共马车和搭客马车，拉车的马疲惫不堪，受尽了折磨，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林荫道上慢条斯理地行走，几乎无法前进。这些马车上也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但大多是躺着，男男女女，横七竖八，拿着酒瓶，用欢笑和歌声与行人互相唱和。咖啡馆和饭店也拥挤不堪，吵吵闹闹；有时从叫喊和歌声中会传来马车夫的粗野咒骂，或者酗酒者友好的争吵……在大街上，在小胡同中，都可见到死一般醉倒在地上的人，连警察也似乎无事可干而不见了。”那篇通信最后写道：“我从未在巴黎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尽管我已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是在街上，或者照法国人说的，“在阴沟里”，至于在灯火辉煌的宫廷内……在这些耗费了几百万法郎的节日中，情形怎样呢？

帝国欢庆活动的官方记事人这么写道：“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上，各国的君主直到两点左右才离开……马车无法准时到达，也无法把八千人送走。时间一点钟一点钟过去，客人困倦得再也支撑不住，夫人们坐在一级级楼梯上，还有的干脆躺在大厅的地毯上，靠在仆人和守卫人的脚边睡着了，先生们为了找她们，踢马刺钩住了她们的花边和衣饰。当人们逐渐离开后，已看不到地毯，到处是枯萎的花朵，压坏的项链，丝绸和花边、网巾和薄纱的碎片，这都是被刀柄、军刀和肩章等等扯下的。”

可是暗探却躲在帷幕背后窥视着，把大喊“波兰万岁！”的人抓住，当作小偷送交法庭，而法院经过初审和复审判了他们徒刑，因为他们妨碍暗探执行公务，不让暗探用拳头揍他们和非法逮捕他们。

我故意只提一些细节——显微镜分析比割下的一段尸体更能说明机体的腐烂程度……

4.但以理们42

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当战胜者和战败者的第一阵恐怖和震惊过去之后，一个代表良心谴责的、忧郁枯槁的老人站了出来，向“秩序”的保卫者们发出了阴森的抨击和诅咒，他们为了这秩序，不问姓名枪杀了千百个人，不经审判流放了千万个人，在巴黎宣布了戒严。在诅咒的檄文最后，他转向人民说道：“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

这便是拉梅内。他几乎被捕，但是他们怕他的白发，他的皱纹，他那老泪纵横的眼睛；这双眼睛不久就要闭上了。

拉梅内的话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过了二十年，另一些忧心如焚的老人带着自己严峻的檄文登场了，他们的声音消失在沙漠中。

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能发生作用，但他们的心情使他们不能不讲。这些在放逐和流亡中彼此隔绝的正义法庭的法官和但以理们，作出了一致的判决，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不会执行的。

他们忧虑重重，明白“阻碍伟大曙光到来的渺小乌云”并不这么渺小；这历史的周期性偏头痛，这革命之后的酒醉状态，不会很快过去，并把这讲了出来。

埃德加·基内在日内瓦的大会43 上说道：“在古代专制统治最坏的时期，除了统治者，万马齐喑，这时有的人为了向堕落的人民直言不讳地讲几句真话，离开了自己的沙漠。

“我在沙漠中生活了十六年，现在我也要打破这死一般的沉默，我们的时代已习以为常的这种沉默了。”

他从自己的山顶上带来了什么消息，以什么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他是为了要向自己的同胞们（法国人不论讲什么，始终离不开法国）大声疾呼：“你们没有良心……它死了，给踩在强者的脚跟下，变得无声无息了。十六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但没有找到！

“在古代世界的皇帝统治下也是这样。人的灵魂消失了。人民在帮助自身的奴隶化，向它鼓掌，既不感到痛心，也不感到悔恨。人类的良心消失时，留下了空隙，它可以在一切中感到，如现在这样，为了填补这空隙，需要一位新的上帝。

“谁能在我们的时代填平新的专制统治挖出的深渊呢？

“代替横遭摧残的、被肃清的良心而出现的是黑夜，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从哪里寻找援助，向谁求援。一切都在导致我们的堕落：教会和法庭，民族和社会……大地沉寂了，良心沉寂了，人民沉寂了；权力随着良心死了，统治世界的只是强权……

“……你来是为了什么，你要在这片废墟中寻找什么，寻找废墟吗？你回答，你要寻找和平。你从哪里来？你在倒塌的权力大厦的瓦砾堆中迷了路。你要寻找和平，你错了，这里没有和平。这里只有战争。在这没有光明的黑夜中，民族和种族必然互相碰撞，彼此无谓地厮杀，执行束缚他们的头脑和手脚的统治者的意志。

“人民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深刻堕落时才可能前进！”

老人给孩子们丢下了几朵鲜花，免得画面太可怕。大家对他鼓掌。即使这时，他们也并不理解他们干了些什么。过不几天，他们便与自己的鼓掌背道而驰了。

这些阴森的话在日内瓦大会上发出前两个月，在瑞士的另一个城市，旧时代的另一个流亡者44 写了下面这些话：

“我对法国不再有信心。

“如果它将来还能复兴，建立新的生活，摆脱对自身的恐惧，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不可能从这么深刻的堕落中重新崛起。我不指望奇迹。被遗忘的制度可能重新诞生，但人民中被扼杀的精神不会复活。不公正的天意也使我不敢期待这种安慰，它为了补偿流亡者的贫困生活，对他们作了慷慨的许诺，然而这些希望和信心始终只是镜花水月。我所经历的一切留给我的只是一些教训、痛苦的失望和不可医治的疲劳。我的心冷了。我不再相信权力，也不再相信人类的正义和健全的理智。我心如死水，像进入了坟墓。”

吉伦特派的梅尔西埃45 一只脚已踏进棺材，在第一帝国垮台时说道：“我苟延残喘只是为了要看看，这最后会怎么结束！”马克·迪弗莱斯接着道：“我连这话也不能说，我没有特别的好奇心，不想知道帝国的史诗结局会怎样。”

老人只能转向过去，怀着满腹悲伤把它指给退化的后人看。他不能理解现实，他觉得陌生和反感。在他的隐修室中散发着坟墓的气息，他的话使人毛骨悚然。

一个人的话和另一个人的文章，都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听着它们，读着它们，法国人没有觉得“心头发冷”。许多人还公开表示愤怒：“这些人使我们丧失力量，产生绝望情绪……我们能从他们的话中找到出路和安慰吗？”

法官的责任不是安慰，是谴责，在没有觉悟和悔改的地方揭露罪行。他的任务是唤醒良心。法官不是先知，他手中没有可以给未来提供安慰的救世良药。他与被审问者一样，也属于旧宗教。法官代表它纯洁的、理想的一面，而群众代表它不稳定的、不全面的实际应用。法官谴责时，实际上不得不对理想作出批判；他在保卫它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片面性。

不论埃德加·基内还是马克·迪弗莱斯，确实都不知道出路何在，只是在号召向后转。他们看不到它，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背对着它。他们属于过去。旧世界不光荣的结局使他们愤慨，于是他们拿起拐杖，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骄傲自满、扬扬得意的群众的酒宴上，对他们说道：“你们抛弃一切，出卖一切，你们什么都无所谓，唯独不能容忍真理，你们没有从前的智慧，也没有从前的尊严，你们失去了良心，你们已落到了最底层，不仅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毫无知觉，而且处在那种地位还大言不惭，要做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者；你们戴的是战争的花冠，却企图给自己插上和平的橄榄枝。如果可能，快清醒吧，悔改吧。我们是垂死的人了，我们是来号召你们悔改的，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杖对付你们。”

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退却，离开了自己的旗帜，便想用那些话惩罚他们，让他们回到从前的阵营中，但是办不到。为了团结他们，需要新的旗帜，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像异教的高级僧侣，为了捍卫没落的圣像，不惜撕破自己的衣衫。但不是他们，而是受迫害的拿撒勒人46 宣告了新生和未来世界的消息。

基内和迪弗莱斯哀悼自己的神庙——人民代表制度的神庙遭到亵渎。他们哀悼的不仅是在法国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严，他们还哀悼它失去了先进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帝国不制止德国的统一，他们担忧法国落到次要的地位。

至于为什么他们所不信任的法国应该占有首要地位，这个问题他们一次也没考虑过……

马克·迪弗莱斯愤怒而又谦逊地说，他不理解新的问题，即经济问题，而基内在寻找自己的上帝，要让他来占有良心失落后留下的空间……但他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却没有认出他，让他走上了十字架。

附言勒南47 那本谈“当代问题”的书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注解。他也为当代忧心忡忡。他明白，事情很糟。但是多么可怜的治疗方案！他看到病人的梅毒已到了晚期，却劝他好好学习古典著作。他发现除了物质利益，人们内心已对一切无动于衷，为了拯救这种心灵，他用自己的唯理主义编制了一种宗教——没有真正的基督和神父，而是以禁欲为中心的天主教。他给头脑筑起了一道戒律的、或者不如说健身的篱笆。

也许，他书中最重要和大胆的一点，是对革命的反应：“法国革命是伟大的实验，然而是不成功的实验。”

然后他描绘了一幅图画，在那里从前的一切政治设施（它们一方面虽然具有压迫性，但对驾驭一切的集权统治发挥了对抗作用）被推翻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保障的软弱的个人站在压迫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和原封未动的教会面前。

你不能不怀着恐惧想到这国家和教会的结合，它正在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致教会甚至要限制医学的发展，从唯物主义者手中拿走医生的文凭，依靠参议院的决定来解决理性和启示的问题，就像罗伯斯庇尔用法令规定“最高存在”48 那样，用法令来规定“自由意志”。

教会攫夺教育权的日子眼看就要到来，那时将怎样呢？

在反动时期幸存下来的法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外国人面前的地位越来越不利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么忍受委屈，而且向谁忍受呢？主要是德国人。不久以前，一个过去的德国流亡者和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家当着我的面发生了争论。德国人毫不留情。在从前，德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总是特别宽容——他们尊重英国人，同时相信他们有些怪僻，因此不论他们的话多么荒谬也可以不予计较；至于对法国人，那是出于喜爱，也是为了革命感激他们。现在这种优待只适用于英国人了，法国人已落到了人老珠黄不值钱的地步，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魅力正在减少，已不足以迷惑别人了。

从前，对法国以外的一切一无所知，陈词滥调的发言，表面华丽的装饰品，哭哭啼啼的感伤情调，盛气凌人的刺耳声音，夸张的字眼等等，都是可以原谅的，现在却不允许了。

德国人扶正眼镜，拍拍法国人的肩膀，说道：

“唉，我亲爱的、非常亲爱的朋友，用这些老生常谈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观察和理解是不成的，这些话我们早已背熟了，你们已向我们反复讲了三十年，正是它们妨碍你们看到现状。”

“但是不论怎么样，”文学家说，显然想结束谈话，“亲爱的哲学家，你们还是在普鲁士的专制政权面前低下了头；我完全理解，对于你们，这是手段，普鲁士的统治只是一个阶段……”

“这正是我们与你们的不同，”德国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走的是一条困难的道路，我们一面憎恨它，一面向必要性低头，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目标；而你们仿佛已完成了航程，到达了得救的港口，对于你们，这不是阶段，而是结局——何况大多数人爱好这种状况。”

“这是死胡同，死胡同。”文学家闷闷不乐地说，改变了话题。

不幸他提到了朱尔·法夫尔49 在科学院的演讲。这惹怒了另一个德国人，他忿忿地说道：

“算了，这只是空洞的漂亮辞藻，您居然喜欢这种废话？虚伪，违背科学，违背一切真理；谁也不会对着苍白的库辛50 念两小时这种颂词。关他什么事，要他来保卫官方的唯灵论？你们以为，这种反对派立场能拯救你们吗？这只是些修辞家和诡辩家，而且这演说和答谢的整个过程多么滑稽，似乎对前辈必须这么歌颂一番，这全是中世纪卖弄空洞辞藻的玩意儿。”

“啊，好啦！您忘记了传统和习惯……”

我有些可怜文学家……

5.光点

然而在但以理们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光点，它们暗淡，遥远，但仍在同一个巴黎。我们谈的是拉丁区，学生和教师退守的阿文蒂尼山51 ，这些人忠于1789年的伟大传统和百科全书派，忠于山岳派和社会运动。他们那里保存着第一次革命的《福音书》，诵读着18世纪的《使徒行传》和教父的书信；他们熟知马克·迪弗莱斯所不了解的伟大问题，像最初几世纪的修士们幻想上帝之国一样，幻想着未来的“人类乐园”。

志士仁人们不断从这个拉丁区的小巷子里，从这些简陋的房屋的四层楼上，走去参加斗争和宣传，然后牺牲（大部分是精神上瓦解，小部分是肉体的死亡）在那个异端的地区，即塞纳河的对岸。52

客观真理在他们一边，一切正义和符合实际的理解在他们一边，但仅此而已。“真理迟早将战胜一切”。但我们想，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且也不一定。自古以来，对大多数人而言，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为了使理性受到欢迎，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3 必须使它变成漂亮的女演员，赤身露体站在大众面前。我们要对人们发生作用，就必须看到他们的梦，而且比他们自己看得更清楚，而不是像证明几何图形一样向他们证明我们的思想。

拉丁区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的卡尔都西会或卡马尔多利会54 ，这些修士怀着对博爱、仁慈的信念，主要是对上帝之国即将降临的信念，离开热闹的市区，走进了深山。这时在它们的墙外，骑士们和佣兵们正在烧杀抢掠，鞭打农奴，奸淫妇女……但随后到来的却是另一个时代，那里既没有博爱，也没有基督的再临55 ；接着这也过去了，但卡尔都西修士们和卡马尔多利修士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风俗温和一些了，抢劫的方式变了，强奸有了代价，掠夺按照法令条例进行了；然而上帝之国仍没有到来，不过它是必然要到来的（卡尔都西修士们这么相信），预兆已越来越清楚，越直接；信念使修士们不致绝望。

每逢残缺不全的自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每逢社会堕落一步，每逢倒退加深一步，拉丁区都要抬起头来，在自己家中小声唱《马赛曲》，把制帽戴端正，说道：“这是必然的。他们终将走上绝路……这越快越好。”拉丁区相信自己的航向，勇敢地绘制“真理之国”的图样，要与“现实之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皮埃尔·勒鲁相信约伯！

维·雨果相信博爱的博览会！

6.出兵之后56

“神父，现在是您的事了！”

（腓力二世对宗教法庭庭长说。）

《唐·卡洛斯》57

这句话正是我要向俾斯麦说的。58 梨子熟了，没有这位大人，事情就办不了。公爵，不必客气！

对发生的一切，我并不奇怪，我也没有权利奇怪——我早已在大喊：“当心，当心！……”我只是警告，这是难受的。它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屈服。一个人可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痛风症发作了，他会疼痛；此外，他也可能预感到它会发作，但没法防止它；尽管这样，它发作时，他照样会疼痛。

我可怜那些我所爱的人。

我可怜那个国家，我亲眼看到了它的第一次觉醒，而现在我看到它在遭受蹂躏和侮辱。

我可怜这个马泽帕59 ，他挣脱了一个王国的桎梏，却落进了另一个王国的手掌。

我可怜自己，因为我说对了，我预见了事物的轮廓，仿佛我因此参与了这件事。我对自己生气，正如孩子由于晴雨计预告了暴风雨，破坏了他的散步计划，感到生气一样。

意大利像一个家庭，那里刚发生了罪恶的阴谋，可怕的灾难降临了，暴露了罪恶的秘密；那里刽子手的屠刀曾横行一时，有的人被送到苦役犯的船上……大家义愤填膺，无辜的人感到羞愧；准备奋起反抗。大家为无力的复仇愿望感到痛苦，无能为力的憎恨折磨着他们，削弱了他们。

也许，出路就在附近，但是靠理性不能看到它们；它们取决于偶然条件，取决于外部环境，蕴藏在国境以外。意大利的命运不在它自己手里。这是最难以忍受的一种耻辱，使人不得不想起不久前的亡国地位，那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软弱感。

相隔不过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12月底，我在罗马写完了《来自彼岸》的第一篇文章60 ，违背它的精神，卷进了1848年的浪潮中。我那时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贪婪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发生过一件留下永恒的深沉创伤的灾祸，内部还没有过良心的谴责，外部还没有受到恶毒的诬蔑。我怀着毫无根据的轻松心情，凭无限的自信，张足满帆，迎着风浪愉快地划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帆一张张收拢了！……

加里波第第一次被捕时61 ，我在巴黎。法国人不相信他们的军队会入侵。当时我遇到过社会各阶层的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和教士们大叫大喊，要求干涉，但并不信以为真。在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个著名的法国学者，与我告别时，他说道：“我亲爱的北方哈姆雷特，您的幻想是这么构造的，您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因此您看不到与意大利打仗是不可能的；政府知道得很清楚，为教皇打仗会使思想界的人一致反对它，要知道，我们终究是经历过1789年的法国。”最早的消息，我不是读到的，是看到的，那就是从土伦派往契维塔的军舰。62 另一个法国人对我说：“这是军事调动。事情永远不会发展到打仗，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沾染意大利人的血。”

但事实却是需要。拉丁区的几个年轻人提出了抗议，他们被关进了拘留所，就法国而言，事情到此已结束了。

多谢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内阁的阴谋诡计，惊魂不定的、鲜血淋漓的意大利一再让步。但是张牙舞爪的法国陶醉在胜利中，它得寸进尺，不可阻挡；除了血的行动，还运用了强硬的语言。

这些强硬的语言在帝国赢得了一片赞美，最凶恶的敌人也向它伸出了手——正统派方面以波旁王朝的老辩护士贝里耶63 为代表，奥尔良派方面以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老费加罗64 梯也尔为代表，都与它握手言欢了。

我认为鲁埃65 的话是历史的自白。在这以后，谁还不认识法国，他一定生来就是个盲人。

俾斯麦伯爵，现在要看您的了！

你们，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上帝的最后的侍者，最后的莫希干人，放下你们的手休息吧。现在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已做完你们的事。现在把你们的位置让给愚昧和血腥的杀戮吧，欧洲将在这屠杀中灭亡，或者葬送在反动的逆流中。你们和你们那百把个共和主义者，你们的志愿兵，你们那两三箱走私的武器，能干什么呢？现在，已有千万人来自这儿，千万人来自那里，他们都带着针发枪和其他杀人武器。现在将血流成河，血流成海，尸积如山……到处是疾病，饥馑，大火，废墟。

啊！保守主义先生们，你们甚至不喜欢二月那样的苍白的共和制度，不喜欢糖果店老板拉马丁带给你们的太甜的民主制度66 。你们也不喜欢禁欲主义的马志尼，英雄主义的加里波第。你们只喜欢秩序。

那么让你们得到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吧……

你们怕社会革命，那么让你们得到芬尼亚人67 的火药桶和导火线吧。

究竟谁是傻瓜呢？

1867年12月31日于热那亚

1  引自夏多布里昂的《阿邦塞拉奇末代王孙的奇遇》。

2  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1855年起任外交大臣。

3  普希金的《努林伯爵》的主人公。在这诗体小说中，普希金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了一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地主贵族的日常生活。

4  当时比利时驻伦敦总领事。

5  法国政治家，当时任法国驻英大使。

6  波兰贵族流亡者，他与拿破仑亲王（拿破仑一世的侄儿）有较亲密的友谊。

7  我第二次被允准进入巴黎是在1858年，那是因为马·卡·雷海尔病了，我通过罗特希尔德的帮助取得了这许可。但后来马·卡的病痊愈了，我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前往巴黎。两年后，法国领事馆向我宣称，由于我当时未去巴黎，因此这批准已经失效。——作者注

8  我得着重指出“先生”这词，因为在我被驱逐时，巴黎警察局写到我时始终称我为“该人”，而拿破仑却在便条中写了“先生”这词，而且没有简写。——作者注

9  见《圣经·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与原话略有出入。

10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乞乞科夫的描写。

11  指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关于拿破仑三世讲的话。

12  拉布莱（1811—1883），法国政论家，在讽刺小说《巴黎和美国》中，借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攻击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方针政策，但这些批评都没有越出当局所允许的范围。

13  法国新闻记者，1866年在报上撰文赞扬奥地利敢于在普奥战争中对抗普鲁士，批评法国容忍普鲁士的扩张政策。

14  米赖斯为法国金融家，1861年因投机活动被判刑，这成为当时法国政界的一大丑闻。

15  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发生在法国的政治运动（得名于巴黎儿童不顾当局禁令在街上玩耍的投石器），它前后经历了十多年，但大多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政府行动和派别活动，目的是抑制王权，削弱专制统治。

16  俄国的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将军。

17  拿破仑一世称自己的军队为“伟大的军队”。

18  拿破仑一世的幼弟日罗姆·波拿巴住在罗亚耳宫，拿破仑三世住在杜伊勒里宫。

19  法国新闻记者，年轻时接近蒲鲁东，1852年后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拥护者。

20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作，目的在于迫使工人离开市区，并使街道不适于建造街垒，又便于调动军队。

21  原指使重伤者免受痛苦而给予的致死的一击。

22  指1858年颁布的《社会治安法》。

23  埃斯皮纳斯（1815—1859），法国将军，拿破仑三世的亲信，1858年起任内政大臣。

24  即费奥多尔·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著名诗人。1865年3月，他在巴黎遇见赫尔岑以后，向他谈了这里讲的那件事。

25  安东马基（1780—1838），科西嘉医生。1819年起在圣赫勒拿岛作拿破仑的医生，写有《拿破仑最后的时刻》一书。

26  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大山（阿尔卑斯山）造成的压抑感或恐怖感”，即噩梦。

27  引自普希金的诗《酒神之歌》。

28  《约伯记》是《圣经》中的一篇，记载富翁约伯的经历和上帝对他的考验，但作者不详，这里把作者定为以赛亚只是勒鲁个人的看法。所谓“五幕悲剧”，也只是勒鲁对该书的形容。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勒鲁是借该书阐述自己的思想。

29  古希腊特尔菲地方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和女巫，常以阿波罗附身的方式宣示预言。

30  西方唯灵论者经常玩弄的一种所谓通灵活动。

31  《塔木德》本是注释和讲解犹太教律法的一部文献，被犹太教奉为经典。这里是泛指一般的犹太教哲理。

32  《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书》记载了他的言行。

33  “勒鲁”在法文中含有红色之意，法文的皮埃尔相当于俄文的彼得。

34  勒鲁因反对拿破仑三世，于1851至1869年流亡国外，住在泽西岛及格恩济岛。1863年出版了他的一本神秘主义著作《萨马列茨海滩》。

35  牛顿在晚年陷入了神秘主义宗教思想中，曾花许多时间研究《圣经》中的《启示录》，并对它作了注解。孔德晚年也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企图建立新的人道的宗教。

36  12世纪左右的一个法国诗人，生平不详，作品也不多，只有残本流传。皮埃尔·勒鲁曾在《约伯记》中与勒诺讨论来世问题，又借约伯和蒲鲁东等的对话发挥了灵魂转世的思想。

37  1867年在巴黎战神广场举办了法国的第一次国际博览会，规模巨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赫尔岑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市场”即指此而言。“老诗人”指雨果，雨果这时虽尚未正式回国，但已得到拿破仑三世的赦免，他为博览会写了《巴黎》一文，作为博览会导游手册的序言。

38  尼禄、卡利戈拉和卡拉卡拉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暴君。

39  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及政治家，曾任皇储尼禄的教师，尼禄亲政后又成为尼禄的重要大臣。乌尔比安（？—228），罗马法学家，皇帝卡拉卡拉的重要大臣。

40  巴黎关押死刑犯人的监狱，建于1830年。

41  这几段和下面的一段话都是从《巴黎》一文中摘录的。

42  但以理是希伯来先知，《圣经》中有《但以理书》，这里是指诅咒和预言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的人。

43  指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自由同盟成立大会。和平自由同盟由雨果和加里波第等人发起组织，系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团体。

44  指马克·迪弗莱斯（1811—1876），法国政论家，蒲鲁东的追随者，拿破仑政变后流亡国外。下面的话引自他在苏黎世写的《1789年至1815年战争与和平权力史》的序言。

45  梅尔西埃（1740—1814），法国剧作家，拿破仑一世执政后，始终持反对立场，1814年去世时，拿破仑已垮台。这里引用的他的话是迪弗莱斯在序言中讲的。

46  指基督教徒，在《新约全书》中，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是耶稣最早的活动地点。在这里，赫尔岑是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比作拿撒勒人，而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比作基督教出现前的“异教的高级僧侣”。

47  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思想上反对唯物主义，政治上反对第二帝国，认为知识分子应作为“精神堡垒”，用人道主义来反对专制暴政。1858年他发表了《当代问题》一书，赫尔岑认为这是作者“既不像奴隶，又不像自由人的枯燥的道德说教”。

48  罗伯斯庇尔创立的共和国宗教的主神。1794年5月由国民议会用法令颁布确定，并规定6月8日为“最高存在节”，罗伯斯庇尔本人担任最高祭司。

49  法夫尔（1809—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186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发表了对前辈哲学家库辛的颂词，内容充满了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

50  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时最著名的折中主义思想家。

51  罗马的七山之一，在纪元前五世纪罗马共和国初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常撤退到这里，以此为据点与贵族周旋。

52  拉丁区在塞纳河西岸，而巴黎的主要活动区是在东岸。

53  1793年，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巴黎于11月10日举行了理性节的庆祝活动，由歌剧院的女演员扮演“理性女神”，身披代表国旗的三色衣衫。理性节的倡议人之一便是阿纳卡西斯·克洛斯。

54  天主教的两个修会，均设在山谷中，提倡苦修。

55  按基督教的说法，基督再临便是黄金时代的开始，见《新约全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56  1867年，加里波第为解放罗马，统一意大利，再次进攻罗马，教皇已岌岌可危，拿破仑三世乃于10月底出兵意大利，帮助教皇对抗加里波第，导致了加里波第的失败。

57  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引文见该剧最后一场。

58  指拿破仑三世的出兵罗马为普鲁士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59  马泽帕（约1644—1709），乌克兰哥萨克首领，因反对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带领哥萨克投奔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这里是指意大利摆脱了奥地利，却投靠了拿破仑三世。

60  《来自彼岸》的第一篇《暴风雨前》写于1847年12月底，在这里赫尔岑表现了面对现实的冷静的思考精神，与一位浪漫主义理想家展开了争论。

61  加里波第于1867年9月率领红衫军逼近教皇领地时，意大利王国政府根据拿破仑三世的要求，把加里波第逮捕后，押回了卡普雷拉岛。

62  根据拿破仑三世的部署，法国军队集中在土伦，由轮船运至意大利的契维塔韦基亚，然后于10月30日开进罗马。

63  贝里耶（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63年后进入立法议会，支持拿破仑三世出兵意大利。

64  指狡猾的奴仆，出自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奥尔良派的梯也尔也在立法议会中支持拿破仑三世对付意大利的活动。

65  鲁埃（1814—1884），法国当时的外交大臣，拿破仑三世的亲信。他在立法议会上回答反对派的质问时声称，法国决不允许意大利占有罗马，“玷辱法国和天主教的荣誉”。

66  指拉马丁在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时向人民所作的各种甜蜜的诺言。

67  “芬尼亚人”又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系爱尔兰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其成员亦称芬尼亚人，他们为争取爱尔兰的民族独立，采用过各种恐怖手段。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

啊，多少个水手和船长消失了，

他们高高兴兴踏上遥远的旅途，

走向了这黑暗的地平线……

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逝了……1

维·雨果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一种痛苦的欢悦，那神经质的、也许还是近乎恐怖的欢悦，望着那些人的信，这些人是我年轻时见过，或者虽未见过，但由于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作品而爱过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不久前，我在《雅典娜》上读到卡拉姆津的信，在《图书杂志》上读到普希金的信时2 ，又体验了一次那种感情。整整好几天，他们一直在我眼前，不仅他们，还有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全部处境，在我想起它们的时候，读到它们的时候，都随着这些信一起复活了——还有1812年和1825年，亚历山大皇帝，当时的书籍和服装，也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这些信像在冰雪下度过了冬季的枯叶，令人想起另一个夏季，它那炎热的或温暖的夜晚，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你仿佛又看到了那枝叶茂盛的栎树，看到风怎样把叶子吹到地上，尽管现在栎树已不再在你的头顶喧闹，也不会再像书中那样以它的全部力量使你感到压抑了。信中那形形色色的内容，那无拘无束的轻松语调，那日常的琐事，把写信的人又唤回到我们眼前。

可惜我保存的信不多。我的生活把我吹到了不同的海岸上，不同的土层中，我与许多人发生了关系，但是三次警察的袭击（一次在莫斯科，两次在巴黎）教育了我，我不再保留任何信件。1852年我离开意大利时，打算穿过压制一切的帝国，我销毁了不少我所宝贵的信件，但仿佛为了补偿这一点，我在伦敦又收到了我留在莫斯科的几札旧信。

从1825年起，飞速发展的形势越来越牵涉到每一个人，最后把大家汇集到了共同利益的洪流中。新信仰的建立，热烈的友谊，引起了繁忙的通信，它的发展逐渐演化成了不断扩大的内心自白……一切反映在、残留在信上，而且都是匆匆写下的，也就是没有经过粉饰和美化，一切沉积在那儿，保存在那儿，像变成化石的软体动物，似乎要在将来的最后审判中作证，或者为自己不公正的命运提出指责：“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3 ——仿佛人的衰老是一种罪过。

但我首先要编选的，不是一生中这年轻的、抒情的时期的信件。那留到以后吧。现在我要发表的是十几封信，写信的大多是知名的、我们所爱戴或尊重的人。

伊斯坎德尔

1859年3月1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4 的信

您知道我一向多么爱您和尊重您，因此我说我收到了您的信，心里有多么高兴，您一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这好消息对我说来真是宝贵的收获，多谢上帝，您安然无恙，没有气馁，您还在继续从事您的工作，有时也可以与您交换一些意见。振奋精神，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时间对一切是最宝贵的药物。我们还会见面，还会像从前那样怀着对人类无私的爱讨论哲学问题。现在首先要请您原谅，我收到您的来信后没有立即回信，请不要责怪我。原因在于我的彼得堡之行，这是我几乎没有料到、也没有打算过的，它占去了我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又忙于一大堆琐事，加上我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您不会相信，从我们分别以后，我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经历的各种麻烦和不愉快有多少。莫斯科叫我这么讨厌，也许我会终于决定完全离开它；最低限度，今年夏天从六月起我要住在彼得堡。如果必要，我不得不继续从事我的活动，那么我就得在彼得堡把它继续下去——彼得堡像一个年轻的美人正在发育成长，取代在各方面日益衰老和虚弱的莫斯科。但将来究竟怎样，只有上帝知道，现在我还在莫斯科，不论什么时候，您想到什么，欢迎您写信给我。如果您想与出版界和读者建立什么联系，我乐意作您的中介人。您那篇谈霍夫曼
5 的文章，我收到了。我觉得，您对他的评价是适当的、正确的，但是如果您想发表这篇文章，那么请接受我友好的劝告：它在文字上还太粗糙，需要作些修改，同时，在送审前，应该删除一些语句。如果不进行这些修改，除了它们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哪怕这只是刊物的事）以外，我得问，这些语句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实质，不在于表达方式。如果您相信我，我愿意为您代劳，从政治和文字上负责对您的文章作一些修正，然后把它交给任何一份刊物都行。但未经您的许可，我不便对它作任何改动，当然，在未经修正前，我认为不宜把它交给别人。请您相信，我把您当作兄弟一样，希望您一切顺利，我深信，您目前的处境不会长久，只要您在各方面小心一些即可。我想，您目前也许正处在委屈和愤慨的状态，但是我们谁在生活道路上没有经历过坎坷和不幸呢？多谢上帝，但愿我们只是在青年时期感受到这种沉重的痛苦。以后我们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和态度，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啊！伟大的上帝！我亲自体验过，也仍在体验着这一切，而我还只有四十岁。在二十岁和四十岁之间，一个人的观点和理解会截然不同，距离极大。令兄告诉我，您在研究地理和统计学6 ，这是好事！可惜在历史方面，您那个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关于它只能说：人们生活着，至于谁生活着，为了什么生活，只有上帝知道。然而，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发现，请告诉我。我对俄国历史是深感兴趣的。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讲给您听许多历史轶事。历史正是现在所需要的。看来，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在倒退。我现在的通信处是：莫斯科诺文斯基镇库特林区九受难者教区萨福诺夫院子。恭候回音，并向您致以最尊敬、最忠诚的问候。

尼·波列沃伊7

1836年2月25日于莫斯科

选自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的信8

（一）

亲爱的赫尔岑，我早已非常想跟你谈谈，谈谈这，谈谈那，谈谈你的《关于研究自然的信》9 ，谈谈你的短文《论偏爱》10 ，谈谈你优秀的中篇小说11 ——它显示了你新的才能，在我看来这是超过了你一切旧的才能的（除了你关于哥白尼和雅罗波尔克·沃江斯基等等的小品文）12 ——谈谈你的才能的真正方向和意义，还谈谈其他许多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然而我始终在等着你，有一次由于赫尔茨先生13 的到来，我还空欢喜了一场，因为我以为通报的是赫尔岑先生要见我。最近我听说，你打算走了，不是明年春天，就是明年秋天。那么其余一切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写信给你，不是要谈你，而是谈我自己，谈我本人的事。首先，请你伸出手来，保证这儿所写的一切在得到允许以前，必须在你和你的朋友们之间严格保守秘密。

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已决定脱离《祖国纪事》。这心愿早已存在，但我一直想通过巧妙的方式来付诸实现，这是我的幻想，事实证明它不比马尼罗夫先生14 的幻想高明多少，只是痴心妄想。现在我看清楚了，这一切都是废话，必须采取更普通更困难的、但也是更实际的措施。但首先是理由，其次才谈得到措施……杂志的定期性工作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着我的生命力。通常一个月中的两个星期，我得拼命地紧张地工作，写得手指麻木，连笔也握不住。另外两个礼拜，我像经历了两周的酒神节刚才清醒，便无所事事地游荡，连小说也懒得读。我的头脑，特别是记忆力衰退了，好像被压在堆积如山的俄国语言文学的垃圾和尘土下了。很清楚，我的健康损坏了。但是我并不厌恶工作，那篇长文《谈科利佐夫的生平和作品》是我在病中写的，我工作得很愉快。有个时候，我几乎在三周中写下了整整一本可以付印的书，这工作对我是甜蜜的，我为此感到愉快，欣慰，心情舒畅。因此，对我有害的、不能忍受的，只是定期的杂志工作，它使我头脑僵化，健康恶化，性情烦躁，何况我本来抑郁不乐，常常要为一些小事生气；但不是例行公事式的工作，却是我所喜爱的，对我有益的。这是第一个，也是首要的原因……

到复活节，我要出版一本大型的不定期丛刊15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一篇小说。屠格涅夫给了我一篇小说和一首长诗。涅克拉索夫给了我一篇诗体幽默作品（《家》，在这方面他是个老手），帕纳耶夫16 是一篇小说；这已经有五篇了，第六篇我自己写；我还打算向迈科夫17 要一首诗。现在我向你提出，请你给我一篇小说或者一篇真实的故事！18 如果除此以外你还能给我点轻松的、幽默的、适合报刊的东西，不论是有关生活、俄罗斯文学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我都欢迎！当然，我要的不仅是轻松的作品，因此我也请格拉诺夫斯基写一篇历史文章，只要内容具有普遍兴趣，又以文学笔调出之即可。不论如何，请转告青年教授卡韦林19 ，他是否可以提供这类文章。他寄给了我他的讲稿的第一部分（我为此对他非常感谢），它写得好极了，它的基本观点是俄国历史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与西欧历史的个性截然不同，这是个天才的见解，他的阐述也引人入胜。如果他能给我一篇文章，根据他的讲稿简单扼要地阐明这个思想，那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我自己也预备写一篇文章，谈谈现代诗歌的意义。20 这样，我就有了小说，幽默作品，诗歌，以及内容严肃的文章，可以出一本很好的丛刊了。现在谈谈你的小说。你在写《谁之罪》的下篇吗？如果它像上篇那么好，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哪怕你在写另一部新作，而且写得更好，我也还是宁可看到《谁之罪》的下篇。安年科夫21 定于1月8日动身。他在柏林会与库德里亚夫采夫22 碰头，也许他也会给我一篇小说。安年科夫可能会寄给我旅途随笔之类的东西。我打算与奥利兴23 出版科利佐夫的诗；他负责出版，利润对分，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到夏季再说。到复活节我可以完成俄国文学史的第一部分24 。只要能度过开头的一段时间，我知道，以后就会好一些；我的工作可以轻松、愉快一些，而收入即使不能增加，至少不致减少。与你握手，并盼立即赐复。

维·别

1846年1月2日于圣彼得堡

（二）

亲爱的赫尔岑，你的立即复信使我无限感谢，这正是我翘首以待的。按照你的想法做吧。但是对你的新小说我恐怕指望不大了。丛刊必须在复活节前出版，时间不多了。现在已准备送审。我们的审查官不多，他们要管的事又太多，因此处理原稿总是拖拖拉拉；可以供你写新小说的时间看来很短，甚至没有。同时，丢下旧的不去完成，另写新的，会把两者都搞坏。

关于博特金25 谈西班牙的信，没什么要说的；当然，你们寄来好了。安年科夫在八日走了，带走了我最后的欢乐，以致现在我的生活几乎已没有欢乐可言……

唉，兄弟们，我的健康不妙——很糟！有时各种无聊的念头都会钻进我的头脑，例如，留下妻子和女儿无衣无食，多么可怕等等。在去年秋天得病以前，跟现在相比，我真可算得大力士了。现在我在椅子上转个身都会累得喘不出气。

半年、甚至四个月的出国疗养，也许还能使我渡过危机，安然无恙地活上五六年。26 贫穷不是罪恶，可是比罪恶更坏。穷人是不值钱的，他应该学会自己鄙视自己，他像贱民，甚至没有权利得到阳光。杂志的工作和彼得堡的气候葬送了我。

1846年1月14日于圣彼得堡

（三）

你真叫我说不出的高兴，我没有理由再担心丛刊没有你的作品了，因为你把《偷东西的喜鹊》完成了，会及时寄给我。然而我还是难过和惋惜我不能得到《谁之罪》。这样的小说（如果第二部和第三部不比第一部差的话）是难得有的，它将在丛刊中成为压卷之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剃掉的络腮胡子》一起赢得读者的赞赏，这是丛刊的出版者不仅在醒时，甚至在梦中也不敢指望的事。好像有个小鬼在用这篇小说逗我，尽管与它分开了，我还是不能忘记它，总在编织一些美梦，如：我重新刊载它的第一部并发表其余部分，以此开始我的丛刊……这样，丛刊赢得的热烈彩声一定会超过（1）小偷，（2）傻瓜，（3）恶棍……27

卡韦林的文章会很好，对此我深信不疑。它的思想（一部分也包括卡韦林阐述这思想的风格）我是知道的，这已足以使我对这篇文章抱有不同寻常的期望了。

然而，不要以为我不重视你的《偷东西的喜鹊》；我相信，它是优美而充满机智的，按照你的风格而言，这也一定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作品；但是在《谁之罪》以后，不论你拿出什么作品，只要是不如它的，你都会成为无辜的罪人。如果我不把作为人的价值看得与你作为作家的价值同样大，或者甚至更大，我也会像波将金在《旅长》上演后对冯维辛说的一样28 对你说：“赫尔岑，你可以死了！”但是波将金错了，冯维辛没有死，他还写出了《纨绔子弟》。我不想犯错误，我相信，在《谁之罪》以后，你写的作品仍会使大家不禁要说：“他是对的，他早已应该写小说了！”这是你应得的荣誉，尽管是句笑话，你是当之无愧的。

你写道：“格拉诺夫斯基可以寄上他的讲稿”，既然可以，为什么不寄？原因在哪里？收到了索洛维约夫29 的文章，我不胜高兴，请你代我谢谢他。

1846年2月6日于圣彼得堡

（四）

你写道，我脱离杂志，你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应该高兴；问题不仅在于健康，在于生活，也在于我的智力。要知道，我的头脑正在一天天变得迟钝。记性坏了，脑子给俄国书报弄得乱糟糟的，可是手还得不停地写，对一切发表些老生常谈，官样文章。涅克拉索夫的《在大路上》非常出色，他还写了几篇这么好的作品，而且会写得更多；但他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替杂志做苦工。我理解这一点。休息和自由不能教会我写诗，但能像过去一样给我提供条件，让我好好写作。你不了解这种处境。没有《祖国纪事》我也能生活，也许还会生活得更好，这是很清楚的。我头脑中有不少计划和设想，如果我忙于别的事，它们就永无实现之日；我现在有了名声，这已经够了。

你的《偷东西的喜鹊》带有传奇性质，但叙事手法高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话是美妙的，充满犀利的智慧。我只担心一点：全部禁止发表。我得设法疏通，尽管心中很少把握。医生的笔记30 的构思是出色的，我相信你会成功地处理这题材。《丹尼尔·加利茨基》31 是一篇切实的、引人入胜的论文。关于卡韦林的文章没什么说的，这是杰作。这样，你们这些懒散而不认真工作的莫斯科人，结果比我们彼得堡的快速作家贡献更大。谢谢你们！

至于我的丛刊究竟是大象还是利维坦32 ，那么是这样的。丛刊的成功根本不能依靠《在大路上》那样的诗篇。《穷人》33 ，这是另一回事，那是因为人们早已在议论它了。人们先得买书，然后才读书；在我们这里，先读后买的人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人也不会买丛刊。请相信我，在《彼得堡文集》的购买者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喜欢《读巴黎的娱乐活动》34 这篇文章。我不能冒险，我必须有确实把握，能一举成功，必须像俗话所说的能把庄家的钱赢光。一本丛刊刚售出，忽然第二本又出现了，买书的人已经不信任它。你得给他们新东西，他们不喜欢重复，可是我除了你和米·谢35 ，还是那些老名字。只有丛刊销售得差不多了，卡韦林的文章才能帮助它终于成功，首先，它的题目只能叫人害怕，大家会说：“这是谈学问，枯燥无味！”这样，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部分小说上，寄托在书的不可思议的厚度上。相信我吧，我不会错，你们莫斯科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你们能够写好书，编好书，但无法打开销路，在这方面你们得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我们请教。

我只知道一本书对彼得堡和莫斯科甚至是不用做广告的，那就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这样的书全俄国只有一本！

可怜的亚济科夫36 遇到了可怕的不幸——他的萨沙死了，这是个出色的孩子。可怜的母亲几乎发疯，乳汁仿佛冲进了她的头脑，她已有些语无伦次。两岁的孩子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的女儿才八个月，可我已经在想：“如果你注定要死，为什么不在半年前死去！”母亲生孩子多么不容易，教他走路多么不容易，让他出牙齿又多么不容易，还有喉炎，麻疹，猩红热，百日咳，腹泻，便秘等等，死亡始终在与生命争夺他，如果生命胜利了，那么孩子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文官或武官，小姐和太太。忙忙碌碌就为这个！多么可笑和可怕！生活充满可怕的笑料。可怜的亚济科夫！

如果我不去国外，就不离开这儿。我早已失去了热烈的希望，因此很容易放弃一切办不到的要求。我很想与米·谢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和敖德萨；但是我的家在彼得堡，我不能丢下它一个夏天，可是让它去加普萨尔，便得增加一倍开支。

不过我还在考虑。倘若你在4月来，那就再好没有了。

1846年2月19日于圣彼得堡

（五）

我收到了卡韦林的文章的最后部分，《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米·谢的片断回忆，最后，还有梅利古诺夫37 的文章。一切都很好，一切完美无缺。卡韦林的文章是俄国史学史划时代的著作，是对我国历史作哲学研究的开始。他对伊凡雷帝的看法令我兴奋不已。我出于某种本能，对伊凡雷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印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我的观点。38

《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是一篇杰作，此外我暂时还不能说什么。关于你的才能，见面时我有不少话要对你说，你的才能是不可小看的，如果你一年写不满一本书，你应该为你懒惰的手指被绞死。米·谢的片断是美妙的。读它时，我好像在听作者谈话，那么娓娓动人，又那么才华横溢。我非常喜欢梅利古诺夫的文章，我为它非常感激他。我尤其喜欢前半篇，还有那个红光满面的老将军，他把苏沃洛夫、拿破仑、威灵敦和库图佐夫都称作小家伙。总之，这篇文章中包含不少回忆录的意味，你读着它仿佛已置身于另一个美好的时代中，使你不由得静静地思索。你在信上提到了卢利耶39 的文章，这不坏；最好请格拉诺夫斯基也写点什么。纯文学的东西，我现在已很多了，不想再要，因此要是还有两篇学术性文章，那是很好的。我的丛刊将取名为“利维坦”，预定在秋季出版，但必须在日内送审，立即付印才成。

关于跟米·谢旅行的事，我大概会去。钱已讲好，一旦到手，我马上写信通知你。我把家人送往加普萨尔，那儿的别墅气候条件好，对妻子的医疗也极有利。不论白天黑夜，我仿佛看到，一辆旅行马车已停在米·谢的院子中，这不是索洛古布的那种旅行马车40 。我们像圣徒一样！坐上马车，向南行驶四千俄里，一路上睡觉，吃饭，喝酒，欣赏两旁的风景，什么心事也没有，不用写文章，甚至不必为书评栏读一本俄国书——这对我比穆罕默德的天堂更好，也用不到仙女，让她们统统滚蛋吧！

我必须知道，米·谢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作好充分准备。到时候丛刊能印好十五页即可，其余没有我也成（我会把它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等我回来，书已印成，我便在10月把它发出。41

你好，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你的回来终于不再是神话了42 。我对你很生气，要狠狠骂你，至于为什么，请你问赫尔岑。现在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飒爽英姿，并用勒阿第列尔香槟酒为你干杯，我的兄弟，这是多么好的酒啊！向萨京和你们所有的人问好。

1846年3月20日于圣彼得堡

（六）

昨天已在给你写信，预备今天写完，但现在我把它扔在一边重新写，因为收到了你的信，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我承认，我已开始感到不安，担心我的南方之行（那是我梦中也在想望的）又要横生枝节了。这次旅行可能给我带来的利益，何必你多说呢？我自己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为了健康，也是为了生命。道路，空气，气候，懒散，合法的闲暇，无忧无虑，新鲜事物，这一切加上米·谢这样的旅伴，单单想到这事，我就觉得精神一振。我的医生（很好的医生，虽然不是克鲁波夫）对我说，根据病情，这种旅行比一切药物和一切治疗都好。那么，米·谢的旅行决定了，我现在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了。除非发生什么没有预料到的意外事故，我不会改变主意；为了防备万一，我得日内即去驿站预订座位。昨天我就是这么写信给你的，以便你尽早通知我，米·谢究竟去不去，以及动身的确切日期。正因为这样，你今天的信使我高兴极了，我再也不能偷懒，得马上坐下来写回信，尽管图奇科夫43 星期二便走。你能给我五百卢布，这也是你的信使我特别高兴的地方。只是这些钱你不必寄来，可以等我到了莫斯科给我，这简单一些，也少些麻烦。这样，我的钱够我和我的家度过夏天了；也许还够我回到彼得堡花一个月，至于以后，那以后再说吧，一切听其自然！我们这些人是贱货，即穷人，不过不是骗子，有时我们还是相信机会、依靠运气的好。此外没有别的法子，如果这种作风可以害人，那么它有时也可以救人。

好吧，我的兄弟，多谢你给了我《谁之罪》的插曲44 。它使我终于相信，你是我国文学中一个伟大人物，不是一知半解者，也不是偶然涉猎者，不是无事可做才干这个的。你不是诗人，解释这一点是可笑的；但是要知道，伏尔泰不仅在《亨利亚德》中，而且在《老实人》中，也不是诗人，然而他的《老实人》可以与许多伟大艺术作品一起流传千古，至于许多并不伟大的作品，那么它不仅超过它们，而且还会继续超过它们。艺术气质使智慧融化在天资中，融化在创造性幻想中，因此作为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这种人是大智大慧，非常聪明的，可是作为一般的人，他们却是无知的，几乎是愚昧的（如普希金和果戈理）。你的天性主要是思维型的，理智型的，因此相反，天资和幻想融化在活跃而强烈的思维能力中，这思维能力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倾向，它不是外来的，不是强加的，而是你的天性所固有的。你的智力太丰富了，丰富得使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么多的思维活动；你的天资和幻想也很丰富，但不是纯粹的、独立的天分，那种全凭自身形成的、把智力作为低等的、从属于它的因素加以利用的天分，不，你的天分（只有鬼才知道）从你的气质而言，是一种变种，或者螟蛉子，正如智慧之于艺术气质一样。我无法讲得更清楚，但我相信，你会比我更理解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有思考过这问题），你能向我说得更清楚而明确，使我不禁喊道：“对了，就是这么回事！”有的智慧纯粹是思辨性的，对于它，思维几乎纯粹是数学，具有这种智力的人，如果从事诗歌，他们写的东西往往是寓意作品，越是聪明，越显得晦涩难懂。枯燥的、哪怕是潮湿而温暖的智慧与平庸相结合，产生的也只是石块和木柴，就像瑞亚用来代替孩子拿给克洛诺斯的东西一样。45 但是在你身上，你既有活跃而强烈的智慧，又有一种特殊的天分，至于它是什么构成的，我说不清，但问题在于我比你愚昧好多倍，而艺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对我比对你渊源更深；我的幻想压倒了智力，从这一点看，这方面的那种独特天分在我身上，应该比在你那里多一些（从一件事便可知道，如你读康德的书，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有时连读你那些哲学文章也觉得头痛），而我这种独特的天分却不多不少，正好符合需要，足以理解、评价和爱好你的天分。这种天分与艺术天分一样，也是必要的、有益的。如果你在十年中能写出三四本书，内容充实一些，规模大一些，你就是我国文学中的大人物，不仅会进入俄国文学史，而且会进入卡拉姆津的历史中。你可以对当代生活发生强大的、良好的影响。你有自己的特色，模仿它正如模仿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是困难的。你可以像果戈理小说中的“鼻子”46 一样说：“我就是我自己！”切实的思想和它们的天才的、生动的体现是了不起的事，但只有在这一切与作者的个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像火漆上盖的印与这个印本身一样关系紧密时，才是那样。你的成功便取决于这一点。你的一切都是独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连缺点也不例外。但正因为这样，你的缺点往往变成了优点。例如，你个性强烈，喜欢讲挖苦话，这应该说属于你个人的缺点，但是在你的小说中，这类表现却往往十分出色。写吧，老弟，尽量写得多一些，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事业；你的这种天分，如果让它湮没无闻，你是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的。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和涅克拉索夫已拿到4月26日驿车的车票。

维·别

1846年4月6日于圣彼得堡

（七）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亲爱的赫尔岑，为此我对你非常感谢。关于第一点47 ，我完全相信你，只是你别忘了预先安排一下，免得在路上我们错过见面的机会。

我的旅途印象48 其实根本谈不上是旅途印象，正如你那些《研究自然的信》根本不是对大自然的研究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所获得的印象，有多少是可以形诸笔墨的。因此，我的旅途印象只是文章的框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借用这名称。这方面的内容大多只限于恶劣的天气，以及更加恶劣的道路而已。

我要写的是：一，关于俄国的戏剧，它的状况糟糕的原因，以及舞台艺术在俄国迅速而彻底没落的原因。这方面我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别人和我都已讲过的，但应该对这问题作详尽的考察。米·谢在卡卢加，在哈尔科夫，都演出过，目前在敖德萨演出，也许还要在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辛菲罗波尔，以及鬼知道什么地方演出。我看了不少戏，既看排练，也看演出，在演员中挤来挤去。除此以外，米·谢还热心地为我解释，提供事实，因此一切显得新鲜，深刻。

二，在哈尔科夫，我读了《莫斯科文集》49 。萨马林50 的文章显得聪明，尖刻，甚至咄咄逼人，尽管作者是从温和与恭顺51 这些不值得称道的原则出发，而且涉及了我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但他多么聪明而尖刻地抨击了索洛古勃的贵族色彩！这使我相信，斯拉夫主义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聪明的、有才能的、实事求是的人。然而霍米亚科夫……我让他来触犯我试试——我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三，我还没拜读先科夫斯基52 的谩骂，但他给我的文章提供了新材料，我很感激他。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是报刊上的小品文，杂拌儿，拉拉杂杂什么都有，只是搀了一些论辩性的热情而已。

在卡卢加我遇到了伊·阿克萨科夫。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斯拉夫主义者，可是这么出色，好像从来没有当过斯拉夫主义者。一般说来，我碰到了胡说八道的谬论总会想，在斯拉夫主义者中间确实也有正派的人。我想到这一点不免难过，但是真理先于一切！

我的健康有了好转。我精神好些了，身体明显强壮了，但是咳嗽照旧，似乎还不肯离开我。从6月25日起，敖德萨天气热了，但从30日起又凉爽了一些，不过仍很暖和，以致夜间穿了夏季的衣服还得出汗。我正开始读但丁的书，那就是说，洗海水澡53 ，血流向胸口，整个早晨我都得咯血，医生吩咐暂时停止洗澡。

有一件事很糟。我收到妻子的最后两封信是在哈尔科夫，是5月22日和27日寄的，在两封信中，她都抱怨她心情不愉快，还在发烧；可从那以后直至目前，我没再收到她一个字，不知她现在怎样，真叫我担忧！否则现在什么也不做，我可以很愉快。

索科洛夫54 是个好小伙子，但是沾染了外省的感伤主义；因此你在信上对他只字不提，几乎使他痛哭流涕。啊，外省，多么可怕的东西！敖德萨比其他一切省城还好一些呢，这可以称得是俄国的第三大都会，一个迷人的城市，但这只是对过路人而言。长期住在这儿会闷死。

请向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好。为什么你不在信上谈谈，现在奥加辽夫在哪里喝酒，萨京又在哪里奉承女人？向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好。你怎么从未提过科尔什55 的一句新俏皮话？代我向他一家人问候，但不要对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56 说，我为了得不到家里人的消息，心里很不安，否则她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丈夫，她有了这种看法，那是比科尔什最恶毒的俏皮话更糟糕的。再见。如果你不太懒，那就写信给我吧。

维·别

1846年7月4日于敖德萨

（八）

你好，亲爱的赫尔岑，我现在是在天涯海角给你写信，为的是让你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明朗的世界上，尽管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觉得世界是黑暗的。进入克里米亚草原后，我们看到了三种新奇的生物：克里米亚山羊，克里米亚骆驼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我认为，这是同一种族的不同类别，同一族生物中的三个不同支系：他们的面貌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彼此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是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唉！哪怕在鞑靼人那里，真正的、根本的、东方宗法制斯拉夫主义的特点，也在狡猾的西欧的影响下有些摇摇欲坠了。鞑靼人大部分头上披着长发，可是胡子却剃光了57 ！只有山羊和骆驼还保持着科托希欣58 时代祖先的神圣习俗——它们没有自己的观点，充分的自由和强大的理性在它们看来都比瘟疫更可怕，它们又无限尊重自己的长亲，即鞑靼人，不论他把自己领往何处都可以，却不允许自己问他一声，为什么他不比它们聪明，却可以任意把它们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总之，它们已彻底掌握恭顺与温和的原则，在这方面他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比舍维廖夫及全体可敬的斯拉夫主义弟兄们发出的更为悦耳动听。

尽管那样，辛菲罗波尔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城市；它不在山上，但山是从它开始的，从这里可以望见查特尔山。从灰土蔽天、空空荡荡、给太阳烤干的诺沃罗西亚草原来到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可惜我的痔疮大发作，从上月24日起便开始折磨我，现在才略好一些。

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要你们回想一下《布凯尼翁》或《布凯利翁》59 那本戏，萨京在巴黎看过戏，还向米·谢推荐过，认为戏中的角色对他非常合适。他早已在考虑自己的纪念演出，想及早知道，在这件事上，你们能给他多少帮助。

不！我不是一个旅行家，特别在草原上。你写一封信回家，要过一个半月才收到回信，这简直像充军到了澳大利亚！

等你读到这信时，我大概在回莫斯科的路上了。直到现在，8月份的《祖国纪事》和《读书文库》还没寄到辛菲罗波尔。再见，请代向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好，我还是非常想见到大家，越快越好。

维·别

1846年9月6日于辛菲罗波尔

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带着健康的身体回来，但一定会带着一大把胡子回来——老兄，在这儿胡子长得快极了。

选自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信

（一）

你看了这信也许会说：“又是浪漫主义。”随你怎么说吧，赫尔岑。我依旧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今天我需要与你谈谈。夜这么美好；两点钟前，丽莎60 给我弹了莫扎特的乐曲，我心里觉得这么温暖，这已好久没有了。后来又读了你的《克鲁波夫》！

以前我已听你读过它，但它给我的印象不深，不知为什么。在《现代人》上，它删节了不少地方，但我读得津津有味。你可知道，这是地道的天才作品？我已好久没有领略过它给我的这种乐趣了。伏尔泰当年曾这么嬉笑怒骂，那含有多少温情和诗意；它使我想起你，想起我们在波克罗夫村和乡下家中61 度过的日子，克鲁波夫扫除了我心头的烦恼，我对你感到的不快。我仿佛又听到了你的笑声，又看到你焕发了你全部美好的青春活力。为什么要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这不是你在法国深恶痛绝的吗？62 我对你的大部分信没有回答，因为它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不好的反应。它们隐藏着一种责备，一种令人不快的隐蔽想法，只是有时难免暴露而已。科尔什好像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们没有交谈过这一点。你从前对朋友的嘲笑不会使人生气，因为那是善意的俏皮话；但你信上的嘲笑却伤害了自尊心，影响了更生动和高尚的感情。如果你对我们不满，直截了当给我们写一封责骂的信，不是更好吗？但是你却在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63 的信上旁敲侧击等等，这可不好。你最后一些日子就足以充分证明，索科洛沃村的争吵没有留下痕迹，大家仍保持着对你的爱和忠诚。科尔什在孩子病时仍可以说笑和戏谑，但在送走你时却哭了。难道你不珍惜这些并不廉价的眼泪吗？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可笑的指责，说什么缺乏真诚的爱以及冷漠等等？我们没有写信给你，但难道你从巴黎发出的信是必须回答的吗？我不想跟你争论“布尔乔亚”的真正意义——我在讲坛上已讲得够多了。我是一个极端重视个人的人，那就是说我尊重自己的私人关系，而对你的这些关系最近已变得不太轻松。伸出手来吧，亲爱的！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万岁，它对我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来自你的信。从那里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看到了你的容貌。

我焦急地等着“马利尼街来信”64 ，也等待着你的来信。

请向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代致热烈的问候。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们，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幸福，再见！克鲁波夫再好没有了！向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问好。

1847年于莫斯科

（二）

我的朋友们，X65 答应转交这些信，因此我可以谈谈，不必担心邮政检查。我们的境况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了。西欧的任何运动都会在我们这里引起新的限制措施。告密已司空见惯。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制定法律减少学生人数，根据这法律，任何一所俄国大学的自费生不得超过三百人。这样，大学生的入学得停止两年。在我们这里也许得等到1852年，因为莫斯科大学已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有权招收一百名新生。这种措施连不懂教育的人也会大声反对，因为它剥夺了他们的孩子在这几年内获得大学文凭的权利。贵族学院停办了，其余的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例如，皇村学校和法律学堂便是这样。大学也在所难免。专制制度大声宣告，它不能与教育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会使耶稣会士也相形见绌。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示古代世界虚有其表的美德，阐明历史学家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伟大 ——看来它只有一个不足之处：缺乏遗传性。甚至舞蹈教师也得进行道德说教。可就在这时，彼得堡却一下子发现了三个秘密团体，其中不少是从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关于文学已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安排。有良心的人还能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你不了解我为什么写到钱，这不是某个人的事，这涉及我们所有的人，涉及活动的可能性。我们的处境都千钧一发，每个人的前途不是退职便是去维亚特卡，甚至更远。杂志已几乎绝迹。必须给读者提供书籍，好的书籍，又较易通过审查的；我们的读者不少，其余没什么好做的，可是读什么呢？对这一切可能性都需要资金，那样我们才能有恃无恐，有备无患，它是我们共同的、也是个人的事业……这资金不可能丢失，因为有我们大家，以及它的使用方法作担保。目前它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放着，一旦什么人有重大需要，马上可以支付，要出版什么书，也有了办法。此外，弗罗洛夫66 与我在计划写一本通史。

戈洛赫瓦斯托夫67 在这种事态面前害怕了，提出了辞职，还没有人接替他。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斯特罗戈诺夫68 已完全失宠。对当局说来，这些人都是自由派，连戈洛赫瓦斯托夫也不例外。大概会对彼得堡首先开刀。农奴解放问题给搁在一边了；对工厂工人也采取了措施，实行了严格的监视。人们怨声载道，但是对抗的力量在哪里？困难啊，赫尔岑，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

季·格

1849年于莫斯科

（三）

昨天我们得到了伊·帕·加拉霍夫69 逝世的消息。正直的人又少了一个。前几天在莫斯科传出了你去世的谣言。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不过为什么你不能死呢？要知道这并不比别的事不可思议，不过目前还好，你还活着。我还可以怀着依恋的心情想念你。关于你已死的谣言，是你给叶戈尔·伊万诺维奇70 的信引起的，你在信上谈到伊·屠71 传染了霍乱，人家把你们混为一谈了。加拉霍夫死前给你的信谈过许多事，你是否可以找出一些最有趣的信给弗罗洛夫。这是他对你的要求。

跟你们两人握手，也拥抱你们的孩子。我不想再教他们历史，这不值得。他们知道的已经够了，这毫无用处的东西，太蠢了。今年夏季很好，我为冬季准备了不少活动。我打算少想些问题，少绞些脑汁，我身体很健康，但心灵恐怕很难恢复健康。再一次与你们握手。

你们的格拉诺夫斯基

1849年于离莫斯科

二十俄里的伊林斯科村

（四）

我的朋友们，利用这机会与你们匆匆谈几句。一个好心的德国人愿意把我的信捎给你们，他过几小时就得动身。

除了梅利古诺夫讲的一些零星消息以外，我们对你们几乎一无所知，你们从西班牙回来了吗？今年打算住在哪里？……

……如果你这儿的朋友可以去拜访你，他们一定会去，而且会给你带去不少你所不认识的人。不仅我们，你的老朋友们，对你仍怀有充满友情的回忆。我不得不把你留在我这儿的相片全部（除了巴黎的一幅）分给各个年轻人。也有坏蛋在咒骂你，但那都是没有头脑、心地不良的人。

你的书寄到了72 。我读了它们，既高兴，又感到痛苦。你有这么大的天才，可是你不得不与我们隔绝，用别国的语言讲话，这对俄国是多么大的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不能同意你对历史和人的看法。它也许可以为海瑙73 这类人开脱罪责。对于你在文章中所表现的这种人类，对于这种贫乏而无效的发展，是不需要高尚的英雄人物的。每个政府都可以根据你的观点惩办革命者，因为他们的揭竿而起是无益的，不能带来任何效果。

直到现在你所写的一切都充满了智慧，但是它们流露了一种厌倦情绪，这与生动活泼向前发展的形势是脱节的。你太孤独了。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你有条件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你的天才中一切曾经在俄国活跃过的、足以引起大家同情的东西，在外国的土地上似乎消失了。你现在是为少数人，那可以理解你的思想、不致为此感到屈辱的少数人在写作。我的几个熟人很快就要出国，他们会给你捎来我的长信
74 ，我要在那里详细说明一切，也可能还要谈谈你的两本书。

我有过去参观伦敦博览会的机会，但它只是一闪而过，很快消失了。

我们大家都问候你们。丽莎病得很重。紧握你们俩的手。

季·格于1851年春

（五）

自从上次听到你生动的谈话到现在，又几年过去了。复信是不可能的。你这儿所有的朋友头上都笼罩着乌云，它刚散开一点。但前途还是难以乐观，虽然生活轻松了一些。

你写的东西，有些也几经曲折，极端秘密地传到了我们这儿。你的朋友们怀着爱和忧虑，贪婪地阅读了它们。我们过去共同的青年时代，我们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它们的字里行间依然隐约可辨。我们有过不少抱负，可是命运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呢？这里最令人不满的是《尤里节》75 。为什么你要向彼得扔石块？他是根本不应该受到你这种指责的，因为你引用了不准确的事实。我们越是生活得久，彼得的形象在我们眼前便越是高大。你与俄国隔开了，对它生疏了，它对你已不再这么亲切，这么可以理解。你看到了西欧的罪恶，便倾向斯拉夫人，准备向他们伸出手去。你要是生活在这儿，你的话就会不同了。但必须怀有强烈的信念与爱，才能对斯拉夫种族中最强大有力的因素的发展前途保持一定的希望。我们的水手和士兵在克里米亚慷慨就义；可是在这儿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生活。

关于你的作品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希望影响我们的观点，就不要发表索科洛夫斯基的诗歌那样的东西。76 它会使许多人感到不快，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同意书中的观点，对它表示满意的。总之，应该多多想到你的读者，提防不准确的事实，在这方面你常常难免失策。

但是公事谈得够了，现在谈谈私事。我们的希望又苏醒了，也许什么时候又可与你见面，紧紧地、兄弟般的握手了。也许过一年吧。从我们分手以来，我们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多么深重的忧患和损失啊……

……对你说什么呢？在你朋友的圈子中，大家还保存着对你的鲜明回忆。当时机到来，现在分离的我们重又聚首时，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会谈论得比所有别的人多。我们会在哪里见到你呢？……但愿不在这里！

你的格于1854年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的信77

听说您还记得我，还爱着我。谢谢您。我也常常想到您，从心灵和思想上为世界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分开、也许永远分开，感到惋惜。如果您能与欧洲的某个民族结为一体，用它的语言讲您心中要讲的一切，那么您还是幸福的。我觉得，最好您能运用自如地掌握法语。这事相当容易，有许多优秀的范例可以借鉴，此外，任何别的语言都无法这么恰当地表现当代的事物。然而，放弃祖国的语言毕竟是不好受的，何况您对它运用得这么生动熟练。不论怎样，我深信，您不会一事不做，闭上嘴巴，这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俄国人却不如科托希欣，那太可耻了。

我为您那几行著名的话感谢您。也许，您不久就得对这个人再讲几句话了，当然，您不会讲人云亦云的话，您表达的是共同的思想。这个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死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如果我讲得不错，那么正因为这样，它是比前者危害更大的。请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我讲得不太合适。

我大概已不久于人世，看不到人间的种种变化了，但我真心相信死后的世界，我深信，我还可以从那儿像现在这么爱您，像现在这么怀着对您的爱看到您。再见。

1851年7月26日于莫斯科

选自皮·约·蒲鲁东的信78

（一）

您遭到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儿79 ，我们为此深感悲痛。我们所有的朋友委托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衷心的同情，真诚的关切，以及对您始终不渝的爱。

这样看来，我们不仅要作为有思想的人，为这些思想承受内心的痛苦，不仅要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感受良心的不安……而且灾难还会一个接一个跟踪我们，使我们作为儿子的感情受到损害……从另一方面看，灾祸也像幸运一样，总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当您进一步仔细审视时，它们的联系就很清楚，您会看到，正是那驱使我们关进监狱、走上流放之路的压迫力量，在用饥饿和疾病从另一方面折磨我们。

二十年前，我的兄弟，一个年轻的士兵，自杀了——他的连长是个骗子，他不愿给他当帮手，他便想尽办法折磨他，弄得他只得一死了事。我的父母很早死了，生活把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得应付苛捐杂税，忍受所谓衙门的一切欺压。

一个农民，儿子给抓去当兵，家产给捐税等等盘剥一空，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找不到出路，您则注定了要在各国到处奔波，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使一部分人葬身海底，您与那个农民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完全知道，我们有多少家人，包括父亲方面的和母亲方面的，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望的深渊，一辈子忍受着新老奴隶制度的各种蹂躏。您可以相信，这一切内心的痛苦记忆，在我投入斗争的时候，都曾对我发生过重要作用。您遭遇的不幸，加深了我的创伤，使它比任何时候更疼痛了；这种安慰尽管于事无补，徒然令人伤心，但是这新的仇恨（损害）将永远不会从我灾难的记录中消失。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度过这些苦难的岁月，与我们的敌人斗争到底；让我们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言论，扩大和加强这愤怒的一代，对于这一代人，我们是不能靠爱和家庭生活使他们得到幸福的。

我自己也是父亲，而且快第二次当父亲了。我的妻子用自己的乳汁养活了孩子，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成长。我知道，父爱是怎么样一种难以分割的感情，它每时每刻都在内心反复不断地培育下成长。在两年中，我总是感到，把我们与这个小家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如何牢固，不可割断，好像它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和终结，原因和目的。由此您可以理解，您的不幸在我心头引起了什么反应。

我为我们的巴枯宁痛哭的眼泪还没有干80 ，突然又得到了这轮船失事的消息。我从未想到会出这种事，前几天写信给夏尔-埃德蒙81 时谈到您，我还出于一贯的讽刺挖苦拿您开玩笑。但今天这灾难使我悲痛万分，啊，凭我们流过的眼泪和血，我有权向压迫力量要求清算一切……啊，这么多的灾难，我简直不敢希望生前能得到偿还，只能像赞美诗作者一样呼号：谁能按照你给予我们的，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他便是有福的！

是的，赫尔岑，巴枯宁，我爱你们，你们始终在我的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颗铁石般的心。在俄国人，在哥萨克（请原谅我用这说法）（？！）那里，我找到了更多的良心，更多的决心和毅力。而我们这些退化的叫喊者今天在暴力面前摇尾乞怜，明天如果掌握了权力，又会变成残忍的迫害者。

然而一切在崩溃，沉积，一切在颤动和准备战斗，浪在升高，眼看就会淹没反动势力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在乡村中，在原野上，到处出现了可怕的复仇，无形的敌人在烧毁粮仓，砍倒森林的大树，消灭野禽，发出威胁，有时还在步兵的刺刀和骑兵的军刀面前实施这种威胁。

啊，我的朋友们！快拭干你们个人不幸的眼泪吧，时间即将到来，如果理性不能最终把它推迟，如果它不能给人间带来平静，但它一旦到来，您将看到的事物会使您的心像石块一样坚硬，您将对自身的灾难再也无所感觉！握您的手。

皮·约·蒲鲁东

1851年11月27日于圣佩拉吉82

又，我正打算封上这信时，米什莱也来通知我。他已知道您的不幸。我们又一起悲叹了一会儿。我与他谈到了许多关于俄国和波兰的事，还谈到了耶稣会士，谈到了革命和您的小册子。83 从欧洲的一头到另一头，一切有良心的人都能彼此理解……但是要提防一些特殊的小团体（阴谋集团）和伪装的预言家……

（二）

您14日的信直到18日才转到我这儿，当时我正忙于工作，手头堆着不少事。我无法更早给您回信。

利用这不多的空闲，我得衷心感谢您，在您着手您的《俄国评论》84 时没有忘记我。我想，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共同的希望和同样的憧憬。从欧洲的一边到另一边，同样的思想像闪电一样照亮着一切自由的心灵。不必交谈，不必通信，我们所希望的或不希望的是一样的——我们彼此是合作者。我现在无法给您写文章，但今天不能，明天会可能，不论如何，不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希望成为《俄罗斯之星》的名誉编者之一。85

我们的景况非常困难！现在您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政府身上，我却相反，我注意的是被统治者。在抨击压迫者的专制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抨击解放者的专制？您看见过什么比人民的代言人更容易走向暴政的吗？您有时不觉得，受难者的偏执精神正如迫害者的狂暴作风一样讨厌吗？专制主义之所以难以根除，正在于它依靠的是自己的对抗者——我得说，自己的竞争者的内在情绪，因此真心热爱自由的作家，真正的革命之友，往往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打击指向哪里——指向压迫者一伙，还是指向被压迫者的背信弃义。

您是否相信，例如，俄国的专制统治仅仅是依靠暴力，依靠皇朝的阴谋诡计维持的？……您认为，它在俄罗斯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没有隐蔽的基础，秘密的根源？86 您是我认识的最坦率的朋友之一，我得问您，那些给欧洲的民主主义承认或推举为自己的领袖的人，您看到他们的弄虚作假，他们的马基雅弗利主义，难道不会愤怒，不会失望吗？您会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分裂；但是，亲爱的赫尔岑，对自由而言，是分裂还是背叛更可怕？

我在西欧看到的情形，使我有权推测，将来在我所不知道的东方会发生什么，尽管不论在哪个经纬度上，人还是那么些人。四年来我发现，在毁灭性的事例之后，疯狂的专制主义情绪就会笼罩所有的心灵；群众昨天还被宣布为具有无限的权力，几乎与神明差不多，今天对群众的蔑视却成了普遍观念；把自由作为座右铭的人们现在已在对它发出诅咒；从社会革命诞生之日起一直向它顶礼膜拜的伪君子们，今天却向它发出了嘲笑，把它献给了死神。最后，您可知道，这些昨天被战胜的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向谁发泄怨恨？向暴政，向特权，向迷信？不，向人民（平民阶层），向哲学，向革命……

相信我吧，我的人民！我与他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们像贝特朗·迪·盖克兰和奥利维埃·德·克利松一样结成联盟87 ，为了自由哪怕反对一切生者和死者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支持解放的事业，不论它来自哪里，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要无情地战斗，反对一切偏见，哪怕它们来自我们的同志和弟兄。如果报纸讲的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把波兰应得的权利归还它88 ，仿佛他要实行您的纲领，亲爱的赫尔岑，而这是在西欧为了土耳其与他作战，反对革命的时期。应该把棕榈枝给谁呢？是给高高站在自由的讲坛上、公然轻蔑地对待匈牙利和波兰的英国贵族，还是给开始重建波兰的俄国皇帝？是给诅咒波兰起义的罗马教皇，还是给号召它复兴的异端的沙皇？

仿佛自由又从东方，那野蛮的东方升起了，正从这片奴隶和游牧的野人的国土上向我们发出它的精神生活的光芒，而这是在西方已被市民的利己主义和雅各宾党人的荒谬行径所扼杀了的，这光芒射来时正是粗暴的物质主义比瘟疫和霰弹更凶恶地吞食我们的时候。但我们不幸的军队和俄罗斯民族却在人民和宗教这些崇高感情的吸引下，在对野蛮的憎恨，也许还在对沙皇所许诺的自由的向往中投入了战斗。

历史充满了这些矛盾。

我们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士兵们，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高尚感情和广阔视野的原生质吗？我不知道。铁的纪律已把他们与西方割断；军营精神，渺小的建立功勋的热情，深入了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回来时仍与去时一样，只是教皇和皇帝、罗马和12月2日89 的士兵。

但是“炮灰”没有完成的事，作家的笔可以完成。从黑海、第聂伯河、维斯瓦河的岸边，自由的思想将会前来羞辱革命的故土。它要唤醒关于7月14日、8月10日、5月31日、1830年和1848年的回忆90 。到那时全世界将知道，在克里米亚可望告捷的法国（对我那些扰攘不休的同胞，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假定）是否也能执教育和进步的牛耳……

再见，亲爱的朋友。注意，不要接触和卷入我们的派别纠纷，这是我对您的唯一忠告，但愿它成为您成功的保证。

皮·约·蒲鲁东

1855年7月23日于巴黎昂弗路83号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亲爱的先生：

您关于俄国的革命基础和因素的演说稿，91 已经拜读，它包含许多雄伟的精神和有力的才华，它那悲壮严肃的语调，这是读者不可能不看到，也不可能不予以重视的，不论他们对您的纲领，对您关于俄国和世界的预言，持什么态度。

至于我，我承认，我从来不相信，现在（如果这是可能的）比以前更加不相信，普遍选举权有多大意义，不论它以什么形态出现。如果它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也只是像某些不治之症中的暂时缓解。在我看来，沙皇制度，甚至大土耳其主义，比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它是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计算票数中发展起来的）还好得多（不幸我是这么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说过：“啊，我亲爱的苏尔泽92 ，他不了解这个该死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他讲出了可悲的真理。

我始终尊重您那个辽阔的祖国，它像上天生下的一个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大孩子，它的内在意义还不清楚，但是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意义还不会实现；它具有首屈一指的天赋，那使它的力量远远压倒其他国家的天赋（这是一切民族和一切生物不可缺少的，在它们面临危险时不得不有所表现的）便是服从的天赋，它在别的地方已不再流行，尤其是现在。我毫不怀疑，缺少这天赋，或迟或早将受到纤毫不爽的惩罚，带来彻底崩溃的后果。这就是我对这些革命时代的悲观信念。

尽管我们的见解不同，如果您进城时能到舍间谈谈，我将十分欢迎；我自己也希望在我前往郊外时有机会到乔姆利大院拜访您，与您谈谈各种问题。

真心祝您安好和愉快……

托·卡莱尔

1855年4月13日

于切尔西蔡纳路5号

我给托马斯·卡莱尔的回信如下：93

“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就它们谈几句。

“我从来不是普遍选举权的热烈拥护者。它像一切形式一样，不是必然与某一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好，也可以坏，可以产生幸运的结果，也可以产生完全荒谬的结果。社会主义不属于数学上的加减法，不在于票数的多少，尽管票数能代表合法的数量上的优势。社会主义试图揭示最符合自然的社会制度的规律，并力求按照当前的历史条件行事。

“‘无政府状态’，‘服从的天赋’——这一切十分模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如果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秩序，恣意妄为，破坏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理智决裂，那么社会主义比君主主义更需要与它进行斗争……

“与我们的良心一致的服从的天赋，这是美德。但是斗争的天赋要求我们不服从违背良心的事，这同样也是美德！

“大自然在我们眼里表现为最巨大的、和谐的无政府状态，正因为这样，在自然界一切都有条不紊，自行运转。不言而喻，在这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指没有秩序，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在思想上承认无政府状态，并非表示它已脱离逻辑而独立，但问题在于：我不会由于服从才说2×2＝4。宗教却完全相反，它与君主制度一样，不仅要求理解的天赋，还要求听从和信仰的天赋。

“没有斗争和反抗的天赋，世界便会落到日本的地位上，既谈不到历史，也没有发展……

“使徒保罗说：‘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叛逆的公民，他辱骂过以弗所的狄安娜94 ，还是奔波在阿皮亚大道95 上的鼓动家和公产论者（主张均分财产的人），他之所以被罗马皇帝处死，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服从的天赋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您作为思想家，想必会宽恕我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反驳您，尽管我知道，我的力量与您相比是软弱的。

“只要我来到伦敦，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并向卡莱尔夫人表示敬意。我也非常欢迎能在我偏僻的里士满乡下见到您，以便在当面交谈中继续我们的争论。

1855年4月14日于里士满乔姆利大院”

1  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2  《雅典娜》和《图书杂志》都是在俄国出版的刊物，它们于1858年分别发表了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一些书信。

3  引自《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的旅行》。

4  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的编辑。

5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在俄国有较大影响。赫尔岑在流放时期写了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霍夫曼》。

6  指赫尔岑流放时期在维亚特卡省统计委员会从事的工作。

7  这里提到的那篇文章登载在《望远镜》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它引起了我与波列沃伊的争执。凯切尔根本不知道我已把它寄给波列沃伊，便在《望远镜》上登出了它；为了审慎起见，没有用我的姓名，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我在一篇不准备发表的文章上随便写上的名字。我那时在维亚特卡。
波列沃伊对我很生气，没有了解事实，便写信给我说，严肃的作者不会一稿两投。我复信道，严肃的人还应该有另一些习惯，例如，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才吵架。通信便到此终止了。1840年在彼得堡，他托瓦季姆·帕谢克转告我，为这种事“生气是可耻的”。但那时我根本不再为《霍夫曼》的事生气，这已是《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等等的时期了。——作者注
《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是波列沃伊写的剧本，1840年在彼得堡上演，它标志着波列沃伊开始转向反动和保守立场。

8  我得预先声明，别林斯基的信和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有极大一部分，我认为是不应该发表的。——作者注

9  赫尔岑的《关于研究自然的信》的前六篇当时已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10  赫尔岑当时写的一篇短文，后收入《任性与深思》的第三篇，作为该篇的一节（第4节）。

11  指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

12  指赫尔岑当时写的两篇小品文：《〈莫斯科人〉谈哥白尼》和《〈莫斯科人〉与宇宙》，后者是以雅罗波尔克·沃江斯基的名义写的，而沃江斯基是影射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江斯基的。

13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14  《死魂灵》中的地主，一个梦想家。

15  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筹备出版的大型不定期丛刊，定名为《利维坦》，后因故未能成功，全部稿件移交给了《现代人》。

16  俄国的一个编辑和回忆录作者。

17  迈科夫（1821—1897），俄国纯艺术派诗人。

18  赫尔岑为别林斯基的丛刊准备了《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两篇小说，后来都发表在《现代人》上。

19  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20  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后来写的是《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

21  俄国文学评论家。

22  库德里亚夫采夫（1816—1858），莫斯科大学教授，写过小说。

23  彼得堡的出版商。

24  别林斯基从1841年起即考虑写《俄国文学批评史》，但未完成，写成的各章后来分别发表。

25  俄国文学评论家，他的《西班牙来信》1847年发表于《现代人》上。

26  1846年别林斯基出国疗养的希望没有实现。1847年夏他在萨尔茨堡（属今奥地利）矿泉地治疗了两个月，1848年5月便去世了。

27  原稿上写有：“波戈金——小偷，舍维尔科——傻瓜，阿克萨科夫——小丑”。这几人都编过杂志。

28  波将金是俄国陆军元帅。丹尼斯·冯维辛（1745—1792），俄国剧作家，写有著名喜剧《旅长》等。1770年《旅长》上演，轰动一时，据说波将金看完戏后，对冯维辛说道：“丹尼斯，你可以死了！你不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了！”

29  索洛维约夫（1820—1879），俄国历史学家。

30  指赫尔岑的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1  指索洛维约夫的论文《加利茨王丹尼尔·罗曼诺维奇》。

32  《圣经》中的海上大怪兽，见《诗篇》等（在那里一般译为鳄鱼）。

3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它与《在大路上》等均发表在涅克拉索夫1846年编印的《彼得堡文集》上。

34  帕纳耶夫的文章，也登载在《彼得堡文集》上。

35  即米·谢·谢普金，俄国著名演员，他为别林斯基的文集写了一篇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录。

36  亚济科夫（1803—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早年曾接近雷列耶夫等，中年后脱离进步立场逐渐没落。

37  俄国文学家。

38  在卡韦林的文章中，伊凡雷帝被表现为一个反对世袭贵族、保护平民的人。

39  卢利耶（1814—1858），莫斯科大学的动物学教授，曾由赫尔岑推荐，于1847年参加《现代人》的工作。

40  索洛古布作品中的旅行马车是一种老式马车，既慢又不舒服。

41  这本丛刊始终没有出版，别林斯基放弃了它，用它支持了《现代人》。——作者注

42  指奥加辽夫在1846年3月初回到俄国。

43  奥加辽夫庄园上的邻居，这时他大概在彼得堡，即将回莫斯科。图奇科夫一家与赫尔岑家有很密切的来往，图奇科夫的第一个女儿是萨京的妻子，第二个女儿后来嫁给了奥加辽夫。

44  指《谁之罪》中关于别尔托夫的几章，后来它成为《谁之罪》上篇的第五至第七章。

45  瑞亚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母亲，克洛诺斯的妻子，克洛诺斯因怕自己的儿子推翻他，把他们全都吃掉，但瑞亚生下宙斯，把他藏了起来，用布包了石头塞给克洛诺斯吃，保全了宙斯的性命。

46  见果戈理的小说《鼻子》。

47  即上次信中提到的赫尔岑给别林斯基的五百卢布。

48  指别林斯基打算写的一些文章，但后来没有写成。

49  斯拉夫主义者的刊物，这里是指1846年出的第一集。

50  萨马林和霍米亚科夫都是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在《莫斯科文集》上的文章谈到了索洛古勃的《旅行马车》，涉及别林斯基对该书的评论。

51  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基本特点是温和与恭顺。

52  《读书文库》的编者，他在《读书文库》上批评了别林斯基。

53  舍维廖夫的诗：“在海水中洗澡就像读但丁的诗。”——作者注

54  敖德萨的一个官员，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爱好文学。

55  赫尔岑小组的成员，曾任《莫斯科新闻》编辑。

56  科尔什的姐姐。

57  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男人都留长胡子。

58  科托希欣（约1630—1667），俄国莫斯科罗斯时代的官员。这里所谓“科托希欣时代”指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

59  指法国剧作者贝亚尔和迪蒙诺埃尔写的剧本《布凯龙寻父记》。

60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

61  格拉诺夫斯基提到的家，是我父亲死前我们一起住过的。——作者注

62  这责备指什么，我始终不明白，只得说这是在我出国前女人们的说长道短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曾稍稍提到过，见1858年《北极星》上的《往事与随想》。——作者注
按：1858年《北极星》上发表的那部分《往事与随想》，即第四卷第三十二章。

63  即阿斯特拉科娃，数学教师阿斯特拉科夫的妻子，一个女作家。

64  即《法意书简》的第一部分。

65  原信上写的是科舍廖夫，此人是俄国的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66  弗罗洛夫（1828—1867），俄国文学家，曾参与《祖国纪事》的工作。

67  当时莫斯科学区总监，赫尔岑的表兄。

68  此人曾任莫斯科学区总监，在莫斯科大学中起用了不少进步学者。

69  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70  赫尔岑的哥哥。

71  即屠格涅夫。

72  指《来自彼岸》和《法意书简》的德文本。

73  海瑙（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至1849年曾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地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

74  1851年末，格拉诺夫斯基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它是在巴黎交给我母亲的，后来随着她11月16日的遇难而一起沉入海底了。——作者注

75  赫尔岑的一本小册子。尤里节在俄旧历11月26日，在此前后各一周，农奴有权从一个封建主那里转到另一个封建主家中。但赫尔岑并未在这篇文章中攻击彼得大帝，对彼得提出指责的是另一本小册子《领过洗礼的私有财产》。

76  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
按：这是指1854年出版的《监狱与流放》的单行本。

77  显然是由于赫尔岑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对恰达耶夫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恰达耶夫为此给他写了此信。

78  蒲鲁东以前的两封信，一封写于1849年8月23日，另一封写于1849年9月15日，寄自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它们的主要内容已写入《往事与随想》正文中。——作者注（按：这是指第五卷第四十一章。）

79  指1851年11月16日轮船失事的消息。——作者注

80  关于巴枯宁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去世的谣言，当时传遍了全欧洲。——作者注

81  波兰革命者霍耶茨基的笔名。

82  巴黎的监狱，当时蒲鲁东因抨击路易·拿破仑，被判了三年徒刑。

83  《俄国和社会主义——给米什莱的信》。——作者注

84  指《北极星》。

85  信上这段话曾刊载在《北极星》第一集上。——作者注
按：这是蒲鲁东收到赫尔岑邀请他和其他进步人士（雨果，马志尼，米什莱，路易·勃朗）做《北极星》的特约撰稿人的信后给赫尔岑的复信。

86  这个观点，以及下面几段中提到的关于沙皇的进步作用，东方可以成为人类的救星等等思想，都是赫尔岑所不能接受的，他在回信中简单地谈到了这一点，只是出于对蒲鲁东的尊敬，没有与他展开论争。这说明当时赫尔岑与蒲鲁东的思想差距已很大，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在《北极星》上全文发表这封信。

87  盖克兰（约1320—1380），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他知道，法国当时无法对抗英国，因此避免与英国决战，至1370年，布列塔尼军事领袖克利松与英军统帅失和，倒向法军一边，盖克兰乃与克利松联合，在利摩日与英军展开激战，取得胜利。

88  那时的谣言！——作者注

89  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日子。

90  1789年7月14日——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党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

91  1855年2月26日在圣马丁会堂的发言。——作者注
按：这是赫尔岑把发言稿寄给卡莱尔后，卡莱尔给他的回信。赫尔岑把它用俄文发表在《北极星》上，英文原件已失传。

92  苏尔泽（1720—1779），瑞士哲学家，1763年起在柏林任利德学院院长。

93  这封信在原书中是以附注的形式出现的，在译文中因考虑到它的内容比较重要，特将它移入正文。在这信中，赫尔岑针对卡莱尔的所谓“服从的天赋”，提出了革命的“斗争的天赋”，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94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狄安娜在《圣经》中译为亚底米（阿耳忒弥斯）。

95  古意大利的一条大道，从罗马通往意大利东南部的布林迪西，保罗曾在这一带传教。